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论文范文

时间:2023-10-25 20:45:09

时政论文

时政论文篇1

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的积极作用,让组织中所有人心凝聚在一起,组织上下齐心,积极克服困难。这样组织不断的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迎接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和挑战,提高员工对于组织的忠诚度和满意度。在组织中营造和谐的劳动关系,实现员工和组织的双赢。让员工在一种安全舒适的环境下工作,积极形成勤劳勇敢的前进动力。

2.新时期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作用,做到坚持以人为本

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做到引导人、鼓舞人、鞭策人,还要做到关心人、理解人、帮助人,将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切实关心员工的工作、生活、学习、思想,积极发挥每一位员工的专长,充分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让员工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指导实践工作。

3.新时期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作用,做到实现可持续发展

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实现组织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建设是以思想建设为基础,积极渗透到生产经营管理中的各个环节。按照市场发展的规律做事,充分遵循客观规律,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最终实现利润最大化。正确处理好组织、员工、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营造出一种公平、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的良好工作氛围。

4.新时期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作用,做到认清形势保稳定局面

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让社会的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生活观念都呈现出多元化的变动,这样的变化发展要求组织重点要抓思想政治工作,积极从实际情况出发,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针对性的做好因地制宜,灵活运用多种方法,引导员工认清形势,融入大局,积极开展工作。

5.新时期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作用,做好增进党群干群和谐关系

在新形势下,构建和谐的党群干群关系,必须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凝聚力量,把广大员工的力量充分结合在一起,共同推动各项工作往一个新的方向努力。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更加入微细致,这就需要党员干部以身作则,用最真实的案例最实际的情况鼓舞员工,起到良好的教育作用。

6.新时期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作用,做好陶冶员工思想情操

细致入微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利途径,更是提升组织品质、增强组织凝聚力、陶冶员工情操的重要手段。及时把党中央的重要精神和重大决策传递给广大领导干部和组织员工,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和思想情操。

7.新时期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作用,利用现代化舆论媒体优势作用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新媒体的出现对于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挑战,也发生着巨大的冲击,这就需要充分利用现代化舆论媒体的优势,通过博客、微博、微信等媒体新方式,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正确引导,发挥出现代化媒体的舆论导向的作用,创造一个优良的网络环境,正确引导党员干部对于权力的权衡,正确行使权力,确保权力不被滥用,受到广大网络群众的监督。

8.结论

思想政治工作任重道远,必须清楚的认清在新时期下政治思想工作紧迫性和重要性,坚持以人为本,真正发挥好思想政治生命线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稳定发展、服务大局。

时政论文篇2

初中政治教师在备好课的同时还应积极完善自己,不断提升自己的层次,提高自身教学水平。如上所述,学生应充分了解社会时事,为此,教师在政治教学过程应穿插适时有效的时事,拓展教学内容,深化教学主旨。教师的时事素材哪里来?这就要求教师们平时应注意搜集相关信息,主动关注社会动态,并通过课堂平台将它们及时传递给学生,实现初中政治教育成果的最优化、最大化。

二、时政点睛课堂,教学内容“以情动人”

初中政治教学偏重思想教育是不争的事实,思想教育说到底是师生之间情感的对话和交流。一般看来,政治教学应以理性内容为主,但由于初中政治的阶段性和特殊性,初中政治教学往往不能太过理性,那样会“吓跑”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应通过心与心的对话构筑起师生之间亲密的“伙伴关系”,这样的教学方式值得初中政治教师尝试和探索。另外,初中政治与时政的结合应体现在课堂教学的每一环节当中。虽然初中学生对时事的理解不那么完整,甚至都不知所云,但教师却不能放松对他们时政意识的教育。政治教育与时政教育的结合重在向学生传播一种时事意识,鼓励学生积极关注社会、了解国家大事,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而时政教育的内容,教师应结合教材内容选择具有针对性的素材,以便更好地服务课堂教学。比如,在讲到民族政策时,教师可以联系一些民族事件加以说明。这些意图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社会稳定的事件是典型的无视民族政策、无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恶劣行径,教师可以此为案例为学生讲解民族政策中维护祖国统一的内容。针对民族政策中维护民族多样性的内容,教师可以联系各民族弘扬不同特色文化的相关时事,为学生讲解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是维护民族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时政焦点引领,突出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

素质教育的主体在学生,发挥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作用,有利于营造活跃的课堂气氛,也有利于建立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教学改革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尊重学生的主体性是大势所趋。初中政治教学是传播思想的阵地,更应该顺应这个潮流。教师要积极探索教学方式,为真正将课堂还给学生搭建良好平台。初中政治教学的课堂该以何种方式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呢?我们不妨列举几个范例。比如,教师可以组织课堂辩论活动,辩论的主题可以围绕最新的时事展开。学生前期的准备过程无疑是一个难得的自我学习机会,他们会去搜集最新的时事动态,并针对主题阅读、理解、分析和讨论相关社会事件,无形中扩大了知识面,拓宽了看待问题的视野。

四、社会热点激发兴趣,提高学生课堂参与感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优秀的教师通常会主动与这个“老师”搞好关系,向他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的教学水平。今时今日的学生有着时代的特殊性,他们的性格里也刻着这个时代深深的印记:参与意识强、表现欲望突出。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给予他们自由发挥的空间,鼓励他们评论、分析时事。比如,教师可以定期设置一堂专门评论分析时事的课,每期都鼓励不同学生上台发言,教师总结学生的发言,将他们的观点引用到课堂教学中来,这样的教学方式更能受到学生的欢迎。至于如何激发学生的兴趣,办法还有很多,而竞赛是其中最具普遍性的一种教学方式。具体来说,竞赛的实质是教师鼓励学生之间较量学识,而竞赛的内容教师可以根据相应学科进行选择。针对初中政治教学和时政教育的关系,竞赛内容可以选取社会时事、国内国际最新动态等。通过这样的竞赛,学生不仅能对书本知识融会贯通,还拓宽了自己的知识面,强化了自身的时政意识。总而言之,初中政治教学不能孤立于社会环境。了解、分析社会环境情况,理清纷繁复杂的信息,首先需要学生充分关注社会时事,这也是教师将政治教育与时政教育相结合的前提。初中政治教学不单是一项理论工程,也应是一项富有时代特色、肩负社会责任的接地气的工程。在如此大变革的时代“,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早已过时,学生应积极关注社会、了解社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时政论文篇3

“文化大革命”时期,以政治权力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为前提,专制政治

体制、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特定的政治符号、学校教育、家庭等政治社会化

途径充当了放大上层政治文化、扭曲大众政治文化的作用。

关键词:文化大革命 政治社会化 政治文化

既定的政治文化(注1)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发生并

持续十年之久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为“文革”提供了相应的政治主体、社会政

治氛围等等一系列必要条件。既定政治文化的形成及其对“文革”的支持与推

动作用是以政治社会化为前提的。“文革”前的消极政治文化借助于政治实

践、大众传媒、政治符号、学校等教育机构、家庭等政治社会化(注2)[1]

途径,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迅速地强化、固置于人们的内心和政治意识结构之

中,塑造出了“文化革命”期间的畸形政治文化。

一、专制政治体制及其运行

“文革”把此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之弊端发展到极至,形成了专制政治

体制。这种体制下的政治实践通过其政治社会化功能,对大众政治文化的畸变

起了明显的作用。

第一,政治主体(注3)[2]素质下降,政治社会化功能偏失。

首先,“文革”时期,作为政治主体的人(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政治素质

整体下降。毛泽东在政治思想、政治思维上的失误乃至错误足以表明,相对于

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来说,他的政治价值指向已经发生严重偏转──尽管

他发动“文革”的某些主观政治意图可能是正确的,甚至是纯洁而美好的。由

于他居于整个金字塔式专制政治体制的顶端,所以,他的政治价值取向的偏转

给政治文化的畸形化带来全局性影响。同时,林彪、江青集团等极左分子窃取

了大部分中央与地方领导权,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权力

被极度削弱。在当时全能专制政治体制下,政治权力特别是中央政治权力分配

结构对政治社会化的整个过程的方方面面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处于一人之下万

人之上的林彪、江青等人运用所掌握的极大政治权力,控制了学校教育、大众

传媒乃至整个政治体制等政治社会化中介,把他们错误的政治言论、政治意识

等政治文化与毛泽东错误的政治思想强制性地向整个社会传播,从而控制了政

治社会化的发展方向、功能、结果等等各个方面。作为“文革”这场社会政治

运动的“被动性主体”,大众为当时负向运行的政治社会体制严格控制,其文

化、政治能力等方面的素质急剧下降。这导致他们在一定时期内极易接受政治

社会化过程中所传播的政治文化,为其同化控制,而不可能对其正确性提出质

疑和非议。

其次,作为政治主体的各类政治组织功能缺失。政治组织是政治体制运行

中的重要政治主体,在政治社会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政治人的政治活

动提供群体性组织场所,使之在参与组织性的政治活动中接受、发出政治文化

信息,形成特定的亚政治文化。同时,各政治组织间也相互影响,使不同的政

治亚文化发生碰撞、交流、融合,从而赋于整个政治文化以生命力。“文革”

时期,包括中共各级党委、人大、政协等在内的各种原来常设政治组织或残缺

或虚置,其正常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也随之缺失。同时,一些松散的完全听命于

林彪、江青等的极“左”政治组织如革命委员会等不断出现,它们传播着错误

的政治文化信息,使政治文化特别是大众政治文化负向发展,而不受任何限

制。这两方面都为专制的个人或少数人任意传输其错误政治意志提供了条件。

从政治文化上下交流与互动过程来看,“文革”中的政治组织只为上层精英政

治文化(主要是毛泽东错误的政治思想与林彪江青集团的政治文化)向下层大

众政治文化的强制性传输提供了有力的组织条件,而下层大众政治文化向上层

精英政治文化的传输与反馈则失去了组织程序性渠道。所以政治文化传输和流

动过程中的反馈渠道被斩断,政治文化呈现明显的单向流动。同时政治组织结

构的单一性也使得政治文化信息流通渠道阻塞。

再次,作为政治主体的国家政权与公共机关职能变形。公检法、军队、监

狱等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活动与实践也具有政治社会化意义。

“文革”时期先是公检法合署办公,到1969年取消人民检察院系统;1975年宪

法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使侦查权和起诉权合二为

一,实际上取消了对侦查权和审判权的检察监督。“群众专政、群众立案、办

案和群众审判”,即“甩开公、检、法,走群众专政的道路”,于是一些地方

私设公堂,私立监狱,出现了“贫下中农高等法院”之类的组织。[3]在法

制残缺又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公检法系统的执法行为相当混乱,直接制造了大

批冤假错案,给人们的政治心理与感情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更不可能培养人们

的法制意识。在“文革”后期,军队“三支两军”,对遏制社会政治的混乱局

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军队在如此程度上参与政治运行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行

