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理论范文
时间：2023-09-28 08:15:22
税收理论篇1
(一)公平优先原则
。正义有两个原则，第一个是平等自由的原则，第二个是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三者之间是词典式序列，不可逾越。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税收公平衡量有两大原则:一个是受益原则;另一个是支付能力原则。受益原则是将公共物品类比于私人物品，主张以纳税人能够从政府公共服务中获得的收益大小来充当确定税收负担的分摊标准，以实现公平的原则。但是在税收实践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功利主义的兴起，冲击了受益原则。
(二)效率优先原则
严格的效率优先原则要求税收不干预资源配置，避免纳税人会因为纳税而改变自己的效率经济活动，最后导致社会蒙受额外的损失。同样在经济学中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很多前提假设:(1)每个消费者、生产者的边际替代率相同，且同意物品在生产和消费双方的边际替代率相同。(2)工作与休息的边际替代率等于休假体验与收入体验之间的边际转换率，同时也等于工资率。(3)未来消费与现代消费之间的边际替代率等于未来生产和现在生产的边际替代率。学者们一般将税收的影响概括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从社会总效用最大化去考虑的话，最优税收制度要求征税导致的消费减少对于任何一种商品的比例都是相同的，也就是等比例下降准则。如果政府采用扭曲性的商品税来保证政府财政收入的化，那么最优税率结构应使得每一种商品的实际消费都同比例地减少，从而保证税前税后，或者说征税与否的消费结构保持不变，而减少的消费全部以税收形式转移到了政府手中。这样就可以使得税收的扭曲效用降到最低，效率的损失被降至最小，从而保证社会总效用达到最高点。
(三)兼顾原则
最优税收制度理论提出了三个重要的结论，其中前两个是比较容易理解的:第一，低收入家庭的在社会总福利中所占的权重较大，因此在税收上可以给予其适当的优惠;第二，在商品税制度上，对低质量的商品进行补贴，对收入边际效应为正的商品正税，对奢侈品征以重税。这也是全球各国在制定税收制度时都普遍采纳的结论。而第三个结论就需要加以详细阐释了，莫里斯提出了“倒U型”最有所得税率，即高收入者高纳税，低收入者低纳税，但收入级别的最高档和最低档的边际税率特别低。如果最高收入阶层受到边际税率为零的刺激，就会促使最高收入阶层减少闲暇，反而会使税收总额增加，提高了社会总福利，最终维护了社会的公平。当然在最优线性所得税时，反弹性原则同样适用于所得税的优化问题，即劳动的供给弹性越大，则税率就应该越小。通过对整个西方税收理论发展脉络的梳理，可以看到效率与公平衡量的问题始终处在税收制度的核心。我国在实际应用税收理论的时候必须考察该理论的前提假设是否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比如完全竞争的市场就不太符合我国的基本情况，因为我国的市场经济在实际上是不健全的。当然，套用马克思•韦伯的观念，这些学术上的研究一定存在理想化的特征，因此这些理论在实践运用和制度对比的时候，这些税收理论只需要发挥价值参照的作用即可。所以下面将分析我国税收政策的实际情况和改进措施。
二、我国税收政策的特点
(一)分税制
分税制是我国税收制度的重要特点，是指将全部税种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划分，借以划分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政收入的问题，其提出的最初目的是解决中央财政危机。文章最开始提到的“营改增”的背后就是分税制的问题。按照现行的分税规定，营业税是全部归地方政府所得的;而增值税属于共享税种，中央政府可以拿走其中的四分之三，所以有人说如果所有的“营改增”都完成了的话，地税部门就可以半退休了。从理论上来说，分税制是一项较为理想的制度，因为其是由事权来决定财权的，可以有力地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同时保障了中央政府的稳定收入，满足国家层面上公共支付的需要，也有利于中央通过财权对地方进行控制。
(二)税收成本
上文提到的三个理论都忽略了税收的成本问题，特别是政府去征税的成本。但实际上税收收入在扣除征税成本之后的纯收入才是政策制定者们最关心的。因此在制定政策时都会考虑其征收的成本。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窗户税。我国2006年取消农业税，相信也一定有这个考虑。随着第二、三产业的高速发展，农业能够提供的税收已经很少了，但是征收农业税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除了经济成本外还是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2006年以前，我国农村大多都是因为政府要求农民必须照章纳税，但是很多农民交不出税，被逼无奈只能出此下策了。所以，我们政府在制定税收政策的时候一定会考虑课税的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关系来进行决策。
(三)征税技术
税收是无偿、强制还固定地从公民手中直接拿走公民的收入，因此公民的反应，特别是反抗程度是征税时所必须考虑的。曾有税务专家说，我国目前的税务负担对于企业来说太重了，也就存在了政府默认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漏税的现象，但是因此企业也就有“把柄”在政府手上了，必须履行政府的一些要求。因此在讨论征税技术时，第一个问题就是要限制政府的征税权，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实现实际就有赖于三级会议对于征税权的控制传统;第二个问题则是要疏通民意，至少保证不至于激起民变。如果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够提高到一定水平并维护政府的公信力，这也就基本不是问题了。
税收理论篇2
论文摘要：税收收入计划管理作为我国税收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调动各级税务部门组织收入的积极性，促进征管水平的提高，确保国家财政收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税收收入的大幅增长以及客观环境的发展变化，税收收入计划管理中的弊端也日益显现。本文通过对我国现阶段税收收入计划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税收收人计划管理是税务机关为保证税收收人计划的实现，对税收收人计划的编制、分配落实、执行情况的分析检查和考核、收人统计预测以及经济税源调查、税源监控等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活动所进行的综合管理，是税收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税收收人计划管理工作，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对于加强组织收人工作，更好地完成税收任务，推动整个税收工作的开展，具有重大意义。就我国目前而言，由干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人们法治观念尚待加强，税收执法环境欠佳，税法不完善，征管体制弊端及税务人员自身素质等原因，取消税收收人计划显然不切实际。我国应在税收收人预测和监控的基础上建立涵盖经济、税制、征管等多方面的税收收人管理体系。税收收人计划要制定得科学合理，才是明智之举。
一、我国目前税收收入计划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编制方法不科学
从税务机关内部计划的编制来看，过去很长时期内税收收人计划编制一直采用基数加因素的方法(即上年基数乘增长系数加减特殊因素)。这种方法比较简便，确定的计划指标也具有较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其缺点主要是由于基数与依照税法可能取得的税收收人不完全吻合，系数主要考虑增加税收收人的要求，未充分考虑经济总量与结构的变化，特殊因素考虑的不全面、不准确，使得所确定的计划指标与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依法征税的结果存在较大差距，造成实际税收制度对法定税收制度的背离，扭曲了税收政策，也造成了税收管理的畸形发展。
从税收收人总量的编制来看，自1994年“利改税”以来，我国每年税收收人计划的安排一直是财政预算的重要内容。预算的安排主要是由财政部制定，考虑的主要因素是一定经济增长和财政支出的需要。由于缺少纳税人方面的基础资料，未充分考虑各地税源现状，税收收人计划与实际税源相差较大。
(二)税收收入计划考核缺乏科学性
长期以来对税收收人计划执行情况的考核以是否完成税收收人任务作为惟一标准。这种方法对干确保税收收人，保证财政预算虽然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于税收收人计划本身在编制方法和计算依据等方面存在着不科学、不合理的地方，因此，仅用税收收人计划完成情况这一指标作为衡量标准，难以准确考核各级税务机关组织收人工作的情况，甚至会带来负面影响，不利于提高征管工作质量。另外现行的税收计划考核办法不能正确引导人们认真分析研究税收征管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不能更好地鼓励人们向由粗放型管理向精细型管理转变，由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向主要依靠法律手段转变的工作方式进行积极探索。
(三)税收收入计划管理未能有效地与依法治税相结合
依法治税是税收工作的立足点和灵魂，税收计划与依法治税本质上并不矛盾。但在现实中由干存在对税收计划认识的偏差，在税源充裕之年税务机关考虑来年税收计划的完成，压减当年的税收基数，有利于为来年税收任务打造一个较低的平台;而在税源较紧的情况下，少数征收单位往往通过征收“过头税”来完成税收任务。这样就使税收收人计划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这种方法使基层税务部门在工作中要么淡化了“依法治税”的治税理念，要么弱化了税收任务的刚性。
二、改革和完善税收收入计划管理体系的几点设想
(一)改革税收收入计划的编制方法
1.优化税收收人计划的编制方法。根据经济税源的实际情况采取“综合因素法”，即以上年基数参考GDP增长比例，同时认真考虑税源变化、税收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变化、地方税种增长特点、GDP增长、市场变化、税收虚增及不可预测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税收收人计划。可以充分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研制各种税收收人计划编制方法的操作软件，并赋予各综合因素或各编制方法以不同比例的权数再加以调整，得出切实可行的税收收人计划并且此计划为弹性计划而非指令性计划。在执行过程中遇有上述因素的突变可随时调整，使税收收人计划建立在科学、可靠的税源基础之上，与依法治税最大限度的吻合。2.实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分别核算的税收收人计划管理体制。我国税收计划管理可实行财、税分别核算。财政部可根据所掌握的税源情况及财政支出需要，参考税务机关意见编制预算。国家税务总局首先接受财政部预算方案，努力确保完成。同时根据各地税源状况、征管水平编制出分地区税收计划，汇总得出全国税收计划，并按自身制定的计划考核各地完成情况，逐月与财政部预算中的税收收人完成进度进行比较分析。若存在差异，查找出原因报财政部。若因经济中客观原因而非税务机关征管造成财政预算与税收计划差别较大，财政部可将预算调整方案报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核，决定是否修改。由此产生的财政支出缺口应通过紧缩支出、发行国债或其他途径解决，而不是将组织收人任务强加于税务机关。此种方法可以避免因支出需要而追加税收收入计划产生的负面效应，保证税务机关依法征税的独立性，做到依法行政、依率计征。
(二)建立以考核税收征管质量为主的工作考核制度
改革税收收人计划考核制度的目标，应由考核税收年度计划任务完成情况转移定位到依法治税、应收尽收上来。上级考核验收工作时，要把严格税收执法、严格执法程序放在首位，既要考虑税收收入计划的完成情况，更要考核执行政策和征管质量情况。按国家税务总局提出的“七率”(《税收征管质量考核办法》中规定考核的指标为登记率、申报率、人库率、滞纳金加收率、欠税增减率、申报准确率和处罚率，简称“七率”。)严格考核征管质量，以科学合理的税收收人计划促进依法治税和征管质量的提高。另外，还应改革税收收人计划考核制度的主要内容、基本条件和方法，及考核制度的预期效果。
(三)完善税法体系，加大税法宣传力度，增强公民纳税意识。不断提高征管水平，为依法治枕创造技术条件
