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发言人范文

外交部发言人篇1

应外交部长杨洁篪邀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韦斯特维勒将于3月31日至4月2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两国外长将共同主持首轮中德部长级战略对话，就中德、中欧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中国国家领导人将予会见。此外，韦斯特维勒副总理兼外长还将出席由两国元首共同担任监护人的“启蒙的艺术”展开幕式。希望此访有助于增进中德战略合作，推动中德战略伙伴关系全面发展。

自2006年起，中德已经举行了4轮副部长级战略对话。去年，双方确立中德战略伙伴关系，决定将战略对话提升至部长级。

会上，中方表示，对发生在耶路撒冷的爆炸事件予以谴责。中方一贯反对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恐怖暴力行径，以暴易暴只会加剧紧张和对立。我们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

执行安理会决议目的是人道主义保护，而不是造成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利比亚的、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有关国家应按照《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以及相关国际法准则行事。我们呼吁有关各方立即停火，避免冲突升级，造成地区紧张局势加剧。我们愿与有关各方一道，推动通过对话等外交手段解决利比亚当前危机。

中方表示，近年来中葡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苏格拉底总理重视发展对华关系，为增进中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作出积极努力，我们对此表示赞赏。中方愿与葡方继续努力，推动中葡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扩大和深化。

自去年底以来，欧洲一些国家相继出现债务危机，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冲击。中国政府对此予以重视，采取了增持欧元债券、推动中欧经贸投资合作等一系列积极举措，支持欧元区国家克服危机。当前欧洲债务危机风险仍没有消除，世界经济恢复增长的基础还不牢固，前景也不确定。中欧作为世界两大主要经济体，又分别处于各自发展的关键时期，进一步密切合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

会上，中方表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任何国家或公司未经中国政府允许在中国管辖海域从事油气勘探开发活动，都侵犯了中国的和权益，是非法、无效的。中方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希望有关国家切实按照《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精神，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导致争议复杂化的行动。

今年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建交60周年，去年底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今年是“中巴友好年”。今年中巴将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涵盖政治、经贸、人文等领域，有关活动将贯穿全年。我们希望这些活动进一步促进中巴各领域交流与合作，深化传统友谊，推动中巴全天候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

中方十分关注也门局势的发展，呼吁也门各派通过对话等和平方式解决分歧，避免发生。作为也门的友好国家，我们相信也方有能力妥善处理当前面临的问题，尽快恢复社会稳定和正常秩序。

另外，中方质检部门会继续对日本输华食品进行放射性监测，并根据情况采取相应措施。

关于中国核电发展计划，最近有关部门已做了介绍。在“十二五”期间，我们的核电会在有序合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但前提是要确保安全。我们认为，核安全问题事关核能的可持续发展，各国应切实重视核安全问题，并加强相关国际合作。

外交部发言人篇2

【关键词】语言民族事务干群关系

【中图分类号】C9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10)02-0044-02

据现有资料统计,“我国56个民族,使用的语言有80多种,使用的文字也有好几十种”,[注1]在基层实际工作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由于语言交流而产生的问题,特别是民族事务中由语言交流不畅引起的干群关系问题,已成为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地方稳定发展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语言在民族事务中的关键作用

1.语言是民族的基本特征和主要交流工具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语言作为一个交际工具决不等同于人作用于自然的工具,它适用于人与人之间,在这个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中起着沟通情感、交流思想的作用,深入到民族精神生活之中,成为民族同一性的符号和民族仪式、民族成员资格以及民族团结一致的象征,因而获得了一种高度抽象的意义。换言之,本民族的语言除了族内交流外还承载着民族的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体现。因此少数民族自身语言必须得到足够重视和保护。

2.语言在民族交往中的重要作用

民族间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交流,都离不开作为基本手段的语言。在我国,历史上形成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关系,因而决定了我国的民族语言及民族文化关系呈现多向互动式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使一些原本相对偏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迎来了社会、经济的大发展,与外界、与其它民族更广泛的交流成为大势所趋。因此,语言在民族交往、甚至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都更加凸现出来。

3.语言在民族事务干群关系中的重要性

民族事务干部的特殊身份要求其能充分地了解所辖区域各民族群众的切身利益和意愿需求,这就要求我们的民族事务干部要能够发扬基层民主的精神,深入到各民族群众当中。而真正做到参与式民主,平等的语言交流是互信、深入沟通的基础。这也为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事务干部提出了更高、更有难度的命题。

二、民族事务干群关系中语言交流现状

1.一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只通晓本族语言,无法更广泛地与外界接触。

建国以来,我国实行对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政策,但由于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仍比较偏远、落后,导致一些少数民族群众、特别是缺乏现代教育的老人仍然不掌握汉语,主动地对外交流有困难。而这些老人又是族群中权威的象征,是至关重要的群体,本应是与包括政府干部在内的与外族人进行交流和沟通的主力军。这就造成了一些最能代表少数民族群众利益、最有话语权的群众无法直接与当地非本民族干部交流的这样一个严峻问题。

2.内地干部促进当地发展,却较难融入当地语言环境。

随着中央对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政策上的倾斜,大批的内地干部被补充到这些地区。但这些来自内地的干部很少有人通晓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在几年的任期内也很难再学习一门语言。因此这就使他们无法近距离的和一些不通汉语的基层群众交流,成为干群之间沟通交往的一道障碍。

3.民族交往日益密切,但有时会因为语言问题引起一些矛盾。

随着我国经济的日益发展,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也日益频繁。在人口频繁的交往中,由于不同民族间在文化、风俗习惯、,特别是语言上的差异,往往发生矛盾冲突,甚至有可能演化为。如少数民族到汉族人口多的城镇后,他们对当地情况不熟悉,对政策法规不了解、风俗习惯和有所差异,容易引起各类纠纷,严重影响当地的安定团结。

三、民族事务干群关系中语言交流障碍的原因

1.少数民族语言种类繁多,很难规范统一。

在长期的民族融合过程中,由于自身和外在客观原因,虽然一些少数民族语言自身在逐渐消亡,或者弱化,但我国56个民族中目前使用的语言仍有129种。在一些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可能同时流通着数种语言,即使是某一少数民族干部也很难掌握全部当地流通的其它民族语言。因此,在一些相对闭塞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存在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给当地干部,特别是汉族干部和外地吸纳干部系统性地学习他们的语言带来了困难。

2.部分干部依赖翻译,对与少数民族群众面对面交流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从干部自身来看,一方面,很多前往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干部在初入所辖区时会配有翻译,加之他们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一般是暂时性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汉族干部对翻译的依赖,使得缺乏学习当地语言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个别干部不够深入群众,或对与少数民族群众面对面交流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使他们把工作的重心更多倾向了和民族语言关系不大的事务上,对语言学习的动力减少。

3.部分地区对干部的双语培训重视程度不够

虽然少数民族地区在政策上一般都是鼓励汉族干部学习当地民族语言,但一些地方对此工作的重视程度还不够,缺乏有效的系统制度和外部监督机制来保证各民族干部学习当地其它民族语言。

四、对于改善民族事务中语言交流问题的应对措施

1.增进双语教学力度,尤其注重对干部的语言培训。

当今,双语教育是语言保护最好的途径。截止到2008年,仅新疆在校的少数民族学生就有236万多人,其中接受双语教学的有60多万人,占少数民族学生总数的25.4%。可以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干部每日一句话、每周一课、民汉干部“一帮一结对子”“一帮多”、“多帮一”等形式多样的学习活动,有效地促进了干部的“双语”效果。例如,新疆额敏县长期开设双语培训主体班次,汉族干部学习哈萨克语言、少数民族干部学习汉语言,培训方式以实行脱产集中学习与到村队挂职工作学习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以达到实践促学习,学习促工作的效果。