为,而它又是以“左”的政治路线为指导执行其政治职能的。所以,它在政治

社会化中也起到了传播错误政治文化的作用。“文革”中,监狱则成为关押政

治文化异端的“中国巴士底狱”。

第二,政治运行制度规则极度失范,政治文化日趋非法理化。

政治运行规则在政治实践与政治文化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从政治实

践塑造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说,政治制度把政治人、政治组织的政治行为规范约

束在法定的范围之内,以维持政治系统正常运行,这些合法的政治实践见之于

政治文化则是法理型政治文化。“文革”期间,各项政治制度与规则或残缺虚

置或极度变形,整个政治系统的政治实践处于随意化、无规范化的状态。作为

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遭到严重破坏,1975年召开的全国四届人

大实际上也失去了人大的根本性质,因为它的代表根本不是普选产生的,而是

通过革命委员会协商指派的,这次大会丝毫不意味着人大制度有任何的恢复。

政治协商与多党合作制度也被践踏、取消。各项原有法律被废弃不用,代之以

体现极少数人政治意志的“暂行条例”(如《公安六条》等)。正常政治法律

制度的缺失本身就使人们感觉不到法制的概念,特别是自己的合法权利应受到

法制的保护,也就不可能培养起什么民主法制意识。同时,《公安六条》之类

简陋而扭曲的规定则强化了人们政治文化传统意识中对法律(主要是刑法)的

敬畏恐惧感。

第三,政治实践紊乱无序,加速了政治文化的畸变进程。

首先,政治参与采取“大民主”的形式。“文革”期间的“大民主”不是

一种政治民主制度,而是轰轰烈的群众运动,其主要方式是“大字报”、“大

鸣”、“大放”、“大辩论”、“大串连”。它借助个人崇拜发动,违背了民

主的本义与民主的程序性,歪曲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只要民主不要法制,民

主也不可能实现。无法律政治制度制约的群众运动看似人人都参与了政治生

活,充分行使了政治权利,其实这只能是极浅层次的政治参与,根本不能体现

宪法规定人民拥有一切国家权力的原则。因为人民拥有权力的“必要条件是人

民阻止任何无限的权力”……“否则它只会把得到的绝对权力带进生活中。它

的实际效果同所希望的效果正好相反”。[4](p80)在“大民主”的情况

下,人民的利益要求根本进入不了政治决策过程,民众政治参与的基本功能

──表达民意、制约政治权力、调节政治系统运行——已完全丧失。这种“民

主”的实践后果只能是无法无天的无政府主义,是对民主法制、人民的政治权

利及其它权利的空前践踏。这种政治实践形式,使人们长期压抑的政治热情以

狂热的异化方式暴发出来,本来就极其淡溥的民主法制意识荡然无存。其次,

在政治运行中,政治录用成为制造和强化个人崇拜等政治文化内容的操作性手

段。当时,以“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作为识别、选拔和使用干部

的标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5]这种政治录用标准不但具有

模糊性,而且是以毛泽东错误政治思想和扭曲其正确政治思想理论为前提的。

所以,它只能起到强化人们的政治依附、个人崇拜意识,把上层主导政治文化

绝对化的消极作用。

再次,在“文革”时期,政治领袖的公开的政治活动对大众政治文化具有

明显的示范与引导作用。例如,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以表示对他们的支

持,煽动了他们狂热的政治感情;林彪、江青、周恩来等在公开场合高呼“毛

主席的路线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

岁!万万岁!”,尽管这些同样的政治行为所包含的意图可能不同,但对处于

政治运行最外层的大众来说,相同的政治行为所传递的政治文化信息却是相同

的,都强化了大众已有的个人崇拜意识及对“文革”的认同与盲从。因为,政

治领袖的特殊贡献、人格魅力或政治权力地位和大众低下的政治认知水平、依

附性较强的政治文化传统都使得普通大众容易认同和模仿政治领袖的行为及其

包含的政治文化。

二、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

大众传媒几乎完全被毛泽东与林彪、江青集团等左倾政治文化主体所掌

握、利用,成为发动”文革“、为“文革”制造舆论、宣传错误政治理论、传

播错误政治文化信息的工具。同时,大众传媒自身在“文革”中也受到一些冲

击。我们先来看看报刊。所有晚报全部停刊,正常出版的只有中央、省级和一

些地区级的党委机关报,各种小报满天飞。作为重要的传播媒介,报纸处于

“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非正常状态。结构单一、内容单调的报刊以文

字为主兼有图象类的政治符号,持续地传播着错误的政治文化信息,严重地扭

曲着大众政治文化。再看看广播电视传媒。十年间,广播电台增长了12座,发

射总功率也增加了95%。县(市)级有线广播站增加了322个,广播喇叭增加

了10倍,全国97%的人民公社,93%的生产大队,86%的生产队通了有线广

播,60%的农户安装了广播喇叭。[6]电视业经过1967年的短暂破坏后,此

后也有较大发展。但这些发展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起了极大的消极作用。因

为,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作用是由其传播的政治思想与言论等政治文化信息

的内容与性质决定的。在传播媒介为一部分左倾政治文化主体控制的情况下,

广播电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成为表达人民政治愿望、要求和进行正常社会政治

控制与管理的渠道,反而成为扭曲毛泽东正确政治思想,宣传“无产阶级专政

下继续革命”错误政治思想、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及其它种种政治言论,压制

人民言论自由,控制社会舆论,禁锢人们政治思维,维护“文革”政治实践的

有力工具。例如,“四人帮”长期控制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的大

权,竭力宣扬极左思潮,使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极度猖獗。许多优秀节目被取

消,地方台的自办节目一度取消,只能转播中央电台的节目。电视节目单调、

枯燥,假大空的画面充斥荧屏。特别是农村中广播喇叭普及率较高,它传播的

错误的政治言论与政治文化信息极大地毒害了原本政治认知能力很低、承载着

较多消极政治文化传统的农民。

在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强制性控制与引导下,社会舆论完全政治

化,并呈现出极不正常的舆论高度一致。“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一家之言,它

不受干扰地向下流,从不中断,因为这时的水潭是由哑然无声的回音板制造,

所以不过是些共振箱而已”。[7](p112)舆论高度一律主要表现为:毛泽

东、林彪、江青集团等少数人的思想意志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放大为群众言

论的主题;社会舆论的自主性为政治上层权力控制,其认知、价值评价倾向几

乎与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政治文化指向毫无二致;舆论的权威性表现为上层政治

掌权者的权威,其独立性完全丧失,根本起不到监督政治运行的作用。一言蔽

之,“文革”时的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在塑造畸形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过程

中导致了“谎言重复一千次就会变成真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恶劣后

果。

三、特定的政治符号

“文革”时期,政治符号泛滥成灾,其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加,政治社会化

功能变得极为扭曲,并得到强化。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1)政治口号。最典型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简短的“打

倒某某”、“油炸某某”、“万岁、万岁、万万岁”、“反击”、“某某反动

堡垒”等等。这些政治符号把它携带的具有浓厚个人崇拜色彩和战争鼓动性的

政治信息快捷地通过直接刺激人们的听觉、视觉传递给接受者的大脑,形成特

定政治心理与政治意识等。

(2)文字类政治符号。这类政治符号主要指“大、小字报”、“红宝

书”(《毛主席语录》)、“红卫兵小报”等。“文革”中大、小字报满天

飞,绝大多数是用“把文字当手榴弹迫击炮使用的表达方式”[8]

