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年代范文

黄金年代范文第1篇

近十年来，黄金堪称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投资商品之一。自2000年的每盎司250美元左右上涨到2011年的最高点每盎司1921.15美元，涨幅超过6倍。即便到了2013年，黄金价格也仍在1600美元左右徘回。

许多人开始认为黄金就像房地产一样，只会涨不会跌，但是也许就在今年末，黄金年代将要正式告终。跌幅近50%

从过去30年的黄金价格与美元指数走势来看，两者存在着一定的反向走势关系。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当下的情形，与1995年美元指数开始持续攀升时的形势几乎如出一辙。那么不妨先来看看从1995年至2001年的6年间，美元指数是如何持续攀升直至重返历史高点的。

简单来说，就是1980年代造成美元弱势的条件已不存在。在产业方面，美国虽然在汽车业输给了日本，却靠着计算机革命与网络革命，让美国的生产力大幅度提升。

而美苏冷战于1991年结束，美国不再需要在全世界大量布军，也无须再同苏联进行军事竞赛，财政问题逐渐改善，到2000年美国甚至还出现了财政盈余。

而1994年启动的升息循环，更提升了美元的相对价值，联邦准备利率由1994年的3%，调升到2000年的6.5%。

综上各种因素，让美元重回国际投资人的怀抱，而相较于没有利息的黄金来说，美元的投资价值已经逐渐浮现，2000年时黄金的价格为每盎司250美元，与1985年左右的高点500美元相比，跌幅将近50%。似曾相识

同样的现象很可能将在今年底重演。

在产业方面，美国的网络革命与页岩气革命改变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模式。

观察美国的产业变化，你会发现1990年代带领美国成长的计算机相关产业已经不再是市场关注的焦点。IBM在2004年将个人计算机事业卖给了联想，苹果在2007把公司名称由苹果计算机改成苹果，这些都显示，个人计算机已经不再是科技主流，美国靠的是谷歌、脸书、亚马逊这类网络企业进一步提升美国的生产力。

而页岩气革命更是开启了美国的新工业革命。美国近几年的批发电价下跌了50%以上，这让美国的制造业有相当大的生产成本上的优势，这也是为什么陆续有制造业要转移回美国的原因。

另一个会影响到的就是天然气相关制品，例如乙烯或是氮肥都可采用天然气生产。这也是为什么台湾的台塑集团会大动作地释股并且扩大美国投资规模，因为美国每吨乙烯仅500多美元，几乎是亚洲市场的一半。

钢铁产业也是一样，过去业者将铁矿砂精炼成钢的过程多半使用煤炭，不过有另一种技术可以采用天然气来代替煤炭。虽然这样的技术在30年前就已经存在，但过去的天然气价格太高，因此这一技术并没有实质上的效益。而页岩气革命后，以此技术冶铁比传统高炉碳炼钢的每吨成本低了20%左右，也使得各国钢厂纷纷竞相赴美投资。

前述的趋势我们可以发现一连串的新工业革命正在美国发生，因为发现了更便宜的动力来源，一如当年的蒸气一样。

若天然气可以衍生出便宜的钢铁与塑化原料，那么耗用钢铁与塑化原料的产业，如汽车或家电在未来很可能也会选择在美国生产，这过程就如同当年英国工业革命从纺织开始带动煤炭、钢铁、铁路等产业一样，美国制造很可能只是个开始而已。

此外，美国自2010年开始从伊拉克撤军，2011年击毙本拉登结束反恐战争并从阿富汗撤军，这些军事支出的减少将会大幅改善美国的财政，给予美元一定程度的支撑。这些在产业与政府财政上的显著改善，与1990年代让美元指数大幅度涨升的条件何其相似。

而目前尚未满足的条件就只剩下量化宽松机制的退场。过去几次推出量化宽松，黄金的价格都表现得相当亮眼，惟独在去年底的QE4推出当天造成黄金大跌，因为联准会附带了退出条件，也就是6.5%的失业率与2.5%的通胀率，而于今年1月公布的一份联准会议纪录显示，最快在今年底就可能结束宽松货币政策。

黄金年代范文第2篇

20世纪60年代，纽约的麦迪逊大街。年轻漂亮的的姑娘们穿着玛丽·匡特（Mary Quant）的超短裙像是美丽的花蝴蝶。五色斑斓的面料与色彩，衬托出纤细颀长的大腿与上翘丰满的臀部，青春逼人的时尚魔力，似乎要将纽约变成“超短裙女王”的天下。与超短裙的小性感相比，穿着涂鸦或是不规则几何形体图案的嬉皮士们要含蓄内敛许多，他们更像是青春叛逆期的文艺青年，一副与周围世界格格不入的外形装扮，却也能引起小部分人的共鸣，成就了当下追求文艺气质男女们热捧的嬉皮士style。

还有一部分人，她们在“超短裙女王”和嬉皮士们眼中是因循守旧的淑女，因为她们缺乏时尚领域所需要的新锐和反叛力。但不得不承认，美丽的面孔、优雅的气质、端庄的姿态……那种挥之不去的美好形象会始终印刻在时尚史的记忆里。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ladylike”，这种被誉为“大家闺秀”的着装风格，在当时，是一股时尚逆流。

“Ladylike”们以上流社会的名媛、贵妇和明星为主。她们貌美，更胜在谈吐举止；她们能将看似中规中矩、缺乏时尚感的套装搭出恰如其分的魅力，也能通过珠宝或是饰品的巧妙运用，将简约大气的晚装穿出奢华背后的文艺气质。因为有她们，20世纪的60年代也被誉为“ladylike”的黄金时代。

第一夫人的套装

1960年代众多的“ladylike”中，曾经的美国第一夫人杰奎琳，长相算不上漂亮，却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从身着一袭梦幻感十足的白色雪纺连衣裙初入社交场的年轻女郎，到肯尼迪就职典礼上，穿着御用设计师奥莱格·卡西尼（Oleg Cassini）量身设计的羊毛中袖风衣式外套、明亮淡黄色的丝质衬里搭配黑貂皮手笼和领围，端庄与时尚兼具的第一夫人，一直以来，杰奎琳都是“ladylike”风格的最佳演绎者。而面料精良的无袖one-piece、剪裁立体的套装小外套、线条简约的的廓型大衣、蝴蝶结缎带、三圈珍珠项链，还有能让她的齐耳短卷发服服帖帖的的圆帽……已然成为杰奎琳打造“ladylike”必不可少的造型元素。其中，三圈珍珠项链因为她多次标志性的佩戴，成为该风格造型中的经典。

1963年11月22日，美国南部的达拉斯城。与丈夫同车驰往总统连任竞选演说的路上的杰奎琳，那天的装束一如既往。一袭Chanel粉红洋装，精致的海军蓝小翻领、经典的双排金属扣，头戴“杰基式”招牌小圆帽、微微卷曲的栗色蓬松短发在总统遇刺的那一刻之前，还在阳光下散发着迷人的光泽。然而很快，两枚结束总统生命的子弹，或者说是那件沾染了肯尼迪血迹、自此被载入美国历史的Chanel套装，为杰奎琳的“ladylike”时期画上了句号。

