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范文

外交政策篇1

美国作为冷战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面对生态环境问题全球化和严重化这一趋势，而作出的环境外交政策将会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1996年4月9日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在斯但福大学发表了题为《美国外交与2l世纪全球环境的挑战》的讲话。全面阐述环境与美国全球政策的关系，认为：“美国全球政策目标同美国如何处理地球的自然资源问题方面开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 1997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 历史 上第一个年度环境外交报告，报告中宣称环境外交已经成为美国外交中的一个长期性、重要性的工作。环境问题开始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紧密相连。本文将对生态环境问题对美国的影响以及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作一个粗浅的分析。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是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时代背景

生态环境问题是指由于人类在 工业 化进程中处置不当，尤其是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的全球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构成的种种现实威胁。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从60年代末开始，以罗马俱乐部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为标志，尤其是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之后，许多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开始从生态环境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利斗争。1979年，勃兰特委员会曾指出：“过去人们常常是从军事冲突，甚至是从毁灭角度来理解战争，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灾难、大规模饥谨等造成的混乱也可能同样危险。”[2] 1992年，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会聚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全球性首脑会议。会议发表了《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文件，生态环境问题自此成为新的国际政治热点问题而进入越来越多政治家和学者的研究领域。克林顿总统1997年10月在发达国家地 理学 会上曾表示,“把一个美好的家园交给下一代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中，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已经成为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重要背景。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化

人类很早就注意到环境对政治的影响。但传统的政治 地理 学只研究人、国家或领土等

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到了近代，国家和领土的概念已上升为环境系统。系统是没有国界的，诸如森林毁灭、温室效应、淡水短缺、臭氧层破坏、水土流失、沙漠化、海洋污染等等环境危机的爆发，使各国领导人开始认识到人类现在所面临的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并开始对国家的政治行为包括对外关系行为加以调整，国际组织和其它政治团体也正在使用其权力对生态系统进行控制。如尽管温室气体排放属于一国内部事务，但到1999年为止已有包括

题也造成了各国利益的互补与联系，促进了国际合作。目前国际 社会 和有关国际组织围绕治理和保护全球生态 环境 在国际合作方面 取得了积极进展 。1983年联合国为审查世界环境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并提出有效的行动建议而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召开，发表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并提出“各国在和平发展和保护环境方面是相互依赖的，应按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采取适当方法解决一切环境争端，[7]” 与此同时联合国有关环境的国际立法也在稳步进行。一大批国际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等也涌现出来，他们都能积极促进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以及促进环境事务的国际合作。 但是由于不少发达国家以种种借口推卸其应负的责任和义务，使得国际环境合作充满曲折和斗争。

二 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动因

（一）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始终是为其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政策服务的，美国现实主义学派大师汉斯.摩根索指出“国家利益是判断国家行为体唯一永恒的标准”。[8] 国家利益是指“一切满足 民族 国家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东西。”[9] 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公众对较高生活水准要求和生态环境的威胁呈现严重矛盾。这种矛盾和冲突严重已经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大量的环保报道显示。如今在美国国内，美国公民的人身、 经济 和社会安全正在受到臭氧层破坏、物种消失、过度开发、各类辐射及化学品污染、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的威胁。设在华盛顿州里奇兰的汉福德武器工厂，将2000亿加仑的危险废物倾入坑里和湖里，至少使附近100平方公里的地下水被污染，该工厂样品中渗漏出来的钚就足够制造50多枚长畸型原子弹。能源部 合同 承包商nlo公司于1951年以来已向空气中排放了39。3万磅铀的副产物及其它有毒物质，1966年一次在20分钟内即释放3884磅含铀气体。马萨诸塞州德角附近的奥蒂斯空军基地的有毒废物已污染了该地区的全部水域，使1982年以来该地区一些城镇的肺癌、白血病、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及黑毒瘤大增，综合癌症率已高出全州水平的30%。[10] 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其主要作用在于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因此，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认为，美国要把推进美国全球利益的能力同处理地球自然资源紧密联系在一起。[11]

（二）美国也正在利用其环境外交政策来推动全球政策的实施。由于地球自然资源的匮乏和自然环境的恶化将会使中东以及东亚、中亚和南亚等对美国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地区生存环境的恶化、 人口 的恶性膨胀、饥荒以及地区冲突和国际不稳定。如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供水争执，已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也可能为争夺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而爆发战争。对以色列来说，占领约旦河西岸，利用约旦河水保障其农用灌溉和其它方面的淡水也是至关重要的。当这些生态环境问题引发地区冲突和紧张时，美国的全球政策利益将会受到威胁。美国只得动用 政治 军事手段加以干涉以维护其全球政策利益。因此，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夫曾指出：“自然环境资源解决自然资源问题对取得政治和经济稳定、争取美国全球政策目标的实现关系重大。”[12]

（三）美国可以通过环境外交政策来协调与别国的关系。生态环境问题会影响到美国

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

区的 环境 活动有利的推动了其全球政策。客观上也有利于维护世界生态环境系统的稳定。

除此之外，在环境科学技术领域，美国政府还制定了“国家环境技术政策为主线，通过实施项目计划，开发新的环保技术，推动环境技术的出口和转让”等相应的政策或实践措施。

外交政策篇2

肇始于突尼斯的席卷了阿拉伯世界的多数国家，中东地区陷入了长期的动荡和不安。“阿拉伯之春”的历史根源在于阿拉伯各国所处的现代化之历史阶段经济社会秩序剧烈变动和政治现代化进程相对停滞之间的悖论。审视中东剧变四年的历程，可以愈发清晰地看到这场政治地震不仅是事发国家内部矛盾的总爆发，更是地区乃至国际范围内各方势力干预和博弈的结果。本文通过梳理卡塔尔应对利比亚内战的政策和行动，分析哈马德时代卡塔尔外交政策的演进及其内在动因，探究中东剧变时代卡塔尔外交政策演进的历史影响。

一、卡塔尔应对利比亚内战的政策和行动

在突尼斯爆发全国性抗议活动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突尼斯总统伊本•阿里和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先后因无力控制局势而下台。一时间，从大西洋到波斯湾的中东各国都被突如其来的政治动荡所波及。穆巴拉克四天之后，利比亚东部地区首府、第二大城市班加西也出现了反政府活动并愈演愈烈。穆阿迈尔•卡扎菲采取强硬手段打击反对派，利比亚陷入全国性内战。利比亚内战导致外部力量的干预。联合国安理会在2011年2月和3月两次通过决议，对卡扎菲政权实施制裁，并设立禁飞区。北约成员国随后接管了安理会决议所授权的军事行动，开始对隶属于卡扎菲的武装力量进行空中打击。阿拉伯国家联盟没有给予卡扎菲支持，反而在安理会决议出台之前就已将利比亚开除出阿盟。卡塔尔、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还为北约和利比亚反对派武装提供各方面的支援。8月，反对派占领了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10月20日，卡扎菲在其故乡苏尔特被反对派士兵击毙，标志着利比亚内战的结束。此后利比亚并没有走上政治重建的正轨，反而陷入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两大阵营的激烈斗争。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更迭频繁，地方离心主义高涨，宗教极端势力急速壮大。2014年5月，世俗主义阵营发起反对伊斯兰主义阵营的军事行动，拉开了四年内第二场利比亚内战的序幕。同年6月，利比亚政府分裂为由世俗主义阵营和伊斯兰主义阵营各自掌控的两部分，这一僵局一直延续到2015年。在利比亚内战的历史进程中，卡塔尔从多方面向利比亚反对派提供有力支持，深刻影响了利比亚的政治变局。2011年初中东剧变刚刚发生时，卡塔尔正是阿拉伯国家联盟理事会的轮值主席国。卡塔尔埃米尔哈马德•本•哈利法•萨尼（HamadbinKhalifaal－Thani）不仅利用主席国元首的身份说服阿盟批准了对卡扎菲政权的制裁决议，将其开除出阿盟，还积极支持禁飞区的设立。〔2〕卡塔尔还是第一个承认利比亚反对派所组建的权力机构“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合法性的阿拉伯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法国。同时，卡塔尔宣布将通过帮助利比亚反对派出售其控制地区的石油来为其筹措资金。〔3〕为削弱卡扎菲的支持率，提高利比亚反对派的影响和地位，卡塔尔动用拥有国际声望的半岛电视台频繁报道利比亚反对派的活动，甚至在短短五天之内，一家由卡塔尔主持建设的“利比亚电视台”就出现在多哈。卡塔尔的这一系列活动为利比亚反对派赢得国际支持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在军事方面，卡塔尔派遣了六架幻影战机直接参与北约的空中军事行动，而卡塔尔空军的全部战机数量也不过区区九架。〔4〕西方国家担心如果缺乏对利比亚反对派地面部队的支援，仅靠北约牵头的空中打击很难在短时间内结束利比亚僵局，但他们又担心由西方国家直接武装利比亚反对派会过于冒进。在此关键时刻，卡塔尔自愿担负起这项任务。2011年4月开始，卡塔尔经美国、英国、法国和阿联酋同意后为利比亚反对派提供武器，并就每一批援助及时知会以上四国。〔5〕据利比亚官方估计，卡塔尔在2011年春夏为反对派提供的武器共18批次约两万吨，另有高达4亿美元的资金。除武器援助外，卡塔尔军方还将利比亚反对派战士带回多哈进行训练，卡塔尔军队还踏上了利比亚的国土。卡塔尔总参谋长哈马德•本•阿里•阿提亚（HamadbinAlial－Attiyah）承认曾派遣数百名战士前往利比亚支援反对派武装。

