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新闻论文范文

时政新闻论文篇1

本文试就如何认识并怎样充分发挥传统主流媒体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作些分析。

一、如何充分认识新闻媒体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作为大众传播的有效载体，新闻媒体责无旁待地承载起了记录、反映时代的任务，并发挥了制造舆论、设置议程和框架等作用，从而形成了由媒体带来的社会舆论氛围。当前新闻媒体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也不例外，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喉舌作用

加强舆论引导，增进社会意识，新闻媒体的喉舌作用突出表现在媒体的“意见领袖”、“话语权”的掌握，从而起到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的效应。这是社会发展带给新闻媒体的政治环境决定的。同时也要求媒体始终站在党和政府的角度传播其路线、方针、政策，要统一公众的思想，塑造民意，与政府保持一致。如，通过让广大群众看到党和政府对反腐倡廉的决心，并坚定反腐倡廉必有成效的信心。同时又要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要求，从而成为党和政府决策时的有效参考。

二是信息传播作用

新闻媒体是社会的“舆论机构”、“舆论中心”，报道新闻，传播消息是新闻

媒体最基本的社会功能。媒介要最大限度的报道新闻，以高度的新闻敏感，及时捕捉新近变动信息，监视周围环境变化，及时准确的反映社会的真实情况，以满足社会日益高涨的新闻欲。

因此，要把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信息、知识、建议传播给群众，传播给各级领导。当然，这还只是表面，随着媒介的不断介入，它在传递消息新闻的同时，还为我们设置议程，向公众传播新近发生的情况，引起公众关心，成为一时的中心话题，在这个过程中，媒介可以就事实发表言论，说服公众，减少反对者和动摇者，达到形成、引导和反映社会舆论的目的。

三是宣传教育作用

传播迅速，影响广泛，导向性强，这些都是新闻媒体对人们社会行为的主要表现。新闻媒体就是要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运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实事求是地通过事实，来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教育群众，从而营造良好的廉政文化建设社会舆论环境。

对此，新闻媒体可以通过对有关廉政法律法规的宣传解读，增强自觉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新闻媒体通过廉政建设中涌现的新鲜经验、先进单位、模范人物、典型事迹宣传，让社会；新闻媒体还可以各地动态信息，让如此等等。简言之，新闻媒体制定实施意见，组织专门力量，深入采访报道，以团结、稳定、鼓劲和正面宣传为主，让更多的受众对自己的知情权有更多了解，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社会风尚。

四是舆论监督作用

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概括讲就是针对社会上某些组织或权利个人的违法违纪、违背民意的不良现象及行为进行揭露，让腐败者曝光，使当权者警醒，

以维护公众利益不受侵害。所谓“不怕你通报，就怕你见报”，就是人们对舆论监督作用的一种形容。

在反腐倡廉中，舆论作为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披露工具，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如从党内一些腐败分子的纷纷落马的披露过程中不难看出新闻媒体的曝光之力。可以说舆论监督是人民行使民利的有效形式，也是对错误的和各种社会病态进行揭露使其停止错误或者得到惩罚的一种有力手段。

虽然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没有强制力，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却具有事实公开，影响广泛，揭露深刻，导向明显等特性和优势，由此在社会中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它能够迅速地将人们的注意力聚焦，引起政府高度重视，促使党政纪检查监察机关对损害国家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组织或权利个人及时调查，依法严惩。

此外，互联网作为现代传媒的重要手段之一，已成为意识形态的新阵地，这给廉政文化建设的宣传渗透开辟了新渠道。同时网络具备传播快、覆盖面广、交流互动性等优势，只要抓好网络舆论宣传的管理和疏导，采取贴近网民思想实际、喜闻乐见的形式，才会使廉政文化建设正面的宣传声音入情入性入脑入心，从“百姓和政府的沟通”的角度来说，网络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的“安全阀”和“稳压器”

二、怎样发挥好新闻媒体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新闻媒体所带来的舆论覆盖面大、传播快、透明度高的功能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按照“内容求深、载体求新、舆论求浓、效果求实”的思路，今后新闻媒体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发挥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注重廉政文化建设的宣传导向

广播、电视、报刊和互联网等大众传媒要努力营造反腐倡廉舆论氛围，大力宣传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大意义。

为此，新闻媒体一定要把握好宣传尺度，牢记社会责任，坚持正确导向。如案件报道有很强的政策和原则性，作为媒体来讲应该遵守宣传纪律,我们报道的时候，要抱着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使广大党员干部引以为戒;报道案例过程当中要适当加以引导。在当前氛围不是很强、文化尚未完全形成的情况下，典型的宣传报道的引导作用非常重要。典型的宣传报道是做好新闻宣传的重要一环，通过媒体的报道，典型的引导作用能加倍放大。大力宣传和表彰廉洁奉公、勇于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先进典型，弘扬勤政爱民、艰苦奋斗、乐于奉献的新风尚。

眼下各种媒体，反腐败的案例经常可以看到，但是案例报道多了，有人说是反腐败取得了新成效，而有人却感觉好像腐败分子越反越多。揭露、披露一些案件，主要是剖析这些案件，从中吸取教训，而不是抱着一种猎奇或好奇的心理，所以说对案件本身要有分析的态度，不宜一味地去暴露这些阴暗面，媒体如何做好这方面的宣传呢？怎么宣传好，怎么贯彻好，怎么落实好是很重要的课题，而且是长远性的不是一时半会的。要有针对性、阶段性，要紧密联系当地实际，在报刊、电台、电视台和网站开设反腐倡廉宣传专题栏目和节目。

二是吃透廉政文化建设的题中要义

如何把当前的廉正文化建设新闻宣传做好、做新、做出成效，从而发挥新闻媒体的引导作用，增进社会的廉政文化意识呢?笔者认为，要提高认识，吃透廉正文化建设的题中要义和精髓，作为媒体应该要增强四个方面的观念:

一、提高对廉政文化建设的认识。一方面是媒体的新闻工作者要提高认识，另一方面是通过新闻宣传

工作，提高全社会各界人士的认识。

二、教育者先要受教育，传播者先要受传播，要推动全社会对廉政文化建设的认识和关注，媒体工作者首先要提高认识。对广大新闻工作者来说，提高对廉政文化建设的认识，主要应该包括对开展廉政文化建设在全党全国工作中重要性的认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的认识。

三、反腐倡廉光有制度还不够，必须有文化支撑。实践证明，建立惩治与预防腐败的体系，不能没有文化的力量，要把制度防腐和文化防腐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拓宽社会各界参与廉正文化建设层面，才能增强反腐倡廉的受众面。如采用文化的载体把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赋予廉政主题，做到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创新，使廉政文化更具活力，让廉政文化大有"市场"。

三是讲求廉正文化建设的宣传艺术

新闻媒体要注重宣传艺术，加强策划，这里讲的策划包括两种：一是媒体以旁观者身份采用连续报道、系列报道等多种方式和手段搞好新闻报道的策划；二是媒体以举办者或承办者的身份与纪检监察机关一起开展各种大型的活动策划。这两种策划对于搞好新闻宣传来说都是必要的，都要求媒体以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为背景，围绕群众话语环境等活动而展开。如面向全社会的反腐倡廉教育，抓住廉政文化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进企业等活动契机，探索新路子，寻求新方法。要坚持以人为本，做到贴近，贴近，再贴近，使教育入脑入心，形成人人思廉、人人讲廉、人人保廉、人人促廉的良好社会风尚，让廉洁教育社会化。

同时，新闻媒体要融入“大宣教”格局，形成反腐倡廉新闻宣传工作的整体合力，要主动及时与纪检监察机关保持经常性联系，共同策划宣传专题，组织高质量文章和节目，针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些重要情况、重要典型、重大案件进行集中宣传，加大评论文章的撰写和刊播发力度。为党委搭设"舞台"、纪委协调"指挥"、部门表演"合唱"、群众演出"大戏"的良好氛围鼓与呼。

此外，廉政文化建设中媒体要用好“批评”这把双刃剑，开展舆论监督。笔者认为，批评是一种手段，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存在的问题。要配合地方党委政府一段时期的工作重点来开展舆论监督，力求“帮忙而不添乱”。因此，批评报道不宜过多过滥，力求“少而精”；在写批评报道前，应及时与被批评者通气，争取对方的支持，促成问题的解决。

廉政文化建设的宣传是一项系统工程，靠一个或几个部门孤军作战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实践证明，无论是基础性的宣传教育工作，还是关键性的监督工作，都离不开新闻媒体的有力支持。新闻媒介在廉政文化建设中政治性、政策性和敏感性很强，同时功能和作用的发挥空间也很大，还有许多议程需要科学设置，统筹协调，稳步推进。因此，新闻媒介只有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和阵地意识，不断加强和改进新闻宣传的方式、方法，更好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才能在廉政文化建设中发挥最大效应，才能出新出彩，才能促进廉政文化建设全方位、多渠道地向纵深推进，为构建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廉政文化建设中新闻媒体功能和作用的思考

众所周知，新闻媒体存在的价值在于传递信息，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和实行舆论监督。当前廉政文化建设面临着一个热点和焦点的话语环境，已越来越受到社会各层面的普遍关注。因此，搞好廉政文化建设的新闻宣传，通过新闻媒体舆论的控制、引导和巧妙运作来增进整个社会的廉政文化意识，并将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不仅有可能、有必要，同时也是新闻媒体尤其是党的传统主流媒体实现自我价值、运用自己的“软力量”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契机。

本文试就如何认识并怎样充分发挥传统主流媒体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作些分析。

一、如何充分认识新闻媒体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作为大众传播的有效载体，新闻媒体责无旁待地承载起了记录、反映时代的任务，并发挥了制造舆论、设置议程和框架等作用，从而形成了由媒体带来的社会舆论氛围。当前新闻媒体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也不例外，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喉舌作用

加强舆论引导，增进社会意识，新闻媒体的喉舌作用突出表现在媒体的“意见领袖”、“话语权”的掌握，从而起到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的效应。这是社会发展带给新闻媒体的政治环境决定的。同时也要求媒体始终站在党和政府的角度传播其路线、方针、政策，要统一公众的思想，塑造民意，与政府保持一致。如，通过让广大群众看到党和政府对反腐倡廉的决心，并坚定反腐倡廉必有成效的信心。同时又要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要求，从而成为党和政府决策时的有效参考。

二是信息传播作用

新闻媒体是社会的“舆论机构”、“舆论中心”，报道新闻，传播消息是新闻

媒体最基本的社会功能。媒介要最大限度的报道新闻，以高度的新闻敏感，及时捕捉新近变动信息，监视周围环境变化，及时准确的反映社会的真实情况，以满足社会日益高涨的新闻欲。

因此，要把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信息、知识、建议传播给群众，传播给各级领导。当然，这还只是表面，随着媒介的不断介入，它在传递消息新闻的同时，还为我们设置议程，向公众传播新近发生的情况，引起公众关心，成为一时的中心话题，在这个过程中，媒介可以就事实发表言论，说服公众，减少反对者和动摇者，达到形成、引导和反映社会舆论的目的。

三是宣传教育作用

传播迅速，影响广泛，导向性强，这些都是新闻媒体对人们社会行为的主要表现。新闻媒体就是要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运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实事求是地通过事实，来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教育群众，从而营造良好的廉政文化建设社会舆论环境。

对此，新闻媒体可以通过对有关廉政法律法规的宣传解读，增强自觉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新闻媒体通过廉政建设中涌现的新鲜经验、先进单位、模范人物、典型事迹宣传，让社会；新闻媒体还可以各地动态信息，让如此等等。简言之，新闻媒体制定实施意见，组织专门力量，深入采访报道，以团结、稳定、鼓劲和正面宣传为主，让更多的受众对自己的知情权有更多了解，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社会风尚。

四是舆论监督作用

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概括讲就是针对社会上某些组织或权利个人的违法违纪、违背民意的不良现象及行为进行揭露，让腐败者曝光，使当权者警醒，

以维护公众利益不受侵害。所谓“不怕你通报，就怕你见报”，就是人们对舆论监督作用的一种形容。

在反腐倡廉中，舆论作为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披露工具，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如从党内一些腐败分子的纷纷落马的披露过程中不难看出新闻媒体的曝光之力。可以说舆论监督是人民行使民利的有效形式，也是对错误的和各种社会病态进行揭露使其停止错误或者得到惩罚的一种有力手段。

虽然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没有强制力，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却具有事实公开，影响广泛，揭露深刻，导向明显等特性和优势，由此在社会中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它能够迅速地将人们的注意力聚焦，引起政府高度重视，促使党政纪检查监察机关对损害国家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组织或权利个人及时调查，依法严惩。

此外，互联网作为现代传媒的重要手段之一，已成为意识形态的新阵地，这给廉政文化建设的宣传渗透开辟了新渠道。同时网络具备传播快、覆盖面广、交流互动性等优势，只要抓好网络舆论宣传的管理和疏导，采取贴近网民思想实际、喜闻乐见的形式，才会使廉政文化建设正面的宣传声音入情入性入脑入心，从“百姓和政府的沟通”的角度来说，网络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的“安全阀”和“稳压器”

二、怎样发挥好新闻媒体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新闻媒体所带来的舆论覆盖面大、传播快、透明度高的功能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按照“内容求深、载体求新、舆论求浓、效果求实”的思路，今后新闻媒体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发挥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注重廉政文化建设的宣传导向

广播、电视、报刊和互联网等大众传媒要努力营造反腐倡廉舆论氛围，大力宣传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大意义。

为此，新闻媒体一定要把握好宣传尺度，牢记社会责任，坚持正确导向。如案件报道有很强的政策和原则性，作为媒体来讲应该遵守宣传纪律,我们报道的时候，要抱着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使广大党员干部引以为戒;报道案例过程当中要适当加以引导。在当前氛围不是很强、文化尚未完全形成的情况下，典型的宣传报道的引导作用非常重要。典型的宣传报道是做好新闻宣传的重要一环，通过媒体的报道，典型的引导作用能加倍放大。大力宣传和表彰廉洁奉公、勇于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先进典型，弘扬勤政爱民、艰苦奋斗、乐于奉献的新风尚。

眼下各种媒体，反腐败的案例经常可以看到，但是案例报道多了，有人说是反腐败取得了新成效，而有人却感觉好像腐败分子越反越多。揭露、披露一些案件，主要是剖析这些案件，从中吸取教训，而不是抱着一种猎奇或好奇的心理，所以说对案件本身要有分析的态度，不宜一味地去暴露这些阴暗面，媒体如何做好这方面的宣传呢？怎么宣传好，怎么贯彻好，怎么落实好是很重要的课题，而且是长远性的不是一时半会的。要有针对性、阶段性，要紧密联系当地实际，在报刊、电台、电视台和网站开设反腐倡廉宣传专题栏目和节目。

二是吃透廉政文化建设的题中要义

如何把当前的廉正文化建设新闻宣传做好、做新、做出成效，从而发挥新闻媒体的引导作用，增进社会的廉政文化意识呢?笔者认为，要提高认识，吃透廉正文化建设的题中要义和精髓，作为媒体应该要增强四个方面的观念:

一、提高对廉政文化建设的认识。一方面是媒体的新闻工作者要提高认识，另一方面是通过新闻宣传工作，提高全社会各界人士的认识。

二、教育者先要受教育，传播者先要受传播，要推动全社会对廉政文化建设的认识和关注，媒体工作者首先要提高认识。对广大新闻工作者来说，提高对廉政文化建设的认识，主要应该包括对开展廉政文化建设在全党全国工作中重要性的认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的认识。

三、反腐倡廉光有制度还不够，必须有文化支撑。实践证明，建立惩治与预防腐败的体系，不能没有文化的力量，要把制度防腐和文化防腐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拓宽社会各界参与廉正文化建设层面，才能增强反腐倡廉的受众面。如采用文化的载体把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赋予廉政主题，做到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创新，使廉政文化更具活力，让廉政文化大有"市场"。