2.完善组织、加强培训,尤其是加强对汉族干部的学习要求。

要通过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完善、健全的少数民族语言学习制度;加大培训力度,力争不留死角,不应只满足于会说“你好”、“再见”等极为简单的用语。因此,要编印好适合汉族干部学习的教材,同时录制配套音像设备,免费发放到汉族干部手中,丰富培训的内容、灵活学习的方式方法,使语言学习不成为干部的负担,突出培训质量;举办学说竞赛活动,建立考核制度,与干部的政绩挂钩,评选表彰语言活动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激发学习热情。

3.鼓励内地干部与基层群众交流,更好地学习少数民族语言。

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为鼓励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交流,国家应该出台相应规定,建立汉族干部学习少数民族语言的考核标准,对于能流利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汉族干部给予相应的津贴和政策性倾斜。

注 释

外交部发言人篇3

论文摘要: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而在神州大地蓬勃推进，外事翻译作为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越来越受人瞩目，外事翻译的政治敏感性、时事性、纪律性使它有别于其它翻译。

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深受社会文化发展变化的影响。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外事翻译的工作量也不断增多。外事翻译已成为一个具有独特专业性的翻译领域。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外事翻译的特点做一探讨。

一、坚定的政治立场

外事翻译不同于其它翻译，有其特定的要求。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外交人员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外事翻译工作者作为外交人员，工作在国际斗争的最前线，只有对祖国忠诚、政治立场坚定的人才能够经受住考验。政治觉悟是区分外事翻译和其他类型翻译的最重要的特点。外交部翻译室前主任曾讲过这样一个例子，她在英国做论文期间，曾到英国国家外交部调研进入该部需要经过哪些考试，结果科目繁多，包括心理测试、调查备选人员的家庭、在英国居留时间、家庭的政治倾向、犯罪记录、生活方式等。她曾向英国外交部政策规划部部长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作为外交人员的标准是什么?”部长回答说:“为政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也许是对外交人员，包括外事翻译标准的最好诠释。

二、把握国家政策

国家元首之间的官方会谈、国际谈判、会议都不免涉及到国际国内事务，及时掌握本国政府的立场和观点，翻译才可以做到准确到位。例如，2000年外交部新成立一个办公室“外交部处理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办公室”。那么如何翻译“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呢?日方的翻译是“abandoned chemicalweapons of Japan”和“Japanese abandoned chemicalweapons”。从这两种翻译中可以看出日方希望强调“日本化学武器”而不强调是谁遗弃的。很明显，日本人希望弱化事件的性质。为了将原意表达准确，译文应为“Office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forChemical Weapons Abandoned by Japan in China”或简称“JACWOffice of the Foreign Ministry”。

外事翻译所译文章大都涉及国家外交，文稿要字斟句酌。使用外交辞令，翻译时要熟悉有关背景情况，细心揣摩字里行间的政治倾向性。比如:我外交部发言人曾就巴基斯坦局势发表看法:“我们十分关注巴基斯坦的局势，并正在进一步了解情况。”翻译成“We are very much concerned about the develop-ments in Pakistan and making further investigation intoit.”新闻会后，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立即到外交部要求澄清。大使说巴基斯坦和中国是全天候朋友，中国怎么能同西方国家用几乎同样的词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他是指译文中的“very much concerned”。单词“concerned”含有否定意思，即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时，某人对此表示“关注”。对于肯定和否定的理解在这里主要是语境的不同。“肯定(positive)”的语境指，“A facts-finding mission may be sent to investigateinto a matter. This apparently will constitute a kind ofinterference into the internal affairsof another country inthis case.”“否定(negative)”语境是指，“It may simplymeans to wait formore informationtocomeout aswe donot have a full picture of what has happened.”根据中国对巴基斯坦的一贯立场来看，这句话应译为“Wehave been watching the developments in Pakistan veryclosely and are waiting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三、精通业务

外事翻译接触到的文件多与国际社会密切相关。工作中还经常与处理国际、军控、条法等事务的机构打交道，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无所不包。总的说，大至国际大势和重大争端，小至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上至外层空间，下至大洋海底，翻译的资料无不涉及。这一特点就要求翻译人员必须具备广博的国际知识和某些专门知识。

例如一位翻译在翻译国家领导人的发言稿时，其中有句话为”加速国民经济信息化”。翻译译为“to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of the information-based na-tional economy”。但是这句话强调的不是“国民经济”，加速经济发展有时对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必需的对策，保持国民经济以恰当的速度发展更适合一些。“信息化”的含义是指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加大IT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信息化包括软硬件。如果翻译对经济方面的知识多了解一些，就不会这样翻译了。

此外，外事翻译人员还应普遍具有较高的语文水平。尽管中文是母语，但中文水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译文的质量。比如翻译有时会碰到领导人引用文言文和诗词，如果理解有问题，就不会准确翻译，而且好的中文功底也可为译文添彩，避免表达意思时留下“隔靴搔痒”的遗憾。尤其是领导人在官方场合使用的语言必然和普通人日常聊天所用的语言层次不同，所以外事翻译的语言也应符合翻译对象的身份，与其使用的语言层次相一致。

四、严守纪律

1、严谨的工作态度。外交部翻译室是国家外事英法文翻译的权威机构，从翻译室出稿的文件无论长短，都必须经过“四道关”:一是翻译室秘书根据工作人员工作量分配稿件后，由翻译人员翻译;二是专家改稿，译员按照修改稿重新誊写;三是译员请除专家之外的两位同事进行“三合”，即一人念重新誊写稿，一人对照专家改写稿，译员则根据所念的誊写稿在原文上逐字逐句标记，以避免漏译;四是请除上述参加人员之外的工作人员对照原文再审。无论是国家领导人身边身经百战的“名译”，还是在翻译室工作多年的鬓发斑白的老专家，都是严格按照这四道程序出稿。严谨的工作态度是外事翻译的进门功。

同时，翻译人员必须自我严格要求，严守国家机密。

2、时间观念。外事翻译大都是为领导人出访、迎接国外代表团、参加或举办国际会议服务的，其翻译、印制的时限有时会十分紧迫，特别是会议文件要赶在会议召开前分发或在会议进行过程中随时分发。如几种正式语文的文本不能及时分发，翻译部门就是失职，这就要求外事翻译在保证准确性的前提下还要增强时间观念。

五、外事翻译的文体要求和标准语汇

1、外交讲演和祝酒辞。这一类文体具有书面语言的主要特征，相当礼貌和正式，有时充满激情，讲究修辞手段。

2、涉及礼宾事宜的外交文书。这类文书传递信息较少，主要用于建立、维持和发展国家间的关系，执行的是社交功能。此类型包括大使在递交国书时发表的讲话，表示哀悼、祝贺、慰问或感谢的电报或函件。其语言相当简单，没有复杂的长句或难词，要特别注意格式规定或礼节规范。

3、交流性外交文书。用于日常外交事务、传递信息，指正式照会、正式外交函件、普通照会、备忘录、外交便函和外交电报，应采用统一形式和格式。

4、供发表的外交文书。指单边声明、新闻报道、公报和宣言等，特点是正式、礼貌、得体，采用说明文和论证文文体，使用复杂长句、分词短语、正式短语介词和具有拉丁语、法语或中古英语来源的词。

外交部发言人篇4

论文摘要: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而在神州大地蓬勃推进,外事翻译作为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越来越受人瞩目,外事翻译的政治敏感性、时事性、纪律性使它有别于其它翻译。

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深受社会文化发展变化的影响。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外事翻译的工作量也不断增多。外事翻译已成为一个具有独特专业性的翻译领域。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外事翻译的特点做一探讨。

一、坚定的政治立场

外事翻译不同于其它翻译,有其特定的要求。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外交人员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外事翻译工作者作为外交人员,工作在国际斗争的最前线,只有对祖国忠诚、政治立场坚定的人才能够经受住考验。政治觉悟是区分外事翻译和其他类型翻译的最重要的特点。外交部翻译室前主任曾讲过这样一个例子,她在英国做论文期间,曾到英国国家外交部调研进入该部需要经过哪些考试,结果科目繁多,包括心理测试、调查备选人员的家庭、在英国居留时间、家庭的政治倾向、犯罪记录、生活方式等。她曾向英国外交部政策规划部部长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作为外交人员的标准是什么?”部长回答说:“为政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也许是对外交人员,包括外事翻译标准的最好诠释。