〔6〕卡塔尔特种部队在的黎波里以西的奈富塞山区和利比亚东部为反对派提供基本的军事训练，并帮助利比亚反对派在班加西、津坦和的黎波里等重要城市设立指挥中心。〔7〕2011年8月，利比亚反对派进攻位于首都的卡扎菲政权大本营时，卡塔尔的特种部队出现在战斗前线并担任指挥。卡塔尔对利比亚反对派的援助是有选择性的，明显偏向有穆斯林兄弟会背景的伊斯兰主义者。其中，阿卜杜•哈基姆•贝勒哈吉（AbdelhakimBelhaj）和阿里•沙拉比（AliSallabi）是卡塔尔援助的主要对象。〔8〕阿卜杜•哈基姆•贝勒哈吉和阿里•沙拉比曾一起创作过一本关于“圣战”的书籍，由卡塔尔资助出版。〔9〕阿卜杜•哈基姆•贝勒哈吉是利比亚最强大的反对派武装组织“的黎波里军事委员会”的首脑。他在20世纪80年代曾前往阿富汗参加对抗前苏联的“圣战”，回国后领导“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反对卡扎菲政权。该组织被美国政府列入恐怖组织名单，阿卜杜•哈基姆•贝勒哈吉也曾被中情局逮捕。2011年利比亚内战爆发后，他的武装部队得到卡塔尔的训练和援助。在8月份反对派武装攻陷的黎波里后，他同卡塔尔军官一道公开进入利比亚首都。阿里•沙拉比是出生于利比亚反对派大本营班加西的宗教学者。阿里•沙拉比在青年时代曾因“意图政府”的罪名被捕入狱。1988年获释后，他离开利比亚前往沙特阿拉伯和苏丹等地学习宗教知识，后长期居住在卡塔尔。2003年，受卡塔尔政府鼓励，阿里•沙拉比返回刚刚同国际社会缓和关系的利比亚。阿里•沙拉比在利比亚内战中扮演卡塔尔政府和利比亚反对派中间人的角色。阿里•沙拉比动用其在反对派聚集的东部地区的声望，建立了一张武器和资金流动的网络，支持具有伊斯兰主义倾向的武装组织首脑，其中包括其弟伊斯玛仪•沙拉比和阿卜杜•哈基姆•贝勒哈吉。这些受助的武装组织首脑具有相似的背景：出身于远离卡扎菲政权中心的地区、青年时代受到宗教影响而产生“圣战”思想、曾遭到卡扎菲政权的打压。他们聚集起来形成了卡塔尔所支持的反对派核心团体。卡塔尔毫不避讳地偏向利比亚反对派中的伊斯兰主义者，极大地影响了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政治重建的历史进程。

二、卡塔尔外交政策演进的内在动因

卡塔尔在1971年独立后的很长时间内并没有明确的外交政策。哈马德•本•哈利法•萨尼1995年上台之后，实行全方位的外交政策，与11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是联合国、伊斯兰会议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卡塔尔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经常举办各类大型国际会议以扩大自身的影响。卡塔尔是美国的坚定盟友，也是唯一与以色列保持正常经贸关系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同时，卡塔尔与美国的宿敌叙利亚和伊朗关系良好，哈马德出席在古巴举行的不结盟运动第14次首脑会议并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和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会面。中东剧变以前，卡塔尔灵活务实的外交行动给国际社会留下了一个中立的“调解者”形象。伊拉克战争前，卡塔尔主张萨达姆主动下台流亡海外，是第一个派外长前往伊拉克斡旋的阿拉伯国家。2006年8月，哈马德成为黎以冲突爆发后首位访问黎巴嫩的国家元首，并在访黎期间与黎巴嫩商议对黎的“援助问题”。同年9月，卡塔尔航空公司的班机飞抵贝鲁特国际机场，卡塔尔成为第一个冲破以色列对黎封锁的国家。卡塔尔还是第一个宣布参加联合国黎巴嫩维和行动的伊斯兰国家。2007年，哈马德亲自访问处于冲突中的也门政府和胡塞派武装，说服双方停火，并于次年在多哈签署了正式和约。2008年，卡塔尔联络各方在多哈召开阿盟会谈，促成了美国所支持的黎巴嫩执政联盟和真主党所领导的反对党之间的《多哈协议》，结束了黎巴嫩长达18个月没有总统的政治僵局。2009年，为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卡塔尔邀请苏丹政府和反对派组织前往多哈会谈，最终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10〕尽管并非每次调解都能圆满收场，但卡塔尔关于也门、黎巴嫩和苏丹问题的三次外交行动表明其调解地区事务的积极态度和能力，赢得不少国际赞誉。哈马德更是被西方媒体称为外交界的“摇滚明星”。〔11〕中东剧变发生以后，卡塔尔的外交行动出现较大变化。国际社会所熟悉的中立的“调解者”形象被利比亚内战中主动的“干预者”形象所取代。卡塔尔丝毫没有给卡扎菲任何发言权，而是极富侵略性地帮助利比亚反对派颠覆政权。即便是对利比亚反对派，卡塔尔也未能做到一视同仁，而是用各种方法将尽可能多的资源送到伊斯兰主义者手中。中东剧变前后卡塔尔的外交行动在表面上存在较大差异，然而其总体政策和内在动因是一致的。卡塔尔地处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两大强国之间，在宗教和传统等方面深受沙特阿拉伯的影响。然而，沙特阿拉伯因“两圣地监护人”和瓦哈比派领袖身份所具有的宗教权威及其对周边小国的强大影响力和强势做派令卡塔尔颇感不适。哈马德上台前后，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两次因领土问题爆发边境冲突。〔12〕哈马德之所以积极发展与两伊的关系，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制约沙特阿拉伯。哈马德时期，卡塔尔采取通过调解地区冲突树立良好形象、提升国际地位的外交政策，力求摆脱沙特阿拉伯的影响和制约，实现本国真正的独立发展。卡塔尔应对利比亚内战的行动正是这种外交政策的延续和升级。通过积极的干预行为，卡塔尔试图获得来自中东地区乃至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对其国家实力和地位的认可。中东剧变以前，原先的两大逊尼派强国埃及和沙特均已显露颓势，前者内部各方面矛盾突出，后者受制于国内的原教旨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攻讦。〔13〕中东剧变以后，埃及因内部动乱而自顾不暇，沙特阿拉伯则时刻提防国内和周边君主国的反政府势力而如坐针毡。卡塔尔通过近十年的“调解”外交，不断蚕食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的地区权威，中东剧变恰好提供了一次完美的“超车”机会。卡塔尔首相在2011年3月接受采访时表示：“卡塔尔将会加入空袭行动，……我们认为必须有阿拉伯国家参与其中，因为局势已不能容忍。”

卡塔尔强调自身的阿拉伯属性，表明自己与“民主推手”西方不同，试图得到本地区民众的身份认同，又迎合他们渴望变革的心态，从而迅速获得广泛的支持。卡塔尔应对利比亚内战的一马当先，不仅仅是阿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地位使然，更是其争夺逊尼派阵营内部话语权、试图成为阿拉伯世界代言人的重要手段。卡塔尔积极自主的外交政策是哈马德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卡塔尔政治安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卡塔尔外交政策的顺利实施和卓有成效又植根于哈马德执政时期国家实力的巨大提升，其主要表现是经济的长足进步、社会的繁荣稳定和政治的开明高效。哈马德执政时期，国际油价步步走高，卡塔尔呈现经济繁荣的发展势头。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95年的81亿美元跃升至2005年的354亿美元，人均GDP达4．4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11年卡塔尔的人均GDP近9万美元，位列中东国家首位，其后的科威特仅是卡塔尔的一半。〔15〕巨额的经济收入具有双重的效用，它不仅提供了卡塔尔开展积极外交的充足财源，还稳定了卡塔尔的国内局势。据2010年度“阿拉伯青年调查”的数据显示，卡塔尔的青年失业率仅为0．5％，为阿拉伯国家中最低。同一调查还反映出卡塔尔年轻人对“民主”的要求很低，在卡塔尔只有三分之一的年轻人认为“民主体制很重要”，这在所有阿拉伯国家中依旧排列在末尾。而在邻国阿联酋，有四分之三的年轻人认为“民主体制很重要”。〔16〕以上信息表明，卡塔尔国内的社会稳定性很高。在埃及、突尼斯等国作为抗议活动主力军的年轻人在卡塔尔却对本国政府有着非常高的政治认同，这不仅源于海湾地区相对保守的历史传统，更得益于卡塔尔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及其适当的财富分配体制。稳定的社会秩序为埃米尔哈马德在国际舞台上四处出击提供了最大的保障。最后，卡塔尔政府的决策和执行能力与周边国家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在沙特阿拉伯，政府的重大决策仍需得到宗教势力的认可；在科威特，民选的国民议会常常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在巴林，人口上处于少数地位的逊尼派政权不得不顾及什叶派多数人口的意见。而在卡塔尔，既没有强大的宗教界，也没有民选的代议机构，更缺少剧烈的宗教分歧，因而埃米尔和他的顾问们在政策制定上有着最大的自由度。哈马德任人唯贤和锐意进取的风格，以及高度集中的小规模精英决策结构，有助于卡塔尔调动国家资源来开展反应迅速、变化多端的外交活动。此外，强大的美军力量在卡塔尔的存在〔17〕无疑为哈马德的行动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安全保障。卡塔尔有选择性地支持利比亚伊斯兰主义反对派的政策，是卡塔尔长期以来经营同穆斯林兄弟会关系的重要延伸。穆兄会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组织，曾是海湾君主国的座上宾。海湾战争时期，穆兄会因支持萨达姆而与沙特阿拉伯关系破裂，加之穆兄会被认为具有动员年轻人追求平等、反对本国君主政权的倾向，遭到阿联酋等国的打压。〔18〕卡塔尔则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与穆兄会维持良好关系是长期以来卡塔尔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卡塔尔资助穆兄会在国外的活动，诸如输出穆兄会思想，反对埃及、叙利亚等国的世俗主义政权，呼吁在以上国家进行民主改革等，以换取穆兄会支持卡塔尔的政策并保证不干涉卡塔尔的内政。利比亚内战爆发前，具有穆兄会背景的阿里•沙拉比从卡塔尔返回利比亚，成为卡塔尔在利比亚的天然人。阿里•沙拉比在圣战分子聚集的利比亚东部地区招兵买马，成为卡塔尔的主要援助对象。而长期居住在卡塔尔的埃及穆兄会成员优素福•卡拉达维在利比亚内战时期，通过半岛电视台和“伊斯兰在线”（IslamOnline．net）网站呼吁阿拉伯国家承认利比亚反对派组织的“全国过渡委员会”并向其伸出援手。诚然，追求外交独立和提高国际地位是卡塔尔积极介入利比亚内战的重要目的，但其巨额投入背后必然有着更加现实的利益追求。利比亚作为非洲大陆石油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符合卡塔尔在海外寻找能源投资项目的需求。此外，利比亚的石油出口对象多为欧盟国家。如果卡塔尔能在利比亚的石油经济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势必会增加欧盟国家对卡塔尔的依赖，更进一步促进西方世界对卡塔尔的安全保障。

