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21 02:47:22
世界文化论文篇1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文化/审美现代性
【正文】
中图分类号：B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310(2002)05-0050-04
在排山倒海而来的全球化浪潮中，精神文化发展的趋势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对马克思的世界文化观与审美现代性关系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对文化与审美的关系、对全球化境遇中精神文化发展的错综复杂趋势的思索。
一
有人说，只要现代化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题，讨论审美现代性问题依然具有现实意义。这句话之所以有道理，是因为审美现代性作为现代化的产物，一方面表征为在现代化过程中，因社会的巨大变迁而带来的文化、审美的深刻转向；另一方面也表征为在全球化语境中，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弊端的批判。
面向21世纪，在高度现代性的条件下，纳入我们视野的是，在世界文学或世界文化的语境中，审美现代性的选择。多元文化的对话，各民族文学（化）在互相影响、互相吸纳中以其民族文学（化）的独特性走向世界，是马克思的“世界文学”或世界文化观对审美现代性的当代启示之一。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的“世界文学”概念中“文学”一词既可以指文学也可以指文化。（注：“世界文学”中“文学”这个词，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6页上编译者的注：它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等方面的著作”。德文的“文学”同所有西文的“文学”一样，均来自拉丁文，狭义上系指文学；广义上系指学术文化。从书中“文学”一词的上下文看，它既指文学也指文化。）
众所周知，“世界文学”这一术语是由歌德提出的。但是，马克思把世界文学、世界文化形成、发展过程看成一个历史现象。黑格尔曾经提出过，人类历史最终要从各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的历史这样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这一思想，否定世界历史的形成是“自由精神”和“绝对理念”的自我外化过程，指出了世界历史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的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产物。马克思把世界文学或世界文化纳入到了世界历史进程中考察。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然到处落户，到处开放，到处建立关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1]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把大工业生产、世界市场和世界各民族的交往看成是世界历史和世界文学形成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他们又生动地勾画了西方技术先进国家的市场资本主义对世界各地殖民地国家工业、技术的输出和资源的掠夺，及随之而来的西方文化对殖民地国家的渗透和影响。他们从西方大国文化的全球性扩张事实出发，说明“世界文学”形成的最初原因。马克思对“世界文学”的提问方式为我们审视审美现代性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坐标。这里想提醒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在马克思那里，“世界文学”最初形成，就意味因现代性带来的世界历史多元化裂变，世界文学或世界文化注定是一个开放的结构性变迁的模式，而不是一个终极的整一性的模式，由此带来它对审美现代性启示也是多方位的、开放的。这里，我们姑且把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和文化的殖民扩张的审视、警惕暂时“悬置”起来，先来看马克思如何言述世界文化的“交往”理论与审美现代性关系。马克思在打开的世界历史进程中，把东西方的关系、东方历史文化架构到他对世界文学或世界文化的表述中。我们知道马克思曾经以历史主义态度冷峻地批判过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封闭性。我们还记得马克思关于中国封建社会是“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这一著名比喻；马克思还严肃地指出封闭的东方社会结构因“亚细亚生产方式”形成了一种“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马克思的文化批判观点也正是百年中国文化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现代性变革中所不断反省的。马克思对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的研究并不仅仅是对既往的追溯，他在对待东西方关系问题上，着眼点在于世界历史和世界文化是非常清楚的。马克思又是如何看待中西方文化的关联？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马克思从哲学的高度并以空间性叙述形式，把中西方历史文化机体的异质性的互相碰撞和互相影响看作是合乎“两极相逢”[2]的辩证法则的事。“两极相逢”意味着冲突也意味着对话，它本身就构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中的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东（中）西方文化、乃至各民族的文学、文化走向交往与对话是马克思的审美现代性理想，在他的“交往”理论中能够找到清晰的脉络和线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的交往从“被迫交往”、“自发交往”到“普遍交往”的历史过程作了透彻的分析。他们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出“交往的形式”是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相适应，[3]“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4]由于“普遍交往”，“其中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5]乃至作为各个单独个人也“才能摆脱不同民族和地域的局限，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包括精神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可以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6]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是“大工业生产”和“市场世界力量”，使得交往具有世界性质，从而为精神生产从传统向现代的根本转变开辟了途径；他们从未来可以达到的合理化状态的角度构想了不同民族、单独个人的精神生产，在世界多元文化对话（这种文化共融如马克思所说的“利用人们所创造的一切”）中从事全面的生产，必须要以“普遍交往”的条件为前提。“普遍交往”可以理解为主体间性的交往。“普遍交往”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在历史进程中不断累积的过程。马克思指出旧的交往形式成为桎梏，就要以新的交往形式取代。就多元文化的对话而言，它也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在世界文化背景下，一种文化都是相对于另一种文化而存在，文化的冲突与共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交往”中主体间性的互动作用。也只有通过不同文化的主体间性的互动作用，它们的话语力量才能得以在不同层面上在交往形式的不断发展中，进行对话和沟通，从而形成文化的多元性与包容性。马克思关于世界文化的“交往”理论，在哈贝马斯的著作中得到反响。哈贝马斯遵循马克思的模式，把人类建立交往的合理性看成人类寻求解放的途经。他认为，社会的解放，就是要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没有统治的交往关系和取得一种普遍的没有压制的共识，并把审美经验与表达放在交往模式上。这正是对马克思所说的“普遍交往”理论的富有时代感的阐释。从审美现代性的角度看，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提出人类生存本体论意义上的审美自由的最终实现、作为个体生存的人的审美自由本质的实现，是审美现代性的根本原则。审美现代性如何在文化中发生，马克思世界文化“交往”的理论从文化角度对美学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思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多元文化的对话，各民族文学（化）在互相影响互相吸纳中以其民族文学（化）的独特性走向世界，是马克思的世界文化观对审美现代性的当代启示。
应该说，在马克思的时代，真正普遍的审美交流模式尚未出现。
今天，世界的民主化进程明显加快，不同民族的文学、文化的交往对话的重要发展是由20世纪以来历史进程本身促进的。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市场世界力量不同国家被迫卷入到“交往”与“竞争”中；另一方面，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体系的瓦解使得众多民族得以独立并致力于民族认同。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强大，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为普遍交往中的多元文化的对话提供了现实的经验。同时，还应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经济、技术和通讯等方面相互依赖性前所未有地加速发展，这一方兴未艾的进程增多并改进了传插知识、文学、文化的手段，世界上最荒僻的角落亦被联结在单一的信息系统中，于是，马克思科学阐释的世界文学（化）的概念得以实现，审美的现代性从中获得了理想选择的可能性。
二
面向21世纪，多元文化对话，各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是一种必然趋势，但不是时代文学、文化的唯一表征。西方资本主义因其资本的扩张本性，资本主义的文化侵略依然是面向新世纪文化事件的危殆。对由资本主义现代性导致的文化霸权的批判，是马克思的世界文化观对审美现代性选择的当代启示之二。
后现论家福科对如何掌握历史事件意义的独特特征，提出这样一个视角：他批判过去理性至上的历史传统的目的在于把单一的事件化解为一种理想的连续性，而“实际上历史是大量纠缠在一起的事件的集合。”他认为，“历史事件不是一种决定、一项协定、一种王权或一场战役，而是对各种力量的颠倒、权力的篡夺。”[7]福科的这一视角，有助于我们思索马克思的世界文化观所蕴含的历史感的多重性、间隙、距离、非整一性和张力。亦如詹明信所说，“马克思对待历史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尊重历史辩证法的。认为历史有其不可捉摸的令人吃惊的性质。”[8]马克思一方面指出了由于大工业生产、世界市场力量使得各民族文学打破民族和地方的局限走向世界文学，另一方面从强国对弱国的经济、文化的全球性扩张的事实出发，又在当时的现实基础上分析了由于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带来了不同民族的不平等关系，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真正的平等的相互往来并未形成。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历史发生必然导至将它们的文化作为一种普遍主义原则代替世界文学（化）。请看《共产党宣言》中如下一段话：资产阶级企图“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使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9]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义正严辞地批判了西方社会的欧洲中心主义、欧洲“所谓文明”文化中心主义。联系起来，可以进一步理解在马克思的世界文学观念中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滋生出来的霸权文化逻辑的否定。马克思以现代性视角，切入批判，使人们悟出，审美的现代性，要求在自身的发展中，必须要对西方社会在经济霸权操纵下的文化霸权形成对抗。这一点，笔者在《马克思论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10]一文中作了充分的论述。
考察文化的一个的角度是弄清文化在社会中起了什么作用。在经验事实的层面上，我们不能不看到在全球化的境遇中，美国的文化推行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的事实。2002年2月8日《南方周末》刊登《大片入侵8年祭》一文对8年来美国电影对世界和中国电影市场占有情况作了报导，让人深思。报导提供了这样的事实：据统计数字表明，好莱坞的电影占目前世界电影市场份额的92-3％。1994年随着美国大片《亡命天涯》首次登上中国大陆之后，接着美国七部大片登陆，其中大制作的《真实的谎言》1994年票房在1亿美元，它是7部美国大片在中国的票房冠军。该文章还追溯了好莱坞电影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进入中国的情况。在三四十年代好莱坞电影占据中国市场的75%。早在1927年，美国官方就发表了一份详尽的中国电影市场调查报告，其中最长的部分是有关上海、香港、天津、北京、汉口、大连、曲阜、长沙、汕头等主要电影放映城市的影院的调查。美国公司不仅在上海、北京等地设有办事处，甚至在西安也有长驻代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上海进口的美国影片近2000部。半殖民地中国的大都市的中国人接受美国影片的影响不言而喻。《大片入侵8年祭》的“编者按”中有这样一段话：“1995年距今已经8年了，曾经欢呼大片进入的电影人于今安在？他们用大片激活市场的梦想是否仍在？他们是否还去影院？是否还看国产片？他们是否知道中国每年的电影观众只剩下了一两亿人次，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电影是两百多亿人次？没有人痛哭，因为他们尚不知他们的沦陷。呜呼！”以上仅举电影版图的现状，说明美国资本主义文化霸权逻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然存在的事实。
