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管理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12 21:07:00

理论管理论文

理论管理论文篇1

工程管理基础理论是指在工程管理学理论体系的根本,是工程管理理论体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具有持续性、大众性等特点。这一基础理论所容纳的人文科学有工程学、管理学、工程经济学、社会实践学、法学、体系工程等。尽管这些仅仅是基础的理论知识,但却是在不断地实践中积累的最先进的工程管理经验。它们的存在,推动了工程管理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对整个理论体系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2工程管理核心理论

任何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都应该具有其独特的核心理论,而工程伦理学、技术经济学、组织行为学等便是新型工程管理理论体系的最根本内容,它们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旧的理论知识,二是在历代工程管理人员的经验总结,是真正的精华所在,是工程管理理论体系完善的指导性文件。

(1)工程伦理学。工程伦理学是工程管理理论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之一,作为工程管理的指导性文件之一,它是一门主要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在建设工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学科,是核心理论或基本理论,是研究工程中人的地位和作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相关学科。通过总结工程伦理学所有组成部分,我们可以将工程伦理学分为多个方面的内容。

(2)技术经济学。大众意义上的技术经济学是指在建设工程项目投资之前,运用先进的生产定额,考虑经济发展、资金的时间价值、通货膨胀等问题,对项目的不确定性和投资风险进行分析,采用科学的技术手段对工程项目进行经济分析和国民经济评价,以寻求最佳的投资组合。

(3)组织行为学。组织行为学是一门研究人的学科,任何一个组织都应该有其独特的规范、层次和沟通体系。任何一个组织的人集合体,组织是一群拥有着相同的目标,相互关联的人的集合体,如何能够使组织健康稳定的发展,就要有一定的规章制度,严格的分配原则,给组织的每个人公平的表现平台。

3工程管理应用理论

(1)工程规划技术。常常用于工程的战略性发展规划,采用的方法主要有抽样分析法、评估法和估算法。

(2)工程决策技术。常常用作对建设工程项目的技术经济分析,可行性研究和国民经济评价。

(3)组织协调技术。我们所采用的定额等方法进行项目价值或者成本估算时,都必须要有合理的生产组织和合理的施工条件。而这里的协调,则主要是协调各个工人小组之间协调统一的施工,材料按规定的额度进行使用。可以采用协调法和权责分配协调法、按劳分配法等。

(4)风险分析。这里的风险,首先在技术经济分析阶段,我们就需要找出造成不确定因素的原因,即所谓的风险。然后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降低风险,或者在风险造成损害时能够及时的处理。可以采用相关数据分析法、风险转移技术和风险利用技术等。

(5)信息化技术。信息管理是建立工程管理理论体系的重要部分,能够接受并妥善的分类处理各类信息,整合各类信息所反映的内容,才能达到工程管理的严谨性要求。可以采用数据库技术和全球定位体系技术等。

4工程管理外延理论

考虑到国内工程管理发展的需要,有点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例如建立专业的工程管理团队,将强工程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改变传统的管理体制,建立新型的工程管理理论体系,制定相关的专业规范等,这些都是工程管理外部理论支撑的重要内容。工程管理教育理包含了人才的培养和工程师职称的评定,一切的活动都应严格地遵照规范的指示。除此之外,还可以在一些重要的期刊上发表一些此类型的文章,提供一个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在传统的工程管理体制基础上进行创新,建立新型的工程管理体制,并完善相应的规章制度与行为规范,保障知识产权。

理论管理论文篇2

1.传统公共行政理论阐释

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伍德罗·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和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威尔逊提出政治、行政二分法的目的主要是解决当时政党分肥制和日益扩大的行政机构运作效率低下问题。而此时企业组织由于运用科学管理,重视技术而得到迅速发展壮大,自然成为行政组织模仿和学习的对象。作为他所提倡的新型公共行政研究的一部分,威尔逊提出,应该用行政管理的稳定原则——企业式原则——来指导公共机构的运作。威尔逊认为,为了提高政府运作的效率,应该以私有经济企业的行政管理为榜样。而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也是对工业革命前期社会的反映,韦伯认为官僚组织好像是一架精心设计的机器,旨在执行某些功能,而机器上的每一个部件都为机器发挥最大的功能起着它们各自的作用。

2.新公共行政理论阐释

新公共行政理论来源于针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存在问题的探讨。1968年在塞拉丘斯大学米诺布鲁克会议中心召开会议,其目的是让公共行政领域中最有前途的年轻学者走到一起来讨论他们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并因此隐含了一种意味,即讨论他们的研究会与该领域成名学者的方法有何不同,后来他们提交的论文和评论被结集出版,命名为《走向新公共行政》。它高举社会公平的大旗,关注意义和价值,着重建立规范理论,以期促使未来的人类社会放射出一线曙光。新公共行政认为,公共行政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满足受益者的需求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公共行政要关注公共利益的实现,更要关注少数族群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公共行政要关注和致力于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3.新公共管理理论阐释

新公共管理是一种国际性思潮,它于20世纪后期发端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迅速扩展到其他发达国家乃至全世界。新公共管理有各种不同的称谓,如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学、管理主义、企业化政府、重塑政府等。20世纪后期全球化、信息化与国际竞争加剧的挑战和政府面临的财政、管理与信任危机是新公共管理产生的社会动因。在90年代末期才形成一致的名称——新公共管理。

4.新公共服务理论阐释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建立在民主社会的公民权理论、社区和市民社会模型、组织人本主义理论和组织对话理论的基础上,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批判和超越。新公共服务剖析了新公共管理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从市场模型的应用、对顾客而不是公民的强调和对企业家式管理的赞颂三个方面对新公共管理的局限性进行了批判,明确指出,建立在个人利益最大化基础上的新公共管理所隐藏的是对公共精神的损害和对公民权利的否定。

二、西方行政管理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行政管理思想是西方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发展条件下的产物,体现了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趋势和方向。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显然可以为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改革提供一定的经验,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1.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强化管理的高效率

我国某些政府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效率低下的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造成权力过分集中,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由于组织机构不合理,机构重叠,从而使得职责不清,互相掣肘、扯皮;由于行政法规不健全,任意增加编制,从而造成机构庞大、臃肿,人浮于事。综观西方行政管理理论的发展,我们发现注重政府的管理水平和办事效率是它们共同关注的焦点。这一思想是值得借鉴的。为了提高效率,政府管理人员首先应树立效率意识,增强活力,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更多的公共产品,提供更好的服务。

2.政府公共服务领域引入竞争机制

新公共管理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务领域,打破了政府独家提供公共服务的垄断地位。这一方面,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也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为了提高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行业的管理效率和水平,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做法,在加强对提供公共服务的宏观管制的同时,将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开放一些公共服务的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和鼓励私营部门进入提供公共服务的领域。例如,在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电信、电力、铁路运输、自来水和燃气供应等基础设施产业中便可以进行某些方面的改革,从而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瓶颈现象。这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竞争机制,提高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从而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完善和健全政府组织

鉴于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制度、公共行政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完全照搬新公共管理以企业式为取向的政府组织改革是不可取的。但是这种改革模式的适应变化了经济社会形态,努力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质量的追求目标可以为我国的行政组织改革所借鉴,迄今为止,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仍然没有脱离集权性的韦伯式的官僚体制的基本准则,这是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的。但同时,我们也应以前瞻性的目光来勾勒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不仅要立足于转变政府职能,力求运转协调、行为规范(这是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目前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要兼顾提高效率、质量。也就是说在从等级行政向网络行政,从精英行政向大众行政,从官僚式行政向企业式行政发展方面,我们应做出一些勇敢的试探。这不仅会提升政府机构改革的质量,而且也是一种与国际接轨。

参考文献:

[1]罗伯特·丹哈特.公共组织理论仁[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66.

[2]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74.305.

理论管理论文篇3

一城邦学说中的政治与经济古希腊的城邦学说已经初步涉及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样的问题。古希腊的社会组织以城邦为单位,城邦中的居民过着共同生活,个人离开城邦难以生存,城邦的作用是保护其公民免受自然的肆虐、统治者的专横,以及外敌的入侵。城邦(polis)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古希腊还没有出现国家与社会的分化,“在一般人的理解水平上,‘城邦’的现代同义词是‘国’(country).”[1]其中既有国家的成份,也有社会的成份。当时的各门学问以城邦的运作为中心展开,所以有人把那时的学问称为“城邦学”。城邦学以研究城邦政体为主,社会、经济、文化等现象都在研究之列。“如果按现代较精确的概念来看,希腊人城邦学说不仅是政治学,而且又是伦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2]最早出现的学科萌芽有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经济学在当时的雏形是家务管理,尚未成为独立的学科。古代思想家在正义、善、分工等概念的讨论中各自论及了财政、城邦对经济的管理、所有制,以及商业、货币等经济问题。

当时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城邦制度,政治学即关于治理城邦的学问,国家的起源、政体、国家的组织和管理等从那时起就成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古代希腊的然哲学认定宇宙有自己的规律,所以政治也被看作是自然的过程,城邦的法则与自然法则相似,“整个希腊政治学说中的基本思想是:求得这种共同生活的和谐。”[3]但实际上人为因素使城邦的运行带有许多非自然的成份,“希腊政治哲学就起源于探索这样一个难题:城邦一方面是自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工的创造。”[4]

希腊时代的的家政(即经济)也有管理的意味,城邦中家庭由奴隶、主人组成,家庭活动也需要管理。政治是城邦的管理,经济是家庭的管理。古代希腊在城邦层次基本上没有经济活动,生产和交换以家庭为单位。当时只有初步的政府通过管理促进经济的思想,比如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5]在其著作《雅典的收入》中从城邦国家的角度探讨了经济问题,认为城邦可在促进经济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他建议对侨居雅典的外邦人的利益给给予照顾,以吸引更多的人来雅典。这样不仅可以增进雅典城邦的收入,给城邦国家带来财富,还可以使外邦人更甘心情愿地处于雅典的统治之下。[6]他还在《经济论》(Oeconomicus)中主张完善商事法院制度,以促进外贸发展。色诺芬推崇农业轻视手工业,“农业是其他技艺的的母亲和保姆,因而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7]在西方最早把农业放在产业基础上的思想家,被认为是近代初期法国重农主义的来源。色诺芬的主张可以说是最早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尽管如此,《经济论》并不是他的主要著作。[8]

古希腊明确和集中地阐述了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的是柏拉图[9]。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勾画了理想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从财产所有制、家庭构成、人口繁衍、教育等社会经济政治各个方面都要由城邦管起来。柏拉图把私有制与理想国家对立起来,认为私人拥有财产会妨碍公共精神的形成,主张在统治者和保卫者两个阶层中不应有任何私有的东西,妻子、儿女、家庭等都应是共有的,“因为他们一切公有,一身之外别无长物,这使他们之间不会发生纠纷。因为人们之间的纠纷,都是由于财产、儿女与亲属的私有造成的。”[10]柏拉图看到所有制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提出用公有制来纠正私有制的缺陷,可以认为是近代政治经济学中制度理论的思想渊源之一。柏拉图还主张儿童的抚养和教育由国家负责,这可能是关于国家公共职能的最早探讨。

柏拉图学说的核心概念是“正义”。正义体现于秩序之中,个人按上天赋予自己的品质,遵照分工,各尽其职。“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11]从个人的角度,城邦的建立是因为个人单靠自己无力达到自足,需要分工合作,以满足个人多方面的需要。国家以社会分工体系为基础,他把居民分为三个等级:统治者、保卫者、生产者,强调一切经济和非经济的活动都受到分工等级的严格规定。“这套分工体系完全是从国家整体需要、国家的效率、国家的和谐与秩序来考虑构思的……人都是机械被动的国家的工具,象砖头和螺丝钉,被固着于国家整体结构之中。”[12]按照分工的观点,在柏拉图这里,国家不仅是统治的工具,而且是一种人们在其中可以互换劳务的机制,国家既有政治职能,也有经济职能。