三、卡塔尔外交政策演进的影响

卡塔尔积极干预利比亚内战的政策一度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卡塔尔领导阿拉伯世界支持禁飞区的设立，并主动加入空袭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为西方的行动提供了合法性，降低了利比亚人对西方干预的抵触。卡塔尔的努力得到了西方国家的赞赏，被认为是帮助其在北非实现干预并促成和平民主的关键中间人。〔19〕在支持利比亚反对派方面，卡塔尔的军事援助和媒体报道都使其在西方国家面前树立起开明、负责任的国家形象。前法国国防部长杰拉德•隆盖表示：“欧洲和阿拉伯世界能达到这样程度的相互理解还是第一次”。〔20〕美国总统奥巴马更是高度赞扬卡塔尔在促成包括北约和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广泛国际联盟上的关键作用。〔21〕来自西方大国元首的肯定确认了卡塔尔作为新兴国际事务参与者的地位，改变了国际社会长久以来对卡塔尔保守专制的负面印象，让哈马德站到了他所追求的中东外交舞台的中心。卡塔尔通过各种手段干预利比亚内战，在利比亚获得了不同寻常的影响力。攻占卡扎菲大本营的战斗结束后，卡塔尔的国旗出现在该营地上空。

利比亚反对派攻占的黎波里以后，该市的一处广场改名为“卡塔尔广场”。在利比亚海滨城市米苏拉塔的某处豪华饭店中，曾经悬挂卡扎菲肖像的地方挂上了卡塔尔埃米尔和王储的画像。然而，卡扎菲的并没有结束利比亚的苦难。后卡扎菲时代，世俗主义者、流亡海外的自由主义者、卡扎菲时代的官员和军人联合起来，对抗伊斯兰主义者和穆兄会成员。世俗主义阵营虽然屡次获得更多的选票，但始终无法建立起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经济重建、武器监管和武装组织整合等目标均无法实现。作为利比亚经济支柱的石油生产因为地方分裂势力的活动而削减了三分之二。〔23〕后卡扎菲时代，卡塔尔的选择性援助行动无疑对利比亚反对派刚组建的过渡政府造成严重危害。阿里•沙拉比圈子以外的反对派军官抱怨缺少武器和药物补给，而一些从卡扎菲政权投诚过来的军官更是认为自己遭到了严重的排挤。卡塔尔对利比亚伊斯兰主义者的偏袒激起了世俗主义者的愤怒。在过渡政权中担任总理等要职的世俗主义者马哈茂德•贾比尔和阿里•塔霍尼等人与阿里•沙拉比的矛盾不断，并不止一次公开表达对卡塔尔的不满。利比亚世俗主义者的不满主要针对卡塔尔在卡扎菲政权后仍直接运送物资给伊斯兰主义武装组织，而未经过名义上利比亚唯一的合法政府“全国过渡委员会”之手。根据“全国过渡委员会”的统计，在2011年春夏卡塔尔所提供的18批武器中，只有5批是通过该委员会批准的途径送达利比亚的。〔24〕在整合所有反对派武装以建立利比亚正规军的过程中，受卡塔尔援助的伊斯兰主义武装派别因拥有独立的资金来源而不配合过渡政府的调遣，表现出极大的独立性，这为随后爆发的第二次利比亚内战埋下了严重的隐患。两大阵营的斗争逐渐将利比亚拖向了第二场内战的深渊。2014年5月，世俗主义阵营的哈利法•贝加斯姆•哈福特将军发动了代号为“尊严行动”的攻势，标志着第二场内战的爆发。代表世俗主义阵营的利比亚国民军和代表伊斯兰主义阵营的“利比亚之盾”之间激烈交锋，后者仍然从卡塔尔获得支持。〔25〕这场内战恰逢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的兴起。一些激进的武装分子在占领德尔纳后宣布效忠伊斯兰国，被伊斯兰国承认为“昔兰尼加省”。伊斯兰国的加入，导致这场内战更为血腥。截止2015年3月，已有数起针对非战斗人员的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利比亚的未来在这三方角力中愈加暗淡，而卡塔尔对利比亚局势的过度干预无疑是造成这一困境的重要原因。

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公开抨击卡塔尔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2013年，阿联酋以“试图发动”的名义逮捕了94名穆兄会成员。〔26〕该国外长阿卜杜拉•本•扎耶德两度发表号召海湾国家联合起来打击穆兄会的讲话。〔27〕2014年8月，阿联酋联合刚刚本国穆兄会政权的埃及军方，向卡塔尔所支持的利比亚伊斯兰主义阵营发动两次空袭活动，通过武力展示了打击穆兄会的决心。〔28〕海湾君主国分化为两个阵营：一个是全身心扶植穆兄会力量的卡塔尔，另一个是强烈反对穆兄会的沙特和阿联酋。2014年3月，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三国召回驻卡塔尔大使，并派出高级代表团向卡塔尔施压，指责卡塔尔作为海合会国家，“未能履行不向任何威胁到成员国安全与稳定的个人或团体提供直接或间接支持的义务”。〔29〕面对多方压力，卡塔尔不得不做出妥协。2014年9月，卡塔尔要求部分穆兄会领导人离境。与西方大国的友好关系是卡塔尔在错综复杂的地区局势中对国家安全的强有力保障。然而，卡塔尔偏袒利比亚伊斯兰主义者的做法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不满和恐惧。有西方外交官提出，卡塔尔绕过国际社会认可的援助政策，在利比亚追求自己的利益。〔30〕2011年11月，卡塔尔宣布将提供5000万欧元给法国国内穆斯林占多数的欠发达地区，帮助其发展经济。法国的左右翼政党均表达了反对意见，认为卡塔尔的这一举动意在提升其在法国穆斯林群体中的影响力，后果可能会削弱法国穆斯林本就不强的国家认同感。右翼政党民族阵线的领导人马琳•勒庞批评卡塔尔以宗教为原则挑选“受助对象”的政策违反了法国社会的原则，她还攻击卡塔尔支持伊斯兰激进主义组织的行为。

2012年秋，法国《鸭鸣报》发表文章指责卡塔尔的红新月会支持了马里北部伊斯兰主义武装组织的叛乱，甚至牵涉到了卡塔尔的特种部队，该文章再次引发法国政坛对卡塔尔一面倒的指责。〔32〕卡塔尔外交政策昔日的成功得益于极端丰厚的财力、没有污点的历史和小国寡民的无害外表，但后两者在“阿拉伯之春”后已荡然无存。卡塔尔在利比亚过度干预的外交行动留给全世界一个野心勃勃的形象，破坏了卡塔尔同海湾诸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与此同时，卡塔尔国民对政府的满意度也在下降，国内开始出现改革的呼声且集中在对外政策方面。哈马德的积极干预型外交已被证明不能带来和平与安定，更遑论从中获得回报。2013年6月埃米尔之位的交接，给在中东剧变泥沼中越陷越深的卡塔尔迎来一次转机。年仅33岁的新埃米尔塔敏•本•哈马德•萨尼（TamimbinHamadal－Thani）面临重大的挑战，卡塔尔将会在重塑昔日良好声望的道路上艰难前行。

外交政策篇3

1.核心利益core interests

例句1：

China's core interests include state sovereignty， national security，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national reunification，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established by the Constitution， overall social stability and others.

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和国家的重新统一，以及根据《宪法》规定建立的中国政治制度和社会整体稳定等。

例句2：

No development path should be chosen at the expense of major national interests， core interests in particular.

选择任何发展道路都不能牺牲国家的主要利益，尤其是核心利益。

2.海外利益overseas interests

例句1：

Overseas interests are overseas extension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s， which is the embodiment outside the country's border.

海外利益是一国国家利益在境外的体现，是国家利益的海外延伸。

例句2：

It is a dut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to protect China's overseas interests.

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是中国人民的职责。

3.海外安全overseas security

例句1：

China has established an overseas security mechanism involving the governments at central and local levels， Chinese embassies and Chinese enterprises.

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中国大使馆和中国企业参与的海外安全机制。

例句2：

China's "overseas security" efforts still need to further keep up with its "Going Global" pace.

中国的“海外安全”努力仍须跟上其“走出去”的步伐。

4.非传统安全挑战unconven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

例句1：

There are many unconven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 to be tackled. Examples are natural disaster， transnational crime， cyber security， energy security and food security.

许多非传统安全挑战亟待解决，包括自然灾害、跨国犯罪、网络安全、能源和食品安全等。

例句2：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are becoming more vulnerable in facing unconven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

世界许多地区正面临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安全挑战。

5.南南合作South-South cooperation

例句1：

China has always committed to expanding the South-South cooperation， including providing assistance to the best of its ability to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help recipient countries consolidate their self-developing capacity.

中国始终致力于扩大南南合作，包括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帮助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

例句2：

These measures will surely play a very positive role in improving the trade and development capacity of LDCs（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deepening South-South cooperation.

