现代汉语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27 15:46:03
现代汉语论文篇1
论文摘要：用计算机来处理汉语信息包括“字处理”、“词处理”和“句处理”三个阶段。“句处理”是实现自然语言的处理与理解这一关键性的技术难关。其中遇到的问题比较多：词性的判断；短语、句子的结构分析；歧义现象分析等等，最根本的方法是语言学家尽可能地把语言中的这些现象通过归纳、分析、总结出规律，再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出来，以便利于计算机处理。
用计算机来处理汉语信息，就是汉语信息处理，又称中文信息处理。中文信息处理包括“字处理”、“词处理”和“句处理”。“字处理”、“词处理”分别与汉字和词汇有关，在此主要谈谈“句处理”。
句处理的主要内容是，怎样使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如现代汉语)的句子的意思，又怎样使计算机生成符合自然语言规则的句子。“句处理”所需要的语言知识，将是一种涉及到语音、语义、语法、语用等诸方面的综合性知识。目前。大家都深感现有的关于汉语的知识远远不能满足中文句处理的需要。单就句法方面的情况说。在中文信息处理过程中将会不断遇到我们想象不到的问题，许多问题在人看来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计算机就解决不了。也有一些问题，本身在学术界就有不同的观点，那么，就给中文信息处理增加了更大的困难。
用计算机来处理中文信息，遇到了很多困难，从现代汉语语法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一些问题：
一、词性的判断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汉语的词性判断主要是根据词的语法功能，不同的词，词性意义可能不同，同一个词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词性意义也可能不同，汉语中，大多数词有固定的词性，但有些词的用法比较特殊。例如：
1.他花了十块钱买了一盆花。
2.你用那个锁把门锁上。
3.他比雷锋还雷锋。 目前，在中文信息处理中，是这样来定义兼类词的：亢世勇认为“兼类词有广义兼类词和狭义兼类词。广义兼类词就是中文信息处理中所说的现代汉语的同形词，对于计算机而言，只要词形相同，不管读音是否相同、意义是否相通，是同形异音词、同形同音词，还是一词多义、一词多种用法，都是相同的，都要从多个当中选一个。狭义的兼类词就是指一般的现代汉语著作定义的，‘同形同音、意义上有一定的联系，且具有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语法功能的词”’。陆俭明认为，兼类词是“指同字形、同音而意义不同或词性不同的词”。如果按这种定义理解，以上三个句子中的两个“花”、“锁”、“雷锋”都可以称之为兼类词。因为，中文信息处理的目的是让计算机能根据具体环境判断出词的词性，从而准确理解其中的含义就可以了。尽管如此，但是，汉语词类是多功能的，一类词不需要发生词形变化就可以充当不同的句子成分，不同类的词可以充当相同的句子成分，这样就给兼类词区分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因而，兼类词的选择是计算机词性自动标注的一个“瓶颈”。尽管信息处理专家运用了规则排歧、统计概率排歧或者两者结合起来等多种方法进行排歧，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方法、一种系统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二、短语、句子的结构分析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所以。语序和虚词成了汉语中表示语法的主要手段。有些短语、句子的结构不好理解，需要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分析。例如：
A组：a。陕西+甘肃+宁夏 (“陕西+甘肃+宁夏”三者为联合关系)
b.中国+(北京+陕西)(“中国”与“北京陕西”是偏正关系.“北京”与“陕西”是联合关系)
C.中国(陕西(西安))(“中国”与“陕西西安”是偏正关系，“陕西”与“西安”也是偏正关系)这一组中的abe三个短语对人来说，都很容易分清楚，但计算机目前还很难区分,要让计算机分辨清楚，就得把三个处所名词组合在一起构成a类、b类、e类不同关系的条件与规则研究清楚，并将这些条件与规则加以形式化输入到计算机内。
B组：开始讨论(述宾关系)分析研究(联合关系)研究结束(主谓关系)
取下来(述补关系) 看完再说(连谓关系) 叫他回来(兼语关系)
生产管理(定中关系) 讽刺说(状中关系) 介绍写(不构成合法的句法关系)
这组是现代汉语里“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构成的种种不同的结构关系，对人来说，通过讲解大致可以分辨，可是让计算机要分清楚，就非常难，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总结出“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构成各种不同句法关系的具体规则。换句话说，“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在什么条件下一定构成合法的什么句法关系，能构成什么样不同的句法关系，我们至今还说不清楚。 "
C组：天气好——好天气(主谓——偏正)很好——好得很(偏正——述补)
来人了。——人来了。(述宾——主谓)
一张票三元钱。——三元钱一张票。(主谓——主谓)这一组都是由于语序的不同而形成的结构和意义都不同的短语和句子。这些结构对人而言，稍加学习就可以理解，但这些给计算机理解意思增加了难度。需要人们把这些语序的变化形成的不同的结构概括出规律来，再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出来。输入到计算机里。
三、歧义现象
现代汉语短语结构的歧义是进行汉语句法分析的一大障碍。“句处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排歧问题，计算机面对的歧义，不只是我们人所能感觉到的诸如下面这样一些句子的歧义现象：
(1)他正在输血。(他正给病人输血。／他病了，正输血。)
(2)看望的是病人。(你看望的那个人是病人。/看望你的那个人是病人。)
(3)我们急需进口产品。(我们急需进口的产品。/我们急需从国外进口产品。)
某些在人看来不存在歧义的句子计算机会认为有歧义.例如：
(4)a他被警察叫去罚了一百块钱。 其实以上所举的例子都存在歧义问题，因此，也可以这么说，“句处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排歧问题。
中文信息“句处理”的研究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最早进行“句处理”研究工作就是基于规则展开的，但上个世纪90年代初，基于规则的“句处理”研究工作遇到了重重困难与难关，主要是语言学家所提供的语言规则远远不能满足信息处理的需要。目前，为了解决好中文信息处理中的“句处理”难题，出现了一个竞相研究、竞相发展的局面。对于句处理，提出的各种策略和途径，归纳起来。主要有基于规则和基于统计这两种策略。基于规则的研究者，一般求诸专家的理性知识，由人来对语言知识进行抽象：基于统计者，一般求助于计算机对大规模语料库真实文本的统计分析，由计算机来抽象出语言知识。各种策略和途径，目前，我们还很难说哪一种是唯一正确的。各种策略和途径，表面看不同，其实，最终都需要依赖可靠的汉语知识来驱动计算机正确处理自然语言(汉语)。因此，“无论是比较传统的基于规则的处理策略，还是9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基于统计的方法，在对语言知识的需求这一点上实际上都是共同的。所不同者，走规则路线的研究者一般求诸专家的理性知识，由人来对语言知识进行抽象(比如以带有合一条件的规则形式给出)。而走统计路线的研究者一般求助于计算机对大规模的语料库的统计分析，由计算机来抽象出语言知识(比如以一定的数据结构记录的统计结果等)。两种路线孰优孰劣，不能笼统判断，只能跟具体的应用目标结合起来，由实践结果来评价。”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因此，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攻克难关，实现计算机对自然语言的处理与理解的目标，使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参考文献：
2.亢世勇：面向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177。
3.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1。
现代汉语论文篇2
原因，只是在最近三十多年，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语义研究才真正开始得到重视。由于语义研究涉及的内容
很广，本文不打算也不可能全面展开论述，我们只想就语义研究中比较突出的语义场分析问题，在现代汉语体
系中进行尝试性的探讨。
一语义场的性质
语义场是由语义系统中的一组有关联的义位组成的、具有一定共同语义特征的聚合体。
现代语言学认为，语义现象尽管极为复杂，但它仍是成系统的，是一个与语音和语法相并列的同属于语言
系统的子系统。同其它系统一样，语义系统也是由若干成分之间相对稳定的联系性所构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的整
体。
语义既是一个系统，包含着整体性原则和关联性原则，那么，它无疑是可以进行结构分析的。结构是系统
内成分间内在有机联系形式，或者说是构成系统的各个部分及层次间依照一定的共同性所形成的相互联系和作
用的总和以及其表现形式。在语义系统中，语义的众多成分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既相互隶属，又相
互制约，从而成为一个有序的聚合体。这个聚合体具有层次化和网络化等特点，因而能从结构成分、结构关系
等方面进行考察。
要分析语义系统的结构关系，必须先确定结构成分。我们把组成语义系统的基本结构成分称为“义位”。
义位是语义系统中能独立存在的基本语义单位（相当于“义项”的概念）［（1）］，它是以词义中的指称意
义为基础，辅之以附加意义而形成的。也就是说，考察一个词义是否为义位，关键在于看它的指称意义能不能
独立，能不能与其它指称意义相区别，如果能，则应算为义位；如果两个指称意义没有多大区别，那就应再分
析其附加意义有无不同，如不同之处特别明显，也应分别算为义位。比如，把“枯萎”“逝世”“归天”这三
个语义单位互相比较，可以看出，虽然它们均是指生物的发展过程，但前者和后两者的指称意义有明显不同，
前者是指草木干枯、萎缩，而后二者则是指人的死亡。后二者的指称意义虽然基本一致，但附加意义有差别，
分别带有庄重色彩和迷信色彩。因而，它们是三个不同的义位。
在语义系统中，各种各样的义位在总的方面均有共同点，服从共同语义原则的支配，各作为聚合体的有机
组成部分而存在。一个义位不仅自身独立，更为重要的是，它还通过多种关系与其他义位相关联，从而取得彼
此存在的价值。一般说来，这诸多联系不外是“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的两种性质的联系，不外是纵的方
面逐级隶属，横的方面相互对立的两种形式的联系。义位之间在语义系统中正是从共时方面由这些联系形成了
大大小小、各种性质的组系化、层次化的聚合，即从结构的平面上构成了语义场。例如，具有共同语义特征“
说”的义位就有“说、扯、称、道、讲、唠、聊、嘀咕、唠叨”等等，这些义位聚合成组，构成一个语义场，
就是组系化，而义位“说”在这一组系中占据的地位，比其他义位高一个层级，就是层次化。
通过语义场的分析，有助于全面地观察义位，找出它们的共性和个性。意思不同的义位，必然处于不同的
语义场，如“走”和“落”即是。意思相近或相类的义位，则处于同一语义场中，如“轻捷”“麻利”“快速
”等即是。义位处于同一个语义场，是由它们之间的共性决定的，而个性又使它们相互区别开来。所以，在进
行语义结构分析时，不能脱离语义系统对任何一个义位作孤立的研究，而应该首先明确义位在语义场的结构中
所处的位置，并以此为出发点作进一步的比较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语义场是语义结构分析的基础。
二语义场的结构模式
如前所述，语义场是由互相联系的义位组成的。义位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和状态，就是语义场的结构模式
。
迄今为止，对于义位之间的联系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词义制约的观点，一是词义联想的观点。就
语义场本身的性质来分析，我们认为，它主要是由义位间的共性联系联结起来的，这是语义场形成的前提，而
义位各自所具有的个性，则是语义场得以存在的基础。根据这一看法，从组成义位的义素的角度，我们把语义
场的结构描述为由“义素节”和“义素链”所组成的树状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义素节是语义范畴的标志，是
语义特征的集中表现。通过义素链的传递，某一义素节从另一高层次的义素节那里接受了语义信息，进行聚合
形成义位，又以此为基点，通过义素链从不同的角度向低层次发出信息，继续形成其他义位。值得提出的是，
义位是义素节的表现形态，但不是唯一的形态，因为有很少一部分义素节是没有或未用合适的义位来标示的，
它们在结构中只起承上启下的作用，这种未能显现出来的义素节我们称之为“零位”。［（2）］所以，语义
场所包含的语义结构单位是义位和零位，起联系作用的是义素链。
以“．”代表义位，“。”代表零位，语义场的结构模式可描述为：
（附图[图]）
以“交通工具”和“人的年龄”语义场为例，它们的结构可粗略地表现为：
（附图[图]）
由于“年龄”和“未成年”都不属于“人”的基本类别范畴，而只是一种语义特征，故为零位。
三语义场的语义结构特性
语义结构是义位之间相互联系的中介，义位则按照一定的语义结构进行排列和聚合。分析语义场，不仅需
要描述其结构模式，并且要揭示其语义结构的一些重要特性。
（1）客观性和约定俗成性。
语义是对事物和现象的概括认识，没有客观外界对人脑意识的折射，就没有语义。在使用语义确定词语的
指称时，人们必须考虑事物和现象自身的本质、相互的联系，并把它们纳入到语义系统中去，这样，语义结构
也就必然带有了客观性的性质。例如，如果现实生活中没有汽车、卡车、轿车和赛车等，语言中也就没有称谓
它们的词语的意义之间的相互内在联系；同样，没有上的存在，也就没有中和下的出现，没有远，也就无所谓
近，即绝对不会形成反映这些事物的语义结构。
当然，语义的作用不仅仅是确定语词，给客观事物和现象称名，而且也反映了人们对这些现象以及它们之
间关系的共同认识。这种认识必须符合社会习俗，为全社会成员所一致承认，即具有约定俗成性。例如对“儿
子”的语义认识，就不能解释成“外甥”，对“走”的语义认识就不能解释成“飞”，否则就会造成语义场语
义结构的混乱。语义结构的约定俗成性还表现在不同民族对同一事物联系的不同认识上。如汉语的“中表亲属
”和“堂房亲属”包括八个义位，而英语只用了“Cousin”一个义位。汉语的亲属词数以百计，能标义位的就
有50多个，而英语的亲属词只有13个，加上几个修饰词，就可以指称所有的亲属关系。一般说来，这些区
别并不是语义结构关系有多大的差异，而是在于语义认识概括范围的大小，即语义场大小的问题，根源在于不
同社会对语义的不同安排。
（2）稳定性和有序性
义位间的内在联系通常是紧密的和牢固的，它使语义系统总是趋于保持某一状态，不轻易发生变化，这就
是语义结构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是语义场稳定的前提。稳定性寓于语义结构之中，它的实现取决于语义场的
有序性，而有序性又是由义位间的协同作用所决定的。语义结构的有序性和稳定性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义
位的有序关联构成了语义场的语义结构，保障了语义场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义位的稳定相联维持了语义场的
语义结构，保证了语义场的有序性。
在很多情况下，义位可以更新，但语义结构是稳定的，可以基本保持不变。如古汉语中的义位“人”不同
于现代汉语中的义位“人”。《说文·人部》：“人，天地之性最贵者”，《礼记·礼运》：“人者，天地之
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香气也”。这是从经学的角度来说明人，对于人的本质特征则无涉及。现代