柏拉图考察了希腊城邦政体的演变,提出政体循环的规律,并进而指出了政体变革的动力,认为“从寡头政治到民主,从民主发展到(一个人心所向的领袖的)僭主政治,这一切发展过程的根源是变动,是经济变动。”[13]因此柏拉图又是西方历史上最早发现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的思想家。他在晚年所著的《法律篇》中,对理想国家的人口规模、产品分配、婚姻制度、财产制度、政府的组成和产生办法都作出了规定,提出了包括政治、经济、家庭等完整的城邦制度构想。[14]从现代的意义上,可以说是相当典型的政治经济学观点。

亚里士多德[15]的国家学说从论证个人不能离开城邦而生活入手。他主张人的本性是合作和群居,“人天生要过城邦生活。”他的一个著名论断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把个人与城邦比作四肢与全身,一旦全身被毁,手或足也无法独立地存在。因此国家高于个人,个人应服从城邦。接着用目的论来论证国家的全面功能,他认为自然不造无用之物,每一件事物都是有目的的。人的目的是过优良的生活,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某种善业,国家的目的是为了最高最广的善业,即使城邦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得到适量的财产、强健的体魄和高尚的道德。

亚里士多德谈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时,是从国家与家庭的关系入手的。他认为国家是家庭(oikia)的联合而成的,希腊文oikia是英文economics的词源,指的是一个由隶属关系组成的单位,包括从属于男人的女人和从属于主人的奴隶。[16]家庭是国家的最小单位,对国家的管理从对家庭的管理开始。管理城邦须首先研究管理家务,家务管理的对象是奴隶,国家管理的对象为自由人,“家务管理由一个君主式的家长掌握,各家家长以君臣形式统率其附从的家属;至于政治家所掌握的则为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付托的权威。”[17]家财的运用是家庭内部的事,属于家务管理,但个人获取财产的途径和额度则需要城邦国家的监管,亚里士多德反对以经商的方式无限度地敛财。“在交易中损害他人的财富以牟取自己的利益,这不合自然而是应该受到指责的。”[18]管理国家与管理家务的道理是一样的,即注重善德,不以聚敛财富为唯一的目的。善德的核心是正义,正义的含义是“城邦整个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据。”[19]

亚里士多德是众多学科的奠基人,但他的学科分类中还没有经济学,有关经济(家政)的管理放在伦理学中,他认为伦理学是关于小善——个人的善的学科,政治学是关于大善——城邦的善的学科。管理活动兼有政治与经济的内容,管理国家与管理家庭的区别在于其所依据的“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20]除了平等的正义之外,亚里士多德还谈到了分配的正义,这也涉及经济问题。在探讨交换的正义时,提出了反垄断的观点,并试图寻求一种定价的公正原则。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认为政体是一种城邦公职的分配制度。亚里士多德没有独立的经济学著作,“他主要的工作以及他主要的兴趣,就社会现象而言,都在我们称之为经济社会学或者毋宁说是政治社会学的领域之内,而他将经济社会学与技术意义上的经济学都隶属于政治社会学之下。”[21]

二政治经济学在近代出现经济学在近代形成,从一开始就与政治学在国家问题上有重合,政治学和经济学各自从自己的学科角度研究国家,经历了从推崇国家到限制国家的观点演变。

1近代早期推崇“强国家”欧洲中世纪是神权的一统天下,对世俗国家的职能也有所涉及,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就曾探讨过国家在形成公平价格时的作用。近代资产阶级在西方崛起后,他们的任务是争取政治权力,以维护个人的权利。政治上推崇世俗权力和民族国家,抬高国家和法律的地位,制度上强调中央集权,“强国家”的主张流行。这个时期政治学高扬国家的地位,经济学则关注国家如何获得财富,以应付对内统治和对外征战的需要,强调国家对经济,特别是贸易的干预。

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国家学说中,从“人的眼光”(马克思语)出发是当时的主流思潮,思想家们以人为出发点,强调国家在保卫个人财产和权利方面的作用。这种观点最早的代表之一就是尼·马基雅维利[22],面对诸侯割据的意大利,他力主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在国家的建立过程中需要借助君主的权力。马基雅维利主张强化国家权力,认为国家并不象古代先哲们所说的那样,以“善”为目的,而是以建立和维护统治权为核心。为了保持国家的权力,君主的行为不受道德的约束,为了实现统治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另一方面,财产是国家的基础,国家必须设法保障每个人的财产和安全。马基雅维利后一个观点又隐含了限制国家行为的意味。“马基雅维利力图揭示社会政治现象的规律性,发现一种国家形式代替另一种国家形式的原因,研究最好的管理形式问题、统治者的权力同人民的关系问题……”[23]这种思想后来发展成为天赋人权说和社会契约论,国家被认为是实现和保护人的天赋权利的力量。

西方的经济学在近代形成的时候是以政治经济学的面目出现的,史称古典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首次把经济整体的效果评价问题和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提出,认为经济的目标是增加财富,国家的任务是保证财富的增加。近代政治经济学与当时的政治学都关注国家问题,政治学从保护权利的角度研究国家,经济学从财富增长的角度看待国家。最初的政治经济学在16、17世纪的代表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西欧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交替时期的经济政治理论。

重商主义没有把生产当作财富的源泉,而是把商业当作增加财富的途径。重商主义把促进贸易的发展看成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任务,认为国家必须设法增加自己的财富,财富的内容是由金银铸成的货币,货币的多寡是衡量财富的标准。货币一旦离开自己的手,就意味着财富的损失和国家的贫困。聚敛货币收入只能通过商品交易,不断地贱买贵卖。重商主义的一个特殊观点是增加国家财富只能通过对外贸易来增加,他们认为国内商业不能增加一个国家的货币量,不过是国内一部分人多得,另一部分人少得,国家的财富没有因此而增加。在外贸中增加的货币量要遵循多卖少买,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则,使国家的出口大于进口,作为货币的金银才能流入本国。由于西欧国家的金银储量贫乏,积累金银主要得自对外贸易,依靠扩大对外出口。

重商主义强调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主张国家的干预是国家致富的保证,重商主义把增加财富当作国家的主要功能,国家的经济政策的目的是获取金银。为此,重商主义在政治上主张强化中央集权,以扫除封建割据,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认为封建割据妨碍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是国家强大的障碍。实行重商主义的西欧国家利用中央集权政府,采取了统一国内关税的政策,这与当时强调集权,扩大国家权力的主流政治思想是一致的。重商主义的政策是实行国家保护主义,重商主义认为商业是国家活动的基础,国家应保护本国商人的利益。国家还应保护工业,扶持手工工场的发展,以增加生产,扩大出口。国家限制货币输出和商品进口,鼓励出口和货币输入。国家用行政手段来增加货币(金银)财富,西欧许多国家都颁布法令,禁止货币输出。以外贸中的顺差来保持货币(金银)输入本国。托马斯·孟[24]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1630)一书中把商人称为国家财产的管理者,商人肩负着与其他各国往来的商务。[25]重商主义还主张殖民扩张,壮大军队,以保证货币财富的不断流入着重于商业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法国重商主义者柯尔培尔(1619-1688)认为国家拥有的货币数量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国家并不是指大众国家,而是属于君主。尽管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克列钦[26]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学”的名称,但是是出现于《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1615)一书中。“在18世纪以前,很少有国王、政治家或政治哲学哲学家认为,国家应当为其人民的经济福利负起责任,两者是必然相联系的。国家的财富仅仅从属于君主——属于国王、王后,以及那些设计、资助、指导各种方案来积累外国财富,以便发动战争及增加其权力和威望的臣僚——而不是属于这个国家普通人的福利。”[27]从这点上看,重商主义与当时的政治学说在国家问题上的立场接近,也正是法国学者首次把“经济”一词的含义从家务管理扩展到公共行政和国家事务的管理,并加进了政治含义。[28]

法国的重农学派是近代后期放任主义的经济学鼻祖,对重商主义的批评首先也是来自他们。18世纪中叶法国的农业仍在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部分农村还处于封建经济阶段,柯尔培尔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对法国的农村经济造成很大破坏,国家的财源枯竭。以《经济表》(1758)一书闻名的法国经济学家魁奈[29]等人总结了重商主义政策把国家致富之路放在流通领域的的教训,重新提出以生产领域作为富国的根基。自然秩序是重农主义的哲学基础,重农学派的原文为Physiocrate,是由希腊文“自然”和“主宰”两个字组成,意指自然的统治。自然秩序支配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然秩序是上帝赋予的,人们只能了解和遵循它。复苏经济的办法是使人为秩序符合自然秩序,实现与自然秩序一致的办法是自由放任,自然秩序的结果会导向以最少的支出获得最大的满足。重商主义相信“建立在私人财产和政府权威基础上的社会自然秩序最有利于保障人类幸福。”[30]重商主义在法国的失败原因在于违反了自然秩序,魁奈主张取消一切干预政策,对个人的和国家间的经济活动实行放任政策。

2近代后期流行“自由放任”随着资本主义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近代后期西方政治学说的主题由为了保护天赋人权而争取建立国家变成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利而尽量限制国家。突出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限制国家的权力成为主要话题。19世纪西方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差不多全都建立起来,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进入稳固资产阶级政权的阶段,这个时期不需要再强化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的介入了,国家的介入被当作个人自由的一种阻碍。英国于19世纪中叶率先完成产业革命,其他欧洲大国也陆续开始产业革命。产业资产阶级崛起,逐渐战胜封建残余势力和金融资产阶级,成为西方国家中的主导阶级。产业资产阶级的功利动机更为明显,其根本的要求是取得“利润”,“快快发财”。产业资产阶级要求更多的个人自由,特别是经济活动方面的自由。他们认为国家是个“不得不要的祸害”,要求国家“远离”自己。

西方意识形态相应地由争取个人的权利转为维护个人的自由,“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突出强调个人自由,捍卫个人自由或个性的自由发展成为首先考虑的问题。……认为现代人所理解的自由并不是指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而是个人自由,即自由经营、自由贸易、个性的自由发展,是自由竞争。国家应该是个人自由的保护者。”[31]个人开始“远离”国家,要求自由发展,经济按自己的规律运行,不需求政治权力的帮助了。国家是社会的“守夜人”角色、“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等观点代表了当时西方的主流国家观。

政治思想的基础也发生转变,功利主义原则取代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成为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基础。功利主义者注重认经验和感受,主张以事实为依据,反对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功利主义以个人的物质利益和欲望的满足程度作为判断政治制度的依据,主张在个人事务中,个人最有发言权。在社会经济领域,国家不应干涉个人的活动。个人在有关自己的财产权问题上有最高的支配权,国家无权干预。国家的职能仅仅体现为保护个人的利益不受他人侵犯的范围内,仅在这个范围内,国家有权干预个人活动。因此国家是“必要的罪恶“。功利主义者边沁[32]为个人权利至上制定了一套哲学原则,认为“求乐避苦”是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主张“合理的利己主义”。边沁认为社会利益由个单个人的利益总和而成,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社会的利益会自然地得到增进。他用功利原则来评价国家,只有能够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政府才是好的政府。这个时期的国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33]

经济学中出现反对国家干预的主张早在18世纪末就已经出现,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34]被公推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的著作《国富论》(1776)被当作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典。《国富论》的第4篇讲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在全部9章中有8章批重商主义,其主要倾向是反对国家干预主义。亚当·斯密以自己的人性论作为经济学的基础。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人皆有“交换倾向”,以利人之物来换取利己之物。满足人的“利己心”的途径是经济自由,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自由经营。如果每个人都想使自己的产品实现最大价值,“利己”行为的结果是资本的最大利润。

