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苏联著名外交家葛罗米柯

葛罗米柯是苏联著名的外交家。他任外长达二十七八年之久，有“苏联政坛不倒翁”之称。更有“恶搞者”，把莫里哀名剧《一仆二主》这四个字，改成“一仆六主”，“呈献”给葛翁。因为从事对苏工作的缘故，我有过不少机会解读他，听人讲起他，也曾多次对他进行过零距离观察。

智慧过人才华横溢

1967年2月，我第一次到驻苏联使馆工作。此时，“”大批判浪潮席卷全国，国内的“赫鲁晓夫”和苏联的“修正主义”首当其冲。中苏关系遭到严重恶化。两国“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已一两年了。双方只保持两(使)馆、三线――北京与莫斯科各开一班飞机、一趟国际列车、一条政府电话“热线”．两国贸易额只有一丁点儿，总共不过几百万瑞士法郎。中国使馆官员去苏联外交部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递交抗议照会，而且都用“最”、“最”、“最”强烈抗议的字眼，少一个“最”就觉得不够“解恨”。使馆人员一出门。就被苏方便衣紧紧盯梢。这种反常状况持续了好些年。我们几乎天天“关”在馆内读报刊、听广播、看电视，好些年没有机会见到苏联官员。不过有一天。突然来了个机会，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要举行记者会。使馆临时代办安致远同志，让我设法甩开便衣跟踪，到记者会现场去看一看，听一听。那一天，我头一回见到了大名鼎鼎的葛罗米柯。

40多年过去了，那次记者会的内容早已忘记了．但葛外长的风采依然历历在目。他那时也就60岁左右．身穿黑色双排扣西服，目光炯炯，神采奕奕，乍看起来，还真有点像美国的尼克松。记者会的会场很大．足有三四百平方米。但仍被四五百名记者挤得就像俄罗斯俗语所说的那样，“连一只苹果也难以掉进去”。在葛外长面前的小长方桌上，摆放着盛凉水的长颈玻璃瓶一个，小水杯一只，见不到一张小纸片。

葛罗米柯一会儿谈论世界大势，一会儿推挡刁钻的问题，对答如流，滴水不漏。都两个小时过去了，他却毫无倦意，滔滔不绝。全场几乎人人都身离椅背，全神贯注地在听。讲到精彩之处，笑声阵阵，掌声雷动。葛罗米柯从30岁那年起，就得到斯大林的特别赏识，作为一名高级外交官在美国大显身手。他过目不忘，出口成章，“急才”更是一绝。我听着听着，心里不由得连连赞叹，葛外长果真名不虚传!次日，苏联《真理报》、《消息报》都用两个整版，刊登了葛罗米柯这次记者会的答问全文，我读后感到是篇绝妙的文章。

1982年9月，我第二次到驻苏联使馆工作。此时，中苏关系已经不像从前绷得那样紧了，不过，双方依然没有什么来往。11月7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十月革命节阅兵、观礼时，因偶感风寒而并发心肺等病，三天后就离世了。邓小平同志以此为契机．特地派国务委员兼外长黄华同志前往苏联吊唁，此举被史家称做“邓小平的‘对苏葬礼外交…。

黄华外长在莫斯科见到了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与他进行友好交谈，并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主动约见葛罗米柯外长。在交谈中，这位苏联外长一开始就说：刚从安德罗波夫总书记那里来。他让正式转告中国领导人，努力改善苏中关系，是苏共新领导的主要外交方向之一。葛罗米柯依然回避中方当时最为关注的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但重申了缓和两国关系的意愿，并主张在一些具体领域恢复交往。中苏外长会见一结束，葛罗米柯就离开会见厅，走了不短的一段路，送黄华外长到电梯口，在这里还等了一两分钟，送中国贵宾上了电梯才离去。第二天，苏方一陪见人员对我说，葛外长此番“放下身段”“远”送中国贵宾．乃“空前之举”，可见他多么看重对华关系!

