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范文
时间：2023-03-16 20:21:11
外交政策范文第1篇
冷战期间占国际关系理论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认为外交决策过程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过程，政府或者其主要的领导者在追求国家利益时是一个理性的行为者，在决策的过程中能够获得所有决策(选择)所需要的信息，对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通过一个开放的过程选择能给国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策选择。这些学者认为，国际体系制约和影响政策的选择，个人很难对外交政策的结果有任何影响，不同个性的人在同样条件下会做出同样的决定，“名字和面孔可能改变，但(国家)利益和政策则不会改变。”用官僚政治模式研究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学者则认为，外交政策是在复杂的官僚机构中制定的，政策制定过程对效率的追求要求彻底摆脱个人的私心杂念，感情好恶，因此决策机制和过程限制和制约了个性发挥作用，过于强调个人的作用往往陷入唯心主义的陷阱。
辩证唯物主义在强调人的一切心理现象都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的前提下，也认为人的心理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并非死板的、机械的反映，并不像镜子映照物体那样。人对现实事物的反映是同他长期形成的个人特点、知识经验、世界观等密切相联系的。人对客观现实世界进行认知的过程不仅受到认知对象(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主观因素，如信仰、需要、兴趣、知识经验以及知觉对象对生活和实践的意义等的影响。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是与这样的辩证思维相一致的。这种视角因个人在冷战结束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冷战结束的方式而变得更为引人注目。这种认知(个人，个性层次)的视角(理论、方法或模式)通过对决策者及其信仰和认知过程的研究来理解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在西方，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方面来理解和研究外交决策者与外交决策结果的关系。有的侧重于对决策者信仰系统的研究，有的侧重于对决策者认识过程的研究，有的则侧重于对决策者的信息处理方式的研究，也有的学者则将精力放在对外交决策者个性的研究上。概括起来，这些学者认为决策者或者受到自己信仰的影响，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或受到决策者信息处理方法的影响，一般是比较封闭和保守的(close-minded)，对外界的变化适应是缓慢的，或者对外界的变化有一种抵制态度，拒绝接受这些变化；或者认为决策者对形势的判断有时候是不准确的，决策者在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往往受到错误认识的影响，或者是根据对现实世界的错误认识制定外交政策。这种方法强调对外交决策者及其认知过程的研究，认为不同的决策者参与外交决策可能会有不同的外交政策结果。
从认知角度对国际政治的研究开始于1930年代。当时一些学者将一些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运用于对外交决策的研究。他们中的大部分主要研究国家的特点，对战争的态度，公众感情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等。如所谓的“战争开始于头脑之中”，就是说从发动战争者头脑中一产生发动战争的这种想法以后，战争的机器就开动了，而不是在战场上。但是由于这些学者缺乏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的背景，而现代含义上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则刚刚开始，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缺乏对心理学的了解，因此这些研究并没有得到国际政治学者的接受。
尽管如此，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产生，就有不少学者将个人层次和认知的因素作为影响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变量进行研究，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日益引人关注。如沃尔兹在其经典的《人、国家和战争》一书中在分析战争的根源时提出的第一个意象(image)就是人。这种意象认为，“人的邪恶，他们错误行为导致了战争，如果个人的美德能够被普及，就会有和平。”(注：KennethWaltz,MantheSateandWar(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9),p.39.)他在阐述这一意象时提出，“如果不理解人的本性就不可能有政治学的理论，”“世界历史的发展离不开创造历史的人。”(注：Ibid.,p.28.)同一时期的另一位国际关系理论大家赖特也以同样的笔调指出，“国际关系不能仅仅局限于政府间的关系，结论不能建立在认为它们(心理学)不能提供足够的预测和控制的假设的基础上。”(注：QuencyWright,The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NewYork:Appleton,1955),p.433.)博丁也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决定、影响国家政策和行为的人并不是对‘客观’实际环境的反应。决定我们行为的是我们认知的世界，而不是现实的世界。”(注：QuotedinJerelRasati,“ThePowerofHumanCognitionandPolicymakerBeliefsinForeignPolicyandWorld
Politics,”manuscript.)罗森诺在呼吁建立比较外交政策的理论时提出了影响外交政策的五个层次的自变量，其中一个就是个人，也就是决策者。(注：JamesRosenau,“Pre-TheoryandTheoryofForeignPolicy,”inApproachestoComparativeandInternationalPolitics,R.BarryFarrelled.,(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66),pp.97—100.)但系统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并将这种方法运用到对国际政治的研究，而且引起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是斯布罗特夫妇(HaroldandMargaretSprout)。
二、主要理论：从认知一致理论到社会认知理论
斯布罗特夫妇在1956年发表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人——环境关系的假设”一文引起很大的反响，九年后又被扩充成一本书。他们指出，一切客观的环境和现实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决策者的心理过程才能发挥作用。决策者一般都有一种“从内向外”看问题的方法，来自外界的信息通常是经过由他们的态度、信仰、动机构成的“透镜(lens)”，有选择地过滤和吸收后才有意义的。“一个人的价值观和其他心理倾向指导着他有选择地关注周围的环境，他根据有意识的记忆和潜意识的经验去解释经过他选择的周围环境。”(注：HaroldandMargaretSprout,TheEcologicalPerspectiveonHumanAffairswithSpecial
ReferencetoInternational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5),p.118.)这种被观察到的环境被称为“心理环境(psychologicalmilieu)”，它和“操作环境(operationalmilieu)”，或者是现实的客观环境或地理环境是有区别的。“从决定和决策的过程来看，重要的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如何认识环境的，而不是环境到底是什么。”(注：Ibid.,p.224.)但是决策者制定了外交政策以后，就必须在操作环境或现实环境中执行。他们指出，对于研究决策过程来说，掌握研究决策者对“操作环境”的认知，也就是“心理环境”，对理解和认识外交政策的制定，打开制定外交政策“黑匣子”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外交政策是否能够实现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时所确定的目标，则取决于政策是否符合实际环境。决策者的心理环境和现实环境的不一致可能导致不符合实际的外交政策结果。这一时期从认知视角对国际政治进行的研究受心理学中态度(attitude)或态度变化(attitudinalchange)的影响，根据认知的一致性(cognitiveconsistency)的观点，人在认识和把握现实世界时依赖于主要的信仰，而且尽量保持信仰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人们在理解和认识客观世界时会保持基本的信仰系统，会回避、抵制与自己的基本信仰不一致的信息，特别是与自己的信仰的核心不一致的信息和材料，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信仰和对外界信息的处理方式影响决策者对形势的认知过程，认知过程影响外交政策的结果。
运用这种认知的视角进行研究的突出代表是霍尔斯蒂对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的研究。霍尔斯蒂根据有关认知的理论将信仰系统分为两部分：对现实的影像(imageofthefact)和对前景的影像(imageofwhatoughttobe)。前者影响对现实的认识，后者实际上是一个人的价值观，直接指导着对外政策的制定。信仰系统是包括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系列的“印象”构成的，是一套物质世界和社会环境进入人脑所必经的过滤器。决策者根据自己对现实的印象制定外交政策，而不是根据现实制定政策。在决策过程中每一个决策者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现实环境(外部)经过由基本信仰构成的镜片的过滤，形成对现实的反映，然后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因此信仰的差别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人们对现实看法的不同，最终解释了国家间外交政策的不同。霍尔斯蒂搜集了434份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的资料，包括他在国会的证词，答记者问，演讲等，然后利用“内容分析(contentanalysis)”的方法对杜勒斯的所有讲话进行分析，特别是他3584次提到苏联时的用词。他发现杜勒斯对苏联怀有非常难以改变的“敌人的印象(imageofenemy)”，不管苏联的政策如何变化。这一结果和心理学中的“认知的一致性”理论是完全吻合的。如杜勒斯不愿意接受、不信任来自苏联的与他对苏联的印象不一致的信息，一旦遇到这样的信息，他或者去寻求与他的印象一致的信息来否定原有的信息，或者对这些信息做出不同的解释。这种对外界变化的生硬态度源于一种他认为苏联“天生是不可信任”的固有认识。他认为，“只要苏联是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一个封闭的社会，它就代表杜勒斯价值观念核心的对立面。此外，可能挑战这种认为苏联在本质上是不可信的信息基本上都是来自苏联，因此很不可信，而且通常是含糊不清的，足以使人产生各种各样的解释。”对苏联所采取的缓和政策，杜勒斯则认为这是因为苏联外交政策失败和力量不足的外在表现，而不是因为苏联爱好和平。比如1955年苏联与西方签署了《奥地利国家条约》，允许奥地利在西方阵营内保持中立，导致了东西方国家关系的缓和，对此杜勒斯认为这决非因为苏联有善意，而是因为苏联农业政策失败而导致的国家虚弱和苏联整个对西方政策失败的结果。此后对于苏联为缓和国际形势裁减军队120万，杜勒斯也认为，苏联的出发点是恶意的。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经过记者一轮轮问对之后，一个记者说，“从您今天早上所说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您更喜欢让这些人当兵?”杜勒斯回答说，“当然，我宁愿让他们站在那里站岗，也不希望他们去制造核武器。”(注：OleR.Holsti,“TheBeliefSystemandNationalImages:ACaseStud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andForeignPolicy,ed.JamesRosenau,(NewYork:FreePress,1967),p.548.)霍尔斯蒂对美国原国务卿杜勒斯的案例研究从决策者认知的角度揭示了美国对苏联的政策以及美苏之间矛盾的升级。
另一个有影响的研究信仰与外交政策结果关系的学者是乔治。他在“行为准则(operationalcode)：研究政治领导人和决策的一个被忽视的方法”一文中对列特斯(NathanLeites)1953年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研究》一书中提出的“行为准则”进行了提炼，提出“行为准则”指“政治领导人对政治和政治冲突的信仰，历史发展可以决定程度的看法，以及其正确战略和策略的观念等。”他将苏联共产党的信仰分为哲学信仰(philosophicalbelief)和策略信仰(instrumentalbelief)两个方面来研究苏联共产党领导核心的信仰对苏联外交政策决策的影响。(注：AlexanderGeorge“theOperationalCode:ANeglectedApproachtotheStudyofPoliticalleaderand
DecisionMaking,”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13,2,(1969).)这些准则可以通过对10个问题的回答来得出。反映哲学信仰的5个问题是：(1)政治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政治从本质上是普遍和谐的呢?还是冲突的?政治对手的基本特点是什么?(2)最终实现一个人的基本政治价值观念和追求的前景是什么?一个人能乐观吗?还是必须是悲观的?在哪些方面应是悲观的?在哪些方面应是乐观的?(3)政治前景可以预测吗?在什么意义上，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这样的?(4)人们从多大程度上可以“控制”和“掌握”历史发展的进程?个人在“推动”或“影响”历史朝自己所期待的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5)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机遇”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反映策略信仰的5个问题是：(1)选择政治行动的目标的最佳手段是什么?(2)实现政治目标的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3)如何计算、控制和接受政治行为的风险?(4)什么是实现利益采取行动的政治目标的“最好时机”?(5)实现目标时采取的不同手段的效用和作用是什么?“行为准则”和另外一些学者对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的思维步骤进行研究所提出的“认知过程图(cognitivemap)”是一致的。“认知过程图”是指对外政策的制定者在特定环境下理解环境的一套信仰，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它认为，决策者在观察形势并根据需要做出一定决策的过程中一般要经过四个步骤：信仰的扩充(initialamplificationofrelevantbeliefs)，寻找先例(解释事件)，评估后果，寻求可供选择的政策，做出外交政策的决定。他们为领导人的行为及其过程确定了界限。(注：JerelRosati,“ACognitiveApproachintheStudyofForeignPolicy,”inForeignPolicyAnalysis:ContinuityandChangeinItsSecondGenerationeds.,Laura
Neacket.al.,(NJ:PrenticeHall,EnglewoodCliffs,1995),p.57.)乔治在他文章中指出“行为准则”又可以称作“认知过程图”，但是“行为准则”因为乔治的提炼和推广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影响了很多人运用“行为准则”的方法来研究领导人的外交政策，不仅被用来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其中不少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注：DavisB.Bobrow,“TheChineseCommunistConflictSystem,”Orbis,9(Winter1966);H.BoormanandS.Boorman,“StrategyandNationalPsychologyinChina,”TheAnnals,370(March1967);TangTsouandMortonH.Halperin,“MaoTse-tung''''sRevolutionaryStrategyandPeking''''sInternationalBehavior,”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59,(March1965).)而且也被用来研究其他国家或人的外交政策。(注：StephenG.Walker,“TheInterfacebetweenBeliefsandBehavior:HenryKissinger''''sOperationalCode
andtheVietnamWar,”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no.21,1977.)
从1970年代开始，政治心理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认知的革命，认知的作用更加受到重视。一些学者又开始用社会认知理论(socialcognitivetheory)或图式理论(schematheory)研究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个人的作用和影响。这种理论认为，个人是认识上的吝啬鬼(cognitivemiser)，他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依赖于现存的信仰和图式(思维结构)去解释客观世界。他们在发展认知一致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态度或信仰是相当复杂的，内部是由多种不同的内容组成的，因此认知的过程也是相当复杂的。处于核心部分的信仰是很难变化的，但是处于边缘部分的因素则非常容易变化，并最终可能影响到中心信仰的变化。在理论方面比较能代表这一时期成就的是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认识与错误认识》。他在提出从四个层面上对国际政治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决策者的认识过程对外交决策，乃至国际政治的影响。如认知的一致性是如何影响外交决策的，外交决策者又是如何从历史中学习的，态度是如何变化的，外交决策者对现实错误认识的规律及其影响等等，进而提出了认知对研究外交决策和国际政治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撇开决策者对世界的信仰和他们对其他人的印象(image)，通常是不可能解释关键性的决定和外交政策的。”(注：RobertJervis,PerceptionandMispercep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6),p.28.)
与此同时，一些对外交政策的研究也采用社会认知或图式理论的方法。如拉尔森对遏制政策起源的研究，就是利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借用有关档案材料，对从二战结束前的1944年到1947年冷战爆发这一段时间内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杜鲁门、哈里曼、贝尔纳斯、艾奇逊等对苏联的认识发展过程进行的研究。他发现艾奇逊对苏联的认识基本上是稳定的，而其他几个决策者对苏联的认识则经历了从盟友到对手乃至敌人的变化过程，进而提出没有一种关于认知的理论能够解释所有美国对苏联政策的决策者的认知变化过程。(注：DeborahW.Larson,OriginofContainment:APsychologicalExplanation(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5).)罗赛蒂采取相同的方法对卡特政府外交政策主要成员的信仰及其对外政策的影响进行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指出在上台之初，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成员卡特、万斯和布热津斯基的世界观是基本一致的，都非常乐观。他们都不赞同尼克松、基辛格的权力政治和均势外交，认为那些是不道德的，不能反映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势，希望与苏联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但是随着苏联在全球扩张的升级，从第一次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的战争开始，布热津斯基对苏联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到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彻底改变了对苏联的认识，而万斯基本上保持了对苏联原来的认识。卡特先是摇摆于万斯与布热津斯基之间，但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彻底倒向布热津斯基。罗赛蒂指出，决策层的信仰和对世界的认识越一致，那么这个国家外交政策越可能与这个统一的信仰一致；相反，如果决策层的信仰和对世界的认识不一致，外交政策就有可能与这个国家决策层的信仰不一致。(注：JerelA.Rosati,TheCarterAdministration''''sQuestforGlobalCommunity:Beliefsand
TheirImpactonBehavior(ColumbiaS.C.UniversityofSouthCarolinaPress,1987).)这两个研究都反映出对外政策决策者的信仰和对世界的认识是可以变化的，尽管这种变化因决策者的教育程度(是否专家)、他们所担任的职务、以及决策时的形势特点而异。
三、主要方法：内容分析、案例分析与过程追踪
外交决策的过程常常被认为是一个“黑匣子”，研究者很难了解这个黑匣子内部所发生的事情，除非自己参与了这个决策过程，或研究者本人就是外交决策者。但是相对于决策过程来说，对认知过程的研究就更难了。可以说决策者在做出对外政策决策时的心理过程属于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黑匣子”内的“黑匣子”，它处于其它一切影响外交政策结果的因素与外交政策结果的中间。人们常常说国际环境的变化引起国家外交政策的变化，或者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国内政策的变化导致了外交政策变化，但是实际上，所有这些国际的或者是国内的变化或变量本身是不会自动发挥作用、影响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外部环境或因素都必须通过决策者的信仰、认识、态度、个性等构成的凸镜的“过滤”才会变得有意义。换句话说，这些外在的因素只有被决策者观察到，并被决策者在决策时考虑在内，它们才会有意义，才会成为影响外交政策决策的因素，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作用，影响对外政策的结果。正如罗赛蒂所说，“把信仰作为因果关系的核心的主要优势是在理解外交政策时把环境和心理的因素结合到一起。同时，因为认知的方法是研究决策者的‘心理环境’的，因此学者在研究时还应该对‘操作环境’的直接影响保持敏感以使对外交政策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注：JerelRosati,“ACognitiveApproachtotheStudyofForeignPolicy,”inForeignPolicyAnalysis,p.67.)
