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发言人级别范文

外交部发言人级别范文第1篇

发言人的荣耀

有一年，某部委请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李肇星去做国际形势报告。李肇星副部长因为有其他安排，就让一位发言人代为前往。该部门主持人特别兴奋，在开场白中说：非常感谢外交部领导对我们的重视，我们本来想请个外交部副部长来讲一讲国际形势，没想到外交部竟然把他们的发言人派来了！

外交部一位部领导，有一年回家探亲。回家后，村里的老人殷殷地嘱咐：继续努力，争取当个外交部发言人。

有一次，李肇星与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参加完活动从街上步行回外交部，有一个行人惊喜地对同伴说：“那个人是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同伴看了一下说：“不可能，他旁边的那个人根本不像保镖！”

外交部一代表团到某省参观、考察，当地接待部门负责人在介绍当地情况时说，现在领导同志很重视我省，上半年到我省来视察指导工作的领导同志有某某副总理、某某部长、某某外交部发言人……

1998年任外交部发言人的章启月有一天骑车下班回家，路遇几个骑自行车的人。有一位说，快看！刚才骑过去的是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其他几位都讥笑他说，亏你想得出来，外交部发言人能骑自行车？

其实，外交部发言人是由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和两位副司长兼任，只是外交部的中层部门负责人。在国外，发言人一般也都是各部门中层负责人兼任，包括美国、英国、比利时外交部发言人都是处级人员担任。只有在少数国家，外交部发言人的级别很高，正副部级的都有。

发言人的苦恼

名声大，荣誉高，受人敬重——这些对发言人来说是一好事，但有得便有失。由于经常在电视上露面，公众有点脸熟，麻烦也就随之而来。

据载，某发言人的一个侄女从老家来北京后，该发言人请她在一餐馆吃饭。外交部发言人在这一餐馆出现本身就是一个话题，并且居然还是和一位年轻的小姐在一起，这无疑引起了餐馆客人的高度注意。客人们不断把各种目光投向他们，并不时窃窃私语。

一位发言人一次骑车回家途中，被另一骑车人撞倒。起来后，本想与对方理论一番，但不承想惊动了路人。看到有人竟敢把外交部发言人撞倒在地，他们感到非常气愤。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纷纷指责肇事者。这位发言人感到很难堪，从围观的人群中悄悄溜走了。

一位发言人每天坐地铁回家。每天在地铁上，都要忍受众多乘客好奇的目光。有一次一位乘客终于忍不住了，谨小慎微地问这位发言人，您是某某发言人吗？这位发言人不愧为外交部发言人，把对付记者的模糊答问技巧用到这里了，他幽默地回答：“大家都这么说。”

发言人的“被误”

为了方便记者提问，新闻司2000年设立了发言人移动值班电话，每天24小时包括周末和节假日都受理记者提问和回答记者提问。外交部移动电话虽然以发言人名义受理记者提问和回答记者问题，但实际上发言人并不出面，而是由新闻处的几个处长轮流代劳。

外交部发言人级别范文第2篇

发言人制度作为舶来品，由外交部引入中国，走的是由外及内的路线。虽然早在1980年代其他中央部委也模仿外交部设置了发言人，但真正上场的机会远不如外交部多。直到2003年非典肆虐，汲取原卫生部长张文康因瞒骗公众丢官的教训，许多政府部门才相继建立起了发言人制度。中国的发言人多半还显得稚嫩青涩，但已经成为政府须臾不可少的形象化妆师。

在中央各部门中，外交部发言人由于其业务内容广泛而最为外界熟知，也最能当得起“国家喉舌”的名号，而从对记者最早的限制多多到今天的为记者服务，从发言人的小众明星到大众偶像定位，外交部发言人制度的历史变迁正是中国愈加开放自信的写照。

制度的草创和确立

中国的发言人制度草创于1982年的外交部，其契机是受苏联人谈话的刺激。当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在攻击中国之余又流露出改善关系的意向。当时苏联因阿富汗战争被国际社会孤立，战事也不顺利，中央判断苏联即将战略调整，缓和中苏关系是其中一步，勃氏讲话可以看作投石问路。以当时中苏关系的冰冻状态，老一套应对显然行不通。邓小平指示时任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对勃氏讲话做出回应，早已有心建立发言人制度的钱索性借此机会建立发言人制度。

26日，钱在外交部门厅举行了首次新闻会。钱担任发言人，翻译是李肇星。这次处女秀前后只有三句话，简短之外还显得相当草草：既无专门场地，双方都是站立，还处于试点阶段。这是钱第一次做发言人，也是最后一次。直到1983年3月1日，从西德调回的老外交官齐怀远宣布自即日起外交部建立发言人制度，该制度才正式确立。

最初，外交部的新闻会每周一次，没有答记者问的环节。1983年9月，改为每月第一周会上接受提问；1986年起增至每月两次答问；1988年后改为每次会都可以提问。自1995年起，会改为一周两次，也就是通行至今的周二、周四例行会制度。随着会时间增多，对提问次数的限制也逐步取消，往往持续到记者不再提问方才散会。

发言人隶属外交部新闻司，定额3人，由新闻司司长和两位副司长兼任。3位发言人理论上平等，当然在某些时候对司长会有所倾斜。就级别而言，属于外交部的中层干部，多在驻外使领馆参赞一级的外交官中选拔。一般来说。驻美、欧、联合国等重要国家或组织的外交官中标的几率更大。而发言人的更换周期大致和驻外外交官的轮替周期相同，约3至4年，卸任后一般重新派驻海外担任大使。

新闻司的明星们

迄今为止，外交部新闻司一共出过24位发言人，10任司长，其中不乏公众认知度颇高的名人，譬如李肇星、吴建民、沈国放、章启月等。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知名度高的发言人其成名期都在1990年代中期或更晚。前期几批老发言人，除了后来攀上更高平台的几位，一般人谈不上给老百姓留下多深的印象。后浪更比前浪高，原因大致有四：

一者，外交部发言人是国家的面孔，他们的名气与国家实力及对国际事务的参与程度成正比。说通俗些，一个对国际事务无足轻重的国家，很难引起外界的兴趣，作为信息提供者的发言人出镜频率低，很难为公众熟知。反之，媒体则会死缠烂打套消息，发言人出镜频率由此提升，人气也就热了。

二者，技术手段改善信息接收渠道，有助公众了解发言人。直到1990年代初，电视机于普通大众还是比较奢侈的大件商品，电视节目也很单调。除了新闻联播，估计没哪个电视台会播放发言人的画面。至于收音机，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现今，传媒手段多样快捷，人们可以很方便地看到发言人的音容笑貌，看得多了，想忘记都难。

三者，外交部发言人从马毓真为首的第二梯队过渡到李肇星为首的第三梯队，历经北京、经济制裁和银河号事件，这段时间是发言人最艰难、压力最大的时期。当1993年银河号事件谢幕后，西方的人权牌威力大减，新闻司的发言人们也敢于发挥口才，随机应变，不照搬公文讲稿，因此成为外交部里最先鲜活起来的面孔，得到公众认可。

