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管理论文范文

调整管理论文篇1

关键词：微控制器；晶闸管开关；电路板

1引言

在日常生产与生活中，大量电动机都以规定的速度和功率去拖动各种机械。而在军事上，很多应用往往要求旋转天线在各种条件下都要保持匀速转动,这就要求在不同的情况下，电动机能相应调整工作速度，以保持恒定的速度。要实现这一功能，最常用的方法是对电动机的转速进行调节。改变直流电动机的电枢或交流电动机的定子电压，都可以在一定的范围里改变转速；也可用双向晶闸管交流开关或直接选用模拟控制的通用电动机驱动器来取代笨重的电动机、发电机组以及饱和电抗器。本文介绍一个直接由110／240V电源供电的通用电动机驱动电路和一个MCU以及一个双向晶闸管开关来实现控速的设计方法。其中单片机选用Microchip公司的PIC12F675。与用户接口的方式有三种一个是接触传感器；一个是按钮；一个是电位器。笔者在该仿真实验中采用的是电位器。辅助电源从电源电压中变压整流获得。

2设计方案和结构

2．1电路结构

电动机的调速系统是一个闭环系统，其结构图如图1所示。使用时，可通过设置电位器的电阻大小，并经A／D输入单片机来预设速度；单片机通过同步电路与220V交流电源同步，并通过输出脉冲控制晶闸管的通断，从而控制电动机的速度，同时将电动机的速度通过速度检测装置（霍尔开关）反馈给单片机以形成闭环。

2．2单片机电路的功能原理

该设计中单片机电路的功能原理图如图2所示。它由5V直流副电源和220V交流主电源、单片机、双向晶闸管开关和电机整流电路和霍尔开关组成。其中，单片机的脚1（Vdd）接＋5V脚8（Vss）接地，其它引脚的功能与设计如下：

（1）GP3用于上电复位。在通电的瞬间，C3通过R2充电GP3以经延迟后低电平触发。延迟的大小和CPU的频率有关，对于PIC12F675单片机，延迟只要大于72ms就可以了。GP3外的电阻可以选1kΩ电容应大于0．1μF。二极管D2的作用是在电源快速反复通断时，保证C3电容能及时放电。

图2

（2）GP4主要用于速度信息的输入。该脚外的电位器R1用于为GP4输入一个电平（GP4在这里的功能是10位A／D转换器）。该输入电平通过A／D转换后，用于给单片机输入一个预设速度。将该速度和实际速度进行比较，并计算出速度的偏差，然后查表或通过算法便可以得到延迟Td。电位器R1的阻值应较大（在100kΩ左右），以减少5V副电源的负载压力。

（3）通过GP2可输入同步信号。由于220V的交流电源频率不是很稳，因此，为了保证延迟Td的精确，应通过R5输入交流信号进行同步。GP2在这里的功能也是A／D转换器，它可将通过R5输入的交流信号转化成数字信号。R5的阻值要大约在1MΩ左右。因为R5直接接在220V的交流电源上，而单片机的输入电流不能太大。

（4）通过GP0可输入霍尔器件产生的电动机转速信号。

霍尔开关是用于磁场检测的半导体传感器，霍尔开关的实际接线图如图3所示，PIC12F675的1脚接5V直流电源，2脚接地，3脚输出频率脉冲给单片机的GP0脚。

在正常工作时，霍尔开关被放置在电动机内按周期强度和方向发生变化的磁场中。其输出电压的大小随着垂直通过霍尔开关半导体薄片的磁场的强度变化，霍尔开关有电流式和开关式两种。电流式霍尔开关输出的是模拟信号，可完全包含磁通量的变化情况；而开关式霍尔开关则由于集成了比较器，因而可直接输出数字信号。本设计采用数字式无疑是最方便的。如果采用电流式，由于选用的是功能全面的自带比较器的PIC12F675单片机，它的GP1脚上输入的一个门限电平（由两个电阻分压得到）通过单片机内部的比较器和GP0脚的转速模拟信号进行比较，也可以实现信号检测。

由于实际的霍尔开关要接在电动机的线圈附近，手工改造电动机相对比较困难。因此，该设计为了方便演示，可以使用一个由555定时器设计的多谐振荡器产生的频率脉冲信号来替代霍尔开关的输出信号。

（5）GP5脚输出的低电平脉冲用于触发双向晶闸管开关，其脚输出低电平脉冲的时间是由延迟Td决定的，要保证和主电源同步才能使相位平稳的前后移动。GP5脚的低脉冲可以使双向晶闸管开关保持导通，直到220V电源反向。

此外，在实际应用中，双向晶闸管开关对触发电路的要求如下：

（1）双向晶闸管开关从截止到完全导通需要一定的时间（一般在10μs下），所以触发脉冲的宽度要在10μs以上，最好为20～50μs。如果是感性负载，由于电流上升比较慢，实际上还需要更宽的脉冲宽度。

（2）触发电路要有足够大的电压和电流。电压应在4～10V，电流要大于10mA，所以可使用5V的副电源。在双向晶闸管开关和GP5之间应接一个0．2kΩ的电阻。

（3）不触发时的电压应小于0．15～0．2V。触发脉冲的前沿要尽量陡，应在10μs以下。

3软件的实现

图4是该设计中转速和检测信号的波形时序图，图5是本设计方案的软件程序流程图。该程序的主要步骤是复位、初始化、设置GP2上升沿中断、设置A／D通道GP4、读取电位器设定的速度值n（n经过A／D）和读取Td预先设定值等。当交流电源变为负半周期时，设置GP2下降沿触发和延迟Td即可输出宽度为Tg的脉冲，同时设置GP0接收中断源请求等。一般当霍尔开关输入为上升沿时中断，计数器计数，而当霍尔开关再输入一个上升沿中断时，计数器停止，并记下数值a，最后在通过比例积分调节算法计算出延迟Td后清除n和a。当交流电源变为正半周期时，在设置GP2上升沿触发、设置A／D通道GP4、等待中断、补偿延迟T0、延迟Td以及触发脉冲Tg后，便可通过GP4读取设置速度n。设计时正负周期的程序循环进行。通过计数器的数值a计算转速s的算式如下：

s＝f／a

其中，f是十六位计数器1的频率，为1MHz。

实际上，通过n和a由单片机计算延迟td需要一个准确的算法。数字调节算法一般选择PI算法，这是在工业过程控制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控制形式。其作用在于能够集比例调节的快速和积分调节的清除静差作用于一体，从而使系统的静、动特性都有所改善。

4结论

调整管理论文篇2

单位名称：调账基准日期：2004年1月1日

工程项目名称

合同初始收入①

开工时间

总工程量

完工时间

开工以来合同收入变动情况

项目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金额合计

变更

甲方批复的时间

——

批复的金额

索赔

甲方批复的时间

——

批复的金额

奖励

甲方批复的时间

——

批复的金额

开工以来合同收入累计变动增加金额②

开工以来甲方验工计价情况

次数

时间

金额

已结转工程结算成本情况

时间

金额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累计已验工计价金额③

累计已结转金额④

建造合同完工百分比计算

2003年末工程施工科目余额⑤

完成合同尚需发生的成本⑥

建造合同预计总成本⑦=④＋⑤＋⑥

完工百分比⑧=（④＋⑤）÷⑦

新账各科目调整增加期初余额数

科目名称

计算公式

金额性质

工程施工——合同成本

④

调增借方

工程施工——合同毛利

（①＋②－⑦）×⑧

正数调增借方，负数贷方

工程结算

③

调增贷方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①＋②－⑦）×⑧－（③－④）

负数调增借方，正数贷方

待处理财产损溢

（⑦－①－②）×（1－⑧）

正数调增借方，负数不调

存货跌价准备——合同预计损失准备

（⑦－①－②）×（1－⑧）

正数调增贷方，负数不调

注意事项：1.“合同初始收入”指合同中确定的合同总金额，扣除其他计入合同金额但由业主掌握使用部分后的金额；2.若自行估价收入已计入以前各期“工程结算收入”账户，应直接调减“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等相关科目期初余额。

