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经济热点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7 18:35:08
时政经济热点论文范文第1篇
人民网观点频道栏目设置分析
观点频道的栏目有《人民网评》、《网友说话》、《观点1+1》、《网上民意》、《人民时评》、《网友拍案》、《观点周刊》、《评论员文集》、《集萃》、《七日谈》、《热词点击》、《一周排行榜》、《评论・独家》、《评论・撷英》、《评论・文集》、《漫画》、《图说世像》等。
总体来看，人民网观点频道的评论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评论员评述
从评论员的角度跳出新闻来解读新闻，它可以有更开阔的视野、更宏观的背景、更多的理论支持和一定的权威性。如《人民时评》。
2.网友评论
从民众的角度分析评论新闻事件，如《网友说话》、《网友拍案》、《网上民意》等栏目，是反映民间舆论、传达社情民意的窗口。
3.话题讨论
如《观点周刊》栏目，设置新闻话题，围绕话题列出几条相关评论，并设置留言板。
人民网观点频道总体内容分析
1.文本对象界定
以2011年6月5日至6月18日人民网观点频道的评论文章为分析对象。主要考虑两方面因素：由于网络信息量大，每日更新内容较多，如果时间跨度过长，统计误差会较大。两星期的内容，足以充分反映该频道的栏目和内容特色。该时段内没有“两会”、“春节”、“世界杯”等重大事件，能够看出该频道常态的评论题材与风格。
2.内容题材分析
根据观点频道评论文章的题材类别，分析各类题材所占的比重，结果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人民网观点频道的评论内容涉及面广、视野开阔。还可看出，观点频道的评论题材侧重社会民生，452篇评论中涉及社会民生的占了一大半，体现出人民网“权威、实力，源自人民”的理念。其次是政经国际类题材，体现出人民网对于时政经济和国际新闻的重视。
3.内容独家性分析
人民网观点频道的稿件来源包括有影响力的报纸、其他网站、人民日报和人民网评论员文章、网友观点等。该频道设置了近20个栏目，其中《人民时评》、《人民网评》、《观点1+1》、《网友说话》、《网友拍案》、《漫画》、《热词点击》等是独家特色栏目。
工作日期间，人民网观点频道平均每天发表48～49篇评论，另有一两个当日的评论集萃，其中独家评论所占比例约在10%～20%。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在本文研究时段内，号称“网上第一评”的《人民时评》没有最新评论，截至2011年6月19日，《人民时评》最新的评论是5月30日的，时效性明显不足。
人民网观点频道的特点
1.题材广泛，侧重社会民生
题材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关注民生疾苦，体现了一个全国性新闻网站题材应有的广度和人文关怀。
2.栏目丰富，独家栏目特色突出
《人民时评》以其评论的高度、深度和权威性而著称；《人民网评》由人民网评论员和其他原创作者针对热点新闻发出评论，每日数条更新；《观点1+1》以“媒体评论+评论员小蒋分析点评”的方式，加深人们对事件的理解；《网友说话》、《网友拍案》提供了网民发表观点的平台；《热词点击》以近期社会热点作为关键词，整合相关评论，方便受众了解社会热点的全貌。
3.广泛整合各媒体评论，突出独家原创评论
观点频道汇聚了多家有影响力的媒体的评论，提高了评论的全面性和多元化。同时，重视独家原创评论，原创比例占到10%～20%。
4.紧抓热点，时效性强
观点频道更新快，紧抓热点、焦点，不但抓住了时效性，还有不同观点的碰撞，以及对重大问题的探索，充分发挥了观点的特性。如关于清华大学“真维斯楼”的质疑、对哈药总厂违规排污的批评、对南科大学生拒绝高考的评价等，都紧紧抓住了社会最新热点问题。
5.视点多角度，思维多元化
从单篇评论看，文章都是在多角度视点和多元化思维的基础上，选择最合适的角度，做出有益于推进事件发展或提高人们认知的评论。从集纳评论看，同题集纳，能够从多角度做文章。如“观点周刊”、“热词点击”、“七日谈”等栏目。
6.有较强的权威性和深度
人民网观点频道具有强大的评论员队伍，原创评论水平高，加上转载的媒体评论都是有影响力的媒体的评论，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深度。
7.互动栏目多，有一定的互动性
频道设置了《网友说话》、《网友拍案》、《网上民意》、《留言板》等互动栏目，给网民提供了对事件发表看法与评论的平台，起到了一定的互动作用。
人民网观点频道的不足
1.网民参与度不高
虽然观点频道有互动栏目，但多数人很少有精力发表大篇幅评论，真正体现网民参与度的是《留言板》。而观察发现，评论文章下面的留言通常很少。《一周排行榜》栏目是频道近期的热点，留言理应较多，但6月19日《一周排行榜》的前三名“人民网评：‘最牛工商局长’大闹报社的‘权力霸气’”、“人民网评：利益捆绑下的‘连坐治庸’是把双刃剑”、“人民时评：个税调整，善听才有良法”，相对应的网友留言条数分别是27、37、11。
2.独家评论不多，人民时评时效性不足
人民网观点频道的独家评论所占比例偏小，时效性不足，使舆论引导的功能大打折扣。
对人民网观点频道建设的建议
新闻评论是新闻的解读者，能够帮助读者透过事件看本质。新闻评论是决定媒体影响力的一大因素。传统媒体需要新闻评论，网络的特性决定了网络媒体更需要新闻评论。各大新闻网站都较重视网络评论，人民网观点频道在定位、栏目设置、原创性、互动性、评论员队伍建设等方面做得都比较到位，体现出了一家全国性重点新闻网站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但也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笔者有以下建议：
1.广泛采取栏目互动、专题互动等形式，提高互动性
把原有互动栏目着力打造成品牌互动栏目，扩大栏目的影响力。经常组织热点问题的专题互动，调动网民参与互动的热情。
2.增强原创评论，提高《人民时评》的时效性
提高原创评论的数量和质量，保证《人民时评》每日都有更新，增强原创性、独家性，从而提升影响力。
参考文献：
①胡振华，曹辉：《浅析人民网观点和舆情频道的异同》[J]，《新闻天地》，2008年第8期
②刘义昆：《人民网观点频道新闻评论议题的流变分析》[D]，华中科技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
③殷子然：《〈南方周末〉评论版特色研究》[J]，《今日南国》，2008年第11期
时政经济热点论文范文第2篇
文章来源
一、西方资本主义面临的主要困境
(一)经济发展“失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摆脱金融和债务危机所采取的财政和货币手段,迄今效果都不明显。究其原因,主要是几个结构性“陷阱”使然:一是金融陷阱。近年来,西方国家金融领域过度膨胀,金融业以高于实体经济增长率数倍的速度扩张,积聚了空前风险。以英国为例,工业在英经济中的比例仅约21%,以金融为主导的服务业产值则超过70%。产业空心化削弱了西方国家应对危机、实现增长的能力。无度扩张的金融产品集聚大量“泡沫”,最终破裂。二是债务陷阱。西方长期以来养成超前消费、借债度日的习惯,导致债务负担积重难返。据统计,发达国家债务占GDP平均比例截至2012年已达110%,是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为应对债务危机采取的紧缩措施,又导致经济增长乏力,民众不满上升,危及政府执政地位,使西方各国政府骑虎难下。三是福利陷阱。长期以来,西方把福利制度作为安抚中下层百姓、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号称“从摇篮到坟墓”,福利只高不低、只上不下,财政不堪重负。在福利制度最发达的英国,一些中下层民众拿的救济甚至比正常工作收入还高,因而失去了工作意愿和动力。在非危机状态下,高支出、粗放型的福利模式尚可维系,一旦经济出了问题,便立刻成为难以承受之重。但过惯了舒服日子的西方民众都不愿面对突然要勒紧腰带的现实。能否跳出“福利陷阱”,是未来西方社会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政治体制“失灵”。一是西式选举难以选贤。西方选举制度对政治人物的成长和发展,不是能力导向,而是做秀导向,谁能提出漂亮、响亮的口号,博得选民好感,谁就能上台执政。这种选举制度选出的领导人,往往缺乏实际执政经验,“胜选”而不“胜任”,能说而不能干,政客多而政治家少。其二,政党利益凌驾国家利益。金融危机期间,不少西方国家上演“党锢之祸”。政党私利凌驾国家利益,给经济和民生造成严重损害。众所周知的美国两党“债务上限”之争,一度险些使美联邦政府关门歇业。美国网络时政杂志《调色板》的主编韦斯伯格说的一番话颇能反映西方人士的忧虑:两党再这样闹下去,美将“选择自我毁灭”,短期代价是经济持续衰退,长期代价就是超级大国加快衰落,并拖累整个西方的命运。其三,“民主陷阱”阻碍国家治理。表现为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或非理性的民意裹挟、绑架社会公益,使危机治理寸步难行。例如英国政府计划修建高速铁路,既改善基础设施、又提振经济。但由于少数铁路沿线居民极力阻挠,导致项目一拖再拖,最后推到要2017年动工、2032年建成,成为一项“可望不可即”工程。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最近就“民主制度的未来”召开研讨会,结论是今天的西式民主制存在三个突出问题:即民主选举“游戏化”,民主运作“资本化”,民主决策“短视化”。这就是民主形式、程序大于实质和内容,阻碍了国家治理。
(三)社会融合机制“失效”。首先是社会极端思潮抬头。西方主流社会近年在贸易、移民、宗教等问题上保守倾向上升。一些欧洲国家出现右翼政党“登堂入室”的势头。譬如英国极右翼的不列颠民族党首次获得欧洲议会议席。希腊极右翼的“金色黎明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大量议席。这些右翼势力甚至公开采取暴力手段,恐吓、打击外来移民。其次是社会流动性退化。主要是贫富分化加重,中产阶层萎缩,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健康流动“凝固化”。今天英国1%最富有的人口,人均资产是10%最贫困人口的300倍。上世纪70年代,1%最富有美国人掌握全美国民收入8%,到2007年,这1%已经掌握了全美24%的财富,越来越多中产阶级滑向贫困线。美着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惊呼“美国梦已不再”。他尖锐指出,当今美国的社会流动、国民收入和社会资源分配处于建国200多年来“最差时期”。第三是社会矛盾激化。主要表现为“”增多。2011年在发达国家风起云涌的“占领运动”就是最佳例证,西方主要的一线城市均不同程度受到冲击。“占领运动”的实质就是西方普通民众看不到希望,要抗争求变。此外,美、英、法甚至个别北欧国家还发生多起震惊世界的严重暴力、枪击或大规模骚乱事件,也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一个表现。在社会问题淤积难解的背景下,这类群体性和恶性事件未来在西方可能层出不穷。
(四)思想道德“失范”。一是政治精英道德水平下滑。最有代表性的是英国议会“报销门”事件。不少议员利用职务之便用公款为个人开销埋单,大到住房按揭,小到厕纸。涉案议员之多、职位之高在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史上实为罕见。二是大企业商业道德失准。最突出的就是所谓“利率门”事件。英第二大商业银行巴克莱银行等多家国际商业银行被查出人为操纵“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以谋取暴利。这种操控行为长期得到监管方默许,已成为行业“潜规则”。三是社会精英道德问题多发。去年曝出的英国广播公司(BBC)着名主持人吉米?萨维尔40多年对300多人实施犯案,可谓一颗“重磅炸弹”,对一向以“新闻道德卫士”自居的BBC和标榜“绅士风度”的英国社会造成沉重打击。上述这些丑闻涉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官德、商德、公德,它们反映的是资本主义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利益观受到深刻侵蚀,也暴露了资本主义“权力制衡”的有限性和局限性。其后果,就是动摇了民众对资本主义政治权力、商业权力、话语权力等社会主流力量的信任。
二、如何看待困境中的西方资本主义
应从“两点论”出发,辩证科学地观察西方资本主义。
一方面,危机和困境确实对西方造成较大打击。据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鲁格估算,仅在2007年底金融危机小规模出现、到2009年初危机全面展开的时间内,美经济损失即高达16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美财富总量的1/4。英国则在讨论是 否将经历“失去的十年”。总的看,由于危机导致的问题和困境很难迅速、彻底解决,西方可能会在相当一个时期内继续处于“亚健康”状态,其对发达经济体和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还会持续显现。
另一方面,西方仍具备较强实力,生产力还有进一步释放的空间。从核心生产力、核心硬实力、核心软实力等角度看,尽管受到严重冲击,但西方的整体优势仍然比较明显。美欧日三方的GDP仍占全球经济总产出的60%以上。西方仍主导现代科学前沿,在军事安全领域具有领先优势,并总体把持着国际规则和话语权。“西方衰落”恐怕还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当然,面对危机,西方国家也在进行反思,并抓紧调整和改革。主要是几方面:一是推进制度改革。如欧洲把货币联盟进一步推向财政联盟,试图通过建立统一财政纪律化解债务危机的根源,同时向建立政治联盟迈出重要一步。美欧均着力改造金融业,改革税收和福利制度。欧洲通过法律对银行高管的奖金实行“封顶”。英国为整顿丑闻缠身的新闻业,破天荒地设立新闻监管机构,结束了其长期自诩的“新闻自由”历史。二是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出台以创新为核心的产业政策,在人工智能、医疗科技、信息通信、3D打印、清洁能源等领域加大投入。美、加等国在页岩气开发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美欧准备启动“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提振经济发展。三是从战略上调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内顾倾向明显上升,关注重点逐渐转向国内。特别是由于实力受损,西方被迫重算“经济账”,把投入进一步向经济和民生领域转移。未来10年,美军事开支将削减8000亿美元,英五年内军事投入将减少8%,欧洲其他国家防务投入也一再下降。
三、西方资本主义困境的启示
启示之一:看到我们的道路优势,坚持道路自信。不论是推进改革开放,还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用实实在在的成绩证明了自身的有效性、科学性,得到包括越来越多西方有识之士在内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去年以来,西方理论界围绕中国道路展开了一场争鸣。两名美国着名学者——麻省理工学院的阿西莫戈鲁和哈佛大学的罗宾逊出版的《为什么国家会失败》一书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争议。该书认为,不采取西式民主制度的国家最终将走向治理失败,因此中国道路不可持续,最终会被证明是一次“短命”的发展实践。西方其他学者对这种观点表达了强烈质疑。英国《金融时报》着名专栏作家拉赫曼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在30多年间使全球数亿人脱贫、实现了长达一两代人的高速增长,对中国道路如此草率地“判决”已不可能再说服西方民众。如果继续这样罔顾事实,西方将陷入一场自欺欺人的思想危机。最近,又有两位美国学者出版的《21世纪的优秀治理:走一条东西融合的中间道路》一书也受到广泛关注,该书明确提出,未来的国家和国际治理应当兼收东西方文明成果。西方有识之士对中国道路都日益看好,我们对自己的道路更应坚定自信。
启示之二:看到我们的理论优势,坚持理论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之一,在于坚持并发展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相形之下,西方执政党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陷入理论迷茫,缺乏成熟的理论指导,也没有系统的理论建设,每个政党上台后另搞一套,解决经济社会问题顾东望西,左右摇摆。英国《卫报》作了一个统计,称英国联合政府上台3年来先后进行了35次“U—turn”(政策大调头)。这说明西方国家执政党缺少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思考,也谈不上把执政经验有意识地总结为理论方针、进行理论建设。西方的教训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发展好、少折腾,必须坚持一套行之有效、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否则就要走弯路。而立足中国实际、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建设和行之有效的理论指导,正是我们的优势所在。
启示之三:看到我国制度优势,坚持制度自信。纵观西方资本主义的困境,再对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对社会主义制度保持战略自信。我们坚持和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已被事实一再证明能够最大限度适应当代中国的客观实际,满足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特别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并有效应对全球化、信息化和多极化时代的复杂挑战。英国人经常感叹中国效率。他们常用北京首都机场建T3航站楼和伦敦希思罗机场建T5航站楼作比较,一个用了4年,一个用了整整20年。用英国《独立报》的话来说:“和中国速度相比,英国体制实在是太过僵硬”。连像《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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晤士报》这样老牌的西方主流大报,在今年年初的一篇社论中,也罕见地呼吁西方领导人学习中国的治理效率,克服西方制度弊端。