外交政策篇4

谁在制定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外交部独揽大权吗？结论当然是否定的。拥有最终决策权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那么外交部所扮演的角色和重要性又有怎样的变化呢？

外交部：SIPRI与70余名来自中国党、政、军、商和公民社会各领域的代表进行了访谈，将得出的结论参考媒体、官方文件等多种信息来源，汇总成了这份报告。受访者中大部分人认为，过去10年，中国外交部的权力被分散了。 9月23日，中国总理在纽约联合国大会间隙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中美贸易及汇率问题成为双方会谈的重点。

原因首先是中国不断扩张的国际角色，以及全球事务的日趋复杂，使得外交政策制定的主体不断扩大。中国外交部经常需要依赖于其他机构部门的专业知识，与此同时，外交部与其他部门又构成权力的竞争。

：中国人民在历史上以及如今仍继续在外交政策制定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不过，随着数十年来以军队专业化和军队领导人退出政治决策过程为核心的机构改革，军方施展的空间大为缩小。1997年，中国海军司令员刘华清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位子上退下来之后，在政治局常委中就不再有代表。

但与此同时，在有关军备控制和不扩散这些直接具有外交政策意义的问题上，所具有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在其他与国防有关的外交政策事务，尤其是涉及到战略武器、领土争议以及与印度、日本、朝鲜、巴基斯坦、俄罗斯和美国有关的国土安全议题上，仍然具有影响力。在以及美国对台海关系的干预上，更是坚定的强硬派。

报告撰写人之一雅各布森指出：“外界对中国知之甚少，以至于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对外交政策的制定究竟拥有多大的影响力。”

经济界：报告还介绍了间接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官方和半官方机构。其中包括经济界，尤其是能源企业对外交政策的影响。2005年到2010年，的外事访问中一半以上是前往与中国三大石油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中国石化、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油气资源上有合作的国家。

不过能源企业究竟是外交政策的参与者，还是被动执行者，在现实中出现了情况迥异的案例。中石油和中石化在苏丹的投资受到西方政府和国际人权组织的批评。2007年中国国家发改委决定将苏丹从石油优先投资国名单中去除，但之后，这两家中国原油企业仍继续购买苏丹产业。

“这一案例似乎显示，这些企业以商业利益为目标，并不考虑政府的外交政策。但另―方面，在另一些案例中，比如近期中国与中亚国家签署的一些协议，在商业上并不一定会带来丰厚的利润，但是这样做有利于中国的外交政策。”雅各布森女士说。

研究机构：一些官方或者大学的研究机构也对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力。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隶属于国家安全部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北京大学的多个国际关系研究所、隶属于上海市政府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

雅各布森女士表示，这份报告的目的一方面是阐述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上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让其他国家的政治决策者了解，在争取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时，必须考虑到许多对外交政策制定有影响力的机构，并争取它们的参与。

外交政策篇5

从宏观上讲，即使认为国际法具有软弱性以及依附性的典型特征从而轻视国际法作用的现实主义大师们也认为，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国家都遵守了国际法。但特定的时间点，国家却可能违反某一个甚至若干国际法律原则或规则，这也是诸如WTO 争端解决机制、国际法院等运转繁忙的原因之一。为什么在整体上，当代国际法与国家利益是协调的，但在具体方面却不乏国家违反国际法具体原则或规则的案例呢? 这就要从单位层次分析的视角，通过国家的国内系统层面看待这个问题。

从单位层次的角度看，国际法是如何与国家利益联结在一起呢? 即哪一个因素扮演着中间的桥梁中介之作用? 这个因素就是国家的外交政策。在国家政治话语中，国家利益这一概念被普遍运用到两个独立但相关的领域: 一方面，它作为一种辩护、反对或提出外交政策的手段，常被用来塑造政治行为。另一方面，它常被国际关系学者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用于描述、解释和评估外交政策的充分性。这两种运用都有一个隐含的假设: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领域，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是对国家最好的。实际上，外交或外交政策作为一种社会实践，需要运用一套特定的技巧、工具、程序、方法、规范以及规则，以协调和缓和国家间对话，从而优化国际关系的内容和质量，包括变革与管理。外交政策是作为一种处理国际问题与国内系统衔接的方法，它是国家的对外行为手段，而不是结果，也因此被视为实施国家在国际社会行动的工具之一。如果按照传统的自上而下或从外至内的分析路径，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外交政策往往受到国际法规定的权利义务以及法律责任等条款的约束; 但如果我们选择从内至外或自下而上的反传统的分析路径，我们又会发现，国家对待具体的国际法律制度的态度与方案，受到国内系统中各种因素的影响。实际上，从宽泛意义上理解，国家在具体的国际法律制度上的态度，包括接受、遵守以及行动选择等，构成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因此，后者应该包括在前者范围内。 而且，在当代世界，虽然国家之间对于军备约束、预防战争等传统安全问题已经没有像冷战时期那样剑拔弩张，大规模之间的战争尤其是大国之间的战争已经难以想象，但恐怖主义、毒品犯罪、反腐败、金融监管、反洗钱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却越来越成为困扰各国的难题，成为外交政策的新重点。而外交政策中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工具像国际立法与国际法的遵守和执行那样变得如此重要。如今，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问题上，国际合作以及相关立法、法律的执行起着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是核心作用。

从整体上看，在当代社会，作为整体的国际法或国际法体系与各国的国家利益是吻合的，但放到具体的国际法律制度以及具体的国家利益，它们之间的关系却可能变得复杂多样。实际上，国家利益的准确定位和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依赖于政策制定者的理性判断。政策制定者的这种理性判断在实践中会体现为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等外交偏爱。这种理性判断可能会随着情势而变更，也意味着政策制定者不能犯错，即理性的程度要足够高，但无论哪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制定者，都没办法完全避免这种问题。而这些问题，都跟国际法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理性判断下外交政策的偏好分野与国家在国际法上的选择:以美国的外交实践为例

毋庸置疑，对于实行专制制度的国家，外交政策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领导人的主观判断与意志兴趣，甚至性格特点、生理疾病等。而按照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政府，其具体决策总是由选举中胜出的党派的代表所做出，这些代表政府决策的个人或群体，对国家利益的定位与外交政策上的行动选择，都有着自己的理性判断与偏爱。换句话说，无论设计如何精美与完善的程序，都无法摆脱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中的主观色彩。典型如政策制定者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中，对单边主义或多边主义的选择，就跟他们对国家利益的主观判断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深刻影响着国家对待具体的国际法律制度的态度与行动选择。

例如，美国孤立主义外交传统容易导致其在国际法问题上走单边主义路线，而国际主义外交传统让其在国际法问题上偏向多边主义路线。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民主党组建的政府更偏好多边主义，无论是一战后的《凡尔赛条约》以及国际联盟的成立，还是二战后国际秩序与国际法律体系的重构，都与当时的美国总统，包括伍德罗威尔逊与富林克林罗斯福的国际主义以及多边主义的外交偏爱密不可分。20 世纪90 年代在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执政时期，多边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这突出表现在国际贸易自由化、禁止核试验、推动气候环保合作乃至发展中美关系等领域。其中，包括1994 年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与1995 年WTO 成立，1996 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谈判结束并签署该条约， 1998 年11 月签署《京都议定书》，以及1999 年签署《中美关于中国加入WTO 协定》等，都是影响相关领域的国际合作以及推动有关国际法律制度革新的标志性事件。对于这些国际法上的进步以及美国的贡献，则被在共和党执政期间曾担任布什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之后出任国务卿的康多莉扎赖斯，统统斥之为出卖美国的国家利益: 克林顿政府往往急于找到问题的多边解决办法，以至于其所签署的一些协定没有满足美国利益。《京都协议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无论全球变暖的事实怎样，一项不囊括中国并且使发展中国家豁免于严格标准却严厉惩罚美国工业的条约，不可能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同样，对于美国是否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辩论是非常有意义的。从1992 年至今，美国实际上已单方面禁止核武器试验。如果核试验再次变得有必要，这对尚未永久捆住自己手脚的世界其它国家来说，是一个坏榜样。在寻求反对核武器获得的规范中，美国签署了一项缺乏全面性的条约，该条约没有涉及到流氓政权发展核武器的威胁，并威胁到核储存的可靠性。克林顿政府对象征性协议较大程度上的重视和追求，充其量是国际行为虚幻的准则，已成为一种流行病 外交政策应该基于坚实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从虚幻的国际社会的利益出发。在担任美国国务卿时期，赖斯向来追捧以军事手段作为解决对外关系的主要手段，与时任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等官员同属鹰派，奉行的是单边主义风格，这种理念对于乔治W布什政府在外交政策与国际法问题上的单边主义风格助力不少。2001 年布什出任总统后，美国对外政策一度重回到单边主义路线。从海洋法到京都议定书，从生物多样性会议到对境外公司与古巴和伊朗贸易的单边禁止，从直率要求必须改革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到拒绝参加国际刑事法院，美国单边主义像一个无所不在的综合症渗透于世界政治。当国会立法者大力惩罚那些和美国不喜欢的国家做生意的公司，加拿大外交部长抱怨说这就是恃强凌弱，但是在美国，你可以称为这是全球领导权。约瑟夫奈的这一段精彩描述是小布什政府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全面写照。

显然，对于以上严重影响国家对待国际法的态度与行动选择的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外交偏爱之间的分歧，实际上是代表着执政党组建的政府以及具体官员的执政理念与偏爱，这种理念与偏爱至少在当时情势下很难拿是否理性或是否符合国家利益来衡量。因为对于决策者来说，在主观上都可能坚定地认为自己的这种外交政策以及对待具体国际法律制度的态度与行动选择才符合国家利益，是理性的外交政策。事实上，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即使是推崇合作利益观的新自由主义大师约瑟夫奈也不得不承认: 我们不能说所有的多边安排都是好的，或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应该在某些情况下采取单边策略。支持多边主义的假设不能成为一个紧身衣。正如我们说过的，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和理解我们之中没有百分百的单边主义或多边主义。但是除非我们之前有一般性的指导方针确定什么时候单边主义有意义，什么时候没有，不然我们将冒着从一个倾向到另一个之间不可预知地摇摆，在政治命运的浮沉和是否给世界惊喜之间踌躇不决地来回移动。但是，由于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的偏好或主观上分歧造成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国际法问题方面出现巨大反差，这却是毫无疑问的。

从宏观上看，选择多边主义尤其是国际法上的合作，是符合全球趋势以及整体上的国家利益的。但在某些情况下，选择单边主义可能有利于国家利益，甚至，有策略地利用单边主义可能成为促进多边主义的良好方法，推动国家利益与具体的国际法律制度之间更好地吻合在一起。历史经验表明，单边主义策略有时能够帮助引导其他国家一起推进在多边利益上的妥协，从而最终促进良好的国际法律秩序的构建。例如， 19 世纪自由贸易秩序和黄金价格标准的多边主义不是通过多边方式完成的，而是通过英国单方面地开放它的市场并保持英镑汇率的稳定性，最终建构出英国霸权下的国际秩序。再如，美国在1977 年单方面制定《反海外腐败法案》，对本国海外投资涉及腐败问题单方面进行自我约束与制裁。1988 年以来，美国努力扩大《反海外腐败法》的适用范围，增强其国际影响力，并在1997 年取得标志性成果: 与OECD 其他33 国共同签定了《国际商业交易活动反对行贿外国公职人员公约》。美国国会不仅批准了该项协定并于1998 年出台了相关执行法律。无疑，这样的单边行动的目的是为了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促进更高的国际标准的制订。最关键的是，这样的单边行为旨在促进全球公共利益以及多边合作，终极意义上是为实现多边主义而采取的单边主义策略，并不是纯粹的单边主义。