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适应改革的需要不断完善税法体系，这是依法治税的制度条件。在此基础上通过宣传使征纳双方明确，完成税收收人计划任务是以税法为依据的。强化依法治税的宣传，为依法治税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提高征管水平一方面要注重税务干部队伍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的培养，另一方面要不断探索实现税收征管手段的现代化途径。一支高素质的税务干部队伍和科学管理手段的有机结合，是依法治税的必要前提。
税收理论篇3
近年来，风险管理开始进入中国税务管理领域，衍生出“税收风险管理”的概念，它是指以最小的税收成本代价降低税收流失的一系列程序，是一种积极、主动的管理，能创造出稳定有序的征管环境，有利于建立和谐的征纳关系，有效提升税源管理的质量和效率。本文从理论到实践，从国际和国内全新视角，进一步开拓视野，广泛借鉴国际上税收风险管理的先进理念和经验，结合我国税收风险管理的实践经验，探索构建乌鲁木齐市税收风险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对于有效推进和实施乌市税收风险管理，提高征管质效，降低税收流失风险，提高纳税人满意度和遵从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税收风险管理包括税收流失的风险管理和税收执法风险管理，本文重点阐述税收流失的风险管理。
一、税收风险管理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税源分布领域越来越广泛，流动性和隐蔽性越来越强。经济决定税源，税源决定税收，这是一个简单的税收经济学原理。但在实际税源管理过程中，由于受诸多客观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税源并不一定完全形成税收，从而导致客观税源决定的纳税能力与实际税收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差异，这种差异表明税源管理过程中事实上存在税收流失的风险。
根据《中国税务稽查年鉴》公布的，全国税务稽查数据显示的全国税收流失率，与同期税务机关征收的税收总额，可以推算出同期全国税收流失额。从数量上看，我国税收流失的总量逐年增加，近五年每年在3000-4000亿元左右，数额惊人。税收流失影响了我国的财政收入，弱化了税收宏观调控功能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如何有效地减少税收流失，是理论界和各地税务机关多年来一直不断探索的课题。健全法制、完善税制，规范税式支出、加大税法宣传力度、提高纳税意识等等，其中最直接有效可控的措施，是建立现代税收征管体系。自20__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多次提出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构建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税收征管体系的要求，即“构建以明晰征纳双方权利和义务为前提，以风险管理为导向，以专业化管理为基础，以重点税源管理为着力点，以信息化为支撑的现代化税收征管体系。”“信息管税”、“税源专业化管理”、“风险管理”的提出，为实施全面的税收风险管理做了技术、业务和理论的准备。可见，税收风险管理是我国税收征管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税收风险管理也是国际税收管理的发展趋势，是学习借鉴国际税收管理的先进理念和经验与我国税收管理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各地税务部门积极探索和实践，已取得初步成效。但由于我国税收风险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处于起步阶段，在诸多方面尚存在许多瓶颈需要破解，很多难题需要探索和研究解决。
二、税收风险管理的基本理论
（一）税收风险概述
1.税收风险及税收风险特征。税收风险是实现税收征管目标的障碍，是指国家在税收征管过程中，在系列不确定性因素导致纳税人未全面遵从税法的情况下，形成的税收流失的可能性，使实际税收的征收结果与税收预期之间客观上发生偏差。
税收风险从狭义上讲，主要是指管理性税收风险，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纳税遵从风险，二是税收执法风险。本文研究的是纳税遵从风险，即由于纳税人对政策认识不足、工作疏漏等情况造成非故意性不遵从，纳税人利用自身信息优势等不正当方式故意或恶意不遵从，形成的税收流失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
税收风险除了具有一般风险的共同特征外，还具有其独有的特征属性：隐蔽性和潜伏性，税收风险形成机制复杂多变，使得税收风险不容易被及时发现和察觉并加以管理。纳税人利用技术手段将税收显性风险人为处理为隐形风险，促使风险累积，导致风险压力，形成真正的税收流失；难于化解性，税收风险与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运行、税收制度、税收管理体制、管理能力及纳税遵从度等方面密切相关，使得税收风险的防范、控制、化解的管理难度较大；传导性，税收风险会在上级或下级税收之间传导和扩散，导致整个税收系统风险共担。税收系统又与社会经济紧密相关，相互影响、相互转化。所以，税收风险仍然是最为严重的社会性风险。
2.税收风险的分类及表现形式。税收风险的分类：按照风险来源，可分为税务部门税收风险和企业税收风险；按照风险的可测程度，可分为指标性税收风险和非指标性税收风险；按照风险等级评定，可分为一般税收风险和重大税收风险；按风险承担主体不同，分为纳税人风险，扣缴义务人风险，税务人风险，纳税担保人风险，其他税务行政相对人风险；按税收征管过程的具体环节，分为税务登记风险，财务核算风险，税源监控风险，纳税申报风险，信息报送风险，税务检查风险。
税收风险的表现形式：在纳税人方面表现为少缴税（可能是无意造成的，也可能是故意逃税），纳税人在技术上履行了纳税义务，但因对税法的理解不同，而可能在遵从上出现问题；在征税人方面，表现为税法缺乏透明度，税收征管方式发生了变化而纳税人并不知情等。
（二）税收风险管理的基本原理
1.税收风险管理的概念。税收风险管理：税收风险管理是指税务机关运用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合理配置管理资源，通过风险分析识别，风险等级排序，风险应对处理，以及过程监控、绩效评估等措施，不断提高纳税遵从度的过程和方法。税收风险管理是现代管理科学和现代税收管理相融合的一个产物。
2.税收风险管理的理论来源。风险管理具有悠久的历史，现代风险管理思想出现在20世纪前半世纪，如法约尔的安全生产思想，马歇尔的“风险分担管理”观点等。1938年以后，美国企业对风险管理开始采用科学的方法，并逐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50年代风险管理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加拉格尔在“风险管理：成本控制的新阶段”的论文中，提出了风险管理的概念。1970年代以后逐渐掀起了全球性的风险管理运动。1970年代以后，随着企业面临的风险复杂多样和风险费用的增加，法国从美国引进了风险管理并在法国国内传播开来。
与法国同时，日本也开始了风险管理研究。近20年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先后建立起全国性和地区性的风险管理协会。1983年在美国召开的风险和保险管理协会年会上，世界各国专家学者云集纽约，共同讨论并通过了“101条风险管理准则”，它标志着风险管理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86年，由欧洲11个国家共同成立的“欧洲风险研究会”将风险研究扩大到国际交流范围。1986年10月，风险管理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新加坡召开，风险管理已经由环大西洋地区向亚洲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对于风险管理的研究开始于1980年代。一些学者将风险管理和安全系统工程理论引入中国，在少数企业试用中感觉比较满意。中国大部分企业缺乏对风险管理的认识，也没有建立专门的风险管理机构。作为一门学科，风险管理学在中国仍旧处于起步阶段。
3.税收风险管理发展进程。oecd（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作为国际组织把现代管理科学中的风险管理理论和现代税收管理相融合，推进了税收风险管理的发展：1997年7月，oecd通过一个名为风险管理的应用指引，对在税收管理领域中应用风险管理模型进行了扼要描述。20__年初的oecd战略管理论坛一致同意，为促进税收遵从风险管理的实践应用，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税收遵从风险管理，提供更加全面的指导。20__年5月，来自oecd成员国的许多税务官员在伦敦召开会议，组建了相应的工作小组，明确其工作范围主要是关注影响中小企业国内税收遵从问题。20__年10月，oecd批准了税收管理遵从小组论坛提供的，题为《遵从风险管理：管理和改进税收遵从》的税收风险管理应用指引。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日本、美国等近二十个国家税务专家参与文献的起草工作。20__年，oecd在南非开普敦召开了税收管理论坛第四次会议，讨论了大企业税收风险管理的相关问题。
税收风险管理在我国的发展。20__年全国征管和科技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树立风险管理理念，大力推进信息管税，树立现代税收管理新体系；20__年全国税务工作会议提出：信息管税就是树立税收风险管理理念，依靠立法大力推进部门信息共享，以涉税信息的采集、分析和利用为基础，寻找和识别税收管理风险点和风险源，并采取有针对性的具体管理措施。20__年全国税务系统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建立以税收风险管理为导向的现代税收征管体系，将税收风险管理贯穿于税收征管的全过程。各地税务部门积极探索和实践，已取得初步成效。
三、实施税收风险管理的成因分析
（一）税收风险产生的因素
税收风险的产生是由诸多因素作用引起的：。
从纳税人偏好角度看，纳税人会比较遵从成本和不遵从成本，从而做出遵从税法还是逃税的决定。遵从成本越高，不遵从程度也越高；只有当不遵从成本高于不遵从收益时，才能对不遵从行为起到负激励、负强化作用。
从税收制度的角度看，税制和税率的不合理、收入和税负的不公平、征管程序的不公正，容易导致纳税人的不满或产生对立情绪。
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角度看，纳税人和政府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纳税人通过缴纳税款，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但在现实中，这种关系是不完全等价的，公共支出违背公众意愿，纳税人得不到应有的优质公共服务时，政府公信度下降，也会导致纳税遵从度降低。
从税收法制的角度看，税收在立法环节的法制环境不完善；执法环节的权限和程序内容存在质效低下；司法环节存在大量税收违法和税收侵权行为未走司法程序的情况；法律监督环节流于形式等，没有给纳税人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纳税环境。
从税收征管的角度看，征纳双方存在征纳博弈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纳税人会利用信息优势为纳税不遵从作掩护，税务机关如果征管不严，会客观上助长逃税、骗税的风气，产生社会性税收风险。
从人员素质的角度看，税务人员职业素质和执法水平有待提高，纳税人的道德水平和业务水平也不容乐观。
综上所述，引发税收风险的原因复杂多样的，税收风险只能控制无法彻底根除。但税收风险和风险因素之间存在联系，我们可以通过采取因素分析和控制的方法，来达到降低风险发生概率、减轻风险损失强度的目标。
（二）实施税收风险管理的原因
税务机关的基本管理目标是提高纳税遵从度。作为实施税收管理的主体，其拥有一定的资源条件，但是要保证每一个纳税人全面遵从税法，这些资源又总是不足的，即征管资源是有限的。这就意味着，科学有效的税收管理必须尽量将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和充分的利用。按照税收风险管理的理念，对税收遵从风险容易发生，且风险级别较高的领域，优先配置资源，从而有效地、有针对性地应对风险，获得较高的纳税遵从度。税收风险管理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帮助税务机关找到管理资源配置策略和遵从目标最大化之间的最佳结合点。
税收风险管理不仅是为了更好地选择纳税评估、税务稽查案源，一方面是为了通过预先的分析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积极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最有效地使用资源，使得管理措施最终对于缩小税收遵从缺口规模起到最有效的作用。
