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资监管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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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监管论文范文第1篇
(一)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不到位农村改革制度后，由于合并等的原因，工作人员减少数量较多，使得专门从事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的人员减少，导致了监管力量的严重匮乏。
(二)各部门农村集体“三资”监督不力司法机关、纪检机关等监督十分乏力，群众监督流于形式，使得民主管理意识淡薄。民主理财小组监督不到位，不能切实为农民群众着想。
(三)思想认识不足，人员素质欠缺思想上不重视导致了农村领导班子对财务管理的认识偏差和错误。有些工作人员不熟悉财务相关流程和制度，严重阻碍了监管的有效进行。
二、加强“三资”监管，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明确职能和责任划分明确农村集体“三资”监管中应有的职能。其中，村委会是农村集体“三资”监管的主体，上级党委政府是农村集体经济的监管组织者，财政部门主要对农村集体“三资”实行财政指导和监督职能，而审计部门则是定期进行审计监督检查的主要部门，像是违规违纪等行为都要确定部门职责予以监督，这样职责明确有利于统筹协调之余发挥各部门的优势。农村集体“三资”的监管模式应该根据自身特点制定。我国广大的农村区域决定了基础条件和经济状况的巨大差别。对那些经济较为发达，基础设施较好，制度规范和民主机制完善的农村区域可实行“自管模式“，这样能够充分调动村民发展本村经济的积极性，上级主管部门可实行必要的监管、服务和指导职能，以确保三资监管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对于那些经济基础条件较差，不具备自我管理能力的区域可实行“代管模式”，由上级主管部门进行服务，代管农村集体“三资”，但是代管职能必须是在履行民主程序后，村民自愿进行的，应签订代管协议，明确权利和义务的具体细则，防止挪用以确保农村集体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二)界定农村集体“三资”范围，充分了解现有状况资金上，应该由各个相关部门合理组成领导小组，对农村集体“三资”进行全面的，广范围的清理核实工作。将有关补助补偿、集体租赁和经营收入等资金管理项目纳入核算范围，严禁挪用、私存等弊端的产生，真正做到及时结清，台账清晰的要求，确保其真实完整性。资产上，应该将集体的房屋、建筑、设备设施以及集体无形资产等纳入管理范围，进行分类管理，详细记录资产在使用、处置等各方面的情况，做到账实相符，权责明确。资源上，应该将农村集体所有的耕地、水域等所有资源纳入监管范围，将资源分类管理，详细记录资源名称、经营方式以及合同的相关情况，以便在农村集体资源流转等各类情况下的公正性和透明性.其他债权债务管理上，应该尊重农村集体经济原有和现有的复杂情况，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清理核实相关的债权债务情况，将由于各种原因未纳入核算的依法纳入核算，对已经完结的或者账实不符的债权债务以及坏账，应该按照法定程序予以处理。通过以上清理核实逐步实现农村集体“三资”的状况，摸清家底，有利于后续相关工作的展开和实施。
(三)建立健全相关监管的制度规范1、应该建立健全农村集体“三资”的民主监督机制投票选择代表组成村级理财小组，村里的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等相关证明和原始凭证必须经过村级理财小组的集体审核后才有效，然后入账。较为重要的或者重大的事项由村民代表民主讨论后才能做出决定。对集体“三资”范围内的财务状况、设施建设等事项进行及时地公开透明。设立监督意见箱，及时掌握农民群众对工作的意见或者建议，并经过讨论通过根据有益的建议及时调整工作，建立财政、审计等部门的联合检查，有利于及时发现和纠正农村集体“三资”监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2、建立健全农村集体资产资源交易相关制度农村集体资产资源的承包、租赁等相关交易行为，应该经过专业机构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评估并且制定合理的市场价格，确保过程中的公正公平，公开招标投标等。集体经济相关交易行为成交后，应该立即签订正规统一的书面合同，用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且将合同以及相关材料归档保存，上级主管部门和村民代表应该做好后续的监管工作，将所得收入纳入集体，并且定期公开账目。3、是要建立农村集体“三资”的管理机制提高对农村的管理人才培养意识，引进青年大学生等到村任职充实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队伍，加强与管理相关的各级人员的业务培训和相关知识输送，培养和打造一支具有高素质高管理水平的队伍。要积极研究开发集各种功能为一体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系统，实现农村集体“三资”的管理电子化、信息化，以达到全面提升农村集体“三资”的科学管理水平。
三、结束语
农村集体“三资”构成复杂、分布广泛、管理基础较为薄弱，长期对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上的忽视导致了职能范围不明确、管理不规范以及浪费和流失严重等一系列问题，亟需对此进行改进和完善。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对于维护集体和群众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健全民主监督管理机制，提高农民收入以及增强农村经济实力都是十分有利的。我们应在前期有效工作的基础上，抓住问题，延续成效，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采取措施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的监督管理，从实际出发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
三资监管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污染排放协整性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
Abstract: Many causes made tha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s were prominent with economic growth. Based 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erspective, whethe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mproved environmental quality or contributed to environment pollution? Based on 1994-2008 time series, using methods of ADF test, cointegration test and granger causality test, this paper fou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id granger cause total volume of industry waster water discharge and total volume of industry solid wastes discharged, showing negative correlation, but did not granger cause total volume of SO2 emission, and inverse relationship did not exist.
Keywor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ollution Emissions;Cointegration test; Granger causality test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不断扩张。然而，环境污染可能会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从一个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各国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环境污染关系问题存在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FDI加剧环境污染，二是FDI并未加剧环境污染，三是FDI改善环境质量。作为目前世界上第一大引进外商投资的发展中国家，当前中国政府部门以如何吸引更多外资以促进经济增长为重，学术界的分析重点在外资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及其作用机制上；且FDI对一国环境安全的影响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合法性”以及长期性，所以，FDI对环境福利影响的研究近些年才逐渐展开。本文拟利用1994-2008年相关数据，采用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的内在机理进行研究。
二、变量、数据与检验方法
（一）变量与数据
因为FDI最终会形成资产，并对环境污染做出直接贡献，所以本文选择三资工业企业总资产(FTAS，单位：亿元)代替投资额，环境污染则选择污染排放数据，包括工业废水排放量(WPOEM，单位：万吨)、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GPOEM，单位：万吨)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SPOEM，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以1995―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和1995―2009年《中国环境年鉴》为主，部分数据来源于2003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三资工业企业总资产利用CPI进行调整，按1994年不变价格计算，以保证经济数据的可比较性。同时，考虑到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和对时序数据取对数后不会改变时间序列的性质和关系，在实际检验中对各序列都采用了取对数的处理。
（二）检验方法
在经济研究中要确定一个变量的变化是否是另一个变量的原因，一般用格兰杰因果检验。面板数据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由Hurlin和Venet于2001年(简称HV)提出，它可以解决常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时间序列数据长度不足的问题。利用该项技术，不仅可以检验三资工业企业总资产和污染排放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还可检验因果关系的方向(如果存在因果关系的话)。检验过程为：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两变量之间的协整检验和格兰杰检验。
三、实证结果
（一）ADF检验
本文采用扩展的迪克―福勒检验(ADF检验)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利用Eviews 5.1软件分析。序列LnFTASt、LnWPOEMt、LnGPOEMt、LnSPOEMt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的ADF检验结果为非平稳序列；进而采用一阶差分的方法处理，得到了新的序列LnFTASt、LnWPOEMt、LnGPOEMt、SPOEMt，其ADF检验结果表现为平稳序列，所以原序列同为一阶单整，见表1。
表2的检验结果表明，三资工业企业总资产与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及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三组指标之间都存在某种协整关系，而且三组变量的调整的协整系数均为负值，说明存在线性的负向相关关系。但还需要作进一步因果检验以明确因果方向。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从表3的检验结果来看，在滞后二阶的情况下，三资工业企业总资产是工业废水排放量的格兰杰原因，却不存在反向的因果关系；而在滞后四阶的情况下，三资工业企业总资产是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的格兰杰原因，同样也不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而对于三资工业企业总资产与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在滞后二阶、三阶和四阶的情况下，两者之间都不存在因果关系。
（四）结果分析
为什么三资工业企业总资产与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不明显呢？第一种可能是由于小样本的缘故。根据周建、李子奈(2004)的研究，变量的不平稳性是造成虚假因果关系最主要的原因，小样本会犯真实因果关系检验不出的错误。在样本数小于20的情况下，如果检验结果为不存在因果关系，则不能判定变量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因果关系。第二种可能是三资工业企业对工业二氧化硫的处理较好，其排放量在总体的排放量中所占比例较小，因而在统计数据上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明显，或者说是非外资因素在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中作用更明显些。
为什么污染排放不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因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外商直接投资对“污染天堂”并不存在偏好，环境规制水平高低并不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发达国家并不存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倾向，且发达国家似乎在相互输出污染密集型产业，其他因素如市场容量、劳动力成本、市场化水平、产业集聚程度、基础设施状况等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作用；其次，中国目前的环境保护立法只有6部，环境保护法规及法规性文件亦仅有40份，而且立法时充分考虑到本国经济和技术支撑能力，所以说中国目前的环境法律法规总体上是比较宽松的，工业企业和有关方面是有能力做到的，外商投资企业更是可以完成的。
四、结论及启示