三是讲求廉正文化建设的宣传艺术

新闻媒体要注重宣传艺术，加强策划，这里讲的策划包括两种：一是媒体以旁观者身份采用连续报道、系列报道等多种方式和手段搞好新闻报道的策划；二是媒体以举办者或承办者的身份与纪检监察机关一起开展各种大型的活动策划。这两种策划对于搞好新闻宣传来说都是必要的，都要求媒体以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为背景，围绕群众话语环境等活动而展开。如面向全社会的反腐倡廉教育，抓住廉政文化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进企业等活动契机，探索新路子，寻求新方法。要坚持以人为本，做到贴近，贴近，再贴近，使教育入脑入心，形成人人思廉、人人讲廉、人人保廉、人人促廉的良好社会风尚，让廉洁教育社会化。

同时，新闻媒体要融入“大宣教”格局，形成反腐倡廉新闻宣传工作的整体合力，要主动及时与纪检监察机关保持经常性联系，共同策划宣传专题，组织高质量文章和节目，针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些重要情况、重要典型、重大案件进行集中宣传，加大评论文章的撰写和刊播发力度。为党委搭设"舞台"、纪委协调"指挥"、部门表演"合唱"、群众演出"大戏"的良好氛围鼓与呼。

此外，廉政文化建设中媒体要用好“批评”这把双刃剑，开展舆论监督。笔者认为，批评是一种手段，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存在的问题。要配合地方党委政府一段时期的工作重点来开展舆论监督，力求“帮忙而不添乱”。因此，批评报道不宜过多过滥，力求“少而精”；在写批评报道前，应及时与被批评者通气，争取对方的支持，促成问题的解决。

廉政文化建设的宣传是一项系统工程，靠一个或几个部门孤军作战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实践证明，无论是基础性的宣传教育工作，还是关键性的监督工作，都离不开新闻媒体的有力支持。新闻媒介在廉政文化建设中政治性、政策性和敏感性很强，同时功能和作用的发挥空间也很大，还有许多议程需要科学设置，统筹协调，稳步推进。因此，新闻媒介只有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和阵地意识，不断加强和改进新闻宣传的方式、方法，更好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才能在廉政文化建设中发挥最大效应，才能出新出彩，才能促进廉政文化建设全方位、多渠道地向纵深推进，为构建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廉政文化建设中新闻媒体功能和作用的思考

众所周知，新闻媒体存在的价值在于传递信息，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和实行舆论监督。当前廉政文化建设面临着一个热点和焦点的话语环境，已越来越受到社会各层面的普遍关注。因此，搞好廉政文化建设的新闻宣传，通过新闻媒体舆论的控制、引导和巧妙运作来增进整个社会的廉政文化意识，并将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不仅有可能、有必要，同时也是新闻媒体尤其是党的传统主流媒体实现自我价值、运用自己的“软力量”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契机。

本文试就如何认识并怎样充分发挥传统主流媒体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作些分析。

一、如何充分认识新闻媒体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作为大众传播的有效载体，新闻媒体责无旁待地承载起了记录、反映时代的任务，并发挥了制造舆论、设置议程和框架等作用，从而形成了由媒体带来的社会舆论氛围。当前新闻媒体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也不例外，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喉舌作用

加强舆论引导，增进社会意识，新闻媒体的喉舌作用突出表现在媒体的“意见领袖”、“话语权”的掌握，从而起到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的效应。这是社会发展带给新闻媒体的政治环境决定的。同时也要求媒体始终站在党和政府的角度传播其路线、方针、政策，要统一公众的思想，塑造民意，与政府保持一致。如，通过让广大群众看到党和政府对反腐倡廉的决心，并坚定反腐倡廉必有成效的信心。同时又要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要求，从而成为党和政府决策时的有效参考。

二是信息传播作用

新闻媒体是社会的“舆论机构”、“舆论中心”，报道新闻，传播消息是新闻

媒体最基本的社会功能。媒介要最大限度的报道新闻，以高度的新闻敏感，及时捕捉新近变动信息，监视周围环境变化，及时准确的反映社会的真实情况，以满足社会日益高涨的新闻欲。

因此，要把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信息、知识、建议传播给群众，传播给各级领导。当然，这还只是表面，随着媒介的不断介入，它在传递消息新闻的同时，还为我们设置议程，向公众传播新近发生的情况，引起公众关心，成为一时的中心话题，在这个过程中，媒介可以就事实发表言论，说服公众，减少反对者和动摇者，达到形成、引导和反映社会舆论的目的。

三是宣传教育作用

传播迅速，影响广泛，导向性强，这些都是新闻媒体对人们社会行为的主要表现。新闻媒体就是要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运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实事求是地通过事实，来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教育群众，从而营造良好的廉政文化建设社会舆论环境。

对此，新闻媒体可以通过对有关廉政法律法规的宣传解读，增强自觉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新闻媒体通过廉政建设中涌现的新鲜经验、先进单位、模范人物、典型事迹宣传，让社会；新闻媒体还可以各地动态信息，让如此等等。简言之，新闻媒体制定实施意见，组织专门力量，深入采访报道，以团结、稳定、鼓劲和正面宣传为主，让更多的受 众对自己的知情权有更多了解，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社会风尚。

四是舆论监督作用

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概括讲就是针对社会上某些组织或权利个人的违法违纪、违背民意的不良现象及行为进行揭露，让腐败者曝光，使当权者警醒，

以维护公众利益不受侵害。所谓“不怕你通报，就怕你见报”，就是人们对舆论监督作用的一种形容。

在反腐倡廉中，舆论作为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披露工具，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如从党内一些腐败分子的纷纷落马的披露过程中不难看出新闻媒体的曝光之力。可以说舆论监督是人民行使民利的有效形式，也是对错误的和各种社会病态进行揭露使其停止错误或者得到惩罚的一种有力手段。

虽然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没有强制力，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却具有事实公开，影响广泛，揭露深刻，导向明显等特性和优势，由此在社会中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它能够迅速地将人们的注意力聚焦，引起政府高度重视，促使党政纪检查监察机关对损害国家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组织或权利个人及时调查，依法严惩。

此外，互联网作为现代传媒的重要手段之一，已成为意识形态的新阵地，这给廉政文化建设的宣传渗透开辟了新渠道。同时网络具备传播快、覆盖面广、交流互动性等优势，只要抓好网络舆论宣传的管理和疏导，采取贴近网民思想实际、喜闻乐见的形式，才会使廉政文化建设正面的宣传声音入情入性入脑入心，从“百姓和政府的沟通”的角度来说，网络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的“安全阀”和“稳压器”

二、怎样发挥好新闻媒体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新闻媒体所带来的舆论覆盖面大、传播快、透明度高的功能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按照“内容求深、载体求新、舆论求浓、效果求实”的思路，今后新闻媒体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发挥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注重廉政文化建设的宣传导向

广播、电视、报刊和互联网等大众传媒要努力营造反腐倡廉舆论氛围，大力宣传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大意义。

为此，新闻媒体一定要把握好宣传尺度，牢记社会责任，坚持正确导向。如案件报道有很强的政策和原则性，作为媒体来讲应该遵守宣传纪律,我们报道的时候，要抱着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使广大党员干部引以为戒;报道案例过程当中要适当加以引导。在当前氛围不是很强、文化尚未完全形成的情况下，典型的宣传报道的引导作用非常重要。典型的宣传报道是做好新闻宣传的重要一环，通过媒体的报道，典型的引导作用能加倍放大。大力宣传和表彰廉洁奉公、勇于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先进典型，弘扬勤政爱民、艰苦奋斗、乐于奉献的新风尚。

眼下各种媒体，反腐败的案例经常可以看到，但是案例报道多了，有人说是反腐败取得了新成效，而有人却感觉好像腐败分子越反越多。揭露、披露一些案件，主要是剖析这些案件，从中吸取教训，而不是抱着一种猎奇或好奇的心理，所以说对案件本身要有分析的态度，不宜一味地去暴露这些阴暗面，媒体如何做好这方面的宣传呢？怎么宣传好，怎么贯彻好，怎么落实好是很重要的课题，而且是长远性的不是一时半会的。要有针对性、阶段性，要紧密联系当地实际，在报刊、电台、电视台和网站开设反腐倡廉宣传专题栏目和节目。

二是吃透廉政文化建设的题中要义

如何把当前的廉正文化建设新闻宣传做好、做新、做出成效，从而发挥新闻媒体的引导作用，增进社会的廉政文化意识呢?笔者认为，要提高认识，吃透廉正文化建设的题中要义和精髓，作为媒体应该要增强四个方面的观念:

一、提高对廉政文化建设的认识。一方面是媒体的新闻工作者要提高认识，另一方面是通过新闻宣传工作，提高全社会各界人士的认识。

二、教育者先要受教育，传播者先要受传播，要推动全社会对廉政文化建设的认识和关注，媒体工作者首先要提高认识。对广大新闻工作者来说，提高对廉政文化建设的认识，主要应该包括对开展廉政文化建设在全党全国工作中重要性的认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的认识。

三、反腐倡廉光有制度还不够，必须有文化支撑。实践证明，建立惩治与预防腐败的体系，不能没有文化的力量，要把制度防腐和文化防腐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拓宽社会各界参与廉正文化建设层面，才能增强反腐倡廉的受众面。如采用文化的载体把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赋予廉政主题，做到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创新，使廉政文化更具活力，让廉政文化大有"市场"。

三是讲求廉正文化建设的宣传艺术

新闻媒体要注重宣传艺术，加强策划，这里讲的策划包括两种：一是媒体以旁观者身份采用连续报道、系列报道等多种方式和手段搞好新闻报道的策划；二是媒体以举办者或承办者的身份与纪检监察机关一起开展各种大型的活动策划。这两种策划对于搞好新闻宣传来说都是必要的，都要求媒体以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为背景，围绕群众话语环境等活动而展开。如面向全社会的反腐倡廉教育，抓住廉政文化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进企业等活动契机，探索新路子，寻求新方法。要坚持以人为本，做到贴近，贴近，再贴近，使教育入脑入心，形成人人思廉、人人讲廉、人人保廉、人人促廉的良好社会风尚，让廉洁教育社会化。

同时，新闻媒体要融入“大宣教”格局，形成反腐倡廉新闻宣传工作的整体合力，要主动及时与纪检监察机关保持经常性联系，共同策划宣传专题，组织高质量文章和节目，针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些重要情况、重要典型、重大案件进行集中宣传，加大评论文章的撰写和刊播发力度。为党委搭设"舞台"、纪委协调"指挥"、部门表演"合唱"、群众演出"大戏"的良好氛围鼓与呼。

此外，廉政文化建设中媒体要用好“批评”这把双刃剑，开展舆论监督。笔者认为，批评是一种手段，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存在的问题。要配合地方党委政府一段时期的工作重点来开展舆论监督，力求“帮忙而不添乱”。因此，批评报道不宜过多过滥，力求“少而精”；在写批评报道前，应及时与被批评者通气，争取对方的支持，促成问题的解决。

廉政文化建设的宣传是一项系统工程，靠一个或几个部门孤军作战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实践证明，无论是基础性的宣传教育工作，还是关键性的监督工作，都离不开新闻媒体的有力支持。新闻媒介在廉政文化建设中政治性、政策性和敏感性很强，同时功能和作用的发挥空间也很大，还有许多议程需要科学设置，统筹协调，稳步推进。因此，新闻媒介只有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和阵地意识，不断加强和改进新闻宣传的方式、方法，更好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才能在廉政文化建设中发挥最大效应，才能出新出彩，才能促进廉政文化建设全方位、多渠道地向纵深推进，为构建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廉政文化建设中新闻媒体功能和作用的思考

众所周知，新闻媒体存在的价值在于传递信息，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和实行舆论监督。当前廉政文化建设面临着一个热点和焦点的话语环境，已越来越受到社会各层面的普遍关注。因此，搞好廉政文化建设的新闻宣传，通过新闻媒体舆论的控制、引导和巧妙运作来增进整个社会的廉政文化意识，并将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不仅有可能、有必要，同时也是新闻媒体尤其是党的传统主流媒体实现自我价值、运用自己的“软力量”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契机。

本文试就如何认识并怎样充分发挥传统主流媒体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作些分析。

一、如何充分认识新闻媒体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作为大众传播的有效载体，新闻媒体责无旁待地承载起了记录、反映时代的任务，并发挥了制造舆论、设置议程和框架等作用，从而形成了由媒体带来的社会舆论氛围。当前新闻媒体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也不例外，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喉舌作用

加强舆论引导，增进社会意识，新闻媒体的喉舌作用突出表现在媒体的“意见领袖”、“话语权”的掌握，从而起到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的效应。这是社会发展带给新闻媒体的政治环境决定的。同时也要求媒体始终站在党和政府的角度传播其路线、方针、政策，要统一公众的思想，塑造民意，与政府保持一致。如，通过让广大群众看到党和政府对反腐倡廉的决心，并坚定反腐倡廉必有成效的信心。同时又要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要求，从而成为党和政府决策时的有效参考。

二是信息传播作用

新闻媒体是社会的“舆论机构”、“舆论中心”，报道新闻，传播消息是新闻

媒体最基本的社会功能。媒介要最大限度的报道新闻，以高度的新闻敏感，及时捕捉新近变动信息，监视周围环境变化，及时准确的反映社会的真实情况，以满足社会日益高涨的新闻欲。

因此，要把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信息、知识、建议传播给群众，传播给各级领导。当然，这还只是表面，随着媒介的不断介入，它在传递消息新闻的同时，还为我们设置议程，向公众传播新近发生的情况，引起公众关心，成为一时的中心话题，在这个过程中，媒介可以就事实发表言论，说服公众，减少反对者和动摇者，达到形成、引导和反映社会舆论的目的。

三是宣传教育作用

传播迅速，影响广泛，导向性强，这些都是新闻媒体对人们社会行为的主要表现。新闻媒体就是要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运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实事求是地通过事实，来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教育群众，从而营造良好的廉政文化建设社会舆论环境。

对此，新闻媒体可以通过对有关廉政法律法规的宣传解读，增强自觉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新闻媒体通过廉政建设中涌现的新鲜经验、先进单位、模范人物、典型事迹宣传，让社会；新闻媒体还可以各地动态信息，让如此等等。简言之，新闻媒体制定实施意见，组织专门力量，深入采访报道，以团结、稳定、鼓劲和正面宣传为主，让更多的受众对自己的知情权有更多了解，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社会风尚。

四是舆论监督作用

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概括讲就是针对社会上某些组织或权利个人的违法违纪、违背民意的不良现象及行为进行揭露，让腐败者曝光，使当权者警醒，

以维护公众利益不受侵害。所谓“不怕你通报，就怕你见报”，就是人们对舆论监督作用的一种形容。

在反腐倡廉中，舆论作为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披露工具，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如从党内一些腐败分子的纷纷落马的披露过程中不难看出新闻媒体的曝光之力。可以说舆论监督是人民行使民利的有效形式，也是对错误的和各种社会病态进行揭露使其停止错误或者得到惩罚的一种有力手段。

虽然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没有强制力，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却具有事实公开，影响广泛，揭露深刻，导向明显等特性和优势，由此在社会中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它能够迅速地将人们的注意力聚焦，引起政府高度重视，促使党政纪检查监察机关对损害国家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组织或权利个人及时调查，依法严惩。

此外，互联网作为现代传媒的重要手段之一，已成为意识形态的新阵地，这给廉政文化建设的宣传渗透开辟了新渠道。同时网络具备传播快、覆盖面广、交流互动性等优势，只要抓好网络舆论宣传的管理和疏导，采取贴近网民思想实际、喜闻乐见的形式，才会使廉政文化建设正面的宣传声音入情入性入脑入心，从“百姓和政府的沟通”的角度来说，网络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的“安全阀”和“稳压器”

二、怎样发挥好新闻媒体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新闻媒体所带来的舆论覆盖面大、传播快、透明度高的功能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按照“内容求深、载体求新、舆论求浓、效果求实”的思路，今后新闻媒体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发挥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注重廉政文化建设的宣传导向

广播、电视、报刊和互联网等大众传媒要努力营造反腐倡廉舆论氛围，大力宣传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大意义。