最后，早期的新闻会对记者限制很多，一般只谈外交之类的大事件，而现在限制少，记者提问涉及面又太过广泛，似乎任何领域的信息外交部发言人都能提供。造成这种局面最直接的原因是许多部门信息不公开，或发言人制度不完善，外国记者干脆借外交部发言人来了解政府态度。反过来，一些部门考虑到外交部经常与外国记者打交道，所以也乐得偷闲借外交部之口向外界传达信息。

倘若遇到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同时又上升到国家层面的非外交问题，外交部也比其他部门更适合担起责任。譬如2003年非典期间的一次例行会上，针对外交部的20个问题有15个涉及非典。近期的绿坝事件本该由工信部出面澄清，但首当其冲的却是外交部，工信部的记者会迟至3周后才召开。中国的声音

关于外交部发言人的影响，前发言人章启月女士的一段话最能诠释其意义所在：“外国人不会记得你是张三还是李四，但他会记住中国的声音、中国外交的声音，我想既然作为外交部的发言人，每讲一句话都要负很大的责任。”

就在几年前，发言人的讲话内容常常只能引用一两句到新闻稿中充当文眼或点睛之笔，其详情国内公众反倒要通过外媒或港媒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获知。如今，在外交部网站可以看到每次会的记录。发言人在会上每有惊人之语，总能成为网民议论的话题。

随着公众对外交部发言人了解的深入，批评声音也日渐增多。几年前多半是诟病发言人的对外言论太软，据说还有人专门邮寄了两粒钙片给某发言人，暗讽他是软骨头。近两年来，随着国内社会矛盾激化，发言人针对国内问题的发言也容易激起风浪。而网络的发达使得批评声浪传播快，且易形成叠加效应，这是老一言人未曾遭遇的情形。在网络评论中，不少网友爱模仿发言人的口吻杜撰言论，将自己希望表达的东西通过发言人之口说出。譬如几年前有人编排过孔泉的段子。段子里的孔泉先是暗示日本国旗是垃圾，再称靖国神社是公厕，最后嘲笑日本人太矮。这类“曲线爱国”的帖大可一笑而过，现实中没有哪个发言人会做这样的公开讲话。因为外交部对于发言人说什么，说多少，都有极其严格的规定。

据披露，外交部发言人身后，通常有数十名年轻而精力充沛的年轻人负责搜集信息，他们要阅读大量的报刊文章，根据各大媒体的报道揣测对方可能会问什么，再依题按照外交语言特点制订标准答案，在外交部这个标准答案被称为“口径”。在会上我们时不时可以看到发言人低头

看稿，这在老一言人是常有之事，但从孔泉第一个脱稿开始，已经很少看到只顾闷声念稿的场景了。一般来说，记者的问题如果碰巧是发言人熟悉的话题，应对起来就要轻松得多。

口径汇总后还要上交，只有通过层层审批，并获得部里授权，该口径才可以使用。当然，这需要时间，有时发言人临上场前半小时都还没看到口径，若是碰到字迹潦草的还得小心辨认。总之一句话，说什么、说多少并不是发言人说了算，决定权在外交部高层。

如果因此认为发言人仅仅是个复读机就大错特错了。口径稿不过是以有限变应无限变的剧本，但记者不是演员，他们不会按照发言人的预想思路走。遇到这类变化，就要求发言人临场发挥。也就是说，发言人虽然决定不了说什么说多少，但至少可以选择怎么说。

临场发挥的基准虽然还是口径稿上的内容，但仍具备相当的风险。发挥得好，可以加分。反之，无异于自己朝陷坑里跳。所以，在遇到一些较敏感的话题时，经验老到的发言人通常会选择绕开，说一些放之四海皆准的话，再加上几句俏皮话敷衍了事。这一点无论中外，都是通用法则，譬如白宫前发言人麦克莱伦就是出了名的嘴严。如果发言人铁了心要挑战自我，至少应该保证其效果不会适得其反。

在权变方面，现任发言人秦刚可算是尝试较多的一位，但也因此留下过不少硬伤。例如，2008年5月回应一些国家批评时，秦刚反问批评者占世界人口百分之几，有何资格代表国际社会。把各国人口这一“常量”与具体的批评意见挂钩，这样的问话多少有点逻辑不清。再如，当年11月在问及“枪炮与玫瑰”乐队发行《中国民主》专辑一事时，秦刚对记者说：“据我了解，很多人不喜欢这类音乐，因为它太嘈杂，噪音太大，我想你应该是个成熟的成年人了吧?”这样的反问不仅过于直白，目标更直指记者，即使本无敌意，也很容易被看成敌意的表现。

今年6月25日，秦刚又就Gmail邮箱一事上反问记者为什么不去邮局寄信，实在让人怀疑他是1966年出生的。秦刚最受诟病的，还数6月9日在绿坝事件上的讲话。秦刚的那句“你有孩子吗?”绝对可以载入史册，国内媒体普遍将之作为妙语大肆宣传，可细细品来，将有无孩子当作是否赞同强制安装反色情软件的标准，想当然的成分居多，终究还是难以服人。台下的记者都是斯文人，不可能为了一句不合适的话跟发言人理论，但这不代表发言人可以玩脱口秀。

说什么?说多少?上司说了算；怎么说，发言人说了算。可是，要是出口伤人，满嘴跑坦克，倒该回头想想章启月的提醒，因为出口的话并非代表自己，而是代表中国。

发言人的瓶颈

外交部发言人制度开国内先河，制度建设和人员素质均为国内领先。可是，考虑到多数政府部门的发言人制度真正起步是在2003年非典期间，作为矮子里的高个儿，对外交部发言人的作用不宜拔高。因为至少有四大瓶颈在制约着外交部发言人更好地发挥作用。

首先是制度上的欠缺。目前，国务院没有统一的发言人，由外交部发言人担负着日常对外沟通的任务。外交部发言人级别尚可，但权限太小。权小责大，发言人普遍抱着多一句不如少一句的原则。外国记者普遍有这样的感觉：开新闻会的中国官员权力越大，越敢于说话。其实，想想口径稿的层层审批过程，也就不难理解外交部发言人们为何经常答非所问了。

其次是文化缺陷，这主要体现在民族性格上。中国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讲究敏于行，讷于言。口才好反被孔夫子认为是轻浮、不值得信任的体现。经过2000年的积累强化，中国人养成了拙于言辞的民族性格，口才稍好的又往往流于油滑。千余年的科举制重笔试轻口试，知识分子背书比说话厉害。外交官也是从国民中来，会不同程度地沾染这种群体性格。

