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思想论文范文

外交思想论文篇1

李承晚之外交独立思想》

朱芹/著

2014年12月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12月，朱芹博士的《独立与依附：李承晚之外交独立思想》（以下简称《独立与依附》）新鲜出炉。李承晚作为韩国近现代史上最为著名和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外交思想与实践，深刻地影响了韩国建国后对美、对华、对日等国家关系的基调，成为韩国现代外交政策的缘起。

本书的一大亮点是作者并没有仅仅沿着历史线索做单纯的人物思想变化描述，而是运用国际体系理论，通过层次分析的方法，将个人的思想与实践框进党派、国家、国际时局等不同层次的背景中，从个人对不同层次背景的认识和不同背景情况对人物的影响这样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考察人物思想的变化及其对周边、国家、国际社会甚至整个历史的影响。作者在依附论的理论框架下，分析了国际体系、国家、个人三个层次背景下李承晚外交独立思想的萌生、建构与实践，以及李承晚外交独立思想对国际体系、国家、个人的反向影响。这样一种方式，无限增加了读者思考的广度与深度，使读者不局限于个别人物分析，不拘泥于某个事件的发展变化。

在理论上，作者对“依附论”进行了探索性和突破性的衍生解读，提出强制性依附论与自主性依附论的概念，同时提出一系列新的外交概念，如“依附外交”、“依附式独立”、“独立式依附”、“边缘政府”、“边缘第一轨道外交”等，丰富和发展了外交学的内涵和外延。在史实上，作者解析了李承晚的《清日战记》、《独立精神》、《美国影响下的中立论》、《韩国教会受难记》、《日本内幕记》五部著作，附录了六部《大韩民国临时》、《李承晚所署请愿书――委任统治请愿书》等重要文献资料，为韩国独立思想史研究增添了新内容。在实践上，作者阐述了李承晚外交独立思想的三个典型案例，即依托于大韩人国民会、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和欧美委员部等的外交实践。依托于大韩人国民会的外交尝试，是其外交独立思想的初检验与青涩时期；依托于临时政府的外交拓展，是其外交独立思想的检验与修正；依托于欧美委员部的外交深化，是其外交独立思想的再检验与成熟。作者通过对李承晚外交独立思想实践的三个阶段的深入研究，紧扣依附这一主线，认为李承晚既附美，也用美，期望借美力量帮助其完成朝鲜半岛独立的梦想，但这一将自身命运拱手他人的思维与路径必然带来外交结果的极大不确定性。李承晚一步步否定朝鲜民众自力独立的能力与意志，将自身民族的命运交予美国主宰，其影响直至今日仍无法摆脱。

外交思想论文篇2

论文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 文化 文化迁徙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与影响因素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张耀灿先生在其主编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书中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这个概念,我们是认同的。此外,陈秉公先生在其着作《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一书中,给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亦作出了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环绕在教育对象周围并对其产生影响的客观现实。也可以这样说,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除了教育以外,影响教育对象的一切外因的总和。”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两种界定,虽然表述不同,但是在实质上,两者趋向一致。

既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所有外部因素,那么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因素必然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等方面。这些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其发生作用往往是多种因素的合力。可是,从微观方面看,单个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亦是存在的。我们试着从文化传播与迁徙的角度,来探讨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从而为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创造条件。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主要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二、文化迁徙的含义与途径

文化迁徙,或文化变迁是指文化从一个地方和环境传播或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和环境。在这当中,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传播的推动者或实践者。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的四大文明已经随着漫长的历史长河的不断迁移或消融或消失或融入到一种新的文化中,成为新的文化形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可谓是经典之传。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生命力,特别是与中国文化的某种可相容性,使得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从而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科学理论,成功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程,在实践中丰富了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文化迁徙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和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文化迁徙需要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中进行。这就是文化迁徙的途径问题。文化迁徙的途径主要包括口头传播、书本传播、潜移默化式地传播和网络传播。

首先,口头传播。这是最原始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发达,人类在群居生活中往往是由长者把本族群积累的知识,用口头传授的方法传给下一代。其中,采取的是讲故事的方式。当然,这种知识不能被称之为知识,只能称之为传说。

其次,书本传播方式。把文化用书写的方式记录下来,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甲骨文是人类较早的记录文化的方式,虽不能同现在的文字相比较,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人类的进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造纸术的发明和印刷术的改进,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从此以后,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就大大加快了。我们今天能见到和读到的许多书籍,特别那些关于古代史书、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正是书写方式传播人类文明的重要体现。

再次,潜移默化式地传播模式。在一个固定的环境当中,人总是在潜移默化地受着文化的熏陶。家庭是人所接触和赖以生存的第一个环境,从出生到成长的每个过程,父母总是把自己已经拥有的经验和知识,或用语言,或用行为,总的说来是用一种无形的潜移默化地方式把经验和知识传递给青少年。村落或社区环境,是对人进行潜移默化传播知识的第二个环境。人除了家庭环境外,还有社区或村落环境。在社区环境中,人在与社区其他人的交往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他人的影响。

最后,网络传播模式。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逐渐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所谓网络载体,即‘以网络为载体’之意,也就是通过互联网这一最先进的电子信息交换系统,向人们传播丰富、正确、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以帮助人们形成时展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以及健康的精神状态的过程。与传统的大众传媒如报纸、广播、电视等载体相比,网络载体传播信息具有以下优点:一是信息内容的海涵性。二是传播方式的交互性与平等性。三是传播手段的兼容性。四是信息传播的时效性。”

三、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

文化因素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因子。在高校中,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关键作用。这是由高等学校的职能所决定的。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指出:“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了高等教育或高等学校的职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人才培养即育人,是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文化传承创新是高等学校不断进步发展和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职能。一方面,通过文化传承丰富思想政治 教育理论;另一方面,通过文化创新,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性和时效性。由此可见,高等学校是具有丰裕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氛围的教育教学阵地。此外,高校校园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得各种文化几乎都能在高校的自由土壤中相互交融。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一是丰富了校园文化,二是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三是活跃了思想、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人才的思想政治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影响着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因此,就要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就要求高校创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氛围,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创设和优化,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以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载体,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要阵地和途径,以丰富多彩的党团活动和课外活动为辅助手段,把课堂思想政治教育与课外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合力,为人才培养服务。因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就是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优化课堂教学环境和课外即第二课堂育人环境,通过改进教学手段和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最新成果,优化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通过情境创设潜移默化地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融入大学生的头脑,优化第二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每个思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是通过隐匿在主体身上所负载的关于自身阅历、经历及通过家庭、社区和社会耳濡目染所形成的文化因素,体现在主体的言行、生活习惯和方式上。在高校这个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环境当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通过社会交往,把自身所载的文化传递给另一个主体。从而使不同的个体文化在交流与碰撞当中,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为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提供可能。

