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法官述职报告范文

民事法官述职报告篇1

日前重庆市A区基层法院受理了B区基层法院一王姓法官（某庭庭长）诉三家报社（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重庆现代工人报）的名誉侵权案。三家报社发文刊载内容为“政府人员涉嫌造假，法院法官违章办案，重庆建科院面临解体”一文，文中涉及王法官的职务行为，并略作否定性评论。王法官认为报社报道不实，评论不当，以自己名誉受损为由至A区法院要求赔偿。A区法院择日依法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各抒己见，先后陈词，法庭紧紧围绕王法官审判案件之职务行为的事实开展调查，以求辩明新闻报道是否属实，评论是否适当。

二、审理上的逻辑矛盾

一个法院要对一类案件予以审理，必定要能够对此类案件行使审判权，倘若行使权利时出现矛盾就会导致权利无法行使，案件也就不能审理下去。笔者认为A区法院对王法官名誉权一案的审理就存在这样的矛盾。

（一） A区法院审理此案行使了对B区法院的审判监督权

审理名誉权案件也就是审查当事人是否构成名誉侵权，就本案而言焦点在于审查新闻报道的内容是否属实，评论是否恰当，本案新闻报道的是王法官的职务行为，更明确的说是王法官代表B区法院行使审理某具体案件的司法行为，若对此进行审查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法院经审理确认王法官审理案件职务行为合法，报社新闻报道不实，评论不当，判王法官胜诉；二、反之，法院经审理确认王法官审理案件职务行为不合法，报社新闻报道属实，判王法官败诉。这两种情况是法院审理此案的仅有两种可能，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但不管是哪种结果，对审理法院而言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法院必须对报道的内容即王法官的司法职务行为做出判断和确认，即有没有这个司法职务行为，行为是怎么样的，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从而判定报道是否属实，评论是否恰当。从上分析可知，A区法院在自己的一件一审名誉侵权案中对B区法院审理某具体案件的审判司法行为予以了调查、确认和判断。从审理的出发点和表面形式看A区法院行使的是对一个一审名誉侵权案的审判权，然而由于它的判决必须对另一法院法官的司法职务行为的正误做出决断，所以实质上A区法院行使的是针对其它法院司法职务行为的监督权，即审判监督权，也可称为监督司法之司法权。

（二）A区法院不能在此案中行使审判监督权

A区法院是通过行使审判监督权来查明法官名誉权案件的事实，行使审判监督权就成为审理这类案件的必要前提。但这种监督权是否可以在这样一个民事案件中行使？依法又应当怎么行使？应当由谁通过什么样的程序行使？笔者认为这种监督司法之司法权绝不是可以通过一个由当事人发起的名誉侵权案可以行使的，即使是最高人民法院也不能如此行使。因为审判监督权属于国家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利范畴，它指的是司法机关对司法机关自己行使的监察、督促权。这一权利行使的主体和所适用程序有严格的法律限制，依法律之规定，最高法院对各级法院，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本院对本院的司法行为能够在审判监督程序中行使监督权，另外上级法院还可在二审程序中对下级法院的司法行为行使监督权，纠正一审的错误。可见对法官在案件中的司法审判行为予以判断的审判监督权，不是随便哪个法院可行使的，而是依据三大诉讼法之规定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通过特定的程序由法定的法院行使。要行使这一权利就必须满足主体和程序两方面的法律条件，最高法院也只能如此，而A区法院是不符合行使条件的，但它却实质行使了这一权利。

（三）这样行使审判权将会产生逻辑矛盾

倘若允许象A区法院这样在法官名誉侵权案中行使实质的审判监督权，就会在逻辑上出现矛盾，并且在实际中也可能出现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例如若重庆市高级法院张法官对一具体案件予以判决的审判职务行为被一在全国发行的大报报道，刊称其审判违法，判决不当。张法官认为报道不实，名誉受损，遂向一侵权结果地法院四川省某县基层法院，称其名誉受损要求报社赔偿。倘若这一基层法院确认张法官行使的审判职务行为不合法，判决错误，报社报道属实，不构成侵权，岂不是得出重庆高等级法院之判决被四川省一基层法院予以监督否定的结局。可见法院是无法在此类案件中行使如同普通名誉侵权案一样的审判权，并且也不应当如此行使，否则既有悖于法律又会产生审判监督权行使的误区和矛盾。

不能在法官名誉权案件中行使审判监督权审查法官职务行为，就无法查明新闻报道是否属实，评论是否恰当，案件也就无法审理。那么对这类案件应当怎样处理呢？笔者认为凡新闻单位报道法官职务行为所生法官名誉侵权之诉符合一定条件的法院皆不应受理，从法官的角度说即为法官在此中的名誉权皆不可获司法救济，并且可推而广之及于其它肩负国家职责的一切人员，如国家主席、总理、市长、区长等等。不获司法救济并不等于是说这些职务人员没有名誉权，他们有名誉权而只是在司法上无法救济，但还可通过其他渠道予以救济，如行政渠道。无法获取司法救济是因为在法律规定上出现了逻辑矛盾，但这只是原因的一方面，从另一方面法律“背后”的理论基础即法益的价值取向看笔者认为也不可获司法救济，下面一点将对此方面实体内容作一定论述。

三、不获司法救济的理论依据

在法治社会中，每一个司法行为都应具备其特有的理论依据，因为只有在理论基础上做出的司法行为才是科学的。比如笔者提出的不获司法救济的观点就必定要有自己的理论依据，否则只会是一种主观臆断或随意猜测。

当前随着党和国家的倡导及对新闻自由、舆论监督观念进一步发展，司法行为、行政行为等国家行为屡见报端。其中法官行为尤为是热点，法官的名誉增减亦盛，当法官自觉名誉受损时便将新闻机构诉至法院，这种案子日渐增多，有上升趋势。法官可以，那么法院可否呢？法院是独立的法人，也有名誉权，报道法官司法不当也就是报道了法院行为不当，法院也可。照此而来，凡大小官员，不论是法官还是行政官员；凡大小机关，不论是法院还是行政机关，只要自觉报道其职务行为不当，皆将新闻单位告上法庭以求公断，届时我国之官员、机关频频坐上原告席，暂且不说这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深远影响，就受诉法院而言就是一大难题。是受理还是不受理？若受理了又该怎么判？司法皆无小事，我国要走向法治，就必须法制统一，法院就应在相应理论之上做出较科学的决策，哪怕决策并不完善，但较之各地自行其事或随意臆断要好得多。现据笔者所闻的新疆、山东、重庆三案皆被法院受理，新疆案已审结法官胜诉，山东、重庆案看来，要象文前所述方式审下去。而 笔者的观点是对此类诉讼应不予受理，不获司法救济，理由如下：

（一）新闻自由的存在

在法官因职务行为被报道而产生的名誉侵权案中，不单只存在原告方法官名誉权，还有被告方新闻单位新闻自由权利的存在。新闻自由属于公民的一项民利，是指公民可通过新闻表达自己的意志、意见的自由。它包含于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基本权利之内，受到宪法与法律的保护，社会公众、新闻工作者均享有通过新闻表达自己的意志、意见的自由。新闻自由作为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从最终目的看不是为了表达公众的意见，而是在于对民主政治的维护，即舆论监督。民众将权力通过代议制委托与政府（政治意义上的政府，包括各种国家机关），让政府行使国家权力，然而政府是如何行使国家权力的呢？民众得知的渠道有限，一方面是政府主动宣传，自己表露，如公开颁布各种规范，召开新闻会等等；另一方面是单个的民众在与政府具体交往中获知，但这两方面的获知却不完全不充分，前者由于受托人（政府、政府官员）基于自身“趋利避害”的考虑，决定了它的不充分或不真实，后者对民众来说知晓的数量相当有限，也不充分。然而民众是国家权力的主体，他们享有知晓权，有权全面、充分、真实知晓国家权力的运作情况。知晓权成为民众行使其它基本政治权利的前提，成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内容。不知晓政府对国家权力的运作就谈不上监督权、选举权、言论自由、参政议政权利的行使。而知晓权行使的重要渠道就是新闻，新闻成了民众获知国家权力运作情况的重要途径。因此新闻单位负有满足民众知晓权的义务，进而说明新闻自由的存在与必要。从现今社会现实来看，不单公众需要通过新闻去知晓国事，就连中央政府有时也要通过新闻去知晓地方事务，如央视“焦点访谈”栏目就为高层传送了许多地方事务。

（二）名誉权与新闻自由将会发生冲突，结果是削弱新闻自由

从上点论述可知，名誉权与新闻自由都是民众之正当权利，都应得到相应的保护。在法官或行政官员因职务行为产生的名誉权案件中当这两种权利各自自行实现时，是否会产生矛盾与冲突呢？试想若二者都能得以均衡充分的实现，岂不两全其美，案件也就迎刃而解。但在现实中，许多权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相互冲突的，最后常常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结局。笔者认为就此二权在此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并且若放任两种权利自由行使与发展，最终结果将是剥弱新闻自由。

因为首先象笔者所述两种权利各自行使，新闻单位基于新闻自由充分报道法官、法院、行政官员、行政机关职务行为，大大小小官员、机关基于自身名誉权受损需保护将新闻单位告上法庭，且不说审判结果如何，从内心而言就给新闻单位造成无形的压力，原告毕竟都是“手持”一国或一方国家权力的组织或个人，而新闻单位充其量是一个事业单位，从发展来看称为企业更为合理。新闻单位的生存与发展许多方面还要“仰仗”原告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单位对此方面的报道必定会过于“慎重”，并缺乏信心，不能做到“不思量”的自如报道。心存顾虑的报道不能说是自由的，看来若名誉权得以自行伸张，新闻自由就会被削弱。

其次从审判结果分析，哪一方的败诉机率高，哪一方权利就会被削弱，笔者的结论是新闻单位一方败诉的机率高一些。理由如下：决定此类名誉侵权案件审判结果对哪方有利的关键点有二，一为报道是否属实，二为评伦是否恰当。然而基于新闻自由所做出的此方面职务报道的特性决定了新闻单位极易被判定为报道不实或评伦不当。因为从第一点报道是否属实来看，一般的报道比较容易做到属实，如市井话题，被报道者大多愿意接受采访，新闻单位只要全面地、真实地报道就能做到属实的要求。而报道职务行为却不同，如果在报道中新闻单位只是被动采访，报道那些法官、行政官员愿意被报道的内容，如报“喜”不报“忧”或尽用美懿之词歌功颂德，那这种报道不能说是自由的，也形不成舆论监督，当然这肯定不会侵犯谁的名誉。新闻自由之上的报道应是全面的、充分的，而不管法官、行政官员愿意与否，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公众知晓的需要，才能让公众全面了解国家职权的行使状况。但这就给新闻单位出了难题，要掌握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就不那么容易，这不同报道市井消息，法官、行政官员、政府不愿被报道，就不会主动、全面、真实提供资料，如行为背景、谁是参与决策的人员、他们考虑的因素、操作的细节等等，有的甚至还会主动出击阻碍新闻单位采访。新闻单位要充分报道就只好从“旁门左道”获取资料，用尽各种办法去收集，但这样就会影响报道的属实程度，进而降低了胜诉机率。第二点评论是否恰当可从两方面分析，第一方面从评判的主体看更乐于接受原告方的观点。评判的主体是法官、法院，他们与原告方同是国家官员、国家机关，他们之间在理念上的影响远大于新闻界的影响，并且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较之新闻界更紧密，当原告方的官员们与被告方的新闻单位各抒己见时，评判的法官一般首先考虑原告方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原告胜诉的机率就会高于被告。第二方面从评判的标准看标准呈现不易确定的特性。首先司法行为并非一经做出即确定了它的效力，它还可以经过二审、再审、再次再审予以改变，极不稳定，这就给评判带来难度，并且即使经过再审最终确定了结果，这也只是司法程序上的“正确”结果，并不能否定对它的继续争论，专家、学者们仍可以对再审结果

提出异议，在理论上进行探讨。此时判断评论是否恰当的标准就不再局限于再审结论，裁量权就落在评判法官手中，由法官去评判。而既然专家都有争论，法官在此并不比专家高明，要确定标准就极为不易。其次对行政行为的评判标准更难于确定，行政行为中有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程序或行政复议程序再次对行为进行评判，但这与司法行为一样也不能否定新闻界或专家、学者对它的继续争论。而大量的行政行为是根本就没有设置再次评判程序，一经做出就产生效力，如抽象行政行为、政府决策行为等等，还有一些是技术含量非常高的行为，如重庆直辖、三峡工程或某地设立经济开发区等等，它们不是一时能评判的，只有由实践来检验，新闻单位如果对这些做出评论，而后让法官来确定一个标准评判评论是否恰当，难度可想而知。在标准不易确定的情况下，依照上述第一方面因素分析推导将对原告方有利，对被告方不利，增加了被告败诉的机率。