马克思一向主张必须将理论的批判升为针对现实的批判，必须扎根现实，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通过解决时展的面临重大问题展开理论的探索。今天，大众传媒的技术力量，在跨国资本运作的国际化语境中，为各国民族文学（化）的交流、交往，从而促使世界文学（化）的发展提供了现代条件。但是，美国依靠它的经济技术优势在文化交流的形式下实施不平等的文化霸权，以挟持意识形态控制的新形式出现，这是各民族本土文化认同在当下语境中又必须面对的问题。2001年台湾作家、批评家陈映真撰文抨击美国推行对中国文化的侵略的“政策”。他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的自主防御》一文中提供了这样的事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初定于1951年而后逐步完善的《行事手册》中载有十大方案，其中有这样三条：（一）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替他们制造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核心是宗教传布；（三）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中引开来，让他们集中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仅此三条就可以清楚地窥见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企图及其文化表现形式和运作机制上的霸权逻辑。[11]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阿多诺说过这样一句话：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已经成为它自己的意形形态。美国的文化霸权的全球性扩张，一方面把文化产品全面推向市场，变成“货币”，另一方面是以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将它们负载的价值密码和生活趣味推向世界。以暴力、色情、恐怖、血腥及虚假的生活幻想作为文化工业生产的母题经常以诱人叙事来包装，被制作出来的光盘流向第三世界，作为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的渗透。它们在第三世界面前树立一个“比照集团”引诱意志薄弱者追随仿效，放弃自己民族文化传统。西方思想家詹明信、赛义德、汤林森、法兰克福学派中激进主义思想家，对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推行的文化霸权和殖民文化所进行的文化批判，触及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文化本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的触角与批判，在他们那里又有了时代的时空维度与现实的延伸。若放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上看，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其实质在于，一方面防止文化的同质化危殆多元文化的对话，另一方面是防止资本主义邪恶特征的扩张。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文化问题，不难发现重塑审美自由的本真性，主持审美与艺术领域的独立自主作为审美现代性原则，必然要与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携带的文化霸权对抗。这是回到马克思关于世界文化和审美现代性的言述方式的积极态度。
三
“现代性将我们丢进了恒久解体与更新的漩涡、卷起抗争与矛盾的漩涡、模棱两可兼有焦虑的漩涡。”[12]马克思的世界文化观的悖论式的言述方式正是透过对现代性活生生经验的观察而获得的经验性取向。他处于二难的言述给我们带来对审美现代选择的富有张力的思考。现代性与文化同谋促使审美机制的现代转向，是马克思的世界文化观对审美现代性选择的又一当代启示。
人们置身于现代性境遇中，感受着现代性的变革。马克思是这样描述的：“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点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式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以冷静的眼光来看他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13]这里，马克思展示了这样一种景观：现代性带来历史过程、生活形态及其观念与整个文化基础的裂变。马克思以辩证否定的观点审视了这一过程中审美机制现代转向的残酷性与生机的可能性。
在全球化的境遇中，大众文化迅速占领世界文化市场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现象，它已成为文化现代性的标记。审美机制转向的重要特征是大众文化形式的兴起。我们必须把话题集中到马克思的世界文化观所衍生的对大众文化的态度上，从而为审美现代性在文化现代性中发生如何成为可能找到理论上的依据。
诚然，马克思亦未使用大众文化这个概念，但是大众文化作为一个悖论潜藏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一方面，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方式，由于利润的驱动，通过商品生产模式，把低劣的文化产品推向大众消费文化的负面性；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肯定了资本主义文化生产方式必然关心消费者欲望需要的增长，从而引导我们理解大众消费文化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在世界文化现展的进程中，大众文化的悖论验证了马克思的世界文化观的历史辩证法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穿透力。下面就这二方面复杂关系加以分析。
与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的扩张性相一致，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的运作模式，必然要将文化产品推向最大市场的消费。马克思曾以非常愤激的心情批判资本主义文化生产转化为商品生产的丑恶面。在著名的《欧洲问题》中马克思写道：“在私有财产和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是对于理论、艺术、历史的蔑视……是财迷真正的自觉的看法和品行。”[14]马克思给资本的道德和美学状态的定性所体现的审美现代性立场，在他许多文化批判论著中表达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马克思针对他所处的古典资本主义时期，在资本驱使下的商业化叙事劣质性一面给艺术审美属性造成的戕害，作过生动的描述和深刻的批判。他的批判指向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中得到继承和发挥。大众文化研究立足于负面的基础，由于法兰克福学派及其批判理论的倡导者的论述，产生了巨大反响。由于大众文化的全球蔓延，第三世界文化批判的介入也是必然的。中国学者汪晖的有影响的论著《死火重温》、台湾著名作家、批评家陈映真对大众文化的尖锐批判，都是立足于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大众文化如此普及并作为后现代的动力这一经验事实，不得不让人冷静思索问题。英国学者费瑟斯通在《消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中说，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论“在考察复杂而又差异纷呈的观众反应及对商品使用实际消费过程时，显得无能为力。”[15]他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如何理解大众文化这一悖论话题，对我们认识马克思的世界文化观与审美现代性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柏曼在谈到20世纪世界文化过程时提供了这样一种反思，他认为，20世纪的作家和关于现代性的认识与19世纪思想家比较，视野明显狭窄了。“19世纪的思想家们既是现代生活的狂热追随者，又是它们的敌人，他们永不疲倦和现代性的含混和矛盾做斗争，他们自我反讽和内心紧张乃是其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而他们20世纪的后继者们则更加倾向于死板的两极和平面性的整体化……现代生活开放的视野已被封闭的视野所取代，即是说，过去是既要这个，又要那个，如今却以非此即彼来取而代之。”[16]柏曼的反思启发我们回到马克思的元典论述。我们发现，马克思对文化生产的商品生产逻辑的批判并没有走向悲观主义。马克思悖论式的论述又揭示了文化生产作为商品生产的进步性及现代性带来的文化形式的变迁，为我们理解世界文化背景下的大众文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马克思是以愉快的心情来看待文化从传统的恒定中游离出来带来的解放：“一切宗法的东西都消失了，因为只有商业即买卖才是唯一的联系，……旧社会的一切关系一般脱去了神圣的外衣，因为它们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同样，一切所谓最高尚的劳动——脑力劳动、艺术劳动等都变成了交易的对象，并因此失去了从前的荣誉。全体牧师、医生、律师等，从而宗教、法学等，都只是根据他们的商业价值来估价了，这是多么巨大的进步啊。”[17]历史只有通过灾难才能进步，坚持历史的辩证法，马克思才着重指出资本主义不由自主地带来了“世界文学”这一文化的解放形式。马克思还从消费者的“需求”与商品形式的关系着眼，指出“想方设法刺激劳动者的消费以使商品获得新的魅力，通过不断的宣传，促使他们产生新的需求，等等。正是资本与劳动在这方面的联系构成了文明发展的关键阶段。资本主义的历史合理性以及当前资本所具有的力量正建立在这上面。”[18]这里，马克思看到了消费者欲望、大众的对文明增长所具有的影响，他把商品生产关心欲望的增长，视为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合理性。通过商品形式的逻辑，人们生产出了极大丰富的文化产品，也为大众文化造就“新的魅力”。马克思为现代性带来的大众文化形式审美的可能性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那么大众文化形式的“新的魅力”在哪里呢？从广义上讲，文化形式转变就是历史的主题。马克思有句名言：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件第一次是作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喜剧出现。它可以拿来作为现代性转轨、大众文化形式出现的隐喻。大众文化作为喜剧形式出现的是以大众狂欢式的欲望化表达展示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重要著作中指出，当伟大历史悲剧的叙事话语已经终结时，新的文化形式与过去发生了断裂，但却从过去的历史事件中找到了“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的历史悲剧的高度所必要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19]从而产生“新的魅力”。人类生存的必要的理想与幻想化、形式化相融合构成大众文化狂欢式欲望化表达形式的基本特征。马克思的论述为我们从文化的角度看大众文化的审美现代性生成的可能性提供了巨大阐释空间。童庆炳等学者提出人文精神为大众文化引航，现实地体现了马克思关于大众文化健康发展的思想。法兰克福学派中的本雅明作为后现代思想家的先驱值得提出。本雅明的意义在于他从时代和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出发，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古今社会对比的观点和艺术最终受到物质生产支配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了现代社会与艺术的转型中大众文化的积极意义，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提出了著名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论”。他认为随着现代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艺术生产也进入了机械复制的时代，这带来艺术巨大变革，传统艺术的“光晕”消失了，可用机械复制的艺术悄然崛起。本雅明以电影——这一大众媒介重要形式说明，正是艺术作品的可机械复制性，才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艺术品从它对礼仪的艺术接受从侧重膜拜价值的凝视观照接受方式，转变为侧重展示价值的消遣性接受方式，从而将艺术的接受建立在实践政治的基础上。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通过大众媒介的复制，一方面调动大众文化民主潜力与参与潜力，消费者可以通过时空重组及抽象化机制而开发思想与知觉的无限性。另一方面精英文化通过大众媒介的复制、普及使大众的审美感知能力普遍提高。以精英文化品格渗透大众文化来提升大众文化的审美价值、重视大众文化的本民族文化意象的塑造、防止大众文化在全球化境遇中走向一体化。这是我们理解现代性带来的审美机制的现代转向问题应当重视的。马克思的世界文化观对审美现代性的启示，将在大众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展示出开放的未来性。
收稿日期：2002-05-1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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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和谐世界” 文化 传承
一、引言
“和谐世界”理论是全球化的世界观，是对人类未来的一种理想，是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深刻思考和大胆探索。关于“和谐世界”的研究集聚了大批国际关系、外交学、哲学、历史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他们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对该论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目前，从理论上对和谐世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内，大多是关于和谐世界与国际关系和外交、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关系等方面。而关于“和谐世界”理论文化传承性的研究目前有影响的著述还不太多。白露堂的“向世界推介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一文从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和合”思想、中华文化对其他文化持开放和包容心态以及“和谐世界”理念将“和合”思想推向世界三个方面对这一主题进行了阐述，对“和合”思想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也有所提及，为该领域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研究出发，依据中国外交思想文化和国际战略的发展历程，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和谐世界理论的文化传承性。
二、“和谐世界”理论
中国立足全人类利益的高度，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强调以对话合作化解分歧、解决争端，以互利互惠促进世界和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谐世界”是一个充满东方智慧的世界蓝图，它所描绘的国际关系的理想状态，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和赞同。和谐世界的核心价值，就是以科学的发展观和方法论，回答了一个突出的现实问题：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以及怎样建设这个世界。“和谐世界”理论是以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新时期我国外交政策目标的新概括，是指导我国对外工作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新方针。它继承了新中国外交的传统，并结合国际形势与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的变化，进行了重大理论创新。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有利于中国外交占据道义上的制高点，有利于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和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200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5年，中国在亚非峰会首次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如今，和谐社会的建立已经从探讨阶段进入到具体实施阶段，其实践也从中国内政延伸到外交领域。