科学认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深入研究并准确地把握好这个问题,对服务我国发展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世纪第二个十年是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这要求我们必须把对内对外两方面工作做好,努力占领新的发展高地,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时政经济热点论文范文第3篇
一、认真做好迎接党的十和学习宣传贯彻十精神的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宣传思想工作引导力
(一)精心组织新闻宣传活动。十召开前，组织全市媒体广泛开展“科学发展、辉煌成就”主题宣传。深入宣传党的十六大特别是十七大以来党和国家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大力宣传我市改革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大力宣传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生动实践，不断增进人们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感情。会议期间，做好各地组织广大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十盛况的宣传报道工作。会议召开后，按照中央部署，抓好会议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在媒体开设专题专栏专版，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十精神的热潮。
(二)精心组织集中宣讲活动。组织专家宣讲团深入各乡镇、街道、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厂矿企业进行宣讲，广泛宣讲十召开的重大意义和重大决策部署，各乡镇、街道也要相应成立宣讲团广泛开展宣讲，大力推动十精神进农村、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通过各种形式的宣讲活动，把全市干部群众的思想迅速统一到十精神上来。
(三)精心组织系列实践活动。围绕迎接党的十召开和学习宣传贯彻十精神，充分发挥文艺作品和文化活动感染人、鼓舞人、教育人、激励人的作用，组织一系列文艺演出，举办书法、绘画、摄影等展览和各种主题实践活动。
二、深入实施“123456”创新工程，着力提升宣传思想工作影响力
(一)创建“一个品牌”。即创建省卫生城市。
(二)打造“两支队伍”。即打造网络宣传管理队伍与通讯员队伍。
(三)推进“三馆建设”。即张潜纪念馆、铜都博物馆、矿山公园博物馆“三馆合一”重点工程项目。
(四)开展“四项活动”。即筹办一次“德”文化高峰论坛，广泛邀请省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参加“德”文化研讨；编排诗史类大型人文歌舞《鹿邑玉音》(暂定名)，深刻诠释历史人文中最具代表性的道德文化；举办一次“德文化·红色文物”专题展览，着力提升市民道德约束力和自豪感；开展一次“讲道德、论修养”楹联大奖赛，深入推进干部群众思想道德建设，全面打造“尚德之城”。
(五)创作“五大精品”。即创作一首市歌、精排一出地方民俗小戏、精编一本文化通俗小册子、制作一张城市形象宣传片、举办一场庆祝党的十大型文艺演出。
(六)组织“六大战役”。围绕“六个年”活动战略部署，组织开展“重点项目建设巡礼”专题报道、“创业在”主题宣传、“记忆·城市建设”征文大赛、“秀美?山水铜都”大型摄影采风、“行风热线”电视专栏、创新社会管理成果图片展等六大宣传战役。
三、不断深化理论武装，着力提升宣传思想工作凝聚力
(一)深入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切实加强和改进各级党委(组)中心组学习，丰富学习内容、创新学习形式、完善学习制度。认真抓好市委中心组学习。深入开展领导干部“带学帮学促学”活动，完善领导干部基层联系点制度，不断扩大理论学习的覆盖面。大力宣传一批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先进典型，营造学先进、赶先进、争先进的浓厚氛围。进一步加强基层党校建设，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学习力。要在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同时，着力加强学习型社会建设，广泛开展“全民读书月”活动，举办“书香铜都·读书励志”读书节，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知识、热爱读书的浓厚氛围。
(二)积极开展最新理论成果普及活动。充分发挥市、乡两级宣讲团和理论骨干的作用，广泛开展理论集中宣讲、理论下基层、理论结对联学等活动。依托新闻媒体，大力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群众普遍关心关注的社会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加强形势政策宣传教育。加强对校园网、形势报告会、研讨会、讲座的管理，建立健全报批备案制度。加强对文艺社科各种社团、协会、民间文化工作室的管理，筹备成立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三)深入开展重点理论问题研究。紧紧围绕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尤其是带有全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有针对性地组织专家学者进行多角度、多领域研究，力争推出一批有深度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集中力量组织撰写一批理论文章，力争在省级以上主要媒体刊发。
四、正确把握舆论导向，着力提升宣传思想工作传播力
(一)切实打好重大新闻宣传战役。进一步完善重大主题、重要活动、重大典型的宣传策划机制，围绕“六个年”活动战略部署，制定切实可行的宣传报道方案，组织开展一系列声势浩大的宣传战役。精心办好“学习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全市上下一条心，扎实推进‘六个年’”、“主攻工业、决战园区”等专栏专题，在政府门户网站开辟《中国铜都报》电子版，全面准确宣传市委市政府各项重大决策部署，充分反映我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态势。
(二)切实做好面向国内外的宣传报道。加大在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日报、电视台、日报、电视台等各级主流媒体的上稿力度，努力实现上稿数量质量同步增长。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举办“和谐发展看”、“网络媒体聚焦”集中采访活动。加大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香港文汇报、大公报等媒体的新闻上稿力度，继续借助全市重大经贸节庆活动，加强基础外宣品的制作和发送，进一步做好对外宣传工作。
(三)着力提升舆论引导能力。进一步建立健全新闻管理各项制度。健全完善快速反应机制、信息公开机制、部门联动机制，提高做好各类重大公共突发事件和社会热点问题的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能力。进一步健全完善新闻制度。按照“积极利用、大力发展、科学管理”的方针，加强互联网的建设、运用和管理，加强网络宣传管理机构和队伍建设，成立市网络宣传管理办公室。进一步做大做强中国铜都网等重点新闻网站。加强网络评论员队伍建设，正确引导网络舆论。加大对市内网站的监管力度，加强论坛、博客、新闻跟帖的监控和管理。在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和全市新闻宣传培训班上，增设媒体应对和舆论引导辅导讲座。继续办好手机报。制定通讯员用稿激励机制。
(四)深入推进“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进一步建立健全媒体联系点，分期分批组织编辑记者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扎实开展蹲点采访活动，努力做到“用心走、用情转、用功改”，创作出更多反映基层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优秀作品。积极推动“走转改”活动向社科理论、文艺创作等领域延伸。
五、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着力提升宣传思想工作感染力
(一)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继续大力弘扬“爱国、创造、清贫、奉献”的精神。积极做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申报、建设、管理工作。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精神文明建设实际结合起来，深入开展新时期人核心价值观主题大讨论。切实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积极总结探索非公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经验新途径。
(二)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制定学雷锋活动常态化方案，大力宣传雷锋精神的丰富内涵，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学雷锋、学英模、学劳模活动，把学习雷锋与开展志愿服务结合起来，创新活动载体、吸引群众参与，努力使学雷锋活动常态化、机制化。认真组织“市第二届道德模范”、“第二届感动人物”等评选活动的推荐上报工作，深入开展“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等系列主题活动。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认真开展“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
(三)积极开展典型宣传工作。进一步完善典型宣传工作制度，创新典型发现机制、培育机制、宣传机制，深入挖掘先进典型的思想内涵和时代精神。大力宣传一批在生产一线涌现出来的典型单位和典型人物；培育、挖掘、宣传一批在“六个年”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典型经验、典型人物。结合“五一”、“七一”、“十一”等重大节庆日集中宣传一批典型。积极做好重大典型的推荐上报工作，力争推出一批在全省全国有影响的重大典型。
(四)切实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继续组织开展“六心”主题教育、爱国主义电影进校园等活动，丰富未成年人的精神世界。大力加强“乡村少年宫”的建设，打造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新平台。切实加强未成年人社会环境净化工作，加强对文化市场和网吧的管理，加强网吧监控平台建设，严厉查处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开展全市中小学德育示范学校创建活动。
(五)积极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全力争创省级卫生城市。广泛开展“迎接十、讲文明树新风”活动，深化文明村镇、文明单位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在党政机关开展“创文明机关、做人民满意公务员”活动，培育优良“官”德；在窗口服务行业开展“礼貌待人、诚信服务”活动，营造良好行风。积极开展城乡共建、军(警)民共建等活动。深入开展“我们的节日”、科教文体法律卫生“四进社区”、“三下乡”等活动。积极开展时政宣传、国防教育宣传、“六五”普法宣传、计生宣传等经常性的社会宣传。
六、加快文化体制改革，着力提升宣传思想工作吸引力
(一)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按照“加大力度、加快进度、巩固提高、重点突破、全面推进”的总要求，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制定我市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5月底基本完成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和市越剧团改革。
(二)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覆盖率和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确保公共财政对文化建设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逐步提高文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继续开展好农村文化“三项活动”，加快乡镇综合文化站(室)、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家书屋和农村电影放映等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建设。大力实施卫星电视工程，推进广播电视由“村村通”向“户户通”转变。大力实施数字影院建设工程。结合我市实际，出台支持和保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办法，促进城乡公益文化事业的发展。大力开展免费艺术培训和群众文化活动。切实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推进银山银矿遗址申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工作。
(三)大力加强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引导。以纪念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为契机，组织优秀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采风，创作一批优秀作品。做好重点文艺作品规划，积极申报第十二届“五个一工程”。围绕先进典型，积极开展文艺创作。大力开展优秀原创歌曲创作活动，力争创作1—2首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能够被群众广泛传唱的优秀歌曲。
(四)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发展配套政策，优化发展环境，促进要素集聚。建立文化产业项目库和项目跟进制度。做强传统产业，占领高端产业，大力发展动漫创意、影视制作、数字媒体等新兴文化产业。大力发展旅游文化产业，培育旅游文化演艺业，加快建设凤凰湖生态文化创意产业园。
七、强化舆情信息采集，着力提升宣传思想工作服务力
(一)密切关注中央、省、市和我市重大决策部署的舆情反应。把党和国家的重大理论、重要会议、重大活动、重大决策部署，作为舆情信息工作关注的重点，围绕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新社会管理等内容，收集干部群众的意见建议、看法观点和思想动态，密切关注境内外舆论对我市重大决策、重大事项的报道评价和意见建议。
(二)密切关注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和网络舆情动态。关注城镇就业、房价股价物价波动、社会保障等社会热点问题，关注自然灾害、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出现的突发性、，及时快速做好有关舆情动态的收集报送。切实做好网络舆情的监测、网络舆论的引导、网络事件的处理，既要关注网络的整体情况，又要对一些网络热点事件、热点帖文博文、流行短信等做出快速反应。
(三)切实提高舆情信息报送速度。建立舆情信息工作快速反应机制。尽可能快地发现、处理信息，最大限度地缩短事实发生与信息反馈之间的时间差，把时效性体现在信息收集、处理、加工、传递、反馈的整个流程中，使舆情信息工作的整个链条紧密衔接，高效快速运转。
八、加强宣传队伍建设，着力提升宣传思想工作战斗力
时政经济热点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对华军事研究 兰德公司 信息源 引文分析
中图分类号： G250.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4）03-0116-05
Analysis on the Information Sources of the Study to Chinese Military in the U.S. Brain Trust Institutions
――with Citation Analysis of the Reports of RAND Corporation from 2000 to 2013 as Example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at first the reason of taking the typical samples of RAND Corporation as example. The publication type and the language type of citations are analyzed and then， the journals，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from China which are the resources for Rand Corporation are analyzed wi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 The author found out that the main channels for the U.S. to obtain military intelligence from China and the features of these channels. In the end， the author summarized the weakness in the secrecy work for military affairs and put forward some proposals for secrecy work for military affairs in China.