第三，中国式历史教育养成了敏感脆弱的国民心态。笔者还记得儿时思想品德课上，老师教育我们在外国人面前要做到有理有节，不卑不亢，不能给国家抹黑。在课本中出现的外国人除非明确介绍是国际友人，否则一般都是些不那么可亲可爱的人――要么对中国有偏见，要么干脆就是反华分子。与西方人重视竞争不同，中国人更崇尚秩序。在这种教育下长大的国人一旦遭遇外国人的批评或指责，总是下意识地认为是有意刁难，然后迅速上升到国家高度，将个人分歧演化成国家行为。具体到发言人和记者的关系，西方记者习惯于提尖锐的问题，总是希望能一语切中核心，并以难倒发言人为乐。这只是一种职业习惯，他们在自己国家这么干，在中国也这么干。发言人就是和记者打交道的职业，与其将之看成刁难，倒不如放下架子，摆正心态，以平常心对侍。

最后，公开透明度不足也会阻碍发言人的发挥。发言人制度创建的初衷就是实现信息公开透明，以拉近政府与公众的距离。发言人作为信息的供给者，本身就是信息公开透明化的一部分。然而，长久以来中国外交笼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公众不知道外交官们究竟在忙什么，只能从外交官衣冠楚楚、风度翩翩地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判断这是一种很体面很轻松，还可以拿高薪的工作。近年来，公众对外交部的种种批评相当一部分是源于外交信息的匮乏。如果说作为信息接收端的公众对外交部本身就抱持扭曲的认知，那么发言人的信息输出又能取得多大效果呢?说到底，发言人制度的背后，是正在向现代政治运作转型的一整部国家机器。

外交部发言人级别范文第3篇

不是明星，却不乏名气 30年来，外交部厅无数次被聚光灯点亮，先后走到台前的27名发言人包括5名女性在内，从未有专人化妆造型。“我希望别人更关注我讲什么，而不是穿什么”，现任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接受记者采访时，秦刚强调，发言人不是明星，忘却小我，才能底气十足。

一直以来，外交部发言人由新闻司司长和副司长兼任。27名发言人中，钱其琛、齐怀远、马毓珍、李肇星、吴建民、陈健、沈国放、朱邦造、孔泉、刘建超、马朝旭、秦刚等12人是司长兼发言人，其他为副司长兼任。发言人最短在任时间不足2年，最长超过9年，平均任期约为4年。已卸任的24名发言人中，多人曾在或正在中国驻外使馆担任大使职务，或是从大使任上卸职进入中央外办、外交学会等机构部门；钱其琛、李肇星曾任外交部长。

问答之间，“官话”寓意深 记者们常说，发言人是嘴最严的一群人，不管你如何变换角度他们总能回避敏感问题。“有时你甚至佩服他们侃侃而谈却几乎没有透露任何资讯的能力”，一名英国资深记者说，全球的发言人都秉承同一原则，“区别在于他们中的出色者可以把故事讲得更为动听”。

美国公共广播电台记者孔安驻华15年，他说，“中国资讯的特点在于，官员级别越高越敢说话，有些低级别官员宁肯不说以免说错，影响了本来可以透露的资讯量”。

这是因为大国外交政策具有稳定性、连贯性特点，“一个表态的变化可能意味着背后政策的变化”，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周庆安说。

台前一人，台后团队 聚光灯下的台，是中国外交30年的缩影，也是发言人机制不间断运转的浓缩一瞬。厅的镜头从未捕捉到，每当下午3时发言人走到台前时，几名新闻司处工作人员已坐在后排座椅中间。他们，是发言人的幕后团队。

发言人团队十几人，很年轻，每天一场会，节奏始终紧张。一日筹备从舆情汇总开始，统观热点事件动态、中外媒体报道评论、网路舆情、公众看法。此后发言人和团队进行“一大碰、无数小碰”，除议题讨论，还设想各种可能的提问角度和应答策略，其中一些情况要与外交部内各地区业务司局和其他部委沟通。沟通持续到会前最后一分钟。一般情况下，团队能够预测现场大部分问题，但超出预测的，全靠发言人个人积累和发挥。

外交部发言人级别范文第4篇

说到联合国级别最高的公务员，大家都知道是秘书长安南。那么联合国级别最高的中国籍公务员是谁呢?了解的人可能就不多了。他就是中国前驻日本大使、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一职的陈健。实际上，作为职业外交官的陈健已是四合国了。

一

现年62岁的陈健为人谦逊随和，讲话条理清晰。1942年春生于一派水乡风光的江南名城苏州。他的童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城南观前街的一座普通平房里度过的。居家不远就是中国最大的古老道观玄妙观。年轻的父亲陈寿昌是上海《大公报》的记者，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母亲是小学教员。5岁那年，幼小的陈健随父母迁往上海，一家人在香山路上安顿下来。

但是，当寒山古刹的悠扬钟声、枫桥月夜的点点渔火渐渐远逝以后，厄运和灾难接踵而来。几个月后，父亲英年早逝，郁郁寡欢的母亲也随即撒手西去，顷刻之间，陈健充满梦幻般的童心世界塌了一半。父母双亡的惨痛记忆在陈健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忘却的深深阵痛。

外祖父母家收留了刚满6岁的陈健，靠着叔伯们微薄的接济，祖孙相依为命。虽然不谙世事，但是这种艰难的经历对陈健未来的个性塑造仍有着很大影响。

好在陈健心头阴霾笼罩的日子并不长。当聂凤智、仲曦东将军率领的中国人民华东野战军27军开进大上海以后，陈健的天空顿时变得晴朗起来。上海一解放，陈健一家就得到了政府发给的救济金和救济米。1949年，陈健斜背着小书包跨进了思南路附近的蓝仙英文小学，插入二年级就读。陈健那一口流利的英语就是在这里获得了最初的启蒙。陈健学得轻松愉快，四年级那年还潇洒地跳了一级。1953年秋，学业优秀的陈健考入地处淮海路闹市的晓光中学。两年后，晓光中学并入历史悠久的百年老校三林中学。少年备尝艰辛的苦难生活磨炼砥砺了他发奋攻读的好品行，他的英语成绩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20世纪50年代的最后一个夏日里，自三林中学毕业的陈健如愿以偿地考入了“江南第一学府”――复旦大学英文系。

按照当时的政策，陈健享受学费全免的待遇，甲等助学金每月12元5角。可别小觑这125大毛，陈健在维持温饱外还可以买些课外书呢!“在食堂包伙，比家中强多了!”时至今日，陈健仍感喟良深地说。那时候，外祖父已去世，虽然与外祖母似“茕茕孑立”，但是陈健并不孤单，他生活在党的阳光雨露下。

在江湾五角场绿草如茵的复旦校园里，陈健依然清贫。他穿的是打着补丁的衣服，因买不起雨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得不赤脚进课堂。1964年陈健自复旦大学毕业后来到向往已久的首都北京，分配在外交部。当手提肩扛行李卷儿的陈健轻捷地走在看上去和北京普通胡同毫无二致的外交部街时，他的目光在飘扬着五星红旗的3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定格”。凝视着这幢袁世凯生前下令建造的、饱经近百年历史沧桑的斑驳建筑物，回首自己20载青春年华，陈健心潮起伏、激情难捺。他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庄严与自豪。汽笛鸣响，风帆猎猎，30年外交生涯就在这里起航!由于美国人继续挥舞“重要问题”的大棒，陈健等人无法如愿去联合国。他和许多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跨进了京郊外交官的“摇篮”――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大门，在两年制的翻译班继续“修炼”深造。至今在国际舞台上头角峥嵘的中国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前外交部发言人、常驻联合国代表、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国大使)也是此时从北京大学来到“北外”翻译班的。

二

寒暑两载倏忽过去，拜在著名教授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诸位先生门下，陈健的英语水平大有长进，令人刮目相看。就在陈健眼前再次升腾起新的希望的时候，“”风暴骤然而降!