而且，有时候多边主义也可能成为解决国际问题的障碍，这个时候坚持多边主义其实对国际整体利益与国家利益都不是一个合适的手段。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众口难调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出现某一个很局部的或很个体的利益而最后牺牲掉全局利益的事件也屡见不鲜。例如，WTO 成立后举行的多哈回合谈判屡次接近成功边缘，最后都因为某几个国家坚持的自身利益而导致流产，这个时候，恢复GATT 时代的诸边协议是非常必要的。即在所有国家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由同意的国家先行建立一个诸边体制，至少还是一个次优选择，从而取得局部上的进步。在当代社会，联合国被奉为多边主义合作与当代国际法律体系的最高典范与核心的支柱，但即使是合法性最强的联合国与联合国法律体系，也经常在国际问题上无能为力，甚至不得不将解决问题的方式推到单边主义状态。例如，联合国安理会在适当的情况下能作为促进行动意愿联合的工具，它能够对违反国际法的政权实施制裁，给进行集体行动的国家提供后勤支持。然而，事实并非都能如此，作为一个促进者，安理会有着极其复杂的记录: 在1990 年代初期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例子，其表现令人钦佩; 但在1999 年科索沃问题方面，其瘫痪了。联合国在波斯尼亚最初的维和行动是个灾难，其没能保护波斯尼亚人免受塞尔维亚人的掠夺，这在联合国自身发表的一份报告里就做了详细的文档记录与检讨。过去的一些年，朝鲜、伊朗、叙利亚等问题上也反复出现作为多边主义的最好化身的联合国相关机构无能为力之现象。显然，以上诸多描述至少反映出多边主义也有其局限之处。

不过，在全球化的今天，对于每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来说，包括国际法问题方面的外交政策的单边主义策略的使用必须谨慎，很多时候即使其出发点是作为多边主义的迂回策略，其真正目的是更好地促进国际公共利益以及国际法的发展，但在沟通不畅或其他国家难以理解的情况下，最后可能导致自身的软实力被削减，损害自身国家利益。因此，无论是哪个国家，一定要慎重考虑在全球信息时代变得越来越重要的软实力问题。无疑，软实力在本质上是很脆弱的，很容易被单边主义或大国傲慢所毁掉，在平衡是否使用多边主义或单边主义方面的策略时，坚持或拒绝参与特定的国际法或多边行动，都必须慎重考虑如何向其他国家或地区解释以及对自己国家软实力将有什么样的影响等问题。这就涉及国际法上的单边主义策略的利弊权衡问题。例如，小布什总统于2001 年12 月宣布退出《反导条约》，理由是俄国已经不是美国的敌人，维护这个条约的意义已经不大，但继续遵守这个条约的话却不利于美国防范无赖国家的恐怖袭击。显然，小布什政府只计算到硬实力上的得失，但没有考虑到软实力的问题。事实上，签署于冷战时期的《反导条约》对世界和平发挥的意义是巨大的，使人类在冷战的紧张对峙中避免了两个超级大国走向核战争的危险。在冷战结束以后，《反导条约》并没有失去其重大意义，相反，它依然发挥着全球战略稳定基石的作用。目前，与它直接挂钩的裁军和核不扩散的国际条约达到32 个。而《反导条约》被撕毁，就等于使这些条约也失去了基础。简言之，数十年来，无论冷战结束前还是结束后，《反导条约》都扮演着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战略稳定的基石性作用。2000 年11 月2 日，第56 届联合国大会第一次委员会以80 票赞成、3 票反对通过了一项题为《维护和遵守〈反导条约〉》的决议。这是1999 年以来联大连续第三年通过同一内容的相关决议，可见国际社会对其重要性是有惊人的共识的。但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还是置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意见于不顾，一意孤行地决定退出《反导条约》。由此，从软实力的角度看，美国国际法上这次单边主义行动，使人们对美国的这种单方面退约行为感到担心其他国家是不是也可以对国际军控条约采取同样的单方面退出的做法? 如果可以这样，国际军控体系会不会因此而遭到破坏? 一旦全球战略稳定失去了这个基石，将如何得到维持? 显然，这种担心绝对不是多余的。2011 年12 月14 日，联合国发言人席尔瓦也指出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对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担忧。由此可见，以上问题不仅严重地影响国际安全与稳定，损害了国际利益，反过来也损害美国自身利益。显然，这次单边行动对于美国来说是损人不利己的行为，综合估算下美国的国家利益是受损而不是增长。至此，我们能够得出的结论是，很多问题从更多角度或更长时期判断对错或合理性才有意义。

对于大国而言，在关系全球和平与安全、维护经济繁荣与金融安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洗钱等各种国际性的问题，选择多边主义即采取国际法上的合作，不仅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也能从中分担自己的成本。在这一合作进程中，也许可以适当与偶尔运用单边主义策略，但只能是为了实现最终的多边主义政策，从而更好地促进国家利益与国际法的吻合程度。在新的时代，国家利益、国际利益、国际法、多边主义、单边主义将处于更复杂的关系之中。即使是纯粹站在全球共同利益的立场，多边主义、单边主义、国际法等都应该是实现多边合作的目标的可选择手段，而不是唯一的、僵化的手段。在这里，包括美国在内的每一个国家都必须记住全球化时代的一条新的准则，即在当代全球化与信息化的世界，军事技术与生物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包括众多传染性疾病的传播、全球金融市场与国际贸易体系的稳定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国际犯罪集团和跨国恐怖主义等各种问题，都涉及包括美国在内的每一个国家的重要利益。但这些问题，纯粹依靠一个国家，即使如强大的美国，都已无法独善其身。这些问题中的无论哪一个，都不能排除多边方式而得以解决。因此，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就如约瑟夫奈所指出的，多边主义所倡导的国际合作与国际法确实涉及成本问题，但在更宏观的视角下，收益远超过成本。国际规则约束美国并短期内限制其行动自由，但它们也通过约束其他国家而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

三、外交政策的理性判断不足与国家在国际法上的选择失误

在实践中，外交政策制定者的理性判断问题还会受到许多外在因素的干扰。就如斯蒂芬克拉斯纳( Stephen Krasner) 所指出的，很多时候，国家利益实际上就是政府的选择，将外交政策等同于具体个人或组织的需求之和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因为许多个人或团体可以仅仅通过使他人境况变差而使自己境况得到改善( 很少有外交政策决定是帕累托最优的) 。无疑，支撑政府的选择符合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之观点必须符合三种情况之一: 其一，人们认为政治领导人拥有的能力和智慧能够使他们发现他们所代表的真正利益; 其二，国家被国内的混乱所困扰，政治领导人别无选择，只能将其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强加于其所代表的人们身上; 其三，如在民主政体下，政府因授权而得以代表社会行为，授权的范围也确保了政治领导人的行为不能违背国家利益。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已经说明国家利益的准确定位以及由此带来的外交政策，包括国家对于具体的国际法律制度的态度与行动选择等，都需要执政者能够做出足够理性的判断。执政者的判断是否理性，不仅取决于其执政能力与智力水平等，还受到影响执政者判断的外在因素的干扰。比如在有着民主决策程序的国家，执政者做出的外交政策往往要经过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的双层博弈。就如帕特南所指出的，这时所有的外交政策与国际谈判都是由两个层次的博弈过程组成，既包括国际层面的作为第一层次的博弈，也包括国内层面的第二层次的博弈。在第二层次的博弈中，国内利益集团将持续不断地向政府施压，迫使它采取自己偏好的政策进而为自己牟利; 作为政治领导人，也需要通过建立与稳固国内的各种联盟来实现自己的权力。在另一个层次即国际层次的博弈中，一国政府总是力图使自己处于有利状态，让不利的外交后果最小化，并能应对随时来自国内的压力。同时，在现代主权国家体系中，全球化使得国家既要相互依赖，又格外重视自己的主权。这样，决策者在制订政策时必须兼顾两者。也就是说，参与国际谈判的领导者在面对国外对手的同时，也面对着国内各个政党、利益集团以及其他机构的代表，即不得不进行双层博弈。比较之下，国内层次博弈成败显然更为关键，因为若不能满足国外对手的要求，谈判还可以推倒重来; 但若不能满足国内对手的要求，即把握好国内对手的最低妥协程度，其地位与权力则可能不保。而在这种博弈中，很有可能在一个层次的博弈中政策制定者做出的理性决策在另一个层次是非理性的，国内层次博弈的考虑优先于国际层次的博弈也是理所当然，这将严重影响到国际谈判与国际法的问题。对此，摩根索曾精彩地描述了美国总统做出外交政策时可能面对的各种影响要素，以及由此导致的非理性判断: 在宪政环境下，美国总统的权力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他们必须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够将他们以其顾问们所做的判断变成切实的政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必须战胜艰巨的困难，承担巨大的风险，而且有时还不得不求助于各种借口、托词和政治操纵。总统作为行政首长，为了确保其大部分政策都能够顺利实施，他需要国会的积极支持，也必须说服天生对他怀有敌意与疑心的立法部门。并且，作为政党的领导人，他还必须对民意采取怀柔政策。如果总统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无视国会及民意的权力，而试图直截了当地将他对形势的判断转化为切实的政策，那么通常的结果要么是这一政策遭遇滑铁卢，要么是这让总统失去赋予并维持其权力的民众支持，为了尽量避免国会的反对与民众的不满，总统很有可能舍本逐末而丢失其对外政策的本质。为了拉拢国会、讨好民意，他很可能因为受不住诱惑而抛弃政策中更具争议的因素。结果，他也许能够赢得国会与民意对其政策的支持，但恐怕也留下了一个几乎完全不值得支持的政策。这种一切为了国内政治考虑的思维方式最终可能将对外政策拉入深渊，使得民众支持成为目的本身，而对外政策的制定将完全不顾其内在价值，而仅仅为了尽最大可能拉拢民心。