中国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和主张，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国外主流媒体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中国通过挖掘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向世界展现了独特的文化魅力；从长远来看，“和谐世界”这一主题的提出对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将产生深远影响。
三、“和谐世界”理论的文化传承性
“和谐世界”理论具有文化传承性，因为我们不仅能从中国古代的“和合”思想中发掘出文化源泉，还可从中国的外交思想史和国际战略发展中找到线索。
1.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从儒家思想“和为贵”和道家学说“天人合一”，到封建时期“和合”思想渗透于各家各派的思想之中，可以看出，“和谐世界”理论体现了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文化传承性。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指一种“配合得适当而匀称”的关系，包括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和世界的和谐。《周礼》中说，“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和谐中国”和“和谐世界”事实上都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发扬。在儒家思想中，“和”为做人处事的重要标准，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认为礼的作用，和睦是最重要的，并深刻阐述了“和”不必一定要“同”，而“同”者也可能“不和”，倡导在存“异”中求“和”。孔子还极力提倡“中庸之道”。另一思想家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也强调“和”是办成任何事情的关键所在。中国古代另一大思想流派道家提倡“天人合一”，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天人一致。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则是一个小天地。二是天人相应，或天人相通。是说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和合”思想是中国古代先哲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各种现象的本质的概括，“和”指和睦、和平、和谐；“合”指结合、融合。它是一种至上的境界，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并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和为贵”的中庸之道后来成为封建社会最高道德标准和最佳人生境界，“和谐世界”理论是对这种“和合”思想的传承与升华。和谐世界是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世界，是国家之间和谐共处、人与人之间和谐相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存的美好世界，是民主、和睦、公正、包容的世界。
2.中国外交思想史方面。在中国外交思想方面，“和谐”理念的传承不仅可从著名的“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等历史事件中找到线索，更体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先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与发展主题下的外交理念”以及今天的“和谐世界理论”。可以说，“和谐”是我国基本外交思维的延续。
中国历代封建朝代的外交哲学思想都不同程度受到“和合”理念的影响。绝大多数王朝在建立起来之后，都注意止戈息武，强调“协和万邦”，实现“万国咸宁”、“天下太平”。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被沿途各国公认为友好交流之路，极大地推动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特别在唐代，中国大量先进的技术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到其他国家，并接纳相当数量的遣唐使及留学生，让他们学习中国文化。郑和曾经七下“西洋”，当时，中国拥有世界一流的舰队，但舰队远航的目的并不是抢掠土地，索取财物。郑和的船队从东南亚到东非，远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路带去的是互利贸易和邦交友谊。
新中国成立后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继承中国讲信修睦、独善其身、兼济天下传统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此基础上，根据世界形势的发展和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情况，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以为核心的中国领导集体在坚持和平与发展理论的前提下提出新的中国外交理念，那就是对世界多样性的充分理解与思考。而以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立足全人类高度提出的和谐世界理论，本质上就是以多样性和差异性为基础的，从根本上区别于“大同世界”和乌托邦。中国社科院王逸舟教授认为，和谐世界理念是对我国宝贵外交遗产的继承，是中国、印度等国在20世纪50年代倡导的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时期的发扬光大。
由此可见，中国外交理论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不断创新过程，“和谐世界”理论不仅体现了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且凸现了中国外交的文化传承性。
3.中国国际战略发展方面。中国的国际战略发展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从汉唐时代世界大和的国际战略思想到清朝大力发展洋务运动，从新中国成立后的“一边倒”到“三个世界”再到“东西南北”的划分，无不体现出中国国际战略从世界和平的考量出发，为谋求最大限度的和平和世界和谐而提出符合历史发展潮流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倡议。
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后，对外关系逐渐发展，特别是汉武帝开疆拓土，张骞出使西域，中外关系空前活跃。在鼎盛时期的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中央政府多实行睦邻友好的政策，而不是向外侵略扩张，谋求霸权。清代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设立资本主义性质的事业，他们采用“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策略，实际上就是中西结合的范式，让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体制下和谐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国际战略为“一边倒”，其实质就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严正立场。它既不意味着中国政府绝不同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来往，也不意味着中国政府放弃独立自主，无原则地倒向苏联一边。“一边倒”方针的提出，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为了长远的、大范围的和谐，必先求得局部的稳定。 “三个世界理论”由于1974年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的新格局把世界划分为三个部分的理论。这一战略思想，对中国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加强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国际地位，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发展对外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相对于“一边倒”的战略，“三个世界理论”将“和”的范围进一步扩展，为世界性的和谐奠定了基础。而邓小平在1985年关于“东西南北”的划分更是直接阐明了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性。邓小平强调南北问题，实际上是为了增强中国的综合实力以及在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为今天“和谐世界”理论的提出铺平了道路。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从“一边倒”到“和谐世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国国际战略发展的实质和最终目标是“和”。“和谐世界”理论集中显示了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从我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角度，创新性地提出了符合世界现实和着眼于世界未来的理论。
四、结论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解决世界性难题具有指导意义，对缓和、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和谐世界”理论无论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古今中国外交思想史以及国际战略发展方面都能体现其文化传承性。“和谐世界”理论的提出是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必然，它源自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源自中国文化的精髓，源自中国人的总体价值观，是对中国文化的继承、创新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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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卉、刘世英：重庆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
世界文化论文篇3
(一)私有历史文化建筑的界定
1．从私权特征看，私有历史文化建筑的产权归属于个人或集体。
这类建筑古迹在法律上有清晰的房屋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例如，城市建筑有城市用地使用权和城市房屋所有权凭证，乡村建筑有宅基地或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凭证。但因为其最初多由私人建成，用于个人或集体的生产生活，故它们与国有不可移动文物在产权登记上有着显著差别。
2．从文化特征来看，私有历史文化建筑具有文物价值。
这类建筑古迹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其因在造型、工艺上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或居住过值得纪念的历史人物或发生过值得纪念的历史事件而具有文物价值。也就是说，一方面，这些建筑古迹虽然具有文物价值，但是否为文物，需要正当程序予以确认。另一方面，若认定为文物，其属于私人所有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和传世文物之一种，其所有权受国家法律的保护，应该符合198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2年，2007年、2013年分别修订)保护的对象。
3．从立法文本来看，私有历史文化建筑属于事实上的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
大多数学者认为，遗产与历史相关，是牟总前人给子孙后代加以传承的东西，其中包括文化传统，也包括人造物品。在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UNESCO，以下简称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一些有关保护文物的国际公约中，一般把文物称作为“文化财产(CulturalProperty)”或者“文化遗产(CulturalHeritage)”，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文件中则直接使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特指具有科学、艺术和历史价值的遗产。然是否为法定保护的文化遗产，需要经过普查、指定、登录为文化遗产的正当程序。
(二)法律政策学分析之理论与架构
对于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博登海默强调指出，“政策要么本身是一种法律渊源，要么是法律的内在构成要素之一。法律不仅具有形式，而且还具有内容……其内容便是那些旨在实现某些价值规则的内容”。真正将“法律政策”和“法律政策学”作为一个概念提出并被欧美的法学家们广泛使用则始于上世纪末，其中，以美国政治学者和政策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和国际法学家M•S•麦克道格尔为创始人及主要代表。所谓法律政策学，其实就是一种用政策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法律现象(主要侧重政策对法律，包括立法、司法过程的影响)的思想倾向，是一种法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也被称作政策法学派。它是有关下列内容的一般性理论框架和技法:从法的角度对意思决定理论进行重构、并与现行的实定法体系相联系，设计出法律制度或者规则，由此控制当今社会面临的公共问题、社会问题，或者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各种方法、策略，或者就这些方法、策略向法律意思决定者提供建议。概言之，法律政策学为当今社会面临的公共问题、社会问题提供解决的方法与策略。其基本原理从政策看法律，从法律看政策。其主要目的于探讨政策与法律二者之关系，究明二者相互间之互动、交互影响等关系。也就是说，作为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应用学科，法律政策学不仅关心事实，而且更关心价值和行动，其分析范式主要是从权利与救济、制度与程序、政策与策略三个层次进行展开，它的价值背景，实际上触及两个问题:一是面对多元文化观念所必然会带来的价值冲突，二是由此引发的价值选择与价值平衡。
二、私有历史文化建筑保护的现实困境:保护理念与价值冲突
尽管我国《文物保护法》确认了属于私人所有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和传世文物，其所有权受国家法律的保护。但是，审视这些私有历史文化建筑，其性质在进入公共领域的过程中，正经历着从“私有”转变为“全人类”，从“财产”发展到“文化财富”的发展变化，随着公共部门的介入，必然面临建筑文化保存与建筑物使用发展互为排斥，公共文化消费与私有财产权保护等现实困境。换言之，如何实现既能够保护私有历史文化建筑所有权人合法权益，又能防止其和管理人的权利滥用，已经成为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一)私有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理念