这次会晤虽未取得什么实质性成果，但其象征意义是明显的，标志着中苏间的政治气候从此开始缓慢地由“阴”转“多云”再转“晴”。中苏外长会见后．双方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

我作为驻苏联使馆官员，曾多次参加中国外交部负责官员与葛罗米柯外长的会见。当我第一次在会谈桌旁坐到葛罗米柯的斜对面时，最突出的感觉是．这位大人物显得特别威严。此时，葛先生已经70多岁了。但精神依然那么矍铄，说起话来底气十足，滔滔不绝。他总是从大处着眼，极少涉及琐事与细节。他说话直截了当，干脆利落，很少模棱两可，也不爱用外交辞令。在葛先生面前的桌面上，摆放的仍是凉水瓶一个．小水杯一只，见不到一张小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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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一次却是例外。我从斜对面向葛外长那边瞅了过去，发现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张纸片。一种莫名的窃喜顿时袭上了心头：原来葛先生谈话也得用稿子!然而，当我再次向他那边使劲地望过去时，一下子就傻了眼，在那纸片上写着两个特大号俄文词，几乎占了全张纸的一大半。一个词是“裁军”，指的是在中苏边境地区降低双方的驻军水平；另一个则是“苏一中”，而且还是简写的。我不由得会心一笑，葛外长也够“吝啬”的，作为谈话的提示，在纸片上总共才写下了两个词，一个还是自创的缩写!

并非科班出身

“伴君”达十余载

葛罗米柯原本学的是经济和农艺，但是，从大学时代起，他就已开始显露出外交才华。1939年，葛罗米柯被斯大林看中，从苏联经济研究所调到外交部，随后即被任命为驻美国使馆参赞(二把手)，他当年才30岁。当时，斯大林觉得驻美大使乌曼斯基(一名老资格布尔什维克)办事不够得力，因此常常让掌管外交事务的党内二把手莫洛托夫出马，绕开驻美大使，与葛罗米柯“单线”联系，交办一’些特殊使命，比如争取美国总统罗斯福更多援助苏联，以备日后抗击法西斯德国入侵之需。葛罗米柯当时被认为是实际上的驻美大使。三年过后，葛罗米柯就担任了这一要职。二战期间，葛罗米柯成了斯大林参加苏、美、英“三巨头”三次会晤的主要外事顾问，为开辟西线“第二战场”，为实现斯大林有关战后世界的新格局与新安排出谋划策，不遗余力。

我与美、英等国驻苏联的外交官谈起对葛罗米柯的印象时。他们的看法几乎是一致的：这位苏联外长强硬有余，灵活性不足，“坚定地捍卫着苏维埃的国家利益”。

葛罗米柯最为斯大林赏识之处，是对苏、美、英“三巨头“雅尔塔会晤所出的几个高招。1944年夏，在苏、-美、英三国军队猛烈反攻下，希特勒的败局已定，美国总统罗斯福便琢磨起战后如何瓜分世界，划分势力范围，急于要与斯大林、丘吉尔举行新的会见。对此，葛罗米柯向斯大林进言“他急我不急”，“以拖待变”。他分析说，罗斯福此举主要出于国内大选的考虑：他年底如能第四次蝉联总统，在未来瓜分世界势力范围大博弈中，就会处于“强势”地位，因而不应给他“白送竞选资本”。

罗斯福年底在大选中再次获胜后，斯大林只好面对既成事实，让他提出会见地点。这位美国总统先后提出雅典、伊斯坦布尔、耶路撒冷，但均未被斯大林接受，原因是葛罗米柯提醒他，罗斯福这个“老高血压”此时已风烛残年。身体极为虚弱，宜选一个远离美国本土的地方举行会见。于是，斯大林先后提出苏联境内的敖德萨和雅尔塔，结果，．罗斯福选择了后者。

1945年初春，在凛冽的寒风中，罗斯福迢迢一两万里，先坐海轮，后改乘小型飞机，经过近半个月跋涉后飞抵雅尔塔时，已近乎奄奄一息。他被一名美国警卫从机舱抱了下来，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在一辆吉普车特制座椅上，颤巍巍地检阅了苏联陆海空三军仪仗队。在场的人见此情景，无不动容，不过，一些人内心却另有一番滋味。当年4月12日，这位美国第32任总统因脑溢血辞世，享年63岁。此时，离希特勒在柏林地下掩体自杀毙命，不到一个月时间。