Keywords study to Chinese military； RAND Corporation； information sources； citation analysis
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两个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关系日益密切。但是双方在互相合作的同时也存在竞争和摩擦，在军事方面的互信度较低，美国情报机构一直在全方位地收集中国的军事情报。军事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往往受到各种措施保护，掌握美国获取我国军事信息的途径可以为保护我国核心信息提供建议和指导。
引文虽然不能代表信息源的全部，但它是反映信息来源的重要依据[1]。分析美国机构中国军情报告的引文是了解美国机构如何获取中国军事信息的重要方法之一。美国智库的研究报告往往为美国情报部门提供决策依据，报告引文中的信息源也往往是他们决策和判断的依据，所以分析美国智库报告的引文可对我国的军事保密提供参考依据。收集美国智库有关中国军事的所有报告难度很大，但是基于样本理论原理，选择典型智库撰写的报告作为分析样本是可行的，因此，本文选择兰德公司的中国军情报告作为样本进行研究。
1 数据来源与选取依据
智库作为独立于政治体制之外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是美国政府政策决策的重要参与者[2]。兰德公司作为一个以军事战略研究为主的综合智库，已被誉为现代智囊的“大脑集中营”。本文根据兰德网站披露的兰德公司2000～2013年中国军情报告，以其为样本对报告后的引文进行分析。
选取兰德公司的中国军情报告作为研究样本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1）兰德公司的军事研究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弥补了美国政府情报部门的不足。兰德公司是一家独立的非政府组织，但同时拥有深厚的军方背景，它的主要支柱部门为国土安全研究部、兰德阿罗约中心和兰德空军项目部[3]，项目研究人员专业背景较深，其中有前中央情报局长、国防部长、能源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等美国政界人才。（2）兰德公司对华研究的报告具有巨大情报价值，受到美国高层的重视。21 世纪后，日益崛起的中国成了兰德公司研究的重点对象。2008 年亚太政策中心公开出版12 种研究报告，其中有6 种涉及中国，而美国利用亚洲盟国和“民主国家”组成的松散联盟对付中国，利用东南亚和南亚制衡中国，增加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威慑力量等重要政策均基于兰德报告提出的“思想”[4]。可见兰德公司对华研究的影响力正在逐步扩大。兰德公司与美国政府是一种客户合同关系，其对华研究的报告面向美方高层，在美国政策的酝酿、形成、决策和评估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3）国内尚缺少从引文角度对美国智库信息源的剖析。由于可获取的美国智库对华研究的报告数量有限，国内从引文分析角度对美国智库信息源进行剖析的研究很少，利用引文分析法聚焦美国对华研究是本文的重要途径。
2 从引文角度对兰德报告信息源进行分析
兰德公司对华军事研究报告包括会议论文、图书专著、证词、技术报告、专文报告等，类型多样，主题包括在内的中美热点问题，并且提供大量完整并格式规范的引文信息。引文信息涉及的内容广泛，除对期刊、图书、报纸等内容的引用外，还有报告、会议录、通知等非典型的文献引用。因此，本文尝试在完善引文信息的基础上，以定性方法选取适量样本，再以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引文角度出发，挖掘和分析美国智囊机构和专业情报人员获取有关中国军事信息的来源。
本文主要统计了兰德公司官方网站2000～2013年的17篇有关中国军事问题的报告，其中引文共3084条，篇均181条引文。
2.1 引文类型分析
从兰德公司对华军事研究的引文来源资料所占比例（见图1）来分析其对华军事研究情报搜集的重点可以发现，兰德公司侧重于选择时效性高的信息作为报告的依据。此处的公开性资料包括权威机构公开资料（研究报告、会议资料、领导人发言稿、官方文件等）、访谈资料（信件、口头交流资料）、网络新闻（如通讯社网站的新闻稿）、电视新闻和学位论文等。公开性资料与报纸类信息源既有共性也有区别。两者均时效性强，内容与局势同步、观点新颖，并且均以官方资料为主，权威性高，但都具有知识不成体系、容易被的缺点。报纸类信息源的载体是各类官方报纸的纸质版和电子版，具有权威性高、信息集中、较易收集的优点，但是收集途径单一，范围较窄；而公开类资料的载体则不拘泥于报纸，还包括政府官网、公司机构网站等信息的平台载体，覆盖面广，类型多样，说明兰德公司对华军事情报搜集途径多样，思路开阔。同时，公开性资料利用珍贵的访谈信息，访谈对象包括美国军方人员和中国军方人员，加大了分析问题的针对力度。报纸类信息源与公开类资料的结合，在可靠性、灵活性、针对性相互补充的基础上为兰德公司提供了动态性的信息，保证了兰德公司研究报告的质量。
除注重最新动态外，兰德公司也十分注重具有高学术价值的信息源，如专著图书类和期刊杂志类资料。兰德公司2000～2013年对华军事研究的报告中引用了《选集》、《邓小平文选》等经典旧著作，有时引用经典的军事教科用书，如《战役学》、《战略学》。可见兰德报告依据中国的军事理论对中国大量的动态军情信息进行分析，使得自己的观点具有足够的理论支持。这些图书大多在2000年以后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图书专著具有时滞性的影响。此外，兰德公司也以年鉴、百科全书等可公开查询的工具书上的数据和信息作为对华研究的参考。
2.2 引文语种分析
以语种分布（见图2）为依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兰德公司对华军事研究的本国非中文信息源多于中文信息源，这说明它在对华军事研究方面大量借鉴了本国研究成果，而中国在对美研究时更多采用是国外资料，国内对美研究资源实力与美国对华研究实力存在明显的差距。这与我国信息机构专门投入大量人力进行专业期刊资料和图书翻译有所不同。
结合不同类型引文资料的语种分布图可以看出，除了报纸类引文资料英文少于中文之外，其余类型的引文资料均为英文多于中文，其中英文公开性资料引文数与中文公开性资料引文数的差距最大。样本中公开性资料的英文引文数是中文引文数的三倍。在公开性资料中，权威机构公开资料和访谈资料的总量大于新闻总量，中文公开性资料大多为网络新闻，这说明：同样是来自中国的高时效性资料，兰德公司在撰写报告时更倾向于引用报纸和网络新闻上的信息，而不是权威机构的官方文件。
在17篇报告的引文中，主要是中、英文两种语言的资料，其中中文资料1118条，占36%，外文资料1966条，占64%。兰德公司对华军事研究来源资料中的外文资料，语种主要为英语，只有极少量为法语、德语、韩语、日语及其他小语种。绝大多数英语引文来自美国的报纸、期刊杂志、图书和其他公开信息平台，少量英语文献的原作者是中国作者。例如，报告《The Military Potential of China’s Commercial Technology》[5]参考了上海同济大学中国科技管理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顾淑林女士在任联合国大学新技术研究所（UNU/INTECH）高级研究员时出版的图书《China’s Industrial Technology： Market Reform and Organization Change》，这本书反映了顾淑林女士1992～1997年在联合国大学的研究成果，在相关领域被引用较多。
2.3 引文期刊来源分析
通过对期刊杂志引用情况的研究可以揭示出国内主要可能会泄密的期刊杂志。表1中列出了所选兰德公司报告样本中被引次数大于1的中国期刊及其被引次数，另有《领导科学》、《中国经济季刊》、《通信兵器》、《健康》、《半月谈 》、《财经》、《当代 》、《中国军事教育 》、《开放》、《中国法学》、《求是》、《世界地理研究》、《湖北经济学院报（人文社会科学报）》、《亚洲周刊》、《红外与毫米波学报》等期刊被引次数为1。这些期刊的覆盖面极广，既包括学术性期刊，又包括科普、时政类杂志。如《舰船知识》、《航空知识》、《兵器知识》是中国大陆军事爱好者中最具影响力的三大“知识”类杂志，但是表1中却没有一本有关我国军事科技的专业期刊，这也说明兰德公司在研究中国军事时没有深入到具体专业知识的领域。经济、科学等领域的专业期刊的被引现象则说明我国学术期刊在刊登学术信息的同时也在无意识地为美方提供有关我国军情的学术信息，学术期刊的保密审查工作也应纳入军事保密的范围。
被引用的时政类杂志可分为面向中国国内发行的杂志和国际性的杂志两种。如《求是》和《半月谈》均为中央机关主办的杂志，而国际性的杂志则有《广角镜》、《当代》、《开放》、《今日中国》、《亚洲周刊》等，其中香港发行的占有4种。《广角镜》杂志作为最大的境外政经期刊，被引次数最高。但与其他国际性杂志不同，《广角镜》经国家新闻出版署特许在内地发行，其阅读群体包括各级行政干部、各国驻华使馆和领事参赞使节等，直面决策最高层，被中央领导誉为“内参中的内参”。另一个香港期刊《亚洲周刊》则是全球仅有的一本国际性中文时事周刊。与只在内地发行的期刊相比，国际性期刊在国际上更具有影响力，且更易被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获取，而且阅读群体集中为可以直接作出最高决策和其他高素质人群，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兰德公司对中国的动态作出推断。
2.4 引文报纸来源分析
表2为被引次数大于1的中文被引报纸的引用情况，另有《中国简报》、《黑龙江日报 》、《环球时报 》、《画报 》、《科技报 》、《辽宁日报 》、《内蒙古日报 》、《宁夏日报 》、《青年参考 》、《人民公安报 》、《科学时报》、《无锡日报 》、《亚洲时报》、《中国国防报 》、《中国时报》、《重庆日报 》、《新报》、《中国船舶报》等报纸被引用1次。《报》被引用169次，占总引量的6%，在所有被引对象中排名第一，占中文报纸的48%，占所有报纸的36%。美国报纸中被引次数最多的《华盛顿邮报》只有28次，仅是《报》的六分之一，中英文报纸引用量之比是335：129，这说明：同样是时效性快的信息，兰德公司在撰写有关中国军事问题的报告时更倾向于采用中国官方机构的平面媒体信息，而不是美国国内新闻机构的信息。
《报》作为兰德公司最主要的信息源，其引用情况值得深入分析。《报》是中央军委机关报，全方位报道中国军队的信息，因其对外公开发行，所以所刊内容均经过严格的保密审查，但是依然可以从中抽取出对美军有利的信息。例如，在报告《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s Organization》[6]中，作者首先根据其他资料对中国军队内的组织功能进行分析，再根据《报》中报道内容透露出的组织名称，整理出了重要军事机构、组织的名称；在报告《A Poverty of Riches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PLA Research》[7]中，就中国全军文化素质情况，作者引用了1993～2000年间《报》多篇报道中关于文化素质的统计数据，并将其中关于军队素质化建设的观点和在历史和现阶段的状态信息进行了整合。
在对《报》的引用中，大多数引文被注明经过美国外国广播信息服务机构（简称FBIS）翻译。FBIS是美国建立的对全球其他国家的公开信息进行有计划地、全面地、持续地收集、整理、翻译、传递，以支撑美国政府对外决策的专门机构[8]。这说明报告作者获取《报》刊载资料的来源多不是报纸本身，而是经FBIS选取、翻译后的文献。对于没有经过FBIS专业翻译的文献，在《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s Organization》中，作者明确说明对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达有不确定性，这表明兰德公司在分析和引用原始中文文献时具有一定的难度。
美国对《报》中透露的中国军方的战略、战术信息异常敏感。以《The PLA Navy’s “New Historic Missions》[9]为例，在此报告中，作者总结了《报》上发表的《二八年中国的国防》一文的部分信息，得出“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军事和科技方面占有优势的局面和来自外部的多种安全威胁，中国亟待发展与提高国防能力以应对全球化问题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结论；作者摘取2008年1月1日《报》上发表的《在党的十七大精神指引下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元旦献词》[10] 一文中的提到的“两个不适应”――“现代化水平与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要求不相适应，军事能力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要求不相适应”进行印证，并以此为出发点详细地分析中国海军在外交、设备等方面的新战略，并为美军的新策略提出建议。
通信科技是美国对中国技术的研究重点。在报告《Chinese Responses to U.S.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11]中，作者引用了《报》刊登的《战争瞄向“GPS”软肋》[12]和《现代高技术战场软肋：GPS》[13]两篇文章的分析，结合其他信息，推理出“中国在信息化时代的基本战术不是以飞机载体为目标，而是摧毁地方信息系统”的结论。
3 兰德公司中国军情报告信息源的特点与中国军情信息保密对策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兰德公司中国军情报告中来自中国的信息源具有如下特点：（1）兰德报告的引文信息源包含公开和内部的信息，以公开发行的信息源为主。内部信息源包含中国军官以口述形式提供给美方的访谈资料和少量中国军队内部刊物；（2）在中国公开发行的资料中，兰德报告最重视新闻信息，网络新闻来源于中央机构网站、权威新闻网站、地方政府网站、国防军工网站；（3）《报》是释放中国军情信息最多的中文报纸；（4）来源于中国的资料并非全部以中文撰写，也并非拘泥于军事领域，国际性杂志、中国作者直接在国际杂志中发表的文献以及非军事专业学术期刊也是兰德公司获取情报的渠道；（5）兰德报告重视大众科普类杂志的军事情报价值。这说明科普类的杂志在满足军事爱好者信息需求的同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泄露出一些中国的军情信息，综合散落的信息点可以窥探中国军情信息的概貌。
兰德公司中国军情报告信息源的特点说明中国的军事保密工作存在一定的薄弱环节，应该采取相应的改进策略。
（1）适当扩大军事保密的覆盖面。中国的军事保密主要限于军队内部人员和军队内部刊物，但是公开信息源正在大量泄露中国的军事情报。因此，中国应该扩大军事保密的覆盖面，兼顾军事与非军事领域、国内与国外发表的文献、纸质与网络版资料。从是否高价值的角度出发选取重点监控对象，加大公民军事保密意识教育，从作者的写作和投稿方向、杂志编辑的审稿和录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和维普数据库的收录等方面，对科普类和专业学术期刊杂志进行军事保密约束。
（2）加强军队内部的保密控制。中国的军队内部保密控制依然存在漏洞，中国应从法律、制度、组织、技术、思想等方面加强对军内人员的管理与控制，对泄露国家军事秘密的行为均予以严厉的法律制裁；同时加强对文献情报源的控制，尽快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明确内外信息的区分标准，避免造成信息的漏判。
（3）改进公开信息源的审查策略。首先，明确审点。兰德公司对《报》的引用多来源于FBIS的翻译，而FBIS选取的重点对象则是重要媒体进行报道的或包含重要人物、事件信息的报道。因此，对国家领导人、有军方背景的重要学者和其他人物的报道应进行重点审查。其次，信息审查时重视信息的关联性。新闻中的直接泄密现象并不多见，但是新闻前后关联以及新闻与其他文件的相互印证为兰德公司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以《报》为例，兰德公司长期跟踪监控《报》，因此在《报》中刊登新闻时，审稿不应仅集中于该篇新闻中透露的信息，而应回顾官方权威文件和《报》先前的报道，对新闻中出现的英模人物、地点、组织、机构名称和职能、战略、战术和科技成就等关联分析，再决定可以刊载的内容。
4 结语