表格设计原理

1．首先，将老账中“工程施工”科目余额转入新账“工程施工——合同成本”科目，做如下账项调整：

借：工程施工——合同成本（老账余额）

贷：工程施工（老账余额）

2．预计合同总收入大于预计合同总成本时，做如下账项调整：

恢复工程施工成本、确认工程施工毛利和工程结算金额，并调整期初损益：

借：工程施工—合同成本（根据以前年度已经确认的工程结算成本分析确定）

—合同毛利（计算确认的全部已完成工程合同毛利）

贷：工程结算（按以前年度已经确认的工程结算收入确定）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合同总收入—合同预计总成本）×完工进度-（以前年度已经确认的工程结算收入－以前年度已经确认的工程结算成本）]

3．预计合同总收入小于预计合同总成本时，做如下账项调整：

⑴恢复工程施工成本、确认工程施工毛利和工程结算金额，并调整期初损益

借：工程施工—合同成本（根据以前年度已经确认的工程结算成本分析确定）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合同预计总成本—合同总收入）×完工进度-（以前年度已经确认的工程结算成本—以前年度已经确认的工程结算收入）]

贷：工程施工—合同毛利（计算确认的全部已完成工程合同毛利）

工程结算（按以前年度已经确认的工程结算收入确定）

⑵确定未完施工预计合同损失，计提合同预计损失准备

借：待处理财产损溢----执行新制度预计的损失（合同预计总成本—合同总收入）×（1—完工进度）

贷：存货跌价准备—合同预计损失准备

调整管理论文篇3

【关键词】 整体性治理 综述 国内外研究

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发展至今已有十余年，该学说影响了英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芬兰及荷兰等国。国内和台湾对整体性治理的研究从理论探讨逐渐转向实践应用，其理论思想逐渐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认同。

一、国外相关研究

整体性治理强调在组织结构上建立协调与整合的连结性机制，其代表人物是佩里・希克斯和帕却克・登力维。英国学者佩里・希克斯（Perri 6）首倡整体性政府（holistic government）的概念，主张21世纪的政府应为整体性政府、预防性政府、改变文化的政府及结果取向的政府（Perri 6，1997；Perri 6 et al.，1999；Perri 6 et al.，2002）。从1997年至2002年，希克斯的理论体系构建逐渐丰富和完善，在其第三本著作（Perri 6 et al.，2002）中，他将整体性政府改为整体性治理。希克斯（2002）指出，整体性治理就是政府机构组织间通过充分沟通与合作，达成有效协调与整合，彼此的政策目标连续一致，政策执行手段相互强化，达到合作无间的目标的治理行动。希克思的整体性治理理论吸收了新涂尔干理论（the new - durkheimians theory）和组织社会学中的有关组织协调的思想，追求在治理层级、治理功能和公私部门三个面向上，完成政策、规章、服务供给和监督等过程的整合。希克思将整体性政府与协同型政府、贵族式政府、渐进式政府和碎片化政府进行比较，明确其特征，并从政策目标和政策机制、顾客目标和顾客机制、组织目标和组织机制、机构目标和机构机制等多方面介绍了整体性治理的具体措施。

其后，国外的许多学者展开了对整体性治理的研究。英国学者帕特里克・登力维（Dunleavy，2006）通过对一些发达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荷兰）的公共管理系统的实证研究，认为因为产生碎片化等一系列问题，新公共管理已宣告结束，而信息系统是形成公共行革的重要因素。登力维认为，与重新整合中包括的狭隘的众人参与式治理的变革相对照，整体主义的改革旨在以公众的需要为基础，简化和变革政府机构与其客户之间的整个关系。波利特（Pollit，2003）指出，整体性治理是指一种通过横向和纵向协调的思想与行动来实现预期利益的政府治理范式，具体包括：消除政策间的矛盾和紧张以增加政策的效力；减少重复，整合稀缺资源；增进某一政策领域中不同利益主体的协作；为顾客提供无缝隙而非分离的服务。波利特认为整体性治理包括决策与执行的两方面的整体性体现，还包括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的协调与合作，其改革对象可以是整个地方政府，也可以是一个政府部门，甚至是某一个具体的项目小组。学者Adreti Di Maio（2004）具体指出了“整体性治理”在公共服务中的四个作用和多项技术，四个作用域即四个“what”：同一政府层级中的“整合”服务发生的预期是什么？跨层级“整合”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相关责任是什么？跨流程等级“整合”政策与执行的含义是什么？连接政府与私人部门的纽带是什么？三项支持技术即交互的协作和一体化的技术。挪威的Tom Christensen和Perlagreid（2006）等从结构、文化和迷思的角度阐释了什么是整体政府。从结构的角度看，整体政府是有意识的组织设计或结构重构。从文化和制度角度看，组织的演进过程是对内对外压力的双向适应过程，形成独特的、制度化的或非正式的规范和价值。从迷思、象征和时尚的角度看，整体政府只是一个虚饰和时髦的专业术语。

此外，国外学者还将整体性治理的思想及理论运用到社会可持续发展（Loomis，2000）、高等教育（Enders，2004；Holloman etal.，1996）及公司治理（Kikbride and Letza，2004；Young and Thyil，2008）等多个不同领域的治理研究中。

二、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研究

我国台湾地区较大陆更早开展了整体性治理的研究，主要从理论探讨和实践运用两个方面展开。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彭锦鹏（2004）认为“整体性治理理论可望成为21世纪有关政府治理的大型理论（grand theory）”，是继传统官僚制、新公共管理之后的第三代公共行政理论典型范式，并构建了实现整体性治理的三项制度化策略：运用资讯科技而形成的线上治理模式是科技基础、整合型政府组织是组织基础、主动型文官体系是人员基础。

台湾中央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的韩保中（2009）从理论面详细探讨了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发展历程、组织协调论题、新涂尔干学说的意义与启发等，深入阐述了整体性治理理论的价值所在。他认为整体性治理强调政府组织的整合关系，援用新涂尔干理论及组织社会学的分析框架，而碎片化政府、棘手问题与协调三个概念是理解整体性治理的重要基础。韩保中还指出新涂尔干理论阐释了协调论题的组织社会学基础，其主张面对多元与复杂的组织关系，依据化异与求同两原则，有容忍性制、分、互赖与妥协四种基本协调之法及解决之道，这体现协调工作必须采取多样的方式。

而廖俊松（2006）则认为整体性治理是一个待检证的未来命题，李长宴（2004）、江大树（2011）、史美强（2010）等则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分析工具，应用于台湾的区域政府设计、长期照顾体系、都会永续发展、公务机关横向联系及服务流程整合方面的实践研究。

三、国内相关研究

我国大陆对整体性治理理论的研究起步于2002年，最初主要集中于对这一新理论的诠释与解析，停留在引介和译介层面，近两年开始逐步转向实践运用，目前的相关文献达到30篇左右。