（三）两种利益之间的抉择

两种利益在各自实现中产生了冲突，而且不可能“两全其美”地解决，那么就要求在二者之间做出抉择。一方面是新闻自由，一方面是官员的名誉权，两者都是包含于宪法内的基本权利。若作横向比较谈不上谁比谁重要，都为人们所需要，但是若置于特定条件下，特别是两种利益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时，就必须比较进而抉择其中之一。如淡水和石油被人们所需要，但在少水多油的沙漠化国家淡水就更为珍贵，人们为了生存就会舍油取水。看来抉择的标准就是看在某种条件下哪方的利益更重要更符合立法者的价值取向。

笔者对本文所论及的两种利益比较后立场是倾向于保护新闻自由，对凡因职务行为相关内容被报道提起名誉之诉符合一定条件的法院皆不予受理。理由是：一、公众的 利益较之于个人利益更重要。名誉权主体是法官、行政官员，利益只指向他们单个主体，而不涉及其他人；新闻自由却不同，行使的主体虽然只是新闻单位、新闻工作者或公民个人，但其中涉及的是更为重要的第三方利益，即视听公众的利益，他们有至高无上的利益。这一利益主体数量巨大，涵盖整个社会，这是法官、行政官员所无法比拟的。二、政治利益较之民事利益重要。名誉权只是一项民事利益，而新闻自由是一项政治利益，新闻自由是为了保证国家政治生活正常进行而存在，它是舆论监督的基础，没有新闻自由就不能形成舆论监督，没有舆论监督的政府就会非良性运转，这将不利于广大公众的利益，因而在此只能维护新闻自由。对法官、行政官员来说，名誉权仍是存在的，只是无法提供救济而已，他们必须在自己名誉权益上做出让步，这是承担国家公职所带来的责任。

四、准确划分不获司法救济的范围

被报道的官员们不能获取司法救济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名誉权，而是由于他们职务的特殊性所致，他们在担任国家职务的同时为了公众的利益对自己与职务相关的部分名誉作了一定的放弃，但这并非是无限度的放弃。首先他们对自己完全不涉及职务的私人方面名誉仍可获完全的司法救济，如个人生活、个人经历、个人作风、个人素质、个人行为等等方面的名誉均可获司法救济；其次并非只要因职务行为被报道而提起的名誉诉讼皆不获司法救济，这也有严格的限制，也就是本文所称的“应符合一定的条件”。只有符合一定条件的才属不予受理的范围，其余皆应受理。笔者认为条件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报道应仅仅局限于职务行为要素之内，即做出行为主体、时间、地点、对象、行为内容等等，如报道某某法官在某时某地对什么案件做出怎样的判决即可；二、评论应仅仅围绕职务行为进行，不能含有个人因素的评论。如报道某法官判决严重违法是由于其法律理论相当欠缺所致，该法官就可针对“法律理论相当欠缺”的个人因素评论予以；三、报道中不能含有不属职务行为而属个人行为的报道或评论。如报道某法官因接受原告的贿赂而做出有利于原告的判决，法官接受贿赂虽与职务行为有关但却不属职务行为本身而属个人行为，若对此进行了报道法院就应受理法官针对此部分提起的名誉权诉讼，对其余报道职务行为涉及的名誉权争议仍不予受理；四、报道中不能含有虽与职务行为有关但属个人自有因素（如个人动机、个人习惯、个人经历等等）的报道或评论。公务活动总是要由具体的个人来开展，因而个人在行为中带有自己的个人色彩是不可避免，它虽是影响职务行为的因素之一但这一部分毕竟来源个人自身，应当予以救济。例如某法官对一个财产案件的判决极大倾斜于未成年人的原告方，某新闻单位报道称这可能与该法官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经历有关，是否在单亲家庭长大是法官的个人经历，这一点是否是判决的动机也是法官个人的因素，若新闻单位对此报道或评论就要承担被诉的风险，判案法官对此法院也应当受理。

五、从行政监管新闻单位的角度对法官名誉权予以救济

民事法官述职报告篇2

模范法官成长历程

周欣现任上海市一中院立案庭三组组长、审判员。自1995年进入上海一中院以来，周欣二十年如一日，以优秀的工作业绩、严谨的审判作风和清廉的职业操守，奋斗在重大刑事案件审判第一线，生动诠释着新时期法官的良好素质和形象。去年调任部门之后，周欣又在岗位上耐心为群众释疑解惑，化解矛盾、宣传法律。她曾先后荣立上海法院个人一等功3次、二等功2次、三等功1次，被授予“全国优秀法官”、“全国法院办案标兵”、“全国法院党建工作先进个人”、“全国模范法官”、“上海市‘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上海市三八红旗手”、“上海法院优秀法官”等荣誉称号。她始终践行“公正、廉洁、为民”司法核心价值观，以高度责任心和忠诚为民的情怀全身心地投入到审判事业中，为捍卫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贡献。今年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在京隆重表彰了38个“全国模范法院”和69名“全国模范法官”，周欣被授予“全国模范法官”荣誉称号。

人淡如菊自有芬芳

几分钟的PPT图文简单展示了周欣一路走来的工作点滴和获得的荣誉，而在周围同事和朋友眼中的周欣，则有一个更生动和立体的模范法官形象。上海市一中院刑一庭副庭长余剑以“在平凡中开出欣然之花”为题，描述了他眼中从事刑事审判工作二十余年，始终不畏艰难、全情投入于自己钟爱的审判工作的周欣。曾与周欣在同一合议庭共事多年的审判员吴斌，则介绍了严谨对待工作之余，周欣对待周围同事、朋友时流露出的真性情和柔情的一面。青年法官张金玉作为之前的法官助手，感触最深的是周欣亦师亦友带给她的帮助。市高院申诉审查庭审判员毛晓琼是周欣大学同窗兼多年闺蜜，她向大家讲述了周欣在生活中不追逐名利、不忘初心的个性特征。周欣本人亦汇报了自己的感悟和理念。她坦言，二十一年的法官生涯中，她在体验工作所带来的满足的同时，也曾经历过辛苦劳累、沮丧失意。然而做一名认认真真、恪尽职守的法官是她永远不变的选择。

感人事迹值得学习

市高院崔亚东院长高度肯定周欣对人民司法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他说，二十多年来，周欣同志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职业操守，严格坚守公正司法的生命线，清白做人、干净做事，经受住了种种考验，真正做到了刚直不阿、秉公办案，赢得了大家对她的信任和赞誉，是邹碧华式的好法官、好干部。崔亚东院长代表市高院党组号召全市法院干警向周欣同志学习，并结合上海市委、最高法院的工作要求对下一阶段全市法院工作进行了部署。

民事法官述职报告篇3

法院是公平公正的代表。述职报告可以说是工作报告中的总结性报告。那么法院法官的述职报告怎样写呢?下面就让小编带你去看看法院法官个人工作述职述廉报告范文5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吧！

法院法官个人述职述廉报告1各位领导，各位评委：

大家好!

我现任民庭审判员，四级法官。

近年来，我在院党组的正确领导和指导下，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的工作主题，按照“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要求，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念，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辖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应有贡献。这几年里我先后在民庭、执行局、拖顶法庭等庭室工作过，办理过数百件各类案件。我曾于2008年被____县县委组织部评为优秀公务员，2009年被迪庆州中级人民法院评为清理执行积案活动先进个人，____年被____县政法委评为政法先进工作者。现将我三年来工作情况汇报如下,请予以审议。

第一、加强学习，提高自己综合素质能力。

我从不放松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牢固树立公仆意识、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在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较好地将党的方针政策融入到工作实际中。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执法能力。同时，加强自身业务知识学习，我从事审判事业，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要具备渊博的法律知识和丰富的工作经验，方能胜任法官职业。近年来，我认真系统学习了法律法规及业务知识，提高了自身业务水平，从容应对层出不穷的疑难案件和新类型案件。特别是

2008年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取得法律从业资格证，实现了德钦法院司考零的突破，为今后的审判业务工作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第二、以清理积案为突破口，迎难而上，努力开创执行工作新局面。

20____年至20____年上半年我在执行局工作。共办理各类执行案件42件(包括清理执行积案15件)，案件涉及婚姻家庭、借款及民间借贷、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等方面，涉案标的金额达60多万元，结案率达90%以上。在执行案件过程中，坚持依法、公正、文明的执行原则，我注重案件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不同案件制定不同的执行方案，采取不同的执行措施。对那些有履行能力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果断采取强制手段，坚决维护生效法律文书的权威和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利。

第三、立足本职，全面正确履行审判职责。

2009年下半年至今，我在民事庭工作。到目前为止，我承办民事案件25件，参与合议40件。所承办案件全部已审结，审结率100%。也没有一起超审限，没有一起上诉案。基本上做到了案结事了，使当事人服判息诉，以实现司法和谐。在这一年多来，在民事审判中我着重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确保司法公正，实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人民法院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丝，在审判中确保公正的实现是法官的神圣职责。我所承办每起案件，在审判过程中既做到正确的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又切实保障各方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坚决杜绝侵害当事人权益事情的发生。真正实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

二是不断加大调解结案力度，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坚持“调解优先”审判原则，高度重视案件审理效果，立足化解和疏导矛盾，积极采用诉讼调解的方法解决纠纷，将诉前、诉中、诉后调解相结合，充分发挥调解工作的优势，真正做到了“案结事了”。我所承办案件调解率达80%以上，既提高了办案质量和效率，又降低了解决纠纷的社会成本。

三是大力开展巡回审判。

为了减轻群众诉讼成本、解决群众打官司难的难题，积极组织开展巡回法庭，一年中所承办案件一半以上进行巡回审理。这样既方便群众诉讼，又起到了审理一件教育一片，影响一片的良好社会效果。真正实现了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双赢的目的。

四是在工作上勇于承担重任。

2009年下半年我从执行局调整到民商庭担任审判员，我作为一个年轻法官，面对新的工作岗位，在较短的时间内熟悉了民商事审判工作,而且主动担负起我院受理的医疗纠纷、工伤损害赔偿纠纷、村民资

格认定纠纷等各种新类型案件的审判任务。这些案件都得到了妥善的处理，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第四、遵守法官职业道德,待人接物清廉持诚。

审判工作是比较寂寞与清贫的，这就要求法官怜惜职业荣誉，务必清廉如水，方能对得起胸前的天平，身上的法袍。我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法官职业道德学习放在首要位置,从思想上牢牢筑立起拒腐防变的长堤。近年来，我无论在任何庭室、无论办理何种案件，做到了诚实守信、清正廉洁，深得领导和同事的认同。同时也树立良好人民法官形象。

第五、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1、裁判文书仍需改进。

我写的一些裁判文书说理不透，逻辑性不强，缺乏应有的严谨性、规范性、权威性。

2、送达难、取证难、证人出庭作证难长期困扰民事审判。

以上就是我的述职报告，现在所做到的与党和人民的要求还相差甚远,通过这次述职评议,我恳请各位领导和同事们指出我的不足，我将虚心接受你们提出的宝贵意见,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将更加刻苦学习,加倍努力工作，力争开创民事工作新局面。

法院法官个人述职述廉报告2今年来，在县委和市院的正确领导下，自己作为党组书记、检察长，始终坚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中央历次全会和精神，紧紧围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切实履行检察职能，全面开展各项检察工作。现将一年来履职情况作如下述职，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

一年来，自己能够认真学习十八大、十八届中央历次全会和精神，从领会精神实质和丰富其科学内涵的高度出发，将学习与检察工作相结合，使自己的政治方向更加明确，政治立场更加坚定，政治观点更加鲜明，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更趋成熟。今年，自己认真参加了县委中心组和单位组织的政治学习和各项活动，系统的学习了党的十八大、十八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记学习笔记、撰写心得体会文章。同时注重业务学习，全面提高自身业务素能，发挥检察官作用，亲自参与案件办理，亲自出庭公诉，使检察长带头办案成为常态，所办案件均能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使用法律准确，定性正确。

二、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全面抓好各项业务工作

作为负责全盘工作的检察长，自己能尽职尽责、抓好业务，保证各项工作顺利开展。一是积极开展平安创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依法严厉打击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两抢一盗”等多发性侵财犯罪和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共受理提请审查逮捕案件52件73人，经审查后批准逮捕47件67人，不批准逮捕6件9人;共受理审查起诉案件86件118人，经审查后提起公诉71件90人，不起诉3件4人。二是不断强化反腐工作，积极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深入贯彻党中央和高检院关于反腐败斗争的部署要求，坚持以司法办案为中心，保持力度不减、尺度不松、节奏不变，进一步加大职务犯罪案件查办力度。积极摸排扶贫项目安排和扶贫资金管理、使用、发放等环节的职务犯罪线索16件，从中立案6件8人(其中贪污案件3件5人，贿赂案件1件1人，玩忽职守案件2件2人)，促进国家扶贫政策和资金真正落实到农村，惠及贫困群众。三是加强刑事立案、侦查、审判监督力度，监督侦查机关立案9件9人，撤案4件8人;纠正漏捕6人，纠正漏诉7人，退查8件20人，向侦查机关发出书面纠正违法通知书12份。四是深入推进司法改革，结合院实际情况，完成了内设机构改革和“人财物”统管上划准备工作;积极配合监察体制改革，配合完成了人员、编制摸底及案件线索清理和侦查装备登记造册。五是稳步扎实开展公益诉讼工作，受理行政公益诉讼线索工作，初查后立案工作，发诉前检察建议2份，督促县国土资源局收回土地出让金125万元。依法办理对生效判决裁定的监督工作，办理执行监督案件5件。