在从认知的视角对外交政策进行研究时，常常会发现不同的学者运用不同的心理学概念，如认识、认知、信仰、动机、印象、信息处理过程等等。这种不一致说明不同的学者在从认知的视角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进行研究时往往会侧重不同的方面。他们在将这些因素作为变量研究其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影响时往往先对这些概念进行自己的界定，进而展开研究。罗赛蒂1999年在外交学院进行讲学的时候告诉笔者，这些不同的内容(概念)相互关系如何，在头脑中是如何组织起来，并构成人的信仰系统并发挥作用的，至今还没有理顺，这应该是这一领域将来的一项任务。在多元主义的美国，这可以说是难以实现的目标。但是无论如何界定，这些概念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在运用到对实际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研究时难以操作。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一般借助两种方法，一是“内容分析”法，也就是通过搜集研究对象所发表过的言论，可能的话对研究对象本人或对与其一同工作者的采访，报纸对研究对象的报道，以及传记等二手材料等，对有关内容进行分析，如数某一个词用法的次数，对研究对象在谈到某一个国家或事物时常常使用的词进行分类归纳等手段，得出研究对象对一个国家或者事物的认识(或者是错误认识)、态度、乃至信仰，以及制定或执行某一项外交政策的动机。进而找出研究对象在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中的认知过程，找出认知、信仰等其它心理因素对外交政策是如何产生影响的。本文所提到的绝大部分研究都是借助这一方法进行研究的。霍尔斯蒂关于杜勒斯的研究作为“内容分析”的一个典范被多个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论文集收入。
另一个手段是案例分析。信仰或认知对外交政策结果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参与对外政策制定者发挥作用的，因此在从认知视角对外交政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过程中，一般采取案例的方法，这些案例有对重要决策者一个人的研究，如研究较多的有对杜勒斯、基辛格、美国前总统威尔逊、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等对其国家外交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一些外交决策者的研究；有对一个重要的决策群体进行的研究，如对前苏联共产党核心信仰的研究(如行为准则)，以及利用这样的方法对中国共产党信仰系统的研究，对美国做出入侵古巴猪湾的决定和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时的肯尼迪政府决策小组的决策过程的研究，以及对杜鲁门和卡特政府决策小组的研究等；也有对精英群体，或知识分子的研究，如沈大伟在《美丽的帝国主义》一书中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美国观的研究等。(注：DavidShambough,BeautifulImperialism:ChinaPerceivesAmerica1972—1990(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1).)
在探索信仰、认知与外交政策结果的关系时，有两种方法是经常使用的。一个是“过程跟踪程序(processtracingprocedure)”，这种方法追踪和研究决策者认知变化的详细过程，比如说决策者的信仰是什么，它是如何影响决策者接受和分析来自外界的信息的，这种信息处理方式和结果导致决策者是如何判断形势的，决策者根据这种对形势的判断在决策过程中考虑了几种可能的选择，最后为何选择了最终的政策等等。这种对决策过程的详细的研究能够揭示出信仰、认知过程与外交政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causalrelation)。但是这种方法比研究决策过程的官僚政治更难，因为它需要更多更详细，而且又都是更难以获得的材料，需要完全借助心理学的手段。因为信仰无形，认识过程又看不见摸不着，对其发展变化更难把握。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学者在研究时采取的方法之一，是运用跨领域的比喻和同一领域的类比，把看不见的或不容易理解的现象和事物与一种一般人都比较熟悉的东西或事物相比，从而使人们更加容易理解决策者的观点和看法。(注：KeithL.Shimko,“ForeignPolicyMetaphor:Falling`Dominoes''''andDrug`Wars'''',”inForeignPolicyAnalysis,pp.71—84.)这种方法在国际关系中常常被使用，比如，美国在冷战期间的“遏制”政策原意则是用容器(container)把苏联“装(contain)”起来，翻译为“遏制”。这里共产主义的苏联被看作是一种哪儿低就往那里流的一种“祸水”，美国领导人对苏联的认识经过这样一个比喻就非常清楚可见。人们比较熟悉的类似比喻还很多，如国际关系史中的“冷战”、“多米诺”理论、军备“竞赛”、的“纸老虎”的观点等。伊拉克占领科威特之后，美国政府则把伊拉克的入侵说成是伊拉克对科威特的“”，这里显然是将之比做现实生活中一种人们不能容忍的一种暴行，说明美国认为伊拉克的行为必须得到惩罚，美国对伊拉克的打击是一种正义的行为。从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称一些他认为不负责任的国家为“流氓国家”，则是把国家行为比作是一个生活中人们熟悉的“流氓”。这些比喻都使抽象的东西变得形象具体，使研究者能够把握研究对象对事物的认识及其发展。
与比喻稍有不同但可以达到同样效果的是利用同一领域的类比。也就是把一些不清楚的决策环境与历史上人们熟悉的事件或情节进行类比，从而使人们对新的模糊不清的形势有一个相对清楚的认识。杰维斯在研究错误认识产生时说，“国际上以前发生的事为政治家提供了广泛的可以想象的环境，使他能探测到(事物间的)基本模式和因果关系，帮助他理解他的世界。”(注：Jervis,PerceptionandMispercep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p.217.)如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形势与历史上希特勒占领捷克苏台德区后的形势进行类比，从而看到美国决策者对当时形势的“认识”和看法。(注：YuenFoongKhong,AnalogiesatWar:Korean,Munich,DienBienPhu,andtheVietnam
Decisionof1965(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2).)如布什政府最近用“邪恶轴心”把伊朗、伊拉克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比作二战期间的德、意、日等，这样就可以看到美国外交决策者对这三个国家的认识。借用这样的方法可以理解一些外交决策过程中决策者的认知心理过程。如美国决策者在做出对朝鲜战争进行干涉时的认知过程通过几个比喻和类比则非常清楚了。首先，美国认为苏联是一个“邪恶帝国”，是“祸水”，必须“装(contain)”起来(比喻)；其次，朝鲜战争的爆发被认为是莫斯科指导下的共产主义在全球进攻的一部分，这一点与事实是完全不符合的，因此可以说是一个错误的认识(misperception)；第三，在产生了这样的错误之后，美国决策群体运用了一个非常错误的类比，也就是把朝战的爆发以及北朝鲜在战场上的优势比作希特勒占领苏台德区，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意大利占领索马里等，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那就是绥靖。(注：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叙述了他就是根据这样类比来看待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形势的。见HarryTruman,Memoirs,vol.2,YearsofTrialandHope(Gardencity,N.Y.:Doubleday,1956),pp.332—333.)因此美国政府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导致了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战争。
另一种方法则是“一致程序(congruenceprocedure)”，也就是不研究决策过程，更不研究决策者的心理过程，因此不需要有关决策者个人心理过程的详细材料，只需一方面找出决策者的基本信仰，另一方面找出决策者国家的具体的外交行为，如果它们一致了，就说明决策者的信仰对这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影响。如沃克利用“行为准则”模式对基辛格的研究。这种方法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但是，它只能回答对外政策决策者的信仰与决策结果之间的相互联系(co-relation)，而不能确定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更不能解释外交政策决策者的信仰与外交决策结果之间不一致的现象。M·赫尔曼提出，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决策者是否对外交感兴趣，对周围环境是否敏感，以及是否有外交的经历，或者是否受过相关专业的教育等三个变量可以解释领导者的信仰与外交政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她通过对对外政策决策者的个性的研究试图建立起决策者信仰与外交政策结果的关系，解释为什么有时候决策者的信仰影响外交决策的结果，而有时候则没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有的领导人的信仰影响其国家的对外政策，而有的领导人的信仰则不发挥作用。由于篇幅有限，这里不拟展开。(注：MargaretG.Hermann,“EffectsofPersonalCharacteristicsofPoliticalLeadersonForeignPolicy,”inWhyNationsAct,p.57;MargaretG.Herman,CharlesF.HermannandJoeD.Hagan,“HowDecisionUnitsShapeForeignPolicy:DevelopmentofaModel,”Paperpreparedforthe1991AnnualMeetingoftheInternationalSocietyofPolitical
Psychology,Helsinki,Finland,pp.4-5.)
认知的视角只是外交政策分析(从广义上说是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的视角之一。影响对外政策决策结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要求从多个角度和多个层次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及其对外交政策结果的影响。但是由于认知的视角处于影响外交政策的所有变量与外交政策结果的之间，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各个层次，特别是随着对外政策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认知的视角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进行研究，包括对中国外交的研究。(注：研究中国外交的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AllenS.Whiting早期对中国外交的研究《中国跨过鸭绿》(ChinaAcrosstheYalu:TheDecisiontoEntertheKoreanWar,1960)和《中国深思熟虑的威慑》(TheChineseCalculusofDeterrence,1975)都是采用传统的理的方法，但在1989年出版的另一本关于中国外交的书则是从认知这个角度来研究的。见ChinaEyesJapan(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9)，类似的专著还有GilbertRozman,TheChineseDebateAboutSovietSocialism,1978—1985(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Shambough,BeautifulImperialist.YongDeng
andFeilingWang,eds.,IntheEyesoftheDragon,ChinaViewstheWorld(Lanham:Rowman&LittfieldPublishersInc.1999).GeraldChan,Chineseperceptionson
外交政策范文第2篇
【关 键 词】文化 外交政策 分析
一、文化的定义
广义的文化是人类文明的载体，贯穿于人类发展过程的始终。但是在不同时期，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人们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又存在很大差异。
在中国，最早将“文”、“化”合而为一使用的是西汉的刘向，他在《说苑·指武》中写道：“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工。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刘向所用的“文化”指的是文治和教化。延至近代，尽管“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有所拓展，中国的文人和学者基本上沿用了这个涵义。[1]（p152）在西方，“文化”（culture）由拉丁语动词“colo”（培育）转化而来，原本有土地耕作、动植物培养之义。古罗马的西塞罗所说的“智慧文化即哲学”就是把人的心智发展类比于动植物的培养。[1]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化的使用范围有所扩展。美国学者克罗易勃和克鲁克霍恩在其《文化：概念和定义的考评》（1952）一书中列举了1871-1951年期间出现的164种文化的定义，在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之后，把文化的定义分为六大类型：描述和列举性的、历史性的、规范性的、心理性的、结构性的、遗传性的，[2]并且勉强给出了一个他们自己的定义，即文化是“一种源自行为的抽象概念”[3]。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有对文化的经典论述，认为文化是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生产力的总和[4]。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指出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借助于意识和语言存在，文化是人类特有的现象和符号系统，文化就是人化，起源于人类劳动。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5]。
文化的定义之所以会如此纷繁复杂，与文化丰富的内涵和很强的跨学科性是密不可分的，不同的学者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从不同角度给文化下了各种各样的定义。尽管不存在明确的定义，但文化有着科学的内涵和一定的范围界定。王鸣鸣在《外交政策分析：理论与方法》中从三个层次来理解文化的内涵：第一个层次是由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方式构成的，它是文化中最抽象、最稳定的东西；第二个层次是由各种思想观念凝结成的正式制度、条例和风俗习惯，种种文化的变化常常是缓慢的；第三个层次是由各种观念、意识的物化构成的，包括衣着打扮、饮食习惯、文艺作品等，这种文化常常受到外部条件的刺激而发生显著变化。[6]
尽管学者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文化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不同的文化模式下，个人的思维、价值观念甚至国家的组织建构都体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对于国家的外交政策而言，其制定是“决策者对于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运用自己的主观判断作出反应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管是决策者自己的主观判断，还是国家内部决策组织间的博弈都会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文化要素的分析是外交政策分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文化分析模式的产生和发展
外交政策分析中文化分析模式的兴起，是在国际关系学界对大理论（grand theory）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外交政策分析的批评和质疑下产生的。[7]尽管沃尔兹声称国际政治理论不是一种外交政策理论，是不可能预测某一国家的具体对外政策行为的，而且他本人也质疑建立这种理论的可能性。但是，新现实主义在单一理体和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的假定下，通过分析国家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地位或权力分配，是能够解释很多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的。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外交政策理论则不把国家看作一个单一行为体，而是对它进行功能性的分解，确定国家内部的影响对外政策的主要行为体的效用偏好，最后通过各行为体的利益计算，从而自上而下地推导出国家的政策行为。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是把国家看作是理体，其外交政策偏好是既定的，国家利益是静态的、客观的。而从文化视角分析外交政策则是对这一分析前提的颠覆，它提供一种动态的、微观的分析视角，从而更好地完善外交政策分析理论。
关于分析外交政策的文化模式的发展脉络，学者之间仍存在争议。肯·博斯（Ken Booth）和罗素·楚德（Russell Trood）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将文化视角研究外交政策分为冷战期间对美国和苏联的战略文化研究与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向其他国家扩展两个阶段。美国学者江忆恩则把对战略文化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决定论阶段、80年代的把文化作为模糊工具阶段和90年代对组织文化研究的阶段。美国学者麦克·迪席（Michael Desch）在《文化冲突》一文中把外交政策的文化分析模式的发展大概分为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二战及战后初期，对轴心国家行为模式的研究。二战中，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管辖下的外国国民性格分析署雇用了本尼迪克等一大批人类学家来研究轴心国的“国民性格”。战后初期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代办乔治·凯南给国务院发回的8000字电报，从历史文化的视角阐述苏联对外行为的根源，对美国发动对苏冷战起到了推动作用。第二个阶段是冷战期间，由于核武器的毁灭性威力使得两个超级大国的行为趋同，文化差异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减弱，理性选择和威慑理论成为主要的政策研究理论视角，文化仅被看作一个微小的分析单元。第三个阶段是冷战后，文化分析模式得到了深化和发展，成为独立的分析变量。1970年，霍尔斯蒂发表了其著名的《外交政策研究中的国际角色概念》，提出了“国家角色”概念，至今仍是从文化视角对外交政策进行分析的重要工具。
三、文化如何影响外交政策
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从结构-功能视角，解构外交决策的制定过程，考察文化对组织机制的建构和组织运行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把决策行为体作为一个单独的分析焦点，考察文化影响下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国家角色建构等方面的差异会对外交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就这两个维度分析的内容来看，存在很大程度的相互交叉。
1.文化影响行为体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偏好
思维方式是人们在一定的文化观念和知识背景的基础上形成的思考问题的方式、角度和程序的集合，它为人们解决问题提供一种思维框架。不同的思维方式可能引发对相同对象的不同结论和对相同情况的不同应对方式。思维方式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很大，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了不同的思维方式，进而影响外交决策过程。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存在显著的差别。二元主义在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美国人的二元主义思想主要源自于美国的基督教背景，基督教的教义强调天使与恶魔、堕落与救赎、神性与反神性等二元对立思想。二元主义思维方式对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国内政治中，存在与共和党的两党政治、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政治倾向，在外交政策上则体现出浓厚的道德判断色彩，用泾渭分明的“善”与“恶”的标准来评判复杂的国际关系[8]，美国人自己代表着“善”，而世界上既存在过像苏联这样的“邪恶帝国”（evil empire），也有想朝鲜和伊朗这样的“邪恶轴心”（axis of evil）。中国人处理国际关系的思维方式与美国人有着显著的不同。中国的外交思想体现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中庸”、“和谐”等。中国古代的儒家“仁政”思想作为中国处理其和周边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其核心就在于用道德教化周边民族，道德教化重于武力征服[10]。这种思维模式直到今天仍然能够作为“和谐世界”战略理念的精神源泉。与思维方式类似，价值偏好也受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同国家会形成不同的价值偏好。比如在对生命价值的理解上，美国人从个人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个体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因此为了减少伤亡而在不利的情况下投降会得到民众的理解；而在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人们更容易从集体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为了信仰、集体或者国家的利益牺牲自己是个人价值的最高体现。
2.文化影响行为体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角色概念
文化认同主要指行为体通过建构同一的特质来找到自己的归属，形成对特定身份的认同感。文化认同在国际关系领域解决的主要是“我们是谁？他们是谁？”的问题，即通过不同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交流碰撞，创造出一国与另一国的民众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甚至文明与文明之间的认同感，形成区分己方与异己评判标准。在建构主义看来，文化认同与国家对外政策之间的互动关联模式是，国家的身份塑造国家利益，直接影响国家的对外行为。国家角色概念源自霍尔斯蒂1970年发表的《外交政策研究中的国家角色概念》。霍尔斯蒂认为，国家角色观念是国家政策制定者对适合自己国家身份的总体决定、承诺、原则，以及在连续的基础上对其国家在国际体系或者地区体系内所发挥的作用（如果能发挥作用的话）的总体概括。简而言之，国家角色就是国家对外部世界的作用和取向的映像（image）。国家角色概念不仅包括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是发挥建设性作用或是颠覆性作用的问题，还包括一个国家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多大的作用，有多大的发言权的问题。因此，国家角色概念与文化认同从不同角度说明了“我是谁？”，这是行为体外交决策的根本出发点。
日本自从近代开国以来，一直被自己的身份问题所困扰，面临着文化认同和国家角色认同的双重问题。日本的认同问题首先来自于文化身份认同：日本究竟是属于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号称“明治三杰”的福泽谕吉1885年在报纸上发表了其著名的《脱亚论》一文，正式提出“脱亚入欧”的发展战略，文中写道：“我日本国土虽位于亚细亚之东，其国民精神却已脱出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为今日之计，我国不应该由于等待邻国之开明而共同振兴亚细亚，不如脱离其行列而转向西方文明之国而共同振兴亚细亚，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方文明之国共进退”。日本的“脱亚入欧”实际上就是自认为其文明优越于亚洲邻国，并有责任“改造”领国，使其文明开化，这也是日本在二战时提出“大东亚共荣圈”作为其侵略战争的借口的深层原因。“脱亚入欧论”不仅体现了日本在文化身份上的认同倾向，也暗示出日本在国家角色上的自我建构——日本是亚洲唯一的文明国家，有义务改造亚洲。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日本与美国、西欧之间的贸易摩擦日益激化，特别是亚洲邻国经济起飞，使日本重新考虑自己的身份和角色定位，对日本、亚洲、欧美之间的关系作出调整。因此，可以说日本的外交政策受日本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角色建构影响巨大。
3.文化影响行为体的制度文化和组织文化
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选择，既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客观因素的制约，也受到历史文化传统等主观精神因素的限制。文化不但能影响国家内部政治机构的设置，也影响各决策机构之间的地位和互动方式。英国最早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但革命后最终建立的是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因为在一般英国人的心目中，君主是英国国民性格的象征，是国家的精神支柱，君主的存在赋予了政府以尊严和正统性，并能保证英国政治制度的延续和稳定。而美国独立战争中，英国的君主制则象征着专制和残暴，三权分立下的总统制共和制政体才是自由和民主的可靠保证。英国和美国不同的政治制度文化决定了两国不同的外交决策过程，进而影响着两国外交决策的走向。“民主和平论”也是强调制度文化对国家对外政策影响的典型代表。“民主和平论”的代表人物福山认为民主国家虽然存在着利益冲突，但是战争不是解决他们之间纠纷的有效方法，所以历史上从来没有一场战争是发生在两个民主国家之间的。