本文通过对兰德公司中国军情报告信息源的分析，了解到兰德公司分析中国军情的情报来源于公开性资料、图书、期刊和报纸，且非中文资料多于中文资料，但对于时效性快的资料，兰德公司更倾向于选择中国平面媒体的资料。所有来自于中国信息源可分为文献信息源、口头信息源和实物信息源三种信息来源。兰德公司通过公开和内部两种渠道获取来自这些信息源中的中国军情信息，且对其中的新闻信息最为注重。在文献情报源和口头情报源中出现的少量中国军内期刊和对有着军方背景的人物的访谈资料说明我军依然存在着管理疏漏，其他公开信息源也因覆盖内容的全面性、载体形式的多样性和面向对象的国际化成为泄密的重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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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经济热点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时评 新时评 产生 发展历程
1904年6月12日，狄楚青奉康有为之命到上海创办《时报》。不久，一个以“时评”命名的栏目在《时报》上登台亮相，其“不随流俗”的体裁，“明快冷刻”的风格，让广大读者耳目一新。时评迅速走红，成为报刊言论领域炙手可热的“名角”。一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虽然时评的内容与形式不断变迁，但其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却持续未断、有目共睹。时评当之无愧地成为媒体品牌和核心竞争力塑造的一把重要利剑。
一、时评及其产生
（一）何谓时评？
至今，关于新闻评论的定义众说纷纭。对于时评的定义更是莫衷一是。大多人把时评作为时事评论的统称，作为新闻评论的简称。
中国最早的“时评”，大致相当于现在报刊上的“短评”或“编后”，是言论中的轻骑兵。它抓住当天报上的一则新闻，题目具体，一事一议，开门见山，长则二百来字，短则几十字。“时评”大量且集中地出现，是在 1904年上海的《时报》上。这份近代有影响的全国性日报，独树一帜地配合新闻，专设“时评”栏，每日数篇，短小灵活，驰骋自如。
狄楚青有言：“时评者，《时报》之评论也。”但时评并非《时报》首创，亦非独此一家。据复旦大学教授李良荣考证：从历史渊源上说，时评是把《史记》中每一篇传记后面的一段评论即“太史公曰”、《聊斋志异》中有些故事后面的一段评论即“异史氏曰”单独划出来，并加以改造，使之独立成篇。它十分清楚地显示出报纸文体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扬弃过程。在《时报》之前，梁启超先后在日本横滨创办并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创时事短评栏目。1898年，自第26期起，开短评之先河，创设了时评性的“国闻短评”专栏，一直维系到《新民丛报》，专门刊载针对当前时局或某些热点问题发表见解的短评、时评。
当时《清议报》、《新民丛报》上的“国闻短评”专栏还不怎么出名，社会影响也不大。时评之所以能走上中国报刊舞台，得力于梁启超的倡导与谋划。因为以时评名闻中国近代报坛的《时报》，正是根据梁启超的设想，自创刊伊始就重视运用这种言论体裁。这种应时而发、短小精悍、冷隽明利的时评，很受读者欢迎。
“时评”的问世，使报纸找到了一个新闻和评论相配合的好形式，顺应了报纸业务改革的要求，各报竞起模仿，风靡一时。当时无论大报小报，绝大多数有时评或类似时评的专栏。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不少报纸还设此专栏。这当中，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把时评当作锐利的匕首，对敌人嘲讽笑骂，对革命满腔激情。1911年7月26日，武汉《大江报》刊出的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是当时影响较大的作品之一。
“时评”的兴盛对“论说”文体提出了挑战。在报刊上，那种坐而论道的长篇论说文章在后来逐渐被时评文章取代。环顾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报业，大家级的时评高手至今历历在目：梁启超、黄远生、邵飘萍、陈布雷、邵力子、张季鸾、邹韬奋……不仅专业报人写政论、时评，一些知名人士、作家的政论、时评也写得很好。
近代报刊的时评运作实践表明，“时评”不一定要写国家大事，还可以写一些身边小事，成为民众表达自我的平台。
（二）晚清时期政论的产生与《时报》“时评”。
晚清时期，为了推动变革运动，各类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创立。这些报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十分重视报刊评论的战斗和引导功能。维新派和革命派的骨干人物大多是各种报刊的创办者，也是撰写报刊评论特别是政论的主笔。一时间，政论涌现于各大报刊。同时，政论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小型言论专栏的出现。
据史料记载，《时报》首创上海报纸的“时评”专栏，对上海报界影响极大。当时《时报》的新闻专栏，由三个主要的新闻编辑专门负责。陈景韩负责《时评一》，主评国内大事；包天笑负责《时评二》，主评各埠要闻；雷奋负责《时评三》，主评本埠新闻。每则短评文章虽然只有一、二百字，但是由于其文字流畅、言辞冷峻，因而很受读者欢迎。
对老上海来说，《时报》给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1937年“八一三”事变那天，《时报》封面上加印“难关”两个极大的红字。这种破天荒的版面安排足以令人触目惊心。在此以前，日寇制造事端，大举增兵上海，战事已有一触即发之势。然而，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却委曲求全，粉饰太平，再三要求市民照常生活，不要惊慌。在这种情况下，8月13日当市民看到《时报》上“难关”这两个血红的大字时，不能不强烈地感受到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于是虹口、闸北一带的居民纷纷逃离。果然，当夜11时许，虹口、闸北一带枪声大作，炮火连天，日寇向中国军队发起了进攻，大批建筑物毁于一旦，而白天看了《时报》及时离开的人则幸免于难。从此，《时报》名声大噪，发行量激增，日销量超过2万份，成为上海大报之一。
创办初期的《时报》是康梁在国内重要的舆论阵地。后来，《时报》并未热心改良宣传。辛亥革命后，《时报》脱离了康梁的控制，成为狄楚青独资经营的报纸，他主持《时报》长达17年之久。到了1928年，有研究者在《报纸评论的析类》中这样写道：“‘时报’在今日为报纸上短评最普通之名称，吾国报纸，首设此栏者为时报。‘时评’之‘时’，盖义取双关也。自时报以‘时评’受人欢迎，各报踵为之。亦有另标‘新评’、‘时事小言’、‘暮鼓晨钟’、‘随感录’等，要之，皆短评也。”20多年后，“时评”二字已由一个专栏名称演变为一个文体泛称，注定要在中国新闻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据考察，“时评”在当时被普遍定义为：时评，时事短评也，即一种具有新闻性和时效性的短评。作为一种新闻评论样式，时评在近代报刊史上并非一家独创。它的产生是一个偶然变异、长期积累、逐渐稳定和一朝自觉的过程。而《时报》编辑在创办“时评”专栏时也并非平地起高楼。与《时报》同步，《中国日报》和《东方杂志》也有过以“时评”命名的言论栏目。一种新的报章文体正在萌芽中。但它们或是没有结合新闻事件进行评述，或是名气和影响不大。1904年左右，在报刊政论中孕育产生的具有新闻评论性质的言论，日益频繁地亮相于报端。报刊言论正处于从政论向新闻评论演变的重要时代。真正“生逢其时”且形成气候的便是《时报》“时评”。当时的报纸言论栏目大多以“论说”为名，“政论”为旨，新闻评论与学术探讨，甚至应试的八股文也都杂陈其中。而《时报》“时评”则属于新闻评论栏目，成为新闻评论从政论中脱胎出来演进为独立新闻体裁的重要标志。对于重大事件，《时报》都有很明决的主张，每日不但有“冷”的短评，有时还有几个人的签名短评，同时登出。
“时评”的问世，使报纸找到了一个新闻和评论相配合的好形式，顺应了报纸业务改革的要求。各报纷纷模仿，风靡一时。《民报》、《神州日报》、《苏报》等一批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报纸都曾发表大量“时评”文章。这种短评在现在已成了日报的常态，在当时却是一种文体的革新。
二、时评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发展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评的革新与发展。
新文化运动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新思潮带动了新一轮思想解放。为了声援新文化运动，推进思想解放，《新青年》、《湘江评论》、《共产党》月刊、《向导》、《红星报》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报刊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这些报刊都十分重视时评，特别是社评，具体表现为：社评被放于首要位置刊载；设置社评、时论、短评等言论栏目；建立主笔制，邀请有名望、有才气的政论作家担任主笔，并建立稳定的作者队伍；时评的质量成为衡量报刊质量和影响力的重要指标。
正是这种高度重视，这一时期的报纸时评有了新的发展，除论辩式的长篇政论外，出现了大量短小精悍、尖锐泼辣的时事短评，涌现了傅斯年、储安平、胡适、陈独秀、、萧楚女、、瞿秋白、张季鸾等一大批有影响的报刊评论作家。其中，傅斯年的国际时评和储安平的《观察》政论是颇具特色的类别。这两类时评是对《时报》“时评”的重大创新，是现代报刊评论向新闻评论的可贵升华，不仅满足了读者对评论的更深层次需求，也顺应了报刊言论发展的客观趋势――视野开阔和立场独立。
现代著名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傅斯年（1896―1950）的国际时评视野开阔，眼光前瞻，一度成为当时的和认识世界动态的窗口。傅斯年对重大国际问题的评说，给后世留下了许多评析国际时事的论著。如：《朝鲜独立运动中之新教训》、[1] 《法德问题一勺》、[2] 《国联态度转变之推测》、[3] 《今天和一九一四》、[4] 《日俄冲突之可能》、[5] 《一喜一惧的国际局面》、[6] 《国联之沦落和复兴》、[7] 《国际组织与世界和平》、[8] 《欧洲两集团对峙之再起》、[9] 《波兰外交方向之直角转变》、[10] 《第二战场之前瞻》、[11] 《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12] 《论美苏对峙之基本性》、[13] 《评英国大选》。[14] 这些影响强烈的国际时评文章均被收入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印行的《傅斯年全集》第5册。有研究者对傅斯年国际时评的几个突出特点进行了归纳总结：一、搜罗宏富，视野开阔，谨严求实；二、浓厚的爱国主义色彩 ；三、追根溯源，求本寻根 ；四、实事求是的分析，准确的预见与判断。[15]
傅斯年之所以能较准确地预见出一些重大国际时事的发展前景和结果，关键在于他占有了详细的材料，在于他拥有渊博的学识，并能敏感地分析和解读时局问题，还在于他对问题的敏锐观察力以及对世界各国历史和现状的深刻理解。
与傅斯年的国际时评有所不同，著名评论家、《观察》社长、主编储安平（1909―1966）的《观察》时评，却以一种超然独立的姿态，对当局政权发表议论和看法，引来广大读者好评。与储安平抗战期间一起办报的冯英子曾回忆说，储安平一生对办报办刊有极高的热情，他一直想办一张类似英国《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16]
1946春天，储安平匆匆搁下在重庆办了约半年的《客观》周刊，奔赴上海筹划《观察》的出版。38岁的储安平，已经从英国留学归来，思想深受着费边主义的重要人物拉斯基的影响。整个抗战期间，他在湖南，在重庆分别做过报纸主笔、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到来，他开始一展他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以言论政，靠言论的力量来影响政府的决策，“我们平日的职业，就是议论政事”。[17]
储安平在主持《观察》时期写下了许多重要的文字，比如每卷的报告书及其它一些时评。储安平的《观察》时评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对腐败政治的批评；二是对学生运动的同情和支持；三是对言论自由价值的维护；四是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态度。
《失败的统治》是储安平为《观察》写的第一篇时评，在这篇文章中，储安平首先指出二十年的统治是一场“失败的统治”，储安平是以欧美政府的正常运作来比较的失败的。他痛斥二十年来统治下国家在一切方面的毫无所成，一针见血地指出是“只知以加强‘政治的控制’来维护其既得利益的政权”。[18] 他大声疾呼：“要挽回党的颓局，当前的执政党必须赶快改变作风，换条路走，下大决心，大刀阔斧做几件福国利民的大事，以振人心。二十年的时间不算短；二十年的历史说明单靠消极的政治控制维护不了既得的政权；这条路走不通，越走越近死路。”[19]
储安平批评政府的这部分时评，表现出他在政治上的态度和他极强的逻辑推理能力。半个多世纪后，他的这些时评，依然让人激动。储安平所处的时代是为他所特别痛恨的，但在那个时代里，他能够独立办一份《观察》并以自由的心灵对国事发表自己独立的见解，却是当下知识分子十分向往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时评在《时报》时事短评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的突破：评论视野更加开阔，评论内容更具针对性，评论立场更加独立。这些是自由民主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的重要体现，也是国际时评、政务时评兴起的主要原因。
（二）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时评的沉默。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时评由于社会形势、舆论环境等多方面的原因，进入了沉默期。
建国后，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报刊评论，特别是社论的特殊作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社论都是经过党中央审定，有些是直接经过、刘少奇、等同志修改定稿的。
党中央还要求各级领导为报刊撰写社论或论文。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各级党委及政府负责同志应经常为报纸撰写社论和论文的指示》。大批领导干部顺应中央精神，参与到报纸社论的写作中，如《学会管理企业》[20]由李立之同志撰写，《为什么要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21]出自陈云同志之手，《税收在国家工作中的作用》[22]由薄一波同志执笔。此外，《必须大张旗鼓地向农民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23] 《帮农民算三笔帐》[24] 等一大批工作社论很好地服务了中心工作，但也占据了报纸的有限版面。正是一切都服务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工作，使得作为民众声音的时评的发展空间极其有限。为此，党报社论和工作评论繁荣的同时，时评因为种种原因而销声匿迹。
在改革开放前相当长的时间内，新闻评论的大部分体裁以及报刊上发表的大部分评论，大都代表媒体机构的意见，如编辑部文章、社论、评论员文章、短评等，或新闻从业者的意见，如编者按语、记者述评等。一些专栏评论或杂文虽以个人名义发表，但其比重和影响远不能与前者相比。“”十年间，后一类评论则彻底销声匿迹。“”使得我国新闻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大多数报纸停办，最少的时候全国只剩下42种省级以上的报纸。数据显示，到1978年“”结束时，全国报纸总数不过1862种。期间，“”通过报纸报道和言论文章肆意煽动，盛气凌人。民主遭遇践踏，民主人士受到打压，报刊言论被迫扭曲，时评几乎失去了生存的空间。
三、改革开放初期新时评孕育
（一）新闻评论专栏的风行与话语平台的不断拓展。