“”岁月里最难忘的是在汕头牛田洋度过的日日夜夜。幸赖已故总理的百般呵护，陈健等大批青年俊彦方得以日后大显身手。

1970年底，陈健来到了江西省宜春市上高的外交部“五七”干校。命运的这次不经意的安排却促成了陈健的一段好姻缘。在落木萧萧的山村荒野，他结识了后来成为自己夫人的上海姑娘姚文卿。陈健的上高之旅仿佛是月下老人所作的一次刻意安排。千里有缘，皆因有一根扯不断的红线。他和端庄雍容的姚文卿在双方都不“积极”、“主动”的情势下走到了一起。

1943年生于上海的姚文卿女士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在静安区江宁路(原戈登路)的里弄长大。姚文卿是家中的老幺，上有三个姐姐，父母都是本分的普通劳动人员。父亲在外做工，母亲操持家务。1961年7月，差不多是在女性世界氛围里长大成人的姚文卿从上海第一女子中学毕业时，面临一次重大的人生抉择。她的英语学得相当不错，打算报考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老师知道后来做姚文卿的思想工作，“阿拉伯语是个空白，我们国家缺少这方面的人才，你应该去填补空白……”温顺的姚文卿真的在“报考志愿”栏的空白处填上了“阿拉伯语言专业”。其实，她是到了北京才知道那些清真饭馆门面上像蚯蚓一样的“图案”就是她将要为之献身的“阿拉伯语言”。然而，天资聪颖的姚文卿学得一点都不比男生差。不过由于外交圈内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位端庄雍容、颇有大家风范的外交部拉美司一等秘书并没有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潜力和灿烂才华。在陈健的“大树”上，姚文卿只是甘当一片绿叶。30多年来，姚文卿一直默默地为着夫婿的事业做出贡献。“她为我做出了牺牲!”陈健重复着几乎所有大使都说过的话，寥寥几个字，道出了他对妻子的多少歉意和无限深情!

1971年4月，又是落花时节的暮春。陈健首先得以“解脱”，调离干校回京。随后姚文卿也调回了北京。

国际司早已不复存在，原司人马一古脑儿合并到了西欧美澳司。陈健分在该司拉美处国际组，未几，26届“联大”揭幕。陈健等人的估计是支持票比反对票略多。讵料形势比人强，几天后传来振奋人心的喜讯：“两阿提案”以绝对多数票通过。陈健有幸参加了召集的有关会议。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在研究是否前往纽约赴会，充满激情地说：“不能辜负第三世界国家对我们的支持和期望!”国际司虽然还没有恢复，但是一改过去“门可罗雀”的冷清局面，开始忙碌起来了。

1972年春节前夕，陈健和姚文卿双双返回沪上，喜结连理。半年后，陈健告别新婚妻子，来到纽约西区67街林肯中心对面的百老汇马路66街155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1994年夏奉调回国的20余年间，除了两度返国短暂供职国际(条法)司以外，陈健在联合国、华盛顿工作了整整12年，他从普通科员升迁到特命全权大使。国际事务是他30年外交生涯难以忘怀的主旋律，他是一位联合国事务专家。

三

当1994年深秋陈健“梅开三度”来到纽约旧地时，他已经是独当一面的中国特命全权大使了。就在陈健在联合国大施拳脚，干得红红火火的时候，一纸调令，不容置疑地把他推到了北京国际俱乐部厅台前，他成了中国外交部的“喉舌”――权威“发言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今中国外交舞台上，外交部发言人也许是除钱其琛(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以外，“出镜率”最高的官员，每周两次主持在北京国际俱乐部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即席回答中外记者提问；频频跟随国家领导人出访，参加重大国际活动；外交部发言人历来是不可或缺的角色。事实上，在国务院各部委发言人当中，外交部发言人是最为中外媒体所瞩目的新闻人物。

1994年深秋，主席首访俄、乌、法三国。在莫斯科、在基辅、在巴黎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外媒体依然把热情倾注在实际上已经开始为自己外交部发言人生涯圈画句号的吴建民(后任中国驻法国大使、中国外交学院院长等职)颀长的身影上。当时，众多的记者可能谁也没有注意到端坐在旁边的一位50来岁、戴着眼镜、脸颊丰满的中国外交官――即将“入主”国际俱乐部厅的陈健。巴黎归来，征尘未卸，中国新任驻荷兰大使吴建民9月17日在首都机场与即将出使卢森堡的夫人施燕华怅然握别，飞赴海牙履新。五天后――9月22日下午，北京建国门外国际俱乐部，座无虚席，又是中国外交部例行的记者招待会。200余位中外记者翘首以待，注视着即将在台上出现的一位新的外交部发言人。这些“无冕之王”早已获悉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第11任司长陈健将在今日首次登台“亮相”。2时25分，距离记者招待会正式开始前五分钟，陈健出现在厅大门口。他一反惯例，不从后台，而是从厅中间过道缓缓走向主席台。陈健向两旁等待多时的中外记者频频点头示意，30余年外交生涯里又开始了新的旅程……

1996年春暮，以微笑、幽默与睿智塑造了一个崭新的外交部发言人形象的陈健顺理成章地升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嗣后，陈健协助主管亚洲事务的唐家璇(现任国务委员)副部长，分管多边事务。两人配合默契，为圈内人士称道。在此期间，陈健频繁穿梭于曼谷、纽约与日内瓦，参加东盟对话国有关会议和朝鲜半岛问题的四方会谈。

1998年初夏，主席任命陈健为驻日本国特命全权大使，接过时年64岁的九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资深“日本通”徐敦信大使交给的“接力棒”，飞赴东京履新。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三年时间，弹指一挥。2001年6月20日，即将离任的中国驻日大使陈健，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当前喜忧参半的中日关系。他以任上三年的观察寄语各界人士：中日关系需要珍惜。《朝日新闻》当天以《中国与日本・障碍虽有前途不悲》为题，发表了他的看法。

陈健说，“中日关系令我高兴令我忧”。三年来，两国领导人频繁会晤，确立了“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两国经贸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去年贸易额创831.6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人员交流形式多样、参与广泛，去年甚至出现了一个5000人的日本交流使节团访华的壮举；两国对话与交流还扩大到安全领域乃至地区与国际多边事务协调。“但近来，在关系到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历史问题和上先后出现严重干扰，使中日关系的政治气氛恶化。”陈健说，“中国人民无法理解，事隔50多年，日本还会批准出版为日本军国主义涂脂抹粉的历史教科书，还会出现首相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问题。日本则有舆论认为中国的反应是对日本内政的干涉。两国人民感情呈渐趋疏远之势。这是令人堪忧的。”