然而，“民主和平论”不能完全解释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外交政策行为的重要区别，不同的组织文化也会对国家的外交政策制定造成显著影响。组织文化是用以知道一个团体，如何因应其外在的环境与管理其内部结构的观念结合体，特别是政治组织的组织文化常常受到国家历史文化的影响。法国人具有把“客观”科学知识作为合理决策的决定性组成部分的倾向，因此法国有一种根深蒂固地依靠技术专家治国以及坚持从各个培养精英的学校录用人才的传统，政府决策的制定主要依靠其分析研究机构。而美国建立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格局强调相互制衡，这给国家机关周围的各种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手法试图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留下了充足的空间，以至于美国的“院外集团”常常能够左右美国的外交政策。
四、结论
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一个潜在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国家行为体的思维方式、价值偏好还是行为体的身份定位以及制度、组织文化，甚至行为体内部各个人的价值诉求和行为模式，都会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文化视角是研究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视文化因素对外交政策影响的同时，还应该避免“文化决定论”的窠臼。只有既看到外交政策制定中的文化因素，又能综合考虑诸如“权力”、“利益”等其他因素，才能对外交政策有全面而可靠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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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范文第3篇
冷战期间占国际关系理论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认为外交决策过程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过程，政府或者其主要的领导者在追求国家利益时是一个理性的行为者，在决策的过程中能够获得所有决策(选择)所需要的信息，对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通过一个开放的过程选择能给国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策选择。这些学者认为，国际体系制约和影响政策的选择，个人很难对外交政策的结果有任何影响，不同个性的人在同样条件下会做出同样的决定，“名字和面孔可能改变，但(国家)利益和政策则不会改变。”用官僚政治模式研究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学者则认为，外交政策是在复杂的官僚机构中制定的，政策制定过程对效率的追求要求彻底摆脱个人的私心杂念，感情好恶，因此决策机制和过程限制和制约了个性发挥作用，过于强调个人的作用往往陷入唯心主义的陷阱。
辩证唯物主义在强调人的一切心理现象都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的前提下，也认为人的心理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并非死板的、机械的反映，并不像镜子映照物体那样。人对现实事物的反映是同他长期形成的个人特点、知识经验、世界观等密切相联系的。人对客观现实世界进行认知的过程不仅受到认知对象(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主观因素，如信仰、需要、兴趣、知识经验以及知觉对象对生活和实践的意义等的影响。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是与这样的辩证思维相一致的。这种视角因个人在冷战结束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冷战结束的方式而变得更为引人注目。这种认知(个人，个性层次)的视角(理论、方法或模式)通过对决策者及其信仰和认知过程的研究来理解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在西方，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方面来理解和研究外交决策者与外交决策结果的关系。有的侧重于对决策者信仰系统的研究，有的侧重于对决策者认识过程的研究，有的则侧重于对决策者的信息处理方式的研究，也有的学者则将精力放在对外交决策者个性的研究上。概括起来，这些学者认为决策者或者受到自己信仰的影响，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或受到决策者信息处理方法的影响，一般是比较封闭和保守的(close-minded)，对外界的变化适应是缓慢的，或者对外界的变化有一种抵制态度，拒绝接受这些变化；或者认为决策者对形势的判断有时候是不准确的，决策者在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往往受到错误认识的影响，或者是根据对现实世界的错误认识制定外交政策。这种方法强调对外交决策者及其认知过程的研究，认为不同的决策者参与外交决策可能会有不同的外交政策结果。
从认知角度对国际政治的研究开始于1930年代。当时一些学者将一些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运用于对外交决策的研究。他们中的大部分主要研究国家的特点，对战争的态度，公众感情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等。如所谓的“战争开始于头脑之中”，就是说从发动战争者头脑中一产生发动战争的这种想法以后，战争的机器就开动了，而不是在战场上。但是由于这些学者缺乏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的背景，而现代含义上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则刚刚开始，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缺乏对心理学的了解，因此这些研究并没有得到国际政治学者的接受。
尽管如此，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产生，就有不少学者将个人层次和认知的因素作为影响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变量进行研究，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日益引人关注。如沃尔兹在其经典的《人、国家和战争》一书中在分析战争的根源时提出的第一个意象(image)就是人。这种意象认为，“人的邪恶，他们错误行为导致了战争，如果个人的美德能够被普及，就会有和平。”(注：KennethWaltz,MantheSateandWar(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9),p.39.)他在阐述这一意象时提出，“如果不理解人的本性就不可能有政治学的理论，”“世界历史的发展离不开创造历史的人。”(注：Ibid.,p.28.)同一时期的另一位国际关系理论大家赖特也以同样的笔调指出，“国际关系不能仅仅局限于政府间的关系，结论不能建立在认为它们(心理学)不能提供足够的预测和控制的假设的基础上。”(注：QuencyWright,The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NewYork:Appleton,1955),p.433.)博丁也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决定、影响国家政策和行为的人并不是对‘客观’实际环境的反应。决定我们行为的是我们认知的世界，而不是现实的世界。”(注：QuotedinJerelRasati,“ThePowerofHumanCognitionandPolicymakerBeliefsinForeignPolicyandWorld
Politics,”manuscript.)罗森诺在呼吁建立比较外交政策的理论时提出了影响外交政策的五个层次的自变量，其中一个就是个人，也就是决策者。(注：JamesRosenau,“Pre-TheoryandTheoryofForeignPolicy,”inApproachestoComparative andInternationalPolitics,R.BarryFarrelled.,(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66),pp.97—100.)但系统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并将这种方法运用到对国际政治的研究，而且引起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是斯布罗特夫妇(HaroldandMargaretSprout)。
二、主要理论：从认知一致理论到社会认知理论
斯布罗特夫妇在1956年发表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人——环境关系的假设”一文引起很大的反响，九年后又被扩充成一本书。他们指出，一切客观的环境和现实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决策者的心理过程才能发挥作用。决策者一般都有一种“从内向外”看问题的方法，来自外界的信息通常是经过由他们的态度、信仰、动机构成的“透镜(lens)”，有选择地过滤和吸收后才有意义的。“一个人的价值观和其他心理倾向指导着他有选择地关注周围的环境，他根据有意识的记忆和潜意识的经验去解释经过他选择的周围环境。”(注：HaroldandMargaretSprout,TheEcologicalPerspectiveonHumanAffairswithSpecial
ReferencetoInternational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5),p.118.)这种被观察到的环境被称为“心理环境(psychologicalmilieu)”，它和“操作环境(operationalmilieu)”，或者是现实的客观环境或地理环境是有区别的。“从决定和决策的过程来看，重要的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如何认识环境的，而不是环境到底是什么。”(注：Ibid.,p.224.)但是决策者制定了外交政策以后，就必须在操作环境或现实环境中执行。他们指出，对于研究决策过程来说，掌握研究决策者对“操作环境”的认知，也就是“心理环境”，对理解和认识外交政策的制定，打开制定外交政策“黑匣子”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外交政策是否能够实现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时所确定的目标，则取决于政策是否符合实际环境。决策者的心理环境和现实环境的不一致可能导致不符合实际的外交政策结果。这一时期从认知视角对国际政治进行的研究受心理学中态度(attitude)或态度变化(attitudinalchange)的影响，根据认知的一致性(cognitiveconsistency)的观点，人在认识和把握现实世界时依赖于主要的信仰，而且尽量保持信仰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人们在理解和认识客观世界时会保持基本的信仰系统，会回避、抵制与自己的基本信仰不一致的信息，特别是与自己的信仰的核心不一致的信息和材料，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信仰和对外界信息的处理方式影响决策者对形势的认知过程，认知过程影响外交政策的结果。
运用这种认知的视角进行研究的突出代表是霍尔斯蒂对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的研究。霍尔斯蒂根据有关认知的理论将信仰系统分为两部分：对现实的影像(imageofthefact)和对前景的影像(imageofwhatoughttobe)。前者影响对现实的认识，后者实际上是一个人的价值观，直接指导着对外政策的制定。信仰系统是包括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系列的“印象”构成的，是一套物质世界和社会环境进入人脑所必经的过滤器。决策者根据自己对现实的印象制定外交政策，而不是根据现实制定政策。在决策过程中每一个决策者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现实环境(外部)经过由基本信仰构成的镜片的过滤，形成对现实的反映，然后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因此信仰的差别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人们对现实看法的不同，最终解释了国家间外交政策的不同。霍尔斯蒂搜集了434份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的资料，包括他在国会的证词，答记者问，演讲等，然后利用“内容分析(contentanalysis)”的方法对杜勒斯的所有讲话进行分析，特别是他3584次提到苏联时的用词。他发现杜勒斯对苏联怀有非常难以改变的“敌人的印象(imageofenemy)”，不管苏联的政策如何变化。这一结果和心理学中的“认知的一致性”理论是完全吻合的。如杜勒斯不愿意接受、不信任来自苏联的与他对苏联的印象不一致的信息，一旦遇到这样的信息，他或者去寻求与他的印象一致的信息来否定原有的信息，或者对这些信息做出不同的解释。这种对外界变化的生硬态度源于一种他认为苏联“天生是不可信任”的固有认识。他认为，“只要苏联是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一个封闭的社会，它就代表杜勒斯价值观念核心的对立面。此外，可能挑战这种认为苏联在本质上是不可信的信息基本上都是来自苏联，因此很不可信，而且通常是含糊不清的，足以使人产生各种各样的解释。”对苏联所采取的缓和政策，杜勒斯则认为这是因为苏联外交政策失败和力量不足的外在表现，而不是因为苏联爱好和平。比如1955年苏联与西方签署了《奥地利国家条约》，允许奥地利在西方阵营内保持中立，导致了东西方国家关系的缓和， 对此杜勒斯认为这决非因为苏联有善意，而是因为苏联农业政策失败而导致的国家虚弱和苏联整个对西方政策失败的结果。此后对于苏联为缓和国际形势裁减军队120万，杜勒斯也认为，苏联的出发点是恶意的。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经过记者一轮轮问对之后，一个记者说，“从您今天早上所说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您更喜欢让这些人当兵?”杜勒斯回答说，“当然，我宁愿让他们站在那里站岗，也不希望他们去制造核武器。”(注：OleR.Holsti,“TheBeliefSystemandNationalImages:ACaseStud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andForeignPolicy,ed.JamesRosenau,(NewYork:FreePress,1967),p.548.)霍尔斯蒂对美国原国务卿杜勒斯的案例研究从决策者认知的角度揭示了美国对苏联的政策以及美苏之间矛盾的升级。
另一个有影响的研究信仰与外交政策结果关系的学者是乔治。他在“行为准则(operationalcode)：研究政治领导人和决策的一个被忽视的方法”一文中对列特斯(NathanLeites)1953年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研究》一书中提出的“行为准则”进行了提炼，提出“行为准则”指“政治领导人对政治和政治冲突的信仰，历史发展可以决定程度的看法，以及其正确战略和策略的观念等。”他将苏联共产党的信仰分为哲学信仰(philosophicalbelief)和策略信仰(instrumentalbelief)两个方面来研究苏联共产党领导核心的信仰对苏联外交政策决策的影响。(注：AlexanderGeorge“theOperationalCode:ANeglectedApproachtotheStudyofPoliticalleaderand
DecisionMaking,”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13,2,(1969).)这些准则可以通过对10个问题的回答来得出。反映哲学信仰的5个问题是：(1)政治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政治从本质上是普遍和谐的呢?还是冲突的?政治对手的基本特点是什么?(2)最终实现一个人的基本政治价值观念和追求的前景是什么?一个人能乐观吗?还是必须是悲观的?在哪些方面应是悲观的?在哪些方面应是乐观的?(3)政治前景可以预测吗?在什么意义上，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这样的?(4)人们从多大程度上可以“控制”和“掌握”历史发展的进程?个人在“推动”或“影响”历史朝自己所期待的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5)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机遇”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反映策略信仰的5个问题是：(1)选择政治行动的目标的最佳手段是什么?(2)实现政治目标的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3)如何计算、控制和接受政治行为的风险?(4)什么是实现利益采取行动的政治目标的“最好时机”?(5)实现目标时采取的不同手段的效用和作用是什么?“行为准则”和另外一些学者对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的思维步骤进行研究所提出的“认知过程图(cognitivemap)”是一致的。“认知过程图”是指对外政策的制定者在特定环境下理解环境的一套信仰，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它认为，决策者在观察形势并根据需要做出一定决策的过程中一般要经过四个步骤：信仰的扩充(initialamplificationofrelevantbeliefs)，寻找先例(解释事件)，评估后果，寻求可供选择的政策，做出外交政策的决定。他们为领导人的行为及其过程确定了界限。(注：JerelRosati,“ACognitiveApproachintheStudyofForeignPolicy,”inForeignPolicyAnalysis:ContinuityandChangeinItsSecondGenerationeds.,Laura
Neacket.al.,(NJ:PrenticeHall,EnglewoodCliffs,1995),p.57.)乔治在他文章中指出“行为准则”又可以称作“认知过程图”，但是“行为准则”因为乔治的提炼和推广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影响了很多人运用“行为准则”的方法来研究领导人的外交政策，不仅被用来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其中不少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注：DavisB.Bobrow,“TheChineseCommunistConflictSystem,”Orbis,9(Winter1966);H.BoormanandS.Boorman,“StrategyandNationalPsychologyinChina,”TheAnnals,370(March1967);TangTsouandMortonH.Halperin,“MaoTse-tung''''sRevolutionaryStrategyandPeking''''sInternationalBehavior,”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59,(March1965).)而且也被用来研究其他国家或人的外交政策。(注：StephenG.Walker,“TheInterfacebetweenBeliefsandBehavior:HenryKissinger''''sOperationalCode
andtheVietnamWar,”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no.21,1977.)
从1970年代开始，政治心理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认知的革命，认知的作用更加受到重视。一些学者又开始用社会认知理论(socialcognitivetheory)或图式理论(schematheory)研究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个人的作用和影响。这种理论认为，个人是认识上的吝啬鬼(cognitivemiser)，他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依赖于现存的信仰和图式(思维结构)去解释客观世界。他们在发展认知一致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态度或信仰是相当复杂的，内部是由多种不同的内容组成的，因此认知的过程也是相当复杂的。处于核心部分的信仰是很难变化的，但是处于边缘部分的因素则非常容易变化，并最终可能影响到中心信仰的变化。在理论方面比较能代表这一时期成就的是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认识与错误认识》。他在提出从四个层面上对国际政治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决策者的认识过程对外交决策，乃至国际政治的影响。如认知的一致性是如何影响外交决策的，外交决策者又是如何从历史中学习的，态度是如何变化的，外交决策者对现实错误认识的规律及其影响等等，进而提出了认知对研究外交决策和国际政治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撇开决策者对世界的信仰和他们对其他人的印象(image)，通常是不可能解释关键性的决定和外交政策的。”(注：RobertJervis,PerceptionandMispercep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6),p.28.)
与此同时，一些对外交政策的研究也采用社会认知或图式理论的方法。如拉尔森对遏制政策起源的研究，就是利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借用有关档案材料，对从二战结束前的1944年到1947年冷战爆发这一段时间内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杜鲁门、哈里曼、贝尔纳斯、艾奇逊等对苏联的认识发展过程进行的研究。他发现艾奇逊对苏联的认识基本上是稳定的，而其他几个决策者对苏联的认识则经历了从盟友到对手乃至敌人的变化过程，进而提出没有一种关于认知的理论能够解释所有美国对苏联政策的决策者的认知变化过程。(注：DeborahW.Larson,OriginofContainment:APsychologicalExplanation(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5).)罗赛蒂采取相同的方法对卡特政府外交政策主要成员的信仰及其对外政策的影响进行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指出在上台之初，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成员卡特、万斯和布热津斯基的世界观是基本一致的，都非常乐观。他们都不赞同尼克松、基辛格的权力政治和均势外交，认为那些是不道德的，不能反映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势，希望与苏联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但是随着苏联在全球扩张的升级，从第一次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的战争开始，布热津斯基对苏联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到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彻底改变了对苏联的认识，而万斯基本上保持了对苏联原来的认识。卡特先是摇摆于万斯与布热津斯基之间，但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彻底倒向布热津斯基。罗赛蒂指出，决策层的信仰和对世界的认识越一致，那么这个国家外交政策越可能与这个统一的信仰一致；相反，如果决策层的信仰和对世界的认识不一致，外交政策就有可能与这个国家决策层的信仰不一致。(注：JerelA.Rosati,TheCarterAdministration''''sQuestforGlobalCommunity:Beliefsand;
TheirImpactonBehavior(ColumbiaS.C.UniversityofSouthCarolinaPress,1987).)这两个研究都反映出对外政策决策者的信仰和对世界的认识是可以变化的，尽管这种变化因决策者的教育程度(是否专家)、他们所担任的职务、以及决策时的形势特点而异。
三、主要方法：内容分析、案例分析与过程追踪
外交决策的过程常常被认为是一个“黑匣子”，研究者很难了解这个黑匣子内部所发生的事情，除非自己参与了这个决策过程，或研究者本人就是外交决策者。但是相对于决策过程来说，对认知过程的研究就更难了。可以说决策者在做出对外政策决策时的心理过程属于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黑匣子”内的“黑匣子”，它处于其它一切影响外交政策结果的因素与外交政策结果的中间。人们常常说国际环境的变化引起国家外交政策的变化，或者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国内政策的变化导致了外交政策变化，但是实际上，所有这些国际的或者是国内的变化或变量本身是不会自动发挥作用、影响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外部环境或因素都必须通过决策者的信仰、认识、态度、个性等构成的凸镜的“过滤”才会变得有意义。换句话说，这些外在的因素只有被决策者观察到，并被决策者在决策时考虑在内，它们才会有意义，才会成为影响外交政策决策的因素，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作用，影响对外政策的结果。正如罗赛蒂所说，“把信仰作为因果关系的核心的主要优势是在理解外交政策时把环境和心理的因素结合到一起。同时，因为认知的方法是研究决策者的‘心理环境’的，因此学者在研究时还应该对‘操作环境’的直接影响保持敏感以使对外交政策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注：JerelRosati,“ACognitiveApproachtotheStudyofForeignPolicy,”inForeignPolicyAnalysis,p.67.)
