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法则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03 09:36:13
黄金法则论文篇1
论文摘要：本文在黄金分割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夹逼一维寻优法。该方法利用对分法选取给定搜索区间中点的原理，将区间对分为两个等分区间，在这两个区间内用黄金分割法同时进行搜索，然后再对这两个区间内所求得的函数值进行比较，运用“去劣存优”的原则，保留含优的搜索区间而摒弃含劣的搜索区间以同时从区间的两侧夹逼来逐步缩小搜索寻优区间，最终求得最优解。本文给出了具体的算法实施过程和算法证明，结合算法给出算例并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比较,结果表明本算法思路清晰、编程简单、 计算 简化，可以有效地求得函数的最优解。
1 引言
从数学的观点看，工程中的各种优化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求极大值或极小值问题。所谓优化设计[1]就是借助最优化数值计算方法和计算机技术求取工程问题的最优设计方案。在优化设计的寻优过程中，首先要根据实际设计问题的物理模型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即用数学形式来描述实际设计问题。其次就是应用数学规划方法的理论[2]，以计算机作为工具，根据数学模型的特点选择最优化方法来求解数学模型，以确定最佳设计参数。在优化设计过程中，求一元函数的极小点和极小值问题就是一维优化问题。求解一维优化问题的方法称为一维优化方法[3]。一维优化法是优化问题中最简单、最基本的方法。因为它不仅可以解决单变量目标函数的最优化问题，而且在求多变最目标函数的最大值时，大多数方法都要反复多次地进行一维搜索，用到一维优化方法。wWW.133229.cOm
一维优化法中的黄金分割法[4]是使用最广泛、操作简单的一维寻优方法，这种方法是在一元单峰函数所定义的区间上按黄金分割率对称取得一系列的黄金分割点，然后对分割点所对应的函数值进行计算和比较，利用区间缩小的序列消去原理[5]，最终确定函数的最优解和对应的最优值。黄金分割法具有均匀的收敛速度，但每次迭代时只能使给定的搜索区间从单侧进行收缩，使得其收敛速度较慢，区间缩短率偏低。因此，本文利用黄金分割法具有均匀的区间缩小率的序列消去特性，提出一种可以使给定的搜索区间从双侧同时进行收缩的基于黄金分割的夹逼一维寻优法。
2 黄金分割法的基本原理
黄金分割法是用于一元函数 在给定的初始区间 内搜索极小点 的一种方法。它是优化计算中的经典算法，以算法简单、收敛速度均匀、效果较好而著称，是许多优化算法的基础，但它只适用于一维区间上的凸函数[6]，即只在单峰区间内才能进行一维寻优，其收敛效率较低。其基本原理是：依照“去劣存优”原则、对称原则、以及等比收缩原则来逐步缩小搜索区间[7]。具体步骤是：在区间 内取点： ， ， 和 把 分为三段。如果 ，令 ；如果 ，令 ，重新开始。因为 为单峰区间，这样每次可将搜索区间缩小 倍或 倍，处理后的区间都将包含极小点的区间缩小，然后在保留下来的区间上作同样的处理，如此迭代下去，将使搜索区 逐步缩小，直到满足预先给定的精度时，即获得一维优化问题的近似最优解。黄金分割法原理如图1所示，其中k＝ ，区间长度为l，该算法为收敛速度均匀的一维搜索方法。
图1 黄金分割法原理图
fig.1 the principle of golden-section
3 算法及其基本原理
3．1 夹副一维寻优法的基本原理
夹逼一维寻优方法是在黄金分割法的基础上，利用对分法[8]选取给定搜索区间中点的原理，将区间对分为两个等分区间，在这两个区间内用黄金分割法同时进行搜索，然后再对这两个区间内所求得的函数值进行比较，运用“去劣存优”的原则，保留含优的搜索区间而摒弃含劣的搜索区间以同时从区间的两侧夹逼来逐步缩小搜索寻优区间，最终求得最优解。这种方法和黄金分割法一样，具有算法简单、收敛速度均匀的特点，此外还具有可以使给定的搜索区间以相等的速率从双侧同时进行夹逼收缩，收敛速度快、区间缩短率更高等优点，因而可以更大程度的发挥黄金分割法的优点来进行一维寻优。其基本思想是：在给定的初始区间 上取得区间中点 ，用 将区间 对分为两个等分区间 和 ，记 为ⅰ区间， 为ⅱ区间，在ⅰ和ⅱ区间上分别用黄金分割法进行一维寻优，对这两个区间内所求得的函数值进行比较。两个区间内所求得的函数值进行比较后有如下4种情况，具体比较如图2所示。
图2 区间ⅰ和ⅱ内函数值的比较情况
fig.2 situation of comparing the function value in region ⅰand ⅱ
（1）若为第①种情况，则保留ⅰ区间，舍弃ⅱ区间，然后将在ⅰ区间内用黄金分割法求得的新的区间作为下一步寻优搜索区间；
（2）若为第②种情况，则保留ⅱ区间，舍弃ⅰ区间，然后将在ⅱ区间内用黄金分割法求得的新的区间作为下一步寻优搜索区间；
（3）若为第③和第④种情况，则保留ⅰ和ⅱ区间，然后将用黄金分割法在ⅰ区间内求得的新的区间的左端点和在ⅱ区间内求得的新的区间的右端点所组成的新的整合区间作为下一步寻优搜索区间；
通过上述夹逼收缩的寻优搜索后，得到新的搜索区间，如此循环下去，直至搜索区间小于事先给定的精度时，即可得到一维极小点的近似解 ，进一步可以求得最优解 。
3．2 算法
设目标函数 为单峰函数， ，区间缩小的相对精度为 ，则优化求解的模型可以表述为：
求一元函数 在单峰区间为 上的最优解。
具体算法如下：
step1：给定初始区间 ，收敛精度 ；
step2：取 ，用 将区间 对分为两个等分区间 和 ，记 为ⅰ区间， 为ⅱ区间，在ⅰ和ⅱ区间上分别按夹逼一维寻优法执行搜索；
step3：在ⅰ和ⅱ区间上分别计算黄金分割点 、 ：
ⅰ区间上： ；
ⅱ区间上： ；
并分别计算出ⅰ和ⅱ区间上各黄金分割点处的函数值 和 ；
step4：判断是否ⅰ ⅱ ， ：
若是，则保留ⅰ区间，舍弃ⅱ区间；
否则，转step8；
step5：在保留区间ⅰ内比较 与 的大小：
若 ，则将原搜索区间替换为 ，并将其赋予新的搜索区间 ，同时取 ；
否则，转step7；
step6：比较 与 的大小：
若 ，则令 ，计算 ，print ；
否则，转step2；
step7： ，将原搜索区间替换为 ，并将其赋予新的搜索区间 ，同时取 ，并转step6；
step8：判断是否ⅱ ⅰ ， ：
若是，则保留ⅱ区间，舍弃ⅰ区间；
否则，转step11；
step9：在保留区间ⅱ内比较 与 的大小：
若 ，则将原搜索区间替换为 ，并将其赋予新的搜索区间 ，同时取 ，并转step6；
否则，转step10；
step10： ，将原搜索区间替换为 ，并将其赋予新的搜索区间 ，同时取 ，并转step6；
step11：保留ⅰ和ⅱ区间，然后将在保留ⅰ区间内和ⅱ区间内分别进行step5和step9，只调用ⅰ区间内和ⅱ区间内所赋予的新的搜索区间 ；
step12：取ⅰ区间内新的搜索区间 的左端点和ⅱ区间内新的搜索区间 的右端点整合得到下一步寻优的新的搜索区间 ，同时取 ，并转step6；
4 收敛性证明
设目标函数 为单峰函数， ，区间缩小的相对精度为 ，则优化求解的模型可以表述为：
定义1：设 为目标函数 的单峰区间， 为 中点，用 将区间 对分为两个等分区间 和 ，记 为ⅰ区间， 为ⅱ区间，按夹逼一维寻优法分别在ⅰ、ⅱ区间内进行搜索，运用“去劣存优”的原则所得到的新的搜索区间 仍然为目标函数 的单峰区间。
定义2:夹逼一维寻优法是按黄金分割率对称取点的取点规则[9],以序列消去原理缩小区间,利用对分法提高区间收缩的效率,能够满足单峰函数的极小点在“两头大,中间小”的区间内[10],保证极小点不丢失,从而确保夹逼的收敛性。
定理1：设目标函数 为单峰函数， ，区间缩小的相对精度为 ， 为 中点，在用 将区间 对分的ⅰ、ⅱ区间内进行夹逼一维寻优，设第 次所得到的新的搜索区间为 ，记 ，则有 。
证明：设给定的初始区间为 ，取 ，用 将区间 对分为两个等分区间 和 ，记 为ⅰ区间， 为ⅱ区间，第1次将该区间对分为2个小区间，再在ⅰ、ⅱ区间内进行黄金分割，依照这样的分法，每个区间的间距不变，且它们的间距分别为：ⅰ ，ⅱ ，且有ⅰ =ⅱ ，经过“去劣存优”后所得到的新的搜索区间的间距为 ，为方便统一记为 ， ，则在对分后新的搜索区间的间距满足 ；第2次，在前面得到的新的搜索区间 内，依照与前面同样的方法再分成更小的区间，由黄金分割的收缩率易知：在由“去劣存优”原则所优选后的区间上继续进行黄金分割所得到的新的区间的间距记为 ， ，则在对分后新的搜索区间的间距满足 ；设第n次分割后在由“去劣存优”原则所优选后的区间上继续进行黄金分割所得到的新的区间的间距记为 ， ，对分后新的搜索区间的间距满足 ；则第（n＋1）次分割后得到的新的搜索区间的间距为 ，对分后新的搜索区间的间距满足 ，由等比数例的收敛性知：存在任意小的数 ，能够使得 成立，故有 成立，即本算法能够满足间距收敛准则[11]。
定理2：设目标函数 为单峰函数，且连续有下界， 为给定的初始区间，区间缩小的相对精度为 ，如果将 区间按夹逼一维寻优法逐级分割，第n次分割后所得到的搜索区间为 ，在该搜索区间上能够取得一点 ，使得新的搜索区间的最小函数值 收敛，且 为初始区间最优解。
证明：设给定的初始区间为 ，取 ，用 将区间 对分为两个等分区间 和 ，记 为ⅰ区间， 为ⅱ区间，如果将 区间按夹逼一维寻优法逐级分割，第i次分割后所得到的搜索区间为 ，并将 与 比较，若 ，则可以取得区间的最优值点： ， 计算 求得一元函数 的最优解，若 ,则继续进行夹逼一维寻优。第n次分割后所得到的搜索区间为 ，这样的搜索区间能够满足 ，则可以取得区间的最优值点： ，又依据 为单峰函数，且有下界，且由定义2知 的极小点在“两头大,中间小”的区间 内，则由最优值点计算得新的搜索区间的最小函数值 ，这样的 满足 ，故必收敛。
利用反证法来证明 为初始区间最优解。如果有某一点 处的函数值小于 ，则由函数的连续性知必存在该点的一个小邻域 ，其中所有点的函数值都小于 ，由定理1知，经过夹逼一维寻优后得到的新的搜索区间 的间距 ，由定义1可知新的搜索区间 仍然为目标函数 的单峰区间，所以在夹逼一维寻优后必有一个小区间的中点值完全落入 ，从而该区间中点处的函数值小于 ，这与 始终是所有新的搜索区间的中点处函数值的最小值矛盾。所以 必为初始区间最优解。
5 算例
以下给出利用本文算法计算的算例：
（1） ,已知初始区间为 ，区间缩小的相对精度为 ；
（2） ，已知初始区间为 ，区间缩小的相对精度为 。
表1 算例计算结果比较
tab 1 comparison in calculating results of examples
对于上述算例，分别运用本算法和黄金分割法进行了计算，并对计算结果进行了分析和比较，结果比较见表1。从计算结果来看，在算例1中，本算法按精度要求共只需要迭代3次，黄金分割法则需要迭代6次，且本算法得到的计算精度比要求的精度要高，计算时间仅为黄金分割法的1/3左右，并且所得到的计算结果比用黄金分割法计算得到的结果更加逼近真实值。进一步研究其区间收缩率，按照给定的相对收敛精度 和区间收缩率 可知迭代过程中区间缩短次数n必须满足：
算例1中用本算法的迭代次数为n=3，将其代入上式可计算得本算法在算例1中的区间收缩率 ，对比可知比黄金分割法的区间收缩 要高，并且经过算例可以证明：本算法在相对收敛精度 更高的情况下其区间收缩率 更大。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黄金分割法每次都只能以相等的收缩率从区间的单侧来缩短搜索区间，其收敛速度较慢，区间缩短率偏低。而本算法是在黄金分割法具有均匀的区间缩小率的序列消去特性的基础上，利用对分法的原理，使给定的搜索区间从双侧同时进行夹逼收缩，加速了搜索区间的缩短效率，因而可以更有效、更精确地寻求到区间的最优解。
6 结论
本文在黄金分割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夹逼一维寻优法。该方法利用对分法选取给定搜索区间中点的原理，将区间对分为两个等分区间，在这两个区间内用黄金分割法同时进行搜索，然后再对这两个区间内所求得的函数值进行比较，运用“去劣存优”的原则，保留含优的搜索区间而摒弃含劣的搜索区间以同时从区间的两侧夹逼来逐步缩小搜索寻优区间，最终求得最优解。文中算法和算例表明本算法思路清晰、编程简单、计算简化，可以有效地求得函数的最优解，求解精度令人满意，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与一维优化方法中的现有算法相比，本算法具有3个方面的特点：
（1）可以使给定的搜索区间以相等的速率从双侧同时进行夹逼收缩，收敛速度更快、区间缩短率更高；
（2）本算法兼容黄金分割法和对分法的优点，具有算法简单、收敛速度均匀的特点，可以较为精确、快速地求得区间最优解，在理论上讲可以达到任意精度要求；
（3）本算法用计算机编程原理简单，所需内存很少，对硬件要求很低，运算时间少，运算速度快，因而可应用的范围较广。
参考 文献
[1]王凤岐． 现代 设计方法及其应用[m]．天津大学出版社，2008，81-160．
[2]陈树勋．工程结构系统的分析、综合与优化设计：理论、方法及其工程应用案例[m]． 中国 科学 文化出版社，2008，45-80．
[3]宋巨龙，钱富才．基于黄金分割的全局最优化方法[j]．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5，4：94—95．
[4]韩林山．机械优化设计[m]．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3 ，40-55．
[5]张鄂．机械与工程优化设计[m]．科学出版社，2008 ，105-125．
[6]商敏儿，卫成业．确定单峰搜索区间的新算法——前进法[j]．基础自动化，2002，9(1)：1-3．
[7]stakhov a．the golden section secrets of the egyptian eivilization and harmony mathematics[j]．chaos，solitons and fractals，2006，30(2)：490-505．
[8]panos m pardalos，edwin romeijn h，hoang toy．recent developments and trends in global optimization[j]．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2ooo，124：209～228．
[9]刘艳．关于黄金分割法的几点讨论[j]．机电技术,2006,1:13-14．