大家闺秀的姿态

同为“ladylike”的风格典范，如果不是有“第一夫人”这个光芒四射的头衔，作为妹妹的李·洛兹维尔丝毫不会输于姐姐杰奎琳。

更加瘦削的身材、更为精致立体的五官，加上曾经作为拉齐韦尔王妃的贵族气质和与生俱来的时尚审美能力，李·洛兹维尔赋予了“ladylike”端庄优雅以外更多的时尚感与女性魅力。重点在细节设计的小洋装，用塔夫绸、丝光缎等奢华面料制作的礼服裙都是李的最爱。除了必不可少的Chanel、Dior、Givenchy等经典品牌，李将目光投向更多的新生代时装设计师，比如瓦伦蒂诺（Valentino）、卡尔·拉格斐（Karl Lagerfeld）、詹巴迪斯塔·瓦利（Giambattista Valli）……这些如今或以“时尚金童”闻名，或以高级定制礼服蜚声整个时尚界的大师们，都曾经以李·洛兹维尔的“ladylike”形象作为自己的灵感缪斯。时至今日，已经八十岁的李，作为美国最资深的老牌名媛，依旧活跃于时尚社交领域，她举手投足间所散发出的浑然天成的大家闺秀气韵，让人禁不住对那段逝去的“ladylike”黄金年代浮想无限。

将1960年代定义为不可超越的“ladylike”黄金时代，除了众多社交名媛云集，还因为有太多的经典形象，被永久地载入了那个年代。《蒂凡尼早餐》中，奥黛丽·赫本那条名为Givenchy的小黑裙和伊迪丝·海德（Edith Head）为其打造的经典造型，是每个人心目中最完美的“ladylike”；如果你还记得摩洛哥王妃格蕾丝·凯利的出行装扮，那些做工精致的小套装，是标准版本的“ladylike”；将粗花呢套装推向时尚巅峰的Chanel女士，她最爱的山茶花，花瓣分明、曲线简约、高贵不俗艳、优雅不做作……以花的理念，不经意间向我们展示出“ladylike”风格最本质的精髓。

遥想当年，希望那段属于“ladylike”的黄金时光不是远逝，只是暂时悄然隐去。

1-2.同为“ladylike”典范的杰奎琳与妹妹李·洛兹维尔。

3.肯尼迪遇刺时杰奎琳身穿的那套Chanel粉红洋装。

4.杰奎琳身穿双排扣经典套装。

5.肯尼迪就职典礼上，杰奎琳的身着风衣外套，头戴“杰基帽”的经典造型。

6. 杰奎琳三圈珍珠项链与晚礼服的经典搭配。

7. 李· 洛兹维尔更具时尚感的“ladylike”装扮。

8. 与杰奎琳一起出访的李· 洛兹维尔一身优雅的“ladylike”套装。

9. 奥黛丽·赫本在《蒂凡尼早餐》中的经典造型。

10.格蕾丝·凯利的“ladylike”造型。

黄金年代范文第3篇

数千年来,翻译家们的杰出贡献数次影响了中国的命运。早在商周时期就已有译官,发展至唐代,翻译事业空前繁荣,出现了玄奘法师这样的翻译大家,在之后的一千余年里,绵延不断的译书事业为中国文明注入了鲜活之血,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

其实,回顾历史,中国每次思想解放运动都和我国的翻译事业息息相关。尤其是“五四”之后,中国翻译家们几乎把西方著名作家的作品都翻译成了中文,也有一批中翻外的翻译大家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他们为中国和世界互动打开了一扇窗口。

卧虎藏龙的外文局

解放初期的新中国,外宣事业成了重中之重,目的是为了树立起独立自强的国家形象,并为中国和世界架起一道沟通的桥梁。几乎与新中国同时诞生的中国外文局,是新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的主体。1952年7月,外文局成立了专门从事对外书刊宣传、编译出版外文书刊的外文出版社。

当时,有一大批编辑、记者、翻译等人才排除各种干扰,从国内外汇集于此。翻译家段连城、王作民夫妇乘船从美国归来,由于中国海岸线被美方封锁,他们甚至不惜摘下结婚戒指贿赂船长,才得以在中国下船。

那时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的很多归侨,母语是外语,外文比中文还好,早晨扫地擦桌子的时候,他们都用外语交流,出版社成了一个卧虎藏龙之地,杨宪益、戴乃迭、萧乾、叶君健、杨绛、草婴、傅雷等一批翻译大家,就是在这样的机缘下共同开始了新中国的翻译事业。

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回忆起当年仍然感慨万千,很多刚进入这里的年轻人都是在这些翻译大家们的帮助和关怀下学习和成长起来的,他们把这里比作翻译家的摇篮。

黄友义是1975年到外文社的。“当时是师傅制,每一篇稿子翻译好后不是直接提交,而是先交给自己的师傅修改,然后才提交。”他说。

导师制让很多年轻人在工作之初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种耳濡目染的熏陶不止于业务上的提高,还有对自我的重新塑造,前辈大家们的一言一行都对年轻人产生着影响。

有一次,黄友义问杨宪益,如何能翻译好中国古典文学,杨宪益说:“要想翻译好,必须看100本英美文学原著。”这让黄友义明白,做好翻译必须下苦功,仅靠在学校学的那点东西是远远不够的。

信、达、雅的追求

中国第一个系统翻译西方哲学的严复率先从理论上总结翻译中的经验,提出翻译家应遵从“信”、“达”、“雅”三条标准。从此,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翻译家们对如何才是好的翻译,不断用各种理解和探索加以呈现和表达。

德语文学专家叶廷芳多年从事翻译工作,但他一直控制自己的翻译数量,最多时一年也只翻译20万到30万字。“我们都是把句子打碎了,一个词一个词地消化。”他说。曾经为了翻译一个术语,叶廷芳推敲了几年,才最终定案。同样,翻译家杨绛一天也就翻译500多字。

1957年,副部长林默涵请杨绛翻译《堂吉诃德》,并告诉她从哪种文字转译都可以。她找了五种最有名望的英法文译本细细比对,但觉得每个译本各有长处,却始终代表不了原著。为此,杨绛毅然决定学习西班牙文。1960年3月,读完《西班牙文入门》后,她便开始阅读西班牙文小说,由浅入深,逐渐掌握了这门语言。1961年,杨绛开始动手翻译。1978年四月底,《堂吉诃德》终于出版。因为这个译本,杨绛获得了西班牙国王颁发的勋章。

原译林出版社社长李景端回忆起杨宪益的认真也是格外感慨,“针对每一个地方的出处和理解,他都会在书里明确写出不同的来源,非常负责。此外,当年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看不懂《尤利西斯》,不敢将自己都没看懂的书翻译出来,才回绝了这次能够填补翻译空白的机遇。”

这些翻译大家对译作的严谨和对信、达、雅追求的故事举不胜举,这种孜孜不倦的追求和求真求实的态度在后辈人身上很难看到,这是那个时代的鲜明精神。有人说,翻译要耐得住寂寞,正是这些大师们坐得住冷板凳,才铸就了我国文学翻译的辉煌。

