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分析论文范文

时政分析论文篇1

关键词 教育政策 框架 范式 趋势

中图分类号：G520 文献标识码：A

1 教育政策分析的概念

首先，教育政策是政策的下位概念。政治科学创立者Lasswell曾给出政策的经典定义：“政策是一种含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教育政策的涵义从政策的涵义中演绎而来，正如有学者所概括的，对教育政策的理解应以四个角度，即“过程、范围、国别、方法论”为着眼点。从这四个角度分析得出教育政策的概念即 “国家为实现教育目标，完成教育任务，而协调教育内外关系所制定和实施的一种战略性和准则性的规定。”

“教育政策分析是一个具有较强综合性和应用性的活动领域，分析活动本身就呈现出价值倾向性、多元性、时效性以及变革性等特点。”教育政策分析是教育分析者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技术对教育政策的内容、过程以及结果等方面进行分析，从而促使教育政策达到预期目标的活动。”因此，科学地构建并灵活地运用教育政策分析领域的方法论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2 教育政策分析范式

2.1 教育政策分析法基本框架

根据美国政策学研究专家Brain & Lewis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观点，并结合Green的政策制定模型，即政策过程包括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政策形成（Policy Formation）、政策决定（Policy Decision）和政策政治分析（Political Analysis）四项活动。本文将教育政策分析内容概括为三个方面：内容、过程以及价值。教育政策的内容是对政策背景、文本、原因和结构进行分析。主要研究和探讨政策的具体作用，以及实现途径等问题，以保证政策内容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教育政策价值分析主要研究和探讨“教育政策处理各种有冲突的教育利益诉求，或者分配有限的教育资源所依循的价值准则是什么”这一问题。由于不同的分析主体、教育政策决策主体和执行主体的价值观念各不相同，因此对教育政策价值分析的标准也会有所不同。

教育政策分析的三方面内容与社会学家Dahrendorf提出的社会的两面性的观点，根据Dahrendorf的理论，将社会理论分为理性观点与冲突观点。理性观点是政策发展与分析的传统模式，强调技术性实施以及目标的达成。这种对公共事务的决策方式可以帮助政府作出最高效的决定。批判理论建立在社会冲突性的观点之上。他们认为政策不是发生在真空中，它反映了互相竞争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妥协。冲突理论强调了权力在保持社会秩序中的重要性。教育政策会因利益分配而遭遇阻力。因而，政策分析着重揭示事实或“规律”背后的利益关系、价值选择和价值冲突，平衡和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需要。而准确预测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变动，对科学地制定驾驭政策，保证政策目标的实现，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2 教育政策分析范式的基本特征

首先，重视对未来的研究，从现状提出未来的发展趋势。政策分析法的立足点不仅仅是现在，更多地要考虑未来，要具备“未来”的视野。

其次，强调全球的观点，将全世界各个民族看作密切相关的共同体（共同利益）。全球化与本土化冲击下的教育政策分析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点。在全球化概念下，全球性议题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政策概念的借鉴一直都是比较教育研究的中心。于是在教育政策分析及比较教育研究方面，也开始回应有关环境污染、人权、疾病、性别平等以及单一文化教科书等世界性议题。（下转第16页）（上接第12页）

第三，发展的概念。教育政策分析法以社会变迁作为研究对象，强调对变化、创新、革命的研究。第四，跨学科性。教育政策分析的最终目的是建立可检验的理论，用实证的方法解决公共政策问题；它注重传统科学，特别是行为科学与管理科学的联系，整合各种学科的知识，构成一个集中关注公共政策制定的跨学科系统；政策分析具有跨学科的特点，从而成为各研究领域学者们共同关注的焦点。政策分析所涉及的学科包括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最后，教育政策应靠学者和官员共同研究。

3 教育政策分析法的发展趋势

在教育政策研究方法论的发展过程中，比较教育的研究范式是形成教育政策研究方法论的重要基础。国际间的教育文化合作与交流，促进了学者和政治家在教育政策研究的许多方面进行对话和切磋。教育的政治性已经成为教育学家们进行学术研究时的共识，他们认识到通过国家的政治程序对别国的教育政策优点兼收并蓄的必要性。他们尝试过呼吁国际组织采用“借鉴”的方法，将一国最好的政策做法移植到别国的教育政策中去；他们也曾对教育发达国家与教育不发达国家的制度差别与政策导向进行分析和预测，其目的是想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为什么一项政策在某一国、而不是在另一国被采纳（普鲁士报告）。各国政治制度的比较和教育政策的历史变迁之间关系的研究，可以使人们深入理解教育制度与政策选择的意识形态的本质。

其次，要实现教育政策研究方法的创新，就离不开多视角的、跨学科的知识支持和多学科的分析方法，从文化变迁的角度对新时期教育政策发展进行科学客观的分析和反思已成为教育政策研究的新视野。尽管全球化浪潮正在试图用一种宏大的文化语境制造席卷全球的教育模式，但只要国际之间的贫富差距没有消除，教育水平差距就必然存在，教育政策就会继续涉及面临更为复杂的文化价值观冲突等带来的问题。

最后，一项教育政策的出台，紧接着会出现多种社会话语评论的响应，这种现象几乎成为每一项重大教育政策实施后所面临的共同境遇。因此，教育政策传播的重要介质的公共政策的话语特征是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关注的新领域。Taylor也主张应把话语理论（discourse theory）运用到政策的批判分析中去，因为这”可使我们通过聚焦‘演说的政治’来探讨教育政策制定的复杂性。”我国学者李钢的《话语文本国家教育政策分析》中，选取教育政策文本及相关评论文本作为切入点，采用较为规范的话语分析和文本分析法，分析国家教育政策的形态和规律。

参考文献

[1] 张烨.试论我国教育政策分析的可能范式.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4）.

[2] 刘复兴.教育政策价值分析的三维模式.教育研究，2002（4）.

时政分析论文篇2

1.本文选题的角度较为新颖，文章脉络清晰，文笔流畅，基本观点明确。文章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学生没有完全深入和消化所查找的资料，论据不够充分有力。

2.选题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全文结构严谨，条理清晰，论点突出，语言通顺流畅，表现出作者比较扎实的语言功底和翻译专业基础知识，论文符合规范化要求。本论文选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达到了英语专业学士学位论文要求，同意该生参加论文答辩。

3.该文参考的文献资料充分且符合论题的需要。该文以xxx为例，重点探讨xxx。该文选题符合行政管理专业要求，结构完整，思路清晰，观点表达准确，格式规范，能较好的将行政管理专业知识运用来分析现实中的行政管理实践问题。但个别观点论证还不充分。总体上符合毕业论文要求。

4.该文选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性针对性和实用性。结构安排科学合理，思路清晰，层次分明。各部分之间联系紧密，观点表述准确，论证内容比较具有说服力，但文章缺乏自己原创的内容。

5.本文以xxx为题，重点探讨xxx。选题符合符合行政管理专业培养目标目标与专业特色，而且选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文章结构安排合理，层次清晰，写作时参考的相关文献资料与主题联系紧密，而且参考的资料较新，在写作过程中作者能较好地运用行政管理专业基本知识原来来分析行政xxx，在论证过程中，主要用理论论证和事实论证。但文章不足之处在与部分语句表达不清晰，论证还不够深刻充分，创新点不够。总体上符合毕业论文要求。

6.全文以xxx为题，选题具有较强的新颖性和实用性。全文结构科学合理，逻辑性强，思路清晰，查阅的参考文献资料符合论文要求。论证方法较合理。论证内容较有说服力。对问题的分析比较透彻。该生在论证过程中也能很好的将行政管理专业知识原理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无论从选题上还是观点论证上都符合行政管理专业培养目标要求。但创新点不够。

7.本文以xxx为题，首先对xxx-的论述，然后在重点分析xxx的原因，并针对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对策。因此该文在选题上紧扣专业要求，文章结构科学合理，文章观点表达准确，用词正确，语句通顺，思路清晰。部分与部分之间联系非常紧密，在论证方法上采用事例论证与案例论证。查阅的资料充分合理。不足之处解决问题的对策还缺少可操作性。

8.该文以xxx为主题，充分体现出时代性和现实的社会价值。全文分xxx个大部分。首先对xxx进行了论述，然后重点分析xxx-。全文基本上都是紧扣主题来展开论述。在论述过程中该生较好的运用了行政管理专业知识来分析解决xxx问题。语言较流畅，但观点不够精炼。在论证过程中能恰到好处地运用理论论证方法与实践论证方法。观点表达准确，思路清晰，文章整体性较强。整体上符合行政管理专业培养目标要求。

9.本文以xxx为主题，选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应用性且符合行政管理专业培养目标要求。该论文结构基本合理，全文共分xxx大部分。其中第一部分xxx-，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xxx。在论证过程中，该生的参考文献资料与所要论证的观点及内容结合紧密，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理论研究与事例研究法。用词基本准确。但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论据不够充分，还缺乏说服力，个别引用内容没有标明出处。

10.论文主题明确，语句基本通顺，层次基本清晰，观点表达基本准确。作者比较很好的将行政管理专业基本原理知识与邓小平关于行政改革的思想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格式基本规范，选题符合行政管理专业培养要求，但查阅与参考的文献资料太少，部分论证内容与主题结合不紧密，逻辑结构也存在一点小问题。总体上说，基本达到毕业论文的基本要求。

11.选题较具时代性和现实性，全文结构安排合理，观点表达基本准确，思路基本清晰，全文内容基本上按照行政管理专业培养要求来写，查阅的相关资料也较多，但行政管理专业特色体现的还不够充分，属于自己创新的东西也还不多。总体上符合毕业论文要求。