如果税收管理中没有一种工作机制持续地研究分析、寻找识别税收管理中的风险在哪里？哪些纳税人是最需要关注的风险纳税人？那么税收管理只能是管理所有的纳税人，没有重点地管理，没有针对性的管理，这种管理会给征纳双方带来成本的增加，是一种低效地管理活动。
四、税收风险管理的流程与内容
税收风险管理流程及内容设计一般包括税收风险战略管理、风险的分析识别、风险的等级评定、风险的应对处理和风险管理的绩效评价。
（一）税收风险管理的流程设计
税收风险管理是对管理目标科学规划，税收风险分析识别、风险程度等级排序、风险应对处理、风险控制降低、排查的管理流程系统。税收风险管理是一个周期循环、不断改进、螺旋提升的管理过程。
税收风险管理流程基本上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明确税收风险管理战略目标，制定税收风险管理战略规划及相关制度和标准，是顶层设计的基础阶段；二是税收风险分析监控，即运用涉税信息数据开展税收风险分析识别、风险等级测度与排序、预警监测，是事前、事中对税收风险的预警防范阶段；三是税收风险的应对处理，是税收风险有效控制、排除阶段；四是税收风险管理的绩效评价和改进完善，是事后考核评价阶段。在整个风险管理流程中，第二和第三阶段是核心重要阶段。在实际工作中，应该按照科学的操作流程依次进行，细化流程节点，有序开展，相互衔接，有效配合，分部门分阶段推进和实施。
（二）税收风险管理的具体内容
1.税收风险目标规划。明确税收风险管理目标和研究制定战略规划，是税收风险管理的开始阶段。税收风险目标规划是指管理层在对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进行认真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对一定时期内税收风险管理的工作目标、阶段重点、方针策略、主要措施、实施步骤等作出的具有系统性、全局性的谋划。制定一个完整的目标规划，首先要对内外部形势做准确的判断，明确组织目标，确定实现目标的方针策略和实施的重点步骤，以及必要的组织技术保障等。
2.税收风险的分析识别。税收风险识别就是通过运用涉税信息和风险特征库技术和相关工具方法，寻找和发现税收风险可能发生的领域、行业、纳税人及具体的税收风险发生环节，为税务机关实施风险控制和排查给出明确的指向目标的过程，是技术层面的基础环节，也是税收风险管理的核心环节。税收风险分析识别的基础是采集有关涉税信息数据，运用相关数理 统计和技术方法分析识别，发现导致潜在税收流失损失的各种风险因素、风险表现及风险区域和风险点。
3.税收风险的等级排序。对风险发生的概率和风险损失程度进行分析、判断和评价，确定税收风险等级，进行风险等级的高低排序，并进行风险预警提示和信息，对不同程度的纳税人和风险实施分类预警提示关注的管理过程。
4.税收风险的应对处理。风险应对环节是对税收风险分析预警监控的税收风险信息作出及时有效应对和控制的管理环节，是税收风险管理的关键环节，对税收风险的及时有效控制和降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税务机关根据风险等级，合理配置征管资源，选择分类应对处置的风险应对策略，对无风险和低风险的纳税人采取优化纳税服务和纳税辅导、风险提醒等服务方式；对中等偏高风险等级的纳税人实施案头审核分析和税务约谈等方式；对高风险纳税人采取税务检查或立案稽查等方式，进行风险应对。随着税收风险等级的提高，风险应对控制逐渐由优化服务到辅导，由柔性管理到监控管理，最后到刚性执法。
5.税收风险管理的绩效评价。税收风险管理的绩效评价是税收风险管理流程的最后管理阶段，是基于税收风险管理的目标，通过建立科学有效的绩效考核评价标准和机制对税收风险管理运行过程和工作结果的质量和效率进行全面总结评价、考核激励的阶段。科学的绩效评价可以为税收风险管理效能的持续提升和优化完善，提供有效的激励、信息反馈和决策支持。
五、国内外税收风险管理探索与研究综述
（一）税收风险管理的国际成果与经验
1．打破行政属地限制，对组织机构进行扁平化、专业化分类设置。美国国内收入署在1998年的《联邦税务重构与改革法》确定了美国联邦税务局的新组织结构，改变过去“一刀切”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模式，机构设置层级少，扁平化和专业化，管理模式和资源配置趋于集约化。首先是按纳税人的规模类型、性质和特点进行科学分类，在全国设置四个税收征收管理业务部门。其次突出对大企业遵从风险集约化管理，加大管理资源的配置力度，优先配置高级管理人员，为纳税人提供多种专业纳税服务。体现了把有限优质征管资源优先配置在规模大、风险大的区域的税收风险管理的理念。
2．涉税信息管理水平高，信用制度成熟。欧盟委员会和oecd成员国普遍推行纳税人登记编码制度，纳税人的一切涉税事宜均通过税务代码办理，并通过税务代码运用计算机信息系统监控管理其所有涉税信息及信用记录。美国国内收入局利用统一的社会安全号码，通过计算机信息系统对纳税人进行登记和涉税信息数据监控管理，涉税信息的来源渠道广泛、丰富并较真实。此外，oecd国家普遍制定了针对涉税信息报告的法律制度，为税务机关获取第三方信息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美国国内收入法，详细规定了几乎所有主体在内的源头信息报送义务。这些规定有效解决了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为遵从风险管理提供了丰富的、高质量的基础涉税信息数据资源。
3.计算机信息网络及量化管理技术发达。发达国家通常建立由全国统一规范的先进计算机征管信息技术系统，并由国家层面主导，实现跨区域、跨部门的系统联网，将税务部门的征管手段延伸到国家的各个领域，与银行、保险、海关等部门实时传输、共享各种涉税信息数据，交叉比对稽核，为税收风险管理全程提供科学规范、优质高效的信息源。
4．风险管理流程设计标准化。oecd成员国税收风险管理基本上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制定规划及相关制度和标准；二是运用涉税信息进行风险分析识别、等级排序；三是风险应对处理；四是风险管理的绩效评价，四个阶段形成一个周期性的闭环。
美国国内收入署建立了相对公平、稳定的全国性长期纳税遵从风险评定预警监测系统，该系统依据美国税制体系建立了量化的风险模型，其中以“判别函数工作量选择模型”为代表。以纳税申报表信息为基础，涵盖大量第三方信息，实现综合采集、加工、比对、测算，识别监测纳税人遵从风险发生的概率及风险程度，对纳税人申报表进行量化测度，评出风险分值，由计算机筛选出10%风险程度高的纳税人作为稽查对象。系统结合当年经济发展、物价及薪资水平等因素不断优化改进、调整完善，具有有效性、公平性和权威性。
5．分类设置风险应对形式。oecd成员国风险应对处理的特点是改变对不遵从的纳税人一律从严惩处的传统应对策略，根据风险类型和风险等级，采取差别化、针对性的分类处置和干预措施，建立了多元化的遵从风险分类应对控制管理体系。
澳大利亚建立了“金字塔”式的风险应对处置管理模型，反映了差别化、递进式遵从风险分类应对控制体系。
美国国内收入署把“服务+执法=纳税遵从”确定为税务机关的战略目标，也运用了“金字塔”式的风险应对模式，通过宽严相济的递进式风险防控体系的建立，有效提高了纳税满意度和遵从度。
（二）我国税收风险管理的探索与初步成效
1.推广税收风险管理理念，统一思想认识。20__年7月召开的全国税收征管改革会议提出统一思想，凝聚合力，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会议指出，“以风险管理为导向，就是要把风险管理贯穿税收征管的全过程，形成风险分析识别、等级排序、应对处理和绩效评价的闭环系统，对不同税收风险的纳税人实施差异化和递进式的风险管理策略。”在各级领导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各级税务机关通过培训和学习，对实施税收风险管理的战略意义有了较普遍的认识，税收风险管理的理念共识和组织文化初步形成，并将税收风险管理制度建设、方案设计实践探索列入税收管理的工作重点并付诸实施。
2.各地税务机关积极探索税收风险管理模式，风险防控体系初步建立。先进税源专业化试点地区，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取得了可喜的成效。安徽国税局搭建全省税源监控分析平台，开发90个行业税收风险模型，设置了198项指标，通过模型工具进行风险识别和等级排序，对每户纳税人自动生成风险识别报告，模型准确率在80%左右。江苏国税局开发并运用了集外部第三方信息数据利用为一体的税源风险监控管理信息化综合平台，全面实施和推进税收风险管理。
3.调整优化征管资源，明确税收风险管理职责。各地税务机关根据税收风险管理流程和风险等级程度的不同，重新配置征管资源。把税收风险管理职能从属地日常税源管理职能中分离出来，实施专业化管理。尝试推进机构实体化、扁平化，市（地）、县（区）级税务机关从以行政管理职能为主向以直接承担税源税基 风险监控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转变，设置风险分析岗位、风险评估岗位等，优化了岗位设置，将最优的征管资源配置到税收风险高发地区、行业和企业的管理，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市（地）、县（区）级税务机关税收风险的控管能力。比如：江苏国税局探索将税源按规模划分为大企业、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三类分级监管；青岛国税局将全市信息分析、市级以上重点税源监控、高风险应对、跨区域纳税评估等任务上收到市局，强化税源管理职能。江苏地税局对跨地区经营、行业跨度大、组织结构复杂的纳税人，以省、市机关为主体，建立协同管理机制，实施风险管理。
六、乌鲁木齐市地税系统开展税收风险管理的实践情况
20__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提出要树立风险管理理念，加强对税收风险的识别、排序，对高风险点集中力量进行处置，以最大运用有限征管资源，不断降低纳税遵从风险、减少税收流失。乌鲁木齐市地税局根据自治区地税局开展税收风险管理试点工作的要求，积极推进税收风险管理工作，集全局之智，举全局之力，积极助推税收风险管理技术与业务的融合，对税收风险管理工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一）统一思想认识，找准税收风险管理工作的切入点。
乌鲁木齐市地税局紧密联系税收征管工作实际，围绕影响税收征管工作全局的主要矛盾，充分认识风险管理理念的现实价值和战略意义，通过引入风险管理的思想、方法、手段，来破解当前税收管理中的瓶颈问题。在乌鲁木齐市地税系统20__年半年税务工作会议上，市局正是提出了税收风险管理的理念，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构建现代税收征管体系的导向，同时提出要将税收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方法贯穿于税收征管的全过程，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积极借鉴国内、区内成功做法，勇于实践，开创税收征管改革的新局面。
（二）建立健全工作制度，使税收风险管理工作规范化、标准化运行。
通过对国家税务总局相关文件的学习和理解，结合自身税源特点和机构设置情况，制定下发了《税收风险管理实施意见》，制定了《税收风险管理办法》、《税收风险管理绩效考核办法》等，为风险管理体系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引领各阶段工作的顺利开展，避免了工作中因无头绪出现杂乱无章的情况，使这项探索性的新工作有章可循。同时制定了《乌鲁木齐市税收保障办法》，明确了相关部门的协税职责和涉税信息交换共享机制，为税收风险管理及时准确地获取第三方信息提供了制度保证。
（三）开展多层次培训，提高宣传效果，突出实用性。
乌鲁木齐市地税局区分不同对象，开展风险 管理理论原理和实践应用知识培训。20__年11月，在全市局范围内抽调综合素质强的业务骨干，组成税收风险管理团队，全面深入地学习研究国内外税收风险管理理论和实践经验，形成了对税收风险管理的系统的科学认识，进一步调研实践和深入思考；2013年3月，利用市局中心组学习的机会，举办了以市局领导、市局各职能科室领导和各区（县）局领导为对象的专题讲座；2013年6月，针对各区（县）局风险管理分管领导、风险应对业务骨干，举行了86人次的实践应用培训；2013年9月，针对全市税收管理人员的税收风险管理视频培训。在这些培训和讲座中，我们紧扣国内先行省市税收风险管理的通行做法和乌鲁木齐市地税的实际情况，逐一解答了什么是税收风险管理，为什么要实施税收风险管理，如何来实施税收风险管理等问题。
（四）科学规划全面部署，逐步推进相关工作有序开展。
深化行业分析，选取试点行业。对乌鲁木齐市房地产业、金融业、餐饮业等重点行业进行深入分析，掌握行业经营特点、税源发展变化情况、涉税难点及主要涉税问题，形成行业专项分析报告。依据行业专项分析情况，确定房地产业为税收风险管理试点行业。
建立行业风险指标，测算确定预警值。针对试点行业特点选取风险指标。选取了综合税负、收入成本弹性、毛利率和连续三年亏损等指标，并根据行业财务核算特点对指标的计算口径做进一步的修正，测算确定预警值；建立同业税负模型，选取样本，对试点行业的税负进行测算，设置预警区间。
运用多种风险识别方法，锁定疑点企业。初步运用决策树比对分析法、财务指标比较分析法和逻辑推理法对试点行业进行风险识别，通过综合应用三种方法，利用税务机关内部数据，发现可能存在的风险点，确定重点风险监控企业。