“任何两个具不同文化的群体甲和乙发生接触时,甲可能从乙那里撷取文化要件,乙也可能从甲那里撷取文化要件。当这两个文化不断发生接触而扩散时,便是文化交流。”这就是说,不同文化之间在发展时并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必然地在其发展传播时与其他文化碰撞与交锋。但是,任何文化的产生、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在相同的地域环境中,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文化的发展、传播与优化,必然要求与其他环境中的文化之间进行交流,或吸收或相抗或互相包容。在不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推动文化交流与发展的主体是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而社会交往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文化是人类生产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是人类的精神符号。人类社会在向前发展,文化的发展亦必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实际上,文化之间的交流、发展与扩散就是文化的变迁或迁徙。应当看出,文化迁徙与环境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作为环境中的特殊部分,必须要体现环境的共性。文化作为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文化,特别是人类社会的优秀文化,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方面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也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因此,教育事业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活动,就是利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青少年的头脑。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贯彻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新模式、新方法和新途径。通过实践,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卓有成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因此,要积极发展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文化背景。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坚持以学生为主体,尊重学生成长成才规律,积极探索符合学生身心特点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方法。此外,集中全国力量创造有力于青少年成长的社会环境,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优质的环境。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优良的校园文化氛围。使学生充分发挥个性自由,又使糟粕的个人习俗让位于富有特色、高尚和科学的校园文化。

外交思想论文篇3

交叉性是学术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属性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有些学者把思想政治教育学界定为“交叉学科”，还有研究者在其文章和著作中都承认并肯定思想政治教育学对其他学科理论、知识与方法的借鉴，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具有综合性的特点。那么，这种综合性是否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交叉性?如果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交叉学科，其交叉性的内涵是什么?有什么特征?思想政治教育学交叉性发展的趋势如何?这些问题目前在学界还鲜有探讨，个别研究虽有涉及但也语焉不详。实际上，探讨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交叉性关系到其学科定位的问题，涉及思想政治教育学自身的学科特色及其学科群的内外关系，对于目前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本文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构历程，试对思想政治教育学交叉性的内涵、特征和发展作些探讨，以期更好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特色和学科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交叉性的内涵

所谓交叉性，一般是指两个或多个各自独立的对象之间的交叠、重合与相容。科学研究表明，交叉是“大科学时展的主要表征。”交叉科学(cross-science)是现代科学发展的综合形式与重要趋势，也是科学深刻变革和日益丰富的表现。从形成方式上看，交叉科学是由不同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新兴科学。交叉学科(cross-discipline)是交叉科学的学术化具象，也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科学家钱学森等人就预言：“交叉学科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本世纪末到下世纪初将是交叉学科的时代。”但是，由于交叉学科最初是发生在大的学科门类和部类之间，主要是指基元学科以下具有交叉性的科学知识子系统，因此，人们通常所说的交叉学科往往是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大交叉”，特别是文理学科之间大跨度的边缘性融合。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于学科变革的促动，以及人们对于学科关系认识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了不同学科群边际乃至内部诸分支学科之间的活动关系，并由此把交叉学科的界定推进到基元学科之下的次级学科内部。因此，现代意义上的交叉学科就不仅仅限于基元学科之间的交叉，而成为包括学科群落内外交叉在内的复杂的概念。针对于某一特定学科而言，其在学科层面上的交叉性即其作为交叉学科的特性，而交叉学科也成为“在两种或两种以上单一学科基础上，科学主体凭借对象整合、概念移植、理论渗透和类比推理等方法，对对象世界及其变化进行探测、体认和再现后形成的跨越单一学科性的独立的科学理论体系。”在科学发展和学科融合度日益提高的今天，学科交叉已经开始突破原有基元学科的界限，在不同层级的多个学科间产生复杂多向的混合和交融。

在已有研究中，大部分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综合学科是以特定的自然客体或社会活动为研究对象，运用多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各个角度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在学科构建和学科实践中符合这样的特征与要求。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综合性这一概念具有泛指功能，并不一定涉及学科属性问题，而一般意义上所说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具有综合性也只是对该学科外部表征的简单描述。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定位和学科属性并不能完全被“综合性”的描述所涵盖。笔者认为，除去综合性以外，交叉性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属性更为准确、深入的界定，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学这门有着特殊的指导思想、形成背景、学科前史和教育目标的特色学科内在属性的揭示。此外，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交叉性也不等同于综合性，即不仅仅体现为对其他学科的糅合，也不完全等于对其他学科的一味照搬与盲目总和。因此，在关注和探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性质时，不能只讲思想政治教育学具有综合性而忽略其交叉性。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学交叉性的内涵是什么呢?一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在已有的哲学、政治学、教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基础上，通过学科思想、理论知识和应用方法的廓清与内化，从而建构的逐步定性化、定型化的独立学科。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交叉性是指基元学科内部的诸学科本着创造性和建构性目标，通过打破学科营垒，实现思想、知识和方法体系的渗透、融通、抽取、交汇、整合和再生等一系列复杂过程后而呈现的综合化、专门化和科学化的“学科互涉”。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这种交叉性是通过多个同级学科的交叉来实现的――首先是同一科学领域内的诸多同级学科之间，近年来又逐渐出现了不同层级的学科，如自然科学、数学学科、系统学科和思维学科中高一级学科的原理、知识和方法向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渗透。此外，按照交叉学科的新进展和新思维，如果将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个整体，其内部的分支学科，如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等之间也存在着交叉性。这样看来，由于在活动对象、核心内容、发展目标、价值功能、实践过程和应用方法等多方面具有复杂性，思想政治教育学所包含的理论和实践上的交叉性也就超越了不同层级的学科界限，成为囊括该学科上下层级、内外领域的交叉，并由此展现出宽领域、跨学科、多维度的复合型特征。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交叉性的特征

交叉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内在学科属性，当然也是其学科特征之一。作为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性质的总体概括，交叉性在该学科建构中有更为具体的表现。择要而言，其交叉性的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派生式而非本源式交叉

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以及丰富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进程而出现的理论性和应用性兼容的学科。尽管学科名称的提出和学科体系的构建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但思想政治教育学无疑具有较长时期的理论储备与实践前史，因此也就拥有比较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这门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尽管从其他已有学科中进行了理论、知识与方法方面的借鉴，而且这种借鉴还将会持续下去，但它本身所研究与解决的问题具有独特性，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具有规律性，学科所具备 的针对性、科学性和实践性为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提供了根本性的支撑。换言之，思想政治教育学尽管在学术渊源上包含了对其他学科的多方位综合和交叉，但其指导思想、基础理论、核心理念和客观实践为学科自身的主体性作了基奠，使得它在学科构建的本源上具备学科主体性、思想独立性和理论原创性，从而使其在学科本质上仍保持受特定理论指导、来自于独特实践、具备独特思想理论特色的独立学科。那些在学科构建前期从其他学科中获得的借鉴，不论是学科概念的增殖，还是学科范式的引入，均是在学科主体性之外派生式交叉的结果，而非本源式交叉的证据。可以预料，在今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发展中，学科内部还会产生交叉性成果，但它们只能使思想政治教育学得到丰富，而不能消除其学科主体性和学科本位性。