[10]宋巨龙，钱富才．利用平面上的黄金分割求全局最优解[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04，11：113-117．
黄金法则论文篇2
一
春秋战国时期，唯一以黄金作为流通货币的国家是楚国。在此之前，虽然有关于黄金作为交换的文献记载，但要把一定量的黄金铸成一定的形状，并印上一定的文字标记，则是从楚国开始的。楚地盛产黄金，因此所铸的"爰金"是我国最早的黄金货币。
秦始皇统一六国，将黄金正式宣布为法定货币。"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①]，于是黄金货币便在全国流通。建国以来，在陕西兴平念流寨出土秦代金饼1枚，含金量达99％，径5．1厘米，重量260克，底刻"寅"字；以后又在陕西临潼武家屯窖藏出土秦汉金饼8枚，其中原编号96的1枚重量253．5克，刻有"益两半"三字[②]。很显然，这里的"益"与秦朝"黄金以溢为名"的溢相通。溢与两，都是秦朝的货币计量单位，陕西地区秦国金饼的出土，说明黄金货币不仅在楚国通行，而在其他地区也有黄金货币在流通。
如果说，由于秦朝二世而亡，因而出土的黄金货币很少，那么到了汉代，黄金货币出土的数量与范围就相当可观。根据本世纪以来载诸报刊的考古出土资料进行初步统计，汉代的黄金货币出土的报导共有26处，遍及14个省市[③]。具体地点是：陕西省：西安、咸阳、兴平、临潼。河南省：洛阳、荥阳、郑州、扶沟。河北省：满城、定县、邯郸。湖南省：长沙、湘乡。湖北省：宜昌。北京市：怀柔。广西省：合浦、贵县。广东省：德庆。山西省：太原。辽宁省：大连、新金。安徽省：寿县。江苏省：赣榆、铜山。浙江省：杭州。山东省：即墨。由上出土资料说明，汉代黄金货币流通范围已远远超出战国时期楚国的领域而遍及全国。
汉代的黄金货币与楚国的"爰金"有所不同。楚国的爰金形状大致分为二种：一是饼状，如1982年在江苏盱眙南窑庄有25块金饼出土，四周上翘，中端微凹；另一种是版状。版有三式，即平面呈长方形、平面呈长方微弧、平面呈龟版状凹弧边四角形而边角上翘[④]。版的正面打上若干方印或圆印，印内有地名文字。郢是楚国的国都，因此郢爰出土的数量最多。楚国的黄金，虽具有一定的形状，但仍处于称量货币的阶段。楚墓中经常有天平与法码出土，即是明证[⑤]。汉代的黄金货币，由于统一王朝的建立，楚国的黄金货币特色也随之消失。
西汉的黄金货币大多是饼块形状，大小不等。1968年河北满城一号汉墓出土金饼40块，呈不规则圆饼形，厚缘，中心内凹，背面粗糙。经鉴定，含金量为97％，每块大小、重量、厚度不等，共计719．4克，平均每块有17．99克；在满城二号坟墓出土的29块金饼中，含金量为95％，共计438．15克，平均每块只有15．11克，比满城一号墓出土的金饼每块少2．88克。值得令人注意的是，满城二号墓出土的不规则饼状，周缘留有切割的痕迹，有的经过锤打[⑥]。很显然，这种饼块状的黄金货币，根据交易的需要，可以任意切割，仍处在比较原始的称量货币阶段。河北满城汉墓，系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墓，当为汉初的黄金货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汉初法令规定，黄金以斤为计算单位，但河北满城出土的黄金货币都在一两（15．62克）左右，这可能与汉初经济凋蔽，黄金货币流通量较小有关。
到汉武帝时，黄金货币有了较大变化，那就是对马蹄金与麟趾金的铸作。《汉书·武帝纪》记载："诏曰：有司议曰，径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泰山见黄金，宜改故名，今更黄金为麟趾niǎo＠①蹄以协瑞焉。"对此，应劭注曰："获白麟有马瑞，故改铸黄金如麟趾、niǎo＠①蹄，以协嘉祉也"；师古注曰："既云宜改故名，又曰更黄金为麟趾、niǎo＠①蹄，是即旧金虽以斤两为名，而官有常形制……武帝欲表祥瑞，故普改铸为麟足、niǎo＠①蹄之形，以易旧法耳"。这就是说，到了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时，黄金货币有了比较固定的形制。
关于niǎo＠①蹄、麟趾的形状，当时的史书没有具体记载。这里所指的"niǎo＠①"，是古代的一种良马。应劭注曰："古有骏马，名要niǎo＠①，赤喙、黑身，一日行万五千里也"[⑦]。蹄即蹄的本字。一般认为，马蹄呈椭圆形。所谓"麒麟"，是古代传说中的祥兽。汉代人传言麒麟有"五趾"[⑧]。据此可知，"麟趾"黄金货币呈瓣状，圆形。唐朝颜师古在注汉武帝铸行马蹄金时说："今人往往于地中得马蹄金，金甚精好，而形制巧妙"[⑨]。北宋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还对马蹄金与麟趾金的形状作了具体描述："麟趾中空，四傍皆有文，刻极工巧；niǎo＠①蹄作圆饼，四边无模范迹，似于平物上滴成，如今乾柿，上人谓之柿子金"。由此看来，不论是马蹄金还是麟趾金，都是呈圆形或椭圆形的饼块状货币。
建国以来，汉代的马蹄金、麟趾金以及相似的金饼屡有出土。这些黄金货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饼块状黄金货币，已具有相对的固定重量。根据近年考古出土的黄金货币统计，饼块状黄金货币大小不一、厚薄不等，重量各有差异，其中最重的达462．2克[⑩]，最轻的只有207．57克[①①]。但是，从总体来看，当时的黄金货币，重量大致在250克左右。例如1974年在陕西西安鱼化寨北石桥遗址发现西汉金饼6块，重量分别为257．65克、258．8克、249．55克、261．9克、246．4克、245．6克，平均每块253．31克，大致在250克左右上下[①②]。又如1971年在河南荥阳古城村遗址出土西汉金饼四块，重量分别为244．6克、248．3克、248．5克、250克[①③]。其他如山西太原东太堡、湖南长沙杨家大山、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河北易县西干坻与满城贾庄、辽宁新金县花儿山张店等出土的金饼，重量也大致在250克左右。这与汉代黄金货币以斤为计算单位是相一致的。
（二）汉代金饼，大多刻有各种文字或记号。例如1951年在长沙伍家岭与杨家大山各出土1块金饼，各自有"辰"字、"君"字及即有凸出的"黄"字[①④]；1963年在太原东太堡出土的6块金饼，其中原编号34的1块金饼刻有18字，有"令"、"吉"以及数字等，大部分不可识[①⑤]；广西合浦县在1971年出土金饼2块，各自底刻"位"、"阮"与"大"、"太史"等字样[①⑥]；1983年在辽宁新金县出土金饼2块，在底中心凿有""圆印，侧刻"××××川"记号[①⑦]。有的金饼，不但刻有各种记号，而且还刻有重量。如1982年在江苏盱眙南庄出土金饼25块，其中原编号Ⅲ．28的1块重246．7克的金饼，在不规则圆底部刻有""、"＠②"、"十五两十五朱"字样；原编号Ⅲ·32的1块重421．4克的金饼，底部刻有"上卜1二"、"斤十两廿三朱"的字样[①⑧]。其他如陕西咸阳毛王沟出土重284．095克金饼，底刻"斤一两廿三铢"；另一块重244．34克的金饼，底刻"十五两十铢"的字样[①⑨]。
（三）汉代的黄金货币，虽然以斤为计算单位，但也可剪凿分散使用。在大量出土的金饼中，我们可以发现有不少金饼，已被剪凿。例如1975年北京怀柔出土金饼2块，其中原编号2的一块已剪凿压扁，只有金饼的1／2强，重148克，底刻有""、""字样[②⑩]。又如，1971年在湖北宜昌前坪七号墓出土金饼1／4块，重量为62克（原金饼应为248克，相当于1斤）[②①]。1974年河南扶沟古城村出土西汉金饼6块，原编号Ⅰ·17的一块只有金饼的1／2，重量为89．5克；原编号Ⅲ的一块已剪凿变形，底背相贴，只是金饼的1／4，重63．66克；原编号Ⅳ·3的1块只有金饼的1／2；原编号Ⅳ·10的1块只是金饼的1／4。此外还出土大量的黄金碎块，少则7块，多则166块[②②]。这些黄金碎块，显然是剪凿后留存下来的。
（四）从出土的汉代金饼来看，虽然地域较广，但数量较少。除了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一两"型金饼数量分别为40块与29块外，一般汉墓出土的金饼大多在1至2块，个别的有4至6块，最多的一次也只有25块[②③]。从刘胜墓来看，虽然出土小金饼较多，但一号墓出土的40块小金饼总重量只有719．4克，不到3斤；二号墓出土的29块小金饼，总重量也只有438．15克，也不到2斤。中山靖王刘胜系汉景帝之子，"为人乐酒好内，有子百二十余人"[②④]，是王室贵族，其地位显赫可想而知，但从墓中出土的黄金货币来看，仅只2至3斤左右，可见汉代黄金货币出土量之少。
（五）汉代的黄金是政府规定的法定货币。秦始皇统一货币时明确规定："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而黄金则为"上币"。汉承秦制，黄金货币使用的地域几乎遍及全国，此已为考古资料所证实。在考古出土的黄金货币中，我们可以发现底部印有""或""的刻记，如河南扶沟县、西安汉上林苑、江苏盱眙南窑庄、辽宁新金县等地出土的黄金货币，都有这种刻记发现。虽然这种刻记有圆印与方框之别，但其中的"上"字都是一致的。很显然，这个"上"字可能与汉代称黄金货币为"上币"有关。为什么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间，却有这一相同的刻记出现？我们认为，答案只有一个：这些"上币"由中央政府（或郡国）统一铸行，然后分散到全国各地去的。
根据以上汉代黄金货币出土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初步得出如下一些结论：汉代的黄金货币是法定的"上币"，流通地域较广，但每次出土量很少；黄金货币以饼块状为主，每块除"一两"型小金饼外，大致都在1斤（250克）左右；有些饼块状黄金货币底部刻有各种记号，有的刻有斤、两、铢的重量；黄金货币根据交易需要，可以任意剪凿，分散使用。从以上结论中可以看出，汉代的黄金货币仍处在比较原始的称量货币阶段。
二
称量货币的黄金与金属铸币铜钱有着显著的区别。汉代的铜钱是经过国家法定证明而具有固定的重量和成色。固定的重量，就需要有固定的形状来体现，即园形方孔。人们在使用钱币时，不必再先考虑货币的重量是多少，而只须计算货币的数量就可进行商品交换。汉代的黄金货币，虽然具有比较固定的饼块状形制，每块重量大致在1斤左右，但没有固定的标准重量，大小不一，重量不等，实际上仍然是一种自然的金属铸块。人们在使用黄金货币时，既要知道货币的重量，又要鉴定黄金的成色与真伪，在交换中有很多不便之处。因此，汉代的黄金货币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的物品货币形态，在交换过程中，一方面可以作为货币的形式出现，另一方面又作为物品所具有的使用价值而进行交换。
汉代的黄金货币由于处在货币发展史中的物品货币阶段，因而与处于金属铸币阶段的铜钱，产生了许多不协调的关系，从而呈现出一些奇特的现象。
（一）终西汉一代，黄金货币与铜钱之间没有法定的比价。
秦始皇统一货币与汉高祖颁行荚钱时，规定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但没有明确规定黄金上币与铜钱下币之间的法定比价是多少。这不是偶而的疏忽。按照常理，在一个社会里，同时通行两种货币，二者之间必须有一个比价，否则彼此之间无法互换。从西汉人对货币的认识程度来看，这一点也是十分清楚的。例如汉武帝更造白金、皮币时，就曾明文规定与铜钱的比价。当时规定，皮币值铜钱四十万，白金龙、马、龟币分别值铜钱三千、五百、三百。又如王莽居摄时更造大钱、错刀、契刀，也都对铜钱各有不同的比价，以后王莽又实行"宝货"制，对二十八品之间的多种货币也规定了一定的比价。可见，多种货币的流通，它们之间必须有一个法定的比价，这已成为西汉人对货币的共识。但是，终西汉一代，在文献资料中始终找不到有关黄金与铜钱的法定比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
目前史学界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黄金一斤值万钱"说。这主要是受王莽货币改制的影响。王莽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实行"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宝货制，其中规定黄金一斤值钱一万。此后，晋灼、颜师古、刘bān＠③各家注释都以此推论到西汉一代，认为西汉黄金货币与铜钱的法定比价也是这样。其实，这是莫大的误会，因为王莽所规定的法定比价，是不能当作西汉一代黄金与铜钱法定比价的[②⑤]。
众所周知，王莽规定的黄金一斤值钱一万，指的是当时的"小钱"。《汉书·食货志》载："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这种"小钱"仅重一铢。而西汉一代，吕后用八铢钱与三铢钱，文帝造四铢钱，武帝铸五铢钱，都大大超过了王莽一铢的"小钱"。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随着铜钱重量的不断变化，铜钱与黄金的比价是否随之改变？从西汉人对货币的认识来看，钱的轻重至关重要。贾谊上疏中说："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②⑥]。铜钱轻了尚且要"百加若干"，那么王莽的一铢"小钱"，怎么能与西汉的钱币相等，都一律是"黄金一斤值万钱"呢？可见钱轻与钱重所换得的黄金，不可能是一样多的。
按照王莽规定的黄金一斤值万钱来计算，黄金一两值625钱，一铢值26钱。若以此法定比价来与汉代的文献资料或考古出土资料相验证，也有较大的出入。《九章算术》有算题记载，金一斤值钱"六千二百五十"[②⑦]，只有王莽的黄金法定比价十两。居延汉简出土资料也有如下四条记载：
出钱四千七百一十四，赋就人表是万岁里吴成三两半（505·19）
凡五十八两，用钱七万九千七百一十四，钱不＠④就（505·20）
右八两，用钱万七百七十六（506011）
出钱千三百廿七，赋就人会水宜禄里兰子房一两（506·27）[②⑧]
陈直先生认为这是黄金与铜钱的互兑价格[②⑨]。如若这样，那么这四条资料，均为每两黄金值1347钱，与王莽法定比价每两黄金625钱相比，几乎高出一倍。
综上所述，王莽所定的黄金一斤值万钱的法定比价，不能代替西汉一代黄金与铜钱的比价；而西汉黄金与铜钱的比价，随着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区以及其他各种因素，而有所不同。因此西汉的黄金与铜钱虽有一定的比价，但没有政府规定的长期固定不变的法定比价。