从经验分析的角度看，由于政策制定者的判断脱离理性的状态，即处于非理性状态，从而带来外交政策的变动以及国际法上的问题屡见不鲜。例如， 1962 年，加勒比海地区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它由前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美国则坚持要求撤除导弹而引发。这是冷战期间美苏两大国之间最激烈的一次对抗。在这场胆小鬼博弈中，当时的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或许也知道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军事冲突，但思前想后，觉得这场大还是值得一试，但最后赌错了，因为其低估了美国政府的决心。最后前苏联不得不承担的后果是，不仅战略部署失败，而且国际形象扫地，严重损害了自身利益。在吞下理性不足的失败外交后的苦果后，前苏联又重新回到理性主义的轨道，表现为重新考量用多边合作的方式解决跟美国军备竞争而彼此陷入安全困境的难题。事实上，在古巴导弹危机的余烟中，军备竞赛问题很快在一套日益完善的制度下被控制，军备竞争行为在一些正式的国际协议里被法制化。这些国际协议包括: 《禁止有限核试验条约》( 1963 年)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1968 年) 和《美苏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 1972 年) 。换句话说，这场国际危机换来了一系列的核武器限制方面的国际合作以及国际立法上的繁荣。显然，这在某种意义上属于意外惊喜。再如， 1990 年8 月，萨达姆发动了对科威特的战争，从根本上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并拒绝联合国安理会做出的要求其撤军的决议。1991 年1 月17 日至2 月28 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盟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为恢复科威特领土完整而对伊拉克进行了局部战争。伊拉克最终接受联合国安理会660 号决议，并从科威特撤军。萨达姆政权也自此日薄西山，直到2003 年美伊战争中被美军推翻。显然，萨达姆的错误判断以及非理性行为严重损害了伊拉克的国家利益( 包括其自身利益) ，这场战争也成为冷战结束后对《联合国宪章》与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运作的一次严峻考验。

在低级政治领域，由于非理性判断导致外交政策偏离国家利益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WTO争端解决机制受理的日益繁多的贸易争端中，很多作为被告的成员方对WTO 制度的违反既可能来自国内利益集团的干扰，也可能来自政策与法律制定者理性判断的失误。

四、外交政策理性判断上的情势变更与国家对国际法的态度转变

国家利益是一个动态概念，在某个时间做出的关于利益和政策一致的判断，在另一个时间可能会被另一个理性判断所取代，即外交政策的理性判断存在情势变更的问题。这不仅会影响到国家与国际法的关系变化，也会影响到国家对具体的国际法律制度的态度与行动选择的变化。

在实践中，情势变更的事例举不胜举，由于国家的实力变更导致国家利益、外交政策的变化并继而产生其与国际法的关系变化，是其中最典型的表现之一。具体而言，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的构成、外交政策的转变跟其实力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国家实力不同，国家利益的构成也不同，外交政策也会因为国家实力的变化而变化，这些都会影响到国家与国际法的关系。当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弱国时，其外交政策关注的是跟自己紧密相关的问题，对于国际重大事务其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只要能在大国之间的全球治理下搭便车就行。当一个国家变成大国，国家利益已经跟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对待国际法的态度与行动，尤其是对待关系着人类命运、国家共存的基本法律制度的建构与维护，是不遗余力的。回顾美国的发展史，我们就会发现其与国际法关系的一系列变化。由于外交政策中权力主义与道德主义对立观点之间的争议，美国外交政策中出现过三种类型: 现实主义依据权力来思考和行动，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代表; 理念主义依据道德原则思考，但以权力来行动，以托马斯杰弗逊和约翰昆西亚当斯为代表; 道德主义根据道德原则思考和行动，以伍德罗威尔逊为代表。美国外交政策的三个时期大致对应于这三种类型而存在: 第一个时期包含美国成为独立国家之后的头十年，第二个时期从19 世纪开始至美西战争，第三个时期则包含了美西战争结束之后的时期。回顾美国历史，我们会发现，当美国刚刚取得独立亟待自身发展时，欧洲大陆的稳定与均势对于其来说构成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但不是核心利益，美国的外交政策是选择置身事外，当时的国际法仍然属于欧洲法属性。当美国变成区域性大国时，其核心利益的触角就伸及美洲大陆，外交政策也变成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之主旋律。当美国变成超级大国，世界的稳定与发展以及国际秩序的稳定等就成为其核心利益，国际法变成其治理世界的主要工具。

中国的国力变迁导致国家利益、外交政策发生变化，也影响到其对国际法的态度转变。当中国国力处于弱小的时候，如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二战结束的一百余年，国际法律体系更多是一种被大国强加并有可能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外来品，中国人民用了一百余年的时间才逐渐从众多的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独立自主的国家身份跻身于世界之林。而在20 世纪40 年代末到90 年代末，当中国取得独立地位但国力处于中等的时候，国际法律体系经常被用来作为对付外来干涉的防御性武器，包括尊重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等在内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成为中国这个时期运用国际法的最好的经验总结。21 世纪以来，随着国力的迅速壮大，中国不仅需要能起到防御性作用的国际法，更需要积极参与和改造现有国际法律体系，使其成为能够真实反映中国在国际结构中的等级体系以及利益结构、维护国家利益的进攻性武器。纵观二战结束以后对现有国际法体系的态度，新中国曾历经一段从体系外的挑战者( 19491978 年) 到体系内的参与者与改革者( 1979 年至今) 的角色更替过程。当中国处于国际法体系外时，后者对于中国的评判基本上是否定与消极的，这时其与中国国家利益之关系是紧张甚至是冲突的; 当中国回归到国际法体系内时，现有体系与中国国家利益基本上是协调的。当然，局部上存在矛盾与冲突也在所难免。从实践来看，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世界格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国际体系的大国位置正在重新排序。围绕着中国的和平崛起，成长的烦恼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对外关系的最大问题之一。从经济摩擦、政治分歧、军力竞争、环境合作等宏观问题，到诸如南海问题、钓鱼岛纠纷、贸易冲突等具体问题，都决定了新形势下中国必须对国家利益进行重新定位以适应国际法上的战略变化。换句话说，中国的和平崛起正在悄悄改变国家利益的内涵，而这种变化也决定了中国与国际法律体系之间关系的变迁。

由于国家利益的情势变更，导致外交政策的变化继而影响到国家对待国际法的态度与行动

选择，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随着时间推移社会利益和社会偏好都会改变，对什么是可取的看法也会随之改变; 其二是因为初衷形成的基础与达成的一致可能会被新信息逐渐侵蚀，如政策可能不会产生期望的结果，政策的花费也可能会高出最初的预算等。判断外交政策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必须基于当前的利益和偏好以及目前的知识和任务，否则就会形成不同的答案。这种现象不仅仅停留在单个国家与国际法的互动，也存在于不同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外交政策的变化，从而对国际法的发展产生综合性的影响。例如， 20 世纪90 年代美国对华关系上，美国政府原先坚持认为应当严格将中国政府改善中国人权状况作为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的一项先决条件，但后来开始主张即使中国没有立即在人权方面取得进展，也不应排除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种态度的变化，既与中国本身的人权与法制的不断进步有关系，也与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密不可分。从效果上看，美国政府的这种态度转变对于中国在2001 年成功入世起到关键性作用。而中国入世，不仅标志着中国全面融入当代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也标志着这个当代国际经济法律体系真正具备了世界性。

五、结语

无疑，从单位层次体系即个体国家的视角看待国家利益、外交政策以及国际法之间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而外交政策是研究国家利益与国家对待具体的国际法律制度的态度与行动选择的重要连接点。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发现，理性原则是判断外交政策是否符合国家利益的基本标准，但具体实践中理性判断会出现复杂的状态，比如理性判断原则下外交政策的偏爱分析、理性判读的程度的不足，以及情势变更等因素，这些因素将使外交政策与国家在国际法律制度上的行动选择之关系复杂起来。只有充分考虑各种因素，我们才能正确判定国家利益与各项外交事务之间的关系。

外交政策篇6

关键词：鸦片战争 外交 洋务运动 体制

中图分类号： K8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5-0100-02

近代中国外交政策的发展经历了一段艰辛、曲折的历程。康乾以来，中国奉行闭关锁国，自上而下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认为中国地大物博，文化先进，不需要和国外交往。但当鸦片战争的大炮轰开了国门之后，统治阶级才发现天朝上国无非是一片幻影，我们早就落后于列强太多，尤其在科技水平上，与西方的距离不啻天壤之别。当时的有识之士，包括清政府的核心人物们，不仅开始反思中国“器物”之落后的问题，也开始反思外交政策存在的问题。在中国人传统的外交观念中，华夏居于中心地位，只有华夏改变“夷人”，没有“夷人”改变华夏的。但是鸦片战争的失败，列强不仅占领了华夏的都城，清政府还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例如外国公使可以入驻北京等。虽然这些不平等条约让清政府大失颜面，但清政府仍旧采用传统的对待蛮夷的思维来对待西方列强国家。这是西方列强完全不能接受的。随着沿江沿海地区通商口岸的开放，来华的外国人越来越多，有些还到内地游历传教，因此若想要完全回避与外国人的交往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背景下，洋务派的官员开始转变外交观念，提出了一些新的外交政策，促使了中国近代外交政策开始逐步转变，与世界接轨。

一、洋务外交的背景

晚清的中国社会，处于一种碰撞的大环境之下，这是两种区域、两种文明的较量。鸦片战争可以说是改变中国近代外交的一个转折点。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在这一时期，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但在对待外国人时，还是采用传统的“华夷”观念，通俗的说就是仍旧带有优越感。第二阶段，是洋务运动时期，这是清政府外交上的一个过渡时期，既保留了传统的对外政策，又开始逐步采纳西方的一些理念、政策。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第三阶段，洋务运动破产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掀起，中国开始被迫全面进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我们这里重点要论述的是处于过渡时期的洋务外交情况。