上文利用1994-2008年的有关数据检验了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的内在机理，ADF检验表明LnFTASt、LnWPOEMt、LnGPOEMt、LnSPOEMt这四个序列同为一阶单整；协整性检验表明三资工业企业总资产与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及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三组指标之间都存在某种协整关系，而且三组变量的调整的协整系数均为负值，说明存在线性的负向相关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在一阶差分、二阶滞后的情况下，三资工业企业总资产与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因果关系显著；在一阶差分、四阶滞后的情况下，三资工业企业总资产与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也显著。因此，从总体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有利于改善中国环境质量。
外商直接投资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改善了中国环境质量，因此，中国首先应该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充分发挥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切忌“因噎废食”；其次，落实同步发展方针、贯彻三大政策与八项制度及严格执行相关环境法律法规，为做好环境保护提供制度保障，正确协调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再次，依法监管，进行有效管理，同时督促国内企业向外商投资企业学习更加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清洁技术，降低污染排放；最后，国内后发地区要尽可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倡导绿色投资，实行选择性引资。
参考文献：
［1］李国柱.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的因果关系检验［J］.国际贸易问题，2007，(6)：105-109
［2］邓柏盛，宋德勇.我国对外贸易、FDI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研究：1995-2005［J］.国际贸易问题，2008，(4)：101-108
三资监管论文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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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加工贸易税收制度主要包括保税制度、出口退（免）税制度和征税制度。加工贸易保税制度有全额保税、定额保税和不予保税之分。加工贸易出口退税方法虽然因具体贸易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与一般贸易相比更有利于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加工贸易征税制度则对不同贸易方式、不同来源料件、区内区外企业实行了区别的征税待遇。
[关键词]加工贸易保税出口退税税收制度
一、加工贸易保税制度
保税制度是一种国际上通行的海关制度。我国加工贸易税收实践中，对于来料加工方式下，合同规定由外商提供的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辅料及包装材料，海关全额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加工出口的成品免征出口环节增值税、生产环节消费税，包括免征工缴费的增值税。但是，进料加工方式下，海关则区别情况对进出口货物实行全额保税、定额保税或不予保税。一般来说，保税工厂、保税集团、对口合同可予以全额保税；其它经营进料加工的单位或加工生产企业，其进口的料、件应根据《进料加工进口料、件征免税比例表》的规定，分别按85%或95%作为出口部分免税，15%或5%作为不能出口部分照章征税。如不能出口部分多于海关已征税的比例，应照章补税；少于已征税比例而多出口的部分，经向海关提供确凿单证，经主管海关审核无误，准予向纳税地海关申请已纳税额返还。此外，对有违反海关规定行为的经营单位和加工生产企业，海关认为有必要时可对其进口料、件在进口时先予征税，待其加工复出口后，再按实际消耗进口料、件数量予以已纳税额返还。
但是，若加工贸易进口货物，无论来料加工或进料加工贸易方式下进口，只要进入出口加工区、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等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物流中心、保税仓库等特殊监管场所，均实行全额保税。但是，基于历史原因，我国多数加工贸易企业位于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特殊监管区域之外，因此对于这些企业而言，进料加工进口货物仍存在不完全保税甚至不予保税的可能。
二、加工贸易出口退（免）税制度
对于来料加工贸易方式，我国实行以免税为主，不予出口退税的政策。如果出口企业是以来料加工复出口方式出口国家规定不予退（免）税货物的，仍然可以享受免税，但对其耗用的国产材料则不办理出口退税，其进项税额也不得抵扣，而是计入成本。
但是，对于进料加工贸易方式，我国实行出口退（免）税制度。该贸易方式下出口货物的消费税的退（免）税办法与一般贸易方式相同，而出口货物的增值税的退（免）税则有所区别，即根据进料加工复出口的具体贸易形式而采取不同的出口退税计算方法。
1.作价加工复出口
出口货物退税额=出口货物的应退税额-销售进口料件的应缴税额销售进口料件的应缴税额=销售进口料件金额×税率-海关对进口料件实际征收的增值税税额其中：“销售进口料件金额”是指出口企业销售进口料件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金额；“税率”是指当进口料件征税税率小于或等于复出口货物退税税率的，按进口料件的征税税率计算，而若进口料件征税税率大于复出口货物退税税率的，则按复出口货物的退税税率计算；“海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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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料件实际征收的增值税税额”是指海关完税凭证上注明的增值税税额。
2.委托加工复出口
出口货物应退税额=购买加工货物的原材料等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进项税额×该原材料等的适用退税率+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工缴费金额×复出口货物退税率+海关对进口料件实征增值税税额海关对进口料件实征增值税税额=应征税额-减征税额
3.自行加工复出口
(1)实行“先征后退”法计算出口退税的生产企业的计算方法：
当期应纳税额=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牌价×征税税率-（当期全部进项税额+当期海关核销免税进口料件组成计税价格×征税税率）
当期应退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牌价×退税率-当期海关核销免税进口料件组成计税价格×退税率
(2)实行“免、抵、退”法计算出口退税的生产企业的计算方法：
—当期应纳税额=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当期全部进项税额-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上期留抵税额
其中：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牌价×（出口货物征税率-出口货物退税率）-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
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出口货物征税率-出口货物退税率）
免税购进原材料包括从国内购进免税原材料和进料加工免税进口料件，且进料加工免税进口料件的价格为组成计税价格，即
进料加工免税进口料件的组成计税价格=货物到岸价+海关实征的关税和消费税
这里，当纳税人有进料加工业务时则应扣除“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且当“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大于“出口货物销售额乘征退税率之差”时，“免抵退货物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按0填报，其差额结转下期；按“实耗法”计算的“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为当期全部(包括单证不齐全部分)进料加工贸易方式出口货物所耗用的进口料件组成计税价格与征退税率之差的乘积；按“购进法”计算的“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为当期全部购进的进口料件组成计税价格与征退税率之差的乘积。
—免抵退税额=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牌价×出口货物退税率-免抵退税额抵减额
其中：出口货物离岸价（FOB）以出口发票计算的离岸价为准。若出口发票不能如实反映实际离岸价的，企业必须按照实际离岸价向主管国税机关进行申报，同时主管税务机关有权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等有关规定予以核定。
免抵退税额抵减额=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出口货物退税率
其中“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如上所述。
—当期应退税额为当期期末留抵税额与当期免抵退税额之间的小者由此可见，当出口货物的征税率与退税率不一致时，与一般贸易出口相比，加工贸易出口有助于减轻企业承担的征退税率不一致导致的税收负担。因为，一般贸易出口企业需要承担所有征退税率差额部分的负担，而加工贸易出口企业则只承担国产料件部分的征退税率差额负担，若加工贸易企业全部使用进口料件，且全额保税，则基本不受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是流星毕业论文网通过网络搜集，并由本站工作人员整理而的，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是篇高质量的论文，本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希望此文章能对您论文写作，提供一定的帮助。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为免费毕业论文提供，不可用于其他商业用途。
出口退税率降低的影响。
此外，当加工贸易企业将用保税进口料件加工的产品转至另一加工贸易企业进一步加工后复出口时，贸易部门与税务部门对这类深加工结转业务的税收处理并非完全一致。根据目前的有关规定，海关对深加工结转业务视同进出口贸易实行保税监管，即并不对该项业务征收任何进出口税费；但是，税务部门则自2001年1月1日起，老三资企业（1993年12月31日前成立的三资企业）“不征不退”的免税期满之后，对所有企业的深加工结转业务均视同内销先征税，然后再在出口环节办理退税，并且深加工结转环节使用的国产料件不予办理出口退税。显然，这种不一致增加了此类企业的税收负担，不利于深加工结转业务的发展，也不利于加工贸易价值链条在国内的延伸。故而，有的加工贸易企业便利用特殊监管区域或特殊监管场所的税收优惠制度，来解决此类问题。根据《出口加工区税收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0]155号）、《保税物流中心（B型）税收管理办法》（国税发[2004]150号）、《关于保税区与港区联动发展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4]117号）、《关于洋山保税港区等海关监管特殊区域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6]1226号）等的规定，区外（或中心外）企业运入区内（或中心内）的货物视同出口，准予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出口退税；区内（或中心内）企业销售给区外（或中心外）企业的货物视同进口，当该区外（或中心外）企业开展加工贸易时，准予其按照加工贸易税收政策执行。这样，深加工结转业务中，上下游企业就可以通过上述区域或场所获得最大利益，即上游企业的货物入区（或中心）就可以获得退税，而下游企业从相应园区（或中心）进口货物并获得发票，向海关办理“进料加工”就可以享受进口料件保税，从而减轻了这些企业的税收负担。
三、加工贸易征税制度
1.加工贸易出口企业出口国家规定不予退（免）税的货物
出口企业以来料加工复出口方式出口不予退（免）税货物的，仍然享受免税；但是，出口企业以进料加工复出口贸易方式出口不予退（免）税的货物，则必须按复出口货物的离岸价格与所耗用进口料件的差额计提销项税额或计算应纳税额。此外，若该不予退（免）税的货物为应税消费品，还应按复出口货物的出口数量或离岸价格计算缴纳消费税。
2.加工贸易项下出口应税商品征收出口关税的规定
加工贸易项下出口应税商品，如全部使用进口料件加工的产（成）品，不征收出口关税；如部分使用进口料件加工的产（成）品，则按海关核定的比例征收出口关税。具体计算公式是：
出口关税=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出口关税税率×出口成品中使用的国产料件占全部料件的价值比例
其中，出口货物完税价格由海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定进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办法》的规定审核确定。
企业应在向海关备案或变更手册（最迟在成品出口之前）时，向海关如实申报出口成品中使用的国产料件占全部料件的价值比例。
3.加工贸易进口料件与产（成）品内销
加工贸易保税进口料件或者成品因故转为内销的，海关凭主管部门准予内销的有效批准文件，对保税进口料件或制成品依法征收税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是流星毕业论文网通过网络搜集，并由本站工作人员整理而的，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是篇高质量的论文，本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希望此文章能对您论文写作，提供一定的帮助。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为免费毕业论文提供，不可用于其他商业用途。
款并加征缓税利息；进口料件属于国家对进口有限制性规定的，经营企业还应当向海关提交进口许可证件。未出口的成品按内销征税，并不予办理出口退税，已办理出口退（免）税的，应追回退（免）税款。加工贸易保税进口料件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剩余料件、残次品、副产品和受灾保税货物，加工贸易企业可向海关申请内销，并免于商务主管部门审批，属于发展改革委员会、商务部、环保总局及其授权部门进口许可证件管理范围的，免予提交许可证件。海关对申请内销的边角料根据报验状态归类后适用的税率和审定价格计征税款，并免征缓税利息。
由此可知，加工贸易出口应税商品或不予退（免）税商品的征税制度对进料加工、来料加工以及国产料件、保税进口料件区别对待，没有一视同仁，这显然不利于进料加工贸易方式的发展，也不利于提高加工贸易企业使用国产料件的积极性，从而不利于提高加工贸易产品的国内增值率。其次，虽然加工贸易料件与制成品内销制度中规定“进口料件属于国家对进口有限制性规定的，经营企业还应当向海关提交进口许可证件”，但未明示该规定是否也适用于制成品，从而使得企业可能利用加工贸易方式规避国家对某些制成品的进口限制，在国内销售该类产品。最后，根据规定，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内企业内销的制成品，其补税时的完税价格按制成品的成交价格审定；而区外企业内销制成品时，则按料件的原进口成交价格或与料件相同或类似的进口货物的成交价格为基础审定。一般情况下，制成品的成交价格要高于料件的成交价格，而且根据“关税升级”理论，制成品的进口关税税率也要高于料件的进口关税税率。因此，这种差异显然对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内的加工贸易企业不利。