西汉一代，为什么历朝政府没有规定黄金与铜钱的法定比价？这不是偶然的疏忽，究其原因，主要是黄金货币与铸币铜钱处于不同的货币发展阶段。西汉的黄金货币是以重量为计算单位，处于称量货币阶段，而西汉的铜钱是金属铸币，是以枚数为计算单位。两种计算单位的不同，也就决定了两者之间不可能规定出一个长期固定不变的法定比价。西汉的黄金，虽然以一斤左右为一饼，但每饼之间重量仍各不同。我们从考古出土的金饼底部刻有金饼的斤、两、铢等重量，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一种没有固定标准重量的黄金货币是无法与具有固定标准重量的铜钱铸币之间规定出一定的法定比价来的。黄金以货币的重量进行交换，铜钱以货币的数量进行交换，两者之间有着根本不同的区别。这当然不是说"黄金无价"。因为任何一种物品，只要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都可以产生一定的价格。其性质只是黄金作为物品与铜钱之间产生的价格，而不是黄金作为货币与另一种铜钱货币之间产生的法定比价。作为法定比价，一种货币与另一种货币的比价是不能随时变更，是由法律明文规定的；而作为一种物品，其价格是随着不同的情况而可以随时改变的。西汉一代，黄金价格因时因地常有高下，充分说明黄金货币具有物品属性的一面。西汉黄金货币尚处于称量的物品货币阶段。它作为一种货币，对其他物品具有一定的价值尺度，但同时其本身又是一种物品。物品的价格是不能与两种货币之间的法定比价相混同的。
（二）在西汉历次的货币改革中，都没有涉及到黄金货币。
西汉的黄金作为"上币"，理应与"下币"铜钱一样，在历次的货币改革中有所变化，但是我们令人不解地发现，在频繁的铜钱改革中，黄金货币似乎置身社会之外，都没有涉及到黄金货币。这一现象也比较奇特，值得进一步探讨。
为什么盗铸铜钱成为西汉一代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什么作为"上币"的黄金却能置身事外而默默无闻？我们认为，其主要原因仍与铜钱和黄金两种货币处于两种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关。
如前所述，汉代的铜钱是经过国家法定而具有固定的重量与形状，在进行交换时是以计数（枚）为单位的。由于铜钱是以数（枚）量为计算单位，因而重钱与轻钱在流通中具有相等的价值，这也就成为盗铸者将重钱私销改铸的根本原因。当铜钱的名义重量与实际重量不一致时，货币盗铸者就会将重钱私自熔销，改铸成轻钱。西汉政府为了禁止铜钱的盗铸，对铜钱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处于称量货币的黄金，与金属铸币的铜钱有很大的不同。黄金货币是以重量的多少来体现其货币价值的，不存在重币与轻币的问题，因而也不可能产生私销与盗铸，黄金的货币改革也就无从谈起。
过去有许多论著把汉武帝铸造白金币来作为对黄金货币的改革，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汉书·食货志》记载：当时"少府多银锡"，于是汉武帝下令铸造白金币。"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白撰，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椭之，其文龟，直三百"，并规定："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这里的"金钱"指的是由银锡合金铸作的白金，不是黄金，因而不能作为黄金货币改革的证据。汉武帝铸作的白金货币，引起了大量盗铸。"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而赦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以致一度形成"天下大氐无虑皆铸多钱"的局面。为什么银锡铸作的白金币竟然会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风波？其主要原因是处于自然金属形态的银锡成为国家法定的金属铸币。按照白金币与铜钱的法定比价，一枚重八两的银锡龙纹铸币值铜钱三千，稍轻的也值五百与三百枚铜钱。这种不合理的法定比价，决定了盗铸者大量私铸白金币以获取暴利。由此可见，原本处于自然金属形态的银锡，一旦成为法定的铸币，就马上会遇到盗铸的问题。汉武帝在铸作白金币时，规定了白金币与铜钱的法定比价，但对黄金货币则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这不是偶然的。西汉的黄金货币仍处于称量货币阶段，不存在盗铸问题，因而历次铜钱改革没有涉及到黄金货币，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西汉的铜钱存在着盗铸问题，作为黄金货币却与铜钱不同，只存在一个真伪的问题。当时铸作伪金的风气比较盛行，因而民间流行着"金可作，世可度"[③⑩]的谚言。如果有人一旦衣服车马鲜明，就会被人怀疑为私作黄金，例如，王吉"世名清廉"，而"车马衣服其自奉养，极为鲜明"，因此"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传王阳能作黄金"[③①]。可见民间铸作伪金之多。此外，还有关于伪作黄金的书籍《枕中鸿宝苑秘书》，"更生幼而读诵，以为奇，献之，言黄金可成。上令黄尚方铸作事"[③②]，甚至连皇帝都想通过方术冶炼黄金。伪黄金的铸作曾经引起一些社会问题。"先时多作伪金，伪金终不可成，而徒损费，转相诳耀，穷则起为盗贼"[③③]，因而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③④]。
铜钱盗铸与黄金伪作，从表面上看都是西汉社会的严重问题，但却反映了两种货币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产生的不同问题。作为称量货币的黄金，一方面既有货币的属性，另一方面又具有自身使用价值的商品属性。任何一种商品，都可以具有真与伪的问题。作为称量货币的黄金，在西汉以后不作为货币时，也同样存在着真与伪的问题。黄金的伪作贯串封建社会的始终，只是西汉社会比较严重而已。铜钱的盗铸，促使西汉王朝不断进行大规模的货币改革，而黄金的伪作也只能是下令禁止而不见改革的措施。
（三）国库财政储藏，不以黄金为计；王侯功臣赏赐，则有赐金数万。
《汉书·食货志》记载："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汉书·王嘉传》也记载："孝元皇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出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下注引《太平御览》卷六二七引桓谭《新论》："汉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地作务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以上这些西汉府库的积储，为何不厌其烦地只记铜钱而不涉及黄金？
与此相反，在王侯功臣的封赏中，中央政府经常可以从府库中取出大量的黄金，有的动辄数万斤，最多的甚至可以到达五十万斤之多，如"大将军票骑大出击胡，赏赐五十万金"[③⑤]。西汉政府一年的赋税收入为四十余万万铜钱，如果以王莽时期一斤黄金值万钱来计算，仅仅这一次赏赐就倾全国赋税收入还差十万万铜钱。明明府库中存在着大量的黄金，但在政府财政积储的计算时，却以铜钱为计？这不能不说是西汉货币制度中的又一奇特现象，需要我们进一步分析探讨。
要分析这一现象，这里不能不涉及到黄金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
西汉的货币制度，从形式上来看，黄金作为上币，与下币铜钱并行，但事实上黄金与铜钱始终没有法定的比价，无法并行。黄金虽然在货币的总量上占有一定的数量，与其他货物之间也有一定的比值，但这一比值主要是随着铜钱的涨落而时有高下。铜钱因大量盗铸而不断贬值，对物价的暴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从西汉货币制度中的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来看，铜钱占主导地位。黄金不是西汉货币制度的主体。
在西汉的商品交换中，铜钱有明确的价值尺度。这是由铜钱为金属铸币所决定的。西汉王朝向人民征收的算赋、口赋、更赋，汉简中所反映的物价、家庭财产的统计，都无不以铜钱作为价值尺度的唯一标准。联系到前面所说的国家财政收入与库藏，也都以铜钱来进行计算。
一般来说，作为"上币"的黄金货币，也有其相应的价值尺度。如果按照王莽时期规定的黄金与铜钱的法定比价来计算，一铢黄金相当于二十六枚王莽的一铢小钱，其比价为1∶26。如以武帝时的五铢钱来计算，黄金与铜钱的比价可能还要小得多。如用黄金来计算各种物价、征收赋税、统计财产与国家财政库藏，也是完全可以的。但为什么只用铜钱而不用黄金？这与西汉的黄金货币是一种不确定的价值尺度有关。
西汉的黄金货币是称量货币。所谓"称量"的本意就是货币没有固定的法定重量，与金属铸币的铜钱有着很大的不同。没有固定的法定重量，就不易与其他商品进行交换；如要交换，必须先要算出黄金的重量。这种价值尺度，不如铜钱来得明确。其次是黄金货币与铜钱之间没有法定的比价，铜钱是西汉货币制度的主体，因而黄金的自身价格因时因地时有高下，是一种不稳定的价值尺度。物价的计算、赋税的征敛、财产的统计、国家财政的库藏，如果用一种不确定的价值尺度去衡量，显然是行不通的。处于称量货币阶段的黄金货币，其价值尺度所具有的局限性，在货币流通中不得不让位于价值尺度比较明确的铜钱。
当然，在价值尺度上具有局限性的黄金货币，不等于说不具备价值尺度。但我们可以发现，有不少文献记载黄金的价值尺度是不精确的。如梁孝王"有léi＠⑤樽直千金"[③⑥]。汉武帝"一马之饰直百金"[③⑦]；陆贾有"宝剑直百金"[③⑧]，等等。这里的léi＠⑤樽、马饰、宝剑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生活享受的侈奢品。要衡量这些经过精工细作、不惜工本的侈奢品的价格，不可能有精确的价值尺度。所谓"千金"、"百金"，并不是精确的一千斤与一百斤黄金。其他如"千金之产"、"万金之家"[③⑨]，也都是一种不确定的价值尺度。所谓"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④⑩]，并不是说超过或不到十金就不是"中人"之家，只是一个大概数。此外如"汤死，家产值不过五百金"[④①]；扬雄家产"不过十金"[④②]；尹齐死，"家直不满五十金"[④③]。这里的"不过""不满"，都不是精确的数字，所显示的价值尺度也只是个约数。由此可见，黄金货币不确定的价值尺度，决定了与其他物品比价的不精确性。从出土的汉简中，我们可以看到铜钱与其他物品的比价有非常明确的价值尺度，例如"侯长＠⑥得广昌里，公乘礼忠年三十：小奴二，值三万；大婢一，二万；马五匹，二万；牛二，六千；牛车二辆四千；轺车一乘，值万；宅一区，值万；田五顷，五万；共十五万"[④④]。但翻遍汉简，找不出一条有关黄金与其他物品之间的精确比价。这决不是偶然的。黄金货币不确定的价值尺度，必然被同时通行而有明确价值尺度的铜钱所代替。
以称量来决定价值大小的黄金货币，虽然在价值尺度上不能与铜钱相比，但黄金与铜材相比，黄金的价值显然高于铜材，这里由黄金属于贵金属所决定的。因而，在大宗赏赐中，黄金货币的优越性却远远超过铜钱。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铸作马蹄金与麟趾金时，明确规定这些黄金货币"因以班赐诸侯王"[④⑤]。据彭信威先生统计，西汉赐金总额达八十九万余斤[④⑥]，而汉武帝赏赐卫青与霍去病分别是二十万与五十万斤之多[④⑦]。在军事活动频繁与后勤供应紧张的情况下，赏赐黄金货币显然比赏赐铜钱来得轻便。黄金货币虽然没有明确的价值尺度，但赏赐是一方赠与另一方，不是一种正式的双方交换的行为，有没有明确的价值尺度对赏赐来说并不十分重要。而重要的是作为货币的黄金，具有自身高贵的商品价值，这对于金属铸币的铜钱来说是不能具备的。
综上所述，西汉货币经济中出现的种种特殊现象，是由黄金货币所处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只有充分理解西汉黄金与铜钱所处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才能对上述种种的特殊现象作出比较合理的解释。 三
长期以来，对于西汉黄金货币的评价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把西汉的黄金货币估计得很高，认为汉时通货"专用黄金"[④⑧]，有的认为汉代以黄金为代表的"贵金属货币高居支配地位"，"是事实上的金本位时代"[④⑨]；另一种意见认为西汉的黄金"不是正式的货币"[⑤⑩]。我们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有偏颇。
作为称量货币的黄金，实际上仍处在物品货币的历史阶段，具有两重属性，即既是货币，又是物品。物品货币是中国货币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以称量来决定价值大小的黄金货币，起着与其他商品交换的媒介物作用。考古出土中有黄金货币切割的痕迹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不过由于与金铸币的铜钱同时并行，其价值尺度不明确而流通不便，但不能因此而否定黄金"不是正式的货币"。同样，处于物品货币阶段的黄金，不可能"是事实上的金本位时代"。金属称量货币实际上仍然是一种自然的金属铸块，还没有完全摆脱原始的物品货币的形态。西汉黄金的大宗赏赐或赠与，虽也可作为货币的大量赐赠，但由于不存在双方交换的行为，因而宁可作为贵重物品的赏赐或赠与则更为合理。忽视西汉黄金货币具有物品属性的作用，必然会作出不恰当的估计。
西汉的黄金所具有的货币与物品的两重属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新莽政权垮台以后，群雄割据，货币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有的地方甚至用布帛粟米进行物物交换。在这种情况下，黄金的货币属性逐渐失去作用，而物品的属性占居主导地位。