分批推送，工作衔接有序。在试点运行的基础上，乌鲁木齐市地税局将全市的税收风险管理工作作为一项日常工作持续开展起来。自2013年5月以来，按月筛选风险疑点户，并逐月分批向各区（县）局推送，实施风险应对。截至九月底，共推送5批185户风险疑点户，其中个体工商户91户，企业94户，未清理发票5524833份。风险点包括综合税负和各税税负偏低、毛利率低于行业平均值、发票异常、个体建账户未进行汇算清缴、未按规定核销发票以及百万元以上大企业涉税政策漏洞等。市局根据各区（县）局的实际情况，本着不增加基层工作负担的原则，合理安排每批风险户的推送时间与反馈期限，使工作衔接紧密，有序进行，得到了各区（县）局的大力支持，为今后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层基础。
实地评估，减少税收流失。鉴于目前的税收风险管理信息技术尚不完善，乌鲁木齐市地税局推送的风险应对形式主要是开展纳税评估。要求各区（县）局对风险应对户在税务约谈的基础上，进行实地检查。由于风险点明确，纳税评估的质量逐步提高，税收管理人员对税收风险管理的认识程度不断加深。通过评估，截至9月底，前四批按期反馈评估结果的有141户，其中：个体工商户90户，企业51户（申请延期的19户），共查实未按规定缴纳税款17287万元，清理未验销发票5500910份，成绩显著。纳税评估一定程度上消减了税收风险，并对类似征管风险点起到了防范的作用，同时有别于立案稽查的柔性执法方式，也提高了纳税人的自觉守法意识，和谐了征纳关系。
抽样复审，复审效果显著。乌鲁木齐市地税局根据各区（县）局的应对反馈结果，有重点地开展了两批风险应对结果的复审工作，对风险应对过程和效果进行了及时有效地控制。组成4个复审小组，对应对程序和应对结果进行复核。截至9月底，共复审了17户纳税评估户，复审率达到24%。通过复审，查实增加评估税款1378万元（不含土地增值税预征税款16933.42万元），实际入库941万元。复审过程严肃细致，市局第一时间将复审结果真实全面地向各区（县）局通报，一方面提高各区（县）局对风险应对工作的重视程度，避免敷衍塞责情况的发生；另一方面指出应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解决的政策依据，以及提高征管质量的建议等。
测试软件，提高识别质量。2013年9月1日，区局委托税友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新疆地税系统税收风险管理平台，正式在3个试点城市运行。先进的信息技术是实施税收风险管理的基础，乌鲁木齐市地税局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对区局提供的34个模型一一进行本地化测试。对可用模型，构建扫描方案，实施全面风险扫描，监控扫描结果，结合人工筛选后，作为下一期的风险推送对象；对不适用模型，结合本地税收征管实际情况，进行从指标元到模型算法的重新分析构建。在此基础上，发挥市局人力资源的作用，努力构建新的适用性强的分析模型，并鼓励各区（县）局提供更加切合征管实际的分析模型，充分发挥税收风险管理平台强 大的分析识别功能，提高识别质量。
七、乌鲁木齐市税收风险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存在的问题
尽管税收风险管理在乌鲁木齐实践中取得了初步成效，但由于征管理念、经济环境、法律制度、社会信用体系发展及计算机信息技术发展程度，导致在思想认识、理论体系、组织体系保障、资源配置、税收风险的流程化管理、立法保障建设、基础数据质量，风险分析监控及应用技术开发、风险的差别化有效应对等方面尚存在许多瓶颈需要破解，很多难题需要探索和研究解决。
1.税收风险管理的理念尚未形成普遍共识，思想认识有待进一步深化。目前，在乌鲁木齐的税收征管实践中很多工作还是遵循传统治税理念，不论是否存在实际税收风险都视为有风险，不论风险等级大小都实施无差别的统一管理，征管力量偏重于事后全面的无差别控管，没有实施差别化的针对性的服务与管理——对无风险的纳税人优化纳税服务，对风险较高的纳税人加强管理，不仅未能有效促进纳税遵从和全面控制税收风险，反而造成了征纳成本居高不下，纳税人满意度不高，征管质量效率偏低。近年来乌鲁木齐市地税局按照“重点税源专业化管理，一般税源标准化管理，零散税源社会化管理”的原则开展了税源专业化管理工作，逐步将由纳税人发起的税务事项交由办税服务厅处理，由税务机关发起的税收管理事项由税务所承担，实现管事与管户相分离，符合“服务+执法=纳税遵从”的治税理念。但是，在税源专业化管理过程中没有突出风险管理的导向作用，传统的管理方法仍然以“责任+经验”为主，没有实行针对性、差别化的分类管理和服务，管理层次较低。
2.征管资源配置有待进一步优化。在机构设置、征管模式和人力资源结构上尚未树立起 “管理有风险的纳税人，服务无风险的纳税人” 的理念。一方面，受现有机构设置、征管模式和人力资源结构等瓶颈因素影响，未能按照税收风险管理理念和要求科学合理设置机构，明确岗位职责；没有做到人尽其才，把适合的人放在适合的税收风险管理岗位上，把优秀的管理人才优先配置在技术性业务性比较强的风险分析监控和税收风险大的区域行业控管，实行征管资源的优化合理配置和有效激励，税务人员实施税收风险管理的积极性和创新性不高，风险管理质效偏低。另一方面，资源配置偏重行政和业务审批事项管理，行政管理人员、政策法规人员过多，而一线税收风险管理人员不足，尤其高层次、复合型管理人才更多处于行政管理岗位，不承担税收风险管理的具体职责，导致人才不足，风险分析识别和应对控制的资源配置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无法满足实际需要。
3.信息管税对税收风险管理的支撑力有待于进一步加大。首先，信息管税的理念尚未形成普遍共识。很多税务管理人员没有从思想上认识到信息管税的重要性，征管力量偏重于对纳税人下户管理、实施税务检查或税务稽查，缺乏广泛利用涉税信息对纳税人实施针对性和有效性税收风险管理。其次，信息采集的质量不高。受制于交易信息报送义务等税收征管立法的局限，税务机关能采集到的信息数据质量不高，纳税人申报信息数据真实性较差。税务机关采集信息渠道范围狭窄，信息量不足，及时性和有效性不强。对风险分析影响至关重要的物流、资金流等信息数据无法真实取得，政府部门的第三方信息共享度不高，直接影响了税收风险管理的工作质量。比如乌鲁木齐市地税局虽然制定了《乌鲁木齐市税收保障办法》，但在实践中第三方信息却不能顺利有效取得。再次，风险分析监控信息技术平台的开发和数据集中整合水平不高，缺乏有效的整合和综合利用。虽然目前自治区地税局开发的税收风险管理平台，理论上可以完成涉税信息的全面集中分析，但部分征管数据却无法有效提取，比如第一分局的契税数据，稽查局的稽查数据等；最后，由于现有的典型案例和行业风险管理模型数量不足，指导性差，缺乏科学完善的税收风险指标和预警参数、风险权重体系，现有的相关预警参数缺乏实践的检验和修正调整，应用性较差，分析识别算法单一等，直接影响了风险分析识别、风险等级测度排序的准确性和有效性，进而影响税收风险管理的质效。目前，自治区地税局仅提供了34个简单模型，没有形成完整的典型案例，也未建立起专业化的行业模型，预警参数设置不尽科学，应用性差。
（二）对现阶段实施风险管理的思考和建议
1.进一步强化和深化税收风险管理理念。把全面实施税收风险管理提升到战略高度，把税收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方法贯穿于税收征管的全过程，通过有效的税收风险管理过程和科学方法，提高税收征管质效。要广泛宣传，全面组织学习，激励税务人员牢固树立税收风险管理理念，明确共同愿景，在思想上统一认识，在行动上积极践行。鼓励和激励税务人员在税收风险管理工作中的首创精神和工作成效；引导和激励税务人员为实现纳税遵从最大化、税收流失最小化的风险管理目标竭诚努力。加强税收风险管理的教育培训，大力开展税收风险管理理论、税收风险分析预警监控及纳税评估、税务稽查等方面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的培训，广泛开展技术和经验交流，提升税务干部队伍的税收风险管理理论水平和专业管理水平。
2.健全税收风险管理组织机构，优化资源配置，完善运行机制。在税收风险管理框架体系下，原有的职能机构、岗位设置已不能完全适用和满足税收风险管理的需要，必须要对管理机构、岗位设置及职责进行重新设计和调整。不同的管理层级应按照税收风险管理整体流程的管理内容进行科学合理的专业分工，设定相应的管理部门和管理岗位，明确管理职责，逐级建立实体化、专业化的税收风险管理机构和岗位职责体系，完善协调配合的运行机制；不同层级都应该设置税收风险分析监控机构，发挥税收风险管理指挥中心的战略作用；另外整合相应部门职责集中成立纳税服务部门和税收风险应对控制机构，组建不同层级的纳税服务、税源风险管理、风险纳税评估和税务稽查部门等，主要是承接风险分析监控中心推送的风险应对任务，及时有效开展优化纳税服务和对较高风险纳税人实施有效的税收风险应对控制；逐步建立由行业税收管理专家、信息技术专家、会计师、律师等各种专门人才组成的税收风险管理专业化团队，将其优先配置到重要的管理部门和岗位，如税收风险分析监控中心和高风险纳税人的风险控管；健全和完善税收风险管理体系下的人力资源管理的考核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和激励高层次复合型专业化管理人才在税收风险管理中的引领作用。
税收理论篇4
【关键词】税收筹划；纳税最小化；理论
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在税法的规定和许可的范围之内，通过对公司财务中涉及到税务方面的活动合理的筹划和安排，充分利用政府部门和税法中提供的优惠政策和可以选择的条款，来减轻公司税收负担的行为，也被称为纳税筹划。
1 企业税收筹划理论的起源
目前在发达国家中税务筹划已经十分普遍，已经成为企业的经营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记载，税务筹划的诞生追溯到19世纪的意大利，但是现代税务咨询成立于1959年的欧洲税务联合会，这是由从事税务方面的专业人员和团体组成，其联合会成员遍及欧洲各地国家。欧洲税务联合会提出在联合会中的税务专家是以事务咨询为中心开展税务方面的服务，因此在税务方面真正形成了税务筹划的出现，从而不断地发展起来的。而在我们国家，税务筹划方面的发展较晚，其发展速度比较缓慢。随着经济的发展税收才在不断地担负起组织财政收入和调节人们收入分配的职能，也是税务筹划的概念在企业中运行，为企业的良好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 企业税收筹划理论的发展现状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关于税务筹划方面的理论研究很少。这主要是由以下二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在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为国家或集体所有，企业的经营自受到极大限制；同时，企业每年为国家所贡献的利税作为国有企业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因此，企业没有税务筹划的压力和动力。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上对税务筹划存在错误认识，特别是税法详细地规定了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却很少、甚至没有规定纳税人的权利，这使很多人把税务筹划与偷税、漏税等同起来，使纳税人从事税务筹划承担了过高的涉税风险，因此阻碍了税务筹划理论的研究及其实际应用的发展。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税收筹划受到了重视，企业税务筹划的理论与实务研究悄然兴起并得到社会的认同，对其研究的成果日渐增多。
我国税务筹划的相关文献基本上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逐渐出现的。《税收筹划》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税务筹划方面的专著，《避税与反避税全书》中谨慎地介绍了避税和反避税的一些技术。随后，关于税务筹划理论和实务的相关著作才大量出现。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现代企业的合理避税筹划》、《纳税筹划宝典》、《国际税收筹划》、《公司避税节税转嫁筹划》、《税收筹划与企业财务管理》、《税收筹划原理与实务》，全国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中用到的每年的指定教材《税务实务》等等，这些著作主要从理论的角度谈论了关于税务筹划的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分税种税务筹划等内容，个别著作还从企业的业务环节的角度对公司税务筹划进行了探讨。此外，《中国税务报》筹划周刊也对我国税务筹划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房地产开发企业理税顾问》中采用分税种的结构，详细地讲解了房地产开发企业应该纳什么税，应该交多少税，各种特殊情况的处理方法，如何计算应纳税额，纳税申报的途径，怎么样才能享受到那些税收优惠政策，如何才能申报办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手续等内容。该书的目的是能够帮助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财务人员以及社会上的个人和家庭学习和掌握税法知识，正确履行依法纳税的义务。张美中（2005）的《最优纳税方案选择―房地产开发企业》中，从税收实务的角度分析，书中是以房地产开发企业所涉及到的主要税种为主线，依次介绍了房地产开发企业在营业税、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契税以及其他税种纳税方案的选择；同时并在介绍每一种税的纳税方案的选择时给出了案例和对案。贺志东（2002）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纳税筹划》中，主要从分税种的角度来介绍了税收要素的基础上对房地产企业在各个环节中所涉及到的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进行了纳税筹划的提议。文中对房地产企业所涉及到的营业税、土地增值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契税和其他税种的涉税环节进行了纳税方面的提议。梁云凤（2006）的《房地产企业税收筹划》中，通过介绍房地产行业中涉及到的税收政策的基础上，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对房地产企业业务流程中涉及到的税收筹划进行了一些探讨。
