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档案范文

民事档案范文第1篇

我在最近的一项关于乡村宅基地纠纷的研究中，接触到大量民事诉讼档案，在阅读法律卷宗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困惑，那就是诉讼当事人双方在提出权利主张时所表达的事实，常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且都会提供相关的人证、物证，这使人产生无所适从的感觉。从法官的角度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尽力寻求最大限度的法律事实，以使纠纷获得公平的解决，法官所关心的是“法律事实”。而法律人类学者所关心的是纠纷及其解决机制背后的秩序逻辑，是一种“社会事实”，但具体到一个诉讼案件，法官对法律事实的选择也可能成为学者所关心的社会事实的一部分。苏力认为：“中国法官常常把在英美司法中的事实争议处理称作定性……中国法官特别是基层法官在处理事实争议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在现有的制定法概念体系中为这些带刺的事实安排甚至挤出一个合适的位置。”[1](p221)苏力的分析颇具洞见，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基层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的角色选择问题，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我更为关注的是司法实践背后的法秩序问题，因此会透过所谓法律事实的争议去揭示其中蕴涵的社会事实。

黄宗智关于表达与实践的区分，尽管在关于清代司法的研究中由表达与实践的背离得出结论——清代司法具有保护产权的性质，但这一区分对于解读民事诉讼档案仍然有相当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民事诉讼中的法律事实部分更多的是一种表达，而表达也是一种现实，与所谓的客观性现实存在着一定的背离。黄宗智在关于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的研究中，揭示了表达与实践的不一致性，正是二者的不一致性强烈地影响了共产党的选择和行动[2]。这里所说的阶级斗争的表达与实践的背离，本身也成为农村阶级斗争实践的组成部分，比如共产党以阶级斗争话语在过程中进行政治动员，即已成为不可分割的部分[3]。因此，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界分只是相对的，而民事诉讼档案所呈现的表达与实践之间的背离则更为突出，这也是黄宗智对民事诉讼档案珍爱有加的原因。他认为：“比起其他的材料，法律文件更能阐明习惯性实践和官方意识形态二者的逻辑，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逻辑，它们本身尤其便于寻找一些隐含的原则和遵循的逻辑……法律档案记录为我显示了表象的重要性，但是它也提醒我注意真实的证据和虚假的证据、真相和虚构之间的关键性差异。”[4](p269)尽管存在着当事人基于自己的权利主张(准确地说，是“利益主张”)而提供虚假证据的情况，但即使双方当事人的主张都有理，且能提供真实证据，也仍然会存在表达与实践的背离，那是因为关于公平和正义的想像不可避免地融人当事人的话语中，以此为基础的法律事实的建构自然表现了相当程度的表达的不确定性。

基于对司法实践与民间习俗关系逻辑的问题意识.黄宗智更多的是关注法律档案中显示的表达与实践的背离，实际上是法律事实与社会事实之间的差异。我的问题意识的侧重点是在地方性秩序场境中揭示民事诉讼的多元化实践面相，因此我会更倾向于将民事诉讼档案中法官和当事人关于法律事实的表达也视为法律实践的一部分，无疑会在相对化的意义上消弭法律事实与社会事实的差异，尽管这种差异是存在的。

做表达与实践的区分，仍然是一个理论的逻辑，可能会妨碍对充满模糊感和权宜性的实践逻辑的理解。就我所接触的宅基地纠纷的民事诉讼案卷看，庭审记录和法官庭外调查所反映的当事人和证人对于事实的表达，已经很难做法律事实与社会事实的二元界分了。与其如此，倒不如将其视为法律实践的连续性整体，以在社会事实的多维视野中透察其内在的逻辑。我阅读案卷的一个感触是，当事人和证人的话语表达实际上也深刻地反映了地方性秩序的主要侧面，他们的声音在我的研究文本中必须占有一席之地，而不是“把他们打发去度假”或作为自己建构结构式概念的“人质”。这就不仅是档案资料的解读问题，而是在方法论层面上如何运用资料的问题了。这里，可以进一步厘清两个问题，一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作为地方社会成员的表达和社会记忆本身就构成关于地方社会的想像，因而也成为地方性秩序场境的组成部分;二是可以通过由以往的“分析文本”转向“叙事文本”，尽力发现隐藏在社会事实深处的当地人的社会主体性，民事诉讼档案中当事人的表达有诸多相互抵牾之处，我们也无法以法官的角色去做法律事实的剪裁，以公平的判决分清是非，更何况在实际的纠纷中根本无法分清谁是谁非。因此.研究者的任务不在厘清是非，而在于透过当事人的表达来揭示地方社会秩序的逻辑。陈春声对乡村故事与传说的史料解读视角.对我解决这一问题有相当大的启发：“在是否更接近事实真相的意义上争论口述资料和本地人记述的学术价值，是没有价值的。研究者的责任不在于指出传说中的事实的对错，而是要通过对百姓的历史记忆的解读，了解这些记忆所反映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是如何在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积淀和形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口述资料和本地人的记述，可能更深刻地反映了乡村历史的事实和内在脉络。”[5](p31-32)也不妨将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表达看做是一种带有口述史资料性质的历史记忆，特别是在老宅基地纠纷中，当事人往往以“痛说革命家史”的方式来“说事”，以图实现自己的利益主张。就此而论，此类资料确也反映了利益分配机制层面的部分事实，而民间故事、传说则附会了更多的理想、信仰意识。但作为口述史的不同形式，上述资料的意义则是相通的，不能简单地以研究者的逻辑考证其对错，而须将其放到充满“当地感”的地方社会历史场境中去揭示其所象征的意义世界，即是“把当事人的行为归位到他们的生活史中，再把他们的行为归位到他们所属的那个社会场景下的历史中。个人生活的叙述，是相互关联的一组叙述的一部分，它被镶嵌在个人从中获得身份的那些群体的故事中。因此，我可能不会像苏力那样就一两个案件进行法律社会学分析，而是将案件及当事人的表述置于当地社会的历史脉络中加以把握，这离不开田野调查中所获得的那种对地方社会历史的体验。:

口述史方法还可以帮助研究者实现由以往的分析文本转向叙事文本，以发现久已湮没的当地民众的社会主体性。在现代性的分析性文本中，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作者话语霸权式的理论逻辑的推演，而民众的声音则听不到了。口述史并不是简单的资料搜集方法，其颇具革命性和颠覆性的意义在于，通过有意识地记录下人民大众自己的表达，让老百姓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在历史的磁带上留下自己的声音。“口述史正是用人民自己的语言把历史交还给了人民。它在展现过去的同时，也帮助人民自己动手去构建自己的未来”[6](p327)，进而充分凸显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体性。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体性可能有两重含义：其一是在文化人类学方法论层面上.主位与客位的关系原则、参与式观察的文化相对主义立场要求研究者对当地民众保持相当程度的“理解之同情”;其二，在此基础上，也必须承认在地方社会生存的人们才是地方社会历史的主人，当然这和群众史观尚有相当大的理论距离，兹不祥论。

近年来兴起的新文化史方法，对此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周锡瑞比较了社会史与新文化史研究，以为社会史“在其更接近社会科学形态上的一个特点是关注塑造和限制人类行为的社会制度，却倾向于否认个体行动者的力量，而新的文化史的引人之处在于它给予了历史行动者以声音和主体性，因此帮助他们成为历史过程的动因，不光是历史过程的人质”[7]。当然，就我的阅读经验，还很难说新文化史范式从根本上否定或替代了社会史范式，但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我们确实也可以融二者之所长。黄宗智结合诉讼档案的史料价值深有体会地说：“诉讼档案，它同时包含了有关表达与实践的资料、有关结构与抉择的资料，它要求我们同时从文化史和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考虑法律制度。”[8]地方民众的社会主体性不是抽象的理论原则，而是在地方性秩序场境和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得以自然的流动.研究者的任务只是尽力发现并以叙事文本的方式尽量呈现其内在的逻辑。在此，既不是结构决定论，也不是话语决定论，而是打破二元疆界，展现地方社会法律实践的多元而又模糊的面相。

参考文献：

[1]苏力.纠缠于事实与法律之间[A].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到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A].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张佩国.山东老区与农民日常生活[J).二十一世纪，2003，(4).

[4]黄宗智.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A].贺照田.学术思想评论：第五辑[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

[5]陈春声.乡村的故事与国家的礼史——以樟林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的方法问题[A].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6][英]P•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7][美]周锡瑞.把社会、经济、政治放回二十世纪中国史[A].中国学术：第一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民事档案范文第2篇

关键词：民事档案；收集与管理；问题对策研究

群众利益无小事，民生问题大于天。民生问题是关系国家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的头等大事，而民事档案作为重要的民生信息资料则在民生工作中发挥着信息参考、服务指导、决策依据等方面的作用，服务民生已成为政府档案工作的重要职能。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民事档案的内容范围越来越广，档案资料使用人数越来越多，民事档案管理的任务重了；同时，民事档案的工作的特点也发生了变化，涉及房产、土地、婚姻方面的档案使用量大幅增加，这些都对当前民事档案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在新的形势要求面前，民事档案工作则稍显滞后，在基础设施、人才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其服务民生、改善民生作用的发挥。解决当前民事档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高民事档案管理水平，对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民事档案的概念和特征

民事档案是指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各类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生活生计有着密切联系的各种形式的信息档案，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婚姻生育等各类档案，是政府开展各项民生工作的得力助手。民事档案是政府档案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概念、内容以及服务对象方面来讲，它是区别于物价管理、质量监督、环境监测这类政府工作档案的，虽然这类档案也与民生有一定的关系，但从档案服务的直接性来看，还是稍有差异的。民事档案除了具有一般档案所具有的原始性、准确性、社会性和凭证性等特征外，还有着其自身的特征：1.大众性。从服务对象来看，民事档案的服务和利用对象主要是各个阶层的广大人民群众，并且都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工作紧密联系，直接与他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从这方面来看其具有明显的大众性。2.广泛性。从档案内容来看，民事档案几乎涉及涵盖了群众百姓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从婚姻生育到工作就业，从医疗卫生再到社会保障等等，都属于民事档案的范畴，其广泛性特征要明显强于其他类型档案。3.实用性。民事档案在各项民生活动中可以作为重要的凭证材料来使用，并且民事档案较强的准确性和与各项民生活动的密切相关性，使其能够为百姓的日常工作生活提供很多实用性的信息帮助。

二、民事档案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部分单位对民事档案工作缺乏足够的重视。民事档案是与民生工作息息相关的，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部分单位和部门对民事档案的重要性却缺乏足够的认识，认为这是“软任务、拖得起”，从而在档案的收集征集工作中显得拖拖拉拉，能放就放，工作缺乏效率。一些部门对于民事档案的管理意识比较淡薄，在处理民生问题、管理民事档案时，只顾眼前使用方便，没有从工作的长远性和全局性去考虑，没有建立起针对民事档案的管理制度。档案不用时随意放置在一边，用时则慌乱查找甚至遗失，整个工作处于一个无序、凌乱、低效的状态。还有一些部门法制意识淡薄，将民事档案视为垄断资源，既不向社会提供，也不依法向档案部门移交，给档案的收集、保护和使用带来了一定的障碍。

2.民事档案管理工作基础配套设施滞后。有些单位本身经费就比较紧张，有限的资金多用于一些日常性的开销和支出中，致使投入到档案管理中的经费更加不足，导致了档案管理基础配套设施的滞后。有的单位档案保管设施老化，配套不完善，一些档案长时间在潮湿的环境中或与其他杂物混合放置，造成了档案的霉变、虫蛀等问题；有的单位档案保管室消防设备设施配套不齐全，存在一定的火灾隐患。

3.民事档案工作队伍建设有待加强。民事档案工作内容较多，管理任务繁重，但很多单位档案人员的配置却较为紧张，没有针对民事档案的专门的管理人员，很多人员往往是身兼数职，工作无法集中精力，且缺乏对民事档案管理的专门的培训；再加上档案人员的频繁调动，管理职责的不明确，造成了部分单位在民事档案工作业务不精通，管理水平不高的情况。另一方面，随着档案管理信息化的发展，档案队伍中既懂档案管理、又懂计算机操作的专业人才比较匮乏，这也是未来档案队伍建设中需要加强的。

4.民事档案管理分散，不利于资源共享利用。民事档案属于公共信息资源，社会保障、养老医疗等档案都与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档案的使用较为频繁。同时，民事档案的来源也比较分散，很多档案分散保存在相关单位部门。但由于档案管理利用手段的落后，形成了各单位民事档案各自为政、多头管理的局面，民事档案资源无法形成一个有效的、完整的信息整体，不利于档案信息资源的共享。这就给档案的查阅和使用带来了诸多的不便，难以统一向公众开放，难以真正做到为民所用。