汉语义位“人”的意义内容是“能制造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显而易见，义位的语义内容已经发
生了变化，但与“人”有关的语义结构却无大变化。当然，这也不排除语义结构作必要的调整、改动。索绪尔
曾经说：“系统从来不是直接改变的，它本身不变，改变的只是某些要素，不管它们跟整体的连带关系怎样。
情况有点像绕太阳运行的行星改变了体积的重量，这一孤立的事实将引起普遍的后果，而且会改变整个太阳系
的平衡”，［（3）］这段话使我们认识到：一方面，义位具有可变性，另一方面语义结构的变化也具有可能
性。应该说明的是，语义结构的变化多是在整体稳定性中所起的局部变异。进一步说，语义场的稳定不是靠义
位的一成不变，而是靠结构间的牢固联系，语义结构是维持语义场的不变量。
（3）层次性和相对性。
层次性是由整体与部分对立的相对性决定的。在语义结构中，层次性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根据系统论的
观点，系统是按严格的等级组织起来的，它可以逐级分解为低层次的层级系统、直至分到不能继续分解的组成
元素为止。显然、作为语义系统组成成分的义位在语义结构中的存在绝非单纯的量的增加，而是处于等级之中
的，即具有层级性。
在语义系统中，任何一个语义场都和附近的语义场一起构成一个较大的语义结构。因此，任何一个语义场
都是较高一级语义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任何一个语义场本身，通常又是一个由许多成分所构成的语义结
构。语义场既作为部分又作为整体存在，这使语义结构具有相对性。例如，“父亲”和“母亲”作为义位，构
成了语义场A，这个语义场又与同一层次上的另一个语义场B“孩子”、“儿子”和“女儿”一起构成了一个
比它们层次高的较大语义场C，而这个较大语义场C，又与“爱人”、“丈夫”、“妻子”所组成的语义场D
一起，构成了更高层次上的更大的语义场E。其中，A和B既分别作为独立的语义场存在，又作为语义场C的
部分存在。对于A和B来说，C构成了包括它们在内的语义场，而对于E来说，C又是语义场E的组成部分之
一，语义系统就这样层层相递，互为对照。
由于层次性和相对性，语义系统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模式，它既可以按垂直方向进行描写，以
区分它们内部的等级，又可以按水平方向进行分析，以掌握同类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垂直方向的语义场之间
，具有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水平方向的语义场之间，则具有一定质的差异，虽然它们处在同一平行层次上，
隶属于同一大语义场，但毕竟是不同的语义子场，相互之间有一定质的不同。
语义场的大小与语义结构的层次性是密切相关的。越是上行，语义场就越大，义位所概括的范围也逐渐加
大；相反，越是下行，语义场就越小，义位所概括的范围也更为具体。
（4）开放性与动态性。
语义结构不是封闭的和静态的，它总是在不断地向外界进行着语义信息的交换，并适当地调整、增减义位
，在交换中求稳定，在变化中求有序。稳定是相对的，开放是绝对的。
由于开放的特点，语义作为实现词语的指称功能的桥梁，其结构必然要适应客观外界变化的需要，在一定
情况下发生一定的变异。比如，现在独生子女增多，就会使一些亲属关系逐渐消失，如舅舅、伯父等，反映到
亲属语义场来，语义结构的联系范围就会逐渐缩小，直到与客观外界相适应为止。
语义结构可以分为基本结构和非基本结构。基本结构反映的是那些与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现象之
间的语义联系，一般不易发生变化，亲属语义结构就属此类。而非基本结构则恰恰相反，它们一般不常用，或
者只是短时间常用，使用范围不甚广，所反映的多属于一些带有行业性、科技性、方言性的东西。基本结构显
示了稳定性，非基本结构显示了开放性。也可以说，语义结构的开放性和动态性，主要是指非基本语义结构而
言的。当然这不是说基本语义结构就一成不变的，只是相比之下，它的变化是极其缓慢的罢了。
以上就语义结构四个方面的特性进行了分析，而这四个特性是互为联系，互为作用的。其中，后三个特性
都是以第一个特性为基础的。因为，语义场的语义结构只有在具有了客观性和约定俗成性的前提下，才能随之
出现其他特性。稳定性和有序性是其静态存在的形式和标志，开放性和动态性是其发展变化的表现，而层次性
和相对性则是对语义结构本质特征的概括反映。
四语义场的举例分析
前面，我们分析了语义场的性质和结构特性，并拟定了一个结构模式。下面，我们以“亲属语义场”和“
下肢动作语义场”为例来进行语义场的分析。
分析语义场首先要确定语义场包含的义位。在排列义位时，我们是以下面几点作为取舍条件的。第一，考
察义位间的联系以其最主要的特征为依据。几个不同的义位也许在很多点上有共同之处，如果把它们纵横相连
，不仅混乱，也是不科学的。选择义位时应提纲挈领，脉胳清晰。第二，在众多同义义位中选取具有较强代表
性的义位。由于同义义位很多，有的差别十分细微，在分析时列出全部义位十分繁难，故只择其典型者列出，
余下的在必要时作出说明。第三，比较生僻的义位一般不列出。第四，多义性词语意义的义位按情况分入不同
的语义场。
（1）亲属语义场的分析。
亲属语义场是“人”这个语义场下的子场。因为“人”语义场还下分很多语义子场，亲属语义场只是从“
亲属”这个角度对“人”进行语义场的归类。比如“姐姐”“胖子”“石匠”和“英雄”等都是指人，属于“
人”语义场，但它们的具体范畴不一样，“姐姐”属于“亲属”范畴，“胖子”属于“体态”范畴，“石匠”
属于“职业”范畴，“英雄”属于“品性”范畴，这些不同的语义范畴使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语义子场，并一起
组成了“人”语义场。
现代汉语的亲属词有几百个，但不是说亲属语义场就包含了几百个义位，因为有许多亲属词几乎是同义的
，进行语义场分析时，只能众里挑一。例如，与义位“父亲”同义的亲属词就有“爸爸”“翁”“爹”“老子
”“阿爸”“家父”等，与“岳父”同义的亲属词有“岳丈”“岳翁”“丈人”“外父”“泰山”“冰翁”等
，我们只选取典型义位“父亲”、“岳父”。另外，还有一些亲属词，或较少使用，或表示的亲属关系不密切
，也在分析时排除。这样经过多方筛选，最后剩下五十三个比较典型的亲属词，代表了五十三个典型义位。
把这五十三个义位纳入亲属语义场中进行分析，内部可分为两个较大的子场，这两个较大子场又各自分出
两个较小的子场，从总体上看，即：
（附图[图]）
亲属语义场的特点是界限清楚，没有中间状况。另外一个特征是，很多义位都呈二元对立状态，即两个义
位互为对待，并且多为性别方面的，如“父亲”与“母亲”，“哥哥”与“姐姐”，“孙儿”与“孙女”等。
二元对立可以在同一个语义子场内形成，也可以跨场，即两个对立的义位可分别处在两个不同的语义场中，如
“哥哥”还可与“嫂子”相对，“伯父”与“伯母”相对等等，但这两个语义场必属于同一个较大的语义场。
（2）下肢动作语义场的分析。
下肢动作语义场是“动作”语义场的子场，是与头部动作语义场、上肢动作语义场和全身动作语义场相并
列的。通过归纳分析，此语义场下面包括十一个子场，它们是：走、跑、跳、坐、蹲、站、骑、跪、踢、踩、
踮，分别列出：
（附图[图]）
（附图[图]）
下肢动作语义场最多可分出四级来。同亲属语义场相比，其义位间的关系没有明显的对应性，而是从不同
方面指称同一现象，呈互助状态，而且有的义位之间，界限也不十分清楚、甚至交叉。如语义场“跑”所包含
的三个义位，“腾”是边跳边跑，“颠”是一摆一摆地跑，“奔”则是很快地跑，它们是从三个方面说明跑的
动作的。多义性的语词在这里是分属不同子场的。例如，“覆”有两个意义，一是“小心翼翼地走”；二是“
轻轻地踩”，故算为两个义位，各归入不同的子场，其他如“登、腾”等也是这样。
通过以上两个语义场的举例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语义场的状况并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各具特色的，其
内部义位间的联系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如何进一步全面分析、描述现代汉语语义场的状貌，确是一项高
难度的课题。本文虽然在借鉴语义学先进理论与具体分析汉语语义场方面，作了一点探索，但由于水平有限，
文中定有许多不足之处，祈盼专家学者指正。
注：
①义位和义项实指同一对象，但观察的角度不同。在语义学中我们称作义位，在传统词汇学中仍称义项。
②“零位”是语义场中的一种客观情况，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讨论。
现代汉语论文篇3
现代汉语 教学问题 解决对策
一、高职文秘专业《现代汉语》教学存在的问题分析
1.开设专业分析
《现代汉语》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及其他中文或者语言类专业的一门必修课，也是高职高专院校文秘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它是以我们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和法规为依据，系统的讲授现代汉语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内容涉及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等各方面知识，是阅读、写作、理论学习的基础和工具，具有很强的应用性。旨在培养学生的语言素质和语言能力，以促使学生对于现代汉语的语感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
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中文相关类专业都选择性地开设了语言类、文学类和文艺理论类三大类型的课程。一般而言，《现代汉语》所属的语言类课程对学生来说吸引力不是很大，文学类课程却大受学生欢迎。
2.课时及学生重视程度分析
就我校文秘专业教学实践表明，同《现代汉语》相比，同样是语言课，《大学英语》更受重视些。现在四六级英语考试正在改革，由应试型英语向实用型转变，英语的教学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英语成绩要与文凭学位挂钩的，关系到个人的前程和事业，所以学习热情普遍高涨不下。
作为理论知识传播课程，《现代汉语》内容相对比较枯燥，尤其是语法部分，对各种语言单位的分解组合，显得更是抽象乏味；现行的几种影响较大的教材，大都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在教学理念上重理论轻实践，过于强调系统性和科学性；《现代汉语》课不重视对口语的研究，脱离现实语言生活，只是从静态的、形式的角度去研究语言，枯燥乏味，学生的兴趣度很低；大学《现代汉语》课中的许多基本知识和基本内容，学生在中小学时代就接触过，到了大学不过是将其系统化条理化，并增加一些深度而已，很多人认为在汉语母语国家考试《现代汉语》，不学也能够混个及格吧，这样的心理在高职院校学生中普遍存在。
3.教学手段单一
传统的教学方法便于系统地教授学科知识，但是这种类似新闻联播式的教学常常使学生在视觉上、听觉上和心理上产生疲惫感。师生互动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很重要，能让学生在一定的时间内获取最大值的学习效果，包括知识、理论、方法、技能、操行等诸多方面。以上这些，教师在教学中都有深刻的共识。不少教师希望通过提问来争取互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主要原因是提问也有局限性，提问过滥，设计的问题过于简单等，同样也会引起学生的反感，结果往往是“启”而不“发”，甚至出现“问”而无“答”的尴尬局面。更多的时候，不少学生对教师的提问情绪低落、消极漠然，教师的热情反而被学生给冷却了。调查发现，许多学生是冲着学分来学《现代汉语》的，这种心境下，师生之间的正常交流都很难进行，更不要说理想的教学效果了。
二、解决《现代汉语》教学中存在问题的有效教学对策
1．打破现代汉语原有的教学体系，调整原来的教学内容
根据学科特点，废除落后陈旧的知识体系，取消原来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五大板块各自独立的格局，吸纳语义学、语用学、句法学等方面的科研新成果，建构一个各部分密切相关的科学的动态的汉语教学新体系。在教学内容上，加强现代汉语的本体研究，重视语言和社会、语言与人类、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把最新的科研成果适时的介绍到课堂中去。教师要多做科研，以科研促教学，除此之外，还要不断充实、更新教学方案，调整和整合教学内容。
2.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兴趣
结合教学内容，课堂设计有关语言方面的趣味问题，或者选择一个语言热点 ，或者引入一些精彩范例，一次激发学生学习的激情，寓教于乐，乐中有得。如在讲授语音时，不妨举些这样的例子，“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中的孩子是真正的孩子吗？首先提问让学生思考，在学生思而不解的情况下，结合方言知识把答案讲出来，原来“孩子”是南方方言“鞋子”的谐音，南方一带，声母“x”也有发“h”的习惯，“鞋”一般读成“hai”,所以这里的“孩子”应是“鞋子”，因为做父母的不可能狠心到把孩子扔出去套一个狼回来的地步。讲名词动词形容词的语法特征时，举例说明动词形容词可以重叠，名词不能重叠，但有一个例外，儿童语言中常把名词重叠起来。
其次，课堂上经常穿插一些与教学内容有关的灯谜、歇后语、笑话、幽默小品等，对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开发学生的智力，提高教学质量都有很好的帮助。还可以将外国人学习语言的体验穿插在教学过程中，如比较下面两句话“中国队大败美国队。”“中国队大胜美国队。”两句话中胜利的是哪一方？学生们会迷惑起来，因为可以体会出两句话意思完全一样，但是表面用字却是相反的。这时，教师再适度引导答疑则会收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3.改革教学方法，更新教学手段
教师应因材施教，因人而异，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从而做出针对性的教学，这是对教师的最基本的要求。突破教法上的单一性、一贯性，适当引进现代教学技术，把有关内容制作成多媒体课件，利用多媒体声情并茂地进行演示，以此来激发学生兴趣。《现代汉语》课的内容包括知识、理论和技能，但是教师往往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讲授，却忽视基本技能的训练。这种教学方式很容易造成学生一学就会、一用理论分析问题就不知所措的现象。在《现代汉语》课上使用问题教学法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和意义，就是督促高职院校学生使用普通话来表达自己对相关问题的思考。通过回答问题提高学生的言语交际能力，帮助学生巩固、掌握现代汉语各部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将自己的观点自如地运用普通话来表达，从而提高语言运用能力。《现代汉语》教材对学生的学习有着指引性作用，但是学生对于自己一知半解、没有多大趣味的教材内容，感到味同嚼蜡之余往往是浮光掠影的浏览一遍，学而不思则罔，慢慢对这门课程失去兴趣。在教学过程中，多问学生一个为什么，施行启发性教学，体现学生的学习的主体性，老师要因势利导的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精神，是学生能够在有限的单位时间获取最大的信息。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老师要根据不同的学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充分运用各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将《现代汉语》的基础知识和相应的工具性展现给学生，让学生发现《现代汉语》不仅仅是一门死记硬背的课程，而且是可以用来解释说明奇妙的生活语言现象的工具，这样一定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让这门课程在学生的心目中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发挥到它应有的作用。
4.引入研究性教学理念，开展适当的专题讨论课