自上世纪末，文物古迹的保护才逐渐引起文化学者、建筑学家、法学学人的研究兴趣。于今，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在各级文物部门的推动下，“申遗”成为许多地方政府文化名市、文化名城的重要战略。通过“申遗”，文物古迹的保护和利用已经演化为一个个新兴的社会运动。文化遗产固然需要保护，但是，对于那些已经经过普查，还没有登录成为文物的私有文化建筑要不要保护，更是折射出人们对文化财产保护的人权和私权理念。前者则涉及到个人的生存权、发展权与群体的文化权;后者涉及到这些建筑文物财产权的归属和利用。可见，古迹保护方案总是包含了保存对象的选择、诠释、以及历史脉络指认等社会过程，而这些社会过程又常常与为何保存、如何保存、保存谁的历史、保存给谁看、以及谁来决定保存对象等课题息息相关。
1．人权保护理念
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人权宣言》第27条宣称“人人有权自由参与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生产的福利;人人对由于他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和物质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我国《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可见，尽管对什么是人权，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共识是:文化权利被视为国际人权保障的一部分。而文化权利具体又包括人民或民族对其文化遗产之一组权利。其中，我国大陆学者称之为“文化权”、“文物权”、“文物相关权”、“文化遗产的所有权”、“文化遗产的经营权”、“文化遗产的交易权”，而我国台湾学者则称之为“文化基本权”。从人权的角度来看，文化认同是人权重要的部分，文化资产之所以要加以保护，是因为其在文化认同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客体角色。而文化认同的过程，也就是人民接近并享受文化资产的过程，当然也是需要被保护的。私有历史文化建筑正是承载着特定民族或人群共同历史生活的记忆，而具有文化财产的属性。除了所有权人之外，一般的大众对其既享有观赏、亲近和消费，以丰富其文化生活的权利。这些在风土民情、传统礼俗、宗教礼拜等等背景下，所产生的文物、建筑本身也是文化财产背后的文化内涵的共同创造者。可见，文化权保护的对象，不只是文化资产本身，还包括接近它，享受它的权利。正因如此，文化权从人权宣言时所强调的个人权利角度转向群体权利角度，“文化权”已经延伸为“文化遗产的权利”且日益受重视。例如，1954年海牙公约前言提到:“任何文化资产如遭受损失，就是全人类文化遗产所遭受的损失。”，1972年世界保护自然及文化遗产公约的前言里更清楚指出，文化遗产构成“人类世界遗产”(wordheritageofmankind)的一部份。在此前提下，作为文化财产之私有历史文化建筑被保护，就显得当然而必要了。
2．私权保护理念
私有历史文化建筑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是很重要的财产权，作为宪法所明订的基本权利之一，国家有义务加以保护。然而，财产自由也有限度，例如，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22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与补偿。”也就是说，私有历史文化建筑由于所蕴含的重要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除了具有私有产权属性外，还被普遍认为具有公共属性，而成为全民享有的文化财产。为此，当国家在推动私有历史文化建筑保护事务，或其一旦被指定为文物之后，政府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应对私有历史文化建筑之财产权进行限制。可以说，公共利益成为各国制定历史文化建筑保护法律的基础，随之而来的加强建筑立面控制、限制土地再开发、公益征收等等，均以此作为法理依据。换言之，虽然私有历史文化建筑属于私人财产，但私有财产权的行使必须符合公共利益，这是当代各国宪法中的普遍原则。例如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第153条规定:“所有权负有义务，其行使应同时有益于公共福利。”1949年德国《基本法》第14条第2项规定:“所有权伴有义务，其行使应兼顾公共福利。”1946年《日本宪法》第29条规定:“不得侵犯财产权，财产权的内容应适合于公共福利，由法律规定之。”此外，宪法的这一原则在民法上也有充分体现，如现代民法所确立的所有权社会化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和权利不得滥用原则进一步强化了对所有权行使的限制。总之，在被指定、登录为文物之前，基于其私权属性，私有历史文化建筑所有权人基于经济上利益而选择不自行保护;当其被指定为文物或文化遗产之后，因为公共利益，财产权应负有社会义务，其所有权人无自行任意修缮和任意处分该个古迹建筑之权利。
(二)私有历史文化建筑保护的价值冲突
基于国家对公民财产权保障义务之宪法规定，私有历史文化建筑被征收或限制私有财产权之权益损失，国家自应对公民财产给予补偿。但是，对财产权的征收与补偿，保护与利用，必将带来私有历史文化建筑保护的价值冲突。
1．私有历史文化建筑保护与利用的价值冲突
私有历史文化建筑表征了历史文化、风土民情，是一种特殊的财产，它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它具有物理客体性质和审美客体性质，在外观上表现出符号形态、信息形态和权利形态。它通过符号形态来表现某种文化内涵，通过信息形态而成为一种法律上很重要的知识财产，通过权利形态显示财产所有权之归属。如今文化资产的保护已为世界共同提倡的文化策略，国际上出台了许多为各国所遵守的文化资产保存、宣言、决议、文件、规范。作为文化财产的私有历史文化建筑，也是全人类所共同拥有的文化财富与资源，它不但属于今天，更属于永久的未来。因此，将它们真实、完整地延续留传下去，是我们现今的职责所在。但是除了自身的物质特性，要将其所代表的文化意涵介绍给大众认识的话，不能只以静态的方式保留下来，而应该对其加以再利用。然而，近年来，受“文化进化论”、“事物都是不断发展”的歪曲理论，以经济为导向制定城市发展战略和旅游业发展的影响，一系列古建筑在利用中被破坏。可见，从静态的保护到动态的利用，必然存在着权利保护的过度弱化和商业的过度开发之间的矛盾，势必会破坏私有文化建筑的原真性，从而使之走向一个将文化传承与文化载体的保护与开发割裂开来的误区。实际上，如果不重视保留真实的私有历史文化建筑，将其大量拆除后重建，或过度追求附着的土地价值和商业潜力，凭空改变功能，这不仅改变了它所存在的人文环境和当时真实自然的生活，也即破坏了历史真实性，而且丢掉了地方特色与文化传承，丧失了它所蕴含的文化遗产价值。可见，保护与利用之间到底谁优先，存在价值冲突。
2．私有历史文化建筑保护之人权与私权的价值冲突
党的十明确将“生态文明”作为六大工程之一，凸显党和国家对环境保护之重视。然对于自然资源之维护、环境保护、文化保存及社会福利的给付，凡此种种势必都与个人财产权保障有所冲突。单就文化保存来说，并非所有遗存的东西都受到保护，社会只是有选择性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私有历史文化建筑因兼具有私人属性和公共产品性格，在保护与利用上也不例外，必然存在人权与私权谁优先的价值冲突。为此，各国政府必须在对其是“重点保护主义”、“选择保护主义”还是“不保护主义”上进行权衡。例如，日本在制定文化财保护法立法之初因为国家财力有限，而采取“重点保护主义”的立法原则，严格挑选最应被保护的对象，并在有形文化财中设有重要文化财及国宝，史迹名胜纪念物及特别史迹名胜纪念物二阶段的指定方式，限定特别需要重点保护的范围。而德国现代的古迹保护法并不是将值得保护的文化财转为国家所有，而是宣示民间所有权人的维护责任。在我国，根据2013年新文物法第25条、第56条、第66条相关规定，作为私有历史文化建筑财产的所有人，必须担负起保护国家文物的义务。可见，无论是文化遗产保护较为发达的国家通过建立文化遗产的指定、登录等制度，还是我国对于属于私有财产的文化遗存的买卖与流转，文物管理部门进行适度干预等方式，均是缓解私有历史文化建筑保护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人权和私权之间的价值冲突。而在私权制度设计上，在规定财产权的内容及限制时，也尽量使财产权的私益与公益平衡。
三、私有历史文化建筑保护:法政策学构想
从法律政策上的需要兼顾私权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强化指定、登录为文物的程序正当性，明确立法政策取向，做好保护策略的选择。
(一)建立利益平衡机制的私有历史文化建筑财产权损害补偿制度
私有历史文化建筑具有“私有化”产权的文化财产。在私权与公权的博弈中不可避免地因为其财产价值而导致所有权滥用，例如，强制拆迁、非法征收或纳入文物保护而排除所有权等等。从私有财产权保护的角度来说，所有权受到损害必须得到补偿。通常，私有历史文化建筑财产权损害补偿可分为私有古迹之所有人因古迹被指定而致使丧失使用自由之补偿与私有古迹之征收之补偿两类。对此，我国台湾地区《文化资产保存法》第27条、第31条、第36条分别规定，“私有古迹之管理、整修或复原需要巨额经费或有特殊情形时，各级政府得酌予补助或辅导”;“经该管主管机关登录之私有历史建筑物，得在百分之五十范围内减征地价税及房屋税”;“经指定为古迹之私有民宅、家庙、宗祠所定着之土地或古迹保存区内之私有土地，因古迹之指定或保存区之划定，致其原依法可建筑之基准容积受到限制部份，得等值移转至其他地区建筑使用或予以补偿”，这些立法值得我们大陆借鉴。除此之外，从私权保护政策，还要探索经指定之私有历史文化建筑“容积移转、发展付费、受限得偿”之利益平衡机制。
(二)建立确保程序正当性的文化遗产的普查、指定、登录制度
建立文化遗产的普查、指定、登录制度能让私有历史文化建筑保护的程序合法，它对于保护建筑遗产利益相关人的合法权利显得尤为重要，它一方面保护私有财产所有权人的权利，另一方面，防止行政机关的随意拆迁和所有权人对历史文化建筑的破坏。为此，建议借鉴国外的经验，探索公、私部门对私有建筑文物普查、指定与登录制度。
1.建立文化普查制度，明确私有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范围。
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自身认识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对财产价值的利用观念的转变，传统民法的财产和财产权的种类和形态也在不断变化，作为外在表现形式的“物”或“权利”逐步为法律制度所确认。单就“物”而言，根据它的功能、性质与外观形态，可分为有体物与无体物，私有物和公物，普通物和“文物”以及“文化遗产”等等。由此可见，兼有“物”、“文物”和“文化遗产”等多重法律属性的私有历史文化建筑理应受到物权法、文物法和文化遗产法等多重法律的保护。然私有历史文化建筑数量众多、价值不一，限于客观条件，不可能将其中所有纳入法律的特别保护，故首先要对私有历史文化建筑的存在状态进行普查，明确私有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范围。由于各国的文化遗产观念、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在对文物“重要性”标准的认识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文物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范围。对此，有必要需要根据其所表现的历史、艺术和文化价值，组织文物专家对其价值的“重要性意义”进行判断，只将那些具有文物价值或文化遗产性质的私有历史文化建筑才纳入专门的法律保护。
2.在合理进行文化遗产分级的同时，完善文化遗产指定与登录程序。
其中，指定程序通常包括程序之开始、发见建物后之处理、现场勘查及审议、指定及公告、指定后的法律效果等程序。例如，日本国有关文化遗产指定的基本程序严谨、公开和透明，政府部门通过此指定制度，分别确立不同文化遗产类别中具有保护价值的对象。而文化遗产的登录(注册)制度，是就那些尚未被国家和地方政府列入文化遗产的指定或选定名录，但又具有一定价值的文化遗产而言的。在某种意义上，登录是其获得特定保护法律身份的过程，是政府管理部门以公权力为依托，对某一建筑做出属于文物建筑或优秀历史建筑的意思表示，在登录过程中是否需要申请、许可、听证等均需要法律明确规定。
(三)完善社会参与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私有历史文化建筑保护资金筹措机制
目前我国私产文物建筑保护所面临最突出的问题是私有建筑文物修缮保护缺少资金投入机制。现阶段的文化政策，为因应国际化的冲击和顾及地区经济的支持，开始提倡文化产业化，希望一方面推广文化，一方面又能达到经济自足。为此，各国在私有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策略上体现广泛的社会参与和市场机制，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资金来源与使用方式有英国、美国、意大利、中国四种模式，其中，在英国，政府除了通过“文化、媒体与体育部”进行直接的专项经费投入外，还设有“遗产补助基金”、“国家遗产纪念基金”、“遗产彩券基金”等提供经费支持。而在美国的文化遗产的保护资金，除小部分来自政府外，大部分来自民间财团和个人的捐助。意大利则通过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成功运作和持续发展，筹集文化遗产保护资金。至于中国，文化遗产以政府直接投入为主，其中政府法定的财政预算中用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经费，主要是针对文物保护单位，而专项保护基金则针对部级历史文化名城。在民间也有通过认养、出租、上市和公益信托等传统与现代筹资工具，让文化遗产“私有”化，但还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撑。为此，除了产权“私有化”管理之外，建议尽快修改和完善文化公益信托、慈善捐赠、赞助、税收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解决私有文化建筑保护筹资难的问题。
(四)构建私有历史文化建筑保护的文化、产业和权利法律体系
私有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是个系统工程，有赖于国家文化繁荣、产业振兴和财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
1.建立文化保护立法政策。
通过调查发现，开平碉楼的建筑主要包括民居建筑、公共建筑和商业建筑。这些历史文化建筑的形成均受特定地理因素、社会历史因素和精神因素的影响，其文化价值在于，一方面，它见证了华侨、华人在海外白手起家，艰辛创业的奋斗史，反映了侨居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和近代农民学习外国文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就某一具体建筑的特定建筑风格而言，其价值并不以建筑的风格是否符合西方标准来衡量，而在于这些建筑背后的文化意义。事实上，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有广义、中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包括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三个层次;中义的文化特指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而狭义文化是“由人们为了以社会成员所接受的方式行事及其信仰所构成……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事物的形式，是人们洞察、联系以及解释这些事物的方式。”故一方面，从文化的角度，要有保护传统文化的观念，及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要珍重被演化为相当数量的为公众所认同或宽容的社会群体的行为习惯。另一方面，从法律制度的角度，就是通过立法规制文化熏陶下的行为习惯，地方政府要尊重和保护群体的传统文化表达和文化权，促进文化多样性，鼓励传承、挖掘和弘扬侨乡文化，赋予侨乡文化美的内涵和特质，挖掘侨乡文化价值。
2.制定文化遗产业法。