2　内涵式而非外延式交叉

按照逻辑学的界定，内涵强调概念的内容，外延指示概念的范围。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交叉性体现为学科内部从概念到范畴、从知识到方法等一系列内涵性要素在与其他学科相关信息的比较、测度和扬弃中实现交叉，而不是因为概念范围的扩展引发的与其他学科的交集型交叉。实际上，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概念、体系和结构得到建构与完善的过程中。一些外来信息和要素是直接先行进入到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内部，引起该学科领域内的共鸣，随后再接受实践的检验并推动理论发展的。这样，大量思想政治教育新概念、新知识、新方法的产生，只不过是学科间的内涵式交叉，而并非所有要素的全方位侵入、渗透和替代。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评估论为例，把来自于管理科学中的评估理论介入到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导致产生了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测量与判断的现实考虑，并由此产生了思想政治教育评估的依据问题、对象问题、目标问题、原则标准问题、模式机制问题等结构体系。后面一系列的理论建构，无疑是评估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学交叉的内涵式创造，而并非评估理论的全盘植入。由于这种交叉介入的方式是从学科内部推进的，而不是从学科发生的，因而它属于内涵式交叉而非外延式交叉。这种内涵式交叉，保证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基于自身特色和实践理性的增殖力与创造力，是思想政治教育学交叉性的生命力所在。

3　域内式而非边界式交叉

美国政治科学家古丁和克林格曼在谈到当代学科发展的状态时指出：“分化以及作为其伴生物的杂化，最近在政治科学领域的发展显得尤为突出。在过去，混合领域是各种完整的学科之间出现断裂的结果；如今，这种断裂正出现在相邻的子学科所包含的不同专业子领域之间。……吸收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的过程，涉及的是各个学科、各个专业所包含的不同部分之间的整合，而不是各个学科之间的整合。其结合点建立在各个领域之间，而不是建立在各个学科的交叉边界。”这种描述，与思想政治教育学域内式而非边界式交叉的现状非常吻合。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固然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特殊性、全面性和复杂性相关联，另一方面也与思想政治教育学处在全面构建、学科体系与结构尚待完备的状况有关。由于当今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理论所面临的开放性的大环境，各学科、各专业子领域之间呈现出全方位、立体式、深度接触的态势，原先存在于各个学科间的“旧的不变的对立，严格的不可逾越的分界线正在日益消失。”在某一个学科的某个领域内某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信息，可以不受学科边界的约束而相对自由地渗透或传递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相关领域和结构中。于是，过去常常发生在高级别学科断裂带的交叉现象已经多被混合的、杂化的和渗入式的子学科“领域交融”取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更多地呈现出“域内作业”而非“边界作业”的特点。

4　局域式而非覆盖式交叉

尽管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交叉是不同领域间的交叉，然而所涉及的交叉领域并非是完全替代性或全盘植入性的。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学具有学科独立和学科主体性，具有保持学科自身特色的理论逻辑与学科体系。它在相关领域中只是部分地与其他学科发生交叉，而不是其他学科思维的简单照搬，更不是以其他学科中的有关领域毫不保留地覆盖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相关领域。美国学者朱丽?汤普森?克莱恩在讨论学科关系时引述说：“当不同的学科碰在一起时，一种横向整合过程从理论上来讲就开始了。”尽管如此，她强调指出：“任何一门学科都不会完全融入另一门学科。”笔者认为，这个判断适用于评价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交叉性。目前多数思想政治教育学著作在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时都注意到该学科对于其他学科借鉴与引进时的有限性，或者说学科交叉的局域性。比如，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领域中颇具代表性的著作《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中提到：“尽管相关学科(如教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也涉及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但它们各有自己特殊的专门的研究对象，只是与思想政治教育学存在部分交叉关系，而绝不是完全重叠。”这个判断，指明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局域式而非覆盖式交叉的特征。实际上，正是由于交叉的局域化而非覆盖式的发生，才为思想政治教育学自身在思维延展、知识生长和方法创新预留下了足够空间，也才使其学科主体性与学科特色得到充分发展。

5　跨学科而非超科学交叉

如前所述，思想政治教育学尽管产生于哲学、教育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在学科形成过程中不仅已经而且还将从上述学科及其他学科中获得思维方式、知识体系和实践模式等方面的启示与借鉴，但这并不会抹煞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特色，更不能由此作出思想政治教育学纯属诸学科“杂烩”的错误推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了科学分类的标准。他指出：“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行形式的，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而它的重要性也正是在这里。”这充分说明了每一门独立科学都应当致力于研究某一种特殊的运动形式，科学依据运动的特殊性分类和次序性排列而产生。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的思想发展和思想教育发展为研究命题，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特殊运动形式中的矛盾性和规律性予以揭示，具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也具备独特的研究规律。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所固有的基本关系的发掘、内在矛盾的发现和解决及其发展规律的发现与运用，支撑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思想政治教育学在构建过程中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学内部的交叉，并没有改变该学科的主要对象、基本矛盾和发展规律，也没有改变学科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交叉性蕴含并展示的是其跨学科属性，这是学科在发展过程中遵循学科规律的表现，也是其科学性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交叉性是跨学科而非超科学的交叉。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交叉性发展

经过2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目前已 经成长为一个学科体系较为健全、学科化程度较高、具有特色的独立学科。在一定意义上说，依托于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该学科已初步实现了现代化、科学化和专业化的目标。然而，思想政治教育学目前也正处在一个发展的关节点和创新的拐点上，不仅需要加强和完善既有学科体系，而且亟待理清学科发展的思路与方向。近些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内部关于学科属性和学科定位的争论接连不断，关于学科能否发展、向何处发展、如何发展的疑问也此起彼伏。笔者认为，要澄清理论争论、探讨发展思路，不能回避思想政治教育学交叉性的系列问题，也不能忽略思想政治教育学通过学科交叉获得发展的重要路径。而所有这些，都呼唤我们去进一步探讨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交叉性特征，思考思想政治教育学交叉性发展的基本路向。

如前文所示，交叉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内在属性，是该学科自创立之日起就已经接受和形成、支撑着该学科发展的重要特征。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有意识的社会思想教育产生的历史来看，把思想政治教育从教育和思想教育的领域中剥离出来，实现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的交叉并纳之于科学化、理论化的全过程本身就展示了该学科的交叉性特征。同时，学科建设初期就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交叉性发展的必要性与必然性。由于交叉性是植根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和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内生性特征，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交叉性发展必然会和实践需求、科学发展的状况以及学科发展的规律紧密相关。概括起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交叉性发展是由以下三个方面的条件决定并受其制约的：

其一，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的需要决定思想政治教育学交叉性发展的目标与方向。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是制约人类社会发展主题与方向的根本因素，也是产生科学与学科的内在决定条件。恩格斯曾经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生长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明确指出：“计算尼罗河水的涨落期的需要，产生了埃及的天文学”。由此可见，科学和学科的发展归根到底要决定于并受制于“实践之手”。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建立的学科，其发展的基础和决定因素不外是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正是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思想政治教育学才能获得交叉性发展的根基和支撑。也就是说，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的要求从根本上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交叉性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和所要择取的方向。

其二，知识聚散与共享、学科整合与分化的趋势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学交叉性发展的维度和内容。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科学迅猛发展并急剧变革、知识迅速积累并持续裂变、学科不断衍生并双向涌动的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言了社会精神生产的世界性发展，他们指出：“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其中就暗示着知识、科学乃至学科的开放性发展与扩展性变革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科学与学科的整合性后果。尽管今天我们生活的时代还远非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言的时代，但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与作用无疑使得当今科学知识产生了以前时代所不能比拟的聚散分合，为知识共享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使得学科整合与分化的趋势更为明显，程度也大大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交叉性发展，无疑会因为各种知识的变动及对它们的占有程度以及学科的消长变迁而在发展的维度、发展的内容上受到影响和制约。