三、认真落实两个责任，切实做到廉洁从检

作为“班子”班长，自己能够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准则》《条例》、市委《十条意见》、县委《十条办法》以及检察机关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各项规定，自觉遵守党规党纪，自觉执行党的政治纪律，讲党性、讲原则、做表率，时时刻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作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同时狠抓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制度的贯彻和落实，确保廉洁方面不出问题。

今年来，自己虽然努力干事创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检察工作宣传力度不够，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了解不足，知晓率满意度不高;二是干警政治理论学习不够深入，学习多、调研少、应用少;三是工作开展不平衡，还存在薄弱环节。针对这些问题，自己决心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强学习，认真改进，争取以更加拼搏昂扬的姿态和求真务实的作风开创检察工作新局面。

法院法官个人述职述廉报告3下面我就一年来思想政治学习、工作实绩、党风廉政等情况作以下述职：

一、思想政治学习

一年来自己都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坚持学习党各项方针政策开展学习了“公正司法一心为民”

结合本院工作实际一年来制定了相应具体学习内容使全院干警明确了教育活动指导思想和工作重点确保教育活动规范持续有效开展采取全院组织学习和庭室学习个人自学结合方式扎实有效地开展政治理论学习组织学习了《两个纲要》和《两个条例》并参加知识竞赛考试通过学习活动开展全院干警牢固树立了“求真务实、廉洁从政”观念使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履行党风监督职责提高了广大干警模范遵守各项审判纪律自觉性和职业道德素养依法公正行使手中审判权和执行权至今尚未有违法违纪案件发生做到了人人都遵纪守法模范。

二、工作实绩年初纪检组就与各庭室层层签定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真正做到任务到庭、责任到人、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一级抓一级环环紧扣结合全州法院系统和我县开展“党风廉政教育月”活动相应成立了“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党风廉政建设明察暗访小组”制定了八项司法为民措施六项党风廉政建设管理措施和党风廉政建设风险抵押金制度等聘请人大、政协、政法委等十名义务监督员每季度向我院反馈党风廉政工作及时掌握每个干警思想动态每季度都作了党风廉政建设专题讲座使广大干警深受教育增强职业道德树立内强素质外树形象风范杜绝和预防违法违纪案件发生起到了很大防范作用我院24名副庭长以上领导干部纷纷书写了党风廉政理论研讨文章和学习心得体会文章共32篇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为规范党员干警法官行为我院出台制定了党员干警法官十四条行为规范通过开展各项活动使教育活动真正做到了入情入理、入脑入心把监督关口往前移做到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土壤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公正司法一心为民”和“求真务实、廉洁从政”教育活动我院狠抓审判工作主要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一)认真做好群众来信来访接待工作做到来访有人接待来信有回音申诉有结果(二)加强诉讼指导方便群众行使诉权指导涉诉群众正确运用法律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三)进行风险告知减少、涉诉群众不必要损失(四)实行案件流程管理排期开庭跟踪审限(五)案件繁简分流减少、涉诉群众诉累(六)规范诉讼调解提高诉讼效率。

实施便民工程开展巡回办案。全年办案65件(次)减轻涉诉群众车费、食宿费及误工费近6万余元(八)切实开展司法救助确保经济有困难当事人打得起官司审批减、免、缓诉讼费8万余元今年我院聘任了六名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进行庭审监督通过各项工作开展工作作风和司法水平有了明显改观真正树立了“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思想增强了纪律观念和廉洁从政观念使每个法官真正做到依法行政。

一年工作中在抓好自己本职工作外还联系审判监督庭工作对州中院发回重审或再审案件参与审监庭审理和合议案件3件都依法作出了公正裁定维护了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三、党风廉洁自律

自己作为-名纪检组长更应该坚决扞卫党各项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四项基本原则按照党章“八条标准”、最高法院“八不准”、《法官法》十三条不得有行为、中纪委“四条禁令”省高院“六条办案纪律”、州中院党风廉政建设“八不准”等各项规章制度严格要求自己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监督在党组班子工作上要当好参谋助手作用协助院长抓好队伍思想政治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加强班子团结增强班子凝聚力和战斗力,要经常开展谈心活动加强交流与沟通敞开思想消除隔阂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形成共识统一思想保持班子活力。

由于院党组不断加强内外监督制约机制建设防微杜渐不留死角有效遏制了不廉洁和腐败问题发生自年以来全院没有发生一起违法违纪案件并于年度荣获“云南省法院系统纪检监察工作先进集体”并以资鼓励一年来自己始终如一地保持清醒政治头脑立场坚定坚持原则秉公办事不以权谋私做到清正廉洁光明磊落。

四、存在不足

1、在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学习上还缺乏刻苦钻研学习劲头。

2、对干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做得不够深入具体。

3、对班子开展交心谈心少互相沟通思想不多还有待于加强。

4、对各庭室工作纪律督促不力存在松滞情绪。

法院法官个人述职述廉报告4各位领导、同志们：

20____年，我在院党组的领导下，在县人大、政府的监督支持下，兢兢业业，奋力拼搏，较好地完成了本职工作，现将一年来的工作、学习情况汇报如下：

一、认真负责，勤勉工作

大家都知道，民事案件琐碎繁杂，涉及百姓的切身利益，案件处理的好坏不仅关系到法律的尊严、法院的威信，更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面对纷繁复杂的案件，本人始终坚持认真对待每起案件，热情接待每位当事人，耐心解释每条法律，细致核对每份材料。工作中，急当事人所急，想当事人所想，力求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在保证审结案件数量的同时，更加注重案件质量和办理案件的社会效果。在工作中坚持做到：

一是严格程序。对每一起案件，从送达文书到最后判决都按程序进行。所承办的案件无一违反法定程序。

二是严格认证。在审理案件中，严格审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使每一份证据都经得起检验，所办案件，没有武断裁判现象。

办案中，注重调解艺术，巧妙化解纠纷。面对情绪激动的当事人，耐心听取当事人心声，细心分析纠纷的症结所在，理清调解工作思路，讲法析理，妥善调处了大量婚姻、土地、劳务、民间借贷等纠纷，减少了当事人诉累，收到很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为使案件尽快审结，只要一接手案件，就提前认真阅卷，熟悉案情，准确把握争议焦点，以便在庭审中有的放矢，确保高质量、高效率审理案件。我庭20____年1月至4月共办理应诉、庭前准备、调解等案件176件，5月至12月审理民事案件165件。除需要上审委会的25件劳动争议案件和一起发还重审案件，4起鉴定案件，其余案件全部在审限内审结。所审结的案件无申诉、缠诉、上访或矛盾激化现象发生。

二、刻苦学习，强化素质

作为一名人民法官必须加强政治理论修养，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强化公正意识、效率意识、服务意识。为了更好地履行审判职能，本人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和服务社会的工作能力。一年来，认真学习了中纪委有关文件精神，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清晰了工作思路。在审判工作中，每天接触各种类型的案件和形形色色的当事人，如果没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很难胜任工作。为提高理论水平，拓宽知识领域，我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积极参加院里组织的各种学习。每逢遇到疑难案件，总是虚心向精通业务的同志请教。学以致用，紧密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将书本知识转化为自身办案能力。一年来，办理了多起疑难复杂案件，赢得了领导的肯定。

三、清白做人，公正办案

从事审判工作以来，本人严格遵守审判纪律，牢记人民法院和省市县各级人民法院的各项规定，事事以身作则，时时严于律己。工作中，勤政务实，实干在前，吃苦在前。全庭同志相互关爱，密切配合，团结和谐。

公正高效是法官审判之魂，清正廉洁是法官为人之本。审判员同当事人接触十分密切，因此常常会遇到各种诱惑，在各种诱惑面前，本人都能保持一种理智的心态自己，抵制诱惑，恪守法官职业道德，自重、自警、自省，不为金钱所动、不为人情所惑，拒绝当事人的请客送礼。一年来，坚持依法办案，自觉把好金钱关、人情关、权势关。

四、存在的问题及困难

过去的一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政治业务学习不够，不能很好地适应工作的需要;二是工作中有畏难心理。工作中存在的困难：

一、20____年以来，民事案件数量大幅上升，每起案件从应诉送达、调查、庭前准备到审理、撰写文书到结案都必须由主审法官本人亲力亲为，工作量大，任务繁重，本人深感力不从心。建议加强审判力量，充实审判队伍。

二、庭里审判人员少，无法组成合议庭。抽调其他庭里的法官，因为案子多，往往开庭时间冲突，抽调不开，导致当事人已到庭，但合议庭不能按时开庭，影响正常开庭，有的当事人甚至以此找毛病、讨说法，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建议配齐合议庭。

三、文书送达困难。需要直接送达的案件，根据工作日程安排的送达时间，因为车辆排不开，没法送达。邮寄送达的案件，到开庭的时候回执未返回，当事人未到庭，不知道该不该缺席审理，很困惑。另外，有的送达回执返回，签收人的名字不是受送达人的名字，不知道什么关系，不能确定是否送达。建议重视民事审判工作中的用车问题，与邮政局就送达的有关具体问题进行磋商，充分发挥邮寄送达的作用。建议院里专门设立送达组，统筹安排送达事项，以提高审判效率。

四、当今，新类型案件很多，新颁布的法律很多，对审判人员的要求很高，不进行知识的更新，根本无法适应审判工作的需要。建议根据需要配备工具书，给审判人员多提供出去培训学习的机会。以上是我不成熟的几点建议，请予参考。

五、20____年工作打算

20____年本人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案件质量有新提升。在追求办理案件数量的同时，注重质量的提升，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二是自身素养有新提升。进一步加强自身政治和业务素质，提升司法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准，能够更好地适应工作的需要。

三是工作方法和思路有新提升。不断总结审判经验，探索新的工作方法，拓宽工作思路，提高审判效率。

各位领导、同志们，过去的一年，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领导的关心和支持、离不开同事们的鼎力相助，在此，我对各位表示衷心地感谢!在20____年的工作中，我一定要扬长避短，再接再厉，积极进取，开拓创新，认真履行职责，为我县经济的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以上报告，如有不妥之处，请各位领导、同志们提出宝贵意见。

述职人：

述职时间：

法院法官个人述职述廉报告5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志：

大家好!时光飞逝，20____年的繁忙工作转瞬已成为历史，我们已经迎来了崭新的20____年。在辞旧迎新之际，要衷心感谢院党组的正确领导和悉心关怀，感谢分管院长的具体指导和督促指正，感谢同志们的鼎力帮助。20____年是异常忙碌的一年，我立足本职，踏踏实实，以饱满的工作热情，认真完成院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及时审理、调解案件，无一案超审限，较为圆满地完成了年度各项工作任务，现将一年来的履职情况、自身建设廉洁自律及今后的工作打算做一汇报，恳请批评指正。

一、履职情况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法官，我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拥护党的政策，政治立场坚定。把“公正执法，一心为民”作为工作的指导方针。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在接手每一件案件时，不论案件当时人身份、地位如何、不论案件标的额大小，不论案件当事人社会关系，我都会一视同仁，认真对待每一件案件，注重对当事人做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在庭审中细心听取双方的陈述、辩论，认真核实证据，查清案件事实，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找准问题的切入点，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进行调解，不错过一丝调解机会。我知道，这些工作离不开庭长及庭室里每一位同志的协助，而我作为副庭长，我也积极当好庭长的得力助手。从20____年11月至20____年4月底，我所在的民事二庭共受理176案庭前调解案件，我同冯庭长及庭室里所有同志做了大量的应诉、举证的准备、庭前调解及开庭通知准备工作;从20____年5月至12月，我个人共受理民事案件91件，涉及劳动争议案件43件、婚姻家庭案件20件、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10件、民间借贷案件5件、买卖合同纠纷7件、其他类6件。以上案件结案64件，其中判决27件、调解19件、撤诉16件、驳回起诉2件，已结案件全部做到文书上网;未接27件：其中有23件系劳动争议案件，因劳动争议案件涉及劳工关系，处理必须慎重，现在正在积极妥善的处理中，其他4案有两案尚在鉴定中、两案未到开庭时间。结案率70%，调撤率38%。

二、自身建设及廉洁情况

认真学习政治理论和法律本职业务知识，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为了更好地适应审判工作的需要。认真对照学习中央政法委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四条禁令”、“八个不准”、“五个严禁”以及《法官法》规定的法官不准有的“十三种行为”。在工作中做到了廉洁自律，正确运用国家和人民赋予的审判权，不以案谋私、不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办案不拖延、对当事人不偏袒，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做到了廉洁执法、秉公办案，积极树立自身良好的法官形象。

三、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工作打算

回顾过去一年的工作，我明显感觉到20____年案件数量增多，新类型案件的出现，以及个案不同复杂的情况、办案人员少、自身理论知识不够充足的现状，明显感觉到有些压力，使我更加觉得学习的重要性。在过去有些案件的处理过程中难免有时会出现急躁的不稳定、不全面的处理方式，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细心改正。

在新的一年里，我打算进一步提高、增强服务大局意识、树立团队意识、避免机械办案、就案办案的思想和现象，努力把握好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将司法为民理念进一步深入到头脑中，进一步加强重视对当事人的诉讼指导和解释工作，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加强调解力度，不断学习，更新知识，不断提高法律适用水平、庭审驾驭能力，加强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深入研究，更好地适应新类型或疑难复杂案件的审理，在工作中注意谨言慎行、文明执法、树立良好的执法形象。

总之，我们将感恩生活，执着努力。20____年隆重而来，新的一年充满期盼，期盼中载满祝福，愿我们山阴县人民法院的工作在新的一年中蒸蒸日上，愿我们每一位同志健康快乐平安。

谢谢大家!