“”结束后的头两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在徘徊中前进。在中国思想大讨论中，报纸媒体参与其中，并积极宣传。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一版刊发了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掀起了一场空前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有力地批判了“两个凡是”，并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在民众中根植，做出了很大努力，从而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实事求是风气的形成，空想乌托邦的破灭，推进了中国经济的大翻身，也促进了思想文化风气的宽容与开放，给新时评的萌芽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随着全党工作重心转移，新闻评论宣传面临着拨乱反正、恢复党报优良传统和改革创新的重要任务和使命。我国报刊评论的品种及数量大幅度增加，直接代表政府和媒体意见的评论比例呈下降趋势。言论走向小型化、多样化，言论的针对性、新闻性和贴近性明显增强，尤其是一些党报言论已由原来的主体评论一花独放发展为专栏评论、记者述评及短评竞相争艳的局面。平等交流、商榷研讨的评论写作姿态和风气正在形成中。更重要的是，报刊评论已不再被当作“红头文件”，而逐渐被视为一类“意见性信息”；不仅担负着“媒体意见”的功能，也日益承担起“公众意见整合”的功能。1980年1月2日，《人民日报》的“今日谈”小言论专栏在头版面世。随后而至的包括：《天津日报》的“津门小议”、《四川日报》的“巴蜀小议”、《文汇报》的“虚实谈”、《解放日报》“新世语”、《新华日报》的“细流集”和《羊城晚报》的“街谈巷议”等小言论专栏。此后，全国新闻界掀起了一次兴办小言论专栏的热潮。对于一些社会问题，以“本报编辑部”名义郑重其事地发表评论似过于隆重，而小言论又不足以说明问题。这种情况下，以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地论述社会问题的论坛式评论开始出现，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有：《人民日报》“人民论坛”、《光明日报》“光明论坛”、《经济日报》“每周经济观察”、《法制日报》“法制论坛”、《北京日报》“长安随笔”、《新华日报》“新华论坛”、河北日报“燕赵论坛”等。这些专栏为媒体评论提供了更大的话语平台和空间。
伴随舆论环境的改变与传播科技的革新，广播电视评论节目快速兴起。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开播，以及同年10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的创办，使广播电视评论的社会影响力得到空前增强。媒体评论从报刊评论“一枝独秀”，到广播、电视、网络评论并存共荣。与此同时，在继承和创新传统评论体裁的基础上，不同媒体特征的新兴评论样式先后出现，并得到较快发展。
（二）新时评零星地出现在报刊上。
一篇文章，内容涉及当代人们关心的普通问题，这本身并不是新闻评论的标志。近代早期报刊上的“论说”，基本上是这样。不同的是，不少评论专栏文章在时效性、针对性及公共表达上尝试着做了一些创新与突破。于是，在这样的传统“新闻评论”堆里，一些具有现代形态特性的新时评开始零星出现了。
以“今日的事情今日谈”为主要特征的《人民日报》“今日谈”栏目创立于1980年。90年代初期，“今日谈”刊发的文章，如1992年下半年针对批租土地建开发区热潮刊发的《热中要清醒》，1993年8月16日针对国学热刊发的《久违了，“国学”》， 时效性、针对性明显增强，舆论监督、引发议程设置讨论的功能得到体现，初步具备了新时评的某些属性。
以“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为主要特征的《河北日报》“杨柳青”栏目于1988年2月16日正式恢复（该报60年代曾有过“杨柳青”专栏）。从此，这个言论栏目由时任《杂文报》副总编辑的储瑞耕主笔，署名为“杨柳青”。考察“杨柳青”专栏的文章，不难发现：越到后来，刊发的言论与新时评越接近。1988年刊发的《凝聚力从何而来？》（11月15日）、《大麻沽启示人们》（11月21日）、《刮目看农民》（11月25日）、《“怕吃亏”思想及解决办法论》（11月29日）、《论默契》（12月4日）等文章，大多属于传统新闻评论，但1995年刊发的《“抢花事件”随想录》（10月27日）、《三条信息引出的思考》（12月12日）、《“硬”、“软”环境哪个重？》（12月20日）等文章，与新闻事实联系得更加紧密，并且民意广场、公民写作的特性也更加凸显。
以“朴实语言评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日报》“每周经济观察”栏目创办于1988年。在专栏前期的写作和编稿实践中，其主笔阎卡林尝试把评论员、专家、官员三位一体“摆”在一起，各取所长，优势互补，从而形成一种新闻性比较强，又有一定深度和高度的经济专栏文章。[25] 其中的代表作有《工业生产是否趋于过热》（1991年5月22日）、《科技人员也要进入市场》（1992年7月15日）、《机遇降临中西部》（1995年4月19日）等。其实，到了90年代初期，“每周经济观察”刊发的文章，如《让市场配置企业经营者》、《推进房改正当时》、《重新估量旅游业》、《发展旅游要开阔思路》等，不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看，与新时评都十分接近。
改革开放初期，一些评论专栏中不时会出现具有新闻性、指导性、实用性和可读性于一体的好时评文章，但是并不稳定，也不成气候。除了新时评文章零星地见诸报刊外，新时评作家、作者逐步成长为一个庞大的群体。随着舆论空间的逐步扩大，时评开始走向前台，与杂文关系越来越密切。于是，像鄢烈山、刘洪波等资深杂文作者向新时评作者转型的越来越多。
时评家的思想基因开始萌芽，公民意识开始成形，并更加明确。新时评剖析社会，批评世俗；理性思考，解读人生；反思历史，审视现实，预测未来，顺应了自由民主的理念，为此获得更多读者的共鸣。
四、1996年以来新时评的发端与发展
时评是近代报刊产生之初兴起的一种文体。全面、系统考察时评的产生、发展、繁荣及转折历程后，笔者对当下的时评做了一个定义的表述。笔者认为：
广义的时评，是时事评论与时政评论的简称，也是新闻评论的略指，包括报刊言论，广播电视新闻评论及网络评论等。狭义的时评，是民众通过报刊、网络等大众传媒，表达关于新近发生或发现的事实的看法和观点的方式。其核心特征则为：由事而评、简短明快、公民写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广播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不能称作为时评。因为它们缺乏意见广场、公民写作等特性。[26]
从这个定义中看，狭义的时评是新闻评论的子集，有别于杂文。很多新闻评论和杂文并不具备时评的由事而评、意见广场、公民写作等核心特性。
笔者认为，新时评不仅是指新时期的时评，更是指新时期内时评呈现出的发展特性与内涵，这主要是相对“传统时评”而言的。“传统时评”的基本特征是：基于时事或时政的评论；文字简短；表达风格直白、明快、隽利。“新时评”除了具备这些特性外，还具有一个核心特征：公民写作。换句话说，新时评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时代概念。因此，新时评的起点不一定是新时期的起点。新时评的起点比新时期的起点要晚。
新时评的真正开端是1996年1月12日《南方周末》新年改版时在“时事纵横”版开辟的“阅报札记”专栏（后来更名为“纵横谈”）。 从此，该栏目每周推出一篇鄢烈山主笔的时评文章，直至2001年4月。“阅报札记”这个名字已经凸显出栏目的定位：一个来自于报纸的时事评论栏目。但鄢烈山仍有自己的写作追求：重大主题，独特视角，思辨色彩，文化意味。因为有新闻由头，所以明显区别于当时盛行的杂文；因为有写作追求，所以带有鲜明的“公民写作”特点，明显有别于传统新闻评论。
以激浊扬清、针砭时弊为宗旨的“阅报札记”推出后，迅速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好评。为一个布衣作家公告健康信息，自建国以来，国内报纸几乎没有这样的先例，但主笔“纵横谈”的鄢烈山实现了。1997和1998年，他两度因病住院治疗，引起许多读者的强烈关注，以至于编辑部两度公告其健康信息于报端。“曾几何时，鄢氏时评的刊出或断档，竟成了政治气候变化的‘晴雨表’，其为上下关注的‘紧张’程度是可想而知的。”[27]
与传统新闻评论不同，“阅报札记”、“纵横谈”点燃了新时评的星星之火。之后，《中国青年报》的“求实篇”从纯杂文专栏转型为杂文化时评专栏，“冰点时评”也于1998年11月问世，国内时评逐步兴起。可以说，新时评专栏的出现，推进了批判公共性的初步实现。人们从中清醒地认识到：争取权利可以借助媒体表达平台，采取话语与交流而非暴力形式。自“阅报札记”、 “冰点时评”推出后，许多媒体开设的言论专栏，从栏目名称到文章风格，都有所效仿。
1999年11月1日，《中国青年报》率先开辟时评专版――“青年话题”，开创了中国近代媒体设立独立评论版的历史。
2002年3月4日，就在《南方都市报》扩版为常规每日出报88版的当天，“南都时评”面世，开始了《南方都市报》迈向“有厚度，更有深度”的主流媒体之旅，开创了中国都市日报时评版的先例。
2003年前后，一股“网络时评风”遍吹中国众多网站，如搜狐网“搜狐星空”、新浪网“新浪时评”、网易“第三只眼”、人民网“人民时评”、千龙网“千龙时评”、红网“红辣椒评论”、东方网“东方评论”、四川在线“零点评论”等等，甚至出现了分门别类的时评网站（如法学时评网等）。在网络时评轰轰烈烈发展的同时，全国城市党报也纷纷开始开创时评版，并设立网络版，与新华网、人民网等新闻网站合作，互相转载、摘录，加速了报网互动，深化了传播效果。报网时评齐头并进的局面清晰呈现，并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不分、互相补充”的态势。网络的草根性和去中心性导致时评观点的多元性和丰富性，从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时评的个性光彩。
2005年至2006年，新浪、搜狐、网易等门户网站的时评频道纷纷停办，《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从每周五期缩水为三期，《武汉晚报》等媒体的时评版纷纷转型，《南京日报》时评版开办不到一年因经营状况而停办。时评面临坎坷转折。
2007年以来，网络时评及报刊时评经历一段曲折后再次兴起，《中国青年报》等媒体的时评版扩容，《楚天都市报》等都市报亦纷纷开辟时评版，门户网站与地区新闻网站纷纷开辟时评频道。时评再次成为媒体竞争的重要阵地。遗憾的是，门户网站的原创时评依然未得到恢复。
1996年至今，新时评的发展势头良好，但其间也经历了短暂坎坷。这是新时评的最佳发展期，也是最大挑战期。时评能否真的成为媒体赢得市场竞争的重要武器，仍值得期待和考验。
五、结 语
时评的“时”是时事的“时”，更是“时代”的“时”。时评就是“因时而评”、“合时而著”的时事短评。并且，伴随社会的发展，时评会被赋予新的内涵。
触及现实，是时评的生命力之所在，它的存在价值和社会作用取决于它与现实社会生活联系的紧密程度。在我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次“时评热”是1904年上海创刊的《时报》掀起的。1996年以来，时评出现中兴之势，新时评随之诞生，“新时评风”是由广州的《南方周末》刮向全国的。1904年至今的一百多年来，时评的发展充满曲折与坎坷，但是时评触及现实的本质没有改变，其对于媒体、对于社会的重要性也没有改变。作为一种最可能产生反思力量的新闻文体，时评不能丧失合理批判社会现实的能力，不能丧失从对时事的观照中产生“活的思想”的能力。在一个正在走向开放、昌明的时代里，时评的核心就是触及这个时代的真相。了解不同阶段时评的发展状态，特别是时评对现实的触及与反思，是研究新时评的前提和基础。
时评的成长之路是漫长的，新时评的孕育之路是曲折的。伴随社会的发展变迁，时评的内容也不断变化。比如，评论对象逐渐拓展，评论手法日渐成熟，评论方式直接有力，此外，文章在形式上更加精悍、隽利，一事一议，“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与现代人紧张的生活节奏和获取信息的方式一拍即合，等等。值得期待的是，新时评意见广场、公民写作的特性日渐突出，为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904年，中国现代报刊时评产生，1996年，中国新时评产生。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追寻时评的溯源，能为探究新时评的溯源做参照。
（感谢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导吴廷俊、赵振宇对本文的指导）
注释：
[1]《新潮》1919年4月1日第一卷4号
[2]《独立评论》1932年7月10日第8号
[3]《独立评论》1933年2月16日第39号
[4]《大公报》1934年2月18日
[5]《独立评论》1934年9月2日第116号
[6]《独立评论》1935年10月7日
[7]《独立评论》1936年5月10日第200号
[8]《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月刊》1936年5月15日第1卷第1期
[9]《独立评论》1936年8月23日第215号
[10]《中央日报》1938年11月29日
[11]《大公报》1944年7月12日
[12]《大公报》1944年4月29日
[13]《正论》新11号
[14]《大公报》1945年7月30日
[15]陈德正：《民国时期傅斯年的国际时评》，《学海》2003年第2期
[16]冯英子：《回忆储安平先生》，《黄河》1994年第2期
[17]储安平：《政治失常》，《观察》第5卷第13期
[18][19]储安平：《失败的统治》，《观察》第1卷第3期
[20]《人民日报》1950年2月6日社论
[21《人民日报》1950年3月10日社论
[22]《人民日报》1950年3月22日社论
[23]《人民日报》1953年11月9日社论
[24]《人民日报》1950年11月15日社论
[25]胡文龙主编：《中国新闻评论发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
[26]陈栋：《我国新时评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分析》，《今传媒》2008年11期
[27]朱子庆：《重大主题：一种极限言说策略――鄢烈山杂文片论》，《唯实》2002年11期
时政经济热点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共和国新闻60年;媒介融合;传媒伦理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
2009年新闻界发生了几件大事:一是建国60年,学界和业界对60年的成就经验进行总结。二是人民日报的改版拉开了党报创新的序幕。三是传媒业的体制变革逐步深化,出版业全面转制给新闻行业带来不小的震动。四是媒介融合逐渐深入,“报纸消亡论”卷土重来,引起了对于报纸命运的思考。基于这些变化,研究者的视线也逐步转移到这些领域,本文在对2009年新闻学研究文献的梳理基础上,总结出本年度六大研究议题:一、共和国新闻60年;二、媒介融合探讨;三、网络舆论;四、传媒伦理;五、党报创新;六、新闻教育。并总结出本年度新闻学研究的特点:一、旧热点的延续。二、理论和事件互动。三、注重“以人为本”。四、反思性较强。
一、共和国新闻60年
本年度,恰逢建国60年,研究者们从不同研究角度对60年的新闻成就进行梳理和总结。主要集中在对新闻学、新闻事业、新闻实务三个方面的历史梳理、经验总结、发展变革探讨。
有学者对60年的新闻学研究的发展进行历史梳理。学者郑保卫把建国以来新闻学研究分为六个阶段,并总结了每个阶段的特点。一、蹒跚起步(1949-1956) 。二、经历曲折(1957-1965)。三、遭受劫难(1966-1976)。四、拨乱反正(1976-1978)。五、改革创新(1978-1991)。六、繁荣发展(1992-2009)。[1]
有学者对60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变革进行总结。学者黄瑚回顾了60年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从传媒状况、新闻理念、新闻实务、经营管理等方面梳理了1949-1957、1957-1966、1966-1976、1976-1992、1992至今五个阶段新闻事业的发展轨迹。[2]李良荣教授对比了新中国前后30年新闻业的巨大差异,认为,“后30年中国新闻业发生意义深远、成果显著的巨大变化。前后30年中国新闻业带有根本性的变化是从前30年的宣传本位转向后30年的新闻本位。正是这一带根本性的变化推动了其它一系列变化。”[3]童兵教授认为,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我国传媒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是传媒业发展的两大基础性因素。这是中国传媒60年发展的基本经验。[4]学者尹韵公总结了60年中国传媒事业的特色及启示:一、一定要坚持“中国特色”。 二、一定要把国家利益和民族大计置于头等价值依归。三、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开放。[5]