谈及洋务外交的背景，实际上就是在讨论两种国际体系的碰撞。早在16世纪初，伴随着地理大发现的脚步，不少欧洲国家就走上了海外殖民扩张的道路。在随后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欧洲人陆续来到亚洲，东西方两种不同的国际体系开始碰撞，即我们所说的朝贡体系与近代民族国家体系。所谓的朝贡体系，其核心观念是植根于中国人的传统世界观，即华夷思想。在这种体系之下，把中国看作为世界的中心，周边国家都是落后的“夷”，从而形成一N鲜明的阶级文明对立。但是到18世纪下半叶，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开展，西方列强再一次掀起了对外扩张的浪潮，用他们大炮加商品的外交征途，不断挑战东方国家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规范。尽管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时期屡屡失败，但对外思想仍以旧有的朝贡体系为标准，没有认同西方的外交手段，或者说是炮口下的被迫认同。这种认同是在大炮的震撼下，在各种条约的胁迫下，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展开的。

二、洋务外交的特征

1860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一次失败，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在各个条约以及附属条约的规定下，清政府被迫割让了更多的土地，通商口岸也开放了更多，国家不断遭到侵犯。由此，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开始做出一些调整，虽然很大程度是“不得不调整”：在遵守条约的基础上，清政府建立了一些新的对外机构，按照西方同行的国际法则与西方国家开展国际关系。虽然清政府开始尝试进入西方近代国家，但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仍然占据了人们的心理，洋务运动虽然是向西方学习的重要阶段，但洋务外交仍旧带有鲜明的矛盾性与过渡性。

1.对外观念新旧交杂

近代中国发展过程中，东西方外交理念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差序与平行的矛盾，而二者从本质上看是完全对立的两种外交理念。以中国为主导的东方国家，强调的是华夷尊卑的理念，注重的是藩属国对宗主国的附属。而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强调的是国家独立和的平等。在对外的基本观念上，洋务外交最主要特征就表现在被迫放弃了天朝上国的传统优越理念，而转变为主动接受西方列强的平等甚至是被压迫的观念。所谓的新旧观念胶着，指的不仅仅是这一时期中保守派和洋务派外交理念的矛盾，也包括洋务派自身在被迫接受身份转变时的矛盾心情。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洗劫北京城的巨大耻辱，不仅仅给清朝统治者一记响亮的耳光，也让很多开明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是否需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他们承认西方先进武器背后的科技、经济实力等都是不容小觑的，并且承认当时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和科技水平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清政府一部分官员和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世界格局是不是已经开始变化。除此之外，有关洋务外交中有一点事实是十分重要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出现了两次觐见礼仪之争，这种礼仪的争论看似是不同文化的碰撞，而这从更深层次上反映了晚清统治者以及知识分子放弃心中最后一丝“天朝上国”思想的无奈。

2.常驻使节制度的建立

洋务外交时期，很明显的一个外交特征就是东西方两种不同的交往原则并行。所谓的双轨措施，一方面指的是西方国家的外交体系开始在中国出现，例如外国公使入驻北京，清政府也派遣使节驻外，进行国际交往活动。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中国与一些仅存的朝贡国之间仍旧采用旧有的模式进行交往。例如在英国侵略缅甸的时候，还曾让英国承认朝贡的传统做法。在中西方的交往过程中，晚清政府虽然很大程度上是被迫接受了新规则，但也呈现出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在接受的过程中，抵御的心态始终伴随。

此期的一个重大举措是常驻使节制度的建立。近代外交体制建立后，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国与国之间互派使节入驻，处理外交事务。1860年外国公使入驻北京，再到1876年中国第一个对外使节前往英国。但实际上，晚清政府全面建立这种使节制度，经历了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外国人派公使入驻北京，最大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其在中国的长久利益。而遣使驻外，也是常驻使节制度内容的一部分，诸如《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均没有明确规定中国需要派遣大使，外国人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只是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更大程度上仍旧是清政府自己认识到过去做法的局限，表现出其克服传统观念的过程。

三、洋务运动外交政策的得与失

我们对于历史事件的评价，很多时候都需要站在客观的立场去看待。洋务运动没能拯救日落西山的清政府，也没能挽救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但是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洋务运动的外交政策还是起到很多的积极作用。

从改变传统观念的角度来看，在洋务运动之前，虽然民间已经有知识分子开始倡导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通过“师夷长技”来改变中国现状。鸦片战争的炮火打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国门，也让沉醉在天朝上国美梦中的清政府醒来。面对来势汹汹的西方列强，清政府虽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是在接待外国人时，仍旧保持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但事实证明，西方列强早已不是我们想象中落后而无知的夷人。清政府被迫建立了使节制度、总理衙门等一系列的制度、机构来让中国融入近代西方国际社会之中。洋务运动兴起后，洋务派官员们开始自上而下的带领人们向西方学习，引进了一批西方先进技术，对于转变中国传统的观念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同时，洋务运动掀起后，随着对外政策的改变，清政府设立了一批新式学堂，教授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除此之外，还选派公费留学生去国外学习。这种主动与国外交往的过程中，不仅仅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外交人才。

不过，正如前文所言，洋务运动时期的外交带有浓厚的矛盾色彩，并且最后洋务运动也难免走向了失败。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洋务派们看到的是西方列强先进的武器和科技水平，却因为自身立场问题，看不到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封建制度已经适应不了社会的发展。洋务派官员们采取了看似开明的外交政策，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清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不得已而为的。虽然洋务运动期间，国家公平法已经逐步被清政府接受，但是在两种力量悬殊的对比中，清政府仍旧是被动的。占有优势的西方列强并没有强迫清政府接受一系列的外交理念，但是在力量对比之下，已经失势的清政府只能主动的接受现状，并且尝试了解与自己站在对立面的西方列强究竟是什么模样。

清政府在被动接受西方国际外交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建立一些看似符合国际要求的外交政策、机构来捍卫自己的礼仪，从某种程度上看似乎促进了中国近代外交的发展，却始终改不了统治者封建国家观念的束缚，也就导致了洋务外交必⒆呦蚴О堋6洋务运动的破产，直接告诉清政府，单向西方学习先进器物还是远远不够的。而后，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签订《辛丑条约》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经数千年的朝贡体系外交终于完全土崩瓦解。

四、结语

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希望从器物层面改变中国社会。从本质上说，虽然洋务运动在近代工业、军事、教育等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尤其在外交上培养了很多人才，也让近代中国开始逐步与世界接轨。但洋务运动的本质仍旧是为了恢复清政府的元气，因此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也决定了洋务运动的外交政策并不能转变中国社会的现状，也改变不了近代中国屈辱的世界地位。今天，中国国力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考量历史，仍旧对我们今天的国家发展仍然不乏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正旭.从洋务运动审视中国近代化特点[J].凯里学院学报，2016（4）.

[2]郭翠翠.从制度建设角度看洋务运动的缺陷[J].传承，2016年（4）.

[3]杨天地.洋务运动时期西学东渐对高校英语教育发展影响研究[J].兰台世界，2016（10）.

[4]赵九州.洋务运动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探索[J].党政干部学刊，2016（10）.

外交政策篇7

一、岸信介内阁的对美政策

岸信介作为战时直接参与日本侵略战争的重要官僚，在战后曾一度被美国占领军确定为甲级战犯嫌疑人。作为美国的阶下囚，岸信介产生了看似矛盾的对美情绪。一方面，岸信介不满占领军将其囚禁，认为：“吾辈之战败于国民于陛下皆负有责任，而对美国是没有责任的。”[1]另一方面，岸信介感到自身的命运乃至整个国家的命运，都和美国占领政策密不可分。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他希望企求美国政府给予日本反共盟友的战略地位。

岸信介内阁上台后，采取了以下三方面措施，寻求创造所谓日美平等的“日美新时代”。

第一，加强自卫队力量。1957年5月在岸信介主持了第一次国防会议，通过了“国防基本方针”。其中“适应国力和国情，在自卫所必须的限度内，逐步建立有效的防卫力量”、“对于外来侵略，在将来联合国能够有效发挥组织职能之前，将以同美国的安全保障体制为基础处理”[2]之条款，体现了岸内阁扩充军备，以适应美日安保机制的国防政策。

1957年6月14日，日本国防会议又通过了“第一次防卫整备计划”，日本政府计划将日本陆上自卫队扩充至18万人，组建六个管区队，4个混成旅；海上自卫队舰艇达到12.4万吨，飞机220架；航空自卫队飞机达到1342架，组成33个飞行队和24个航空警戒群。[3]至1960年，三军扩军计划的完成率均达到85%以上。岸信介的扩军行动在加强日本国防力量的同时，向美国政府发出了日本有能力迅速重整军备、履行对等安保义务的信号。

第二，开展“辐射外交”，积极访问东南亚、南亚诸国。岸信介在1957年6月访美前，就于1957年5月20日开始了首次亚洲之旅。岸信介的亚洲外交目的非常明确，“我想作为总理访问美国。为此，先得去东南亚转一圈。以便同美国谈判时，日本不但代表自己，而且代表亚洲。正是抱着这种想法，我才往访的。”[4]由此可见，岸内阁以“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的外交原则开展的亚洲外交，实际是要向美国展现其亚洲盟主的地位，以迫使美国政府将日本当做在亚洲范围内的对等盟友。1957年11月岸信介二度访问亚洲，访问越南、柬埔、澳大利亚等9个国家和地区。至此岸信介的足迹完全覆盖了战后日本所有亚太邦交国，亚洲外交实际成为岸信介向美国展现外交影响力的舞台。

第三，积极促成日美安保条约的修订。岸信介在1957年6月的访美之旅中指出：“此次访美我有三个想法。第一个就是日美新时代，即是将日美所有关系对等化。……所谓对等?平等，当然就是要将日美安保条约修订为对等的条约。”[5]岸信介在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会谈中正式提出修改安保条约的三点要求。第一，希望新安保条约能够以平等互惠的精神再出发，对驻日美军调动等重大行动列入事前协议机制。第二，希望新安保条约中反映联合国之和平精神。第三，希望新安保条约能够明文规定条约的有效期限。[6]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谈判，双方终于在1960年1月19日正式达成协议。新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规定：“缔约国的每一方都认识到，对在日本管理下的领土上的任何一方所发动的武装进攻都会危及它本国的和平和安全，并且宣布它将按照自己的宪法规定和程序采取行动以应付共同的危险。”[7]此条款明确规定了美国作为日本盟国动用集体自卫权保卫日本的义务。此外新条约还取消了“内乱条款”，导入了事前协议机制，规定了条约的有效期限。新安保条约的签订基本实现了岸信介的修约主张。