1、理论诠释与解析

思路一：引介和分析整体性治理理论兴起的时代背景、理论溯源、内涵、特征、目标、基本内容和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我国大陆的陈铮（2002）是国内最早介绍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学者，他介绍了英国的行政改革由“竞争政府”转向“合作政府”的发展轨迹以及朝“整体政府”迈进的改革方向。而张立荣和曾维和（2008、2009）则就“整体政府”公共服务模式的缘起、特征、内涵、目标、基本内容和实践模式发表了数篇研究文献，认为这种模式具有公平正义的公共服务目标、联合的公共服务方法和协调的公共服务政策。其在价值取向、组织结构、技术手段等方面对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改革公共服务体系有重要的启示借鉴意义：一是建立“内联”治理结构，如大部制；二是发展“外协”合作关系；三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和谐行政文化。曾维和（2010）还梳理了当代西方政府治理模式创新的理论化系谱，指出公共服务从以竞争为特征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向以合作为特征的整体政府改革迈进。竺乾威教授（2008）认为整体性治理的思想的提出是基于对新公共管理实践的反思，着眼于政府内部机构和部门的整体性运作，主张管理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碎走向整合。但这一整体性治理的实现还有赖于一种恰当的组织载体，尤其有赖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周志忍教授（2009）指出整体政府理念并不是否定分工和专业化，它所针对并试图取代的是“碎片化政府”。整体性治理是当代政府管理的一个新理念，是当今发达国家政府改革的热门实践和学术研究的热门领域，其理念和机制对我国政府管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谭海波、蔡立辉（2010）分析了“碎片化”政府管理模式的形成、流弊，认为政府需要从机构、信息资源、业务流程、服务与沟通渠道等方面加以整合，建立“整体型政府”。胡象明、唐波勇（2010）总结了整体性治理反新公共管理“碎片化”的兴起背景、网络状的治理结构，认为整体性治理的实现有赖于协调机制、整合机制和信任机制的培养和落实。李渊、李文军（2010）指出整体性治理是在对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实践中机构碎裂化和公共服务分割化的反思中发展起来的。从“复杂性―棘手问题―碎裂化―协调―整合”入手，着眼于政府内部机构和部门的协调与整合，实与涂尔干理论之整合观有相似之处。通过建构一套容忍的制度、分立或权变的作法、建立交易及相互依赖的方式、妥协或混合，达到政府整合与服务的无缝隙供给目的。曾凡军（2010）研究了整体性治理的深层内核，从过程面向和组织关系面向论述了协调是碎片化问题的解决之道。褚松燕（2006）认为：整体性政府的目的和基础在于由顾客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而解制和建制构成行政服务机构建设拉动整体性政府构建过程中的两大措施。蔡英辉（2008）认为府际争议影响了政府间协作与合力的发挥，造成了非逆转性内耗，指出立足于法治精神的整体政府是化解冲突的良策，整合共同目标以促进府际协同，是整合资源和弥合府际争议的正道。曾令发（2010）认为整体性治理是指在管理理念上强调中央地方结合以及公私合作，以整体性组织模式，重点在于解决人们民生问题，采取网络式组织模式，在具体管理中注重授权与结果，从而实现政府管理与公众价值、科技以及资源的高度整合。孙志建（2009）探讨了整体性政府理念兴起的背景与诉求、整体性政府的制度化路径和将整体性政府理念纳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策略。翁士洪（2010）介绍了整体性治理理论兴起的时代背景、概念、特征、实际运用情况、存在的障碍和缺陷及其前景。认为整体性治理强调整体与合作，其组织创新主要体现在以协同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以结果为导向的组织目标和以整合为核心的运作机制，同时强调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基础。崔会敏（2011）介绍了整体性治理的兴起背景、组织基础和主要内容，指出整体性治理理论以公众为中心，改进了“管理主义”的价值倾向；以整体性为取向，克服了碎片化管理的困境；以综合组织为载体，修正了过度分权带来的弊端。蔡英辉、曹文宏、刘晶（2011）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总体性治理的渊源和根基，分析了多元政府间关系的现状及总体性治理的导向性作用。赵石强（2011）则讨论了数字时代的整体性治理理论及其启示。

思路二：将整体性治理与网络治理、分散性治理、无缝隙政府和新公共管理等理论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

刘波、王力立、姚引良（2011）从理论溯源、侧重对象和研究层次等方面探讨了整体性治理与网络治理的区别，认为前者侧重政府“内修”，后者更强调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外联”。赵石强（2011）比较了无缝隙政府理论和整体政府理论的异同，认为两者强调对政府功能的整合，都以顾客或公民为导向，都依赖于现代信息通讯技术，但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支撑文化和整合角度。朱玉知（2011）以“整合还是分立”、“合作还是竞争”为参量将公共治理分为整体性治理和分散性治理两种类型。认为整体性治理主张建立较少数量的大部门以强化合作，以此解决政府改革所引发的空心化和碎片化问题。分散性治理则认为只有建立更多较小的部门以强化专业性，才能在日益多样化的政府组织形式下保护公共利益，从而实现“良好的治理”。两者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能够在一定的条件下实现互补。王甲（2011）则就新公共管理、无缝隙政府和整体性治理三种范式下整合功能的异同进行了分析。

2、实践应用

近几年，学者们逐步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基石，开展实践领域的研究。胡佳（2009）认为，以协调、整合为核心的整体性治理理论对我国地方公共服务改革提供了新思路。刘超（2009）则认为在整体性治理理论框架下，建立整体性公共危机治理体系应从整体性公共危机治理战略的制定，大危机管理部门的建构，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协作治理，统一、高效的危机治理信息中心建设等入手。

2010年，曾凡军、欧阳昌永及韦彬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分析工具，先后研究了我国的公共服务型财政，中国政府预算治理存在的问题及整体性政府预算治理的建构路径，考察了整体性治理应用于服务型政府治理逻辑上的合理性，探索了服务型政府实现整体性治理的路径。

高建华（2010）认为，作为区域公共管理政府合作治理的重要形式，整体性治理在区域公共管理政府合作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区域政府合作整体性治理需要在整体性政府构建、整体性治理模式、整体性治理协调机制、信任机制和承诺机制以及监控机制等方面加强努力。随后，他又深入讨论了区域公共管理政府合作整体性治理的政府信任机制构建、协调机制构建和合作监督机制构建的问题。

黄滔（2010）从深入分析整体性治理理论的背景、内涵，与新公共服务、无缝隙政府、网络化治理和协同治理理论的异同入手，剖析长沙市循环经济治理问题与整体性治理的契合性，提出了长沙市循环经济实现整体性治理的具体策略途径。

宋亚娟（2010）分析了我国养老保险的碎片化问题，提出了整体性治理视角下我国养老保险改革的路径，认为在整体性的养老保险改革的框架中，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关系是以政府为主导，市场和社会参与的“协作关系”。

刘筱红（2010）运用“整体政府”理论作为分析框架，以湖北G市村委会选举为个案，分析了在推动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进程中所存在的效率取向、政府空心化、管理碎片化以及政府缺乏管理合作伙伴能力的问题，提出了构建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支持网络的建议。

方（2011）认为公共治理的碎片化和分散化是导致城乡及区域之间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以及劳动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根本原因。借鉴整体性治理理论，构建以“服务三角”为宏观旨趣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操作策略是：按照农民需求强弱分类提供公共服务，实行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和社会协同的服务政策，建立“市、县、乡（镇）、村”一体化服务网络，营造“跨界合作”的公共服务组织文化。

崔晶（2011）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基础，并借鉴国际经验，尝试构建了京津冀大都市区地方政府的整体性协作模式。王洁（2011）以长江三角洲为例，进行了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的区域行政协调机制创新研究。赵宇、傅琼从研究整体性治理与府际治理机制出发，探讨通过建立“西三角”整体性治理机制来推进“西三角”经济区的府际合作的思路与对策。已有研究在分析治理现状时均用到了“碎片化”，且纷纷提出了破解碎片化问题的整体性治理路径。

四、结论

整体性治理理论兴起于英国学者对新公共管理所造成的 “碎片化”政府的反思，它强调多元主体间通过网络状连接进行充分沟通与合作，达成有效协调与整合，使彼此的政策目标连续一致，政策执行手段相互强化，达到合作无间的目标的治理行动。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出现对发达国家的政府改革实践带来了重大影响，台湾和大陆对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研究从最初的理论探讨逐步转向实践领域的应用分析。但密切联系中国国情，将整体性治理理论纳入科技管理实践的分析研究尚属空白。

【参考文献】

[1] Perri 6：Holistic government[M].London: Demos，1997.