《中国文学》与熊猫丛书

直到现在,已经消失的《中国文学》杂志在很多海外读者的心中都是令人怀念和喜爱的。这里曾汇聚了一批学贯中西的优秀翻译家:叶君健、杨宪益、戴乃迭、萧乾、巴金、王科一、杨必、杨绛、草婴、傅雷、傅东华⋯⋯在这些名字背后,是蔚为大观的优秀译著。

曾在《中国文学》任职的刘方是杨宪益的老同事,一位法文翻译家。她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初期,称那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黄金年代”。当时,杨宪益任杂志《中国文学》的主编,他从闻名世界的《企鹅丛书》得到了启发,倡议出版“熊猫丛书”,将中国经典著作用英、法两种文字出版。

杨宪益本人对此兴致勃勃,他第一个要推出的就是在当时身份还比较敏感的沈从文,之后是巴金以及当时很流行的伤痕文学。刘方介绍,当时不仅翻译陶渊明、王维、蒲松龄等人的古代文学作品,也翻译张洁、谌容等人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丛书的推出一改中国外文版文学书籍免费推销的颓势,很多外国人竞相来订购,“那真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在国际上非常轰动。”刘方说。

从1981年以来,“熊猫丛书”发行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文学》杂志和“熊猫丛书”几乎成为很长时期内国外了解、研究中国文学的唯一窗口。有数据统计,《中国文学》杂志共出版590期,“熊猫丛书”出版190多种,介绍中国作家、艺术家2000多人次,译载文学作品3200篇。

黄金年代范文第4篇

过去半个世纪，美国人及他们的大学置身铺满常青藤的象牙塔中。但美国的学生已不能再靠念四年大学、拿一个学位，就能十拿九稳地在全球经济中找到一份好工作；雇主不太在乎他们的社交技巧，更关心他们在全球市场中能为公司贡献什么价值。

一如既往，法理德•札卡瑞亚（FareedZakaria）对此问题也提出了深思熟虑的建议。他写道：“我们需要一个像《退伍军人权利法案》（theGIBill；译注：美国1944年的一条综合法案，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提供大学教育或职业训练，以及为期一年的失业补助）那么雄心勃勃的方案。”不过这方案的目标是为眼下的失业者提供再培训，并重新引导美国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

札卡瑞亚认为，美国未来教育应以技能训练、技术与理工学院，以及学徒计划为重心，而不是像以往那样聚焦于通识教育。他表示，美国人应调整偏重高科技、高附加值工作的心态，仿效德国模式，让技术能力强、但仅接受过有限高等教育的人也能赚取体面的回报。

2012年的美国大选，如今看来显然将是以创造职位为核心议题。近十年来，在与共和党政府任内，美国仅创造了180万个职位，而提供劳动力的人口则增加逾1500万名。

两党显然对如何重振美国就业毫无头绪。雷曼兄弟2008年破产后，受金融与财务杠杆主导或是显著相关的产业，几乎全都受重创，随后持续萎靡。房屋营建、房地产中介、银行及零售业的就业人口，很可能永远无法回到先前十年因为过度使用杠杆，引发过度消费时达到的水平。在这种经济模式下，美国并没有强健的制造业能马上重振经济。近数十年来，美国制造业基础受侵蚀，举国日益依赖借由金融资产创造财富。如今随着这条路走进死胡同，利率降无可降，美国人相对于国际竞争对手，不但技能与投资显得不足，且债台高筑。但是，无论是还是左派，政策制定者提出的方案，看来均完全聚焦于纠正或削减美国的预算赤字，将这当成了万灵丹。人主张加税及温和调整法定福利支出，共和党人则认为应削减以万亿美元计的支出，并撤销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方案。但是，令人费解的是，两者均认为只要平衡预算，未来十年即可为美国神奇地创造出2000万个职位。事实上，两党的政策倾向均正反凯恩斯（anti-Keynesian）之道而行，不愿推行额外的刺激措施之余，还在没有根据的情况下，奇怪地宣称只要平衡预算，“自然会有好结果”。当局似乎认为，企业或投资者不知什么原因地将骤然间发现美国劳工恢复了竞争力，并因此重新投资美国。政界觉得保守的财政政策等同就业增长。但平衡财政若执行过急，大有可能阻碍经济增长。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南克正是这么说，他暗示国会有必要及早制定削减赤字的中期方案，但短期内致力削减赤字，可能危及仍然脆弱的经济，效果适得其反。

美国人若想维持较高的薪资水平，并且具备全球竞争力，则不但要培养“高”科技人才，“中等”科技人才也不能忽略。但是，在此之外，政府必须担当创造职位的主角。长期而言，民间部门是职位增长的源头；但短期而言，理性的观察者均不会相信，在其他国家劳工便宜得多的情况下，跨国企业（或甚至是小型企业）会在美国投资。因此，近期而言，美国不能再完全依赖鼓励企业增聘人手的税务优惠，企业可能不会因为这样的诱因而有积极行动，而是作壁上观。

华盛顿可成立一家基建银行，为美国迫切需要的重建项目融资。清洁／绿色能源投资也是一个好主意，此类投资多数需要政府出资，在政府推动下才能创造出数以百万计的职位。政府必须暂时在美国经济中担当较大而非较小的角色，光是考虑到其他国家正以一些最终可能支配全球市场的政策创造大量职位，就应这么做。

黄金年代范文第5篇

30年代——偷师张爱玲式穿衣经，做傲慢小女人

Keyword1：改良旗袍

早期“局部改良”的时候，旗袍还是保守的。初行之时，旗袍长及脚踝。1927年，有些时髦女子想提高旗袍的高度，又怕遭到守旧派的非议，便一面将旗袍做到小腿肚以上，一面又在旗袍下摆钉上三、四寸长的蝴蝶裥。1928年，旗袍进入新阶段，长度缩短到膝下两寸许，整个小腿都在外，很方便行走。当时爱美女性旗袍穿着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有“局部西化”，也有在旗袍外搭配西式外套。

Keyword：复古小卷发

在那个年代，出生上流的张爱玲无不也是极其钟爱小卷发。周璇、阮玲玉、李香兰……那就是30年代“东方夜巴黎上海”的中心人物，30年代是中国小资的黄金时代，“小卷烫发”则是最为流行的发型，卷发贴着脸颊而下，极为柔美动人，这一流行直接来自西方的影响，也是那个时候，烫发最为时兴。

Keyword3：酒杯高跟鞋

张爱玲文摘：“无论如何平庸的女人，穿上高跟鞋，都会摇曳生姿的。”十岁穿高跟鞋，是张爱玲幼年的宏愿之一。的确，无论再平庸的女人穿上高跟鞋都会摇曳生姿。踮着后脚跟，踩着小碎步，扭动着纤腰，边走边发出“咚咚”的声响。选择高跟鞋的时候不一定要多华丽的款式，普普通通的酒杯高跟鞋足够让你脚上生风。

60年代——广告狂人重现60年代华丽时装风格

Keyword1：A字裙摆

从2007年开播的《广告狂人》开始，时尚圈与戏剧界联手上演了一出华丽的复古大戏。60年代的美国女性，外出工作时多数穿的是端庄的套装，A字裙也是热门单品。相信80后生人一定会在妈妈的衣橱中得窥妙用，A字裙摆在那个时代的裁缝手中成为一件件展现女性曼妙曲线的精品，勾勒出女性的动人腰线和清纯气质，即便是最为简单的设计也要在细节上动足脑筋。