亚当·斯密在政治经济学上的特色还在于他提出了关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可以自动协调的主张。他认为社会收入是全部个人收入的总和,个人利己行动的极大化会自动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个体之间相互受益的分散化的交换活动会自动实现对资源的配置。只要每个人都努力扩大自己的个人收入,社会财富就会随之增加,“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35]在他们行事时,“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其结果却比任何机构或个人刻意追求公共利益时要好。在亚当·斯密看来,这个结果是在个人充分竞争的基础上,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来指导的,它使人们“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自由竞争越充分,价值规律越起作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越能一致。在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比喻中,亚当·斯密“实际上在《国富论》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前提:追求自己利益的人们不违反正义律。”[36]这一条从此成为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关于政府的职能,亚当·斯密假设面对的是一个有序的社会,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即那些对个人极为有益,却不能由任何个人或群体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使私人提供者无法从受益人处征收足够的费用,以抵销其成本,比如国防,所以私人不会自动提供。再比如法与秩序、社会公平等.政府的另一项任务是反对垄断,“独占是良好经营的大敌”,给予个人充分的经营自由才是符合“正义的法律”的。“斯密向他们提供了适合他们要求的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并为自由企业和政府的自由放任的方式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37]亚当·斯密提出的政府职能的观点也一直是经济自由主义和现代政治保守主义政府观的出发点,在他那里,政治与经济是不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的。这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政治现实,“英国经济在十八世纪后期及十九世纪初明显地政治化,从斯密等古典学者的分析中,既产生了对经济过程的实证理解,也产生了对于特定制度的哲学观点。关于自由放任主义的规范观点,与对于在特定的约束结构(主要特点是最低限度的、保护性的或守夜人的政府)的相互作用的实证分析,这二者是(也许是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38]

18世纪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39]等西方经济学的鼻祖正式以政治经济学为题目展开自己的学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四卷导言中提出“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亚当·斯密接受重农主义的“自由秩序”主张,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涉主义,认为个人利己行动的极大化会自动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一个明显目的,就是解释市场如何在没有详细的政治指导下运作……证明具有可接受的效率市场之功能与政治指导无关。”[40]亚当·斯密经历“从重商主义向流行的经济民主主义转变的同时,也伴随着从专制主义向民主制度的政治转变……由于民主思想和制度的传播,经济和政治的压倒一切的目标从扩大君主的权力转变成增进国家人民的福利。”[41]

斯密的后继者大卫·李嘉图的代表作题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通过对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研究,发现当时条件下地主与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他得出了政治结论:资本主义将导致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三大阶级的对立。李嘉图也反对政府干预私人经济,并把之运用到国际关系中,认为分工和自由贸易将有利于各国。尽管李嘉图把制度问题列入政治经济学,以消除制度的不公正,建立一种更人道的制度为目标,但他与亚当·斯密等人都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研究的是政治问题。

三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分离与复兴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是国家干预经济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以后的反映。在这以前,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大体上是关于管理经济的学问,主要关心如何指导经济,增加国家的财富。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与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关系密切,但其首先关注的仍是管理问题,尽管方向与18世纪相反,不再强调国家的干预,因此其所关心的仍不是商业或个人经济学。20世纪的前一大半时间是政治学与经济学分道扬镖的时代,政治学集中于法制和政府机构上,经济学这着重在个人和企业行为。直到1960年代以后,政治学与经济学才又一次趋近,“政治经济的伟大传统似乎并没有在管理专业或政治学专业确立自己的地位,只是近来政治经济学流行起来。”[42]

1经济学离开政治领域经济学与政治学在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的分离与社会中国家“远离”市场密切相关。1848年约翰·穆勒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在维护斯密的自由市场原理的基础上,针对马克思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提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修改。此后,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阿·马歇尔[43]综合了各派的观点,在斯密基本主张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关于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体系。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把注意力集中在微观经济分析上,把制度当作不变的常量,只考察既定制度下,稀缺资源的配置和效率问题,经济学研究“谁,为何,如何生产”的问题。从此,西方的经济学与政治问题脱开,“十八世纪原本名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到了十九世纪末变成了‘经济学’,”[44]史称新古典经济学。

西方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个人自由的强调也是推动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转变的动力,“由于19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自由经济理论,因此到了19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终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学’一词。把形容词‘政治的’去掉以后,经济学家便可以论证说,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一种个体主义心理学,而不是以社会的形式建构起来的各种制度;据此又可以进一步断定自由放任原则是符合自然的。”[45]经济学的独立倾向也与19世纪西方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当时主要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确立已有一段时间,并经过不断地改革逐步完善起来,自由主义的总体政策倾向基本形成。这种政治环境使得经济学家可以专心地关注经济问题,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终于发生分裂,“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可以在为经济学和政治学建立分立的学科组织中略见一斑。”[46]

这个时期经济学的非政治化强化了政治学已有的独立发展,“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实现了一个更进一步的目标:它把经济学也合法化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时,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研究主题已经遭到贬斥,因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国家和市场是按照而且也应该按照各自不同的逻辑来运行。”[47]政治学的一个现代转向是研究重心由国家转向政府,随着自由市场制度在西方世界的普及,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这个时期也已经成型,稳定为三权分立、代议制、政党政治等结构,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也随之从制度转向政府,政府的运作过程、政党政治、官僚体制,以及个人和团体的政治行为等成为政治学主要关注的问题。学科的专业化在工业化专业分工的推动下进一步发展,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经历了强调独立发展的一段时间。但是“经济学和政治学并不是通过简单地割裂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而创立起来的。”[48]经济学是从政治经济学变为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略有变化,不再关注国家问题,集中于微观领域。政治学仍以国家为主,但也发生了向政府、团体、个人等研究对象上的微观化转向。

2经济学重新关注国家问题政治经济在现代再次结合必要性是经济学家先认识到的。1930年代爆发了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阶段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以新的方式出现,自由放任的原则已经无法解决。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关于市场可以自行调节,经常保持供求平衡的主流经济学“一夜之间变成了神话”,自由市场的经济学说无法解释西方的经济现实,也无力提出解决经济危机的药方。凯恩斯的经济学应运而生,凯恩斯把经济危机归咎于自由市场制度,主张通过国家纠正市场的缺陷,解决经济危机。凯恩斯用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来解释危机,认为生产过剩和失业的原因是在总收入和总消费之间存在差额,且无法依靠私人投资来弥补。因此必须由国家采取措施,比如扩大财政支出、减少税收等,来刺激需求,达到社会充分就业水平。“在30年代大萧条期间,人们曾经突出确认经济关系对于政治生活的重要性.”[49]凯恩斯的经济学里国家又一次成为重要问题,他主张“国家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不是涉及那些由私人已经在完成的活动,而是那些落在个人活动范围之外,如果国家不出面不会有人去做出决定的事情。对政府来说,重要的不是去干那些正在由私人做的事情,或把这些事做得更好些或更坏些的问题,而是去做那些根本就没人去作的事。“[50]1940年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由于国家再次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政治学与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又一次融合,也可以说政治经济学开始回潮,引起经济学界关注社会整体、国家等政治问题,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主张。

经济学切入政治领域的另一个角度是这个时期出现的福利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探讨如何在均衡条件下实现资源的最优分配,从整体角度评价经济,也是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一种动力。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51]综合了凯恩斯和希克斯以及其他经济学家,包括福利经济学的思想,建立了一个以西方国家“混合经济”为蓝本的新经济学体系,他编写的教科书《经济学》自1948年问世以来,在西方广为流传,到1995年,已经出到第15版。萨缪尔森的观点被称为新古典综合派,其特点是把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分别论述个体经济行为和总体经济运行,认为个体经济领域通行自由放任,总量平衡则需要国家的干预。由于国家被正式纳入经济学体系,新古典综合派已经包含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除此之外,源自T·凡勃仑,经J·康芒斯、G·缪尔达尔[52]等人发展的制度经济学在1930年代也开始形成,对制度在经济的作用做了大量的研究。凯恩斯以后国家问题在经济学中已经无法回避了。

战后各国社会发展中政治与经济的融合也向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政治学发生变革,与其他学科之间出现交叉。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得以扩大,研究课题被更新,除了传统的政治制度、国家形式结构、民主、平等、自由等问题,对于政治系统、政治发展、政治变迁、政治心理、决策、利益集团、政党、政治文化、舆论、选举等纷纷进入政治学领域。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从而政治因素的经济后果也受到政治学家瞩目。这时的政治学走向实证,注重研究实际问题。1987年美国政治学家伊斯顿在回顾美国政治学发展历程时,提到50年代末美国经济从战后的繁荣消退,引起人们对30年代大萧条的回忆,学界马上作出反响,社会科学各学科再度兴起对经济的兴趣,“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此时都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谙的新的政治经济学,它再次集中关注隐匿于经济政策背后的政治活动。关切经济关系对于政治权力的归属和运用之影响。”[53]社会矛盾的发展是促进政治学的这一方向性变化的动力,社会科学的新发展也为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提供了条件。

3新的政治经济学出现经济学和政治学共同把目光投向政府发生在1970年代,并以出现带有两种学科的明显交叉为标志学说。到那个时期,西方经济战后发展的黄金时期结束,各国纷纷陷入滞胀的困境,长期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通货膨胀高居不下,同时生产停滞,失业率又降不下来。凯恩斯主义失灵,新古典综合派也遭到沉重打击,各种其他经济学纷纷借机登场,其中既有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有激进主义主张。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自由主义倾向的观点居于主导地位,代表人物有哈耶克(F.A.Hayek)、弗里德曼(M.F.Friedman)、卢卡斯(R.E.Lucas)等人。他们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学说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造成滞胀的原因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及其错误政策,价格机制原本能自发地调节供求。他们讨论的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以J·布坎南(J.Buchanan)为代表的弗吉尼亚学派,专注于政府行为研究,认为滞胀源自“政府缺陷”,被称为公共选择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专门研究政府失败的原因,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政府和政治。另有一批经济学家专门分析制度因素对经济的作用,被称为新制度主义。这些西方经济学家重新关心政治问题,相对于近代的政治经济学,他们以及其他重新涉及政治问题的经济学说,就构成了新的政治经济学。

公共选择学派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和塔洛克1960年代在美国共同创立,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政治学的传统问题,“简单地说,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就是政治科学的主题,即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党派政治学、官方政治等等。”[54]着重于指出政府行为缺陷的原因,因而也是现代政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公共选择学派对政治学所批漏的重要问题重新进行研究,因而有广阔的研究领域,个体和团体的政治行为、政府的行为、选举、投票、集体决策的规则等政治学问题都进入其研究视野,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投下精力。主要代表人物有詹姆斯·M·布坎南、戈·塔洛克、安·唐斯、威·尼斯坎南、肯·阿罗、科尔曼(J.S.Coleman)等。[55]

曼瑟尔·奥尔森[56]的学术成就跨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学科,一生著作颇多,其中影响最大的两部为《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和《国家的兴衰》(1982),均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这两部书中,奥尔森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出发点,专注于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团体行为,对集团进行经济学分析和博弈分析,抓住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改变了传统上对团体行为的看法,并把政治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引向深入。

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又称为新制度主义,集中了比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和产权经济学等流派,他们的特点是以制度为研究对象,改变了制度研究为政治学专有的狭隘学科现象,制度的概念由此向经济和其他领域扩展。经济学家从经济的角度对制度进行研究不仅为经济学开拓了新的视野,而且使人们对制度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角度。新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兴盛的学派,不断有经济学家加盟,当代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经济学家D·诺斯、R·科斯、H·德姆塞茨、T·舒尔茨(T.W.Schultz),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我国经济学家林毅夫等[57]。其中的诺斯既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又是新经济史学的创始人之一;科斯既是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人物。