三、加强民事档案管理的措施

1.加大档案宣传力度，提高民事档案管理意识。在当前一些单位中还存在着档案法律意识淡薄、对民事档案重要性缺乏认识的情况。针对这个问题，重点就是要加强档案宣传力度，充分利用书刊、电视、网路等媒体平台，大力宣传档案法律法规，以及民事档案在民生工作中的重要性，全面提高各单位档案法律意识和民生意识，把民事档案管理上升到民生问题的高度，从而提高档案工作的积极性，杜绝工作中的散漫、拖沓的情况。

2.完善民事档案资源管理制度体系。民事档案与百姓生活紧密相关，甚至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但由于民事档案来源的多样性和内容的繁杂性而使档案的收集、管理等工作存在较大的难度。因此，政府部门必须站在民生工作的角度，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制定针对民事档案的专门的管理制度措施，提出目标、划清任务、明确标准、落实责任，推进民事档案工作制度化、流程化、标准化、规范化；从各单位建档源头上抓起，做好档案文件材料的收集、整理、保护、归档等工作，全面提高民事档案管理水平。

3.强化业务培训，抓好民事档案队伍建设。建设一支业务扎实、思想过硬的高水平的档案队伍是做好民事档案工作的基础。应不断选拔学历高、责任心强、不怕吃苦、甘于风险的优秀人员充实到档案队伍中，保证工作人员充足，队伍稳定；抓好档案人员的业务培训，尤其是乡村两级档案人员培训，以适应新形势下民事档案工作的需要，推进民生档案工作提质量、创业绩。

4.加强民生档案信息化建设，促进档案资源共享。以县为单位，在全县建立民事档案数据库网络体系，加强民事档案资源的互联互通，扩大信息资源的共享范围；在丰富档案部门民事档案的基础上，针对各类民事档案，集中力量，做好归置，编制相关的专题目录，建立起民事档案完整的数据库和便捷的信息查询使用平台，真正实现民事档案为民所用。

四、结语

民事档案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的工作，随着社会的发展，其管理任务将更加繁重。档案工作者应不断加强学习，不断发现并解决民事档案工作中的各种问题，才能切实提高民事档案管理的水平，适应社会发展，满足民生工作需要。

参考文献：

[1]宋赞.浅谈如何做好民生档案管理工作[J].黑龙江档案，2011（189）.

[2]张秋霞.如何做好民生档案[A].2009年甘肃省档案工作者年会论文集[C].2009.

民事档案范文第3篇

黄宗智关于表达与实践的区分，尽管在关于清代司法的研究中由表达与实践的背离得出结论——清代司法具有保护产权的性质，但这一区分对于解读民事诉讼档案仍然有相当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民事诉讼中的法律事实部分更多的是一种表达，而表达也是一种现实，与所谓的客观性现实存在着一定的背离。黄宗智在关于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的研究中，揭示了表达与实践的不一致性，正是二者的不一致性强烈地影响了共产党的选择和行动[2]。这里所说的阶级斗争的表达与实践的背离，本身也成为农村阶级斗争实践的组成部分，比如共产党以阶级斗争话语在过程中进行政治动员，即已成为不可分割的部分[3]。因此，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界分只是相对的，而民事诉讼档案所呈现的表达与实践之间的背离则更为突出，这也是黄宗智对民事诉讼档案珍爱有加的原因。他认为：“比起其他的材料，法律文件更能阐明习惯性实践和官方意识形态二者的逻辑，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逻辑，它们本身尤其便于寻找一些隐含的原则和遵循的逻辑……法律档案记录为我显示了表象的重要性，但是它也提醒我注意真实的证据和虚假的证据、真相和虚构之间的关键性差异。”[4](p269）尽管存在着当事人基于自己的权利主张(准确地说，是“利益主张”)而提供虚假证据的情况，但即使双方当事人的主张

都有理，且能提供真实证据，也仍然会存在表达与实践的背离，那是因为关于公平和正义的想像不可避免地融人当事人的话语中，以此为基础的法律事实的建构自然表现了相当程度的表达的不确定性。

基于对司法实践与民间习俗关系逻辑的问题意识．黄宗智更多的是关注法律档案中显示的表达与实践的背离，实际上是法律事实与社会事实之间的差异。我的问题意识的侧重点是在地方性秩序场境中揭示民事诉讼的多元化实践面相，因此我会更倾向于将民事诉讼档案中法官和当事人关于法律事实的表达也视为法律实践的一部分，无疑会在相对化的意义上消弭法律事实与社会事实的差异，尽管这种差异是存在的。

做表达与实践的区分，仍然是一个理论的逻辑，可能会妨碍对充满模糊感和权宜性的实践逻辑的理解。就我所接触的宅基地纠纷的民事诉讼案卷看，庭审记录和法官庭外调查所反映的当事人和证人对于事实的表达，已经很难做法律事实与社会事实的二元界分了。与其如此，倒不如将其视为法律实践的连续性整体，以在社会事实的多维视野中透察其内在的逻辑。我阅读案卷的一个感触是，当事人和证人的话语表达实际上也深刻地反映了地方性秩序的主要侧面，他们的声音在我的研究文本中必须占有一席之地，而不是“把他们打发去度假”或作为自己建构结构式概念的“人质”。这就不仅是档案资料的解读问题，而是在方法论层面上如何运用资料的问题了。这里，可以进一步厘清两个问题，一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作为地方社会成员的表达和社会记忆本身就构成关于地方社会的想像，因而也成为地方性秩序场境的组成部分；二是可以通过由以往的“分析文本”转向“叙事文本”，尽力发现隐藏在社会事实深处的当地人的社会主体性，