12.本文以官员问责制为题进行研究，能为解决我国官员问责制存在的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作用。在全文结构中，首先对官员问责制的基本原理问题进行了分析，然后再对我国官员问责制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最后为解决前面的问题提出有效的建议。全文体现专业特色要求，部分与本分之间衔接的比较紧密，真正属于自己创新的内容还不是很多。总体上达到毕业论文要求。

13.该文选题符合行政管理专业培养目标要求，能较好地综合运用行政管理知识来分析企业行政管理实践问题，论文写作态度比较认真负责，论文内容较充分，参考的相关资料比较切合论题的需要，层次结构比较合理，主要观点表达的比较明确，逻辑思路基本符合要求，语言表达基本通顺。但论证的深度还不够，创新点不足。

14.本文选题较合理，符合行政管理专业要求。全文以……为主题来分析论证，对提高我国行政管理的…………..具有参考与借鉴意义。内容论证也较科学合理，格式较规范，参考的资料紧扣文章主题需要，但创新点不够，论证不够，尤其文章最后一部分论证太薄弱，缺乏说服力。总体上基本达到毕业论文的要求。

15.本文以……为主题，重点探讨……..问题，选题基本符合行政管理专业范畴，充分体现出专业特色。全文结构符合要求，逻辑思路清晰，论据较充分，观点表达准确，语言流畅，论证方法也较合理，但创新点不够，部分观点论证不充分，格式还不是非常的规范，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不多。总体上基本合格。

16.该文选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性针对性和实用性。结构安排科学合理，思路清晰，层次分明。各部分之间联系比较紧密，观点表述也基本准确，论证内容比较具有说服力。在论证过程中基本上运用了行政管理专业基本知识原理来分析文中的主要问题，但参考的资料还欠充分，文章缺乏自己原创的内容，少数观点论证不深刻和全面。

17.本文以官员问责制为题进行研究，能为解决我国官员问责制存在的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作用。在全文结构中，首先对官员问责制的现实意义进行了分析，然后再对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困境进行深入的分析，最后提出化解困境的有效建议。全文体现专业特色要求，符合行政管理专业培养要求，参考的文献资料符合论文观点与主题的需要，实践论证还不够，但，真正属于自己创新的内容还不是很多。总体上达到毕业论文要求。

18.论文思路比较清晰，语句基本通顺，层次清晰，观点表达准确。作者比较很好的将行政管理专业基本原理知识与党内监督实践问题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并针对党内监督的现实问题提出了一些比较好的解决建议，查阅与参考的文献资料与主题结合的比较紧密，但个别地方论证的观点不是很明确和有说服力，总体上达到毕业论文要求，部分内容与主题结合的还不是很好，逻辑结构也存在一点小问题。总体上说，基本达到毕业论文的基本要求。

19.全文结构基本合理科学，逻辑思路清晰，观点表达准确，语言流畅，论证方法较合理，参考的文献资料符合主题要求，从主题到内容符合专业要求，部分与本分之间衔接的比较紧密，但个别引文没有标著出来，真正属于自己创新的内容还不是很多，个别概念比较模糊，总体上达到毕业论文要求。

20.研究内容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选题社会热点问题，逻辑结构严谨。观点表达清楚，论述全面。语言平实简洁，通俗易懂。在论证过程中也能较好地将专业知识原理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但论据还不够。总体上符合毕业论文要求。

21.选题较具时代性和现实性。全文结构安排合理。观点表达基本准确。全文内容紧扣行政管理专业要求来写，充分体现出行政管理专业特色。查阅的相关资料较多。但不足之处主要是属于自己创新的东西还不多。总体上符合毕业论文要求。

22.研究xxx为题，充分的体现时代特色性。能为中国行政管理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价值。全文结构合理，思路清晰，观点明显。在论证过程中能教好的将论证与案例论证结合起来。不足之处是部分论点的论据还缺乏说服力。

23.以xxx为题进行研究。能为解决xxx的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作用。在全文结构中，首先要调整基本概念提出问题，然后在对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最后为 xxx提出有效的建议。全文体现专业特色要求，部分与本分之间衔接的比较紧密，真正属于自己创新的内容还不是很多。总体上达到毕业论文要求。

24.选题符合行政管理专业培养目标目标，能较好地综合运用社会理论和专业知识。论文写作态度认真负责。论文内容教充分，参考的相关资料比较充分，层次结构较合理。主要观点突出，逻辑观点清晰，语言表达流畅。但论证的深度还不够。

25.本文选题符合行政管理专业要求，又充分反映出社会现实的需要性。全文结构安排合理，思路清晰，观点正确，能很好的将行政管理专业知识与要分析论证的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该文在写作的过程中查阅的资料不仅充分而且与主题结合紧密。但格式欠规范，案例论证不够。(面试网mian4.net)

26.本文立意新颖。全文以xxx为线索，结合各地的准规较全面的分析了xxx的问题和原因。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内容论证也教科学合理。全文充分体现行政管理专业特色，格式规范。但创新点不够。

27.本文符合专业要求，反映社会热点问题。因此，该主题的研究有利于推进我国xxx的进一步发展。全文首先xxx的问题，然后分析xxx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又分析出相关的xxx。全文结构恰当，思路清晰，观点基本正确。

28.论文思路清晰，语句通顺。能很好的调查xxx存在的问题。作者对于论文内容有一定的了解和熟悉。思路清晰，层次清晰，逻辑结构合理。观点表达准确。研究原理采用恰当。在论证过程中能有效的将专业原理与要研究的主题结合起来。个别地方论证的观点不是很明确，总体上达到毕业论文要求。

29.本文讨论了跨文化交际中存在的潜在障碍，并提出了一系列改善交际效果的建议(说具体一点)。作者能够掌握基本理论，对跨文化交际作出了思考。全文结构合理，条理清晰，语言表达比较流畅。但是研究不够深入，分析比较抽象，实证和实例不够充分。但总来说，该生毕业论文已达到学士学位论文毕业标准，同意参加毕业论文答辩。

30.该同学的论文从分析英语教学的本质及特征入手，对英语教师的角色的重要性进行了论述。作者通过对中国传统和现代教学模式的比较，论述了新的教学模式中教师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教师所应具备的素质。文章论点明确，层次分明，结构比较严谨。该生毕业论文已达到学士论文毕业标准，同意参加毕业论文答辩。

31.全文以xxx为题。重点探讨出xxx的问题，然后针对问题提出有效的建议。全文结构符合要求，逻辑思路清晰，论据较充分，观点表达准确，语言流畅，论证方法教合理。参考的资料与主题结合紧密。

时政分析论文篇3

政治文化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随着政治学专业的全面复兴，一些大学的政治学系配备了专业的政治文化研究与教学人员，一些学校还设立了研究中心、研究所等机构，如南开大学的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的政治文化研究所等。另外，围绕着政治文化的研究，还形成了一些专业学术研究群体，如以刘泽华为代表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群体、以徐大同为代表的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群体等等。

有组织的学术交流活动也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发展。学术界先后于1987年和1994年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政治文化研讨会，推动了学术交流，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另外，一些专注于政治文化研究的网站，如政治文化研究网（）等逐渐发展起来，利用现代网络技术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内的交流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在短短二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政治文化研究可谓硕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自80年代起，学术界先后出版了政治文化研究方面的专著近70余部，发表专业论文近400多篇[①]。一些刊物，如《政治学研究》等围绕着政治文化发表了大量论文，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由南开大学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同《天津社会科学》联合开办的“政治文化研究”栏目以及由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中西政治文化论丛》亦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园地。另外，一些期刊如《孝感学院学报》、《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等一些刊物亦为政治文化研究开辟了园地。

对我国政治文化养成的历史轨迹加以描述，从对历史的回顾中生发思考成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发展的一条主线。在已经出版或发表的大量专著和论文中，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占据了主要的方面。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分别于1989年前后和2000年出版的两套大型政治文化丛书。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第一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即体现了视野广阔的特点，分别从地域、民俗、权力、礼乐等方面探讨了中国政治文化，计8种之多。由刘泽华主编的第二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汇集一些长期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优秀作者，在选题和内容上均有所创新。丛书从政治人格、社会人格的分析以及语言、符号的表达等一些重要的范畴入手，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做了深入而新颖的研究，充分体现了我国政治文化传统研究的最前沿成果，为新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起点。

与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相比，对外国政治文化的研究显得薄弱，主要体现在对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研究上。另外，在理清西方政治文化发展的模式、跟踪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等方面亦形成了一些成果。丛日云所著《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从历史的角度对古代希腊、古代罗马以及中世纪西方的政治文化传统作以探讨。高毅所著《法兰西风格》则是我国史学界以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进行世界历史研究的重要贡献。该书从大革命的时代背景出发分析了法国政治文化的内涵与特征。另外，还有大量的论文不但涉及到西方政治文化的研究，而且对非西方国家政治文化及政治社会化的经验做了总结。

中外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突出了以专题形式展开的比较研究。其中不但广泛地涉及到政治思维模式，对个人、国家、权力、政治统治的政治认知方式，政治价值、政治心理等等不同的特征，而且追本溯源地分析了中外政治文化不同的原因、走向以及政治文化建设等等内容。徐大同、高建主编的《中西政治文化传统比较研究》、柏维春所著《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和西方对比分析》、潘一禾所著《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及一些论文均从比较的视角出发，丰富了我国比较政治文化的研究。