文化、文物、文化遗产消费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产业链的形成过程，在产业保护的法政策上需要处理好与技术创新、旅游开发、城市发展关系，最终需要通过国家、省、市等各级政府通过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规划等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实施来落实。例如，意大利、英国等国将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产业、文化市场化成功结合。在确保文化遗产安全的前提下，我国完全可以让开平碉楼等文化遗产借助于节庆活动、文化创意产业、旅游产业等互动相关产业进入市场，并通过专业高效的市场运作，开发出文化遗产的潜能，反过来让文化遗产得到切实的保护。为此，建议制定文化遗产业法等产业法律政策。一是要建立文化产品上市交易平台，促进文化遗产证券化;二是要制定相应的《文化创意产业法》，《城市规划法》等政策与措施，处理保存与过度开发的矛盾，平衡文化遗产物质化形态的价值冲突。
3.完善文化遗产权利保护法律制度。
私有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除了文化遗产本身以外，还需要专业的人和专业队伍。例如，传统文化的发掘者、传承者，文化遗产的发现者、保护者和修复者既是专业的人，也是一支专业的队伍，他们的权利需要有相关的法律来保障。为此，其一，要重视私有历史文化建筑的所有权人与无形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保护。例如，日本在1950年的《文化财保护法》中，对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种表演艺术家、工艺美术家等，经过认定后被称为“重要无形文化财持有人”，其中技艺高超者甚至被提高到了“人间国宝”的高度，受到充分的重视和尊重。其二，要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队伍建设。例如，意大利十分重视文物保护教育体制与培训体系，专门设有罗马修复中心、佛罗伦萨文物保护研究所等部级教育培训基地。法国从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遗产大普查活动开始，就注重专家学者的主导作用，并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有意识地把大学、科研机构、建筑事务所、博物馆、图书馆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吸引和组织到文化遗产保护的人才库中，并让他们发挥各自特长，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三，重视私有历史文化建筑客体的管理。目前我国文物的物业管理中存在着一定的行政“盲区”:从内容上分，如法定保护建筑(文物建筑)的整治修复没有任何法律可以依靠;从类型上分，如老私房的管理无法可依等。因此，需要建议出台地方性规范，创新私有历史文化建筑认养、出租、上市和公益信托代管人制度，成立私有历史文化建筑物业管理制度。
四、结语
从知识产权国家战略的高度，党中央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繁荣”的决定，要实现这一目标和提高文化软实力，需要加强文化软实力的产权贸易、文化走出去的产品表现、文化大繁荣的产业支撑，而这些都最终离不开文化遗产本身。私有历史文化建筑既是祖先留给所有权人的珍贵财富，也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产，既属于当代人，更属于后代人，对其加以保护既要程序合法，也要实体公正。从私权上，要对私有文化建筑财产所有权之归属、使用、限制及损失补偿等财产权作出明确的制度安排。从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要通过指定、登录等正当程序将作为准文物或“文化遗产”的私有历史文化建筑上升为文物和文化遗产来加以保护，如此再构建私有文化建筑保护的地方法律体系。
世界文化论文篇4
一、传统理论对世界经济一体化解释的片面性
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还是立足于对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产生、发展的原因的分析，如利用比较优势原理、要素禀赋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及产品生命周期学说等说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产生与发展。这种解释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世界经济一体化不简单地等同于国际贸易或国际投资。经济一体化产生的一个关键条件是，各国经济甚至政治、社会行为必须在多国共同确立的某种协定的规则或准则的约束下进行。也就是说，世界经济如果称得上一体化，它不仅是各国发生了经贸联系，而且，这种经贸联系的发展还涉及到各国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的选择。各个国家之间可能存在很强的互补和互利性，但是，其间经贸联系可能很少或没有。或者，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经贸联系，但它们并没有组成一体化。这在当今世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所以，用传统的理论说明经济一体化的产生和发展，只是把握了一个方面，即各国之间存在的经济上的互补性和互利性可能推动它们之间经贸联系深化，却忽视了另一方面，即各国如何根据这种互补性和互利性从政策选择上认可某种形式的共同约束规则或准则。应该说，迄今为止所有经济一体化的产生都是这两方面综合的结果，缺一不可。
从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些新问题来看，更难以用传统的理论说明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经济一体化发展愈来愈走向高度化。高度的一体化不仅要求各国实行自由贸易，加强投资合作，而且，要求各国实现货币政策协调、财政政策协调，走向单一货币等等。新的发展趋向所能产生的利益是传统理论所不能分析到的，有些利益短期内无法度量。更重要的是，一体化向高度发展，更多地涉及到各国让渡问题，这样，远远超越于一般经济利益的权衡。（2）有些全球性问题已经成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因素。如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已发展成为数国甚至全球问题；技术进步愈来愈快，作用在增大，各国要求保护知识产权的愿望也会越来越迫切，但它不是一国政策所能实现的；国际金融领域巨大的资本流动对各国经济可以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于各国单独的经济政策调控所能及的范围；甚至可以说，世界经济已经步入了相互依存的时代，任何一种危机可能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波及，使各国难以幸免，要预防这类危机，需要全球合作。
上述这些变化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开放，它们可能促使各国走向一体化，但是，单单用传统的理论无法说明和解释。当今在西方经济学界盛行的对策论可能有助于认识这一问题。由于精细的对策论需要应用艰深的数学，这里，只是应用对策论的基本原理作一些粗略的分析。
二、应用对策论对世界经济一体化产生、发展的分析
1、应用对策论分析经济一体化的基础
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深。一国在制订某种经济政策时，不仅会影响到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会对它国产生影响。同样，它国制订某种经济政策也会产生类似的双重效应。所以，各国之间在政策选择上存在着利害关系，它们在进行某一经济决策时，不能不考虑到彼此的反应。对策论正是以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害冲突为研究对象，世界经济一体化不过是各国在开放政策方面从利益相互冲突走向协调的结果。这是应用对策论进行分析可能得到的一个结论：当今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已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各国间存在利害冲突，但任何寄希望于它损的企图，只会导致共同的更大损失。所以各国可能会尽量避免选择引起与它国冲突的决策，从而走向合作与一体化。
不同层次经济一体化达到的高度和实现合作的领域不同，其对策模型特征会有些差异。下文分别从贸易、经济调控政策及环境污染的解决等方面应用对策论具体分析各国如何可能走向一体化。
2、走向经济一体化的政策选择模型
（1）确立贸易合作的策略选择。这一模型采用“两国家模型”。假定有A、B两个国家，相互间存在很强的贸易互补性，其中A国为大国，B国为小国（我们也可以设定A、B两国为同类水平的国家，这并不影响分析，只是假定一大国一小国，可以更方便地引申出本文所要论述的另一结论），两国之间有开放市场、封锁市场等政策选择，不同的政策选择决定了两国“支付”的不同。两国可能的政策组合及“支付”（如表1）。
表1两国贸易政策选择的对策模型
B国
开放不开放
A开放Ⅰ（3，8）Ⅱ（0，10）
国不开放Ⅲ（4，0）Ⅳ（0，0）
（表中每一括号内数字左边为A国支付，右边为B国支付）
表1中，Ⅰ（3，8）表示A国开放市场，B国也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为3和8。Ⅱ（0，10）表示A国开放市场，B国不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为0和10。Ⅲ（4，0）表示A国不开放市场，B国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是4和0。Ⅳ（0，0）表示A、B两国都不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为0。
从表1可看出，两国不同政策选择组合引起的“支付”的变动，实则反映了两国贸易制度选择利弊权衡的价码。如果两国既存关系达到一定程度，而且，两国充分意识到制度选择的权衡价码，就可能促成两国走向合作，走向一体化。如我们选取两国都开放市场时各国的支付为参照系，具体分析这个问题。从表1来看，相比于两国都开放市场，A国若能单方面关闭本国市场，则它可净获利1（4—3），B国若能单方面关闭本国市场，则它净获利2（10—8）。然而，不幸的是，国际贸易中很少存在这种单方面“恩惠”。一国单方面关闭市场获净利，会促使另一国也关闭市场。这会引起两国较大的损失。此时，相比于两国都开放市场，A国净损失3（0—3），B国净损失为8（0—8）。两国都关闭市场引起的净损失远远大于单方面关闭市场的净获利。在重复游戏情况下，各国会不断修订本国政策，最终可能会达到均衡解Ⅰ，即两国都开放市场。若没有外在约束力量，均衡解Ⅰ很容易因为某一国家试图获取单方面关闭市场的净利的诱惑所打破，从而造成上述共同净损失的出现。根据制度经济学原理，这种情况可能促使某种制度即规则产生，以避免或减少上述净损失。这样，在贸易领域两国走向一体化。
（2）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的策略选择。这一模型仍然采用两国家模型。假定A、B两国都采取货币政策对本国经济进行调节，两国可能采取的政策组合（如表2）。
表2两国调控政策选择的对策模型
（附图{图}）
（表中G指经济增长率，P为物价上涨率，括号内的数字是经济增长率减通货膨胀率后的净报偿，每一行第一个数字是A国的，第二个数字是B国的。）
从表2可看出，若两国同时采取扩张政策，则它们都有纯利益，两国都存在一定的通货膨胀，但有较高的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一国实行宽松政策，而另一国实行紧缩政策，则会比两国都实行紧缩政策效果更差。比如说，紧缩国家可能出现货币升值，出口下降，从而经济增长率下降，而扩张国家虽然保持较高增长速度，但是，由于货币贬值造成通货膨胀的代价会超过较高经济增长的利益。考虑到当今国际资本跨国流动的频繁和巨大数量，一国难以单独依靠本国调控政策实现某种经济目标。通过参与决策游戏，不同国家可能实现在经济调控政策方面相互协调。
上述两模型采取“两国家”分析，虽然方便地说明了两国走向一体化的原理，却不能解释，当一个国家与多个国家存在经贸联系，从而它们之间进行贸易、经济调控政策选择时，都存在如表1或表2中所示的“支付”，为什么这个国家不和所有的有经贸联系的国家结成一体化？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如果将上述模型扩展到几个国家，我们会发现，一国与其余的（n－1）个有经贸联系的国家之间的政策选择组合的“支付”有大有小（我们权当作谈判收益），而该国与它国在文化、现有政策体制等方面存在的差别程度很不一样，这样，该国与这些国家进行谈判的成本也就不同。一国与它国能否从一般的经贸联系走向一体化，是在这种谈判收益与成本比较中选择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国家间能形成一体化，有些国家间却不能。
（3）关于治理环境污染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全球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解决环境污染需要各国合作，但在此过程中，存在如何分摊成本的问题。由于环境污染问题解决后，各国都可以成为受益者，所以，在分摊费用时，可能出现各国寄希望于“免费搭车”的现象，导致谁也不愿出资，以致环境污染无法解决。对此，对策论利用简单模型，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
假设某一治理环境污染项目可能给n个国家带来的潜在收益分别是P［，1］，P［，2］，……，P［，n］，预计该项目总成本为C。假定
（附图{图}）
即从项目可能带来的效益看，建造该项目是合算的，应该投资。但是，由于各国企图“搭便车”，该项目也许难以筹措到足够的资金。设想有一个类似投标的机制，即由各受益国认捐，其出资数目分别为S［，1］，S［，2］，……，S［，n］。若
（附图{图}），
则该项目无法修建，将捐款如数退回各国；若
（附图{图}），
则项目可修建。若
（附图{图}），
盈余部分退回各国。这样，在解决这一项目的建设问题时，有两个可能解，它们分别是：
（附图{图}），
S［，i］＜P［，i］，在此情况下，项目可建成；
（附图{图}），
在此情况下，项目无法建成。
假定可以重复游戏，若第一次失败，即各国出资后，
（附图{图}），
项目不能建立，再进行第二次认捐，一直到各国出资数目达到
（附图{图}），
项目建成为止。由于每个参加国都认识到其获益将是P［，i］—S［，i］≥0，所以，从理论上讲，参加国会在一次次游戏下趋于合作，最后由各国达成协议，共同出资将该项目建成。
上述三个简单模型，分析了不同国家在三个不同领域走向合作的政策选择的可能。但这三个领域的政策选择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其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如贸易合作的策略选择可能会促成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这主要是因为前者是引起各国经济政策相互影响的一方面原因，而且，贸易合作的程度也是决定经济政策协调“支付值”大小的一个因素。这两者与环境污染也有联系。一方面，贸易合作加强，可能加剧区域内环境污染，从而加强了共同解决污染问题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可能也是推动各国经济调控政策协调的一种动力。
虽然运用对策论分析表明，各国若考虑到它国的反应，在对某些经济领域可能的政策选择作出权衡后，它们可能会谋求合作，也许还会形成统一的约束规则，实现一体化发展。但是，在现实中，要达到这一结果并不容易，谈判和策略选择可能颇费周折，谈判可能还存在不对等关系。
3．各国实现合作的困难和谈判的不对等关系
由于各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偏好和自身的相对优势，在有些情况下，也许会出现数个国家间决策无法相容的问题，从而依照某种投票规则进行决策，无法达成一致协议。例如，假定有A、B、C三个国家，它们在资源禀赋上存在很大差别，处于经济发展的三层次。其中，A国在高精尖产品生产方面占优势，B国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占优势，C国在资源密集型产品生产方面占优势。这三个国家分别主张降低高精尖产品、资本密集产品和资源密集产品的税率。于是，当由它们投票选择共同的贸易体制（制订统一的关税率）时，会出现以下偏好序（如表3）。
表3不同国家投票选择的偏好序
降低资源降低资本密降低高精
密集产品关税集产品关税尖产品关税
A国321
B国213
C国132