其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矛盾和发展规律制约思想政治教育学交叉性发展的模式和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交叉性发展所面临的一个显性困境是其自身及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矛盾。若要获得交叉性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就必须在坚持增强交叉性中解决障碍性矛盾，遵循科学学科系统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思想政治教育学交叉性发展的模式和方法都受上述矛盾的限制，也都由这些内在规律产生。然而，思想政治教育学交叉性发展的矛盾和规律是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矛盾和学科发展规律难以分开的。这就需要通过认清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矛盾、把握学科发展规律来调整思想政治教育学交叉性发展的模式和方法。不是的是，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界关于矛盾和规律问题的研究尚集中在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的发现和解决上，停留在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分析上，而对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交叉性学科所面临的理论、结构、体系、方法乃至发展中的矛盾和规律多有忽略，从而也妨碍了对思想政治教育学交叉性发展模式和方法的探讨。这正是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交叉性发展需要倍加关注、认真把握的问题。

外交思想论文篇4

关键词：美国例外论思想；天定命运；国际主义；美国外交政策

中图分类号：D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5-0023-02

在美国政治文化中，例外论思想塑造了美国的国家认同，以及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地位与角色的定位，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早期，学者认为美国例外论思想分为：榜样论和使命论。榜样论认为：美利坚民族是上帝选定的特殊民族。因此，美国应致力于构建世界自由民主，做好世界的榜样，而不愿过多干涉国际事务。榜样论具体表现就是早期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使命论则认为：美国担负着上帝赋予的传播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将民主制度推广到世界各个角落，并主动参与到世界事务中的神圣使命。然而，许多美国学者在最新的研究中认为不应将例外论思想二元化，“天定命运”的概念更能清楚地解释美国例外论思想；而单边国际主义比孤立主义或国际主义更能准确诠释美国外交政策。本文基于对美国学者相关研究的梳理，对美国例外论思想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进行再解读。

美国例外论思想的起源，可追溯到美国建国时期的两种思想：美国作为宗教榜样的宗教改革思想以及美国作为世界政治先驱的启蒙思想[1]。新教力量与18世纪中叶、18世纪末的启蒙思想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美国国家认同，产生了例外论思想。这一思想一直激励着美国以自己的形象改造世界。通过追溯榜样论和使命论的宗教和政治来源，这两种思想实际上互相影响、相辅相成。

在《圣经》里，美洲并非希望之城，是清教徒定居者自己将美洲看作希望之城。如清教徒领袖温斯洛普在著名的《基督博爱的典范》中告诫他的追随者：“我们将成为一座山巅之城，全世界的眼睛都将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在完成这一事业的过程中欺骗了上帝，致使上帝不再像今天那样帮助我们，那我们终将成为世人的谈资和笑柄”[2]。因此，北美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追求欧洲新开始的适合的场所。清教徒们在荒原里创造了一个被改造过的基督教国家的运作模式。德博拉・马德森认为，温斯洛普的追随者们为了躲避迫害而建立了“新耶路撒冷”，同时又希望能够回到“被改造过的埃及”，去发动一场“抵制大西洋对岸的行动”[3]。清教徒们希望在北美建立一个新大陆，成为旧世界的榜样，承担起改变欧洲的责任。弗吉尼亚州的英国圣公会教徒将北美这片土地视为“上帝选择英格兰的延伸”而不是与祖国隔离的一块土地[4]。由此可见，早期殖民者并不奉行孤立主义。正如学者佩里・米勒指出，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并不是“那些遭受迫害的分离派留在满是石块的海岸上的遗址，而是基督教徒们有组织有计划的任务行动，准备从侧面向旧世界里腐败的基督教国家进攻”[5]。因此，清教徒的使命并没有和旧世界隔离开来。他们将自己视为传播和重塑欧洲（英国）文明，而不是逃避这一文明的使者。

使命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教徒和北美的宗教建立时期。恩斯特・图弗森认为美国使命论的起源归结于千禧年主义。千禧年主义的观点认为：宗教革命带来了正义战胜邪恶的一系列胜利，包括美洲大陆的发现和美国革命的爆发，这些事件被视为是上帝赐予的使命感。正如约翰・杰1777年所说，美国人是上帝青睐的第一人，上帝使他们能够理性选择国家的形式。美国例外论思想的代表伍德罗・威尔逊说，美国是一个为了提升人类精神而诉诸武力的国家。研究者们将天定命运理解为美国例外论思想的主要动力，这一动力导致美国的扩张以及对其他国家事务的介入，将自己的力量延伸到海外，以期帮助其他国家成为像自己一样的国家。因为美国人认为在每一个外国人的心中，都有成为一个美国人的潜力，他们也有这样的愿望。宗教和政治的建立结合在一起创造了美国例外者的形象，使美国人认为美国就是世界的“楷模”。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也形成了美国独特的外交政策。

为了赢得独立，美国与法国结盟，但这个新生的理想共和国拒绝传统外交和权利政治，孤立主义成为他的策略性选择。乔治・华盛顿在其告别演说中要求美国永不结盟和托马斯杰弗逊在第一次就职演说告诫公众结盟的危害被看成是19世纪门罗主义出现前，早期美国外交政策形成的有力论据。C・凡・沃德沃认为：美国可以是孤立主义者，因为它享受了“自由的安全”和自由的土地，使“美国在这个邪恶世界上，成为一个无辜的国家，能够获得自由和赦免，而其他国家却需要诉求于武力”[6]。“自由的安全”这一观点很自然和美国作为一个孤立的国家这一假设结合在一起，用来反对美国成为一个扩张性的国家。然而，这一孤立主义的论断存在一个内在的矛盾。美国在19世纪里已经开始大规模扩张，同时又宣称奉行孤立主义政策。美西战争是这个崇尚孤立主义的共和国最反常的举动，这一行为与他们推崇的美国本身是崇尚和平和正义的例外主义思想相反。实质上，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主要针对美国对欧洲的外交关系而言，并未涉及美国在其他地区尤其是在美洲的外交关系。如果将美国在北美大陆上的土地扩张看成是属于国内范畴的例外扩张，而不是外交政策，那么这可以被理解为是“天定命运”的一种表现。

总之，美西战争的土地兼并被看作是“国内”事件（因此证明了孤立主义理论），让人们相信在北美和加勒比海的大规模土地兼并，只是美国未来版图的一部分，只有跨越大西洋的政策才能称作外交政策。持这种观点的人相信天定命运说和美国例外论。但这种观点存在两种矛盾：第一，他并没有将欧洲在美洲和加勒比海拥有殖民地考虑进去，因此，这些掠夺土地事实上也是一种干涉欧洲事务的表现。第二，这种论据会让人将扩张和扩张主义变成一个关于树立榜样或鼓励的国家或人民在欧洲权利的行为下，不去寻求帝国主义拥有的解释，而不去考虑美国印第安人的清洗，美墨战争和觊觎古巴。19世纪美国大陆的扩张以及推行扩张主义，与美国寻求建立一个强权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与后来美国帝国主义的经历一脉相承。现在，许多美国学者认为“孤立主义”并不能准确地描述美国早期外交政策。以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为代表的威斯康星学派的改良主义历史学家认为，美国从建国开始就积极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来，并不寻求与世界隔离[7]。19世纪的大陆扩张，以及这一行为背后的思想――西方或定居者/开拓者历史――实际上是美国寻求建立一个帝国的过程，这段历史必须归为美国外交政策而不是国内政策。