文化形式的广泛性决定了政治文化研究内容的复杂性。器物之喻、帝王名号、英雄的形象、军阀现象、诗词歌赋、小说，甚至网络均成为人们分析与研究的对象，这为政治文化的研究开阔了视野。一些重大的主题，如法治文的建设、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文化建设、宗族对政治文化的影响以及我国村民基层民主建设被提了出来，并形成了初步成果。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仅就其中部分主题作以简要介绍。

1.理论架构与学科发展

无论是作为一种分析手段，还是作为一种心理特征，政治文化研究都需要架设从概念、结构到功能、体系的一整套理论维。从政治思想、政治心理两个方面架构政治文化理论体系的做法得到更多的认可，但政治文化研究宽广的学术空间仍然给学者们的思索留下了充分的余地。

政治文化理论研究方面的著作较多。早期有高洪涛所著《政治文化论》、孙正甲所著《政治文化：心态·观念·价值及其演进》、《政治文化学概论》、王卓君所著《文化视野中的政治系统政治文化研究引论》、吕元礼著《政治文化转型与整合》等等基本上对政治文化的概念、结构、功能、体系、政治文化的变迁以及政治社会化等方面做了介绍和研究，基本上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体系。

政治文化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为我国学者更科学、更全面地架构政治文化理论的体系提供了基础。王乐理所著《政治文化导论》在大量国内、外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从政治体系、政治发展、政治变化等全局的角度考察了政治文化，突出了对公民文化、现代化人模型、政治文化特征群的研究。

对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的研究亦为我国的政治文化理论提供了增长点。丛日云与王辉先后发表的《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复兴及其新趋向》、《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衰落与复兴》以及王乐理的论文《政治态度与意识形态的交融》均本着这一出发点从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发展中寻求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2.政治文化的模式研究

获取某一民族在某个特定时期的政治文化模式，从而解读政治体系的文化背景是政治文化研究的初衷。对我国当代政治文化模式的研究是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李传柱在《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协调性与冲突性》、《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一致性与差异性》等论文中从协调与冲突、一致与差异等对立角度分析了我国公民政治文化的特征；文小勇的论文《试析我国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模式》则从我国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模式出发，审视了我国政治文化中传统性与现代性、主流与非主流、中国与西方等文化样式二元并存的状态。

政治文化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存在，对它的动态发展模式进行描述亦给政治文化的模式研究带来新鲜的内容。黄颂的论文《秩序与冲突》以及《西欧中世纪政治文化演进机制的再思考》从西欧中世纪教、俗两界追求秩序重建过程中出现的冲突出发，探讨了中世纪政治文化向近代演进的深层动因。在对美国改革时代的研究中，吴强、王公龙的论文《变动不居的平衡》和佟德志的论文《自由立宪与民主理论的创新—美国改革时代的文化研究》都是从均衡与发展的角度出发对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美国政治文化的特质做了研究。汤敏轩的论文《英国政治发展的渐进模式》则是从选举权出发归纳了英国政治发展的渐进模式。

3.传统政治文化及其现代化

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展历史进程的研究为寻找传统政治文化的机理与脉络提供了基础，在回顾与反思的基础上，学术界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如小农经济和君主政治，形成了某些共识。然而，在政治文化的具体特征的认识上，学术界却各有不同的认识。徐大同在论文《试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与特征》中将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归结为务实、重民和伦常的政治文化；俞可平则在论文《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论要》中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归结为君主民本、安定统一、认同与容忍等特征。其它亦有一些论文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做了论述。

传统政治文化的存在是连续的，其一贯发展的脉络体现了对现代化的价值。从近代开始直到的历史表明，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离不开传统政治文化的自我转换，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政治文化的创新和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则具有相同的语义。朱日耀、曹德本、孙晓春合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思考》较早地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做出了思考，为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研究打下了基础。曹德本所著《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则从更为宽广的视野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做了审视。

4.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

从某种程度上说，政治稳定取决于人们由政治文化决定的诉求得到满足的程度与状态。因此，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密切相关，对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曹德本与宋少鹏合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在作者此前所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等一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写就，对修身与人际和谐、治国与群体和谐、平天下与天人和谐等做了系统而又独到的分析，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做了重要的解读。

高建的论文《稳定民主的必要条件》就西方政治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作以考察，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理清了西方社会公民文化在权力与责任、一致与歧义、功利与感情之间的平衡与稳定作用，为我国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研究提供了借鉴。王运生的论文《中国转型时期政治文化对政治稳定的二重作用》则以社会转型为背景，突出了政治文化作为一把“双刃剑”二重作用。另外的一些论文，如刘伟的《影响我国政治稳定的政治文化因素及对策》、经纬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价值论》等等，大多以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出发，探讨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文化心理因素。

5.政治人格研究

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关键视为现代人人格的现代化。事实上，透视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素质，推动政治文化培养是我国政治文化研究的主旨所在。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即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调查研究和传统政治群体的人格剖析。

尝试以政治文化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素质的作品大多借鉴了西方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从调查、统计等实证角度出发，注重结论的科学性。如程志方、闵琦所著《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张明澍所著《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蒋云根所著《政治人的心理世界》等书均遵循了这样一种政治分析的方法，为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主体性研究打下了基础。

剖析政治人格，研究政治心态亦是中国政治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两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中对这方面的内容均有所涉及。如君主与中国政治、宦官与中国政治、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官僚的社会人格等成为人们透视传统政治群体的政治人格和政治精神的突破口。

在对政治人格剖析中，知识分子阶层的政治人格与政治心态成为一个热点，如对葛荃《晚明东林党人政治悲剧的心态之源》以晚明东林党人的道德理想与“慎独”的境界、“戒惧”的心态为典型进行剖析，为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种模式。赵泉民的论文《清末新知识阶层政治文化心态探析》则以新知识分子群体为对象，分析了这一群体对西方民主政治学说的体认和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载体的离异的政治心态及其后果。而王乐理的论文《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个体意识流变》则更多地从小说、诗歌、回忆录等更为广阔的视野出发揭示了我国公民个体意识流变的条理，剖析了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的心态。

时政分析论文篇4

〔关键词〕博弈论；博弈分析范式；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D0；C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4-0043-08

一、博弈分析范式与社会科学研究

（一）博弈论与博弈分析范式

博弈论（game theory）源起于人们对扑克牌游戏、国际象棋、市场竞争的数学研究，自1944年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与摩根斯坦（O. Morgenstern）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出版以后〔1〕，作为一门应用数学分支的现代博弈论（亦称对策论）正式形成并在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得到应用。在一些博弈论教材中，博弈论多被习惯性地定义为一种形式化的数理分析工具。比如，迈尔森（R. Myerson）将博弈论定义为“对智能的理性决策者之间相互冲突与合作的数学模型的研究。”〔2〕奥斯本（M. Osborne）和鲁宾斯坦（A. Rubinstein）也认为：“博弈论是一个分析工具包，它被设计用来帮助我们理解所观察到的决策主体之间相互作用时的现象。”〔3〕然而，经过多年发展，博弈论已超越形式化数理分析工具的范畴而成为一个分析理性人乃至生物个体策略互动的一般框架，广泛应用于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语言学、生物学等研究领域，引发了一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博弈论革命”。

埃尔斯特（J. Elster）认为，有别于功能主义、结构主义、角色理论等社会科学分析范式，博弈论以分析意向人之间的意向性互动为旨归，属意向性解释和因果解释的范畴，能够同时处理人类互动过程所内涵的三类相互依赖性并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提供微观行为基础。〔4〕利希巴赫（M. Lichbach）则从本体论、方法论的层面上对理性选择理论（实则博弈论）、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等分析范式做了细致的分析和比较，虽然对前者企图统一社会科学研究的野心不以为然，但并不讳言博弈论已成为一个带有扩张倾向的主流分析范式。〔5〕国内崔之元教授也认为：“博弈论不仅是一门应用数学，不仅是一种方法，而且是关于人类理性选择行为的实质性的理论。”〔6〕奥曼（R. Aumann）、宾默尔（K. Binmore）、金蒂斯（H. Gintis）等博弈论学者在对理性假设、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假设等隐身于各种精致优美的博弈论模型背后的理论预设进行反思时也将目光转向哲学领域，对博弈论的知识论基础加以探究。

（二）博弈分析范式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比较优势

由于采取了上述理论预设，博弈分析范式使人们能够在一个更微观、更精细的层次上来解析个体与整体、行动与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较好地回避了社会科学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二分带来的紧张与对立，能够更好地理解和阐释各类社会政治现象。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将其对社会科学的意义与微积分对经典力学与物理学的意义相提并论。〔8〕迈尔森更大胆地宣称：“非合作博弈论实际上实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统一，纳什均衡概念的提出是20世纪可与DNA双螺旋结构的生物学发现相媲美的理论贡献。”〔9〕金蒂斯虽然十分清楚博弈分析范式的弱点，但还是禁不住雄心勃勃地试图以之为一般分析框架来统一整个行为科学，因为在他看来，“博弈论对于理解各种生命形式尤其是人类变化过程具有核心作用”，并且，“忽视博弈论对一个学科来说是一件糟糕的事情。”〔10〕