民事诉讼档案中当事人的表达有诸多相互抵牾之处，我们也无法以法官的角色去做法律事实的剪裁，以公平的判决分清是非，更何况在实际的纠纷中根本无法分清谁是谁非。因此．研究者的任务不在厘清是非，而在于透过当事人的表达来揭示地方社会秩序的逻辑。陈春声对乡村故事与传说的史料解读视角．对我解决这一问题有相当大的启发：“在是否更接近事实真相的意义上争论口述资料和本地人记述的学术价值，是没有价值的。研究者的责任不在于指出传说中的事实的对错，而是要通过对百姓的历史记忆的解读，了解这些记忆所反映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是如何在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积淀和形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口述资料和本地人的记述，可能更深刻地反映了乡村历史的事实和内在脉络。”[5](p31-32)也不妨将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表达看做是一种带有口述史资料性质的历史记忆，特别是在老宅基地纠纷中，当事人往往以“痛说革命家史”的方式来“说事”，以图实现自己的利益主张。就此而论，此类资料确也反映了利益分配机制层面的部分事实，而民间故事、传说则附会了更多的理想、信仰意识。但作为口述史的不同形式，上述资料的意义则是相通的，不能简单地以研究者的逻辑考证其对错，而须将其放到充满“当地感”的地方社会历史场境中去揭示其所象征的意义世界，即是“把当事人的行为归位到他们的生活史中，再把他们的行为归位到他们所属的那个社会场景下的历史中。个人生活的叙述，是相互关联的一组叙述的一部分，它被镶嵌在个人从中获得身份的那些群体的故事中。因此，我可能不会像苏力那样就一两个案件进行法律社会学分析，而是将案件及当事人的表述置于当地社会的历史脉络中加以把握，这离不开田野调查中所获得的那种对地方社会历史的体验。

口述史方法还可以帮助研究者实现由以往的分析文本转向叙事文本，以发现久已湮没的当地民众的社会主体性。在现代性的分析性文本中，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作者话语霸权式的理论逻辑的推演，而民众的声音则听不到了。口述史并不是简单的资料搜集方法，其颇具革命性和颠覆性的意义在于，通过有意识地记录下人民大众自己的表达，让老百姓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在历史的磁带上留下自己的声音。“口述史正是用人民自己的语言把历史交还给了人民。它在展现过去的同时，也帮助人民自己动手去构建自己的未来”[6]（p327），进而充分凸显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体性。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体性可能有两重含义：其一是在文化人类学方法论层面上．主位与客位的关系原则、参与式观察的文化相对主义立场要求研究者对当地民众保持相当程度的“理解之同情”；其二，在此基础上，也必须承认在地方社会生存的人们才是地方社会历史的主人，当然这和群众史观尚有相当大的理论距离，兹不祥论。

近年来兴起的新文化史方法，对此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周锡瑞比较了社会史与新文化史研究，以为社会史“在其更接近社会科学形态上的一个特点是关注塑造和限制人类行为的社会制度，却倾向于否认个体行动者的力量，而新的文化史的引人之处在于它给予了历史行动者以声音和主体性，因此帮助他们成为历史过程的动

因，不光是历史过程的人质”[7]。当然，就我的阅读经验，还很难说新文化史范式从根本上否定或替代了社会史范式，但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我们确实也可以融二者之所长。黄宗智结合诉讼档案的史料价值深有体会地说：“诉讼档案，它同时包含了有关表达与实践的资料、有关结构与抉择的资料，它要求我们同时从文化史和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考虑法律制度。”[8]地方民众的社会主体性不是抽象的理论原则，而是在地方性秩序场境和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得以自然的流动．研究者的任务只是尽力发现并以叙事文本的方式尽量呈现其内在的逻辑。在此，既不是结构决定论，也不是话语决定论，而是打破二元疆界，展现地方社会法律实践的多元而又模糊的面相。[作者简介] 张佩国(1966—)，男，山东成武人，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社会史和法律人类学研究。

参考文献：

[1]苏力．纠缠于事实与法律之间[A]．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到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A]．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张佩国．山东老区与农民日常生活[J)．二十一世纪，2003，(4)．

[4]黄宗智．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A]．贺照田．学术思想评论：第五辑[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

[5]陈春声．乡村的故事与国家的礼史——以樟林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的方法问题[A]．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6][英]P·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7][美]周锡瑞．把社会、经济、政治放回二十世纪中国史[A]．中国学术：第一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民事档案范文第4篇

关键词：档案；行政管理；行政司法

“行政司法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按照准司法程序审理和裁处民事和行政争议或纠纷，以影响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行政法律制度。”[1]

档案行政司法是行政司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档案行政司法是指享有档案行政司法权的档案行政管理主体，按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在其职权范围内按照司法化的行政程序，依法对档案行政争议或者档案民事纠纷进行处理的一类行政管理方式。

1 档案行政司法的特点

1.1 档案行政司法的主体具有特定性，其主体是档案行政管理机关。特定性是指档案行政司法的主体是享有档案行政司法权的特定主体，档案行政司法主体必须经过法律授权。档案行政司法的主体是档案行政管理机关，而不是权力机关或司法机关。这一特点使档案行政司法同权力机关对档案行政机关所进行的法制监督相区别，同时也使档案行政司法与由人民法院主持的行政诉讼相区别。

1.2 档案行政司法客体的有限性。档案行政司法的客体是档案法律规定的特定种类的争议案件，它只包括档案行政争议和档案民事纠纷。档案行政争议是指在档案行政管理过程中发生的档案行政管理机关与其相对人之间的争议。档案民事纠纷是指因档案事务而引起的档案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纠纷。档案行政司法既处理和裁决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和相对人因档案行政管理而引起的档案行政争议案件，又处理和解决档案行政相对人之间发生的档案民事纠纷案件。

1.3 档案行政司法性质的特殊性。档案行政司法性质的特殊性有以下两层含义：一是指相对于国家的普通司法而言，档案行政司法并不是典型的国家司法行为，而是特定的档案行政主体所实施的具体档案行政行为。档案行政司法主体裁决处理争议纠纷的权力属于行政权，并不是国家司法权。二是指相对于其他的档案行政行为或档案行政执法行为而言，档案行政司法行为又具有与法院的普通司法相类似的特性，档案“行政司法行为是一种特殊的具有准司法权的具体行政行为”。[2]如果将法院司法定义为严格意义上的司法的话，那么，档案行政司法则带有“准司法”的色彩。从处理方式上看，档案行政司法采用了法院司法常用的处理纠纷和争议的手段，如调解、裁决等；从处理程序上看，档案行政司法不同于一般的行政程序，而是类似于普通司法程序，是一种比一般行政程序公正、严格，但又比普通司法程序简便和灵活的特殊的司法程序；从效力上看，档案行政司法的准司法性表现为既具有行政强制性的一面，又有非终局性（即可诉性）的一面。

2 档案行政司法的原则

档案行政司法除应遵循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外，还应着重遵循下列原则：

2.1 简便原则。简便、高效地处理档案行政争议和档案民事纠纷，是档案行政司法的主要作用。虽然档案行政司法带有准司法的色彩，但档案行政司法的本质属性仍是行政管理活动，而不是司法审判活动，它要求程序简便。档案行政司法虽然也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和手续，但与普通司法相比，毕竟要简便得多。为与行政行为的迅速、效能相统一，档案行政司法必须坚持简便原则。它要求：第一，档案行政司法程序在合法前提下，应尽量做到迅速、灵活、简明，力求避免程序繁琐；第二，档案行政司法有关活动应考虑当事人的便利。