在从认知的视角对外交政策进行研究时，常常会发现不同的学者运用不同的心理学概念，如认识、认知、信仰、动机、印象、信息处理过程等等。这种不一致说明不同的学者在从认知的视角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进行研究时往往会侧重不同的方面。他们在将这些因素作为变量研究其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影响时往往先对这些概念进行自己的界定，进而展开研究。罗赛蒂1999年在外交学院进行讲学的时候告诉笔者，这些不同的内容(概念)相互关系如何，在头脑中是如何组织起来，并构成人的信仰系统并发挥作用的，至今还没有理顺，这应该是这一领域将来的一项任务。在多元主义的美国，这可以说是难以实现的目标。但是无论如何界定，这些概念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在运用到对实际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研究时难以操作。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一般借助两种方法，一是“内容分析”法，也就是通过搜集研究对象所发表过的言论，可能的话对研究对象本人或对与其一同工作者的采访，报纸对研究对象的报道，以及传记等二手材料等，对有关内容进行分析，如数某一个词用法的次数，对研究对象在谈到某一个国家或事物时常常使用的词进行分类归纳等手段，得出研究对象对一个国家或者事物的认识(或者是错误认识)、态度、乃至信仰，以及制定或执行某一项外交政策的动机。进而找出研究对象在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中的认知过程，找出认知、信仰等其它心理因素对外交政策是如何产生影响的。本文所提到的绝大部分研究都是借助这一方法进行研究的。霍尔斯蒂关于杜勒斯的研究作为“内容分析”的一个典范被多个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论文集收入。
另一个手段是案例分析。信仰或认知对外交政策结果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参与对外政策制定者发挥作用的，因此在从认知视角对外交政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过程中，一般采取案例的方法，这些案例有对重要决策者一个人的研究，如研究较多的有对杜勒斯、基辛格、美国前总统威尔逊、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等对其国家外交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一些外交决策者的研究；有对一个重要的决策群体进行的研究，如对前苏联共产党核心信仰的研究(如行为准则)，以及利用这样的方法对中国共产党信仰系统的研究，对美国做出入侵古巴猪湾的决定和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时的肯尼迪政府决策小组的决策过程的研究，以及对杜鲁门和卡特政府决策小组的研究等；也有对精英群体，或知识分子的研究，如沈大伟在《美丽的帝国主义》一书中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美国观的研究等。(注：DavidShambough,BeautifulImperialism:ChinaPerceivesAmerica1972—1990(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1).)
在探索信仰、认知与外交政策结果的关系时，有两种方法是经常使用的。一个是“过程跟踪程序(processtracingprocedure)”，这种方法追踪和研究决策者认知变化的详细过程，比如说决策者的信仰是什么，它是如何影响决策者接受和分析来自外界的信息的，这种信息处理方式和结果导致决策者是如何判断形势的，决策者根据这种对形势的判断在决策过程中考虑了几种可能的选择，最后为何选择了最终的政策等等。这种对决策过程的详细的研究能够揭示出信仰、认知过程与外交政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causalrelation)。但是这种方法比研究决策过程的官僚政治更难，因为它需要更多更详细，而且又都是更难以获得的材料，需要完全借助心理学的手段。因为信仰无形，认识过程又看不见摸不着，对其发展变化更难把握。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学者在研究时采取的方法之一，是运用跨领域的比喻和同一领域的类比，把看不见的或不容易理解的现象和事物与一种一般人都比较熟悉的东西或事物相比，从而使人们更加容易理解决策者的观点和看法。(注：KeithL.Shimko,“ForeignPolicyMetaphor:Falling`Dominoes''''andDrug`Wars'''',”inForeignPolicyAnalysis,pp.71—84.)这种方法在国际关系中常常被使用，比如，美国在冷战期间的“遏制”政策原意则是用容器(container)把苏联“装(contain)”起来，翻译为“遏制”。这里共产主义的苏联被看作是一种哪儿低就往那里流的一种“祸水”，美国领导人对苏联的认识经过这样一个比喻就非常清楚可见。人们比较熟悉的类似比喻还很多，如国际关系史中的“冷战”、“多米诺”理论、军备“竞赛”、的“纸老虎”的观点等。伊拉克占领科威特之后，美国政府则把伊拉克的入侵说成是伊拉克对科威特的“”，这里显然是将之比做现实生活中一种人们不能容忍的一种暴行，说明美国认为伊拉克的行为必须得到惩罚，美国对伊拉克的打击是一种正义的行为。从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称一些他认为不负责任的国家为“流氓国家”，则是把国家行为比作是一个生活中人们熟悉的“流氓”。这些比喻都使抽象的东西变得形象具体，使研究者能够把握研究对象对事物的认识及其发展。
与比喻稍有不同但可以达到同样效果的是利用同一领域的类比。也就是把一些不清楚的决策环境与历史上人们熟悉的事件或情节进行类比，从而使人们对新的模糊不清的形势有一个相对清楚的认识。杰维斯在研究错误认识产生时说，“国际上以前发生的事为政治家提供了广泛的可以想象的环境，使他能探测到(事物间的)基本模式和因果关系，帮助他理解他的世界。”(注：Jervis,PerceptionandMispercep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p.217.)如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形势与历史上希特勒占领捷克苏台德区后的形势进行类比，从而看到美国决策者对当时形势的“认识”和看法。(注：YuenFoongKhong,AnalogiesatWar:Korean,Munich,DienBienPhu,andtheVietnam
Decisionof1965(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2).)如布什政府最近用“邪恶轴心”把伊朗、伊拉克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比作二战期间的德、意、日等，这样就可以看到美国外交决策者对这三个国家的认识。借用这样的方法可以理解一些外交决策过程中决策者的认知心理过程。如美国决策者在做出对朝鲜战争进行干涉时的认知过程通过几个比喻和类比则非常清楚了。首先，美国认为苏联是一个“邪恶帝国”，是“祸水”，必须“装(contain)”起来(比喻)；其次，朝鲜战争的爆发被认为是莫斯科指导下的共产主义在全球进攻的一部分，这一点与事实是完全不符合的，因此可以说是一个错误的认识(misperception)；第三，在产生了这样的错误之后，美国决策群体运用了一个非常错误的类比，也就是把朝战的爆发以及北朝鲜在战场上的优势比作希特勒占领苏台德区，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意大利占领索马里等，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那就是绥靖。(注：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叙述了他就是根据这样类比来看待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形势的。见HarryTruman,Memoirs,vol.2,YearsofTrialandHope(Gardencity,N.Y.:Doubleday,1956),pp.332—333.)因此美国政府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导致了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战争。
另一种方法则是“一致程序(congruenceprocedure)”，也就是不研究决策过程，更不研究决策者的心理过程，因此不需要有关决策者个人心理过程的详细材料，只需一方面找出决策者的基本信仰，另一方面找出决策者国家的具体的外交行为，如果它们一致了，就说明决策者的信仰对这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影响。如沃克利用“行为准则”模式对基辛格的研究。这种方法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但是，它只能回答对外政策决策者的信仰与决策结果之间的相互联系(co-relation)，而不能确定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更不能解释外交政策决策者的信仰与外交决策结果之间不一致的现象。M·赫尔曼提出，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决策者是否对外交感兴趣，对周围环境是否敏感，以及是否有外交的经历，或者是否受过相关专业的教育等三个变量可以解释领导者的信仰与外交政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她通过对对外政策决策者的个性的研究试图建立起决策者信仰与外交政策结果的关系，解释为什么有时候决策者的信仰影响外交决策的结果，而有时候则没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有的领导人的信仰影响其国家的对外政策，而有的领导人的信仰则不发挥作用。由于篇幅有限，这里不拟展开。(注：MargaretG.Hermann,“EffectsofPersonalCharacteristicsofPoliticalLeadersonForeignPolicy,”inWhyNationsAct,p.57;MargaretG.Herman,CharlesF.HermannandJoeD.Hagan,“HowDecisionUnitsShapeForeignPolicy:DevelopmentofaModel,”Paperpreparedforthe1991AnnualMeetingoftheInternationalSocietyofPolitical
Psychology,Helsinki,Finland,pp.4-5.)
认知的视角只是外交政策分析(从广义上说是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的视角之一。影响对外政策决策结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要求从多个角度和多个层次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及其对外交政策结果的影响。但是由于认知的视角处于影响外交政策的所有变量与外交政策结果的之间，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各个层次，特别是随着对外政策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认知的视角对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进行研究，包括对中国外交的研究。(注：研究中国外交的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AllenS.Whiting早期对中国外交的研究《中国跨过鸭绿》(ChinaAcrosstheYalu:TheDecisiontoEntertheKoreanWar,1960)和《中国深思熟虑的威慑》(TheChineseCalculusofDeterrence,1975)都是采用传统的理的方法，但在1989年出版的另一本关于中国外交的书则是从认知这个角度来研究的。见ChinaEyesJapan(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9)，类似的专著还有GilbertRozman,TheChineseDebateAboutSovietSocialism,1978—1985(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Shambough,BeautifulImperialist.YongDeng
andFeilingWang,eds.,IntheEyesoftheDragon,ChinaViewstheWorld(Lanham:Rowman&LittfieldPublishersInc.1999).GeraldChan,Chineseperceptionson
外交政策范文第4篇
随着美国11月总统大选的日益临近，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议题的重要性正与日俱增。奥巴马总统正在结束伊拉克及阿富汗两场战争，并在对展示强硬态度的基础上展开竞选活动。共和党候选人则纷纷指控他要为美国的衰落及对伊朗所表现的软弱负责。 奥巴马总统上台时所预想的外交政策奠基于三大支柱：与亚洲崛起的强权尤其是中国改变关系；美国与穆斯林世界转化关系，在这种新关系中协作将取代冲突；使核不扩散及核裁军重新获得进展。具体的外交主张有：对美国在海外尤其是在伊斯兰世界的形象改头换面；结束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向伊朗主动伸手示意；“重启”与俄罗斯的关系作为通往消除核武器的世界的一个步骤；在区域和全球议题上引出中国的合作；在中东实现和平。但其任内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外交挫折，包括在解决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方面没有任何进展，在应对气候变迁方面很少有所表示，美国继续在穆斯林世界毫无作为，美国—巴基斯坦双边关系摩擦加剧，和暴力在墨西哥的泛滥，伊朗仍执意获取核武器。 一方面是奥巴马所发出的豪言壮语及对于根本改变的渴望，另一方面则是他以务实主义方式进行治理的本能。因此，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史，就是一部试图把崇高愿景和其与生俱来的现实主义和政治谨慎调和到一起的历史。鉴于金融的崩溃使得对经济危机的管理成了奥巴马处理国内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当务之急，并且限制了他在两条战线上的选项，因此其务实主义的立场一直在行事方面占据上风。 这种平衡举动同样给批评者落下话柄。他的妥协一直被解读为软弱的象征，他无法在短期内产生干脆结果的作为则被视为一种无能的迹象。他与竞争性强权国家进行接触的努力有时似乎付出了忽略传统盟友的代价。总统言辞与作为之间的落差，则导致了国内外那些偏好变革人士的失望。总之，他的做法已导致一些人质疑他是否拥有一个整体上的战略，抑或只懂权宜之计。 奥巴马一直试图塑造一种新的自由主义的全球秩序，他希望在尽可能或必要的情况下，让美国仍处于领导地位，但却让渡更多责任及负担给其他国家。围绕在他周遭的有经验的内阁成员在个人关系方面并不与他亲近，常伴左右的年轻顾问虽与其亲近却没有经验，奥巴马一直把其外交政策的概念化阐述有时甚至是执行掌握在自己手上。相较其大多数前任的所作所为，奥巴马对其外交政策记录负有更加直接的责任。以保护美国利益的标准来看，奥巴马的外交政策迄今可谓运作良好；但若从履行新的全球秩序的标准来看，其仍然有很多努力空间。
外交政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 韩国民族主义 韩国外交政策
中图分类号:D8312•6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10)3-0150-10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感归属和价值诉求,大多兴起于社会转型时期,并常常被各种利益集团 所利用。民族主义与韩国的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并在国内外互动中不断强化,成为影响韩 国外交政策的一股重要力量。当前韩国民族主义的文化色彩鲜明、政治基调浓烈,对其经济 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在外交领域,民族主义的影响却是正负效应并存。作为一种 “宏伟抱负”的民族主义,在韩国诉求大国地位及开展与大国关系时,由于其缺乏必要的实 力基础而产生了负面效应,但受民族主义的亲情推动和塑造,也促使韩国方面采取了比较温和的对朝政策,这有利于朝鲜半岛的稳定与发展。
当前韩国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
对民族主义的理解主要有四种范式,即现代主义、永存主义、原生主义与族群-象征主义。 [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6-59其中,现代主义与族群-象征主义对民族主义的解释更令人信服,但单纯地以任何一种范 式来理解民族主义都是片面的,因为它无法理清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无论是倾向于客观 的表征还是趋向于主观的建构,都会如吉尔•德拉诺瓦所说的:“以民族主义定义民族将低 估民族,以民族定义民族主义将低估民族主义”。[法]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 族主义.三联书店,2005:49-53在主观与客观之间如何界定民族与民族主义 成为一个争议性问题。对于韩国民族主义的研究更是难以用一种范式进行归纳,作为单一民 族国家,采用一种综合的范式来理解更为可取。除了现代化的推动外,当前新一波韩国民族 主义的兴起主要源于三个方面:转型与断裂社会的滋生、民主化推动下的政治诉求以及民众 思想整合的需要。
1.转型与断裂社会的滋生
现代主义范式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现代性的东西,是现代化的产物。现代化从经济上突破了 自然经济的束缚,扩大了人口流动的规模,实现了城乡的二元分离,塑造了不平等阶层之间 的隔阂与猜忌,促进了社会结构的调整和社会转型。正是在社会转型这一背景的刺激下,“ 社会不平衡力量之间的角力唤醒了民族的情感与理想”。 [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0现代化推动了教育的普及,为精 英阶层的观念传播提供了有利途径,从而使精英民族主义转化为大众民族主义成为可能。与 此同时,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倚重民族主义,将现代国家与民族主义融合既增强了国家的治理 能力,又提升了国家的对外实力。
当前韩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一种典型的现代化产物。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朝鲜民族主义源 于“反帝反殖”不同,当前韩国的民族主义极富现代性。 Jae-Bong Ro. Nationalism in Korea. Seoul : Research Center for Peace an d Unification,1979:12二战后,依靠美国扶植,韩国工 业不断发展,这促进了韩国社会的转型。一旦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社会结构与社会观念的脱 节,便会引发社会认同危机,出现所谓的“社会断裂”现象。在这一关键时刻,民族主义作 为一种新的社会认同或意识形态统合极具吸引力。韩国在现代化中出现了产业调整、城乡分 离、人口迁徙,吸收了诸如基督教文化、美式自由民主文化,在社会结构迅速演变的同时, 社会观念却未能适时整合,传统的儒教文化与佛教文化的影响力下降,出现了突出“文化的 适用性、正统性与综合性问题的‘韩国病’现象”。于胜利.“韩国病”的文化因 素.当代韩国,1994(春季号):11在这一情形下,韩国的精英人士开始 提升韩民族的文化优越论与民族自豪感,韩国的民族主义不断建构和发展起来。民族主义作 为社会认同的黏合剂和意识形态的填补料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成为医治“韩国病”的一剂 良药。
2.民主化推动下的政治诉求
现代化为韩国的民主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现代化的推动下,国家将面临着合法性与统治资 源的双重困境,而民族主义满足了国家亟需设计一套新的政府形式来加强管理和解决公民效 忠的问题。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80-81将公民效忠问题与民主化结合起来,将会发现国家越来越依靠一般民众的支持 ,因此民族主义愈加成为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支撑。韩国的民主化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 整合其多元的政治文化并寻求民众的最大支持。“传统的儒教文化、历史悠久的佛教文化、 外来的基督教文化以及来自美国的自由民族价值观并存构成了韩国的多元政治文化结构”。 徐大超.当代韩国政治文化多元性分析.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38 -39但这些多元政治文化的矛盾与冲突,难以为韩国的民主化提供一种思想或意识形态支撑, 民族主义凭借其优越性脱颖而出。
民主作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需要民众的拥护。通过民族主义将个人与国家捆绑起来, 以“公民宗教”的力量俘获民众,国家的合法性得以延续、巩固和强化。韩国作为单一民族 国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在韩国浑然一体,各种以民族主义为名 的政治价值诉求都可以上升到国家层面,也就激发了各种利益集团以追求民族主义的工具价 值来实现其自身利益。在诉求大国地位、对外贸易、朝鲜半岛统一、历史意识、领土争端等 问题上,韩国的民族主义是一股强大力量,其动员能量、价值引导的无与伦比,使得民族主 义成为韩国民主政治时代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