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当刘秀恢复五铢钱时，并没有明文规定恢复作为"上币"的黄金货币。据《后汉书·马援传》注引《东观记》记载，当时马援建议恢复五铢钱，事下三府，遭到三府的反对，"凡十三难，援一一解之"。恢复五铢钱尚且如此困难，要恢复黄金货币更谈何容易。
东汉以降，史籍中使用黄金的记载的明显减少，成为众多史家试图解开的一个谜团。其中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即"佛教耗金说"[⑤①] 。他们认为，由于佛教的传入，大量黄金用于塑佛金身、书写金经，致使汉金消失。如果此说能够成立，也就客观上反映了黄金作为货币功能的衰退与消失；因为黄金如果作为货币，由于流通的大量需要，是不可能去用作塑佛金身、书写金书的。
东汉黄金货币作用的衰退，因而引起史籍记载的减少，但这不是汉金的消失。黄金逐渐退出货币的流通领域，成为人们宝藏的对象。黄金作为称量货币，曾经在西汉的货币制度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也曾为人们制造出种种奇特的假象。但它不能与铜钱一样，经受战争灾乱的考验，不得不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失去货币的资格。
[①][②⑥][③⑤][④⑦] 《汉书·食货志》。
[②] 《陕西兴平念流寨和临潼武家屯出土古代金饼》，《文物》1964年第7期。
[③] 参见秦晖《汉"金"新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本文统计有所增补。
[④][⑩][①⑧][②③] 《江苏盱眙南窑庄楚汉文物窖藏》，《文物》1982年第11期。
[⑤] 《湖南楚墓中出土的天平与砝码》，《考古》1972年第4期。
[⑥] 《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⑦] 《汉书·武帝本纪》太始二年应劭注。
[⑧] 《论衡·讲瑞篇》。
[⑨] 《汉书·武帝本纪》太始二年师古注。
[①①] 《铜山小龟山西汉崖洞墓》，《文物》1973年第4期。
[①②] 《西安汉上林苑发现的马蹄金和麟蹄金》，《文物》1977年第11期。
[①③] 《郑州市郊发现汉代麟趾马蹄金》，《考古》1974年第1期。
[①④] 《长沙发掘报告》第119页。
[①⑤] 《太原东太堡出土的汉代铜器》，《文物》1962年第4-5期。
[①⑥] 《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72年第5期。
[①⑦] 《辽宁新金县花儿山张店出土马蹄金》，《考古》1984年第2期。
[①⑨] 《咸阳市发现的麟趾金和马蹄金》，《考古》1980年第4期。
[②⑩] 《怀柔县崎峰茶公社发现汉代马蹄金》，《文物》1976年第6期。
[②①] 《宜昌前坪战国两汉墓》，《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②②] 《河南扶沟县古城村出土的楚金银币》，《文物》1980年第10期。
[②④] 《汉书·景十三王传》。
[②⑤] 参见宋叙五《西汉货币史初稿》，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1年初版。
[②⑦] 《九章算术》卷六。
[②⑧]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第604、605、609、611页。
[②⑨] 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第29页。
[③⑩] 《汉书·景帝记》中元六年孟康注。
[③①] 《汉书·王吉传》。
[③②] 《汉书·刘向传》。
[③③] 《汉书·景帝纪》中元六年应劭注。
[③④] 《汉书·景帝纪》。
[③⑥] 《史记·梁孝王世家》。
[③⑦] 《西京杂记》上卷。
[③⑧] 《史记·陆贾列传》。
[③⑨] 见《汉书·酷吏传》、《货殖列传》等。
[④⑩] 《汉书·文帝纪》。
[④①] 《汉书·张汤传》。
[④②] 《汉书·扬雄传》。
[④③] 《汉书·酷吏传》。
[④④] 《居延汉简考释》，第48页。
[④⑤] 《汉书·武帝纪》。
[④⑥] 《中国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第71页。
[④⑧] 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三《汉多黄金》。
[④⑨]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⑤⑩] 宋叙五：《西汉货币史初稿》第3章。
[⑤①] 《宋史·杜镐传》、《日知录》、《二十二史札记》。＊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衣中加马
＠②原字为青去月下加介
＠③原字为分加枚右
＠④原字为亻加辶内加商
＠⑤原字为田下加两个平行田再下加缶
黄金法则论文篇3
【关键词】黄金律；斐波那契；分式结构；江恩
一、引言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通过研究正五边形和正十边形掌握了触及黄金分割的秘密；公元前4世纪，欧多克索斯系统的研究了黄金分割并建立起比例；公元前3世纪，欧几里德在《几何原本》里进一步系统论述了黄金分割；中世纪，意大利数学家帕乔利专门著书立说将黄金分割律视为神圣比例，各国天文学家开普勒也称之为神圣分割。在文艺复兴之后，这种被印度人称之为“三率法”的神圣算法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并被欧洲人称之为“各种算法中最宝贵的算法”。到19世纪，已经广泛应用于实际生活。
经过人们长期生活经验发现，大自然的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固定的比例，这个完美的比例使事物呈现完美的形态。埃及金字塔、法国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古希腊神庙等等都呈现黄金律的特征，名画、雕塑、摄影作品甚至通过复杂的黄金律构成形态来表现这一规律，《蒙娜丽莎》、《维特鲁威人》、《最后的晚餐》等经典著名都符合黄金矩形的形态。研究表明，无论是从年降水量、相对湿度、年日照时数、平均气温等方面考虑，人类最适宜生活的黄金地带是34.38°～55.62°的纬度地带，而地球纬度范围为0～90°，而这正是黄金律最重要的比值0.618。这一比例在几十万年的历史进程中沉淀，成为世代相传的经典规律，以其和谐性、严格的比例性蕴藏着丰富的经济价值。
二、黄金律的特性
（一）黄金律的释义
斐波那契，这个曾在叙利亚、希腊、埃及、西西里、普罗斯旺研究过数学的意大利数学家，是第一个研究古代中国与阿拉伯数学理论的欧洲人，他在《珠算原理》一书中描述了这样一个数列：0，1，1，2，3，5，8，13，21，34，55，89，144，233，377，610……，此数列即被称为斐波那契数列。
设Fn是该数列的第n项，则这组数可以用如下公式来表达，Fn=F（n-1）+F（n-2），其中F0=0，F1=1，F2=1，（n>2，n∈N）
（二）重要的比率关系
1、Fn/F（n+1）≈0.618 n越大其比率越接近于0.618034…（无理数）
2、F（n+1）/Fn≈1.618 4*Fn=F（n+3）
3、F（n-2）/Fn≈0.382，其倒数为2.618
4、Fn/F（n+2）≈0.236 F（n+2）/Fn≈2.618
总之，由Fn可构造一系列比率An={0.191、0.236、0.382、0.5、0.618、0.764、0.809}。
（三）比率联系
1、0.618的减法关系：
0.618?=1-0.618
0.618^（n-1）-0.618^n=0.618^（n+1）
2、1.618的加法关系：
1.618?=1+0.618
1.618^（n-1）+1.618^n=1.618^（n+1）
3、F（n+1）/Fn≈1.618
Fn/F（n+1）≈0.618≈1/1.618
4、F（n+2）/Fn≈2.618≈1.618^2
Fn/F（n+2）≈0.382≈1/0.618^2
5、F（n+3）/Fn≈4.236≈1.618^3
Fn/F（n+3）≈0.236≈1/0.618^3
6、F（n+4）/Fn≈6.854≈1.618^4
Fn/F（n+4）≈0.146≈1/0.618^4
（四）斐波那契数理的特征
1、数列中的任何十个数字之和均可被11整除；
2、Fn+F（n+m）+1=F（n+m）往后隔一项的数；
3、Fn*F（n+1）=F1?+…+Fn?；
4、F（n+2）?-Fn?=斐波那契数字；
5、0.618与1.618互为倒数，其乘积约等于1。
三、黄金律与形态理论
（一）黄金三角形
黄金三角形，将腰角分成两半，并将对角线延伸至对腰线，则对腰线便会按0.618倍分割，所分割出来的细三角形本身亦是一个黄金三角形。无限细分将得到无限个黄金三角形。将黄金三角形的底部延长1.618倍，并与尖角直线相连，便可以得到一个较大的黄金三角形。等腰角72°，顶角36°，三个角度和为180°，若每度分10个点，则市场运行方式可能按720、720、360点方式运行。而在时间方面亦可能如此循环，360°为一个正负周期，180°为正，180°未负，演绎一个完整。
金融市场的小型结构重复着中型结构的形态，而中型结构则重复大型结构的形态，此结构亦即波浪理论的“浪中有浪”原理，亦是黄金三角形无穷扩展的原理。此即“分式结构”，它广泛应用于各种形态分析。
（二）黄金矩形
黄金矩形是以0.618的增长速度横向或纵向扩展或收缩，在横向表现为时间的黄金律运动，而在纵向上表现的是价位，无论是按时间或是价位，0.618的分割比率都是现货电子市场的重要支撑、阻力位及转折点的时间点。所以按0.618的比例划分成无穷尽的四方形，每个四方形的等边乃是以之前的四方形边长的0.618计算。黄金矩形中的四边形的对角线实际上等同如一条江恩的时间价位1*1线，时间与价位幅度相等。若将这个时间与价位形成的关系化成单一的时间因素，便等于四方形横向增长0.618倍；若将其化成单纯的价位因素，便等于将价位增长0.618倍。总而言之，时间与价位之间的转换是乘以1.618的比率。
每一个黄金矩形可看成是一个市场的完整周期，也可看成是一个大型黄金矩形之中的部分，因为市场所出现的是不断重复、大小不同的市场结构。黄金矩形中的四方形的对角线是时间等于价位的水平，即1*1线，它是市场的平衡点，在此线上，市场经常发生支撑、阻力作用。若将此对角线以弧线加以连接，将形成一个不断收缩的螺旋线，它本身亦成为市场重要的支撑、阻力水平；而其螺旋焦点价位水平，亦成为市场的支持或阻力。
（三）黄金五边形
等五边形可看成是由5个黄金三角形组成，即可得一个五角星。将五个锐角以直线相连，便得到一个正五边形。它也具备分式结构，即按上述方式重复，便可得到无限细分的五角形。黄金五角结构上，周边有5条。两条对角线及一条周边，可组成黄金三角形，其中共可组成5个三角形。它的结构也充分反映了波浪理论的五三关系。黄金五角形除了作为分析图表上的时间及价位的支持及阻力外，本身亦可看作为是一个循环周期的分割点。它的每一个内角为108°，5个角度和为540°，若以每一度代表一个交易日来看，则一个完整的周期为540个交易日，而每108个交易日将为一个重要的分割点。在现货电子交易中，中远期合约一般从推出到交割仅有90个月左右的时间，若把角度数平均缩小10倍，则得到的数字又和道氏理论一脉相承。而对于连续合约，时间周期的连续则可以完全应用黄金五边形来进行形态分析。
四、黄金律与江恩
（一）江恩比率与斐波那契数字前7个数字的关系
1、F1与F2的比率是1，对江恩而言，波动幅长的1倍增长是十分重要的阻力与支持位；
2、F2与F3之间的比率是2或0.5，两者亦是江恩最重要的市场比率； （下转第206页）（上接第204页）
3、F3与F4的比率是1.5或0.666，与江恩的三分之二、一又三分之一市场概念一样；
4、F2与F4的比率3或0.333，与江恩的三倍或三分之一的重要市场波动比率亦一致；
5、江恩对于金融市场的波动率1/8、3/8、5/8都能与之相适应；
黄金比率 0.146 0.236 0.382 0.5 0.618 0.764 0.854
江恩比率 0.125 0.25 0.375 0.5 0.625 0.75 0.875
（二）0-1的比例分割
1、若按0.382或0.618分割，两端幅度之间的比例为0.618或1.618；
2、若按0.5分，则两端幅度之间的比例为0.5；
3、若按0.236或0.764分割，则两端之间的比例为0.309或3.327；
4、若按0.146或0.854分割，则两端之间的比例为0.171或5.849；
五、黄金律与价格、时间关系
（一）黄金律与价格
在价格方面，无论是分钟图、小时图、日线图，亦或是其他周期的线图，行情在纵向价格走势上都遵从黄金分割律展开。其中，重要的点位就是0.382、0.618；一般地，当行情呈现不同势态时，价格的回调或者反弹会呈现一定的规则比例；在强势行情下，反弹或者回调幅度都不会超过上一段行情的0.382，而在弱势行情下，反弹或者回调幅度可能需要上一段行情的0.618倍来调节。在所有的行情走势中，市场价格运行的波段都遵从An={0.191、0.236、0.382、0.5、0.618、0.764、0.809}的比率。当突破前期高点或者低点继续前行时，将按照An+1={1.191、1.236、1.382、1.5、1.618、1.764、1.809}的比率到达下一个价位点位。
（二）黄金律与时间
在不同的周期上有不同的时间运用法则。对于日内交易而言，每天四个小时的交易时间就是重要的时间范畴，所有的分析都要基于日线。而对以小时线为基础的波段交易者而言，多周期的小时线的选取就尤为重要。按照An={0.191、0.236、0.382、0.5、0.618、0.764、0.809}的比率，那么预计交易时间与An的乘积就决定了市场转折或停顿的重要时间点位。同样，在一个波峰到另一个波峰或波谷，在一个波谷到另一个波谷或波峰，即可利用An或者An+1的比率来判定下一个波峰或波谷的到达点位。
六、结语
尽管作为一个数理概念，没有完全的理论作为依据，但是它广泛用于经济科学诸多领域，鼓励我们去思考、探索。在波浪理论中，黄金律已是其核心支柱概念，在金融市场上交易的每一个品种中，投资人士都热衷于这种充满神奇的数字。将黄金律的思想引入现货交易，对我们把握市场行情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黄柏中.螺旋规律[M].北京：地震出版社，2004（1）.