2.2 平等原则。虽然在档案行政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是不平等，但在档案行政司法关系中双方当事人则是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无论是档案行政机关，还是被管理的档案行政相对人，无论是国家公务员，还是一般公民，同样都有向争议案件的审理机关说明案情，陈述理由，提供证据，提出请求的权利，同样，都有遵守行政司法程序、时限、形式等要求的义务。为保证档案行政司法平等原则的实现，履行档案行政司法职能的档案行政管理机关要做到：第一，接受当事人对档案行政司法的合法请求。第二，在档案行政司法过程中向双方当事人告知和讲解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例如，作出决定前的辩护权、对案件裁决的申诉权。第三，严格依法办事，不偏袒任何一方。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档案行政司法往往审理的是以档案行政管理机关自身或下级档案行政管理机关为当事人的案件，这就更加要求档案行政司法主体不能偏袒本机关或下级档案行政管理机关。

2.3 回避原则。档案行政司法是带有司法特征的行政行为，应当遵循司法程序中的回避原则。它是指主持审理的人员，如果是本案当事人或当事人的近亲属时，或是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以及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不正确处理的，必须回避。回避有两种形式：自行回避和当事人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他们回避。

3 档案行政司法的作用

3.1 裁决公私争议纠纷。档案行政司法最基本的作用就是裁决争议纠纷。档案行政司法为公私争议纠纷的解决提供了一种较为迅速、经济、便捷的公正裁判方式。档案行政司法不仅解决法人之间的档案事务争议纠纷，而且解决法人和公民之间的档案事务争议纠纷。

3.2 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保障公民、法人档案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是档案行政司法的核心功能。档案行政司法作为法律救济手段之一，可以控制档案违法行政，能有效地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行政的侵害。同时，档案行政司法通过维护档案行政管理机关的正确决定来维护国家的利益。

3.3 减轻人民法院负担。减轻人民法院负担是档案行政司法的调节功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担负着审理大量刑事案件、裁判大量民事纠纷的任务。在人民法院工作量大、人员有限的情况下，建立与健全档案行政司法制度，既有利于减轻法院的工作重负，使其能够更加集中精力提高办案质量，也有利于档案行政主体根据档案行政管理的规律和特点，及时、准确地化解各种档案事务纠纷和争议，实现国家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有效调控。

3.4 监督档案行政执法。档案行政司法具有内部监督的功能，档案行政司法是监督档案行政管理机关依法行政的重要形式和制约机制，有利于防止违法、越权或滥用权力的行为发生，有利于档案法制的健全。这主要体现在档案行政复议制度上。通过档案行政复议活动，上级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对下级档案行政管理机关的档案行政执法活动进行认真审查，可依法作出撤销和变更违法、不当决定的档案复议决定。

4 档案行政司法的范围

档案行政司法的范围就是指运用档案行政司法程序和手段所解决的争议纠纷案件的范围。档案行政司法管辖的范围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4.1 档案行政争议。档案行政争议，亦称档案行政纠纷，是指档案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档案行政主体相互之间以及档案行政主体与所属工作人员之间因档案行政行为或档案行政管理活动而引致的争执。档案行政司法解决的行政争议的范围又可分为两类：一是外部具体档案行政行为或执行档案行政规范的外部行政行为所引起的争议，如由于档案行政处罚、档案行政强制、档案行政许可、档案行政不作为的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争议，以及其他档案行政侵权行为引起的行政争议等。二是一部分内部具体档案行政行为的争议，如档案行政工作人员不服档案行政主体的行政处分的争议、档案行政主体相互之间发生的管辖权争议等。

4.2 档案民事纠纷。档案民事纠纷，亦称档案民事争议，是指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相互之间，因档案民事权利义务内容而发生的争执。由档案行政主体通过档案行政司法程序所解决的民事纠纷仅限于法律、法规规定由档案行政主体负责处理的特定的民事纠纷。处理档案民事纠纷并不属于档案行政主体固有行政职权范围内的事务，但因现代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有些档案民事争议往往与档案行政管理事项交织或牵连在一起，如档案资源权属纠纷、档案民事侵权纠纷等，均与档案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例如，山西省太原市档案局2006年1月经办的一起档案行政裁决纠纷案，就是由两个民事主体因档案归属管理所引起的争议纠纷案。[3]

5 档案行政司法的方式

档案行政司法从方式看，可分为档案行政裁决、档案行政复议和档案行政听证。

5.1 档案行政裁决。“行政裁决是指行政主体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在法律规定或当事人依法申请的条件下，依照法定的程序，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特定民事争议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4]

档案行政裁决的特征：其一，档案行政裁决的主体是由法律法规授权的档案行政主体；其二，档案行政裁决的对象是与档案行政事务密切相关的民事纠纷；其三，档案行政裁决是一种依申请的行政行为。档案行政主体只有在行政相对人提出申请之时才能依法对有关事项作出裁决，如果行政相对人没有提出申请，档案行政主体不能主动作出裁决。

按照行政裁决的含义和档案行政裁决的特征，似乎档案行政管理机关不存在档案行政裁决的权力，因为档案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对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授予档案行政裁决权。虽然我国目前的档案立法，对档案行政裁决未作专门规定，但在现实中确实存在着大量的与档案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特定民事档案事务争议，属于档案行政裁决的范畴，也在档案行政司法实践中出现过档案行政裁决的案例。如山西省太原市档案局2006年1月经办的一起档案行政裁决纠纷案，“正是由于档案部门的及时介入、调查，提出处理（裁决）意见，客观上引起了当事双方的重视，有效、及时地制止了不断发展、升级的矛盾和争抢行为，使档案得以完整地保护”。“近年来，社会档案意识特别是档案法制意识有了飞速的进步和提高，档案权益受到侵犯的群众，已能自觉地想到档案部门，主动到档案部门投诉维权。仅近三年来，就先后有社会主体到档案部门要求裁决合营企业档案所有权，维护档案查阅权，人事档案擅自归档裁决，档案丢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赔偿等，约占到档案部门投诉案件的70%。可以说，档案行政裁决问题，已成为档案行政执法中的重大问题。还可以说，大多数违法行为的投诉也必然涉及档案赔偿损失的裁决。”[5]而这些问题都是档案立法中亟待完善和补充的问题。