3 企业税收筹划理论的不足
从以上对税收筹划方面的研究现状的回顾我们可以知道，尽管国内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企业税务筹划方面的理论研究已经比较全面，在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税务筹划研究方面也有所涉及。但我们也发现，现有的研究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首先，更多的是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对税务筹划进行探讨，而不是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展开；首次，在税务筹划的制度基础方面，仅局限于对税收政策的介绍，没有从更深层次的、从法系的角度进行分析，这可能使税务筹划的理论与方法得不到很好的理解；最后，现在的研究大多没有从企业战略或财务战略的层次来讨论企业的税务筹划，而仅仅从企业经营的层次来讨论税务筹划，这可能使企业税务筹划的效果存在一定的涉税风险。
【参考文献】
[1]丘艾莉.企业税务筹划理论与实务研究[D].广西大学，2004.
[2]王琼艺.完善现代企业纳税筹划探究[J].税收征纳，2005（01）：34-42.
税收理论篇5
关键词：环境税：税收理论：认识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09(2009)04-0019-03
西方环境税的理论最早起源于英国现代经济学家、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的外部性理论。近年来又发展形成了公共产品理论和外部效应理论，这些理论主要针对环境及资源的认识及税收的参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我国。更多的是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进一步扩大了对外部性的研究。认为生产中的外部性不是外部性产生的唯一来源，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外部性还包括消费中产生的外部性、当代人对后代人产生的隔代外部性及同代人之间的跨国外部性等，对这些不同的外部性应用不同的环境税收来解决。在环境税的研究上。多借鉴了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认为我国应逐步建立和完善环境税制，但对环境税建立的时机和体系有不同的看法。
一、环境税的理论渊源
环境税，也有人称之为生态税、绿色税。是20世纪末国际税收学界才兴起的概念，至今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统一定义。目前环境税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
1、庇古的外部性理论
一般认为。庇古(1877～1959)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中，最早开始系统地研究环境与税收的理论问题。庇古提出了社会资源适度配置理论。认为如果每一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相等，那么该种生产要素在各生产用途中的边际社会纯产值都相等，而当产品的价格等于生产该产品所使用生产要素耗费的边际成本时，整个社会的资源利用达到了最适宜的程度。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来达到资源利用的最优状态。因此。政府就应该采取征税或补贴等措施加以调节。按照庇古的观点。导致市场配置资源失效的原因是经济主体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相一致，从而私人的最优导致社会的非最优。这两种成本之间存在的差异可能非常大。靠市场本身是无法解决的。只能由政府通过征税或者补贴来纠正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这种纠正外部性的方法被后人称之为“庇古税”方案。
2、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含义是指资源应在不同的代际之间(当代人和后代人)进行平衡，它特别强调对地球有限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强调环境作为人类生存条件和全球共同财富必须受到特别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与内涵相对应，绿色税收的理论也有不同的理解。狭义的绿色理论从科技的角度认识可持续发展。认为可持续发展应是废物排放量的减少或不排放。广义的绿色理论包含人与自然的共同进化思想，尊重自然的思想，当代与后代兼顾的伦理思想，效率与公平目标兼容的思想。可持续发展的效率与公平的要求。通过市场机制不可能完全解决，必须辅以非市场机制的手段。其中税收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这就必须以绿色税收制度取代现行的税制模式。
3、自然资本理论
这种观点认为，自然资源和环境属于公共产品，且是天然生成的，缺乏明确的产权主体，谁都可以用。这样必然导致人们滥用资源、环境恶化。当出现环境污染问题时，又很少有人过问。事实上，天然生成的环境和资源，和其它生产要素一样，也是一种资产，是自然资本向社会提供着它独特的环境和资源服务。这种资源的提供。也应得到相应的资本权益，因此，应该由政府代表社会作为自然生成的资源和环境的产权主体，以征集环境污染税的形式，从经济利益上建立起保护环境的机制。
4、外部效应理论
这种理论从数量上提供了开征环境保护税的依据。它认为。微观主体对资源环境的运用，会产生外部不经济，即资源减少和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从而构成一种社会成本和代价。这种社会成本和代价是在市场体系之外发生的，市场机制无法对此发挥作用，即产品的真实价格不包括因环境污染和资源减少而带来的社会成本。比如。造纸厂生产每吨纸的市场价格，只包括生产这吨纸的实际生产成本，而没有包括因生产纸张而导致周边环境污染的社会成本和代价，这样就会产生额外的边际利润，从而刺激造纸厂增加产量，继续污染。外部效应理论认为，环境污染是市场体系产生的一种外部不经济现象。它不可能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自动地加以解决，而是必须通过政府的有效干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干预时应利用市场型机制即经济利益的减少引导人们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浪费。政府可以以征收环境保护税的形式，把被忽略的社会成本和代价“内在化”，提高微观主体的生产成本，降低其边际利润，促使人们改变以往的生产经营方式，进行减少污染的技术开发和资源节约型经济的发展，减少污染性产品的生产经营，这样才能有效地制止环境的恶化。
二、环境税收的基本含义及分类
税收手段在环境保护领域的运用主要体现在环境税的确立。环境税，简单来说是据于环境保护目的而征收的税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一份关于税收与环境的报告中认为环境税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初始即为实现特定环境目的而设立和征收的，并且被明确确认为“环境税”的税收，如排污税等；二是最初并非以环境保护为目的而设立。但是对环境保护有影响而后从保护环境的立场修改或减免的税，如能源税、燃料税等。
广义的“环境税”还包括税款减免和税收差别。税款减免指用于鼓励消费者和企业的有利于环境保护活动的各种税款减免。如对投资于削减污染物事业的企业减免所得税：对污染削减设备和再循环物品免征销售税等。税收差别指根据物品和服务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损害环境的轻重课加不同的税率。税收差别手段在西方国家被广泛采用。
环境税通常可以分为以下几大类：(一)对直接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征收的税收。即排污税，如污水税、噪声税、垃圾税、二氧化硫税和废物税等，有些国家的排污税以排污费的名义出现；(二)对产生环境影响的商品和服务征收的税收，如能源税、碳税、汽车税、化肥税、农药税、一次性用具税等；(三)对开发和使用自然资源而征收的税收，即资源税。如石油税、煤炭税、有色金属税、水资源税、盐税等。资源税是为了节约合理使用资源，进行环境恢复，补偿资源价值等目的而课征的税。
三、环境税收的作用
环境税收的产生拓宽了税收的调节领域，不仅在保护人类生存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充分体现了税收的“公平”和“效率”原则，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
1、保护人类生存环境，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自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20世纪80代被明
确提出以来，至今已发展成为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并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指导下，联合国于1992年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确定了全球性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及其实现途径。很多国家也相继定出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由于环境的污染和不断恶化已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保护环境就成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
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环境保护问题是无法靠市场本身来解决的。因为市场并非万能的。对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诸如环境保护等“外部性”问题，它是无能为力的。其原因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主体完全根据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决定自己的经济行为，他们往往既不从全局考虑宏观经济效益，也不会自觉地考虑生态效率和环境保护问题。因而，那些高消耗及高污染、内部成本较低而外部成本较高的企业或产品会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盲目发展。从而造成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降低宏观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率。对此，市场本身是无法进行自我矫正的，为了弥补市场的缺陷，政府必须采取各种手段对经济活动进行必要的干预。除通过法律和行政等手段来规范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之外，还应采用税收等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