其他的政治经济学家中有一批被称为“政治的经济学”[58],主要由一批欧美经济学家组成,包括美国经济学家D·希布斯、威廉·诺德豪斯、詹姆斯·阿尔特[59]、阿莱克·克莱斯勒等人。“政治的经济学”是真正意义上新的政治经济学,他们开始全面探讨政治与经济,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并对政治经济学给出学科交叉性定义。他们与公共选择理论明显不同,不是从经济的角度看待政治,试图用经济学统一政治学,而是真正把政治经济学当成一种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合成。

新的政治经济学与旧的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联系在于都使用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两者的区别是主要的,复兴以后的政治经济学“的涵义已经与传统用法大不相同了。”[60]《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则用PoliticalEconomics(中译为“政治的经济学”)来区分PoliticalEconomy(中译为“政治经济学”),并着重指出了两者的区别。政治的经济学“这个术语包括一系列政治学和经济学共同关注的问题的分析,它不同于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政治的经济学的重点在于试图解释总体的经济政策中政治和经济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61]主要研究对象一是经济状态如何影响政府的维持或换届,二是政治因素在经济政策的形成中发挥作用。政治商业周期、政策的优化、选举、政党、政府的规模、公共支出等成为它的主要研究内容。基本方法是“使用现代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的技术来检验有关经济和政治组织相互作用的假设。鉴于它用数据来提供相互对立的假设,它几乎完全摆脱了同传统的术语——政治经济学相联系的意识形态色彩。”[62]政治的经济学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在内容的区别如此之大,以致于它已经“成为一种用经济学作为分析工具研究若干社会政治现象,政治学与经济学相交的新学科。”[63]

国家、制度等问题是西方政治学的传统主题,但政治学一直没有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问题纳入自己的领域,直到1970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Easton)在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撰写“政治学”条目时仍没有提及政治经济学。与此同时,当代西方经济学家,特别是非主流的经济学家,比如极端保守的公共选择学派,还有象加尔布雷思(J.K.Galbraith)这样的新左派经济学家,关注经济的整体效果,关注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和布坎南的研究事业延伸进一般认为无关乎经济的领域,例如政治、官僚体制、种族主义、家庭、生育率等。如今许多大学的政治学系里都充斥这所谓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学者,他们用本质上属于经济领域的方法,来解释政治现象。”[64]

经济学者向政治领域的挺进使得政治学界“当代对政治经济学兴趣的重新燃起,与其说是政治学家努力的结果,不如说是激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努力的结果。”[65]经济学家对政治问题的研究给政治学注入了新的血液,引起政治学从新的角度研究政府、国家、制度等政治问题,政治学的发展得以新的激发。现代政治学开始转向,走向具体,不仅研究组织、制度,而且研究政策和决策过程,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遂成为政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政治学的这种变化也是社会现实发展的要求,19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实行混合经济体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干预,干预到何种程度的问题。政府在管理社会(包括经济)方面的功能大大强化,政府既是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也成为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问题。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社会的分化和专业化、现实的复杂化和多元化在1980年代以后又有进一步发展,促使各个学科的研究视野明显扩大,政治学的研究领域随之扩展,伊斯顿总结道,“这些变迁使我们在广泛的领域中对先存的实际状况之看法和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领域包括:种族和性别歧视,环境的污染,贫困和经济不平等的最低限度,政治经济权力的集中,核军备的重整,国际范围内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依存等等。”[66]奇尔科特在总结政治学在当代的新进展时认为,性别问题、环境问题、选择问题、民主问题、资本主义的作用等已成为80年代政治学的主题。[67]上述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是综合性的、多侧面的,以整体面目出现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单一学科的分别研究,不足以为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合适的方案,政治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共同研究重要的社会问题成为现实需要。

到1990年代,西方政治学者明确主张“政治学研究不能孤立于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之外。”[68]经济学也在发生变化,更关注宏观问题,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府的职能等问题被普遍当作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的再次出现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肯定。当代西方出现政治理论与经济理论相结合的趋势,《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词典》中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处理政治和经济过程的相互关系的一门社会科学。”伊斯顿于1990年代意识到了总结1970年代以来的美国政治学发展时,注意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他被认为这是政治学在后行为主义时期走向应用,注重政策研究的总趋势的一种表现,也是现实中经济状态与政治事件之间联系日益密切的反映。[69]

4政治经济学复兴的意义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反映了当代学界多学科融合的趋势,“旧政治经济学及其近来的复兴,能够比范围较狭隘的经济学和政治科学更好地认识和研究存在于主要政治和经济制度(国家、公司、尤其是市场)中各种形式的复杂的相互依赖。它们还能较好地研究和理解对于政治和经济制度都非常重要的基本的社会进程。这些进程包括‘把稀缺手段分配用于相互竞争的目标’以及讨价还价和行使权力。”[70]由美国社会学家华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主持的“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TheGulbenkianCommissionontheRestructuringoftheSocialScience),于1994年和1995年组织了来自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十位学者进行讨论,认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这三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传统社会科学在当代日益相互重合。

首先是社会学,于1950年代提出了“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并把它们作为自己的两个分支。政治学家步其后尘,也将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大到正规的政府建制之外。象压力集团、抗议活动和社区组织等,只要是有政治意味的社会现象,都被纳入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华勒斯坦等人认为“政治经济学”的重新使用是社会学家的手笔,“当某些具有批判精神的社会学家重新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时,另外一些不那么具有批判精神的政治学家所作出的回应是力图赋予它以一种更加偏于古典的意蕴,即注重对普遍规律的研究。”[71]结果促使政治学家更加关注经济过程,经济学中的凯恩斯主义的流行重新唤起了对‘宏观经济学’的关注,“于是经济学于政治学之间的分界线变得不那么清晰了,因为分析的对象主要是政府的政策以及各类政府间机构。”再以后,一些非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主张用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分析模式去研究传统上归于社会学的各类主题,比如家庭、犯罪等。

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也是政治学吸纳经济学方法的结果。经济学对政治学的“边界入侵”受到政治学家的欢迎,“一些在政治学方面被看作较有独到见解的和比较有用的著作,是由经济学家所撰写的,他们把自己学科的工具箱中取出的合理的概念和模式应用到政治学上。”[72]这使得一些政治学家沿着与经济学家相似的路线来重建政治学,比如把政治学中的“权力”相当于经济学中的“财富”。因此经济学是作为一种模式和一种研究方法进入政治学的,“这时政治经济学的独到之处,是它对于方法论的杰出贡献。迄今为止,唯有经济学因此而著称于世。理性的行动者模式,一般是以演绎推论为基础的,但它时常也需要对于行为世界予以正确的参照。这种模式代表了技术从某个学科向其他学科——实际上是从经济学向一系列其他学科的转移,这种转移的速度之迅速、范围之广泛,在社会科学史上是鲜有先例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听到有关‘经济学大帝国主义’的议论,当然,其涵义即是指其他社会科学在进行理性建模时已发现了经济学的威力。”[73]在这方面,政治学不光吸收了经济学的方法,而且还吸收了心理学、社会学,甚至若干自然科学的方法。“‘入侵者’常常受到欢迎,并且被看作对政治研究作出了有用的贡献。”[74]对于政治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学科来讲,“最重要的情况是,近年来为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学(即,为更紧密地、更系统地结合,无论是什么名称,也无论最终学科的重新安排是什么)提出了有力的论证,这一论证显得很有说服力。”[75]

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新政治经济学也是一个重提价值观问题的过程,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在某种意义上把政治经济学当作道德科学,他的《道德情操论》发表在《国富论》之前。新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古典时期以后经济学家不再研究的问题:产权、利益集团的冲突、国家、官僚制度、自由、正义、秩序等政治现象和政治哲学问题,“保守主义经济学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规范的政治理论。”[76]这与西方政治学走向后行为主义,重提价值问题,向国家的回归等的学术趋势是一致的。伊斯顿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回归形成了政治研究新的方法:理性人和公共选择模式,这种方法先是被政治行为研究所采用,尔后又推广到道德问题等其他政治学领域。他举了罗尔斯(JohnRawls)对正义问题研究的进展为例,罗尔斯在《正义论》(1971)运用了理性人和博弈等模式,给出有说服力的、准确的正义标准。伊斯顿得出结论:“理性的模式使得新的政治哲学有可能要求与经济学本身无分伯仲的逻辑性和精确性。因而,各种价值标准亦以一种合意的方式,觅见了自己返还科学研究的途径。”[77]而在行为主义时期,规范性问题涉及价值观,一直被当作主观性的东西而排斥在政治科学之外。

当代西方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学科的融合与交叉,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互融合,出现了一些边缘学科,如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其中一些经济学家关注政治问题,进入以往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研究政治问题的经济学家。他们不仅对政治制度、国家、政府、选举、自由、平等、民主等传统的政治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得出自己独特的结论,而且还专门分析了投票规则、代议制民主与财政政策的关系等新的问题。经济学家“侵入”政治学,给政治学这一古老的学科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如何回应经济学的“入侵”,如何从政治学的角度评价经济学家的政治研究,是摆在政治学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注释:

[1]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93年版,上册,绪论,第6页;country一词在政治学著作中一般汉译为“国度”。

[2](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6年版,上册,第33页。

[3]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第33页。

[4](美)肯·米诺格:《当代学术入门:政治学》,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5](Xenophon,约公元前430-355),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有《居鲁士的教育》、《希腊史》、《远征记》等著作传世,还有一些记录苏格拉底思想的对话体著作,

[6]参见陈孟熙主编:《经济学说史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7]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1年版,第18页。

[8]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的名著《政治哲学史》中有“色诺芬”一章,但只在其中个别地方提到色诺芬的Oeconomicus(中译本译为《财源论》),参见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政治哲学史》,第93-126页。

[9]Plato,公元前427-347,古希腊思想家。

[10]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6年版,第201页。

[11]柏拉图:《理想国》,第154页

[12]丛日云:《西方文化传统》,大连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

[13](美)约·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1年版,第91页。

[14]参见(苏)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1年版,第145-7页;马啸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3-4页。

[15]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古希腊思想家。

[16]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格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第3卷,第968页。

[1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5年版,第19页。

[18]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31页。

[19]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53页。

[20]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48页。

[21]《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93页。

[22]Nicollo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

[23](苏)莫基切夫主编:《政治学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79年版,(上),第135页。

[24]ThomasMun,1571-1641,英国经济学家。

[25]参见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59年版,第1页。

[26]AntoynedeMontchretien,1575-1621,法国经济学家。

[27](美)罗.赖克:《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98年版,第11页。

[28]《新帕格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第968页。

[29]FrancoisQuesnay,1694-1774,法国经济学家。

[30]亚当·库珀等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第549页。

[31]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0页。

[32]JeremyBertham,1748-1832,英国哲学家。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253页。

[34]A.Smith,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

[35]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74年版,下卷,第27页。

[36](美)保·海纳:《权利·自由·乡镇自治》,中译文见《自由与社群》,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6页。

[37](美)保·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12版),中国发展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下)第1275页。

[38]布坎南:《宪法经济学》,中译文载《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35-336页。

[39]DavidRicardo,1772-1822,英国经济学家。

[40]《宪法经济学》,中译文载《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第335页。

[41](美)罗.赖克:《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第13页。

[42](美)罗·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译本,1998年版,第474页。

[43]AlfredMarshall,1842-1924,英国经济学家。

[44](美)弗·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远方出版社中译本,1998年版,第26页。

[45](美)伊·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和牛津大学出版社中译本,1997年版,第19页。

[46](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6年版,上卷,第50页。

[47](美)伊·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第21页。

[48](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5页。

[49](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中译本序言,第3页。

[50](英)凯恩斯:《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见《凯恩斯全集》,第4卷,第291页;中译文见《预言与劝说》,江苏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97年版,第317页。

[51]P.A.Samullson,1915-,美国经济学家。

[52]ThorsteirnVeblem,1857-1929,美国经济学家;mons,1862-1945,美国制度经济学家;GunnarMyrdal,1898-,瑞典经济学家。

[53](美)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3页。

[54]丹·缪勒:《公共选择》,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2年版,第5页。

[55]JamesM.Buchanan,1919-,美国经济学家.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主要著作有《贸同的计算;民主的逻辑基础》(1962)(与戈登·塔洛克合著);《民主财政论》(1966);《公共选择理论;经济学在政治方面的应用》(1972);《赤字下的民主》(1977);《自由、市场和国家》(1966)等。G.Tullock,主要著作有《官僚制的政治》(1965)。AnthonyDowns,代表作为《民主的经济理论》(1957)。W.A.Niskanen,代表作为《官僚与代议制政府》(1971)。K.Arrow,代表作为《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1951),

[56]MancurOlson,1932-1998,美国经济学家,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院院士,曾任公共选择协会会长(1972-1974),美国经济协会会长(1986),以及其他若干学术头衔。

[57]D.North,主要著作有《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合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81)、《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0)。R.Coase,主要论著有《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1960)、《企业、市场与法律》。H.Demsetz,主要著作有《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维度》(1982)等。

[58]这里的“政治的经济学”指的是PoliticalEconomy或PoliticalEconomy,,目的是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区分。

[59]D.A.Hibbs,与Fassbender,H.合编:ContemporaryPoliticalEconomy,(1981)美国经济学家,著有。W.D.Nordhaus,美国经济学家,著有《经济学》(与萨缪尔森合著),为再版了十几此的大学教材。JamesE.Alt,美国经济学家,著有ThePoliticsofEconomicDecline,(1971).K.AlecChrystal,美国经济学家,与JamesE.Alt合著:PoliticalEconomics,(1983).