三资监管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电子信息产业；经济运行；态势
一、电子信息行业运行概况
1．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效益稳步提高，产品产销衔接良好，对外贸易增势平稳。2007年电子信息产业全年实现销售收入5.6万亿元，增长18.0%；增加值13000亿元，增长18.2%；软件业务收入5800亿元，增长20.8%。产业规模继续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位居领先，销售收入占全国工业的比重为12%。多数重点产品产量保持平稳增长。产品产销衔接良好，手机、计算机、彩电等主要产品产销率均达98%以上。出口较快的主要是计算机和电子元件行业，二者增速分别比全行业高了2.8和10.8个百分点。
2．电子信息产业区域布局日益集中，企业实力不断增强，科技创新日趋深入。信息产业企业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全年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完成营业收入超过1万亿元，日益成为推动行业平稳运行的中坚力量。企业研发投入不断提高，全行业研发投入超过1000亿元，电子信息百强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接近4%，其中有11家企业比例已超过6%，海尔、华为等研发投均超过50亿元。九个国家信息产业基地实现收入超过3万亿元，成为引领产业增长的重要地区，并发挥重要的带动示范效应。40个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园，分别在通信、计算机、家电、集成电路、电子元件、电子器件、电子材料等专业领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合计产业规模占全国的1/4以上。
3．产业优势逐渐突出：如能源消耗处于较低水平，信息化程度较高，产品价格呈下降趋势竞争优势突出。而从能源产品看，电力、原煤、燃料油、柴油占据前四位，分别占全行业能源消耗量的49%、15%、11%、10%。互联网用户达到2.1亿人，比上年增长7000万人以上；城镇居民计算机拥有量达到59.7台/百户，彩电拥有量超过151台/百户，二者分别比上年提高了15%和5%。国家信息化投资占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接近10%，电子政务投入占电信建设投入的比重为12%。企业电子商务不断推进，电子大中型企业电子商务采购、销售额占营业额的比重达40%。
另外，电子产品价格不断下降，2007年，我国主要消费类电子产品价格指数为85.2，降幅较上年增加了0.7个百分点，比全国CPI低19.6个百分点。其中微型计算机价格指数为85，笔记本价格指数80，液晶电视机价格指数78，CRT电视机价格指数为95，手机价格指数85，数码相机80，激光视盘机价格指数96.5，音响价格指数98.5。电子信息产品价格下降平抑了物价上涨的趋势，推动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下降0.53个百分点。
二、电子信息产业的特点及面临的问题
1．产业化链条不完善，没有低成本的配套能力。在研究、开发、产业化等创新链的关键环节中，产业化既是创新的目的，又是整个创新链的归宿。更重要的是，在产业化的过程中，电子信息产业也是一个独立的产业链形态，包括基础材料、电子元器件、核心部件、生产线以及规模产能配套条件等在内的完整形态。由于没有有效的机制，上述各环节的利益共同体难以形成有效的联动与合力，导致技术发明人、投资人和政府部门出现产业投资不到位、政策不落实、专利实施少、生产规模小的现象。特别是在专用设备、装备、材料、测试仪器仪表等基础环节薄弱，更是影响产业化持久发展的基础。
2．产业链的关键环节过度依赖外资企业。我国信息产业在充分利用外资的同时，没有迅速提高自主核心竞争力。电子信息产业链中的某些关键环节非常薄弱。尤其是微电子、光电子、材料等基础产业发展严重滞后，整机产品所需的关键集成电路和重要材料基本依赖进口。主要产品的核心技术掌握在外商手中的后果之一，就是产业发展对外依存度高，对内带动不够，缺乏主动权。
3．投资前景不容乐观
一方面，国家宏观调控措施将影响投资的增长。目前，国家在2008年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严格控制信贷过快增长；同时在土地供应上将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特别是东南沿海的工业土地供应日趋紧张，因此产业投资增速受此影响可能有所减缓。但是，如果能争取国家在投资上对信息产业予以倾斜，并引导地方将信息产业作为经济结构升级的突破口，调控措施对产业投资的冲击将有所弱化。
另一方面，加工生产的成本比较优势弱化，将进一步导致外资转移的扩大。目前，随着国家宏观政策环境的调整，特别是人民币升值加快、两税并轨正式实施、新的劳动合同法生效等，国内生产制造的成本逐步上升，原有比较优势有所弱化。2008年外资企业开始将部分投资外移转向越南、菲律宾等国家，这种现象可能有扩大的趋向。相比而言，对外投资前景看好。目前，国内企业的竞争力不断提高，通过对外投资调整结构的趋动力日益增强，部分大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探索开始走向正轨；国家为缓解贸易顺差过快增长和促进经济结构升级，出台了鼓励对外投资的措施意见，这些都为电子信息企业对外投资的扩大创造了有利条件。
4．内外资企业呈现不同发展格局。从往年看，三资企业一直是拉动产业增长的主要力量，但2007年内资企业各项指标增速均大大高于三资企业。从规模看，三资企业仍占较大份额，比重达到78%，但发展速度明显低于内资企业，其收入和增加值增速均为19%，分别比内资企业（24%、25%）低了5和6个百分点。从效益看，内资企业利润增长42%，税金增长23%，分别比三资企业（15%、8%）高了27和15个百分点。从出口看，内资企业增长35%，比三资企业（25%）高了10个百分点。从投资看，内资企业增长38%，比三资企业（21%）高了17个百分点，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增速仅为7%。从创新看，内资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3.6%，比三资企业高了2个百分点以上。
5．技术升级带来的结构和市场变化十分突出。2007年信息技术转型对产业和市场结构影响特别明显。一方面，基础行业逐步成为拉动产业增长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整机更换效应尤为明显，高低端市场呈现不同的格局。由于结构升级，主要产品增幅同比均有所下降，但高端产品增长很快。
三、全球化下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趋势
1．全球产业链分工和整合的趋势日益明显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信息技术正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跨国公司日益专注核心技术和业务，产业链的分工与整合日趋深入。首先是制造环节代工化。以台湾地区企业为代表的代工企业基于成本和规模优势，不断介入整机制造领域，在产业发展中占据强势地位，甚至出现产品制造通吃的苗头，使产业的生产模式发生调整变化。其次是非核心业务外包化。近年来，印度、爱尔兰经济取得快速发展，正是大力发展面向欧美跨国公司的信息服务外包业务所致。第三是业务外包的整合化。由于国内企业的业务相对单一，在产业链中处于较低的环节，面临产业链的发展变化，亟需加强资源整合，才能适应更高层次的竞争。
由此可见，我们应该从产业链条入手，避免产业化过程中的单点突进。信息产业领域的竞争愈发激烈，创新的终端是市场的回报，加强官、产、学、研、商的合作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实现产业化的有效手段，也是建立健全产业化的主要模式之一。在产业化的具体实施中，要加强上下游的产业配套与衔接，打造完整的产业链，将政府支持、技术研发、专利申请、建立标准、组织生产和工程化建设以及市场拓展等紧密结合起来，全面支持和促进自主创新的产业化发展。此外，在产业化的链式突破过程中，短期内在整个产业链上实现产业化，是不现实的，应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在产业化过程中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科技成果，以提高自主创新产业化的起点。而且，要利用在集成创新中积累的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快速内化到自主创新的体系中，为今后的技术跨越进行储备。
2．伴随技术升级和产业发展出现的新问题层出不穷随着产品更新加快，部分产品售后服务（如平板电视机等）跟不上技术发展步伐的问题日益突出，基础产品标准不统一也对市场规范和环境发展造成一定的冲击。其二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形势日益严峻，由于国内法制建设并未健全，导致工作开展相对滞后。其三是代工业快速发展，市场上出现许多无品牌但功能齐全的电子产品，对企业营销思路和行业监管模式提出了新的课题。另外，随着产业融合趋势加快，大型运营商和渠道商不断介入制造业，基于增值服务的产品定制步伐加快，渠道商开始发展自己的品牌产品，都使国内品牌企业面临与市场关系割裂的格局。
3．产业发展的生态化要求日益迫切，对我国的挑战极大信息产业兴起一股产业生态化发展的热潮。最为典型的代表来自欧盟，近几年先后颁布了ROHS、WEEE、REACH指令，EUP指令（用能产品的生态化设计要求），这些指令针对包括电子信息产品在内的用能产品，在设计阶段，对其生命周期涉及的节能、环保要求，提出全面的框架性指令，将对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带来深远影响：一是产业发展面临全新的理念。企业要从设计源头重视产品的生态发展，建立生态参数档案，并将生态评估贯穿于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二是出口面临新的壁垒。我出口企业的成本也将大大增加，企业将因原材料、设备更换以及内部机构调整和设计生产流程变革而增加生产成本，相关的检测成本也将提高，这对我国电子信息产品的成本优势是一个新的挑战。
面临着产品的升级与产业的生态化，电子信息产业的核心就是人才。政府或者企业可以拿出部分资金，用于现有人才的进一步培养和潜在人才的开发，努力保持适当的人才流动性，争取达到人才流动“溢出效应”最大化。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形成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工作环境，从而使企业能够在稳定的人力资源的条件下获得稳定的进步，不断开拓创新，提升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竞争力。
中国“的十一五”规划提出，在电子信息产业方面，一定要在核心技术产品的研发和应用的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毫无疑问，在当今以信息技术为显著性标志的全球性科技革命的进程中，实现这个目标势在必行。目前，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度过信息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成功地实施信息产业强国战略，要求我们必须优化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结构，正确引导电子信息产品需求结构，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中国信息化的发展步伐。[论文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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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娄勤俭，苟仲文.电子信息产业区域演进论[J].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三资监管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劳资关系研究；文献统计；理论框架；指数增长规律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9-0016-05
0引言
改革开放30年，我国新型的劳资关系逐渐形成，劳资关系的配套协调机制仍在建设之中。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及产业结构调整步子的逐渐加大，我国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实现多样化、劳动组织形式复杂化、劳动关系主体多元化，劳资关系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新情况，表现在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大量增加、集体劳动争议和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等。这些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本文采用文献统计法和内容分析法，对1979年—2011年我国劳资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础、现状研究、形成原因和解决路径进行总结和梳理，并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探讨和分析，以期为本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样本选择及研究方法
劳资关系与劳动关系的区别与联系：（1）劳资关系是在就业组织中由雇佣行为而产生的关系，其强调的是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前提下、劳动确立过程中，所形成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关系。（2）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劳动过程中建立的社会经济关系，从广义上讲，生活在城市和农村的任何劳动者和任何性质的用人单位之间因从事劳动而结合的社会关系，都属于劳动关系范畴。 （3）从含义上分析，劳动关系的内涵更广。劳资关系应是劳动关系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是劳动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
本文认为，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型劳动关系定义为劳资关系更为贴切。因为在经济体制转型中，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关系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劳资关系，从较为单一的国有企业与职工的劳动关系转向复杂多样的各种所有制企业与不同身份工人的劳资关系。劳资关系由劳资双方利益一致、相互合作转向劳资双方利益对立、既冲突又合作（姚先国、赖普清，2004）。市场经济的特征和本质使得劳动力成为了特殊的“商品”，逐步与生产资料分离。而劳资问题突显的企业主要以国有改制企业、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所以，在确定主题词时本文选取了劳资关系。