5.2 档案行政复议。“档案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档案行政管理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请求上一级档案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依照行政复议程序重新审查原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适当，并作出复议决定的活动。”[6]

档案行政复议是一项应申请的行政司法行为，同时也是一项行政机关的单方的行政行为。其最终是以裁定的方式单方强制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实施或撤销。档案行政复议是一种档案行政机关的内部层级监督制度，也是一种准司法活动。

档案行政复议的特征：其一，档案行政复议所处理的问题是行政争议，即行政相对人认为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在档案行政管理过程中所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发生的争议，这种争议的核心问题是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合理；其二，档案行政复议的审查对象为具体行政行为，并附带审查部分抽象行政行为；其三，档案行政复议是一种依申请的档案行政行为，实行“不告不理”的原则，即行政相对人不申请复议，档案行政复议部门不能主动受理；其四，档案行政复议主要采用书面审查的方式；其五，档案行政复议必须遵守法定程序。档案行政复议活动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的步骤、方式、顺序和时限进行。

档案行政复议的范围：其一，对档案行政管理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其二，对档案行政管理机关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其三，对档案行政管理机关作出的有关行政许可、资格证等变更、中止、撤销或者注销的决定不服的；其四，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档案行政管理机关颁发许可证、资质证、资格证等，或申请核准、登记有关事项，档案行政管理机关不依法办理的；其五，认为档案行政管理机关侵犯其合法经营自的；其六，认为档案行政管理机关违法收费或者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其七，认为档案行政管理机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5.3 档案行政听证。档案行政听证是指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在作出影响档案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决定前，听取档案行政相对人意见的活动。“听证形式在一个建议性行政决定作出后就可以通过准司法程序（提出要求、受理、回避、辩论、质证、最后决定作出）来实现公正、公开原则。”[7]

档案行政听证适用范围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档案行政处罚方面。《行政处罚法》规定，适用听证程序有两种情况：一是较大数额的罚款。二是行政机关实施的“吊销许可证”的行政处罚。“从档案法规规定的表面上看，档案行政机关没有吊销许可证的处罚权。但从实际工作来看，档案行政执法中有类似问题。”“主要有三种类似情况。一是对档案中介机构资质、资格的取消。二是对单位档案目标管理资格证的取消。三是对档案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取消（由职改部门行使）。这三种行政行为的性质与吊销许可证的性质类似，影响和后果也都较大。”[8]其二，档案行政管理方面。随着档案行政执法实践的发展，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已不仅仅局限于档案行政处罚案件，而已经扩大到关系群众利益的、社会影响较大的事件都适用。如，档案所有权的界定及对档案处置权、管理权纠纷的裁定等。其三，档案行政许可方面。《行政许可法》明确规定，行政许可事项适用听证程序。

6 结语

档案行政司法是档案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法制建设包括档案行政立法、档案行政执法和档案行政司法三个部分。这三者是密切关联，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只有认真地全面地做好档案行政立法、档案行政执法和档案行政司法，才能保证档案法制的统一性、连续性，充分发挥档案法制在档案行政管理中的作用。同时，档案行政司法还是检验档案行政立法、档案行政执法质量的一种手段。通过档案行政司法及时发现档案行政立法和档案行政执法中出现的问题，并总结经验，有利于完善档案行政立法、改善档案行政执法。

注：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依法治档研究》（项目编号：13BTQ068）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龙跃牛.重构中国行政司法制度[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21卷第5期：26～30.

[2]郭信玲，李为.我国行政司法的理论与实践[J].法制与社会，2009.3（下）：152～153.

[3][5]杨红卫.从一起纠纷案例析档案行政裁决权限的设定[J].山西档案2006（6）：31～32.

[4]杨临宏著.行政法：原理与制度[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502.

[6]小普.档案行政复议的特征[J].中国档案，2009（12）：44.

[7]张韶华.我国行政司法理论之批判与重构[J].行政法学研究，1999（3）：25～32.

[8]乔明香.论档案听证程序的适用[J].山西档案，2005（1）：39～41.

民事档案范文第5篇

关键词:清代;巴县档案;民事诉讼;诉讼文书

清代四川巴县档案是我国相对比较完整的一部基层政权的档案。从乾隆二十二年至宣统三年(公元1757－1911年)，记录了这一时期清代四川巴县的官吏任免、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军事、社会关系等各个方面的情况，是研究清代四川地区地方历史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当时地方治理不可或缺的资料，档案中汇聚了研究清代诉讼文书的文种、书写格式及特点、文书制度的极好案例，与其他类文献和已有研究成果进行了互证互补。清代巴县档案数量繁多，其中《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由六部分构成:吏房、户房、礼房、兵房、刑房、工房，刑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主要讲述了各种刑事、民事纠纷的处理过程、判决依据等等;《清代巴县档案选编乾嘉道》有两部分构成:农业生产和土地关系、工商业。这两部档案中，关于土地、租佃、婚姻、赡养、承嗣等民事纠纷种类繁多。从这两部档案中可以看出当时司法的诉讼过程、官员判案的依据以及民事司法的性质。

一民事诉讼的过程及所用文书

《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中大多数材料不完整，不能反映案件的完整情况。其现代的诉讼程序更为复杂，诉讼文书种类繁多，判决案件的形式也多，有和解、调解、裁定、法院判决等。《巴县档案》中文书的形式并不完整，大多数只有书、堂审的记录、判决书等，有些案件只有诉讼请求。如:《清代巴县档案选编乾嘉道》中嘉庆十七年三月十五日吴世伦诉状:“情蚁父叔均分祖业，各有分关管耕，至于业内堰塘一口，公用未分，所和之水，历来分放救济田禾无异。今值旱季，本月十一蚁放堰塘之水救蚁秋苗，殊蚁二伯之子吴世文，世立弟兄，恃强独霸，阻不容蚁放水救苗。当以公共堰塘何得独占理斥，无如逆弟等触怒生嗔，扭蚁朋殴，〈略〉，似此逆弟，霸阻凶伤，法犯何容。惨蚁伤沉，恐有不测，是以负伤来辕，首验拘究，治逆正伦。”《巴县档案》中有许多这样只有诉讼请求，但没有完整的案件记载，比如大多数案件没有堂审记录，判决书，等等。