为此，新闻媒体一定要把握好宣传尺度，牢记社会责任，坚持正确导向。如案件报道有很强的政策和原则性，作为媒体来讲应该遵守宣传纪律,我们报道的时候，要抱着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使广大党员干部引以为戒;报道案例过程当中要适当加以引导。在当前氛围不是很强、文化尚未完全形成的情况下，典型的宣传报道的引导作用非常重要。典型的宣传报道是做好新闻宣传的重要一环，通过媒体的报道，典型的引导作用能加倍放大。大力宣传和表彰廉洁奉公、勇于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先进典型，弘扬勤政爱民、艰苦奋斗、乐于奉献的新风尚。

眼下各种媒体，反腐败的案例经常可以看到，但是案例报道多了，有人说是反腐败取得了新成效，而有人却感觉好像腐败分子越反越多。揭露、披露一些案件，主要是剖析这些案件，从中吸取教训，而不是抱着一种猎奇或好奇的心理，所以说对案件本身要有分析的态度，不宜一味地去暴露这些阴暗面，媒体如何做好这方面的宣传呢？怎么宣传好，怎么贯彻好，怎么落实好是很重要的课题，而且是长远性的不是一时半会的。要有针对性、阶段性，要紧密联系当地实际，在报刊、电台、电视台和网站开设反腐倡廉宣传专题栏目和节目。

二是吃透廉政文化建设的题中要义

如何把当前的廉正文化建设新闻宣传做好、做新、做出成效，从而发挥新闻媒体的引导作用，增进社会的廉政文化意识呢?笔者认为，要提高认识，吃透廉正文化建设的题中要义和精髓，作为媒体应该要增强四个方面的观念:

一、提高对廉政文化建设的认识。一方面是媒体的新闻工作者要提高认识，另一方面是通过新闻宣传工作，提高全社会各界人士的认识。

二、教育者先要受教育，传播者先要受传播，要推动全社会对廉政文化建设的认识和关注，媒体工作者首先要提高认识。对广大新闻工作者来说，提高对廉政文化建设的认识，主要应该包括对开展廉政文化建设在全党全国工作中重要性的认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的认识。

三、反腐倡廉光有制度还不够，必须有文化支撑。实践证明，建立惩治与预防腐败的体系，不能没有文化的力量，要把制度防腐和文化防腐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拓宽社会各界参与廉正文化建设层面，才能增强反腐倡廉的受众面。如采用文化的载体把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赋予廉政主题，做到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创新，使廉政文化更具活力，让廉政文化大有"市场"。

三是讲求廉正文化建设的宣传艺术

新闻媒体要注重宣传艺术，加强策划，这里讲的策划包括两种：一是媒体以旁观者身份采用连续报道、系列报道等多种方式和手段搞好新闻报道的策划；二是媒体以举办者或承办者的身份与纪检监察机关一起开展各种大型的活动策划。这两种策划对于搞好新闻宣传来说都是必要的，都要求媒体以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为背景，围绕群众话语环境等活动而展开。如面向全社会的反腐倡廉教育，抓住廉政文化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进企业等活动契机，探索新路子，寻求新方法。要坚持以人为本，做到贴近，贴近，再贴近，使教育入脑入心，形成人人思廉、人人讲廉、人人保廉、人人促廉的良好社会风尚，让廉洁教育社会化。

同时，新闻媒体要融入“大宣教”格局，形成反腐倡廉新闻宣传工作的整体合力，要主动及时与纪检监察机关保持经常性联系，共同策划宣传专题，组织高质量文章和节目，针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些重要情况、重要典型、重大案件进行集中宣传，加大评论文章的撰写和刊播发力度。为党委搭设"舞台"、纪委协调"指挥"、部门表演"合唱"、群众演出"大戏"的良好氛围鼓与呼。

此外，廉政文化建设中媒体要用好“批评”这把双刃剑，开展舆论监督。笔者认为，批评是一种手段，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存在的问题。要配合地方党委政府一段时期的工作重点来开展舆论监督，力求“帮忙而不添乱”。因此，批评报道不宜过多过滥，力求“少而精”；在写批评报道前，应及时与被批评者通气，争取对方的支持，促成问题的解决。

时政新闻论文篇2

科学工作者在从事科学研究时，都有一系列“给定”的理论前提，这些理论前提常常被包含在培养职业科学家的教育机构和教科书中，它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真理，影响并制约着科学研究。托马斯•库恩（T•S•Kuhn，1970）用“范式”（paradigm）来描述这种支配特定时代、特定科学家群体科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和理论假设。库恩认为，科学发展的标志并不在于各种科学知识的日积月累，而在于科学范式的发展变化。当一个时代的科学家们根据既定的范式努力工作时，往往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与既定范式不符甚至矛盾的情况和问题，随着矛盾的增加，原先那个破绽百出的范式将被放弃，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充满希望而不是被显然无法克服的矛盾所困扰的新的范式。这就是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2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才是科学进步的真正标志。

研究视域显然不同于科学范式，也不具备科学范式那样的革命力量。但它却影响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方向，限制着新闻学研究的内容，规定着新闻理论的话语体系，甚至成为某些理论观点争论不休、某些工作原则和方法对立冲突的重要原因。例如，怎样看待新闻媒介与政府或执政党的关系？新闻单位究竟应该是事业性质还是企业性质？媒介自身的形式与媒介传播的内容何者更为重要？难道仅仅是内容决定形式吗？发行量和收听收视率能不能作为判断媒介优劣的标准？满足公民的“知情权”、行使记者的采访报道权、保护消息来源等要不要有个“边界”？如果要这些“边界”该怎样划？为什么这样划？凡此种种问题，不同视域的理论和学者往往会有不同的回答，由于不同的视域有各自不同的逻辑起点和归宿，一些看似对立的观点、原则和方法又各有其“合理性”；同一视域的学者，由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不同，对上述问题也会做出不同的回答，而这些回答的“合理性”则体现在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的逻辑关系上。

纵观百余年中外新闻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四种不同的研究视域：政治视域；经济视域；文化视域；专业视域。在新闻学术史上，尽管四种研究视域并没有一条十分清晰的线形发展脉络，但其间仍能发现一些共性的东西。首先，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始终或明或暗地占据着重要位置，甚至影响和左右着其他视域的研究。其次，专业视域是新闻传播由一种职业（occupation）发展成一门专业（profession）的产物，由于新闻传播的职业化进程不同，这种研究视域在各国出现的先后次序也不同，但就各国自身看，较之其他三种研究视域，它都是一种相对晚近的研究视域。第三，特定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往往有某种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从而形成该国这一时期的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而其他边缘化视域一方面对上述主导视域起到辅助和补充作用，另一方面又对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进行挑战，从而形成某种理论张力，推动新闻学研究的发展。第四，无论中外，新闻学的研究视域基本上沿着“政治-经济-文化-专业”这样一条大的主线发展，并且逐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

一、政治视域：

中国古代基本上把政治理解为治国安民的事务或者活动，孙中山先生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西方“政治”一词源自希腊语Polis，即城邦或城市国家的意思。列宁说：“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3现代政治的基本内容是围绕着马克思所说的“政治国家”，即政治体系展开的。以国家形式出现的政治体系是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焦点。

新闻学研究的政治视域首先与这个“焦点”联系在一起。以印刷物和报纸为代表的现代传播媒介从诞生那天起，就涉及到它们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具体表现为与政府以及后来的执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党报理论以及发展新闻学理论等，当代新闻学中这些带有“范式”意义的理论几乎都是这种视域的产物。约翰•梅里尔（JohnMerrill，1974）在总结新闻学各种主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政治-报刊圈”（political-presscircle），认为所有这些理论无非表现为两大趋势——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彼此独立，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存在着经由“国家主义”而彼此相通的路径。4

政治视域关注的首要问题，即逻辑起点是新闻媒介在“政治国家”中的地位以及由这种地位而发挥的作用。媒介是独立于政府还是依附于政府？哪一种处理方式更有利于它们在政治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集权主义理论与自由主义理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集权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是实体的存在，公共权威的代表，有着自身特定的目标和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是国家权力的管理者和行使者，新闻媒介毫无疑问是政府管理和行使权力的工具之一，必须依附于政府；在政党政治中，就是党的工具，就应依附于党。自由主义理论坚持认为，国家只是由个人组合而成，它本身只是促进每一个社会成员充分发展的手段，新闻传播也是这种手段之一，作为一种手段的新闻传播没必要也不应该依附或服从另一种手段，相反它应该始终保持其独立性；只有独立的媒体在政治体系中才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不管两种理论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更根本的理论假设和前提，也不管它们还有多少花样繁多的变化形式，政治视域的逻辑归宿最终都会落实到上述根本分歧上。

可以说，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都是较早形成的一种研究视域。政治体系决定了新闻传播的运作形式。具体到一个国家，不同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规定了这个国家的主流新闻理论话语体系。我国从时期形成的新闻理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以及建国后所建立的政治体制决定的。因此，在政治视域下追问一种新闻理论的合理性，最终必然涉及对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合理性的追问，而这种追问已经超出新闻学研究的范围。“全球新闻好像一块透明的水晶石，世界各地不同的、有时甚至相互对立的政治体系在上面切割并打磨出了不同的则面，而国际新闻交换领域里令人瞠目的技术进步，并没有为新闻编辑人员在了解新闻透过这块水晶石后将被如何理解方面，提供任何有益的帮助”。5

从政治视域的逻辑起点和归宿看，新闻媒介的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政治倾向性与客观公正等并不构成矛盾，它们最多只能是后者服从前者的几对关系。造成上述矛盾的重要原因在于别的研究视域有其自身的逻辑起点和归宿。

二、经济视域：

用经济学的观点看，劳动分工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变成了交换者，这种交换关系把当代社会的人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也正是这种交换关系在人们中间创造了一个完整的权利和义务体系。媒介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就是这种交换关系的反映和体现。“报纸是一种私人企业，社会既没有给他任何特权，它对社会也不负任何义务。因此它不受社会利益的影响。报纸很显然地是其业主的财产，报纸业主是自负盈亏地出售其产品的……。”6当年《华尔街日报》发行人的这番话可以视为经济逻辑的典型代表。

经济视域是西方“大众化报刊”出现，媒介逐步成为一种私营企业的产物。作为一种企业的新闻媒介自然以经济效益为目标，只要不是法律所明文禁止的，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就采纳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这种逻辑的极端表现形式既与政治视域相冲突，又为文化视域所不容。所以除了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新闻实践中以这种极端形式出现的媒介并不很多，以上述极端形式表现的理论也不很多。但在各种变化的形式中，我们仍然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它们的身影。

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矛盾，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政治和经济两大视域的不同逻辑中。一定政治体制下的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着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当一种视域被一定社会意识形态不断强化，变成一种“视域霸权”后，其他视域的研究自然就会受到压制或排斥。1958年，王中因提出“报纸是一种商品”而受到压制，西方“新闻价值”理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我国受到排斥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同样，西方一些学者长期拒绝承认新闻传播的宣传作用，坚持新闻媒介是完全独立的“社会公器”等，也有这方面原因。

然而，政治与经济毕竟不是两块完全分割的领地。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反过来又影响并制约经济。政治与经济的这种密切关系，使两种研究视域又可能相互利用对方的理论，服务或加强自己的观点，从而把对方的逻辑纳入自己的逻辑体系中。比如，根据一定的政治逻辑，媒介的独立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它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最佳效应；但到了经济逻辑中，媒介的独立则成为有效经济运作的可靠保证。在政治逻辑中，受众（读者）观念是实现宣传效益的前提；但在经济逻辑中则成为争取广告客户、赢得更大利润的手段。从经济视域着眼，媒介集团是市场竞争中经济运作的产物，做大做强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从政治视域着眼，媒介集团化是应对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趋势的重要举措，目的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坚守和巩固自己的舆论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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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党报理论是政治视域的产物。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的第一份周刊，在其发刊词中就明确宣布：“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7党报理论拒斥经济视域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新闻学研究视域发生重大转移，经济视域的研究论文和学术著作明显增多，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媒介实践的发展，这种研究视域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新闻学研究视域的转移是我国意识形态发生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媒介实践变化的反映。经济视域是对政治视域的重要补充，但不能替代政治视域，更不应变成一种新的“视域霸权”。总体上看，经济和政治都是促进社会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手段。因此，包括这两种视域在内的各种研究视域的逻辑，最终应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逻辑，即服从于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

三、文化视域：

人是文化的动物。从人类制造的器物用品到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以及思想观念等都可以归入文化的名下。可以说，不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一切由人创造的、对人类构成意义的事物都可以视为文化。因此文化的本质就是意义以及意义的创造、交流和理解。这也正是哲学社会科学中文化视域所涉及的主要内容。

新闻学研究中的文化视域基本上借鉴了传播学中的“媒介文化”研究理论，就像媒介文化理论基本上借鉴了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中的“大众文化”理论一样。媒介文化这个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方面，一是从作为人类创造器物的媒介本身方面。当然，许多研究者在对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时，也大量涉及到媒介在彰显这些内容时所处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和控制形式，以及人们在解读这些内容时的各种意识形态背景。但文化视域与政治、经济视域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区别从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的基本观点中可以看出：只有在体制上从政府和市场中分离出来，在言论自由的语境下，大众传播媒介才会作出文化上的贡献。8

20世纪30年代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起使“媒介文化”研究得到广泛重视，其代表人物包括霍克海姆（Max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本雅明（WalterBenjamin）等。随后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对此作出进一步贡献，代表人物有威廉斯、霍尔（StuartHall）、本尼特（TonyBennett）、沃勒考特（JanetWollacott）、费斯克（JohnFiske）等。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的“批判理论”源远流长、内容庞杂、成分各异，一直影响至今。总体上看，它们都非常注重从社会意识形态控制形式和所有制形式来批判和审视媒介文化，9可以视为宏观媒介文化理论。

对于新闻学研究来说，媒介组织的文化生产过程更值得关注，因为对媒介组织运作的这些描述方法，主要源于对新闻生产的研究。新闻生产（当然也可以推及其他媒介产品的生产）包括“选择”（selecting）和“加工”（processing）两个重要环节。前者关系到从材料的挑选到传递成品的一系列决策，后者则与影响这些产品性质的工作惯例的运用相联系。卢因（KurtLewin，1947）提出的“守门人”（gatekeeper）概念，高尔图（Galtung）和鲁格（Ruge，1965）表述的“新闻价值”（newsvalues）概念，以及费什曼（Fishman，1980，1982）、塔奇曼（Tuchman，1978）的相关研究成果，一直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选择的过程；滕斯托（Tunstall，1971，1993）、赫瑟林顿（Hetherington，1985）、埃里克森（Ericson，1987）、休梅克（Shoemaker）和里斯（Reese，1991）等对媒介组织结构的研究，则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加工的过程。10媒介不仅仅制造和传播文化，它自身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媒介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用什么方式认识社会和自我，对我们怎样体会意义，进而对各种社会关系的形成都有重大影响。加拿大学者英尼斯（H•A•Innis）和麦克卢汉（M•McLuhan）是这种“技术决定论”的代表人物。英尼斯（1950，1951）认为，某种特定的媒介对时间和空间有自己的“偏倚性”（biased），与具体物质在场紧密联系的媒介，如羊皮纸、陶土、石块等偏倚时间，而那些轻便的、保存不那么长久的媒介，如印刷纸张、广播等偏倚空间。时间意味着历史、道德和神圣，空间意味着现在和将来、技术和世俗。麦克卢汉接受并发展了上述思想，并以自己特有的表达风格，对技术媒介的意义做了更加深入和极具启发性的解读。今天的一些学者，像美国的马克•波斯特（MarkPoster，1990，1995）、保罗•莱文森（PaulLevinson，1999）等，仍在沿着他提出的一些思路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时代做进一步研究。

从一定意义上看，文化视域是对政治、经济视域反思和批判的结果，所以较之政治、经济，它出现的时间相对又晚一点儿。对于中国新闻学术界而言，文化视域尚属一种新的研究视域，在这一视域下形成的科研成果还非常有限，总的来说这方面研究目前还基本处在译介阶段。但由这种视域所唤起的、国内学界对新闻理论和实践中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重视，已经产生出积极的作用。