调整管理论文篇4

【关键词】科研；市场营销；管理

现代的项目管理主要起源于美国军工，是20世纪70年展起来的一门应用学科，其核心内容有机融合了现代科学技术及管理思想的优秀成果，形成一套先进系统的管理理念、思想、工具和方法。在我国，钱学森教授的系统论和在型号项目率先推行的系统工程，都与现代项目管理一脉相承。我国国防工业是推行项目管理较早的领域，有较好的基础。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国防工业的发展进入较快发展时期，其项目管理的深度应用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国防项目不再实行计划经济模式管理，军方要想成为“精明的买主”，按照市场经济模式运作是现在国防项目产生的主要形式。因此，按照项目管理模式提高国防科研单位的市场营销管理水平的主要手段。

一、国防项目管理与市场营销管理

1.国防项目管理

国防项目管理主要是指对国防项目工作过程中进行管理的活动，是在有限的项目资源的管控条件下，加强项目系统的整体调整，对涉及所有的工作进行有效的控制与管理。保证将管理的方法以及管理理念进行下去。具体来说就是针对项目投资的整体决策来保证醒目的全过程的管控，从而真正的达到项目管理目标。

2.国防项目管理的主要作用

（1）缩短研制周期；（2）节约研制经费；（3）保证和提高质量报告；（4）降低风险和减少失误；（5）市场营销管理。

市场营销管理，从整体上来说就是为了将企业的整体规定的目标具体化，把握市场关系命脉，将整体的市场联系扩充到一定的设计上来，保证将整体项目管理方案的分析以及计划相调整，最终保证得到市场营销的最本质需求。再加上整体的利用顾客为主要的销售主体，这在市场营销这一块也体现着企业的利润、消费者的需要以及社会利益共同发展共处的观念。因此，结合单位的实际状况的发展，将整体的营销销售策略与市场进行结合，最终实现单位的整体的营销目标。

3.项目化的营销管理对市场营销中的优势

项目管理的方式真正的运用到市场的营销活动中，这样不仅有利于转变传统的销售经验，还对于整体的销售模式有了一定的改变。项目的整体的控制主要是依据在各个部门的调控进行的，不仅保障各个部门的整体的使用部分的调控，还是加强项目的管理工作，来培养企业的全员的营销意识。保证将整体的项目进行的最好。保证项目运行的多样化以及模式化。

实施项目管理的过程是一个比较长远的过程，在企业内，不管是对部门员工的控制还是对整体操作调整的控制，只有加强对整体的企业的调控式管理，保障企业的新型项目管理的营销模式的开展，最终保障项目营销管理的整体调控，最终保障企业的运营管理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通过项目化营销管理,加强了企业的内部管理能力。

多数国家采用的是职能型的组织结构的方式进行的，在实施过程中的项目模式不仅可以提供项目管理的整体的控制与调控，还再次得到了进一步的进步与升华，形成了一种高效的“矩阵型结构”。主要表现在参与项目管理的所有的职能部门，不仅还受控于原有的部门的领导，还对整体的部门调控有了一定的加强作用。因此，这样，在现今的工作中，大家是对于市场销售过程的营销战略进行控制的，不仅能保障项目的及时结束，还会项目和部门和自建的处理有了一定额控制性调控，这样不仅能够节省资源，还对整体的项目进行调整，这样不仅对各个部门的配合工作有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还对整体的人员能力的提升，通过工作实践，转换为复合型的工作人才，最终达到优化企业人力资源的目的。

二、国防项目市场营销过程中的项目管理

1.了解市场信息，明确需求

收集市场信息，了解军方需求，策划项目是国防科研单位从事市场营销的第一步，谁先抢占市场信息，谁将赢得市场先机，是国防项目市场营销的开始。一般情况而言，国防项目的市场信息来源可分以下几种：

（1）自上而下的市场信息。国防项目尽管按照市场经济运作的模式管理，但部分项目还带有计划色彩，军方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提出与相关的项目，根据项目本身的特点，军方将项目给专业对口的相关单位。

（2）自下而上的市场信息。国防科研单位根据自身技术实力，在了解军方需求的情况下，结合自身技术优势，提出项目建议。

（3）横向流动的市场信息。通过以上两种方式来源是获得国防项目市场信息的主要渠道，但横向流动的市场信息也是获取项目的来源之一。横向流动的信息可以通过各种会议、人员交流等方式获取。

（4）分析市场信息，拟订市场战略方案。根据以上方式获取的市场信息，仔细分析国外发展现状，研究用户的需求情况，收集各种资料，研究竞争对手，分析自身优势，制订市场策略，确立市场目标。

（5）开展项目论证，上报论证方案。国防项目的论证是市场营销的重点，是展现本单位实力的具体表现。国防项目的论证是对提出的战术指标要求和技术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对拟实施的项目在技术上的先进性、适用性，实施上的可能性、风险性，经济上的合理性、赢利性进行全面科学的评估，为项目的决策者提供客观依据。通常情况下，论证报告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是否承担项目的关键因素。

2.加强风险管理，调整市场策略

由于市场的变化是多样的，因此在市场中的营销也有一定的风险。因此应着重对市场潜在的风险进行相应的分析，保障市场分析的相应调控，并在国防建设的整体跟踪中，以合理的时间控制进行安排，保证将整体的项目实施进行监控，对所出来的业绩进行相应的调整，制定一系列的风险管理计划，并进行市场策略的调整，从整体上将企业的损失降到最小。

三、营销项目工作调控

营销项目的整体管控是项目管理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他的顺利执行不仅是对整体的项目是否圆满结束的一个调控，还是加强项目收尾工作的相应调整。若在项目管控中，最终以文档的形式将整体的项目文案收录起来，保证对项目的整体的调查与控制。合同收尾指经过项目的多次可行性论证，用户的需求已由“模糊”的目标变成一个可以执行的具体方案。通过专家评判等方法，确定最优方案及最佳研制单位，签订项目合同，开展项目实施过程管理，整个国防项目市场跟踪过程结束。

四、结论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国防科研单位要不断提高市场化经营水平，对于复杂多变的营销环境，项目的现代化李的企业不仅是对整体的市场营销过程的调控，还是针对项目化的管理模式进行的概念与技术的调控，将在市场销售的项目管理理念与管理过程进行有效地结合，保证企业管理的过程更加具体化和科学化，使市场用小工作更加具有活力。

参考文献

[1]曹君.企业营销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对策分析[J].企业管理,2007(11).

[2]沈建明.国防高科技项目管理概论[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调整管理论文篇5

论文摘要:经济法的基本理论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分清经济法与行政法的不同之处,对于明确经济法的地位,促进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有效实施,完成经济法学的学科使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法和行政法区分的评析

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分,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调整对象方面

行政法调整的对象是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以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范围为标准,行政法一般分为一般行政法和特殊行政法。一般行政法是对一般行政关系加以调整的法律规范总称,如行政基本原则、行政组织法、行政程序法。现在的行政法教科书主要论述的是一般行政法的内容,把它作为行政法学总论的部分;特别行政法是对特别的行政关系加以调整,如经济行政法、军事行政法、教育行政法、公安行政法等,一般把它作为行政法学分论部分。由此而看,行政管理涉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卫生、外交等。所以说行政法不调整经济关系是不正确的。并且,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生在经济领域的行政管理关系会日益增多,这是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我们需要解决的是使用什么样的行政手段进行经济管理,经济行政管理的“度”应是怎样,我们不能由一种“对经济全抓全管的政府”的这一极端走向“对经济完全不管的政府”的另一极端,从而把调整行政管理关系作为主要调整对象,把确认和规范行政权作为主要调整功能的行政法排除在经济管理之外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有的学者认为行政法调整的是与经济关系没有直接联系的组织经济关系,也就是行政法所调整的对象不直接具有经济内容,并以此把经济法和行政法分开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我们需要问的是:什么是“直接的经济内容”,什么又是“间接的经济内容”?直接和间接本身就是对一事物或一种社会关系而言的,如果说经济法调整具有直接的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而行政法调整具有间接的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至少说明一点,这些学者看到了行政法也调整具有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

直接和间接的区别是什么呢?这里所讲的“直接”或“间接”主要是从法律调整的手段而言的。随着现代国家行政法功能的扩展,“秩序国家”向“给付国家”转型,传统秩序国家观念下的命令行政已不适合现代行政法功能的变革趋势,行政法一贯奉行的单方意志性在现代行政法理论和实践上都已发生动摇。

(二)调整手段方面

用传统的观点看待行政法的调整手段,基本上都将行政手段看作是命令与服从式的,强制性的和单方意志性的。而现实中,民主思想的激荡,福利国家的出现,使得现代行政法的功能大大突破了传统的保护国家安全和独立,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以及确保财政收入的消极行政作用,而向积极整备环境、经济、地域空间等秩序行政方面,以及社会保障、公共义务的供给,资金补助行政等给付行政的方面扩展。行政调整手段由以前的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不平等的地位已向平等协商的方向延伸。在行政法理论与实践中出现了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事实行为等现象。这些非直接权力性的行政手段的出现是现代行政法中合作、协商、民主精神发展的结果,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市场经济调节失灵和政府干预双重缺陷的一种补救方法,它是传统意义上行政职权行为无法替代的。这些行政行为引起的法律关系将成为现代行政法调整的主要社会关系内容。同时,这些调整手段也是国家调整各种经济管理关系时无法回避的手段。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现象,而简单的认为行政法制调整手段是命令与服从,是直接的行政命令方式,从而把行政法与经济法简单的区分开来,这是很幼稚的。