在教学中，除了讲授书本知识外，要较多的引用并分析现实语言生活中的相关用意，引入相关学术性的信息。例如，对歌曲《牵手》中的“快乐着你的快乐，悲伤着你的悲伤”这句话中的快乐和悲伤二词的用法解释，前一个“快乐”“悲伤”是形容词活用为动词带宾语，后一个“快乐”“悲伤”是形容词用作名词。再有分析歌曲《大中国》中的“看那一条长城万里在云中穿梭”这句歌词里长城的量词用“条”可以不可以……通过分析这样的例子，学生就懂得用所学的语言知识去解释生活中的语言现象。开展适当的讨论课，鼓励学生踊跃发言，发表自己不同的观点，提高课堂的生机和活力。
三、文秘专业提高《现代汉语》教学效果的措施
改善《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效果需要围绕着激发学生兴趣和培养能力的理念来进行，建立面向21世纪的实用型的现代汉语教学系统模式，让现代汉语教学充满生机和美丽，让《现代汉语》课成为老师喜欢教、学生喜欢学并且能够学以致用的课程，我校文秘专业教师大胆进行了如下教学改革：
1.删除教学中过于繁琐的语法理论知识，以贵在精要而不在繁复的原则去构建知识点体系，适量增加与语言运用密切的文化内容，以使学生具备良好的语言修养，能分析并解释语言现象，并长于听说读写，具有较高的语言鉴赏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
2.安排丰富的技能训练和语言实践活动，构建一个技能训练的结构，课堂上安排合适时间进行这种有语言背景的技能训练，课后还要求学生做若干练习，以使学生的理解能力分析能力得到切实有效的提高。
3.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注重理论知识与语言实际的联系，注重基本技能的训练，力求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教育于一体。
（1）讨论式教学。课前拟好问题，发给学生资料，课堂展开讨论，最后教师总结。师生互动，建立活跃的课堂气氛，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引发式教学。教师尽量少讲、精讲、讲关键内容，尽量多提问题，引导学生去思考，指导学生去观察研究。
（3）比较式教学。通过古今对比、汉英对比，突破教学难点，提高学生分析语言和运用语言的能力。
（4）实践性教学。建立现代汉语学习兴趣小组，定期开展活动。如开展朗诵比赛、演讲比赛、辩论会、普通话知识竞赛等等，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语言的兴趣，还可以帮助学生将知识转化为技能。
4.优化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方法之一，利用网络提供大量的与《现代汉语》教学和研究有关的资料，吸收《现代汉语》网络课程、精品课程的最好的教学内容和优秀教学软件，并应用于课堂，精心挑选和设计网络教学内容和课题，指导学生利用网络进行自主学习和研究。
5.选取据有广泛代表性的语料进行课堂分析。主要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中的语料，应用写作中的语料，提高知识的趣味性和丰富性。
6.注重语言和文化的密切联系。语言不仅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体现着民族的思维模式、习俗信仰、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我们认为不能离开文化的背景去谈论语言教学问题，适量引进文化内容到现代汉语的课堂，以增强课程的厚重感，拓宽学生的眼界，激发学生的热情。
四、《现代汉语》教学今后仍将努力的方向
1.改进师生关系，使学生真正成为教学活动中的主体
教学活动是师生积极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没有交往没有活动就不存在教学。教师与学生都需要全身心参与教学活动成为活动的主体，都具有独立的人格价值，师生关系是一种平等、理解、双向的人与人的关系，人道的、和谐的、民主的、平等的师生关系，利于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同时，改进评价方法，使每个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都有所提高，学习更有信心。关注学生对知识与技能的理解和掌握，关注他们的情感和态度的形成和发展，重视学生解决问题的结论和过程。因材施教，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满足多样化的学习需要。教师要及时了解并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特别是对学习困难的学生，要给予及时的关照与帮助，鼓励他们主动参与语言学习活动，尝试自主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2.改变教学理念，改革传统的教学方式
（1）就获取知识的能力而言，传统的教学方式主要是在教师的作用下，学生被动的进行学习，对于语言学习而言，既没有高涨的参与热情，又没有全身心的投入，这很容易使人厌倦，因此提倡在教师的激发诱导下，让学生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将学习由被动转为主动，由消极变成积极，这样，教学效果则事半功倍。
（2）就思维能力而言，要把讲给学生问题，指给学生思路，转变为使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教学模式。鼓励学生联系当代社会语言世界中的语言现象，列举他们感兴趣的语言事实，促进言语表达的丰富性。
（3）就实践能力而言，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在课堂教学中，通过创设一定的语言情境，设计形式多样且有意义的语言交际活动，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
第二，要把学生上课――做作业――参加考试的教学方式转变为创设广阔健康向上的学校大舞台和社会大舞台，引导学生自我投入、自我选择并全身心活动起来的教学方式，增强学生的利用时间能力，开创学生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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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论文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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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论文篇5
[关键词]现代汉语 语言体系 中西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H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9－0154－05
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是如何形成的?语言学界其实并没有深入地研究这一问题。目前的语言学对于现代汉语在语言工具形式的层面上研究得非常好，也非常细致，但在语言的内容、思想的层面上，研究还非常欠缺。其中，对于现代汉语的西方思想资源问题，就既有根本观念上的偏颇，又有具体观点上的误解。对于中西交流对现代汉语体系形成的影响的认识，存在着明显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不足。本文试图重新探讨这一问题。
一、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差异
在语言工具的层面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都是汉语，它们是汉语发展的两个阶段。它们之间主要是形式上的不同。这种不同不具有本质意义。但在语言思想的层面上，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对于语言来说，最重要的是语音、语法和词汇三要素，现代汉语也是这样。在语言形式上，这三因素同等重要，不能说语音不重要。比如同样是讲汉语，如果语音不一样，交流很困难。当然，也不能因此说语音比语法和词汇更重要。但在思想、思维的层面上，词汇更具有本质性。比如，同样是现代汉语，地区不同，语音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从根本上影响思想的表达，并不影响现代汉语的性质，不能说浙江某方言的现代汉语不同于湖北某方言的现代汉语。但词汇就不一样，词汇不同，在思想的层面上就表现为术语、概念和范畴的不同以及话语方式的不同，因而思想方式、思维方式就不同，对问题和现象的言说就不同，从而就使语言体系在思想的层面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通过提倡白话文来进行语言变革，其“变革”主要来自于词汇。作为现代汉语的白话和中国古代的白话，在语音和语法上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差别是词汇上的，古代白话主要是民间口语，其作用是日常层面上的交际，几乎就没有思想层面上的术语、概念和范畴，不具有完整性、体系性，而现代白话则是借用古代白话的形式，其词汇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与古代白话不可同日而语。
现代汉语是白话的形式，但它既不同于古代“语录体”的白话，也不同于民间口语的白话。周有光说：“‘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起初像小脚放大的‘语录体’。1930年代的‘大众语’提倡彻底的口语化，文体改革趋于成熟。”现代汉语是融会各种语言成分构成的，它并没有和文言文完全脱离关系。是综合古代“语录体”、民间口语白话、文言文和西方语言等成份而构成的。而在这些成份中。西方语言因素是促使汉语发生变革的最重要因素，是西方语言在思想层面上，即在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上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白话，从而导致中国语言发生从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性质转变。
拿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进行比较，我们看到，二者在文字上并没有什么变化，都是汉字，现代汉语在“字”上增加很少，主要是增加物质性名词如“镭”等，对于语言体系来说，这种增加极其微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在词汇上，现代汉语词的双音节倾向明显，词缀和类词有所增加，词缀附加法构成的合成词大量增加，但这都是形式上的，对于语言体系的转变并没有太大的意义。真正造成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语言体系差异的是词汇，现代汉语增加了大量的新词，而这些新词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西方，或者直接译自于西方语言，或者经过日语中转而来。西方语言以及语言文化对现代汉语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改变了汉语词语的意义，增加了新的术语、概念、范畴，改变了中国人对现象和问题的言说，从而改变了汉语的思想方式和思维方式。我们看到，随着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的确立，中国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各种学科话语体系，比如哲学话语体系、文学话语体系、历史话语体系等，并且这些话语体系之间相互联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从而形成了整体的现代汉语思想方式。
二、古今汉语词汇的思想意识差异
在思想层面上，现代汉语在词汇上最明显的变化是从西方输入的术语、概念和范畴在中国现代思想领域占据了显著的位置，成为主流和中心。比如“科学、民主、自由、人权、个性”等，这些词语虽然不多，但它却构成了现代思想的“关键词”，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不仅仅只是导致了现代汉语作为体系的形成，导致了汉语的现代转型，更重要的是推动了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使人们的思维方式、思想方式以及具体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发生了现代转向。
以“科学”为例。现代汉语“科学”一词来源于西方，其英语原词为science。古汉语中也有“科学”一词，但它是“分科举人之学”，即“考科举之学问”的简称，这和西方之“科学”是风马牛不相及之两回事。据历史学家冯天瑜考察，最早借用古汉语词语把science翻译成“科学”的是日本启蒙哲学家西周，并从此定格。在西周之前，日本还曾把它翻译成古汉语词语“学问、文学、知学”等。而最早把西周翻译引入中国的是康有为。“五四”时期陈独秀曾音译science为“赛因斯”、外号“赛先生”，但仅风行一时。在语言形式上，古代汉语的“科学”和现代汉语的“科学”并无二致，但在词义上，二者具有实质性的差别。古代汉语中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格物”、“格致”、“质测”等只能说相关，其内涵与“科学”完全不一样。由此可见，从工具论的角度来比较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词形上比较古代汉语的“科学”和现代汉语的“科学”，引申不出有意义、有价值的结论。西方“科学”在词语的意义上进入汉语，其意义在于，不仅仅只是在相应的层面上输入西方现代的物理学、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输入机械制造、建筑设计等各种技术，输入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各种人文社会科学。还在于输入科学思想、科学意识，从而改变了中国人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理念，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与中国古代的“格物”、“理学”相比，“科学”是一种全新的思想方式。并且与古代的“气、道、理”等相隔膜、相冲突，很难融合起来。所以，“科学”虽然可以独立地加入到古代汉语词汇中去。但它很难独立地在古汉语中生存。“科学”作为一种思想意
识，作为知识体系，在语言上实际上体现为一种话语体系。所以，仅仅认同“科学”这个词是远远不够的。“科学”被真正认同是“科学”话语体系的被认同。“科学”首先是建立在具体的物理学、生理学、数学、化学等自然科学和哲学、历史学、诗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基础上的，所以，“声、光、电、元素、力学、感觉、知觉、悲剧、喜剧、道德”等构成了它的基础词汇，而抽象的诸如“知识、规律、理性、逻辑、推理、判断、抽象、具体”等构成了它的关键词。这些数量众多的词语构成了“科学”话语体系，也可以说是“科学”思想体系。正是在这样一种话语体系中或者说在这样一种思想方式下，各种具体的科学才得以不断地衍生。所以，中国现代输入西方的“科学”，绝不仅仅只是输入“科学”这个词，而是输入“科学”话语体系。