3.民众情感与思想整合的需要
在全球化、地区化与民主化的多重冲击下,韩国的民众思想亟需整合,否则将引发社会认知 失调,甚至危害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民族主义作为一个覆盖多层次的概念,包含了从情感 归属到意识形态的广泛领域,因此具有强大的整合能力。与民主化推动下的政治诉求不同, 它所促进的更多是一种政治民族主义,并表现为大量的社会运动。而民众情感与思想整合更 多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潜移默化的影响社会大众,寻求民族文化优越与历史荣光,表现形 式也更加丰富多样。
在情感迷失、思想混乱的情况下,韩国社会的忧虑情节盛行,20世纪80年代社会危机全面 加剧,社会各界对此不无担忧。提升民族自信、重塑民族形象、营造民族声誉成为解决这一 问题的关键所在。以民族认同为目标,对民众情感与思想进行整合,借助民族主义的模糊性 ,在一系列的内外危机中凸显和强化民族情感、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韩国的民众情感趋向 凝聚,思想认同逐渐形成。由于民族认同是一种确立“自我”与“他者”的过程,“边界” 的构建显得尤为关键, Dingley J. Nationalism, social theory and Durkheim. New York : Palgr ave Macmilan, 2008:48因此挖掘民族的个性便是发掘民族记忆、建构民族共同体与塑造民 族意识的复合过程,“通过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寻求家庭和个人意志及情趣的社会与文化联合 ”。 [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7韩国大力推行文化产业政策,在影视文化、历史叙述等领域渗入民族主义符号,基本 上实现了情感与思想的整合,这为韩国的经济持续发展、政治民主巩固、社会文化认同奠定 了坚实基础。
当前韩国民族主义的构建方式
民族主义并非原生或永存的,它需要精英的引导、民众的追随,将少数人的观念转化为一种 全民共识,民族主义才能生机勃勃。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社会精英会借用各种方式来塑造民 族主义、糅合民族主义、提升民族主义。对于韩国民族主义,如果仅从建构的视角来看待会 备受争议,因为韩国作为单一民族国家可以被视作生物有机体。原生主义就对民族主义形成 采用生物与文化的解释方式,认为文化群体是一种广泛的血缘网络系统,文化的标记是一种 亲和力,在依恋的基础上民族主义得以产生。 [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4-57但这种依恋的情感并不能产生稳健有力的民 族主义,停留在民族情感层面无法发挥民族主义的巨大能量。当前韩国民族主义是无法单纯 地从其血缘与亲情中自然产生的,更多地是依靠精英推动下的建构,其方式主要有宣扬文化 优越性、叙述历史荣光和诉诸现实政策等。
1.宣扬民族文化优越性
民族主义的构建离不开本民族的文化美感衬托。韩国在构建民族主义的过程中不断宣扬其文 化的自立性和优越性,提升其民族自豪感。其实,韩国文化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其曾以“ 小中华”自居并引以为荣。韩国的儒家文化与中国相比有所变异,经过整合与改造表现为一 种“儒教”,并缔造了韩国的伦理社会。但伦理社会在韩国现代化的冲击下需要调适,通过 文化层面来发掘民族主义成为一条重要途径。
在民族主义的构建中宣扬文化优越性,韩国的主要方式是传播本民族文化的悠久性、独立性 、独特性。“文化的悠久性意味着文化的生命力旺盛,同时也显示了该民族的非凡适应能力 与创造能力”。 Nairn T, James P. Global Matrix: Nationalism, Globalism and Sta te-terrorism. London, Ann Arbor, MI:Pluto Press, 2005:78韩国精英人士通过神话、传说的嫁接来彰显韩民族文化。为了表明民族 文 化的独立性,韩国采用了“去中国化”的举措,反复宣称其语言、文字的独立性。比如,宣 扬“韩文作为一种表音文字比汉字的象形文字先进”。[韩]崔俊植.对韩国文化 的根本理解.当代韩国,2006(夏季号):60采取“去中国化”的方式,割断韩 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历史联系,给人以韩国文化与中国文化没有任何关系的假象,以此来改 变其处于中国文化的分支地位。 曲文波.论韩国影视对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威胁.湘潮,2007-08(下半月):30在宣扬民族文化独立性的同时,韩国还不遗余力地彰显其 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认为儒家文化并非自中国输入,而是朝鲜本土的自我发展。” 曲文波.论韩国影视对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威胁.湘潮,2007-08(下半月):31
语言与文字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主义建构的关键所在,韩国精英也予以重点关 注、宣扬两者的优越性和独特性,这极大地刺激了韩国民众的雄心。在文化优越性的感召下 ,韩国民众“对自己的文化一致性和民族历史具有强烈的意识,并且献身于运用本地的语言 、习俗、艺术和风景,通过民族的教育和制度来培育他们的民族的个性”。 [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4个性的发掘成 为韩国民族主义发展的第一步,也为文化民族主义转化为政治民族主义从而释放巨大能量提 供了可能性。
2.历史叙述中寻求光辉记忆
民族往往拥有共同的神话、共享的历史, 同上书:14这也成为构建民族主义的重点所在。通过寻求民 族的共同记忆来培育民族感情是构建民族主义的一贯方式,这在当前韩国民族主义的构建中 表现明显。重温记忆、传播历史的过程中包含着延续与变迁,采用何种历史叙述方式?叙述 那一部分历史?将左右韩国民族主义发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克 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2对历史的选择性叙 述直接影响了国民对自身历史的反思和对世界的看法。 李扬帆.韩国对中韩历史的选择性叙述与中韩关系.国际政治研究,2009(1):45韩国通过历史英雄主义的叙述,对 本民族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及其功绩不断歌颂,追求民族光辉记忆,以形成民族自豪感,进而 对民族主义产生倍增效应。通过对本民族的屈辱和不幸的历史悲情的叙述,激发民族精神, 黏合民族心理,构建民族情感与认同。
为了在历史叙述中实现民族荣光,韩国不惜选择性地叙述历史,这在韩国的教科书、影视节 目中俯拾皆是,但实现了对大众民族情感渲染的效果。与此同时,在其他领域的历史移情现 象也普遍存在。历史叙事成为韩国精英塑造民族主义的重要方式,通过将历史叙述蕴含在教 科书、影视节目、象征节日中,实现了民族情感、民族观念、民族价值、民族意识在大众中 的传播,将精英民族主义转化为大众民族主义,既发展巩固了民族主义,又深化了韩国的民 主化。
3.诉诸现实政策的强大牵引
“单靠民族主义原型是不足以创造出民族性、民族,更遑论国家,它需要与其他东西结合”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73 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模糊性,其往往被冠之不同名目并渗透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在韩国 ,民族主义作为工具被社会各阶层所利用,将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导致民族主义 的判断标准变得笼统和宽泛。与此同时,民族主义在韩国获得了巨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通 过诉诸现实政策,民族主义活力四射,影响深远。
在现实政策中,民族主义总是以不同面孔出现。在美韩联盟与驻韩美军问题上,韩国的民族 自尊心受到极大的刺激和鼓舞;在经贸关系中,贸易保护主义作为一种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 出现;在长白山归属、高句丽问题上,韩民族的文化优越、历史悠久的诉求十分强烈;此外 ,还包括对日本侵略与殖民历史的怨恨以及激烈反应、对朝鲜半岛统一中的民族统一追求与 渴望、对领土争端的与尊严意识等。在与外界的争议中,韩民族的情感得到凝聚、民族 观念得到传播、民族共识得到深化。通过将民族主义运用到现实甚至是历史问题的争议中, “边界”意识得到提升,民族主义的能量得到释放,其工具作用得到彰显。将民族主义与现 实政策相结合,民族主义实现了从抽象到具体;将文化民族主义转化为政治民族主义,实现 了民族情感到民族意识形态的升华,由此民族主义得到大幅度提升和巩固。
当前民族主义对韩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外交政策的制定不可避免地受到外交决策机制、社会氛围、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民族主 义通过对外交决策机制的介入、社会氛围的营造、意识形态的塑造等深刻影响着外交政策。 民族主义包含了从民族情感、民族心理到民族意识形态的多个层面,这些不同层面的表现都 将对外交政策产生作用和影响。民族情感包含一种彼此间的依恋,在与外界的互动中成为促 进团结的重要纽带,在遭受他者的非议与不公时能激发成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演 变成一场社会运动。民族主义通过营造社会氛围,表达民众意愿,通过民主机制获取了影响 外交决策的途径。民族心理根深蒂固,潜移默化地影响决策者的思维方式与决策心理,在外 交运作中体现为独特的民族性。民族意识形态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工具性和应用性,其与意 识形态一样,与外交政策存在关联性。“尽管意识形态不是外交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因素,但 却是决定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利益动机推动决策者沿着意识形态规定的路线行动”。周琪.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导论:7-11意 识形态的持续性、封闭性、潜在性为外交政策提供了方向指引、正当辩护、功能规范与形象 包装。总之,民族主义的不同层次渲染营造了社会氛围,渗入决策者心理,介入决策机制, 在潜在的思想观念感染与显著的社会运动压力并举下,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和运作。韩国是 一个民族情绪旺盛、民族性格鲜明、民族意识形态比较强烈的国家,在民主机制的支撑下, 其民族主义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不可轻视。
1.对韩国整体外交战略的影响
韩国民族主义对其整体外交战略的影响显著地体现在其统一战略和大国地位诉求上。韩国是 世界上少有的“一个民族、两个国家”,分裂的巨大压力与危机感成为激发韩国民族主义的 重要因素。朝鲜半岛分裂刺激了朝韩双方的民族主义呈现激烈竞争的态势,韩国欲通过不断 提升其国家地位来增强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提出了“世界中的韩国”、“东北亚的平衡手 ”以及“主导亚洲”等一系列口号,极大地满足了韩国人的虚荣心,也成为其民族主义强盛 不衰的重要源泉。民族主义对民族尊严、荣誉的渴望与追求推动韩国不断向大国目标迈进, 实行大国平衡外交以抬升韩国的国际地位。金泳三推行“四强外交”,这被认为是符合韩国 的地缘优势。金大中奉行“四强协调外交”路线,同时为扩大国际影响,加大了对国际组织 的参与力度并拓展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往。卢武铉要把韩国打造成“东北亚的平衡手” ,寻求大国平衡外交以获取韩国在朝鲜半岛事务中的主导权。李明博提出以“能源外交”、 “贡献外交”、“文化外交”为三驾马车的全球外交,实现了外交空间与领域的扩展,并与 美国建立了“21世纪的战略联盟”,欲成为美国的全球伙伴。每一个民族都希望自己是一个 世界的巨人,正是怀揣此种愿望,“韩国的外交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痛苦选择”。 王义桅.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理解韩国外交.国际论坛,2005(6):17
2.对韩国与大国关系的影响
韩国与中美日的关系交往中也盛行民族主义。在中韩关系中,韩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文化民 族主义。同质性的文化使其盛行一种狭隘的文明优越论,缺乏宽容精神。为了摆脱过去深受 中国的影响,提升其文化独立性,彰显其文化优越性,在历史问题上韩国的民族主义进行了 适时地选择性叙述。去中国化、历史编剧加工、轻视中国文化、贬低中国产品, 庾龙源.调查显示:中国人厌韩是因为否定中国文化贬低中国产品.朝鲜日报,2008 -09-25通过这些 举措,韩国希望在与中国的交往中摆脱昔日附庸的形象,实则反衬了其自卑心理。文化民族 主义的偏激在韩国显露无遗,这严重影响了两国民间认知,在大量诸如“汉字申遗”、“端 午祭申遗”等危机事件的激化下,中韩两国民间情感的恶化和民间互信的降低,将严重影响 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以及地区的稳定与繁荣。
在美韩关系中,近年来韩国的“反美主义”跌宕起伏,居高不下。反美主义作为一种爱国主 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体,在美韩关系的许多重要方面都有所体现。比如,对美韩同盟中不平 等地位的抗争、对驻韩美军的治外法权与犯罪行为的痛恨、对美国贸易保护的怨恨等。“反 美主义并非单一与零和的,而是复杂与矛盾的”。 Cha V. Anti-Americanism and the US Role in Inter-Korean Relation s // Steinberg D I ed. Korean Attitudes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ChangingDynamics. Armonk, NY:M.E.Sharpe,2005:130对此,可以从情绪与政策两个角度寻求 根源,而媒体的负面报道加剧了韩国的反美主义。 Seung-Hwan Kim. Anti-Americanism in Kore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Winter,2002/2003:112反美主义是韩国要成为大国的自信心底 蕴所在,其往往与具体事件相关联,由于政策分歧、利益分化等因素的影响,未来很长一段 时间反美主义仍将存续。
日本是唯一对朝鲜有过长达36年殖民历史的国家,在日韩关系中,韩国有着强烈的“恨”意 识。在历史问题、移民问题、岛屿争端上,韩国的民族主义均有所表现。韩国人暴躁的性格 容易制造过激行为,经媒体的渲染往往演变成一股强大的民族主义情绪。尽管1998年金大中 访日时承诺淡化历史问题,但韩国民间层面的恨日情节在短时间难以释怀。纠结于历史问题 ,日韩关系的开展缺乏厚实的社会基础,民间互信的匮乏将掣肘日韩关系的深入发展。
3.对南北关系的影响
民族主义在韩国外交政策中的最鲜明表现是其对朝政策。民族的分裂造就了当前朝韩两国的 对恃,对民族统一的追求成为朝韩双方的共同愿望。韩国对朝鲜如何认知以及采取何种政策 始终无法走出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的难以平衡是韩国对朝政策的真实写照 。
冷站结束后,韩国开始大力推行北方外交,以“民族统一”冠名成为历届韩国政府对朝政策 的共同特点。正是在民族和解、民族统一的引导下,南北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金大中执政 后,改变了以往历届政府对朝鲜的“吸收统一”政策,转而实行“和解包容”政策, 刘永波.从“吸收统一”到“和解包容”――韩国对朝鲜政策转变分析.东北亚论 坛,2001(1):61“阳 光政策”的实行超越了“吸收统一”和“武力统一”,南北首脑实现了历史性的会晤并签署 了《南北共同宣言》。卢武铉继续推行“阳光政策”却遭遇朝核问题的麻烦,民族主义的推 动要求韩国“在短期安全利益与长远民族利益之间寻求平衡”。 [韩]禹守根,汪伟民.韩国在六方会谈中的多重平衡外交.东北亚论坛,2006(5):1 08但共同的血缘亲情所塑造 的民族情感也导致大量韩国人认为朝鲜的核武器并非威胁, Perry C M, Davis J K et al.Alliance Diversificatio n and the Future of the U.S.-Korean Security Relationship. Herndon, VA : Brasse y's,2004:8甚至是统一后韩国成为世界大 国的重要资源,这也成为美韩在朝核问题上政策分歧的重要根源之一。李明博政府虽然不再 推行“阳光政策”,但在南北关系处理上受到民族主义的左右,纵使有损国家利益,也无法 规避民族情感、民族统一的强大辐射。
外交政策范文第6篇
引言
2016年上半年，土耳其外交政策逐渐出现调整迹象。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有意与地区国家化解矛盾、缓和关系，弱化激进的意识形态主张，意图重回实用主义轨道。这是正发党检视近两年来种种外交失败后所作的战术调整，同时兼具深刻的国内政治背景。但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战略指导思想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其未来仍不免将经历一段动荡调整期。
一、外交政策“U型”转向
当代土耳其以凯末尔主义立国，1923年10月建国以来一直奉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冷战期间，土更因其重要战略地位成为美欧的亲密盟友，先后加入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欧洲委员会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组织），是北约组织中唯一的穆斯林国家，并于1999年成为欧盟候选国。2002年，温和的伊斯兰保守派政党正发党上台后，开始重新审视土耳其与中东国家、俄罗斯以及东亚地区国家的关系，逐渐与西方国家拉开距离，土外交政策出现“东向回调”趋势。曾历任土耳其外交事务顾问、外交部长和政府总理的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是正发党新外交的总设计师。他提出了“战略纵深”理念，认为土耳其在地理上处于欧亚大陆核心位置，兼具厚重广阔的帝国历史，有能力且有责任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中心国家”和“积极贡献者”，因此应突破“安于一隅”的国家定位，主动参与解决地区冲突，积极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①努力扩大在中东和邻近地区的影响力，重视以往被忽视的亚洲、非洲等地区，实现平衡外交。②具体而言，一方面，土要继续保持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友好同盟关系，在此前提下大力发展与俄罗斯及中亚诸国、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关系；③另一方面，土要充分利用土耳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借助共同的宗教、文化基础，强化与地区国家的关系，④尤其是与穆斯林和突厥语国家的关系。在这一战略思路指导下，正发党政府提出了“与邻国零问题”的外交目标，主动与周边国家缓和关系，避免在与邻国的冲突中损耗实力，并积极介入地区问题。2004年，土叙（叙利亚）关系改善，两国开辟了高层战略合作渠道，随后又签订双边自贸协议；与伊朗的能源、经济合作项目增加，2008年土伊签署安全备忘录，共同打击库尔德分离主义势力，在伊核问题上土给予伊足够的支持，不惜公开反对美国制裁伊朗，⑤并一度在美伊之间扮演调解人的角色；调整在巴以冲突中的立场，明确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承认哈马斯的合法地位，改善了其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积极拓展与伊拉克中央政府的友好关系，同时谨慎地增加与伊北部库尔德自治区的贸易往来，而不涉入其内部纷争。此外，土政府还开始着手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并提出与亚美尼亚关系正常化的“路线图”，同时与俄罗斯发展为“亲密的朋友”。虽然这一时期土政府与西方国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土以（以色列）关系破裂也使美国大为不悦，①但土耳其外交政策整体上并没有脱离亲西方的轨道，力争加入欧盟和保持美国战略盟友身份这两个战略基轴没有动摇，只是强调要谋求多维度、全方位的平衡外交，以更好维护国家利益。②正发党推行“与邻国零问题”外交政策实质是采用不受价值观影响的实用主义原则，集中关注现实的经济与安全利益，搁置或绕开争议，追求合作最大化。该政策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土耳其与地区国家的贸易出现爆发式增长，地缘安全环境得到大幅改善，外资纷纷涌入。新外交政策成为助推土耳其“黄金十年”高速发展的重要力量。2011年中东地区“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正发党的外交政策逐渐转向激进。一方面是因为中东剧变破坏了旧的地缘政治格局，土耳其被迫作出反应；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时任总理埃尔多安野心膨胀，意欲借机主导地区事务，扩大土耳其的地区影响力。在埃看来，“阿拉伯之春”是中东各国民众独裁统治、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民主革命”后上位的中东国家新政权必将探索建立世俗化、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国家，土作为伊斯兰社会与西方民主制度“完美结合的样板”，应充当地区发展的榜样和引领者；埃及等中东传统大国的力量因政局动荡而受损，土在地区政治中的地位凸显，不能无所作为，而应抓住有利时机扩大影响，“促成该地区历史性的转变”，引导中东国家可能出现的新政权成为土可靠伙伴。出于以上考虑，正发党政府在埃及支持穆斯林兄弟会（简称穆兄会），把穆尔西视为“亲密盟友”，指责现任塞西政府施行暴政、屠杀平民，致使两国相互召回大使并降低外交关系等级；同时其它还因支持穆兄会问题开罪沙特、卡塔尔等海湾国家；在叙利亚，土耳其向叙反对派武装提供资金和武器，支持其巴沙尔政权，与叙处于实际交战状态，并因此扩大了与支持巴沙尔政权的伊朗的分歧；2015年9月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局势后，土反应强烈，多次威胁动用北约集体防卫条款，并于11月在土叙边境击落俄罗斯战机，招致俄单方面经济制裁。③至此，土耳其与几乎所有邻国和地区国家关系都呈现出矛盾激化的趋势，“与邻国零问题”外交异化为“零邻国无问题”外交的窘局。④同时，由于土深度介入地区事务，且与美欧等立场不尽相同，双方矛盾分歧也层出不穷。在叙利亚危机和打击“伊斯兰国”过程中，土消极合作，漫天要价，提出设立禁飞区、限制库尔德武装等多重条件，一度拒绝向美军和北约部队开放空军基地，导致土美关系遇冷；在欧洲难民问题上，土趁火打劫，狮子大开口，意图借土欧难民协议打包解决土公民入欧免签和入盟谈判关键条款等问题，并索要累计60亿欧元巨额援助款，⑤此后更是多次宣称“不履行难民协议”，威胁欧盟，⑥逼迫欧盟在诸多问题上让步，从而引起欧洲国家强烈不满。正发党政府精心设计的“东西平衡”的外交演变为双向受阻，被讥笑为“不是东西”，只能自诩“宝贵孤独”。有学者评论称，土政府外交全面失败的根源在于正发党放弃了实用主义原则，代之以激进的政治伊斯兰意识形态驱动，⑦这违背了土耳其的现实国情。2016年上半年，土耳其外交政策再现调整迹象，逐渐向实用主义回归。年初，埃尔多安低调访问沙特，与沙特国王萨勒曼协商组建高层战略合作委员会；随后，土耳其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简称阿联酋）关系恢复正常；3月，土伊（伊朗）关系缓和，双方表示将进一步扩大贸易往来，并绕开了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5月初，土总理达武特奥卢因与总统埃尔多安权斗失利而被迫辞职，成为土耳其外交失败的替罪羊，新总理耶尔德勒姆上台后即表达了调整对外关系的意愿。①6月底，土耳其与以色列正式达成和解协议，实现了双边关系正常化；同时，埃尔多安主动向俄罗斯示好，就击落俄战机事件向俄道歉，普京予以积极回应，宣布将逐步解除对土经济制裁，重启双方关系。7月15日，土发生未遂军事，埃随后发起政治大清洗，致使土美、土欧关系遭受新一轮冲击。但是，军事并未改变正发党外交政策转向的大趋势。尽管土政府怀疑美国暗中支持，土美在引渡“策划者”居伦的问题上也难以达成一致，但土总统、总理都多次公开强调美国是土耳其的战略伙伴而非敌人，尽力安抚国内民众的反美情绪，以减少对土美关系带来更大冲击。除了表达缓和土美关系的意愿外，土总理耶尔德勒姆还表示将尽快修复土耳其与埃及的关系，②甚至暗示有可能“与叙利亚关系正常化”。③正发党政府外交政策转向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出人意料，也重新点燃了国际社会对土耳其作为地区“稳定极”的期望，被视为中东乱局中“为数不多的积极变化”。④研究者普遍认为，在饱尝对外政策失败的惨痛教训及多方“突围”无果之后，正发党不得不放弃激进的、带有意识形态冲动的外交诉求，回到实用主义与理性务实的立场，以避免土耳其在地区冲突的漩涡中越陷越深。