除上述学者从宏观图景对60年描绘之外,学者还做了专题论述。童兵教授回顾了60年对新闻事业属性的认知,从“驯服工具”到“以人为本”,这一认知历程,反映了四个方面的进步::对人的尊重和对人全面发展的重视,对科学的尊重和对新闻传播规律的重视,对人权的尊重和民主政治体制改革自觉的回归,经济振兴和经济对新闻传播事业的推动。[6]学者陈力丹论述了60年传媒性质的变化,认为传媒经历了从阶级斗争的工具―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文化产业这样的性质变化,而这样的变化随之带来了新闻报道方式的变化。[7]李东东回顾了60年中国报业的成长过程,他把报业发展分为五个时期,从报业经营运作角度探讨了每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一、拔旗易帜的新中国报业(1949-1956)。二、经历曲折的新中国报业(1957-1978)。三、迎来春天的新中国报业(1979-1994)。四、走入市场的新中国报业(1995-2003)。五、深化改革的新中国报业(2003-2009)。[8]张骏德总结了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基本成就与改革经验:1.摒弃“广播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广播是无产阶级全面工具”的错误说法,把广播定位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是党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和桥梁。2.摒弃“假、大、空”的恶劣文风,提倡广播新闻“真、短、新、快”。3.确认新闻价值与宣传价值是选择新闻报道的两大主要标准,形成了按新闻规律报道的共识。4.广播不仅要从事宣传、提供娱乐,还必须提供信息、介绍知识。5.人民广播事业既要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又要突出听众的地位,真正把为听众服务作为办好广播的出发点和归宿。6.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各省市广播电台,都将新闻节目作为广播节目的主体与主角,在新闻改革中重点抓好新闻栏目的改版与创优创新,不仅扩大信息量,而且增强时效性,使新闻报道权威可靠、报道迅速、节奏明快,又锐意创新,追求信息密集、视野广阔、深度开拓。7.采用直播与录播相结合的传播方式。8.广播既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又是信息产业。[9]
有学者梳理了新闻实务的演进路线。学者陈力丹认为中国传媒新闻报道方式最近60年的变化,基本围绕着调适报道中“事实”与“意义”展开。他总结了60年报道方式的变化和特点:事实选择回归新闻价值标淮;新闻报道的道德理念向“以人为本”转变;报道结构呈现职业化。[10]陈力丹还探讨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典型报道的演变:起点―合理想象―为思想解放开路―“高大全”的蜕变―弘扬道德―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11]他还梳理了新中国60年来新闻文风的演变:1949～1956年,建国初期新闻文风的“政治化”;1957～1977年,“左”倾错误时期新闻文风的不断恶化;1978年至今,改革开放进程中新闻文风的“专业化”变革;认为新闻文风的变化与整个国家和社会、与新闻传播业的结构和形态的变迁息息相关的。[12]
二、媒介融合
“报纸消亡论”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同时也带来了对传统媒体,尤其是报纸命运的思考。研究者也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普遍认为媒介融合是报纸的必然出路。媒介融合的路径是研究重点,学者们借鉴国外经验,从技术融合、理念、实务、经营、规制等角度提出了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媒介融合的思考,规制融合成为研究的新动向。
1、媒介融合意义探析
有研究者对媒介融合的目的进行探讨。陈国权对一些被普遍认同的媒介融合战略价值的重新探讨与辨析。认为媒介融合的目的当然不是指某个报业集团拥有尽可能多的媒介类型,而是不同媒介类型间的嫁接、转化、融合,形成各媒介形态的核心价值,占有产业价值链的关键一环。[13]杨海军认为媒介融合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社会的媒介化。媒介融合的提出标志着传媒业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上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变革,一方面促使传媒业的内涵与外延重新界定,另一方面也再一次提升了传媒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14]
有研究者分析媒介融合的利与弊。金永成认为。媒介融合增加了媒介的经济价值和经济回报。首先,媒介融合可以使得各种媒体充分享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性;第二,由于人们对新闻真实性、权威性的要求,使网民更信任传统媒体所创办的网站;第三,媒介融合可以分散风险;最后,媒介融合节约了交易费用。[15]陈国权论述了现阶段媒介融合易产生的负效应:媒介融合易导致内容同质化、对竞争力的消解、可能产生磨合风险、无法适用所有报道形式。[16]孙海论述了融合媒介的利与弊。认为融合媒介具有以下优势:强大的信息检索功能;运用多种媒介形式全方位展示客观世界;政府、媒介、民众的即时互动功能;便携功能。但也具有弊端:(一)跨媒介集团造成媒介文化日益中心化和其他文化日益边缘化。(二)融合媒介的构成形态导致媒介拟态环境的无限扩大。(三)人对媒介的依赖性大大增强,导致“媒介人”的产生。[17]
2、媒介融合的关键问题
蔡雯论述了资源整合是媒介融合进程中的一道难题。资源整合过程中面临很多难题,一是内容同质化问题。二是资源整合过程中媒介之间的体制不相融、文化不相融、人员不适应等问题,甚至还会因为现有媒介规制的原因,遇到来自上层管理机构的阻力,使媒介的资源整合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18]
学者彭兰认为,媒介融合时代有四个关键变革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个体变革,在集体竞技中确定个人角色;体制变革,在新共同体中实现业务流程再造;产品变革,在集中化市场中推进个性化满足;媒体角色变革,在新产业链条上谋求新定位。[19]
学者朱春阳认为,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特殊的传播格局,对媒介融合规制研究的中国面向应该成为研究的重点,政策规制作为核心议题,其价值取向与目标应该体现中国的现实与未来发展要求。[20]
肖赞军认为在媒介融合进程中, 传统传媒的纵向分业规制遭遇根本性挑战:首先, 媒介融合强化了传媒市场竞争, 传统传媒规制的市场基础正在消失。第二, 为了在传媒市场保持多种“声音”,促使观点和意见多样化, 保护文化的多样性, 世界各国均在一定程度上严禁交叉进入。第三, 传统传媒的所有权法则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第四, 在融合后的传媒产业实施传统规制,将导致规制重叠与规制真空。并描述了世界一些国家的规制模式,以此为参考,对我国传媒规制有一些建议:第一, 内容与传输分离规制;第二, 坚持技术中立与业务中立原则;第三, 组建融合性的规制机构;第四, 放松资本准入。[21]刘滢分析了媒介融合面临的两大大问题:体制障碍、渠道强势。[22]
3、媒介融合的实现路径
黄建友论媒介融合的演进路径:从阶段上看,媒介融合应该最先表现在传播渠道的融合上,而后是传播内容与媒介功能的融合,之后再是媒介组织机构的融合,且媒介机构的融合又会促使媒介内容、渠道、手段、功能、形态等方面的进一步融合,媒介融合正是这样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23]
学者蔡雯认为中国的媒介融合经历了由报网互动到报网融合的递进式发展过程。在融合的媒体中,新闻传播的变革集中体现在“融合新闻”,融合新闻发生在新闻编辑部中,我国新闻媒体在从互动到融合的进程中,也对编辑部机制进行了各种改革。[24]
左曙光对媒介融合时代媒体运营策略思考:1.产业链上各司其职。2.价值链上寻找突破点。3.分众与聚众――市场的再思考。[25]
李红祥借鉴美国媒介综合集团的经营管理模式提出了我国媒介融合下的传媒管理创新建议:1、建立跨媒介集团的协同治理结构。2、建立统一的三大中心,实现资源共享和协同作战。3、采用扁平管理。4、实行跨媒介的新闻生产。[26]
4、媒介融合的形态
吴晓珍从技术、制度、产业、产品四个创新角度对媒介融合进行分析。一、媒介融合肇始于技术创新,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是媒介融合的基础和必要条件。二、媒介融合诉诸于制度创新,在我国则表现为文化体制改革。三、媒介融合深化于产业创新,四、媒介融合表现为产品创新。[27]
辜晓进解读了“媒介融合”,认为应从多媒体、资源共享、组织整合三个角度理解媒介融合。[28]
5、传统媒体应对策略
有研究者提出报纸媒体的应对策略。石磊认为媒介融合可以充分发挥报业和新媒体的优势。在媒介融合时代,要应对新媒体的挑战,报业就要大力实施数字报业战略。数字报业的实现途径很多,概括起来可以分为内容融合和渠道融合,以及伴随其中的体制机制变革和经营拓展。[29]
有研究者论述了四大主流媒体的应对。梁智勇以CCTV、SMG、凤凰卫视与新华社为例,“从产业链分析角度入手,解析了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国四大主流传媒机构的新媒体战略:(一)通过战略结盟,整合内容、技术、渠道和终端资源,突破“内容为王”理念的“路径依赖”,避免沦为纯粹内容供应商的风险。(二)引进外部资本,依靠资本化、市场化、公司化的手段整合产业链。(三)品牌化主导,赢得市场竞争的主导权,创造多方共赢的市场新格局。”[30]
广播媒体的应对。毛永晖探讨了媒介融合趋势下广播的战略转型:1.发挥广播在舆论引领中的独特功能;2.推进类型化广播向深层发展;3.实施广播整体产业化发展新战略。[31]
有研究者论述了媒介融合中的业务转型。蔡雯总结了媒介融合进程中新闻报道在内容层面与管理层面上的突破与创新。新技术的应用与传播渠道的汇流使新闻报道主体由单一向多元拓展,报道内容创新以全社会共同创造与个人化表达为主要突破点,在管理层面上主要表现为跨媒体新闻团队的组班、一体化新闻生产平台的打造和“触合新闻”项目管理。[32]袁志坚探讨了媒介融合进程中编辑业务的变革,(1)编辑理念将从以受众为中心转为以用户为中心,以“公民新闻”为观念的互动式编辑理念将得到确立;(2)编辑流程的再造,实行报网一体化的模式和流线型、共享式的运作;(3)信息产品的创新,侧重于优质新闻的生产、产品形态的丰富和产品链的延伸。[33]李志君着重探讨媒介融合趋势下的新闻评论工作的可为空间:利用媒介之间的合作模式、操作平台甚至是新媒体将代表主流意见的声音传播得更清晰、更透彻,直接对新闻作出评论,构建公共话语空间。[34]
三、网络舆论监督的负面效应及政府应对
2008年被称为我国的“网络舆论监督年”。因此,本年度,关于网络舆论监督的研究持续升温。研究者多集中在网络舆论监督的负面影响及其规避上。研究者主要从非理性、非民意、侵权指出其负面特点。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冲突仍是研究重点。关于网络舆论中的政府应对,研究者主要从监测、引导、控制、管理几个角度提出建议。普遍认为舆情监测是前提,信息公开是法宝、积极主动是关键、重视民意是根本。突发危机事件是研究的重点。
网络舆论监督的负面效应及其规避
有研究者论述了网络舆论监督的问题及对策。曾维康论述了2008年中国网络舆论监督问题与挑战。当前网络舆论监督的困境:谣言、诽谤、诬告等虚假信息大量存在。个人的隐私权、名誉权面临时常被侵犯的尴尬。网络暴力、网络容易滋生事故隐患。为规避网络舆论监督存在的诸多问题,应从主客观上下足工夫,客观上加强网络舆论相关法律的约束机制和引导效应;主观上,应加强行业自律和个人自律。[35]吴建华论述了当前我国网络舆论监督存在的问题和解决路径。当前网络舆论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其一, 虽然互联网在我国发展迅速,但普及率仍然较低。其二,我国网络舆情的代表性尚不能充分反映社会公众的利益表达。其三, 网络媒体的虚拟性和商业性, 以及媒体“把关人”的缺失使得网络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信誉度受到质疑。其四, 我国目前还缺乏完整统一的新闻法规体系来保障媒体舆论监督的独立地位和规范舆论监督主客体的行为。解决当前网络舆论监督中存在问题的路径:第一, 加强对互联网应用的物质基础投入, 加速互联网的普及。第二, 加强新闻媒体立法, 实现新闻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权健康有序发展的统一。第三,网站应不断提高创新能力,积极策划和开辟一些独特新颖的栏目, 丰富自身个性和报道特色来扩大对其受众的影响力。[36]关梅论述了我国网络舆论监督的问题与出路。目前,我国网络舆论监督存在的问题:第一,网络舆论中带有情绪色彩的言论较为突出。第二,在网络舆论监督中形成的舆论压力往往会对处于审判过程中的司法机关产生影响。出路:重视网络舆论监督与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之间的互动,并着重发挥传统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大力开展网络素质教育。[37]
有研究者分析网络舆论监督的失范现象。弓悦分析了网络舆论监督的缺失问题:一、公信力的缺失。二、制度保障的缺失。三、理性的缺失。[38]郑雯从网络公关费看舆论监督的失范。认为“网络舆论监督敲诈”和“网络有偿不监督”成为两种最突出的网络舆论监督失范。[39]王秋菊认为网络舆论监督在维护公民权益过程中存在的误区:网民的正义感和爱心容易被网络中的虚假信息所迷惑和利用。网络舆情的偏激性及非理性导致网络舆论监督失衡。[40]
有研究者分析了网络舆论监督和司法的关系。张颖探讨了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认为网络舆论监督的局限性会在某些情况下受到煽动和操纵,对某些案件的情节过于渲染或妄加评论,从而对法官判案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心理负担。解决策略:首先,各级政府可以开辟可行的反馈沟通渠道。其次,对网络舆论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第三,在道德方面,构建网络道德原则规范。最后,在法律方面,完善相应的政策法规。[41]卢鹏从程序正义角度来探讨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冲突平衡的方式。认为网络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冲突的重要原因就是公众的知情权和司法相对封闭之间的矛盾,他认为解决此矛盾的方式是强调程序的参与性与程序的公开性,并对现行的诉讼规定提出了完善建议。[42]
有研究者指出传统媒体应加强引导,与网络媒体合作,更好引导网络舆论监督。胡琦认为媒体应该在网络舆论中保持理性。目前,网络舆论逐渐由网上走到网下,实现落地。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媒体通过关注网络舆论,产生强化、放大、引导、驱动的作用,最终促进事情的解决。同时,也造成了风险,如在“杭州飙车案”中,传统媒体被网络牵着鼻子走,几乎把自己逼到舆论审判和媒体杀人的边缘,因此保持媒体理性是当下紧要的任务。[43]一冰从“杭州飙车案”报道看网络条件下的舆论监督。认为传统媒体过度依赖网络,网络的肆意性就会很容易地动摇新闻舆论监督的一些基本准则,如准确权威、客观公正等,从而产生社会责任缺失等诸多负面影响和不正常现象。准确权威、客观公正是舆论监督的根本。[44]
网络舆论的政府应对