(p6、14)来传播各种错误的政治言论。有的政治口号被“刷,刷,刷!刷满

大街刷上瓦”[9],成为造成强烈而混乱的社会政治氛围的重要原因之一。

“红宝书”则几乎是人手一册,是制造对毛泽东个人崇拜、肢解、歪曲毛泽东

思想、传播毛泽东错误的政治思想、塑造畸形大众政治文化的重要手段。

(3)带有特殊政治涵义的政治图像。在“文革”时期这种政治符号的典

型代表是毛泽东的塑像、画像、头像像章及报纸、电视上的毛泽东、林彪等人

的照片、图象,还有批斗大会的现场照片等。当时,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工

厂、学校以及各种公共场所到处都有毛泽东的塑像、画像。人人争戴毛泽东像

章达到空前狂热程度。在携带与传递政治信息、塑造政治文化特别是政治心理

方面,这类政治符号比口号型文字型政治符号,更具形象性、直接性、持续性

和诱导性。它更强调感性认知过程,更紧密地与人们的情感相联系。它不需要

细致、精深的逻辑理解能力,只需直观的体认,就可以将其中蕴含的政治文化

内化于心,所以,图像型的政治符号对当时广大文化层次较低的接受者具有强

大的同化作用。

(4)体态型政治符号。这主要是指“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

每天三鞠躬等。其政治社会化作用主要在于强化民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消

蚀他们的政治自我意识与独立政治人格。

(5)“革命样板戏”。它集语言、文字、体态、图象符号于一体,是

“文革”期间政治社会化的特有形式。它极片面地突出革命时代的家庭政治

化、为服务于特定阶级斗争和政治目的的集体主义等政治文化,“依靠自己的

宣传职能去推行一种严格的行为法则,在建立社会政治的法典,在构筑完整的

社会政治理论秩序”[10]。作为一种观赏性的文艺形式,“样板戏”建立社

会政治法典、构筑社会政治理论秩序的过程,只有通过人们观看它,形成“样

板”政治文化后才能完成,所建立的社会政治法典与秩序才能得到认同。

此外,许多原本不具有政治意义的符号如地名、机关、街道名、人名乃至

服饰、生产机具也被人为地革命化,强加以政治涵义,成为“文革”期间特有

的政治符号。如北京东交民巷改为“反帝巷”、济南第三十三中学改成“八一

战校”、有的生产大队直接改为“造反生产大队”。[11]以立新、文革、卫

东等为名字的人难计其数;自从1966年8月18日接见红卫兵时,毛泽东破例地

穿上军装后,绿色军装成为最时髦的服饰;推土机也取名“东方红”。这些被

强行涂抹上浓重政治色彩的符号铺天盖地而来,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将人

们团团包围,对人们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政治心理起着强烈的塑造作用,对政治

文化伦理道德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政治符号使人们失去了独立思考和表

达能力,乃至丧失了个性,甚至理性,最终成为“文革”政治文化的载体与玩

偶。卜大华回忆说,“政治”、“接班人”、“国家革命”、“修正主义”、

“红色江山”、“阶级斗争”、“毛主席语录”等等词汇、观念、概念、理

论,“与我们这些十七八的学生的青春期一起,融进了我们的头脑各血液,迎

着我们一张张洞开的饥渴的精神大门,走进了我们的灵魂。……当毛泽东把他

的思想化入社会的伦理,他的思想不再仅仅是某种理论,而且成了千千万万青

年做人的道德标准”。[12]当然,就“文革”时期来说,也成为中国人的道

德标准。

从政治符号的政治社会化功用来看,“文革”中的政治符号异化现象是很

明显的。具体说来,毛泽东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全面专

政”等一系列政治符号,总体上是为其主观防止党与国家变色、实现其理想社

会服务的。毛泽东对乌托邦式社会政治目标的执着追求,使他与普通大众一样

成为他自已提出的政治符号的俘虏。在这里,政治符号的提出是以他主观中多

数人的政治价值尺度为标准开始,而以政治符号(其实是所代表的政治文化)

的尺度为标准结束,人成为政治符号的奴隶。即以实现人的某种目的而由主体

创造出来的政治符号却反客为主,其工具性压倒了其目的性。林彪、江青集团

制造政治符号从一开始就是以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索求为标准,以愚弄人民窃

取政权是其最终目的。对他们来说,政治符号的工具性与目的性是统一的。所

以,我们可以说,尽管毛泽东与林彪、江青集团制造政治符号的目的根本不

同,但却殊途同归,都起到了同化扭曲大众政治文化的消极作用。

四、学校教育

“文革”中,在“教育政治挂帅”的总体思路指导下,各级学校正常教育

受到严重破坏,其强有力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也发生了严重的转向。首先,设置

政治课程是发挥学校教育政治社会化功能最主要的方式。通过具体的政治教

育,向学生传授的政治知识、政治观念、政治信仰,来培养他们的政治态度和

政治情感,从而强化他们对现存政治体系的认同、信任、忠诚与支持。学校教

育的政治社会化作用的方向则主要取决于政治课程的内容。“文革”中学校的

政治课程内容设置极端不合理。中小学的政治语文课合并,以毛泽东著作为基

本教材;[13]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发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

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大学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

红旗,无限忠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服务的既有文化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设置毛主席著作

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1971年4月到7月,张春桥、迟群等人炮制的《全国教育

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本来,从作为正常政治社会

化环节与政治文化整合途径来说,学习毛泽东著作、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但

以之完全代替政治课程则是极其片面的。更重要的是在“文革”中,毛泽东著

作被寻章摘句地肢解,多数学校政治教材不是毛泽东的原著,而是在很大程度

上渗透着林彪、江青少数人政治阴谋的《毛主席语录》。与之相联系,毛泽东

思想也被教条式地曲解,将其错误的政治思想放大,而阉割了其正确的政治思

想。丰富的毛泽东思想被其“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等错误理论所替代。学校政治课程几乎成为传播毛泽东的左倾思想、培养对毛

泽东个人崇拜的工具。这无疑激活放大了受教育者心中积淀的崇拜心理、使他

们的政治独立意识萎缩,形成了对既有专制政治体系与少数专制者特别是毛泽

东的愚忠。在学校政治课程内容偏失的同时,它还大量挤占了其它非政治课程

的内容与教学时间,使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急剧下降,进而影响了他们的政治

觉悟能力与理性政治参与能力。因为,现代政治学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

的人,越具有较高的理性政治意识与政治参与能力,越可能“理解宽容准则的

必要性,阻止他皈依极端主义学说,……越可能相信民主的价值和支持民主的

实践”。[14]但“文革”时畸形学校教育的政治社会化结果却是:受这种教

育越多的人,其理性政治意识、政治心理等政治文化方面的觉悟能力越低,越

易受极端学说和非理性政治情绪的影响。其次,学校成为当时政治运动与政治

实践──搞阶级斗争进行“文革”的重要场所之一。这是“文革”这一特殊时

期中学校发挥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特殊方式。作为“文革”发动标志之一的《关

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学生“也要随时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斗争”。“文革”之初,各地方大、中、小学先后造反,揪斗“走资派”。

当年7月底,宣布“停课闹革命”,随后,以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迅速兴

起。数以千万计的大中学生进行“大串联”,使全国交通和大城市陷入混乱状

态。学校开展的政治实践活动所传递的错误政治信息内化于心,严重毒化了学

生的政治文化的认知、情感、评价等方面。再次,在“文革”中,教师被诬称

为“臭老九”,成为被揪斗、批判的的对象。学校党委领导被踢开,代之以文

化层次与业务水平很低的工宣队、甚至是贫下中农,对学校实行所谓“全面专

政”。学校特别是高中、大学招生废除入学考试,单纯强调“突出政治,贯彻

阶级路线”,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仅凭阶级出身就可以优先入学。进入大学的

工农兵还被赋予了“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历史使命。总之,所有这

些都对学校正常教育形成了巨大冲击,严重降低了教学质量,也使作为政治社

会化的重要途径的学校教育仅成为向学生与教师灌输扭曲的上层政治文化观

念,激活他们原有的消极政治文化的工具,并取得了相当的效应。由于这种教

育旨在将政治社会化的对象塑造成一个模样:“这种模样……伴随着这种教育

的有效与成功,便形成了对思想专制禁锢进而形成对人的肉体的专制”。

[15]所以,可以断言,“文革”时期的学校教育对畸形政治文化的形成起了

重要推动作用。

五、家庭

从对政治文化畸形化所起的作用来说,“文革”时期家庭在政治社会化作

用极具特色。与政治学一般意义上讲的家庭政治社会化作用有很大区别。它主

要不是通过影响儿童的政治潜意识来实现,而是借助现实的内部政治氛围来影

响其所有成员特别是成年人的政治心理、政治认知、政治评价、政治态度等个

体政治文化的诸方面,从而在造就“文革”期间的畸形政治文化过程中起作用

。这主要表现在家庭成为当时社会政治大环境影响个人政治文化观念的中间环

节。诸多家庭氛围极端政治化,扭曲的政治观念与意识充斥于每个家庭成员的

头脑,阶级感情被置于维系家庭关系的血缘伦理纽带之上。社会上流行的“唯

阶级论”、“血统论”等错误观念造成许多家庭分裂。家庭成员或彼此划清阶

级界限,或因株连获罪。比如“给自己的爸爸写封公开信,批判他要‘扩大资

产阶级法权’,或许能换来一官半职”;“家庭里夫妻各怀鬼胎,正在相互揭

短”。这使得“夫妻决裂,父子异路,成为常见的世态”。[16](p39、4)

综观“文革”时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以上诸种政治社会化方式把基本相

同的政治文化信息以聚焦、辐射包围的方式传递给大众,强烈地塑造着人们的

政治认知、政治心理、政治评价标准与政治价值取向,使大众政治文化内容趋

同,结构走向畸形。这些政治社会化方式酝酿产生、发展及其影响的整个过程

都渗透着上层主导政治文化(主要是毛泽东错误政治思想与林彪、江青精英集

团的政治文化),以政治权力为后盾,强行改造大众政治文化的意图。从政治

文化接受者的角度来看,他们相近的教育水平、经济地位、社会与群体环境,

特别是其政治文化传统,如依附性的政治心理基础、较低的政治认知能力、唯

上是从的政治价值取向与思维模式等等与政治社会化所传递的政治文化具有相

当程度的亲合力与契合性。这些因素都使接受者对强大而霸道的主流政治文化

具有较强的承受能力,意识不到传输中的政治文化中实际存在的强制性,对之

较多地吸取而不是舍弃,从而加速了对政治文化的理解、内化、认同、接受。

从这两方面看,与一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相比,“文革”期间的政治社会化具

有鲜明的强制性、社会性、快速性、持续性、特殊双向性(即一方面是主流政

治文化自上而下的强制性传输;另一方面则是大众对强制性传输的主流政治文

化表现出极大的认同与亲合)。这些特点加速了对政治文化特别是大众政治文

化的畸形化过程,进而影响到了整个政治文化的结构变动和功能指向。

注释:

(1)对于政治文化的确切含义,政治学界见仁见智。本文使用的是中观

政治文化概念,即政治实践活动在社会成员观念上的反映与积累,包括政治心

理、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政治意识、政治思想、政

治理论等。

(2)政治社会化是指一定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变动的过程。

(3)政治主体是在政治体系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各种构成要素,它

是政治权力的载体和对政治运用产生主导作用的政治实体的总和。它有这样几

个层次:1、处于政治关系中的人,包括群体的个体;2、政治性组织;3、国

家政权及公共权力的物质附属物,即军队、监狱、法庭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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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资料,(上册)[M],198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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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31。