[2]（美）康斯坦斯布朗.斐波那契分析[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06）.
黄金法则论文篇4
【摘要】
《千金要方》中外感热病学术 内容 丰富，收集了唐以前《小品方》、《阴阳大论》、《伤寒论》、华佗、王叔和等医籍与医家有关外感热病的学术思想与临床诊疗经验，并在继承前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进行阐发，内容丰富，颇具学术特色。
【关键词】 《千金要方》 外感热病 学术特色
《千金要方》中的外感热病内容主要见于卷九、卷十。该书广泛收集了唐以前医家有关 治疗 外感热病的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内容包括如伤寒、百合、狐惑、黄疸、温疟等，治疗 方法 涉及汗法、吐法、下法、针法、灸法及各种外治法等，载方剂250余首，剂型有丸、散、膏、酒、汤等，内容十分丰富。本文就其外感热感学术特色作一探讨。
博采群经学说
《千金要方》广泛收集了唐以前的医学 文献 ，反映了孙氏渊博的学识和认真的治学态度，其中卷九收录了《小品方》、《阴阳大论》及华佗、王叔和等人有关外感热病的学术思想。
1.《小品方》外感病学说
《卷九·伤寒例》引用了陈延之对外感热病的认识：“古今相传，称伤寒为难治之疾，时行瘟疫是毒病之气，而论治者不判伤寒与时行瘟疫为异气耳，云伤寒是雅士之辞，天行温疫是田舍间号耳，不说病之异同也。考之众经，其实殊矣，所宜不同，方说宜辨，是以略述其要。”［1］认为外感热病有其不同的分类，因而在《小品方》中将外感热病分为“冬月伤寒”、“春夏温热病”、“秋月中冷”（疟疾）等论治，涉及的病证有伤寒、温病、天行、温疫、暑病、时行、冬温、湿热、热毒、疟疾等［2］。《千金要方》收集此段论述，记录了南北朝有关外感热病的学术资料。
2.华佗伤寒学说
《卷九·伤寒例》记载了华佗的伤寒学说，曰：“夫伤寒一日在皮，当摩膏火灸之即愈。若不解者，二日在肤，可依法针，服解肌散发汗，汗出即愈。若不解，至三日在肌，复一发汗即愈。若不解者，止勿复发汗也。至四日在胸，宜服藜芦丸，微吐之则愈……五日在腹。六日入胃，入胃乃可下也。若热毒在外未入于胃而先下之者，其热乘虚入胃，即烂胃也。然热入胃要须下去之，不可留于胃中也。胃若实热为病，三死一生皆不愈。胃虚热入烂胃也。其热微微者赤斑出，此候五死一生。剧者黑斑出者，此候十死一生。”［1］这是华佗对伤寒病发生、 发展 由表及里、由浅入深过程及其治法的归纳 总结 。此外，还收载了华佗治疗伤寒病的各种治法及方剂等。华佗论治伤寒，有一套独特的辨证论治体系，它不同于《素问·热论》的热病，也不同于仲景《伤寒论》的六经辨证体系，而是依据人体的大体解剖部位作为病位及辨证纲领，尽管还不够完备，却反映了华氏独特的学术思想。由于华佗的医书已佚，此段文字成为后人 研究 华佗学术思想的珍贵资料，对后世中医外感热病 理论 与临床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王叔和伤寒学说
《卷九·伤寒例》记载了王叔和有关外感热病的学说，曰：“夫伤寒病者，起自风寒，入于腠理，与精气分争，营卫痞隔，周行不通，病一日至二日，气在孔窍皮肤之间，故病者头痛恶寒，腰背强重，此邪气在表，发汗则愈。三日以上气浮在上部，填塞胸心，故头痛胸中满，当吐之则愈。五日以上气沉结在脏，故腹胀身重，骨节烦疼，当下之则愈。明当消息病之状候，不可乱投汤药，虚其胃气也……”［1］又曰：“夫阳盛阴虚，汗之则死，下之则愈。阳虚阴盛，下之则死，汗之则愈。夫如是则神丹安可以误发，甘遂何可以妄攻。虚盛之治，相背千里，吉凶之机，应若 影响 。然则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以亡。若此阴阳虚实之交错，其候至微，发汗吐下之相反，其祸至速，而医术浅狭不知不识，病者殒没，自谓其分。至令冤魂塞于冥路，夭死盈于旷野，仁爱鉴兹，能不伤楚。”［1］从内容看，不同于《伤寒论》的六经辨证体系，而是源于华佗的伤寒学说，反映了当时医家在外感热病方面的不同学术思想。
此外，《千金要方》还收载了《阴阳大论》关于伤寒、温病、暑病等四时病及时行病等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广收群方治法
《千金要方》作为一部大型综合性医书，收集了唐代以前的大量方剂，其中不乏治疗外感热病的方剂以及医家独特的治疗方法。
1.收集医方
孙思邈十分推崇张仲景的学术思想，指出“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俊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钻仰。”［3］认为“其方行之以来，未有不验。”“方虽是旧，弘之惟新。”因而《千金要方》卷九、卷十收集了《伤寒杂病论》中的十余首方剂，使仲景方得以保留并发扬光大。除此之外，《千金要方》还收集了唐以前医家的方剂，如华佗的藜芦丸、神丹丸、六物青散、赤散等，葛洪《肘后备急方》的太乙流金散、虎头杀鬼丸等，陈延之《小品方》的诏书发汗白薇散、萎蕤汤、漏芦连翘汤等。以及崔文行解散、雄黄散、青膏、黄膏、白膏、度瘴发汗青散、乌头赤散、水解散、六物解肌汤、解肌升麻汤、葛根龙胆汤、七物黄连汤、三匕汤、五香麻黄汤、雪煎、生地黄汤、水导散、大青汤、苦参汤、凝雪汤、栝楼汤、芦根饮子、苦参散、蜀漆丸、恒山汤等。
上述方剂大多为前人所创，也不排除孙氏在前人基础上的发挥与创造。这些方药丰富了中医学对外感热病的治疗方法，可以补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不足，对后世医家，尤其是温病学家大量 应用 清热解毒法治疗外感热病有着重大启示和深远影响。
上述方剂在治法方面涉及到了汗、吐、下、清等法，且既有内治法又有外治法，剂型方面有汤剂、丸剂、散剂、膏剂、酒剂等，可谓丰富多彩，并且记载了当时用作外治的摩膏，如青膏、黄膏、白膏等，为今人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2.采撷治法
《千金要方》除了收集唐代以前大量方剂外，对于外感热病的治疗方法也注意收载，如《伤寒论》“春夏宜发汗”、“春宜吐”、“秋宜下”等外感热病治法。此外，还注重收集医家的独特疗法，如《卷十·伤寒下》收载了晋代医家阮炳对外感热病的治疗方法，其载：“凡除热解毒，无过苦酢之物，故多用苦参、青葙、艾、栀子、葶苈、苦酒、乌梅之属，是其要也。夫热盛，非苦酢之物不解也。热在身中，既不时治，治之又不用苦酢之药，如救火不以水，必不可得脱免也。”体现了阮氏苦酢清热的用药特点。此法取自《素问·至真要大论》“酸苦涌泄为阴”之意，不失为清热救阴之法，并为后世医家所效仿。
《千金要方》还记载了晋代医家张苗的蒸汗法［1］，认为诸病发热、恶寒、脉浮洪者，便宜发汗，可用烧地布桃叶蒸汗的 方法 发汗，汗出后用温粉粉之，使极燥便愈。此法源于晋代医家支法存，后阮炳及唐代许胤宗等均仿效并发挥而取得良好效果。
五脏论治阴阳毒
阴阳毒仲景已有论述，《千金要方》在此基础上又有阐发，将阴阳毒从五脏论治， 内容 见《卷九·辟温》篇。其曰：
治肝腑脏温病阴阳毒，颈背双筋牵，先寒后热，腰强急缩，目中生花方（桂心、白术、芒硝、大青、栀子、柴胡、石膏、生姜、生地黄、香豉）。
治肝腑脏温病阴阳毒，先寒后热，颈筋挛牵，面目赤黄，身中直强方（元参、细辛、栀子、黄芩、升麻、芒硝、石膏、车前草、竹叶）。
治心腑脏温病阴阳毒，战掉不安，惊动方（大青、黄芩、栀子、知母、芒硝、麻黄、元参、石膏、生葛根、生地黄）。
治脾腑脏温病阴阳毒，头重颈直，皮肉痹，结核隐起方（大青、羚羊角、升麻、射干、芒硝、栀子、寒水石、元参）。
治肺腑脏温病阴阳毒，咳嗽连续，声不绝，呕逆方（麻黄、栀子、紫菀、大青、元参、葛根、桂心、甘草、杏仁、前胡、石膏）。
治肺腑脏温病阴阳毒，热暴气，斑点方（栀子、大青、升麻、芒硝、葱须、豉、石膏、生葛）。
治肾腑脏温病，身面如刺，腰中欲折，热毒内伤方（茵陈蒿、栀子、芒硝、苦参、生葛、生地黄、石膏、葱白、豉）。
有关五脏阴阳毒的内容也见于《千金要方》“脏腑”篇章，记载了五脏在不同季节出现的阴阳毒病证，分别名为“青筋牵病”（肝）、“赤脉拂病”（心）、“黄肉随病”（脾）、“白气狸病”（肺）、“黑骨温病”（肾），并记载了扁鹊对上述病证的 治疗 方法，如青筋牵病，“灸肝肺二俞，主治丹毒牵病，当依源处治，调其阳，理其阴，脏腑之疾不生矣。”
有学者认为，上述内容“是唐代以远的古代医学之说”［4］。笔者认为，《千金要方》在收集、继承的基础上又有发挥。在五脏阴阳毒病证临床表现方面，《千金要方》的归纳较前人更全面、完整。在治疗方面，扁鹊提出了根据病源调阴阳的治疗原则及灸法，《千金要方》则具体提出了药物。这体现了《千金要方》对发斑性外感热病的重视，是唐代对发斑性外感热病治疔经验的 总结 ，对后世有一定的 影响 ，如宋朝庞安时《伤寒总病论》［5］、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6］对于阴阳毒从五脏论治在孙氏基础上均有发挥，由上可见，唐以远有关五脏阴阳毒的学术内容赖《千金要方》得以保存，而孙思邈在此基础上又有发挥。是十分珍贵的资料，值得进一步 研究 。
《千金要方》还论述了温风病、劳复、百合、狐惑、黄疸、温疟等外感热病的证治，并主张通过内服药物、环境消毒等方法预防疾病，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重视妇幼之殊
《千金要方》卷二、三、四的《妇人方》及卷五《少小婴孺方》论述了妇幼外感热病的内容，孙氏十分注重妇人、婴儿的特殊体质，因而处方用药别具特色。
《卷二·妊娠诸病·伤寒》篇对妊娠伤寒进行了论述，提出了治疗妊娠伤寒的方剂。如治妊娠伤寒、头痛壮热、肢节疼烦方（石膏、前胡、栀子仁、知母、大青、黄芩、葱白），治妊娠头痛壮热、心烦呕吐、不下食方（生芦根、知母、青竹茹、粳米），治妊娠伤寒服汤后，头痛壮热不歇，宜用此拭汤方（麻黄、竹叶、石膏末），治妊娠伤寒方（葱白、生姜）等，《卷二·妊娠诸病·疟病》提出了治妊娠患疟汤方（恒山、甘草、黄芩、乌梅、石膏）。方中凡用石膏者均在八两以上，说明孙氏对于妊娠伤寒不避辛寒清热。《金匮要略·妇人产后脉证并治》篇治疗妇人产后“乳中虚，烦乱呕逆”［7］的竹皮大丸亦用石膏清热，可见孙氏对仲景思想的继承 发展 ，而对后世医家也多有所启发，如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也提到妇人产后“若确有外感实热，他凉药或在所忌，而独不忌石膏”［8］。此外，《卷十·伤寒方下·劳复》篇还论述了妇人阴易病等。
《卷三·中风》指出：“凡产后角弓反张，及诸风病，不得用毒药，惟宜单行一两味，亦不得大发汗，特忌转泻吐利，必死无疑。”认为妇人产后元气大伤、体质虚弱，治疗当谨慎用药，以免进一步损伤正气。孙氏治疗产后中风的方剂大都以驱邪与扶正并用，以达到驱邪而不伤正的目的。如治在蓐中风，背强不得转动的甘草汤，以麻黄、葛根解表发汗，黄芩清热解毒，杏仁肃肺利气，川芎活血化瘀，再以干地黄、麦冬、栝楼根养阴生津，并以甘草补气、调和诸药。篇中诸如此类方剂比比皆是、不可胜数。
《卷五上·伤寒》指出：“夫小儿未能冒涉霜雪，乃不病伤寒也。大人解脱之，久伤于冷，则不论耳。然天行非时之气，其亦得之，有时行疾疫之年，小儿出腹便患斑者也。治其时行节度，故如大人法，但用药分剂少异，药小冷耳。”认为小儿一般不病伤寒，但如果天行非时之气，则小儿易感时行疫疾，其治疗方法与大人相同，但由于小儿身体弱小尚未发育完整，生理机能也未完善，因此，药物剂量有异，用药剂量与大人的剂量相比应当小，服用时药汤温度不可过热。因此《卷五·少小婴孺方》中所载汤剂处方剂量大都以铢为单位，很少有单味药物剂量超过一两的，反映了孙氏治疗小儿外感病的特点。
【 参考 文献 】
1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173，174.
2 陈延之著，高文柱辑校.小品方辑校［m］.天津：天津 科学 技术出版社，1983：45～61.
3 钱超尘.千金翼方诠译［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5：453.
4 王永谦.试论《千金要方》的脏腑温病［j］.陕西中医，1987，8（3）：126.