Keyword2：波浪烫发

美剧《广告狂人》重回60年代。像剧中一样，那时的所有一切美好精致中透着神秘色彩——衣服，包包，发型都一丝不乱，精致得让人们会误以为，生活在60年代的人，每天所有时间都用来精心打扮与约会。这股波浪烫发的热潮也席卷中国，当时国内的著名女影星也烫起了波浪卷发。

Keyword3：粗跟鞋

Mod style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Mod是Modernist的缩写，意为现代主义。现在它指代60年代英伦复古风格。他们骑踏板摩托，穿瘦身西装，梳覆耳沙宣头，听英式摇滚，女友都穿波普风迷你裙。中国60年代的青春装扮旨在追求古典优雅，又不乏大胆时髦。所以，优雅甜美的粗跟皮鞋就成了女士们的最爱。

80年代——疯狂嬉皮的约会装扮

Keyword1：喇叭裤

改革开放后，青年人接受的新鲜事物慢慢多了起来，当然包括服饰装扮。真正的时髦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人们不再喜欢一成不变的东西，更多喜欢那些“奇奇怪怪”的装束。像约会这种场合，更是要展现下自己的风格，让对方觉得自己是时髦的，进步的。当时，最流行的服饰就是喇叭裤，

Keyword2：蛤蟆镜

八十年代的流行——花衬衫，穿风衣，喇叭裤，再来个麦克·哈里斯的蛤蟆镜，当时最流行的装饰莫属蛤蟆镜了。戴上它整个人的气质都与众不同了，甭提有多有型了，迷死人不要命……

Keyword3：飞机头

黄金年代范文第6篇

超极本Ultrabook的概念最早由英特尔在2011年台北电脑展上提出，目标在第二代酷睿处理器平台上，打造一种轻薄和性能兼具的笔记本新形态。介于芯片巨头的强大号召力，华硕、Acer、联想、戴尔等主流PC厂商，一年内就推出21款超极本。它们多数都拥有刀锋般的机身质感，轻盈，性能却可以媲美厚重的传统电脑。相比于昙花一现的上网本，业界普遍认为超极本才是真正拥有未来的产品。

然而在业界的一片喝彩中，超极本的销量似乎并不理想。究其原因，普遍观点认为问题应归咎于价格——为了保证性能和便携的双重不妥协，超极本有着厚度18毫米以内、续航5小时以上、数秒启动等严格的标准。高标准导致了高昂的硬件成本，动辄上万的价格始终没有进入主流区间。

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先锋的代价。犹如八十年代的个人电脑，九十年代的大哥大，一种满足消费者更高需求的科技产品，诞生之初的高成本在所难免。但随着产品普及，产业规模提升，新技术成为常态技术，小众产品终将转变为大众流行。第一代超极本似乎扮演了这个先锋者的角色，而向蓝海金矿转变的契机将在第三代酷睿处理器登陆超极本之后。

体验不妥协价格趋合理

当初上网本的衰落，在于它满足了消费者超便携的需求，却严重牺牲了性能。所以超极本从一开始就本着便携与性能毫不妥协的目标为出发点。而在第二代超极本上，由于采用了22纳米3-D晶体管制程第三代酷睿处理器(Ivy Bridge)，进一步降低的功耗会带来更长的电池续航时间，即使最薄的机型也有5小时以上的待机，多媒体与绘图性能却达到一代的两倍，7秒钟即可唤醒开机——这一切只在不到18毫米厚度的机身中实现。

再加上缤纷的酷炫设计，除了价格问题，消费者几乎没有拒绝超极本的理由。而针对于价格问题，目前英特尔也建议厂商采用混合硬盘、碳纤维机身等代替方案，降低成本。之前已有三星、联想等个别型号的超极本售价低于5千元，如果在新技术推动下，主流产品能达到5～6千元的区间，超极本市场的火爆将指日可待。

成为日常电脑形态

当超极本逐渐走进大众的时候，很多人会问超极本和笔记本有何区别。其实，超极本就是笔记本的一种形态，只是因为拥有超强的性能和轻薄度，而处在产品金字塔的上层。即使未来超极本的售价更加合理，也不会脱离高端区间。

而另一方面，在Windows 8后，将为电脑产品带来触控和键盘混合式的体验。超极本和平板电脑，会因此在某些设计上出现融合，例如翻盖式(Clamshell)与变形超极本。当使用者需要从事工作任务时，它们就像一部普通超极本，而当使用者想要“娱乐”时，则可以像变形金刚一样变身平板电脑。预计有大约30款触控超极本，其中包括10款变形机型，将在今年末问世。而届时超极本的总数将超过百款，占据相当的市场份额。

可以说，在不久的未来，超极本将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昂贵产品，而是日常办公、娱乐、生活都会考虑的消费品之一。只不过用户会视自己的预算和需求，来决定购买平板电脑、超极本、还是普通电脑。

当超极本成为我们日常普遍而理想的一种电脑形态时，那就是它的黄金年代。

戴尔XPS 14

之前戴尔的XPS 13超极本恐怕是设计最为惊艳的一款产品，如今借第三代酷睿的东风，14寸的超极本XPS14也正式，最高11小时的电池使用时间，是迄今为止续航时间最长的超极本。

继承XPS13的设计概念 ，XPS 14在13寸的体积内融入了绚丽明亮的400流明HD+规格的14寸显示屏和高性能图像显卡，耐用的金属铝外壳材质和硅质底座，机身厚度仅为20毫米。并采用500G机械硬盘+32G固态硬盘的混合设计，平衡了性能和成本。此外，还配备了背光键盘和高清晰的Wave MaxxAudio4音频技术。

华硕“太极”双屏超极本

之所以起名为“太极”，估计取自中国太极阴阳无穷转换的奥妙。在这之前，谁也没有想到华硕会采用双屏幕设计来解决超极本结合触摸屏的问题。当然，华硕并非仅为一博眼球，太极的双屏幕的设计的确能在Windows 8的配合下带来出色的使用体验——太极在传统屏幕的背面加入了一块1920×1080的高清触摸屏。笔记本合起来就成为一台平板电脑，而打开的时候，甚至可以把两面屏幕分别给两个人同时使用。

黄金年代范文第7篇

在很多人想来，这期间民生经济一定低迷不堪。但出乎人们想象的是，在今后的16年中，中国民营经济迎来了一个“黄金年代”，这也是百年中唯一的“黄金年代”。

在这期间，国营企业体系基本瓦解，民营公司蓬勃发展，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明星企业家层出不穷，企业家阶层在公共事务上的话语权十分强大。工业增长率在1912～1920年间达到13.4％，1921～1922年有一短暂萧条期，从1923到1926年为8.7％，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百年企业史上，这样的高速成长期只出现了三次，其余两次分别是1950年代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和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时期。

当时的增长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国家一直处在军阀割据及分裂的状况中，是自“五胡乱华”的南北朝以来，1400年间第一次出现“中央真空”，于是，这段时间成了一个绝对自由、而自由又变得十分可怕的时代：其二是一战的爆发，欧洲列强陷入混战，无暇东顾，中国民族企业家也获得了喘息和崛起的机会。