二、把握国家政策

国家元首之间的官方会谈、国际谈判、会议都不免涉及到国际国内事务,及时掌握本国政府的立场和观点,翻译才可以做到准确到位。例如,2000年外交部新成立一个办公室“外交部处理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办公室”。那么如何翻译“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呢?日方的翻译是“abandoned chemicalweapons of japan”和“japanese abandoned chemicalweapons”。从这两种翻译中可以看出日方希望强调“日本化学武器”而不强调是谁遗弃的。很明显,日本人希望弱化事件的性质。为了将原意表达准确,译文应为“office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forchemical weapons abandoned by japan in china”或简称“jacwoffice of the foreign ministry”。

外事翻译所译文章大都涉及国家外交,文稿要字斟句酌。使用外交辞令,翻译时要熟悉有关背景情况,细心揣摩字里行间的政治倾向性。比如:我外交部发言人曾就巴基斯坦局势发表看法:“我们十分关注巴基斯坦的局势,并正在进一步了解情况。”翻译成“we are very much concerned about the develop-ments in pakistan and making further investigation intoit.”新闻会后,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立即到外交部要求澄清。大使说巴基斯坦和中国是全天候朋友,中国怎么能同西方国家用几乎同样的词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他是指译文中的“very much concerned”。单词“concerned”含有否定意思,即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时,某人对此表示“关注”。对于肯定和否定的理解在这里主要是语境的不同。“肯定(positive)”的语境指,“a facts-finding mission may be sent to investigateinto a matter. this apparently will constitute a kind ofinterference into the internal affairsof another country inthis case.”“否定(negative)”语境是指,“it may simplymeans to wait formore informationtocomeout aswe donot have a full picture of what has happened.”根据中国对巴基斯坦的一贯立场来看,这句话应译为“wehave been watching the developments in pakistan veryclosely and are waiting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三、精通业务

外事翻译接触到的文件多与国际社会密切相关。工作中还经常与处理国际、军控、条法等事务的机构打交道,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无所不包。总的说,大至国际大势和重大争端,小至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上至外层空间,下至大洋海底,翻译的资料无不涉及。这一特点就要求翻译人员必须具备广博的国际知识和某些专门知识。

例如一位翻译在翻译国家领导人的发言稿时,其中有句话为”加速国民经济信息化”。翻译译为“to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of the information-based na-tional economy”。但是这句话强调的不是“国民经济”,加速经济发展有时对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必需的对策,保持国民经济以恰当的速度发展更适合一些。“信息化”的含义是指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加大it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信息化包括软硬件。如果翻译对经济方面的知识多了解一些,就不会这样翻译了。

此外,外事翻译人员还应普遍具有较高的语文水平。尽管中文是母语,但中文水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译文的质量。比如翻译有时会碰到领导人引用文言文和诗词,如果理解有问题,就不会准确翻译,而且好的中文功底也可为译文添彩,避免表达意思时留下“隔靴搔痒”的遗憾。尤其是领导人在官方场合使用的语言必然和普通人日常聊天所用的语言层次不同,所以外事翻译的语言也应符合翻译对象的身份,与其使用的语言层次相一致。

四、严守纪律

1、严谨的工作态度。外交部翻译室是国家外事英法文翻译的权威机构,从翻译室出稿的文件无论长短,都必须经过“四道关”:一是翻译室秘书根据工作人员工作量分配稿件后,由翻译人员翻译;二是专家改稿,译员按照修改稿重新誊写;三是译员请除专家之外的两位同事进行“三合”,即一人念重新誊写稿,一人对照专家改写稿,译员则根据所念的誊写稿在原文上逐字逐句标记,以避免漏译;四是请除上述参加人员之外的工作人员对照原文再审。无论是国家领导人身边身经百战的“名译”,还是在翻译室工作多年的鬓发斑白的老专家,都是严格按照这四道程序出稿。严谨的工作态度是外事翻译的进门功。

同时,翻译人员必须自我严格要求,严守国家机密。

2、时间观念。外事翻译大都是为领导人出访、迎接国外代表团、参加或举办国际会议服务的,其翻译、印制的时限有时会十分紧迫,特别是会议文件要赶在会议召开前分发或在会议进行过程中随时分发。如几种正式语文的文本不能及时分发,翻译部门就是失职,这就要求外事翻译在保证准确性的前提下还要增强时间观念。

五、外事翻译的文体要求和标准语汇

1、外交讲演和祝酒辞。这一类文体具有书面语言的主要特征,相当礼貌和正式,有时充满激情,讲究修辞手段。

2、涉及礼宾事宜的外交文书。这类文书传递信息较少,主要用于建立、维持和发展国家间的关系,执行的是社交功能。此类型包括大使在递交国书时发表的讲话,表示哀悼、祝贺、慰问或感谢的电报或函件。其语言相当简单,没有复杂的长句或难词,要特别注意格式规定或礼节规范。

3、交流性外交文书。用于日常外交事务、传递信息,指正式照会、正式外交函件、普通照会、备忘录、外交便函和外交电报,应采用统一形式和格式。

4、供发表的外交文书。指单边声明、新闻报道、公报和宣言等,特点是正式、礼貌、得体,采用说明文和论证文文体,使用复杂长句、分词短语、正式短语介词和具有拉丁语、法语或中古英语来源的词。

外交部发言人篇5

我国双语双方言的研究起步较晚，始自20世纪80年代末，其代表性的成果有陈恩泉《双语双方言》系列论文集、李如龙《福建双方言研究》等成果。这些研究主要偏重于社会双语的接触与渗透、双语政策及地区双语现象的静态描写。90年代，陈章太先生发表《四代同堂的语言生活》(1990)，祝畹瑾先生发表《家庭谈话语码转换剖析》(1997)，将双语的研究深入到我国的汉语家庭。在家庭共时双语生活的平面上开始涉及双语交际语码的结构形式、双语语码转换等动态的研究。

汉语家庭语言交际目前尚缺少历时的动态研究。横向的观察，家庭语言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纵向的观察，家庭语言的格局并不是一个定式，个别家庭成员的变动往往会引起家庭语言交际格局的改变。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本人分别对两个家庭进行了长达20余年的追踪调查研究。我将两个家庭的语言生活面貌分别按不同时段切割成若干个相对静止的断面，以便对每个断面作静态的观察与分析，再将不同的断面按时间的顺序一个个连接起来以分别显示这两个家庭语言生活历时的变化轨迹。两个家庭所反映的共同轨迹与规律即是本文的结论。

为方便起见，“双言”“双方言”本文一律统称作“双语”；“语言”一词在不同的地方分别指“言语”或“语言”两个概念。所谓的“第一语言”“第二语言”，实为汉语范畴内的普通话或不同方言，“语种”一词实指不同方言。个人语言习得依排列顺序的先后，标志其熟练程度。调查材料以“时段”标志家庭语言格局变动的每一个阶段。

一　两个家庭语言格局变动的追踪调查

家庭甲（追踪时间：1979年—1999年）

家庭甲先后有5位家庭成员，他们分别是男主人（干部）、女主人（教师）、父亲（商人）、岳母（无职业）、女儿（小学生），在20年的时间里，该家庭语言格局发展变化的情况如下：

第一时段（1979年—1981年）

因为操不同方言的女主人的加入，家庭语言由单语（粤语）变为双语（上海话、粤语）。

男主人自幼生活于广东老家番禺农村，说粤语。小学四年级时，因母亲病故，随在上海工作的父亲读书，在学校习得第二语言上海话和第三语言普通话。起初，父子间的家庭常用语多为粤语，偶尔兼用上海话；数年后，粤语与上海话在父子间任意操用，分不出彼此。有时在同一段对话中，父子俩的语码会经历数次转换，彼此没有自觉的意识。1979年，以上海话为母语的女主人嫁入该家庭，上海话、粤语操用成员的比例为3:2，上海话立即成为这一家庭的第一语言，通行于一家三口，粤语只通行于父子之间。1981年，女儿出生，只会说上海话的岳母加入这一家庭，上海话、粤语操用成员的比例为4:2，强化了上海话在这一家庭双语中的地位。