此外,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具备独特的调整方法是否应是划分独立法律部门的一个标准?从法律层面上来讲,调整方法只有民事、行政、刑事三种,当代的法律实践还未催生出其他的调整方法。因此用调整方法来划分法律部门是不科学的,即便是以此为标准,也不能把经济法和行政法完全区分开来。

(三)主体方面

对于经济法主体是否包括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问题,目前学界尚未达成共识。有的学者认为:人为地赋予国家不同于行政管理者的经济管理者的身份缺乏法律依据,毫无实际意义,且更易造成权力膨胀和权力运作的矛盾。法理学认为:我国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包括自然人、集体主体、国家和其他的社会构成。其中,国家机关,包括国家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监察机关等,它们在其职权范围内活动,能构成为宪法关系、行政法关系、诉讼法关系等多种法律关系的主体……由此可见,认为经济法的主体包括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而行政法的主体只有行政机关是缺少法理学支撑的判断。同时,我们还需要搞清楚一个问题:行政主体和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是不同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由行政主体和相对方构成,因此行政主体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一部分。在区分行政法和经济法主体时,必须在同一层面上进行讨论,即对经济法主体和行政法主体进行区分,而不是经济法主体与行政主体的区分。如果只进行经济法主体和行政主体的区分,势必将缩小行政法主体的范围。

(四)本质属性方面

从现代意义行政法的起源来看,它产生于资产阶级国家权能划分之后行政职权独立的基础之上。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掌握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摆脱封建专制势力的束缚,他们提出“民主”与“法治”的口号,以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用法律来控制政府的权力。资本主义行政法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因为它在当时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政府权力的滥用,以充分保护公民权利。资本主义行政法的基础理论被归结为“控权论”。

与“控权论”对应的另一种理论是“管理论”。“管理论”产生于社会主义国家,它是在无产阶级政权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形成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国家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巩固革命成果,恢复国民经济,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的问题,强调和加强政府的集中管理是理所当然的。在这个时期,人们显然不会和不可能过多地考虑控制和制约行政权的问题,相反,人们主要关注的是如何运用行政权去进行管理,去高效地实现巩固政权和建设国家的目标。由此来看,单纯的认为行政法即控权之法是不科学的。我们必须用辨证的方法历史地来看行政法的作用。

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控权论”和“管理论”都不能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需要。在资本主义国家,当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资本主义自身的缺陷暴露无遗,其盲目性、滞后性的经济问题的出现又引致一系列的社会危害,如高失业率、环境污染等,管得最少的政府已不能符合时代的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不得不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以解决日益尖锐的各种社会矛盾,于是是政府的行政权得以扩张。与此同时,由政府主持的经济立法现象也日益增多,这种立法更加注重社会的整体效益和整体利益。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巩固后,各方面发展步入正轨,特别是经济的复苏要求政府改变以往全方位管制的作风,要在行政法范围内加强对行政权力的限制。比如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由计划向市场转型,政治上也加强完善社会主义民义制度。在行政法上体现为一系列控制政府行政权力的法律规范的增加,例如《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的制定与实施。由此可见“控权论”和“管理论”相互渗透,借鉴对方的合理成分,以使自己的理论得以完善和发展。于是,一种新的行政法理论基础应运而生并得以实践,这就是“平衡论”。“平衡论”认为:行政权与公民权既要受到控制,又要受到保障;公民权既要受到保护,又要受到约束;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也应相互制约,又要相互平衡。“平衡论”弥补了“控权论”与“管理论”的缺陷,又吸收了两者的长处。该理论贯彻于行政法的全过程,是行政立法、执法、审判的指针,也是评价行政法的根本标准。目前,“平衡论”为大多行政法学者所赞成,并且在客观上被各国法律实践所证实。

二、经济法和行政法区分的误区及其关系

(一)经济法与行政法区分的误区

为什么经济法与行政法不能清楚的区分开?这里面的症结在哪里,作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传统与现实的交叉论证。传统法理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应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并以此为标准建构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建设,经济立法日益增多,经济立法理念逐渐得到发展,私法中的平等、自治观念受到人们的青睐并被公法所吸收(当然也出现了私法公法化的现象)。学者们为论证这些现象的重要性、划时代性,千方百计要给它们在传统的法律体系中谋求一席之地。为此,学者们千方百计地论证经济法的独立地位,殊不知这已是不同语境下的法律现象。首先是经济法与民法进行论战,但随着《民法通则》的出台,经济法学者们不战而退,缩小自己调整对象的范围,把它定位于经济管理关系,这样又引发了经济法和行政法的论争。为了给自己的论证增加法理支持,人们开始对法律调整的对象进行改造,如有学者提出“按社会活动的领域和法律调整的宗旨来划分法律部门”。那么我们要问:如果提出一种新的标准论证经济法的独立性,我们可以说经济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但这种独立的法律部门与行政法的独立是两种性质的独立,在此基础上论证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

2.对现代行政法了解的缺乏。很多经济法学者在论证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分时,明显地表现是对行政法了解的缺乏,当然这也有行政法学者的原因。经济法学者对行政法理论的了解还是停留在传统的理论上,随着经济的发展,行政法自身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行政法理论的发展。随着行政法理论的发展,行政法的调整手段也在发生着变化,已从传统的以命令、强制为主转变为间接调整方法的运用。由于我国现代行政法研究较晚,因此行政法学者大多只注重对总论部分的研究和论证,表现在我国现有的行政法教科书中几乎只涉及到总论部分的阐述,对分论部分的研究极为薄弱,部门行政法学与一般行政法学相比极不发达。的确,部门行政法的研究比较弱,但这与狭义的经济法的本质属性无关。

(二)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1.狭义的经济法应属于经济行政法。我们看到,现在所说的狭义的经济法在法律性质上即是经济行政法。经济行政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国家行政机关在经济管理活动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即经济行政管理关系),这种管理关系大多是无偿、不等价的经济关系,并且通过特殊的意识活动如行政命令、指示、调控、计划、指挥及监督等方式形成,经济行政管理关系日益注重对被管理者权利的考虑和把握,这反映了行政关系是由两方面构成的:一是经济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经济活动的管理;二是相对人对经济行政机关行政权行使的监督,经济行政法从法律属性上应是部门行政法,即为行政法的亚部门。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行政法的研究相对落后,以至有的学者称:我们可以把经济法划归于行政法范畴,但是行政法学者对这些经济行政法的理解仅仅是形式化的、限于手段层面的,因为从客观上说,行政法学者与经济法学者相比,在对经济及经济学的了解方面应该相对欠缺,故而影响其对国家调控经济活动形成深刻认识,自然也影响经济立法、执法等活动的效能。笔者并不想否认经济法学者的贡献,也不想否认经济法的作用,我们想说的是经济法学者不必要把经济法的研究领域限制在狭义的范围内,它应有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

2.广义的经济法应是对整个经济关系进行综合调整的法律。我们认为:经济法规范不可以由任何一个部门法所囊括,而是散见在各个法律部门的规范中,形成了经济法规范的法域,这才是经济法的本来面目。经济法原本没有必要与民法、行政法进行区别,经济法应该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应该从国民经济整体、系统的高度研究我国的经济现象,以期待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进行理论的指导。而这种广义的经济法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法学的研究范畴,它包括经济宪法、经济民法、经济刑法、经济行政法等,认识到这一点对研究经济法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结束语

明确经济法地位的确立不一定非要求证它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对于经济法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法律部门的划分是对现行法律规范的概括,是属于理论范畴的主观意识,法律的创制和实用从来都是对现实中利益的冲突而为之。因此,法律部门的划分不应成为各家的“圈地运动”,况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现象日益复杂。我们需要对经济现象进行总体、综合的考虑,由此可见,经济法学的任务是极为重要的。