“民主”在思想的层面上也是一个西源词，即英语的democracy，“五四”时音译为“德谟克拉西”，外号“德先生”。 “民主”也是古汉语的一个古老词语，早在《尚书》和《左传》中就开始出现，如“简代夏作民主”、“天惟时求民主”、“其语偷不似民主”，但这里的民主是“民之主”的意思，也即“为民作主”，或“民之主宰者”。这和西方“民主”的“人民自主”、“人民的权力”意思恰恰相反。最早把democracv翻译成汉语“民主”的也是日本学者。但在日本，democracy一词也译为“民权”。在日文词典中，“民权”意为“政治上人民的权力”，这正好契合democracy的本意。也就是说，在日本新汉字词中，“民主”、“民权”本为一个词。但有意思的是，在现代汉字词中，“民权”和“民主”的语义却大相径庭。在这一意义上，现代汉语“民主”仅只有古汉语“民主”的字形。更重要的是，现代汉语“民主”和古汉语“民主”属于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在古代汉语中，“民主”是和“封建、君、臣、纲常、仁、礼、儒、忠、孝、节”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其意义是在和它们的关系中确立的，它们共同构成一种中国古代“君王”话语体系。所以，孟子虽然也有重民思想，比如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但在古汉语语境中，或者说在古代“君王”话语体系中，这种重民思想本质上仍然是轻贱民众权力的，它不过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一种策略，不过是荀子所说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的一种诠释。而现代汉语的“民主”则来源于西方，它与同样来源于西方的“人权、个人主义、自由、个性、宪法、平等、社会、公正”等在语义上相互联系，共同支撑，从而构成现代“民主”话语体系。古汉语中的“君、臣、纲常”也构成了它的语义场，但对它的意义影响不大，主要是一种背景。
“五四”时期，刘半农曾创造了一个汉字“她”。它表面上是造字，是发明，在语言学上具有文字学意义，也可以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进行解释，但本质上“她”是西方第三人称“阴性”的翻译形式，也即英文she的翻译。事实上，刘半农提出这一想法时虽然还在国内，但论证它却是在英国留学期间，其立论的理由正是英语的人称理论。所以，“她”虽然是独立创造的汉字，但本质上仍然是西源词语，仍然可以看作是从西语中借用而来。 “她”是典型的现代汉语词语，从这个“字”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女性意识以及更为深层的人权、自由等思想体系或者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在词的形式上。“她”没有太大的意义，没有这个词，并不从根本影响表达。事实上，中国古代是用“他”或“伊”来表达的。但在思想上，“她”的意义重大，它反映了现代人女性意识的觉醒，象征着对女性独立人格的尊重。在中国古代。“她”为“他”所包容，实际上是“她”缺乏独立性；现代汉语把“她”从“他”中分离出来，实际上是从深层意识上让男女平等“合法化”，这对于中国现代文化的性别意识具有难以估量的影响和作用。在这里，“他”和“她”就不仅仅只是指代，同时还包藏着意识形态性，具有性别政治的意味， “使得性别可以在新的语言中塑造社会性的权力关系”。回顾中国现代思想史，我们看到。“五四”时期，妇女解放作为人的解放的一个组成部分充当了人的解放的急先锋。“她”作为概念的产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今天的女性文学研究特别发达，与这种深层的语言基础也不无关系。
三、现代汉语词汇融会所成的话语体系
西方语言对现代汉语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西方词汇大量进入汉语，从而改变了汉语的构成成份，特别是大量思想性术语、概念和范畴的进入，增加了汉语的话语方式，也即增加了汉语思想的表达方式，从而使新观念新思想的产生具有了语言基础。更重要的是，西方语言方式以及与语言方式相。致的大量思想文化现象深刻地影响了汉语，使汉语词语在思想内涵上发生了变化，既具有传统的内涵。又增加了西方的维度，从而既能够言说中国传统文化现象，又能够言说西方文化现象，兼容中西方两种思想方式。在词语的构成上，这一部分词语构成了现代汉语思想词汇的主体部分。由此，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既不同于古代汉语体系，也不同于西方的语言体系(比如英语体系)，既与西方语言具有亲和性。但同时又承继传统，不失中国性。下面我以“文学”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
中国古代文学非常发达，并且在世界文学史上独具特色，产生了《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独特的文类和文学成就，产生了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等一批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古汉语也有“文学”一词，但它不具有纯粹性，有时也指学术。中国古代有时也用“文”或“文章”来泛指文学，但无论是“文学”还是“文”或“文章”，都不具有专属性。古汉语中的“文学”缺乏西方术语的高度抽象性和系统性，内涵模糊不清、外延游移不定。事实上，古汉语中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高度抽象的“文学”概念，甚至也没有次一级的同样是高度抽象的“诗歌、小说、戏曲、散文”等概念。有的只是具体的《诗经》、“楚辞、诗、词、赋、曲、小说”等。在古代汉语中，文学话语从属于“经、史、子、集”的“四部”话语体系。在这种话语体系中，现代汉语中的文学被分割在不同的“部”中，比如同样是诗歌，《诗经》和一般的诗词不同“部”，《诗经》在“经”部，一般诗歌在“集”部。同样是“韵律”，“韵书”属于“经”部中的“小学”类目，“词谱词韵”属于“集”部中的“词曲”类目。“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类目。而“词曲”又分为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等“子目”。“词集、词选、词话”和“词谱词韵”相提并论。这和现代汉语“文学”完全不同，在现代汉语话语体系中，“词选”构不成文体类别，“词集”和“词选”是作品范畴，“词话”属于文学理论范畴，“词谱词韵”属于语言学范畴。现代汉语中的“文学”基本上是西方“科”话语的产物，它和“部”话语是不同的话语体系。两种话语体系中的概念在自己的系统内各司其职，不能混用。
但现代汉语的“文学”话语也不完全是横移西方的“文学”概念，它实际上是借用西方概念并综合中国古代文学现象而成，所以它也适用于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言说。比如，现代汉语的“诗歌”概念实际
上来自于对中西方两种诗歌的归纳，它的外延既包括西方的自由诗、散文诗、民谣、格律诗，日本的俳句等，又包括中国古代的诗、词、赋、骈文以及现代诗――新诗。所以，现代汉语“诗歌”的概念既不同于英文的poesy或song，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诗”、“韵文”等。小说也是这样，现代汉语中的“小说”在概念外延上既包括西方的fiction、story、novel、fairy tale等，也包括中国古代的志怪、传奇、话本小说(平话)、笔记小说、文人小说以及现代小说，实际上是综合中外各种小说而成。现代汉语的“散文”更复杂，它主要是从西方的prose和essay而来，和中国古代的“小品文”比较接近，但同时也兼融了中国古代的各种散文。在中国古代，散文最为复杂多样，作为概念，它最初相对于“骈文”而言，后来相对于“韵文”而言，所以文类非常宽泛，“四部”中几乎每一部都有现代所说的散文。比如诸子、行状、杂史、奏议、诉状、论说、述序等。更重要的是，现代汉语的散文不仅仅只是综合了中西方的散文文类，同时还发展了散文，增加了很多散文新文体，比如报告文学、通讯报道等，这样，现代汉语的“散文”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概念。
正是在现代“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及更具体的“美文、杂文、抒情散文、抒情诗、叙事散文、叙事诗、散文诗”等术语、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现代汉语的“文学”话语系统。这种话语从根本上决定了现代汉语对于文学的言说不同于古代汉语对文学的言说。中国古代谈论文学，用得最多的是这些概念或术语：“志、情、景、气、道、理、韵、文、质、形、神、境、兴、观、群、象、妙、奇、意、辞、虚、实、喻、风、骨、浅、平、雅、真、直、曲、味、趣”等。而现代汉语谈论文学多是用“形象、典型、内容、形式、风格、评论、欣赏、文体、体裁、真实、审美、体验、思想、结构、反映、表现、主题、文学性、创作方法、叙事、抒情、文本、作家、读者、接受、继承、革新”等。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文学话语体系。中国古代文学话语体系属于古代汉语思想体系，而现代汉语文学话语与西方文学更具有亲近性。属于现代汉语思想体系。对于同一文学现象，古代汉语所谈论的不同于现代汉语所谈论的，其思想和观念也很不一样。同一文学对象，其表述不同，其性质也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四、现代汉语的性质及其形成的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词的形式上，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并没有根本性的不同，在思想的层面上。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具有实质性的差异，它们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但现代语言学对这种差异性，对古代汉语是如何向现代汉语转变的、以及这种转变的思想史意义，却研究得很不够，现代语言学关于古代汉语词汇和现代汉语词汇的比较研究对于现代思想史、现代文化史的意义和价值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但这不仅仅只是中国语言学的问题，也是世界语言学的普遍问题。
语言是如何变化或变异的，现在越来越受到语言学界的重视，这种研究在西方称为linguistic varia-tion and change或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但反思西方语言变异研究，我们看到，西方语言学研究语言变异并不是为了解决思想问题，也不是为了解决思想史问题，而仅仅是研究语言现象，所以他们研究的重点是语音变化、语法变化以及词语形式变化，而对于语义变化以及语义变化的思想价值则缺乏追问。语言为什么会变化?西方语言学把原因追溯到家庭、性别等方面，我认为这是肤浅的。
关于语言变化。西方语言学的基本观点是：“语言的变化是一种连续不断的、非常缓慢的过程。”“语言变化不是像陨石一样从天空掉下来的。变化一般是从语言中已有的因素中产生出来的，人们只是借用并且夸张了这些因素而已。这就像时装的变化。”对于西方各种语言变化在描述的意义上，这可能是客观的。这个结论也切合古代汉语内部变化和现代汉语内部变化，但它显然不适用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两种语言之间的转变。汉语从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变异，其变化之快与之大，可以用“革命”一词来表达。现代汉语的形成并不是在古代汉语内部逐渐完成的，而是以突进的方式进行的，其中与西方语言以及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关系。现代汉语并不是从古代汉语中脱胎而来。性别、家庭以及社会变迁等都是现代汉语形成的原因，但导致现代汉语成为新的语言体系的最重要原因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现代汉语实际上是西方文化、思想以及社会对中国影响在语言上的表现。对于思想文化来说。语言具有深层性，中西方交流最重要的结果不是产生了中国现代社会和中国现代思想文化，而是产生了现代汉语，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一旦形成，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沿着现代化方向发展就具有不可逆转性。
现代汉语学术研究迄今主要集中在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形式方面，对于在思想层面上现代汉语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种形成对现代思想和现代文化有什么意义和作用，对于现代汉语与现代学术之间的关系，对于现代汉语的“语言政治性”等问题，缺乏足够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我认为这是一种偏颇和缺陷。所以我主张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对现代汉语形成的作用，并进而研究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对现代思想和学术的规定性和制约性，从而从语言的角度探索现代中国思想的发展和创新问题。语言不仅仅只是日常交际工具，还是人类思想文化的深层基础，语言体系与思想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语言学不应该只是研究语言技术，同时还应该研究语言的思想性，从而从语言的角度解决人类思想的发展演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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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大明主编，语言变异与变化[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现代汉语论文篇6
一
语言研究所最早是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的，研究力量主要是两方面的来源，一是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部分成员，二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院校抽调来的部分学者。建所初期，语言所规模不大，却汇集了丁声树、罗常培、吕叔湘、陆志韦、傅懋?薜戎??д撸??橇斓剂擞镅运?缙诘暮河镉锓ㄑ芯俊⒑河锓窖匝芯俊⒑河镆粼涎芯俊⑸偈?褡逵镅匝芯俊⒑河镉镆粞芯康妊Э频墓ぷ鳌?/P> 1，现代汉语规范工作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对语文规范化工作提出了要求，《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开始连载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语法的热潮。语言研究所五十年代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促进汉语规范化的目标而展开。如《语法讲话》的编写，方言调查工作的开展，《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以及《中国语文》杂志对现代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和文字改革工作的探讨等。
1955年10月，由语言所负责筹办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开幕词里说：“我们所提出的汉语规范化问题，那就是要确定汉民族共同语的组成成分尽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标准，那就是要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这全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语汇方面减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统一性。”吕叔湘在会上宣读了他和罗常培合作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对汉语规范化的意义、原则和需要做的具体工作项目作了详尽论述。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并就组成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拟订《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计划、拟订汉语方言初步普查计划等工作形成了决议。这次会议的文件后来汇编成《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这以后，语言研究所的各个研究组分别就语法、语音、词汇、方言、词典编纂等工作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2，汉语语法研究