为此，本文在中国知网（CNKI），以专业期刊作为数据库，时间段设定为1979—2011年，选择检索条件主题及关键词为劳资关系，经过多重筛选除去新闻访谈、影视作品评析等相关文献，在精准的搜索条件下得到论文2708篇。其年度分布如表1所示。如果以核心期刊作为数据库，同样以精准为搜索条件可以获得核心论文838篇。在表1中，可以观察到劳资关系研究文献的篇数随年份的增长而递增。论文篇数以2008年为最。同时可以观测出以劳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在2003年后才慢慢增多。为了确保足够的样本量及样本的相关性，本文选定第一组数据，2708篇期刊进行发展阶段的判定。另外，以第二组的核心期刊论文作为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做总结和梳理。
2发展阶段的判定
文献计量学奠基人普赖斯（P.S.PrIce） 认为文献增长大体可描述为4个阶段：一是缓慢增长的初始阶段。二是指数增长阶段。三是线性增长阶段。四是缓慢增长阶段。简言之，根据文献增长呈现的规律可将研究发展阶段划分为初始期、成长期、成熟期和完备期四个阶段，该理论通常能较好地适用并解释世界各主要学科领域的发展脉络，已被作为判定各研究领域所处发展阶段的重要依据之一。
依据此理论，根据第一组样本空间，运用SPSS18.0进行分析。将逐年累计论文数量用Y表示，年份用X表示，对两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劳资关系研究论文的文献累积量呈逻辑曲线分布，P
劳资关系的研究应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特征密切相关。在普赖斯“文献增长四阶段”理论基础上，细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过程成为判定劳资关系研究发展阶段的另一重要目标。第一阶段：1979—1993年为我国逐渐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即改革开放伊始到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第二阶段：1994—2002年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确立的时期，其中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第三阶段：2003年至今，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阶段。
根据上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过程的划分，结合表1中1979—2011年CNKI中劳资关系研究论文分布，统计显示，1979—1993年每年发表的论文量均在20篇以下，1994—2002年每年发表的论文量基本在60—90篇之间波动，2003年以后每年发表的论文量均在100篇以上。运用SPSS对这三个时期的论文数进行回归验证，结合“文献增长四阶段”理论，可判定我国劳资关系研究的发展阶段如下：
（1）1979—1993年间，每年发表的论文量均在20篇以下，符合文献增长第一阶段特征“文献数量少且增长不稳定”。故将此阶段确定为劳资关系研究的初始期。
（2）经过SPSS的统计分析，1994—2011年应为劳资关系研究的整体成长期，为了更好的诠释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时期对劳资关系产生的不同影响，本文将其细分为1994—2002年和2003—2011年两个阶段。并分别对这两个阶段进行了指数和线性回归的比较。
对1994—2002年的数据进行指数回归分析发现，数据分布与指数曲线拟合度较高，R2值为0.972、P
（3）对2003年—2011年的数据进行了指数和线性回归的分析。经过结果比对发现，该时期的文献增长规律更符合指数的增长规律。指数模型R2值为0.995、F值为1306.578、P
3当代中国劳资关系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发展趋势
对于劳资关系研究的探析，应该从基本的文献入手，从而提炼核心。用CNKI中的核心期刊搜索该领域的权威性文章能更好地研究状况。从研究的科学性和相关性两重考虑，本文将当代中国劳资关系研究的检索库设定为核心期刊，将检索条件设定为主题和关键词，在精确模式下收得论文838篇。本文并没有按照关键词进行劳资关系研究的分类，因为该学科的研究有其特殊性。一篇完整的文章可能包括劳资关系的现状、成因和解决路径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或者并不是关于劳资关系本身的研究，而是涉及劳资关系的其他领域的研究，这样就增加了分类的难度。所以从严谨性考虑，本文采取了逐一筛选的范式将论文数据库进一步缩减为500篇。根据文章的中心内容及偏重性将劳资关系研究的领域划分为理论基础、劳资关系的现状与成因、解决路径与发展趋势四大领域，并按各领域进行了聚类统计分析。其中理论基础研究（34篇，占6.8%）、劳资冲突的成因研究（137篇，占27.4%）、解决路径（306篇，占61.2%），发展趋势研究（23篇，占4.6%）。如表2所示。
3.1理论基础研究
（1）初始期（1979—1993）为我国逐渐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时期，1992年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出现关于劳资关系的理论研究，这和特定的历史发展背景有关。
（2）成长一期（1994—2002），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及十四大方针的确立，中国的投资环境越来越好，三资企业在这一时段数量激增，所以关于劳资关系理论基础的研究变得十分重要和迫切。在中国工运学院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劳资关系的理论研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①对西方工会理论的理论基础、衍生流派及代表人物的梳理。②分析西方国家集体谈判理论的由来及具体内容，并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对策建议。③论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关系是否存在。④重新审视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在新形势下是否适用。代表性研究学者有郑桥、佘云霞、赵炜、周新军等。
（3）成长二期（2003—2011），是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对于劳资关系的理论基础研究也出现了很多新的探索。这一时期的研究特色体现为：①通过哲学和伦理学的视角分析劳动的本质内涵。代表性研究学者有刘永新、贺艳秋、宗煜萍、闫洁等。②对西方劳资关系新理论的总结、传播。例如，劳资关系战略选择理论、劳资关系氛围理论及劳资关系协调理论。代表性研究学者有孟凡强、李艳、肖文韬。③我国学者的理论创新。姜瑞瑞、葛玉辉（2009）提出劳资关系周期理论。徐晓江（2009）基于库兹涅茨曲线假设中国的劳资关系变化趋势遵循发达国家的演化路径，通过计量模型验证倒U型曲线在中国的存在。刘金祥（2011）提出多元化路径：我国劳资关系调整模式的反思和重构。
关于劳资关系理论基础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在成长期共有34篇，排名第3位。纵观其发展状态，呈现了“洋为中用为主、理论创新为辅”的特色。大部分文献以论述西方劳资关系理论为主，而对于具体的理论是否适合我国国情、如何适合我国国情的研究则较少。另外，各流派对于哪种理论更适合我国国情存在一定争议。
3.2劳资冲突的成因研究
本文对多发劳资冲突的企业类型进行了细分，细分的标准是按文献的篇名分类。如表3所示，在文献中出现的企业类型包括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国有改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和全球化跨国企业。这些企业的性质虽然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属于除国有企业以外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结合表3可以观测到劳资冲突主要发生在以来料加工、制造为主要经营模式的劳动密集型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核心文献共137篇，篇数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增加，其中以2008年的数量为最。
（1）初始期（1979—1993），这一时期核心期刊中反映劳资冲突的文献仅有1篇。赵曙明（1993）提出劳资纠纷发生的根本原因就是权利失衡。要转变“资强劳弱”的现实，就必须完善劳动立法、组建工会、加强政府监督管理。
（2）成长一期（1994—2002），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政府积极推进改革、投资环境不断改善，使这一时期成为我国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蓬勃发展的时期。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从业人员的急剧增加，劳资关系逐渐走向失衡，劳资矛盾和冲突也不断增多。针对上述现象的发生，学术界展开了关于劳资冲突成因的分析。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研究者有：王持栋、王文慧、周长城、李欣欣、卢现祥、戴建中等。
学者对于劳资关系现状的调查主要包括：劳动合同、劳动时间和强度、劳动报酬、保险福利、劳动条件五个方面。之所以存在三资企业中国员工和外国员工具有不同的待遇、私营企业中农民工的底线伦理经常遭受挑战、国有改制企业中员工的生存伦理无法保证等现象，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资源因素。体现为劳方和资方的力量对比，劳方的权利基础是个人的、群体的、工会的，资方的权利基础是财产力量和市场力量。强弱的地位悬殊造成了“强资本、弱劳动”的现实。第二，政治、经济因素。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而政策机制相对落后，社会保障体系仍在不断地探索过程中。加上我国人口基数大，劳动力市场一直处于供大于求的态势。大部分非公有制企业以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为主，处在生产链的下端，急需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三，组织因素。在组织因素中包括政府、工会、行业协会和企业。首先，政府部门监管不到位、规章制度不完善，在处理劳资关系问题时扮演角色错位、越位。其次，工会的职能与市场经济不匹配，不具有独立性，不能代表员工的权益（李琪，1995）。最后，行业协会不具有实质的制约作用，企业注重经济效益，不重视员工的诉求。在企业管理过程中缺乏三方机制的协调作用和员工参与集体谈判的基础（卢现祥，1999）。第四，法律因素。法律、法规不健全。法律跟不上制度的转变、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经常被不法企业“钻空子”，造成了员工无法可依、合法权益无法保障的凄惨境地。进一步完善立法的呼声，成为这一时期凸显的重要课题。
（3）成长二期（2003—2011），这一时期学者的研究更注重实证研究，调研的范围集中在非公有制企业密集的浙江及沿海地带。代表人物有姚先国、夏小林、许峰、吴永新、王永乐、李梅香等。2003—2011年间是我国劳资冲突的凸显期，其中暴力讨薪的和违反劳动安全的重大恶性事件频频发生。
这一时期劳资冲突的表现形式不再是选择沉默的离职，而是通过集体性的罢工争取自身的权益。由于工会在非公有制企业中是受到雇主抵制的，所以在集体事件中实际发挥作用的是“工头”和老乡会等非正式组织（贾文娟、2006）。另外，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他们接受新事物能力很强，有相对独立的主体意识、渴望城市化、希望被尊重，更加重视精神需求（徐建丽，2011）。而在大部分私营企业中并不重视企业管理伦理和企业文化建设，二者很少在私营企业经营和管理中起到驱动和引导的作用。取而代之的是企业的“家族文化”和“老板文化”，根据企业主个人意愿决策地“人治”等管理方式（于云荣，2011）。在这一时期，学界提出了劳资冲突的新原因，就是社会的失范、文化道德的缺失。
综合三个时段学界的研究，可以分析出这样几个特征：（1）研究方法从单一化到多样化、专业化，对调研数据的处理由定性分析为主到定量分析为主。例如，社会调查、实地调研、问卷调查及个体访谈等调研方法的应用。（2）调研对象从普遍化到个性化、细致化。比如，关于女性农民工现状的调研（王海军，2007）、户籍对劳资关系的影响（姚先国、赖普清，2004）、对私营企业主的调研（戴建中，2001）等新的研究视角。（3）调研范围广泛化。涉及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及“环渤海经济带”等地区。另外，在“环渤海经济带”的山东、辽宁主要以韩资、日资及中韩、中日合资企业为主。（4）研究内容由单纯现状描述到深入细致的冲突成因分析。体现了学界对于劳资冲突成因研究的进一步提升。
3.3解决路径
学界关于劳资冲突解决路径的研究共306篇，是各研究领域之最。其特色为：（1）以介绍国外经验为主，三个阶段发表的文献篇数均为第一位。（如表4所示）（2）研究的成果具有时代的特征，在不同的时段，研究的侧重点不同。（3）研究方向受政策的影响较大。比如在2005年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中提出“围绕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决议，在成长期关于和谐社会和劳资关系的文献相应大幅增加，占总论文量的23.15%。（4）劳资冲突的调节手段分为“硬调节”和“软调节”两种。前者主要应用于宏观的政策和法律层面，后者主要是指道德、文化及价值观在中观企业和微观个人层面的作用。呈现出“硬调节”为主、“软调节”为辅的特点。（5）尝试从管理学视角，分析企业与员工关系。主要体现在企业内部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中。
（1）初始期（1979—1993），在改革开放初期关于解决劳资冲突的对策多以学习国外经验为主，如以美国、新加坡为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经验性的指导（宋晓梧，1993）。对于国内劳资关系的研究之一时段主要是回顾历史，分析20世纪20年代劳资纠纷的成因及国民政府对劳资纠纷的态度与主张（徐思彦，1992）。另外，有学者从组织层面分析了强调人力资源管理对吸引和留住人才的重要性。应通过激励的手段挽留员工，并发挥工会在协调劳资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庞中英1993）。在劳动立法方面首次提出我国劳动法应具有双重性，一是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二是为创建市场经济新机制提供法律保障。为我国劳动立法的框架做了理论性的分析和新的探索（郑尚元，1992）。总体分析，这一时期关于劳资冲突解决路径的文章较少，与整体的经济体制及结构改革类似，对于解决问题的机制研究还处于探索的初级阶段。