第二时段（1982年—1986年）

会说粤语的父亲病故，家庭由双语（上海话、粤语）变为单语（上海话）。

1982年底，说粤语的父亲病故，男主人的粤语失去交际对象，于是粤语立即退出家庭双语圈，家庭由双语变为单语，成了上海话的一统天下。数年后，女儿在这一环境中习得上海话。

第三时段（1986年—1991年）

全家移居北京，因为大环境的影响，普通话正式进入该家庭，家庭语言由单语（上海话）变为双语（上海话、普通话）。

1986年下半年，男主人调北京工作，举家北迁，女儿入北京某幼儿园。一年后，女儿习得一口普通话，此后，普通话逐渐进入家庭双语圈。这时家庭双语的第一语言仍是上海话。1991年，岳母去世，上海话在家庭双语圈中的势力减弱。四年的北京生活，作为中学教师的女主人因职业的关系，普通话水平明显提高。又因外部语言大环境的影响，普通话上升为家庭第一语言，上海话下降为家庭第二语言。

第四时段（1992年—1999年）

全家移居广州，数年后，粤语在该家庭复活，家庭由双语（上海话、普通话）变为三语（上海话、普通话、粤语）。

1992年，女主人以中学特级教师的身份调入广州某中学任教，一年后，举家迁入广州，女儿入母亲任教的中学读书。三年后，女儿在学校习得一口广州话，从此，粤语在该家庭双语圈中复活。这时家庭双语地位的排列是：一、上海话，二、普通话，三、粤语。因失去普通话的外部大环境，普通话降为上海话之次。粤语只通行于父女之间。在此后数年的广州生活里，家庭成员没有变动，外部语言环境没有变动，家庭语言格局亦保持相对的稳定。

家庭甲语言格局变动小结：

20余年中，该家庭随家庭成员、外部语言大环境的变动，语言格局先后发生了四次变化，大体情况是：

附图

家庭乙（追踪时间：1978年—1998年）

家庭乙先后拥有5位家庭成员，他们是男主人（教师）、女主人（干部）、母亲（无职业）、岳母（无职业）、孩子（小学生）。20年中，该家庭语言格局发展变化的情况如下：

第一时段（1978年以前）

该家庭起初由农村迁入城市，数年中一直使用江淮官话（单语）（以下简称“官话”）。

早期，这个家庭的前辈世居于封闭的江淮农村，数十年中，一个大家庭变为几个小家庭，人口发生数次变动，但语言始终如一，沿用江淮官话。60年代后期，男主人与母亲迁入江南某城市。尽管外界语言环境发生了变化，因母亲不会说其他方言，十余年间，家庭内只通行江淮官话。母亲在情感上仍对其他方言持排斥态度。

第二时段（1978年—1979年）

因女主人的加入，家庭打破单语（官话）格局，变为双语（普通话、官话）。一年后母亲回乡下，家庭恢复为单语，但却由普通话代替了官话。

1978年，女主人嫁入该家庭，她不会江淮官话，只能说上海话和普通话，故将普通话引入家庭双语交际圈。男主人与母亲交际仍用江淮官话。女主人与母亲交际分别用普通话和江淮官话。因交际需要，婆媳间逐渐能听识一些对方的语言。三人在一起交际时，男女主人用普通话，母亲用江淮官话，偶有不懂的词语，男主人作翻译。这一阶段，除女主人之外，无人会说上海话，故上海话并未进人家庭交际圈；母亲在语言情感上有所改变，从对普通话的排斥转为逐渐认同。1979年，母亲回老家，江淮官话立即退出家庭交际圈，只通行普通话。

第三时段（1979年—1984年）

操上海话的岳母加入，家庭立即由单语（普通话）变为双语（上海话、普通话）。

1979年孩子出生，只会上海话的岳母来到该家庭，随即将上海话引入家庭交际圈。母女间交际完全用上海话。岳母对男主人交际亦纯用上海话，起初男主人很不习惯，因交际需要，迫使男主人学听上海话。一家人在一起交际时，普通话、上海话交叉使用，各说各的，偶有不懂的词语，女主人作翻译。此后，男主人逐渐能听一些上海话，岳母亦能听一些普通话。这时，上海话在该家庭双语圈中占绝对优势，5岁的孩子在这一语言环境中习得上海话与普通话。

第四时段（1985年—1986年）

岳母离开该家庭，家庭语言立即 由双语（上海话、普通话）恢复为单语（普通话）。

1985年，岳母离开该家庭，上海话立即退出家庭交际圈，家庭常用语恢复为普通话。

第五时段（1987年—1990年）

操不同方言的母亲、岳母同时进入该家庭，家庭语言马上由单语（普通话）变成三语（普通话、官话、上海话）。后随着岳母的去世，上海话再度退出该家庭。

1987年，母亲、岳母先后来到该家庭，江淮官话、上海话分别复活于该家庭双语圈。母亲仍是一口江淮官话，岳母仍是一口上海话，两位老人在一起单独交际时有一定困难，各说各的，只能彼此边说边听边猜，语言误会是常有的事。1988年年底岳母去世，上海话第二次退出家庭双语交际圈。

第六时段（1991年—1994年）

因男主人外出，家庭双语除普通话外、官话由双向使用改为单向使用。

官话先前在男主人与母亲间双向使用，1989年，男主人赴广州进修，母亲的江淮官话失去双向交际对象，孩子与女主人均说普通话，母亲仍说江淮官话，彼此只能单向使用（各说各的）。因长期生活在一起，彼此对对方语言的辨识能力均有明显的提高，交际基本无碍。

第七时段（1994年—1998年）

家庭人口稳定，家庭双语相对稳定（普通话、间或使用的上海话）。

1994年年底，男主人迁调广东珠江三角洲某市工作，次年，女主人与孩子迁入该市，母亲回老家，江淮官话退出家庭交际圈。此后，孩子习得粤语，男主人亦稍稍学得一些粤语，但粤语却并未进入家庭双语圈。家庭成员稳定，语言格局相对稳定。