关于政府应对网络舆论策略。李敏论述了我国网络舆论的现状及政府应对策略。现状:1.网民地域分布出现“城乡一体化”。2.网民年龄结构出现“低龄化”。3.网民群体收入的“贫困化”。对策:1.提高对网络舆情的研判和应对能力。2.提高对网络舆论监督的心理承受力。3.重视事件报道中网络舆论的导向。4.提高政府在网络舆论中的议题设置能力。[45]燕志华认为政府进行公关处理,化解危机对策:抓住黄金时间实施干预;信息公开是个法宝;借鉴搜索引擎危机公关的方法,用积极的正面的新闻“覆盖”消极的反面的新闻;政府官员需要了解网络传播知识,推进施政的民主化、透明化。[46]郭晓静分析了网络舆论在政府行为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问题:(一)网络舆论监督对国家信息安全造成威胁。(二)网络舆论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歪曲政府行为的事实。(三)网络舆论监督区域发展不平衡,造成事实上的政治参与不平等。对策建议:(一)建立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培育现代监督文化,促使网民和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二)提高公民参与网络舆论监督的能力,实现网络舆论对政府行为监督的人人平等。(三)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建设。(四)加强网络媒体自身的建设。(五)加强对政府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提高其接收和处理网络信息的能力。[47]
有研究者提出应对网络舆论进行控制。谷猛分析了网络舆论的形成与控制。认为网络舆论的控制应:积极发挥传统媒体的优势,将网络媒介和传统媒介有效结合;培养大量舆论领袖;研究网民的心理。[48]
有研究者探讨突发危机事件中的政府应对
关于危机舆情的应对。喻国明分析了舆情热点中政府危机干预的特点及借鉴意义。认为近期舆情热点中政府危机干预的特点及借鉴意义是:1.从干涉的时机来看,有时过于滞后。2.从干涉的主体来看,多是越级干涉,事件的直接相关主体往往比较低调。3.从干涉的方式来看,主要是主动(或被动)表态和开始处理事件的行为。4.从报道干涉行为的媒体上看,传统媒体的影响力不可小觑。5.从干涉行为的效果来看,无论何种干涉方式从总体上看,都是有效的、积极的,议题出现变化。6.干涉行为是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切勿希望一劳永逸,议题的消弭和消亡是个过程。[49]
有研究者分析危机管理模式。李斌探讨了了网络舆论危机的治理范式。网络舆论危机的治理思路应遵循价值―组织―制度的分析框架,培育政府―社会―公民的多元治理范式。这种治理既包括正式的制度设计、信息公开、政府上网、舆论引导、重建信任等政府应对措施,也包括公众理性的政治参与。[50]
有研究者结合突发危机事件中的政府应对,得出借鉴和启示。张爽探讨了突发事件中网络舆论的理性化引导。认为纵观近两年发生的突发事件,网络舆论在不断发生变化,正逐渐走向理性化。突发事件中网络舆论理性化引导的策略包括:第一,把握舆论主导权,保证信息的及时、公开、透明。第二,加强主流网站舆论引导力,重视整合传统媒体。第三,合理设置议程,有效培养意见领袖。第四,完善网络立法,提高网络道德。[51]蔡尚伟以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故为例,探讨了发生重大突发事件中的政府网络舆论引导。一方面,政府及时公布最新消息,有效地引导舆论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主流网络媒体密切跟进和配合政府的行动,纷纷以开设评论专栏或专题的方式深度介入舆论中心,使政府主导的真实信息传播不断得到加强,而民间舆论场纷纷转载官方言论,使得民间舆论场的意见表达渐趋理性,与官方舆论场逐渐对接。为今后我国应对类似突发事件树立了舆论引导的成功范例。[52]林凌通过分析新疆7.5事件网络舆论应对的困难与失败,提出应根据暴力事件发生的不同阶段的特点分别进行网络舆论预防、网络舆论反制和网络舆论反击。事件发生前,网络舆论预防的根本途径是增强新闻传播的预见性和导向性。事件发生后,网络舆论反制要靠信息公开与主动引导。网络舆论反击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与嵌入式采访。[53]
四、传媒伦理的冲突与建构
随着传媒生态的变化,传媒伦理冲突、失范现象引起研究者的重视。研究者不再一味指责传媒伦理缺失的原因是新闻从业者个人的原因,而是找到了更深刻的根源,如新闻理念和社会道德的冲突;新闻操作和司法的冲突等。其中,网络带来的伦理冲突最为明显和棘手。关于冲突的解决,研究者引入伦理抉择模式。关于伦理失范的原因和对策,一些研究者认为原因来自市场的异化,有的研究者认为是规制的缺失,其解决方法主要是完善规制、加强自律等。
伦理悖论与冲突
有研究者分析传媒伦理冲突的内在原因及解决策略。童颖骏分析了媒体伦理二律背反的内在起源、现象及解决建议。内在起源:媒体关注民生、满足受众知情权的职业价值观与维护公平、法律尊严的社会责任,无法同时得到实现,就在事实上构成了媒体伦理的二律背反。公众对媒体角色的误读,往往导致其对媒体职能的部分“取用”,这便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媒体职责与社会伦理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传媒伦理二律背反现象:一,坚持持道义论,还是功利主义?二,是简单地同情弱者还是客观中立? 三,职业竞争力与道德伦理之间的取舍。她认为解决此问题应引入统筹兼顾的系统论方法,对媒体伦理的各个维度进行综合考量,由此作出符合绝大多数公众利益的价值判断。首先,媒体在报道“两难”新闻时,应具有开放性的眼光和气度,不应仓促妄下是非结论。再次,媒体可以提供具有互动性的公共交流平台,不失为寻求化解两难矛盾的办法。关键在于,是否能在制度设计上,为化解传媒伦理悖论提供更多的町能途径。[54]管成云认为我国新闻媒体进行了体制改革,由于这种改革不是在市场经济的磨合中自然进行的,而是在行政作用下强制进行的,因而很难找到传媒双重属性的契舍点,使新闻伦理陷入了二元对抗的困境之中,造成新闻伦理的异化。因此。要彻底改变新闻伦理的堕落局面,必须建构一套系统的新闻伦理制度。这种制度的构建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尝试,第一,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来构建新闻伦理制度。第二,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来构建新闻伦理制度。[55]
有研究者探讨了网络中的伦理难题。吴献举博客公共领域的私人化带来一些伦理冲突问题:1.博客传播中的表达自由与社会的公序良俗的冲突。2.博客传播中话语权与他人名誉侵权、隐私权的冲突。3.有关博客传播中的“人肉搜索”现象也涉及到侵权问题。因此,根据博客传播的特点,博客传播主体应通过伦理自律来建构兼顾自由与责任的博客传播秩序。[56]李建军对“人肉搜索”网络传播伦理的建构提出了建议:1、网民的道德规范。2、管理者的道德规范。3、注重建章立制,有法可依。[57]张燕认为日益膨胀的自媒体权力带来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社会效应,她从公共议题和私人议题两个层面确立起自媒体分别的态度立场,建立起对公锱铢必较和对私包容大度的自媒体伦理标尺。[58]
有研究者建议用伦理选择模式解决伦理冲突。陈俊妮认为社会伦理学的波特图式可以帮助学者和记者分析伦理困境中时如何从根本动因出发作出明晰的行动选择。同时指出我国有与西方差异很大的伦理文化,有着完全不同的新闻体制,这些都将影响我们在运用波特图式进行伦理分析时的思维角度。[59]
伦理失范及建构
有研究者总结了伦理失范的表现。吴欢总结了伦理失范的主要表现:一、为获取竞争优势,夸大事实甚至进行诽谤,无视公民或组织的名誉权和隐私权。二、新闻传播者在履行监督权时存在干预司法公正的倾向。三、市场条件下为追求经济利益,新闻娱乐化、内容庸俗化趋势日益明显。四、新闻伦理与社会伦理价值尖锐冲突。认为媒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强新闻伦理建设:一、敢于坚持真理,揭示真相,树立媒体公信力。二、真实、独立、客观地报道。三、承担社会责任,明确法律界限,保护被报道者权利。[60]
有研究者分析伦理失范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马艺对新闻伦理道德失范原因进行了深层阐释:一是规范制定不完备; 二是新闻伦理道德规范与实现规范的行为和价值评判标准上存在着冲突从而引发新闻伦理道德失范。新闻伦理道德规范在新闻实践中面临的价值冲突是失范的深层原因: 新闻职业价值与新闻价值;新闻伦理道德与社会伦理道德;新闻价值与新闻伦理道德;新闻职业价值、新闻价值与社会伦理道德。缓和冲突方法:(一)明确“角色认同”。(二)坚守“以人为本”。(三)建立“内外监督”。[61]闻娱认为媒介交换网络中流通的主要资源的交换是新闻伦理问题的根本动因。媒介交换网络中流通的主要资源包括权力资源、经济资源、信息资源、媒介渠道资源以及受众的注意力资源。五种资源组合而成四个主要的资源交换场域。行动者在资源交换的过程中,各方行动者都试图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这是导致诸多新闻伦理问题出现的根本动因。并认为资源的再分配与交换规则的再调整,是寻求规避媒介伦理问题的可行路径。[62]王卉研究了中国新闻伦理问题的逻辑起点,认为新闻闻伦理失范实质是“关系”的不正确。她分析了五组关系:(一)传媒与被采访对象(含消息来源)的关系。(二)传媒与受众的关系。(三)传媒与广告商的关系。(四)传媒与传媒之间的关系。(五)传媒与党政管理部门的关系。[63]她还认为解决此问题一靠教育,二要以明确的伦理主体与成熟的伦理模式带出理性的行为。三要以多元化的社会反馈系统形成健康的事后评价机制。[64]
五、党报创新
本年度,人民日报的再次改版引起了新一轮的改版热潮,这次改版也凸显出在传媒体制变革、新媒体冲击与金融危机影响下党报的生存空间问题,许多研究者指出党报创新是未来发展之路。关于党报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念创新、技术创新、经营管理创新、实务创新几个方面。
理念创新
有研究者指出党报创新的方向。丁柏铨以《人民日报》改版为例,指出党报创新的方向:第一,向机关大院和办公室以外的空间辐射和渗透第。二,做有深度和有说服力的报道。第三,将言论做得深入人心。第四,将改进文风作为重要抓手。[65]常法武认为党报创新应正确把握变与不变。坚持大事大处理的思路不变,但在表现形式和实际效果上要变得更新、更深、更震撼;坚持新闻规律和宣传规律和谐统一的方向不变,但在传播方式和表现模式上要创新求变。坚持版面大气,格调高雅的版面风格不变,但版面编排和设计要大胆突破创新。坚持三级策划的报道体制不变,但在组织形式上要更加灵活多样。[66]周跃敏提出以两个舆论场对接体现党报时代性。以传播学视角把握党报新闻规律性。以全新话语体系体现党报创新性。[67]姜凤羽提出党报创新的五项原则:第一、党报的性质、任务和责任不能变。第二、党报改革创新应该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一致,不能偏废,不能对立。第三、党报改革创新不能背离使命和任务,应坚持政经大报风格,要与晚报、都市报和其他平面媒体形成差异化。第四、改革创新应该围绕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探索指导性与吸引力的有效统一。第五、党报改革创新必须在同级党委和主管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进行,同时也需要办报人的创造力和责任意识。[68]罗杰认为党报改革创新应以正确的舆论导向立身;以长抓不懈的业务建设立足;以把握新闻传播规律立信;以准确的舆论监督立威。[69]
有研究者分析党报创新的具体策略。余晓林分析了党报创新的四个“节点”。1、理念创新,“强化党报的新闻功能,弱化纯粹的宣传功能,坚持用新闻的视角、新闻的形式来引导舆论”。2、内容创新:提升新闻性,降低“工作味”。3、形式创新:优化版面元素,构建视觉中心。4、管理创新:建立奖惩机制,完善考评制度。[70]曲绍堂用八个关键词来概括党报创新:定位创新:政经大报;文风创新:鲜活语态;生产创新:流程化;品质创新:增强亲和力;报道创新:争取独家;功能创新:舆论监督;发行创新:营销运作;核心创新:从业人员。[71]桂清萍分析了新媒体竞争下党报的创新策略。认为“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是一种“替代品竞争”。党报的创新策略有:解放思想,树立适应时代的“大媒体”理念;创新内容,打造质高独特的新精品;实现品牌价值在新媒体领域的延伸;整合资源,完善党报的宣传手段;培养人才,塑造“复合型” 和“全才型”记者。[72]
实务创新
有研究者探讨报道创新。学者丁柏铨通过对改革30年党报新闻业务改革纵向和横向考察,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党报报道内容的改革上,改进时政报道、重视民生新闻、加强舆论监督;在党报报道方式的改进上,各级党报进行了长期努力,致力于创新报道方式、创新文风,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闻报道有所增加。[73]
有研究者分析了版面创新。赵顺禄探讨了党报版面创新,认为目前一些地方党报版面编排中存在一些问题:版面元素运用不科学;版面结构功能不协调;版面风格构建不规范等问题。版面创新需要:提高对版面工作的重要性认识;树立正确的编排思想;深化版面主题;合理搭配版面元素;整合相关版面、栏目,防止新闻无序堆积;明确版面定位,强化服务功能。[74]
有研究者提出评论创新。汪谷震提出党报评论创新要:一、转变观念。做到“站得高、跟得紧、贴得近”。二、打造品牌,做到“气势大、切口小、风格活”。三、改进文风。做到选题准、形式新、队伍强。[75]
技术创新
丁士从技术创新提出报网融合是党报的创新之路:报网融合实现党报资源的总量递增与优化配置;以传播手段创新增强党报的舆论引导能力;以报网一体实现党报的品牌延伸和水平提升。[76]
王卫明分析了Web2.0条件下认为,党报读者的变化,认为应开启新的传播策略:主动开辟“全媒体”时代,抗衡Web2.0的“媒介选择多样性”;积极进入“广互动”时代,抗衡Web2.0的“双向传播”;适时开启“全免费”模式,抗衡Web2.0的“免费”优势;尽快走出“裸宣传”时代,抗衡Web2.0的“个性化、亲和力”。[77]
经营管理创新
许根宏建议创新用人机制。认为作为我国传媒主阵地的党报,除外部体制性因素需要改革外,当前还要采取切实可行的举措,通过党报传媒自身的改革――创新用人机制,解决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78]
齐振平以《辽宁日报》的创新实践为例,党报创新经验:由政治家办报向“为政治家办报”延伸;由紧紧服务中心向“按新闻规律要求做好宣传工作”延伸;由做大做强单一产业向“积极发展多元产业”延伸。[79]
徐玲英以《嘉兴日报》改革为样本,指出地方党报的结构创新。需要着手产品结构的创新、媒体结构的创新、投资结构的创新、产业结构的创新,但对于一向受观念与体制制约特别明显的地市党报而言,从产品结构创新入手,辅以媒体结构创新的路径选择。[80]
六、新闻教育反思与变革
本年度,时值复旦大学新闻学院80华诞,汇聚全球知名新闻学院院长共商新闻教育问题,由此拉开了新闻教育研讨的序幕,研究者纷纷对新闻教育进行自己的思考,普遍认为,在全球化、新媒体、传媒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新闻教育暴露出诸多问题,必须进行改革。改革方向之一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改革方向之二是从注重实践到同时注重新闻理想、职业精神的培养;改革方向之三是应对媒介融合时代的教育变革,培养跨媒体、跨专业的复合型人才。需要从理念、机制、教学、设备、人才培养等方面共同变革。
有研究者论述了新闻教育的几大关键问题。学者杜骏飞回答了新闻传播教育的若干基本问题。一、新闻化还是传播化?他认为:1、传统新闻学教育是不可取代的。2、新闻学教育必须扩大内涵。3、满足这一相互矛盾的两种要求,只有一种解决之道:把新闻教育视为多学科培养任务,即在新闻教育中,将培养记者编辑的新闻教育与培养非记者编辑的新闻教育分开。4、在传播学教学中,继续扩大其内涵,延伸其应用。二、教育化还是学术化?他认为这不应该成为问题:作为教育的新闻传播学,理应首先是教育本位。至于学科本身的理论化发展,自然是教育能力的依托之一,但教师学术水准的提升,不可以用牺牲教育质量的方式来实现。三、教什么与如何教?通识教育与专才教育的关系是什么?正确的回答理应包括以下观点:先有通识教育,而后才可能有真正的专才教育;专才教育的内容依不同人才培养的目的而定;专才教育也不是以理论为主导的本科教育,而是应该强调实践性的实务训练,同时,新闻学教育要开始重视研究性教育并鼓励学生及早开展研究性学习。[81]