1952—1953年，语法小组在丁声树的主持下编写了《语法讲话》，参加者有丁声树、吕叔湘、李荣、孙德宣、管燮初、傅婧、黄盛璋、陈治文。开始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名义，分十七次在《中国语文》杂志上连载，后经修订出版了单行本，书名改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这部书选例精当，分析透辟，以重视语法结构为特色，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代表了国内语法研究的最高水平。
1953—1956年，陆志韦主持编写了《汉语的构词法》(科学出版社，1957；修订本1964)，参加者有陆志韦、管燮初、蒋希文、任建纯等。该书以北京口语为研究资料，提出了构词研究的“扩展法”，对现代汉语的构词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语法小组为撰写《现代汉语语法》作准备，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在陆志韦指导下，刘坚、陈建民、饶长溶、王福庭分别就助动词、兼语式、副动词和连谓式写出了专题研究报告；在吕叔湘指导下，范继淹、李临定、范方莲等研究了形名组合问题、趋向结构问题、带“得”的补语问题、动词重叠问题等。吕叔湘这个时期发表的《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等文章成为语法学界的指导性论著。
五十年代末组建了汉语史组，陆志韦任组长，郑奠任副组长，对古代汉语的语法作了专题研究，郑奠、麦梅翘编辑了《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1964，中华书局)，郑奠、谭全基编辑了《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1980，商务印书馆)，管燮初系统地对上古汉语的代表文献进行语法分析，陆续出版的成果有：《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中国科学院)《西周金文语法研究》(1981，商务印书馆)以及《左传句法研究》(1994，安徽教育出版社)。
3，汉语方言研究
1954年成立了方言组，由丁声树任组长，李荣任副组长。建组以后不久就在中央团校和中央民族学院进行了方言调查，1956年起，语言研究所和教育部联合开办了三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先后培养了一大批方言调查研究的专业人才。此后，在丁声树、李荣的带领下，进行了张家口、昌黎两地方言的重点调查；1956—1959年，语言所组织并指导了全国性的方言普查，以县为单位，共在全国调查约2000个点，写出方言调查报告1195种。这期间由丁声树和李荣等为方言调查工作编写成的《方言调查词汇手册》(1955，科学出版社)《方言调查字表》(1955，科学出版社)《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957，科学出版社)《汉语音韵讲义》(1984，上海教育出版社)《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科学出版社)《昌黎方言志》(1960，科学出版社)等著作，成为指导方言调查的重要工具书和编写方言调查报告的范本。
4，汉语语音研究和机器翻译研究
当时的第三研究组以语音研究为主。建所初期，设有语音实验室，它是以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语音乐律实验室为基础形成的。仪器主要有各式浪纹计，乙一和乙二声调推断尺、各式海尔姆荷兹共鸣器、各式音叉、渐变音高管及钢丝录音机等等；五十年代末，添置了丹麦B．K．公司出产的声学分析仪器，用于研究普通话元音和辅音的声学特性。研制了颚位照相装置，与X光照相配合，对辅音作了生理分析；研制了音高显示器，用于研究声调，还研制了切音机。在此期间，写成了《普通话语音实验录》共五卷(未出版)和《普通话发音图谱》(周殿福、吴宗济，1963，商务印书馆)。1965年，该室购买了美国Kay公司出产的662B型语图仪，正要进一步开展普通话语音实验研究之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中断。
这个研究小组的部分人员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机器翻译的探索，跟其他单位合作，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分别研制出了俄——汉、英——汉机器翻译系统。
5，少数民族语文研究
建所不久，罗常培在语言所组建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小组，由傅懋勋、罗季光、王辅世等负责，到1956年12月，以这个组为基础正式成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自1950年起，罗常培就着手选派一些青年语言学者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初步调查了解全国民族语言分布的概况；此后，又在语言所里举办丁语文干部训练班；1952年起，语言所先后派遣专家率领部分青年干部组成少数民族语文工作队，前往各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桂西壮族地区、海南黎族地区、贵州布依族地区，以及蒙古语、苗瑶语区、新疆各民族语区等，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1952—1954年，语言所参与了北京大学开办语言专修科的工作，帮助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编写了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教材。短短的几年内，不仅为日后全面展开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打下了基础，也从田野工作中培养了一批既有语言科学知识，又能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专家。
6，《中国语文》和《语言研究》杂志
《中国语文》杂志创刊于1952年，初为月刊，现为双月刊，1966—1977年停刊。罗常培、林汉达、丁声树、吕叔湘、侯精一先后担任总编辑或主编，周定一、陈章太也曾主持常务工作。《中国语文》开始是一个综合性大于专门性、兼顾普及和提高的杂志，六十年代以后以刊登研究性文章为主。1953—1955年开展的关于汉语词类的讨论，以及1957年关于单句复句的讨论，1961—1962年关子语言和言语问题的讨论等都在语言学界产生很大影响。
《语言研究》创刊于1956年，1956—1959年共出四期。这是由语言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语言研究专门刊物，内容主要是：一，语言科学理论研究；二，现代汉语(包括方言)和汉语史的专题研究；三，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专题研究；四，外国语的专题研究；五，有价值的语言研究资料；六，国内外语言学重要论著的评论。
五十年代《中国语文》以综合性为主；《语言研究》以专门性为主，六十年代以后，《语言研究》停办，其内容分别转入《中国语文》和《语言学资料》。
7，《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
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是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的任务，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规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同一年，由语言所部分人员和新华辞书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共40人组成了词典编辑室，当时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的吕叔湘兼任室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主编，自1958年开始编写，1960年就排印出了“试印本”；1961年丁声树接任室主任和主编，1965年排印出了“试用本”。
8，对国外语言研究动态的关注
建所之初，语言所就设置了一个情报资料组，了解和介绍国外语言研究的动态；1956—1958年，语言所设立专门小组，编辑出版了《语言学论文选辑》，先后出了八辑。六十年代初成立了外语研究室，由赵洵任室主任。这个室的一组人员投入《俄华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另一组以研究普通语言学理论为主，他们曾参加了《中国语文》附属刊物《语言学资料》(双月刊，1961—1966年共出32期)的编辑工作，其中的“描写语言学专号”等辑在语言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十年动乱”使语言研究所的工作完全停滞了五六年，直到七十年代初，大部分同志从干校回到北京以后，才逐渐恢复了工作。尽管工作环境和研究条件不很理想，一代学界前辈还是以惜时如金的精神，勤勉地推动着各方面研究的展开。语法小组为撰写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语法》积极准备；方言研究、语音实验研究、机器翻译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都开始走入正轨；《语言学资料》也更名为《语言学动态》恢复出版，1978—1979年共出12期(现改名为《国外语言学》)。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语言研究所改属社科院后，对原有学科作了进一步的调整，设八个研究室，分别是：现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吕叔湘)，古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王显)，近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周定一)，方言研究室(室主任为李荣)，语音研究室(室主任为吴宗济)，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刘涌泉)，情报资料室(1980年改为国外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伍铁平)，词典编辑室(室主任为丁声树)。
1，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成熟的标志——《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出版
语法小组恢复工作以后，吕叔湘主持着手准备一部详尽的《现代汉语语法》的编写工作，并亲手撰写了十万字的编写提纲(部分章节后来曾公开发表)。为了这项工程，吕叔湘积数十年研究心得写出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翻译了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后来计划改变，在吕叔湘主持下用几年的时间编写了一部《现代汉语八百词》，参加者有李临定、刘坚、范继淹等十余人。这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汉语语词用法的工具书，具有汉语语词用法词典的性质。书中虽然也简单交代了汉语语法要点，但不以阐述理论和建立体系为目的，而是着重于用法的观察，分析细致，举例贴切，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这部书的意义在于，跳出了名目和体系之争，着力于汉语事实的挖掘，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走向成熟。因此，它不仅成为汉语教学的必备参考书，也在推动语法研究的描写方法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汉语方言研究空前繁荣——《方言》杂志的创刊和《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
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丁声树、李荣做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里说到“我们今后的方言调查一定要加强计划性，使各地方言的调查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在方法上，不仅要调查语音情况，还要重视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的研究。”“全国范围的方言调查应该把绘制全国汉语方言地图作为长期奋斗的目标。”这两方面的理想在七十年代以后得到实现。1979年丁声树患病住院后，李荣主持方言研究。创办了我国方言学科唯一的专业杂志《方言》；发起成立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组织力量投入了“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的绘制工作。《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主编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中文本及英文本，1987，1989，香港朗文出版有限公司)首次用多幅彩色地图的形式总结了几十年来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反映了汉语各种方言分布分区的情况。地图集以及附带的文字说明，第一次向人们系统地介绍了各种方言的使用人口和主要特点，、以及汉语方言统一和分歧的实际面貌。这是我国国情调查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是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
3，《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
七十年代里语言研究所推向社会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一部《现代汉语词典》。“文革”期间，《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受到“四人帮”的严重干扰，1973年印行的“试用本”遭到无理指责，直到1978年；这部词典才得以正式出版发行。《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填补了我国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的空白，并以精当的释义和举例垂范于世。它集科学性和通俗性于一身，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部词典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刊行以来屡次重印，至今印数已超过2300万册，并在海外有多种版本印行。
三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老一代学者不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一批中年学者成了各学科的带头人，他们继承了老一代的良好传统，使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现代汉语研究