家庭乙语言格局变动小结：

20多年中，该家庭的语言格局先后经历了七次变动：

附图

二　促使家庭语言格局变动的原因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引起家庭语言格局变动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家庭内部原因　家庭内部原因主要是家庭人员的变动，尤其操不同语言的家庭成员的更替是引起家庭双语格局变动的直接原因。如家庭甲之一时段、家庭乙之二时段，均因操另一母语的女主人的嫁入而立即引起家庭语言格局的变化。又如家庭乙之四、五时段，操上海话的岳母先后两度离开该家庭，上海话亦随之两度退出家庭交际圈，几乎是立竿见影。这一道理不难理解，从平面的角度观察，特定时段内的家庭语言交际圈是一个有机、完整的结构体，家庭的每一个言语成员均是这一结构体中密不可分的组合部件，他（她）要与这一交际圈中的每一个成员建立相对固定的言语交际关系，家庭成员之间构成了一个平面的言语交际网络。在双语或多语家庭中，这一相对固定的网络（即“语言格局”）一旦形成，整个家庭的语言生活就要按一种相对固定的模式运转。变动这一“结构体”中的某些成员就往往要牵动整个“结构体”，如果影响到这“结构体”的组合，自然要引起家庭交际“网络”的重组。这一规律在两个家庭语言格局的数次变动中都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二）家庭外部原因　外部原因主要指家庭外部的语言大环境，这是引起家庭语言格局变动的副导因素，外部原因能否引起家庭语言格局的变动要看两个方面：一、家庭内部有无产生变动的内应机制，简单地说就是有无变动的条件。如果家庭内部不存在变动的内应机制，外部原因就无法起作用。如家庭乙之一时段：母子两人组成的家庭已由农村迁到城市，外部语言大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没有文化的母亲只懂江淮官话，且江淮官话完全能满足家庭内母子间的交际需要，故外部因素在这一时段里就无法对该家庭的语言格局产生影响。与此相反的是家庭甲之三时段，在原先的家庭双语圈中就并用上海话与普通话，不过上海话为第一语言，普通话为第二语言。迁居北京后，在大环境的影响下，所有家庭成员应用普通话的机率大大增加，又因女主人教师的职业的需要，她的普通话水平有了较明显的提高，女儿亦习得一口普通话。外部的整个大语言环境对家庭语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普通话上升为该家庭第一语言，上海话退守为第二语言。两种语言原先就在这一家庭中并用，这是此一时段中外部原因能够发生作用的“内应机制”。二、外部因素影响力的大小也是外部原因能否引起家庭语言格局变动的条件。在“内应机制”具备的前提下，如果外部的副导因素的影响力小，也不能引起家庭语言格局的变动。如家庭乙之七时段：一家人虽都生活在粤语区的大环境中，男主人与孩子均有一定的粤语习得，但是居住环境与工作环境均在大学校园，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之间通行各种风格的普通话，小环境中粤语的直接影响力也就相对弱得多，所以，粤语至今未进入该家庭的双语圈。在相同的内应条件下，家庭甲之三时段的情况恰恰相反，在北京，普通话不但通过家庭成员的职业、学业对该家庭产生影响，居住区的语言环境、市面语言环境无处不对该家庭产生影响，引起该家庭语言格局的变动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三　几点启示

两个家庭语言交际调查的事实给我们三点启示：一、历时的观察，家庭语言格局往往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促成家庭语言格局变化的主导因素是操不同语言的家庭成员的变动，其副导因素是外部语言大环境的影响。二、家庭双语一般都发生在语言观念不保守或不太保守、家庭成员具备相应的双语能力的家庭中，一般以城市家庭为多。上例两个家庭由单语发展到双语均是由农村迁入城市后发生的变化。三、家庭也是一个语言的小社会，所以双语行为绝不是个人行为，个人的双语习得若不能进入社会双语圈，只能属于个人的双语能力而不会产生双语现象。如家庭甲，男主人具备娴熟的粤语与上海话两种语言习得，在二时段中，操粤语的父亲去世，男主人亦在家庭内失去了粤语交际圈。

［收稿日期］2002-03-23

【参考文献】

[1]　陈章太.四代同堂的语言生活[J].语文建设，1990,(3).

[2]　李如龙.福建双方言研究[M].汉学出版社，1995.

[3]　徐大明等.当代社会语言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外交部发言人篇6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 非语言行为 日本人

一、前言

社会语言学表明，语言不仅是个人表达思想感情、思考问题的手段，而且对于每个社会人，语言又是人们互相进行信息交流和感情传达的重要载体。语言这种对于个人的意思传达和对于社会的交际功能是不言而明的。另一方面，人们相互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不仅仅依赖语言行为，语言之外即非语言行为(nonverbal behavior)同样是个人表达与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正如David Abercrombie所说：“我们用发音器官说话，但我们用整个身体交谈。”萨莫瓦(Samovar et al)也认为：“绝大多数交际研究专家认为，在面对面交际中，信息的社交内容只有35%左右是语言行为，其他都是通过非语言行为传递的。”由此可见，适时地运用非语言行为是进行有效交际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二、跨文化交际中的非语言行为的定义

跨文化交际指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组织或国家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流或文化交往活动。跨文化交际是同一文化交际的变体。跨文化交际过程也可以看做是不同符号系统的信息相互送出和接受的过程。而非语言行为则是指在交际环境中除去语言刺激以外的、由人类和环境所产生的刺激，这些刺激对于传受双方具有潜在的信息价值。或者说，非语言行为是人类在语言之外进行交际的所有符号，如身体动作、面部表情等。非语言交际是语言交际的重要补充，而且能传递语言行为难以表达的内涵、意念和感情，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手段。而在跨文化交际中，非语言行为更是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霍尔在其名著《无声的语音》中强调了非语言交际（即无声的语言）或被他称为人类交际中的“行为语言”的作用，他说：“我深信存在于我们和其他国家人们之间交往的问题，很多来源于对跨文化交流所知甚少这一事实。进行有关国家的语言、历史、政治和风俗习惯的常规训练仅仅是全部课程的第一步。在此之后，介绍世界各国的及国内不同群体的非言语行为，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而在语言交流出现困难时，非语言交流的重要性就显得尤为突出了。例如，当你无法用语言与他人进行准确的交流时，便会很自然地转而使用非语言交际手段，如手势、表情等，而此时的非语言交际就成为有效传达信息的主要方式。以上所举的例子属于有意识的非语言交际，事实上，无意识的非语言交际在跨文化交际中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不同文化的人在一起，往往会产生一种陌生感，而消除这种陌生感的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对对方非语言行为的观察。所以，非语言行为在跨文化交际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我们在研究跨文化交际时，不可忽视对非语言行为的关注。

三、跨文化交际中非语言行为的表现

由跨文化交际中的非语言行为的定义可知，非语言的交际行为除了受一定交际环境中的语言因素的影响之外，还包括对输出者或接收者含有信息价值的那些因素，这些因素既可是人为生成的，又可是环境造就的。非语言交际涉及文化、民俗、社会学、人类学等许多领域，运用范围极其广泛，分类方法也很多。胡文仲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出发，将非语言行为大致分为四大类，即体态语、副语言、客体语和环境语。前两类可称为非语言行为，而后两类则指非语言手段。本文将以非语言交际的这四种分类为线索，着重考察日本人在非语言交际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差异，这对克服文化冲突是十分必要的。

（一）体态语

体态语是非语言交际的研究主体，这一术语是由美国心理学家伯德维斯泰尔首次提出，通称体态语言（body language）或体态语义学(body semantics)。体态语言学研究人们交际时身体各部分动作的模式所表示的含义，其中包括姿势、动作、手势、面部表情等。

体态学是一门研究产生于不同文化的手势、身势和面部表情的学问，在使用这种非语言交际形式时，身体各部的一般性的动作都可以表达和交流信息、感情和态度，而且这些机制往往起到言语所起不到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身体即信息”。本文对日本人体态语的考察，主要侧重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面部表情

与身体任何部位相比，面部动作更变幻莫测，极为模糊。尤其是情感的变化比较容易体现在面部。在一般情况下，日本人大都面部表情贫乏，就如同其古典戏剧能乐中使用的面具一样，这与日本人压抑自己、不愿轻易向外人表露自己内心世界的性格有关。抑制情感的流露已被日本人看作是一种传统美德。有人曾做过这样的试验，让一组美国人和一组日本人同时看一部恐怖影片，观察观后的表情发现，美国人表现出极不愉快的表情，而日本人的表情却看上去轻松愉快。从这一试验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人有将真实情感掩藏、不示以他人的倾向。他们往往用保持表面的平静来掩饰内心的不平静。他们很少将否定的表情示于他人或是用微笑来掩盖情感的流露。日本人的微笑如同行礼一样从小就受到教育，无论多么不愉快的场合都要尽量表现出最和蔼可亲的笑脸，无论内心多么不平静，脸上都要表现出笑容，这被认为是一种社交的行为规则和义务。这也是欧美人最难以理解的与众不同而又意味深长的笑容。说到日本人的微笑，对于欧美人来说，除了服务行业和对熟人外，几乎见不到笑脸。在日本农村或远足中，不认识的人相互间也打招呼，但没有微笑。而在欧美国家，微笑是礼貌，陌生人间的一个微笑，便成了一种无言而友好的问候，留下的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尤其在一些小城市。没有人愿意与一个不会微笑的人交往的。