事实上，美国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成为一个横跨北美大陆的帝国。赢得在西半球至高无上的权利，为其在20世纪相当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强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种扩张主义即受美国例外论思想所驱动。许多美国人将他们对半个墨西哥的掳取看成是他们价值观道德证明的体现。因此，美墨战争证明了：美国的战争是文明的战争，而不是征服战争―是道德例外论。这种观点认为美西战争是美国“帝国”的开始而不是帝国发展的顶点，否定了1898年美西战争前美国外交政策孤立主义的论点。美西战争期间，参议员亨利・加博・洛吉在关于如何处理菲律宾问题上的辩论上就曾说过，对美国来说帝国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因为美国已经为这一行为练习了一百多年了。

美国例外论思想促成了美国国际主义的单边行为特征的形成。这一思想使美国人认为他们国家的权利，超出了其他任何国家的权利，代表着所有人类去获得自由的特殊使命，即形成了例外主义论。因此，美国从共和国建国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渴望在国际舞台上一展身手的积极参与者。所以，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主义国家，榜样论和使命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解释也和事实不符。

参考文献：

[1]Zuckert， Michael P. The Natural Rights Republic： Studies in the Foundation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M]. Notre Dame， IN： 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1996.

[2]Bozeman， Theodore Dwight. Errand into the Wilderness’ Reconsidered[M]. New England Quarterly，1986，59 （2）： 231-51.

[3]Madsen， Deborah. American Exceptionalism[M].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Press. 1998：16.

[4]Stephanson， Anders. Manifest Destiny： American Expansion and the Empire of Right[M]. New York： Hill & Wang.1995：4.

[5]Miller， Perry. Errand into the Wilderness[J].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rd ser.，1953，10 （1）： 14.

[6]Woodward， C. Vann. The Age of Reinterpretation[J].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60， 66 （1）： 1-19.

外交思想论文篇5

特别在有关于义利的问题的言论上，儒家学者孔孟虽不反对追求利益，但实在也不屑于谈论“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即可窥见一斑。而墨家的态度则相反：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人在现实生活乃至国家政治现实中关心“利”实际比关心“义”的情况更多些。例如墨子的“尚贤”理论和政府管理理论都极其重视民心民意，以周文王能“与其百姓兼相爱，交相利，是以近者安其政，远者归其德，闻文王者，皆起而趋之……百姓亲之，贤士归之，为殁其世，而王天下”之例指导统治阶级制定亲民爱民的统治政策。而后世的许多实际政治理论和实践过程中也大都蕴含了这种“交换”的思想。由此可见，墨家的识“利”并利用“利”就实际多了。

除此社会统治阶层的统治实践中体现出的“兼相爱，交相利”理论外，现实生活中中国人也以“交相利”作为符合自然天意的行为基础。对于“交相利”，多数学者认为墨子讲求功利，“功利、利益是他考虑所有问题的前提”并且在肯定其功利思想对中国的积极作用同时大大批判其“急功近利”“短视”的一面。但本文认为墨子的确承认人与人之间关系功利性的存在，但其重点并不在于让人刻意追求现实的利益，不在于着重强调极端的个人利益得失。所以墨子的言论相对于韩非子的对于人际关系的计算本质说与儒家认为人需“舍利取义”，“君子重义，小人重利”两个极端来说，显得较为符合中庸之道，也是相比于儒家更符合人的天性和现实、更贴近中国社会历史的实践环境的学说。另外，古往今来有许多学者有认为“兼相爱”思想太过理想化，泛爱与墨子本身强调的功利思想不符的批判，并以此说明墨子理论本身就不实际。而本文以为，“兼相爱”则是需在理解其“交相利”思想的基础上才能作出进一步解释，因为人际之间功利性的存在。爱别人目的是为了让别人也爱自己，为了不给自己树敌，墨家要求人人尽可能做到兼爱。除此之外，墨家的其他言论也都可以用这种功利主义启蒙的“交相利”思想出发，找到合乎现实的解释，例如“非攻”“尚力”“非乐”等。这里的“兼相爱”思想是对于现实功利性一种“超实际”的解决方式。正如陈序经解释全盘西化理论只是一种策略与手段，实际目的是为了用极端手段获得中庸结果一样。墨子的“兼相爱”“泛爱”思想颇有用极端提法，为了获得使国民在功利的实际上有尊重他人，爱他人的中庸结果的意味。

那么为什么墨家的学说又更符合中国的现实社会呢？除了墨子的学说所建立的基础更符合人趋利避害的本性之外，也是因为墨家的学说最早是站在“社会中产阶级”的角度上提出的。墨子作为一个手工业者，生活中必然时常接触到现实的、人际间的、各方面的利益交换。另外中产阶级既有机会接触到下层阶级，贴近社会现实。同时又作为一个希望进入上层社会治理天下的社会积极分子，所提出的理论同时也考虑到上层统治阶级统治之便，提出由政府统一管理社会秩序。相比之下孔子提出理论的本身就站在“君子”的利益集团角度上，期望以塑造理想君子的个人道德文化修养来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不切实际。墨子吸收了儒家理论的部分内容，也对其他内容进行了批评思考。

中国社会虽然长久以来一直提倡儒家文化，但在实际的实施应用于社会及个人生活中时却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偏向于实践了墨家的文化。所以作者认为：墨子理论虽不如儒家学说天下闻名，实际早已贯穿在中国历传统史上的各方面社会生活之中。

外交思想论文篇6

关键词：课程特征；大学生国际观；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如何全面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与改革工作，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针对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是摆在每个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面前的重大课题。本文以《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以下简称“当代”）课程为例，谈谈如何以培育大学生国际观为核心，促进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革创新。

一、大学生国际观培育与“当代”课的任务特征

所谓“国际观”，一般是指在某个阶段某个国家的主流人群对外部世界的共同认识，即对国际社会的认知水平、总体评价和总体看法。本文所说的大学生国际观，是指在和平发展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十精神为指导的，当代大学生对国际知识、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战略的总体认知状态。

培养中国公民特别是大学生的“国际观”是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大势所趋。随着科技进步和现代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深化，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特别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日益成为世界政治、经济、贸易大国，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在不断加强，国际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人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公民”，因此树立与当今日世界与中国和平发展的大趋势相适应的国际观已成为现实需要。

因此，在21世纪全球化深入发展，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特别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谐世界理念指导中国外交实践的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别是“当代”课程要特别关注大学生国际观的培养问题，必须与时俱进、顺应形势、更新观念，切实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国际观。