时政论文篇4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发展趋势

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其发展过程中紧紧围绕着的不同历史时代背景展开,其采用教育方式亦随着时代背景、历史任务变化而不断转换着。在经历了民主革命到建设一个独立国家再到改革开放进行经济建设,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具体实践都发生了与时俱进的变化。在秉承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应继续将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时刻以此为行动准绳,指导实践。作为我国当前意识形态的新指导标准,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渗透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因此,新时期的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式都应该以此为导向而适度适时的转变。具体说来,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应该以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行动指导的中心,吸取多种经验,采用不同模式,改变过去死板教条的沟通方式。亦可借鉴国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好的经验,吸收相关学科的方法论知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媒体、媒介不断创新方式方法。过去的教育方式难免有“填鸭式”教学嫌疑,学生的理解程度、接受程度都不尽人意,因此,在核心价值观这个行动指南的指导下,适度“放权”给学生,相信学生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而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起到的是保护和“兜底”的作用,要做到不放松、不强迫,帮助学生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转化为自己主动去求解的学习过程,这样更加符合学生的内在需求。另外,可借助校园文化建设、各种社团活动、社会实践、党团活动、心理辅导、就业指导等方式,不仅可以此强化核心价值观这个指导准则,还可以使学生将切身体会反馈回来,用“自治”过程中获得的经验与能力用于建设校园文化和思想政治环境。除此之外,教育者要注意处理好现实生存需求与深层精神追求的关系,做到教育方式的“有血有肉”,如果过分追求思想精神境界而偏离现实生存的实际,那么则违反了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初衷,甚至可能对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造成不良影响。再崇高的精神追求也要基于物质的现实,在强化思想价值观层面的教育的同时,要兼顾到学生的生活品质、就业方向等,给予学生更多的人文关怀,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

二、强化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采取的措施

第一,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大学政治思想教育的基本方向。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和我国的教育理念决定了在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论时代背景如何变迁,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不能动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各项内容无论如何发展变化、调整、改革,坚持社会主义前进方向的基本原则是不能动摇和改变的。第二,“以人为本”是教育的衡量标准,同时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准绳。我国大学教育确立了“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科学教育理念,坚持平等、民主、和谐,注重交流、沟通、融合的方法,尊重、关心学生的利益和需求,促进他们更好地实现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做到以大学生为本,全面、客观地认识和对待学生。认识个体差异,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和现实需要,发展大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除此之外,要看到大学生思想发展的新变化,因地制宜,创造灵活多样的教育方法,善于运用多种媒介,如QQ、微博等大学生聚集的平台,从而促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更“亲民”,更注重人文关怀[2]。第三,坚持“平等”的价值观。思想教育发生在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二者相辅相成。在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应该树立大学生平等的态度开展互动交流,构建二者之间平等和谐的关系才能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结果的真实可靠性和实用性。并且,二者之间的互动交流需要对大学生所反映出的各种思想问题保持足够的耐心和正确的引导,在内容与形式上既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范导向作用,还要考虑到大学生的兴趣和接受能力等方面因素,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在平等的价值观的促进下,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二者之间的“教学相长”作用亦可实现。第四,加强高校思想教育队伍的建设。历史和长期的工作经验告诉我们,思想政治教育队伍质量的好坏至关重要。由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通过教师和辅导员来向学生传达,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素质就直接影响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和质量。具体来看,大学生思想教育的主体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以辅导员为核心的学生工作队伍,亦包括了学生干部的作用,他们主要负责大学生思想活动的监督与管理,二是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水平建设相关的教师,他们主要负责向大学生教授理论内容,帮助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二者均起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传达纽带作用。第五,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学科建设是思想政治教育工程的重要基础。我国于2005年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一级学科,在其之下设立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第二学科进行重点建设,这对我国今后思想政治教育做出了更加准确的界定。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对理论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指示作用,并且该学科建设的加强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作用是相互的,该学科建设加强为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实践基地和学习平台;反过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得到实践学习与检验,将会产生更多的理解与感悟作用于学科建设上,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因此,我们仍然要不遗余力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坚强的后盾支持。

作者:韩蓉辉 单位:西安财经学院高职学院

时政论文篇5

1.功利主义倾向突出,社会价值观淡化。

在大学生群体中,一些人缺乏远大的理想,实现社会价值不再是大学生的人生目标,更多人考虑的是经济利益和物质待遇,淡化了艰苦奋斗的精神。思想的偏离和理想信念的模糊致使大学生难以履行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甚至将学习目的看成是为谋生而学。很多民办高校学生不重视基础课的学习,只关注专业课,很少问津公共基础类、德育类书籍,功利主义倾向突出,出现了逃课不逃学的现象。不少学生在价值观上崇尚西方个人中心论,推崇西方式的个人奋斗,只关心个人利益的得失,认为社会需要只是兼顾考虑。当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之间的差异扩大时,学生会陷入追求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矛盾之中。

2.政治思想不成熟,政治价值观念摇摆不定。

面对多元化的世界,很多大学生对国家和社会大事、人生理想、政治方向缺乏领悟能力,有些对社会生活期望过高,有些则是漠不关心甚至置之不理。这就造成他们在社会大环境与学校小环境的角色转换上出问题,政治价值观念摇摆不定,甚至走极端。对自己缺乏清醒的认识,政治价值观就会动摇,政治思想不成熟,就无法将理想转化为行动。即使转化为行动,也会摇摆不定。当代大学生应具备基本的政治素养,学会观察政治现象。但实际情况却是在政治价值观上存在很多模糊和差异,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度是当代大学生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二、大力推进民办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建设

1.加强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工作。

民办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应狠抓学习,针对上述特点做到有的放矢,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一是要加强民办高校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教育。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为主阵地、主渠道,在积极进取、勇于争先的同时,培养民办高校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帮助他们树立开拓进取的人生目标和崇高的道德境界。二是要突出思想政治理论课鲜明的政治特色,以弘扬“中国梦”为契机,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使爱国思想根植于民办高校学生的心灵深处。三是要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的效果,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的改革,努力做到教学形式多样、内容生动活泼、理论联系实际、通俗易懂。

2.善用网络表达政治观点和态度。

网络的时效性、交互性、开放性的特点使之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的主渠道,民办高校学生可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优势,利用手机上网、计算机上网获取社会信息,对国家大事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态度,变被动为主动。同时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师还要积极引导学生健康上网,确保他们的政治观点是积极的、主流的、向上的。坚定的政治信念有助于形成社会共识,也有助于政治鉴别力的提高。同时增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占领民办高校学生思想阵地的政治意识,善用网络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力。

3.大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教学。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机制,是指为了实现一定的教育目的、选择特定的教育内容与教育对象进行课堂上、网络中、心理上及实习中的双向平等交流和情感互动过程。[2]民办高校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是课堂,思政课教师应充分利用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个主渠道,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结合起来,开展形势与政策宣传教育,武装大学生的头脑,坚定他们的信念,增强他们的时代意识,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为国家培养有用的人才。同时,积极利用网络的资源优势,开设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网站,选择学生感兴趣的问题设置讨论方案,聘请高校名师走进校园,解答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鼓励师生结合高校校园文化生活撰写博文及微电影创作,用语言和艺术的形式演绎多样的大学生活,而师生间平等互动的交流方式也会对学生的言谈举止和道德操守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三、探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契合点

民办高校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必须加强民办高校党建工作。高校的主要职能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合格的人才。作为人才培养的基地,高校能否培养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合格人才,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而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和输送合格人才,无疑需要将党建工作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结合起来。民办高校学生党建工作与其他领域的党建工作相比具有特殊性。加强学生党建工作,对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凝集力和战斗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党建工作如何,不仅直接关系着民办教育的发展,也关系着全社会的发展。学生党建是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更好地做好民办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大学生思想素质,帮助大学生更好的成才是对民办高校党组织工作的根本要求。同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是推进党建的有效途径。

1.加强学生党支部建设。

随着学生的思想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化,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受到巨大冲击,影响了学生党员的培养。如党校培养体系不规范、入党材料突击补写、党组织工作方式单一等问题。学生党建工作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抓住民办高校学生的特点,不断创新学生党建工作方法,增强学生党建工作的针对性,才能把更多的优秀学生凝聚到党的队伍中来。加强民办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需要加强党组织和学生党员的管理,创新高校学生党员培养体系,制定相应的发展党员标准,明确发展党员工作要求。对发展对象进行考察,着重从信仰、信念、信心上加强学生党员思想政治建设。严把民办高校吸纳学生党员质量关才能确保民办高校党建工作的纯洁,最大限度地激励学生要求上进的信心,使更多的学生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党组织活动是民办高校基层党组织党建活动的内在要求,为民办高等教育事业科学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保证,是将党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工作载体,是开展学生党员教育、提高党员素质的有效途径。党组织活动的开展是否有效直接影响学生党员的先进性。因此,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应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优势为学生党建工作的创新提供有力武器。如运用校园网络,减少党校培养中的事务性工作,提高学生党员的培养效率,将课程学习通过网络来实现。还要转变理念,加强学生自主性理论学习的热情,更要加强教育活动的时效性和创新性,才能真正做到“活跃基层,打牢基础”。

2.思想政治工作要与环境协调发展。

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需将民办高校全面发展的成长环境与其他环境协调发展。要协调好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与社会主流意识,需要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教育过程中注重人的主体思想,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塑造具有自主思想意识的社会成员和教育主体。在人、环境、教育相互影响过程中不断实践,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的长效发展机制。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民办院校将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落实。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既着眼于当前所需,又要着眼于未来发展。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效性和连续性的特点,要求思政教育者在工作者中贯彻这一理念。

3.在职业规划中蕴涵思想政治教育。

在民办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帮助学生对未来职业进行规划,是一种全程化培养,蕴涵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理念。民办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宗旨是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型合格人才。这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者在实践中通过了解社会对人才的需要,指导学生按照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提高就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使教育更直接、更形象,从而深入到学生中去。针对民办高校办学特点,思想政治理论教师指导学生对未来职业进行规划,有助于将学生的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统一起来。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在教育过程中是融会贯通的,民办高校通过开展职业培训,既促进了学生对未来职业的体验,又增进了学生对社会的了解。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反过来又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向现实生活的回归。职业生涯规划使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更具操作性,从民办高校学生的内在需求出发,将个人发展同社会需要紧密结合起来,转变学生的就业价值观,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相适应,有利于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将学生的生活理想和就业理想同社会的共同理想相结合,从而转变民办高校学生的就业观。