针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课征环境保护税是保护环境的一柄“双刃剑”。它一方面会加重那些污染、破坏环境的企业或产品的税收负担，通过经济利益的调节来矫正纳税人的行为，促使其减轻或停止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另一方面又可以将课征的税款作为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环境保护。在其他有关税种的制度设计中对有利于保护环境和治理污染的生产经营行为或产品采取税收优惠措施，可以引导和激励纳税人保护环境、治理污染。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税收是政府用以保护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力手段。
2、体现“公平”原则，促进平等竞争
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但是，如果不建立环境税收制度，个别企业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就需要用全体纳税人缴纳的税款进行治理，而这些企业本身却可以借此用较低的个别成本，达到较高的利润水平。这实质上是由他人出资来补偿个别企业生产中形成的外部成本，显然是不公平的。通过对污染、破坏环境的企业征收环境保护税，并将税款用于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可以使这些企业所产生的外部成本内在化。利润水平合理化，同时会减轻那些合乎环境保护要求的企业的税收负担。从而可以更好地体现“公平”原则，有利于各类企业之间进行平等竞争。由此可见，建立环境税收制度完全合乎市场经济运行、发展的需要。环境税收的产生，既是源于人类保护环境的直接需要，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而且市场经济体制使经济活动主体所拥有的独立经济利益和独立决策权利又是环境税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环境税收首先诞生于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3、促使社会成本和代价内在化
根据“谁污染，谁负责”的原则开征环境保护税，把由于环境污染和对自然资源消耗而形成的社会成本反映到商品和服务中去，使那些对环境带来危害的污染者的生产成本提高，从而把环保和有效利用资源与每个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经济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作用下，促使企业积极主动地选择有利于环保的生产方式和工艺，消费者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也就选择无污染的商品进行“绿色消费”。这样，企业只有加强治理污染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才能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在激烈竞争中占有一定的优势，这不仅减少了污染的排放量，还有利于经济和技术的进步，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和环境治理的良性循环。据OECD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通过开征汽油税，促进生产者减少了汽车废弃物的排放。通过对生产损害臭氧层的化学品征收消费税，促进生产者减少在泡沫制品生产中对氟里昂的使用。净化了空气和环境。美国经过多年的努力。很好地利用环保税收政策，促进了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4、有助于筹集治理环境污染的资金
治理环境污染、保持生态平衡的投资是非常巨大的，如果只依靠国家财政投资进行治理，既增加政府财政负担，又不利于控制污染。主要是因为这种作法没有触及到自身的经济利益，人们就会继续以资源的高投入、环境的污染和生态失衡换取自己的超额利润。所以开征环境保护税既可以从经济利益角度唤起人们的环保意识，又有助于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据统计，芬兰政府2004年征收的与环保有关的税收总额为239亿芬兰马克，其中70％以上为能源税，仅能源税一项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5％。有关专家甚至认为，环境保护税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税种，它可以和流转税、所得税并列逐渐成为主体税种。以环境保护税筹集到的资金专门用于环保项目，为治理环境污染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资金来源。
5、有利于技术创新和资源节约型经济的发展
税收理论篇6
[论文摘要]税收法定原则是公民财产权的有效保障，是划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界限，其基本内容包括课税要素法定原则和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并未明确确立税收法定原则，这不利于依法治国原则和保障公民私有财产原则的实现。在宪法中明确确立税收法定原则，构建合理的税收授权立法体系关系重大。
税收是现代社会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联系的纽带，是公民与国家契约关系的体现与保障，是公民让渡自己的部分财产权给国家以达到在彼此的权利冲突中寻求平衡及争取更大利益的目的。所以，税收与税收相关问题规制的根据只能是公民意志协调的产物法律，这里的法律仅指由国家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不包括行政法规、规章和命令等。税收法定原则被认为是税法中的帝王原则，是税法体系建立的基础，也是税法体系得以建构的灵魂。
一、税收法定原则的历史沿革
税收法定原则是资产阶级法治主义思想和实践的结晶。一般认为，税收法定原则萌芽于1215年英国大，其中规定，“一切盾金或援助金，如不基于朕之王国的一般评议会的决定，则在朕之王国内不允许课征”。这一规定正是“无论何种负担均需得到被课征者的同意”原则的体现。1689年，英国资产阶级取得了对封建王朝战争的最后胜利。在标志这一胜利成果的《权利法案》中，税收法定主义思想被表述为：“凡未经国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从而正式确立了近代意义上的税收法定原则。其后，这一原则在1787年的美国宪法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订立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及1791年法国宪法的《人权宣言》中都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到目前为止，除朝鲜等极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都在宪法中对税收法定原则作了相应的规定。
二、税收法定原则的内容
关于税收法定原则的内容，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日本学者北野弘久将其归结为租税要件法定主义和税务合法性两个方面，另一位日本学者金子宏将其归结为课税要素法定主义、课税要素明确主义、合法性原则、程序保障原则等四个方面。国内通说以学者张守文为代表，将税收法定的内容归结为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依法稽征原则三个方面，依法稽征原则也被表述为程序保障原则。
本文作者认为，程序保障原则不宜作为税收法定原则的内容。原因如下：（一）税收法定原则是在限制封建特权对公民权利肆意剥夺中产生发展的，直接目的是保障公民的财产权利，为公民的财产权提供了法的安定性与可预测性；程序保障原则是在税收法定原则确立后随着理性政府思潮的涌起而确立的，其直接目的是为税收法定原则提供程序保障。（二）税收法定原则是在税法立法阶段的指导原则；而程序保障原则的基本含义是税收权力的行使必须按一定的程序来进行且税收纠纷也必须通过公正的程序来解决，是税法执法阶段的指导原则。显然二者在内容上不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三）税收法定原则内容中包含程序保障实际上是对其内涵的颠覆。税收法定原则之“法”根据“国民的同意”和“无代议士则不纳税”的理念，仅指国民代议机关即国家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在我国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而税收程序法立法中不可避免的要出现大量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规章，因为税收征管技术的地域性强且变数多，为保障税法的相对稳定，必须借助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立法效率高和操作针对性强的优势。这就导致若包含程序保障原则，税收法定原则的内容自相矛盾。
综上，作者认为税收法定原则的内容包括课税要素法定原则和课税要素明确原则。
三、我国未完全确立税收法定原则
在当代世界，随着各国法律理论的发展与法律制度的日趋完善，税收法定原则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宪法原则。但在我国，这一原则并没有完全确立。
首先，我国宪法中没有规定税收法定原则。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宪法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是税收法定原则的宪法规定。作者认为，宪法56条处于“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一章，没有涉及国家税收权力的规制与非我国自然人的纳税义务，依何“法”纳税和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如何等问题均在宪法中处于空白，显然，该条款不足以揭示税收法定原则保障人权的实质与内涵。
其次，在我国的税法立法实践中，税法的立法层次低、行政法规越权，立法程序不规范等问题程度不同地存在。据粗略统计，我国现行的税收行政法规大约有30部，有关税收的部门规章大约有50部，而狭义的法律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3部。根据《立法法》第8条、第9条的规定，税收立法权并不属于法律绝对保留的事项，即有关税收的立法权是可以通过授权方式赋予其他机关，包括行政机关、下级权力机关。
四、关于在我国建构税收法定原则的思考
约翰·马歇尔大法官曾说：“征税的权力事关毁灭的权力”。在我国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开始逐步完善税收法定原则：
（一）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税收法定原则的有关内容。由于修改宪法的体例涉及重大，可以在现有的框架下对宪法第56条进行修改。规定“没有法律依据，热何人不得被要求缴纳税收”将宪法第56条的主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改为“纳税人”。
（二）规范税收授权立法。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税收授权立法研究的重点不是其合理性问题，而是如何对其进行监督，保障其符合税收法定原则的问题。第一，增加税收授权立法过程中纳税人参与和表达意见的机会，以便使授权立法具有正当性。第二，税收授权立法中要明确授权的内容、范围、目的，不得笼统、含糊。授权者应对授权立法事项具有明确的框架要求，被授权者必须在此框架内制定相应的规定。
（三）加强税收立法监督。加强税收立法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趋势的适应性调查。对于重要的，直接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有重大意见分歧的税收立法，必须接受公众评议，对于公众的评议意见．税收法规的制定机关应当予以答复，其答复的内容应当予以公开，以监督评议制度的执行。建立法院对税法中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个案审查制度，从而实现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是否在授权范围内立法。
奥尔森认为国家的出现是一个从“流寇”到“坐寇”的过程。“流寇”随机扫荡式的掠夺(保护费式的索取)会使人们更倾向于接受“坐寇”稳定和普遍性的税收。“寇”与“王”、“赋税”与“保护费”之间，怎样才能清楚地划清界限？这就要依靠税收法定原则。如果纳税人不能通过立法中税收法定原则的博弈来切实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所有权等权利，那么这种博弈只能发生在税收执法环节，由此将直接导致国家权力基础的动摇。综上所述，在我国加强税收法定原则的研究并且在法律体系中明确确立税收法定原则关系重大。