四、专业视域：

直到如今，新闻传播是否已经成为一门专业，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我们认为，这种争议并不影响新闻学研究中专业视域的存在及其存在的意义。早在一百年前，普利策就“希望开展一场运动，把新闻提高到一个学术性专业的层次”。11但事实上，几十年来，西方关于新闻专业化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主要集中在实践层面上，包括近年来被国内一些学者津津乐道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其实是只有“专业”，没有“主义”。我们所说的专业视域是一种学术立场，一套思维方式，一种理论建构。它站在“新闻本位”的立场上，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致力于新闻学“元理论”（metatheory）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建构理论新闻学的学科体系。我们认为，新闻学要想发展到“学术性专业的层次”，这种研究视域和理论建构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说政治、经济、文化视域对新闻学研究来说还具有一定的外在性，那么专业视域则是新闻学研究的内在视域。它以新闻和新闻传播为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通过研究新闻和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和质的规定性来思考各种实践层面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把专业视域称之为“本质视域”。

没有“主义”的专业是难以立足的。这里的“主义”应该是由该专业自身的内在要求所决定，而不应该是为一些外部力量所强加；应该是新闻传播由自发走向自觉、“他由”走向自由的结果，而不应该是诸如“成名的想像”等外部因素影响和利诱的结果；应该是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发展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人类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统一，而不应该是历史和逻辑的割裂，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对立。因此，它必须建立在对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深入研究、理性分析、系统归纳的基础上。无论中外，新闻学似乎还缺少这种深入研究、理性分析和系统归纳，与一些更为成熟的学科相比，新闻学还没有建构起自己的“元理论”，大量的经验性总结和太多的“拿来主义”，令一些人对它是否已成为一个学术性专业始终表示怀疑。宁树藩（1997）曾有感于此，提出需要加强“本义新闻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闻学自身理论体系的设想。

究竟什么是新闻？新闻属于社会存在范畴还是社会意识范畴？新闻能等同于新闻报道吗？人类社会何以需要新闻传播？新闻活动在社会实践中占据什么样的独特地位？发挥一些什么样的独特作用？新闻价值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真实、客观、公正应该如何界定？新闻传播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为何必须坚持这些标准？这些决不是一些“没有意义”问题，也不是一些可有可无的理论空谈。恰恰相反，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新闻传播才真正有“学”可言，这门学科才能真正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也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在实践层面上厘清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公器”与“喉舌”等一系列关系，进而对新闻传播实践起到真正的理论指导作用。

政治、经济、文化都是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视域，因为新闻传播，尤其是新闻事业与这些领域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但新闻传播毕竟有它自身的逻辑，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报刊“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12其他不同视域的研究可以丰富、补充甚至完善新闻学研究，但不应该也不可能代替新闻专业视域自身的研究。因此，在新闻学研究的四种不同视域中，专业视域应该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轴心作用。当然，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如同其他社会实践领域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一样。从根本上说，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自身的逻辑来源并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总逻辑，同时又是这个实践总逻辑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各种研究视域可以而且应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的根本原因和重要前提。

注释：

1李良荣《新闻学导论》，第210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参阅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

3列宁《未写成的文章〈关于国家的作用问题〉的材料》，《列宁文稿》，第2卷，第407页。

4参阅芮必峰《西方“媒介哲学”评介》，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4期。

5[美]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第20爷，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6转引自《报刊的四种理论》，第84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7《劳动周刊•发刊词》，1921年8月创刊于上海。

8见[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第28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9参阅时同宇《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载《现代传播》，2002年，第4期。

10参阅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上册）第八章，[台]风云论坛出版社1996年版。

11转引自[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第2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时政新闻论文篇3

在现代法治社会，权利指公民或法人依法行使的权力和享受的利益。舆论监督主体享有的权利，是法律支持并保护的公民和法人(包括新闻传媒)实施舆论监督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按照世界各国的共识，认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包括生存和发展权、人身自由、平等权、表达自由、参政权、精神自由等。其中同新闻舆论监督行为直接相关的，主要是参政权利和表达自由范畴内的各项公民基本权利，一般认为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以及知情权、议政权、批评权、监督权等。从舆论监督角度看，这些权利和自由我们可以统称为新闻舆论监督权。

一、表达自由

表达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等，它兼有人身自由、参政权、精神自由的性质，被视为现代社会第一或首要的公民权利。学者谢鹏程指出：“近代文明就是建立在表达自由基础上的文明。没有表达自由，则民主、科学、商业都无从进步，更不会进步得如此之快。压制还是开放表达自由，已经是区分民主与专制，判别进步与反动的标志。一切保守的反动的和独裁的政府都因为害怕真理、民主和进步而压制甚至取消表达自由；一切革命的、进步的和民主的政府都因为追求真理、向往民主和进步而开放和保护表达自由。”①

从新闻传播的实践看，表达自由范畴内的诸项自由的实施，往往可以引发相关的种种舆论，由此可见，舆论监督的权利基础首先是表达自由。在现代法治社会，归入表达自由的诸种权利主要有：

(1)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表达自由的主要组成部分，指公民或法人(代表)以口头或身体语言的形式表达意见的自由。言论自由，一般包括交流自由、演讲自由、教学自由、演出自由等。言论自由是同新闻舆论监督直接相关的公民权利。言论自由在中国是受宪法和相关国际法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

(2)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是表达自由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指搜集、、传播和收受信息的自由，包括报刊的出版自由、电台和电视台的播放自由、新闻采访与报道的自由，以及发表意见和开展新闻批评的自由。新闻自由是公民权利的一个重要部分，从舆论监督的视角看，特指自然人和法人创办新闻媒介机构的自由、获知和报道新闻的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和批评政府及官员的自由。

这里有必要指出，新闻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不是新闻机构、新闻记者的专有权利，尽管在现实中似乎主要体现在新闻传媒的运作过程之中。我国在1989年年初曾形成三个新闻法的文稿，这三个文稿均认为新闻自由是公民的一项权利。其中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主持的起草组征求意见稿称：新闻自由是公民通过新闻媒介了解国内外大事，获得各种信息，发表意见，参与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项民利。上海起草组的征求意见稿认为：新闻自由是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活动中的体现。公民有通过新闻媒介了解国内外信息和表达意见、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新闻机构有搜集、编制、发表、传播新闻的权利。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试拟稿则称：本法所规定的新闻自由，是指公民通过新闻媒介发表和获得新闻，享受和行使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

二、参政权

参政权指公民依照法律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及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利。与表达自由一样，参政权也是一个集合概念。有学者认为，“公民的参政权应当包括六项权利：知情权、创制权、选举权、监督权、请愿权和表决权。”②有的学者认为参政权还应包括批评权和建议权。我们认为，从新闻舆论监督的视角考察，参政权同舆论监督关系紧密的内容主要应包括知情权、创制权、建议权、监督权和批评权等五种权利。

公民的参政权是现代民主和的共同特征。公民享有广泛的参政权，既是公民政治权利的体现与要求，又是国家权力不变质、不被滥用的重要保证。这种判断来源于现代法治理论的两个共识：第一，国家权力是公民让渡出来的权利聚合而成的。而表达自由等则是公民必须保留的、没有让渡的公民权利。因此，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应先于对国家权力的保障。第二，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官员可能滥用权力，人民只有通过连续、全面、深入、有效的政治参与，才能有效地减少或及时纠正国家权力的被滥用。正因为此，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选择官员来代表自己行使国家权力是有条件和有时限的，这个条件是官员能够忠诚于人民的委托，保证权力不腐败；这个时限就是官员的任期。

以下我们较详细地论述与分析同新闻舆论监督密切相关的参政权的主要内容。

(1)知情权。知情权也称知晓权、知悉权、闻知权、了解权，是参政权的重要内容，指公民依法享有的从政府及其他有关方面获知的权利。自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肯特・库柏首次提出知情权概念以来，这一思想已被许多法律界和新闻界学者广泛认同。

一般认为，知情权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政治知情权。公民依法享有知道国家的活动，了解国家事务和执政党制定政策过程等情况的权利。国家机关、执政党及其工作人员，有依法向公民及社会公众公开自己活动的义务，这是人民原则的延伸，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第二，社会知情权。公民依法有权了解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有权知道社会所发生的、他所感兴趣的问题和情况。政府有义务向公民通报社会所发生的重大问题和突发公共事件。第三，对个人信息的知情权。公民对有关自己的各方面情况，如自己的出生时间、地点、亲生父母等，有了解和知晓的权利，对于政府及其他公共机构所持有的关于个人的档案、资料，有知晓及使用的权利。

(2)建议权和创制权。建议权指公民依法享有对政治决策提出建议和方案的权利，是公民参政权利的重要内容之一。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优点之一，正是它能够保证各种建议不受阻挡地进入决策程序，发挥积极影响，不因决策人的主观好恶而受到不当的排斥或束之高阁。

如果细分，建议权可以划分为议论、评估、反思、提醒，要求创制、保留意见等权利。其中的创制权尤其值得重视。创制权是指公民依法向立法机关提出制定、确认、修改、废除法律的法案，促使立法机关创制新的法律的权利。在现阶段我国公民的创制权尚未完全确立，建议权可以被视为替代创制权的公民权利。同时我们看到，立法机关开始实行的公民代表旁听立法会议，事先征求公民意见以及立法论证会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我国创制权的缺乏起到了弥补作用。

(3)监督权和批评权。监督权指公民依法享有监督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公务活动的权利，它是公民参政权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公民监督最直接的方式是投票监督，即通过民主选举直接实施监督或者由民主选举的代表行使监督权。除此之外，公民的监督权基本实现方式就是舆论监督，而在现代社会，最有活力、最有威力、效果最好的实现方式就是新闻舆论监督。因为，新闻传媒“最主要的目的，是通过提供作为决定的基础的各种证据和意见，来协助发现真理，协助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这一过程的主要特点在于不受政府控制或操纵”。“用杰弗逊的话来说，报刊要对政府提供一种其他机构无法提供的监督作用”。③

实际上，公民的基本权利中有许多权利具有监督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性质。可以划入监督权范围的，有批评权、检举权和控告权。这三种权利都是公民依法享有的政治权利。在我国，公民享有批评权、检举权和控告权，充分体现了我国人民的主人翁地位，表明了我国执政党、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新型的社会主义关系，是我国依靠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保障，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体现，任何人都不得非法剥夺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检举和控告的权利。我国宪法在一般性的规定言论自由之外，又特别规定公民享有揭露和批评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不当行为的言论自由。

批评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批评或反对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决策或行为的权利。任何政党和政治组织，任何政治家或公务员的行为及政策，都可能成为批评的对象和批评的内容。我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一再表明，如果对于当权者只能歌功颂德，不允许指责批评，那么政治必定越来越腐败。对于个人，如果他能够自觉地接受各种批评，人们会称赞他有宽容的胸怀、有崇高的品德和光明的前途。对于一个国家，如果它能够从制度上保证政府听取各种批评，人们称之为民主和法治，相信这个国家有可能建成和谐社会。

检举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进行举报和投诉的权利。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保护公民的检举权。接受检举的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对于检举人，任何机关和个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接受检举的有关国家机关应当将处理结果通知检举人，检举人对处理结果不服的，有权申请复议。为保障公民检举权的有效、正当行使，我国《刑法》规定，对国家工作人员报复陷害举报人的行为要追究刑事责任，对故意诬告或陷害者也要追究法律责任。这里故意诬陷同错告应当区别开来，只要不是捏造事实、伪造证据，即便检举的事实有出入，甚至是错误的，也不能以故意诬陷论处。公民检举的方式，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新闻舆论监督是公民行使检举权的重要渠道。

控告权是指公民依法向有关国家机关告发侵害自己权利或利益的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行为的权利，包括告诉权、控诉权和申诉权。控告权是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新型社会关系的体现，是保证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廉洁奉公、遵纪守法、依法办事的有力措施，也是公民对国家管理行使监督权的具体内容。

与前述表达自由范畴内的诸项公民权利一样，公民参政权利范畴内的建议权、监督权、批评权、检举权、控告权，是公众和新闻媒体开展新闻舆论监督的重要权利依据。

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律保障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说某主体有某种权利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哪些权利在法律、法规或政策中得到了明确的规定和保护。

从国外情况看，在新闻舆论监督权的法律保障方面，海洋法系国家大都没有制定成文的新闻法，一般通过宪法、行政公开法和司法判例形成新闻舆论监督法律保障体系，如美国。大陆法系国家则大都备有新闻或出版的成文法，如瑞典、芬兰等国以《出版自由法》或《官方文件公布法》来保障新闻舆论监督权；波兰、匈牙利等国则直接颁布《新闻法》对新闻舆论监督权加以保障。

我国关于新闻舆论监督的现行法律规范尚不完备。主要表现为对公民的批评权和建议权只有宪法上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新闻批评的权利只是根据宪法的规定而作出的推断，缺乏直接的、明确的、可操作的法律规范。至于新闻传媒舆论监督的职责和功能，无论在法律文件还是政策性文件中，均只有原则性的授权规范，没有从新闻舆论监督主体同被监督者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上加以全面的规定，特别是尚未制定出对于新闻传媒独立自主地开展新闻舆论监督的授权性条款和对于妨碍新闻舆论监督的行为的制裁性条款，而一项法定权利如果没有对侵害这种权利行为的制裁性措施，那么这种权利就是不完整的，其保障也必然是不充分的。

我们虽然至今尚未制定《新闻法》及《信息公开法》之类的法律，④但对于新闻舆论监督权利的保障方面，也已经通过一些成文法及有关的行政法规、规章及政策，形成了一些初步的规范，过去那种“无法可依”的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变。

一般说来，关于新闻舆论监督权利的法律、法规保障大致可分为四类：关于新闻舆论监督权利的规定，关于知情权和信息公开的规定，关于新闻舆论监督职责的规定，关于新闻舆论监督免责事由的规定。下面分别加以说明。

一、关于新闻舆论监督权利的法律保障

我国目前对于确立新闻舆论监督权利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宪法》。现行《宪法》第三十五条和第四十一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公民有提出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这是对公民新闻舆论监督权利的根本保障。此外，在一些专门法律文件上，如《出版管理条例》、《价格法》等法律文件中，对于公民对相对行业的检举、控告、批评、建议等权利也有明确具体的规定。

从现阶段看，除了法律以外，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政策对我国新闻舆论监督起着重要的指导与规范作用。这些政策以及在这些政策指导下制定的有关部门的规章守则(比如《新闻职业道德规范》)，虽然不具备法律效力，不能作为司法审判的依据，但对我国的新闻诉讼审判活动有着重要的作用，因而也是我国当前新闻舆论监督活动的重要依据和规范。这些政策性文件，除了强调开展新闻舆论监督工作，党委要加强对舆论监督工作的领导之外，还十分强调被批评者负有公开宣布接受批评和公布改正措施的责任。我国关于新闻舆论监督的某些政策规定，不仅笼统、操作性不强，有的规定之间还有相互矛盾的地方，比如政策陈旧难以呼应实践问题、政策之间“打架”问题及政策的稳定性较差等，都有待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二、关于知情权和信息公开

二战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通过立法对公民的知情权实行保护，要求政府依法实行信息公开和政府阳光执政。英国1964年颁布的《政府档案法》规定，在正常情况下，政府档案30年后就应转入政府档案局供公众查阅。瑞典、芬兰等国的法律确定了“官方文件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基本原则。法国于1978年制定的《自由接近行政文件法》规定，所有人都有权利查阅的官方文件，包括报告、研究、说明、官方文件、统计数字、行政命令、部长们解释法律或描述行政程序的、与行政法院意见不一致的反映和记录、书面建议和决定、视听材料和其他特定的与个人无关的信息，并规定提供公共服务的公有公司和组织的文件也适用该法。