（2）成长一期（1994—2002），这一时期是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时期，也是学界关于劳资冲突对策研究的发展时期。具体体现为研究内容更丰富、研究领域更宽广、研究对象更全面。对于国外经验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美国，这一时期还探讨了德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的劳资关系发展历程和趋势。探讨了日本式经营的特征：劳资协调、系列结构及技术创新。日本的劳资协调方式的优势是企业和员工的冲突在企业内部就可以协商解决（张可喜，1995）。关于国内历史经验的总结，探讨了解放初期处理劳资关系的方针政策“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重要意义（张金平，1995）。
在机制层面，有学者强调劳资关系的契约化、自主化和法制化。这一思路源于自由主义经济的思想，反对政府对企业的过度干预。认为在契约和法制完备的条件下，企业和员工可以自主进行协商，从而解决劳资纠纷（张再，1994）。另有学者指出，三方机制是按照三方性原则而建立起来的劳动争议处理的运行机制。三方性原则是指在劳动争议处理活动中，应当充分听取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企业综合管理部门和工会组织三方的意见、反映三方的意愿，真正做到合法公正（班玉环，2002）。由此可见，学界对于政府在劳资冲突治理上的作用认定并不统一。
组织层面主要探讨政府、工会、企业在构建和谐劳资关系中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应该利用政府“有形的手”完善法制建设，加强工会角色的转变，促进三方协调机制的形成。指出工会在市场经济中地位与职能应发生转变，强调工会应该独立并且切实的代表员工的利益。学界在企业层面分析劳资关系的发展主要从内部员工持股和利润分配的视角进行（李琪，1995）。该观点认为，员工持股有利于形成稳定的股东、有利于增加公司的凝聚力、有利于增加职工的收入，从而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共同发展（宋丽英，1994）。
1995年《劳动法》颁布的背景下，法学界做着继续的努力。主要内容包括对中国不当劳动行为立法，具体涉及差别待遇、黄犬契约、拒绝集体谈判和控制干涉工会等内容。认为，不当劳动行为立法应与救济规定配合进行，采用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并行的方式。应将国际劳动标准与中国的劳动立法挂钩，以此来弥补我国现行法规的不足（常凯，2000，2001）。另有学者分析，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与改革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环境中劳动关系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应对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立法规范（王振麒，2001）。
在道德、文化层面，有学者提出了劳资关系的“软调节”理论，在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内部劳资关系，既是一种经济法律关系，同时也内涵着一种文化关系。在进行劳资关系调节时，不仅要强调法制化，而且要对劳资关系的文化化给予一定的重视和研究。软调节的目的是：将劳资双方的劳动关系共识上升到企业共同体利益之上的自觉（孟令军，1999）。从道德、文化层面讨论劳资关系标志着20世纪90年代后企业文化理论的兴起，是劳资关系调节理论的一个由低端到高端的发展过程。作为市场文化关系的劳资关系，给劳资双方一个新的视角和途径。同时给社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自觉合理的文化底蕴和社会氛围。
（3）成长二期（2002—2011），学界关于国外经验的研究，在三个阶段总体比例呈下降趋势。由初始期的70%以上，到发展期的40%左右，最后降为成长期的23%。这说明研究者的理论视野越来越致力于本国现实国情下劳资关系的研究。另外，对于国外经验研究的范围继续扩大，延伸到了英国、瑞典、澳大利亚等国家。从文献的研究方法上，不再是单个国家的描述，而是注重多个国家的横向比较分析。代表性研究者为赵曙明、赵薇等。
在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是：（1）研究方法更注重结合实例的实证分析。代表性的研究文献是夏小林（2004）发表的《私营部门：劳资关系及协调机制》。该文提出首先要完善“吏治”，其次要修改《劳动法》和配套法则。从而完善政府、工会和雇主组织的职能和建设，调整存在于政府和工会中的不当目标和行为，加快协调机制的完善。（2）更注重研究对象的细分及理论的实际操作性。例如，在企业层面，程延园（2004）提出员工关系管理理论，他认为现代的企业管理应该以员工认同为起点，以利益关系为根本，以心理契约为核心。应重视沟通管理、企业文化建设及员工关系管理培训。
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促进了整体法律保障类文献的增多，代表性研究者有：常凯、杜曙光、廉靖等。在文化道德发展层面，李培林（2008）提出了用文化调整劳动关系的战略。再次分析了企业文化对激发员工激情和增强且凝聚力的重要作用。
3.4发展趋势
在2002—2011年间，关于我国劳资关系的发展趋势的文献大幅增加。代表性研究者有：郭明、程连升、罗宁、李萍等。纵观我国劳资关系研究的发展，体现出文献量逐年递增、研究内容不断深化、研究方法呈多样化态势等特点。劳资关系的利益体现也经历了从传统的资方单边路径，到劳资双方的双边体现，至现今的多边利益相关者的考量三个阶段。研究中心回归到结合我国国情的解决机制研究；劳资关系理论研究趋于稳定；知识经济和产业改革新背景下的劳资关系研究标新立异。全球化新劳工的形成使得劳资关系研究更加复杂化，值得学界进一步的探讨。
4结语
三资监管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跨国公司；转让定价；税务管理
一、在华跨国公司转让定价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目前外资企业在我国利用关联交易转让定价作为规避税收的主要手段。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税务》杂志社公布了2010年度中国纳税500强企业排行榜，其中，外企纳税百强的总纳税额几乎零增长成了最大的看点。2011年我国批准成立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为73万户，其中在税务部门登记的仅占三分之二，年度企业自报亏损额竟达1200亿元，60%的在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是亏损的。这与企业采用关联交易转让定价进行避税有很大关系。转让定价是造成这一损失最主要的原因。
随着中国经济开放进程的加快和加人WTO，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走进国门，在国内投资、享受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的益处。在国内投资就会涉及到转让定价问题.企业只有把转计定价策略与公司的其它策略有效的结合起来，才能有效的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同时通过对转让定价的研究，弄清跨国公司转让定价的原理，有利于找准在我国投资的外国跨国公司采用转让定价逃避我国税收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关键所在，为完善我国税制提供理论依据，从而使我国企业经营和国家税收获得同步增长。本论文的研究意义在于通过我国跨国企业的转让定价行为进行经济和管理理论分析，探讨其转移利润的途径和会产生的经济效应，实现对跨国公司理论的拓展和对税收管理理论的拓展。
二、跨国公司在华转让定价的分析
（一）跨国公司在华转让定价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在我国进行了大量的直接投资，设立了许多外资企业，其中有不少就属于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它们在中国普遍实行转移定价做法。
外商投资企业偷逃税、避税的现象比较严重，其表现之一就是外商投资企业的亏损面仍然很高。据国家税务总局历年外商投资企业年度所得税清缴统计表明，1988年度至1993年度亏损面平均达40%，1994年度亏损面平均为63.28%，1995年度亏损面平均为70.29%，1996年度至2000年度亏损面达到65%-70%，2001年度亏损面平均达到60%，以2000年度为例，如果按外商投资企业自报的1200-1500亿元亏损，三分之二虚亏实盈的话，以平均24%税率计算，税收损失约192-240亿元左右，加上未参加汇算清缴的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外国企业避税。税收损失约为300亿元左右，大约相当于中央财政收入的三十分之一。
（二）跨国公司在华实施转让定价的影响
1、中方合资者、合作者利益被侵吞。对于合资企业来说，中方合资者根据股权比例分享利润，而对中外合作企业来说，中方的利润由合同规定，中方占有一定利润分配比率。然而一旦外方动用转移价格，就可以使合资、合作企业的利润减少，甚至出现“零利润”、“负利润”，导致中方利润减少甚至亏损，而外方公司的总体收益变大。
2、减少我国的税收收入。“三资企业”的税收效果是决定我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收益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我国正常的所得税率为33%，但为了吸引外资，规定了“三资企业”在税收上可以享受“两免三减半”的优惠，于是许多外资企业通过“高进低出”的转移价格将在华子公司的利润转移，从而逃避我国较高的所得税。
3、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关联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本地企业的引致需求是衡量我国利用外资实际获得程度的另一个重要标志。由于我国目前对“三资企业”的转移定价尚缺乏有效的控制措施，很多外商就利用其对企业的进口控制权，高价从国外关联企业购入许多国内可生产的、质量完全符合要求的原材料、半成品等，以便更多地利用转移价格攫取利润，从而大大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关联效应。例如，医药行业的“三资企业”每年要花大量外汇进口原料药，即便国内已有生产甚至大量出口的原料药。
三、我国对在华跨国公司转让定价的税务管理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转让定价税务管理制度，在实践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转让定价税务管理还处于初级阶段，无论是在法规的制定方面，还是在管理的经验，都存在较大的差距。
（一）我国转让定价税务管理工作概况
1、反避税法律制度不断完善
自1987年11月深圳市人民政府在全国率先了《深圳经济特区外商投资企业与关联公司交易业务税务管理的暂行办法》以来，国家税务总局连续印发《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国税发[1998]59 号），推动我国转让定价税务管理逐步走上法制化、程序化、科学化的轨道。特别是2009年2月出台的特别纳税法调整实施办法，明确要求关联交易各方的成本按照独立交易原则分摊，赋予企业及其相关方在转让定价调查中的协力义务和税务机关较大的反避税处置权，强化了反避税手段，增强了反避税措施的威慑力。
2、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征管水平不断提高
我国涉外税务管理机构在实施汇算清缴、纳税评估、税务审计和反避税等的基础上，注重整合信息管理资源，优化管理程序，建立起各种征管手段相互协调配合的管理机制，节约了管理成本，形成了管理合力，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我国还建立、规范了重点税源监控报告制度，有力地促进了外资企业税收收入的增长。
（二）我国转让定价税务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1、强调可比性的转让定价方法在实践中运用困难
中国转让定价税制基本上采纳了转让定价指南的公平交易原则和可比性方法，但是在实践中可比性的运用存在很大的困难。
可比性分析是转让定价调整中最关键也是难度最大的一项工作。它贯穿着转让定价调整工作的始终，税务机关在难于寻求到完全可比公司和可比交易的情况下，只能在初步的职能分析和风险分析的基础上，比较基本类似公司的类似交易的利润因素，如直接比较其“销售毛利润率”等指标，按同等水平类推处理，这实际上也是不符合正常市场价格原则的。
2、新形式的出现给转让定价征管带来挑战
无形资产、服务、成本分摊协议等新的转让定价形式是各国税务部门所面临的征管挑战。中国虽然在新的企业所得税法中首次接受了成本分摊协议条款，但是在实践中对成本分摊协议以及无形资产、服务等存在很多的困难。
3、行业差异增加了转让定价调查的难度
由于转让定价在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税务人员在面临不同的转让定价案件时面临难题。如何获取不同行业的信息，如何对不同的行业采取有差别的征管方式也提高效率，如何确定重点监管的行业并进行有效的管理，都是转让定价的征管中涉及尚浅的领域。
4、征管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审查和调整转让定价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没有受过一定专业训练的人很难胜任，我国各级税务部门反避税专业人员一直就较为缺乏。
（三）关于我国对在华跨国企业转让价税务管理的建议
目前，我国对转移价格的防范主要是利用转移价格税制，从表面上看，我国转移定价管理在理论上和具体做法上似乎已与国际惯例接轨，采用了正常交易原则，并规定了一套转移定价调整方法，然而面对错综复杂的转移定价问题，我国转移定价规则显得过于简单，可操作性较。因此，完善转移价格管理，已是迫在眉睫。
1、完善现有法规，增强可操作性
(1)增加对可比性的规定与说明，参照国际惯例，引入正常交易值域的概念，以适应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
(2)增加国际惯例中所认可的交易利润法，即将利润分割法和交易净利润率法作为现有方法的补充，完善转让定价调整方法体系。
2、针对无形资产、服务等新形式的转让定价征管建议
（1）明确服务、无形资产转让定价同样适用“正常交易的原则”及转让定价调整的方法，优先使用“交易利润法”，包括可比利润法、利润分割法等。
（2）制定服务和无形资产可比性分析具体的内容，包括各种经济因素、对无形资产的保护、风险的承担、对合同各方权利义务的评估等。
（3）制定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的事后调整制度，规定调整的比例和时效，使对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的调整尽量准确，这样既保证了国家的财政利益，又维护了关联企业与非关联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
3、细化转让定价的分行业管理
由于不同行业在商品和服务特征、无形资产比重、价值链体现等方面呈现不同的特征，针对不同行业进行不同的转让定价征管，是转让定价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具体建议如下：
（1）定期对转让定价的重点行业进行调整。目前，应该重点对外商直接投资集中的制造业，尤其是制药业、汽车业、计算机及软件制造业、零售业予以关注。
（2）加强对新兴转让定价敏感行业的研究，如金融业、电子商务等，紧跟国际税收的最新趋势，及时制定相应的转让定价征管措施。在可能的情况下，在这些尚未形成国际规则的新领域，提出符合中国的“全球治理方案”。
4、建立高素质的税收队伍，确保法规执行富有成效
（1）培训现有人员，提高税收征管稽查人员的素质和工作水平。
（2）配备国际税务专家作为顾问人员，增强税收人员分析新问题和解决新问题的应变能力。
参考文献：
[1]朱青.国际税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著·苏晓鲁,姜跃生等编译.跨国企业与税务机关转让定价指南[M].中国税务出版社,2006.