时政论文篇6

「关键词法理学,行政法学,行政行为

行政行为是行政法学尤其是大陆法系行政法学上所普遍接受和广泛使用的法学范畴,也是行政法尤其是大陆法系行政法的核心。对行政行为的系统研究,几乎需要行政法学的所有技术、涉及行政法的全部领域。本文仅拟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法学思潮与行政行为关系的角度,来揭示行政行为所蕴含的法律文化和人文精神,追溯行政行为理论的发展。

一、概念法学与行政行为范畴

概念法学又称形式法学,源于17世纪德国封建习惯法的罗马法化运动即“《学说汇纂》在现代的应用”或“潘德克顿运动”(ususmodernuspandectarum),因此又称“潘德克顿法学”。近代意义的概念法学,则是19世纪中叶的德国法学家为适应德国法制统一及其法典化进程的需要,建立资本主义法学体系而兴起的一种法学思潮,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海塞(Heise)、凡格罗(K.A.Vangerow,1808-1870)、温德海得(R.Windscheid,1817-1892)、拉邦德(P.Laband,1831-1918)和梅叶尔(OttoMayer,1848-1924)等。概念法学认为,法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实定法规范;法学是一门运用“法律学的方法”,对实定法规范进行“纯粹的逻辑性思维”的科学。概念法学强调,法学的任务就在于对历史长河中和现行的实定法规范进行逻辑分析和处理,提炼出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素材,并对该素材进行概括、抽象和归类,使其形成一个严密的体系,为人们科学地认识实定法规范和制定、解释法典提供一种统一和标准的概念性工具和框架性结构。概念法学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法学成果,建立起了近代意义上的精密的法学范畴和严密的法学体系。[1]

概念法学在德国的兴起,具有相应的社会背景。直至19世纪中叶,德国仍处于封建割据状态,调整社会关系的仍然是分散的日尔曼习惯法。拿破仑的侵略,终于唤醒了日尔曼人的民族意识,并逐渐形成了相对统一的俾斯麦中央政权。政治的统一和政权的巩固,需要统一法制的保障。法国的法典化成就,更令德国人羡慕和渴望。于是,德国法学家终于以萨维尼(F.C.vonSavigna,1779-1861)关于习惯法、学术法和法典法的历史法学为理论基础,兴起了一场广泛而深入的“潘德克顿法学”运动。

处于上述社会背景和法文化氛围的梅叶尔,自然成了概念法学的拥护者和实践者,于1895年提出了“行政行为”这一法学范畴。众所周知,在此以前行政法学已经在法国等国得以产生和长足发展,并将行政机关的一切法律行为(包括公法行为和私法行为)称为“行政行为”(acteadministratif)。但在19世纪绝大部分时间内,法国行政法学并未对它给予精密加工和严格锤炼,而仅仅热衷于区分权力行为(actesd‘autorté)和管理行为(actesdegestion)。其次,在1895年之前的德国,行政法并未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行政法学并未成为一门独立的部门法学,而往往与宪法学合称公法学或国法学,研究行政法的方法是国法学方法。再次,在1895年之前的德国行政法学著作中,所构筑的主要内容是行政法分论,即内务行政、外务行政和军事行政等各部门行政活动的具体制度和现象。梅叶尔通过对法、德两国行政法的研究,将行政法学从国法学中剥离了出来,从行政机关的各种活动中(尤其是从具有典型意义的警察和税务行政活动中)提炼出“处理具体行政事务”这一具有普遍性的素材。他又将行政机关的“处理具体行政事务”与法院的司法判决进行了比较分析,从中抽象出“者的权力作用”、强制性和单方面性等共同性素材。接着,他将上述两种素材加以综合,并借鉴法国行政法学上的“acteadministratif”用德文“verwaltungsakt”这一名词加以概括,在1895年出版的《德国行政法》中提出了“行政行为”这一行政法学核心范畴。根据他的界定,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运用公共权力,对具体行政事务适用法律、作出决定的单方行为(“原文为……istderVerwaltungsakt,einderVerwaltungzugeh=rigerobrigkeitlicherAusspruch,derdemUntertanenimEinzelfallbestimmt,wasfürihnRechtensseinsoll.”[2])。此后,“行政行为”被德国法学家不断地进行加工和锤炼,先由柯俄曼(Kormann)运用民法上的法律行为和意思表示理论界定为“国家之法律行为”,以后又由福雷那(Fleiner)阐释为“行政机关”的法效意思表示,接着又被叶立尼克(WalterJellinek)概括为“行政机关对特定人所为,具有公权力之意思表示”。[3]

20世纪以来,概念法学在大陆法系国家以及日本和我国的法学界得以广泛流行。在行政行为领域,概念法学仍致力于行政行为的型式化。[4]行政行为是纷繁复杂的。从内容上看,既有为相对人设定权利的行为也有为相对人设定义务的行为,既有为相对人消灭权利的行为也有为相对人消灭义务的行为,既有消灭相对人作为义务的行为也有消灭相对人不作为义务的行为。从形式上看,既有书面的行为也有口头的行为,还有表现为具体动作的行为。从主体上看,既有行政机关的行为也有非行政机关的行为,既有公安、民政部门的行为也有经济、教育部门的行为。它们尽管都是行政行为,但又有各自的特征。20世纪的行政法学对此作了大量的逻辑处理工作,即寻求某类行政行为的共同素材,将具有相同素材的行政行为加以归类,再用一个行政行为的下位属概念加以命名和界定,从而形成各种不同模式或型式的行政行为,如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裁决、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等。社会的发展,行政行为的灵活性,使得新的行政行为层出不穷、原有的行政行为也变幻莫测,如行政计划、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私法行为和行政事实行为等。因此,行政行为的型式化将是行政法学的一项长期工作,也是概念法学持续不衰的原因。

概念法学对行政行为的研究理论,在行政法学上被称为行政行为的形式学说。这种研究是卓有成效的。首先,它为行政法学提供了有关行政行为的一系列重要的概念性工具,有利于人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使行政法学的研究能得以展开。其次,它为行政法对行政行为的规范提供了可能性。概念法学对行政行为共同素材的提炼,使得法律有可能对行政行为的有效成立要件和违法行政行为的补救等作出统一的规定。再次,它建立了行政行为的逻辑体系,有利于认识和分析各种行政行为的特征。借助于这种逻辑体系,可以对社会现实中所发生的某一特定行政行为进行推理、归类和定位,从而准确地适用法律。但是,行政行为形式学说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它往往“仅止于对行政行为过程中的最后阶段之产物,即对最后之行政处分、行政契约、法规命令、行政规则或自治章程等作研究。对于在最后决定(或最终结晶)产生前所发生之协商、当事人参与、讨论、听证……等行政过程则缺乏研究。”[5]同时,行政行为的形式学说对行政行为的目的未予重视;使行政行为概念及规则过于抽象,难以为普通公民所认识和理解,也为行政行为在实践中的推理和定位带来了困难;在理论研究上也过分集中于型式化行政行为,对非型式化行政行为的重视不够。

二、社会法学与行政行为的嬗变

以法国法学家狄骥(LeonDuguit,1859-1928)为代表的社会联带主义法学认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一种社会联带关系。社会联带关系有两种,即同求的社会联带关系和分工的社会联带关系。同求的社会联带关系,是人们为了追求共同利益而结成的共同协作关系。分工的社会联带关系,是人们为了满足各自不同的利益而形成的相互合作关系。[6]他认为,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社会联带关系,即行政主体为公众提供服务和相对人对服务给予合作的关系。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吸收了狄骥的思想。庞德(R.Pound)认为,20世纪的法学道路“似乎是一条通向合作理想而不是通向相互竞争的自我主张理想的道路”。[7]康曼裘(mager)则指出:“社会法学即是实用主义。……它并不把法律当作为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的盾牌,而把它用作满足社会需要的合作工具。它是一种适合于

都市化了的社会生活实际与平等主义社会中的政治生活实际的法律哲学。“[8]社会法学的这种理论,目的在于强调人对社会或者集体的责任,与自由主义强调个人的权利或个人自由正好相反,因而也被德国学者以及受其影响的学者称为团体主义思想。[9]福斯多夫(ErnstForsthoff,1902-1974)和巴杜拉(PeterBadura)就是在德国行政法学界支持和宣传这种思想的代表。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人们的”有效生活空间“范围日益扩大,但所拥有的”掌握空间“却日益狭窄,”社会依赖性“日益增强,因而以相互合作为核心的团体主义思想已取代个人主义思想是一种不争之事实。[10]当代西方国家所流行的福利行政法理论也是以这种团体主义思想为支持的。

社会法学及其团体主义思想,在经济上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转变到垄断阶段的产物。因为在垄断阶段,就业、教育、环境和交通等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已不是可以由个人所能解决的问题,必须依靠社会集体的力量。社会法学及其团体主义思想,在政治上是巩固阶级统治、维持社会稳定的需要。因为在垄断阶段,封建复

辟的危险性已经消除,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发生危机(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上述经济和政治状况,决定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强调矛盾的同一性而否认矛盾的对抗性;提倡人们相互间、阶级之间和政府与个人间的合作,反对人们革命和社会动荡。