美国的信息公开化立法比较完善。20世纪60年代后，通过知情权问题的讨论，美国制定了三部保障信息公开的法律：《情报自由法》(1966年)、《联邦咨询委员会法》(1972年)、《阳光下的联邦政府法》(1976年)。此外，美国还有许多单项法律规定特定事项的公开与保密的界限。《情报自由法》规定，政府文件原则上应当公开，任何人均有权获得政府文件；政府拒绝提供文件应负举证责任，法院对政府拒绝提供文件拥有审查权。《联邦咨询委员会法》规定，政府所设立的各种咨询委员会应按照《情报自由法》和《阳光下的联邦政府法》实行会议和文件公开。《阳光下的联邦政府法》规定行政机关召开决策性会议原则上应该公开，允许公众尤其是新闻界旁听，并许可新闻界摄影和录像。只有符合10项法定理由，如涉及国防或外交机密、纯属机关内部事务等内容的会议才可以不公开举行。会议公开或不公开都必须提前一周发出通告，让公民周知。个人或组织如果认为行政机关违反了《阳光下的联邦政府法》，可以向法院，由法院作出裁决。

对照国外的这些法律及做法，我国至今尚未有相似的法律规定。随着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目前关于保障公众知情权和政务公开的指导思想已在一些政策性文件中有所体现。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第一次在文件中出现了“知情权”的提法，报告中说，要“扩大党员和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政权、选举权和监督权”。在党的这种开放的指导思想指引下，目前我国在政务公开、司法公开、警务公开、检务公开、村务公开、厂务公开等方面有了一定的进步。

三、关于新闻舆论监督的职责

许多国家运用法律的力量，赋予新闻传媒和新闻记者实施新闻舆论监督的崇高使命。美国新闻学者和现代新闻业开创者普利策很早就指出，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1965年，英国高等法院的法官劳顿勋爵指出，“揭露欺骗行为和丑闻是报纸的职责之一。这是为公共利益着想的。也是报纸在其漫长的历史上经常所做的一项工作”。⑤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先后许多行政规章，从多方面要求新闻传媒承担起舆论监督的职责。1989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国家新闻出版总署1990年的《报纸管理暂行规定》，1992年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质量工作的决定》，1993年颁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4年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决定》，1996年的《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于1991年制定的(后又再次修订)《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都对新闻舆论监督的职责作了较为明确、具体的规定。

四、关于新闻舆论监督的免责事由

通过法律对新闻舆论监督确立免责条款，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障新闻自由和公民的批评权、监督权等参政权利。一些西方国家较早地作出了新闻舆论监督的免责规定。在英美等国，对舆论监督免责事由大多通过著名的判例确定，如美国有名的曾格案、国防部诉纽约时报案等。这些免责条款对于广泛开展新闻舆论监督具有较大的支持力度，同时也具备很强的可操作性。如英国在《诽谤法》中赋予新闻界有限特许权。这种特许权规定新闻界在进行批评监督时如符合下列两个原则可获得免责待遇，这两个原则一是报道应公正准确，二是发表时没有恶意。芬兰的法庭规则则对报刊文章或消息的作者、材料提供者、目击者提出特别保护，规定当泄露身份或要求他们出庭作证可能对他们不利时，可以“拒绝回答”。在处理诽谤行为时，美国法律明确区分对公诽谤和对私诽谤。对私诽谤指对普通百姓的诽谤，只要有客观的结果诽谤就可能成立。对公诽谤指对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的诽谤，要求主观上必须出于故意才能成立，如只有过失不构成对公诽谤。据全国记协一位工作人员在一个研讨会上提供的材料介绍，美国确立了一系列旨在保障新闻舆论监督的宪法性判例原则，主要有：发表的内容属实、报道所依据的是官方文件或程序、无恶意地公开、准确报道(即使含有诽谤性言词)官方文件或程序、对公众人物含有诽谤性言词的中性报道、出于自卫、事先征得当事人同意。⑥在这些情况下，新闻传媒可获免责。

我国现行法律目前没有直接针对新闻舆论监督的免责事由的相关规定，但近年来通过一些司法解释等方式实际上已经确立了这种法律支持。1993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以及1998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新闻传媒因从事新闻舆论监督而引发名誉权官司的情况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初步确立了新闻侵权的过错责任原则。

新闻舆论监督主体的义务

从学理上讲，权利和义务是一对范畴。相对于权利而言，义务则是公民或法人按法律规定应尽的责任。作为新闻舆论监督主体的新闻传媒与公民，既享有依法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又负有正确合法地实施舆论监督，使舆论监督获得最大社会效益，将对舆论监督的客体可能造成的伤害减少到最小的义务。从实践上看，只有正确地构建并切实执行舆论监督的义务，才能用好、用足法律赋予新闻传媒和公民实施舆论监督的权利，才能使这种权利的使用收到积极的社会效果，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还社会以正义和公平。

考察新闻舆论监督主体的义务，大致应具备和体现下列六个方面的意识。

一、责任意识

作为新闻舆论监督主体的新闻传媒与公众，尤其是新闻传媒，应该高度重视新闻舆论监督，把这一工作作为自己光荣与神圣的历史使命承担起来，树立强烈的责任意识。这种责任意识，首先要求新闻工作者深深懂得开展新闻舆论监督的目的意义。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马克思曾经说过，对政府当局来说，报刊是孜孜不倦的揭露者；对人民来说，它又是人民自己的教科书。列宁强调，党和苏维埃报刊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揭露各种负责人和机关的罪行，指出苏维埃和党组织的错误与缺点。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个有关新闻工作的决定就指出，在报刊上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巩固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保障党和国家的民主化，加速社会进步的必要方法。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在一系列文件中反复强调，为了有效地防止和治理腐败堕落，使人民政权“政不息，人不亡”，必须时刻加强新闻舆论监督。

强烈的责任意识要求新闻传媒把握正确开展舆论监督的动机，尤其要注意区分建设性的批评和破坏性的批评。中央曾经指出，“我们所提倡的批评，乃是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农民)以促进和巩固国家建设事业为目的、有原则性有建设性的，与人为善的批评，而不是为着反对人民民主制度和共同纲领、为着破坏纪律和领导、为着打击人民群众前进的信心和热情，造成悲观失望情绪和散漫分裂状态的那种破坏性的批评。”⑦在当前，就要提倡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和巩固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批评，要反对违背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破坏安定团结和生产力发展，涣散斗争，夸大阴暗面的消极批评。

强烈的责任意识还要求我们在开展新闻舆论监督时，要端正态度，对舆论监督的每一个环节认真负责。“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应该是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出发点。这里，前提是正确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因为对待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处理的原则和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进行新闻舆论监督，应该区别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针：对典型的犯有严重错误甚至犯法的腐败分子，不仅应该进行公开的批评，还要给以必要的制裁。而对于工作中犯了一般错误，有着一般的缺点和不足，或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愿意改正并有所改正的同志，就应该采取热情的态度进行说服、批评、教育。对于点名还是不点名、何时公开批评、放在传媒什么地方刊登(什么版次、节目)，都要十分谨慎，反复推敲。

二、大局意识

新闻传媒是公开传播的大众媒介，新闻舆论监督是面向全社会以至全世界的广泛的无遮蔽的公开批评，其对被监督批评者的压力和杀伤力是很大的。有的时候，对于被监督批评者所在的单位或组织的声誉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新闻传媒在进行新闻舆论监督时，应该树立大局意识、整体意识，不能只顾一头，忽略另一头；也不能图一时之痛快，不考虑监督批评可能产生的总体效果。换言之，大局意识要求新闻工作者在开展新闻舆论监督时，必须认真顾及与处理好公开批评与公共安全的关系，不应图一时之痛快，为了媒体炒作，而不顾国家安全、国家秘密、社会安定、民族团结、市场稳定以及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

《保守国家秘密法》第二十条规定，“报刊、书籍、地图、图文资料、音像制品的出版和发行以及广播节目、电视节目、电影的制作和播发，应当遵守有关保密规定，不得泄露国家秘密。”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都把国家秘密列为禁载的重要内容。按《保密法》规定，国家秘密包括：国家事务的重大决策中的秘密事项；国防建设和武装力量活动中的秘密事项；外交和外事活动中的秘密事项以及对外承担保密义务的事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科学技术中的秘密事项；维护国家安全活动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其他经国家保密工作部门确定应当保守的国家秘密。执政党的有关秘密事项也属于国家秘密。新闻舆论监督中凡涉及上述内容，或在监督过程中会影响到上述内容泄露的，从大局出发，新闻传媒应有所回避。

新闻舆论监督中另一类同国家安全相关的传媒责任是防范煽动危害国家安全事件的发生。“煽动是一种言论方式，可以通过口述(讲演)、文字及至广播、影视、戏剧、书画等方式来表现，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言论，其特点：一是表述方式的非理性，即使用浮夸的、情绪化的、蛊惑性的语言；二是内容的非事实性，如虚张声势，夸大其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的还要进行造谣诽谤；三是直接面向公众，即公然散布；四是具有导致反常行动的目的，不是‘书生空议论’，而是希望激起他人的反常狂热，采取某种不利于社会和他人的行动。所以煽动虽然也是一种表达思想的方式，但却是反常的、病态的、邪恶的，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是同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和客观公正原则完全违背的。”⑧所以，新闻舆论监督活动必须坚决防范和反对煽动危害国家安全事件的发生。

新闻舆论监督活动中，有时会涉及被批评监督对象的一些错误事实和犯错误的过程。这种情况下，新闻传媒要严格注意不掺杂和色情的内容，犯错误的过程不必详尽展示，防止产生诱导性影响。新闻舆论监督还要注意遵守民族、宗教等政策，密切关注国际关系和我国的外交事务，关注当前中央和地方的中心工作安排和社情民意的变化。总之，新闻传媒和新闻记者要正确地把握全局，熟练地运用辩证法，使新闻舆论监督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三、党的意识

新闻舆论监督必须全程接受党的领导，这是因为，在中国，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舆论工作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集中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新闻舆论监督只有自觉接受党的领导，按党的方针政策实施，才能确保不偏离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方向。

接受党的领导，是我国新闻舆论监督工作的一贯传统。1954年4月提出的报纸批评要实行“开、好、管”三字方针的第三个字就是“管”，这个“管”字方针指出，“管，就是要把这件事管起来。这是根本的关键。党委不管，批评就开展不起来，开也开不好。”⑨这里所讲的党委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新闻舆论监督要执行党的政治纪律，重要舆论监督的选题、观点、时机，不能同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相违背。第二，新闻舆论监督要执行党的组织路线。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是党的组织原则，也是新闻舆论监督的组织纪律。根据这个组织纪律，新闻传媒必须坚决执行各级党委的决策和指示，并按干部管理规定，上报需要公开批评监督的干部材料以及关于点名批评意见的请示。第三，新闻舆论监督要遵守党的保密纪律，批评稿件必须按保密规定从严把关。

党的领导应该是开明的、民主的领导，因此，坚持接受党的领导的严肃性与给予新闻传媒充分的自和能动性的空间应该是一致的。同时，接受党的领导和对党的组织、党的干部、党的工作进行监督批评也不应该是矛盾的。不仅如此，由于党处在执政党的地位，又领导着全国的工作，对党的组织、党的干部、党的工作进行严格的监督批评在今天的中国显得更为重要、更有意义。党委领导不仅应该把新闻舆论监督工作领导好，还应该千方百计地为新闻传媒和新闻记者撑腰，提供最充分的支持和最有力的保护。

四、法制意识

新闻舆论监督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轨道上进行，必须依法办事，新闻传媒和新闻记者必须有强烈的法制意识。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实施新闻舆论监督时要防范损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外，新闻传媒和新闻记者还应该自觉做到：防范侵害公民权利，防范妨碍司法公正。

在新闻舆论监督进行过程中，新闻传媒和新闻记者可能对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姓名权、荣誉权等公民权利构成侵害。其中尤其可能侵害公民的名誉权和隐私权。因此，新闻传媒和新闻记者必须树立很强的法制意识，自觉避免踩踏“法律雷区”。

名誉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社会对自己的客观公正评价和维护这一评价的权利。这种评价如果在新闻舆论监督过程中受到影响甚至损害，有可能构成新闻传媒或新闻记者侵害名誉权行为。研究者指出，新闻侵害名誉权在司法实践上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主观上出于过失而构成诽谤行为，二是主观上出于故意的侮辱和诽谤行为，三是主观上出于故意且情节严重的侮辱和诽谤行为。⑩对于这些行为的惩罚和规范，西方国家一般都通过《诽谤法》或相应的《刑法》、《民法》条款作出明确的规定，其目的是保障言论自由与名誉权之间的合理平衡。从西方的法律规定中我们可以发现，国家法律禁止和制裁诽谤行为，但为了公共利益，国家法律针对诽谤诉讼又设立了特许权，而行使新闻舆论监督行为的新闻传媒和公民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获得有限特许权。这种特许权可以成为新闻传媒和新闻记者对诽谤诉讼的抗辩理由，这在实质上是为新闻传媒和新闻记者对新闻的调查核实留下了一个保护空间。但是，新闻传媒和新闻记者要适用这种免予诽谤的“例外”，新闻报道必须严格符合其前提条件，即公平、准确、及时的报道。新闻舆论监督能够获得有限特许权的必要条件是：公正准确，没有恶意。此外，能够对诽谤指控进行抗辩，还必须做到报道真实和公正评论。司法实践还表明，新闻舆论监督的主体主动地更正与道歉，可以减轻新闻诽谤的法律责任。

我国宪法和民法等相关法律也有关于名誉权保护的规定。这些年，司法实践中在保护名誉权和支持新闻舆论监督的平衡上也有积极的探索，努力做到既依法保护名誉权，又依法支持新闻舆论监督。有关的司法解释还有更为细微的规定，如规定对于曾经依据公共机关的文书或职权行为报道某一负面新闻，而公共机关已经通过其文书或职务行为对前述新闻作出公开纠正，新闻传媒负有更正报道的义务，如果拒绝更正报道，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隐私权指个人依法享有使自己的隐私不受侵害的权利。有学者指出，在我国，隐私权包括：公民的姓名、肖像、住址、电话号码(不含办公电话)，未经公民许可(法律有特别规定者除外，如公安机关通缉罪犯)，不得公开其姓名、肖像、住址和电话号码；公民的住宅不受非法侵入或侵扰，非经公民同意，他人不得侵入公民住宅，搜查他人住宅，或以其他方式破坏公民的居住安宁；公民的个人生活不受监视(依法监视居住者除外)、监听、窥探、摄影、录像，非经同意不得监视他人住所，安装窃听设施，私拍他人私人生活镜头，从窗口窥视他人室内情况；不得非法刺探他人财产情况或未经本人允许公布其财产状况；公民的通信、日记和其他私人文件，不受刺探和公开，不得私拆他人信件，偷看他人日记，刺探他人私人文件内容并将它们公开；公民的社会关系，包括亲属关系、朋友关系，不受非法调查，未经本人许可不得公开；夫妻的两性生活，不受他人干扰、调查或公开；婚外性生活(如同居、婚前、第三者插足)，从人格尊严考虑，不得向社会公布；公民的档案材料、计算机存储的个人资料以及公民不愿向社会公开的过去或现在的纯属个人的情况(如失恋、被、患有某种疾病或曾患有某种疾病)，他人不得进行搜集和公开等。{11}

我国将隐私权保护列入名誉权保护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者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使他人名誉权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在新闻舆论监督活动中，侵害公民隐私权的表现大致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未经本人同意公布和宣扬其隐私，二是非法侵入他人的私生活领域。如在进行新闻舆论监督过程中，一些新闻传媒与新闻记者使用的“偷拍、偷录”的做法，以及许多新闻传媒都经常使用的“庭审直播”，实际上都可能涉及隐私权保护的问题。一般认为，只有在“公共场合、针对公众人物、为了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偷拍、偷录才有可能免受侵害他人隐私的指控。而对于“庭审直播”，多数法学家认为这种做法与法理相悖，不仅可能有悖于这种做法的初衷――促使司法公正，而且直接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或隐私权。随着各种弊端被不断揭露，原先支持“庭审直播”的新闻学者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表示反对。