“进口替代型”的工业浪潮

荣家兄弟在这些年所取得的成就，是新一轮工业化浪潮的缩影。

从1912年到1917年，无锡的荣家兄弟一口气开出了九家工厂，每日夜可出面粉4.2万袋，已是无人可敌的“面粉大王”。随着一战的爆发，欧洲工业停滞，面粉军需却暴增，中国面粉因价格低廉、产量可观而一跃成为全球新出现的采购市场，荣家的“兵船”牌面粉远销到欧洲和南洋各国，因质量稳定，它成了中国面粉的“标准面”。

在面粉上陡成霸业的同时，荣家的棉纱工厂竟也同步急进。

荣宗敬还干了一件让中国商界很长脸的事情。1917年，他出40万元买下上海一家原本由日本商人经营的纱厂，改名为申新二厂。自1884年，“红顶商人”胡雪岩斗丝惨败后，上海棉纱业先为英美商人控制，后成日本公司天下，如今，中国企业竟有气魄和能力收购日本企业，一时成了埠上让人津津乐道的新闻。

除了棉纱之外，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都在战争中需求大增，中国成了原料的大供应商。

开始于1914年的这一轮实业投资热，被史家认为是中国第二次工业化浪潮，一直持续到1924年，与上一轮的洋务运动时期相比，它有明显不同的特征。

洋务运动是一次自上而下、由处于衰落期的清政府发动的工业化运动，它的主角是洋务派大臣以及附庸于他们的官商。其工业化的特点是对军事工业的关注，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国营资本为主力，创办大型企业为主轴，到后期则把重点到铁路、矿务和钢铁等资源性领域。洋务运动奠定了中国近代重工业的基础。

这一轮工业化则是一次民营资本集体崛起的盛宴，它的主角是以盈利为主要动力的新兴企业家，他们投资的产业主要集中于民生领域，以提供消费类商品为主，面大量广的中小企业是最有活力的主流力量。在这期间，中国完成了轻工业的布局。其中，上海是纺织、食品和机械制造的中心，在1912-1924年，上海地区出现了202家机器工厂，主要是生产针织机、小型车床和马达、农产品加工设备等，广东地区则是烟草、造纸和火柴工业的集散地，

这些产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进口替代型”。这一特征与1978年之后的中国民营公司的成长路径惊人的相似。在百年企业史上，国营资本能够依赖政策优势在上游资源性领域形成优势，民间资本则靠灵活的机制和竞争能力，在下游民生领域获得生存空间，这样的格局从来未变。

中外商战

如果说荣家兄弟的成功令人欣喜的话，那么，范旭东式的崛起则显得更加的珍贵。

这是一个外表温和而内心倔强的湖南人，他的兄长范源濂曾任袁世凯政府的教育总长，他原本可走辽阔的仕途或成为一个轻松的官商，却甘愿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投身于艰辛的民族工业。

当时，精盐市场，长期被英商和日商垄断。1915年，范旭东从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在天津创办久大精盐公司，股本5万元。他在塘沽的渔村开始研制精盐，很快将纯度达到90％以上。久大精盐随即遭到国内外盐商的围剿。日商在报纸上散布“海王星”有毒的谣言，英国驻华公使甚至企图用军舰封锁天津港，阻止运盐船出港。国内的盐商更是群起攻击，数百年间，全国的食盐产销历来由官商合伙垄断，江淮大盐商们左右着盐的价格，他们形成了一个庞大而错综的利益集团，无论是外国还是中国政府都不敢轻言改革。范旭东一出，显然将颠倒现状。久大精盐在很长时间内无法销到长江以南，范旭东甚至还被军阀绑架，靠他的总长哥哥四处斡旋才被放了回来。1917年，久大精盐销出1万担，1923年增加到4万多担。1936年达到顶峰，约50万担。

在精盐上取得突破后，范旭东马上又转战制碱业，创办永利公司。永利经历的磨难更甚于久大，其前后竟长达八年之久。直到1926年8月，范旭东终于研制出永利纯碱，并在万国博览会上荣膺大会金质奖章。

范旭东的坚持，可谓壮烈。在“黄金十六年”里，民族企业的崛起是一场与外资企业全面竞争的大商战。

在几乎所有重要的产业领域里，我们都看到了中外企业对峙的景象：纺织机械市场上，华资大隆机器厂的对手是两个美国制造商――萨克，洛厄尔和维定机器厂：火柴市场，刘鸿生的大中华火柴公司与瑞典火柴公司和日本铃木会社杀得难解难分：肥皂市场，是五洲皂药厂与英资联合利华的竞赛：水泥市场，周学熙的启新洋灰厂与日本水泥及英资青洲英妮公司打了一场长达十年的对手仗……

这期间，支撑荣家兄弟、范旭东等企业家们的精神力量是一种民族主义的热情，而这种热情甚至成为了一种商业竞争的武器。

百年以来，从巨额赔款到割让国土，从火烧皇家园林到外滩黄埔公园的一块“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牌子，都烙在每个中国人脸上，虽死犹记，没齿难忘。

于是，当国家和民众无法从军事和政治上获得尊严之后，民族主义的“地火”就曲折地向商业领域转移，商战的得失便寄托了国民所有的希望。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抵制洋货运动一直是民族企业最锋利的武器。

“维持国货”运动

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的抵制洋货运动，每隔三五年就会大规模地爆发一次，这构成了百年中国企业史上一个十分显著的现象。它似乎受到了国内

各个阶层的欢迎。对民众而言，抵制运动能够极大地满足民族自尊心，以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发泄积压已久的耻辱感。对政府而言，当然乐观其成，他们可以借此转移国内矛盾，甚至成为对外谈判的筹码。立足坚定的民族企业家更是抵制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合法而富有道德感地驱逐或打击竞争对手。

具有标志意义的日货抵制事件发生在1915年，这是一次仇恨爆发的总演习。

一战开打后，日本乘机争夺中国利益，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政府对他当皇帝的支持，居然接受《二十一条》的大部分条款。这立即遭到各界的强烈抗议。随之，各地纷纷爆发了抵制日货运动。

3月16日，上海商会组成“劝用国货会”，推举虞洽卿、董少严、王正廷为正副会长。18日，绅、商、学各界联合发起，在张园召开了反对《二十一条》的国民大会，到会者近4万人。大会通过提倡国货、设立公民捐输处等多项决议。到22日，上海抵制日货的声浪日益高涨，福州路、南京路等处的日本人所设商店均一律闭门，暂停营业。

5月9日，当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举国视为奇耻大辱，这一天。被定为“国耻日”。上海、广东等十多个省份的商会通电反对，农商总长张謇愤然辞职。抵制运动更是到了白热化的地步，抗议集会此起彼伏。商人拒卖日货，人人要用国货。不少学校规定，文具一律用国货。一些大城市的报纸，天天刊登“国货调查录”，鼓动人民选用国货。