社会法学认为,行政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为相对人或公众提供服务的行为。狄骥指出:“行政行为的性质不是来源于它的起源,而是来源于它的目的。行政行为仍然是一种出于公共的目的而实施的个人行为。”[11]这种公共目的,也就是公共服务,满足公众在治安和公益方面的需要。行政行为所要实现的目的,就是设定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主观法律状态,并且符合预定的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客观法目标。[12]因此,行政行为在本质上不能因它的权力起源而界定为者的命令,而应当根据它的目的界定为公共服务行为即公务行为。狄骥甚至认为,国家没有任何权力,只有执行法律或完成上述任务的义务。国家履行义务的行为即公务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在公众的合作下,为满足公众需要而组织和促进物质、文化、精神和道德发展的服务行为。奥里乌(MauriceHauriou,1856-1929)支持了狄骥的观点,并认为公共服务是一种事业即公共事业:“‘一种为满足公众需要的,由国家组织的,固定、持续地向公众提供的服务。’,它包含四个要素:固定的服务、向公众提供的服务、公众的需要、国家的组织。”[13]这实际上也就是公务行为的四要素。狄骥等人的上述思想得到了美、德法学界的响应。美国实用主义法学的创始人荷姆斯(O.W.Holmers,1839-1915)则认为,“警察权力遍及于一切重大的公共需要。它可以用来帮助着为习俗所认可,或被流行的道德或强大的、占优势的意见所认为对公共福利大大地、直接地必要的东西。”[14]福斯多夫则指出,人们所拥有的“掌握空间”的日益狭窄和“社会依赖性”的日益增强,使得对资源的“取用”日益困难,因而就需要行政机关来公平地协调和分配“取用机会”、对个人给予“生存照顾”。巴杜拉对福斯多夫的理论进行分析和概括后指出,行政行为的唯一内涵就是“服务”。[15]根据团体主义思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是为了给公众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行政征收是为了给公众提供公共设施服务的需要,行政许可则是对资源和机会的一种分配,等等。社会法学认为,对这种服务,由于能够得到某种好处,相对人一般都会自觉地接受和给予合作。[16]这样,尽管“公权力仍然是公权力,而逐渐摆脱与特殊利益站在敌对立场之角色”,[17]行政行为所体现的关系也就成了一种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服务与合作的“信任”关系。但是,行政主体的服务是以公共权力为后盾的,当相对人不愿提供合作时,行政主体就可以运用公共权力强制其合作。因此,及其公共权力、单方面性并不是行政行为的本质,而只是一种必要的服务手段。社会法学认为,根据19世纪的行政法治理论,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的一种行为,是相对人必须服从的者的命令。也就是说,行政行为所体现的是一种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命令与服从的“对抗”关系。团体主义思想将服务与合作作为行政行为的理念,并不是将这一理念输入原行政行为及其理念之中,而是行政行为及其理念的根本性和实质性嬗变。[18]从此,“可以说公共服务的概念正在取代的概念。国家不再是一种命令的权力。它是由一群个人组成的机构,这些个人必须使用他们所拥有的力量来服务于公众需要。公共服务的概念是现代国家的基础。”[19]

社会法学认为,团体主义思想给行政行为带来的嬗变,不仅表现在其法理念即其内涵上,而且也表现在其外延上。他们认为,行政行为作为一种服务行为,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行政行为(公法上的单方意思表示即单方行政行为),也包括传统意义上不属于行政行为的行政契约(行政私法行为)、行政事实行为和行政指导行为。“依社会法治国的理念,行政必须提供满足个人生活所需的‘引导’及‘服务’行为。”[20]因此,行政机关可以采用任何形式为相对人提供各种服务行为。只要行政机关真正提供了服务,即使该服务行为缺乏相应的法律根据,也并不构成违法,因为历史上早就有“自愿者不能构成违法”的法谚。于是,传统意义上的行政行为即单方行政行为,在当代行政行为体系中已丧失其绝对优势。单方行政行为即使仍被采用,其内涵也已被改变。

社会法学对传统的行政行为理论进行了批评。狄骥认为,启蒙思想家所提倡的个人自由和天赋人权,是既不能用神来推理也不能用现实来论证的、博取人们欢笑的花言巧语。他认为,在法学上,基于上述思想而形成的个人的主观权利和国家的公共权力,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行政行为根本就不应该被称为公共权力行为,行政机关的行为也不应该被区分为公共权力行为和事务管理行为,行政行为更不应区分为性行政行为和技术性行政行为。[21]尽管这种区分“标志着公法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但是,这一理论本身是不成熟的。”“只要认为每一种行政行为都是权力的一种表现,其必然结论就是:包括法院在内的任何机构都不得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于是,在法国就设计出了行政法院。“尽管它享有一定的审判权,但是,从传统的观点上来看,行政法院所行使的只是一种间接的司法权。在准行政问题上,它只能提供建议;而且,它的裁决也往往偏向于政府一方。”[22]奥里乌认为,公务行为是在公众的自觉合作或积极参与下得以实现的。如果封建时代的者命令也可以称为服务的话,那么:“1.这种服务不是以一个团体的名义,而是以一个领主的名义提供的;2.这种服务不是无偿的,相反是征收某些租税的机会。

总之,这种服务并不是别人自愿接受的,而是根据一种强者的法律强加于人的。”[23]巴杜拉则指出,即使在19世纪,非强制性的公共服务行为也是存在的。但是,梅叶尔由于以公权力、强制性和单方面性为标准来界定行政行为,就把不具有上述特征的行政活动排除在行政行为之外了。因此,梅叶尔对行政行为的概括是不全面的。巴杜拉认为,梅叶尔对行政行为的界定是形式主义的,却是符合当时的自由主义法理念的。然而,自由主义法理念却导致了行政机关高高在上、公民屈服于行政机关之下的“高权行政”。[24]

从政治层面上说,社会法学及其行政行为学说是反动的,目的在于鼓吹阶级合作,反对社会革命。狄骥就说过,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是一种犯罪行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团体主义思想也曾被纳粹法学家改造为“领袖制”学说,成为法西斯主义政权的御用理论。福斯多夫本人就是一个拥护“领袖制”学说,支持法西斯主义的学者。但从技术层面上说,社会法学对行政行为的研究是有价值的,是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它强调社会矛盾的统一性、提倡服务与合作,有利于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它把非单方行政行为的服务行为纳入行政行为的体系,置于行政法的规范之下,也有利于防止行政机关的法律规避。更为重要的是,它不仅注意行政行为的结果,而且十分重视行政行为的实施过程和目的。在狄骥的理论中,行政机关的服务是以相对人的合作为前提的。合作,就意味着相对人的参与。公务行为是行政机关与相对人服务与合作的结果。福斯多夫认为,依“生存照顾”即服务观念,相对人具有对服务的“分享权”。“这个‘分享权’的问题,也就成了在国家公权力范围下个人参与的方式了。”[25]正是在社会法学的积极提倡和推动下,20世纪最重要的行政法治成就之一,即以听证为核心的现代行政程序法制度才得以建立起来,使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有可能吸收相对人即服务对象的意志,行政民主和行政公正才得以增强。社会法学还推动了行政法治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的转变。社会法学认为,行政行为的目的是为相对人提供某种“福利”、“好处”或利益(由此形成了所谓的“福利行政法”理论)。因此,判断一个行政行为是否有效、是否应予撤销的标准,不是行政行为在形式上是否合法,而是行政行为在实质上是否合法,即是否真正为相对人提供了某种利益,实质法治应取代形式法治,从而提高服务的效率。现在,各国的行政程序法几乎都规定了对行政行为瑕疵的补正和转换。

三、自由法学与行政行为的实施

自由法学(JurisprudenceofFreeLaw),也被称为自由法运动(FreeLawMovement),是社会法学的一个分支,源于耶林(RudolphvonJhering,1818-1892)关于法的目的论或者利益论,盛行于20世纪初叶的欧美国家。自由法学认为,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是一种社会联系,成文法规范不过是一种社会关系即社会秩序的体现。由于成文法永远赶不上社会关系的发展,因而一制定出来就过时了;同时,成文法永远概括不了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因而一开始就是片面的。也就是说,成文法是一种书面的和静止的法,而社会关系或社会秩序却是一种生活中和行动中的法。生活和行动中的法高于书本上的成文法。行政机关和法院不应机械地而应灵活地去适用成文法,自由地去发现生活中的法,以便使成文法符合生活中的法。自由法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奥地利法学家埃利希(E.Ehrlich,又译艾尔力许,1862-1922)、法国法学家舍尼(FrancoisGény,又译谢尼、惹尼,1861-1944)、德国法学家坎特诺维茨(HermannKantororwicz,1877-1940)及美国法学家卢埃林(K.N.Llewellyn,1893-1962)和弗兰克(JeromeFrank,1889-1957)。[26]

自由法学的产生具有与其他社会法学相同的社会背景。进入20世纪以来,社会关系更加广泛,其变化更加迅速,立法对这种社会关系的反应就显得相对迟缓。这样,要求充分发挥行政和司法职能,以解决立法与现实之间差距的法学思潮就应运而生了。

自由法学认为,行政行为的实施不必以成文法或者判例为依据。埃利希认为,“无论现在和其他任何时候,法律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却在社会本身。这段话也许就包含了每一次企图陈述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的实质。”[27]当成文法陈旧落伍时,“负责适用法律的人,既然是本民族和本时代的人,他就会根据本民族和本时代的精神,就不会根据‘立法者的意图’,以以往世纪的精神来适用法律。所以,即使是最稳定的学说和最强有力的立法,当它们一遇上现实生活的暗礁时,便非粉身碎骨不可。”[28]美国实用主义法学的代表,曾提倡法官的“无法司法”,认为“为了使司法适应新的道德观念和变化了的社会和政治条件,有时或多或少采取无法的司法是必要的。”[29]不过,他还没有激进到行政行为的实施也可以不需要法律根据的地步,似乎行政行为仍应以成文法和判例为依据。但卢埃林认为,“实体法规则在实际的执法过程中所具有的意义远没有早先设想的那么重要。”那种依法办事的理论,在整整一个世纪中,不仅愚弄了学究也愚弄了执法者。[30]他认为,行政机关完全可以像法院一样,不受成文法和判例的拘束来实施行政行为。“法院同行政官员以至行政官员们之间不妨各行其是,可以有互相不同的种种作法。他认为某些官员这样作,另一些官员那样作,而法院又是另一种的作法,这是完全合法的。并且为法院和行政机关的这种胡作非为辩解说:‘从实在主义说来,法律在这种情况下,不是一个而至少是三个’。”[31]弗兰克则走得更远。他认为,在行政官员和法官眼里,法律和事实都是不确定、不可知的,都不能作为行政行为和判决的依据。总之,自由法学认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引用的法律根据,最多是一种不具有实际意义的文法修饰。