二、背景及动因
2013年以来，土耳其政治、经济、安全形势全面恶化，国际形象一落千丈，外交陷入孤立困境，社会不满情绪滋生，正发党执政压力增大。在国内政经改革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土政府亟需调整外交政策，创造宽松有利的外部环境。经济下行压力是促成正发党外交政策转向的首要因素。作为中东地区的非资源型国家，土耳其经济的主要驱动力来自贸易投资和旅游业。其中，旅游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2%，吸纳了8%的就业人口。土与地区国家相继交恶，并受到叙利亚危机外溢影响，造成投资者信心低迷，外部资本流入不稳定，中东地区出口市场萎缩，赴土旅游人数大幅下降，由此土经济受到严重冲击。英国经济情报所数据显示，2016年土耳其GPD增长率仅能勉强达到3.1%，预计未来3~5年经常账目赤字将继续扩大，外资流入量突然减少将是经济增长的首要风险；⑤对阿拉伯世界的出口总量呈持续下降趋势，2015年减少了11%，2016年前4个月同比下降了17%；⑥旅游业遭遇20年来最严重衰退，伊斯坦布尔和安塔利亚等传统旅游圣地的酒店入住率屡创历史新低，在20%~40%之间震荡徘徊。土击落俄罗斯战机、遭俄单方面制裁后，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土耳其流”天然气管线、阿库尤核电站等大型能源合作项目陷于停顿，对俄出口总量锐减60%，赴土旅游的俄罗斯游客人数减少约400万，减幅达90%以上，⑦土在俄投资和经商人员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土经济持续恶化不仅造成就业形势更加严峻，而且动摇了正发党的选民基础，削弱了其执政合法性，成为埃尔多安稳定国内局势亟需解决的根本问题。虽然从长远看，提振经济归根结底要靠结构性改革的稳步推进与欧洲市场的重新繁荣，但是从短期看，改善与地区国家和主要大国关系则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是土经济增长的一支“强心针”。7月初，土俄关系甫一启动，土耳其便迎来了首批俄罗斯游客，土对俄出口农产品的限制也随即取消。①按照土官方计划，土依次改善与俄罗斯、伊朗、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的关系，能够为土带来至少36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效益。②内外安全形势恶化迫使正发党寻求反恐合作者。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土耳其作为中东地区为数不多的“安全岛”的地位逐渐丧失。一是国内民族冲突加剧，土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简称库工党）之间爆发新一力冲突。虽然正发党于2013年启动了针对库尔德人的民族和解进程，但以库工党为代表的库尔德分离主义武装组织始终是其心腹大患。土最初在国际反恐和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态度消极，也是意图借极端组织消耗巴沙尔政权和库尔德武装的有生力量。随着叙利亚战事发展，与库工党关系密切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日益壮大，其控制区逼近土边境，并得到美、俄、欧等大国援助。土政府担心边境地区最终出现一个事实独立或是自治的“大库尔德斯坦”，于是被迫改变策略。2015年7月，土撕毁此前与库工党达成的停火协议，以反恐为借口，大规模清剿库工党及其支持者，并频频越境空袭伊、叙境内的库工党营地。库工党随即在土全境展开报复，集中袭击土军警、政府等目标，双方冲突不断升级。二是叙利亚危机外溢，活动由土边境地区向土西部大城市渗透。由于正发党一度执行宽松的边界政策，土叙边境曾是国际“圣战”分子进入叙利亚、伊拉克的中转站，极端组织甚至在土东部地区成功建起秘密联络点。③2014年以来，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土政府加强了边境管控，切断了武器、资金的非法流通渠道，先后阻止来自90多个国家的万余名嫌疑分子入境，遣返70多个国家的1000余人，使赴伊、叙参加“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数量由每月1500人~2000人锐减至目前的200人左右。④2015年7月起，土政府调整立场，积极参与国际反恐行动，多措并举加大打击“伊斯兰国”力度，并向北约开放了因吉尔里克空军基地，招致极端组织不满，这些组织频繁在土境内制造袭击。据不完全统计，仅过去两年土耳其就发生了至少17起爆炸事件，造成300多人死亡。在此情势下，正发党迫切需要稳定安全形势，消除社会恐慌情绪，在打击“伊斯兰国”与防范报复性恐袭、扩大反恐合作与打击库尔德武装之间寻求平衡。为此，土政府着手调整外交政策，修复与相关国家关系、消除敌意等：一方面，与美、俄、北约组织以及地区国家展开情报共享，提高预警能力，必要时协同作战，拓宽行动空间；另一方面，在库尔德问题上争取国际支持，至少要与利益相关国达成默契，力阻库尔德人独立建国。正如土总理耶尔德勒姆所言，土耳其面对内外强敌“需要更多朋友”。⑤土国内政治极化现象加剧，埃尔多安意图通过打开外交局面增加集权的合法性。埃曾连续11年担任正发党主席和土政府总理，权倾一时；2014年8月，他结束第二任总理任期，转任国家总统并加快了修宪步伐，谋求将议会制改为总统制，变总统为权力核心，巩固个人政治地位。为此，埃尔多安广泛打击异己，与昔日盟友、伊斯兰社会运动领袖居伦反目成仇；加强社会管控，限制言论自由，随意处罚、关停反对派媒体，拘捕大量批评政府的记者和青年学生；煽动民族矛盾，为争取土民族主义者选票不惜中止库尔德和平进程，与库工党重开战火；操纵选举，取消国会议员豁免权，不断削弱反对派政党在议会中的实力，强化正发党一党独大局面。时值土内忧外患之际，埃尔多安的高压统治和集权措施，加速了社会分化。一方面，埃尔多安的支持者力挺正发党政府，寄望其强硬政策能够带领土耳其度过艰难时期，重回高速发展轨道；另一方面，居伦运动、穆斯林商界精英、亲库尔德政党、自由派分子、世俗主义者与军方对埃尔多安的不满情绪日增。亲埃力量虽然占据优势，但与反对者的对立态势不可调和，其政治妥协的空间消失殆尽，“7•15”未遂军事就是一系列矛盾激化的结果。埃尔多安借搜捕叛乱者为由，大肆清洗居伦分子和反对力量，权力得到进一步巩固，地位已无人能挑战。但是，国际社会尤其是美欧对埃氏的执政风格颇有微词。一是担心埃尔多安及其掌控的正发党最终会带领土耳其偏离世俗主义和政教分离的道路；二是指责埃压制言论自由、践踏人权，背叛和“侵蚀”了民主制度，①并以此为借口在土耳其加入欧盟和其他区域合作组织问题上向正发党政府施加压力。一些欧美媒体更是直接称呼他为“土耳其的新苏丹”。地区邻国也把土外交失败视为埃尔多安权欲熏心、野心膨胀的恶果。埃在极力摆平国内局势的同时，急需修复与外部国家、组织的关系，为未来继续掌控权力创造宽松环境，也为正发党政府在国际社会中寻找支持者以及可靠盟友。此外，调整外交政策、降低土耳其与地区国家间的紧张关系也符合土反对党的利益，有助于正发党与反对党派扩大政策共识。
三、前景及影响
国际社会对土耳其此次外交政策调整抱有较高期待，希望土在持续发酵的中东乱局中从“麻烦制造者”变成合作者和建设。虽然与正发党执政的前10年相比，目前土耳其受内外因素影响，进入全面震荡调整的不稳定阶段，但与中东其他国家相比，仍然是地区稳定的堡垒和经济增长的支柱；土是北约组织重要成员，是欧美的“东侧防线”，也是地理上防范中东动荡局势向欧洲蔓延的缓冲带，对西方国家的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土连接欧、亚、非多方市场，与欧盟签有关税协定，是美国通往伊斯兰世界的桥头堡之一，同时还是中东、中亚地区油气资源进入欧洲大陆的锁咽要道。无论从哪种角度出发，土恢复务实、友好、灵活的对外政策，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地区危机进一步复杂化。尤其美、俄、伊朗等在叙利亚问题上介入较深的国家，还在谨慎评估正发党政府调整对叙政策的可能性、方向和时机，把土外交转向视为打破当前叙利亚和谈僵局的一线希望。但也有较为悲观的看法，认为正发党政府并不能通过简单的外交调整来摆脱内外困境，重拾实用主义外交也无法消除土耳其不稳定的根源。
一是因为土政府在地区冲突中涉入过深，已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尤其在叙利亚问题上，埃尔多安曾强烈指责巴沙尔挑起了叙内战、为“伊斯兰国”扩张提供了罪恶土壤，并放纵库尔德武装发展壮大，他坚持把巴沙尔政权作为政治解决叙危机的前提条件。②这一立场得到了沙特等逊尼派国家的支持，并且沙特等国在叙问题上与土结成实质性同盟。土未来若松动在叙利亚等问题上的立场，不仅要费心平衡对美、对俄关系，更要避免触怒海湾国家，以免陷入新的外交孤立。
二是因为中东政治格局在短短几年内发生急剧变化，就当前教派冲突和地区分裂对立的程度看，土外交上中立、平衡的空间越来越小，此前土耳其“与邻国零问题”外交的目标已不可能实现。正发党执政之初曾强调自由贸易、文化交流，不涉入党派或教派斗争，这些原则构成了土务实外交的精髓。但是，目前土外部环境已经完全改变。加之，近年来土耳其的伊斯兰身份愈加凸显，逊尼派地区大国的定位越来越清晰，其外交政策恐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正发党政府也很难在地区冲突中轻松地抽身。
三是“U型转向”只能被视为土外交政策的战术性调整，而非根本性战略转变。大体而言，土外交政策是其国内政局发展的反映：当世俗主义者掌握权力时，执行全面亲西方的政策，坚定倒向美欧；而带有温和伊斯兰倾向的政党上位后，开始在对外关系中强调土耳其的地区性，寻求平衡外交；当国家政策路线集中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时，对外关系表现得相对温和、进取，以维护土现实利益为基准线；当国内政治中党派斗争和意识形态对抗占据主流时，外交政策就会转向激进、敏感，充满敌意。①目前，正发党政府虽然经历了明显的外交失败，但埃尔多安并未放弃扩大地区影响力的意愿，更不会停下修宪改制的步伐，仍将继续在国内推行舆论管控、打压反对党、打击库尔德武装、为社会伊斯兰化松绑等既定政策。在此前提下，土外交政策战略转型的时机还未真正出现。虽然土外交政策调整的效果仍待观察，但其“东向”趋势已难改变，且“7•15”未遂加速了这一进程。一方面，重新回归实用主义无助于弥合土耳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裂痕，正发党政府与美欧等传统盟友的互信基础正在减弱。虽然土官方多次声明美欧仍是土战略伙伴，但双方近两年来在叙利亚问题、难民危机上龃龉不断，土后西方国家又严厉指责埃尔多安借机实施“政治清洗”，②这些摩擦不仅源于双方间现实利益的不一致，更暴露出价值观的根本分歧。土政府及支持正发党的民众对西方国家的失望情绪累积，加入欧盟的热情熄灭；相应的，美欧也担心一个在意识形态上偏离西方国家、在政治实践上背离民主、在军事行动上不能协调一致的土耳其无法继续发挥盟友作用。另一方面，土俄关系快速升温，正发党政府在“东方”寻求新盟友的意图明显。土对俄除能源方面的高度依赖之外，还有许多政治诉求，既需要在遏制库尔德武装、确立实权总统制等问题上争取俄政府支持，也希望能与俄协调合作以推动叙利亚危机尽快解决。更重要的是，埃尔多安还试图借俄罗斯平衡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增加与西方国家对话的筹码。正发党外交政策“东向回调”的核心目的，是修正其此前极端亲西方的立场，增强土耳其外交的独立性、凸显其独特性，而非背离西方、断绝与西方世界的联系。若不能准确把握这一点，便无法准确理解正发党外交政策“回归”的原始起点。未来正发党政府的外交政策仍要在“东西之间”寻求新平衡，这是由正发党对土耳其国家的定位所决定的。在正发党这样一个温和伊斯兰政党的认知中，土耳其作为欧亚大陆的中心、穆斯林世界的强国、突厥世界的领头羊，不应依附于任何一个大国或大国集团，而应均衡发展多维度的对外关系，以契合土多重身份、满足其多样性的利益需求。尤其在经历过十年的黄金发展期之后，土耳其成为中东第一大、全球第16大经济体，被誉为继“金砖国家”之后最有潜力的新兴经济体，这进一步巩固了正发党的认知、刺激了其战略野心。同时，土耳其被裹挟在中东地区近几年来政治伊斯兰势力活跃的风潮中，国家的伊斯兰身份日益凸显，与地区国家在价值观上较前更接近，也为正发党的“战略纵深主义”提供了现实的土壤。虽然正发党的外交政策几度调整，但其战略指导思想并未改变，一直向着逐渐与西方拉开距离、积极“东向”“南下”的方向发展。然而，土外交中真正严重的问题或许正蕴藏其中。在正发党执政前的较长时期内，全面倒向西方的外交政策造成土耳其在经济和安全方面与欧盟、美国密不可分，双方利益盘根错节，互有战略需求，又能相互制衡，但土受实力因素影响处于下风。正发党执意推行平衡外交的风险在于：目前既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外交“独立”，也没能在“东方”寻到与美欧势均力敌、能够平衡其影响力的新盟友；既要保持与美欧的传统战略同盟关系，维持既得利益，为长远发展考虑，又要承受与美欧拉开距离带来的外交压力。在新的均衡态势达成之前，土耳其对外关系仍要经历痛苦的探索和磨合，不排除新一轮震荡调整的可能。
外交政策范文第7篇
美国作为冷战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面对生态环境问题全球化和严重化这一趋势，而作出的环境外交政策将会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1996年4月9日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在斯但福大学发表了题为《美国外交与2l世纪全球环境的挑战》的讲话。全面阐述环境与美国全球政策的关系，认为：“美国全球政策目标同美国如何处理地球的自然资源问题方面开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1997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度环境外交报告，报告中宣称环境外交已经成为美国外交中的一个长期性、重要性的工作。环境问题开始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紧密相连。本文将对生态环境问题对美国的影响以及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作一个粗浅的分析。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是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时代背景
生态环境问题是指由于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处置不当，尤其是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的全球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构成的种种现实威胁。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从60年代末开始，以罗马俱乐部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为标志，尤其是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之后，许多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开始从生态环境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利斗争。1979年，勃兰特委员会曾指出：“过去人们常常是从军事冲突，甚至是从毁灭角度来理解战争，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灾难、大规模饥谨等造成的混乱也可能同样危险。”[2]1992年，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会聚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全球性首脑会议。会议发表了《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文件，生态环境问题自此成为新的国际政治热点问题而进入越来越多政治家和学者的研究领域。克林顿总统1997年10月在发达国家地理学会上曾表示,“把一个美好的家园交给下一代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中，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已经成为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重要背景。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化
人类很早就注意到环境对政治的影响。但传统的政治地理学只研究人、国家或领土等
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到了近代，国家和领土的概念已上升为环境系统。系统是没有国界的，诸如森林毁灭、温室效应、淡水短缺、臭氧层破坏、水土流失、沙漠化、海洋污染等等环境危机的爆发，使各国领导人开始认识到人类现在所面临的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并开始对国家的政治行为包括对外关系行为加以调整，国际组织和其它政治团体也正在使用其权力对生态系统进行控制。如尽管温室气体排放属于一国内部事务，但到1999年为止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40个国家加入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只要承认生态学是探求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承认政治是研究如何运用权力和权威对社会进行挖掘的科学，就不难体会到政治学和生态学之间的关系。没有哪种政治不会影响到生态系统作用的过程。”[3]。
国际生态环境问题可以用“猎鹿原则”加以解释。也即尽管大多数国家实行环保政策，但是只要有一个国家肆意破坏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也将会直接威胁到别国和整个世界的生态环境系统，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跨国界的问题，它需要通过国际立法、国际合作、国际协调逐步加以解决。这就牵涉到各国让渡和边界模糊化等问题。因此，传统意义上国家观念正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国家的生态环境系统安全在各国的安全观念中日趋重要，“经济的、社会的和生态的领域中的非军事性因素已经对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4]因此，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对传统的国家和安全观形成了挑战，
（二）生态环境政治问题推动全球相互依存发展