在当今的学术界,对于经济法学科的独立性问题,已经形成了共识,但是这种学科独立性的确立工作还远未完成,这寄希望于经济法的基本理论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这种学科的建设时,我们一定不要囿于传统的部门法的理论构架,而应按照经济法自身的特点来进行理论的建设,否则对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就如同走沼泽地,越陷越深。此外,对经济法学的研究应综合运用法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哲学等各学科的研究方法,关注时代的要求,回答时代的课题,为市场经济建设立章建制,促进经济法立法的修改、完善,从而推动经济法的实施,以完成经济法学的学科使命。

参考文献:

[1]余凌云·行政契约论[a]·行政法论丛,1998,(1)

[2]罗豪才·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3]宋华林,邵蓉·部门行政法研究[j],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2)

[4]张加文·经济法定位刍议[a]·行政论坛,2001,(7)

调整管理论文篇6

【关键词】政府；产业结构调整；管理机制

前言：

在我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今天，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直接关系着这一市场经济能否实现早日完善，此外这与我国社会经济与政治形态的转变也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这使得本文就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管理机制展开的研究有着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面临的问题

为了较好完成本文就政府在产业机构调整中管理机制展开的研究，我们首先需要深入了解我国当下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面临的问题，笔者结合自身实际工作与相关文献资料，将这一问题概括为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不明确、关键问题和战略点没有得到有效调整、政府政策的失误等三个方面。

（一）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不明确

对于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不明确这一问题来说，它之所以出现，主要是由于中国产业结构从工业化一般模式中出现了较大的偏差。我国当下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工业产业更是称得上全球第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产业结构已经发展到较为完善的地步，我国产业结构必须通过有序的演变才能够更好的支撑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虽然现实中我国政府通过政策实现的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较为优异的成果，但这种成果的取得有着一定“揠苗助长”的特性，这就使得我国相关产业结构的理论发展还存在着较为不完善的问题，这些必须引起我国政府重视[1]。

（二）关键问题和战略点没有得到有效调整

在我国当下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面临的问题中，关键问题和战略点没有得到有效调整也属于这一问题的范畴，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市场产能过剩、一些行业不能较好实现经济规模化、各地产业出现趋同趋势、不正当市场竞争严重等都属于这一问题的具体体现，而这些都会影响我国经济与社会平稳与快速发展的较好实现[2]。

（三）政府政策的失误

除了上述两方面问题外，政府政策的失误也属于我国当下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所面临的问题，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就是这一问题的具体表现。在我国当下很多地区，很多地方政府并不依据产业结构理论开展产业结构调整，而是向能够为地方财政带来更多收入的产业倾斜，这种地方政府产业结构调整现状对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将带来较为负面的影响，腐败现象大量出现、污染日益严重、资源利用率降低、市场混乱等都是这一影响的具体表现，而这些就从本质上造成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偏差[3]。

二、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管理机制创新对策

结合上文内容，我们较为全面的了解了我国当下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所面临的问题，而在下文中笔者将结合自身实际工作经验，对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管理机制创新对策进行详细论述，希望这一论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更好展开带来一定帮助。

（一）出台科学的产业政策

想要较好实现我国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管理机制的创新，我国政府就必须出台科学的产业政策。结合发达国家发展实际可以发现，经济干预政策与产业政策在这类国家的发展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也必须通过科学的产业政策保证自身产业结构调整的较好实现。具体来说，在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作用下，我国能够较好的实现以往落后农业产模式的变革、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重复建设问题的解决、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地方保护主义影响的降低等目标，而这些就能够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提供有力的保障[4]。

（二）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为了能够较好实现我国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管理机制的创新，政府就必须在几个关键的方面发挥自身主导作用。供需平衡市场环境的创建、结构调整的宏观调控层次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明确、企业良好创新环境的营造、科学的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制定等都属于政府主导作用的具体内容，而这些对于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较好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创新都将带来较为积极的影响。

（三）科学定位管理职能

为了能够更好实现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优化创新，我国政府还必须科学定位自身管理职能，这一管理职能的定位主要表现为在市场经济转型中充当市场行动者、在市场经济转型充当公共利益维护者与宏观经济调控者，这样政府就能够通过自身职能的较好发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中管理机制的创新。

三、结论

对于我国未来经济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实现而言，经济结构调整必将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为了保证这一作用的更好发挥，我国政府就必须明确科学的产业机构调整管理机制，这样才能够为我国更好的发展提供保证。

参考文献：

[1]杜燕燕.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管理机制研究[D].青岛大学，2013.

[2]相征.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民工就业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4.

[3]邾立涛.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研究[D].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4.

调整管理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 法治 法律调整 契约论 高尚道德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富勒曾把法律和法治界定为“使人类行为服从规则之治的事业”，简而言之，法律对社会管理的应有功效不仅体现在遇到重大问题上，而且那些生活中的琐事同样离不开法律的规制。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即便法律不是万能的，但也同样与我们纷繁复杂的社会交往行为息息相关。站在这个层面来分析法律功能，可以看出，其与我国古代法家所倡导的“一断于法”具有相同的功效。虽然，我国古代法家的“刑治论”遭到大多数人唾弃和质疑，但若转换一下表达方式，把法家思想理解为更为广泛的主体交往的社会行为准则，即一切社会管理必须依法进行，这样我们便不难理解其应有的功效了。然而，目前的中国，法律难以完全实现对社会管理的规制，因此，找到法律调整理论与社会管理之间的合理相接的实践方式仍是任重而道远。

一、法律调整仍难以全面实现社会管理

西方发达国家的法治实践证明，法治理念是应对复杂社会管理的最佳方式。然而，在当下的中国，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法治发展，仍是面临十分尴尬的境地，大多数人都一再地质疑法治对社会管理的应有功效。一方面，中国在意识形态的渲染中，重大决策和大政方针的决定上，无不淡化法律对社会管理的功能，导致强化其他社会规范，形成权力至上的中央集权。另一方面，法律在实施过程中不尽人意，官僚腐败、钱权交易、公权泛滥，特别是被奉为至高无上的法治出现司法腐败时，普通公众早已对法治失去了原有的尊重和信任。当前我国笃信金钱，忽视道德；笃信权力，无视法治。中国的法治在当下正遭遇着空前的信任危机。

纵观历史长河，首要原因在于法治的贯彻实施并不够彻底。法治虽然是治理国家的善良工具，但也是约束统治阶级的必要手段。对每一位社会交往主体来说，法治都有作茧自缚的弊端，但对当权者而言，此种弊端更是切中要害。众所周知，法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控制公权力，让公权力在法律的规范中运行。只要有法律，就是对恣意的否定和制约。所以，法学家叔向就反对子产制定成文法，其原因就在于此。由此可见，制法必致百姓“刀锥之末，尽将争之”。当公众从当权者的行为中看不到推行法治、依法为之时，他们自然也会用尽心机、无所不用其极，只为谋求社会交往行为中利益的最大化。

法治遭遇的尴尬，多多少少与公民意识的欠缺有关系。中国自古以来就会谈到庄公的“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由此，那种公民与当权者互相对立的意识，绝对不可能把公民与当权者很好地纳入到法律秩序中，使得管理与被管理、统治与被统治的生硬角色越演越烈。虽然公民对这种身份依赖关系是深恶痛绝，但并未把公民与当权者放在契约——法律的框架下进行考量。从而，法律在人民心中只不过是当权者管理社会的一项工具而已，那就是说，当权者无处不在，公民无所自由。这种公民意识的欠缺以及对法治意识淡漠的恶性循环，无不直接促使公民的内心萌生对法治的反感和规避情态。

法治贯彻实施不畅，意味着法律调整在社会管理中难显其应有功效，法律调整仍难以全面实现社会管理。学者王天木认为，中国的法治在过去一直是以公权力为主导，公权干预私权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种强调公权力的法律观，虽为法律调整和运行做出了强有力的权威性保障，也为法律的专门化提供了一种可能。这种属于当权者的法律调整基本弊端在于仅把法律作为一种外在力量，而没有将其融入到生活中，形成一种规范体系。因此，法治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公民社会交往的外在物，而且这种带有国家主义和强制主义特色的法律调整，无法在公民心中树立完整的法治理念，那么，法律调整则无法完全作用于社会管理，其应取得的社会功效自然无法实现。反思法律调整为何面临如此艰难与尴尬的境地，笔者认为，谢晖教授的观点是可取的，应对现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背景的需要以及构建法治化国家的理想，应该重视一种社会契约论的法律观，并且通过社会契约论寻找合理的法律调整理论。