新闻传媒和新闻记者在进行新闻舆论监督时，要尊重和主动维护司法独立。司法独立的含义是：第一，司法权指服从法的引导而不接受任何命令。第二，对司法只能实行监督而不能进行指挥。第三，司法只服从法律良知，而不服从政治权势或舆论压力。{12}实践表明，针对司法实践的新闻舆论监督主要是对司法活动的大量报道与评论，对这种报道与评论如果不加约束，很容易干预和影响司法行为，形成“新闻审判”或“媒介审判”。“新闻审判”的主要特征是，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刑期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新闻审判”的报道在事实上往往是片面的、夸张的以至是失实的。它的语言往往是煽情式的，力图激起公众对当事人憎恨或同情等情绪。“新闻审判”有时会采取炒作的方式，即由诸多媒体联手对案件作单向度的宣传，有意无意地压制相反的意见。它的主要后果是形成一种足以影响法庭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失去应有的公正性。{13}

从新闻舆论的角度看，“新闻审判”对于司法公正造成的伤害是：第一，传媒所进行的所谓“调查”，很可能同法院所认定的事实(该事实是客观的和真实的)不一致。这种“调查结论”，可能给公众造成司法机构不可信的印象，从而损害法律的权威性，也可能干扰甚至左右法院对事实的认定，从而损害法律的独立性。第二，造成所谓的“庭外诉讼”或“庭外辩护”，替代公诉人或律师在法庭上应起的作用，而不出现在法庭上的新闻传媒则成了超然于法律制约的“诉讼参与者”。因此，对于负责任的新闻传媒与新闻记者来说，必须拒绝和反对“新闻审判”。世界上一些国家在司法实践中常常动用“蔑视法庭法”等防止新闻舆论监督对司法独立原则的伤害。我国虽无此类法律，但《宪法》规定司法独立是我国司法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这其中自然包括不受新闻传媒和新闻记者的干涉。新闻传媒和新闻记者在实施新闻舆论监督过程中必须有这种自觉的法制意识。

五、专业意识

新闻舆论监督是由新闻记者通过新闻传媒所进行的社会监督，新闻记者与新闻传媒必须有相当强烈的专业意识。新闻传媒与新闻记者的一般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是：就事实报道新闻，就事实发表意见(评论)。因此，这里所谓的专业意识主要指：一要实事求是，二要全面公正。

实事求是地报道新闻是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是新闻记者的基本品质，也是新闻的力量所在。人们对于新闻舆论监督所依凭的事实的要求更为严格。这是因为，新闻舆论监督所提供的事实，人们会从各个方面去考量它、验证它，包括这个基本事实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引语，所使用的每一个字眼，甚至是语气和口吻。尤其是当事人――新闻舆论监督的客体，对每一个事实和每一个细节更会细致验证品味。一旦发现某个细节错了(更不用说基本事实错了)，对他们来说就是“救命稻草”，就会抓住不放，就会以此来否定基本事实，甚至否定总体批评与所披露的全部事实，并进而否定批评者的动机与立场。因此，对新闻舆论监督所涉及的每一个事实、每一个细节，都必须事出有据，有百分之百的把握，都必须经得起反复验证和左右挑剔，都必须确保其在法庭上打官司必胜无疑。

实践经验表明，新闻舆论监督所依据的事实，不仅基本事实和这一事实的细节要完全真实，做到真有其人实有其事，而且新闻记者和新闻传媒应该掌握更多的这类事实，最好能做到公开见报的事实只是记者与传媒所掌握的全部事实的一部分，即记者和传媒储备有更多的“炮弹”，以便必要时可以抛出更多的有说服力的、依据过硬的事实，令对方闻之生威，心服口服。

全面公正地评论事实，发表意见，除了前面提到的要出于公心，对新闻舆论监督抱有正确的立场与态度，还要从专业的角度，努力做到不片面、不偏袒、不断章取义、不意气用事。特别要注意，不要上纲上线，乱扣政治高帽。被监督对象所犯的错误属于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是什么问题就说是什么问题，要就事实本身进行如实的、恰如其分的分析批判。一般说来，就事论事地进行分析评论比较有说服力，也便于对方理解接受。千万不要把偶尔为之说成一贯如此，把普通作风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把普通的工作失误说成是路线方向性质的问题。否则，对方不仅接受不了，还会出现顶牛、对立情绪。

一般说来，新闻评论写作时要注意的地方在这里都要引起重视。此外还要懂得，新闻舆论监督中传媒所发表的评论，对于被监督者来说，具有特别强烈的针对性，所以评论意见所依据的事实、所使用的语言和行文的口气，都要特别谨慎小心。这里倒不是说新闻舆论监督过程中可以少发评论、少说意见，该说话的时候应该大胆地发言，严厉地发表意见，但应该尽量做到用事实来说话，用事实本身的逻辑力量来体现分析批评的力量，这正是专业意识的体现，是传媒与记者的一种责任。

六、平等意识

新闻传媒和新闻记者在进行新闻舆论监督时必须有这样清醒的认识：他们同被监督批评的对象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新闻传媒和新闻记者没有任何特权，他们必须尊重并主动维护对方的人格和权利，必须十分谨慎地搞好舆论监督每一个环节的工作，万一出了差错，必须坚持有错必纠，及时负责地在媒体上刊出更正与检讨，同时给对方发表更正、声明、反驳文章的机会。总之，新闻传媒与新闻记者必须树立平等意识。

孙旭培教授曾经对舆论监督中新闻传媒和新闻记者如何从平等意识出发，正确处理好同被批评监督对象的关系，防止出现新闻纠纷，提出过几个可操作的主张。他认为，第一，新闻传媒和新闻记者要虚心地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在监督批评稿件中如果发生失实报道和损害名誉的情况，一般都会先和传媒联系，记者和传媒对来信要回复，对来访要接待，不能拒之不理，也不能态度不恭。第二，记者和传媒听到有关当事人的意见以后，要尽快地查清是主要事实失实，还是非主要事实失实，因为这是能否构成侵权的关键。一旦确认是主要事实失实，就应迅速作出更正，有时还需要让有关当事人发表答复或辩驳文章，并向当事人当面道歉，严重损害当事人名誉的还要通过媒介公开道歉，不能以维护传媒荣誉等各种理由拒绝更正，或拖延更正。非主要事实被确认失实时，记者或传媒也要口头或书面向当事人表示歉意。当事人如果坚持对失实部分要给予更正的，也要尽可能给予更正。在做了这些工作以后，如果当事人仍提出苛刻的要求，或者向法院提讼，记者和传媒也应无所畏惧，同时准备有力的证据，坚持把官司打下去，但对当事人的平等态度仍不应改变，要相信坚持正当的新闻舆论监督和平等对待当事人是不矛盾的，也要相信法院对那些滥诉和无理缠讼是不会支持的。孙旭培还提出了传媒、记者同当事人私下了结、接受法庭调解等办法。这些做法，并不会影响传媒或记者的形象，也不会伤害舆论监督的力度，反而会凸显传媒与记者平等、公正及严格自律的姿态。{14}

新闻舆论监督客体的责任与权利

作为新闻舆论监督的客体，一旦成为舆论监督事件具体的承担者即舆论监督的直接当事人，同样具有特定的责任与权利，新闻传媒、新闻记者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对当事人的责任应有一定的认知，对当事人的权利也应给予尊重和维护。下面作一些简略的分析。

一、责任

责任就是义务，新闻舆论监督客体应该承担的责任大致是四个方面：自觉接受监督，积极配合调查，正确对待批评，认真改正错误。

第一，自觉接受监督。新闻舆论监督对象对于针对自己的监督批评，首要责任是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和良好的心态，要主动支持新闻传媒和新闻记者对自己的批评与监督，不应寻找各种借口拒绝批评，反对监督，更不应恼怒怨恨，打击报复。法律和党纪规定，这样做是不允许的，将会进一步受到批评甚至处罚。

第二，积极配合调查。新闻传媒和新闻记者向当事人提起调查，当事人应积极配合，主动提供相关材料和资料，协助搞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实事求是地认识原因、结果和本人或本单位应负的责任，不应回避调查，搪塞应付，掩盖真相，混淆视听。

第三，正确对待批评。对于传媒所发表的监督批评，要勇于承认错误、承担责任，不应抓住枝节问题否认主要事实和主要观点。即便批评稿件有部分失实或有言过其实之处，也应冷静对待，作出说明和解释。

第四，切实改正错误。对于事实准确、分析正确的监督批评，不仅应虚心接受，承担责任，还应及时制定改正错误克服缺点的方案和办法，以求得对错误缺点的彻底纠正。也可通过传媒，公开表达自己接受批评、改正错误的态度、决心以及措施和办法。

二、权利

新闻舆论监督的客体，即被批评监督的当事人，同新闻舆论监督主体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在新闻沟通和对传媒的使用上也是平等的，被批评监督的当事人依法享有一定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不可剥夺的。这种权利包括维护客体自身的名誉权、隐私权，对失实事实和不实指责表示反对和抗议，要求更正说明和获得赔偿，还可以提出批评和诉讼以及要求调解和私下了结。

第一，维护名誉权和隐私权。前文提及，新闻舆论监督如有不慎，或主体故意所为，常常会侵害当事人的名誉权和隐私权，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可以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权利，要求主体停止侵害自己的名誉权和隐私权，并对已造成的后果给予赔偿和道歉。

第二，要求更正、辩驳和赔偿。对于新闻传媒或新闻记者的监督批评中有失实内容或言过其实的指责分析，或无限上纲给予莫须有的罪名，当事人有权要求更正，也可据实进行反驳和说明，并根据自己所受到的侵害与损失，当事人可提出经济赔偿等要求。

第三，要求法庭调解、私下了结和提讼。新闻传媒和新闻记者所进行的新闻舆论监督，一旦同客体发生纠纷，当事人可以根据事件进展程度和自己的愿望，要求法庭出面同传媒及记者进行调解，也可以直接同传媒及记者私下了结。如有必要，当事人也可以提讼，由司法部门对主客体依法进行调查与判处。

我们上面所分析的新闻舆论监督客体的责任和权利，归根结底是为了在法律的轨道上正确地进行新闻舆论监督，力求新闻监督批评获得更好的社会效果，在这个前提下，当事人自身的权利与义务应该是一致的，新闻舆论监督主体与客体在根本利益上和根本目标上也应该是一致的。

注 释：

①②谢鹏程：《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226页、258页。

③韦尔伯・斯拉姆等：《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59～60页。

④2007年4月24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是走向信息公开的第一步。

⑤转引自王强华、魏永征：《舆论监督与新闻纠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2页。

⑥参见阚敬侠：《论我国舆论监督法律制度》，向《进一步搞好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提供的论文。

⑦《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6页。

⑧⑩{13}魏永征：《中国新闻传播法纲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218页、159页、91～92页。

⑨《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177页。

{11}张新宝：《隐私权研究》，《法学研究》1990(3)。

{12}参见《“司法与传媒”学术研讨会讨论摘要》中徐显明先生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1999(5)。

{14}孙旭培：《新闻学新论》，当代中国出版社，1984年版，158～160页。

(此文为童兵教授关于新闻舆论监督系列论文的第九篇)

时政新闻论文篇4

关键词 新闻业务;流变;转型;公共领域;传媒生态

中图分类号 G21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25-0048-03

1 问题的提出

历史真相总是散落在历史碎片中，若要复活历史的神韵，需要从纷繁芜杂的历史表象中驰骋智慧的灵思，从中捋出几条清晰的线索，并将其串联起来。这正是马克思“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历史哲学叙事。方汉奇先生说，“由于政论的萎缩和新闻通讯的兴起，民初诞生了一批以新闻通讯著称的记者。主要有黄远生、邵飘萍、刘少少、徐彬彬、张季鸾等。”①吴廷俊先生认为，“在报刊由政论向新闻时代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大批以采访独家、内幕新闻和写新闻通信著称的名记者，如黄远生和邵飘萍等。”②黄瑚先生认为，“由于各报加强新闻报道，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第一批以采写新闻出名的记者在新闻竞争中应运而生。”③

民国初年的新闻记者群（吴廷俊在《中国新闻史新修》一书目录第4页首先使用“民国初年的新闻记者群及其代表人物”作为节标题）是如何生成的？其背后的历史原因与动力逻辑是什么？对这一历史现象的追问与回答构成了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本文从中国近代新闻业务的纵向演变与晚清民国政治、社会与文化的横向生态来考证并解释这一现象。

2 考证与释因

2.1中国近代新闻业务的纵向变迁

从中国近代报刊史来看，中国近代报刊发轫于1815年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民初著名记者群诞生于1913年袁世凯发动“癸丑报灾”的历史情境下。本文通过梳理其间新闻业务的变迁过程阐释民初报业转型的动因。

2.1.1报纸文体的演变是驱动中国近代报业转型的动力引擎

清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在西力东渐和国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两种正负效应中，中华民族这艘古老航船在生死存亡关头驶向了世界文明的历史坐标系中。在向域外学习和借鉴的过程中，传统封闭的文明古国受到异质文明的冲击。清末腐朽的文风与陈式化的文体首先遭受冲击。

1861年，洪仁\《戒浮文巧言谕》，对当时盛行的文风提出了变革的要求，“文以纪实，浮文所在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要“实叙其事”、“切实明透”，批判了当时空话连篇的虚浮、阿谀之风。与此同时，从域外传来的传教士所创办的报刊一开始就十分注意报刊的通俗化，《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报道新闻，犹如说书，娓娓道来。”④这样就出现了旨在求新求变的早期报刊政论式报章文体。1874年2月4日，王韬主办的《循环日报》在香港创刊。《循环日报》以“立言”为目的，大胆改革文体，首创并建设报刊政论文体，开我国国人自办报刊重政论的传统。⑤

19世纪70―90年代，在维新派近二十年的报刊活动中，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报刊政论家，其中最著名的有王韬、郑观应、梁启超、麦孟华、唐才常、谭嗣同等。通过他们的实践，创造了一种新颖的政论文体，当时人称为“新文体”、“报章文体”或“时务文体”。从《时务报》开始，梁启超一跃成为报刊政论的旗手，“时务文体”就是王韬报刊政论的继续和发展，其文“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文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⑥

《清议报》时期，政论文体有了突破，“国闻短评”的写法将新闻与评论紧密结合。之后的《新民丛报》，代表性的政论《新民说》洋洋十万余言，无论从构思、语言上都比以前更成熟。1904年6创刊于上海的《时报》，在报刊政论上作了重大改革和创新，它首开“时评”专栏，密切配合当日重大新闻，应时而发，篇幅短小，尖锐泼辣。报刊政论的发展轨迹标明了一个指向――即时性、针对性。由于是针对时事、配合新闻而发的评论，因而在语言上不断追求通俗化，在写法上更加灵活。报刊政论从“时务文体”到“时评”大大解放了文体、文风，因为其易于传播，长于鼓动、说理，遂被维新派、革命派广泛采用，一时风行天。

在报纸文体演变的同时，新闻报道的方式也发生了变革，消息、通讯类报道也在民国初年完成了其现代性转变。从19世纪70年代，新闻的采访报道方式受到了更多的重视。不少报纸创刊不久就被广泛地征求新闻稿件。1913年，袁世凯发动了“癸丑报灾”，使新闻业饱受摧残。“在袁世凯政府言论高压下，报纸的社评从质到量都开始萎缩，新闻则有所增加。”①这就导致政论文体走向衰亡，而新闻通讯开始暂露头角。

2.1.2报纸类型的变迁是中国近代报业转型的历史逻辑

从报纸类型的变迁来看，近代报刊经历了从宗教报纸向商业报纸、政党报纸的演变历程。从诞生的历史次序来看：最早的是宗教报纸，1815年8月5日，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问世。其主要内容是宣传基督教教义、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及世界各国人文地理，最后刊载少量消息。伴随着外国人在华办报活动的历史进程，宗教报纸的宗教内容依次递减，消息内容逐渐增加。其次是商业类报刊，19世纪中期诞生了一批中文商业报纸，如1857年的《香港船头货价纸》，1861年由字林洋行在上海创办的《上海新报》等。再次是政论报纸，1874年创刊于香港的《循环日报》开启了中国报业的政论时代。伴随着资产阶级维新派（保皇派）的诞生与发展，政论报纸逐渐发展为中国报纸的主流。