一旦人们将博弈分析范式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就有可能产生如下几项比较优势：其一，由于它的理论预设具有相当大的一般性、包容性和广涵性，凡研究者认为是理性个体（人、生物、计算机）之间策略互动的现象都可以置于博弈分析范式的框架之内加以探究；其二，通过将微观个体行为与宏观社会实在置于互动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和阐释，人们能够更好地化解个体与整体、行动与结构的二分与循环论证问题，在为组织、制度、历史、文化等宏观社会实在提供微观行为基础的同时也为理解后者赖以发生的各种约束和条件提供宏观的语境和背景；其三，通过对博弈情势进行数理建模，研究者可以对博弈各方所处物理环境、信息分布、主观信念、行动策略以及支付（收益）进行直观描述，从而对问题有更准确的把握；其四，由于大量使用数学语言，博弈分析范式为学术对话和交流提供了清晰、精确的形式化语言系统，为检验各种认识在逻辑上是否一致提供了一个基础，使研究者能够根据数学模型自结论回溯至假设，以便理解导致特定结论的假设条件。〔11〕其五，运用博弈分析范式进行研究，有助于研究者提出一系列量化的可检验的理论命题，以便人们根据经验事实对这些理论命题进行证实或证伪。

二、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与理论成果

（一）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涵义

我们知道，政治学研究始终具有海纳百川、包容并蓄的理论传统，十分注意借鉴、吸收、运用和发展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与理论成果。博弈分析范式也不例外，倘若政治学者接受它的理论预设，认为社会政治实在是有理性个人间策略互动的产物，就能够将其应用于政治学研究，使它的上述特点和优势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得到充分体现。

需要说明的是，在国外学术话语体系中，人们通常将博弈论看成是理性选择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2〕，或者干脆等同于理性选择理论本身，并不严格区分理性选择理论与博弈论这两个概念，也很少使用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提法。然而，国外学者所说的理性选择理论绝大多数情况下实际指的就是以博弈论为核心组成部分或者说博弈论化了的“升级版”的理性选择理论。鉴于国内外学术话语体系的差异，对二者做一概念上的区分，将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从理性选择政治学研究中抽取出来做一相对独立的系统梳理与评析，仍然不乏积极意义。这样，一则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凸显出二者之间既相联系又相区别、既继承又发展的事实，二则也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国外政治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更重要的还在于，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用语比理性选择政治学研究的用语能够更全面准确地传递出其作为一种主体间、理性主义与建构论式政治学研究的真实意涵和内在精神。

另一方面，随着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化、分化与杂化”和跨学科、跨子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日益发展〔13〕，政治学研究这一概念的涵义与指称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很难严格界定。宽泛地讲，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概念至少可以包含两层涵义：一是指政治学者所从事的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二是指具有其他学科背景的学者针对传统政治学理论议题所做的博弈分析。本文主要采用第一层涵义，即政治学者运用博弈分析范式的理论预设、研究方法、数理模型而进行的政治学研究。这样，一来可以将本文限定在一个相对有限的范围之内，二来也能够将公共物品供应、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群体合作、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与道德习俗演化等跨学科研究议题纳入视野，以真实反映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发展现状。

（二）三个发展阶段以及各阶段代表人物与理论成果

毋庸置疑，博弈分析范式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在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推动了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形成与发展。然而，这一过程并非是一个政治学研究从属于或单向接受博弈分析范式的过程，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有其自身发展的脉络和逻辑，对博弈分析范式的丰富与完善也作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贡献，因而有必要加以单独讨论。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将这一过程大致划分为试探期、成型期和常规科学发展期三个阶段并侧重对各个阶段的发展水平、代表人物与理论成果进行扼要评析。

1.试探期

《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出版以后，著名政治学者多伊奇（K. Deutsch）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理论动向，对其应用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可能性予以肯定：“在一定范围内，该方法与一些政治学理论问题的相关性是显而易见的。”〔14〕经济学家赫维茨（L. Hurwicz）也认为：“两位作者用以处理经济问题的方法具有充分的一般性，因而适用于政治学、社会学甚至军事战略学。”〔15〕他们的乐观预测很快得到验证。进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里克尔（W. Riker）、谢林（T. Schelling）、罗尔斯（J. Rawls）、诺齐克（R. Nozick）、谢普斯尔（K. Shepsle）、奥德舒克（P. Ordeshook）、奥唐耐（G. O’Donnell）等人开始试探性地应用博弈论的概念、方法和模型对政治联盟、组织行为、策略投票、议会过程、国际谈判、军控与核扩散、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政治发展与民主转型等理论议题展开研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也随之崭露头角。

里克尔1962年出版的《政治联盟理论》被公认为经典之作。〔16〕里克尔在书中提出了“社会法则是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这样一个在当时还显得比较大胆和超前的命题〔17〕，并运用“核”（core）这一合作博弈论的重要概念提出了著名的最小获胜联盟理论，在政治联盟、组织行为、议会过程等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政治理论家谢林不但首开先河将博弈论应用于国际谈判、军事冲突、军控与核扩散等问题的研究，还提出了“聚点”（focal point）均衡和“可信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的重要思想，对博弈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并因此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18〕比较政治学者奥唐耐通过分析阿根廷各党派之间的联盟与博弈对该国政治发展的影响而将博弈论引入比较政治发展研究〔19〕，带动了后续民主转型研究的分析范式转型。

博弈论对罗尔斯、诺齐克等人的政治哲学研究也产生了直接而有力的影响。在构建公平正义学说时，最大最小法则（maximin rule）这一严格竞争博弈（零和博弈）的纳什均衡决策法则是罗尔斯推演差别原则的关键，也是人们批评差别原则的一个重要切入点。〔20〕此外，我们看到，罗尔斯从卢斯和雷法合著的《博弈与决策》以及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在《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中加以明晰化的冯・诺伊曼―摩根斯坦期望效用理论中获益匪浅。〔21〕罗尔斯本人也承认：“正义论也许是理性选择理论最重要的部分之一”。〔22〕诺齐克对博弈论的运用就更为明显和彻底。在论证最小国家理论时，诺齐克依据的正是囚徒困境这一经典博弈模型。〔23〕有意思的是，罗尔斯等人对理性选择和博弈论的运用将传统的社会契约论改造为精致的道德几何学论证体系，引发了大量的后续研究，形成一个庞大的所谓的“罗尔斯产业”〔24〕，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复兴与繁荣。

总体上看，由于博弈分析范式自身还不十分成熟以及政治学者对其还普遍比较陌生，因此从人数、成果数量和理论影响等几个方面看，该阶段还属于少数政治学者试探性地从事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早期发展阶段。

2.成型期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生物学家史密斯（J. Smith）将经典博弈论应用于生物演化建模并提出演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 ESS）的概念，演化博弈论得以形成并快速发展。在演化博弈论的影响下，演化博弈论对均衡策略的产生、变化与收敛给出了进化论式的解释，赋予其模仿、学习、突变等新的来源，从而使博弈论分析框架更加灵活、全面，理论解释力也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二）五个主要的分析路线

得益于政治学分析范式多元化的理论传统，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者在理解“社会实在由理性个体间的策略互动建构形成”这一博弈分析范式理论预设上存在着旨趣、视角和侧重点上的微妙差异，在“策略”是源自审慎推理、遗传演化、模仿学习抑或突变创新以及个体微观行动受到组织、制度、历史、文化等宏观的结构性变量多大程度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观点分歧，分化出里克尔、谢普斯尔、奥德舒克、温格斯特（B. Weingast）等代表的理性选择、阿克谢罗德代表的演化分析、奥斯特罗姆代表的经验主义、贝茨、格雷夫（A. Greif）、温格斯特等代表的分析叙事以及埃尔斯特、罗默等代表的博弈分析马克思主义等几个主要的分析路线。

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这些分析路线之间的家族相似性常常多于其差异性，它们之间在学术渊源上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或亲缘关系。另一方面，同一学者在不同时期的分析路线也会发生变化，即使在某一分析路线内部，其观点也不尽完全相同。而且，随着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深入，各分析路线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吸收、借鉴、融合的发展趋势。因此，上述提法只是为了使我们对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内部存在着多个分析线路这一事实有所了解并方便我们对它们之间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而提出的，不应把它们当作标签而固化下来。

（三）理性选择与分析叙事两个分析路线的基本特征

限于篇幅，本文只对理性选择与分析叙事两个分析路线的主要特征进行扼要介绍与评析，其他几个分析路线留待将来再做介绍与评析。

1.理性选择分析路线

唐斯（A. Downs）、布坎南（J. Buchanan）、奥尔森（M. Olson）等经济学家对民主投票行为、民主的公共选择过程、利益集团与集体行动的组织困境等问题的研究是理性选择分析路线的直接理论来源，其代表人物有前面提到的里克尔、谢普斯尔、奥德舒克、温格斯特等人。理性选择分析路线保留了较多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元素，与其他分析路线相比，具有理论假设最少、研究结论最为一般、适用范围最广等主要特征，但也导致产生诸如对人们的理性能力要求过高、难以深度解释一些经验事实或历史个案以及对价值和规范问题关注不够等一些弱点和不足。不过，对这些弱点和不足进行修复的努力却直接间接地刺激了后续其他分析路线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说，理性选择分析路线在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一种类似于母体和催化剂的作用。

80年代初以来，温格斯特开始成为理性选择分析路线中一个十分活跃的学者，发表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文章，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温格斯特对理性选择分析路线的基本思路和研究程序做了很好的归纳，有助于认识其基本特征，我们将其转述如下：

理性选择途径是从一组具有明确偏好的个人开始的。在明确背景下的个人策略互动是这一途径的特点。制度影响着每个个体的有效行为，影响着这些行为的次序，影响对每一个决策者都有用的信息结构，而这些影响又使制度模型化。〔31〕