二、社会契约论的法律理念与调整

众所周知，社会契约论为近现代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近代以来，格劳秀斯、霍布斯、卢梭、孟德斯鸠等欧洲思想家所倡导的民主思想，引发了一系列的思想解放运动，并推动了英美世界运动的发展。社会契约和在民、三权分立、代议政治，成为现代民主的基础。在这种法治观念下，被奉为国家至高无上的瑰宝，其也被视为一种契约文本，从而开启了一个明显视法律为契约的伟大时代。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中国古籍中梳理出一些类似社会契约的理论。例如，孟轲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心腹；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是中国古代表达君臣之间契约互换关系的典型例子。再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同样表达了君臣之间的某种契约性质。而到了明清之际，经过了一系列的变法革新，人们开始慢慢地接触社会契约观念。

对以上社会契约论的论述，是为了引出一种观念，法律就是社会契约，即公民与当权者所达成的契约文本。法律调整则是公民严格按照法律契约的规定进行社会交往。将法律看成社会契约，因其与近代以来民主的实践息息相关。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代议制模式。它虽不是最完美的民主模式，但其为实现民主，限制专权，表达民意，建言献策提供了一种渠道。有了代议制民主，才使得近代以来法治国家通过议会辩论、民主表决，制定国家和社会共同遵守的契约文本。其二为全民公决制模式。例如，苏格兰进行全民公投，投票决定是否独立于英格兰，这种让全民公投成为举世瞩目的民主实现的新模式，进一步深化和强化有关法律，即为选民之约。社会与国家之约，选民与政府之约，充分体现了法律为社会契约的文本。那么，将法律当做契约，对于法律调整理论，有何影响？笔者认为，主要说明法律是公民社会交往行为的契约文本，表明法律是主体之间的相互协调的规范性结构模式。若公民受到法治的约束是因为公民接受了法治的理念。那么，现代的以代议制模式或全民公投模式所产生的法律，就更具契约文本的特征和本质了。现代法律调整将社会交往主体的行为统一纳入到法律规范预设的秩序中。这种模式使得社会交往的主体相互获得了最大化的利益，同时也互相付出了成本的代价。换句话说，现有的社会关系其实是对原始社会关系的一种异化现象，经过原初的异化，社会关系变成了法律关系，社会交往也会受到法治的种种引导。法律是相互性的，既是我给你的法律，也是你给我的法律。综上所述，法律调整具有了社会契约性质，因而才深入人心，深入到社会主体交往的方方面面。

三、法律对“高级道德”的调整与规范

富勒曾经把道德分为“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简单地说，就是把人类的道德分为“高级道德”与“低级道德”。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人们总是认为“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即法律对道德的调整仅仅限于最基本的道德层面。这种观点一直左右着人们的思想，甚至影响着人们的日常交往。它也旗帜鲜明地将“高级道德”排除在法律调整的范围内。笔者认为，强调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法律不但要调整低级道德，也要调整高级道德。因为，如果单纯将法律调整看作是带有指令性与强制性的实践工具，毋庸置疑，法律调整将失去其原有的本意。若法律能够通过强制手段来规范高级道德，那么，法律将不再是控制公权，捍卫私权的正义之法，而是当权者的暴政与专制。然而，虽说法律不能通过强制力量（指令或制裁）来推行高级道德，但是并不说明其就不能通过奖励性的方式来调整高级道德。一般来说，法律奖励所针对的主要是在权利的选择中，选择舍己为人的行为。通常情况下，社会主体遵循法律义务（道德底线），即便做得再优秀，也不能获得法律奖励。当然，笔者认为，即使做到模范执法，也未必获得法律奖励。法律奖励作为一种调整方式，其主要包含以下的内容：

首先，对累积的道德模范标兵进行法律奖励。也就是说，法律奖励有利于引导社会形成一种高尚的道德氛围，促使公民将个人的选择导向为对公共的示范，从而使社会大众去实现高级道德。法律对这种高级道德进行了奖励，意味着法律肯定了这种行为在社会的价值和作用。然而，对这一类的模范道德进行奖励也非日常化，由于这种行为并非短时间内能呈现出来，需要时间去考量和观察。为此，法律往往只是选择性地对此类高级道德行为进行奖励，而不是盲目地、随意性地对所有的高级道德行为做出奖励。

其次，对突出的模范道德行为进行法律奖励。区分两者的不同是格外重要的，我们必须看到累积的模范道德行为同样具有“突出”的特征，但是这种“突出”，仅限于某个时间段，某一过程当中，其他时间是没有意义的。简单地说，两者是有所区别的。前者是指在长期的过程中所形成的高级道德，后者则是基于一次事件、一种行为而形成的高级道德。最大的区别在于形成的时间点不同。对于类似见义勇为的人，他们通过牺牲自己的生命或者健康来换取他人的安危，既让受害者获益，也让全社会获益。法律应该通过一定的方式给予见义勇为者一定的奖励，从而弘扬这种高级道德。相反，正如发生违法行为时，法律同样要实施制裁。由于这类违法行为发生在一个时间点上，具有强烈的道德冲击性，必须进行严惩才能获得良好效应。所以，笔者认为，要想通过法律奖励对高级道德进行导向和示范，必须将法律奖励措施日常化、程序化和经常化。

最后，法律对义务道德的奖励以及限制。一般来说，法律是不会奖励低级道德的，然而，对于某些法律义务而言，虽然要求相关义务人来承担，但当这些义务与最大的法益相关时，例如，生命与健康权，或者其他国家与社会、集体的公共利益，此时，国家应该给予法律奖励。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说，当一个人所从事的职业或履行的义务随时面临生命或健康的危险时，法律对他的奖励事实上也是对其甘愿选择风险职业，甘愿冒着生命健康危险而保障国家、社会与人民的利益所做出的一种物质和精神的补偿。不过，法律对义务道德进行奖励性调整，必须具备严格的法定条件。否则，义务道德的落实、履行则很难有良好的效果。

调整管理论文篇8

社会环境的变化和组织因素的变化推动了管理理论与实践的革新。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应用 ，社会生产率的大力提高以及生产日益社会化 ，使各种各样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相继出现。这主要有行为科学理论、 系统学派理论、 企业文化理论。

一、 行为科学理论及其蕴含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思想

(一)行为科学理论主要内容。

行为科学 ，是利用许多学科的知识来研究人类行为产生、 发展、 变化的规律 ，以预测、 控制和引导人的行为 ，达到充分发挥、调动人的积极性的目的。行为科学发展到后期时 ， “社会人” 、“社会需求” 等概念已被较多的人所接受。

而且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单纯依靠原来 “人际关系学说” 提出的 “社会人” 那一套已不能适应管理上的要求 ，经过许多行为科学家的研究 ，许多方面在梅奥等人奠定的基础上更加细致和深入了。行为科学研究有许多流派 ，归纳起来可分为个体行为研究 ，组织行为研究和领导行为研究。

在个体行为研究方面的理论主要有:美国心理孤家亚伯拉罕 · 马斯洛(1908 - 1970)在 1954 年出版的 《激励和人》 一书中提出需要层次理论。他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等级 ，即生理的需要 ，安全的需要 ，社会交往的需要 ，地位或受人尊敬的需要 ，自我实现的需要。

马斯洛认为 ，人们一般按照这个需要梯次从低级到高级地追求各项需要的满足。并且 ，在某一特定时期总有某一级别的需要发挥独特的作用 ，处于主导地位 ，其他级别的需要处于从属地位。人们首先追求满足较低级别的需要 ，如生理上的需要和安全上的需要。只有在较低级别的需要得到合理满足后 ，较高级别的需要才会发展起来而起推动作用。

美国心理学家赫茨伯格在 1959 年出版的 《工作的激励》 一书中 ，提出了激励的双因素理论 ，即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保健因素是维持一定层次上满意水平所需要的因素;激励因素则是能够激励职工不断提高积极性的因素。