从不同类型报纸的变迁来看，宗教类报纸作为外报入侵的产物，是中国近代报纸的发端，随之诞生的商业报纸与中国自知自足自然阶级的解体和城乡商业经济的发展相关联。内忧外患的政治生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民本主义思想都促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早熟，并催生了以“立言论政”为目标的政党报刊。不同类型报纸的变迁过程与中国报业的历史环境相适应，逐渐突破“西体中用”的局限，这与中国报业发展的历史逻辑相吻合。

2.1.3报纸版面的变迁是中国近代报业转型的载体革命

从最早的“书册式”到民国初年的现代报纸形态的出现，报纸版面发生了巨大的革命。1815年，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问世，这份报纸在设计上采用了符合中国人阅读习惯的“书册式”。19世纪40年代，这一时期的中文日报开始使用标题。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大部分日报的版面，由书册式改为单页式。资产阶级维新派所创办的《万国公报》、《时务报》等报纸都是采用这种单页式，没有版面的概念，不分版。19世纪70―90年代的二十多年间，流行着一种新的版面格式――简单的分栏。重要一点的新闻，则另拟标题单独报道。为了吸引读者，个别报纸还尝试采用加大字号的办法。例如《上海新报》从1870年3月24日起，所有的标题都改用头号字排印，略大于正文的四号字。此外，除社论和署名的评论文章外，在一些报纸的新闻报道中还出现过简短的编者按

语。②1904年，在上海出版的《时报》首创现代型报纸四个版，并两面印刷。《时报》对报纸版面的改革与创新，在报纸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民国初年，报纸版面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副刊有了大的发展。这使得鸳鸯蝴蝶派小说在报纸上大行其道。其次，广泛运用新闻摄影图片。在报纸内容上，新闻成为报纸的主角，新闻体裁增多，注重对新闻标题的加工。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版面的变化为新闻报道方式的改变提供了载体。

2.1.4印刷技术的变革是中国近代报业转型的“加速器”

印刷技术的不断变革是是民国初年新闻业转型的“加速器”。最早的一批中文近代化报刊是用木板雕印的。1834年美国传教士利用在中国找到的一套汉文木刻活字，逐渐为当时的中国报刊所采用。70年代开始出现新闻电讯。1874年1月30日，《申报》刊载的报道英内阁改组消息的“伦敦电”，是中文报纸上刊载的第一条新闻电讯。由于电讯来得快，一些重要消息急于刊布，于是产生了“号外”，最先发行“号外”的是两家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和《晋源报》。③

到了民国初年，消息和电讯已经成为各大报纸普遍使用的新闻文体。由于电讯驱动了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有实力的商业报纸开始重金聘请有才能的记者常驻北京，发回“北京专电”或“北京通讯”，这就极大推动了新闻通讯的发展。

2.2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生态对新闻业的形塑

2.2.1无序、动荡的政治生态是中国近代报业发展的历史

基因

中国媒介生长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媒介依赖于政治。媒介由政治的需要产生，随着政治的风云变幻而起伏消长。有学者说，“与西方媒介的发展主要由经济推动不同，中国媒介生长动力机制主要是政治需要。”④

从维新变法、咸与共和到袁世凯复辟帝制，晚清民国时期的政治生态一直处于混乱无序、跌宕起伏、分崩离析的状态。这种政治生态对近代报业的形塑与影响就是：政党报刊的勃兴与式微。进入近代，在“西学东渐”和“师夷长技以制夷”正负两种效应下，创办近代报纸以实现国家的变革图强成为一种社会认同。再加上士大夫阶层崇尚清谈、人文论政的历史传统，政党报刊逐渐发展并壮大。维新运动前后，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推动下，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办报高潮，以《时务报》为代表，各类报刊纷纷创办。据统计，从1896年8月到1898年9月两年多时间内，全国创办办刊达70余种，而从1873―1895年二十余年内国人自办报刊不过30种。⑤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咸与共和”成为社会主潮，中国新闻事业出现过一度的繁荣。清政府对言论出版的禁律废弛于无形，“政党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创办起来。据统计，在武昌起义后半年的时间内，全国报纸由100家增至500家，总销量达到4200万份，这两个数字都超过了历史最高纪录。⑥这被称为中国报业史上的短“黄金时代”。1913年，袁世凯发动了“癸丑报灾”，新闻界遭受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军阀官僚们的严重压制与摧残，迅速地从繁荣走向了凋敝与衰落。由于言论再次受到钳制，报纸失去了话语空间，报刊迅速改变了以前“重论说、轻新闻”的传统，而成为“新闻、论说并重”，并推动报刊由政论时代转向新闻时代。

2.2.2转型、裂变与分化的社会生态是民国报业转型的社会契机

晚清民国时期，社会生态的表征是转型、裂变与分化。清末，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新社会形态。从世界历史坐标来看，中国正由世界历史与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沦落为世界体系的边缘和“东方”，甚至是远东。⑦

从中国历史坐标来看，中国正进入急剧动荡的社会转型期，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经济基础的破坏性延伸到整个上层建筑，并产生了辐射效应。在“国家―阶级”层面，失败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被迅速分化为两股主要政治力量：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构成了晚清民国时期的革命改良双重奏。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了帝制，资产阶级维新派逐渐淡出历史舞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进入更为混乱的军阀割据时期，中国社会阶级日益分化。在政治经济制度层面，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制度和小农经济制度均被打破，造成了社会制度的衰落与解体。基于此，社会由传统自上而下、中心化的模式向自下而上、去中心化的模式转型。

晚清民国的社会生态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影响与形塑，就是中国报刊的结构、种类、数量、内容、形式、读者对象、言论空间都随着社会生态的变迁而变化。

从报刊结构来看，1895年以前，外报和官报占据了绝对的垄断地位，维新运动以后，民营报刊增长迅猛，逐渐占据主流。据统计，1905―1912年，全国发行报刊近六百种，其中大部分为民营报刊，清政府控制的不到10%。①1912―1915年，全国共有500多种报刊出版。报刊由沿海向内地延伸，报刊种类、内容日益多元化，政论、时评、消息都受到重视，报刊的读者对象逐渐下移，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革命派相互论战，言论空间更加开放。②1913年，袁世凯发动“癸丑报灾”后，报纸从质到量都开始萎缩。新闻则有所增加，一些大型日报每天刊登的新闻有二三十条，多的有五十条左右，报道面开始扩大，分为政治新闻、经济新闻、社会新闻、国际新闻等不同门类。③

2.2.3多元、交锋与交融的文化生态催生了中国语境下的“公共领域”

晚清民国时期，文化生态的历史表征是多元、交锋与交融。政治生态的动荡

不安、社会的急剧转型重新呼唤文化走向新生。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一些脱胎于传统士大夫阶层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找救亡图存的良药，他们在“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崇尚清谈、民本主义思想两种不同文明传统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维新与共和两种社会思潮。这是晚清以降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主流。此外，还有各种不同社会力量代表的不同思想流派相互交锋、碰撞与融合。

这种多元文化生态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它催生了中国式的“公共领域”（不同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西方范式）。从“国家―社会”的二元结构下考察其形成的原因：一、由于国家面临内忧外患，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所形成的“强国家、弱社会”格局已逐渐被打破，客观上造成了中央集权政府的弱势和地方社会力量的壮大，“国家―社会”关系有分离趋势。二、由于民族矛盾优先于阶级矛盾，传媒与国家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存在一致性，这就使得统治者对报刊舆论采取一定限度的容忍，传媒与国家既对立又合作，获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④比如清政府为了寻找出路，对资产阶级维新派（保皇派）的报刊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三、中华民国时期。清政府的诸多新闻法规（包括《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大清报律》等）于无形中就被废止，民主的空气和言论空间扩大了。四、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这也为政党报刊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但总体而言，中国新闻业在晚清民国的历史情境下是处于不断变动状态，即使出现“公共领域”，也只是一种短暂、脆弱、局部、动态的“公共领域”，终因缺乏体制性保障而失去生命力。

其次，在文人论政的传统下，晚清以降的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注意到报业“代民立言”、作为舆论公器的作用，如王韬的“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变法以自强”、康有为的“设报达聪”、梁启超的“向导国民、监督政府”等办报思想。“政治家办报”和“文人论政”传统的不断发展开创了中国新闻史上的政论时代。民国初年，中国新闻史之所以由政论时代转向新闻时代，正是“重言论、轻新闻”在突发历史事件（“癸丑报灾”）的推动下，转向“言论、新闻并重”的结果。

3结论

民国初年新闻记者群的诞生是多种历史原因促成的，其诞生既是新闻业务在中国近代史进化发展的产物，包括新闻文体、类型、版面与技术等基因的变异，又受晚清民国特殊政治结构、社会环境与文化生态的影响与制约。而袁世凯复辟帝制，发动“癸丑报灾”导致新闻生态灾难则是其诞生的直接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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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新闻论文篇5

美国《科学》周刊主编鲁宾斯坦说：“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记者，有的是学纯科学的，有的是学新闻的。重要的不是他们大学中学过的科学课程，而在于他们的新闻敏感，在于他们能够了解到故事后面的新闻。”

同志曾经要求新闻工作者要打好五个根底，第一个根底就是要打好理论路线根底：要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用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工作。理论路线根底打好了，不管情况多么复杂，形势怎么变化，都会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

新闻工作实际上就是认识世界的工作，并通过新闻报道不断反映这个迅速发展变化着的世界。记者每天面临着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矛盾，要卓有成效地宣传党和政府的决策主张、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就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新闻媒体的主要功能，就是要通过对新闻信息的传播和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客观世界，从而能动地去改造客观世界。新闻，实际上是向人们提供外界的情报，从而帮助人们规范自己的行为，自觉调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新闻要发挥好这种功能，决非易事，它要求记者具备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认识、正确反映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客观事物像万花筒一样多变，而受众又要求报道主体在匆忙中对客体进行正确的反映。在《记者头脑要冷静》一文中指出：“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他还指出：“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这里说的“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既告诫记者不要被下面的干部牵着鼻子走，同时也是对记者不加分析地拿着文件找事例的工作方法的否定。有些记者感到搞新闻无从下手，缺乏新闻敏感，不知道什么东西该抓，什么东西不该抓。究其原因，这种新闻上的迟钝直接与政治思想的模糊麻木有关。平时不注意学习政治，不培养政治敏感，就不能增强新闻敏感，就不能把握时事大局，遇事就分不清哪些是重哪些是轻，因而就会“人云亦云”。相反，如果政治敏感很强，就能及时发现和捕捉新闻线索，就能在新闻实践中明白该抓什么，怎么去抓，心里就有谱。

1959年6月明确提出要政治家办报，并明确提出政治家办报的标志是：要“多谋善断”，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善断和多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记者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洞察力，没有政治敏感性无法善断，没有政治洞察力，不可能多谋。在新闻实践中，政治敏感性和政治洞察力，可以说是一个记者成功的必备条件，而政治敏感直接影响着在纷繁复杂的事物矛盾中，能否抓住主要矛盾，能否抓住要害，能否高屋建瓴地把握全局，预见未来，能否抓住带有本质特征和规律的东西，能否形成高人一筹的报道思路，抓出有深度、有力度的好新闻。特别是当新生事物还处在萌芽状态时，如果没有很强的政治敏感，记者就不会及时发现它，就会坐失良机，使好新闻从眼皮底下溜走。著名记者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名篇，范长江的成功不在于他优美的文笔，也不在于他有什么高超的采访技巧，主要在于他敏锐的政治眼光和政治远见。他自言去西北采访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二是当时抗战即将开始，抗日战争爆发后，敌人肯定会占领我们的若干城市，那么，我们的后方西北、西南情况怎么样？这两个问题当时是群众迫切需要了解的重大问题。”西安事变发生后，当他得知中共也已参加进去，便立即决定只身进入西安，“弄清当时的政治大方向，采访当时全国也是世界性的大新闻，以便向全国宣传”。范长江以他强烈的政治敏感，判断出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并因此写出了不朽之作《中国的西北角》。

没有政治敏感，新闻敏感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无法发现或判断新闻的价值，还可能导致新闻敏感偏离政治方向，误导舆论。

同志说：“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产生新闻舆论误导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重要的原因是记者缺乏政治敏感。衡量记者政治敏感的强弱的标准是能否明辨政治上的是非曲直、真假利弊，能否辨析一定时期的政治气候、动向、发展态势。政治敏感的培养，要从打好马列主义、思想的根底入手，要坚持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武装自己，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掌握科学的方法论，做到在政治上能够明辨是非，懂得应当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提倡什么，不提倡什么。政治上清醒，理论上坚定，才能做到遇到任何风浪不动摇，才能发现挖掘出导向正确的好新闻。

政治敏感需要在新闻实践中不断强化。有些记者误认为政治敏感就是“领导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文件上有什么就写什么”。在新闻实践中表现为拿着文件找事例，拿着领导的讲话找典型，硬性图解方针政策。这样形成的报道既没有文件完整准确，也不能深入人心，把党的方针政策变成群众的自觉行为。这样做，不是具有政治敏感的表现，而是本本主义的表现，是政治上的麻木不仁，是理论上的浅薄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欠缺的表现。因此在熟练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和政治理论知识后，要发挥能动作用，要深入调查研究，要对新闻事件进行深入的观察、了解和分析。

在新闻实践中培养政治敏感，也在培养政治敏感的同时，培养新闻敏感。只有这样，才能在新闻报道中避免枯燥乏味的政治性口号，才能把党的方针、政策融入新闻性强、时效性强的新闻作品之中。

时政新闻论文篇6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新闻传播；教育功能

随着国际交流的不断深入，我国目前处于多种经济成分与各式各样价值观并存的状态，人们的思想状况日益复杂、思维认知也更加活跃。在这一背景下，媒体在向人民传递新闻信息过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必须对新闻传播中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深入的理解和认知，才能更加全面深刻的理解其内涵实质，基于此笔者以广播新闻媒介为主要入手点，分析广播新闻传播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1 广播新闻的传播特点

1.1 公共性。新闻传播需要的是面向大众，它可以对整个社会人员的行为思想产生一定的作用，所以说选择新闻的标准必须具有一定的社会性。也就是说在进行新闻的选择，必须丢弃自我，用现社会阶段的眼球去挖掘有价值的新闻。

1.2 规范性。广播新闻对社会人员的思想行为的规范体现在：对合乎社会伦理的行为规范进行保护；对违道德的行为进行批评。这一特点则是通过广播新闻本身的舆论导向作用实现的。

1.3 选择性。虽然说新闻传播行业的自律性是以社会普遍认同道德的标准进行，某些行业的准则也会根据新闻传播趋势进行制定的，这就是新闻传播行业与其它行业之间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从道德的自律性的重要体现。但是行业之间的影响是不同程度的，各个行业的发展犹如百花争艳，各有千秋，新闻传播人员则是应该在合理的，不违背社会道德范围下，选择传播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新闻。

2 广播新闻传播内容

在如今这个信息时代中，人们不断的接触着不同的新闻，在长期耳濡目染的情况下，新闻的传播甚至会改变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以对于广播新闻传播内容必须进行严格的控制，实现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其传播内容主要有：（1）先进的文化以及科学知识。加大对先进文化以及科学知识的传播，可以在人群之中产生深刻的印象，不但有利于知识的传播，同时也可以相应的得到一些较好的社会效益，从而达到一个一箭双雕的效果；（2）时事形势。广播新闻传播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对于国内外时事动态的报道，可以让人们更好的掌握国内外形势。传播一些具有正确导向的时事形势，增加人们对现代形式的了解的同时也可以引导群众对现今形式有一个正确的了解。