5 浠水县卫生局.《伤寒总病论》释评［m］.湖北：湖北科学技术出 版社，1987：265～272.
6 陈 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72～74.
7 李克光.金匮要略讲义［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244.
黄金法则论文篇5
【关键词】货币流动性 国际黄金价格 影响分析
近年来国际黄金价格波动剧烈，很大程度上是受国际货币流动性变动的影响。那么货币流动性对国际黄金价格的影响究竟如何？本文将就此问题进行分析。
一、货币流动性概念阐释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流动性是指某种资产快速变现的能力，某种资产快速变现能力越强，则流动性越强。对于货币流动性的概念，学术界没有给出权威的定义，综合研究多家观点，笔者认为货币流动性主要分为狭义和广义的角度，从狭义上来讲，货币流动性是指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数量，央行发行的货币数量越多，流动性则越大；从广义上来讲，货币流动性是指一国的利率水平，利率水平越高，货币流动性越大。在理论分析中，货币流动性指标主要采用M/GDP指标来度量，即货币供应量与一国国内生产总值之比。
二、流动性理论概述
主流经济学对流动性对资产价格影响的理论研究主要分为货币数量论和货币传导论，这些理论选取某经济体货币供应量作为衡量货币流动性的指标。由于数据选择的不同，计算方法存在的差异，不同的理论得到的结论也不大相同。下面本文就流动性理论进行简要概述。
（一）货币数量论
货币数量论以费雪方程式为理论基础，其基本内容为货币供应量对物价起决定性作用，在货币流动速度既定的情况下，当货币供应量增加时，物价水平上升；当货币供应量下降时，物价水平下降。费雪方程的基本表达式为：MV=PT，其中M代指货币供应量；V代指货币流通速度；P代指物价水平；T代指交易量。综上，该公式可以表达为货币供应量与货币流通速度的乘积等于物价水平与交易量的乘积。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费雪方程越来越难以反映实体经济的运行，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修正。修正如下，货币不仅能够满足商品流通的需求，也能够满足资产交易的需求，因此经济学家在费雪方程式中加入新的代表资本市场对货币需求的变量，即MV=PT+S，其中S代指除商品以外的资本市场对货币的需求，我们称其为修正后的费雪方程式。修正后的费雪方程式将货币供需分为两个部分，商品市场对货币的需求和资本市场对货币的需求。根据修正后的费雪方程式，当V和T不变时，M增加，如果P保持既定水平，那么S必然增加。这就表明，当商品价格保持稳定，货币供应量增加，货币会流向资本市场，导致资产价格上升；反之，则导致资产价格下降。
（二）货币传导论
1.托宾Q理论。在研究理论变化和国民收入变化关系时，经济学家托宾将参数“q”引入研究中，q代指企业资本价值与其重置成本之比。在参数q计算中，分子为企业在资本市场中的价值，分母为企业的基本价值，即其重置成本。当q值大于1时，表示企业重置成本比资本市场价值低，当q值小于1时，表示企业重置成本币资本市场价值高，等于1时，则二者相等。当货币供应量下降时，实体经济运行中对货币需求会增加，银行利率则上升，投资者对股票的需求下降，股市资本会流向银行，导致股票价格下跌，q值进一步减小，进而导致投资进一步减小，产出下降。
2.生命周期理论和财富效应理论。该理论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是由其一生的收入所决定，而不是由短期的收入所决定，所以其消费均匀地分布在其一生中。金融资产是消费者一生财富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其一生的消费决策。因此，当货币供应量增加使得利率下降，从而对资产需求增加时，资产价值上涨，资产价值上升影响着消费者的财富收入，消费者的财富收入相对增加，使得其消费增加，进而导致国民收入增加。
3.单纯相关论。弗里德曼认为货币同股票、债券、房地产等资产一样，只是资产的一种形式，由于金融资产具有可替代性，所以超额的货币供给可以用适当的方法予以完全消除。作为资产的一种，货币可以被投资到实际资产市场中，当利率下降时，货币投资收益相对下降，资本会流入实际资产市场中，导致实际资产价格上升，资产收益上升，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在新的产出水平下达到均衡。
三、货币流动性对国际黄金价格的影响分析
（一）货币理论解释
货币理论持有者认为货币政策从本质上决定了货币流动性，通过货币传导机制影响着货币流动性。当经济体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时，货币供给量增加，对货币的需求相对减少，短期利率水平下降，进而长期利率水平下降。利率水平下降导致货币投资收益下降，资产投资收益则相对上涨，进而导致大量资本流入资产市场，引起资产价格上涨，黄金作为一种资产，其价格也随之出现上涨；反之，货币供给量减少，利率水平上升，对货币的需求增加，货币投资收益相对上升，资产投资收益相对下降，黄金价格则下降。
（二）S―LM理论解释
从IS―LM理论模型来看，价格水平由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共同决定，当代表货币市场的LM曲线向右移动时，利率水平势必会呈现下降趋势，由于资产价格与利率水平成反比，理论下降，资产价格必然会呈现上升趋势，即货币流动性增加导致资产价格出现上涨，黄金作为投资资产，其价格必然同样会出现上涨趋势。反之，若LM曲线向左移动，利率水平出现上升趋势，资产价格相反会出现下降趋势，即货币流动性减少导致资产价格出现下降，黄金价格同样呈现下降趋势。
（三）货币数量论解释
修正后的费雪方程MV=PT+S表明，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共同受到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即货币供应量同时影响着两个市场。货币不仅需要满足商品市场需求，还需要满足资本市场需求。实体经济价格水平保持不变时，当货币流动性高于经济发展需求时，资产价格就会上升，国际黄金价格势必会呈现上升趋势；当货币流动性低于经济发展需求时，资产价格就会下降，国际黄金价格势必同样呈现下降趋势。从近百年来发生的国际经济危机情况来看，多次经济危机都出现了物价相对稳定而资产价格飞速增长的状况。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理论界对货币流动性对资产价值的影响基本达成共识，即货币流动性通过利率等传导机制直接或间接影响着资产价格。当货币发行量增加，流动性增加时，大量资金会流向股票、债券、房地产市场等各类金融资产，从而推动资产价格上涨；当货币发行量紧缩时，大量资产会退出资本市场，资产价格下降，宏观经济呈现不景气状态。黄金作为投资性金融资产，其价格同样受货币流动性的影响。当国际货币流动性过剩时，投资国际黄金市场的货币增多，国际黄金价格必然会出现大幅上涨趋势；当国际货币流动性紧缩时，投资国际黄金市场的货币减少，国际黄金价格则会出现大幅下降趋势。
基金项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资助项目――货币流动性对国际黄金价格影响的研究”部分研究成果。
黄金法则论文篇6
关键词：杏仁；经方；功用
中图分类号：R282.7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7)07－1500－03
杏仁味甘性平，无毒，入肺、大肠二经。其主要功用为止咳平喘，润肠通便。现代药理研究：苦杏仁含有苦杏仁苷30％，脂肪油30％，甜杏仁含有苦杏仁苷0.11％，但脂肪油较丰富，约50％以上。故镇咳力以苦杏仁为优，润燥功能又以甜杏仁为佳。本品在《伤寒论》、《金匮要略》方剂中，共见34处，即麻黄汤、麻黄加术汤、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桂枝二麻黄一汤、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加厚朴杏子汤、麻黄杏仁甘草汤、苓甘五味加姜辛半夏杏仁汤、苓甘五味加姜辛半杏大黄汤、茯苓杏仁甘草汤、厚朴麻黄汤、大青龙汤、小青龙汤、大陷胸丸、大黄(庶／虫)虫丸、麻子仁丸、薯蓣丸、矾石丸、文蛤汤、还魂汤、古今录验续命汤及走马汤等23个方之中，具体功用如下。
1 宣肺平喘
仲景用杏仁于麻黄汤、桂枝加厚朴杏子汤、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三方中，主要是宣肺平喘。这3个方证中都有喘。杏仁在此三方中虽然都可以平喘，但其所配伍的药物不同，而其它症状也有差异；如在麻黄汤中。杏仁主要是与麻黄桂枝甘草相配伍，则可开肌解表而发汗，因此它所治疗的是表寒实证时所发生的喘，杏仁在这里开肺宣表而治喘。在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中以杏仁利肺气以定喘，配麻黄解肌表以散热，石膏清肺胃之热，甘草和之，以治内热自汗而喘者。伤寒化热之后，其邪尚未离于肺者，可以用此方清解之。对风湿伏邪诸证。其邪蕴郁于肺者，亦可以此方疏散之，实际是治上焦热病之良剂，桂枝加厚朴杏仁汤中取杏仁以平喘，配厚朴以降利肺气，其治喘药力更强。总之，麻黄汤之喘为肺气不畅。肌表壅闭所致；而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之喘，为肺家热证之喘；桂枝加厚朴杏仁汤之喘，为太阳表病未解而下之，则使其肺气不得宣发而喘。不论喘的病因如何，只要配伍得当，杏仁都可以使用。这是杏仁治喘在《伤寒论》中明文所载。
另有小青龙汤证，如表寒里饮俱盛者，除发热恶寒、身疼痛等表证外，还可见到胸痞、干呕、咳喘等症，小青龙汤证的正文中有：“或喘者”的论述，但小青龙汤的原方中没有杏仁，而在加减法中说：“若喘者去麻黄加杏仁”。这都提示杏仁，不论对表实之喘，肺热之喘，肺实气逆作喘或痰饮作喘等，均有平喘之功，若与厚朴同用又可增强其理气平喘之功。
2 开肺疏表
桂枝麻黄各半汤小发其汗，以除表邪，此证既有表实又有表虚，单用桂枝汤，则表实不解；单用麻黄汤则表虚愈虚，造成实实虚虚之弊，故两方合用，杏仁在此方中助麻黄、桂枝开肺疏表，以治表之虚实夹杂症。桂枝二麻黄一汤证与上证都是表证之虚实夹杂者，形如疟一日再发者，为邪气客于营卫之间，但上条为虚实各半，而此条为虚多实少，故用“桂枝二”以治表虚，用“麻黄一”治表实。此方用杏仁也是开肺疏表助麻、桂以理气宣肺透表为用。
3 疏表退黄
麻黄连翘赤小豆汤证为伤寒瘀热在里，身必发黄者，因其人经络素有湿热汗出不尽，又为瘀热所致，迫其湿热为蒸，而遍身均发黄色。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方中杏仁配麻黄通络肌表之壅滞，配连翘泻经络之积热，配赤小豆利经络之水湿。配梓根、白皮能除肌表之湿热，配姜枣调营卫之不和，以行诸药之气于肌腠，配甘草以安太阴，助太阴之气，使之排泄而去。杏仁在本方中的主要作用是开利肺气，助麻黄疏肌表，使邪从表除以退黄疸。
4 利气消饮
《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用桂苓五味甘草去桂加干姜细辛半夏汤治疗“支饮”时日：“水去呕止，其人形肿者，加杏仁主之。”此条是加杏仁以治“其人形肿”服桂苓五味甘草去桂加干姜细辛半夏汤后，“水去呕止”，是里气转和，但表气未宣，肺气不行，凝聚不通所致“形肿”，可与前方中加杏仁一味，继续清理余邪，是取其宣利肺气，气化则饮消，形肿亦可相继而愈。更加茯苓、甘草、细辛、五味子、干姜等药合用，共奏利气消饮治肿之效。
5 破童降逆
《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病脉证治》云：“胸痹、胸中气塞，短气，茯苓杏仁甘草汤主之”。本条所述为“胸中气塞”以治短气呼吸迫促之证，多为痰饮停于胸膈，痹塞胸阳，用茯苓杏仁甘草汤，方中杏仁破壅而降逆。配茯苓祛湿而消满；配甘草补中而培土，上药合用共奏宣肺化饮，破塞降逆而治胸痹胸中痹塞短气。
6 解肌除湿
《金匮要略・痉湿喝病脉证治》云：“湿家身烦疼，可与麻黄加术汤发其汗为宜，慎不可以火攻之”。本条为湿邪在表。其症“身烦痛”用麻黄加术汤。可知本证必挟风寒之邪，且常可兼见发热，恶寒无汗等表证，表证当从汗解，而湿邪又不宜过汗，故用麻黄加术汤治疗。肺合皮毛，故以方中杏仁开肺气除表邪，配白术麻黄既能通过发汗以除在表之湿邪，又能并行表里之湿而防止过汗，故在服法中强调说明，“覆取微似汗”，使之缓缓而解，在本篇接着又谓：“病者一身尽痛、发热，日晡所剧者，名风湿，此病伤于汗出当风，或久伤取冷所致也，可与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此条和上条相同之处都是风湿之邪郁在肌表，而相异之处则此条风邪为甚。在症状上亦很相似，但程度上又有所不同。本条身疼等表证较轻，所以方剂用量很小，在病情特点上，本证日晡发热增剧，日晡属阳明。有化燥化热的倾向。所以方中不用桂枝、白术而用薏苡仁。风湿在表可以汗解，但发汗必须得法，纵有表实无汗之证，用发汗药只可使其微微汗出为度，不可如水淋漓。以上两方，麻黄加术汤中的白术用量多于麻黄，是正欲其得汗而不致过汗，至于麻黄杏仁薏甘汤，全方用量极轻，甘草又倍于麻黄，更属微汗之剂，方中杏仁在此与麻黄相伍，既能缓和麻黄峻发其汗，又能助麻黄由汗解去在表之风湿，配薏苡仁，使薏仁行湿之力达于表，使方中诸药祛风胜湿，邪从肌表而除之功。