参考文献
[1]吕忠梅、陈虹，《经济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
[2]王鸿貌，《税收法定原则之再研究》，《法学评论》，2004年第3期
[3]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
[4]张永华、肖君拥，《论税收法定主义之内涵》，《财经理论与实践》，2004年1月
税收理论篇7
一、税收权力授予
权力只有授予，才能行使。现代法治社会在权力问题上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权力来源和取得形式的合法性问题。其中包括有两层内涵：一是从实质要件上，权力必须来自于人民，取得于人民，受托于人民，服务于人民。这一实质要件的深层本质是人民利益，其权力形成是人民。二是从形式要件上，一切权力的取得必须由法律予以规定和确认，即法定授权，它否认、排除和摒弃以其他各种非法治方式取得的权力，即权力法定的唯一性和排他性。上述实质要件解决了权力的本质问题，而形式要件解决了权力取得的方式问题，只有权力来自于人民，取得于法律，才能说它具备了合法性，因而才具有法定效力。从授权与限权的相互关系看，授限是限权的前提。现实生活中之所以出现滥用权力、越权等行为，其原因之一就是有些权力的法定权限不明确，存在有许多权力漏洞，因而为权力腐败行为提供了方便。最后，从权力机制和权力主体的权力意识来讲，理论上的逻辑是：当国家法律在授予某一权利主体以权力时，就预示着同时也对该权力主体提出了受约束的范围。因为当一定范围权力的授予明确后，就告知权力主体只能在该权力范围内行使权力，超越该权力规定范围，便是越权。这样便于权力主体明确自身的职责和权限，以便更好地履行法定权力和职能。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授权对实现法治至关重要。权力由国家法律授予和确认，可以解决权力合法来源和取得问题，也可以排除其他非法治的权力获取途径，这是法治社会对权力的第一要求。
从税收权力看，在权力授予的实质要件上是明确的，即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在权力授予的形式要件上，税收权力一般都是以法律形式或法律为载体而存在的，因而是合法的，也是具有法定效力的。但是，从我国税收法治实践看，税收权力在授予的形式要件上存在明显的缺陷。
一是税法的立法级次较低。税法中由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只占很小部分，绝大多数是以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形式存在并实施的。这必然影响税法的效力等级，损害税法应有的严肃性、权威性和稳定性。2000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我国《立法法》规定，税收立法权不属于法律绝对保留的事项。也就是说，国家立法机关虽然拥有专属的立法权，但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授权行使机关立法，甚至也可授权特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立法。显然，该规定的范围过宽，税收立法权包括了多项内容，其中的征税权，既是税收立法权的核心，也是国家的组成部分。按民主的通例，有关国家的立法事项理应是单一制国家中最高代表机关和联邦制国家中联邦代议机关不可推卸、不得转让的最重要的专有立法事项，它是不能被授予其他主体代为行使的。如果把诸如此类的立法权授予行政机关，可见想像，既是税法制定者，又是税法执行者的机关，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将有可能不合理地扩大其税收权力而造成公众税收负担的加重，而有违税收权力的人民本质属性和国家民主政治原则。
二是纳税人没有参与立法的权利。我国税收立法活动不仅存在立法机关“缺位”，行政机关“越位”的现象，而且整个立法过程基本上是一种“官方行为”过程。纳税人事前根本不可能知道国家或政府在制定什么税法，甚至一部税法出台许久，也不了解具体内容，更谈不上纳税人参与税收立法了。税收立法权固然应由纳税人通过自己选举的代表机关，，人大或议会来行使，但这并不排除纳税人有参与立法的权利。在西方发达国家，一部税法在酝酿过程中就会面对社会和纳税人广而告之，广泛深入地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有的国家还以立法听证会的形式，召集有代表性的纳税人讨论和发表意见，并作为税法是否出台的重要参考。也许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吸纳民意过程，税收立法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人民原则和授权原则，才使税法的实施在这些国家具有广泛的社会遵从基础。
二、税收权力制约
税收权力制约是指对税收权力的运行进行一些必要的合理的限制和约束。制约不是为限制税收权力主体的积极性，而是为更好地发挥税收权力主体的积极性，使税收权力的运行符合税收法治精神的原则，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讲“权力制约”，着眼点在于把制约看作一种手段，一种方式，一种权力运行机制。
从运行机制上设计税收权力制约的模式，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是以宪法和法律制约税收权力。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其他一切法律的“母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和权威，是人民意志的集中反映和人民权利的充分表达，无论是国家还是公民个人都必须绝对地遵守。法律是人民的代表机关，，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在效力上仅次于宪法，对社会全体成员都具有约束力。以宪法和法律制约税收权力，是指税收权力的设定、授予及行使不得违反宪法，必须具有宪法依据，也不得与法律相抵触，否则就是违宪行为或无效行为。也就是说，税收权力必须符合宪法原则和法定原则，不能超越于宪法、法律规定的范围。按照这种模式，立法机关和相关法律监督部门有权对税收权力的设定和运行进行审查。
二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权力的宪法约束是最高的，但并不是充分的。在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宪法有时也会变得无能为力。以权力制约权力，就是打破权力的垄断状态，纵向横向科学合理地分配权力，使权力系统内部达到均衡态势。税收权力包括税收立法权、执法权和司法权，三种权力源于不同的法律渊源，具有各自的运行范围和职责，既密切联系，又相互独立。“以权力制约权力”，首先意味着税收权力在税收立法、执法、司法这三个方面的有效配置，形成相互制约、制衡的机制。其次，从税收权力系统的上下结构看，也需要通过权力的纵向配置，形成上下层级税收权力主体的相互制约。“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模式还可以衍生出“以责任制约权力”的模式，即通过明确权力主体行使权力的权限、职责并实施责任追究，来有效约束和控制权力主体的行为。
以上几种制约模式各具特点，各有所长。需要指出的是，划分不同模式，主要便于理论研究，从不同角度揭示税收权力制约的方式而已，并不意味着不同模式互不兼容，相互排斥。相反，尽管不同模式的着眼点、着力点不同，但彼此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互为依托。当然，不同的权力制约模式其功能及作用效果有所不同。“以宪法和法律制约权力”模式，强调的是税收权力行为内容的合宪性、合法性，即突出宪法的权威性、不可侵犯性以及法律的至上性。“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模式，强调的是权力的内部分配和内部控制，突出权力系统内部的制衡、均衡和抗衡。在税收法治实践中，两种模式既可以同时运用，也可以以某种模式为主，辅以其他模式。从我国实际情况看，税收法治所承担的税收权力制约的任务十分艰巨，而且情况比较复杂，因此，应该综合运用几种制约模式，实现税收权力制约的法治秩序。
参考文献
（1）金人庆《中国当代税收要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
（2）黄之美《中国法治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税收理论篇8
一、我国依法治税与税收计划管理的现状
我国税务系统一直在强调要依法治税，但是只要实事求是地分析我国当前税收工作的实际情况，就不难发现，税收任务仍然是一切税收工作的“指挥棒”。衡量各级税务机关工作质量如何，收入任务是否完成及超额多少始终是摆在第一位的指标。
现行的税收计划管理体制出现了两个不适应：一是与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不适应，二是与依法治税的原则不适应。由此导致了在税源充裕之年，税务机关考虑来年税收计划的完成，往往会打埋伏；而在税源较紧时，税务机关就有可能收“过头税”，增加企业负担。完全以税收计划为中心的治税方针将破坏税收法治，损害税法的严肃性、权威性，助长人治思想和风气，体现不出公平税负的原则，削弱税收宏观调控的职能，从而影响到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给强化税收征管、推进依法治税带来极大的阻力。
二、正确处理税收计划与依法治税的关系
依法治税是税收工作的灵魂，要求税务部门必须具有法制观念，按照法制的要求，规范税收运行的各个环节，将各项税收工作纳入法制的轨道。总之，税收的基础在于其法治性，要求税务部门必须依法治税。
（一）依法治税与税收计划是对立统一体
表面上看，二者是矛盾的。依法治税要求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但由于我国现行财政实行一级政府一级预算，税收计划编制是各级政府财政预算的重要内容，而财政预算考虑的主要因素是一定经济增长和财政支出的需要，这使得税收计划与实际税源之间往往存在不小的差距，这种情况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突出，形成“寅吃卯粮”或人为的“蓄丰补欠”等种种与依法治税精神背道而驰的现象。但从二者的实质来看，依法治税与税收计划的对立只是表面上的对立，依法治税离不开税收计划，税收计划起着促进依法治税的积极作用；而正确的、对经济的持续发展起积极引导作用的税收计划必须始终贯穿依法治税的税收工作灵魂，因此，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体。
首先，从计划的重要性来说，依法治税离不开税收计划。计划是对未来行动的事先安排。“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税收工作千头万绪，内容纷繁复杂，但组织税收收入始终是税务部门的一项中心工作，是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是由税收的职能所决定的。要做好组织税收收入工作，税收计划是重要的前提。这是由计划工作的性质决定的。按照管理学的理论，税收计划的性质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即目的性、首位性、普遍性、效率性和创新性。每一个税收计划都是旨在促使税务部门的组织收入这一中心工作的完成，因此具有鲜明的目的性；税收计划的首位性在于相对于其他税收管理职能而言，税收计划处于首位，而且，它影响和贯穿于组织工作、人员配备、指导和领导工作以及监督和控制工作；税收计划的普遍性体现在它是各级税务人员的一个共同职能，只是随着税务人员职责分工的不同而具备不同的特点和内容；税收计划的效率性体现为正确的税收计划起着指导税务人员“做正确的事”以及“正确地做事”的促进作用；税收计划是对税收管理活动的设计，是针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新情况而作出的，因而是一个创造性的管理活动的设计。
其次，“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的依法治税要求，是税收计划存在的内在因素。这是因为，第一，我国税法仍不够完善，税收立法层级不够，造成了税收刚性的弱化。目前我国经过人大立法的税收法规、条例只有《税收征管法》等4个，仍有20个税种是以国务院的条例和暂行条例形式颁布的，其中不少税收规定已经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经济形势，有的条例甚至已经沿用了40年而没有修订。第二，我国现阶段税收征管实践中存在征收与稽查脱节，应收不收或少收，责任不明。第三，税务人员整体业务素质、法制观念尚不尽如人意，税收“人治”观念仍未能被“法治”观念完全替换。因此，加强税收计划管理，用具体的计划性任务，督促税务人员恪尽职守，强化税收的刚性，在当前及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利于保证税收的应收尽收，实现依法治税。