述职人：

述职时间

民事法官述职报告篇4

根据我国宪法第12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8条、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7条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0条等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木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进行监督的表现之一就是听取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对该工作报告进行审议、评议并最终表决是否通过。该项制度其实就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法院、检察院工作的评估，而且是最有权威性的评估。

近几年，我国媒体及社会各界都普遍关心司法腐败及司法不公问题，许多人表现对司法工作极大的不满。据了解，1997年、199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围绕司法腐败、司法不公发表意见讲话的频率很高，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两院(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的通过率相对是最低的，体现了代表们对两院工作的不满，这很大程度上可作为对两院工作的评估指标之一。因为人民代表在代表大会上对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审议、讨论、发表意见等，都是最集中体现了人民代表的意愿。这两年两院工作报告表决通过率有所提高，表明代表们对两院工作的满意度有所提高。若人民代表大会对两院工作报告表决不通过时，两院应负怎样后果，尤其是两院院长、检察长是否该引咎辞职，或给予怎样的责任形式。对上述问题，我国目前宪法及有关法律并未明确规定。依笔者所见，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代表们对两院工作不满意时，可以向两院的院长、检察长提出质询案，要求院长、检察长接受质询等等。

人民代表大会对两院工作报告的审议制度是一项很重要的司法评估制度，如何健全及完善该制度仍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如代表们在大会期间的意见、讲话，代表们对两院工作的质询案，代表们对两院工作报告表决通过率，代表们对两院工作提出的存在问题等具体方面，都可以说是集中体现了代表们对两院工作的评估意见。建立及完善上述方面相关制度及措施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我国应尽快制定有关此方面的法律，一方面可以促进两院工作，保障司法公正，防治司法腐败。另一方面也健全人大代表对两院工作评议制度，也是更好地监督两院工作的一种有效途径。

二、建立各级人大常务委员会司法监督的机制

我国宪法及有关法律规定，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组织本级人大代表、常委会委员对本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进行监督。为了更好地确保行使监督权，我国各级人大常委会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司法监督机构，如设立司法监督委员会，该委员会专门负责对法院、检察院的工作进行评议。这种评议(估)可以是定期的或不定期的，评估内容事项一般应是事先设定及要求的，一般不宜搞临时的定项评估，否则不利于评估的准确性及统一性要求。具体评估程序上设置可如下:先是由司法监督委员会组成儿个评估小组，分别进行评估后汇总评估，将汇总评估结果及有关情况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并由本级人大常委会负责作出最后的评估(价)决定，以便形成相关决议。

依己所见，司法监督委员会评估司法的标准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因素(方而)确定:

一是司法人员素质的高低。司法人员的素质表现为专业素质和道德素质。司法人员的专业素质主要体现在法官的学历上，它是反映法官的学识和能力的主要体现。尤其是司法工作的专业性极强，要求具有较高法律专业技能。就法院系统而言，1998年底全国法院28万干警中已有70%以上达到大专以上文化水平，但这并不说明其中具有法律专业学历的人数，也未明确细分正规法律院校还是业余(如夜大、成教、自考等)取得的学历。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每年都应披露法院在提高法官干警的专业能力、素质、学历所作的工作及努力，尤其是与上一年度相比“进度”如何。因为司法人员素质高低的重要指标就是法律专业知识水平高低，若无该项指标，则难以说明司法人员素质的高低。

二是司法人员违法乱纪、腐败堕落的比例及现象。司法人员的违法及腐败现象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对司法评估，它是体现人们对司法工作满意程度的关键。从有关资料表明，司法机关内部确实存在不少司法腐败现象。如最高法院院长肖扬1999年3月10日在工作报中指出，去年法院对2512名违法违纪的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作了严肃处理，其中给予行政处分的1654人，给予党纪处分的637人，追究刑事责任的221人。“涉及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28人:其中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l人，中级法院院长、副院长7人，基层人民法院20人，全国法院对涉及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违法违纪举报线索立案调查的共13730件，已结12626件，其余正在查处中。”川这一系列数字从侧面反映司法人员行使司法权腐败，有损司法制度的权威性，这也是评估不同时期司法制度的状况。

三是审判质量效率状况。评估法院工作往往要以法院审判案件质量高低来衡量。我国各法院目前也建立各类案件质量评查制度及标准，它是法院实行审理案件质量监督的好办法。其具体作法是组织本院一些资深法官对本院审结并已生效的案件卷宗进行审查，其评判案件不局限于案件的改判和发回重审，还涉及案件立案、庭审、裁判、执行质量。一般用有关立案准确率、庭审成功率、当庭宣判率、审限合格案率、超审限率、上诉率、申诉率、执行到位率、差错率及裁判文书制作水平高低等来作为审判案件质量评查标准。人大司法监督委员会在评估法院工作时，尽管不必直接引用法院上述标准，但可以参照上述标准来透视该法院的全年审判工作情况，从中得出今年法院审判工作的评估结果。对于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也可以采取上述相应(关)指标来评估检察院工作。至于上述具体指标的认定，应由上级法院或法律专家来评议确定，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宜也难以认定。

三、建立律师评估司法的制度

在对司法官及司法制度评价方而，西方不少国家主张建立律师评估法官及司法的制度，尤其是美国多数州都建立了律师评价法官的制度，只是各州规定评价的标准及问题不同。为此，美国有关部门，专门成立一个由9个律师、2个前任法官和3个专家学者组成的研究小组，提出了很有意义的评价方案川。该方案主要内容在以下:(l)法官适用法律水平能力的评估。涉及法官对法律精神及其法条的理解认识，制定及适用法律规则是否合法，具体案件事实适用法律的水平能力，制作裁判文书时引用法条及法理能力;(2)对法官在诉讼中公正性的评估。涉及法官在诉讼中是否存在偏祖一方当事人，而压制另一方当事人情形，是否存在应回避而不主动提出回避的情形，开庭前有否先人为主倾向，诉讼审理是否存在有以貌取人或偏见的“前科”，法官审理是否存有政治偏见及对一方当事人律师的偏爱等;(3)法官遵守诉讼程序客观性的评估。涉及法官诉讼中有否确保当事人平等享有诉讼机制，是否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是否恐吓当事人使之达成和解、调解协议;(4)法官在庭审中的威严和仪表气质的评估。

涉及法官庭审中的衣着、面容表情、道德品尚，法官在庭审中的精神风貌，法官是否耐心听取当事人陈述辨解及证据的辨认，法官维持法庭秩序的能力，法官驾驭法庭程序及庭审技能的能力高低;(5)法官勤于案的评估。涉及法官年度、季度、月度办案率高低，结案率高低，法官遵守法院庭审纪律、规章制度、公务制度情况，法官审阅当事人及律师递交的有关案卷材料的认真度;(6)法官品德行为纪律评估。涉及法官个人人品风格，言行是否检点，是否遵守法院工作规范纪律，是否有为法官个人操守不相适应的行为等等。

上述评价方案对建立我国律师评估司法的制度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律师评价司法的制度，对法官的评估主要还是依法院内部机制进行。如先由法官自述一年的工作情况，一般是着重讲业绩，很少讲存在的问题，接着由法官的同事进行打分评比，最后由法院内设的法官考评委员会根据法官自述、同事打分等情况进行最后的考核总评，其结果是优秀、胜任和不胜任，这种考评缺乏相关人士的参与。我国若借鉴美国作法，建立律师评估法官制度，则会更加专业性地评估法官及其制度，会大大促进法官制度健康发展。因为律师能较专业地客观地评估法官品行作风、专业能力、诉讼公正性如何。当然，我国建立该项制度可以通过不同方式来进行，诸如先建立律师评估法官的各个专项制度，如法官庭审能力评估，法官品行及廉洁评估制度，法官运用法律专业知识能力评估。同时，还可以建立法院、检察院的整体评估制度，包含对法院行使审判权的准确性、公正性、客观性、合法性等进行综合评估。律师评估法官及司法的活动，一般可以通过由律师行业协会(如律师协会)出面组织有关律师公正客观进行，律师协会可以事先与有关评估机构先确定评估标准及评估考虑因素，再根据律师人数、分布情况进行电脑随机抽员评估，这样操作出的评估结果应是较客观的。

四、建立当事人评估司法的制度

当事人在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它亲身体会到国家司法制度的作用及威严，其对司法制度的认识是最直接的。我国可以考虑增加当事人评估司法这一项制度。尽管评估中当事人很有可能会带“有色”眼光评估，但只要我们事先调好当事人眼光的“色彩”，如尽可能避开当事人对本案法官评估，而侧重于对国家司法制度全局，包含对各具体诉讼制度的评估。这样做，会容易发觉我国各诉讼制度、法官制度、具体司法制度的不足，深刻地觉察存在问题的深层原因。

当事人评估司法，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是对具体诉讼制度(包含各项诉讼程序)的评估。在诉讼中，当事人最直接感受到各诉讼制度合理及不妥之处。如法律制度中规定受理的条件限制，法院受案范围大小，诉讼期间宽紧，送达方式的合理与否，庭审中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认证的细节规定合理性，法律规定当事人举证情形与难易状况等等。这些规定当事人感受到其存在的价值及作用。尽管当事人在这方面的感受及评估存在某些问题，如不具有法律专业分析能力等，但其提出的问题，则有利于我们从司法等角度分析。

二是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体制、作风的评估。当事人极为关心国家司法机关设置及其职权的行使是否很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通过诉讼，可以体会到各司法机关职权分配是否合理，是否实现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相互协调的关系。.诸如就民事诉讼而言，当事人怨言较深的集中于司法保护不彻底，即使获得法院生效裁判，却在执行时总得不到兑现，使当事人对司法机关及其司法权威的信任丧失。同时，对检察院同时行使侦查、批捕、等职能也难以接受，司法机关及其职权(责)配置是否科学合理，当事人也持怀疑态度。此外，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责时，其工作作风及态度等，当事人应是最有发言权，当事人直接体会到法官、检察官敬业状况、勤俭、踏实等情况。诸如了解到法官、检察官作裁判前是否耐心听取当事人申辩，对案件审理是否认真，是否对当事人耍脾气，甚至是压制一方，抬举一方等。这些方面的评估，当事人还是有资格的。

三是对司法腐败的举报。设立当事人举报制度是当事人对司法最强最有力的评估，是当事人介人防治司法腐败的最好方法。由于我国司法制度及其监督机制等方面存在缺陷，司法腐败难以抑制，但调动当事人参与防治的积极性最好的措施是举报。当事人可以举报的主要情形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司法活动中的违法乱纪行为，如涉及违反法定程序审理案件，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违反职业道德情形，司法机关工作违反廉洁自律的规定等。

四是对行使上诉、申诉权的评估。诉讼中，当事人是最直接感受到司法制度的合理性、科学性及公正性的。如当事人上诉率的高低可以一定程度体现当事人对司法诉讼制度，包括对法官执法的不同意见。当事人上诉意见及理由就是对一审的态度及评估，这是我们最容易发现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包括掌握一审法官执法情况。当事人行使申诉权，是当事人对已生效的裁定、判决不服而向有关机关提出请求的一种民利，尽管它不会对已生效的裁定、判决产生法律影响，但它确实体现当事人不满的意见，也是发觉司法审判活动是否有违法的重要线索来源之一，它可以作为当事人评估司法制度的一个参考因素或指标，因此说，当事人上诉率、申诉率的高低也是司法评估的一个尺度之一。