在抵制运动中，中华国货维持会等组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在“5・9”之后迅速发表宣言，并印发10万份广为散发。在维持会的指挥下，各地学生遍查当地商店，寻找日本商品，如有发现，当场没收或砸毁，全年共进行了383次这样的检查。维持会在前一年只有100多个企业家会员，到年底就增加到了688个。

《洛杉矶时报》则注意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打出了“中国人用中国货”的口号，抓住机会进行发展。数以百计的工厂涌现出来，生产中国货以替代流行的日货，例如肥皂、火柴、毛巾以及雨伞等。

日货抵制运动对袁世凯政权和日本政府显然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日本外贸也遭到重挫，当年上半年，对华出口同比下降1790万美元，锐减幅度相当于1914年出口总额的6％。更为严重的是，此后每年的5月9日“国耻日”都成为了抵制日货的动员运动日。抵制日货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中国将日本牢牢地定位为头号敌人。

1915年的反日货只是一个序幕，一场更猛烈的抵制风暴正在酝酿中。

的支持者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爆发了一场惊天的学生运动。抗议“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史称“”。

的划时代意义，当时便被人敏感地预测到了。不过，从来没有人从企业史的角度审视。日后为人们所记忆的先驱者都是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然而，一起重大的历史事件爆发，“那些生动的故事、人物，一定在广场的背后。”

早在2月份，上海的商人就行动了起来，他们以同乡会的名义致电北京和巴黎，反对将德国权益转让给日本。3月，朱葆三等人以上海商业联合会为组织，集合沪上53个会馆公所，协调工厂的抗议活动。5月4日，传来北京学生游行并遭镇压的消息后，商业联合会当即与复旦大学和江苏教育总会联系，一起筹划抗议大会，5月7日，大会在老西门体育场举行，主题是声援学生，抵制日货。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在上海的示范下，抗议很快席卷全国。正是在工商力量的汹涌援助下，才演变成了一场全民参与、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

企业家阶层在中的作为，并不仅限于声援学生。他们甚至还在产业经济的重建中排挤日本势力。

虽然当时日本报纸以讽刺的口吻写道，“这场示威将是稻草上的火星，燃烧时间不会超过五分钟。”但是，在7月份达到高潮，日本对华出口几乎断绝。此后两年，1920年，日本对华出口额比1919年下降7.2％，损失达2915万美元，而其他国家的对华出口却增长33.3％。1921年日本对华出口又同比下降8696万美元，同期，其他国家的出口则增长30％以上。与此同时，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在震耳欲聋的爱国呼声中，天性反对动荡的商人们还十分注意抵制运动的边界，尽量把其局限在非暴力的范围内，不使之滑向社会秩序全面崩溃的境地。

此外，企业家们更利用这股爱国热潮，夺取到了产业经济的某些主导权。面粉和棉纱“双料大王”荣宗敬就做成了两件很有利于民族产业的大事。

从1919年的夏天开始，荣宗敬就四处奔走，联络面粉业内人士，自行组织面粉交易所。当时在上海，日本商人开设了面粉取引所(交易所)，经营面、麦的期货交易，基本控制了上海市场的原料和成品的价格，华人企业多年仰其鼻息而无可奈何。荣宗敬乘群情激愤之机，提出自办交易所，摆脱日本人的控制，此议得到同业的一致响应。1920年1月11日，中国机制面粉上海贸易所(后改名为上海面粉交易所)宣告成立，筹集股本50万元，荣宗敬、王一亭等沪上面业大亨均为理事。

同时，荣宗敬积极筹建纱布交易所。作为上海最重要、也是那些年盈利最强的民族产业，棉纱的原料期货交易也被日商开办的取引所掌控。每年的棉花和纱布交易量非常巨大，各棉纱厂虽有心挣脱日商控制，但是也很担心操作不当，重蹈当年胡雪岩的覆辙。所以荣宗敬提出，必须协同一心，断流开源。在他的召集下，华商纱厂联合会的所有会员齐聚一堂，通过了两条跟日商决裂的原则，一是各厂不往日商的取引所采购棉花，必坚持到底，二是凡在取引所买卖棉花和纱布的行号或掮客，各厂与之断绝往来，并登报宣布此旨。与会厂商被要求一一举手，以示慎重通过。1921年7月1日，纱布交易所正式开幕，筹集股本200万元，荣宗敬、穆藕初等人为发起股东。

黄金年代范文第8篇

2012年底，飞利浦在各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一批录音被以五十五张CD结集发行，当消失已久的飞利浦商标重现于外盒和各张唱片的封面时，瞬间勾起了几代乐迷的集体回忆。如今，这个套装再版计划又被延续，眼前这套飞利浦五十张模拟录音时期专辑将我们带回该品牌在曲目、艺术家、录音技术等多方面不断积累和探索，力求精益求精的黄金时代。

虽称为“五十张专辑”，其实这里的内容却远不止这些。原始专辑之外，几乎每张都附加了相关艺术家其他专辑中的精华，更有十三张CD的时长超过八十分钟。一些绝迹多时的名盘，在此或首度以CD形式发行，或终得以再版，且所有入选套装的专辑，均以原始封面呈现，其收藏价值不言而喻。 飞利浦五十张模拟录音时期专辑套装版

管弦乐与声乐录音

以荷兰为大本营的飞利浦公司，与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保持着数十年的密切合作。在我看来，这是双赢的典范，音乐厅管弦乐团拥有的极高艺术水准和丰富保留曲目，为飞利浦留下一大批堪称经典的演释；与此同时，该团也通过飞利浦走在时代前列的录音技术将自己的声音持续传向世界各地，不断巩固其作为声名显赫的一流乐团的地位。这从选入这套合集中的管弦乐作品大多出自该团演释便显而易见。

在指挥大师尤金・约胡姆一生录制的多版布鲁克纳《第五交响曲》中，正以1964年与音乐厅管弦乐团在飞利浦的合作最为著名（CD27）。在他的指挥棒下，乐团奏出宛若管风琴般饱满的音响。约胡姆与乐团总能以一种恰如其分的方式，在把握作品整体结构的同时，传递出蕴藏其中的细腻变化，以及布鲁克纳音乐中那份超越世俗的宗教情怀。

对节奏与色彩非比寻常的敏锐度，让安塔尔・多拉蒂指挥的舞剧音乐获得交口称赞。就像这里收入的他与音乐厅管弦乐团合作的柴科夫斯基《胡桃夹子》（CD18）一样，精雕细琢的演释中一刻都不失戏剧性。从一开始的“小序曲”开始便流露出蓬勃的朝气，第二幕那一系列著名的舞曲则充分彰显他富于鲜明的色彩感和歌唱性的指挥风格。值得一提的是，阿姆斯特丹音乐厅自然且生动的声效，让如此鲜活的演奏在这张唱片中得以高度还原。

音乐厅管弦乐团历史上的两任重要指挥范・贝努姆与伯纳德・海廷克，自然不会被这套唱片遗漏。若非因心脏病突发而骤然离世，当时正处艺术生涯巅峰的贝努姆定会为乐迷留下更多精彩的录音，无奈合集中的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却成为大师在飞利浦的绝响（CD8）。大多数时候，贝努姆都将自己视作“作曲家与听众间的桥梁”，正是这份谦逊的态度，让他指挥的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与《第四交响曲》（国际版CD首发），在听似平易近人的风格中却渗透着人性的光辉。如此真诚的演释，即使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听来，依旧不难感知其独特的魅力。 指挥大师尤金・约胡姆