2．肢体动作

(1)手势

手势是一个集团共通的信号，在日常生活中起着与语言一样重要的作用，而且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相同的手势可能含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所以，用自己国家的习惯去理解别国手势的含义，往往会引起误会。例如，日本人伸出大拇指可表示或象征“他是个男子汉”及“他是顶头上司”等意味，而欧美人则表示夸赞某人“真了不起”。相反，日本人的小拇指代表女朋友、女性、女性情人。将两手食指竖起举在双耳上方，代表鬼、生气，而在中国，这一动作是“牛”的意思。中国将食指弯曲代表数字“9，如果在日本人面前做这种手势则会引起意想不到的误会，因为这一手势在日本是小偷的意思。另外，日本人将右手握拳在左手掌上摩擦，代表“奉承、拍马屁”之意。食指和拇指圈成圈，代表“OK或是“金钱”，而欧美人则表示零、不值钱或没问题之意。两手食指交叉在中国是“十”的意思，而日本却是“不允许、不行、错误”之意，两手腕交叉成“十”字状也表示同样的意思。

(2)鞠躬

日本是一个非常注重礼节礼法的民族，在我们的印象中日本人特别喜欢点头哈腰。其实，行鞠躬礼在日本是司空见惯的。初次见面、向对方表示谢意、歉意、告辞等都离不开鞠躬。当然，弯腰鞠躬也会根据场合、时间、对方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接受行礼的一方也会从行礼的姿势中读解到不同的信息。站立鞠躬时，要两脚并拢、身体直立、上身倾斜、低头；在和式榻榻米房间里，则一定要跪坐行礼，即双腿并拢跪于榻榻米上，上身下弯，双手放在前边，垂下头。站立时弯腰角度的不同，所表达的意义也不一样。较郑重的鞠躬礼是弯腰呈45度角，在表示衷心感谢、深切道歉时即行这种弯腰礼。另外，下级对上级以及送别公司老客户时也要行这种礼节。初次见面时是弯腰30度左右；日常见面打招呼是身体稍弯呈约15度，伴以点头，即所谓“会”。这也是上级对下级的一种礼节。日本人在见面时没有握手的习惯，然而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多，握手的习惯也渐渐形成，但这只限于男性。日本女性见面往往会行鞠躬或是点头礼，男性由于工作的关系与海外的交流日益频繁，因而也渐渐形成了不得不握手的习惯。另外，候选人和选民、主持人和支持者这种特殊关系之间的握手也比较多见。

此外，日本人在交谈时会不停地点头，而且频率要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人。这种点头这并不意味着赞同对方的观点，而仅是传递“我在听你说话”、“我听得很清楚”这样的信息，是对谈话对方的一种尊重。欧美人则几乎没有这种行为方式。所以，他们难免把日本人的这一行为方式误解成是在说“Yes”（是的）。日本还有许多与欧美国家不同的、用于替代语言行为的身体语言。例如，眼睛睁得大大的，表示吃惊；歪着头，表示思索、纳闷；捏鼻子，表示厌恶；撅嘴，以示不满；食指放在唇边，表示请安静；挠头，表示害羞或难以确定；打手势，表示打招呼或再见；紧握拳头，以示愤怒或下决心；做砍头的姿势，表示被解雇等。

3.视线的接触

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作为人类重要器官之一的眼睛在表达情意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使用视线来交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其方法有很大的差异。在中国以及西方国家，与人交谈时看着对方的眼睛是一种礼貌，而日本的传统礼法却认为目光视线的交流是一种探寻对方内心世界的表现，会造成对方的不安，行完礼抬头时也应注意尽量避免与对方目光的突然接触。在不得不面向对方时，应将目光投向对方肩与腋之间的范围内。所以，日本人在与对方谈话时看对方眼睛的时间很短，他们会不停地点头或是反复适时地给对方短暂的视线回送，他们的目光有些闪烁，不直视对方。他们认为直视对方的眼睛是缺乏礼貌的行为。在公共场所如地铁站、电车上，人们为了避免与他人目光的接触，或是闭目养神，或是听随身听、看车中广告，或是看书、看报，这是一种不用目光侵入他人空间、保持自我空间的行为。

另外，日本人在眼睛方面所表达出的情意也比较有特色，有些还与西方有所差异。如对异性挤一只眼睛，表示我爱你。眼睛笑得眯缝起来，表示高兴的神态，而欧美人则表示怀疑；笑得眼角下弯是愉快的神情，而欧美人则表示悲伤。

（二）副语言

副语言又称周边语言，是指伴随语言的一切声学现象，包括沉默、话轮转接和各种非语义声音。副语言这一术语最初为语言学家特拉格(Trager)在他1965年出版的《Language in Culture and Society》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他将副语言分为四种类型：声音的高低幅度、音调、音律等性质；笑声、叫喊声、咳嗽声等特征性声音；声强、声高等声音的修饰；声音的分隔。

副语言交际有时容易被人们忽略，但它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并不少。例如，在美国低音阶的发音在交际中容易获得较高的评价，对某些人群如播音员、律师、政治家、医师等，为了说服对方，博得他人的信赖，往往都要采用这种发音方式。看似生理现象的如笑声、哭声以及发言当中的短暂停顿都能反映出文化上的差异。例如，一位日本女性与一位中国女性在她们因某事或某物感到惊叹不已时发出的“嘘嘘”声都是不一样的。

沉默亦是副语言中的现象。一般而言，沉默可以分为两种：即否定的沉默和肯定的沉默。前者是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发出的敌意和漠不关心的信息，而后者则是对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表现出的好意。但不论是哪一种沉默，对奉行“语言至上主义”的欧美人而言，总是难以理解日本人沉默的含义。在他们眼里，凡是沉默即是否定的，往往包含着不愉快、批评、后悔、困惑等意味。而对日本人而言，沉默即可能表示否定也可能表示肯定，持这种想法的人还是大多数。

（三）客体语

客体语是指与人体有关的相貌、服装、饰物、气味、笔迹等。这些东西在人际交往中也有传递信息的功能。俗话说，貌如其人，见字如见君。从交际角度看，这些物品都可以传递非语言信息，都可以展示一个人的文化特征和个人特征，因此，是非语言交际的一个重要媒介。以服装为例，祭祀活动或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服装无一不是文化的特征。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相似，日本学校的校服、各种社会群体的制服以及佩戴的校徽、社徽等都体现出日本人的集体观念和团结及忠诚的价值观。

（四）环境语

环境语也是非语言交际的一种重要形式。从非语言交际角度看，环境指的是文化本身所造成的生理和心理环境，而不是人们居住的地理环境。环境语包括时间、空间、颜色、信号等，这些环境因素都可以提供交际信息，所以，环境语也可以展示文化特性。本文主要谈论的是空间和时间。

所谓的空间距离，是指人们在谈话时相隔的距离。两人谈话时，除了激烈的争吵和亲密无间的关系外，相互间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同文化间，距离不同。譬如拉丁美州、阿拉伯人谈话时彼此间靠得很近，而瑞典、苏格兰和英国人则离得较远。与欧美人相比，日本人的空间距离又要相对大一些（约50厘米），如果不了解这点，很容易在交往中造成误会。对日本人来说，欧美人的空间距离近乎给人一种威胁感，尤其在对方为异性时，容易产生对其有意的错觉。

与空间观念一样，时间概念不同，文化里的认识也有不同。在异文化交际中，人们往往习惯按照自己的时间体系以自己的文化标准去理解对方，结果往往是因不了解文化上的差异而误解对方或被对方误解。

霍尔提出人类的时间观念具有两种文化模式：“时间单一性”和“时间多样性”模式，或分别称之为M模式和P模式。这是两种相对的模式。一般认为，欧美人采用的是M时间文化模式，即严格遵守时间，一次只作一件事情。而拉丁美洲、南欧、中东各国的人们则受P时间文化模式的支配，对人际关系的重视胜于对时间的重视，对时间的处理往往因人而异，可能会在同一时间办几个事情。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及社会的深刻变革，日本人的时间文化模式正由原来的M模式急速向P模式变化。上述两种时间模式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巨大的，往往会造成巨大的文化冲突。

总之，非语言行为具有普遍性、多样性，更具有重要性和复杂性。抛开了非语言行为，不顾语言行为背后的文化差异，那么，整个交际活动则注定遭到挫折甚至失败。对日本人非语言行为的了解也正是为了在今后能更好、更顺利地与日本人交往，减少交际中的摩擦和误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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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岩.论日本人的非语言行为[J].社科纵横，2005(10)：238-239.