[60]《新帕格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第968页。

[61](英)戴维·米勒等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第554页。

[62]《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第555页。

[63]刘德厚:“‘经济政治’范畴分析”,载《经济评论》,1994年第2期,第6页。

[64]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第26页。

[65](美)罗·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第475页。

[66](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2页。

[67]参见(美)罗·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第18页。

[68]《比较政治学理论》,第14页。

[69]DavidEaston&,DevelopmentofPoliticalScience:ComparativeStudies,Press,1991.chapter12..

[70](美)卡·爱·索乌坦:“什么是新论?”,载(美)斯·L·埃尔金和卡·爱·索乌坦编:《新论》,三联书店中译本,1997年版,第13页。

[71](美)伊·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第49页。

[72](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5页。

[73](美)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5页。

[74](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6页。

[75](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6页。

[76]张辰龙:《在自由与民主之间保持张力: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的民主理论》,载《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9页。

理论管理论文篇4

[关键词]管理理论;企业管理;趋势

一、管理理论的发展进程回顾

自1769年世界上第一家现代企业诞生以来,企业已经历了200多年的发展历史,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纵观企业管理的全部历史,企业管理大致经历了经验管理、科学管理、文化管理和组织管理四个阶段,实现了两次大的飞跃:

(一)从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企业管理的第一次飞跃

传统的经验管理方式从1769年一直持续到1910年,这种管理的性质是非理性的,经营者完全依靠个人的经验和直觉作出经营决策,企业内部没有健全的规章制度可循,各职能部门没有明确的分工,属师傅领导直线型组织形式。大多数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生产力发展极其缓慢。

直到1911年,美国著名的“管理之父”泰罗就工厂管理中如何提高劳动效率进行了“动作与时间的研究”,其代表作《科学管理原理》标志着企业管理从经验管理阶段迈向了科学管理阶段。在这一阶段,企业家不再依靠个人经验和直觉进行管理,取而代之的是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极大地推动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如1914年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汽车装配流水线就给汽车工业带来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变革。

1916年,法国著名的管理学家法约尔在《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一书中提出了劳动分工、权利与责任等一般管理14条原则,其管理思想的一大重要内容是把管理活动分为计划、组织、指挥、协调与控制五大职能,并对这五大管理职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讨论,对管理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科学管理阶段的管理模式是理性的,其特点是以法治替代人治,组织形式由直线式转为职能式,管理性质属纯理性,主张人为经济人。强调“数字化”管理手段,实行任务管理方法,重视采用数量模型和逻辑程序进行方案决策。

(二)从科学管理到文化管理——企业管理的第二次飞跃

科学管理使企业管理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的轨道,极大地推动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但二战以来,随着自动化技术的推广和脑力劳动在管理中的地位的突出,科学管理在实践中暴露出其本质的弱点——对人的忽视,造成工人对工作的厌烦、劳资矛盾的激化等。

面对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管理学者们开始从微观上研究造成企业效率下降的“软件”影响因素。由梅奥主持进行的“霍桑实验”的结果表明:(1)职工是“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2)企业中存在着“非正式组织”;(3)生产效率主要取决于职工工作态度及其与周围人的关系。这一结果奠定了行为科学理论的基础。在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还有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麦格雷戈的“X理论”和“Y理论”等。他们认为管理过程既是决策制定过程,又是创新和执行的过程,而这两个过程带有强烈的无法测度的个人感彩,很难单靠严密的组织计划和机械的数字化管制方法加以掌控。他们还强调企业要充分运用“软”性的管理因素,通过培育企业文化来提高企业员工的凝聚力。

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文化理论提出了完整的与科学管理不同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框架,实现了企业管理的第二次飞跃——企业文化建设为主的企业管理模式。相对于科学管理来说,其特征变化主要表现在:(1)管理的人性假设前提不同,文化管理把人看作是自我实现人和观念人,以“性善论”为哲学基础,认为人有着巨大的潜能有待开发。(2)管理的中心不同,由科学管理的以物为中心转为以人为中心,旨在尊重人、培养人、理解人、关心人、激励人,最大限度开发人的潜能,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共同愿景。(3)组织形式由职能型转为学习型。(4)激励方式由外激转向以内激为主、外激为辅。(5)管理性质由科学管理的纯理性转为理性与非理性结合。

之后,1990年彼得圣吉在其著作《第五项修炼》一书中提出了学习型组织,他认为企业唯一持久的竞争优势源于比竞争对手学得更快更好的能力,学习型组织正是人们从工作中获得生命意义、实现共同愿景和获取竞争优势的组织保证。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电脑和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出现了虚拟组织,该组织是通过计算机信息技术、网络技术以及通信技术达到全球企业合作目的,一旦合作意向达成,合作关系即可解除。虚拟组织非常灵活,能迅速获取全球资源,同时还可避免剧烈的环境变动给组织带来的冲击。

二、现代企业管理行为与传统企业管理行为的比较

现代企业管理行为与传统企业相比,在生产管理与经营等诸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

(一)人与物的管理上不同。传统企业管理重在管物,重在对物的分配、调度、安置、收入、支出;而现代企业管理重在管人,强调管理的核心是人的管理,重在调动员工的内在积极性。与此同时,现代企业管理还注重人与物的匹配,强调资源的综合利用和效能的发挥。

(二)管理的理念上不同。传统企业管理重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其宗旨是以周密的制度约束确保企业管理目标的实现;而现代企业管理注重人的素质、人的协调、人的激励和人的自控,旨在通过较高的领导层素质和员工素质、合理的人力资源配置,使企业形成良好的组织氛围和自律自激机制,最终实现企业的管理目标。

(三)管理的内涵和目标上不同。传统企业管理行为总是针对某一管理要素实施,不管是在对问题的揭示上,还是在对问题的分析或处理措施的制定上,基本上是直观的线性思维、单维的平面式管理;而现代企业管理行为是针对多个管理因素实施,注重多维的立体式协调处理(如销售问题必须与生产技术开发、人员安排、制度分配、经营方向、市场定位等相联系)。多维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一个突出特征。此外,传统的企业管理对产品的质量保障只着眼于生产过程中,而现代企业管理则着眼于产品生产全过程的各个环节,从而建立起全员参加、全过程展开的全面质量理体系。

(四)市场营销方式不同。传统企业管理在产品销售方向的选择上,一般着眼于区域内、部门内市场或既定的市场,这种市场营销的市场容量相对有限,因而称其为小市场营销;而现代企业管理则与之相反,产品销售方向选择的是大市场营销观念,强调市场营销要打破传统的部门和行政界限,跨区域甚至跨国境进行,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融为一体开展营销。而且,它强调市场的多变性和可引导性,企业可以引导消费,创造新的产品需求市场。企业的市场开发和创新是持久的行为,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市场时空是无限的三、现代企业管理的发展趋势

随着知识经济、经济一体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企业经营与管理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企业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企业管理产生的影响是推动企业管理不断创新的源动力。主要呈现以下几种趋势:

(一)战略化管理

科学正确的战略构想关系到现代企业的兴衰存亡;而战略研究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对客观事实的实际了解、分析能力和预测技术的发展。因此。从实际出发注重对左右组织或企业成败的长期计划和战略进行研究,必将成为管理中突出的热门课题。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科技竞争的加剧。企业间竞争日趋激烈,企业外部环境庞大而纷呈多变。管理所涉及的因素日趋复杂。整合多方因素,现代企业的管理战略将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1)在投资战略上,大量投资主要向人才培训、激励创新、知识产品及服务等方面倾斜;(2)在竞争战略上,注重保护知识产权这一利器,把蕴涵在产品或服务中的知识含量作为竞争中取胜的关键;(3)在经营战略上,围绕发挥和塑造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来制定;(4)在成长战略上,则大力依靠无形资产的创造和增值来实现企业的壮大和发展;依靠智力扩张、知名度的提高、信誉的增强、形象的完善和最佳经济效益使企业经久不衰。日本松下公司靠大量生产的“自来水哲学”和仿制为主的“后发制人策略”,长期保持服务优质和价格低廉的竞争优势,成为世界家电行业的龙头老大。据统计,在发达国家,企业领导一年中要花大约40%的时间去研究战略。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韦尔奇说:我整天没有做几件事,但有一件做不完的工作,那就是规划未来。:

(二)信息化管理

企业管理者发挥各种职能作用,都要以掌握大量真实、准确、及时的信息为前提。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与发展,生产技术、社会需求以及市场竞争等日新月异、瞬息万变,伴随着电子商务、虚拟公司等新的营销方式和企业的兴起,企业管理正面临着信息化的挑战,信息管理正成为企业竞争致胜的重要法宝。传统的企业管理不能满足企业经营管理对信息的要求,也不能适应现代的信息处理要求。对现代企业处理信息的要求,首先必须及时掌握必要和准确丰富的信息,并正确地加工和处理、迅速地传递和分享;其次强调把信息融合到产品和生产服务过程及企业的整个经营与管理过程之中。这样才能保证企业作出迅速而正确的决策。

(三)人性化管理

随着企业管理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企业管理中的物质资本地位相对下降和人力资本地位相对上升必将成为信息技术、知识经济社会条件下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知识经济发展的主导要素是人才,人对知识的掌握和驾驭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企业管理创新,使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比以往更加突出和重要。把人看作是一种使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发展、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特殊资源来最大限度地发掘、科学地管理,已是现代企业管理的一项重大使命。人是管理活动中的决定因素,因此,管理活动中必须体现人本精神;管理方式上,更加强调柔性法,尊重个人的价值和能力,通过激励人、鼓励人,以情系人,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建立企业的长效发展机制。日本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曾说:如果说日本式经营有什么秘诀的话,那么,“人”是一切秘诀最根本的出发点。“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也说:松下公司的口号是“企业即人”,且多次宣称“要造松下产品,先造松下人”。