五、建立社会公众评估司法的制度

社会公众对司法制度有不同的看法，不同阶层的社会公众对司法制度也有不同认识，社会公众对司法制度的关心程度也会体现社会公众评估司法制度的影响力大小。关于社会公众评估某项社会制度、事件，西方不少国家都有许多评估方式，我国在社会公众的民意体察方法上，还是比较欠缺。我们可以适当考虑参照一些国家民意测试及调查方法，来了解掌握民众对司法制度的看法。诸如，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进行:

一是问卷调查评估。该方式是指向社会特定或不特定的公众就有关司法制度及相关措施，通过征询有关问题回答及选择而作出的问卷，以达到对某项司法制度的态度和看法的了解。该方式最大特点是答卷人一般是不署名的，其答的内容比较客观。但这种方式也有弊端，如答卷人回答态度不一定很踊跃，有些人是收到问卷而不作答，不易收回所发出的全部问卷。这种方式的问卷涉及内容可以是很广泛的，也可以是具体通俗的。如可以问及诉讼中的某项原则、制度的贯彻执行、某具体案件审理的看法、生效裁判书执行情况及态度、最关心的司法问题，等等。

二是民意测验的评估。该方式是指专门的调查机构或组织就某项司法制度或措施、事件向不特定的民众或某类不同的民众发出一种旨在了解被调查人的意见的特定形式。常见的是书面问卷形式，或是其他表现方式。它往往是用来了解民意的最佳途径，如国外往往了解总统竞选的选民测评，总统支持率高低，重大国内外政策出台的支持率高低等。我们用该方式来测评民众对司法制度的评估也是可行的，可以较好地表达出民意对司法的态度。当然，这里往往涉及操纵民意测验的机构、团体的权威性及民意测验方式选择的可靠性及准确性的问题。

三是网民调查评估。该方式主要是充分利用当今高科技手段，通过网络信息能更广泛更准确地反映网民的意愿。它的调查面及人数都很广很多，且调查的内容可以是全方位的，是当今更充分了解社会公众意见的一种较有效的方式，对于评估司法制度而言也是很好的选择方式之一。

民事法官述职报告篇5

关 键 词：“诉辩式”审判方式，现代司法理念

一、“诉辩式”审判方式的概念

审判方式是审判工作的一般方式或方法，除有的主要环节由法律直接规定外，大部分均属审判实践中长期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规则，有一定程度的可选择性和创造性。

现行审判方式有不同提法，常见有“辩论式”、“控辩式”、“抗辩式”和“诉辩式”几种。“辩论式”强调当事人辩论权利，仅此一点，不能体现现行审判方式的概貌。“控辩式”常见于刑事审判方式，“控”是公诉机关职权，给人提起公诉前就已定性的感觉，有先入为主之嫌。对此，应把公诉机关理解为代表国家行使诉权的一方，只是“公诉”而己。“抗辩式”体现了审判方式的对抗性，主要用于刑事审判方式。“抗”不仅体现诉讼活动中双方的“对抗性”，更容易使人理解为检察机关的“抗诉”职能。因抗诉为法律监督权，体现的是强势部门权力的张扬，与“辩方”明显不平等。“诉辩式”将“诉”、“辩”对称并列，体现了诉讼关系中诉方与辩方的平等性，“诉”与“辩”的行为，体现了对立双方共同推动诉讼进程的主动性。比较而言，“诉辩式”审判方式的用语更贴切地表达了现代司法理念。具体地说，“诉辩式”审判方式要求在相关法律、制度的规范下，以诉讼参与人为主体，由法官引导，围绕案件事实进行陈述，对相关事实当庭举证、质证、辩论，并可提出适用法律的理由或建议，以明确双方的是非责任，在此基础上由法官认证，公开裁判理由和结果。“诉辩式”审判方式在民事诉讼中表现的现代法价值更充分，是整个诉讼程序完成所运用的审判方式总和，也包括各种审判经验和技巧运用。现行审判方式是以“诉辩式”为代表的审判方式，是现代司法理念的实证性载体。

二、“诉辩式”审判方式的发展回顾

传统的审判方式以“马锡伍审判方式”为代表，注重调查研究，深入基层携卷办案，作风亲民、便民、利民。马锡伍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保护弱势群体，以平等的态度待人，是司法为民的最好注释，至今仍是当今法官学习楷模。但主动包揽诉讼的模式已不合时宜，法官实际上超出职权范围，代行了当事人的诉权，严重损害了司法中立、公正的理念，具有浓重的职权主义色彩。长期沿袭的“纠问式”审判方式就是坚持职权主义的典型。审判人员接受案件后，携卷调查，走村串巷，寻找知情人，收集证据。把证据材料综合起来后，向有关领导汇报，共同分析案情，接受指示，查漏补缺。有时一件离婚案反复研究多次，认为案情基本清楚了，才组织当事人调解。久调不成后，才决定正式通知开庭。审理时，还会整理一个详细的提纲，记录着要纠问当事人的具体问题。“纠问式”审判方式对审判工作行政化管理，审判人员无独立性，审而不判，判而不审，职责与权利错位，对裁判错误经常落实不到承担责任的人，错案追究形同虚设。由于无正当程序规范的有效约束，审判实践中滥权现象严重，案件审理无法保证公正与效率。

改革开放带来司法理念的进步。现代司法理念要求法官保持中立，司法公正，审判独立，诉讼活动公开、民主，且富有效率等，是对现代法的价值要求，推动了审判方式改革。现行三大诉讼法已形成体系，以法的形式，确立了现代司法理念，促进了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方式蓬勃发展。“诉辩式”审判方式的形成，以司法解释《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的颁布为时间界点，标志着现行审判方式在现代司法理念的引导下，全面走向进步。

三、“诉辩式”审判方式中的现代司法理念

“诉辩式”审判方式要求当庭陈述、举证、质证、辩论，强调当庭认证，公开宣布裁判理由和结果，就是落实公开审判制度，将审判活动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发挥司法民主，促使法官保持中立，保证司法公正。在此，“诉辩式”审判方式发散的理性是现代司法理念的结晶。

“诉辩式”审判方式强调公开审判，改变了“法官携卷调查”的活动方式，实行直接开庭审理案件。当事人举证在法庭，道理讲在法庭，是非责任分清在法庭，使开庭审理不再完全流于形式。公开透明，打破了审判工作的神秘色彩。诉讼活动的公开性，使单独接触当事人成为不正当行为，阻断了对法官行为的“合理性怀疑”，保持司法中立是法官职业要求。公开审理是发挥庭审功能的重要保证，为落实审判活动公开制度，审判机关强化自身管理。有一种征询对法官意见的制度，在有些地方的审判工作中施行，将法官在诉讼活动中应该做到的工作或涉及违法违纪的事项制作出表格，在受理案件和通知当事人应诉时发给当事人。如果对法官有各种意见或建议，当事人或其它利害关系人都可以向指定的相关部门反应，由特定部门在必要时限内予以反馈。一方面，通过法官职业道德教育，提高法官自律能力，避免暗箱操作，保持审判活动的廉洁性；另一方面，坚持审判活动中公开透明，必须接受诉讼参加人和旁听公民监督，发扬司法民主，促成司法公正。

当庭陈述是查明案情的开始阶段，是整个庭审的基础。法官不再纠问，一问一答，而是让当事人围绕案情自主陈述。实行交叉询问方式，在各自陈述事实后，一方当事人还有不清楚的问题，如需要对方说明的事实，向审判人员请示后，可以向对方提问，要求如实回答。法官认为案情还有不明了的，也只能要相关当事人补充陈述。笔者亲临庭审现场，不再听到纠问的语词，先声夺人的语气。法官如是发问：有如下一些事实需要原告方（或被告方）补充陈述……，原告方（或被告方）听清楚没有？得知听明白，才告知“请你发言”。当然，被要求回答的人也可以保持沉默，或明确表示不回答。只要保证了当事人充分陈述的权利，法官不会再追问。实际上，法官也完全没有必要纠问，纠问会给人以压迫的感觉，尊重当事人的人格和诉讼权利，是司法民主的要求，法官对此并无难题。

当庭举证、质证、辩论是庭审功能发挥作用的关键。“诉辩式”审判方式与传统审判方式最明显的分野是举证要求的变化。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了当事人举证原则，概括为“谁主张，谁举证”。法官越职代行诉权成为过去，携卷调查已是非常行为。回归审判的位置，法官不再以损害中立地位为代价，随意为一方当事人服务，司法观念的变化使陈旧的传统习惯不再视为当然。司法制度的发展，带来了审判资源的有效运用，坚持了私权自治的理念，符合司法民主化要求。同时，我国法律没有放弃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对诉讼能力缺乏的弱势当事人可提供适当救济，以体现公平正义。《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对依职权收集证据的条件和相关事项有明确规定，但设制在有限的范围，目的在于慎重地运用职权，以保证司法公正为限度。在此还特别规定依职权收集证据同样要经过庭审质证，法官为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在法庭上没有特殊性，其证明力和有效性均面临着对方的质疑，举证不能的风险仍然存在，且为相关当事人承担。当事人不能因举证原因带来的诉讼风险，转嫁于法官调查不力或认为法官不公正，因为举证不再被错误地认为是法官的审判职能。弱化对法官职权的能动性，是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必要，符合审判权行使时显被动性的规律，有利于限制职权滥用，保持司法中立。当庭举证就是要举证活动在开庭审理程序中公开进行，既使庭下进行证据交换后，也不能裁剪当庭公开证据的程序，这是证据合法使用的要求。当事人一般都比较重视举证，有句俗语：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当事人依赖举证明确自己的事实和理由，是决定自己能否胜诉的关键。法官听证时，让当事人充分举证，这是审判工作中继承下来的好传统。当庭质证是当事人通过对对方证据质疑，试图否定对方的证据的有效性和证明力。法官引导诉方与辩方进行辩论质证，以明确双方是非责任。诉辩互动的质证方式改变了过去法官对诉讼证据提问，质问当事人以寻求案件真实的做法。现在由当事人互相质疑，说明自己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和适用法律的理由所代替。只有通过当事人质证后的证据才是定案依据，不再由法官简单出示双方证据，作一些说明了事。辩论贯彻诉讼活动始终，但在诉讼程序的辩论阶段是当事人对案情带有终局性的观点和理由，将是当庭认证的出发点，法官更注重保护当事人充分辩论的权利，不会随意打断或限制当事人及其人发言的自由。在此，法官的作用在于推动诉方与辩方展开辩论，做引导工作，适度提示和启发当事人自行围绕争议焦点辩论。法官不再陷入辩论的泥潭，成为辩论的一方，失去中立地位。此举容纳了当事人在诉讼对抗中的主动性，使当事人感觉到程序权利被充分尊重，能够通过自己正当努力达成案件事实的明朗，有力地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审判工作的自信心，正是“诉辩式”审判方式的精髓所在。

当庭认证、裁判是当庭举证、质证、辩论的必然要求；只有真正做到当庭认证、裁判，才能使当庭认证、质证、辩论有实际意义。“诉辩式”审判方式对当庭认证的肯定具有一定开创性，改变了过去法官只接收证据而忽视论证的做法。现在要求对认识一致的事实做到当庭确认；认识不一致的、否认一方的事实，要明确结论形成的依据，并进行适当的法理阐释。不便当庭认证的，宣判时也要在裁判中阐明理由，以确保当庭认证较好地落实。同时，“诉辩式”审判方式提高了当庭裁判的要求，不仅要向当事人宣判审理结果，还要宣判裁判理由，有必要时，还会向大众公布裁判文书。强调当庭裁判的目的在于落实独任庭和合议庭的职能，实现“审”与“判”的有效结合，促成“责”与“权”的统一，达到减少 “暗箱操作”，改变“层层听汇报”的行政化管理模式，真正发挥庭审功能。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法官的职责是以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为己任，努力贯彻司法民主，实现司法公正。

“诉辩式”审判方式强调司法效率，审判工作坚持司法为民的宗旨，离不开司法效率的进步。迟到的正义，并非公平，司法理念的更新，带来了司法效率的提高。法官不再包揽诉讼，放弃了携卷调查，走村串户的旧习惯，直接开庭加强了庭审功能。查明事实在法庭，明辩是非在法庭，有效地使用审判资源。审判流程管理把诉讼活动保证在法定的期间完成，现代信息化管理使司法效率进一步跃上新台阶。“诉辩式”审判方式对法官素质提出了新要求，以人为本，法官业务水平和职业道德标准都在提高，促进了法官队伍职业化的发展，同样是司法效率提高的重要保证。