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使国家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由于全球生态问题如酸雨、CO2的排放、臭氧层的出现等均已超出了一国范围，因此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国家间的相互依存问题，在这个相互依存的状态中，各国都将为本国或其他国家的环境活动付出代价或取得收益。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卡兰默指出：“我们的遗弃物、我们造成的污染两者加起来足以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平衡，这一相互依存将我们统一在一起，生态相互依存和人类命运紧密相关。”[5]因此在以后的国际社会的讨论和斗争中，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
（三）生态环境问题影响着国际权利分配结构
由于“国际政治象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利和利益的斗争”[6]。因此生态问题已或多或少地作用于国际权利分配结构上，如生态环境问题开始影响着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联盟与对抗。典型事例之一是1998年全球代表4200多人在阿根廷阿姆斯特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发达国家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被的各种破坏，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趋势，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发达国家的不合理的消费结构和工业高能效结构，以及通过殖民地体系和不平等的世界贸易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性开发才是气候变化的原因，强调发达国家应承担责任，增加援助，改造旧的国际秩序，放弃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支配型模式，建立机会均等、权利平等、规则公平的国际社会民主机制。由上可以看出，生态环境问题已逐渐成为国家间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国政府都从自身实力出发，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权利争夺中，或联盟、或对抗以期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
（四）生态环境问题与南北问题紧密相连
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经常要与南北问题，特别是与南方的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如在环境保护的责任、资金和技术的共享、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上，南北国家存在着严重分歧。发达国家片面强调环境保护而忽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特殊需要，认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是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源之一，同时回避自己在造成今日环境污染问题上的责任，不愿意在资金和技术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而发展中国家强调自身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逐步发展经济，才能解决环境问题，强调发达国家是当前工业生产的主要进行者，其能源与资源的消耗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对全球环境的恶化负有主要的责任，发达国家应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环保资金与技术，为解决全球性环境保护问题作出应有的贡献。因此随着国际环境合作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与南北问题、发展问题的关系日趋紧密，这使得生态环境问题在国际政治议事日程中地位日趋凸现出来。
（五）生态环境政治问题已成为国家合作或对抗的原因之一
生态环境政治问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产生新的利益争夺点，在某个区域形成新的不稳定，并引发各种冲突或战争。例如，气候变暖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起对南极资源的争夺；水资源的紧张和污染也会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中东地区这种争夺尤为明显。另一方面，全球生态问题也造成了各国利益的互补与联系，促进了国际合作。目前国际社会和有关国际组织围绕治理和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在国际合作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1983年联合国为审查世界环境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并提出有效的行动建议而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召开，发表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并提出“各国在和平发展和保护环境方面是相互依赖的，应按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采取适当方法解决一切环境争端，[7]”与此同时联合国有关环境的国际立法也在稳步进行。一大批国际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等也涌现出来，他们都能积极促进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以及促进环境事务的国际合作。但是由于不少发达国家以种种借口推卸其应负的责任和义务，使得国际环境合作充满曲折和斗争。
二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动因
（一）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始终是为其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政策服务的，美国现实主义学派大师汉斯.摩根索指出“国家利益是判断国家行为体唯一永恒的标准”。[8]国家利益是指“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东西。”[9]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公众对较高生活水准要求和生态环境的威胁呈现严重矛盾。这种矛盾和冲突严重已经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大量的环保报道显示。如今在美国国内，美国公民的人身、经济和社会安全正在受到臭氧层破坏、物种消失、过度开发、各类辐射及化学品污染、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的威胁。设在华盛顿州里奇兰的汉福德武器工厂，将2000亿加仑的危险废物倾入坑里和湖里，至少使附近100平方公里的地下水被污染，该工厂样品中渗漏出来的钚就足够制造50多枚长畸型原子弹。能源部合同承包商NLO公司于1951年以来已向空气中排放了39。3万磅铀的副产物及其它有毒物质，1966年一次在20分钟内即释放3884磅含铀气体。马萨诸塞州德角附近的奥蒂斯空军基地的有毒废物已污染了该地区的全部水域，使1982年以来该地区一些城镇的肺癌、白血病、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及黑毒瘤大增，综合癌症率已高出全州水平的30%。[10]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其主要作用在于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因此，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认为，美国要把推进美国全球利益的能力同处理地球自然资源紧密联系在一起。[11]
（二）美国也正在利用其环境外交政策来推动全球政策的实施。由于地球自然资源的匮乏和自然环境的恶化将会使中东以及东亚、中亚和南亚等对美国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地区生存环境的恶化、人口的恶性膨胀、饥荒以及地区冲突和国际不稳定。如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供水争执，已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也可能为争夺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而爆发战争。对以色列来说，占领约旦河西岸，利用约旦河水保障其农用灌溉和其它方面的淡水也是至关重要的。当这些生态环境问题引发地区冲突和紧张时，美国的全球政策利益将会受到威胁。美国只得动用政治军事手段加以干涉以维护其全球政策利益。因此，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夫曾指出：“自然环境资源解决自然资源问题对取得政治和经济稳定、争取美国全球政策目标的实现关系重大。”[12]
（三）美国可以通过环境外交政策来协调与别国的关系。生态环境问题会影响到美国
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为污染不受边界的限制，而世界任何地区对有限资源的需求增加必然会给其他地区的资源造成压力，也会引发与美国有关国际纠纷。最近30年来，美国使加拿大东部上空污染的浓度增加了50多倍，“酸雨”每年给加拿大造成经济损失达50亿美元。在1986年间，以美国为主发达国家将365。6万吨以上废物运往第三世界，引起了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和加勒比海国家的愤怒，在美国国内经常视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和海洋为垃圾倾倒场所，在发展中国家已造成一种“毒物恐怖主义”或造成一种“生态种族歧视”的心理负担。因此，美国政府制定了相应的外交政策以协调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
（四）美国在国际环境政治领域也力图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美国政府认为，一方面，美国未来的安全、繁荣和环境状况同整个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美国人民的生活受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愈来愈明显。另一方面，无论美国是否选择充当世界领袖，其历史和实力已决定了美国必然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在解决有关安全、发展和环境的国际问题方面，美国必须带头，否则其它国家会踌躇不前。况且诸如核武器控制、自由贸易和全球环境变化等问题唯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锝以解决。因此，美国有责任制定和贯彻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政策。为此，美国将采取积极扮演国际领袖的政策，即通过积极参与和领导旨在鼓励民主、支持科学研究、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环境与人类健康方面的国际合作，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
三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具体实施
（一）美国政府以经济力量为后盾，充分利用各种国际组织来对付生态环境威胁，从里约热内卢会议以来，美国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通过各种条约国际社会同意逐步淘汰尚存的破坏臭氧层的物质，禁止向海洋倾倒低放射性废品，美国正力图改革和加强联合国重要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计划。同世界银行一起，将有利于本国利益的环境政策纳入世界银行贷款计划，通过全球环保机构资助有利于美国的环保项目。美国和欧盟制定的跨大西洋新计划将使全坏在解决诸如气候变化和有毒化学品等问题上做出努力，美国也利用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来缓和促进贸易和保护环境之间复杂的紧张关系。
（二）在对待各种生态环境问题方面，美国首先把本国利益放在首位。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方面，美国一直要求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承担共同的义务。1997年京都会议之前，美国参议院作出了95对0票作出反应：“除非主要发展中国家也介入，否则不支持签署任何限排公约”。1997年10月6日，克林顿又表示了四条原则：（1）相信气候变化的科学性，（2）美国准备承担“现实的”减排义务；（3）这种限制减排要以不阻碍经济发展为前提，（4）世界各国都要参与。这些看法遭到发展中国家的一致反对，与此同时，欧盟也指责美国在会前提出的“各国都要介入减排义务”违背了“柏林授权”、破坏了已进行了两年半的谈判与磋商结果。1998年全球代表4200多人在阿根廷阿姆斯特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美国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被的各种破坏，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
（三）美国正通过环境手段来扩大其在中东以及东亚、中亚和南亚等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地区的利益，这些地区的生存环境的恶化造成了人口的恶性膨胀、饥荒以及这些国家的无政府状态，大大加剧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中东干旱的地区了，那地方争水斗争对安全和稳定有直接的影响。人口的迅速增长和污染加剧了古老的水源争端的利害关系。正如希蒙·佩雷斯曾经说过：“约旦河的争水史比历史还长。”美国正在试图使中东和平进程的各方协调该地区的水资源供应，以便减少因水资源而引发的各种冲突，以保护自己在中东地区的政策和石油利益。在前苏联和中欧，美国则希望通过国际组织来改变其污染的工厂、充满烟雾的天空和毁坏的河流。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美国通过有34个民主国家迈阿密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来推行可持续发展计划。如遏止滥伐森林和人口迅速增长、保护亚马孙热带雨林中生物的多样化、以及与哥伦比亚帮助罅贩毒和犯罪活动、协助危地马拉发展可持续的农业等。美国在这些地区的环境活动有利的推动了其全球政策。客观上也有利于维护世界生态环境系统的稳定。
除此之外，在环境科学技术领域，美国政府还制定了“国家环境技术政策为主线，通过实施项目计划，开发新的环保技术，推动环境技术的出口和转让”等相应的政策或实践措施。
四、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两面性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有其两面性，一方面由于美国未来的安全、繁荣和环境状况同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美国人民的生活受到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也愈来愈明显。迫于形势，美国积极参与支持科学研究、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环境与人类健康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以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客观上也推动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防止地球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始终是为其本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美国一直认为其历史和实力已决定了美国必然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为此美国在环境合作方面，采取积极扮演国际领袖的政策以实现其全球政策，并利用生态环境问题来遏制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试图控制中东、中亚等具有政策价值的地区。
美国的对中国环境外交政策也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出于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出发，美国与中国在生态环境领域的许多方面进行了合作。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指出：“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的确日益严峻。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是淡水和耕地只占70%方面已面临的巨大城市力日益加剧。这就是我们与中国接触的政策把环境包括在内的诸多原因之一。应扩大美中两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其中包括能源政策和农业等方面。因为中国对世界有深远影响。“[13]在1997年，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中美两国签署了《中美两国能源和环境合作倡议书》和《中美关于和平利用核技术合作的意向性协议》。同年中美两国召开了”中美减灾研讨会“，共同探讨减灾科学技术和政策。中美两国还在农业可持续发展、臭氧层保护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合作。这些合作有利的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美国著名专家指出，“美中在能源和环境这样一些价值观相对来说比较中立的领域进行对话与合作，可以为当前在两国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人权与知识产权、台湾、、武器扩散和贸易领域的争端中起到一种令人欢迎的缓解作用。”[14]
但是在另一方面，美国又企图通过环境手段牵制中国经济发展。由于中国的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又极大的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树立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使美国认为中国有可能对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形成挑战。因此美国首先从舆论上希望将中国描绘成“世界污染大国”，“环境和粮食危机的制造者”。美国在1997年的环境外交报告中宣称，中国1995年煤炭、粮食和肉类的消费量已经超过美国，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名列世界第二。在美国世界观察所布朗的报告《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中，中国21世纪的粮食需求能力将与世界粮食市场的供应能力产生激烈矛盾。在具体外交政策上，美国一直试图说服或压迫我国接受美国在气候变化和排放贸易（IT）上接受自己的立场，这突出反映在1997年京都会议和1998年的阿姆斯特丹会议中关于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的争论中。
参考书目：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
陈汉文，《在世界舞台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曹凤中，《绿色的冲击》，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年
埃兹拉.沃格尔，《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新华出版社，1998年
Christopher:AmericanDiplomacyandtheGlobalEnvironmentalChallengesofthe21st
Century,April9,1996.
Zebich-Knos,M.:GlobalEnvironmentalConflictinPost-ColdWarEra:Linkagetoan
ExtendSecurityParadigm,PeaceandConflictStudies,vol.5,No.1.
Thomas,Caroline:TheEnvironmentin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RoyalInstituteOf
InternationalAffairs,1992.
Tickell,Crispin:ClimateChangeandWorldAffairs,HarvardUniversityPress,Second
edition,1986.
TuchmanMathews,Jessica:PreservingtheGlobalEnvironment:TheChallengeofShared
Leadership,NewYork,Norton,1991.
U.S.Dept.ofState,EnvironmentalDiplomacy:theEnvironmentandU.S.ForeignPolicy,
April22,1997.