从驻日大使岗位上走下来后，与联合国有着不解之缘的陈健于2001年8月再次回到了联合国，用他自己的话说“很高兴又回到我外交事业开始的地方”。

作为副秘书长，陈健负责联合国大会事务部工作，其主要职责是为每年联合国大会的顺利举行提供服务。此外，还为大会程序问题向会员国提供咨询等。在几位副秘书长中，陈健管理的人员最多，有1800名工作人员，其中纽约总部就有1200人。

外交部发言人级别范文第5篇

9月7日，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访问期间，李长春将同朝鲜领导人举行会谈和会见，不仅就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谊进行深入交流，还将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看法。我想也会包括朝核问题。”

第四次六方会谈出现困难

李长春对朝鲜的访问是在中朝建交55周年之际进行的。这是继今年4月朝鲜领导人访华后，中朝之间又一次高层会晤。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周永生告诉《望东方周刊》，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朝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如今，两国在发展道路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何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朝两党两国关系，是李长春访朝的一个重要目的。

据了解，“加强传统友谊”是指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深化和扩大中朝双方的合作关系，这是很重要的题目，既指双方的政治关系、经贸合作，也包括文化、教育、体育等方面的合作。

而国际舆论也把目光投射在六方会谈这个迫在眉睫的焦点问题上。在外交部的记者招待会上，引入注目的提问是：“李长春此行是否会鼓励朝鲜方面尽快回到谈判桌旁?”

六方会谈从“诞生”之日起就极其艰难，而第四次六方会谈之前的种种迹象表明，这次会谈的进程也是如此。

8月30日，朝鲜《劳动新闻》发表文章：“美国对朝鲜的敌视政策是解决朝核问题、实现该地区和平稳定的主要障碍”，美国的政策“使第四次六方会谈的前景黯淡”。

孔泉说，“朝核会谈面，临困难，但这些困难不是昨天或今天才产生的。各方应表现出耐心、冷静、克制和务实的态度，共同努力。各方有这样的共识，即朝鲜半岛核问题应该通过和平外交的方式加以解决。路要一步一步地走。我们希望逐步推进这一进程。”

因此，被外界认为刘朝鲜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同时也是六方会谈的东道主和发起国――中国，最有可能推动和促成六方会谈。

中国的建设性作用

其实，中国的外交努力在此前就已经展开了。8月29日晚，外交部长李肇星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通电话，双方就朝核问题交换了看法。

9月2日，外交部发言人孔泉表示，中方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按照第三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达成的共识，在9月底之前举行第四轮六方会谈以及工作组会议。9月7日，他重申了这样的意思。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亚洲太平洋研究室主任晋林波认为，由于朝鲜和美国的态度对立，第四次六方会谈即便召开，也不会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是中国仍应努力促成会谈的如期举行。

“会谈的取消或拖延将打击各方继续会谈的积极性，不利于东亚稳定，对中国也有不好的影响。”他说。

事实上，中国发起和举办六方会谈，除了行使负责任大国的应有使命，也有着国家利益的考量。中方不希望朝鲜放弃谈判，朝鲜放弃谈判会刺激韩国和日本发展核武器，并使日本更有理由参与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

在这一背景下，朝核问题如果朝着危险方向发展，将导致东亚安全局势更加不确定，从而为美国在东亚继续维持军事存在和施加更多军事压力提供了理由。更糟糕的是，如果美朝双方一方“走火”，将逼迫中国作出非常艰难的选择。

周永生副教授说，中朝两国两党一直有着良好的交往，此次李长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可望通过党际交流来加强与朝鲜的互动。

晋林波也指出，中国和朝鲜之间除了正常的国家关系之外，还有一层相对特殊的关系，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与朝鲜劳动党之间的传统关系。“朝鲜非常了解巾国的决策机制，因此他们认为与中国进行党际对话更为直接。”

如期举行会谈是普遍的期望

让人感到安慰的是，六方中的多方仍然持积极态度。

俄塔社9月2日报道，俄罗斯一位“朝鲜半岛问题高级专家”说，俄罗斯“准备参加新一轮朝核问题副外长级别的六方会谈，并且期待着这轮谈判最晚能够在9月底以前进行”。

媒体还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尽管各有说词，朝方和美方仍然是倾向于谈判的。”

除了中国，韩日等国也展开了外交努力。8月27日，韩日两国官员在东京就第四轮六方会谈的日程等问题进行了磋商。

9月8日，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官员告诉《望东方周刊》，近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凯利将访问日本和中国。在日本，凯利将与日本和韩国官员就六方会谈协调立场。

种种信息表明，各方都在寻求化解危机之道，那么六方会谈前景如何?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研究员陶文钊认为，每次六方会谈前都会有些困难，但每次都开起来了，这一次也能够如期举行。而周永生则认为：“第四次六方会谈能否如期举行，一方面要看美国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中国斡旋的结果。”

外交部发言人级别范文第6篇

2月10日，朝鲜外务省发表声明，宣布“已经制造了用于自卫的核武器”，以应对美国的敌对政策。声明说，布什连任总统后所发表的就职演说、国情咨文和国务卿赖斯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讲话，都表明美国政府将采取“不与朝鲜共存”的政策，暴露了美国想颠覆朝鲜政治制度的企图，朝鲜“决心采取措施加强核武器库”，以“保卫朝鲜人民自己选择的意识形态、制度、自由和民主”。声明强调，朝鲜仍将坚持“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最终目标没有改变”，但在认为有理由参加会谈、而且这个会谈能够取得积极成果之前，“却不得不无限期地中止参加谈判”。

正当亚洲许多国家忙于欢度春节，祈愿和平与稳定，国际社会为早日重开六方会谈而折冲樽俎之际，朝鲜的这一消息，称得上是一个响雷，也必将给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增加新的变数。

六方会谈的僵局

第四轮六方会谈原定于2004年9月底前举行，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未能如期召开。

首先，从美国方面看，其在前几轮的会谈中一直坚持朝鲜应首先放弃核计划。美众议院还于2004年7月通过了《朝鲜人权法案》，授权行政当局在今后四年内将800万美元用于向朝出逃者提供避难所和司法援助；向致力于改变朝体制的非赢利组织提供1600万美元拨款，用于向朝境内偷运收音机等；鼓动朝出逃者在日本组织流亡政府。另外，美国还通过媒体散布朝政权“不稳”的谣言，并与日本一起加强在朝周边的军事部署，为围堵朝鲜做准备。对此，朝一再表示，在目前状态下，即使举行六方会谈，也不会有任何结果。美国要求朝鲜首先放弃核武器，朝鲜永远都不会接受这个条件，朝鲜宁死也不愿接受用奴隶身份乞求来的和平。朝鲜表示，要举行下一轮六方会谈，美国必须停止企图朝鲜制度的敌视政策，与朝鲜共存。