再其次，税收执法环境欠佳是税收计划存在的外在因素。勿需讳言，目前一是我国公民依法纳税观念不强，社会诚信纳税的氛围不够，偷税现象严重。二是由于纳税人的信息资源未能实现有效共享，工商、银行等社会公共部门与税务部门之间，甚至税务部门的国、地税机关之间未能进行有效的联系和配合，对纳税人经济活动的监控手段比较落后，同时由于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由于其在税制设计方面的缺陷，未能涵盖生产的全过程，再加上目前我国实行的增值税未能覆盖整个经济领域（如涉及增值税进项抵扣的交通运输业征收营业税，大量购进建筑材料的建筑业征收营业税等），客观上形成了增值税抵扣链条的脱节，为不法经营者谋取不法利益提供了可乘之机。为了实现依法治税，达到应收尽收的目标，我国的现实情况决定需要一个收入指标去约束征纳双方的行为。此外，社会上各职能部门依靠职权收取的名目繁多的各种费用严重地侵蚀了税基，实行税收计划管理，有利于抵制非税收入，有利于“费改税”的进一步深化。
由此可见，税收计划有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及现实需要，是实行依法治税的重要辅助手段，但如不能正确摆正税收计划在税收管理中的位置，过分倚重税收计划来保证财政收入的实现，则不可避免地出现税收计划与依法治税的税收工作原则的冲突。因此，在实际税收管理工作中，要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趋利避害，充分发挥税收计划对依法治税的促进作用，使税收工作既有条不紊地开展，又严格实行依法行政，依法治税。
（二）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矛盾，促进依法治税
税收计划与依法治税的对立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二者互为补充，互相促进。二者的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不容忽视的，处理不好二者的关系，会极大地损害依法治税的税收工作灵魂，甚至出现与依法治税背道而驰的结果。要处理好二者之间的矛盾，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提高全民素质，营造诚信征纳的氛围，实现依法治税。依法治税内涵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纳税人诚信纳税，二是税务人员依法诚信征税，实质上是通过自然人的诚信行为实现依法治税的目标。因此大力提高社会全员的素质，提高纳税人对税法的遵从度，提高税务人员的法治意识，营造诚信征纳的氛围，有利于实现纳税人应缴尽缴，税务机关应收尽收，实现依法治税。
提高人员素质需与制度建设双管齐下，用制度来保证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一方面要建立和健全税务征管考核机制，大力推行人机结合，提高计算机在税务征管中的运用程度，并加快建立税收监控机制，在税务、工商、银行、海关等各职能部门实行纳税人经营情况的有关信息共享，从税源产生的不同阶段、不同环节实施监督，尽量减少税收征管中的人为因素，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的彻底转变。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健全处罚机制，通过提高税务稽查人员的综合素质，实现有偷必能查的目的，增大偷税被发现的概率，增大违法风险，同时用完备的处罚制度约束征纳双方，实现纳税人应缴尽缴，税务机关应收尽收的依法治税的要求。
2、改革现行财政预算体制。由于我国现行财政实行一级政府一级预算，税收计划编制是各级政府财政预算的重要内容，而财政预算考虑的主要因素是一定经济增长和财政支出的需要，这使得税收计划与实际税源之间往往存在不小的差距。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实行中央大预算，即地方财政支出由中央财政全额拨付，从而解决地方实际税源与地方财政支出出现缺口的矛盾。但这种办法一方面不利于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容易形成小进则满，安于现状，停滞不前的局面，这既与时展的要求格格不入，而且实质上并未解决税收计划与实际税源发生偏差的问题。因此，这种方法既缺乏现实基础，又不能解决实质问题，只是将问题上交，将矛盾集中体现于中央财政。
3、提高税收计划的科学性。税收计划与实际税源不一致，除了上面所说的财政预算因素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我国当前的税收计划编制方式不够科学。长期以来，税收计划的编制一直采取“基数×（1+系数）+特殊因素”的方法，这种编制方法带有深厚的计划经济体制烙印，为了保证税收计划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满足依法治税的要求，应考虑实行“零基”税收计划编制法，而且税收任务应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进行必要的调整。同时应改进税收征管业绩考核指标，改变过去片面地强调税收任务完成的“一票否决制”，将考核的重点放在是否应收尽收上。在现行税收计划的编制方法不变的情况下，要改变税收计划与经济的发展存在较大偏离的客观实际，迫切需要提高税收计划的科学性，减少计划编制中的人为因素，降低税收计划的目的性，杜绝随意性。要提高税收计划的科学性，一方面要求计划编制必须立足于调查研究，开发行业税负测算软件，以科学的预测为基础，另一方面要建立纳税人税务信息资源的共享制度，全面、彻底地实现税源监控管理，再次要建立和完善事中、后续监督体系，从而充分发挥税收计划对依法治税的促进作用，避免不科学的税收计划的负面影响。
三、确立税收计划管理新思路
由于税收计划自身的特点，税收计划管理作为国家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客观上不是要取消税收计划形式，而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更好地发挥税收调控作用和税收计划管理作用。目前，税收计划管理改革，一个重要的思路就是实行指导性计划，取消指令性计划。事实上，一项计划是否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以及执行的实际效果是否与计划预测相符，都是取决于计划制定时是否科学合理。税收收入计划管理必须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符合从经济到税收的财政理论，使税收收入目标决策科学化、规范化。
（一）做好税源调查和税收分析，提高税收计划的准确率。税收计划的编制必须借助于经济税源信息的准确、充分，它是税收计划管理的基础，计划的执行也是在及时有效地掌握和解决税源信息所反映的问题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得以顺利实施。全面、完整、连续的经济税源信息系统是税收计划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保证，它使计划管理不仅具有事后分析功能，而且具备可靠的前瞻性。
（二）开展税收预测，建立科学的收入预测模型。当前我国税收计划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税收计划的编制缺乏科学依据。其原因是由于我国财税体制是以支定收，税收计划是根据财政部的收入预算制定的，而且在征收中税收收入计划必须完成，所以长期以来，在税务系统一直未开展税收收入的预测工作。缺乏税收预测而编制的计划，往往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和主观随意性，不利于税收计划管理乃至整个税收管理工作的开展。而通过税收预测的计划，能够使计划中模拟的税收环境和经济税源变化趋势更加接近客观实际，使税收计划更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
（三）用“GDP税收负担率法”取代“基数法”的计划编制分配方法。通过对大量的有关税收与GDP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税收收入的增长与GDP的增长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为制定科学合理的税收计划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基础。GDP税收负担率相对稳定，又不受价格因素的影响，在横向上，可以反映各地产业构成对税收的影响程度和各地的征管水平，还可以进行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税负比较；在纵向上，可以将各个时期的税负进行比较，以反映一定时期内税负变化趋势。
采用GDP税收负担率法编制税收计划，代表了税收计划编制方法改革的方向。但目前在实际工作中，尚未完全采用这一方法，而是将之与基数法和弹性系数法结合起来，综合测算编制税收计划。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善和这一方法本身的进一步完善，在不久的将来，GDP税收负担率法将彻底取代基数法，成为我国税收计划编制方法的主流。
（四）取消税收计划指标下达时层层分解的做法。当今社会经济活动纷繁复杂，对每个纳税人进行准确的税收预测几乎不可能。在一个小的地域内，纳税户少，个别纳税户的经营变化都可能对整体税收带来很大的影响。因而税收计划是相对宏观的概念，税收计划分配不应层层下达，甚至落实到人。如澳大利亚的税收指标就只保留在联邦税务局总部，不下达于各联邦税务局。
（五）优化和完善税收征管质量考核体系。长期以来，在巨大的税收收入压力下，收入任务完成情况成了评价税务机关工作和领导干部业绩的惟一标准。在完成收入任务的耀眼光环下，往往掩盖了许多征管工作问题。推进税收征管质量考核将会克服过去“一俊遮百丑”，只重视完成计划任务、不重视税源税基全过程监控的现象。税务机关的工作中心将会围绕提高征管质量，抓漏征漏管、抓申报管理、抓税款入库、抓案件查处。
四、完善和加强税收计划管理的几点设想
税收计划管理作为我国税收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调动各级税务部门组织收入的积极性，促进征管水平的提高，确保完成国家财政收入任务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税收计划管理中也长期存在着一些问题，甚至对税收管理产生了一些负效应，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税收政策的贯彻实施。改革税收计划管理，提高其合理性、科学性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实事求是，增强计划管理的科学性。税收计划的制定，除了参考国民经济宏观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收入外，更应从经济税源的实际出发，紧密结合市场变化，遵循从经济到税收、积极可靠和留有余地的原则，以“发展变化”的总观点来预测分析经济税源，使税收计划尽量与实际税源相吻合。为做到税收计划的科学管理，要切实抓好涵养税源建设，通过加强对重点税源地区、重点税源行业和重点税源企业的管理，培植现有税源，发展潜在税源，形成梯级税源，努力实现从经济到税收的良性循环。应按税款100万元、50万元、10万元、5万元的级次分别建立省、地、县、分局（所）四级重点税源信息网络。为确保计划制定和分配的科学化、合理化，一要根据不同行业、不同所有者结构确定相应的调查方法和参数依据，为科学编制税收计划奠定基础；二要在具体编制计划过程中，采取因素测算法与抽样调查法进行综合验证，合理科学地确定每一因素，避免简单推算，提高计划准确度；三要开发设计出税收计划信息管理软件，建立纵向可与各级税务部门联系的征管数据库，横向可与各部门、重点行业、重点企业互相交流的反映市场动态的数据库，并科学地将这些信息分类、解释、分析、转换成编制、分配税收计划的正确依据。
（二）完善会计改革，保证计划执行的准确性。现行税收会计核算办法虽以申报应征数作为核算起点，建立了基层征收机关分户分税种明细账，但由于诸多方面原因，在基层会计实践中，除入库数额外，其他数据一定程度上缺乏真实性、完整性，影响了税收计划利用会计资料来计算税收增减因素、测算税收负担和税收增减幅度、预测税源及其变化趋势。必须进一步完善和加强税收会计改革，进一步提高计算机在计会领域的应用水平，全面真实准确地反映税源和税收收入以及欠税情况。
（三）注重调查研究，增强计划分析的针对性。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制定税收计划的同志应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及时反映征管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掌握经济税源结构和变化情况以及发展趋势，提高预测税收收入的能力。在税收计划执行情况分析中，要实现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既要分析客观原因，更要分析主观原因，做到有情况、有数据、有比较、有办法、有预测，抓住重点。还要实行税收计划分析与税收统计分析相结合，充分发挥现有信息资料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