四、“诉辩式”审判方式与现代司法理念的三个关系问题

（一）、“诉辩式”审判方式的制度缺陷与现代司法理念中的司法独立

“诉辩式”审判方式是依托现行法律制度而创设的，诉讼活动中必须受法律制度的约束，但法制不键全，明显地影响着“诉辩式”审判方式的进步，象现代司法理念中所要求的司法独立就表现不充分。司法独立是一项宪法原则，三大诉讼法均明确了这一具有现代意义的司法理念。实际上，我国司法是不完全独立的，因审判机关人事、经费受制于地方权力，审判权在行使中常常成为地方势力的一种，即司法地方化。在审理案件中，如说情的问题，就是不好处理的难题。有事情找关系说情是一种社会习俗，在诉讼活动中谁都回避不了。少数涉入诉讼的说情者，确是担心案件处理会不公正。要公正而说情，动机只是让法官更了解自己的案情。司法为民要求我们告知说情者司法是公正的，使之增强对法官的信任和法律的信心，是法官应尽的释明义务。但大多数说情者是为了更多地获得利益，而寻求偏袒，他们的行为是不正当的。对此，法官要慎独，不能受说情者物质、情感诱惑，自觉维护法官中立地位。这要求法官有较高的职业道德，通过自律防范不正当干涉对司法独立的冲击。但在诉讼活动中对地方党政领导的说情，不是依靠法官自律就能够克服的，关键是司法独立制度不健全。地方党政个别领导的指示有时会成为审判工作的风向标，若有“说情”，法律准则能不脆弱。法律监督部门滥用职权也是影响审判工作独立性的原因。事后监督不说，他们有时事前指示，事中监督，抓住“合理怀疑” 的蜘丝马迹，以“保护干部”的名义行使他们的监督权。其实有个别人在居心滥权，大多是因为有隐情罢了，不惜干涉司法正常活动。“保护干部”一说，就够审判人员紧张了，法官要在诉讼活动中固守中立，坚持公正，就得以身殉法，是要足够的勇气和胆识的。

在法院内部同样有一个司法独立的问题。审判工作至今没有完全摆脱行政化的管理，审判人员“审而不判”的现象仍有存在，特别是党政领导关注的案件，被认为社会影响大，强调严格把关，至今保留着不同形式的汇报制度。主持庭审的法官知道当庭认证、裁判有困难时，便以“案情复杂”为托词，告知诉讼参与人，待合议后宣判，审理程序表面看来是合法的。审判工作中的不当汇报制度，使庭审功能弱化以致流产，违反了程序公正。案件审理久拖不决，有时是法官在公正与非公正对抗中的犹豫，隐含法官不惜损失效率而追求实体公正的良好愿望。

没有完备的司法独立制度是制约“诉辩式”审判方式不断进步的症结。司法不独立，法官在诉讼活动中必然受到各种不正当势力的干涉。法官要保持中立，维持司法独立必然步履艰难。司法不中立就会偏袒一方当事人，压制对方诉讼权利行使，造成司法不民主，违反程序的公正性，最终危害实体公正。现阶段，加强法官职业道德教育，要求法官严格自律，促成法官在诉讼活动中自觉抵制不正当干涉，保持中立，维护司法独立，仅为权宜选择。但关键是司法独立的理念在制度层面上的落实，使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会是一句空话，为此，任重道远。

（二）、“诉辩式”审判方式中法官释明行为的保留与现代司法理念中的司法中立

法官释明应作广义的理解，是法官对当事人进行应诉指导，救济当事人辩论能力上的不足，引导和协助当事人就案件事实和相关的证据进行充分辩论。如代为书写困难的当事人笔录起诉、答辩的事实理由，解释法律适用，也包括适当传授诉讼技巧，象如何举证，辩论等。

释明对法官不应是一种权利，其实表现为法官的职责，是法官对特定当事人及其它诉讼参与人的告知义务，对应的是当事人的知情权。释明行为的保留是对诉讼能力上处于弱势的当事人的特殊保护。把释明视为一种职权，法官的释明行为实有滥用之虞。在我国长期存在不受制约的权力，带给人们的记忆是太多的不平等，历史为此作了评注。人们期待着民主与法治，是中国司法的社会环境。慎权，提防权利的滥用，是现代司法理念应有之义。“纠问式”审判方式之所以被否定，主要原因是法官在诉讼活动中专权而擅断，剥夺了当事人诉讼权利，不符合司法民主要求。法官释明行为在程序制度上的适度保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传统的继承关系，而是我国特殊的社会环境决定的。注重司法实体公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的司法价值。法官对当事人的释明义务的保留有着现实意义，在我国弱势群体普遍存在，他们社会生存能力差，法律意识淡薄，在维护自己权益上，往往处于劣势。救济弱者，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本质要求。法官通过正确履行释明义务，启发、提醒当事人充分提供相关证据，清晰地陈述事实理由，最大程度地查明案件事实，使当事人的主张、请求得到了明确的表述。做到重视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请求，有利于减少当事人上诉、申诉，缩短了诉讼周期，避免诉累，也节约了有限的司法资源，提高了司法效率，是司法为民的现实需要。

法官的审判活动是被动的，不应随意地为一方当事人提供服务，是审判工作的客观规律。法官释明行为必须始终处在中立地位上，做到当庭公开、公正地释明，而不能搞“暗箱操作”。法官公开、中立地行使释明职责，保障了当事人双方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从而保证了当事人能够充分地参与诉讼。但释明行为不能冲破司法中立的底线，违反程序的正义性。程序规范适用的主要任务是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达到有效地扼制法官滥权的目的。只有司法中立，保证程序公正，才能恪守正义。故此，法官释明应以保持司法中立为适度。

（三）、“诉辩式”审判方式中克服当庭认证的局限与现代司法理念中的程序公正

当庭认证是程序公正的要求，“诉辩式”审判方式强调当庭认证，但当庭认证在庭审活动中是有局限的。认证实际上是对证据的有效性和证明力进行分析判断的诉讼程序，要求当庭公开进行，将认证过程置于群众监督之下，有利于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使举证、质证、辩论的过程具有法律意义。同时，当庭认证所形成的公开性的结论，是公开裁判的基础和要求，没有当庭认证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开裁判。但当庭认证难以操作，因当事人的辩论贯彻诉讼活动始终，其辩论的事实和理由往往会在对抗中发生变化，法官只能以当事人最后结论性辩论观点和理由为依据，分析案情，判断是非。要求法官对案情复杂、法律适用有争议的案件所涉及证据，在短时间内作出明确而理由充分的评断，确实需要较高的业务素质。排除非法干涉、徇私枉法等不正当因素，法官要保证实体公正，必须有较充分的思考分析时间和场所。庭审中简单交换意见，合议庭成员不可能充分阐明各自观点、理由，庄重的审判场所也不便过多地发表意见，使评议流于形式，结果是审判长独断专行。合议庭成员未充分参与评议，削弱了庭审功能，违反评议制度中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不符合程序公正的本质要求，往往带来实体结果的不公正。

坚持当庭认证，保证程序公正，有赖于审判工作方法的运用。庭审中当庭举证、质证后，不急着对证据的实质结果表态，先做一些准备工作，对双方质证的观点进行归纳总结。法官可如是说：对原告及其人（或被告及其人）提供的某某证据，被告方（或原告方）有异议，认为怎么样……。将不同观点整理归类，并强调本庭记录在案，这一点不要忽视，表明法官对不同意见的尊重。接着逐一询问原告方（或被告方）法庭归纳是否正确。双方对归纳观点要补充或认为自己观点需更正，可再次发言。完毕后，可宣布休庭。在此期间，对己质证的有关证据的有效性和证明力进行充分地评议。待恢复庭审后，对证据当庭认证，即阐明对有关证据肯定的理由，说明不采信的原因。上述审判经验的运用，能够避免评议活动的随意和简单，同时做到了审判工作公开透明，保障了诉辩双方的诉讼权利，较好地反映了程序公正的现代司法理念。

五、结语

“诉辩式”审判方式在中国特定的法制环境中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审判工作方法，是对现行法的贯彻执行，也是审判实践中工作经验的凝聚，蕴含着丰富的司法理念，承载了现行审判方式进步的成果，是现行法的实然性反映。现代司法理念是人们期待法治的理想状态，要求审判独立，司法民主、公正，诉讼活动公开，法官保持中立，审判工作富有效率等。先进的理念为人们广泛接受，总是在前拉动着带惰性的制度走向进步。 “诉辩式”的审判方式就是在现代司法理念推动下，对传统的审判方式“扬弃”的产物，是一种具中国特色的审判方式。

参阅书籍

1、王柏山、宋纯新主编《辩论式审判方式操作实务》，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

2、刘友、宋纯新主编《新刑事审判方式操作实务》，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

3、张文显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民事法官述职报告篇6

根据法律的规定，人民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不仅具有对刑事被告人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权力，还有对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和人民法院的审判（包括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权力。法律的这种规定，在司法实践当中出现不少问题，其中尤以检察官的法律监督职能和公诉职能冲突为甚。以下按照刑事诉讼的三个阶段分别论述。

一、侦查阶段，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法律规定形同虚设。

在刑事诉讼当中，除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外，公安机关负责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因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律监督职能非常笼统，没有具体的监督措施，导致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法律监督无法操作。在此情况下，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活动可以说根本就没有监督。所以，刑事诉讼中，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时常发生。这是刑事诉讼法没有具体规定检察机关监督措施而造成的。但是，如果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在任何刑事案件的侦查程序中都参与，因为其凌驾于其它司法机关的特殊地位，公安机关的侦查又会被检察机关所控制。

二、审查起诉阶段，即公诉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司法行为存在监督空白。

《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条也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这是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法律依据。事实上，在刑事诉讼程序当中，检察机关的公诉行为也属于刑事诉讼的组成部分，作为公诉人的检察官的行为同样需要监督。上述法律虽然赋予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权力但未规定具体的监督措施。对此，《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高检发释字[1999]1号）有更详细的规定，其“刑事诉讼法律监督”一章中规定的法律监督分为三节，分别是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和审判监督。但是，惟独没有检察监督。

显而易见，公诉阶段的法律监督还是一片空白。公诉阶段没有监督的刑事诉讼，将失去刑事诉讼监督的完整性，整个刑事诉讼过程的公正性都可能受到影响。哪么，公诉阶段的法律监督又由谁来实施呢？是检察官自己吗？这显然不可能。

三、审判阶段，公诉人对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不合情理。

公诉人在刑事审判中的地位，与原告在民事审判中的地位相当。公诉人与民事原告的不同只在于他代表的是国家，其诉讼请求是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但公诉人的诉讼请求同样得靠起诉而得到人民法院的认定才能实施。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法律规定人民群众也有监督的权利，但这种权利只能通过人民行使申诉、举报、控告的方式请求有关的国家机关来达到目的。但是，人民检察院就不同了，因为人民检察院在国家司法制度中的特殊地位，他还负有对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直接侦查的权力，所以他可以依职权直接对法官采取任何在他看来适当的措施。

在此情况下，法官在审理刑事案件时，还能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吗？我国的刑事审判采用的是纠问式诉讼，法官在刑事审判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如果对刑事审判起决定作用的法官不能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判决结果还能公正吗？因此，在刑事审判当中，检察官对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在现实中起到的不可能是监督而只能是讹诈！所以，既便检察官出示的证人“书而证言”没有经过质证，法官还是原样采信；既便公诉人提出的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存在很多疑点，法官仍然确信无疑。因为刑事审判中公诉人与辩护人诉讼地位的极大悬殊，造成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正确意见也很少被法官采纳。

通过对检察官在中国司法制度中地位的分析，笔者认为：中国检察官的地位不伦不类，其法律监督职能与公诉职能是冲突的。检察官如果作为公诉人，就不能再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否则将形成对公诉人刑事诉讼行为的监督空白，同时还会造成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结果失去公正。这种不公正来自检察官对法官的监督的权力影响，而不是来自诉讼的当事方作为被裁判者的非权力影响。所以，检察官的职能，在法律监督职能和公诉职能之中，只能选择其一。

民事法官述职报告篇7

关键词: 破产重整 法官角色

一、引子

2008年10月，五谷道场向北京市房山区法院提出了重整申请。受理案件后，法院迅速启动各项工作，指定由政府部门参与的原企业清算组为本案的破产管理人，确定我国最大的粮油加工贸易企业----中粮集团为五谷道场的重组投资人。2009年2 月11日，经法院和管理人耐心、细致地作工作，出资人组和优先债权组以全票、职工债权组和普通债权组以80%的高票通过重整计划草案。同日，管理的人向法院提出了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申请。2009年2月12 日，法院依法裁定批准了五谷道场重整计划，重组方也依约履行出资承诺，支付了1.09亿元清偿款，五谷道场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2009年9月，在最高人民法院、北京市高院、北京市工商局、房山区委的大力支持下，在其他地方法院的配合下，重整计划规定的相关事宜全部办理完毕，企业正式恢复生产，清偿款顺利发放，五谷道场破产重整案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五谷道场重整成功盘活了该公司4420.28万元存量资产，解决数千人就业；同时其供应商和销售商可以继续与之合作，这将极大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对所有债权人而言，破产重整成功将实现清偿比例高、实际清偿率大、清偿期限短的效果，有力地维护了经济秩序和金融安全。目前，五谷道场已安置下岗职工300余人、接收大学毕业生150余人，安排当地人员就业1000余人。作为北京五谷道场食品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谷道场”）破产重整一案的承办法官，笔者在办理这起案件之前从未审理过重整案件，法官在重整程序中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新破产法的框架下，法官在破产重整程序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法官在工作中应当把握一个什么样的“度”？法官是完全放手不管，还是积极参与、主动控制？这一连串的问题不断从脑海里蹦出来，使得笔者在处理各种问题时不得不去思考。在五谷道场成功重整之后，笔者静下心来继续思考上述问题，并总结这起案件审理过程中的经验与不足，对法官在破产重整程序中应当担当的角色，有了一个粗浅的认识，特撰文与大家交流。