[6]王秀文.日本语言与跨文化交际[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7]张丹宇.浅谈日本人的非语言行为[J].日语知识，2002(6)：31-32.

[8]Hall，E.T.BeyondCulture.anchor books，1977.

外交部发言人篇7

关键词：外来词 产生 语言与文化

中图分类号：H13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9-0000-01

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萨丕尔在其著作《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中说：“言语，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己自足的。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或临近语言的或文化上占优势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交际可以是有好的或敌对的。可以在平凡的事务和交易关系的平面上进行，也可以是精神价值――艺术、科学、宗教――的借贷或交换。”。不同文化的交际最主要的是以语言作为载体而进行的，那么便必然会导致语言的相互碰撞，外来词就是各民族间文化交流在语言上的产物。作为一种具有跨文化性质的语言现象，外来词之中蕴含着许许多多的文化内涵，并且能够很好的表现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汉语作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门语言，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语言，其体系中的外来词现象必定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一、 外来词

（一） 外来词的定

外来词也叫借词，是一种从别的语言中借来的词。它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具有二重性，蕴含着外族词的内容，却又有着本组次的外壳。

（二）外来词的分类

按照罗常培老先生的观点近代汉语里的外来词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1、声音的替代：

（1）纯音词：如：沙发、雪茄、水汀等

（2）音兼义：这一类词虽然是译音，但所选的字往往和意义有关。

（3）音加义：一部分是译音，一部分是本地语意义如：卡车（car）、卡片（card）。

（4）音译误作译义：“爱美的”（amateur）

2、新谐声字：按照罗常培老先生的说法这种外来词是“外国语词借到中国后，中国的文人想把他们汉化，于是就着原来的译音，再硬把他们写作谐声字。”如：茉莉（mali）、铝（aluminum）、泵（pump）。

3、借译词：在中外文化的交流之中，引进了许多中国没有的新观念，新思想和新事物。在本民族语言中无法找到相应的词，于是便把原来的语言逐字直译过来，形成的外来词。常见于佛教以及哲学名词。

4、描写词：有些从外国引进的实物在本国找不到对等的名词，于是便造一个新词来表示。往往是在相近的本地名词上加“番、西、洋、胡”等字。如：番茄、胡萝卜、西米。

二、 外来词的成因

（一）外来词是语言接触的必然结果

从外来词的种类及构词法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只有语言交际才会产生外来词。为什么会借用外族词，就是因为不同的民族交流之间出现障碍，遇到之前没有出现过的事物或情况才会需要借用。这是最直观的现象。

（二）翻译

“外源词产生的历史是与翻译史相行并进的。一个民族有多长的翻译史就有多久的外源词历史。”在翻译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无法在本族语中找到对应词的词汇，因此便自己根据需要来进行翻译。翻译出来之后如果被大众所接受，并得到广泛的运用，便成为了所谓的外来词。并且我们可以看到所有外来词都是经过翻译的手段而创造出来的。

（三）本民族对外来文化的态度转变

外来词产生的高峰最开始在汉朝，那个时候汉武帝派使臣出使西域，人们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也是一种好奇的心态，因此引进了许多外来词。再到唐朝时期，更是与外国交流频繁。但是到了明清封建政权统治时期，长期闭关锁国，统治者的愚民政策使得老百姓长期对外来事物有一种抵制心态，与外界的交流也是少之又少。只有少数先进的知识分子通过留学等途径与外界保持着沟通，因此那个时期的一些外来词多是只被少数人所理解和接受。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外界交流的增多，人们的陈旧观念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大部分人能够正确的对待外来文化，还有许多对外来文化特别感兴趣的人，更有甚者也会出现崇洋的现象。这种心态的转变也促成了外来词的增加和产生。

（四）全球化的世界进程

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日益紧密，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也是互动不断。在这些期间所产生的文化语言的交流，以及彼此的相互影响和渗透也注定会加深。世界各个民族之间的距离也通过互联网的手段而逐渐拉近，“地球村”等现象频频呈现。如此大环境大背景之下，外来词的数量以及涉及的范围也日益扩大。同时人们对于这些外来词的接受也越来越快，往往很快便被广泛运用。

三、 外来词中所隐藏的文化现象

（一）语言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和地位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个民族的语言，同该名族的社会历史发展、文化传统、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它具有储存民族文化信息的功能，所以，在民族文化进程中，语言负担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文化使命。语言的每个组成部分都是这个语言所负载的文化子形式，而其中尤为词汇所反映的文化背景最为突出。”①，在文化交流过程中预言师最主要的形式和载体，而语言之间的交流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蕴，因而又促进了文化的交流。“由于语言是人类思维的物质外壳和最重要的交际媒介，而且凝聚着整个文化系统，因此，它在文化的建构、 传承和发展上，在文化的接触与交流上，都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也是带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因素。”

（二）文化碰撞对语言必定会产生影响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必定会会对语言产生明显的影响。比如葡萄、茉莉等词语，都是由于在中外交流之中事物被引进，并且把外国语言的读音音译过来被本族人使用，结果世代相传使用下来人们几乎都感觉不到这些原本都是外来词，已经完全被内化。反过来看，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汉语词汇，如：功夫、豆腐等等，也已被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所接受，并且中国的文化也随着这些词被传到国外。这些都是随着中国的传统风俗文化在国外的传播而逐渐被接受的。这一点从之前外来词的分类上就可以看出，都是文化交流中出现本国语言无法表达的事物才会借用外国语言的。前提是要有文化的交流。

（三）外来词对于词源地文化的保存作用

“汉语外来词的来源非常广泛，既有境内少数民族的输入，也有境外其他民族的渗透。”。其间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民族己经随着时代的进步而逐渐消失灭亡，但是它们的部分文化习俗却由于其词语在汉语外来词中的存在而得到了保存。除此之外，汉语外来词也是反映了外来文化现象的词语，它反映着外国的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以及政治形态。透过汉语外来词，我们也可以窥探出这些文化内蕴。因此，汉语外来词也常常被用作历史文化现象的有力证据。

总之，语言与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是始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 《文化语言学教程》，张公瑾 丁石庆 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

[2] 《语言与文化》，罗常培，北京大学出版社。

[3] 《汉语外来词》，史有为，商务印书馆。

[4] 汉语外来词与汉民族的文化心里 刘丽辉，《西安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9月19卷第三期。

注解：

外交部发言人篇8

关键词：高职教育；跨文化外语教学；学生；人文素养

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不断提升职业教育育人能力，努力培养适合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的高技能高素质人才。教育部出台《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为《意见》），不断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努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意见》中明确提出：“加强人文素养教育，发挥人文学科的独特育人优势”[1]。外语教学理应在培养高职学生人文素养方面发挥主导性作用。目前，我国一直不断深化外语教学改革，经过多轮尝试，高职外语教学终于摆脱复制大学外语教学模式，逐步明确高职外语教学目标是提升高职学生的英语技能水平。可是，随着我国与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密切往来不断深入，我们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具备专业技能又拥有国际视野的高技能型人才，而跨文化外语教学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解决高职学生人文素养问题的突破口。因此，本文旨在从高职学生人文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现状、跨文化外语教学对人文素养培养的重要性、跨文化外语教学原则与教学方法、教材编写与师资培训等四个方面来深入探讨跨文化外语教学和高职学生人文素养培养的可行性。