其次，日本继续以“朝鲜威胁”论和“绑架”问题为借口，对朝进行打压，搅六方会谈的局。日本新《防卫计划大纲》和2005～2009财政年度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将朝鲜作为“关注的重点”，称朝的军事行为“后果严重”，已成为地区安全的不稳定因素。日本还决定，必要时对朝实行两阶段打压政策，第一阶段是加强对朝鲜船舶的戒备和检查，并加强对其入境和通关的管理；第二阶段是采取措施杜绝、假钞等走私和非法入境者的偷渡；若危机升级，将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严格监视“人、财、物”的往来，可实行停止贸易和禁止向朝汇款等经济制裁措施，直至禁止朝鲜货轮“万景峰”号入港；“冻结并推迟人道主义援助”。早在2004年12月，日本就已停止运送先前同意援朝的部分粮食。日本的做法给朝鲜参加六方会谈增加了不少障碍。

第三，韩国核秘密活动和“接管”朝鲜方案接连曝光，韩还婉拒了朝提出的化肥援助要求，并拨巨资加强军事建设，这些也使朝鲜疑虑加深，使核问题更加复杂化。

美国强硬依然

布什连任，其外交政策基本延续此前的方针。

首先，继续加紧实施以独霸世界为总目标的攻势战略。朝鲜不仅是美国认定的“邪恶轴心”之一，是“失败国家”，而且新近又被贴上了“暴政据点”国家的标签，因此朝是美国的主要打击对象国之一。美国甚至准备在六方会谈中提出人权和“难民”（出逃者）问题，这一切都令朝鲜感到不安。

第二，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虽然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但仍将延续。美国将继续以超强的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为基础，奉行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战略思想，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扩张和渗透。朝鲜则强调自己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加强“自卫”能力。

第三，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仍将是外交重点。赖斯入主国务院后，声称消除恐怖、贫穷与绝望是面临的最重要任务。不久前又从美国传出消息说，有证据表明朝向利比亚出口过核原料，因此朝核问题仍将是美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这使朝危机感加深。

谈判仍是最佳途径

美大选后，美朝关系没有松动，双方在核问题上也未表现出新的妥协姿态。但从目前的情势来看，美朝双方都不希望大动干戈。

首先，美朝都没有宣布放弃六方会谈中已取得的共识，其中包括在实现半岛无核化的同时，解决朝的安全关切，以及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等。

其次，创造条件和平解决朝核问题，是美朝和其他有关各方的根本利益所在。布什政府在新任期内，既要继续追捕拉登，收拾阿富汗、伊拉克残局，还要抓紧解决巴以冲突和伊朗核问题，兵财两缺，难以在朝鲜半岛引燃新的战火。朝鲜的地缘政治特殊，韩国及中俄日等周边大国都不愿“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国际社会不支持美国对朝采取极端手段，对美是很大的制约。而在朝鲜一方，朝美国力相差悬殊，朝在军事上不是美国的对手，谋求合理的和平解决是最好的自卫办法，如果置国际社会的良好愿望于不顾，坚持发展核武器，就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只能是“得不偿失”。

第三，朝核问题久拖不决不符合朝美双方的利益。对美国来说，拖长时间等于给朝研发核武器以时机。对朝鲜来说，则不仅不利于早日摆脱其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而且还会给美保守势力提供施压的口实，徒然丧失了振兴经济的时机，更难改变贫弱的地位。

因此，朝鲜虽然宣布“无限期地中止”参加六方会谈，但仍表示希望“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并没有把谈判解决的大门完全关死。正因为如此，目前国际上对朝声明的反应是冷静而克制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表示，将敦促有关方面继续与朝鲜接触，以期早日重开会谈。美国白宫发言人说，朝鲜以前也过类似言论。国务卿赖斯称朝鲜的声明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举动”，不仅使其“孤立于国际社会”，甚至“会使朝鲜同其亲密接触的国家疏远”，并声称，美国总统布什已经重申没有打击朝鲜的意图，但在朝鲜放弃其核计划之前，美国不会给予安全保证，呼吁朝尽快回到谈判桌前。韩国外交通商部发言人认为，朝的举动“无助于解决朝核问题”，深表“遗憾”，并敦促朝立即表态参加六方会谈。日本首相小泉表示，将一如既往地与各国保持合作，“不会特别提高警戒级别”，重申为寻求朝核开发、导弹发射、绑架人质等问题的一揽子解决，日本“有必要对朝鲜开展对话和施加压力”，并向朝鲜指明放弃核开发符合朝方的利益。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俄尊重朝对自己安全问题的担忧，但强调“这问题应通过谈判，而不是靠增加军备竞赛，特别是核武器竞赛的办法解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声称，中方注意到了朝鲜宣布无限期中止六方会谈的声明，希望六方会谈继续下去。

外交部发言人级别范文第7篇

中俄投反对票否决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决议

当地时间2月4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中国和俄罗斯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否决了由摩洛哥提交的、西方国家及有关阿拉伯国家等共同起草的涉叙决议草案。这是继2011年10月4日中俄共同否决涉叙决议草案后，安理会有关叙利亚决议草案再次未能获得通过。图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在表决中投否决票。

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遭冲击

因为在叙利亚问题上投反对票，西方对中俄发起集体指责。此外，中东地区也有国家响应西方的批评。为显示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支持”，一些利比亚示威者2月6日冲击中俄两国驻的黎波里大使馆。被攻击后的中国大使馆玻璃出现多处破洞。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表示，利方已就此次事件表示歉意，并承诺加强对中国使馆的安保工作。

朝鲜为获美粮食援助暂停核活动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2月29日就举行的朝美高级别会谈发表声明，称双方将本着尊重、平等的精神改善双边关系。美国同意向朝鲜提供24万吨营养食品，并会努力提供更多的粮食。朝鲜则暂停核试验、远程导弹试射和宁边的铀浓缩活动。

俄乌联手粉碎暗杀普京阴谋

俄罗斯和乌克兰特工2月27日宣布联手粉碎企图暗杀普京的阴谋。报道称，3名与车臣有关的意图在选举后刺杀普京，但事败被擒。当局在一条莫斯科大街附近发现爆炸品，该处正是普京每天到莫斯科白宫上班的必经之地。目前调查还在继续。普京发言人及俄乌安全部门均证实消息。

iPad商标权纠纷案二审结束未宣判

外交部发言人级别范文第8篇

【关键词】中美舰船对峙　国际传播　对策

2009年3月4日至6月12日，中美舰船在中国海域就发生了6起“摩擦”事件，其中以3月8日在南海发生的美国监测船“无瑕”号与我国船只对峙事件最为典型。有评价认为该事件“系中美8年来最严重事件”。本文将以此事件为研究文本，深入探讨当摩擦事件发生后，我们应如何开展策略性的国际传播。