[3]王顺林.外商投资企业转让定价研究[D].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
三资监管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我国已是国际市场上遭遇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国应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本文从我国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出口企业低价竞销、“非市场经济地位”等方面分析我国遭受反倾销的原因，并结合我国对外出口贸易现状找出解决我国出口产品遭遇反倾销的具体方法。
一、我国出口产品遭遇反倾销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一直保持快速的增长，对外贸易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我国也是国际市场上遭遇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世界贸易组织于2006年5月公布的数字显示，2005年下半年，世贸组织成员共发起了69起反倾销调查，其中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就有33起。欧盟自2006年10月7日起对我国皮鞋正式实施的为期两年的16．5％的反倾销关税，使得温州皮鞋在之后“广交会”上的订单数量锐减了三至四成之多，而中国彩电企业1988年在欧盟遇到的反倾销事件，导致中国企业丧失全球1／4的彩电市场达15年之久。
中国出口产品遭遇外国反倾销立案调查和被执行反倾销措施的数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首先，发起调查的国家越来越多。从地域上看，对中国出口商品实施反倾销的国家不断增加。1988年以前，仅有美、澳、加和欧盟四大发达国家和地区，但此后，对华反倾销的国家和地区不断增多，现已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产品提起反倾销调查，其中不仅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其中印度和欧盟对我国的反倾销呈高发态势。其次，产品范围不断扩大。我国出口产品遭遇反倾销调查的范围涉及服装、鞋类、动物商品、蔬菜、加工食品、矿产品、化工商品、塑料制品、皮革、纸浆及纸张、纺织品、玻璃及陶瓷制品、基本金属、机电设备、车辆、仪器、其它工业制成品等，近年来一些技术产品也开始遭到外国的反倾销指控。国外此消彼长的反倾销指控，是我国出口企业面临的严重威胁。
二、我国出口产品遭遇反倾销的主要原因
（一）滥用反倾销作为排斥国外产品保护本国产业的最佳办法
1、国外对我国出口产品随意立案，认定构成倾销后采取的临时措施往往致使我国产品丧失打开市场的良机。
2、对我国使用“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歧视待遇，任意选用的替代国价格使我国产品更容易被认定为倾销和被裁定较高的反倾销税率。
一些国家对我国使用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歧视待遇短期内很难有所改变。1999年中美在达成中国加入wto协议时，规定自中国加入wto之日起，美国可以在15年之内把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欧洲虽然于1998年通过理事长会议正式把中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删除，但并没有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等国家不会主动对我国放弃使用非“市场经济国家”条款。
（二）出口企业对国外反倾销的态度认识不足
1、中国一些出口企业错误认为应诉与否结果一样，或认为应诉代价过大、得不偿失。
我国某些企业由于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经济体制本身的不完善，如企业注重短期利益、高额的诉讼费、政府监管弱化等，企业在应对过程中总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使应对措施不力或不到位，这对于赢得反倾销的胜利会大打折扣。
2、还有一些企业抱侥幸心理，企图借其它企业应诉之功而享免罚之果，结果形成国内同行大家都不应诉的局面。
3、一些企业虽然在认识上和行动上开始重视反倾销的应诉，但对于国外的不利判决反应消极。
大多数企业放弃上诉的机会，没有充分利用进口国有关法律和wto贸易争端解决机构，很好地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尊严。如自2006年10月7日起，欧盟对中国皮鞋征收16.5%的反倾销，为期两年。如此不公正的判决尽管引起国内企业的强烈反弹和国外密切相关的企业的不满，但国内鞋企应战不乐观，在涉及的1200多家制鞋企业中， 参加的鞋企百分之一都不到。
（三）部分出口企业靠低价竞争来获取国际市场竞争优势
大部分出口企业仅仅把自营权当作替代外贸公司做外贸的优惠，满足于把产品销售给国外进口中间商来获得出口额。他们往往靠低价竞争来获取国际市场竞争优势，但在获得一定的市场份额后很容易遭受外国反倾销调查，极易被进口国认定为产品倾销，最终有可能再失去市场。
（四）反倾销预警机制不够完善，预警时间出现时滞。
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由于信息闭塞，其信息源主要来源于政府有关部门的信息渠道，对产品在国外市场的最新反馈出现明显的滞后。这样导致绝大多数出口企业对其产品在国外市场遭遇反倾销情况的获悉，完全依赖政府部门的信息传递，没有主动开辟多方的信息渠道。而且在政府发出反倾销预警的时候，国外对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已迫在眉睫，这是因为许多国家的反倾销法案都规定了应诉的期限，尤其是从调查公布到初裁，通常只有40多天的时间。因此，出口商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
（五）政府在企业的反倾销应对中作用有待加强
对整治国内市场的立法方面缺乏惩治的力度，虽然我国的相关职能部门在法规制度方面已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法规制度还不够完善，如有《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等法律法规对国内的竞相压价进行约束和打击，对容易导致国外反倾销的出口行为有所遏制，但对于反倾销涉案企业的不应诉、不积极应诉的做法打击力度不够，没有相应的法规对这些出口企业进行相应的处理惩罚，起不到警示的作用；在反倾销涉案后，我国在对外立法及外交方面对外国政府施加压力和影响不够，不利于企业的应诉和胜诉。
（六） “中国”的负面影响
加入wto以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中国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暗怀戒心，视我国为潜在的威胁，在世界范围内散布“中国”，对我国极力防范。之后，“中国”逐渐蔓延到发展中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对华不友好的政客、商人和媒介也假借“中国”，大肆渲染中国产品的危害，甚至视中国产品的到来是“经济侵略”。因此，许多国家在这种谬论的鼓噪下，为阻止中国产品的进入，往往将反倾销作为重要的防护手段。
三、我国出口产品遭遇反倾销造成的影响
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世界各国反倾销案越来越多。反倾销是由产品进口国政府针对产品出口国企业的倾销行为而采取的行政措施，如征收反倾销税。反倾销是wto赋予产品进口国免受不公平贸易冲击、保护本国经济和产业安全的一个手段，其宗旨是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但近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关税壁垒的降低、传统非关税壁垒的弱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反倾销有越用越滥的趋势。
（一）影响产品的出口
一旦产品被进口国提起反倾销调查，就会马上影响该产品对该进口国的正常出口，而一旦裁定倾销成立，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往往会导致出口产品失去进口国市场，这对我国出口极为不利。目前国外反倾销的一个重要对象是我国的三资企业，因为在我国目前获得进出口自营权的18万家企业中，三资企业就占了17万多家。三资企业的产品不断被诉，严重影响了其产品的出口，也使我国某些出口企业自动退出国际市场竞争。事实上，一旦出口商品退出国际市场，又给国内市场带来压力，连锁影响国内同类产品生产的发展速度及生产规模的萎缩，使该行业生产能力利用率下降，失业人数增加。
（二）应诉费用过高导致企业亏损
我国企业在应诉反倾销过程中要承担律师费用、应诉资料搜集费用、企业联合应诉费用等一系列高额应诉费，还要配备其工作人员。在联合应诉过程中，其综合成本达上千万元。这种后果连锁影响其他企业应诉的信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国外厂商对华反倾销的动力，给我国出口产品生产和行业前景蒙上阴影。
（三）新兴工业发展受阻
传统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将逐渐降低，而市场潜力大、附加值高、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将逐渐成为支柱产业。
（四）影响中国的外商投资环境
三资企业的产品不断被诉，在不同程度上减少或失去了国外市场，部分企业被迫减产、停产或转产，直接损害了外商的经济利益，从而影响了外商在华投资的信心。
（五）冲击国内市场
我国出口产品被征收反倾销税后，受阻于国外市场，在一时来不及转移市场或因为反倾销的连锁反应而转移市场无望的情况下，势必返销国内市场。这会对国内市场造成冲击，造成国内市场供求失衡及物价非正常波动，影响国内经济的发展。
四、我国出口产品遭遇反倾销的应对措施
（一）早日摆脱“非市场经济”
对外贸易交往中，要减少贸易摩擦、摘掉“非市场经济体”的黑帽就应按wto规则，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及早取得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还要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广泛交流，使更多的国家了解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进程，了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现状。
（二）保持有序竞争
避免由于自身的不规范行为和缺乏统一行动、低价竞争而导致反倾销，规范本行业企业行为，实行行业自律，对外统一行动，制定相关产品出口最低价，防止相互削价竞争。
（三）积极应诉
应增强企业和一些地方政府的反倾销意识，从意识上抓起，确立有诉必应的观念。可以通过政府、商业协会等组织以各种途径了解反倾销的重要性、后果的严重性和应对方法。抗辩是法律赋予的合法权利，应积极应诉。
（四）完善反倾销预警机制
避免因信息闭塞而导致的败诉。扩大信息源及信息渠道，避免产品在国外市场的最新反馈出现明显的滞后。出口企业对其产品在国外市场遭遇反倾销情况的获悉，不能完全依赖政府部门的信息传递，要主动开辟多方的信息渠道。
（五）改变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
当一些国家根据wto规则和反倾销法律法规为手段，向我国产品课以高额进口关税，将我国产品拒之门外时，我们可以尝试其他国际市场进入方式，如贴牌生产、特许经营、合资、对外直接投资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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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监管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 文章通过对中美两国债券市场发行规模、品种、流通和投资者结构比较,指出我国应发展债券市场的有效途径.
我国的债券市场近些年来发展迅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其规模、品种,还是债券市场的发育程度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一、中美债券市场的比较分析
(一)债券市场的发行规模比较分析
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债券市场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债券品种发展也比较成熟。其规模也远远大于股票市场。美国每年发行国债的数额占GDP的比例为100%。且市场可流通的债券品种丰富,既有国债,市政债券,也有公司债券,联邦机构债券等。
我国的债券和美国相比差距较大。每年发行总量也不过占GDP的15%左右,且品种比较单一。主要有国债、中央银行债、政策性银行债等为数不多的几种。
(二)债券市场投资品种比较分析
美国的债券市场主要是以工商企业和政府发行的短期债券为主。政府短期债券占政府发行量的40%。除此之外,不少的地方政府、地方公共机构也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这些债券被誉为安全性仅次于“金边债券”的一种债券。工商企业发行的债券产品更是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且种类繁多。
在我国债券市场中,政府债券占相当大的比重。其中国库券和央行票据占债券市场的比重达到近70%,且大部分为5-10年的中长期债券。企业债券占的比重非常小,而且地方政府不允许发行债券。
(三)债券的流通市场比较分析
美国的债券流通是以场外交易为主的交易市场。同时,电子化交易系统的普遍应用也大大促进了流通市场的活跃。债券市场的日交易量是纽约股票交易所日交易股票数量的13倍之多。政府债券及政府支持机构发行的债券十分活跃。
在我国债券流通以沪深证券交易市场、银行间债券交易市场和证券经营机构柜台交易市场为主。交易量比较小,整体换手率也仅是美国债券市场的1/10。
(四)投资者结构比较分析
美国国内债券投资者主要以银行、基金、个人、保险公司、国外和国际机构投资者等为主,各类投资者持有债券比例比较平衡。而我国债券市场投资结构不尽合理。主要有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机构等。市场参与度数量虽然众多,但债券持有比例极不均等,外资机构参与度较低。
二、对我国债券市场发展的几点启示
(一)积极扩大债券市场规模,促进债券市场品种的多样化
从中美两国债券市场的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债券市场的规模与美国债券市场的规模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美国的证券化产品在金融市场中超过80%,我国还不到10%;债券余额,美国相当于GDP的二倍,我国也仅接近30%。因此积极扩大我国债券市场的规模是满足金融市场的发展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还要积极促进债券市场品种的多样化,满足不同发行主体的融资需要。诸如积极发展地方政府债券市场;扩大和引导发行企业债券;增加短期债券及短期回购品种;建立基准国债及衍生产品等。
(二)完善做市商制度,促进市场的流通性
从国外的经验看,做市商制度能够活跃证券交易,保证市场有较高的流动性,这已被许多成熟证券市场广泛采用,在发达证券市场已有较好的市场基础。我国银行间市场虽然已经开始推行双边报价商制度,但是目前批准成为做市商机构的均为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相近,对市场走势预期趋同,导致双边报价偏离市场价格较远、价差较大,难以对市场价格起到稳定作用,更何况其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意愿不强,导致这些双边报价商的市场份额存在下降的趋势,远没有发挥促进增强市场流动性和满足市场需求的作用。
因此,在大力推行双边报价商制度时,必须采取核准制双边报价商资格,扩大双边报价商范围、允许有实力的保险公司如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机构成为双边报价商,以解决目前双边报价商投资偏好趋同的问题。在推动做市商制度的同时,在债券市场上推行经纪商制度,以进一步促进债券市场的发展。经纪商信息发达、灵通,可以有效集中市场需求信息,沟通债券买卖双方,提高成交效率。