从表3来看，如果三个国家根据各自的偏好序投票，而且投票是根据多数原则作出决策，那么，根据“阿罗定理”，三个国家在降低不同类产品关税上无法达成一致。例如，若从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关税与降低资本密集产品关税看，A国和B国对后者的偏好均强于前者，所以，按多数规则，应该选择降低资本密集产品关税这一方案。而从资本密集产品和高精尖产品看，A国和C国均倾向于降低高精尖产品关税。但从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和高精尖产品关税来看，B国和C国对前者的偏好强于后者，所以，它们两国此时会支持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关税。可见，三国在进行投票决策时，会出现无限循环，无法达成一致协议。
为解决这一问题，有人提出，如果参加者各方扩大信息交流，并作必要的游说，使参加者都认识到一体化发展可能带给各自的好处，这样，可能会改变某些参加者的偏好序，从而避免出现“投票循环”。
另外一个办法是，各国可暂时避开这一协调领域，而转向其他共同利益交叉多的领域进行合作。如在上例中，可以暂时允许各国对各自相对劣势产品提供关税保护，但相互间可加强资本流入和投资合作，这可能有助于避免不利结果的产生。
从这里可以引申出的一个结论是，如果各参加国能充分意识到各国加强合作的意义，并尽量在某些共同感兴趣的领域走向政策协调，其结果是，它可能促使这些国家在该领域内生产发展和分工的深化。这样，一体化政策或体制选择本身又成了推动某种经济发展格局形成的因素。例如假定某些国家致力于加强环保协作，它们达成了在某些规格的环保产品上享受关税优惠的协议，这可能会促使原来没有环保产品的国家优先发展环保产品。当今世界一些国家为向世界贸易组织靠拢，努力调整本国生产，实际上也说明了这一问题。
由于我们假定各参加国是政治上、经济上自立的国家，因此，任何决策都是各国根据本国对可能获益与所付代价权衡后作出的。通常一国是不能强迫它国作出某种政策选择的，这与70年代前情况有所不同。
从二战后一直到70年代，各国在政策协调方面明显地处于实力不均衡状况。当时，美国居于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地位，它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战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制，如战后GATT及IMF所确立的自由贸易、国际金融体制框架，基本上反映了美国当时的利益需要，其他国家只能在此类框架约束下被动地参与到世界经济大循环中去。
80年代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发达国家如日、欧的力量日益强大，发展中国家地位也极大地得以提高。各国谈判力量增强了，当今世界多边体制已很难由个别国家操纵。尽管如此，但是在实现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由于国与国之间的不同政治企图和经济上实际存在的差距，加上历史形成的某些大国的实权地位，世界经济政治生活中仍然存在不平等的问题。除了其它原因，正如前文表1中所示，我们曾假定A国是大国，B国是小国，相应地，两国相互开放市场后，A国获利相对少些，B国获利相对多些。因此，若两国为走向一体化进行谈判、协商，它们利弊权衡的筹码就不同，对谈判所愿作出的让步也就不一样。大国倾向于少一些让步，小国往往迫于对大国市场较严重的依赖关系，可能不得不多作出一些让步。
三、运用策略选择分析经济一体化存在的问题
随着各国相互依赖关系加深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越来越突出，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发展趋势会日益明显，从而，运用对策论分析、解决的问题会增多。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参加国家越多，协调领域越多，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分歧也会越多，进行重复游戏的成本会增加，要达成协议和维持规则运转的费用会越来越高。因此，如果不能找到比较合理的决策机制和程序，那么，依靠对策论分析也只能得到非常有限的结果。
世界文化论文篇5
一、特殊区域环境――城市与乡镇交接的“交叉地带”地理特征
用地理概念解释，“城乡交叉地带”指的是农村与城市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农村和城市间往来频繁、人口流动逐渐加速，从而形成的一个新的区域。《平凡的世界》的故事发生地主要在县城和乡村两地，作者用全知全能的小说叙事角度，展现了主人公的生活与情感经历。
小说开篇就注重对陕北地域“城乡交叉地带”特有的地理风貌的描写。先描述了县城雪天自然景致：“1975年二、三月间……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人们宁愿一整天足不出户”“在整个荒凉而贫瘠的黄土高原”。随着情节的发展，孙少平放假回村，村庄景象展示在读者眼前：“从县城到他们的村有七十华里路……坡度还是很长很陡。”作品第一部第四十六章写道：“在漫长的二三百年间，这片广袤的黄土地已经被水流蚀剥得沟壑纵横，支离破碎，四分五裂，像老年人的一张粗糙的脸。”
由此可见，陕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块贫瘠的土地，尤其是乡村，沟壑纵横，重峦叠嶂，几无平地，少平读书的县城与其老家农村地域交通条件差异极大，“陡”“窄”两字写出农村生存环境极其恶劣。路遥敏锐捕捉到这一环境，从黄土地的自然景致下笔，深入到黄土地上人们的深层生存状态。
二、陕北地域环境影响下的人文精神
原始粗糙的陕北地域环境影响着人文性格。学者张彩玲言：“陕北高原山大沟深、黄土深厚，就赋予了陕北人一种凝重感。”气候寒冷，沟壑纵横，居住环境恶劣，交通不便，这些地理环境磨砺了人的精神意志力，得以生存下来的人的生命力是坚韧的，但她又指出“这种坚韧的极端就是重本、安土，就是随遇而安”“陕北人有的就是守的耐性与走的冲力的不谐调”。
路遥描写处于城乡交叉地带的热血奋斗者形象，生活在社会转型时代的青年命运抉择极具典型性，“他们身上有着不安分的坚决，他们身上交织着农业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双重特质，因为农村和城市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所以他们的人生与选择就不可避免的具有了传统与现代相互冲突的特点”。
（一）“走”的冲力――离开乡土到城市发展的打工者形象
第一部写道：“孙少平上这学实在太艰难了，像他这样十七八岁的后生，正是能吃能喝的年龄，可是他每顿饭只能啃两个高粱面馍。”因此，他常“感到两眼冒花，天旋地转”。主人公孙少平上学艰辛，连饭都吃不饱，他不甘心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生活天地里，少平身体里埋藏着“不安分”的因子，而这种因子，其实就是一个热血青年奋斗的因子。在城市里的他依然过着困苦日子：“他继续咬着牙，经受着牛马般的考验……晚上，他脊背疼得不能再搁到褥子上了，只好趴着睡。在别人睡着的时候，他就用手把后面的衣服撩起来，让凉风抚慰他溃烂的皮肉。就这样，这种痛苦伴随着他，从揽工到矿工。”对孙少平而言，生活虽艰辛，但城市是实现梦想的冒险之地。
孙少平的生活分成农村系列和城镇系列，在城乡二元文化的影响下，他形成了双重性格特征，这样的青年是很不甘心在农村度过他的一生的，他必然会想到外面的世界闯荡，即使是外面城市的环境令他处处碰壁，甚至头破血流，他也心甘情愿。作者对他身上的坚韧的意志力表示了肯定与赞美。无论是在农村中还是在城市中的他都是积极向上的，也许孙少平们根本不是为了金钱和荣誉，而纯粹出于青春的激情，这是作者对美好理想主义的心理寄托。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物质贫瘠，生活在黄土高坡上的农民的困苦可想而知，作者把人物置于苦难的炼狱中，让其笔下的人物一次次地经受生活的击打，但始终坚忍地挺过来，体现了中国北方人民自古以来就有的慷慨悲歌之士的人文性格。
（二）“守”的耐性――安土重情的陕北汉子形象
孙少安则是另外一种陕北男儿形象。同样是不屈于传统命运的掌控，富有敢闯敢拼的精神。懂事的孙少安在少年时代就放弃了学习机会，忍受着艰苦的劳作，正是他的付出，使全家度过了最艰苦的日子。一切苦难都没有摧毁他内心那份向上的坚定信念。作为生产队队长的他，敢于带领乡亲们改革，“猪食料事件”让前辈都对他刮目相看，最后顺应农村时代改革的浪潮开砖窑，抢先发家致富。
然而这并不是少安的圆满结局，路遥故意让笔下的人物多灾多难，砖厂倒闭了，这对于少安来说是致命的。文中写道：“砖场倒闭至现在……虽然多方拜求还是无法挽救残的局面，少安也因此郁郁寡欢，消沉了一年多，但是那颗不服输的心始终为再次起航准备着。”终于“一九八三年底，孙少安就还完了银行两次大笔贷款的全部本息……当一九八四年开始的时候，盈利就滚滚地进入了孙少安的腰包。”与弟弟孙少平那种农村外出奋斗者相比，孙少安始终是立足于农村，在乡土中始终以农民的身份、情感和立场去面对生活的困难，去寻求生存道路。
综上所述，少平、少安兄弟俩拥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在这个城乡交叉地带上，他们紧跟潮流，确定目标，义无反顾，这些优良品质帮助他们一步步走向成功。只不过，两兄弟相比，孙少平选择的是“走”，哥哥少安选择的是“守”，“走”的还在困惑中，“守”的获得成功，其中深意，耐人寻味。
三、陕北城乡青年的爱情纠葛――城乡交叉地带文化的冲突
作品中，城乡交叉地带文化的冲突还体现在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的男女爱情的冲突：孙少平与田晓霞、孙少安与田润叶的情感故事。
（一）爱情冲突：对比悬殊的城乡文化显现
作品中的田晓霞代表了现代文化的积极因素，比如摆脱农本思想束缚。田晓霞与孙少平互相吸引，在学生时代，人格是平等的，他们之间感情深厚。然而晓霞不甘心于此，所以她想要帮助他。她通过书报有意引导少平，在少平眼里她本身就是爱、文明以及理想的象征，她给了他前进的动力，作为大学生的晓霞，早已习惯了城市里的生活，也厌倦了城市里的浮夸。她爱上少平不仅仅是青春激情，更是少平积极沉稳的人生态度。但是，爱情在现实面前总是脆弱的，对少平来说，晓霞是遥不可及的，虽然田晓霞对孙少平的爱超越了世俗，她不介意他的出身，但是现实是残酷的，他们最终没有结合。
政治学中提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城乡交叉地带文化背景基础决定爱情的结果。作品描写了时代转变定地域――城乡交叉地带年轻人的爱情，隐含了深刻的意蕴。孙少平和田晓霞，他们身上体现了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下特有的人文文化思想。虽然少平曾受过一定的知识文化教育，但是在物质贫乏的现实生活的背景下，他只能为温饱奔波劳苦，所以少平的精神世界还是停留在小农思想阶段。而田晓霞所属的是城镇新兴的市民阶层，物质相比少平来说是富裕的，他们追求更高一层的理想，即追求精神文化。由此可看出，少平与晓霞，不是爱与不爱，导致其爱情不圆满的是城乡文化与经济的巨大差距。路遥借爱情悲剧的描写，引发了读者对城乡差距的思考。
（二）庄稼人的结合――陕北乡土文化的认同感
在爱情与婚姻方面，孙少安认识得非常清晰，他主动回避润叶的热情追求，赶紧找了个门当户对的农村姑娘，娶妻生子，趁早断了润叶的希望。“是的，不可能。一个满身汗臭的泥腿把子，怎么可能和一个公家的女教师一块生活呢？”孙少安和田润叶的悲剧，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因为封建意识的阻挠，但是实质上造成这场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城市文明与乡村文化的巨大差距。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是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他们的分离。小说中描写了少安对润叶的忍痛割爱，以及后来满足于与秀莲的婚姻生活，暗示了路遥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感。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真实记录了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期特定的地域地带――城乡交叉地带中的青年人的奋斗史与爱情故事，深刻反映了当代中国城乡文化的差异，体现了作者对城乡差距的深层反思。
（贺州学院）
世界文化论文篇6
世界遗产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自《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诞生以来，世界各国积极保护本国的文化与自然遗产，使世界遗产保护成为一项全球性的事业，遗产保护理论也日臻完善。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对遗产地周边环境的保护。本文以世界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的理论为指导，结合我国的实践工作，详细论述保护好世界文化遗产周边环境的重要意义。
一、世界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的有关论述
按照《世界遗产公约》的有关规定，遗产地的保护与管理需要在空间上进行一个圈层结构的划分，一般划分为三个区，即遗产核心区、遗产保护区、遗产缓冲区。世界文化遗产的周边环境，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指遗产建筑、遗址或地区的环境，可以是直接的或者扩展的，也是遗产本身重要性和独特性的组成部分。二是指文化遗产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过去或现在的社会和精神活动、习俗、传统知识、用途或活动，以及其他无形的文化遗产形式，它们创造并形成了环境空间以及当下的、动态的文化、社会、经济和经济背景。也有学者将遗产地周边环境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空间指向，主要是指遗产地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二是内容指向，主要是体现并保持遗产价值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的要素资源，如土地、水、植被、矿产以及当地的民风民俗等。这两种提法并无本质性区别。
关于世界文化遗产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在UNESCO相关的建议和《世界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早已有共识：周边环境是体现其真实性的一部分，需要通过建立缓冲区来加以保护。2005年10月，ICOMOS第15次大会发表的《西安宣言》发展了这一认识，从对文物本体的保护转向对文物及其周边环境的共同保护，反映出对历史区域周边环境的重视。它承认周边环境对古迹遗址重要性和独特性的贡献，呼吁要理解、记录、展陈不同条件下的周边环境，通过规划手段和实践来保护和管理周边环境，监控和管理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的改变，要与当地和国际社会进行跨学科领域的合作，增强保护和管理周边环境的意识。
二、世界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的中国实践
国外关于文化遗产“周边环境”的保护研究，从18世纪末开始逐渐受到重视，在20世纪实现了制度性的发展。结合本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独特性，西方国家也探索出不同的发展模式。如法国的文化遗产保护重视本体与周边环境的同等性。英国将文化遗产个体或区域与“周边环境”视为一个整体，更注重外观特色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性，在整体一致的基础上，鼓励内部功能的更新与再利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世界遗产相关理念理解的不断深入，对遗产地周边环境的保护，特别是其中涉及本体资源的保护与利用问题的处理有了一定的认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为了加强西安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坑的环境整治，国家计委于2002年7月正式批准建设秦始皇陵遗址公园。2005年陕西省公布了《陕西省秦始皇陵保护条例》，明确指出：秦始皇陵保护区域分为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是指对秦始皇陵保护对象及周围一定范围实施重点保护的区域，建设控制地带是指在秦始皇陵的保护范围外，为保护秦始皇陵的安全、环境、历史风貌，对建设项目加以限制的区域。实现彻底“保护陵区、另辟新区、移民建镇”的整治工程，体现了对保护秦始皇陵整体风貌和历史格局的充分认识。