一、中美舰船南海对峙事件回顾及背景分析

中美官方和媒体对该事件的反应经过：

3月9日，五角大楼当天发表声明。指责中国船只在南中国海危险地“尾随、跟踪”美国海军舰艇，“骚扰”美国船员。声明坚持说，当时，“无瑕”号正在南中国执行测量任务，并抗议“中国船只不断升级的挑衅行为达到顶峰”。美国海军于当日还公布了从“无瑕”号上拍摄的中美舰船对峙图片。

9日当天，中方未就此事有任何评论，中国媒体也无报道。

10日，中国外交部强硬反驳美方关于中国船只“挑衅”美国监测船的指控，发言人马朝旭针锋相对地宣布美方船只“违背了国际海洋公约和中国法律”。中新社在当日发表文章《海军高层：美方指责中国船只跟踪是恶人先告状》，文中提到，我海军副政委邬华扬在10日下午表示，这件事是“美方的炒作”。海军副参谋长张德顺亦向记者表示。“美方把事实弄颠倒了”，“美国人是‘恶人先告状”’。

10日，与此相关是，在同一天，菲律宾签署“领海基线法案”；由南海舰队船只改装的中国最大渔政执法船311号扬帆巡航西沙，进行宣示。

3月20日，美国首次公布了8日从“无瑕”号监测船拍摄的中美舰艇南海对峙事件的动态录像画面。

24日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有关南海舰船对峙的说法纯属颠倒黑白。

此后至4月7日中美舰船再次发生摩擦事件期间，双方舆论趋于缓和。

中国在南海先后与一些东南亚国家和美国发生冲突，前者属于争端，后者则属于双方对专属经济区的理解不同，但两者都涉及到南海争议。南海之争在70年代后随着南海发现大量资源以及战略地位的凸显而逐渐尖锐起来，南海周边诸国纷纷对我南海群岛及附近海域提出要求：越、菲、马等国更加重视通过民事化和合法理化的手段声索南海。尤其是菲“领海基线法”正式生效后。对东南亚各国产生了不良的示范效应。其次是东盟有关国家联手对华趋势有所发展，我国通过双边谈判解决南海问题的难度加大，东盟一些国家企图以“集体力量”共同向我国施压；再次是南海问题国际化趋势将进一步突出，我国处理南海问题时将面临更多的牵制因素。此次。中美舰船对峙事件的发生，折射出美国干预南海问题的明显意图。南海问题可能成为未来中美角力的新焦点。

二、对峙事件中两国舆论交锋的特征

当中美舰船南海对峙事件发生后，中美两国媒体在进行外宣的过程中都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和筹划，争取掌控国际传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美国挑起南海争端，并利用媒体大肆渲染。从战略层面的设计上来看，美方的行动更凸显了其借助南海问题对中国进行遏制的企图。而对于东南亚国家来看，美方的介入将有助于其实现南海争端国际化的目的。“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所发表的文章《南沙群岛――美国领导权在南中国海面临挑战》就曾直接表露“南沙之争不仅是菲律宾的问题，还是美国以及在亚太依赖美国领导权的所有盟国的问题。”

而中国无论是在对峙事件上，还是在311渔政船出巡问题上，在外宣的战术上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做法。从战略层面来说更多表现为克制和冷静。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配合进行传播。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庄礼伟认为，“这次‘311’南巡，可以看出我国是在努力寻求‘坚持以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外交学院亚太研究中心主任苏浩也分析到，中国可以通过多种层次和手段来维护自身权益。从派出渔政船、海监船到派出军舰，都在选择之列。这次，由农业部派出渔政船，则是其中最柔性的选择。

通过剖析中美两国在对峙事件舆论交锋的特点来认识两国在外宣上的筹划与设计：

美国在外宣上采取的是“先制反制”的策略。根据“美国海军”网站介绍，“无瑕”号是美国海军5艘海洋监测船之一，为五角大楼和其他美国政府部门的任务提供支持，间谍性质非常明显。此外，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记录的美国舰船在其专属经济区收集情报活动超过200起，绝大部分时间美方都保持低调行事。但在此次摩擦事件中。美方高调“出演”。采取先发制人的宣传策略，意在为其情报侦察、插手南海事务提供舆论“掩护”。

我国采取的外宣策略是“义正辞严，理性回应”。3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就美海军监测船在中国专属经济区活动答记者问时语气强硬、态度鲜明：美方的说法严重违背事实，中方不能接受。我们要求美方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事件。国内媒体大量采访军方、政界、法律界的权威对该事件进行解读，一方面对内告知真相，理清脉络，另一方面对外通过理性、权威的声音争取道义和法律的制高点。

外宣的时效上：美国采取的是“抢占先机”的做法。根据心理学中的首因效应，人们首次接受的信息，往往对其后来关于事物的认知和行为具有较大的影响。产生先入为主、不易改变的持久性作用。3月8日发生对峙事件，9日五角大楼发言人就召开新闻会，提供了从“无瑕”号上拍摄的图片与录像资料，同时对我方的行动进行贬低和丑化，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

相对于美国的动作，我国则稍显“迟钝”，基本采取?跟进的做法。在9日，在美国军方发言人作出发言，美国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之时，我方未就此事发表任何评论，中国媒体也无报道。失去了第一时间“抗辩”的机会。在10日，中国外交部才发表强硬申明，但我国军方发言人的“声音”缺失。此后双方的舆论呈胶着状态，但总体而言，我国在外宣时效的把握上有所缺失。舆论的主导权容易受到他人牵制。

外宣的技巧上：美方主要采取了“符号占位”的方法。传播理念符号化的作用在于“能帮助受众简化他们对宣传理念的判断，将想要表达的无数的信息，用一个符号来全部表达，并联想到其背后的内涵。”心理学上也认为。媒体如果把一个人邪恶事物进行反复联系，不论所做的是肯定联系还

是否定联系，都会强化民众对他的记忆。回顾一下美方在摩擦事件中的话语定位，他们将中方船只的行为定位为“尾随、跟踪”、“骚扰”、认为中方的行为是“挑衅”。《韩国时报》网站16日刊登了美国战略专家托马斯・巴内特的文章，认为中国人是“不成熟”、“侵略性十足”的，称美国的军事监视是为了“促进国际和平”。这些极力美化自我、妖魔化对方的外宣手法第一时间的“杀伤力”较强。

相对于美方的外宣技巧。我国在对外宣传时更加注重舆论领袖的作用。军界的专家学者、官员，法律界的专家学者、媒体资深记者和评论员等纷纷利用境内外媒体进行“权威释疑”和对外公关。譬如。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在接受中广网记者采访时，客观分析了美军在南海的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带来的现实威胁：军事科学院罗援少将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明确阐释了在南海问题上“搁置争议绝不是搁置”的观点；我国海洋法专家纷纷详细解读海上军事测量活动的相关法规，从法律的角度指出问题症结所在；凤凰卫视著名评论员邱震海发表文章表示“中国应争取南海的法律制高点”。权威的解释和宣传，对于树立温和的大国形象，占据道义和法理的制高点有更为深远的影响。