有研究者探讨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教育的变革。蔡雯研究了媒介融合前景下的新闻教育改革。认为需要从专业设置、课程改革、师资队伍建设等多方面着手。1.培养具有“全媒体”业务技能的新闻人才。2.培养有复合型知识结构的专家型新闻人才。[82]尹良润认为目前国内针对媒介融合所进行的教育改革中,最大难点在于师资力量的缺乏。他建议教育部在从2009年开始的新闻教育师资培训项目中适当加大媒介融合方面理论与技能的培训内容。另外课程体系亟需更新。总之,不论是师资结构、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实验设施,还是培养环节、科研机制等方面都需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才能适应媒介融合的需要。[83]黄昌林分析了传媒的变革带来的传媒教育的变革。一是传媒产业化变革,要求新闻传播教育理念必须实现“ 三个整合”、“ 一个规范”:教育界与新闻业界人才资源整合;高校与高校之间人才资源整合;高校内新闻传播专业与企业经营管理专业资源整合。“一个规范”是针对新闻传播专业急逮膨胀的现状,国家教育管理部门应该通过一定的行政手段对其规范。二是媒介形式的变化要求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变革。”三是新闻生产方式的转变,要求传统新闻业务教育应及时地将新诞生的新闻理念和实践创新引人到教学中来。[84]温海玲认为媒体融合对于新闻教育来说,“技术主义”和“人文主义”应当两不偏废,如何恪守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生产和传播有用的信息才是更大的挑战。[85]言靖认为应从课程设置、教学理念和方式、教学平台三个方面改革。新闻学科的课程设置需要突破传统的专业知识界限和专业技能界限,具有更强的开放性与兼容性。教师要提高自身的素养,进行知识重构和能力再造。教学平台不仅是传统的实验、实习平台,而且是包括日常教学平台建设在内的多种专业功能、多种使用目标的融合性教学平台。[86]
有研究者论述了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人才的培养。董广安对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进行思考。认为媒介融合背景下急需三类人才:跨学科知识的人才;跨媒体技能的人才;跨文化思维的人才。并提出传统新闻传播教育亟须在师资队伍、课程体系、实践环节三个基础部分进行调整和优化。[87]黄九清认为融合媒介时代需要三类新型人才:一是能够在多媒体集团中进行整合策划的高层次管理人才。二是能够运用多种技术工具的全能型记者编辑。三是关于新媒体的研究人才。[88]江凌认为21世纪新闻传媒业至少需要专家学者型、媒介融合型、经营管理型、新闻(传媒)策划型、技能应用型等五类新闻传媒人才。在以“通识”为体,“专业”为用,“体”“用”融合的新闻传媒教育理念背景下,通过制定多层次、有级差的培养目标,建立多元化的师资队伍,优化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课程设置,增设“经典原著”课程教学,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构筑互动化的教学实践平台等途径,有望培养出“体”(通识)“用”(专业)融合的复合型新闻传媒人才。[89]
总 结
综观2009年新闻学研究,其成果仍然是可圈可点,其特点也非常明显。
第一,旧热点的延续,未完成的历史。本年度六大研究议题也是近几年的热点。
其原因是传媒行业的进程中这些问题是未完成的历史。然而,旧问题有新的思考,比如对媒介融合传媒规制的问题重视;党报创新有学者提出分类管理的方法。传媒伦理不再把责任一味推向传播者,从新闻操作和伦理冲突层面探讨;新闻教育改革一直在谈,但怎么改一直悬而不决。本年度,有几点共识值得参考:一是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互补。二是与实践媒体合作。三是增加职业道德教育和信息素养教育。关于网络舆论监督,研究者也理性客观看待网络舆论监督的负面影响和实际功效;政府应对突发危机事件中的网络舆论,也是近几年一直研究的问题,研究者开始重视舆情监测,强调发挥传统媒体的引导作用,并建议设置议题、培养舆论领袖。
第二,理论和实践互动。本年度的研究多是基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传媒业发生的几大变化都是研究者思考的重点。如媒介融合背景下传统媒体该如何转型,新闻人才该如何培养;商业规则影响下的新闻传媒暴露出的新闻伦理缺失、舆论监督受人操控等问题受到关注。另外,人民日报的改版引起新一轮对党报创新的思考。
第三,注重“以人为本”。新闻的人文精神的回归是研究者强调的重点。在探讨伦理悖论时,研究者普遍认为当新闻操作和人本理念发生冲突时,应遵循以人为本。而在新闻价值的研究中,研究者非常强调人文关怀。在教育中,也强调新闻从业者和其它职业不同,人文精神应大于工具理性。
第四,反思性较强。本年度的研究显示出研究者强烈的反思精神。如对60年的回望中,研究者指出了新闻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网络舆论的质疑和反思,不再盲目推崇网络是舆论狂欢的舞台;对新闻教育反思,建议要应时而变;对传媒伦理的反思,从体制、机制、操作、教育等多个角度思考此问题。
总之,2009年的研究探讨更加深入,视野较为开阔,理论和实践结合。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是基础理论研究薄弱,对于新现象关注的热情远远大于对基础理论的研究。但新现象的研究的理论根基却模糊而混乱,这是由于我们的基础理论研究的欠缺。二是随意借鉴其它学科概念进行研究。一些研究者借用其它学科的概念或新名词研究新闻现象,一方面此概念的背景涵义存在误用。另一方面,此概念不一定适合研究此现象,貌似带了个大帽子研究了假问题。三是问题研究宏观叙事较多,深入和创新性较少。很多问题只是泛泛谈之,深入叙事较少,造成了同质化现象严重。建议研究者在未来的研究中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注重研究的严谨性,深入研究问题,新闻学的研究必将百花齐放!
注释:
[1]郑保卫:新中国60年:新闻学研究发展历程回望《新闻与写作》 2009年10期
[2]黄瑚:60年风雨中耕耘 60年阳光下收获――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轨迹 《新闻记者》 2009年10期
[3]李良荣:艰难的转身:从宣传本位到新闻本位――共和国60年新闻媒体《国际新闻界》 2009年09期
[4]童兵:依托改革与科技的双翼腾飞 中国传媒业六十年发展的基本经验 《传媒》 2009年10期
[5]尹韵公:新中国60年:当代中国传媒事业的特色与启示《新闻与写作》 2009年第10期。
[6]童兵:试析新闻事业人民属性六十年认知历程 《国际新闻界》 2009年09期
[7]陈力丹:新中国60年:关于传媒性质的认识及新闻报道方式的变化《新闻与写作》 2009年10期
[8]李东东:60年,中国报业与新中国一起成长 《中国报业》 2009年10期
[9]张骏德:试论新中国广播事业60年的历史经验《新闻记者》 2009年10期
[10]陈力丹:论60年来我国新闻报道方式的演变《国际新闻界》 2009年第9期。
[11]陈力丹: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典型典型报道演变的环境与理念《当代传播》 2009年第5期。
[12]陈力丹、黄伟:从“政治化"到“专业化”――新中国60年来新闻文风的演变《青年记者》 2009年第16期。
[13]陈国权:报业媒介融合的价值辨析《中国记者》 2009年05期
[14]杨海军:媒介融合:缘起与终极目标《传媒》 2009年4期
[15]金永成、曹航:产业组织理论视角中的媒介产业融合《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9年2期
[16]陈国权:现阶段媒介融合易产生的负效应《中国记者》 2009年第6期。
[17]孙海:融合媒介的利弊之辩《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 2009年03期
[18]蔡雯:资源整合:媒介融合进程中的一道难题《新闻记者》 2009年09期
[19]彭兰:媒介融合方向下的四个关键变革《青年记者》 2009年第6期。
[20]朱春阳:媒介融合规制研究的反思:中国面向与核心议题《国际新闻界》 2009年第6期。
[21]肖赞军:媒介融合时代传媒规制的国际趋势及其启示《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9年05期
[22]刘滢、吴长伟:媒体融合的问题解析《中国记者》 2009年04期
[23]黄建友:论媒介融合的内涵及其演进路径《当代传播》 2009年5期
[24]蔡雯:融合:新闻传播正在发生重大变革《新闻战线》 2009年第6期。
[25]左曙光、林曦:对媒介融合时代媒体运营策略的几点思考《新闻界》 2009年05期
[26]李红祥:跨媒介经营:媒介融合下的传媒管理创新一以美国媒介综合集团管理经验为借鉴《新闻界》 2009年3期
[27]吴晓珍:媒介融合发展策略解读――以创新经济学理论为框架《新闻天地(论文版)》 2009年09期
[28]辜晓进:媒介融合:做比说更重要《中国记者》 2009年2期
[29]石磊:数字报业的内容融合与渠道融合――媒介融合时代的报业发展战略《新闻界》 2009年02期
[30]梁智勇:媒介融合背景下传媒集团新媒体战略比较――以CCTV、SMG、凤凰卫视与新华社为例的研究《新闻大学》 2009年1期
[31]毛永晖:媒介融合趋势下广播的战略转型《青年记者》 2009年33期
[32]蔡雯、陈卓:媒介融合进程中新闻报道的突破与创新――基于2008年重大新闻报道案例研究的思考《国际新闻界》 2009年第2期
[33]袁志坚:媒介融合进程中的编辑业务变革――基于理念、流程、产品的视角《中国编辑》 2009年06期
[34]李志君、严燕子:媒介融合下的新闻评论《新闻前哨》 2009年第6期。
[35]曾维康:2008年中国网络舆论监督的光荣与梦想、问题与挑战《新闻爱好者》 2009年05期
[36]吴建华、班生:当前我国网络舆论监督存在的问题和解决路径《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09年03期
[37]关梅:我国网络舆论监督的意义、问题与出路分析《新闻界》 2009年03期
[38]弓悦:网络舆论监督的缺失问题《新闻爱好者》 2009年14期
[39]郑雯:从网络公关费看舆论监督的失范《传媒观察》 2009年09期
[40]王秋菊、刘杰:网络舆论监督与构建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新闻爱好者》 2009年08期
[41]张颖: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新闻天地(论文版)》 2009年09期
[42]卢鹏:论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冲突的平衡――以程序正义为视角展开《金卡工程(经济与法)》 2010年01期
[43]胡琦:网络舆论环境中的媒体理性《新闻实践》 2009年08期
[44]一冰:从“杭州飙车案”报道看网络条件下的舆论监督《中国记者》 2009年08期
[45]李敏:网络舆论与政府管治能力建设《领导科学》 2009年26期
[46]燕志华:网络热点舆论传播规律及其应对《传媒观察》 2009年12期
[47]郭晓静、高见:论网络舆论在政府行为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法制与社会》 2009年24期
[48]谷猛:网络舆论的形成与控制《新闻世界》 2009年12期
[49]喻国明:舆情热点中政府危机干预的特点及借鉴意义《新闻与写作》 2009.6
[50]李斌:网络舆论危机的治理范式研究《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9年04期
[51]张爽:浅析突发事件中网络舆论的理性化引导《安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04期
[52]蔡尚伟、唐丕跃:重大突发事件中的政府网络舆论引导――以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故为例《新闻与写作》 2009年08期
[53]林凌:“7•5”暴力事件的网络舆论传播特点及引导策略《当代传播》 2009年05期
[54]童颖骏:传媒伦理研判为何"按下葫芦浮起瓢"《新闻实践》 2009年10期
[55]管成云、谭婷:转型期新闻伦理的困境与突围《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3期
[56]吴献举:在私人性与公共性之间:博客传播的伦理冲突及秩序建构《学术论坛》 2009年6期
[57]李建军、刘会强:人肉搜索"与网络传播伦理《当代传播》 2009年3期
[58]张燕:悲天悯人:锱铢必较与包容大度――自媒体的伦理标尺《现代传播》 2009年2期
[59]陈俊妮:论波特图式在分析新闻伦理选择动因的作用《东南传播》 2009年6期
[60]吴欢: 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新闻伦理探析《科技信息》 2009年22期
[61]马艺、张培:多重价值的融合与冲突――新闻伦理道德失范原因的深层阐释《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9年02期
[62]闻娱:传播社会学视野中的新闻伦理问题探究《南京社会科学》 2009年10期
[63]王卉:关系模式中的中国新闻伦理问题探析《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05期
[64]王卉:中国新闻传媒伦理失范成因与对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9年11期
[65]丁柏铨、肖艳艳:党报改版的动因与方向――从7月1日人民日报改版谈起《新闻与写作》 2009年08期
[66]常法武:正确把握党报创新的变与不变《中国记者》 2009年12期
[67]周跃敏:以观念创新、制度创新拓宽党报功能《中国记者》 2009年12期
[68]姜凤羽:党报改革创新应坚持五项原则《记者摇篮》 2009年07期
[69]罗杰:高扬党报旗帜推进改革创新《中记者》 2009年3期
[70]余晓林:党报创新的“四个节点”《青年记者》 2009年27期
[71]曲绍堂、王君:谈党报的创新与竞争力《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02期
[72]桂清萍、李鲤:“替代品竞争”与党报的创新策略《今传媒(学术版)》 2009年第10期
[73]丁柏铨、肖艳艳:改革开放30年党报的新闻业务改革《新闻与写作》 2009年第2期
[74]赵顺禄:党报版面创新刍议《青海社会科学》 2009年4期
[75]汪谷震:党报评论创新的实践与探索《中国记者》 2009年10期
[76]丁士:报网融合:党报发展的战略机遇《新闻战线》 2009年10期
[77]王卫明、赵志杰、吴昊:Web 2.0条件下党报传播的应对策略探析《今传媒》 2009年10期
[78]许根宏:党报亟待创新用人机制《新闻战线》 2009年第10期
[79]齐振平:新形势下党报发展创新的实践与思考《新闻战线》 2009年04期
[80]徐玲英:地市党报的结构创新――以嘉兴日报三年改革为样本《新闻记者》 2009年10期
[81]杜骏飞:新闻传播教育的若干基本问题《新闻大学》 2009年01期
[82]蔡雯:媒介融合前景下的新闻传播变革与新闻教育改革《今传媒》 2009年01期
[83]尹良润: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教育改革初探 《东南传播》 2009年03期
[84]黄昌林:传媒变革与新闻传播教育《新闻战线》 2009年01期
[85]温海玲、杜骏飞:变革时代的战略理性――全媒体热潮中的冷思考《青年记者》 2009年06期
[86]言靖:媒介融合时代的人才培养《新闻爱好者》2009年18期
[87]董广安: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思考《新闻战线》 2009年04期
[88]黄九清:媒介融合背景下如何培养合格的新闻从业者《中国记者》 2009年10期
[89]江凌:通识为“体” 专业为“用”“体”“用”融合 培育复合型新闻传媒人才――基于全球化大学通识教育背景下新闻传媒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