葛罗米柯积极参与了斯大林与罗斯福、丘吉尔瓜分战后世界势力范围方案的制订。此时，胜利在望，斯大林踌躇满志，一心要在那个未来“蛋糕”(瓜分战后世界势力范围)上，切得最大一块。为此，葛罗米柯提出了各种设想和讨价还价预案。结果，雅尔塔会晤果真让斯大林切得最大一块“蛋糕”――第一，苏联为一方，美、英、法三国为另一方，对战败的德国进行分区占领：苏联占领东德和东柏林(东德的首都设在东柏林，但美、英、法认为，整个柏林在法律上为它们与苏联四国共同占领，不承认东柏林作为东德首都的地位)，美、英、法占领西德和西柏林(西德的首都设在波恩)；第二，成立联合国，苏联一国占有三个席位(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各一个)；第三，西线战事结束后，苏联派150万大军到中国东北与日本关东军开战，作为交换条件，美、英同意外蒙古“独立”，并应允迫使“吞下这个大苦果”，此举日后被史家称为“远东慕尼黑”。1946年1月，在苏、美双重压力下，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

斯大林有个“极为可怕的习惯”，听人汇报只给5分钟时间。在这稍纵即逝的"300个滴答”中，谁要是还不能把问题说到点儿上，谁就休想再能得到召见。“300个滴答”――也许说得过于夸张，但斯大林对人要求确实极严。斯大林在世时，葛罗米柯担任过七八个相当要害的外交职务。从1939年起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葛罗米柯“伴君”一伴就是十三四年。可以想象，葛先生曾多少次经受这种“300个滴答”的严峻考验!

有一次，葛罗米柯会见一个英国代表团时，说着说着，突然用英语背起莎士比亚的诗句来，而且大段大段地背个没完，弄得在场的英国人个个目瞪口呆．羞愧得人人脸上发烫。葛罗米柯的英语底子本来比较差，他到美国赴任之前，斯大林召见他时，专门嘱咐他在国外多与各方面人士接触，好好练习英语听力和表达力。

作风霸道

思想僵硬

在我参加的会见中，葛罗米柯花四五十分钟进行交谈，而且大部分时间归他，留给中方的时间很少，几乎每次都是这样。葛外长总是先讲，干巴巴的，连句客套话也不肯说。记得1992年12月16日，我作为驻俄罗斯使馆公使、临时代办去机场为首次访华的叶利钦送行时，这位俄罗斯首任总统有说有笑，与我进行了极为轻松的交谈。当时在我的脑海中，不知不觉地隐现出陪同外交部领导第一次见到葛罗米柯外长的情景，这位举世闻名的“老外交”，显露出一种莫名的冷漠与干涩。

每次与中国外交部领导交谈时，葛罗米柯左一个“苏共中央”，右一个“苏共领导”，毫不客气地给我们上起大课来。而且一上就是半个多小时。他这个人总是居高临下的，要先声夺人，在气势上压住对方。我方往往还没讲几句，他就不耐烦地打断，冷冷地说：“你们党的立场我清楚”，“我今天所讲的，请向你们中央报告”，说罢立即起身离场。

有一次会见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那是1983年春天，中国副外长钱其琛在莫斯科与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举行磋商，谈的是中苏关系正常化伺题，双方谈不拢．气氛相当僵。葛罗米柯会见钱副外长时，并未谈及中苏关系本身，而是出乎意料地抨击起美国来，说美国人的打击目标是整个社会主义体系，既要搞垮苏联，也想整垮中国。讲话的口气相当硬。然后，他话锋一转，冰冷地说：谁好谁坏，应从中得出结论；究竟该与谁发展关系，应作出明智抉择。我在场听着听着，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新词”来：骂“桑”训“槐”。钱副外长听后并没有过多理会他，只回敬了一个“软钉子”：中国与美国进行严重较量的时间最长，对于这个国家，我们中国人最了解。他还一一列举出侵华八国联军的国名，随后也冰冷地说：对于如何与美国及西方列强打交道，我们最清楚．“我们中国人不需要教师爷”!回到列宁山上的宾馆后。钱副外长让我们陪他在院子里走走。他边走边说：好一个教师爷!我刚才回敬他两句，好像也就把他给噎住了，真是自讨没趣!记得有一次，钱其琛外长回忆起这次与葛罗米柯以软对硬交锋时对我说，要学会轻声说重话，硬话软说，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