三、对峙事件对改进我国际传播策略的启示

以“我”为主。抢占信息和舆论引导的先机。英国危机公关专家迈克尔・里杰斯特在《危机公关》曾提出过危机传播中著名的“3T”原则：Tell it your own(以我为主提供情况)；Tell It fast(尽快提供情况)；Tell it al(提供全部情况)。简而言之就是媒体要以“我”为主，快速全面地向公众提供所有信息。在国际摩擦的对外宣传中，要借助各类传播渠道抢占新闻和舆论引导的先机，避免陷入被动应战的局面。

以“释”为主，重点破解“摩擦”产生的分歧点。对于国际摩擦事件而言，其核心点在于冲突双方对于分歧的认识。把握住这个核心后，需要注重以“解释”和“引导”为主，破解“摩擦”产生的原因并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针对对峙事件本身。需要解决的分歧点有：“无瑕”号的身份及行动的目的，中美两国对专属经济区的理解差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否对中美两国都产生法律约束力的问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如何认定军事测量活动等问题。如果从更加宏观的南海争端入手，我在外宣时还面临着四组矛盾：一是中国海洋战略发展与南海争议迟迟未能解决之间的矛盾；二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与有关国家不遵守之间的矛盾；三是“与邻为善、与邻为伴”方针与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崛起潜在担忧之间的矛盾；四是争议留待未来解决与各有关国家都在相继争夺资源、时不我待之间的矛盾。针对现实存在的“摩擦”。我在进行外宣时要借助智库以及舆论领袖的力量，整合传播系统，实现对分歧问题的集中引导，破解矛盾关节点，推动问题的解决。

以“合”为主，实现舆论、心理、法律手段的融合。国际摩擦事件受到政治、经济、军事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在开展国际传播时单纯依靠舆论的力量难以形成相对优势。必须将舆论同心理、法律等手段结合起来，实现合力效应。在南海争端的问题上，我们在对东南亚进行宣传时，可以从这些国家注重历史的文化传统出发。强调南海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对美国，则应针对美国崇尚法律的特点，少谈历史，多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中国相关的法律法规解读人手，在法理上强调南海在我。争取南海的法律制高点。

此外，还需要加强对目标受众的研究，掌握核心受众的心理需求，精确投放观点；洞悉舆论领袖的目标诉求，优化二次传播。通过三种力量的结合，使我们的国际传播能做到“知己知彼”。确保传播内容能真正“入耳、人心”。

以“谋”为主，改进对外传播策略，搭建立体的对外传播结构，实现整合传播的效应。应当允许传播形式的多元化，实现低级别到高级别、由民间到官方、由非专业到专业的多层次、多角度整体配合的传播格局。搭建立体的对外传播结构，其目的就在于针对不同性质的摩擦事件或军事突发事件。灵活借用各种平台，从而在“该什么时候发挥作用、作用发挥到哪一级、由何种方式来‘发声”’上做出策略性的部署，服务整体外宣意图。在“3・14烧事件”中，民间力量“反CNN”网站的出现引起国际社会震动，提醒我们要合理利用好民间的力量和新媒体的力量开展国际传播。

外交部发言人级别范文第9篇

罗马尼亚渠道

1985年3月28日，北京。

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进。邓小平提到，苏联建立戈尔巴乔夫体制以来，在整个姿态和言论上好像对中国有了变化，但还不是根本性的变化。通过在外交场合的公开谈话，邓小平表示了对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祝贺，期待和愿望也暗含其中。

时隔数月，身为战略家的邓小平大气磅礴，果断采取了一个重大行动。由于极为保密，行动在当时却无法成为一条轰动新闻。

1985年10月，人民大会堂，邓小平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热烈拥抱，亲切交谈。

会见快要结束时，邓小平忽然问齐奥塞斯库：“你可以见到戈尔巴乔夫吗?”

“这个月将在索非亚举行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齐奥塞斯库回答。

“给我带个信好不好？”

邓小平于是郑重地说：“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敦促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如果能办到，我愿意同戈尔巴乔夫会晤。”“我将转达。”或许由于事关重大，或许由于军人出身，齐奥塞斯库竟像接受首长的命令一样，干脆地回答。

这时，邓小平朝沙发背上靠了一下，用舒缓的语气说：“中苏之间有三大障碍，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

100个字的对话，传递了一个如同尼克松访华的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信息。

在场的记者当即请示：“小平同志，此事要不要在报道中反映一下？”

邓小平想了片刻，回答说：“不必了吧？”

戈尔巴乔夫无疑得到了这个信息。

在1989年5月北京会晤中，邓小平高兴地对戈尔巴乔夫说：“3年前，我请齐奥塞斯库同志给你带口信，希望中苏之间能够消除三大障碍，早日实现我们之间的见面和对话。”

戈尔巴乔夫回答道：“我记得此事。这对我们的思考是一个促进。而且，看起来一切做得很及时。”

邓小平愿为戈氏破例

1986年7月28日，一架伊尔62型飞机降落在海参崴机场。戈尔巴乔夫走向舷梯，向欢迎他的人群发表了演说：

我要重申：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和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关于创造睦邻气氛的补充措施问题。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把我们隔开的边界，将变成和平与友好的地带。边界线的正式走向可以以主航道为界。苏联将分阶段地从阿富汗撤军，1986年底前从阿富汗撤出6个团。目前，我们正在同蒙古领导人一起，研究关于相当一部分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

戈尔巴乔夫在中国大门口的讲话，或许来得太突然了，中国的公开反应竟迟迟不见出台。

终于，事隔9天以后的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出来讲话了：“我们注意到了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7月28日在海参崴的讲话。我们认为他讲了一些过去没有讲过的关于改善两国关系的新话。”

反应不冷不热。没有批评没有欢迎。

但细心的人们发现，这次发言人对戈尔巴乔夫的称谓用的是“总书记”，而当年对勃列日涅夫的称谓则是“主席”。几字之差，意义深远。戈尔巴乔夫的海参崴讲话中，苏联准备同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举行最严肃认真的会谈，这明明是向中国最高领导人踢出的球。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来到中南海紫光阁，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的电视采访。

已有充分准备的华莱士开始提问了。“您对戈尔巴乔夫最近在海参崴的讲话有何看法？”

“戈尔巴乔夫讲话也表明，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在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后不久，苏联外交部官员也讲了一篇话，调子同戈尔巴乔夫的不一样。这就说明，苏联内部对中国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观察。”

华莱士接着问：“您以前有没有见过戈尔巴乔夫？”

“没有。”

“您是不是想见见他？因为他说过，他愿意同你们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谈任何问题。您愿意同他进行最高级会晤吗？”华莱士紧紧追问道。

邓小平平静地回答：“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

邓说：“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年龄不小了，过了82了，我老早已经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的了。但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例到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使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邓小平的主要观点一气呵成。

一时间，几乎全球所有的新闻机构都用最快的速度报道了邓小平同华莱士的谈话。

法新社评论说：“戈尔巴乔夫通过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发表讲话取得了重要的几分。但是80多岁的邓小平的这次讲话却已把球挡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