二、新破产法对法官在破产程序中总体角色定位的转变

要想弄清楚法官在破产程序中的角色定位，就要理清破产程序中三个重要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三个重要主体便是法官、管理人（清算组）和债权人。之所以说新破产法对法官在破产程序中总体角色定位有变化，是对新破产法与旧破产法进行对比而得出的结论。

（一）旧破产法对法官在破产程序中的角色定位

我国旧的破产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以下简称“《破产法（试行）》”）、199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破产法意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破产案件规定》）等一些类法律、司法解释等组成。如上所述，要想弄清楚法官在破产程序中的角色定位，就要明确法官、管理人（清算组）和债权人会议之间的关系。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清算组的职责及其与法官之间的关系。旧破产法中没有管理人制度，破产程序中一些具体工作由清算组完成。《破产法（试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自宣告企业破产之日起15日内成立清算组，接管破产企业。清算组负责破产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处理和分配。”该条第三款规定：“清算组对人民法院负责并且报告工作。”此外，《破产法（试行）》第二十六条规定第一款：“对破产企业为履行的合同，清算组可以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破产案件规定》第五十一条规定：“清算组对人民法院负责并且报告工作，接受人民法院监督。人民法院应当及时指导清算组工作，明确清算组的职责与责任，帮助清算组拟订工作计划，听取清算组汇报工作。”在我国旧破产法的规定中，破产的事务性工作由清算组进行，而清算组要对人民法院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人民法院监督；加之，根据《破产法（试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以及《破产案件规定》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清算组一般从政府财政、工商管理、计委、经委、审计、税务、物价、劳动、社会保障、土地管理、国有资产管理、人事等部门中指定，由政府官员临时组成的清算组，不能很好地进行专业性的破产管理事务，正如王欣新教授所指出的“主要由政府官员临时组成的清算组，组织松散，专业性差，清算组成员除负责破产清算工作外，还承担在各政府部门的本职工作，不仅在时间上可能发生冲突，而且由于清算组工作非其本职工作，工作好坏对其工作业绩、职务升迁、待遇提高等影响不大，所以也难以做到全身心地投入”，[1]因此法官便成为了破产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处理和分配等各项工作的核心和主导力量。

其次，让我们来看看债权人会议的职责及其与法官之间的关系。根据《破产法（试行）》第十五条的规定，债权人会议的职责是：审查有关债权的证明材料，确认债权有无财产担保及其数额；讨论通过和解协议草案；讨论通过破产财产的处理和分配方案。而根据《破产法意见》第31条，清算组提出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经债权人会议多次讨论仍未通过的，人民法院应根据具体案情及时作出裁定。根据《破产法（试行）》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以及《破产法意见》第75条，《破产案件规定》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对于登记债权有异议或认为债权人会议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可向人民法院提出，由人民法院裁定，该裁定不能上诉。对于债权异议及其他债权人会议内容的异议法院有最终裁决权，且一裁终局。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旧破产法中，债权人会议的职责非常少，而且往往最终决定权掌握在法官手中。

综合上述关于清算组和债权人会议的职责，以及他们与法官的关系的简单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旧的破产法体系中，审理破产案件的法官在破产案件的审理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使得法官成为破产案件的中心。

（二）新破产法对法官在破产程序中角色定位的转变

200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新《企业破产法》”）引入了破产管理人制度，使得很多工作和决策由管理人来负责，并且落在了实处；同时，还赋予了债权人会议更多的权利，这使得法官不再是破产程序中具有绝对优势的主导力量。

第一，破产管理人的引入，使得法官在不再是破产程序中最重要的主导力量。根据新《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法院受理破产案件的同时，应当指定管理人。所谓管理人，指破产案件受理后依法成立的，在法院的指导和监督之下全面接管债务人企业并负责债务人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处理和分配等事务的专门机构。[2]新《企业破产法》所规定的破产管理人制度具有以下的特点： 其一，服务的专业性。根据《企业破产法》第24条的规定，破产管理人必须为特定的社会中介机构或者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担任，他们具有处理企业破产过程中有关的法律、经济及社会问题的能力，能够维护破产债权人的利益。其二，机构的独立性。在破产程序中，基于各方的利益需要而设立的破产管理人中，不能有任何一方利害关系人，其机构并不是破产人的附属，而是有自己独立名称的，为破产人提供管理服务的独立机构。其三，职责法定性。《企业破产法》第25条明确规定了破产管理人履行的职责，同时为了满足特殊的需要，该条第1款第9项规定，人民法院认为管理人应当履行的其他职权。破产管理人的俄职权的范围不能自我设定权利。其四，服务的有偿性。破产管理人从事破产清算工作，协助破产人进行破产财产的管理、清算，甚至帮助其进行重整、和解等工作，有权要求破产人提供报酬，作为其服务提供的对价。 [3]由于管理人所具有的上述特点，使得破产案件中大量的工作由管理人作为专门机构独立负责，而人民法院承担更多的是监督与指导的职责。

第二，债权人会议权力的扩大，进一步淡化了法官在破产程序中的主导地位。根据新《企业破产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债权人会议行使下列职权：（1）核查债权；（2）申请人民法院更换管理人，审查管理人的费用和报酬；（3）监督管理人；（4）选任和更换债权人委员会成员；（5）决定继续或者停止债务人的营业；（6）通过重整计划；（7）通过和解协议；（8）通过债务人财产的管理方案；（9）通过破产财产的变价方案；（10）通过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11）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债权人会议行使的其他职权。通过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新《企业破产法》赋予了债权人会议对管理人的监督权，以及决定继续或停止债务人营业的权利。

第三，债权确认不再赋予审理破产案件法官实体裁判权，进一步削弱了破产案件法官的权力。新《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依照本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编制的债权表，应当提交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无异议的，由人民法院裁定确认。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可以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上述规定，审判破产案件的法官不再对异议债权享有实体裁判权利，只是对其进行形式上的裁定，若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登记表记载的债券有异议的，可以另行提起诉讼。这一规定，取消了就破产法所规定的审理破产案件法官对异议债权一裁终局的裁判权，进一步削弱了破产法官在破产案件中的优势地位。

根据上述分析，结合新《企业破产法》的其他相关规定，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新《企业破产法》的框架下，债权人会议的角色有所加重，管理人则成为了破产程序的中心，而审理破产案件法官的主要职责是对破产程序的指挥和对相关主体的监督，其角色定位趋向于消极被动。

三、破产重整程序的特殊性与法官的角色定位

根据本文第二部分的分析，在我国新《企业破产法》的框架下，法官不再是破产程序中的主导力量，不再扮演积极主动的角色，而是趋于消极被动。这一结论对于破产法整体而言是毋庸置疑的，但作为新《企业破产法》框架下三大程序之一的破产重整程序有着不同于其他程序的特点，其对于法官有着更多的要求。所谓重整，是指对可能或已经发生破产原因但又有挽救希望的法人型企业，通过对各方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协调，强制进行营业重组与债务清理，以使企业避免破产，获得更生的法律制度。[4]重整相对于破产清算与和解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启动原因多元。债务人向人民法院提出和解申请的前提是具备法定破产原因，即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启动重整程序的事由则有三种情况:一是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二是企业法人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三是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的申请。另外，债务人具备“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条件时，即可提出和解申请。而债务人提出重整申请，除可以是与和解申请相同条件外，还可以是“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也就是说，企业法人进行重整除了已经具备破产原因外，还包括虽然尚不具备破产原因，但存在丧失清偿能力可能，有可能导致破产的情况。

第二，启动主体多元。根据新《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破产清算可以由债务人或债权人提出，破产和解可以由债务人提出，而破产重整除了债务人和债权人可以提出外，一定条件下，出资额占债务人注册资本十分之一以上的出资人也可以提出。

第三，重整措施多样，参与主体多元。重整除延期偿债、减债等措施外，还可以采取重组、债转股等措施来进行重整。由于措施的多样性，参与重整的除了债权人、债务人以外，还可能有重组投资人、债务人股东等主体，而管理人也可能成为重整的参与主体。

第四，担保物权受限。新《企业破产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在重整期间，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的担保权暂停行使。”这一规定，使得享有担保物权的债权人的优先受偿权受到限制，这是与破产清算与和解程序的一个重大的不同。

第五，重整目的多重。重整除了清理债务，保护债权人利益外，更重要的则是考虑企业如何再生，企业职工的利益如何保护，社会的秩序与经济的良好运行如何实现。正如有作者所述：“重整制度突破了原破产法构筑的只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狭小空间，将所有可能受债务人破产消极影响的利益主体都考虑在内，以拯救困境企业并使各利益相关方实现共赢为目的，从而为破产法对社会利益进行维护提供了制度上的归依。它的出现，使破产法的价值观念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标志着破产制度由清算型向真正意义上的再建型转变。”[5]

由于破产重整制度上述在目的、措施、参与主体等方面的特点，使得法官在重整程序中仅仅进行消极的程序指挥和监督是远远不够的，在各方利益冲突时，法官还需要协调和衡平裁决，当然也不能过度参与，越俎代庖。

四、破产重整程序中法官的所担当的具体角色

笔者在对五谷道场破产重整一案的审理过程中，通过对新破产法对法官的总体角色定位转变，以及重整程序特殊性对法官角色定位要求的思考，认为法官在破产重整程序中应当担当比破产清算程序更为积极的角色，且这一角色不是单一的，法官应当担当“四员”角色，即指挥员、监督员、裁判员和协调员。下面笔者对法官在重整程序中应当担当的这“四员”角色逐一进行具体分析。

（一）法官在重整程序中的“指挥员”角色。

法官在重整程序中“指挥员”的角色主要指法官对重整的程序控制。法官在审理重整案时，对重整的受理、提交重整计划的延期、确定召开债权人会议表决重整计划、无法提交重整计划转入破产清算程序以及破产法所规定的其他程序中的有关事宜均具有控制权，在整个破产重整程序的启动、推进以及结束都扮演了程序上的“指挥员”角色。

（二）法官在重整程序中的“监督员”角色。

根据新《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破产的很多事务性、专业性工作都由管理人来做，而管理人的指定、报酬的确定都由法院来确定，而且新《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管理人要向人民法院报告工作。所以审理破产重整案件的法官自然对管理人享有监督指导的职责，担当着“监督员”的角色。

（三）法官在重整程序中的“裁判员”角色。

如上文所述，重整除了清理债务，保护债权人利益外，更重要的则是考虑企业如何再生，企业职工的利益如何保护，社会的秩序与经济的良好运行如何实现。因此，在重整中各方利益冲突、各方意志不一致时，需要法官对有关问题做出判断，进行裁决。新《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组拒绝再次表决或者再次表决仍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但重整计划草案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批准重整计划草案。此外，新《企业破产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在重整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管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并宣告债务人破产：（一）债务人的经营状况和财产状况继续恶化，缺乏挽救的可能性；（二）债务人有欺诈、恶意减少债务人财产或者其他显著不利于债权人的行为；（三）由于债务人的行为致使管理人无法执行职务。”

（四）法官在重整程序中的“协调员”角色。

如本文第二部分重整的特征中所述，重整程序具有措施多样，参与主体多元的特点，重整会涉及债务人、普通债权人、有物权担保债权人、债务人股东、重整投资人、债务人职工等多方利益，而这些协调好这些利益对于重整的成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一协调工作仅仅依靠管理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在协调债权人和职工的问题上，法官显得更为重要。在重整案件中，债权人和职工往往对法院的信任度较大，而对管理人则常常以挑剔和批判的眼光来看待，笔者在审理五谷道场破产重整一案中明显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尽管管理人团队非常专业和敬业，但很多事情仍需要法官出面沟通，才能够得到良好的效果。