(四)弹性化管理

理论管理论文篇5

管理活动的实质论文 在管理科学的研究中,许多问题都涉及到管理活动的实质。其中也包括管理学论文。因为,管理活动形形色色,各不相同。从大的方面来看,有国家行政管理,也有企事业单位管理;有社会事务管理,也有经济活动管理等等。所以,从理论上真正搞清楚管理活动实质无疑对于管理科学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再从管理所涉及的行业来看,有农业管理、工业管理、商业管理、金融保险管理,还有学校教育管理和军队管理等等。 1管理及其基本任务 要正确理解管理活动的实质,必须首先弄清楚什么是管理?以及管理的基本任务是什么?等等。对此,不同的学者会有完全不同的认识。 按照形式逻辑原理,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或特有属性的一种思维形式。所以,要正确理解管理的本质,必须从管理的概念入手。对于管理概念的认识不同,必然产生对管理职能和任务的不同理解。在管理科学发展的历史上,不同的管理学家对于管理概念的表述各不相同。比如,管理决策学派强调,“管理就是决策”(西蒙)。而在管理实践中,很多人都有这样一种共识,即认为“管理就是服务”。搞管理研究的人认为,管理事一门学问一门科学;而从事管理实践的人则更多地认为,管理是一门艺术。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了管理活动的复杂性。对于管理,比较权威的表述是古典组织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法国管理学家法约尔的说法,他认为“管理就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 [1]和美国企业管理教授亨利.希斯克的说法,他认为“管理是通过计划工作、组织工作、领导工作和控制工作的诸过程来协调所有的资源,以便达到既定的目标。” [2]实际上,从管理的基本要素看,这两种表述虽然对管理的职能做了比较完整地表达,但并没有体现出管理的基本要素。 从管理的基本要素来看,任何管理活动都少不了四个方面的基本要素: (1)管理主体――即管理者,亦即谁来管理; (2)管理客体――即管理对象,亦即管理什么,包括人、财、物、时间、空间和信息等等;(3)管理手段和职能――即运用什么样的手段和方法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和作用等,也就是如何管理的问题,包括运用行政方法、法律方法、经济方法和教育方法等基本管理方法,对管理对象进行预测、决策、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激励和控制等等; (4)管理目标――即朝着什么方向走,最终达到什么目标。这四个基本要素缺一不可,尤其是管理目标,没有明确的管理目标,就不可能有有序的管理组织,从而也就根不可能有管理效率可言。所以,从管理的基本要素出发,我们倾向于对管理做这样的定义,即所谓管理,就是管理者为了达到预定的管理目标,运用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和教育的等管理手段和方法,对包括

理论管理论文篇6

当前国内外各级各类学校教学改革的关键在于:能否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这种“以教师为中心,教师讲、学生听”为特点的教学模式既不能保证教学的质量与效率,又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不利于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内外的许多教育工作者、教育学家、教育技术专家多年来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作了大量的研究与探索,建构主义理论正是这种努力所取得的主要理论研究成果。随着多媒体计算机和Internet网络教育应用的飞速发展,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正愈来愈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并在世界范围内日益扩大其影响。

学习并研究一些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同时开展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教学实践,将对我们实施以德育为核心,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素质教育,推进课程教材改革,产生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建构主义简介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也译作结构主义,是认知心理学派中的一个分支。

1、图式、同化、顺应、平衡

建构主义理论一个重要概念是图式,图式是指个体对世界的知觉理解和思考的方式。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心理活动的框架或组织结构。图式是认知结构的起点和核心,或者说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基础。因此,图式的形成和变化是认知发展的实质,认知发展受三个过程的影响:即同化、顺化和平衡。

同化(assimilation)是指学习个体对刺激输入的过滤或改变过程。也就是说个体在感受刺激时,把它们纳入头脑中原由的图式之内,使其成为自身的一部分。

顺应(accommodation)是指学习者调节自己的内部结构以适应特定刺激情境的过程。当学习者遇到不能用原有图式来同化新的刺激时,便要对原有图式加以修改或重建,以适应环境。

平衡(equilibration)是指学习者个体通过自我调节机制使认知发展从一个平衡状态向另一个平衡状态过渡的过程。

2、建构主义的发展历史

建构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皮亚杰(J.Piaget)、科恩伯格(O.Kernberg)、斯滕伯格(R.J.sternberg)、卡茨(D.Katz)、维果斯基(Vogotsgy)。

皮亚杰(J.Piaget)是认知发展领域最有影响的一位心理学家,他所创立的关于儿童认知发展的学派被人们称为日内瓦学派。皮亚杰关于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儿童是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使自身认知结构得到发展的。儿童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涉及两个基本过程:“同化”与“顺应”。同化是指个体把外界刺激所提供的信息整合到自己原有认知结构内的过程;顺应是指个体的认知结构因外部刺激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的过程。同化是认知结构数量的扩充,而顺应则是认知结构性质的改变。认知个体通过同化与顺应这两种形式来达到与周围环境的平衡:当儿童能用现有图式去同化新信息时,他处于一种平衡的认知状态;而当现有图式不能同化新信息时,平衡即被破坏,而修改或创造新图式(顺应)的过程就是寻找新的平衡的过程。儿童的认知结构就是通过同化与顺应过程逐步建构起来,并在“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的循环中得到不断的丰富、提高和发展。

在皮亚杰的“认知结构说”的基础上,科恩伯格(O.Kernberg)对认知结构的性质与发展条件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斯腾伯格(R.J.sternberg)和卡茨(D.Katz)等人强调个体的主动性在建构认知结构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并对认知过程中如何发挥个体的主动性作了认真的探索;维果斯基(Vogotsgy)提出的“文化历史发展理论”,强调认知过程中学习者所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作用,并提出了“最近发展区”的理论。维果斯基认为,个体的学习是在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的,社会可以为个体的学习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持和促进作用。维果斯基区分了个体发展的两种水平:现实的发展水平和潜在的发展水平,现实的发展水平即个体独立活动所能达到的水平,而潜在的发展水平则是指个体在成人或比他成熟的个体的帮助下所能达到的活动水平,这两种水平之间的区域即“最近发展区”。在此基础上以维果斯基为首的维列鲁学派深入地研究了“活动”和“社会交往”在人的高级心理机能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所有这些研究都使建构主义理论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为实际应用于教学过程创造了条件。

建构主义理论的内容很丰富,但其核心只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和对所学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而不是像传统教学那样,只是把知识从教师头脑中传送到学生的笔记本上)。以学生为中心,强调的是”学“;以教师为中心,强调的是”教“。这正是两种教育思想、教学观念最根本的分歧点,由此而发展出两种对立的学习理论、教学理论和教学设计理论。由于建构主义所要求的学习环境得到了当代最新信息技术成果的强有力支持,这就使建构主义理论日益与广大教师的教学实践普遍地结合起来,从而成为国内外学校深化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

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源自关于儿童认知发展的理论,由于个体的认知发展与学习过程密切相关,因此利用建构主义可以比较好地说明人类学习过程的认知规律,即能较好地说明学习如何发生、意义如何建构、概念如何形成,以及理想的学习环境应包含哪些主要因素等等。总之,在建构主义思想指导下可以形成一套新的比较有效的认知学习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较理想的建构主义学习环境。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基本内容可从“学习的含义”(即关于“什么是学习”)与“学习的方法”(即关于“如何进行学习”)这两个方面进行说明。

1、关于学习的含义

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学习是获取知识的过程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由于学习是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的帮助即通过人际间的协作活动而实现的意义建构过程,因此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或四大属性。“情境”:学习环境中的情境必须有利于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意义建构。这就对教学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就是说,在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教学设计不仅要考虑教学目标分析,还要考虑有利于学生建构意义的情境的创设问题,并把情境创设看作是教学设计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协作”:协作发生在学习过程的始终。协作对学习资料的搜集与分析、假设的提出与验证、学习成果的评价直至意义的最终建构均有重要作用。“会话”:会话是协作过程中的不可缺少环节。学习小组成员之间必须通过会话商讨如何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的计划;此外,协作学习过程也是会话过程,在此过程中,每个学习者的思维成果(智慧)为整个学习群体所共享,因此会话是达到意义建构的重要手段之一。“意义建构”:这是整个学习过程的最终目标。所要建构的意义是指: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学习过程中帮助学生建构意义就是要帮助学生对当前学习内容所反映的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该事物与其它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达到较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解在大脑中的长期存储形式就是前面提到的“图式”,也就是关于当前所学内容的认知结构。由以上所述的“学习”的含义可知,学习的质量是学习者建构意义能力的函数,而不是学习者重现教师思维过程能力的函数。换句话说,获得知识的多少取决于学习者根据自身经验去建构有关知识的意义的能力,而不取决于学习者记忆和背诵教师讲授内容的能力。

2、关于学习的方法

建构主义提倡在教师指导下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也就是说,既强调学习者的认知主体作用,又不忽视教师的指导作用,教师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而不是知识的传授者与灌输者。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不是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被灌输的对象。学生要成为意义的主动建构者,就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从以下几个方面发挥主体作用:

(1)要用探索法、发现法去建构知识的意义;

(2)在建构意义过程中要求学生主动去搜集并分析有关的信息和资料,对所学习的问题要提出各种假设并努力加以验证;

(3)要把当前学习内容所反映的事物尽量和自己已经知道的事物相联系,并对这种联系加以认真的思考。“联系”与“思考”是意义构建的关键。如果能把联系与思考的过程与协作学习中的协商过程(即交流、讨论的过程)结合起来,则学生建构意义的效率会更高、质量会更好。协商有“自我协商”与“相互协商”(也叫“内部协商”与“社会协商”)两种,自我协商是指自己和自己争辩什么是正确的;相互协商则指学习小组内部相互之间的讨论与辩论。

教师要成为学生建构意义的帮助者,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从以下几个面发挥指导作用:

(1)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形成学习动机;

(2)通过创设符合教学内容要求的情境和提示新旧知识之间联系的线索,帮助学生建构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

(3)为了使意义建构更有效,教师应在可能的条件下组织协作学习(开展讨论与交流),并对协作学习过程进行引导使之朝有利于意义建构的方向发展。引导的方法包括:提出适当的问题以引起学生的思考和讨论;在讨论中设法把问题一步步引向深入以加深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要启发诱导学生自己去发现规律、自己去纠正和补充错误的或片面的认识。

三、建构主义的教学思想

建构主义所蕴涵的教学思想主要反映在知识观、学习观、学生观、师生角色的定位及其作用、学习环境和教学原则等6个方面。

1.建构主义的知识观

(1)知识不是对现实的纯粹客观的反映,任何一种传载知识的符号系统也不是绝对真实的表征。它只不过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解释、假设或假说,它不是问题的最终答案,它必将随着人们认识程度的深入而不断地变革、升华和改写,出现新的解释和假设。

(2)知识并不能绝对准确无误地概括世界的法则,提供对任何活动或问题解决都实用的方法。在具体的问题解决中,知识是不可能一用就准,一用就灵的,而是需要针对具体问题的情景对原有知识进行再加工和再创造。

(3)知识不可能以实体的形式存在于个体之外,尽管通过语言赋予了知识一定的外在形式,并且获得了较为普遍的认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学习者对这种知识有同样的理解。真正的理解只能是由学习者自身基于自己的经验背景而建构起来的,取决于特定情况下的学习活动过程。否则,就不叫理解,而是叫死记硬背或生吞活剥,是被动的复制式的学习。

2.建构主义的学习观

(1)学习不是由教师把知识简单地传递给学生,而是由学生自己建构知识的过程。学生不是简单被动地接收信息,而是主动地建构知识的意义,这种建构是无法由他人来代替的。

(2)学习不是被动接收信息刺激,而是主动地建构意义,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背景,对外部信息进行主动地选择、加工和处理,从而获得自己的意义。外部信息本身没有什么意义,意义是学习者通过新旧知识经验间的反复的、双向的相互作用过程而建构成的。因此,学习,不是象行为主义所描述的“刺激�反应”那样。

(3)学习意义的获得,是每个学习者以自己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对新信息重新认识和编码,建构自己的理解。在这一过程中,学习者原有的知识经验因为新知识经验的进入而发生调整和改变。