7 润肠通便
《伤寒论》247条和《金匮要略・五脏风寒积聚脉证并治》均云：“趺阳脉浮而涩，浮则胃气强，涩则小便数，浮涩相搏，大便则(硬)坚，其脾为约，麻子仁丸主之。”这两条文字大致相同，只《伤寒论》说“大便则硬”。《金匮要略》云：“大便则坚”，两条文重复，脉浮为阳盛，脉涩为阴伤，小便多数；阳盛阴伤，则胃肠津液枯竭，则大便坚硬秘结，名为脾约。方中之杏仁人肺与大肠，而又甘润，故能润燥，治便难，配麻子仁之多脂更助润肠通便之功，配枳实、厚朴则顺气行滞，配大黄既能通下又能泄热。以上诸药合用共奏润肠通便之功。
8 理气开郁
《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曰：“虚劳诸不足，风气百疾，薯蓣丸主之。”本条所述是虚劳病人气血虚损，易被病邪所侵袭之证。尤在泾曰：“虚劳证多有挟风气者，正不可独补其虚，亦不可着意去风气”。因为补虚则恋邪，攻邪则伤正，此时正确治法，应该是寓驱邪于补正之中，使正气复而邪气去。且人身元气，主于肺而根于肾，若已经亏损，则不易恢复，必赖后天水谷之气以资生长，又因脾胃为气血营卫之源，气血亏损，非饮食不能恢复，所以治此证，必以调理脾胃为主，故方中用薯蓣丸专理脾胃为君，更要益气调中，用白术、人参、茯苓、干姜、豆黄卷、大枣、甘草、神曲等药，调中益气以治水。此外还要治血气亏损之标，药用当归、川芎、白芍。干地黄、麦门冬、阿胶等养血滋阴之品，更防病邪乘虚所袭，而用柴胡、桂枝、防风祛风以散邪，方中之杏仁主要是理气开郁调理气机，疏通诸药，而桔梗、白蔹更助杏仁理气开郁之力，杏仁人肺，而开肺气，一旦元气虚损，则肺气郁闭，虽有以上诸药调补，而元气亦难恢复，所以杏仁在此起到理肺气，开郁闭的重要作用，使肺利则元气得复，诸证自愈。
9 润心养血
《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曰：“五劳虚极赢瘦，腹满不能饮食、食伤、忧伤、饮伤、房室伤、肌伤、劳伤、经络荣卫气伤。内有干血。肌肤甲错，两目黯黑，缓中补虚，大黄廑虫丸主之”。此条为五劳虚火久蒸，使经络内结而成干血，瘀滞不通，即或有新生之血，亦不得畅茂调达，唯有日渐赢瘦，而致毙命。方中若以杏仁的角度来讲，杏仁配大黄能从胃络中宣瘀润燥；配黄芩以清肺卫；配桃仁则活血而补肝虚；配生地滋肺肾之燥；配干漆能破脾胃关节经络之瘀血；配虻虫以破阳分之瘀血，配水蛭入阴分以逐瘀；配蛴螬去两胁、下元之坚血；配(庶／虫)虫破坚通络而行阳；配芍药、甘草敛肝扶脾而解药毒。可见杏仁在此方中主要功能是润心营、养血脉以治虚劳诸不足。心营得润，则新生之血畅茂调达，故经络中之瘀血可去，气血自可恢复。
10 行水中之气
《伤寒论》131条用大陷胸丸治疗因伤寒发热误下成为结胸者，方中的杏仁主要作用是开胸理气以行水中之气，配大黄、芒硝能泻胸腹之热；配甘遂、葶苈子可行胸腹之水；配白蜜之甘缓而和润，用以治水热互结的结胸证。
除以上各方之应用杏仁外，尚有文蛤汤、古今录验续命汤、外台走马汤、矾石丸、还魂汤等，在文蛤汤中配麻黄、石膏以透发经络中伏热；配文蛤则以凉润其燥，诸药合用共奏解热止渴凉散风邪之功；在续命汤中之杏仁主要是开肺气，治咳逆气上；在走马汤中主要是助巴豆润肠通便为用；在矾石丸中配矾石以治胞宫的湿热；在还魂汤中，配麻黄、甘草以治卒死客忤之证。
综上分析，仲景用杏仁，有宣肺平喘、开肺疏表、疏表退黄、利气消饮、破壅降逆、解肌除湿、润畅通便、理气开郁、润心养血、行水中之气等功用。杏仁配桂枝以利肺气，而调营卫，配麻黄可治伤寒，寒热痰盛喘咳；配甘草能解肌表寒热，补中而培土；配生姜宣肺气，治厥逆上气痰喘；配石膏可清肺胃三焦实热，以及透发经络中之伏热；配大枣安中益气而补脾肺；配茯苓泄湿而消满；配细辛温经通窍，治咳逆上气；配半夏开郁发表，和脾胃散结而除痰；配白术、麻黄利湿发汗以除在肌表之湿，且防过汗过利之弊；配干姜又可通脉消痰下气而温中；配五味子益气生津、宁嗽消水肿；配薏苡仁开上启下以助行湿之力；配赤小豆能利经络之水湿；配梓根自皮能除肌表之湿热；配连翘能泻经络之积热；配麻子仁多脂更助润肠通便之功；配枳实、厚朴则顺气行滞；配大黄既能通下、又能泻热；配桔梗、白蔹有助于其理气开郁之力；配黄芩以清肺胃之热，配桃仁则活血补血而补肝虚。配生地以滋肾润燥，配干漆能破脾胃、关节、经络之瘀血；配虻虫人阳分以破血；配水蛭入阴分以逐瘀；配蛴螬去两胁之坚血，配(庶／虫)虫破坚通络以行阳；配芍药、甘草敛肝扶脾而解药毒；配大黄、芒硝能泻胸腹之热；配甘遂、葶苈子可行胸腹之水；配白蜜之甘缓而和调；配矾石可治胞宫之湿热等。
至于仲景使用杏仁的剂量分别有大、中、小等几种不同情况。仲景使用杏仁的最大剂量，是厚朴麻黄汤中用半升，约合今之用量为50g，分3次服，每次约合今之用量为17g左右。中等剂量。如麻黄汤中用17枚，约合今之用量24g，每次服1／3量，约合今之用量8g左右。下等剂量，如大青龙汤中用40枚，约合今之用量为14g左右，匀3次服，每次服用量约合今之用量为4．5g左右。最小剂量，如麻黄杏仁苡仁甘草汤中用10枚，约合今之量为3g左右，匀4次服，每次约合今之用量为0.75g左右。最微剂量，如矾石丸用杏仁1份，矾石3份共为末蜜丸如枣核大，每次用1枚，其量甚微。
黄金法则论文篇7
【关键词】 黄疸 血 中医发展史
现代中医黄疸理论以血为病因病机的枢纽，如关幼波先生称：“黄疸主要是湿热蕴于血分，病在百脉。所谓百脉是指周身血脉，肝又为血脏，与胆互为表里。所谓‘瘀热发黄’、‘瘀血发黄’都说明黄疸是血分受病。”(见《关幼波临床经验选》)
当代医史学者对黄疸与血相关理论的发展历史研究尚少，仅黎德安先生有过专门论述。他认为：“从来的黄疸病因，均重视邪气性质与脏腑位置，对气分、血分，则一般不涉及。尽管黄疸中也有蓄血一说，但那只是属于黄疸病理转归中的一种变化而已。时至清末，西学已经东渐，中医学界受西学影响，也开始出现不同于传统医学的某些观点，黄疸的血分说即出现于清代末年。”［1］
笔者在考察相关史料后，得出与黎先生不同的看法：黄疸血分说并非创立于清末西学影响之下，而是在明清之交从传统黄疸蓄血理论中被阐发出来。
黄疸蓄血理论建立与发展历程
黎德安先生认为：在清末之前“尽管黄疸中也有蓄血一说，但那只是属于黄疸病理转归中的一种变化而已”。事实上，传统中医对蓄血发黄认识相当深刻，已经形成了一套理法方药齐备的完整理论，并非简单的“病理转归中的变化”。
早在张仲景《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中即指出身黄与血有关：“太阳病，身黄，脉沉结，少腹硬，小便不利者，为无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证谛也，抵当汤主之。”隋·巢元方在此基础上提出“黄病候：……七、八日后，壮热在里，有血当下之法如豚肝状。”“因黄发血候：此由脾胃大热，热伤于心，心主于血，热气盛，故发黄而动血，故因名为发血。”（《诸病源候论·黄病诸候》）巢氏认为因黄而动血，黄在先而血在后。宋之前的医家延续巢氏观点，简单将血当作黄疸的病理产物，治以下法。
但到了宋金时期，这种认识有了重大变化。朱肱《活人书》（1108年）载：“然发黄与瘀血，外证及脉俱相似。但小便不利为黄，小便自利为瘀血。要之，发黄之人，心脾蕴积，发热引饮，脉必浮滑而紧数。若瘀血证，即如狂，大便必黑。此为异耳。”［2］刘完素《伤寒直格》［3］明确指出前一种为湿热发黄，后一种为发黄瘀血证。此二人将湿热发黄与发黄瘀血证并提，与巢元方的认识有别，突出了蓄血发黄的重要性。
再考察金·成无己《注解伤寒论》（1144年）：“若瘀血在里发黄者，则可下。”［4］《伤寒明理论》（1156年）：“一或身黄脉沉结，少腹硬而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又为蓄血在下焦，使之黄也。必须抵当汤下之而愈。”［5］粗看似与仲景无甚分别，但细究则可发现：前一句称“瘀血在里发黄”，是说瘀血在先，发黄在后，而后一句更为明白：“蓄血在下焦，使之黄也。”即蓄血为因，发黄为果，这种认识恰恰和巢元方相反。因此，可以说成无己最早提出蓄血也是发黄之因。中医黄疸蓄血理论的真正独立发展应从成无己开始。
明清时期瘀血（蓄血）发黄得到了进一步重视，相当多的医家将瘀血（蓄血）发黄与湿热发黄并列而论，如李《医学入门》、董宿《奇效良方》、李时珍《本草纲目》、王肯堂订补《明医指掌》等。
从诊断看，《伤寒论》称蓄血发黄为“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成无己补充为“身黄，脉沉结，少腹硬而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脉症描述清晰。从因机看，成无己认为是蓄血下焦而发黄，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1174年）认为“伤寒瘀血不解，郁发于表，发为黄疸”，明代刘纯认为蓄血发黄是“邪热传于太阳之本，小便先淋而黄，其人暴狂，内有血也，为太阳发黄本病也”，何京《文堂集验方》（1775年）［6］认为瘀血发黄“起于伤力，或因跌扑。身体发热，小便利，大便黑，脉芤涩者是”，将瘀血发黄与外伤相联系。
从治法方药看，宋元仍多以张仲景抵当汤破血逐瘀治疗蓄血发黄，宋·庞安时《伤寒总病论》认为“有血必狂，宜抵当汤；如黄病自下血，亦有自愈者。”陈无择则首创以麻黄醇酒汤治疗瘀血发黄。明清瘀血发黄治法方药发展较大，《杂病广要·内因类·黄疸》（1853年）引《本草经疏》：发黄“忌破气、闭气、下、咸、滑利、滞腻、润、燥热，有瘀血者兼忌酸寒，宜清热、利水、除湿、养胃气，有停滞者宜消积滞，有瘀血者宜行血”。龚廷贤、王肯堂、吴昆等改用桃仁承气汤治疗瘀血发黄，沈金鳌、何京等亦用此方，可使“蓄血一行，热随血泄，黄随泄减”；《医学传灯》［7］用加味柴物汤半补半消；李枝源《医学指要》（1848年）“用寒剂加行血药，下尽黑物自愈”。明清医家特别指出茵陈蒿不宜用于蓄血发黄。如《本经逢原·卷一·山草部·茵陈蒿》（1695年）：“茵陈专走气分而利湿热，若蓄血发黄，非此能治也。”沈金鳌《要药分剂》、凌奂《本草害利》等亦持此论。
元明之际的赵以德在《金匮方论衍义》［8］首次点明女劳疸与蓄血的关系，喻昌、吴谦、张璐［9］、王子接等人对此有发展。如喻昌《医门法律》对女劳疸、酒疸与血关系的分析与赵以德一脉相承：“女劳疸……正指蓄血而言也，故不治。……酒疸之黑，与女劳疸之黑，殊不相同。女劳疸之黑，为肾气所发。酒疸之黑，乃荣血腐败之色。”［10］论及硝石矾石散，喻昌认为：“因女劳而成疸者，血瘀不行，为难治矣。甚者血瘀之久，大腹尽满，而成血蛊，尤为极重而难治矣。”［10］必须用硝石“石药之悍”咸寒走血为君，才能消逐其热瘀之血。
宋代官医大量使用清热凉血的药物，犀角在《圣惠方》黄疸158方中被使用多达33次，鳖甲（清热滋阴）、羚羊角（平肝息风）等使用亦大幅增加。现代汪承柏先生认为：“历代医家对瘀热交结发黄的治疗，多有主张用犀角散等凉血活血之剂治疗者，但近世医家报道不多。近几年来用凉血活血重用赤芍治疗，收效较好。”［11］
蓄血发黄的理法方药自宋元至明清愈加齐备，是中医黄疸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血分说创立的母体。
黄疸血分说的创立
明代吴有性在《瘟疫论》（1642年）指出：“发黄一证，胃实失下，表里壅闭，郁而为黄，热更不泄，搏血为瘀。凡热经气不郁，不致发黄，热不干血分，不致蓄血，同受其邪，故发黄而兼蓄血，非蓄血而致发黄也。但蓄血一行，热随血泄，黄因随减。尝见发黄者，原无瘀血，有瘀血者，原不发黄。所以发黄，当咎在经瘀热，若专治瘀血误也。”［12］他明确用气分、血分解释蓄血发黄之病因病机，着力论证“发黄而兼蓄血，非蓄血而致发黄也”，这是对巢元方观点的回归。可以说，至迟在明末，中医已经对黄疸血分说有了较为深入的论述。这种热入血分之说，得到了清代医家喻昌、唐容川等人的继续阐发。喻昌在《医门法律》论黄疸“湿热中重加燥证”：“然燥有气血之分，猪膏煎借血余之力，引入血分，而润其血之燥，并借其力开膀胱瘀血，利其小水，小水一利，将湿与热且俱除矣。其五苓散，原有燥湿滋干二用，今人颇能用之，本草言茵陈能除热结黄疸，小便不利，用之合五苓以润气分之燥，亦并其湿与热而俱除矣。制方之妙，夫岂思议之可几哉?”“盖女劳疸，血瘀膀胱，非直入血分之药，必不能开。仲景取用虻虫、水蛭、矾石，无非此义。”但他认为不宜简单以气血分辨黄疸：“今人但云阳疸色明，阴疸色晦，此不过气血之分，辨之不清，转足误人。……夫女劳疸者，真阳为血所壅闭，尚未大损，瘀血一行，阳气即通矣。阴疸则真阳衰微不振，一任湿热与浊气败血，团结不散，必复其阳，锢结始开。”
陈念祖《金匮要略浅注》（1803年）引沈自南注：“寒湿入于血分，久而生热，郁蒸气血不利，证显津枯血燥，皮肤黄而暗晦，即为阴黄。……盖疸皆因湿热郁蒸，相延日久阴血必耗，不论气血二分，皆宜兼滋其阴，故云诸黄主之。”［13］
从气血角度分论黄疸，以清代唐容川《金匮要略浅注补正》最为透彻：“按‘瘀热以行’。一‘瘀’字，便见黄皆发于血分，凡气分之热，不得称瘀。小便黄赤短涩，而不发黄者多矣。脾为太阴湿土，主统血。热陷血分，脾湿遏郁，乃发为黄。”［14］他以湿热遏郁脾土为基础，更多强调了热陷血分乃发黄，血瘀才能发黄，对吴有性等人“非蓄血而致发黄”的观点进行了批驳，“观茵陈汤、硝石、栀子、猪膏，正治黄之方，皆治血分。惟五苓、小半夏，是治气分，然皆变法也。若茵陈诸方，乃为正法，可知黄属血分矣。”唐容川的工作是传统中医黄疸血分说最重要的总结。
从明·吴有性直到清·唐容川的成就，我们可以看出，传统中医对黄疸病因的气分、血分分析是相当明晰的。 事实上吴有性、喻昌等人的论述都是从传统蓄血理论中阐发而来，并未受到西学之影响。唐容川在论及女劳疸、酒疸时称：“知酒疸在血分，益知女劳疸亦在血分。酒疸腹满与女劳疸之腹满，皆是瘀血。”此正表明唐氏之论从蓄血发黄理论中来!