二结案的方式

清代的诉讼与审判不具有近代法秩序下“民事诉讼”的一般特征。由于律例本身对应于一个个具体行为分别规定了固定的刑罚(绝对的法定刑主义)，只要确定行为者和属于何种行为，应处什么刑就自动地得到明确，官僚自身并无量刑的余地。当然，关于刑罚以外有些部分的处理，地方官的原案有一定不同之处，但在实际执行时却有一定的差别。通过对巴县档案中租佃纠纷与婚姻案件的分析，发现存在着以妥协为内容的判决意外地少，而实际上大部分案例都明白地宣告了在伦理上正义的一方胜诉的这一倾向性事实。巴县档案中的大多数可以经过双方和解、乡里调解、官府调解，在衙门备案就可以了，另一部分要经过堂审进行调查、判决，一般民事案件属于州县自理案件，但也有极小的一部分疑难案件州县无法审结，进行上报。如:《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中乾隆五十七年闰七月初七日，《典史李文彬申册》:“据此，该卑职查得所呈约据，讯据欧永昌等供称:因讦控作证，未给谢仪而立，并无借欠交涉。今李蓁身故，未便照约断给。但李正文与陈明德谊属甥舅，自应量为帮助，卑职酌断李正文缴钱三千文与陈明德具领结案。乃正文之母李陈氏违抗不遵，屡次差催，分文不缴，卑职未便抑勒。计申责奉发批词一张，服约一纸。县正堂批:仰候亲提讯结。缴。原呈存。”还有一种情况:经过堂审之后悔过的，一般会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中就有:“县正堂批:自知悔惧，暂从宽免，结存。着原差将票呈销。”

三判决依据

中国古代民事司法中婚姻与租佃纠纷的判决依据最普遍的就是依据“情理”来裁判。古代官员并不严格依照朝廷颁布的有效律法来审案，一方面对律法的熟悉程度不够，另一方面要注重社会的影响力，兼顾情理与法理的统一性。如《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中乾隆三十年月十五日王美常、王美纯一案中，县正堂判词:“讯得刘廷先告王美纯等扛抢一案。缘王美纯三十年外出，遗妻李氏在家，因年岁饥馑，其妻李氏不能苦守，再刘廷先为妻。伊兄王美常×据供和息，领钱九千二百文属实，及王美纯回，伊妻已属他人。彼此控告到案，差拘审讯，各供不讳。查王美纯因年荒出外，弃妻不顾，而李氏不能守节另嫁，均非义夫节妇。刘廷先擅娶有夫之妻，亦属不合。王美纯、刘廷先本应重究，姑念事在荒旱之年，从宽免究。断令刘廷先出钱十千给王美纯具领，其子亦令领回。据刘廷举共称伊兄病危，着即代缴。具供立案。此判。”据此案得知，清代地方案件的民事司法中婚姻的判决依据主要是情理。此案如果严格按照《大清律例》，“娶有妇之夫”不应仅仅判决罚金，而如今因荒旱之年，王美纯、赵廷先从宽处罚，在更广泛的范围上考察了“判语”中有关户婚田土等民事案件的处理情况后，指出大部分案件的判决根本就没有涉及律和条例的参照引用，而且即使引用也只限于《大清律例》。对于微罪，地方官发动体罚、刑罚等予以解决。综上，州县自理的审判显然不要求在严格依照引用成文法的前提下进行。在从反面来讲，这种判决依据模式下，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不利于法律的实施。

四清代民事司法的性质

主张古代法律依据的是“情理”裁判的学者颇多，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日本学者滋贺秀三。他是对中国法文化的狭义界定，并未把中国古代司法看作一个独立的整体，而视为“行政之一环”。他把中国古代司法审判分为刑事和民事两个部分来考察，他一方面认为虽然大多数刑事案件都严格适用成文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官严格地受到法律条文的拘束。他分别分析了两种不同程度的刑事案件，指出即使在各种判词中，刑事裁判具有依法裁判的形式体现，但本质上仍是由地方官员或皇帝依“情理”来自由裁量的。认为在中国古代尤其是清代司法判决，主要是依“法”裁判的学者主要有黄宗智、瞿同祖、何勤华、张伟仁以及美国学者布恩等人。黄宗智认为即使在民间调解中，法律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瞿同祖就清代地方政府的审判过程进行了考察，认为“即使是皇帝就特定案件所发裁决，若未颁布法律，不得引作判决依据的，判决也不得依照未被定为例的往昔判决作出”;何勤华在对清代法律的渊源进行了考察后认为，不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审判，律例都是最主要的渊源，情理的适用范围是在律、例、习惯法和判例所未能顾及的领域;美国学者布迪和莫里斯也认为“就‘依法判决’而言，与其他国家的法官相比，清代司法官员甚至更为严格，那种舍弃法律而任意裁判的做法，只是个别的例外”。从上述分类陈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各种观点之间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立。学者们观点的分歧只是由于立场、角度、研究范式、依赖路径的不同，导致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见解;只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被统一性遮蔽的多元性渐次呈现的结果。

结论

通过对巴县档案的分析研究，中国古代的裁判依据问题更立体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使得我们在理论路径上有了更清楚的自省: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并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臆断所能简单概括的，法律的观念和规则也并非我们目前所概括的那样浑然一体，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领域存在着差别，或实质上的，但或许只是程度上的。正是由于这种看似不同实质却只是程度上的差异性，使得我们能重新概括其间的统一性。

参考文献

［1］龚熙春:《四川郡县志》，成都古籍书店，1983年版。

［2］四川档案馆主编:《清代巴县档案选编乾嘉道》，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四川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

［4］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版。

民事档案范文第6篇

一、对丢失档案行政处罚追究时效起点的认识

行政处罚的追究时效，是指行政处罚主体对违法行为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有效期限，如果超出这一期限，则不能再行追究。《行政处罚法》设立行政处罚追究时效，有利于督促行政处罚主体集中精力查处案件，克服行政效率低下的作风，有效地提高国家行政管理的效能。同时，也便于行政处罚主体及时查明案情，防止因事过境迁而增加案件调查取证的难度，减少行政处罚发生失误的可能性。此外，应当接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经过较长期间未被发现，而此后行为人又没有实施新的违法行为，表明他已经不再对社会具有危害性，行政处罚的目的业已实现，没有必要再通过适用行政处罚达到对违法的纠正。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的规定，行政处罚追究时效的起点有下列两种计算方式：