外交政策范文第8篇
如果将国际政治比喻为一场游戏，那么美国总统看起来像是世界上最阔绰的玩儿家。在对手面前，白宫或采取陆路进攻，或发动空中打击，或进行发展援助，或实施经济制裁。文攻武卫，任其选择。然而，总统的“阔绰”恐怕只存在于理论层面。事实上，国会的存在和民意的动向严重压迫着白宫的选择空间。
每项外交策略的制定过程中，总统要面对三方面的影响。首先是利益分配。与重要反恐战略伙伴巴基斯坦谈贸易和援助，是否会引发国内纺织业的疑惧？历史证明答案是肯定的。米尔纳和廷格利研究发现，如果某项外交政策将给特定团体带来损失，那么该团体将联合游说公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国会申诉。这也是为何白宫明知有必要和巴基斯坦亲近，却迟迟不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投其所好的原因。
其次，美国总统在选择外交工具的过程中，要考虑意识形态的分野。在朝核问题上，白宫是否要向特立独行的平壤让步？在克林顿的带领下，美国形成了用能源换取朝鲜无核化的方针政策，却引来共和党议员的抨击，终于促使后来的布什采用了更具对抗性的姿态。
最后，美国总统面对的压力，说到底也可以用信息对称或不对称来理解。在既不严重影响团体经济利益、又不牵涉意识形态分歧的议题上，国会和民间都没有动力去深究总统外交选择的利弊。此时的总统可以依赖国防部和情报部门采集的信息，把自己的选择描绘得头头是道，以求国会共鸣。反之，如果总统的提议触碰了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的神经，利益团体和游说公司就会源源不断向国会输送信息炮弹，导致国会在与总统的争论中占据上风。
国会对总统的限制给世界带来了怎样的影响？米尔纳和廷格利的判断让人悲观：鉴于经济手段很难赢得国会支持，二战后的美国总统越来越注重用高调的军事威胁或实在的武力行动解决问题。因为总统对军队和情报部门拥有牢固的控制力，而情报部门出于工作需要不必对国会百分之百透明，因此总统在选择武力解决外交问题时更加从容。
外交政策范文第9篇
美国作为冷战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面对生态环境问题全球化和严重化这一趋势，而作出的环境外交政策将会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1996年4月9日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在斯但福大学发表了题为《美国外交与2l世纪全球环境的挑战》的讲话。全面阐述环境与美国全球政策的关系，认为：“美国全球政策目标同美国如何处理地球的自然资源问题方面开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1997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度环境外交报告，报告中宣称环境外交已经成为美国外交中的一个长期性、重要性的工作。环境问题开始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紧密相连。本文将对生态环境问题对美国的影响以及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作一个粗浅的分析。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是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时代背景
生态环境问题是指由于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处置不当，尤其是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的全球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构成的种种现实威胁。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从60年代末开始，以罗马俱乐部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为标志，尤其是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之后，许多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开始从生态环境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利斗争。1979年，勃兰特委员会曾指出：“过去人们常常是从军事冲突，甚至是从毁灭角度来理解战争，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灾难、大规模饥谨等造成的混乱也可能同样危险。”[2]1992年，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会聚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全球性首脑会议。会议发表了《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文件，生态环境问题自此成为新的国际政治热点问题而进入越来越多政治家和学者的研究领域。克林顿总统1997年10月在发达国家地理学会上曾表示,“把一个美好的家园交给下一代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中，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已经成为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重要背景。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化
人类很早就注意到环境对政治的影响。但传统的政治地理学只研究人、国家或领土等
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到了近代，国家和领土的概念已上升为环境系统。系统是没有国界的，诸如森林毁灭、温室效应、淡水短缺、臭氧层破坏、水土流失、沙漠化、海洋污染等等环境危机的爆发，使各国领导人开始认识到人类现在所面临的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并开始对国家的政治行为包括对外关系行为加以调整，国际组织和其它政治团体也正在使用其权力对生态系统进行控制。如尽管温室气体排放属于一国内部事务，但到1999年为止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40个国家加入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只要承认生态学是探求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承认政治是研究如何运用权力和权威对社会进行挖掘的科学，就不难体会到政治学和生态学之间的关系。没有哪种政治不会影响到生态系统作用的过程。”[3]。
国际生态环境问题可以用“猎鹿原则”加以解释。也即尽管大多数国家实行环保政策，但是只要有一个国家肆意破坏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也将会直接威胁到别国和整个世界的生态环境系统，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跨国界的问题，它需要通过国际立法、国际合作、国际协调逐步加以解决。这就牵涉到各国让渡和边界模糊化等问题。因此，传统意义上国家观念正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国家的生态环境系统安全在各国的安全观念中日趋重要，“经济的、社会的和生态的领域中的非军事性因素已经对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4]因此，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对传统的国家和安全观形成了挑战，
（二）生态环境政治问题推动全球相互依存发展
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使国家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由于全球生态问题如酸雨、CO2的排放、臭氧层的出现等均已超出了一国范围，因此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国家间的相互依存问题，在这个相互依存的状态中，各国都将为本国或其他国家的环境活动付出代价或取得收益。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卡兰默指出：“我们的遗弃物、我们造成的污染两者加起来足以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平衡，这一相互依存将我们统一在一起，生态相互依存和人类命运紧密相关。”[5]因此在以后的国际社会的讨论和斗争中，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
（三）生态环境问题影响着国际权利分配结构
由于“国际政治象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利和利益的斗争”[6]。因此生态问题已或多或少地作用于国际权利分配结构上，如生态环境问题开始影响着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联盟与对抗。典型事例之一是1998年全球代表4200多人在阿根廷阿姆斯特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发达国家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被的各种破坏，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趋势，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发达国家的不合理的消费结构和工业高能效结构，以及通过殖民地体系和不平等的世界贸易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性开发才是气候变化的原因，强调发达国家应承担责任，增加援助，改造旧的国际秩序，放弃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支配型模式，建立机会均等、权利平等、规则公平的国际社会民主机制。由上可以看出，生态环境问题已逐渐成为国家间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国政府都从自身实力出发，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权利争夺中，或联盟、或对抗以期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
（四）生态环境问题与南北问题紧密相连
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经常要与南北问题，特别是与南方的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如在环境保护的责任、资金和技术的共享、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上，南北国家存在着严重分歧。发达国家片面强调环境保护而忽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特殊需要，认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是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源之一，同时回避自己在造成今日环境污染问题上的责任，不愿意在资金和技术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而发展中国家强调自身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逐步发展经济，才能解决环境问题，强调发达国家是当前工业生产的主要进行者，其能源与资源的消耗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对全球环境的恶化负有主要的责任，发达国家应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环保资金与技术，为解决全球性环境保护问题作出应有的贡献。因此随着国际环境合作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与南北问题、发展问题的关系日趋紧密，这使得生态环境问题在国际政治议事日程中地位日趋凸现出来。
（五）生态环境政治问题已成为国家合作或对抗的原因之一
生态环境政治问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产生新的利益争夺点，在某个区域形成新的不稳定，并引发各种冲突或战争。例如，气候变暖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起对南极资源的争夺；水资源的紧张和污染也会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中东地区这种争夺尤为明显。另一方面，全球生态问题也造成了各国利益的互补与联系，促进了国际合作。目前国际社会和有关国际组织围绕治理和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在国际合作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1983年联合国为审查世界环境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并提出有效的行动建议而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召开，发表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并提出“各国在和平发展和保护环境方面是相互依赖的，应按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采取适当方法解决一切环境争端，[7]”与此同时联合国有关环境的国际立法也在稳步进行。一大批国际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等也涌现出来，他们都能积极促进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以及促进环境事务的国际合作。但是由于不少发达国家以种种借口推卸其应负的责任和义务，使得国际环境合作充满曲折和斗争。
二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动因
（一）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始终是为其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政策服务的，美国现实主义学派大师汉斯.摩根索指出“国家利益是判断国家行为体唯一永恒的标准”。[8]国家利益是指“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东西。”[9]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公众对较高生活水准要求和生态环境的威胁呈现严重矛盾。这种矛盾和冲突严重已经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大量的环保报道显示。如今在美国国内，美国公民的人身、经济和社会安全正在受到臭氧层破坏、物种消失、过度开发、各类辐射及化学品污染、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的威胁。设在华盛顿州里奇兰的汉福德武器工厂，将2000亿加仑的危险废物倾入坑里和湖里，至少使附近100平方公里的地下水被污染，该工厂样品中渗漏出来的钚就足够制造50多枚长畸型原子弹。能源部合同承包商NLO公司于1951年以来已向空气中排放了39。3万磅铀的副产物及其它有毒物质，1966年一次在20分钟内即释放3884磅含铀气体。马萨诸塞州德角附近的奥蒂斯空军基地的有毒废物已污染了该地区的全部水域，使1982年以来该地区一些城镇的肺癌、白血病、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及黑毒瘤大增，综合癌症率已高出全州水平的30%。[10]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其主要作用在于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因此，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认为，美国要把推进美国全球利益的能力同处理地球自然资源紧密联系在一起。[11]
（二）美国也正在利用其环境外交政策来推动全球政策的实施。由于地球自然资源的匮乏和自然环境的恶化将会使中东以及东亚、中亚和南亚等对美国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地区生存环境的恶化、人口的恶性膨胀、饥荒以及地区冲突和国际不稳定。如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供水争执，已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也可能为争夺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而爆发战争。对以色列来说，占领约旦河西岸，利用约旦河水保障其农用灌溉和其它方面的淡水也是至关重要的。当这些生态环境问题引发地区冲突和紧张时，美国的全球政策利益将会受到威胁。美国只得动用政治军事手段加以干涉以维护其全球政策利益。因此，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夫曾指出：“自然环境资源解决自然资源问题对取得政治和经济稳定、争取美国全球政策目标的实现关系重大。”[12]
（三）美国可以通过环境外交政策来协调与别国的关系。生态环境问题会影响到美国
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为污染不受边界的限制，而世界任何地区对有限资源的需求增加必然会给其他地区的资源造成压力，也会引发与美国有关国际纠纷。最近30年来，美国使加拿大东部上空污染的浓度增加了50多倍，“酸雨”每年给加拿大造成经济损失达50亿美元。在1986年间，以美国为主发达国家将365。6万吨以上废物运往第三世界，引起了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和加勒比海国家的愤怒，在美国国内经常视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和海洋为垃圾倾倒场所，在发展中国家已造成一种“毒物恐怖主义”或造成一种“生态种族歧视”的心理负担。因此，美国政府制定了相应的外交政策以协调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
（四）美国在国际环境政治领域也力图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美国政府认为，一方面，美国未来的安全、繁荣和环境状况同整个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美国人民的生活受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愈来愈明显。另一方面，无论美国是否选择充当世界领袖，其历史和实力已决定了美国必然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在解决有关安全、发展和环境的国际问题方面，美国必须带头，否则其它国家会踌躇不前。况且诸如核武器控制、自由贸易和全球环境变化等问题唯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锝以解决。因此，美国有责任制定和贯彻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政策。为此，美国将采取积极扮演国际领袖的政策，即通过积极参与和领导旨在鼓励民主、支持科学研究、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环境与人类健康方面的国际合作，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
三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具体实施
（一）美国政府以经济力量为后盾，充分利用各种国际组织来对付生态环境威胁，从里约热内卢会议以来，美国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通过各种条约国际社会同意逐步淘汰尚存的破坏臭氧层的物质，禁止向海洋倾倒低放射性废品，美国正力图改革和加强联合国重要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计划。同世界银行一起，将有利于本国利益的环境政策纳入世界银行贷款计划，通过全球环保机构资助有利于美国的环保项目。美国和欧盟制定的跨大西洋新计划将使全坏在解决诸如气候变化和有毒化学品等问题上做出努力，美国也利用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来缓和促进贸易和保护环境之间复杂的紧张关系。
（二）在对待各种生态环境问题方面，美国首先把本国利益放在首位。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方面，美国一直要求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承担共同的义务。1997年京都会议之前，美国参议院作出了95对0票作出反应：“除非主要发展中国家也介入，否则不支持签署任何限排公约”。1997年10月6日，克林顿又表示了四条原则：（1）相信气候变化的科学性，（2）美国准备承担“现实的”减排义务；（3）这种限制减排要以不阻碍经济发展为前提，（4）世界各国都要参与。这些看法遭到发展中国家的一致反对，与此同时，欧盟也指责美国在会前提出的“各国都要介入减排义务”违背了“柏林授权”、破坏了已进行了两年半的谈判与磋商结果。1998年全球代表4200多人在阿根廷阿姆斯特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美国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被的各种破坏，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
（三）美国正通过环境手段来扩大其在中东以及东亚、中亚和南亚等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地区的利益，这些地区的生存环境的恶化造成了人口的恶性膨胀、饥荒以及这些国家的无政府状态，大大加剧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中东干旱的地区了，那地方争水斗争对安全和稳定有直接的影响。人口的迅速增长和污染加剧了古老的水源争端的利害关系。正如希蒙·佩雷斯曾经说过：“约旦河的争水史比历史还长。”美国正在试图使中东和平进程的各方协调该地区的水资源供应，以便减少因水资源而引发的各种冲突，以保护自己在中东地区的政策和石油利益。在前苏联和中欧，美国则希望通过国际组织来改变其污染的工厂、充满烟雾的天空和毁坏的河流。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美国通过有34个民主国家迈阿密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来推行可持续发展计划。如遏止滥伐森林和人口迅速增长、保护亚马孙热带雨林中生物的多样化、以及与哥伦比亚帮助罅贩毒和犯罪活动、协助危地马拉发展可持续的农业等。美国在这些地区的环境活动有利的推动了其全球政策。客观上也有利于维护世界生态环境系统的稳定。
除此之外，在环境科学技术领域，美国政府还制定了“国家环境技术政策为主线，通过实施项目计划，开发新的环保技术，推动环境技术的出口和转让”等相应的政策或实践措施。
四、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两面性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有其两面性，一方面由于美国未来的安全、繁荣和环境状况同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美国人民的生活受到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也愈来愈明显。迫于形势，美国积极参与支持科学研究、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环境与人类健康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以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客观上也推动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防止地球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始终是为其本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美国一直认为其历史和实力已决定了美国必然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为此美国在环境合作方面，采取积极扮演国际领袖的政策以实现其全球政策，并利用生态环境问题来遏制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试图控制中东、中亚等具有政策价值的地区。
美国的对中国环境外交政策也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出于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出发，美国与中国在生态环境领域的许多方面进行了合作。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指出：“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的确日益严峻。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是淡水和耕地只占70%方面已面临的巨大城市力日益加剧。这就是我们与中国接触的政策把环境包括在内的诸多原因之一。应扩大美中两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其中包括能源政策和农业等方面。因为中国对世界有深远影响。“[13]在1997年，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中美两国签署了《中美两国能源和环境合作倡议书》和《中美关于和平利用核技术合作的意向性协议》。同年中美两国召开了”中美减灾研讨会“，共同探讨减灾科学技术和政策。中美两国还在农业可持续发展、臭氧层保护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合作。这些合作有利的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美国著名专家指出，“美中在能源和环境这样一些价值观相对来说比较中立的领域进行对话与合作，可以为当前在两国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人权与知识产权、台湾、、武器扩散和贸易领域的争端中起到一种令人欢迎的缓解作用。”[14]
但是在另一方面，美国又企图通过环境手段牵制中国经济发展。由于中国的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又极大的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树立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使美国认为中国有可能对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形成挑战。因此美国首先从舆论上希望将中国描绘成“世界污染大国”，“环境和粮食危机的制造者”。美国在1997年的环境外交报告中宣称，中国1995年煤炭、粮食和肉类的消费量已经超过美国，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名列世界第二。在美国世界观察所布朗的报告《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中，中国21世纪的粮食需求能力将与世界粮食市场的供应能力产生激烈矛盾。在具体外交政策上，美国一直试图说服或压迫我国接受美国在气候变化和排放贸易（IT）上接受自己的立场，这突出反映在1997年京都会议和1998年的阿姆斯特丹会议中关于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的争论中。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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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汉文，《在世界舞台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曹凤中，《绿色的冲击》，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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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范文第10篇
话还要从美国最近所做的两件引人注目的事说起。
第一件事是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急于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新的决议草案，允许联合国在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上起“重要作用”或扮演“更大的角色”。第二件事是在朝鲜核问题上。据报道，美国开始暗示或可考虑按照朝鲜弃核的不同进程，给予朝以一定的“实惠”。
态度有所松动
此二事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美国的做法与过去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曾几何时，美国在上述两大热点问题上是何等的目空一切和肆无忌惮。人们不会忘记：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曾完全置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于不顾，狂妄地发动了侵伊战争，而在嗣后的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上，又傲慢地拒绝联合国以任何实质的参与。在朝核问题上，美国也复如此。它强硬当头，一味威逼；先是采取“不谈判、不交易”，甚至威胁“不惜同时打两场战争”的强硬立场；后虽同意谈判，但又坚持须在多边框架下进行，拒与朝鲜直接谈判，同时却要求朝鲜无条件地弃核，对朝提出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则不屑置理。
调子变得温和
有意思的是，美国不只是在对伊拉克和朝核问题的态度上由强硬顽固转为松动灵活，连高层官员对外讲话的调子也变得温和起来。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最近在接受德国电视台采访时强调：美国不是在全球范围内恃强凌弱的霸主，美国没有帝国野心，美国需要盟友，非常需要盟友。
凡此种种，美国媒体已有解释。它们说：这表明，布什总统在“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外交政策。还说：美国很少在总统任期过半时调整外交政策，此次主要缘因美国深陷困难所致。
赢了战争，却输了和平、人心和未来
美国的困难究竟何在？说到底，就是伊拉克战争。中国人说，“成也箫何，败也箫何”。且将此语移之于当前美国的困境，不妨说，美国现在可谓是“成也伊拉克战争，败也伊拉克战争”。对这场美国的侵伊战争，我曾有这样一个看法：美国确是轻易地打赢了，但它赢的可能只是战争本身，输的却是和平，却是人心，却是未来。现在看来，美国连战争也未必已经打赢。当前美国在伊拉克可谓是泥潭深陷，苦不堪言。有人把战后的伊拉克比喻为布什政府的“烫手山芋”。这最主要的“烫手”之处是美军的伤亡出乎意料地不断增加。
自布什总统今年5月1日宣告伊拉克战争的主要战斗已经结束以来，美军在伊拉克的死亡人数已超过战争期间，而且在伊游击队的频繁袭击下死亡人数还在继续上升。驻伊拉克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阿比扎伊德已公开承认，美军在伊拉克正遭到传统游击战的袭击。最近的美国民意调查显示，69％的美国民众担心伊拉克战争越来越“越战化”。驻伊美军士气低落，军人家属已在国内搞起“现在就回家”的活动。除了伤亡，还有一个经济问题，这同样是使布什政府大伤脑筋的问题。美国平均每周需花费10亿美元在伊拉克，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此巨额的开支，不能不对美国经济的复苏产生负面影响。然而，更使布什政府焦虑不安的还是，伊拉克战争可能将成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旷日持久的游击战。美国一些高级军官说，中东各地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分子正向伊拉克集结，伊拉克已成为“反恐战争的主战场”（美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语）。陷于这样一场被英国《金融时报》称之为“美国永远不应当打也打不赢的‘不对称战争’”之中，怎能不让布什政府不寒而栗？难怪美报已在谈论“华盛顿的关注焦点已开始从打高风险战争转向制定让美军抽身的战略”。
选举至上
而对布什总统来说，更为糟糕的是，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美国即将于2004年举行总统选举之际。白宫当前的主要任务已是争取美国选民，其余一切似乎都属次要。伊拉克问题也好，朝核问题也罢，其外交决策都须置于总统选举进程的大背景下加以考虑和筛选。一切要以能否多获选票为转移。据说，从现在开始，主要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已不再是五角大楼或国务院，而是白宫的总统高级顾问卡尔・罗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