“当代”课程是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独具特色的一门课程，根据教育部2005年的高校政治理论课设置方案，该课程不仅对文科大学生开设，而且将其扩展为面向理工科学生的公共基础选修课程。它主要讲述二战后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与格局演变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观点，以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历代领导集体的外交战略思想和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因此，“当代”课内容丰富、视野开阔，它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可以帮助大学生了解世界，认识世界，完善知识结构，树立正确的国际观。

作为对大学生进行国际观教育的主阵地，从教学实践中可以看出，“当代”课和其他几门政治理论课相比，有其自身特点：

（一）理论性强。“当代”课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十精神为指导，主要是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关于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基本观点、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教育。它不仅仅是一般的国际知识的介绍，也不是一般的形势报告，而是要通过知识的学习，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和思维能力，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观点去分析、研究国际问题，并得出正确的理论概括，从而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国际观。

（二）综合性强。“当代”课函盖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三大学科的基本内容，囊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基本知识，涉及中国以及美国、日本、欧洲、俄罗斯等世界主要力量的对外政策及相互关系。

（三）政策性强。“当代”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我国的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因此，要在教学过程中注意正确把握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和我国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

（四）现实性强。“当代”课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讲起，直到当前活生生的国际现实。当前的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思想等都要在课堂上反映出来。

二、大学生国际观培育与“当代”课的教学创新

对大学生进行国际知识、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战略的总体认知教育，培育大学生正确的国际观，在准确把握“当代”课程的任务、特征的基础上，要深化课程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革与创新。

（一）正确地把握“当代”课特点，深化教学内容改革，处理好四个结合：

1.理论与政策相结合。“当代”课是一门政治理论课。但我们学习和掌握这些理论的目的，是为了用它来正确判断和分析形势，要学会这些理论原理的运用，并在此基础上理解我国当前的外交政策。如在讲述经济全球化的时候，我们要通过对全球化的来龙去脉，它的利弊得失的了解，来认识我国提出的“逐步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经济全球化达到共赢和共存的目的”的战略思想。

2.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当代”课有很多篇幅要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历史。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讲历史上，更重要的是讲现实。只有做到历史和现实相结合，才能使“当代”课贴近学生、贴近现实，从而受到学生的欢迎，达到我们的教学目的。

3.政治与经济相结合。“当代”课囊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但经济和政治是两个最基本的领域。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其研究工作中所贯彻的主要方法之一。[1]（P.3）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所以，对国际政治的认识有赖于对世界经济运动的认识。因此，不能单从外交现象或政策本身分析国际问题，而应致力于挖掘国际事件的经济根源。

4.传授知识与思想教育相结合。2004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要联系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把传授知识与思想教育结合起来。要在传授专业知识过程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过程中，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提高政治觉悟。面对新形势，作为思想教育主阵地之一的“当代”课，应把转变学生的思想，即解决学生在政治思想方面遇到的重大的实际问题作为重点，必须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形势，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必须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国际观，正确认识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以便将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要根据大学生的认知特点不断改进和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艺术

2005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中明确指出要“加强教学方法的研究，优化教学手段，实现立体化教学”。任何单一的教学方法都有其局限性，只有实施“立体化”教学方法，才能扬长避短，发挥多种教学方法的综合优势。

具体来说，以培育大学生国际观为核心，“当代”课的课堂教学方法的改革主要包括：

1.实施专题教学。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把系统教学与专题教育结合起来。根据多年的教学改革的实践，我们感到，在课堂上组织专题教学，是贯彻“学马列要精，要管用”方针的有效措施。它有助于处理好学科体系与教学体系、理论性与针对性、思想性与知识性的关系。专题教育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现实性、时代感、针对性，增强了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可以大大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教育的实效。

值得注意的是，专题教育不是脱离教学大纲和教材，而是对它的深入、丰富与完善。确定专题大纲和专题内容，既不能漫无边际，也不能随意取舍。应遵循的原则是，既要与统编教材在基本体例和基本观点上保持一致，又能紧密结合党的创新理论、社会发展现实和学生思想实际，集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为一体。[2]专题本身也可以有大有小，灵活多样，自成体系，有一定的深度广度，深受学生欢迎。

2.开展读书活动。开展此项活动，其关键是教师能挑选出反映本学科主要内容、有代表性的一些著作。在“当代”课中，我们要求学生除了阅读、邓小平、、的经典著作和讲话以及党的重要文献外，还要求学生阅读一些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外交战略等方面的专著，既学习理论文献，又掌握人文知识。在阅读的基础上，让学生写出读书报告，可以开阔学生视野，锻炼学生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

3.搞好主题讨论。我们在对大学生讲授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时，必须面对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有些问题，教师可以直接讲授，有些问题可以安排学生进行主题讨论。如“经济全球化：如何达到共赢与共存？”、“世界格局演变与中国外交战略转折”等。实践证明，通过开展主题讨论活动，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热情，激发同学们积极关注国际时势，引导、帮助大学生回答理论上的困惑，解决思想上的疑虑，形成教学一体、生动活泼的课堂氛围。

4.使用现代技术。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要制订加速发展电视、广播等现代化教育手段的措施，这是多快好省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途径，必须引起充分的重视。”[3]（P.65）现在，由于教学条件的极大改善，多媒体教学技术已在课堂上普遍使用，教学手段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为此，我们积极地开发了“当代”课的多媒体教学课件。该课件图文并茂，形象生动，受到了学生的广泛好评，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总之，要把教学内容的改革和教学方法的创新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以进一步提高教学效果，实现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1]李景治，林.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M].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思路与探索：访北 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陈占安教授[J].思想理 论教育导刊，2004，（12）.

外交思想论文篇7

关键词：中庸之道羁糜外交导航仪

中图分类号：D8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美国社会学家罗兰・罗伯森认为：一切国际政治都是文化性的，我们正处在全球范围的文化政治时期。在形成和制定对外政策的复杂过程中，政治文化、文化价值观的影响是隐蔽的、多样的，尤其是本土文化，它不仅是对国家成就具有广泛作用的决定因素，而且也是国家领导人决策的“导航仪”，以其隐性的方式影响着领导人外交理念的选择。晚清时期曾国藩的外交选择深受儒家的中庸之道影响即是一典型实例。

一、儒家中庸之道的涵义及其蕴藏的政治智慧

中国人的政治思维独具特色，儒、法、道各家又各有个性，其中儒家之“中庸之道”无疑影响最为深远。《论语》里说：“中庸之为德矣，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实际上“中庸”在儒家思想中，不仅是一种德性，还是一种政治思维方式。