需要说明的是，温格斯特这里所说的理性选择途径虽未明确使用博弈论、博弈分析范式一类的术语，但实际上意指的就是以经典理性选择理论的“理性人假设”为基础对“个人策略互动”进行博弈分析的理性选择分析路线。我们认为，上述这段话十分准确、贴切地描述了理性选择分析路线的基本思路和研究程序，有助于认识其基本特征。当然，后期理性选择分析路线也做出一些积极的改变，“理性人假设”有所放松，较为注意借鉴、吸收其他各派的理论要素和长处，等等。温格斯特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90年代后期与贝茨、格雷夫等人一起提出和倡导分析叙事的分析路线，理性选择的色彩有所淡化。

2.分析叙事（analytic narrative）分析路线

该分析路线的核心主张由贝茨、格雷夫、利维（M. Levi）、罗森瑟（Jean-Laurent Rosenthal）和温格斯特五人在90年代末正式提出，是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各分析路线中出现较晚但引起广泛关注且影响力不容忽视的一支。

分析叙事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追求理论与事件或者说演绎与归纳、普遍与特殊的有机统一。正如贝茨等人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方式是叙事性质的，它与事件、报道和场景紧密相连。它又是分析的，诉诸明确和形式化的逻辑演绎，从而有助于探究与解释。”在此过程中，“对理性选择与博弈论的运用，使叙事转化为分析叙事。”〔32〕分析叙事的核心任务就是“如何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发展出系统化的理论解释。”〔33〕不难看出，同宏大叙事（metanarratives）相比，分析叙事的理论目标是中观的、具体的和有限的，满足于对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具体制度、机制进行深度的案例分析，而同一些传统的历史制度主义理论传统相比，分析叙事又不限于叙述历史，而是力图对其进行深度解释。

分析叙事研究者通常首先要对档案、记录、文献等相关史料进行收集整理，对相关历史事件进行叙述还原，然后通过构造适当的博弈模型（通常为扩展型博弈模型）对这些史料加以形式化，使之理论再现为一个或一组简洁明了、清晰直观、逻辑一致且可检验的数理模型并据此对所研究的问题提出理论解释。因此，分析叙事理论模型弈的参与者不再是抽象的个人或组织（联盟），而是历史上真实的个人或组织（联盟），他们的策略集合、互动过程以及博弈结果也是根据史料加以分析总结的。因此，一方面，分析叙事力图从当事人的偏好、策略与行动的微观视角出发去理解制度、机制现象；另一方面，当事人的偏好、策略、互动过程以及最后形成的制度、机制又是从其所处的历史场景之中加以理解和把握的。

在博弈分析政治学各分析路线之中，分析叙事尤为重视从历史制度主义这一古老的政治学理论传统之中汲取理论养分并将其与博弈分析模型有机地结合起来，较好地弥补了此前研究普遍存在的历史维度的弱点。因此，甫一提出便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与积极反响。不过，人们对这种将博弈分析模型与历史事件结合起来以解释复杂历史过程的做法也存有不少疑问。埃尔斯特便认为分析叙事没有取得预料中的成功，与上述五位学者还就此有过一番认真的对话与争论。〔34〕然而，无论如何，作为在新的理论发展水平上恢复政治学理论传统的一项积极探索，分析叙事的理论价值是值得肯定的。

上述两个分析路线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各具特色，各有所长。简而言之，分析叙事试图将历史过程对当事人策略选择与均衡精炼的影响模型化，适合分析中长期的、将时间维度考虑在内的、真实的策略互动过程；理性选择分析路线则试图将策略互动过程一般化，适合分析将历史等结构性约束视为事先给定的、将时间维度排除在外的、抽象的策略互动过程。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我们可以把分析叙事看成是在理性选择分析路线的基础上纳入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要素的产物，即所谓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35〕对研究者来说，这种多元分析路线和谐共存、良性互动的局面，为人们根据自己的学术立场和偏好各取所需提供了有利条件。

四、结语

本文从理论预设、发展阶段、代表人物、理论成就、研究议题、分析路线等几个方面展开，尝试对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做了一个较为系统的梳理、提炼和评析。当然，相关文献卷帙浩繁，我们的梳理和评述还相对有限。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难看出，在一大批学者多年来持续的努力下，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已成长为政治学研究的一个主流分析范式和重要的知识生长点，有力地推动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理论创新，丰富了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如果说实证主义与行为主义促使研究者将政治学研究关注的目光转向人们的行为及其后果，那么，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则将这一关注的目光进一步转向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意向性以及互动过程及其后果。诚如库恩所言，“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36〕正是在范式转变的层次上，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深刻地改变了我们观察、理解、解释社会政治现象的思维方式、理论视界、分析工具和话语体系并因此而带动了整个政治学研究的蓬勃发展，也再一次验证了分析范式与研究方法的创新是政治学研究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这一事实。

归纳起来，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贡献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元分析范式，它提供了一个统一政治学分析范式的可能方案以及整合跨学科、跨子学科交叉研究的共同的方法论基础，推动了政治学研究问题意识的更新和理论边界的扩展；其二，由于更强调人类行为的主体间性、意向性和策略性，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使我们能够跨越微观与宏观、个体与整体、行动与结构之间的鸿沟，拥有了一个理解、解释社会政治现象的更为精巧灵敏的强有力的理论工具；其三，在涉及政治发展、群体合作、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取得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对人们探求优良的政治生活发挥了积极的理论指导作用。

就笔者所知，崔之元教授大概最早对博弈论应用于政治学研究取得的早期理论成果进行了绍述，此后国内陆续有文献跟踪介绍相关进展或尝试运用一些博弈模型进行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研究。〔37〕不过同其重要性相比，国内政治学对博弈分析政治学的关注还十分不够，已有的研究不但数量偏少且不够深入，影响也相对有限，与国内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同类研究相比都还仍显薄弱。但是，正如前文所述，作为一个实质性的社会科学分析范式，博弈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从范式层面上突破建构论与功能论、行动与结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二分窠臼的理论工具，可以有力地增进我们对社会政治现象的理解力和解释力。而随着中国社会转型与政治发展的深入、利益格局的日益多元与分化以及各利益主体之间博弈的日趋活跃，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不难从中找到落地生根、枝繁叶茂的肥沃土壤。我们也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政治学者熟悉、了解、掌握这一强大的分析工具并将其应用于中国社会转型与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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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分析论文篇5

Abstract： In the 1940 s， especially after entering the 80 s， although the concept of value engineering was used widely， but they have not given a clear and unified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economy policy value. The author firstly established the concept of the policy cost， function and value of national defense economic policy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put forward three kinds evaluation mode of the policy value， discussed the basic steps and methods of establishing national defense economic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model based on value engineering analysis， expla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al elements of the system and its determinants， and gave the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internal factor relationship of value engineering analysis. It provided innovative analysis tool for national defense economy policy value analysis.

关键词： 价值工程；政策评价；政策成本

Key words： value engineering；policy evaluation；policy cost

中图分类号：[F0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8-0001-02

0 引言

20世纪40年代，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国防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不断发展，价值工程的概念被广泛地运用于产权结构、关系、外部性问题、集体行动、寻租活动、政治制度等研究领域。尽管价值工程概念获得了广泛的应用，但迄今并未对政策价值概念给出清晰、统一的定义。有的学者认为，政策成本是事先安排协约和事后监督、维护协约的费用总和；与成本相对应的功能则是指执行协约的效益。这个定义仅把成本与协约关系相联系，影响了定义的普遍性。有的学者则认为政策成本是制度运行的成本。价值工程学是对政策价值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值得关注的是价值工程学强调成本与功能的联系。因为从价值的角度分析，国防经济政策评价中各个主体民意的表达或表达是一个关于政策价值评价的交流和信息传递的过程。

价值是否就是功能呢？对此，作者认为，国防经济政策价值中功能与价值存在联系，但这种功能不等同于价值。

1 国防经济政策的成本与功能：价值工程分析

对国防经济政策进行现代价值工程学层次上的深入分析，要具备两个条件：①具备统一的价值工程科学的实证化的方法论；②建立针对国防经济政策价值的评价标准。价值工程分析的意义在于为国防经济政策价值的研究提供现代价值工程学的方法论——价值工程分析。本文将探讨如何建立针对国防经济政策的价值工程分析。

国防经济政策价值中的功能与价值的联系是：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主体之间进行国防经济政策的参与权利交换（即交易）的许多行为将产生价值：①搜集有关国防经济政策价格（纳税额度）、国防经济政策供求的信息，了解主体的民意和所处的政治环境；②主体之间的协商与谈判；③主体之间形成关于经济社会的契约或协议；④监督国防经济政策的执行；⑤获得关于国防经济政策执行后果的信息；⑥保护居民的经济社会权，防止其受到侵犯所作的宣传。上述这些国防经济政策价值的活动所形成的费用大部分可归结于功能，但不是功能的全部，而且应当强调的是它们与主体的民意相联系。从国防经济政策价值的角度，可以给出政策价值概念的定义：政策价值是指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的政策市场中，通过主体进行民意表达或表达（即交流民意信息，协商或谈判等），实现其经济社会权利的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政策功能，其中包括关于国防经济政策的谈判、制定、监督执行和维护有关管制的政策功能。

2 观经济政策的价值评价：实证分析

2.1 国防经济政策价值的概念 针对国防经济政策价值的成本概念的界定，为国防经济政策的价值工程分析提供了前提。一般地讲，价值工程学经常以成本或者费用之和（总成本）与总功能（政策或制度功能）相比较说明经济过程的价值。这样的说明不准确，因为由交易活动所引起的功能，即交易功能未能得到独立的表达，而且没有直接将交易功能与成本进行比较。借助成本与国防经济政策价值之间的联系，针对国防经济政策价值，作者界定国防经济政策成本和国防经济政策功能的概念，以此为基础提出国防经济政策价值的概念。国防经济政策成本包括：①成本；②国防经济政策的提出、审议、制定、执行、监督和评价引起的直接支出；③相关政府人员的工资支出等。国防经济政策功能主要是指主体对于政策满意度的增加，或者政策政策成本期末比基期的减少数量。国防经济政策的价值指由于政策决策过程的优化而增加的功能与该过程运行所损耗的成本之间的比较。用公式表达是：MP=■