(4)同化和顺应,是学习者认知结构发生变化的两种途径或方式。同化是认知结构的量变,而顺应则是认知结构的质变。同化-顺应-同化-顺应……循环往复,平衡-不平衡-平衡-不平衡,相互交替,人的认知水平的发展,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学习不是简单的信息积累,更重要的是包含新旧知识经验的冲突,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认知结构的重组。学习过程不是简单的信息输入、存储和提取,是新旧知识经验之间的双向的相互作用过程,也就是学习者与学习环境之间互动的过程。

3.建构主义的学生观

(1)建构主义强调,学习者并不是空着脑袋进入学习情境中的。在日常生活和以往各种形式的学习中,他们已经形成了有关的知识经验,他们对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即使是有些问题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当问题呈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还是会基于以往的经验,依靠他们的认知能力,形成对问题的解释,提出他们的假设。

(2)教学不能无视学习者的已有知识经验,简单强硬的从外部对学习者实施知识的“填灌”,而是应当把学习者原有的知识经验作为新知识的生长点,引导学习者从原有的知识经验中,生长新的知识经验。教学不是知识的传递,而是知识的处理和转换。教师不单是知识的呈现者,不是知识权威的象征,而应该重视学生自己对各种现象的理解,倾听他们时下的看法,思考他们这些想法的由来,并以此为据,引导学生丰富或调整自己的解释。

(3)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需要共同针对某些问题进行探索,并在探索的过程中相互交流和质疑,了解彼此的想法。由于经验背景的差异的不可避免,学习者对问题的看法和理解经常是千差万别的。其实,在学生的共同体中,这些差异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现象资源。建构主义虽然非常重视个体的自我发展,但是他也不否认外部引导,亦即教师的影响作用。

4.师生角色的定位及其作用

(1)教师的角色是学生建构知识的忠实支持者。教师的作用从传统的传递知识的权威转变为学生学习的辅导者,成为学生学习的高级伙伴或合作者。教师应该给学生提供复杂的真实问题。他们不仅必须开发或发现这些问题,而且必须认识到复杂问题有多种答案,激励学生对问题解决的多重观点,这显然是与创造性的教学活动宗旨紧密相吻合的。教师必须创设一种良好的学习环境,学生在这种环境中可以通过实验、独立探究、合作学习等方式来展开他们的学习。教师必须保证学习活动和学习内容保持平衡。教师必须提供学生元认知工具和心理测量工具,培养学生评判性的认知加工策略,以及自己建构知识和理解的心理模式。教师应认识教学目标包括认知目标和情感目标。教学是逐步减少外部控制、增加学生自我控制学习的过程。

(2)教师要成为学生建构知识的积极帮助者和引导者,应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发和保持学生的学习动机。通过创设符合教学内容要求的情景和提示新旧知识之间联系的线索,帮助学生建构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为使学生的意义建构更为有效,教师应尽可能组织协作学习,展开讨论和交流,并对协作学习过程进行引导,使之朝有利于意义建构的方向发展。

(3)学生的角色是教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知识的积极建构者。建构主义要求学生面对认知复杂的真实世界的情境,并在复杂的真实情境中完成任务,因而,学生需要采取一种新的学习风格、新的认识加工策略,形成自己是知识与理解的建构者的心理模式。建构主义教学比传统教学要求学生承担更多的管理自己学习的机会;教师应当注意使机会永远处于维果斯基提出的“学生最近发展区”,并为学生提供一定的辅导。

学生要用探索法和发现法去建构知识的意义。在建构意义的过程中要求学生主动去搜集和分析有关的信息资料,对所学的问题提出各种假设并努力加以验证。要善于把当前学习内容尽量与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联系起来,并对这种联系加以认真思考。联系和思考是意义建构的关键。它最好的效果是与协商过程结合起来。

5.建构主义的学习环境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者的知识是在一定情境下,借助于他人的帮助,如人与人之间的协作、交流、利用必要的信息等等,通过意义的建构而获得的。理想的学习环境应当包括情境、协作、交流和意义建构四个部分。

(1)情境,学习环境中的情境必须有利于学习者对所学内容的意义建构。在教学设计中,创设有利于学习者建构意义的情境是最重要的环节或方面。

(2)协作,应该贯穿于整个学习活动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协作,对学习资料的收集与分析、假设的提出与验证、学习进程的自我反馈和学习结果的评价以及意义的最终建构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协作在一定的意义上是协商的意识。协商主要有自我协商和相互协商。自我协商是指自己和自己反复商量什么是比较合理的;相互协商是指学习小组内部之间的商榷、讨论和辩论。

(3)交流,是协作过程中最基本的方式或环节。比如学习小组成员之间必须通过交流来商讨如何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达到意义建构的目标,怎样更多的获得教师或他人的指导和帮助等等。其实,协作学习的过程就是交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学习者的想法都为整个学习群体所共享。交流对于推进每个学习者的学习进程,是至关重要的手段。

(4)意义建构,是教学过程的最终目标。其建构的意义是指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学习过程中帮助学生建构意义就是要帮助学生对当前学习的内容所反映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该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达到较深刻的理解。

6.建构主义的教学原则

(1)把所有的学习任务都置于为了能够更有效地适应世界的学习中。

(2)教学目标应该与学生的学习环境中的目标相符合,教师确定的问题应该使学生感到就是他们本人的问题。

(3)设计真实的任务。真实的活动是学习环境的重要的特征。就是应该在课堂教学中使用真实的任务和日常的活动或实践整合多重的内容或技能。

(4)设计能够反映学生在学习结束后就从事有效行动的复杂环境。

(5)给予学生解决问题的自。教师应该刺激学生的思维,激发他们自己解决问题。

(6)设计支持和激发学生思维的学习环境。

(7)鼓励学生在社会背景中检测自己的观点。

(8)支持学生对所学内容与学习过程的反思,发展学生的自我控制的技能,成为独立的学习者。

四、建构主义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以及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相适应的教学模式为:“以学生为中心,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由教师起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者的作用,利用情境、协作、会话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最终达到使学生有效地实现对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的目的。”在这种模式中,学生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教师是教学过程的组织者、指导者、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教材所提供的知识不再是教师传授的内容,而是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对象;媒体也不再是帮助教师传授知识的手段、方法,而是用来创设情境、进行协作学习和会话交流,即作为学生主动学习、协作式探索的认知工具。显然,在这种场合,教师、学生、教材和媒体等四要素与传统教学相比,各自有完全不同的作用,彼此之间有完全不同的关系。但是这些作用与关系也是非常清楚、非常明确的,因而成为教学活动进程的另外一种稳定结构形式,即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的教学模式。

在建构主义的教学模式下,目前已开发出的、比较成熟的教学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⒈支架式教学(ScaffoldingInstruction)

支架式教学被定义为:“支架式教学应当为学习者建构对知识的理解提供一种概念框架(conceptualframework)。这种框架中的概念是为发展学习者对问题的进一步理解所需要的,为此,事先要把复杂的学习任务加以分解,以便于把学习者的理解逐步引向深入。”

支架原本指建筑行业中使用的脚手架,在这里用来形象地描述一种教学方式:儿童被看作是一座建筑,儿童的“学”是在不断地、积极地建构着自身的过程;而教师的“教”则是一个必要的脚手架,支持儿童不断地建构自己,不断建造新的能力。支架式教学是以前苏联著名心理学家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为依据的。维果斯基认为,在测定儿童智力发展时,应至少确定儿童的两种发展水平:一是儿童现有的发展水平,一种是潜在的发展水平,这两种水平之间的区域称为“最近发展区”。教学应从儿童潜在的发展水平开始,不断创造新的“最近发展区”。支架教学中的“支架”应根据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来建立,通过支架作用不停地将学生的智力从一个水平引导到另一个更高的水平。

支架式教学由以下几个环节组成:

(1)搭脚手架--围绕当前学习主题,按“最邻近发展区”的要求建立概念框架。

(2)进入情境--将学生引入一定的问题情境。

(3)独立探索--让学生独立探索。探索内容包括:确定与给定概念有关的各种属性,并将各种属性按其重要性大小顺序排列。探索开始时要先由教师启发引导,然后让学生自己去分析;探索过程中教师要适时提示,帮助学生沿概念框架逐步攀升。

(4)协作学习--进行小组协商、讨论。讨论的结果有可能使原来确定的、与当前所学概念有关的属性增加或减少,各种属性的排列次序也可能有所调整,并使原来多种意见相互矛盾、且态度纷呈的复杂局面逐渐变得明朗、一致起来。在共享集体思维成果的基础上达到对当前所学概念比较全面、正确的理解,即最终完成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

(5)效果评价--对学习效果的评价包括学生个人的自我评价和学习小组对个人的学习评价,评价内容包括:①自主学习能力;②对小组协作学习所作出的贡献;③是否完成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

⒉抛锚式教学(AnchoredInstruction)

这种教学要求建立在有感染力的真实事件或真实问题的基础上。确定这类真实事件或问题被形象地比喻为“抛锚”,因为一旦这类事件或问题被确定了,整个教学内容和教学进程也就被确定了(就像轮船被锚固定一样)。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者要想完成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即达到对该知识所反映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该事物与其它事物之间联系的深刻理解,最好的办法是让学习者到现实世界的真实环境中去感受、去体验(即通过获取直接经验来学习),而不是仅仅聆听别人(例如教师)关于这种经验的介绍和讲解。由于抛锚式教学要以真实事例或问题为基础(作为“锚”),所以有时也被称为“实例式教学”或“基于问题的教学”或“情境性教学”。

抛锚式教学由这样几个环节组成:

(1)创设情境--使学习能在和现实情况基本一致或相类似的情境中发生。

(2)确定问题--在上述情境下,选择出与当前学习主题密切相关的真实性事件或问题作为学习的中心内容。选出的事件或问题就是“锚”,这一环节的作用就是“抛锚”。

(3)自主学习--不是由教师直接告诉学生应当如何去解决面临的问题,而是由教师向学生提供解决该问题的有关线索,并特别注意发展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4)协作学习--讨论、交流,通过不同观点的交锋,补充、修正、加深每个学生对当前问题的理解。

(5)效果评价--由于抛锚式教学的学习过程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由该过程可以直接反映出学生的学习效果。因此对这种教学效果的评价不需要进行独立于教学过程的专门测验,只需在学习过程中随时观察并记录学生的表现即可。

⒊随机进入教学(RandomAccessInstruction)

由于事物的复杂性和问题的多面性,要做到对事物内在性质和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全面了解和掌握、即真正达到对所学知识的全面而深刻的意义建构是很困难的。往往从不同的角度考虑可以得出不同的理解。为克服这方面的弊病,在教学中就要注意对同一教学内容,要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境下、为不同的教学目的、用不同的方式加以呈现。换句话说,学习者可以随意通过不同途径、不同方式进入同样教学内容的学习,从而获得对同一事物或同一问题的多方面的认识与理解,这就是所谓“随机进入教学”。显然,学习者通过多次“进入”同一教学内容将能达到对该知识内容比较全面而深入的掌握。这种多次进入,绝不是像传统教学中那样,只是为巩固一般的知识、技能而实施的简单重复。这里的每次进入都有不同的学习目的,都有不同的问题侧重点。因此多次进入的结果,绝不仅仅是对同一知识内容的简单重复和巩固,而是使学习者获得对事物全貌的理解与认识上的飞跃。

随机进入教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环节:

(1)呈现基本情境--向学生呈现与当前学习主题的基本内容相关的情境。

(2)随机进入学习--取决于学生“随机进入”学习所选择的内容,而呈现与当前学习主题的不同侧面特性相关联的情境。在此过程中教师应注意发展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使学生逐步学会自己学习。

(3)思维发展训练--由于随机进入学习的内容通常比较复杂,所研究的问题往往涉及许多方面,因此在这类学习中,教师还应特别注意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

(4)小组协作学习--围绕呈现不同侧面的情境所获得的认识展开小组讨论。在讨论中,每个学生的观点在和其他学生以及教师一起建立的社会协商环境中受到考察、评论,同时每个学生也对别人的观点、看法进行思考并作出反映。