孔子的政治思维方式即中庸之道，有三种基本含义。首先是用中、执中、中正。在孔子看来，中是礼，用中、执中，就是符合礼。用中，即坚持原则。在孔子看来，当时的政治是偏险不正的，何以正之？他主张用仁义正之。孔子惶惶然奔走于列国，就是试图以仁义以匡正之，匡正而不得才退而著述讲学。用中之道、中正之道是其后儒家从道不从君，坚持仁义的最高原则的理论依据和渊源。在这里中庸之道要求人们按照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自觉地调节个人的思想感情和言论行动，使之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严格保持在儒家规定的道德规范所许可的范围之内。其次，中庸的另一个含义是中和，《中庸》提出，“中和”是天下之“大本”、“达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论语・学而》说：“礼之用，和为贵。”“和”是与“同”相对立的思维方式。“和”指的是不同的事物、因素、成分的相成相济。“同”则是相同事物的相加，逢迎附和。“中和”的目的是追求人与人、人和社会、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但这种和谐并非是无原则的，更不是盲目的附和。孔子的“中和”政治思维方式，体现了重和谐的价值取向，但又反对一昧曲意奉迎。中庸的第三个含义是“时中”。《中庸》引孔子的话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这里中是原则性，不可变；时是灵活性，是可变的，目的更好地实现原则。“时中”就是坚持原则能审时度势，不死抱教条。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这句话也是说，没什么事必须怎样去做，也就是通权达变。

孔子及其后儒家的中庸政治思维，以“用中”为本义，以“中和”即对立面的统一，系统的整合求“中正”，“时中”和“权”是根据情势的变化灵活追求实现“中正”。“用中”、“中和”、“时中”和“权”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起着重要的政治价值论、方法论的作用。中庸思想可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其内蕴含着妙不可言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艺术。

二、中庸之道对曾国藩外交选择的影响

孔子关于中庸的政治思维方式对后世的影响不可低估，经过历史的积淀，已内化为中国人的政治无意识流淌在我们的精神血脉之中。晚清时期，外交大臣曾国藩即是这一思想的主要体现者。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洋炮轰开了中国封闭的城门，泱泱在对外界毫无了解，也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迫开始同西方国家发生交往。但此时清政府政治腐败，国库空虚，兵不堪用，民不聊生，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国外侵略势力纷至沓来。朝野上下，震惊惶惑，无以为计，曾国藩也不例外，所不同者，他清醒的看到，中外实力悬殊，和列强硬碰，靠武力与之周旋是不明智、不现实的，为此，他根据儒家的中庸思想，提出了当代的外交策略羁縻外交。所谓“羁縻”就是笼络，即面对列强，妥为应付，保持和好关系，争取时间，以图自强。自强不可能一蹴而成，需要一个相对的长时间，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羁縻”的外交思想应运而生。曾国藩在与外夷的交往上始终遵循“时中”二字，以做到通权达变。他根据分析不同国家行为处事的风格、目的，分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对策，对狡黠的英法采取回避，对有实力且自利的俄国则要提防，对“性质醇厚”的美国则尽量与之友好相处，在大国博弈中为国家谋取最大利益。同时，在“羁縻”思想的指导下，曾国藩自创了外交四字方针诚、信、争、和。其中“诚”是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以达到“执中”，“信”是信守签订的条约，“争”即是对于外国人超越或违背条约规定的行为，曾国藩主张“据理力争”，一定要坚持原则，“和”就是与列强保持和好关系，体现中国的传统处事方式和为贵，把“中和”的含义完全发挥在对外交往中，实现了与中庸的完全结合。

虽然曾国藩以中庸的方式决策外交并未挽救晚清政府，但在一定程度上使当时中国的利益损失降到了最低点，他的这一外交思想也深深的影响了此后的中国外交。

三、文化是国家领导人决策的“导航仪”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曾国藩的外交理念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样，作为当今国际社会中存在的多种行为主体，尤其是以国家领导人为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主体时，它的对外政策取决于民意、利益集团的角逐和制度的运作，而这些最终决定于政治文化和文化价值观。

曾经有人把文化比作认识的过滤器，认为国家领导人作为行为主体看问题，做决定总是通过不同文化的棱镜进行的。因此，文化在国家领导人对国际关系的判断和决策方面起着最大的作用。不同的国家、人民及其领导人都受其文化差异的影响，这种差异反映了其价值观、利益、习惯及愿望的不同。伊恩・约翰斯在1995年指出，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战略重点，而战略重点来自该国早期的或已经形成的经验，并在某种程度上受国家或精英们的哲学、政治、文化和认识特性的影响。文化观念强烈地影响着国家领导人对政策问题的看法，无论是个人或领导集体，在制定政策过程中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以其文化观念作为选择坐标，文化对解决国际关系问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新世纪人类面临着许多难题，这要求新的国际关系能够协调解决，而文化作为一种价值观无形的指导着所有国际主体的行为。如果我们正确地看待重视文化的作用，那么文化对推动着国际间的相互理解，形成集体认同将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 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序言第7页

[2] 《中庸》

外交思想论文篇8

关键词：《民初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书评；五四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Z12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226-03

《民初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从〈甲寅〉到〈太平洋〉的政论研究》（以下简称陈著），陈友良著，于2013年12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在推进近代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中国留学生在东西文明之间扮演着中间人的作用，对于实现中国现代化转型至关重要。可以说，没有中国留学生对中华文明的深刻反省以及对新思想的传播，中国难以实现现代化的转换。陈友良先生的《民初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从〈甲寅〉到〈太平洋〉的政论研究》，全书30余万字。该书对于从民初到五四的留英学人群体的活动及其思想特色的挖掘和讨论多有前人所未发之处，在史料的使用、研究方法的运用方面，亦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概而言之，陈著有如下四点创新之处。

一、对以往较少关注的知识群体的发现

近代中国的改革运动，深深烙印着中国留学生的印记，从不同国家归来的中国留学生群体都有着不同的群体特征。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在传统的中华文化中找不到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之时，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国家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随着留学生的人数增长，带着西方新思想的归国留学生越来越对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与引导作用。其中几个主要留学国家对于中国的改革运动的影响尤为深刻。对中国影响最为深刻的国家是当时最为强盛的大英帝国，当时著名的翻译家林纾的三分之二的译著都来自英国文学，而严复的全部译著都来自英国著作。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随着几个美国、日本、法国不同国家的中国留学生的增多，美国、日本、法国对于中国的影响逐渐增强，相对而言英国对中国的影响逐渐变小。具有不同国家留学背景的留学生归国后积极宣传自己的所学所思，都带有不同国家的文化、政治、经济特点。在当时倡导向西方学习的浪潮无疑对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把具有共同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进行研究，有利于理清不同留学背景的学人对于思想发展的影响。

与留美学生、留日学生、留法学生相较，留英学人对五四时期的政治与文化所起的作用有限的。但是，陈著认为仅从“影响”的角度来评价他们的历史贡献是狭隘的。辛亥到五四期间留英学人的思想发展是一种存在，那么它就算有意义的。更为重要的，留英学人成为陈著的研究对象除了“时常出现”“思想逻辑上有其意义”，这个群体所具有的的特殊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陈著指出：“在精神状态上，留英中国学人既具有传统中国士大夫忧国忧民的入世使命感，更因他们曾经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已具有西方近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五四期间，中国的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们对于思想运动有着极强的紧迫感，因此在思想启蒙运动中也常常夹着感性与混乱。1921年杜威在《亚洲》杂志上指出：“这场运动的情感成分多于思想成分，它还伴随有夸张、混乱以及智慧与荒谬的杂合。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使这场运动在开始阶段具有急功近利特征。”留英学人主张学习西方，英国19世纪中期的政治改革，以及思想界的发展都与留英学人思想发展有着深层的关联。在这场思想大启蒙运动中，留英学人更加重视对学术理论的讨论，对国际时局的理性思考。尤其留英学人在地方主义和联省自治、对于一战后期政治思潮、外交思想、国际主义的探讨都极大丰富了思想的广度和深度。也因此，才显得留英学人在思想史中的特殊性。他们加重视学术，使得他们对中国政治思想的贡献和作用更为持久。