式中：MP指国防经济政策的价值，PR指国防经济政策价值的功能，PC指国防经济政策价值的成本。

价值的概念体现了这样一个基本思想：把国防经济政策价值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策形成（功能）过程，并通过对其中投入功能比较说明国防经济政策的价值。

2.2 政策价值的评价标准与帕累托最优 国防经济政策价值容易受到很多不易观察或测量因素的影响，必须通过适当的评价标准指标替代或转换，才能准确地表达出这些评价标准指标对国防经济政策价值变化的贡献（或者影响）。实际上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作者在此进行的开拓性尝试，实际具有理论上的试错性。建立国防经济政策价值的评价标准，一般要使用一组评价标准指标或者多组评价标准指标。国防经济政策价值是主体、政策市场、行政决策机制开放程度、政治环境、政府偏好等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用公式表示是：∑CR=f（MF，PF，EF，OF，GF，NF）

式中：CR（Course result）——过程结果；MF——主体要素；PF——政策市场要素；EF——政治环境要素；OF——行政决策机制开放程度要素；GF——政府偏好要素；NF——其他要素。

结合以上公式，作者提出了如下6项评价标准指标：①主体结构状况指标；②政策市场供求稳定性状况指标；③行政决策机制开放程度指标；④政治环境公开性指标；⑤政府偏好合法性指标；⑥其他指标。这种方法适合于从宏观范围评价国防经济政策的价值，而不适合于对国防经济政策价值作微观、具体的分析。对微观、具体的分析来说，这种方法所取的指标并非十分合适。

需要说明，在选择指标时往往因人而异，带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因此，首先要对选择哪些国防经济政策价值评价指标达成共识，否则就无法实际展开对国防经济政策的价值评价；其次，即使能够在选择国防经济政策价值评价指标上达成一致意见，如何对这些指标作综合评价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如各个指标之间如何排序，对各个指标应给出多大的“权数”等。在选择同样指标，但对指标排序和“权数”确定不同的情况下，对国防经济政策价值的总体评价便可能相差甚大。作者认为，使用帕累托最优标准评价国防经济政策的价值比较合适，因为国防经济政策价值变革和创新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最优标准可以为评价国防经济政策的价值提供一个单一而精确的尺度，虽然运用这一评价标准还需要进行理论上的深入探讨，但是在逻辑上是可行。

3 推论：关于政策价值评价的功能和价值进一步分析

在讨论国防经济政策的价值评价方法以前，有必要进一步对价值评价的功能和价值进行探讨。

在理论上追求一种完美的、面面俱到的评价标准是脱离实际的。前面讨论的政策价值的价值评价概念不会构成这样的标准。如果只是使用价值评价的一项标准（即使是前述的政策价值评价的帕累托最优标准），放弃或很少使用其他评价标准，自然会产生片面性或某种“缺点”。只要价值评价能够满足本文分析政策价值评价的特定要求，以这些片面性或缺点为代价就有其合理性。那么，本文对分析政策价值有什么特定要求呢？或者说，本文分析政策价值的着眼点在哪里呢？简单地说，本文把节约或价值评价改进作为分析政策价值问题的关键所在。本文强调对政策价值作微观、具体的分析，有时也需要有一些宏观和相对抽象的分析。正如前面的讨论所阐明的，政策价值的评价标准能够较好地适应这些要求。①

同时，作者也重视政策价值评价的可观察性、可评价性，以及应用这些标准作政策价值工程分析时的可操作性。这些要求将集中体现在对具体的价值评价方式的选择和设计上。与那些虽然逻辑上精确但不易评价，甚至不易观察的价值评价方式相比，本文更关注那些虽然逻辑上不很严格，但易于把握的价值评价方式。这一点正是本文在提出若干理论化的评价方式后，又提出了一些借助常识就可以作出判断的评价方式的原因所在。这样，虽然总体上说本文评价政策价值时采取的是单一的价值评价，但价值评价的方式则是复合的。需要说明，应用价值评价分析政策价值本质上是一个价值判断过程。例如，价值评价高的政策价值是“好”的、“优”的，价值评价低的政策价值是“不好”的、“劣”的。同时，作者对政策价值的评价分析是实证的，本文描述的是政策价值实现的价值状态，并不对这种价值本身的状态进行评价，以避免过多的规范性分析。可以说，规范性和实证性的统一是政策价值的评价分析的一个特色，虽然这不影响在实际分析时把二者相对分开。

4 结论

本文论证的逻辑基础是：不同类型的国防经济政策价值，其构成要素是相同的，只是构成要素的组合结构不同。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用于分析具体的国防经济政策的价值工程分析。国防经济政策的价值工程分析可以划分为主体、政策市场、政治环境、行政决策机制开放程度、政府偏好等多个要素子系统，多个子系统之间构成了多种结构关系。探讨了建立基于价值工程分析的国防经济政策程序模型的基本步骤与方法，对系统内部要素及其决定因素的关系作了典型性说明，并对价值工程分析内部要素关系进行了总体描述。这为国防经济政策价值分析提供了创新性的分析工具。结合成本探讨了如何建立针对国防经济政策价值的评价标准。作者建立了政策政策成本、功能和价值的概念；提出了政策价值的三种评价方式；指出在实际评价分析中借助那些不“规范”的，但易于观察和判断的评价方式，则可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注释：

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的有关论述.

参考文献：

[1]库桂生等著.中国国防经济史[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50-56.

[2]于连坤主编.国防经济学概论[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1-3.

时政分析论文篇6

关键词：公共政策学；课堂教学；案例创新教学法

中图分类号：G642.0？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7-0046-02

公共政策学是教育部公共管理教学指导委员会要求开设的所有公共管理类本科专业的四大平台课程之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类本科专业在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开设，现有行政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城市管理等四个专业，且公共政策课程均已在上述四个专业开设。

因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是我校唯一拥有经济学和管理学两大学科交叉优势的学院，教学研究覆盖区域经济和公共管理两大学科，因此本文拟在此学科交叉背景下，针对《公共政策学》的课堂教学思路进行探讨，以期为公共政策课程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供参考。

19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的政策研究还只是附属于经济科学。以1887年伍德罗·威尔逊（Woddrow Wilson）提交关于行政研究的论文开始，美国公共行政学科方始建立。因此，公共政策学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还属于新兴学科，也是一门正在不断发展中的学科，是指权威的国家机构及公共团体为了实现特定的公共目的，对社会价值进行合理配置的决定与实施过程。追溯来看，公共政策学起源于政治学、管理科学等学科。1947年，美国学者西蒙提出“管理即决策”。1951年美国政治学家勒纳和拉斯维尔共同主编《政策科学：视野与方法的近期发展》一书，该书第一次对政策科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内容、发展方向做了详尽的论述，被人们认作是公共政策学诞生的标志。

中国公共政策学科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引进西方政策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目前已成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部分。由于在我国起步和发展均较晚，还属于一门新兴学科。总的来看，公共政策教学的专业化人才缺口较大，高校教师在公共政策教学过程中偏重理论，在关注社会公共政策现实、提出政策解决方案等方面较为欠缺，从而使这门课一定程度上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在课堂教学上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案例教学和社会现实的结合不够紧密。由于选择合适的案例开展教学，有助于学生实现从“课堂学习”到“政策实践”的认识转变与政策体验过程，因此案例教学也是公共政策学发源地美国的MPA等教育的基本方法。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发展期，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配置不均衡、城乡发展程度差别较大。在这样一个时期，北京上海等地已经进入发达经济初级阶段，2012年北京经济总量已达17801亿元，2012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13797美元。但就在北京周围，在承德、张家口、保定等首都周边，还存在一个贫困程度较深且集中连片的区域，存在着近200个贫困村、154万贫困人口，被称为“环首都贫困带”。这样的社会现实导致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问题急剧增加，政策问题层出不穷，公共政策分析的案例异常丰富，为公共决策提供了丰富的社会实践机会。因此，当前存在的大量丰富生动的公共政策案例完全可以用于公共政策学的课堂教学案例加以分析，而这对于拓展并创新公共政策案例分析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公共政策案例教学的概念界定[1]

案例教学（Case Method）是由美国哈佛法学院前院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朗代尔（C.C.Langdell）于1870年首创，后经哈佛企管研究所所长郑汉姆（W.B.Doham）推广并得到了迅速传播。案例教学法撇弃了照本宣科的课堂灌输方法，具有开放式、互动性、启发性等特点，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有利于对课堂理论进行实践验证，因此被认为是代表未来教育方向的一种成功教育方法。20世纪80年代，案例教学引入我国。

所谓教学案例，指的是真实发生过的、和教学知识点密切相关的事件。小劳伦斯·E·列恩认为：“教学案例是一个描述或基于真实事件和情景而创作的故事，它有明确的教学目的，学习者经过认真的研究和分析后会从中有所收获。”案例教学，则是根据事件发生的具体场景，进行后期模拟还原，从中探讨该事件本身所包含的理论问题和解决思路。案例教学法是一种将前期真实生活引入后期学习过程之中的教学方式，有助于同学们结合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理论模拟和实践分析。