再以丝绸之路申遗为例，丝绸之路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起点，经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锡尔河与乌浒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大伊朗，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陕西丝绸之路7个世界文化遗产点有汉长安城未央官遗址、张骞墓、唐长安城大明官遗址、大雁塔、小雁塔、兴教寺塔、彬县大佛寺石窟。其中彬县大佛寺石窟创建于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地处古丝绸之路的主干线上，是目前陕西省境内规模最大的石窟群。在丝绸之路申遗中，彬县大佛寺周边环境的整治规划设计秉承“大佛寺环境要好，周边群众的生产生活也要安排好”的理念进行整治规划。城固县张骞博物馆及张骞墓遗址的保护项目不仅使张骞墓园本体得到了有效保护，还使张骞墓园周边群众的生活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总体来看，我国对世界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的具体实践大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保护和展现历史遗址和历史文物。第二，在保护好本体的前提之下，让周边的环境体现出与历史文化资源相协调的整体风貌，建立各具特色的街区。第三、在各历史文化资源所在的具体地段内，通过环境整治，形成系统地展示历史文化风貌的整体历史文化环境。
作为世界遗产大国同时又是发展中大国，中国面临着遗产保护负担巨大而经济能力有限的矛盾。由于世界遗产地周边各种本体资源可以向不同的功能资源转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的会发生一些建设性破坏和旅游性破坏的问题与事件。究其原因，还是对世界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外部经济的制约、产权设置重叠、缺乏有效的环境质量管理等各方面原因所致。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国家住建部及各遗产所在地政府，借鉴遗产保护先进国家的经验教训，已采取一定的行政和法律手段来加强世界遗产的保护。对于各级政府而言，在对这类具有特殊价值和作用的世界文化遗产进行开发利用时，要充分认识到周边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
三、世界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的意义
世界遗产周边环境是遗产价值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遗产存在的基础、背景和条件。为此，各遗产缔约国在承担起保护、保存、有效展示本国领土内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并将它传给后代的同时，也必须同时承担起有效保护遗产地周边环境的重任，使遗产及其周边环境真实完整地传给后代。因此，保护好世界文化遗产的周边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保持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真实性和完整性是衡量遗产价值的标尺，也是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关键。遗产地周边环境的有效保护、合理开发、科学展示问题也同样需要以“真实性和完整性”作为法律依据。《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有明确规定：真实性和完整性是世界遗产非常重要的原则。完整性，意味着未经触动的原始条件，最初主要用于评价自然遗产。而文化遗产同样也存在“完整性”(地理范围上的完整和文化概念上的完整)问题，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特有景观，也是经过很长时期特定文化渲染而形成的综合体。遗产周边的区域文化体现、延续和发展了遗产本身的传统历史文化，遗产地周边的各种物质与非物质资源，都能从一定意义上完整有效地烘托和解读文化遗产的内涵与价值。对于任何一个遗产地的保护，都应当有意识地将真实性原则与完整性原则相结合，使遗产不仅要部分真实，而且要全部真实;不仅要总体真实，而且要细节真实;不仅要遗产本身真实，而且要遗产周边环境和氛围真实。
(二)有利于促进世界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何为可持续发展，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在为《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所提出了一个定义：“满足当前人类的需要，又不危害其子孙后代为满足他们的要求而进行发展的能力”。在当代，对于世界遗产的保护利用必须强调“代际均等性”，即后代有权利享受与当代同样的真实完整的遗产。因此，当代就有责任完好的把遗产保存下去。这是“保障民族历史连续性和文化创新、社会进步的前提之一”。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就是其周边环境生存之核心，文化遗产资源不可能孤立的存在于某个环境当中，它必须与其所处的周边环境相关联、互动，才能有机地融为一个整体，才能协调发展。遗产地周边环境资源的保护、利用与可持续发展必然涉及到相关利益者的不同利益和诉求。因此，世界遗产周边环境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实际上就是这些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弈的过程，是资源的分配和利益的平衡过程。对世界遗产不分范围的进行任意的开发和利用，甚至任意的损坏，可能会换得一地、一时的经济利益，但必定会把遗产的生态效益、综合社会效益和长远经济利益牺牲掉。这种经济利益至上、眼前利益至上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短视行为。只有进行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及其周边环境的整体保护研究，才是促进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我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延续下去的必由之路。
(三)有利于带动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世界遗产以其独特的自然和文化景观吸引力，成为当地优秀旅游资源。自从1987年中国首批“世界遗产”问世以来，“遗产旅游”成为我国旅游新的热点，世界遗产地越来越受到国内外游客的青睐。世界文化遗产因其自身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内涵，体现着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依托它们所呈现出的城市环境，都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域典型的地方性和传统文化的烙印。
以“丝绸之路”为例，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始的，丝绸之路一直是东西方文化融通的道路。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全长5000公里，是古代丝绸之路中的一部分。它从西安出发，到中亚的七河地区为止，项目共涉及33个遗产点。其中，我国22个遗产点，分布在河南、陕西、甘肃和新疆。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城市旅游形象定位：如新疆段以古城遗韵为宣传重点，甘肃段以石窟画廊为特色定位，青海段突出青海湖畔的草原游牧文化，固原段以边塞重镇为宣传基点。丝绸之路蕴含着享誉世界的资源品位和厚重久远的人文精神，具有承继性的主题积累与线性资源区域分布的特征，完全“有可能成为推动我国西北丝绸之路旅游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桥梁和纽带”。在正确认识丝绸之路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性和中国国情的前提下，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以旅游开发为手段，不仅能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能带动我国的旅游业发展。
在科学不断发展，社会经济文化不断进步的情况下，人类对其价值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永续的过程，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也经历了由对文物本体的保护到对文物及其周边环境共同保护的认识历程。世界文化遗产周边环境的保护，不论是对世界文化遗产本身，还是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在规划之初就应在国际视野下对遗产地价值进行深入研究，把握遗产地的文脉和地脉，重视对周边环境的保护，以期达到一个良好的效果。
世界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 世界经济 全球化 文化变革 积极作用
世界经济与科技的持续发展促使人们重新认识国家和社会、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并在此过程中重新评估一切传统价值和意义,比如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以及全球化引发的关于民族国家、疆界和语言的争议等等。世界经济与科技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结构，加速了社会转型，引发了人们对人生意义与价值观念的思考。
一、世界经济的发展在不断更新人们的思想观念
传统道德与现性既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又相互竞争、相互厮杀。不管问题多么复杂，基本事实是，科技发明和经济增长增加了人类开拓创新和积极进取的自信心、自豪感，促进了平等、自由、竞争、宽容、民主、法治、理性等现代意识的形成和发展。科技已经成为经济的孪生姊妹，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最强大的动力。科技是现代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示了与经济、政治、文化相抗衡和对等的地位。世界经济与科技发展引起各种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在制度、体制与政策上的变化，刺激了创新、创造欲望，催生了大量关于人们如何生存与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理论以及新经验、新方法。科技日益成为撬动社会各个方面协调运行的杠杆，正在扮演枢纽和中转站的角色，把经济、政治、文化密切地联系了起来。
世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的发展与变革，而且孕育了一些新的文化类型。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和科技开始以崭新的面目、磅礴的气势、强大的内动力展现在人类面前，积极参与了人类自我意识、社会意识、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建构，他们从文化的逐渐积聚到文化的周边，然后与文化开始谈判，开始联姻，开始结亲，逐步地渗透到文化的内部，改变了文化的原有属性，最后成功地与文化融合到了一起。在数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二者之间有竞争、较量、冲突的地方，也有合作、配合、互助的地方，但结果却是经济和科技赢得了空前的重视。自此，经济和科技不再是长期被鄙视和忽视的雕虫小技，而是转而成为了人类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最为积极、最为活跃的方面之一。它们就这样勇敢地抛弃了长期被冷落和被搁浅的角色，开始以轰轰烈烈和异常壮观的气势和形象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科技革命尚未发生之前，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极其有限，被统治者肆意扭曲的政治权力和伦理道德长久垄断着人类思维的基本领地。有关社会秩序基本规范的制定权及其解释权都基本上掌握在少数统治者手里。科技革命之后，人类社会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经济、政治、文化等一切领域都活跃了起来，尤其是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爆发了出来。现在，经济和科技终于带着锋利、锐气和张扬闪亮登场了。广大人民群众获得了更多的自，也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程度上参与了经济与社会的管理，各种经济与社会组织更是不断涌现。现时的经济利益取代传统的伦理道德成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在微观社会生活层面，经济的实际影响力超乎政治之上，衣食住行、柴米油盐、婚丧嫁娶才是百姓每天最为关心的事情。在国家层面，经济和科技已经上升到执政理念和维护国家政权长治久安的高度。各国政党和政府都把实现和维护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渗透到了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之中，并在不断地更新人们的思维观念，改变人们对自身、对社会和对宇宙万物的认识。科学技术本身就是经济发展和政治决策的前沿地带，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电子汇兑等信息化技术促进了社会进步，大大提高了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的科学化、透明化、公开化水平。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人们认识自我、认识社会、认识历史、认识自然、认识科技本身的重要工具，并且对传统价值观、传统伦理秩序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也许科技发展跟人类面临的各种灾害、疾病等问题之间不无关联，但人们却希望通过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来解决这些问题。尽管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功用性受到严厉的质疑，还有学者严厉谴责科学技术给社会带来的罪恶，但所有这些做法并未影响科学技术的继续快速发展。在二战后的短短几十年时间里，人类依次经历了航空科技时代、航天科技时代、计算机科技时代的发展，现在正在经受网络科技时代、海洋科技时代和生物科技时代的考验。
二、世界经济的发展在不断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二十世纪以来，由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网络技术、生物技术等等带来的各种产品和服务，已经牵涉到千家万户的实际利益，影响到人们的衣食住行，影响到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休闲方式、娱乐方式等等。在上述技术领域所拥有的知识的多少甚至成为择业和就业的基本条件和依据。在这些方面拥有更多的知识不仅是取得理想工作的竞争砝码，而且成为攀爬社会阶梯的关键资历，成为通往上层社会的通行证，成为变更社会身份的重要凭证。一点不懂得这些领域的技术在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麻烦，甚至在激烈的竞争中沦为时代和社会的牺牲品。普通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对热门科学技术的渴望、追求和依赖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在这方面所显露出来的好奇心、求知欲远远超出对传统文化经典的热心与探求。自从1997年世界上第一例克隆羊“多莉”诞生以来，基因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基因工程技术得到飞速发展，转基因生物学研究引起轰动，各种转基因动物、植物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刺激和兴奋，转基因食品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