目前交易所新推出的降低债市现券和回购交易手续费的政策也将大大降低从事债券套利交易者的成本,提高市场的流通性,鼓励了中小投资者介入债市,有利于改善债券市场投资者结构和投资机构投资者博弈的格局。
(三)促进投资者结构合理化
我国债券持有者主要集中商业银行,特别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其他机构和个人债券持有量很少。我国应进一步扩大债券市场的投资群体,增加金融机构之外的企业及事业单位以及外国机构投资者购买、持有债券的比重;增加参与柜台交易的成员,除商业银行外可以增加证券商成员;增加柜台市场的可交易品种,活跃柜台交易,提高市场流动性;也可广泛吸引其他广大的投资群体。
另外还可以逐渐引导社保基金、外资机构、中外合作基金、外资参股证券公司、外资参股保险公司、外资银行、三资企业、外国投资者,储蓄存款分流等资金进入债券市场。这些资金进入债市将有利于扩大债券市场需求量,也可平衡投资者债券持有比例。通过多方面、大范围地促进投资者多元化,依靠国债市场巨大的流动性,可以充分发挥机构投资者发现国债价的格功能,也可最终建立起一条稳定与可靠的国债收益率曲线。
(四)加快债券市场统一化建设步伐
随着国债发行规模不断扩大,市场分割问题解决已经显得迫不及待。可以有步骤、有计划地允许可流通国债既可在银行间市场流通转让,又可在交易所市场上市交易;同时允许部分资信较好,实力较强的金融机构在两个市场之间进行套利活动,以促进市场的流通性,发现债券市场价格,为全面统一所有债券市场作准备。
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目标是成为全国统一、面向所有金融机构及企业法人和个人投资者的开放的,公开的市场以及一个品种多元化、流动性充分化和功能健全化的中国债券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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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监管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基层自治；乌坎事件；机制建设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5-0040-05
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村土地、财务等利益问题导致的农村基层自治矛盾日益尖锐。2011年广东汕尾发生的乌坎村事件将农村隐藏的“三资”、基层自治等问题暴露出来，这些问题在全国各地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并呈现扩散和激化的态势。因而，探究农村基层自治存在的共同问题和机制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国内外对乌坎自治事件的研究
BBC、联合早报、德国之声、自由亚洲电台、NHK、纽约时报等国外媒体对汕尾乌坎村事件呈现“一边倒”态度。如BBC将之与中国基层民主、人权、公平正义问题联系起来，日本学者指出，这一事件在中国民主选举制度上开了先河，凤凰卫视则将之与政治体制改革联系起来。国外学者更愿意把这些案例与中国农村治理、权力结构转变联系起来，提出，以往中国农村政治建设都不民主，乌坎村事件的发生，标志着中国农村基层自治的开始。
国内关于农村基层自治的研究非常丰富，从期刊网搜索的结果来看，从1999年至今，涉及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的期刊文章有万余篇，硕士、博士论文有110多篇，专著570余本。研究乌坎事件的文章200余篇，涵盖以下几个问题：1.对事件本身的讨论。如清华大学社会管理创新课题组撰写的调研论文《乌坎事件始末》（2012）；2.对事件意义探讨。在乌坎事件之后，国内有些媒体和记者将乌坎的自治选举称“乌坎模式”，甚至提升到小岗村改革的地位，高扬其积极意义；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两个案例正践行了中国基层民主制度，并不是民主的大变革（李君如，，2012），乌坎的民主选举是依法进行的，没有任何创新，并不如小岗村的改革，这只证明，乌坎以前的选举存在着走过场的问题，现在将原来写在纸上的民主落到了实处。3.自治中的处理方法（邢子飞，2012）；4.事件中政府作用和职能定位（张铁，2011）；5.事件中的村民选举问题（熊伟，2012）；6.自治中村民组织的问题（胡英姿，2012）；7.土地征收、群众利益问题（迟福林，2012）；8.自治中的宗族、宗教问题（党国英，2013；侯豫新，2012）。
国内研究则肯定乌坎事件对于基层自治的现实意义，并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讨论，但就近十年来农村基层自治的新变化、新问题考察及问题根源的挖掘、对策研究十分薄弱。本文试图从乌坎村村民自治个案出发，就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对策建议。
二、近十年农村基层自治发生的新变化、新挑战
（一）自治主体的新变化对基层自治的新挑战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近十年，新生代精英群体由人才“外流”出现了部分“回流”现象。与中国城市化进程一致，乌坎村也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特别是精英外流的现象，年轻的、有文化、有能力的，大都出外求学、经商、进城打工，留在农村的是“38”、“61”、“99”人群，造成农村年龄结构老化，结构不合理、优秀管理人选后继乏人。如乌坎事件中薛昌就连续担任“一把手”41年，而大批年青人流向广州、深圳、佛山等珠三角地区。据统计，在珠三角由乌坎人经营的时装店有300多家，年营业额达3亿多元。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国社会是一种水纹式、以血缘和地缘为中心的同心圆治理结构，当这部分精英离开家乡，就慢慢与同心圆疏离，远离乡村的治理结构。但近十年来，随着村土地、集体资产的不断升值，在利益的内驱下，这批精英人才中出现了部分“回流”现象，他们为争取个体或家族在村集体利益中的合法诉求而奔走，乌坎事件就是这种“回流”的典型体现。在乌坎事件中，站在最前锋的庄烈宏、杨色茂等为代表都是乌坎在外经商的80后生意人，因对乌坎村前二十年的利益分配格局不满意，合法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满足，而从珠三角回到乌坎村参与权益的争取，并当选为乌坎村村委会成员。
（二）基层自治利益诉求的新变化对村民自治的新挑战
经济利益与民主政治的进展呈现“正相关”结构，经济因素对村民自治产生显著的影响。以全国基层民主的现状来看，在经济越发达的村，由于利益分配的内在驱动，使得民主的选举、决策和监督的程度要比经济不发达地区高得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利益结构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冲突日益显性化。利益矛盾越尖锐的地区，产生的事件就越指向自治本身。广东各地的自治程度以及与征地、拆迁、村“三资”管理、村务紧密联系在一起。
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的管理和监管，是村民关心的焦点问题，这也是最容易滋生腐败的“温床”，村“三资”的利益“空间”是村民选举中出现贿选问题，村干部在村级财务管理、资产处置、资源开发中侵吞集体利益的内在利益动机。“三资”管理紊乱、产权不清晰、监管存在盲点，村务不公开，监督不到位，征地拆迁过程中，贪污、侵占征地补偿款，村民的补偿不到位，这些行为不仅严重伤害群众感情，有损党和政府的威信，也是造成村民、的主要原因，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村自治中两委职能新变化对基层自治的新挑战
两委关系一直是农村自治问题的焦点，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关系由于权力资源配置、权力合法性、权力职能划分、权力影响力等深层原因，导致了二元结构，两委关系紧张，各自为政，互相不服气。为解决两委矛盾，全国各地目前出现了一些成熟的做法，如通过“两票制”、“两推一选”、“两选联动机制”等方法实现“一肩挑”解决两委矛盾。“一肩挑”在当前村民自治实践中用的比较多，对于解决当前在“村民自治”中产生的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之间的矛盾冲突起着一定的作用。比如广东顺德“一肩挑”比例达到90%，其做法是在村委会民主选举中，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通过法定程序，正确引导，把党组织的意图与尊重民意统一起来，使大多数村支部成员通过合法程序成为村委会成员，实现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成员的交叉任职。[1]
“一肩挑”、“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是目前理顺村支两委关系，缓解基层矛盾的选择方案。但在运行过程中，“一肩挑”的模式也出现了新的问题。村支书兼任村委会主任，多个职位由一人“一肩挑”，容易产生权力的集中和垄断；“一肩挑”之后，“两委”既要总揽全局管村务党政工作，也管经济建设、集体资产的经营工作，还要承担社会管理、社会建设的职责，这直接导致村“两委”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有所弱化。
（四）网络化、信息化等新方式对基层自治的新挑战
新生代的村级自治主体是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70、80、90后青年，由于受到多种思想的冲击，这几代人的自我权力意识明显增强，他们熟悉QQ、微博、博客等一系列新媒体工具，时刻保持着最新的沟通手段，通过网络等方式实现跨地域结合，基层民主自治的表现方式体现了新的特点。2011年6月，庄烈宏等20多位在珠三角各地工作的乌坎青年赶赴广州，在广东省政府大门前上访。2011年9月21日的村民集会游行就是源于乌坎80、90后在QQ群上组成的近千人“乌坎热血青年团”。这个聊天群，通过印发传单、制作与乌坎有关的歌曲、短片来鼓动村民。[2]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达，网络成为新时期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之一，开放性、快捷性、互动性、匿名性等网络特点，既促进了基层民主自治的发展，又不可避免的带来新挑战。
三、农村基层自治机制的新思考
（一）自治主体构成的新机制
在现代社会治理中，权威和民主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两个因素，从中国社会的治理历史和现实来看，精英参与村务和自治，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用新机制整合民主自治主体，将传统的权威机制与现代的开放机制相结合，采用精英治理加选举的主体治理模式。
以乌坎事件为例，其中民主自治的主体呈现“两头”，一头是与薛昌同时代的传奇人物林祖銮，他1965年入伍当兵，同年入党，在当兵前就已经是村干部。1969年林祖銮放弃了在部队继续发展的机会，毅然退伍回到乌坎公社，担任过乌坎村村委会副主任，此后下海经商。他家庭条件好，为人正直且具有威望，是一位富有政治经验和熟悉农村问题、在村里受村民敬重的老党员，被称为乌坎村的“精神领袖”；另一头是在外经商的青年乌坎人，事件的发起者―“乌坎热血青年团”的核心成员庄烈宏、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理事长杨色茂都是在外经商的80、90后生意人，他们始终活跃在事件的最前线。在当代农村基层自治结构中，应充分发挥这两头的积极性，以老带新，效果会更好。在新成立的乌坎村委会班子中，有4个是80后，1个是70后，一个是60后。权威的精英和选举结合、新老结合，形成了乌坎新的领导集体，这也是确保村级民主能够顺利进行的治理结构。
（二）自治能力培养的新机制
村级的民主不是天然形成的，应自觉地培养村民的民主意识、公共精神，训练政治参与能力，提高参与水平，增强实际的政治效能感。1987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在讨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草案）时曾说，村委会是最大的民主训练班。老百姓现在如果通过这种直接民主形式管理好一个村，将来就可能管好一个乡；管好一个乡以后，将来就可以管好一个县、一个省，真正体现出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因而根据村民自治在新形势发生的新变化，形成新的自治机制。
1.建立自治动力新机制。通过民主的氛围培养，用村级的内在利益需求和外部相关利益结合，多因素刺激，形成村民自治的动力新机制；在经济条件较好、经济利益矛盾冲突集中的村落，民主自治动力是自发形成的，不需要太多的外部机制来促成，但对于经济较为落后的村落，还需要不断的宣传和教育机制来培养并促其形成。
2.建立村民利益诉求、意愿和要求表达的新机制，形成日常民意汇集网络；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民的财产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意识不断增强，但是在现阶段，没有太多的制度渠道来表达政治意愿和民主参与。当矛盾积聚到一定程度，而又没有渠道宣泄，群众的不满情绪便会通过不同的非制度、非理性形式表现出来，如上访、集会、静坐、拦截等等方式。近些年，明显增多，便是这一问题的集中体现。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经济发展快、开放程度高、社会转型快，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利益冲突显性化。广东社会矛盾早发多发，出现的问题既具有典型性，又具有警示性。汕尾的陆丰地区具有深厚的民主传统，民众的权利意识本来就比较强烈，近些年来因利益问题导致的是多发态势。乌坎事件，是广东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利益矛盾凸显的典型事件，它在全国各地城市化的进程中，具有普遍意义。而这一事件中建立的民众利益表达的新机制，对全国类似的处理，将起着良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3.选举能力形成新机制。从乌坎村村民选举委员会选举过程中，我们可见一斑。从村委会的选举筹备，到选举模式、投票方式、选民登记、选票样式，在选举过程中，村民详细地看方案，挑问题，在村民与政府关于选举议程设定的争论中，双方都在学习什么才是、怎样才是“基层自治民主”。现任乌坎村村委会副主任的杨色茂有一句话很有启发意义，“民主选举就跟游泳一样，如果不下水去联系，不被呛几口水，我们就永远得不到它”。他用通俗的话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即民主需要锻炼，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可以通过政治参与增强实际的政治效能感、训练自己参政的能力。
4.民主责任培养新机制。一个成熟的村委会领导班子，光有激情是不够的，必须通过对村干部的责任、义务、组织纪律、工作作风的培养，进入制度化的轨道。对新当选的领导班子要从零开始培养，通过学习、培训，加强队伍建设，确保规章制度的明朗化、民主化、合理化，以增强村委会干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基层的民主参与对整个民主自治的有效性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它涉及整个民主政治的建立基础。社会自治是直接民主的表现形式，是实现民主参与的一个有效途径。正如密尔所指出的，“一项政治活动，每隔几年才举行一次，在公民的日常生活习惯中并没有为这一项政治行动做好准备，当这一政治活动要求运用公民个人的智力、道德和品性时，却已经远离它们了。”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也以美国的乡镇民主为例，说明人民在日常生活的民主自治中体会民主精神，习得民主参政的能力和素质，养成民主的习惯。
（三）自治结构、程序的新机制