公共政策案例（public policy case），即将实际生活中的具体公共政策引入课堂教学或学习者思维之中的可操作的应用形态，是对某一公共政策情景（a policy situation）的直观化和具体化的描述。公共政策案例教学则是基于丰富鲜活的公共政策现实活动，将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进行教学，目的是在教师启发引导的基础上，帮助学生掌握公共政策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通过政策具体过程（如制定、执行、评估、终结、分析等）和具体细节的分析来促进公共政策学教学水平的提高和政策解决思路能力的提升。

二、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的优点和缺点

通过公共政策案例教学，学生可以在分析具体现实公共政策的基础上，对公共政策的功能、类型、系统等基本概念和价值、环境、体制、工具等公共政策理论知识进行“再检验”，并进而深入理解和认识制定、执行、评估、终结等政策过程，也可以通过对问题进行不同视角、不同环境、不同条件的比较评估，自觉或不自觉地训练“分析有条不紊、探究坚持不懈、决策当机立断”的政策分析能力。

但综合来看，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也有其明显的优点和欠缺之处。

（一）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的优点

优点很明显，主要有：

1.有利于通过理论结合实践的教学方式来深入提高课程教学质量。案例教学倡导在教师引导、学生准备、现场讨论、课堂总结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的理论学习能力、问题分析能力、即时思辨能力和总结提升能力。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的教学方法，也有利于营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教学环境。因此案例教学法可以明显提高课程的教学效果，深入提升教学质量，从而达到教学要求。

2.有利于结合公共政策学科本身的特点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公共政策学融汇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等不同学科不同层次的知识，具有较为复杂的系统知识特征。因此，单纯的理论教学会使学生对政策术语和范畴等这些本来源自生活的理论知识反而感觉理解较为困难，也容易感到枯燥。现实、生动的公共政策案例分析，能够加深同学们对诸如自由裁量权等公共政策术语、理性决策系统等学科范畴及其他理论知识的理解，比较能够以切入生活的方式，简易而又生动地抓住知识点，从而提高学习效率，也有利于极大地提高学生学习公共政策学的兴趣。

3.有利于通过针对性探讨政策分析过程来培养学生公共政策素质和能力。公共政策学本身即发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个主要的工业国家，其后由于发展的需要迅速扩展到许多国家和地区，具有彻头彻尾的政府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实践基础。尽管不断有学者进行理论总结和提升，但通过针对性的过程分析，明晰公共政策产生的政策环境、价值内涵、决策体制、制定议程、执行障碍、评估模式、终结策略等分析程式、步骤和方法，从而既着眼于政策问题本身，又能在理论指导下超越政策问题，可以系统、延续、及时地培养学生分析现实公共政策问题的素质和能力，真正达到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

（二）目前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的缺点

尽管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有着显著优点，但限于我国公共政策学科的发展历史较短，一般同学政策参与不多，当前正处于经济、环境、社会等转型发展过程等因素，目前我国高校公共政策学的案例教学也同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点，主要表现在：

1.单一案例分析的灵活性和课程案例分析增加的单调性。无疑案例教学具有生动、现实、互动的教学特点，以启发引导为主，但由于公共政策学涉及到多学科交叉背景知识，从而使单一案例分析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不同的观测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参考结论，这既需要同学们同时具备宽口径知识和专业视角，也加大了问题分析的难度和深度；同时，经常进行案例分析，因为固定的理论知识总是落后于不断发展的政策实践，也容易使同学们感到总是有一层隔膜的政策体验。并且，分析的案例越多，理论和具体案例之间的差距就越大，最后案例分析就逐渐演变成为对理论知识的另一种叙述方式，从而使人感到别样的单调。

2.现实政策的演变过程映衬出案例教学分析的过去式。分析公共政策为的是解决公共问题。但公共政策学的案例分析，往往是以过去式的公共政策问题为分析对象。即使对于曾经发生的某一公共政策问题的结论是永远不变从而使具体分析可以绝对正确，但这种分析对于正在发生和尚未发生的公共政策现实仅仅具有借鉴参考作用和理论指导意义，学生只能“横看成岭侧成峰”却难以“身在此山中”以便去识得“庐山真面目”。这种现实政策的演变过程映衬出案例教学分析的过去式，就使得案例教学分析大部分时间、大多数场景仅仅停留在了课堂，实际指导意义较为欠缺。

基于以上公共政策案例教学分析的优缺点，笔者力图跳出一般案例教学的窠臼，提出了“摸底—点题—仿真—实践”的四步案例教学法，力图凸显政策实践中的理论脉络，注重理论讲解中的实践能力，通过“实时新闻、现场分析、政策把关、实践验证”的教学思路来切实提高学生对于公共政策学理论的把握能力和现实问题的解决能力。有关内容，将会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思路创新研究》一文中进行详细介绍。

参考文献：

[1]陈昌洪，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2012，（16）.

[2]李小军.案例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0，（7）.

时政分析论文篇7

一、发展趋势

据统计，在中国知网所收录的文章中，与“美国主流媒体中国报道”相关文章共236篇，涉及政治、经济、民族宗教、历史、文化艺术、科技创新等方面，其中细分到政治类题材的文章有129篇。这些文章的发表时间主要集中在2D03年之后，并有逐年增多的趋势，在2014年达到了发表数量的高峰（29篇）。文章所属研究学科主要分布在新闻与传媒（72篇）、外国语言文字（29篇）和中国语言文字（16篇）这三大领域。文章研究层次绝大部分属于基础社科研究（107篇），其余涉及行业指导（13篇）、政策社科研究（3篇）。文章所属研究机构主要来自各地高校，其中上海外国语大学最多，共13篇。

二、研究内容

根据知网统计，针对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中中国政治类报道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新闻与传媒、英语语言文字两大方面。在报道文章选择方面，主要以《华盛顿邮}鼢和衄约时}鼢美国两大主流媒体的文章为主。

（一）新闻与传媒

美国主流媒体凭借其经济实力、高科技传播手段、一流的验和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优势，在国际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中国的崛起，研究者从新闻传播角度对于美国主流媒体中国政治类题材报道进行分析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搜集材料方式。在材料搜集方面，研究者主要通过互联网文本、图书馆纸质文献和数据库检索三种方式搜集样本进行研究。

2.研究方法与手段。从新闻媒体角度，研究者主要采取内容分析方法对美国主流媒体报道进行研究，考察其报道内容，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此外，上海大学邵静的博士论文《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涉华报道研究》采用了框架分析法对报道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新颖独特。

3.研究主题。探究美国媒体中国政治类报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是研究者们的主要研究主题，从而揭示美国主流新闻报道和其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联系。一些研究者就某一具体报道主题进行分析研究，探究中国国家形象，如张楠的硕士论文衄约时报涉华女性报道分析》。一些研究者则选取某一年美国主流媒体中国政治类报道进行分析研究，再细分为不同事件，探究中国国家形象。如邵静的博士论文衄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涉华报道研究》选取了2009年整年报道进行整理分析，何霞的硕士论文衄约时报涉华报道研究》选取了2D07-2D08年报道进行分析整理。

（二）英语语言文学

1.搜集材料方式。在材料收集方面，英语语言文学研究者同样通过互联网文本搜索、图书馆原文纸质文献和数据库检索三种方式收集样本进行研究。

2.研究方法与手段。研究者主要从英语语言学角度，根据Falrclough的CDA分析模式和韩礼德的批评话语分析理论，对美国主流媒体中国政治类报道文章从语言层面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Fair clough认为，话语与权力、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话语可以构建社会现实、人际关系、信仰等，其三维分析结构有效地体现了语言学和社会学理论的结合。韩礼德的批评语篇分析理论通过对语篇进行文本、过程和社会三个层面的分析，从而揭示语言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从而阐释语言不仅仅是交流工具，它还能反映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其相互关系。遗憾的是，没有研究者使用英语语料库对文本进行分析，这一部分语料库建设尚属空白。

3.研究主题。英语语言研究者在主题选择上，主要是围绕语言层面对新闻报道文本进行分析，揭示语言和国家意识形态的紧密联系，解析美国媒体的中国国家形象。刘旺余的《华盛顿邮报关于中越南海争端报道之意识形态微探》主要从词汇的及物性、名词化和被动语态等方面对文本报道进行批评话语分析。岳种的硕士论文《中美关于中越南海争端报道的批评话语分析》主要从文本层面、话语实践层面和社会实践层面进行分析，揭露了新闻报道中权利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三、结语

近年来，对于美国主流媒体中国政治类报道的论文研究正在逐年递增，主要集中在新闻传播和英语语言文学领域。在研究方法方面，语料库的使用尚属空白，从而说明利用语料库对美国主流媒体中国政治类报道进行分析研究的必要性。

[本文系2015年度河北农业大学社科基金项目“基于英语语料库的美国媒体中国政治类报道选择性分析研究”（SK2015-1）的阶段性成果]

时政分析论文篇8

关键词：政策过程理论；“禁三轮”；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4月15日

一、临泉县“禁三轮”政策整治工作情况

“禁三轮”是禁止人力三轮车、机动三轮车、电动三轮车行驶的简称，临泉县的“禁三轮”从2014年10月份禁止所有三轮车辆在城区行驶开始，至今将近一年多的时间了。从2014年10月份开始，前期的主要工作还是为“禁三轮”做一些铺垫和准备。真正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禁三轮”政策，是2014年12月份临泉县的《关于临泉县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临发办[2014]126号）。这项政策规定，从2014年12月1日起，全天24小时禁止三轮车辆在临泉县城区所有路段行驶。至2016年3月25日，临泉县城区的约6，000辆三轮车的问题得到部分程度的解决，基本上实现了政策目标。但这一政策过程并非如此简单，实际上，在政策过程中牵涉到诸多利益关系，并引发了一系列的政策问题。临泉县的“禁三轮”政策经历了从制定到执行、反馈的基本政策过程，反映了一项公共政策变迁的基本特点，其中所折射出的新政策内涵和政策过程理论价值，还有待我们去进一步探索。