综上所述，岸信介的对美外交政策是在实现日美对等的政治理念驱使下，充分动用日本现有政治资源和岸信介个人外交魅力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岸信介洞察到美国的亚太政策需要日本扮演一个“反共桥头堡”的角色，并以此对日本的内政、国防和外交政策进行调整，赢得了谈判筹码和美国政府的信任，杜勒斯高度评价岸信介为“日本最敏锐的政治家”。

二、岸信介的对华政经分离政策

由于岸信介内阁上台后，将巩固日美同盟置于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地位，岸信介的对华政策必然不会偏离“亲美反华”的基本方针。但是基于实利主义外交，岸信介采取了政治上不承认新中国政府，同时又要与新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的政经分离路线。

岸信介政府的对华政经分离政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取得美国政府首肯，发展有限对华贸易。1957年岸信介访美期间，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对华贸易至关重要，日本寻求对华贸易额的‘合理增长’。为了阐明日本对华贸易利益，日本政府打算承认共产党中国或与中国建立某种形式的外交关系。”杜勒斯认为：“美国一直认为日本应与共产党中国开展适当的贸易……美国所关心的是这种贸易能否迅速增强中国的战争潜力……如果日本想在中国大陆开设一家正常的贸易办事处，日本人将要承受不良的政治后果。”[8]艾森豪威尔政府给岸内阁的对华活动划下不能触及政治军事领域的底线，这就更加坚定了岸信介实行政经分离对华政策的信心。

第二，在中日民间贸易协定问题上，1955年中国政府在推动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过程中，采取了“民间往来，官方挂钩”的方针，以贸易推动双方政府间交流，最终实现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岸信介内阁上台后，在放宽对华贸易限制的同时，极力主张在贸易的协定各个环节与任何政治问题撇清联系。关于派驻通商代表，1957年尚为石桥内阁外相的岸信介就指出：“扩大对中共的贸易是政府的基本方针，当然有必要积极的去做，但我不认为非得把通商代表请来，以至于不惜破例，既然通商代表是民间人士按指纹这个我方国内法的规矩当然是适用的。”[9]岸信介内阁上台后虽作出一定让步，给予通商代表部人员免摁指纹待遇，但仍然不承认通商代表部有悬挂国旗等外交特权。针对1958年3月5日签订的中日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岸信介内阁官房长官爱知揆一表示政府尊重扩大双方贸易的精神，但是“这个协定是双方民间团体之间的协定，不是政府之间的协定”、“政府无意承认商务代表处的官方特权地位”、“不能承认民间商务代表机构所为有权悬挂共产党中国国旗”。[10]此后，又发生辱华的“长崎国旗事件”。中日贸易彻底中断。

第三，岸信介为展示其反共立场，多次发表反华言论。岸信介于1957年6月访问台湾，表达了他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支持态度，他表示：“若以防范共产主义渗透而言，中共对日本的威胁可能超越苏联。对中共窃据大陆，日本也同样感到威胁，因此我国对中华民国光复大陆的努力深表同情。”[11]此外，岸信介还在访印、访美期间散布反华言论。岸信介的反华立场招致中国政府的极大反感，周恩来总理逐条批驳了岸信介的反华言论，并指出“上述这些事实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岸信介首相是故意同中国为难，挑拨亚洲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拿污蔑中国来讨好美国……”[12]

从以上政策可以看出，岸信介对华政经分离政策是在“日美基轴”前提下岸信介实利外交的畸形产物。岸信介在政治上刻意强调反华立场赢得了美国政府的信任，为安保条约的成功修订铺平了道路。岸信介在经贸问题上顽固坚持政经分离政策，既不保证通商代表部的基本政治权益，又与中国政府以经促政道路背道而驰。岸信介的对华政策屈从于对美政策，注定了中日关系走向全面倒退。

三、结论

外交政策篇8

【关键词】洋务运动；国家公法；和戎；以夷制夷

“合地球东南西溯九万里，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i清朝被迫放弃传统的宗藩体制融入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当中。为维持清朝统治，阻止列强新的攫取、侵犯而又维持中外和平局面对内进行了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对外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外交策略。本文就洋务运动期间的清朝所采取的一系列维护和局之策进行简单分析。

一、逐渐接受西方近代国际法意识，据理力争

逐步接受西方近代外交观念以及国际意识。首先是对传统天下观的改变。随着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传入，国内出现不少重新认识世界和评价中国在整个世界中的地位的言论，尤以洋务派为代表。王韬提到“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的思想，实际上否定了中国文化至上的传统“夷夏”观。封建外交思想的藩篱逐渐被打破，近代的国际意识逐步萌生。其次是西方国际法的应用，在新的世界潮流和时代精神的冲击下，国内逐渐接受了更多的近代西方外交观念，最明显的是接受万国公法作为处理国际间关系的准则，产生国家观念和争取国家平等的思想。清廷内部不少官僚尤其是洋务派开始认识到西方列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性质的的条约，痛切地揭露了这些条约对中国的危害。奕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就曾声称“凡条约所不载者，彼即多方要挟，无不以理坚拒”。ii

第三，洋务派主张自立――培养外交人才。洋务派代表之一奕提议：“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坚苦贞定，且历之永久之心，人人皆洞悉底蕴，力是讲求，为实在可以自立之计，为实在能御外患之计，庶几自强有实，而外侮潜消。” iii而后便提出了练兵、简器、设厂、筹响、用人、持久等六项，促使政府开始重视外交，致力于培养外交人才。1862年6月开办了“同文馆”，设英、法、俄文三个班，随后又增加了算学、天文、地理、万国公法、医学等课程。不仅培养了科学技术人才，还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外语和外交人才，从同文馆毕业的学生中有二十八人后来做了驻外公使一级的外交官。从此清政府的外交有了起色。虽然这一时期清政府的外交以妥协为主，但毕竟开始接受西方近代国际法观念，表现出对世界潮流和时代精神的体认，或多或少维护了部分利益。

二、和戎妥协，适当备战

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中国被迫放弃闭关自治，清政府内部许多官员开始思考中西两种不同体制，洋务派代表奕、李鸿章等主张“外须和戎”，而顽固派等企图以刀剑抵挡西方枪炮，最终经过争辩，清廷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接受了洋务派主张。但是在和戎的背后，也相应作出备战，取得一些积极效果。

洋务派主要代表人物李鸿章等曾说过：“夫南宋以后，士大夫不甚知兵，无事则矜愤言战，一败则懦言和，浮议喧嚣，终至覆灭。……虚骄务名者恒败，坚忍多略者恒胜”，建议忍辱以维持和局。当然这种和平外交并不等同于屈辱投降，一定程度上取得一定效果，为国内变法图强创造暂时稳定的国际环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忽略了资本主义殖民掠夺的本性，对西方列强谋求经济扩张和政治控制的危害性估计不足，从近代争取民族独立斗争角度分析，这无疑是一种妥协软弱的思想。近代中国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两大目标的实现都有赖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面对19世纪中后期一个矛盾的时期，这种方针注定失败。

和平外交实施的同时，清政府内部不少人也认识到与洋人交往并非只靠口舌之争，中法战争爆发之前，驻外公使曾纪泽就曾在致总理衙门电文中指出：“法之图越，蓄谋已久，断非口舌所能挽救，拨派数艘移近南服，使敌人有所顾忌。”“吾华果能实力筹备战守，彼将又作回翔……备战可以守和，示和则必致战也……莫如以和为体，以作可战之势为用”。在中外双方剑拔弩张之时备战自卫无可厚非，但是在此时期并没有多少实际效用。双方实力悬殊太大，如果列强认为时机成熟志在必得而蓄意发动战争，备战未必实际奏效。

三、以夷制夷

“以夷制夷”政策是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策略与西方的“均势”思想结合的产物，得到清廷内部多数人的认可。首先是该政策实施的可能性，一是“一国启衅，各国惴惴”，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聚集着各国的家眷、财产，一旦发生中外战争，他们在华利益势必受到影响；二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列强之间争夺在华利益，所以“西洋各国，外虽和好，内实险竞”；三是“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在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对外进行扩张道路上这是一条持久的原则。如天津教案发生后，奕等人“欲以悚动之词，联络各国，使其从中排解”。

在自身的实力不足的情形下打外国牌，有时候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要取得成功，必须要充分了解列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在华政策及其在华的相互利害关系，这方面显然清政府官员的认识是比较肤浅的，有不少人抱着过于乐观的态度最终未达到预期效果。如1881年法国侵越云贵总督刘长佑主张“召诸国之使与法臣质辩，别简大臣至津、沪各口与诸国提督、领事官举众国公议之约，斥责法国人，度其愧赧，必谋寝兵。” iv天真地认为各国必会助我责法，起码会稍有收敛。但事实不容乐观，虽然列强之间存在矛盾和斗争，但是当时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现实就是列强并非真正帮助中国从中斡旋而是孜孜以求的想着如何制服中国，以便进行更多的掠夺。一个英国学者写道：“德国公使巴兰德公然自称其座右铭为‘中国的困难乃是所有外国的机会’，这个信条大体也为所有西方国家所奉行。”除此之外，借助外国“以夷制夷”只是阻止外国侵略的辅助手段，清政府内有些官员企图完全寄希望于这种政策，做法亦不可取。当然在危难之际，争取外援的做法无可厚非，但是完全依赖他国的帮助而不积极筹备迎战，企图让别人为自己火中取栗实在是痴心妄想。

洋务运动期间的清政府对外政策主要是“和戎”，面对西方强大的资本主义，中国还只是刚刚蹒跚学步的婴孩。但清政府也并非完全听任帝国主义列强的宰割，在与西方打交道过程中，也采取了按约理论、以夷制夷等策略事实上也得到过一些效果，可以说是一种明智之举，但外交以国家实力为后盾，碍于实际形势只是螳臂当车不能阻止甚至加速了愚昧、颛顼的清政府的灭亡。

注释：

i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

ii《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11 .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第1页.

iii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98 .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第19页.

iv中国史学会.《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1册）. 上海： 新知识出版社， 1955.第120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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