《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工作完成以后，李临定着重进行句型研究，对汉语中有代表性的典型句型做了全面细致的描写，结合变换分析和语义解释论述句型特征(《现代汉语句型》，1986，商务印书馆)；范继淹集中进行汉语人机对话研究，从自然语言理解角度对汉语语法的形式概括和语义制约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集》，1986，语文出版社)；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重点进行动词和形容词的用法研究(《动词用法词典》，1987，上海辞书出版社；《形容词用法词典》，郑怀德、孟庆海，1991，湖南出版社)，《动词用法词典》对名词宾语的分类超越前人，在动词及其支配成分的研究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徐枢、饶长溶的语法研究也在语法学界引起重视，身为《中国语文》杂志的编辑，他们还为语法研究后备队伍的建设作出了贡献。由《中国语文》编辑部编辑的《语法研究和探索》系列论文集已出版八集，极大推动了国内语法研究。
2，汉语方言研究
方言研究八十年代后继续往深度和广度上发展，熊正辉、贺巍、张振兴带领方言研究室先后进行了国家“七五”“八五”规划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九种专著已出版)《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12部分地方言词典已出版)等大型研究，并在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方面积累了基础。
八十年代方言研究的另一个突出成果是一批高质量的方言志的编写出版，自侯精一的《平遥方言简志》(1982，《语文研究》增刊)《长治方言志》(1985，语文出版社)以后，山西省已为81个县市编写了方言志，其他地方的方言志也陆续有不少问世。
由侯精一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音库》自1992年开始采录和编写，计划中的40种方言音档多已开始工作，其中《上海话音档》(1994，上海教育出版社)首先出版，受到各方面的好评。
3，实验语音学研究
1973年起，原来的语音实验室就逐渐恢复了语音实验工作，1978年语音研究室成立以后，在室主任吴宗济的带领下，大规模地开展了语音分析和语音合成工作，在理论建设和实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吴宗济主编，198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实验语音学概要》(吴宗济、林茂灿主编，1989，高等教育出版社)“普通话单音节规则合成系统”(杨顺安主持，1987)《现代语音基础知识》(曹剑芬，1990，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正在进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计划中“智能接口”的“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规则合成”等项目，都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4，近代汉语研究
为了加强汉语史研究中对白话材料的重视，1977年经吕叔湘提议，成立了近代汉语研究室。十几年来，这个室的研究进展令人瞩目。吕叔湘《近代汉语读本·序》里不仅精辟地论述了近代汉语的分期问题，还特别讲到“进一步开展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我以为有几件事要做。第一，做好资料工作。……第二，总结研究成果。……第三，编辑读本。”近年来，这三个方面的工作都已有重要成果问世，《近代汉语读本》(刘坚编著，1985，上海教育出版社)是全面反映近代汉语概貌的第一部深入浅出的教材；《近代汉语虚词研究》(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1992，语文出版社)是近代汉语虚词研究成果的总结；《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刘坚、蒋绍愚主编，唐五代卷，1990，宋代卷，1992，元代明代卷，1995，商务印书馆)汇集了近代汉语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细加校订，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同时，《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著，江蓝生补，1985，学林出版社)的出版以及刘坚、江蓝生、曹广顺等的一系列论文，标志着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杨耐思的《中原音韵音系》(19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是近代汉语音韵研究的成果。
5，古代汉语研究
古代汉语研究室何乐士、敖镜浩、王克仲、麦梅翘、王海菜八十年代初编著的《古代汉语虚词通释》(1985，北京出版社)是文言虚词研究的集成之作。同时，专书研究、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何乐士的《左传虚词研究》(1989，商务印书馆)，王海?钡摹堵硎衔耐ㄓ胫泄?锓ㄑА?1991，安徽教育出版社)，王克仲的《助语辞集注》(1988，中华书局)等。古代音韵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邵荣芬的《切韵研究》(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原雅音研究》(1981，山东人民出版社)和王显的一系列论文。
6，汉语辞书编纂
《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以后，词典编辑室又相继编出了《现代汉语小词典》(1980，商务印书馆)《倒序现代汉语词典》(1987，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补编》(1989，商务印书馆)等。此外，还编出了古今汉语实用词典、新词新义词典、方言常用词词典等多品种的辞书；适应新变化的《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本1995年出版，《现代汉语大词典》自1990年开始编写，现已基本完成
。近十几年来，语言所的其他研究室也编出了一批水平较高的专业词典。
7，应用语言学研究
应用语言学研究近年有了较大发展，1979年成立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刘涌泉任室主任；1985年改组为计算机室和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分别由刘倬和刘涌泉任主任，1995年起，由于工作的需要，两个室再度合并。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是机器翻译和中文信息处理，这些年来，在刘倬的主持下，开发了各种实验型机器翻译系统8个(包括英语一汉语和世界语一汉语)；主持开发或指导开发了实用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3个；建立了中文信息处理系统及语料库两套；以及各种文字形式和软件形式的成果等，都在国内同行里获得高度评价。
由王广义主持的《天语》英汉题录翻译系统、《GRA篇名英汉机器翻译系统》都已投入应用，《GRA文摘英汉机器翻译系统》正在进行中。
8，语言理论研究
语言理论研究是近十几年来语言所发展较快的学科，已从早期的以介绍和翻译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为主，逐渐转向研究和评论国外语言理论和方法，并借鉴这些理论和方法，结合汉语开展实际语言的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汉语语音研究；汉语篇章分析、汉语语用研究、英汉语法比较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突破。在这些方面做出重要成就的是廖秋忠、陈平和沈家煊，他们积极引进最新的观念和方法，对汉语中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廖秋忠文集》(1992，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陈平，1991，重庆出版社)《语用研究论集》(廖秋忠、沈家煊、杨成凯等，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文集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水平。赵世开、黄长著、卫志强、沈家煊、林书武等积极翻译国外语言学名著，如《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198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1981，上海辞书出版社)《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1989，华夏出版社)《语言导论》(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都为国内的语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9，《中国语文》、《方言》和《国外语言学》杂志
《中国语文》于1978年复刊，为双月刊。这是我国语言文字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主要刊登汉语现状、历史以及应用、实验等的调查和研究，语言理论，语言政策的研究，汉语教学，汉外对比研究，语言学和其他学科交叉课题的研究，汉字现状、历史以及应用调查和研究，语言文字著作的评论文章。
《方言》杂志创刊于1979年，季刊，至今出版68期。李荣、熊正辉、贺巍、张振兴担任主编。这是全国唯一的方言学专业刊物。杂志集中反映了汉语方言研究的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曾对连读变调、方言分区等专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1980年创刊的《国外语言学》是国内唯一的国外语言学理论研究学术刊物。伍铁平、赵世开、廖秋忠、卫志强、沈家煊先后担任主编。杂志大量评介国外语言研究成果，刊载相关资料，成为国内学者了解国外语言学的重要窗口。
10，图书资料工作
语言研究所图书室组建于1950年，至1966年藏书有16万册左右；90年代初期，藏书已达到27万册左右，其中中文书刊约23．5万册，外文书刊约3．6万册。藏书，内容包括：一般语言学、语言学理论、汉语语言学、传统语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文献；可提供语言研究素材的文献资料；各种辞书、地方志、丛书、期刊等。语言所图书室历任主任或负责人有：刘际尧、魏民、袁璋、冯家荣、阎征、许长江。1994年起和社科院其他研究所的图书室一起归入组建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成为社科院图书馆的语言学库。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工作人员在吕叔湘等专家的直接指导下，编辑了《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清末一1949，1965年出版)《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1950—1963，1963年出版；增订本1965年出版；1950—1980，1983年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开创之作，吕叔湘为这项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并撰写了卷首专文《语言和语言研究》。语言所不少学者为该卷撰写了条目。吕叔湘还为我国语言学界另一项开创性工作《中国语言学年鉴》(1993，语文出版社)亲自起草了详细的编写体例。
四
作为国家级的语言研究专门机构，语言研究所不仅推出了一批又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而且组织了很多全国性的学术活动，良好的学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学工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是吕叔湘个人捐助设立的，1983年，吕先生捐献多年积蓄六万元作为这项奖金的基金；1987年，吕先生又把他荣获首届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学特等奖的五千元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语言所负责这项奖金的管理工作1984年首次评奖至今已评定7次，获奖者25人。
我国语言科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语言学会的常设机构设在语言研究所，十几年来，语言所为学会的各种活动做了许多工作。早在1957年初，罗常培等就曾筹备成立全国性的语言学会。1980年正式成立以后，积极推动语言科学研究，开展全国性学术活动，组织国内学术交流。中国语言学会历任会长是：吕叔湘、季羡林、朱德熙、刘坚；现有会员近900人。语言所直接负责了历届学术年会的组织工作和《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至今已出版七期)《中国语言学会通讯》的编辑工作。为了加强国内语言学家与国际语言学界的交往，1988年由语言所负责协调中国语言学会加入了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使中国成为该组织的正式会员国。