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支配性科技产品在不断出现，并且更新换代的速度在加快。在九十年代以后，仅仅电子通讯产品就依次是BP机、手机、MP3、手提电脑等等阶段，每一种新款产品在引领潮流的持久性上也不过是各领三五年。进入新世纪之后，人们追求的是国际旅游、高级汽车、高档别墅。奢侈品消费也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突出标志。总之，几乎每隔几年就会有一种流行的能够实际控制人们思想与行为的标志性科技产品出现。虽然生存竞争的压力增大了，但人的需求的多样性得到丰富和发展，人的本质得到深化，人作为经济动物与作为政治动物和文化动物一样，日益显示了物质利益对于人的现实存在与理想存在、主观存在与客观存在的实际意义。经济生活领域在快速扩展，选择经济作为谋生途径和事业发展方向的人在不断增多。人类的自信心、自豪感在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增强。
高科技产业和创意产业正在影响和改变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层出不穷的新兴行业改变了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科学技术化、技术产业化的步伐在加快。文化产业、信息产业、航空航天产业、汽车产业等不仅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给千千万万的民众带来了就业可能。国际金融业、国际贸易业、国际旅游业、国际咨询业等在飞速发展。它们不仅是新兴的产业领域和经济部门，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这些新兴产业减少了体力劳动，增加了脑力劳动，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不仅看到了休闲、娱乐、度假等对人类作为理想的社会存在所具有的实际价值与意义，而且还开发出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经济领域，形成了休闲经济、娱乐经济、假日经济等经济发展模式。创意产业也称思想产业，还有人称之为核心产业、关键产业，其内容包括广告、软件、会展、音乐、表演、出版、咨询、网络以及多媒体、计算机服务和电影电视、时尚设计、动漫游戏、娱乐杂志、古董古玩等等，是数字技术和文化艺术交融和升华的反映，也是技术产业化、文化产业化深入发展的结果，是典型的知识经济的代表产业。
经济生活领域正在从政治生活领域中独立出来，并且具有超越政治生活领域的潜力与可能。世界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一方面带来很多触目惊心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催生了一系列新兴时效并且具有持久价值意义的社会管理制度，如福利国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环境保护制度等等。现在各国都把信息发展计划、创新发展计划、教育发展计划放在了重要战略位置，试图抢占高科技领域的主导权。这种趋势毫无疑问已经影响到了个人生活领域。城市居民和绝大多数农村居民都已经清楚地看到了知识、学历、文凭的作用，清醒地意识到了这就是竞争的砝码所在。在蓝领取代灰领之后，金领又将取代白领。普通百姓尤其是青年学生尽管拥有很高的政治热情和参政意识，却并不把政治看作是非常理想的职业，反倒情愿冒着风险到市场上去拼搏。当服务业经济迅速超越工商业经济之后，虚拟经济似乎正要超过实体经济。知识经济的飞速发展令人眼花缭乱。
三、世界经济的发展在不断酝酿人们新的价值追求
市场经济促进了现代文明与现性的形成与发展。科学、富裕、和谐、利益、宽容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的重要理念；民主、平等、自由等现性已经深入人心，并且在挤压和挑战谦卑、忍让、中庸等传统文化与价值。皇权虽然根深蒂固，但却受到严厉的斥责和批判，公众领袖的神圣化、权威化色彩在减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拿美国总统、日本首相和德国总理开玩笑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了。就社会转型在社会心理层面的表现而言，最为显著的几个转变分别是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的转变，从政治利益到经济利益的转变，从伦理秩序到法律秩序的转变，从至上观念到世俗观念的转变等等。传统农业社会重权力，重伦理，重人际关系，社会本身对生命个体具有束缚、抑制与压迫等消极作用，而现代社会重利益，重法治，重人格平等，这些理念对社会与人类解放具有导向、诱发、推动等积极作用。世俗化虽然带来道德本位主义的失却，但也唤醒了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摆脱束缚寻求自由的生命意识。
理想人格在向平民人格过度，世俗化步伐加快。贫富差距的扩大自然而然地使人联想到了两极分化的恐怖，谁也不愿意甘做社会的牺牲品。由于经济和科技的突飞猛进导致人们思想、意识和思维的空前活跃，包括良心与品德、宗教与敬畏、信仰与理念、价值观、人生意义、终极关怀、道德伦理等在内的文化的基本内容已经变得支离破碎甚至面目全非，文化的定义和含义不仅受到的质疑和非难越来越多，而且似乎确切的定义和含义似乎根本就不存在。文化观念急剧嬗变，如同一般的实用性信息那样平常和简单，似乎一切都是文化，似乎文化就是生活。千奇百怪的文化类型借助于现代通信手段和网络技术在极短时间内就可以传遍整个地球，文化全球化紧跟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杀向了整个世界。
世界文化论文篇8
[关键词]企业文化不异不同不弃
在当今这个产品同质化、市场全球化的时代，单纯地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经营理念已经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奏效了。许多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注意到企业文化的重要性，认识到优秀的企业文化是提高企业经营业绩的有效手段。有效的企业文化建设，可以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通过提升企业软实力，而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从本质上讲，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所包含或展示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以理念、行为、视觉等因素为表现形式的，与其他企业相区别的个性或独特性所构成的体系。企业文化建设是一个因时空、所属行业、企业自身条件等而异的纷繁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建设好企业文化，应当遵循不异、不同、不弃三大基本原则。
一、不异
“不异”是指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的亚文化必须建立在时代文化、世界文化、民族文化、同业文化、自我文化等的基础上，并吸收其优秀基因作为自身建设的依托。它强调的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即共性。任何一个企业做企业文化应首先做到“不异”。因为一个企业存在的价值首先有赖于社会各界相关公众的认可和支持，而公众认可、接受的底线正是这种“不异”。企业坚持不异原则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时代文化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有文化，企业在做文化时不可避免地会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优秀的企业文化是对时代的客观反映和真实体现。时代文化是企业文化产生和存在的一个重要前提，它对企业文化有着根本的影响。很难想象在落后的商品经济条件下，能够产生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才能产生的企业文化。同样，也只有正确反映时代的企业文化，才能正确地指导企业的经营活动，引导企业与时俱进地向前发展。
2.世界文化
企业文化建设必须从优秀的世界文化中吸取营养，应当具有国际视野和战略眼光。首先，在知识化、信息化引领的全球化背景下，企业无法脱离世界而单独存在，任何企业都是世界的组成部分，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发展；其次，企业文化和世界文化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的。一个志在与世界接轨的企业必须和世界文化保持紧密联系，暂时没有直接和世界经济接轨的企业也会间接或直接地受到世界文化的影响。此外，由于除意识形态以外，相同的文化形态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同构性，因此，与世界同步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3.民族文化
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对社会交往有着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民族文化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土壤，企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应当是民族文化在企业内的综合反映。一个优秀的企业在建立自己的企业文化时，总是十分注重充分利用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元素。正因为如此，同属优秀企业，东方的优秀企业总是与西方的优秀企业因民族文化特性不同而表现出差异。
4.同业文化
不同行业在各自的发展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行业文化。例如，生产型企业的企业文化一般围绕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保证安全等方面展开。服务型企业则一般围绕服务质量、服务类型、服务技能等方面展开。企业从属于不同的行业，企业文化建设必须立足于本企业所处行业的行业文化，在同业文化的基础上创意、策划自己的企业文化。
5.自我文化
由于企业文化本质上是企业在自身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以企业价值观为核心的，以企业理念、行为、视觉等为表现形式的有独特个性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因此，企业文化建设必须立足于原有的自我文化背景，充分考虑企业的现状和发展战略，使自己的文化具备独特性、先进性、可操作性、难以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因为只有这样的企业文化建设才能是卓有成效、经久不衰的。二、不同
“不同”是指企业的文化建设必须着眼于独特性，使本企业的文化区别于其他企业。它强调的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差异和特色，即个性。“不同”是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本质或核心，是企业文化建设的聚焦点。首先，当今时代物质产品已经相对丰富，注意力资源比任何时候都显得稀缺。如何“先形夺人”，捕捉消费者的注意力，已成为企业发展的首要问题。其次，在产品同质化以后，产品间的“模仿”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在这种背景下，企业文化的差异就成为企业追求的新的核心竞争力。因为科学的、全局性的企业文化个性难以模仿、难以在短时期内跟进或超越。最后，就企业内部来说，有先进个性的企业文化容易使企业员工对企业产生认同感，进而增强凝聚力，为企业提高效益提供内在的动力。从CIS的角度来讲，企业文化建设的“不同”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理念识别系统
理念识别系统的“不同”指的是企业以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如何经营、如何发展等观念上的独特性和差异性。这是企业形象脱颖而出、迅速传播的关键，它直接影响着公众对企业性质的识别和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企业理念识别系统要突显企业的个性必须考虑到时代的背景、企业的历史、员工的现实状态与未来发展、产品在同行中的位置与未来变化、决策人风格、公共关系特点和企业战略等种种因素，并赋予其表述、阐释的特色和个性。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认为：“经营就是创造”。他把企业经营活动看成是一种以独特观念为核心的类似于艺术创造的活动。
2.企业行为识别系统
企业行为识别系统“不同”是指企业的行为过程、结果与众不同,富有特性或个性。具体表现为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制度、产品开发制度、生产与销售制度、公共关系制度及其员工在践行这些制度中的行为表现等等方面与其他企业，尤其是同类型企业的向上的差异。行为识别系统的不同,可以让公众从企业员工的行为方面去感知企业的个性和特色,使公众更好地认知企业,强化公众对企业的良好印象和信赖感。
3.企业视觉识别系统
视觉识别系统不同是一个企业内在素质的综合外在反映，是企业个性在视觉等方面的体现，是刺激公众注意或公众识别企业的直接媒介。主要包括企业的名称、标志、标准字、标准色，以及在企业产品、环境等一切可能引起公众注意的场景或物品上的规范化应用。视觉元素在企业文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体现不同，在设计企业文化的视觉元素时必须做到与众不同，各类作品都应力求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情感诱惑力。
三、不弃
“不弃”是指企业文化建设在空间维度上的一致性和时间维度上的坚持性，它强调的是企业文化内在要素的一致性和发展过程的恒久性。企业文化的各种要素在企业的生产、服务等经营活动中应力求做到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1.企业文化应具有时间维度上的坚持性与恒久性
首先，企业文化在不同时代的员工的行为过程中应当具有持续性。企业文化一旦确立，在得到企业员工的理解后，其精髓就应当相对地稳定下来，转化为员工的自觉行为，并不断地传承下去。其次，建设企业文化应注意不能因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改变而改变。企业文化建设不仅不能在某届经营者任期内随意更改，而且不同届次的经营管理者之间也必须保持连续性和继承性。后届应努力从往届那里传承企业文化建设的优秀成果。最后，企业文化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与企业共生共长的过程，因此，企业应当对自身文化有锲而不舍的追求，应当把企业文化看做是一个具有耗散结构的开放系统、与时俱进地对它进行维护、保养和改造，使之永葆青春活力。
2.企业文化具有空间维度上的一致性
这种一致性首先要求企业文化在企业的生产、销售、售后等各环节都得到体现，而不能有所偏废。其次，“不弃”还要求企业文化的各要素之间必须保持内在的一致性。企业的理念识别系统应当决定行为和视觉识别系统，而行为和视觉识别系统则应准确和深刻地反映企业的理念识别系统。最后，“不弃”要求企业的管理层和员工的共同参与。只有企业的管理层对企业文化建设真正重视起来，并转化为一种自觉的意识，企业的全体员工在行动上积极参与、认真配合，有步骤地自觉实施，企业文化建设才能全面系统地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