葛罗米柯不喜欢中国的改革开放，甚至“从根上”加以否定。读葛氏某些言论时，从字里行间就可以感到，连“改革”、“开放”这些概念，他都很讨厌。苏联外交部一些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与我交谈时，不无伤感地指出，葛罗米柯在对华关系方面，与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新思维不合拍。他只要在“外长”这个位子上，苏中关系就难以取得实质性改善。曾任苏联驻华大使的特罗扬诺夫斯基在回忆录中，对此也有同感。t984年秋天，吴学谦副总理兼外长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葛罗米柯时，很真诚地说，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既对西方，也对苏联，亦对东欧各国。“开放”这个常用词，似乎一下子触到了葛罗米柯的某根神经。他一听就把脸沉了下来，眼珠子滴溜滴溜地转了三四秒钟之后，冷冰冰地说：“我们对此并不感到受鼓舞。”会见后，吴学谦外长对陪同人员说，都什么年代了，他这个人的思想还这么僵!

葛罗米柯作为苏联的副外长、第一副外长和外长，与新中国打交道长达30多年。不过，，他与中国党政领导人的接触并不多。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中苏之间的重大事情，大都在党的高层上进行，轮不到他这个外长出来说话。勃列日涅夫当政后，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已严重恶化，中苏间高层接触完全“停摆”。作为苏联外长。葛罗米柯没有对中国进行过正式访问。在我的记忆中．他与中国方面有过以下接触：

1949年12月~1950年2月，主席在苏联访问了两个多月。葛罗米柯作为苏联副外长，以政治组负责人的身份参加接待工作。那时，与斯大林的沟通。大事经过苏共领导人莫洛托夫、米高扬，“小情”则通过苏方联络员科瓦廖夫进行，葛罗米柯与我方人员有过事务性接触，但不多。1958年“炮击金门”那一次，赫鲁晓夫作为“中国的盟国首脑”却被蒙在鼓里，便急派葛罗米柯外长前来中国探听虚实。中国领导人与他会见时，作了详尽的解释。在会见中，他作为一名肩负非凡使命的“特使”，只听不说，表示回国后向赫鲁晓夫如实汇报。此外，葛罗米柯与副总理兼外长有过几次接触，由于双方授权有限，并未谈及中苏关系的实质性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前半期，葛罗米柯在莫斯科和纽约，曾与中国几位外长分别进行过礼节性会见。

痛苦离去“遗产”丰厚

葛罗米柯生于1909年。1957年48岁那一年，当上了苏联的外交部长。长期以来，他一直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推行对外政策的主要支柱。勃列日涅夫去世后。苏共经历了两个短暂的“权力过渡期”。

1985年3月10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葛罗米柯作为“苏共大佬”，力荐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一位苏联朋友让我看了打着“绝密”字样的推荐词复印件。这篇讲话很短，总共只有四五百个俄文词。葛罗米柯称，他之所以推荐戈尔巴乔夫，主要是因为此人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善于抓住最本质的东西。过后不久，戈尔巴乔夫因葛罗米柯跟不上其“外交新思维”，遂将这位有知遇之恩的伯乐，安置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样一个虚位上。离开了外交这个大舞台，葛罗米柯就不成其为“葛罗米柯”了。1988年，戈尔巴乔夫又对葛罗米柯进行了劝退．以便给自己腾出主席团主席(后改为总统)这个位子。这个职务一交给苏共中央总书记，含金量就大不一样了，是名副其实的国家元首。戈尔巴乔夫特意为葛罗米柯安排了一个欢送会。我在电视实况转播中看到，面对戈氏一番言不由衷的赞扬，葛罗米柯神态木然，沉思了一阵子之后才静静地说：我此刻是怀着一种十分痛苦的心情离去的。

1989年，葛罗米柯去世，终年80岁。一年多过后，1991年12月25日晚7时，当年劝葛罗米柯给自己让位的戈尔巴乔夫，因苏联这座大厦倾倒而无力回天．自动辞去苏联总统一职。次日，苏联作为一个国际法主体。就宣告“停止存在”。

在世界现代外交史上，葛罗米柯留下了一个鲜明的印记。他在任时间跨度之大，在苏联的对外事务中所占分量之重，“伺主”之多，会见外国政要之众，积累经验之丰富，个性、风格之鲜明，国际知名度之高，在世界现代外交史中，恐怕是不多见的。葛罗米柯留下了一本厚厚的回忆录《永志不忘》和上千万字文献、资料。他这份丰厚的“遗产”还有待于后人认真、深入地加以研究．实事求是地进行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