1.建立以村资源建设、村财务管理和公共事务、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能的自治新机制。在广东大部分地区，村（居）党组织、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三位一体、“政经混合”、职责不清。而村干部专注于发展经济，导致村“两委”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有所弱化，农村的集体经济绑架了农村的党组织和自治组织。在公共资源配置中，容易出现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现象。南海等地实行的“政经分离”，使集经济发展和村务管理于一身的村两委班子卸下了经济发展的重任，专心负责党务、政务和服务，而伴随着集体资产管理交易平台和财务监控平台的建立，集体经济的管理也变得更公开透明。番禺、清远“政务服务中心”、“公共服务站”等新做法，成为两委关系调整的新因素，形成了基层自治、经济管理、公共服务等职能从村两委中剥离，而又互相支持的新机制。
2.健全透明化、规范化、制度化民主选举新机制。同志曾指出，乌坎民主选举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简称《组织法》）和《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简称《选举办法》）进行的，没有任何创新。“（我们）只不过把《组织法》和《选举办法》的落实过程做得非常扎实，让这个村子在过去选举中走过场的现象得到纠正。对乌坎村事件的处理坚持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念，那就是始终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就连乌坎村现任村支书和主任林祖恋也认为，这并不是中国的第二个小岗村，也不是中国的民主改革，乌坎的问题主要出在土地，有些媒体的解读过度化、政治化了。
3.完善“三委两会”（村民会议、村民代表大会、村党总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治理框架，通过三委两会的互相监督、制约、制衡，通过机制的完善来达到公平、公正、公开。三委两会之间要形成相互制衡机制，让各个组织机构的职能充分发挥。
一是要实现村务的透明化，村里的事务都让村民知道，村民才有机会提出建议和意见，没有猜疑，决定才能公平公正、合理科学，腐败问题也随之会减少。二是建立以“三资”、村务公开、民主评议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管理新机制。村民代表应该对村务，如财务、投资、项目、土地进行讨论，由村委会行使权力。遇到重大事务，坚持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表决。村委会在执行过程中以及事后，定期向村民代表和村民汇报。坚持村里财务由镇政府管，每个月的资金收付都由村监督委员会来审批，收支状况一目了然，以达到作业公开公正透明。比如乌坎事件之后，乌坎村的日常执行机构是两委会（村委会和支委会），每周开一次例会；再大一点的事务，监委会参加进来；更大的事情就开村民代表大会。村委会是执行和决策机构，村民代表会议是决策和监督机构。选举出来的村民代表会议的重要职责是监督村委会，如若涉及土地、村财务等重要问题，村民《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有十分之一的村民或者三分之一以上的村民代表提议，应当召集村民会议。有五分之一以上的村民代表提议，应当召集村民代表会议。”如果村委会和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侵犯了村民的利益，通过召集村民会议，这个决定是可以被的。三是建立民主监督新机制。在行使过程中要严格监督，权力的监督单靠党性和党员的道德修养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除了制度监督，还需要社会的监督和人民的监督。这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提出的“人民监督”是一致的，即要防止官僚的出现，应该采取一系列革命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必须强化人民的参与权与监督权，特别是强化人民监督权。“巴黎公社原则”的核心内容包含破旧和立新两个层次的有机统一，也就是两大基本原则。其中“破旧”就是上文所指的打破旧的国家机器；“立新”就是这里所说的建立人民监督的新型民主原则。依靠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群众，实行有效的监督。就乌坎事件来看，从干部选举到土地出售，再到财务收支、村民的基本社保，群众面对村务、村务腐败，没有有效的民主知情、参与和监督渠道。
4.建立考核村干部的村民评价、奖惩新机制。一个有效运作的村委会，必须建立定期的汇报和公示制度，让村民了解村委、村资产的运营状况，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定期对村委会班子和成员进行民主测评和奖惩。通过建立奖惩机制，让村委会成员对村民赋予的权责具有敬畏之心和使命之心，真正实现村民的自治。
（四）民主自治实现形式的新机制
1.在制度框架内实现民主自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村级民主可以在制度的框架内实现有效的民主自治。以乌坎村为例，在事件中，2011年9月组成的乌坎村第一次自发进行的代议制选举，组成了“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老年人联合会”，有效地形成了乌坎自治结构的雏形。
2.通过媒体扩大民主参与。利用各种媒体资源行使民力，表达合理合法的民主诉求。乌坎事件和自治选举得到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由于国内的相关媒体，如《南方日报》《大洋网》《今日关注》等大陆媒体没有进入乌坎村内了解真实情况，仅根据陆丰宣传部新闻通稿的描述就报道了“乌坎事件”。所以，造成了村民对大陆媒体的极度不信任，从而使他们寻求境外媒体向社会乃至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4]包括香港本港台、翡翠台、BBC、每日电讯报、NHK、纽约时报、东森报等二十多家媒体争相报道，并进行追踪报道，在乌坎村还专门开设记者采访室。说明当代公民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各种渠道行使自己的民力，表达合理合法地民主诉求。在国内造成了很大的舆论影响，这一方面给政府施加了压力，另一方面对于乌坎村民来说，通过媒体的报道，也让人们了解和关注事件进展情况，通过媒体进行自我保护。
3.利用QQ、飞信、微博、博客、论坛等网络工具，共享不同渠道信息，使得自治行为从一种无组织状态变成组织行为，增强民主参与的广度、深度。利用互联网的平台，表达民主诉求，如由80后、90后构成的“乌坎热血青年团”这个群体，他们利用目前新的QQ、飞信、微博、博客、论坛等网络工具，与外界保持着紧密联系，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发展成几个子群，共近千人。在群中，他们共享从不同渠道得到的证据，包括各种各样的征地协议、内部协议、政府批文、占用耕地清单等，涉及的内容从土地问题到村务公开、村委选举，从而使得乌坎自治行为从一种自发无组织状态变成自觉地有组织的行为，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把乌坎的村民联系、组织起来。
4.民间组织介入是农村基层自治参与方式的新动向，建立社会组织有序参与的新机制。常年研究基层选举的“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学者熊伟在乌坎居住、参与、组织选举长达3个月，成为乌坎村有力的外部支持，这对于乌坎村民主进程具有不同的意义。民间社会组织开始介入治理，社会组织参与民主管理，这本身就有较大的意义。它标志着基层治理由自发走向自觉阶段，社会事务不再由政府大包大揽，社会组织参与，介入其中，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组织的自发阶段，这也意味着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发挥社会组织作用，让渡一部分权力给社会组织的必要性。
基层自治民主是一件好事，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状况决定了它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来提高公民的民主意识、民主参与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正如乌坎村民所认为的那样，基层民主就是让“人人参政议政，关心家乡事务；评论村委会的工作，去反驳、去建议、去争取。”中国的基层民主建设的前进过程是一个缓慢而长期的历史的进程，其中需要民主氛围、民主意识、民主素质、民主能力等多方面条件的具备，在这一过程中，民主程度也许还会发生反复和后退，但中国的民主建设仍然在以不断增量前进，这就是中国政治建设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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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监管论文范文第10篇
孙效敏1
胡晓军2
（1华东政法学院，上海200042；2浙江警官职业学院，杭州310018）
摘 要：我国有关外资并购的规定散见于许多法律法规中，而且这些法律法规从内容上看，缺乏系统性、协调性、完备性、甚至相互冲突，可操作性差；从形式上看，大多是行政法规，立法层次低，不利于规范我国外资并购行为。呼吁应加强外资并购立法。提出立法的“单轨制”、“双轨制”和“外资法”三种模式，我国应采纳“外资法”的模式。
关键词：外资并购；立法
中图分类号：df41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525(2004)01-021-05
一、我国外资并购立法的现状与不足
(一)我国外资并购立法的现状
以市场为取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我国企业并购的蓬勃发展。为了建立健康、有序的并购市场，规范并购行为，国家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关法律、法规。
在2002年以前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相对较少，远远滞后于外资并购的迫切需求，对外资并购的规制主要适用现行外资法、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规。国内并购和外资并购的蓬勃发展，促使我国加快外资并购的立法步伐。自2001年11月以来，政府有关部委了一系列关于“外资并购”方面的办法和规定，使得外资并购在政策上的障碍逐渐消除，可操作性明显增加。
2001年11月，外经贸部和证监会联合《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若干意见》，对允许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a股或b股和允许外资非投资公司如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通过受让非流通股的形式收购国内上市公司股权。2002年4月1日．
⑴经济安全原则。经济安全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的基石，是其安全和政治安全的保证。判断国家经济安全的标准：一是国家的经济政策目标能否顺利完成：二是国家是否有能力控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⑵促进有效竞争原则。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资源的分配主要由市场来调节，资源配置过程是市场机制发挥调控作用的过程，市场机制发挥调控作用的基础是有效竞争的存在，外资并购可以优化企业的组织结构，实现规模经济，改善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但是，外资并购必然形成生产的集中从而导致垄断，垄断企业不仅会操纵市场和价格，而且还会阻碍生产和技术的进步。因此，为了保护有效竞争，维护优化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均制定了反垄断法对企业并购进行规制。
⑶效益原则。要想建立规范化、市场化的外资并购体系必须最大限度地运用企业并购市场的机理，对政府职能进行科学的职能定位，以改革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大化作为外资并购的基本原则。
⑷保扩少数股东及债权人利益原则。我国企业股权结构中存在着国有股和法人股，导致股权分布的不均衡性。较为分散的少数股东，由于决策权力的微弱加之信息的不对称，其利益往往得不到保障。应建立和完善保护少数股东的信息披露、公开收购、强制收购、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等法律制度。外资并购必然伴随着目标公司的大量裁员甚至消失，因此目标企业劳动者以及债权人的保护也很重要。外资并购必须公告债权人，保证债权人的抗辩权，同时要合理安置职工，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二)外资并购立法体系的基本框架
1．外资并购立法体系的模式。
对外资并购立法体系的设计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⑴“单轨制”模式。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废除“双轨制”立法模式向“单轨制”立法模式转变已是大势所趋。所以，外资并购和我国国内企业并购的基本法应合二为一，即制定一部涉内、涉外同时适用的《企业并购基本法》，作为外资并购法律体系的统率和核心，同时作为外资并购相关法律制度的依据和基础。该观点同时主张外资并购与国内企业并购性质上毕竟存在一些差异，对此《企业并购基本法》应作例外规定。也有的学者认为应制定《企业并购法》及与此相配套的法规，把适应市场经济客观需要的政府指导作用，产权的合理转让，资产、资金的流向用法律的形式确立起来，以适应日益高涨的企业并购潮的需要。
由于以英美为主的大多数发达国家在企业并购立法方面并不区分外国人和本国人，因此“单轨制”模式看起来符合国际潮流。但不能仅仅注重所谓的与国际接轨而忽视我国的现实国情。我国是发展
监管关系。对外资并购的立法规制同样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调整国家对外资并购准入进行监管的公法规范；另一类是调整外资并购交易的具有一定公法内容的私法规范。在外资并购准入阶段主要由外资并购的基本法进行规制，在并购交易阶段由同样适用于国内企业并购和外资并购的立法体系进行规制，主要包括民商法等私法规范，也包括反垄断法等公法规范。
(三)外资并购基本法
1．外资并购基本法的立法模式。正如前文所论，我国的外资并购基本法应当采取在将来统一制定的《外国投资法》中设专章予以规定的立法模式。在现阶段，我国颁布的自2003年4月12日起施行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将在实质上起到外资并购基本法的作用。但是应当指出的是，该《暂行规定》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出现，其较低的效力位阶难以担当作为外资并购立法核心，统率各相关部门法的作用。同时，其名称中又冠以“暂行”更加增加了该法的不确定性。因此，《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仅应作为过渡时期短期内的立法规范，一俟时机成熟，应当马上制定《外国投资法》对外国投资进行统一规制，如此将大大推进我国外国投资法律环境的改善。
2．外资并购基本法的性质及主要内容
外资并购基本法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外资并购的含义，外资并购的主体，外资并购的产业导向，外资并购的方式，外资并购的待遇，外资并购的审查，外资并购的法律适用，法律责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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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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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陈立虎、王万新.论中国三资企业法的革新之道.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1999年会论文,1.
⑧顾敏康.以公司法为本，重构外资法体系[a].国际经济法论丛(4)[c].法律出版社,2001,462.
收稿日期：2003-12-07
作者简介：孙效敏，华东政法学院经济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