在海廷克执掌音乐厅管弦乐团的二十七年间，乐团几乎所有重要的唱片都由飞利浦发行，这些录音真实地记录下该团历史上的又一段辉煌。合集中包括了他们的三张代表作：舒伯特《第九“伟大”交响曲》、理查・施特劳斯《英雄生涯》、布鲁克纳《第九交响曲》（CD22―24）。对这些浪漫主义时期交响作品的完美诠释，成为海廷克艺术生涯中成就最高的一部分。尤其当面对结构宏大、织体繁复的《英雄生涯》时，大师以其对动态和力度的强调，造就了一个兼具磅礴气势和高贵风格的演释。这里既有真正的英雄步伐，也有戏剧性的激动不安，在最后部分，音乐又变得温暖而富于美感，这一切均被海廷克掌握在一贯严谨、稳健的风格之中。

声乐录音方面，飞利浦的传统虽不及迪卡深厚（可喜的是，最近推出的第四套《迪卡之声》，即以该品牌最重要的声乐录音为主题，结集1950至2010年间的五十五张经典独唱专辑，此后我将专文介绍这套同样不容错过的精彩合集），却也有其独特之处，特别是与艾莉・阿美玲、珍妮・贝克、热拉尔・苏扎等专注于艺术歌曲和早期音乐领域的大家长期的合作，同样为飞利浦留下不少至今仍被奉为典范的声乐作品录音。 指挥大师安塔尔・多拉蒂 指挥大师范・贝努姆

优雅的吐字、细腻的色调、自然的情感，这种种特质让女高音阿美玲演唱的舒伯特和舒曼的艺术歌曲（CD2）充满了诗情画意，也体现出自身很高的品位。在亨德尔与格鲁克的歌剧作品中（CD5），面对形象、性格各异的角色，女中音贝克均能以截然不同的声音塑造出相关人物鲜明的个性，歌声极具艺术感染力。男中音苏扎演唱的亨德尔、拉莫、吕利等人的作品（CD46），结合了纯正的风格和丰富的表现力。他以浪漫且富于灵感的方式唱出拉威尔的《唐・吉诃德向意中人倾诉》，迷人的声线更不由叫人忆起他的前辈庞泽拉。在卡雷拉斯于而立之年录制的意大利歌剧咏叹调中（CD13），那明亮丰润的音色和抒情流畅的风格，无不反映出他在病前所拥有的卓越美声技巧，成为他歌唱事业全盛时期的一份见证。 钢琴家克劳迪奥・阿劳

器乐录音

器乐独奏与室内乐作品向来是飞利浦录音中最引以为傲的部分。就钢琴家而言，哈斯姬尔、阿劳、马加洛夫、里赫特、海布勒、布伦德尔、哈拉谢维兹、科瓦塞维奇……仅是出现在这套合集中的这些星光熠熠的名字，已构成飞利浦半个世纪辉煌的核心。

克劳迪奥・阿劳与飞利浦间长久而富有成果的合作始于1962年，在那之后直到大师逝世的近三十年间，阿劳在此留下了大量艺术价值甚高的录音，其中便包括他年少时随自己的老师、也是李斯特关门弟子的马丁・克劳泽学习的李斯特《十二首超技练习曲》（CD4）。虽说录音时阿劳已是七十三岁的高龄，但其演奏却依旧结合了精准的技巧和流畅的表达，且有着饱满的力量。相比那些纯粹追求炫技的演奏，阿劳以一贯较慢的速度给予作品有条不紊的解读，没有一个音符是一闪而过的，可见在他手下，技术真正成为服务于自己丰富的音乐表现的一种手段，从而带给听者更多对于作品的理性思考。 钢琴家马加洛夫

曾为飞利浦录制肖邦钢琴独奏作品全集的尼基塔・马加洛夫，对于这些音乐的热情从未减退，也正因这份深入的研究，让他演奏的肖邦作品总能兼具精湛的技艺和高雅的品位。正如他演奏的肖邦全套《练习曲》（CD32），展现出与目前许多年轻钢琴家截然不同的独特视角，从中我们不难寻见他为这些乐曲带去的不寻常的诗意与优雅，也以此揭示出这部作品的本质：是音乐，而不仅仅是技巧练习。

回眸英格丽・海布勒艺术生涯的每一阶段，不难发现她总能明智地选择适合自己且值得演奏的作品，而她对莫扎特和舒伯特的偏爱，又可从她对两位作曲家的独奏与室内乐作品的潜心钻研中清晰感受，这些作品由她弹来是如此具有说服力。其中我尤爱她演奏的舒伯特两组《即兴曲》（CD21），如水晶般清澈的音色，加之建立在整体结构框架下的细腻情感表达，不仅让她在此奏出宛若歌唱般的声音，也将每一首乐曲的鲜明形象和独立情绪清晰呈现，以此引导听者步入舒伯特深邃的内心世界。 钢琴家布伦德尔

合集中以三张唱片的篇幅回顾了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这位飞利浦历史中的大功臣录制的莫扎特、舒伯特和李斯特的作品（CD10―12）。布伦德尔被公认为我们这个时代贝多芬、舒伯特作品的演奏权威，其实除此之外他与李斯特的音乐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年在这些作品还被许多人误解为一味炫耀技巧、难登大雅之堂时，布伦德尔就以自己的演奏大力推动乐坛对李斯特的重新评价，并多次表示：“我把李斯特看作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的补充。”他与海廷克指挥的伦敦爱乐乐团合作的李斯特两部协奏曲及《死之舞》，虽仍属“理智型”的范畴，不过尊贵的风格之下却又不失活力，慢乐章也极富诗意与光彩。如此融浓郁的艺术气息和高度的内省精神于一体的诠释，在当下已并不多见。 小提琴家赫曼・克雷伯斯

小提琴家阿瑟・格吕米欧异常珍视与钢琴家克拉拉・哈斯姬尔之间持久的友谊。对他而言，能与这位钢琴家组成二重奏，是自己艺术生涯中一段宝贵的经历。他曾说：“对所演奏的作品，我们有着完全一致的看法和感觉。”他们合作录制的莫扎特四首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CD20），正是这般心灵相通的演释。两位艺术家以各自深厚的修养展现出莫扎特音乐的纯朴、自然，以及那份难能可贵的童真。

如今的乐迷对小提琴家赫曼・克雷伯斯的名字可能会颇为陌生，当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曾长期担任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首席的克雷伯斯不得不放弃演奏事业，将工作重心转向教学，虽同样成就斐然，培养出弗兰克・彼得・齐默尔曼等一众活跃于当今琴坛的弟子，但他本人琴声的戛然而止，终究叫人遗憾。幸而他在演奏生涯全盛时期留下的莫扎特与贝多芬协奏曲被选入这套合集（CD29），给予乐迷一次重识他才华的良机。他演奏的莫扎特《第四小提琴协奏曲》，明亮的音色中流露着优雅的风格，丰富的乐队经验让他充分领会作品所具有的室内乐化的特征，始终与乐队处于对话的氛围中，演释很是生动。