故黎德安先生所称“黄疸的血分说即出现于清代末年”似值商榷。
以血为因机枢纽重构中医黄疸理论
郭雍之毒血相搏说 宋代郭雍《仲景伤寒补亡论》（1181年）：“巢氏黄病一论，未为该通，而诸家伤寒论中多从之。夫致黄之由非一，或误下，或火熏，皆能成黄，非止寒热谷气而已。大抵寒邪中人，久不能去，变为热毒。……郁而在里，终不能散，淫邪泮衍，血脉传流。其毒之重者，遇血相搏不能胜，为之变结。或如豚肝，或如墨色，此为邪气所败之血也。无以泄其邪，则血枯而人死。其轻者鼓血而上，随衄可出；涩者因促滑气而下，随溺可去。既不能与血相搏，又不能开腠理而生汗，上不可出，下不可去，乃散于毛窍之际，已失所舍，而无可定止，进退不能，郁为至黄之色，以待汗与溺而后通。”［15］
郭雍对巢元方“有血当下之法如豚肝状”的黄病论提出质疑，阐发自己的观点，关键是指出黄疸的黄色来自邪气所败之血，并据此创立了毒血相搏致黄的病因、病机。所谓邪气，强调了黄疸的外感性和传染性，而邪气化为热毒通过血脉传流，并败血郁结成黄。这完全是一种天才的想象，比成无己、陈无择等走得更远，是以血脉为基础重构了黄疸因机理论，如果这种观点出现于近现代，也许又会被误认为是受到了西方医学理论的影响。但可惜的是，如此重要的观点竟未得到后世的重视和继续阐发。
周学海以血为中心重构黄疸理论 周学海《读医随笔》（1891年）对发黄提出了全新的解释：“黄之为色，血与水和杂而然也。人身血管、液管，相副而行，不相淆乱者，各有管以束之也。血分湿热熏蒸，肌理缓纵，脉管遂弛而不密，血遂渗出，与液相杂，映于肤，泄于汗，而莫不黄。故治之法，或汗或下，必以苦寒清燥，佐入行瘀之品，为摄血分之湿热而宣泄之也。湿热去则脉管复坚，血液各返其道，而清浊分矣。……夫血之所以旁渗者，以血既为湿所停凝，而前行有滞，气又为热所逼迫，而横挤有力，加以肌理松弛，而血因之旁渗矣。蓄血发黄，亦此理也。”［16］他依此理对阴阳黄和黑疸进行了重新阐释：“阳黄色深厚者，热盛则津液蒸腐，化为黄粘之汁，与血相映，故色厚也；阴黄色暗淡者，无根之热，不能蒸腐津液，尽化稠粘，而水多于血，故色淡也。”黑疸乃“脾肾浊气，淫溢经脉，逐日饮食之新精，亦皆为浊气所变乱，全无清气挹注，周身血管，不得吐故纳新，遂发为晦暗之黑色矣。”
周学海提出：“治中焦者，清胃疏肝，滋肾利水，即小柴胡、茵陈五苓是也；阴黄者，黄连枳实诸理中汤主之。治下焦者，滋肾补肺，不得清胃，更不得利水，滋肾丸、大补阴丸加参、芪可也，必待肺气已充，肾阴已复，始从清胃利水；若阴黄者，茵陈四逆主之。总须兼用化血之品一二味，如桃仁、红花、茜草、丹参之类。为其已坏之血不能复还原质，必须化之，而后无碍于新血之流行也。”
周学海学贯中西，将西医解剖学融入到传统中医理论中去，发展和推广了蓄血发黄和血分说。他完全以血构建黄疸理论体系，认为所有发黄都与血和血脉有关，把血与黄疸的关系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为黄疸证治理论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
近现代医家以肝胆血为中心重构黄疸理论 民国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多用胆汁溢于血中解释发黄：“此乃肝中先有蕴热，又为外感所束，其热益甚，致胆管肿胀，不能输其胆汁于小肠，而溢于血中随血运遍周身，是以周身无处不黄。迨至随血运行之余，又随水饮渗出归于膀胱，是以小便亦黄。至于大便色白者，因胆汁不入小肠以化食，大便中既无胆汁之色也。”
关幼波先生提出黄疸治疗的首要准则应为：“治黄必治血，血行黄易却。”他对黄疸与血的关系有极深刻的理解：“内蕴湿热与外界湿热、疫毒相搏并非全部都出现黄疸。若湿热仅停留在气分，甚至弥漫上、中、下焦，虽有恶心、纳呆、脘胀、身重胁痛、乏力，甚至发热等证，但一般多不会出现黄疸。而湿热瘀阻血脉才会出现黄疸。”关幼波认为：“黄疸既然是血脉受病，治黄必然要从治血入手，亦即在清热祛湿，或温化寒湿的基础上，加用活血的药物。”从他的论述可以明显看到受唐容川、周学海的影响。
汪承柏先生重视血热血瘀之病机：“正如《张氏医通》所说：‘诸黄虽多湿热，然经脉久病，不无瘀血阻滞也。’慢性活动型肝炎高胆红素血症患者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血瘀见症，血瘀又可加重病情，甚至是黄疸加深的主要病机。”胡希恕认为：“因肝喜疏泄而恶郁滞，肝病则气郁不疏，肝气久郁，则血脉凝滞而致血瘀，故令不愈，法宜祛黄中兼以疏肝，则黄去而肝炎亦治。”徐仲才认为：“黄疸病由于胆汁不循常道而侵入血分，外溢体表，患者大便反呈灰白，目、皮肤、舌苔、小便均为黄色。”任继学认为：“机体内脏肝失疏泄之能，胆失通降之力，脾失上升之性，运化无权，邪气内潜，破坏气化之枢，胆汁内瘀，渗入营血，致营血内含胆汁运行于全身。”［11］等等都是以肝胆血为中心重新构建黄疸理论体系。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现代医家用药则更为灵活：如关幼波先生用凉血活血（用药生地、丹皮、赤芍、白茅根等）、养血活血（丹参、白芍、当归、益母草等）、温通血脉（附子、桂枝等）三法。杨志一经验：“太阴阳虚血弱，归芪建中汤；厥阴阴虚血燥，滋肾养肝软坚用三甲复脉汤，调理肝脾用加味逍遥散。”这些都是对前人经验的系统化和新的重要发展。
结 语
传统黄疸理论是建立在脾胃为脏腑、湿热为因基础上的，而对血与黄疸关系的认识经过漫长时间逐步深入：从最初《伤寒论》将身黄与血联系起来，到宋金元代因注解《伤寒论》而使得瘀血（蓄血）发黄理论从湿热论中独立出来，到明清医家吴有性、喻昌、唐容川等对血分说进行了深入讨论。
我们不能否认西方医学传入对中医黄疸理论的影响，但是，更不能无视中医理论本身的发展，抹杀前代医家的独立创造能力。血分说并非创立于清代末年，而是由明代吴有性等人从蓄血理论中发挥而得，其发展并未受到西学影响。最早以血为中心重建黄疸病因病机理论的是宋代郭雍，而非中西汇通医家。但无疑，西学传入在清末以来黄疸理论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周学海、张锡纯等近现代医家受其影响，以血脉、肝胆为中心完成了对黄疸理论的重构。血在黄疸证治中的重要性被大幅提升，成为因机治方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参考文献】
1 黎德安.古代中医黄疸疾病史之研究［D］.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2001.176.
2 宋·朱 肱.活人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131.
3 金·刘完素.伤寒直格/伤寒标本心法类萃［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56.
4 金·成无己.注解伤寒论［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52.
5 金·成无己蓍，叶成炳，等主编.伤寒明理论阐释［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205.
6 清·何 京.珍本医书集成·文堂集验方［M］.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6：51.
7 清·陈德求.珍本医书集成·医学传灯［M］.上海：上海科技出 版社，1985：35～37.
8 明·赵以德，清·周扬俊.金匮玉函经二注［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1687.
9 清·张 璐.明清中医名著丛刊·张氏医通［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5：226.
10 清·喻 昌.医门法律［M］.上海：科技卫生出版社，1959：254～256.
11 单书健.古今名医临证金鉴·黄疸胁痛臌胀卷(上)［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201～202，157，164，203，154.
12 明·吴有性.中国医学大成·瘟疫论［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19.
13 清·陈念祖.金匮要略浅注［M］.上海：科技卫生出版社，1958.138～139.
14 清·唐容川.唐容川医学全书·金匮要略浅注补正［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475.
15 宋·郭 雍.仲景伤寒补亡论［M］.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59：119.
16 清·周学海.读医随笔［M］.南京：江苏科技出版社，1983：169～171.
黄金法则论文篇8
关键词： 病毒性肝炎 中医 辨证论治 体会
现代医学所称的“病毒性肝炎”在祖国医学文献中无此病名记载，但从本病的病变过程中所出现的主要临床表现来看，则属实于中医学“湿温”、“黄疸”、“胁痛”、“积聚”、“症瘕”范畴。
1 对“病毒性肝炎”中医病因病理的认识
祖国医学认为“湿温”、“黄疸”多由外感温热病邪所致，其发病常与饮酒、情志、劳倦、素体等有关。诚如薛生白《湿热病篇》说：“太阴内伤，湿饮停聚，客邪而至，内外相引，故病湿热”。吴鞠通《温病条辨》更明确指出：“夏多胆病，湿热气蒸，外干时令，内蕴水谷”。说明了“湿温”、“黄疸”的病因及发病原理。历代医家大都将湿热、疫毒、饮食不节等作为黄疸的主要病因。如《内经》、《金匮要略》、《伤寒论》、林佩琴《类证治裁》等典籍都明确记载了黄疸的病因病理。病理变化，其主要在脾、胃、肝、胆，并影响其它脏腑，从而产生一系列全身性的变化，总之，湿热疫毒蕴结脾胃，薰蒸肝胆，以及肝脾（胃）不和为本病的主要病理变化。诸证临床，湿热蕴结，熏蒸肝胆，多见于“病毒性肝炎”的急性期，故以黄疸、发热及脾胃见证为常见；肝脾不和则是慢性期的主要病理，故以胁痛及脾胃见症为主。
2 中医辨证分型及治法
祖国医学则以辨证论治为主，但为了便于临床掌握，结合本病诸阶段的临床表现，不外湿热交阻,热毒内陷，肝郁气滞，肝肾阴虚，脾胃不和等五种主要情况。但也有相兼出现或不够典型的，因此，在临床上必须辨证，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灵活掌握，诊疗上根据不同的证型拟定不同的治疗方法。
2.1 湿热交阻
此种证型，多见于急性黄疸型、迁证型及慢性肝炎活动期。治法：以清热利湿，解毒退黄为主，随湿与热之偏盛及有无兼挟证的不同，予以加减变化。方药：茵陈退黄汤（自定名）加减化裁，（茵陈、虎杖、黄枝子、郁金、藿香、厚朴、海金沙、车前仁）。
2.2 热毒内陷
此型多属重症肝炎范围。治法：以清热解毒，化浊开窍为主；方药：以茵陈蒿汤合神犀丹加减（茵陈、黄栀子、犀角、大黄、黄芩、连翘、银花、菖蒲、郁金、板兰根、紫草、生地、玄参、胆草）。
2.3 肝郁气滞
此型病人多见于无黄疸型肝炎及部分迁延型肝炎。治法：疏肝解郁，和胃理气为主。方药：柴胡疏肝散加减（柴胡、白芍、枳壳、丹参、炒香附、郁金、茯苓、甘草）。
2.4 肝肾阴虚
本型常见于迁延性或慢性肝炎、或有早期肝硬化趋势者。治法：以养阴柔肝为主。方药：一贯煎加减（明沙参、生地、当归、枸杞子、金铃子、丹参、麦冬、白芍、淮药、谷芽）。
2.5 脾胃失调
急性肝炎恢复期及慢性肝炎常见此种症型。治法：以健脾益气、调肝和胃为主。方药：用参苓术草汤加味（砂仁、木香、鸡内金、茯苓、泡参、麦芽、丹参、白术、甘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