汉语方言学会的秘书处设在语言研究所，李荣任会长，自1981年成立起已召开了八届学术年会；由语言所和其他单位合办的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古代汉语学术讨论会、国外语言学研讨会等也一直定期举行，大大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对外交往与合作在语言所四十五年的历程中也形成了传统。五十年代起，语言所的专家和苏联、东欧的语言学者就有来往和交流；八十年代以来，欧美、澳洲、日本以及港、澳、台湾地区等许多知名语言学家频繁来到语言所访问，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会议等。1982，年8月，由语言所参与主办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在北京举行，与会的国外学者有百余人。近年来，语言所也有不少学者应邀出访，进行学术交流。不少专家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出国讲学，与国外同行研究合作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的合作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是语言所参与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国家“六五”计划实施以来，语言所承担的各种重点项目有：“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七五”国家重点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语音分析与合成的基础研究”“山西方言通志”，“八五”国家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项目“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觌则合成”；中华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现代汉语话语关联”“近代汉语助词研究”“现代汉语方言音库”“汉语方言计算机处理系统”“北京口语句式研究”；社科院重点项目“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汉语成语语义检索”“现代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句型研究”“唐宋语言研究”“白话小说语词研究”。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研究队伍人才辈出，良好的学风代代相传，务实求新的传统不仅体现在几代学者的研究工作里，也表现在他们的积极倡导和对年轻同志的言传身教中。早在五六十年代，丁声树、吕叔湘等就在所里为年轻同志开办了音韵讲习班和英语讲习班，使研究人员的业务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每个时期所里都经常举办研究人员的学术报告会，九十年代以来，更形成了固定的“五四”青年学术演讲会和高研学术演讲会活动，学术气氛异常活跃。语言所里不少同志还经常自发地组织学术沙龙活动，进行专题研讨，其中每月一次的“理论语言学沙龙”自1985年起至今目连续举办了127次，国内外许多同行都曾参加过这里的讨论，为活跃所里的学术空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十五年间，语言所的几代学者脚踏实地，锐意进取，努力挖掘汉语事实，继承良好的学术传统，积极探索新的方法，不断更新学术观念和研究手段，为我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古语说四十而不惑，正当盛年的语言研究所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征程上，一定会以更加丰硕的成果奉献给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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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论文篇7
关键词古代汉语实践教学原则途径
中图分类号：G424文献标识码：ADOI：10.16400/j.cnki.kjdkx.2018.01.060
1古代汉语实践教学的内涵
马克思认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主要的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课题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实践是一切知识获得的前提。2005年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指出：“高等学校应着眼于国家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在坚持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同时，更应注重能力培养，特别是提高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坚持社会需求为导向，深化教学改革，构建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体系。”实践教学是巩固理论知识和加深对理论认识的有效途径，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和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平台，有利于学生素养的提高和正确价值观的形成。[2]
实践教学是教育体系范畴的一个重要組成，一般是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以实际操作为主，获得知识与技能，提高综合能力的一系列教学活动，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3]实践教学力主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性地位，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手段。实践结果表明，单一的知识教学不可能实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不同的活动与不同的素质发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对应性。在实践教学中，通过实验、体验、实习、课程设计、论文、调查等具体的实践环节，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能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个人潜力。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是应用性和针对性很强的专业，古代汉语课程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专业必修的基础课，在学科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该课程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同时又具有较强的工具性。主要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分析研究在上古口语基础上所形成的古代书面语言，以及东汉以来所发展而成的古白话。虽然古代汉语课程本质上属于语言学课程，要求学生认知汉语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基本原理和一般规律，但从当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古代汉语课程的实际教学情况来看，通过有限的课堂教学，很难达到这样的教学效果。从学生角度来看，现在的学生普遍接触古文很少，基本上对古文没有太多感性认识，毫无古文功底可言；另一方面，从课程本身来看，汉语的历史发展演变问题是一个难度较大的理论问题，本身既涉及普通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又要求对汉语历史演变特征细致描写，对于古文阅读能力薄弱的本科低年级学生，课程难度极大。鉴于此，要求古代汉语课程具备较强的理论性，既不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也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教学目标。王力先生曾指出：“其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中国古书的能力。我们必须明确地认识到：‘古代汉语’是一门工具课；通过这一课程的学习，使我们能更好地掌握古代汉语，以便阅读古代文献，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4]当前，古代汉语课程工具性特点和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这一课程目标已取得学界的普遍共识，对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这一目标的设置也是可行的。
古代汉语课程所涉语言时代跨度大，教学内容多，任务重，教学难度大。当然，本科阶段的古代汉语教学，其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强学生阅读古籍的能力，能够一定程度上批判地继承古代的文化遗产，并通过古代汉语的学习，帮助学生认识古今汉语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提高学生语言文字的修养，增强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因此，古代汉语课程的这一目标就要求在教学上要有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只有通过实践教学才能让学生充分提升古书阅读能力，牢固掌握古代汉语的基础知识，提高学生语言文字方面的修养。
2古代汉语实践教学实施原则
2.1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
古代汉语课程为语言学课程，本身具有较强理论性。考虑实际情况，在教学中又必须以古代汉语语法、词汇、语音等方面的基本理论为工具，以此指导学生的古书阅读，帮助学生从对古代汉语的感性认识逐步上升到理性认知，能够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教学效果。在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实施的过程中，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辅相成，实践教学建立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之上，在基础理论的充分掌握的前提下展开实践教学，理论教学应当培养学生古代汉语方面的实践能力服务。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阅读一定量的古籍作品，并在阅读中对其中特殊句式表达、虚词运用等语言现象作出某种程度的总结概括，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总结规律，在一定程度上能培养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问题意识和主动探究的能力，帮助学生在古书阅读的实践中将感性认识提升为理性认识，并进一步指导古书阅读的实践活动，切实提高学生古书的阅读能力。从近几年的教学情况看，不少学生能够自发地在阅读文言文的过程中做好读书笔记，并能在读书笔记中整理出质量较高的课程作业。理论和实践结合，大大加强了学生对古代汉语知识和现象理解的广度和深度，养成了学生自觉观察古代汉语现象、搜寻古代汉语材料的习惯，培养了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了古代汉语教学的水平和质量。
2.2知识掌握和能力发展相结合
知识是发展能力的基础与前提，而发展能力则是掌握知识的目的与归宿，而能力的提升又可进一步促进知识的掌握与深层次理解。二者相辅相成，关系密切。上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哲学家波兰尼明确指出，人的知识存在两种类型：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5]所谓显性知识，即能够用各种明言符号加以表述的知识。隐性知识是指那种我们知道但难以言传的知识，本质上是一种理解力，即领会经验、重组经验的能力。二者共同构成个体总的知识体系，而显性知识又植根于隐性知识。隐性知识是个体获得显性知识的背景与向导，支配着个体的认知过程。而隐形知识的获得，并不能仅靠理论教学，必须以实践为途径，在实践教学中获得隐性知识，从而提升能力。在古代汉语课程教学中，学生的隐性知识的获得显得更为重要。学生一方面要掌握古代汉语基础知识，另一方面必须将这些基础知识的掌握内化为阅读古书能力的提升。这一过程离不开实践活动，只有学生亲力亲为，在对相关古文一定量的研读练习过程中，才能系统构建起自己古代汉语完整知识体系，促进自身运用知识的能力发展。
2.3信息反馈与课程调节相结合
教师在充分发挥教学主导作用的同时，还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教学过程真正处于师生协同活动，相互促进的状态之中。其实质就是要处理好教师与学生，教与学的关系。教师与学生从教和学的活动中及时获得反馈信息，以便及时了解教与学的情况，并能够及时有效地调节和控制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达到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的目的。在古代汉语实践教学中，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充分利用练习、作业、见习等环节，建立并疏通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信息交流渠道，强调学习过程中学生学习方法、学习效果以及自主性等方面信息反馈的及时性与通畅性，在实施实践教学的环节中不断改进教学策略与方法，优化教学程序，提高教学效率，促进学生阅读技能的提升与古代汉语能力的发展。
3古代汉语实践教学实现途径
3.1古代汉语教学内容的调整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构建起以文选、通论、常用词三要素相结合的内容体系，给高等院校古代汉语课程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堅实的基础，也给建国后的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体系建构指明了方向。时至今日，虽有各类古代汉语教材不断面世，但王力先生主编的这套古代汉语教材，经过不断修订，仍然是当前高等院校古代汉语课程的主要教材之一。该教材内容丰富、体系完整，至今仍具有经典价值，但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从当前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教学实践及当前古代文献研究现状来看，完全按教材内容进行教学就容易忽视专业特点和古代汉语教学的实践性特点，因此对教学内容作出一定程度的调整非常必要。
（1）增加有关汉字方面的教学内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主要是培养具有熟练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技能，适应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专门人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要能胜任面对国外母语非汉语的学生汉语教学的任务。而汉字历时数千年的发展演变，具有其独特的魅力和构形特点，国外学习汉语的学生往往对汉字的兴趣极为浓厚，这要求该专业的学生需要扎实掌握汉字的有关知识理论，能对一批常用字的构形以及字形的发展演变做出正确的分析。汉字构形多与意义相联系，加强汉字教学也能促进古代汉语词义方面的学习，可以提高古代汉语知识的理解能力与运用水平。
（2）调整文选部分的篇目。古代汉语教学主要培养学生的古代文献的阅读能力，这一教学目标的设置无论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或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都是合适的。因此，文选部分是古代汉语教学的主要任务之一。目前的古代汉语教材文选部分，所选篇目较为丰富，但内容以文言文为主，并主要按时代编排，虽自成体系，也颇能遵循汉语发展的时代顺序，但不利于教学过程的循序渐进。如教材将《左传》《孟子》等先秦部分难度较大的文言文置于初始段的教学中，无疑增加学生的学习压力，对自主性学习有一定的障碍。故在不破坏汉语时展的顺序性的同时，有针对地按照文选的难易程度很有必要。如将相对较容易的《战国策》以及学生较为熟悉的《论语》中的一些章节置于教学前期，学期后段再学习《左传》《孟子》等，由易而难，有利于学生学习。
（3）增加古代汉语的练习部分。当前的《古代汉语》教材并未设计练习部分，学生无法在预习中充分把握学习目标，明确学习的重点和难点；课后也无法通过练习检测自己的学习效果。这不利于古代汉语课程的实践教学和学生的自主学习。因此，可以在教材文选、通论、常用词三结合的基础上，适当增加课后思考与延伸学习的设计。结合教学的重难点，有针对性地设计一些思考练习环节，使学生学习的目的性更强、自主性更高。并且对教学内容中涉及到的一些重要问题，专门列出有关重要的参考文献，以供学生按图索骥，巩固学生所学知识，拓展学生学术视野，促进学生的探究性学习以及创新能力的发展。