自由法学认为,行政机关可以自由地实施行政行为。埃利希认为,行政行为的实施应以活的法律为依据。活的法律就需要行政官员依赖其“个性”去自由地寻找和发挥,即对现实中的利益关系进行评价,从而选择应予优先保护的利益。根据舍尼的观点,当成文法与客观情况不一致时,就应当以习惯、判例和学说为法的补充渊源;并且,行政机关应根据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种有关科学的研究成果自由地去探求客观情况中的规律,从而作出行政行为。[32]弗兰克则认为,行政行为的实施既不必以成文法和判例为依据,也不必以所谓活的法律为依据,因为行政行为和判决一样,从根本上说是外界因素对实施者个性的无数刺激的结果。他说,刺激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也是错综复杂的,往往要看作出行政行为的官员的个性而定。如果把S作为刺激,把P作为实施者的个性,把D作为行政行为或判决,则D=S×P.[33]

自由法学认为,行政行为本身就是法。埃利希认为,活的法律的认知来源有两个,即“第一,现代法律性文件;第二,对生活、商业、惯例、一切联合的直接观察,不仅是法律所承认的,而且还有为法律条文所忽视和省略掉的东西,其实甚至还有为法律条文所不赞成的东西。”[34]他在这里所说的“现代法律性文件”,就包括行政行为文书在内。弗兰克则说:“法律究竟是什么呢?完整的定义是不可能的,即使是一个勉强可用的定义也将使读者失去耐性。”他认为,只有行政行为和司法判决才是名副其实的法律。卢埃林认为,“法官的判决即法律”这一传统的法理学精神是不全面的。因为在国家机关里,除了法官外还有一大批行政官员,他们的行为并不比法官的行为次要,而且他们的行政行为从量上说更经常地触及有关普通人的利益。随着行政机关的职能和力量的增加,行政行为的数量将日益增多,行政行为也就更为重要了。因此,行政行为和司法判决一样,都是“法律的中心”和法律的最后表现。他在《法学──实在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中写道:“法律的中心不仅是法官对有关的普通人发生影响的行为,而且任何国家官员以官方的资格所作的行为也是法律的中心。”“行政行为对于受影响的普通人说来,往往就是关于该事件的法律的最后表现。”[35]

自由法学认为,行政行为的自由实施并不意味着行政专横。埃利希认为,自由意味着责任,意味着加强行政官员的责任感和行政官员在行政行为中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意味着对行政官员素质的更高要求以及对其任用的适当选择。相反,成文法对行政机关的限制不过是立法者将责任转移给行政官员而已,意味着消灭行政官员的个性。舍尼则认为,行政机关对客观规律的自由探求,不能侈意妄为,而应采用科学的方法,以正义、客观价值和利益均衡等为依据和标准。[36]

自由法学作为一种法学世界观,是反动的,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它与概念主义法学相比,也是一种矫枉过正的理论,是对法治的一种破坏。因此,自由法学长期受到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批评。埃尔曼指出:“信奉自由主义的德国法学家为了将形式主义逐出法庭,曾推动了‘不受拘束地发现法律’(freelawfinding)方法的采用”。采用这种方法并持政治偏见的司法机关“为共和国的夭折和西特勒的胜利奉献了犬马之劳”。[37]在美国,弗兰克和卢埃林等人的理论,也受到了以庞德为代表的社会法学的强烈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的观点逐步向庞德的观点靠拢,他们也分别承认自己对法律的定义“犯了严重的错误”,“充其量是对真相的很片面的叙述”。[38]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要实现依法行政也是难以想象的。超级秘书网

在德、法的概念法学看来,成文法一经制定,无需解释。即使在法典中存在纰漏,也可以通过类推的方法得到解决。因此,执法者只能根据法典的字面意义或法律逻辑机械地加以执行。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拿破仑曾为托雷(Toullier)根据《拿破仑法典》所著的《民法释义》而勃然大怒。[34]自由法学却是对这种形式主义的概念法学的反叛,对法典主义缺陷的批判是有一定意义的。具体到行政行为领域而言,它要求人们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行政行为概念上,而应当关注行政行为现象本身;不仅应当重视行政行为的结果,而且应当重视行政行为的实施和操作。它充分强调了行政行为对当事人的重要法律意义,尽管有些言过其词,但目的却在于说明行政行为与法律规范相比对当事人影响、作用的直接性。更为重要的是,它意识到了行政行为的效率性,探索了行政行为的实施规律和影响行政行为作出的主客观因素,试图借助当代行为科学、心理学和实证主义哲学的成果谋求建立实现行政行为准确化和量化的公式。自由法学在行政行为理论上的努力,无疑为后人对行政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时政论文篇7

1.思想政治教育是主流社会的政治社会化教育,是培养有社会责任、敢于担当、守护底线的教化活动,主体理念必然会在其中得以彰显。作为主体性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应该遵从这一原则,它应该有助于学生主体性的实现和发展,是学生主体性苏醒的标志和政治社会化的体现。当前,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国社会向信息化社会日益迈进,我们生活的世界的样态和思想观念的形态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整个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世界的丰富多彩都通过大数据的形态走进了千家万户,深深包围了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娱乐。如果我们注意到世界的多样性,注意到各个国家历史文化差异,社会制度选择不同,社会发展模式各异,我们就能理解世界各民族有不同的意识观点,不同的文化内涵,对不同问题有着不同的见解。在大数据广泛渗入的今天,我们应当以宽广的视野,包容互鉴,取长补短。但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降临,人们对信息的把握不得不以一种开放式、反思性的方式存在。西方社会思潮随着大数据载体不断涌入,整个中国社会思维主体呈现出个性化、多元化的趋势,主要体现为价值观的多样多元,价值取向的异质开放,主流价值观与其他价值形态共生,个体生活对数据的依赖增强,此时,人们思想活跃,文化行为多样,社会生活开放,行动场景多元以及对权威进行多元化解读。传统的认知框架不断被消解和边缘,新的认知模式正在形成。当前,过度的冗余信息对我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核心思想体系产生了解构效应,对社会中的人们的信仰产生冲击。任何敏感事件都伴随着海量的大数据信息,或真或假,或左或右,或虚或实,或有或无,使得人们无所适从。人们的立场观点也由此产生角度多元、难以统一、复杂多变的特征,进而出现信仰危机、认知错乱、道德滑坡等问题。

2.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受到大数据信息的冲击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对主体对客体的“灌输”,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传递给被统治阶级,进而整合社会观念,引领社会思潮,占领意识形态的观念高地。但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降临,作为受教育的客体和作为教育者的主体在逻辑上可以持有几乎等量的信息,这使得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也就是说,受教育者面对的教育者已经不是单一的“灌输”主体。此时,各种利益主体的代言人都在利用大数据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是截然不同的声音。他们都有自身的逻辑演绎以及或虚或实的信息来源。受教育者在这种真假难辨的信息环境中,往往采取一种工具理性的思维。工具理性的膨胀将导致对价值理性的蒙蔽,因此,作为受教育者的客体必须在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指导下,形成自身的筛选机制,进而能够透过大数据现象,看到大数据背后的本质。同时,大数据技术的不完善也会带来风险。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因特网随之不断普及。人们在对非结构化数据超越结构化数据、结构化数据量激增和对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进行的分析中,前两个问题的解决是第三个问题能够得以实现的基础和前提。也就是说,没有良好的数据存储、保护、迁移和梳理,想要对数据进行分析无异于天方夜谭。然而,道德缺失现象仍然存在于大数据超文本链接中,受教育者看到的正面信息容易遭受境外势力的歪曲、删除或攻击。大数据技术使用过程中,若有不当操作,就会导致泄密,对国家安全造成影响。

3.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受到大数据信息传播的干扰思想政治教育是政治社会化过程,是主流价值对人们思维和思想的引领。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就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整个社会思潮,引导人们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指出的是,人的思维无疑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人们所思所想的原材料来源于大数据的建构。大数据的多样性使得人们思维认知产生种种调适,是在对不确定的消融中产生出自身的逻辑体系。当高速度、时交性和数据异构性的数据充斥到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时,一旦缺乏理论梳理和指导,就容易对整个教育活动产生干扰。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还是信息传播和衍射的过程,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就是一个信息交汇、碰撞和衍生的过程,实质就是为了消除受教育者(收信人)对主流思想的认同的不确定性。但是在大数据模式下,大量信息的出现和高速流动增加了信息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冗余信息的不断增多,导致信息流动悖论的出现。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信息流动模式同样可以参考信息流动的一般模式

二、新要求思政教育的大数据应对总之

1.大数据已经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新的挑战,思想政治教育特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大数据发展对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挑战,要积极防范西方敌对势力利用网络和大数据手段进行渗透、颠覆。因此,从信息化社会的新形势新情况出发,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要认真研判大数据时代的要求,积极应对大数据带来的种种挑战,科学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大数据机遇。

2.要牢固树立起大数据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念伴随着新型智能化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人们的生活理念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颠覆式的变化,网络和信息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传统的主客体二分法的灌输式教育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如果从不同渠道获得的信息是矛盾的,人们将无所适从,难以建立共识。”但是,大数据时代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现实的力量,更是社会历史中的一个客观领域,是人们的一种现实的生存体验。因此,要回应数字化媒体化时代信息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就要树立起大数据的观念,配备高性能的软硬件系统和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实现对海量信息的提取、抽样、分析,利用大数据进行舆论监测。同时,积极研判大数据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影响,时刻关注大数据带来的社会变革,更新思想观念,重视数据、尊重数据、“让数据发声”,使大数据成为在信息化条件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力抓手。

3.要深入挖掘大数据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随着现代社会进入网络时代,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最繁忙、最具活力、最富有挑战性的教育工具。人们的各种社会生活已经深深地与网络连接在一起。尤其是在丰富的现代信息技术背景下成长起来的“95后”青年大学生对于移动互联网等新媒体的依赖性正在不断增强,他们生存在日益网络化、数字化的环境中。在网络空间,大数据信息的流动往往是以“对话”的方式展开的。福柯指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大数据的话语权力和网络思潮的分散式传播已经重构了意识形态的话语权。针对大数据的特点,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强制性的力量已经无法实现主导意识对主流意识的转变,现在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针对性和操作性,必须拒绝居高临下的高姿态,拒绝冷眼旁观的清高,而是积极地参与大数据的话语空间,在全面收集信息的基础上,将大数据信息进行汇总、整理、归类和分析,利用必要的技术手段过滤信息垃圾,达成对教育对象的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