二、临泉县“禁三轮”政策整治工作具体措施

（一）精心组织，积极准备。为了做好此项工作，专门成立临泉县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13个工作组，具体负责专项整治各项工作。2014年县委县政府组织并带领各职能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到淮南、蚌埠等地学习交通管理经验。并于2014年10月27日，临泉县委、县政府以临办发[2014]126号文件进行下发，并进行了深入广泛的宣传。

（二）广泛宣传，认真调查摸底。2014年10月29日，召开了动员大会，相应的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制定相应的工作方案，同时进行任务分解细化，具体落实。交通部门组织印发了2万份致全县人民的一封信，5千份致全县三轮车主的一封信，3千份三轮车查处调查登记表；县宣传部、广电局、教育局、团县委、妇联等进行大量的宣传和报道；城关镇及县工业园区深入开展入户调查，建立三轮车主基本情况台账和三轮车主家庭（个人）特困档案；县工商联、质监局对三轮车销售厂商进行清查摸底，建立厂家地址、车辆品牌、类型、销售价格是否符合国家规定的车辆技术条件等基本情况台账。

（三）规范执法，依法治理。按照法律、法规查处违规上路行驶的三轮车380余辆，截至目前，共收缴三轮车电瓶2，698块，有效地打击了三轮车违法上路、非法载客的行为，规范了道路交通秩序。并从2015年1月4日，交通、市容抽调精干的执法人员组成两个执法队，公安部门配合，实行24小时路检陆查，对不听劝阻继续违法上路的三轮车进行查扣，依法收缴，强制报废。

（四）明确责任，加强督查。为了加强对综合整治工作的监督检查，县督查局定期、不定期的对各成员单位的工作进展进行督查，先后下发了督查通报，对落后的单位进行了批评、通报，限期整改。

三、“禁三轮”政策整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个别成员单位思想消极，工作开展滞后。未严格按照整治工作方案的时间要求开展工作；（2）由于三轮车的管理难度较大，干扰多，阻力大，易反复；（3）个别单位存在执法不公现象，部分特殊群体三轮车主抗拒管理；（4）参与交通秩序整治单位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存在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的现象；（5）由于整治工作的时间很长，一些执法人员的厌战情绪逐渐显现，管理工作易松懈；（6）“说情风”愈刮愈烈，导致了三轮车违法现象难以治理；（7）三轮车驾驶员的交通安全意识比较薄弱。

四、运用公共政策过程理论对临泉县“禁三轮”政策整治进行分析

所谓政策过程理论是指政策研究者基于一定的经验事实，在一定的理论和分析方法的指导下，通过某个或多个维度对政策的逻辑过程或过程中的各要素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和研究，形成的一组本质上相互联系的概念或命题，以及一个逻辑结构严整的框架体系。而其中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多源流分析框架属于较有代表性的两种。在这里，笔者将运用这些理论对临泉县“禁三轮”政策进行分析。

（一）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的理论应用及分析。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是以埃里诺・奥斯特罗姆为代表提出的一项政策过程理论。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便是行动舞台，行动舞台包括一个行动情境和该情境下的行动者。在做出“禁三轮”政策处于政策层面或集体选择层面上的基本判断后，我们能清晰地理清在“禁三轮”政策过程中，也显现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行动舞台，那就是县级政府部门的行动平台。在国家《交通安全法》和机动车国家标准的指导下，临泉县形成了一个关于“禁三轮”政策的行动舞台，其行动者主要有四个：一是公共利益（集团）。三轮车的存在的确给临泉县各个方面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特别是治安问题，使得三轮车成为“两抢”和威胁人民群众的重要工具，因此公众有要求政府治理三轮车的利益诉求；二是汽车行业利益集团。三轮车行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汽车行业的市场拓展，因此汽车行业的发展需要扫清市场障碍，当然愿意将三轮车行业踢出局；三是三轮车行业利益集团。这里所讲的并不仅仅包括三轮车厂家和商家，也包括三轮车车主以及电动自行车厂家、商家和车主，他们构成的是一个政策利益共同体；四是政府。政府在公共政策中占据着核心作用，它既着眼于公共利益的考量，也谋求政府自身的利益诉求。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在一些方面能够说明“禁三轮”政策过程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禁三轮”政策作为一项公共政策，能够纳入到制度分析和发展的理论框架之中进行分析，而且这种政策性分析一般属于集体选择层面；第二，对我国迫切的制度化建设来讲，运用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来分析问题，显得非常重要和富有价值；第三，能够利用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辨别出行动舞台中的各种要素，如行动情境、行动者等，以此能够对政策作一个预测和评估，制度分析可以评估正在获得的成果和在不同制度选择下将能达到的一组可能的成果。

（二）多源流分析框架的理论应用及分析。约翰・W・金登的多源流分析主要讨论了议程的建立和备选方案的产生问题。主要包含四个核心概念，即问题源流、政治源流、政策源流和政策之窗。可以从这四个概念入手对“禁三轮”政策过程加以应用分析。在“禁三轮”政策过程中，问题源流即认为政策议程主要源于社会问题因素，它主要表现在三轮车的大量存在，给临泉县城区的交通秩序、交通安全、生态环境、社会治安、县城管理等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对广大老百姓的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造成了严重危害，特别是交通事故，当时涉及三轮车的交通事故占了所有交通事故的一半，而且受伤、死亡的大多是三轮车这一边。百姓所反映三轮车问题的意见、建议逐渐增多，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表达了要求进一步加强三轮车管理的愿望。特别是临泉县治安问题，引起了临泉县群众的不满和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两抢”成为人们大街小巷都谈论的话题。三轮车已是临泉县道路交通安全的“头号杀手”。因此，政府部门更加坚定了三轮车已经成为公共问题和政策问题。对这一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反复磋商，并由主要县领导亲自挂帅，而参与此次政策过程的有县政府的主要部门共同组织实施。“禁三轮”政策与外部的利益集团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汽车行业利益集团是“禁三轮”政策的重要推力。我们知道问题、政策和政治这三条过程源流都是相互独立的，而且它们各自都是按照自己的动态特性和规则发展的。这些分离的源流往往在某些关键的时候汇聚在一起。在“禁三轮”政策过程中，政策之窗即政策议程建立的偶然机会，它首先表现在一些特别引人注目的交通安全事件的发生。临泉县政府认为三轮车已成为低层次的交通工具，应该给予取代。正是在各种条件的汇合和碰撞下，才汇成了如今的“禁三轮”政策。通过对“禁三轮”政策过程的分析，可以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的存在以及“政策之窗”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以“多源流分析框架”为理论基础剖析我国政策过程具有一定适用性。但同时，我们应该明白，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管理体制的发展，正处于不断改革与深化的过程，在应用国外理论解释我国面临具体问题的政策过程时，只有与我国政治体制、管理体制等特点相结合，才能更为准确、科学地分析我国公共管理过程中的政策问题。

五、小结

以上分析可以归纳出我国“禁三轮”政策过程的本土性或特殊性，这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和构建适合我国具体政策过程的、本土化的、有充分解释力的政策过程理论。

第一，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之下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最大的依然是领导者。特别是在公共政策方面，他们基本上集政策问题的提出者、政策制定者、政策操纵者于一身，在公共政策的提出、制定、执行等各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二，在政策的运行过程中，要保证政策合法有效地运行，就要保证政策的合法性。政策合法，不仅包括政策要符合宪法和法律，还要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正是因为“禁三轮”政策的合法性得到了保证，才使得在后来以及未来的执行过程中运行得将会比较顺利。

第三，政策执行方式的选择，一定要注意科学化，努力提升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首先，要弄清政策问题的本质，不能简单地判断一个事情的“好”与“坏”，而要从多种维度、多种视角来分析问题；其次，行政命令式或强制式的方式要慎用，切不可操之过急，必须使一切行动都建立在充分的调查论证的基础上，如果过急，往往适得其反。

第四，多元社会、多元利益主体大量涌现，我们在政策的运行过程中，不能再停留在传统的思维里，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在问题处理中，要切切实实了解利益主体的诉求，在双赢中获得稳定，获得和谐。特别是对反对的呼声，更要谨慎对待。在政策的运行过程中，往往存在多种利益主体的博弈，特别是在公民社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会不断涌现出各种利益集团，他们的影响和作用将在政策运行过程中显得越来越突出。因此，在政策运行过程中，要更加充分地考虑到这些利益集团的作用。

第五，一项政策往往不是单一孤立的存在，常常与其他多种政策相联系。“禁三轮”政策中，下一项政策往往是对上一项政策的修改或调整，也就是一种渐进式的或平滑的政策变迁。从2014年10月份开始，前期的主要工作还是为“禁三轮”做一些铺垫和准备，真正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禁三轮”政策是2014年12月份颁布的政策文件。这段时间，政策构成的是一个连续的、有机的整体，表现出一种渐进式的政策变迁模式。正是这样一种政策变迁模式，才使得政策更加具有连续性和执行力，否则，政策很容易成为一纸空文，不会有任何执行力。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共临泉县委办公室文件[2014]126号.

[2]临泉县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整治工作（简报）.第3、7期.

[3]临泉县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通报.2015.3.25.

[4]保罗・A・萨巴蒂尔.彭宗超，钟开斌等译.政策过程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