(5)学习效果评价:包括自我评价与小组评价,评价内容包括:①自主学习能力;②对小组协作学习所作出的贡献;③是否完成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

五、建构主义的教学设计

1.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的教学设计原则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认为学生是认知的主体,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教师只对学生的意义建构起帮助和促进作用,并不要求教师直接向学生传授和灌输知识。在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教师和学生的地位、作用和传统教学相比已发生很大的变化。近年来,教育技术领域的专家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探索,力图建立一套能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以及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相适应的全新的教学设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尽管这种理论体系的建立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并非短期内能够完成。但是其基本思想及主要原则已日渐明朗,并已开始实际应用于指导基于多媒体和Internet的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的教学设计。建构主义使用的教学设计原则如下:

(1)强调以学生为中心

明确“以学生为中心”,这一点对于教学设计有至关重要的指导意义,因为从“以学生为中心”出发还是从“以教师为中心”出发将得出两种全然不同的设计结果。至于如何体现以学生为中心,建构主义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努力:

要在学习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要能体现出学生的首创精神;

要让学生有多种机会在不同的情境下去应用他们所学的知识(将知识“外化”);

要让学生能根据自身行动的反馈信息来形成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实现自我反馈)。

以上三点,即发挥首创精神、将知识外化和实现自我反馈可以说是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三个要素。

(2)强调“情境”对意义建构的重要作用

建构主义认为,学是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即“情境”相联系的,在实际情境下进行学习,可以使学习者能利用自己原有认知结构中的有关经验去同化和索引当前学习到的新知识,从而赋予新知识以某种意义;如果原有经验不能同化新知识,则要引起“顺应”过程,即对原有认知结构进行改造与重组。总之,通过“同化”与“顺应”才能达到对新知识意义的建构。在传统的课堂讲授中,由于不能提供实际情境所具有的生动性、丰富性,因而将使学习者对知识的意义建构发生困难。

(3)强调“协作学习”对意义建构的关键作用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者与周围环境的交互作用,对于学习内容的理解(即对知识意义的建构)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是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学生们在教师的组织和引导下一起讨论和交流,共同建立起学习群体并成为其中的一员。在这样的群体中,共同批判地考察各种理论、观点、信仰和假说;进行协商和辩论,先内部协商(即和自身争辩到底哪一种观点正确),然后再相互协商(即对当前问题摆出各自的看法、论据及有关材料并对别人的观点作出分析和评论)。通过这样的协作学习环境,学习者群体(包括教师和每位学生)的思维与智慧就可以被整个群体所共享,即整个学习群体共同完成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而不是其中的某一位或某几位学生完成意义建构。

(4)强调对学习环境(而非教学环境)的设计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环境是学习者可以在其中进行自由探索和自主学习的场所。在此环境中学生可以利用各种工具和信息资源(如文字材料、书籍、音像资料、CAI与多媒体课件以及Internet上的信息等)来达到自己的学习目标。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不仅能得到教师的帮助与支持,而且学生之间也可以相互协作和支持。学习应当被促进和支持而不应受到严格的控制与支配;学习环境则是一个支持和促进学习的场所。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指导下的教学设计应是针对学习环境的设计而非教学环境的设计。因为,教学意味着更多的控制与支配,而学习则意味着更多的主动与自由。

(5)强调利用各种信息资源来支持“学”(而非支持“教”)

为了支持学习者的主动探索和完成意义建构,在学习过程中要为学习者提供各种信息资源(包括各种类型的教学媒体和教学资料)。这里利用这些媒体和资料并非用于辅助教师的讲解和演示,而是用于支持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协作式探索。对于信息资源应如何获取、从哪里获取,以及如何有效地加以利用等问题,是主动探索过程中迫切需要教师提供帮助的内容。

(6)强调学习过程的最终目的是完成意义建构(而非完成教学目标)

理论管理论文篇7

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作为竞争主体,如何有效地管理和控制成本,增加竞争优势,抓住竞争机遇,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里拟对现代成本管理理论建立的必然性、理论内涵及其动向分析作一探讨。论文频道的管理学论文中有很多关于成本管理讨论的论文,可以给您不同的参考内容,欢迎来学习。 论现代成本管理及其动向 一、建立现代成本管理理论的必然性 现代成本管理理论是社会、经济和企业管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符合管理思想的发展、适应市场经济和企业管理要求的,因而它的建立是必然的。 1.现代成本管理理论符合管理思想的发展。 管理思想的发展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前期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阶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标准成本会计系统,引入了“标准成本”、“差异分析”和“预算控制”等技术方法。成本管理的目的则是在企业的战略方向和管理决策已确定的前提下,协助解决在执行中如何提高生产效率、生产经济效果和厉行节约的问题,因而这个阶段中的成本管理是局部的,是执行性的,与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尚不相关。第二个阶段是二战以后的现代管理科学阶段。这个阶段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五方面:(1)重视人的因素。正如梅奥的《人的行为科学研究》和麦格雷戈的《企业中人的因素》中所强调的,应发掘企业中人的发展潜力,承担责任的能力,以及为组织目标而奉献的意愿。(2)强调目标管理。目标管理是由德鲁克提出的,即企业建立合适的组织条件和运作方法,使人们能通过使自己的努力符合组织的目标而最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3)强调经营决策。管理的重心在经营决策,这是现代管理科学与泰罗的科学管理的最本质的区别。著名的管理学家西蒙认为“决策的过程就是全部的管理过程”,现代企业经营决策的成功或失败往往是企业最大的成功与失败。C.W.杰斯曼强调有效的决策是一种分析、解决问题的合乎理性的逻辑过程。(4)运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大规模运用于生产,使生产力获得迅速发展。同时,企业外部生产瞬息万变、竞争加剧,因而企业管理迫切要求管理现代化和科学化,利用科学技术提高工作效率以及企业管理的灵活性和高度适应性。(5)采用系统管理。在现代管理科学基础上发展的现代管理会计系统,其成本管理是全局性的、决策性的,以服务于企业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这与标准成本会计系统中的成本控制不同,因而有必要建立区别于传统成本管理的现代成本管理理论。 2.建立现代成本管理理论是社会、经济和企业发展的要求。 首先,现代商品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特征。主要包括:(1)劳动力和资本的流通化。随着金融、期货和股票市场的发展,尤其是人才市场的建立,企业能够以公平、合理的价格取得所需资本和人才。(2)经营多元化。当前企业集团已成为一种较为流行的组织形式,通过组建集团,使企业经营涉及多个行业、多种产品,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3)顾客消费个性化。当今的消费者追求差异,更加注重个性的体现,从而使企业的营销活动转而“以顾客需求的满足”为前提,生产模式也不再完全是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而是逐步由小批量的、多样化的产品生产所取代。(4)企业国际化。国家政策的改革开放、交通运输的发达便利,企业的建立和经营已不再局限于国内市场,而是将生产经营立足于国际市场。(5)管理信息化。发达的通讯技术和电脑的普及运用,使及时准确地获取信息成为可能。决策离不开信息,现代企业管理要求有丰富的信息来源,完善的信息系统,以便提高企业决策的及时性和准确性。这些特征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它必然要求有新的成本管理理念与之相适应。 其次,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体现在: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连续化空前提高;技术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市场竞争异常激烈。于是企业间的竞争成为管理和控制成本的竞争。有效地改善企业成本将是在竞争中获胜的前提。如何管理和控制成本就是现代成本管理理论的主要内容。 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作为竞争主体,如何有效地管理和控制成本,增加竞争优势,抓住竞争机遇,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里拟对现代成本管理理论建立的必然性、理论内涵及其动向分析作一探讨。论文

理论管理论文篇8

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不能人为地把它复杂化;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应当把它简单化。未晚庐一直认为:好的理论应当是简单、清晰、重点突出的,企业管理理论也不例外。 未晚庐希望在本文中,用简单、清晰、重点突出的语言风格,用尽可能少的字数来谈一谈企业的管理,从宏观到微观。 说明: 本文主要论述关键的、尚不为人所知或尚未成为广大企业管理人员共识、容易被忽略的问题。一些常识性的问题不多赘述。但是未晚庐认为本文的论述仍然是全面、具有普遍意义的; 本文中的斜体部分为说明或解释性文字,如果对正文有深入的认同感,可以跳过。不过尽管如此,对一般读者,未晚庐仍然建议认真阅读,因为本文的篇幅并不长。 一、企业管理中最值得强调的三个问题 (一)关键不是知道多少,而是知道哪些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很多东西都很重要,但是不知道什么最重要); 如果你对这句话有很深的认同感,并且知道在企业管理中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次要的,那么可以跳过这个小节;如果你对这句话有很深的认同感,但是并不知道在企业管理中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次要的,那么可以直接阅读斜体段落以后的内容;如果你对这句话没有很深的认同感,请仔细体会下面的斜体段落部分(在后续的文中不再作这样的说明): 用一个都能看到的事实来说明这一点: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走进社会的最初几年,很少有人能做到人情练达、世事洞明。是他们不懂得人生的道理吗?不是!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几乎所有为人处世的道理,他们都应该从书本、杂志或师长的教诲中读到、听到过,但是他们不知道在成百上千条充满智慧的人生格言、箴语中,他们应当遵循哪些。只有当他们在生活、工作中吃到了苦头、尝到了甜头,他们才懂得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应当时刻牢记的。 做事和做人都是一样,我们应当有重点、分层次地来考虑问题。要达到目标X,我首先要做到A、B、C,然后要做到D、E、F。如果要做到A,我们必须做到a1,a2,a3……。如果不分层次、没有重点地说:要达到目标X,我们必须做到A、B、C、D、E、F、a1,a2,a3……,那么很可能在实际做事的时候在D、E、F上花了比A、B、C更多的资源;尤其如果A、B、C中的某一个和D、E、F中的某一个发生了冲突,怎么处理这样的冲突呢?你不知道哪一个更重要……。企业管理中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这样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千头万绪理不清。要理清这些头绪,就必须弄清楚在企业管理的各方面因素中哪些最重要、哪些次要一些,它们之间是怎么样的层次关系……。 你需要进行知识的补充,或者找一些书来看,或者请一个管理咨询顾问、或者参加大学、专业管理咨询公司开办的培训。读书首先要选书: 一本从目录中看不出文章的线索、论述问题的层次、重点,不能从章节标题中大致看出章节内容的书,是毫无用处的。我最近刚刚花了两分钟翻过的一本书----《第五次修炼》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你要的是一棵树,可它给你一堆叶子; 一本读了之后没有让你明白什么,只让你觉得自己无知、愚蠢、跟不上时代的书是毫无用处的,在企业管理中,任何高深的道理,都可以用简单、通俗的语言讲出来让每一个人明白(一些专业技术性较强的书籍例外); 一本声称能解决所有人的所有问题的书是毫无用处的,任何事情都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所谓的“万应灵丹”只存在于神话中。 选择管理咨询顾问的标准也大致相同: 一个能把你侃明白,侃得恍然大悟、茅塞顿开的管理咨询顾问,要远比一个只会把你侃晕的管理咨询顾问强得多; 一个告诉你必须在进行相当程度的调查研究之后,才能提出自己的建议的管理咨询顾问,要远比一个未经任何实际调查就提出一套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完美方案的管理咨询顾问强得多; 尽管任何高深的管理理论都可以简单地说出来让每一个人都明白,但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听懂了的人都能深入地掌握,管理是需要深厚的积累、长期的学习,同时理论性、创造性都非常强的一门科学,所以建议聘请专业素养精深、富有创造性的管理咨询顾问。 (二)企业与顾客--牛与牵牛人; 企业与顾客的关系就象牛与牵牛人的关系一样,谁是牛、谁是牵牛人

上一篇:世界文化论文范文 下一篇:配合比设计论文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