一、高职学生人文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现状

随着经济飞速发展，我国参与国际事务，与各国间的交往日益密切。2015年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进出口总值24.58万亿元，其中，出口14.14万亿元，进口10.45万亿元，我国继续保持第一贸易大国地位，民营企业出口保持增长，成为出口的主力军。而我国高职学生就业渠道主要是企业，更确切地说是民营企业，因此，未来市场对高职毕业生的人文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有较高要求。首先，我们先明确两个概念，何为人文素养，何为跨文化交际，再来探讨我国高职学生人文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现状。

（一）关于人文素养和跨文化交际内涵

1．关于人文素养的内涵关于人文素养的内涵，在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例如，有“综合论”“学问论”和“根本论”等。概括其主要观点：一是“人文素质是由知识、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因素综合而成”；二是“人文素质也称文化素质，包括语言文字修养、文学艺术修养、伦理道德修养、文明礼仪修养、政治理论修养、历史和哲学修养等，它是一个人外在精神风貌和内在精神气质的综合表现，也是一个现代人文明程度的综合体现。[2]”上述观点其核心就是“学会做人”———做一个有良知的人，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有修养的人。2．关于跨文化交际我国学者胡文仲在《跨文化交际学概论》中，认为跨文化交际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3]。跨文化交际之所以在今天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主要原因是由于交通工具的进步与通讯手段的发展使得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人能够频繁地接触和交往。而跨文化交际能力涉及多个领域，不同学者对这一概念从不同侧面进行了论述。例如，Bennett、Bennett&Allen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包含三个层次含义：“超越民族中心主义思想的能力、善于欣赏其他文化的能力以及能够在一个或多个文化环境中恰当表现的能力。[4]”将“恰当”和“有效”作为评判跨文化交际表现的两个主要标准在跨文化交际学界已得到普遍的认可。

（二）高职学生人文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现状分析

近些年高职学生人文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不断得到职业教育专家和教学一线教师的广泛关注，然而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发现如下问题：高职学生对跨文化交际的认知程度整体较低；高职学生现有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整体水平较弱；高职学生对跨文化的敏感度较低，对不同文化的兼容性和适应性不足；教师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自觉度较低[5]。另方面，高职生人文素养水平也不容乐观，高职学生存在着人文素养缺失、缺乏良好的人格修养、基础知识十分薄弱、缺乏理想与信念等问题[6]。根据高职教师们的反馈，高职院校缺乏培养学生人文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意识和理念，大多数尚未开设专门的跨文化交际课程，高职教师缺乏人文素养和跨文化交际的知识和相关培训。这也是我国高职学生人文素养和跨文化交际整体薄弱的主要原因。

二、跨文化外语教学对人文素养培养的重要性

无论是教育部颁布的《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还是《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国家贯彻的指导文件中都明确指出英语课程不仅是一门语言基础课程，也是拓宽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教学目的是提高学生英语的交际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7]。高职学生的人文素养主要体现在学习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体验文化内涵，内化个人品质，以求实现“学会做人”，做一个拥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人。外语教学所具有的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潜力是基于语言、文化和交际三者之间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关系，如图1所示。的大方框代表文化，它构成语言和交际的环境，任何语言的使用和交际活动都以文化为基础，同时反映文化。中间的椭圆代表交际，它以语言为主要渠道、文化为环境。内圈的小方框代表语言，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交际的工具。语言、文化和交际之间的密切关系决定语言教学就是文化教学，外语交际就是跨文化交际，因此外语教学具有文化教学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巨大潜力。语言的文化性质具体体现在两方面：语音、语法、词汇等语言形式本身蕴含丰富的文化含义；语言使用离不开文化环境。通过这两方面的论述，外语教学就是文化教学的结论更具说服力。由此可见，外语教学在培养高职学生人文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外语教学的目的不仅使学生掌握一门语言，而且引导学生感悟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提升学生文化意识的敏感度，不断内化自身人文素养。

三、跨文化外语教学原则与教学方法

目前，我国外语教学中普遍使用的教学方法有交际教学法、任务教学法、行动教学法和认知教学法等，遵循的教学原则是发挥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主导地位，学生是英语学习活动的主体，应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那么，相较于传统外语教学，跨文化外语教学方法有文化讲座、关键事件、文化包、文化群和模拟游戏等方法。教学原则和教学内容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具体可以归纳如下。

（一）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融为一体

随着世界各国间人们往来日益密切，跨文化外语教学不仅是教授学生一门外语，而且要实现来自世界不同文化的人们有效沟通、消除误解、减少冲突，是跨文化外语教学的最终目的。语言是文化传递的载体，文化为语言学习提供背景舞台，只有语言和文化教学有机结合，才能实现跨文化交际能力和人文素养培养的双赢。打个比方，跨文化英语教学好比是一枚硬币，而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就像硬币的两面，只有二者合一，才能实现有效的跨文化英语教学。

（二）调动学习者的情感体验

传统外语教学中，尽管在课堂中教师采用情景教学法，努力营造语言情景，但是由于缺少较为真实的语言氛围和恰当的语言输入材料，学生很难体验到跨文化交际所包含的知识、能力和态度。因此，在进行跨文化外语教学设计中，教师要着重选择具有情景化的语言材料，促使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激发学生多种学习潜能和机制，调动学习者的情感体验，将情景化与学习者的个人成长紧密联系起来，不断促使他们对自己的态度、行为和价值观进行反思，最终才能实现学习者人文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不断提升。

四、教材编写与师资培训

以上探讨了跨文化外语教学与人文素质培养的关系，跨文化外语教学为语言教学和人文素养培养搭建一座桥梁。那么，为了能够保证跨文化外语教学的有效开展，这里有必要再谈一谈实现跨文化外语教学的两个重要因素：教材与教师。尽管我们一直强调不要被教材禁锢思维，要灵活选取教学材料，但是内容丰富、设计合理的跨文化外语教材确实对帮助教师和学习者进行语言和文化教与学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是教学材料的真实性和时效性，在涵盖语言知识技能的同时，突出文化特色，做到语言与文化内容的有机结合，增加适合学习者练习的情景任务，激发学习者自主学习的兴趣，在解决跨文化交际情景中不断提升人文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影响跨文化外语教学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教师。教师是跨文化外语教学活动中的主体，是关系到跨文化外语教学活动能否顺利开展的必要条件。不少学者关注跨文化外语教学的实施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问题，例如，颜静兰撰写的《外语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缺口’与‘补漏’》一文中，笔者通过利用研讨会等机会，对高校外语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不少外语教师本身跨文化交际能力较薄弱，有不少“缺口”，他们缺漏跨文化交际能力认识，缺乏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训，缺少体验外国文化的机会，缺失跨文化交际知识结构，缺损跨文化交际教学新理念等问题[8]。关于外语教师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存在的普遍问题，只有得到国家教育部门和高等院校的广泛关注，才能实现外语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不断提升。我国和各国间的密切交往，迫切地需要熟练掌握外语又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和人文素养的高技能性技术人才。通过对高职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和人文素养的现状分析，总结制约其跨文化交际能力和人文素养提升的原因。通过对跨文化外语教学的本质论述，笔者认为，跨文化外语教学可以实现学习者语言习得，是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文化学习的有效途径。此外，在实施跨文化外语教学过程中，还要注重其自身教学原则，使用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充分发挥跨文化外语教学人文学科得天独厚的优势。最后，在跨文化外语教材编写和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希望能够引起教育界的广泛关注，深入开展跨文化外语教学的研究，期待实现高职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和人文素养水平的稳步持续提升。

作者:李杉 单位: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15〕6号[A].

[2]赵芹.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研究述评[J].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学报,2013(4):55-60.

[3]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1.

[4]张红玲.跨文化外语教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67.

[5]孙嫘.高职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现状的调查及分析[J].辽宁高职学报,2016(4):98-101.

[6]邓树生.高职院校学生人文素质缺失现状、原因及对策[J].教育与职业,2013(26):76-77.

[7]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