在研究对象的视角方面，陈著也有着新亮点。学界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往往是以个体为研究对象。以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为例，学界往往局限于个体自由主义者的研究，没能从个体中研究他们的共性，因此也就很难达成一致意见。而陈著通过具体探析个体留英学人并把具有共性的民初留英学人作为整体研究对象，开拓了研究视角，对思想史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二、国际史研究方法的尝试

陈著指出：“所谓‘国际史’，是传统外交史领域下的一个新兴子学科。与传统外交史方法不同，国际史是要超越国家层面的分析，而将整个世界作为研究框架。它关注的是大历史，即除了传统外交史问题，文化和社会也是关注对象；还探讨国际权力体系和某种特殊文化观之间、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民族抱负和集体失意之间的关系。”中国近代的发展进程正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而推进的，中国的政治革命、思想运动往往是受到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刺激并结合自身实际而产生的反应。的发生正是一战后的国际大背景的刺激而发生的。因此通过时人尤其是有着扎实学理基础的留英学人对于国际政治的思考对于了解国内政治、思想运动的国际背景有着重要的作用。陈著运用了国际史的研究方法，还运用史料实证研究，从外交事件和世界政潮的角度考察留英学人政治思想上的反应。首先，陈著阐释了留英学人对于当时主要国家的政治运动与思潮的思考，关于战时大英帝国的政治改革；关于俄国革命及其演变；关于美国、日本问题；关于战后的“代议制之改造”思潮。这些国际主要政治运动与思潮刺激着留英学人，对留英学人的国内政治改革有很大启示。其次，陈著以《太平洋》杂志为中心，阐释了留英学人面对“五四”前后东亚国际秩序的重建过程，对于国际政局的判断，并由此表达的对外态度和政治主张：关于参战论和修约论，关于警惕日本的侵华政策，关于与英美合作，关于“亲俄”的外交主张：“主张战后中国应开展主动外交，不畏事，多尝试，努力收回国权，并维护不受侵犯；同时积极于战后国际社会中寻求一个正当的国际地位，然后才能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最后，陈著论及留英学人的国际主义思想。留英学人对于威尔逊等的国际主义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并对战后国际联盟的成立和中国参与抱以关注的态度。陈著作提醒：“留英学人对国际主义及国际联盟的认识和接受，似乎与“五四”以后的激烈的民族主义思潮并不相容，但他们以国际主义作为攻守的武器，争取中国的国家和国家人格的意识却值得注意。”学界对于五四思想史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国内思想的研究，忽略了整个国际的思想背景以及国内思想运动的国际思想资源。在近代国际关系对中国国内政治、思想运动走向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因此以国际史的视角研究留英学人的国际主义、国际政治观，为我们思考当时国内政治、思想运动提供了全面的国际背景和思想资源。

三、对非核心报刊史料的挖掘

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是一个复杂现象，“它不是一个单纯不变，组织严密的运动，而是许多思想分歧的活动汇合而成，可期间并非没有主流”[3]。在许多研究者看来，思想史经过90多年的研究，学界所著论文书刊可谓汗牛充栋，但思想史研究多是一种单线挖掘。陈著正是基于思想史的研究现状，指出：“对五四时期的核心材料、领导性的社团的过度诠释也已经形成一些学者所诟病的无所不包的‘史’历史叙述的架构。在这种架构下，对于其他‘思想分歧的活动’，迄今学者的研究虽然不少，但是整体上仍为《新青年》的强势话语所遮蔽。”“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成为一种强势话语。但是，陈著也指出：“对思想、伦理、道德问题的重视并非五四知识分子言论的全部内容，即使是在思想文化最为“活跃”的五四时期，依然存在着从政治法律、财政经济、社会问题以及国际政治与外交等方面来思考中国问题的思想言说。”再者，核心史料的的使用，未能与其他史料互相印证，这种管中窥豹的历史方法，所得的成果也就不能还原历史的全貌。对于的核心史料《新青年》，首先必须将其置于晚清以降的报刊大潮中，方能理解其成败得失。

陈著所使用的核心材料是1914～1915年的《甲寅》和1917～1925年的《太平洋》杂志。之所以选用此两份杂志，一则正是对于学界既往研究侧重于“史”模式的影响，对于核心杂志《新青年》研究扎堆，而对于一些非核心但是重要的期刊杂志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因而容易产生疏漏。再则，之所以选用《甲寅》、《太平洋》杂志是作者考证两份杂志发现，没有把聚拢在《甲寅》、《太平洋》杂志上的留英学人视作一个“自在”的社群。“结合两份杂志宗旨所见，这些材料与留欧学生在法国创办的《旅欧杂志》，留美生在美国创办的《留美学生月报》不同，它们是留英学人有意识地模仿英国的《爱丁堡评论》，希望做成中国的独立评论杂志。还有一点不同，它们都是由已经归国的留英学人创办、编辑，并在国内出版，而在读的留英学人亦积极参与，这一点说明它们与国内的社会政治思潮的联系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留英学人注重观察西方政治改革，研究政治理论，谋求国家的发展。因此，陈著依据《甲寅》、《太平洋》等留英学人主持的同仁杂志，梳理这一社群聚拢的历史过程以及他们在内政改革与走向世界两个面向上的思想规划；同时将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与“史”对接，这对于丰富多元的五四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四、加深对英式经验主义的认识

通过对史料的挖掘，探析前人的思想世界，以此作为解决当今现实问题的思想借鉴，是思想史研究的意义所在。陈著强调，留英学人更加重视对于学理的思考以及国际政局的考量，因此对于探求中国立国之道更为理性，所留下的思想遗产在当今更具有参考价值。陈著指出：“民初留英学人的政治思想里面有两个面向，一是内向的政治改革规划，从关注中央层面的内阁、国会等，到呼吁地方层面的改革，研究地方制度，推动联省自治运动；另一个是外向的走向世界的规划，在外交上摆脱不平等条约束缚，争取国家完整之，成为国际社会平等一员。英国作为近代自由主义最先得到发展的国家，自然对于留英中国学人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陈著论述了西方理论、内阁制和比较温和的“调和立国论”，并且在第四章重点讨论了留英学人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这些自由主义思想丰富了寻找立国之道的思想内容，助推了的思想启蒙运动，对于当今寻找立国之道也有其现实意义。同时，留英学人重视研究国际时局以及如何处理各个国家的关系，探寻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对国家的进步是有现实意义的。

近年来，留学史的研究受到了学界的重视，获得了颇为的成果，但在众多的学术成果中有新突破的却少之又少。如果通西学而知新方法，又能扎实专注于史料的解读以获新知，所获定是良多。陈友良先生便是这样一位学者，采治学之新方法，专注史家基本之史料功夫，所获颇丰。

参考文献：

〔1〕陈友良.民初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从《甲寅》到《太平洋》的政论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2〕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3〕周策纵.史[M].岳麓书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