黄金年代范文第9篇

2013年仿佛是个经典文学作品改编电影的年份，年初有雨果巨著《悲惨世界》，暑期末有菲茨杰拉德。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与导演巴兹·鲁曼继1996年《罗密欧与朱丽叶》后，再度在一部文学作品合作。作为“美国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作家”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发表于1925年《了不起的盖茨比》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小说”，以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市及长岛为背景的“爵士时代”的小说，在今天这个世俗与物欲充斥的时代也能够让人们找到不小的共鸣。

好莱坞影史上曾出现过四个版本的同名电影：1926年，由奥斯卡影帝沃纳·巴克斯特代言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是最早的版本，也是唯一的默片版本，并业已失传，仅留下了不超过2分钟的预告片花；1949年，阿兰·兰德和雪莉·温特斯主演的不那么受推崇的版本；而迄今最著名的改编是1974年由罗伯特·雷德福和米亚·法罗两位当年最红的演员主演的版本，获得当年奥斯卡最佳服装和最佳电影音乐奖和金球奖最佳女配角；相比之下2000年的电视电影反响平平。2013年的新作，除了一线明星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凯瑞·穆丽根的魅力以外，复古的风潮，精致典雅的文学场景，以及那号称几十万美元的Tiffany珠宝秀，都是吸引观众的新卖点。

原著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于1925年，是美国作家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所写的一部以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市及长岛为背景的小说，被视为美国文学“爵士时代”的象征。它在初出版时并不受欢迎--菲茨杰拉德在世时的总销量只有二万四千本。在大萧条以及二战时更是被埋在故纸堆中，直至20世纪50年代再版时才受到广泛注目。盖茨比坚守着对爱与未来的憧憬更像是一个白日梦，为挽回昔日爱人黛西，他置金钱与社会地位于不顾，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把一切都献给了自己的美丽幻想，一个不存在的理想的美好幻影，最终的真情换来的却是无情的背叛与利用。

对于电影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还原小说中所描绘的1920年代的纽约的质感，甚至是重新找回那种“爵士时代”的某种耽美和玩乐主义的感觉。导演巴兹·鲁曼搬到了纽约居住，并且进行了大量的调研。他表示，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要让人们感觉到自己是在读小说。

而这种重塑背景的方式，也深得主演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的喜爱。凯瑞·穆丽根饰演的黛西是一个复杂的角色。女神终归让备胎成炮灰的故事不在少数，但她精湛的演技让电影中的文学性特色得到最合理的发挥。“片中的质感和色彩，和小说留给人们的感觉几乎一致。加上3D的效果，你会感觉到真实的历史和虚幻的小说携手扑面而来。”

作者菲茨杰拉德的作品都颇具半自传的性质，他的命运也如同主人公盖茨比一样跌宕而戏剧，最后以悲剧告终。当他在写作这部小说意气风发之时，也许并未想象到仅仅是到了1930年，他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时年，他的妻子泽尔达住在精神病院里，他本人则酗酒和挥霍，正逐步被市场和评论圈抛弃。为了能够偿还债务，菲茨杰拉德还曾去好莱坞谋一份编剧的活计。虽然米高梅公司看在小说家之前的地位成就上给予的报酬不菲，但菲茨杰拉德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与写小说一样得心应手的天赋。制片人大卫·汤普森曾说菲茨杰拉德“作为编剧是失败的，甚至可以说是个笑话”。在菲茨杰拉德供职米高梅编剧部门的数十年，只有寥寥的一部《三人行》被最终拍成了电影，这极大地挫败了他的自尊心。十几年前，印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还有几千册堆积在出版社的库房里。

黄金年代范文第10篇

大小分化，40～42英寸成为鸡肋

一般来说，在空间允许的条件下，平板电视当然是越大越好，特别是对于中国用户来说，动辄近万元的价格，在选择升级换代时，更多时候考虑的是如何让自己的家中获得“影院的效果”；显然，要获得影院的效果，当然就需要屏幕足够大。家电选择要和现代居室相配合，客厅里摆放大屏幕电视较为合适。相对来说，2005年的平板电视主流是32英寸、2006年升至37英寸、2007年则是42英寸，而到了2008年，46-50英寸以上的平板电视则变成了主流选择。

但是若因此就断言小尺寸的平板电视没有市场则差矣，对家庭用户来说，在客厅里添置了大尺寸的平板电视后，进一步在卧室或是书房也想安放一台平板电视以方便观赏，而且相对来看目前家居状况，10平米左右的卧室或者书房并不适合于放置过大尺寸平板电视，而这样的家居条件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因此有这种想法的消费者多半把目光投向了37、32甚至是26英寸这种小尺寸的平板电视。而且这类平板电视由于价格便宜，更加不会给消费者造成经济负担。

如此一来，最尴尬的当属40英寸、42英寸这种“不上不下”的平板电视，特别是对比42英寸IPS硬屏和40英寸VA软屏：尺寸大两英寸，但实际观看面积增加12％；平均功耗低至220W，节能省电；图像显示效果各项性能指标领先；产地有保证，买的放心……就从这些方面来看，40英寸平板电视更是鸡肋中的鸡肋。而从厂商的态度来看，这一尺寸的平板电视降价也是力度最大的。或许在这种想“尽快出货”的心态下，隐藏的是对“鸡肋”的悲哀。

全高清普及

走在家电卖场里，促销员在介绍平板电视的时候，“全高清”不离口，在平板电视领域，大屏幕、全高清产品已经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宝贝，厂商推出的液晶或等离子电视几乎也都挂上了“全高清”的招牌。一般来说，能真正显示全高清画质的平板电视至少要能满足4个条件：

第一，显示宽高比为16：9；

第二，能接收、解调由高清晰度信号调制的射频信号；

第三，它的水平和垂直清晰度都必须达到1080P以上，物理分辨率达到1920×1080，能够完全显示622万像素顶级高清画质；

第四，能解码、显示1 080p图像格式的视频信号。举个例子来说，一般32英寸等离子电视的物理分辨率一般都为852×480，最多也就能达到480P标清，虽然相对CRT来说好不少，但是还远远达不到高清晰电视的水平。还有很多的高清电视物理分辨率都是1366×768，只能显示105万像素的画质，显然也达不到“全高清”的标准。

而2008年，随着大尺寸液晶电视的盛行，FULL HD全高清也终于开始普及。另外，建议大家在购买前要仔细询问，一定要购买使用国际A级专用屏的液晶电视，这样品质才会有真正的保障。

液晶显示器的变革22英寸渐成主流

在今年，特别是下半年，用户对22英寸及24英寸的液晶显示器的关注度呈明显上升趋势。抛开价格方面的原因来看，这大概也与“高清热”有着很大的关系。就总的来看，19英寸液晶显示器虽仍占领着超过一半的市场份额，但是在下半年降价幅度远不如22、24英寸大，同时它受限于分辨率的原因，无法让用户真正体验到FULL HD所带来的效果，关注度逐日下滑。而22、24英寸的产品在经过一轮轮降价之后，已经走到了用户所接受的心理价格以内，因此渐渐成了目前所关注的焦点。

16：10变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