3 广播新闻传播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3.1 宣传教育功能。媒体可以通过利用其本身的优势，对事件进行多角度深度解析，为大众揭开事实的真相，并且还可以和相关政府保持联系，及时的传递政府对某一时间的关注和措施，为政府和人民建立一个相互沟通的平台，勇敢地担起了寻找真相，凝聚人心、服务大局以及弘扬正义的重任。我国的广播新闻的职责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就是要把党的路线方针进行及时准确的传递，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及时的反映上去。广播新闻传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首先就是要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宣传，让党的纲领、方针、政策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广泛的宣扬到人民群众中去。

3.2 舆论导向功能。从其意识形态来看的话，那么广播新闻就是一种舆论工具，其功能包括有反映舆论、表达舆论以及引导舆论，就是要把受众所关心的现实问题以及情绪进行及时的反应，并且要把他引导上一条符合传播者利益社会道德的道路上去。他的舆论导向功能的体现就是根据一定的社会价值标准，选择合适的新闻事实和评论，以对受众的舆论导向产生印象，简单的来说，就是传播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意图来选择新闻，以实现舆论方向可以向自己的预期目标进行。

3.3 舆论监督功能。就是新闻媒体对公民、国家事务以及社会事务等进行言论监督，就是言论出版自由制度的具体体现，实现公民参政议政，保护其当家作主的权利。广播新闻传播的这一舆论监督功能，能够对真理以及正义进行捍卫，对腐败以及邪恶进行鞭笞，对整个社会以及政府权利部门起到很好的批评以及监督作用。

3.4 道德养成功能。广播新闻传播的是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彰显着这个社会的良好规范，并逐渐的使之变成人们的生活准则，扶正祛邪，伸张正义，对全民的社会化进程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有人曾经把广播新闻传播比喻成为是社会的学校，帮助大众养成一个好的社会习惯。利用广播新闻传播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帮助人们轻松完成了社会道德的培养工作，使人与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和谐的、互相帮助的生活状态。

3.5 政治沟通功能。广播新闻传播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范围非常的广泛，不但为人们提供了一定的思想空间，帮助社会使人们形成了共同的人生观和价值，加强了人们之间的交流联系，还建立了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帮助政府和人民、社会阶层以及不同的利益集团等进行声音的传递，有利于他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其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加强人们之间的交流，只有进行交流沟通，才有利于凝聚人心，形成一种合力保持其稳定状态。

3.6 释疑解惑功能。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倾向，影响了人们的思想，由此形成了一定的难点和热点，如果这些问题和疑惑得不到解决，那么有可能会对大众的生活状态以及学习积极性产生一定的影响，非常不利于人们的成长以及和谐社会的建立。但是广播新闻这一媒介其覆盖面广、时效性强，而且传播速度又快，可以作为一种很好的释疑解惑工具，消除人们心中的疑惑，引导人们形成统一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调动起其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性。

广播新闻作为社会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介之一，不同类型的广播新闻节目所具备的社会文化价值也不尽相同，但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就是对党的方针路线进行及时的宣传，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吕继敏，广播新闻在文化传播中的特殊作用［J］，新财经（理论版），2012,2,292—293.

时政新闻论文篇7

思想政治工作在新闻单位的重要性

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关注是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从来不是单纯的业务工作，讲政治是第一位的。 但一些新闻单位将工作重心放在业务方面，他们重视青年记者编辑的新闻业务水平，却相对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甚至少数新闻单位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有所缺位，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所以新时期新闻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尤为重要。它体现以下几点方面：

一是思想政治工作可以杜绝“没有受过专门的职业道德训练和思想政治工作教育，部分新闻工作者存在浮躁的作风”的现象，记者编辑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有坚定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才能正确把握工作方向和政治方向，才能胜任党的新闻舆论导向工作。

二是思想政治工作可以提高记者编辑的业务素质和政治素质，从而使他们牢记宗旨、不辱使命、积极创新、掌握本领，转作风、改文风，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写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作品，从而造就一批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舆论工作队伍。

三是思想政治工作必然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新闻单位的强烈需要，记者编辑是党的“喉舌”和“耳目”，只有坚持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学习，才能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才能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多接地气、用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反映鲜活的时代风貌，做好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见证者。

加强新闻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

对策一：做活做新，与单位工作制度联接，与工作考核挂钩

面对新的课题，我们要配合改革发展的步伐，顺应时代背景，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如何才能做活做新，学以致用？新闻单位可以要求记者编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工作考核挂钩，与制度想结合，从而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 ；要建立建好学习制度，要年年有目标，月月有任务，周周有要求，要进一步明确定位，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从内容到形式全方位改进，使思想政治工作更有针对性、操作性，使思想政治工作真正为新闻媒体的发展提供动力支持和智力保证。

在思想意识多元多样的当今社会、媒体格局深刻变化条件下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必将面临诸多考验，我们要巩固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思想舆论，把党和政府的声音传播好。在此项工作的落实上，新闻单位要层层落实政治思想工作责任制，要务求实效；如今是日新月异的信息飞速发展时代，很多新闻机构的信息的传递都是利用互联网手段实现的。新媒体环境下，思想政治工作可利用手机、互联网等一些现代化的工具来完成，这样思想政治工作途径也会不断地创新和改进。

各新闻单位要通过学习会、座谈会、培训班等多种形式，把政治思想工作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要说出一条做到一条，一点一点落实，要言必信、行必果；要严明工作纪律结合起来，提高制度执行力，端正学风文风会风，坚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把记者编辑培养得又红又专、有素质有才情、有政治头脑的新闻人。

对策二：深入实际，与“走转改改文风”科学结合

记者编辑是生活在政治之中，没有政治头脑的记者编辑成不了好的记者编辑。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是记者编辑树形象强素质的前提，新闻单位可以把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在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体现出来，“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是新闻战线的一项长期任务，我们要不断深化此项，要在活动中持之以恒，务求实效。记者编辑要把镜头更多地对准基层，把版面和荧屏更多地留给群众，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充分发挥新闻媒体联系党和人民的纽带作用。

把思想工作工作体现在一线工作中，记者编辑要到农村去，到群众中去，塑造自我，要有思想有深度，创造出一批高质量的作品。在工作中，记者编辑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切实改进文风，多运用群众生动活泼的语言，多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做到真实可信、朴素自然、生动鲜活、言简意赅，进一步增强新闻宣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以导向为灵魂，以真实为生命、以人民为中心，到基层去，到人民群众中去，推进转作风改文风，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动真情，在工作中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坚守道德高地，把弘扬正气放在心里，把思想政治工作体会在行动和作品中，把当代社会的主流展示好，把群众的心声通过作品反映出来。通过这些，不知觉地提升了记者编辑的思想政治工作。

对策三：深刻领会，与“的48字方针”有机聚合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不应只是句口号，而应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在2月19日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回答了党的新闻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理论，是指导做好新形势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对整个宣传思想工作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新闻单位必须将思想政治工作与的48字方针有机聚合，认真学习、深刻和精准领会的重要讲话，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

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这48个字，概括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记者编辑必须要认真领会，学以致用是真，把此项学习看作是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来做，在学习中记者编辑必须不流于形式，不摆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而要理论联系实际，在思想上有所触动，在工作中有所改变，从而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工作。

时政新闻论文篇8

【摘要】邵飘萍自谓“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他的新闻思想与实践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本文利用新闻专业主义眼光对邵飘萍的新闻思想与实践进行分析，阐明其对中国新闻事业做出的贡献。

关键词 邵飘萍 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实践

随着西学东渐，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作为“舶来品”，它独立于任何权威之外，并且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和强烈的反权威精神。民国初年，中国出现了一批甘愿为新闻事业奋斗终身的报人和记者。黄远生、徐宝璜、邵飘萍等人成为这一新闻理论最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新闻事业向着专业化迈进。

一、邵飘萍新闻专业主义思想与实践

邵飘萍是民国时期著名记者，在他短暂的40 年生涯里，从事了近14 年新闻工作，担任过《申报》、《时报》、《时事新报》主笔，创办过“新闻编译社”、《京报》，从事过新闻教育事业，编写过我国早期的新闻学著作《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他的新闻思想与实践都表现出强烈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笔者将结合黄旦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解读，分析邵飘萍的新闻专业主义思想与实践。

1、重视新闻材料，强调新闻的首要功能是报道新闻

邵飘萍在1923 年出版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中首先阐明了新闻纸的本质特征：“报纸之第一任务，在报告读者以最新而又最有趣味的最有关系之各种消息，故构成报纸之最要原厥惟新闻。”新闻纸的基本功能是“以为传达消息之利器”，“以为联络感情互通消息之用”，因此，新闻纸是“文明产物中最普通且最贵重之日常生活必需品……世界各国新闻纸出版之种数与其发行之额数必与其国之文明程度为比例。”

他特别指出，被传统报纸特别重视的政论，随着现代意义的新闻纸的实现，将演变成为以新闻消息为事实依据，体现新闻时效性的时评、短评等。“报纸上所发表之评论，乃依据新闻中之事实而加以批评者，新闻不真确，则评论亦自难期公平与适当。”他进一步从报纸价值的确定来肯定这种转变：“是故报纸价值之有无大小与新闻材料之敏捷丰富真确与否有最为密切之关系。”诚然，报纸编排的好坏，是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如果新闻材料匮乏，便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新闻的多寡，真确与否，才是报纸自身价值的决定因素。

2、追求新闻的客观性

邵飘萍反对当时在中国流行的“有闻必录”原则，他强调新闻报道要尊重事实。“事实乃最易于证明是非之故，其足令读者同情信仰，反较诸凭空臆断之言为有力。”他要求记者在采访活动中“凡事必力求真相，以‘探究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记者之报告消息，纯为客观的调查所得之实状，而不以主观意志左右之。”这些主张，是专业主义新闻观对记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媒体责任的要求。

“公平真确”，是邵飘萍办报的理念。他所谓“公平”其实就是提供公共领域的公共平台，就是表达民意。“真确”，是对新闻和报纸真实性的要求，它与“公平”相辅相成，构成了一张大众报纸的底色。

邵飘萍认为，要保持新闻的客观，记者必须采取超然中立的态度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以社会第三者的角度来报道新闻，即“出于第三者的地位，静观各派行动而下一诛心之论断”。这种中立立场，正是新闻专业主义的体现。

3、强调新闻事业以新闻自由为精髓

新闻专业主义的前提是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涉及到新闻业的独立性，也是新闻业树立起“公共服务”的社会角色的前提。为了争取新闻机构与新闻记者正当的权利和地位，邵飘萍指出，一、以后更正新闻，不得令警厅施行非法命令，而应直接致函报社。二、警察的职责是维持地方治安。报馆或新闻工作者个人如有违法行为，应由司法部门按正常法律手续追究法律责任，应杜绝警方替代行政官吏胁迫报馆的怪现象。今后非经过正常的司法程序，不得动辄用“严办根究”等非法手段威胁报馆。

邵飘萍并没有孤立地看待新闻自由问题，他深知新闻自由归根结底是人民的言论自由，要使新闻自由获得保障，必须使社会获得自由。然而，自由并非恩赐，它的实现过程是“言论界与政府当局恶战苦斗之历史”，所以他的一生坚持把争取新闻自由同政治自由的斗争结合起来。在斗争中，他以“新闻界战斗的壮士”自许，“尽自己之天职，平社会之不平”，屡仆屡起，死而后已。

4、重视媒体的社会公器职能

邵飘萍强调新闻媒介对政府的监督和对社会环境的监督的功效的重要性。他认为记者是“社会国家世界之耳目”，强调“立言”、“监督政府”、“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以及教育民众“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

为了进一步实践自己的新闻理想，1918 年10 月5 日邵飘萍在北京前门外三眼井38 号创办了《京报》。《京报》创办的宗旨，邵飘萍在发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做了申明：一即“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为作也”，代表人民监督政府；二即“时局纷乱极点，乃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耳”，因此《京报》“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百年大计治本之策”，发挥报纸教育指导的作用，唤醒民众。

1919 年8 月，《京报》屡屡发表揭露、批评政府腐败的文章，被当时的安福系政府查封，邵飘萍遭到全国通缉，被迫逃亡日本。1920 年邵飘萍回国后，《京报》复刊。复刊时，他曾发誓要把《京报》变成“供改良我国新闻事业之试验，为社会发表意见之机关”。他注意充分发挥报纸作为“社会公器”的作用，尊崇人道，提倡民权，监督政府。

5、力求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地位

邵飘萍借鉴西方新闻事业之经验，曾说过：“夫新闻社为社会机关，在社会上有独立之地位，且此种独立地位，与任何国家机关，皆属平等”。

邵飘萍认为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要具有独立的地位，奉行经济独立、政治自主。他将新闻事业的独立地位具化为三个方面：1、“信仰独立”，唯独信仰真理和真实，不为权势所撼动，不为武力所屈服，不为党派或个人所左右；2、“组织独立”，不受任何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的控制；3、“经济独立”，既不仰仗官方财政，也不依赖党派津贴。

邵飘萍确立了独立办报的思想和办报方针：报纸应该是超然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第三种社会因素，它负有教育、指导社会舆论的责任，办报者则应在信仰、组织、经济以及精神品格上完全独立，因为信仰独立才能信仰事实与真理而不为党派和个人所左右；组织、经济独立才能不受任何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的控制，这就要求报馆有自己能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独立发行量，使“社会中人人皆属股东”；报馆同人须“保有职务上精神上之自由”，要有独立的经济地位，独立的思想和纯正的道德品质等。《京报》一开始就不依附于任何党派和权力集团而是独立发言、独立报道；它努力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民众，努力反映民众呼声。

6、倡导重新为新闻立法

邵飘萍认为，无论发达的西欧，还是正在腾飞的日本；无论是倡言民主的西方，还是仍然禁锢于封建专制之中的中国，传统的法规都是压迫法，“皆出于政府当局压迫言论之政策”，是政府当局“自私自利之法令”，是政府“钳制言论之利器”。他尖锐地指出传统新闻法压制民主、压制言论的反动性质，并且将矛头指向了制定新闻法的政府。

邵飘萍提出新闻立法，使之“不受行政机关非法之蹂躏”。关于新闻法所应包含的主要内容，邵飘萍也做了构想。但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邵飘萍主张的新闻法规不免让人怀疑他是在为新闻界找避风港，事实上，他是为了巩固新闻事业的地位，维护其尊严，并使之在良好的法制环境中，循自身的规律得到发展。这从邵飘萍主张对于新闻界内部出现的危害新闻事业或致社会环境受到不良影响，但又不属于法律制裁范围的新闻机构及新闻从业人员实行“法律之外的制裁”中得到印证。

邵飘萍是较早专门论述了新闻法制思想的，他的观点既包含着新闻法所应有的民主与法制色彩，也表现出在专制环境中特有的反抗精神。

二、邵飘萍新闻专业主义思想与实践的困境

在发展完善中国新闻事业方面，邵飘萍的贡献是开拓性的、独创性的、综合性的。他顺应潮流，及时宣传、解释、研究并且实践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想，为中国新闻事业的职业化做出贡献。但我们还要看到他的新闻活动受到所处历史环境的影响和自身的局限性。

首先，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为报刊提供了经济基础和法律保障，但当时中国市场经济不完善，国民素质低，报纸的受众有限，报业无法通过独立经营实现经济独立，必须依靠外来“津贴”，也就无法实现报纸作为大众媒体的独立地位。

其次，中国文人以文载道、以文济世的传统观念使报纸偏离了专业主义立场，报纸成为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工具，无法实现新闻本位。

第三，邵飘萍所处的时代，军阀混战，政局动荡，无法为报纸提供稳固的法律保障，报纸和报人想要生存必须依靠智慧游走于政治权力之间。

最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是在反对政党报刊中诞生的，在民族危亡的关头，邵飘萍在从事新闻事业的同时投身政治运动，在后期的新闻实践中，报纸已经成为他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工具，这无疑背离了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但无论怎样，邵飘萍的新闻专业主义思想与实践对改进中国新闻事业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一思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中国新闻界的主导思想，他对新闻事业的贡献使他同时代的新闻界人士望尘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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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