4.要科学运用大数据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要多学科、多种研究工具地利用大数据来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机理;顺应量化研究的新崛起,创新网络思想教育的研究范式;实现宏观覆盖与微观深化相结合。在宏观层面,要注重群体性特征,把握群体性思想,寻找的内部联系和运行规律。从微观上看,用大数据思维来整理和梳理个体的行为特征和思想状况,用事件和行为来透视其思维状态,进而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导和教化。面对大数据信息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碎片化,为了维护大数据价值的秩序,就要整合各种资源为我所用。正如指出的那样:“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创新就是要破除不合时宜的旧的观念、旧的范式,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新的范式,因此,要不断创新,整合多种资源,科学地找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着力点,运用大数据的相关关系分析法,探索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预测功能。

5.要理性把握大数据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布迪厄认为:“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在大数据的环境下,社会大众拥有获得信息资源和表达思想观点的更大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受众的不同倾向性意见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大数据的意见“场域”,转接信息形成议题。如前所述,这是客观存在的复杂大数据意识形态现象。伊格尔顿指出:“意识形态远不只是一些自觉的政治信念和阶级观点,而是构成个人生活经验的内心图画中变化着的表象,是与体验中的生活不可分离的审美的、宗教的、法律的意识过程。”大数据作为现实社会的反映,依然是人的生存空间,人们会在这开放空间中表达一个真实的自我。但是,在网络中我们时刻都可以闻到一种意识形态的味道,不仅这些大数据符号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深刻底蕴,就连大数据技术本身也难免沦为一种深刻的意识形态。在这里,同时也许在那里,人们的独立见解不仅不会消融在意识形态的硫酸池中,而且恰恰通过意识形态表现出来。在复杂的大数据信息中,人们仿佛听到了卢梭的声音:“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处不在枷锁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大数据技术在为人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形成。针对大数据时代的这一观念,教育者可以依托大数据平台的信息,对数据及其来源进行有效鉴别,形成良好的“信息资源观”和“信息价值观”,并善于选用适当的数据计量方法或应用程序软件等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挖掘大数据潜在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找出事件之间的关联性,并对事件的发展走向及趋势进行预测,最终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无缝对接的“合力型”教育,促进教育内容获得“内化于心、外化于言,实化为行”的实效性。

三、结语

正如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一书中前瞻性地指出的那样,大数据开启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数据带来的信息风暴正在变革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数据,已经渗透到当今每一个行业,重构着我们的生态环境,同时也使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更加复杂和严峻的局面。我们需要以崭新的姿态来迎接形势的变化,而“怎么做”以及“如何做得更好”,正是每一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者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时政论文篇8

网络时代对邮政意味着什么

信函类:从最近的一些统计资料可以看到,在美国,通信(电话除外)、交易、出版和广告市场的总收入每年约二千二百亿美元,其中邮政总局约占四百三十亿美元即19.6%,其余的由美国邮政传统竞争对手如:报纸、电视和电信业(传真等)所得。电子邮件每二至四年就增长一倍,到2000年,美国邮政在交易通信市场所占的比例则会降为35%。

报刊类:目前的电子出版物有三种。第一是出版物产生过程中采用计算机排版技术,这种情况使实现分地印刷变得容易且经济,对于邮政的发行运输和运输计划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要求;第二是出现电子报刊,如美国《时代》周刊和我国的《计算机世界》等出版合订本光盘,这样会影响图书市场的份额分配,这种情况,电子出版物仍需要通过物流网传输,邮政还有一定的发行运输业务;第三是“无纸出版”,它包括可视图文、电子邮件、电子报刊、电视和广播等,这已和邮政发行体制分道扬镳了,邮政全然没有了业务。全世界目前的网络报纸有900多种,美国占一半有余,欧洲有200余种,拉美有38种。我国《经济日报》等约20余家报刊已加入国内“金桥电子报刊联机阅读系统”。

印刷品:越来越多的图书进入光盘,出现在个人计算机的屏幕上。世界电子出版物的市场空前繁荣。1995年已超过了一万五千种,年销售数量将以每年30%~40%的速度增长。到21世纪初,可望达到全部出版物比例的25%。目前,中国已有四十余家电子出版社,共有近两千种电子出版物。同时Int

ernet网上各种各样的专业数据库也对印刷品业务带来严重威胁。

包件类: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包件类传统邮政业务的发展不仅未带来冲击,反而由于邮购业务的发展、网上购物的普及以及邮寄电子出版物等新业务的开拓、包件类业务正呈上升趋势,据预测,包件类业务将成倍增长,成为传统邮政业务中,唯一随新技术的发展而增长的业务。

金融类:金融业的发展趋势是电子银行和电子货币。在美国,25%的银行业务是通过电话或电传进行的。购物者和销售者买卖双方在计算机网内进行全部的商业交易,由于这种通过个人计算机和银行业务网实现付账、转账、管理投资、查询财务及其它金融业务功能,“电子货币”就应运而生。电子银行和电子货币将大量减少和限制现金的使用,这对邮政金融来说是莫大的考验。

新技术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随着邮购发展和网上贸易的普及以及邮寄电子出版物等新业务的开拓,信函业务将成倍下降,而包件业务却将成倍上升。因此,在传统业务中,包件将代替信函成为第一大邮政业务。

物流网是邮政的基础和优势,但随着新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邮政受到很大冲击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世界邮政界的不少有识之士的眼光不仅仅局限在实物邮件的传递上,已将业务扩展到通信领域和社会各个角落,大邮政的观念逐步树立起来。美国邮政将在电子通信领域里开拓如下服务:管理和提供标准地址的存取服务;保证电子邮件的安全,并对此负法律责任;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提供电子邮件服务;产品定购服务;与政府部门之间沟通;全球通信。

电子邮件系统具有接受、发送、阅读、编辑、管理、名片、专业咨询、公众信息、信箱号簿、电子论坛、用户热线等功能;可提供主送、抄送、密送或公开(电子公告版)等形式。而且可以将中文、英文、图形及影像等不同资料结合成一份完整的电子邮件。电子邮件也可以通过电话线路传送。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邮政部门在把新的通信方式介绍给公众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邮政部门可通过独有的邮局和邮筒网络进入商业领域和家庭。

现代通信的发展为邮政在不断增长的通信市场上占有合理份额提供了机遇。在这里,邮政需要为新产品新业务的产生、发展、评估和采用而开发系统化的处理方式。这些新产品新业务应当充分利用邮政的下列网络优势:收件网络;零售网络;运输车队;传输系统(国内及国外);正在建设的邮政综合计算机网;邮政储金汇业局的金融操作能力;邮政服务系统的普遍性与运递能力应与其它通信技术的长处结合起来,形成迅速、可靠、价格低廉、普遍的信息传送系统。此外,这些先进技术的结合可通过提供全范围的高附加值业务,从而使邮政部门获益。

邮政业如何上网去淘金?

网络广告:据美国JupiterCommunication预测,到2000年美国的网络广告市场将达到50亿美元。因此,我国邮政应当加强混合邮件广告系统的推广应用和网络广告的开发推广。借助邮政综合计算机网的建设,抓住“三电合一”技术的发展应用这一契机,及早发展邮政网络广告,利用邮政通信的网点优势,提供基于邮政综合计算机网的混合邮件广告和邮政网络广告,力争在网络广告方面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混合邮件广告系统方面处于主导地位。

网上银行:划拨业务是网上银行的重要业务内容之一。中国银行作为国内第一家网上银行已于1998年3月6日成功地完成了第一笔网上支付业务。网上银行作为金融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已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因此,作为准金融机构的中国邮政储金汇业局应尽快完善邮政金融计算机网,早日建成网上银行,为邮政在金融业的竞争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开展和推动电子商务提供前提条件。

电子商务:Internet电子商务是一种利用计算机系统通过Internet将销售商和客户之间的服务信息进行传递的电子形式。它包括两大类内容:一是企业之间的电子贸易;二是网上购物。利用Internet进行交易意味着包括寻找和确认客户、产品介绍、订货、填表、付款、产品的调整以及售后服务过程的自动化。它甚至可以使公司成为不需要销售渠道以及集中式存货仓库的虚拟企业从而成功地在全世界进行贸易。事实上,电子商务盛行之时,整个世界将彻底打破原有的格局,按照新的经济形势划分世界,因此美国总统克林顿把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列为其第二任期内任务,而美国政府也认为电子商务将是未来25年内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据统计,Internet电子商务目前在全球的网络用户已达9000万,到1997年底全球前500家大企业中有75%建立了网络交易系统,全球电子交易额在4500亿~6000亿美元。这样将大力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从而有效利用邮政通信物流网,促进邮政业务的迅速发展。

混合邮件(电子邮政):它是现代通信与邮政结合的产物。利用现代电信网络的电子传输手段和计算机技术,并发挥邮政营业和投递服务网点面广、触角深的特点,适应了社会不同层次的需求,突破了传统邮政完全以实物为载体传递信息的模式,开辟了邮政的新天地。在发展中国家,邮政部门在把新的通信方式介绍给公众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邮政部门可通过独有的邮局和邮筒网络进入商业领域和家庭。混合邮件系统的输入为电子或其它方式,它使得这类邮件的传输速度更快,而且价格更低,可靠性更高。事实证明,混合邮件系统是解决经常困扰邮政服务质量问题的方案之一。

信息服务:信息服务是Internet等新技术的基本功能,也是网上用户最多的一种服务形式。微软商业Internet(MCIS)系统就建立了新闻服务器、会议服务器、信息检索服务器、邮件服务器和地址簿等信息服务系统。事实上,通过邮政特殊的地位以及邮政综合网和营业网点的优势,建立各种信息服务系统、提供多种信息服务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信息服务就应是邮政最有发展前途的新业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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