上述法官所协调的是重整程序中的内部关系，此外，法官还要协调一些外部关系。因为重整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涉及很多机构和单位，要想重整计划能够顺利高效展开，必须就有些问题进行协调，而法院作为国家机关，在协调这些事情时有着管理人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协调外部关系在当前情况下应当是法官不可推卸的职责。在审理五谷道场破产重整一案中，债务人的股权变更是执行重整计划的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而由于债务人股东的股权被全国六个省市的法院查封，顾全变更无法进行，从而严重影响了重整计划的执行。作为审理该案的法官，我们一方面积极与相关法院联系，一方面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最终在上级法院的大力协调下，在相关法院和北京市工商局的配合下，股权变更得以最终完成，从而保障了五谷道场重整计划的执行和重整的最终成功。面对上述这一问题，倘若法官不出面进行协调，想必重整计划必然搁浅。综上，破产重整要想顺利开展，必须对重整所涉及的内外部关系进行协调，法官应当义不容辞地担当起“协调员”的角色。

五、结语

综上所述，审理破产重整案件的法官在重整程序中担当着指挥员、监督员、裁判员和协调员的角色，这四个角色中指挥员、监督员和裁判员的角色是法律所规定法官担当的角色，而协调员的角色是由于重整的参与主体多元、涉及利益主体较多，重整的社会公益目的较强的特征，使得作为国家机关的法院不能消极被动地旁观，而必须进行必要的协调的要求。

注释:

[1] 王欣新著：《破产法》，中国人民法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2版，第91页。

[2] 王欣新著：《破产法》，中国人民法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2版，第87页。

[3] 刘新东著：《破产管理人制度的五个基本问题》，载于《中国律师》2008年第1期，第78页。

[4] 王欣新著：《破产法》，中国人民法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2版，第342页。

民事法官述职报告篇8

次日，中央纪委对外消息称，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自2009年3月第一次被带走问话以来，这是16个月内第四次被调查。此前“三捉三放”，宋氏均安然过关。

每次过关后，其均曾高调示人。此番被带走前的几天，宋还率队到沿海各市考察、招商。但这一次，他未能涉险脱身。被带走10天后，其被免去党内领导职务；第20无被免去省政协副主席职务。

现年58岁的为江西高安人士，行伍出身，曾在部队服役20年，1989年以团政委、师政治部副主任之职转业到地方，在江西省政府办公厅人事处工作，后步步高升。2002年1月，其以江西省建设厅厅长、党组书记的职务调任宜春市市长，数月后接任书记一职，2008年3月离开宜春赴任现职。

宜春在其主政的六年中，流弊横生，民怨四起。其此番落马被查即聚焦于该时间段。据接近案情的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深陷官商同盟怪圈，背后牵涉江西籍富豪李义海等多位商人；宋还涉嫌官位交易，在其前后，已有多位宜春官场人士被带走。而在其主政宜春期间，多名与之亲近的女性获得不当提拔，官场闹剧轮番上演。

曾任职省政府法制局，后通过函授为自己编织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的学历，并作为省级统战部部长主管宗教事务，但其不信法而迷信――崇鬼神之说及风水玄学，并与多名民间“大师”为伍，表现出其个人信仰的迷失与低级趣味，但其仕途上却仍能一路高升并获“带病”提拔，映射的正是官场之不良生态。

官商生意

涉嫌的“内部生意”，包括在酒店等项目、工程上的寻租，以及对人事权的寻租――官位买卖。前者主要体现在宜春市两家市委接待处管理的宾馆――锦绣山庄和宜春宾馆的改制，并牵涉江西富豪李义海和另一名福建商人。

锦绣山庄1997年建成开业，坐落在宜春市城西，靠山临水，主体除酒店大楼外，还包括108亩的土地绿化面积。2003年，作为来年举办第五届全国农民运动会的配套工程，宜春市政府花费1200万元对锦绣山庄重新装修，从三星级提升为四星级，同时对山庄绿化做出改善。

2006年，已在宜春主政四年的时任市委书记，拍板对酒店进行改制，其中锦绣山庄交由李义海控制的江西济民可信集团(下称济民可信)接盘。按照当时签订的收购协议，济民可信拟出资5500万元，收购锦绣山庄酒店大楼，以及山庄西侧的650亩土地。

据该酒店一位负责人介绍，这个出让价格有作低之嫌，且合同并未被严格执行，济民可信仅支付1600万元后即入主锦绣山庄，并成立新的江西济民可信锦绣山庄酒店有限公司。

1963年出生的李义海，曾为济民可信董事长。据履历，其1986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1991年下海经商，1998年12月兼并江西宜春秀江制药厂(后更名为江西济民可信药业有限公司)后发迹，曾担任江西省政协常委、江西省人大代表，并有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工商联理事会常务理事等头衔。

在2009年“胡润百富榜”中，李义海位列江西籍富豪第5位，财富高达35亿元。2008年12月，作为省十一届人大代表的李义海，被江西省公安厅提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采取刑事拘留措施。2010年3月31日，后者罢免其省人大代表职务。目前李义海仍处于羁押状态。

据知情人士透露，李义海与相熟多年，其能够入主锦绣山庄，即为定夺。工商资料显示，济民锦绣2006年9月成立，注册资本仅200万元，法人代表为济民可信总裁熊国庆。

据2006年的审计报告，该公司全年净亏损254.548万元，营业利润为负171.603万元。但上述酒店负责人透露，此为虚假报告，改制三年多来，酒店每年均可盈利100多万元。

实际上，即使不算上近乎赠送的邻近390亩土地，仅锦绣山庄固定资产就超过1亿元。其中，四星级酒店大楼新装修后价值超过6000万元，而按宜春土地市价，山庄另108亩土地每亩时值70多万元。一个佐证是，2003年至2004年间，宜春市曾将旗下国有资产打包以获得银行贷款，当时锦绣山庄的评估价是1.6亿元。而2006年酒店转让给李义海时，排除土地升值等因素不计，三年后转让价格反而缩水九成。

2006年9月，尽管有众多酒店员工反对，不惜调用警力维持山庄秩序，强行签订上述交易。这桩备受诟病的交易随后屡被举报，成为牵出灰色交易的一个重要线索。

在锦绣山庄被变卖三个月后，宜春市市委大院附近的宜春宾馆，也在的主导下由一名福建籍商人以2200万元收购。

不过，这笔交易之后出现波折。在2006年年底宜春市政府领导换届，新领导层上台后认为宜春宾馆改制问题重重，要求重新招标拍卖，最终在开发商补交3000多万元后，此事才告一段落。

与李义海的另一桩“生意”是，曾以8万元／亩的价格，将宜春机场规划地与城区之间近千亩土地售予李，而该片土地时价超过80万元／亩。这块土地后被宜春收回。

官商往来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将市政工程转包至熟悉人士名下，进而收受“好处费”。《财经》记者获得的一份资料表明，名下合计共5，8万元的四份存折，却在一位建筑商的包中被发现。接近案情的人士透露，该老板一直跟随宋包揽工程，上述钱款仅为利息，实际“好处费”上百万元。

该人士还称，宜春市内的宜春大道、泸州大道、城南工业园内道路和绿化，文体西路BT项目以及宜春彩色地板砖等众多项目中，及其指定商人的身影随处可见。这些目前为其“经济问题”的主要线索来源。

官位交易

据与其长期同事的宜春官场人士介绍，为人飞扬跋扈，他在宜春官场留下了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什么是市委，市委就是我，我就是市委。”亦因此性格，与宜春官场同僚多有不合。

对权力的控制欲在背后则体现为官位买卖。上述人士称，2005年7月被叫到办公室后，他被告知某市“市长的位置空出来了，已经定好你过去，几个月后就能接书记职位，你准备下”。其事后照常工作，并未明了“准备下”的含义，亦未“表示”。不料一个星期后，他被告知落选，理由是“太不会做人了”。

2010年年初，宜春市房管局局长王重华被带走。据介绍，王重华此前经人介绍接近，并在送上房产与现金后获得提拔。其先于被带走，实为有关部门对案取证。

此外，宜春袁州区公安局原局长徐序和宜丰县公安局原局长胡旭军，亦成为落马的导火线，两人均为宋所提拔。

在任上，宜春盘踞着多个涉黑组织。其被调任省城后的2009年，分别由“鸡皮”周建平、“军长”陈汉华领头的两个涉黑组织被打掉。其中当年8月，盘踞宜春15年的周建平集团12名骨干落网。知情人士透露，经人介绍，周建平结识，以此为靠山，曾放豪言“抓我的人还没出生呢”。

工商资料显示，周建平名下包括鹏森房地产开发公司和江西邦克典当有限公司，其牟利手段包括高利贷等。上述知情人士透露，、徐序曲线将名下数额不菲的资金交给周建平，并从中获益。周建平被羁押后，徐序随后被控制，其还被指牵涉“军长”陈汉华的案件。

胡旭军则因与盟友李义海自导自演一出“案中案”而落马。据2009年抚州市东乡县法院判决，2007年6月14日，李义海为“搞定”与其妻关系熟稔的毒贩邓智华，遂与胡旭军合谋自购对邓栽赃后羁押。该案在重审时，胡旭军被牵出。2009年9月，胡旭军因犯徇私枉法罪、贪污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零六个月。

当地官场多人指责任人惟“亲”。此“亲”一为亲戚、同乡以及钱权交易情谊人士。在宜春市市委书记任上，盘桓六年，权倾一时，对人事权绝对把控，曾使得宜春官场有“高安帮”一说，意指其多青睐江西高安同乡。

胞弟宋绍光，农民出身进入官场，后担任高安市筠阳街道办党委书记。其兄宋星光后官至高安市建设局副局长，如今退休在家。

另一“亲”则指与之“亲密”的多名女性，并由此上演官场丑剧。

其中之一为原在宜春市精神文明办任职的赵姓女士，2006年由副科长扶正后，次年7月即安排市委组织部对其进行考查，拟提拔为副处长。

按《干部任用条例》规定，由下级正职升任上级副职需满三年，而此时赵担任科长不过一年半。宋的决定遭到多人反对。据与之接近的人士透露，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谈到此事，13名常委中七人反对。宋当场表示不满，“条例是死的，人是活的。”不久，赵得到升迁。

除此之外，另有一名幼师出身的小学教师，在结识后被安排为公务员。据上述接近宋的人士介绍，由于与公务员选拔程序不符，宋为此设定“曲线”路线：首先因“拾金不昧”事迹评为荣誉市民，进而“特事特办”，2004年被安排到宜春市审计局上班，随后又在江西财经大学脱产进修一年，于2007年出任宜春市袁州区科技局领导职务。

该教师经常出入市委大院，对此并不回避。《财经》记者获悉，上述两名女性以及其他数位女士已在今年6月，先后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

一个月后，案发。

怪力乱神

在人前多有清廉表现。一次返乡调研时，当地官员听说他经常失眠，遂将价值8元的药包交给其随行下属。宋获悉后大怒，不顾众多高安官员在场，对下属痛加斥责，并告诫不能随便收受礼物。

但其落马后，背后龌龊尽显。梳理其20多年的仕途，在身上可见一名高级干部腐化后的多面人生。而颇显怪诞的部分，可谓在“迷信”与“迷失”中刷新纪录。

多位接近的人士向《财经》记者证实，的从政生涯一直有相关民间“大师”为伍，并以后者意见作为其官场准则。

其一位前下属透露，在调任宜春后不久，称自己经常失眠，安眠药无济于事，认为自己是“鬼魂附身”，让这位下属无论如何要找一位“大师”给他驱鬼。

后者找来宜春袁州区三阳镇的民间风水师吴某，在市委大院宋的住处，吴大施法事，宋则称“确实好了很多”。

与之关系最为亲近的则是江西籍气功大师王林，处理官场事务时常靠王林算卦提供依据。王林出生于江两萍乡，曾被誉作“中华奇人”，萍乡的地方网站上称其具备“特异功能”。锦绣山庄一位前负责人亦向《财经》记者提到，宋遇官场事务甚至人事任免时多与王林交流。并数次叮嘱，若王前来山庄须以最高规格接待。

王林另一个身份则是知名商人，被誉为萍乡首富。上述山庄负责人透露，在王林买下萍乡某宾馆后，则指示一家公司帮其装修。

的另一行为令人啼笑皆非。2004年农运会期间，曾有中央领导前来考察并入住锦绣山庄。该领导退房后，命令上述下属和酒店负责人立即把守领导入住的房间，不得整理并不准任何人进入。宋随后赶到入住该房直至次日出门。后来他告诉这名下属：“我要沾沾喜气。”

不信马列信鬼神，这并未影响其仕途的顺风顺水。此外，通过司法系统函授班的名义，为自己编织了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的学历。

2009年，历经“三捉三放”，分别为当年3月、5月和10月。而从2005年起，宜春当地就不断有官员及商人进行举报，其却能安然无恙，并“常在常委会上炫耀，以证明自己上面有人，关系牢固”。不仅如此，还被“带病”提拔，最后官至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部长。

更荒唐的是，2010年5月-6月，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纪检部门调阅监控录像发现，上文提及的赵姓女士跑到中央党校找宋，两人在一起待了数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