3.2课堂教学方法的借鉴与革新
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大多以讲授法为主，通过教师对相关问题的讲解分析，使学生理解掌握所学知识，学生互动较少。这种教学方式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让学生系统掌握所学知识，但不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也无法真正理解所学知识，更无法真正应用，难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因此，借鉴新的教学模式，改进教学方法势在必行。如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可以结合自主探究教学模式，优化课堂教学环节。在要求学生充分预习的前提下，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先准确地揭示课程学习目的，通过适当引导，使学生围绕学习目的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在教师的引导下，围绕问题进行个体探究，经过类比、分析、归纳等，得出初步结论，并完善结论。教学中给予学生自由探究的时间，通过课堂讨论、合作交流发现新知。鼓励学生敢于质疑问难，发表不同意见。如在教学文选时，可将具体章节落实给每一学习小组，通过自主探研、小组讨论，对文选中的重点句式、重点字词加以研讨，并在教师的引导下总结相关句法特点、词义演变规律，以获得并巩固新知。这样既凸显了古代汉语课程的实践性特点，也强化了学生学习的实践性，促进了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
3.3实践环节的优化设置
首先要优化设计好练习环节。利用多样化的作业形式加强学生实践。如阅读训练、课程论文、文言文创作等，尤其是要加大文言文的阅读量，以切实提高学生的古文阅读能力。其次，充分利用大学相关社团、系、院乃至校级平台发起并组织一些有关古代汉语方面的活动，如有关古代文化方面的知识竞赛，汉字听写赛，词语理解赛等，这些活动可以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古代语言文化的兴趣与热情，加强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再次，可以充分利用好系、院的学生实践基地，如市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孔子学堂等，让学生真实感受古籍形态，熟悉古代文献，感知古代文化，培养学生学习古代汉语的热情。还可以充分利用地方文献，帮助教学的完成。如嘉兴南湖景区的揽秀园，荟萃了文徵明、何绍基、董其昌等历代文人所书碑刻九十余块，可让学生利用课余，走出校门，研读并整理这些珍贵的古代碑刻文献，标点翻译其中的一些篇章。通过辨文识字，离章析句，感知古代文献的整理方法，加深对古代汉语课程的认知，开拓学生眼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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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论文篇8
关键词：小学教育小学语文教学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是高等师范院校小学教育专业文科方向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程，对提高学生语文专业素养和培养学生教育教学能力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前小学教育专业现代汉语课程教学存在着课程定位模糊、教学目标不明确、教学内容庞杂、与小学语文教学脱节、教学手段陈旧、难以适应小学教育专业特性等诸多问题。我们认为，针对以上种种问题，可以从落实核心课程地位，提高课程重视程度；厘清课程定位、明确课程教学目标；精选教学内容、服务小学语文教学；改革教学手段、适应小学教育特性等方面进行探索。
一、小学教育专业现代汉语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定位模糊
现代汉语是我国高等院校文科专业普遍开设的一门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新闻专业、小学教育专业、英语专业等许多专业的必修课或选修课。但由于现代汉语在一级学科上归属于中国语言文学，所以，现代汉语的研究、师资也主要集中在中文系，是中文专业的核心课程，而在其他专业受重视的程度有限。对小学教育专业文科方向来说，现代汉语本应是一门主干课程，可在许多高师院校的小教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中，并没有将它定位为主干课程，极个别学校该课程只有二十几个课时。可见，现代汉语在小学教育专业中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二）教学目标不够明确
高等师范学院的小教专业有不同于中文专业的特点，它并不强调中文学科知识的精、专、深，而強调“综合培养，学有所长”。但是，当前很多高等师范院校小教专业课程与中文专业课程雷同，教学目标没有充分体现师范性的特点，致使小教专业的现代汉语教学目标不够明确，不能适应小学语文教学的要求。
（三）教学内容针对性不强，与小学语文教学脱节
中文专业的现代汉语课程侧重于学生语言理论素养和研究能力的培养，注重语言知识传授的系统性和理论性，注重术语的科学性和理论的先进性，注重语言抽象规律的归纳和分析。而小教专业的现代汉语课程主要是让学生掌握胜任小学语文教学所必须具有的汉语理论知识，具备运用这些知识解决语言教学和语言运用问题的能力。小教专业的现代汉语教学目标与中文专业有所不同，理应教学内容也各有侧重。但当前的现代汉语教学很大程度上没有区分师范与非师范、中文与小教专业，小教专业的现代汉语教学内容与中文专业的教学内容没有太多的区别，对小学语文教学的需求关心不够，服务小学语文教学的意识不强。例如：小学语文教学非常注重语言文字的规范性，在小教专业的现代汉语教学中就应该特别强调拼音、汉字书写的规范。而这方面的知识在现代汉语教材中并没有详细的介绍，相应的训练也比较少，不少小教专业的学生在学完现代汉语课程之后，不能准确地运用《汉语拼音方案》给汉字注音，不能正确分析汉字的偏旁部首，不能正确书写常用汉字的笔顺笔画，这显然难以满足小学语文教学的需要。
（四）教学手段陈旧，难以适应小学教育专业特性
现代汉语本身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如果不考虑小教学生汉语实际，不更新教学方法和手段，很容易让学生感到枯燥、无趣。但当前现代汉语教学中依然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教师教学方法单一，采用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满堂灌”，不注重充分调动学生合作与交流学习的意识，学生质疑能力和自主探究能力没有得到很好的培养。同时，教师本身缺乏对基础教育的感性认识和经历，课堂教学脱离小学语文教学实际，显得空洞苍白，难以适应小学教育专业特性。
二、改进小学教育专业现代汉语课程教学的对策
（一）落实核心课程地位，提高课程重视程度
小学教育专业文科方向主要培养未来的小学语文教师，如果现代汉语教学不过关，学生在语言能力这一最基本的素质上没有得到切实的提高，就难以胜任语言教学占相当比重的小学语文教学。因此，对于小教专业文科方向来说，现代汉语理应成为专业主干课程，在课时安排、课程重视程度上都应该享受主干课程的待遇和地位。
（二）厘清课程定位、明确课程教学目标
教育部颁布的现代汉语教学大纲规定：“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系统地讲授现代汉语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加强基本技能的训练，培养和提高学生理解、分析和运用现代汉语的能力。”如前所述，不同专业的现代汉语教学有不同的服务对象和服务宗旨，小教专业的现代汉语教学的服务对象是未来的小学语文教师，是以服务于小学语文教学教育为宗旨的，具体的教学目标可以归纳为：现代汉语的基本理论、语言教学能力、语言分析与运用能力、语言教学及语言研究能力。只有厘清了课程定位、明确了课程教学目标，才有可能实施有效的课程教学。
（三）精选教学内容、服务小学语文教学
现代汉语教材重视课程体系的完整性和科学性，内容大多面面俱到。小教专业的现代汉语教师应该从了解小学语文教学需求、研究小学语文教学理论入手，根据小学教学实际情况，对教材内容进行合理增删，使现代汉语教学切实服务于小学语文教学。
1.了解小学语文教学需求
现在许多小教专业的现代汉语教师不太关注小学语文教学需求，完全按照教材编排进行语言知识、技能讲授与训练，难以适应小学语文教学的需求。教育部颁布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对语文课的课程性质、课程基本理念、课程设计思路、课程目标与内容、实施建议等都作了详细的介绍和规定，现代汉语教师必须熟悉并引导学生学习《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全面了解现代汉语知识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训练及运用情况，才能让现代汉语教学更具针对性，更好地培养学生从事小学语文语言教学的能力。
小学语文教师在教学中会遇到一些语言学问题，但由于他们的专业水平和时间精力有限，有些问题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这就非常需要语言学者的成果支持。现阶段，小学教育专业承担着培养小学教师的重任，和小学教育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在研究语文教学中的语言学问题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作为小学教育专业的现代汉语教师，理应承担起这份责任。在现代汉语课程建设中，主动把小学语文教学理论作为自己研究的主攻方向之一。
2.合理增删教学内容
在了解小学语文教学需求、研究小学语文教学理论的基础上，小教专业的现代汉语教学还应根据专业实际对教学内容进行大胆取舍、合理增删。
拼音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的一项重点内容。在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版）的课程目标与内容中明确规定：“学会汉语拼音，能说普通话。”在第一学段目标与内容中明确规定：“学会汉语拼音。能读准声母、韵母、声调和整体认读音节。能准确地拼读音节，正确书写声母、韵母和音节。认识大写字母，熟记《汉语拼音字母表》。”“学习独立识字。能借助汉语拼音认读汉字，学会用音序检字法和部首检字法查字典。”这就要求我们在现代汉语语音教学中少讲音位等语音理论，讲清基本的发音规则、辨音方法、音节汉语结构分析方法；强化“汉语拼音方案”的学习，了解小学拼音教学与现代汉语拼音教学的差异；强化学生说、听、辨普通话的能力培养和基础的语音教学的能力培养。
汉字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的另一项重点内容。在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版）的课程目标与内容中明确规定：“认识3500个左右常用汉字。能正确工整地书写汉字，并有一定的速度。”在第一学段目标与内容中明确规定：“喜欢学习汉字，有主动识字、写字的愿望。”“认识常用汉字1600个左右，其中800个左右会写。”“掌握汉字的基本笔画和常用的偏旁部首，能按笔顺规则用硬笔写字，注意间架结构。初步感受汉字的形体美。”“努力养成良好的写字习惯，写字姿势正确，书写规范、端正、整洁。”在第二学段目标与内容中明确规定：“对学习汉字有浓厚的兴趣，养成主动识字的习惯。”“累计认识常用汉字2500个左右，其中1600个左右会写。”“有初步的独立识字能力。会运用音序检字法和部首检字法查字典、词典。”“能使用硬笔熟练地书写正楷字，做到规范、端正、整洁。用毛笔临摹正楷字帖。”“写字姿势正确，有良好的书写习惯。”在第三学段目标与内容中明确规定：“有较强的独立识字能力。累计认识常用汉字3000个左右，其中2500个左右会写。”“硬笔书写楷书，行款整齐，力求美观，有一定的速度。”“能用毛笔书写楷书，在书写中体会汉字的优美。”“写字姿势正确，有良好的书写习惯。”这些规定与要求凸显了识字教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也要求我们在小教专业的现代汉语教学中重视汉字结构规则和书写规范的教学。对于偏旁部首的分析要講清楚讲透彻，并结合小学第一学段的生字表来进行笔顺笔画的训练。帮助小学生提高识字能力，少写或不写错别字也是小学识字教学的一大任务，因此现代汉语课中造字法的学习应该加强，并应结合小学一二年级语文识字内容进行，理解了汉字的象形表意特点，特别是象形字和形声字的特点，分析表音、表意偏旁，就可以在方法上指导学生少写错别字，起到举一反三、事半功倍的效果。
词汇部分减少关于语义场、义素、义位等过于专业的内容，强化构词法、同义词、反义词等内容的介绍和分析，结合实际讲解词汇的发展与词语的规范化。
语法部分的内容在现代汉语教材中是分量最重的部分，内容庞杂，抽象难懂。对于小学教育的学生来说，重点不是了解掌握系统的语法知识，而是联系小学语文教学实际，对小学语文教学涉及的语法知识深入理解，对小学语文教学没有涉及到的知识，则可以由学生根据兴趣自学。《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的《语法修辞知识要点》中将“词的分类：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叹词。”“短语的结构：并列式、偏正式、主谓式、动宾式、补充式。”“单句的成分：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复句的类型：并列、递进、选择、转折、因果、假设、条件。”列为小学语文教学的语法知识要点，这可以作为我们取舍现代汉语语法教学内容的重要依据。
修辞部分在现代汉语教材中占的比例并不大，但在小学语文教学中，一些常用修辞格的运用分析却是重要的内容。《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的《语法修辞知识要点》将“常见修辞格：比喻、拟人、夸张、排比、对偶、反复、设问、反问。”列为小学语文教学的修辞知识要点，因此，在教学中应该结合小学语文课文内容进行具体分析，加大修辞教学的分量。
（四）改革教学手段、适应小学教育特性
小教专业的现代汉语教学面对的是未来的小学语文教师，因此在教学方法和手段的选择上也要充分考虑学生的专业实际，采取更加灵活、生动、有趣的教学方式，打破课堂教学中教师唱“独角戏”“满堂灌”的沉闷气氛，实现师生良好的互动。将教师的讲授与学生的参与有机结合起来，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以问题为主线，以综合为导向，以分析、质疑、多路径求解、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方法引导学生开展创新性学习，引导学生多思考、多练习、自己寻找结论，鼓励争论。
现代汉语教材中的用例比较注重科学性，与语言生活有些脱节，在教学中可以选取实际生活语言用例，特别是选用小学语文课本中的用例来讲解语言理论，培养学生学习语言的兴趣，同时也可加强现代汉语教学的实用性。
在教学中还可以恰当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将抽象的语言理论、枯燥的汉语知识加工制作成可见、可闻、可感的生动课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开启思维、产生联想、把语言符号同生活情景结合起来理解，书本知识就变得好学易懂了。
总之，小学教育专业的现代汉语课程教学有其专业特性与专业需求，我们应该在充分了解和掌握小学语文教学教育的特色与需求的基础上，从课程定位、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全方位审视现代汉语课程教学，切实提高教学效果，使之能更好地服务于小学语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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