美国心理学家弗鲁姆在 1964 年出版的《工作与激励》 一书中提出了期望理论 ，还有美国行为科学家亚当斯的公平理论 ，斯金纳等人提出的强化理论 ，波特和劳勒的综合激励模型 ，麦格雷戈的 X理论和 Y理论等。

在组织行为研究方面的理论主要有:雅各布 ·E ·莫雷诺博士提出了团体分析工具 — — — 社会成员心理测试法 ，并绘制出社会成员心理测试力。研究的目的是组成工作团体 ，以使其工作的质量和数量达到优等水平 ，而有助于其成员有更高的士气。库尔特 · 卢因的 “团体力学” 理论 ，认为团体行为就是一套复杂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力的相互作用 ，它们不仅影响团体结构 ，而且修正个人行为 ，并且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

(二)蕴含的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思想。

行为科学的发展使管理思想发生了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转变 ，并且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四个领域 ，即有关人的需要、 动机和激励的问题 ，同企业有关的所谓 “人性” 问题 ，企业中的非正式组织以及人与人的关系问题 ，企业中的领导方式问题。这些内容的研究延伸到公共领域之后 ，为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形成扑下扎实的基础 ，并一直成为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的热点问题和核心内容。

行为科学学派强调从心理学、 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管理问题。

它重视社会环境和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提高工作效率的影响 ，主张用各种方法去调动亪的工作积极性。

(1)管理人员在注意指挥、 监督、 计划、 控制和组织的同时 ，更应重视员工之间的关系 ，培养员工的归属感和整体感。

(2)管理人员应注意完成生产任务和关心员工满足员工的需要并重。

(3)在实行奖励时 ，提倡集体奖励制度 ，而不主张个人奖励制度。

(4)管理人员的职能还应该增加联络员工与上级管理者的内容 ，并提倡在不同程度上让员工和下级参与企业决策和管理工作的研究与讨论。

行为科学极大地丰富了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学的内容。

这表现为公共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扩大 ，它除了对工作人员的选用、迁调、 待遇、 考核、 退休等进行研究之外 ，还注意对人的动机、 行为目的加以研究 ，以求了解员工的心理 ，激发他们的工作意愿 ，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行为科学的引进使人力资源管理由静态管理逐渐发展为动态管理 ，由以往重视制度以求人事稳定、 规章细密难以变动的情况 ，逐步发展到一方面注意法规 ，另一方面强调法规具有弹性 ，以适应管理对象的复杂状况 ，在所规定的范围内注意个别差异 ，注意尊重工作人员自身的意志和愿望 ，努力使他们的工作成就与其自身的追求与益相结合。

通过合理组织与利用人力资源 ，最大限度地激发工作人员的劳动积极性 ，提高工作质量和经济效益。

二、 系统学派理论及其蕴含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思想

(一)系统学派理论的主要内容。

在社会系统学派方面 ，代表人物切斯特 ·巴纳德(1886 —1961)美国的高级管理人员和管理学家。他在 《经理人员瘄职责》 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框架即组织的理论以系统观念为依据 ，把组练看成一个开放系统 ，认为组织和组织中的成员都在寻找平衡的状态。他把组织定义为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有意识协调的活动或效力系统” 。

巴纳德指出作为正式组织 ，不论其级别和规模都包含三个基本的要素:11 协作的意愿。他关于 “诱因” 和“牺牲” 的论述 ，事实上就是组织平衡论(诱因和牺牲的平衡) 。

21 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目标是组织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方向。

31 信息的联系沟通。组织的共同目标和不同成员之间的协作只有在信息的联系沟通中形成一个动态的过程。他指出经验人员有三种职能:11 建立和维持一个信息联系的沟通系统。他认为正式组织的复杂性和协调不同成员的重要性要求建立信息系统。

21 从组织成员那里获得必要的服务。31 规定组织的目标。组织的共同目标必须用各部门的具体目标来阐明。他还提出了权威理论 ，把权威定义为一个正式组织中一种信息交流的性质 ，它被组织的 “成员” 或贡献者接受来控制自己做出贡献的行动。

权威的来源不在于 “权威者” 或发命令的人 ，而在于下级接受或不接受这个权威。

在系统管理学派方面 ，自从 1937 年奥地利生物学家路德维格 · 冯 · 贝塔朗菲创立了一般系统论的概念之后 ，系统论逐步成为各门各类学科的共同性哲学基础 ，并与信息论、 控制论相结合 ，共同组成了现代 S. I. C.前沿科学群。卡斯特和罗森茨韦克在 《组织与管理》 一书中指出系统观念为现代组织理论和管理实践提供了完整的基础。组织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由目标与价值子系统、 技术子系统、 结构子系统、 社会心理子系统、 管理子系统构成。

他们指出社会心理系统由社会关系中的个人构成 ，个人行为与激励、 个人地位与作用、 群体动力、 权力影响、 系统领导是其基本内容。

(二)蕴含的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思想。

系统学派强调从系统学的角度去研究管理问题。

任何一个管理对象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 ，是由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的子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 ，它又从属于一个更大的系统环境中。主张用系统的观念和技术系统来使组织保持动态的平衡。这也就启示我们要充分开发人力资源 ，就必须把员工放在一个系统环境中去研究、 分析 ，强调员工有意识的协调、 配合。并且系统学派的许多思想成为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的当然的理论源泉之一。

系统学派的许多原理、 原则、 方法 ，例如系统整体性、 要素有效性、 动态相关性、 组织结构性、 信息传递性、 控制反馈性、 人的能动性 ，以及系统、 信息、 控制科学量化方法 ，系统分析、 系统设计、 系统结构、 系统管理的应用等 ，均适用于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通过系统化的组织、 管理、 利用人力资源 ，最大限度的减少封闭、 局部管理导致的人力资源耗费 ，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整体性优势和潜能。

三、 企业文化理论及其蕴含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思想

(一)企业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企业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 生产力水平和文化背景下 ，在长期发展过程培育中形成的为全体员工所一致认同的经营理念、 价值观、 行为方式、 工作作风等 ，表现为企业成员的整体精神、 共同的行为和价值标准 ，一定的道德规范和文化素质 ，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美国管理学者特雷斯 ·E·迪尔和阿伦 ·A · 肯尼迪认为企业文化的组成要素是多方面的 ，其中主要的是企业的环境、 价值、 英雄、 风俗和仪式、 文化网络。

他们通过对照大量的企业调查 ，发现几乎所有的成功企业 ，不论企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企业文化的价值核心是不变的。企业的成功是因为它们的职工对组织的价值的确定、 信奉和实践。企业文化理论首先把企业管理看作一个整体。它所强调的不再是采取个别管理方法或手段所获得的暂时的或局部的功能与效益 ，而是一种整体功能和长远效益。企业文化理论把企业管理看作一个过程 ，企业形成自身特有的精神、 价值、 风格和作风 ，并且使职工从价值观念到思维方式都融入到企业文化中去 ，需要一个长期、 持续、 稳定的过程。

(二)蕴含的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思想。

1.培育和发挥团队精筞 ，加强人际关系管理。团队是指由于共同价值观、 行为方式、 志趣、 爱好、 技能、 工作关系上的共同取向而自愿组合并经领导认可批准的一个群体 ，是一种非正式组织。

有效的团队建设有助于迅速而有效地解决一些在岗位职责与工作标准中没有碰到过的新问题 ，有助于推行一些在正式规范中尚未列出的新的工作方法 ，增加组织的凝聚力 ，提高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并且 ，良好的人际关系将有利于实现组织目标。

2.组织文化建设。管理者要认识到文化因素对人的心理、情绪和行为等的影响 ，重视组织文化建设。组织文化作为组织成员共同的价值观体系 ，它使组织独具特色 ，区别于其他组织 ，并对组织成员产生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 ，但组织文化并非一蹴而就 ，也不是凭空冒出的 ，它需要长期的有意识的培育才能逐步形成。

组织理念的提出、 组织形象的宣传、 组织制度的设计等都是组织文化的建设活动 ，组织文化一旦建成 ，还需要通过一系列管理措施对其进行维系和强化。

参考文献

[ 1 ]梅奥: 《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 ]巴纳德: 《经理工作的职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版。

[ 3 ]郭咸纲: 《西方管理思想史》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