一是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所谓违法行为发生之日，应当理解为违法行为成立之日。由于法律、法规对各种形态的违法行为所规定的具体构成要件并不相同，因而认定违法行为成立的标准也不相同。对只要实施了规定的行为即构成违法，而不需要某种行为结果的行为，应当从行为实施之日起计算；对需要有某种结果发生才构成违法的行为，则应当从该行为结果发生之日起计算。

二是对于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这里的连续状态是指违法行为人连续实施同一种违法行为，基于同一个违法故意，连续实施了数个独立的违法行为，这些违法行为触犯的是同一行政处罚规定。继续状态，是指一个违法行为发生之后，行为以及由此造成的不法状态―直处于持续之中。

考查《现代汉语词典》对“丢失”及其相关概念的解释：“丢失”的含义是“遗失”，而“遗失”的含义是“由于疏忽而失掉(东西)”，而“失掉”的含义则是“原有的不再具有”。笔者认为，“丢失档案”的含义是指有关机构或人员由于疏忽而使原来处于其有效管理之下的档案下落不明而不再具有。鉴于“原有的”档案发生“不再具有”的结果是“丢失档案”概念的基本含义，笔者认为“丢失档案”违法行为属于需要有某种结果发生才构成违法的行为，其行政处罚追究时效的起点应当从该行为结果发生之日起计算。

二、丢失档案的结果应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经过调查取证的特定程序予以确认

“下落不明”是丢失档案的客观外在表现，“丢失”则是人们对档案“下落不明”所作的主观判断。对丢失档案的违法行为依法实施行政处罚，首先必须对客观上处于下落不明状态的档案，从主观上确认其丢失的结果。

档案下落不明的具体表现，是档案脱离了对其负有管理责任者的控制而去向不明。在档案管理实践中，被有关机构或者人员放错或者遗忘了具置而下落不明的档案，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而被重新发现的情况所在多有。当档案行政执法人员发现档案下落不明需要将其确认为丢失档案的违法行为而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时，由于顾及到下落不明的档案存在将来重新发现其下落的可能性，档案行政执法人员对于下落不明的档案确认其丢失往往犹豫不决。此外。档案行政执法人员还常常对档案下落不明起于何时难以甚至根本无从查清的事实备感困惑。

对丢失档案的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是法律的明确规定，档案行政执法人员不能因为种种顾虑放任丢失档案违法行为的发生而无所作为。由于丢失档案是需要接受法律制裁的违法行为，面对客观上处于下落不明状态的档案，从主观上确认其丢失的结果显然应当十分严肃和慎重。而由一个公认的权威部门对下落不明的档案通过特定程序确认其丢失的结果，正是这种严肃和慎重的具体体现。

借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为人民法院针对下落不明满一定期限的公民设定判决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特别程序的规定，即法律授权人民法院通过民事诉讼特别程序以判决来确认下落不明满一定期限的公民失踪或者死亡的结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具有对“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的法定职责。由于经过调查取证查清案件事实是对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的前提和基础，对于下落不明的档案能否确认其丢失的结果，笔者认为应当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在查处档案违法案件过程中通过调查取证的特定程序来予以最终确认。

三、丢失档案违法行为发生时间应当以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确认档案“丢失”之日起算

在查处“丢失档案”违法行为时，对于客观上下落不明的档案主观上确认其“丢失”结果的发生之日，是确定行政处罚追究时效起点的关键因素。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第十五章“特别程序”中关于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的规定，对于下落不明的档案确认其“丢失”结果的发生之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下落不明满二年，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失踪的，向下落不明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该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公民下落不明满四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满二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死亡的，向下落不明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该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后，应当发出寻找下落不明人的公告。宣告失踪的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一年。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的，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公告期间届满，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被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的事实是否得到确认，作出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的判决或者驳回申请的判决。”根据《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公民下落不明只有满一定期限，其利害关系人才能向法院申请宣告其失踪或者死亡。法院受理宣告失踪或者死亡案件后，首先要发出寻找下落不明人的公告，只有在规定的公告期间届满后，法院才能根据被宣告失踪或者死亡的事实是否得到确认作出最终的判决。

借鉴《民事诉讼法》关于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的立法思路，笔者认为，对于下落不明的档案，如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在调查中发现档案脱离其管理者控制而去向不明有确切日期的，则在档案下落不明满一定期限(借鉴《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定为二年)时，应当责令对该档案负有管理责任者在规定的时间内尽力寻找档案的下落(借鉴《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定为三个月)。如果无法查清档案脱离其管理者控制而去向不明的确切日期的，应当立即责令对该档案负有管理责任者在规定的时间内尽力寻找档案的下落。待规定寻找档案下落的期限届满后，如对该档案负有管理责任者无法找到该档案的确切下落，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即可确认下落不明的档案产生了“丢失”的结果。

民事档案范文第7篇

本文从档案被遗失者的权利角度,以我国现行法制框架下司法机关对人事档案遗失法律救济的司法判决和司法解释为基础,尝试回答个人对自己的人事档案到底享有何种权利;属于财产权,还是人格权;在人事档案被遗失时,档案被遗失者到底应当享有哪些范围内的救济等问题。

一、现行法制框架下人事档案遗失权利救济的困境

(一)白万锦案

在白万锦案中,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经济公司未经人事劳动部门批准,擅自从八七三厂办出原告白万锦的人事关系,违反了干部管理(流动)制度。被告收到原告档案后又不妥善保管,使其档案遗失多时,造成原告虽找到接收单位但因没有档案而使其调动落空,给原告精神上、经济上造成一定损失,被告对此应负主要的民事责任。但是该判决被二审法院以“不属于法院的受理范围”为由而撤销。1

该判决一经做出即受到不少批评,认为:“这一处理结果从保护公民的合法民事权益方面来看确实是值得探讨的。因为换一角度讲,本案可视为原、被告之间已形成档案保管合同关系。八七三厂在原、被告协商一致时将原告档案寄给被告,被告收到档案时就取得了对保管物的占有,原告也完成了其交付保管物的行为,被告作为保管人就应履行其妥善保管寄存物的义务,而被告却将原告档案遗失,违反了合同义务,同时也侵犯了原告的经济利益,故被告应负违约责任”2。

(二)最高人民法院的立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事档案被原单位丢失后当事人原用人单位补办人事档案并赔偿经济损失是否受理的复函》指出,保存档案的企事业单位,违反关于妥善保存档案的法律规定,丢失他人档案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档案关系人请求补办档案、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3

该复函的意义在于:首先,肯定了个人对人事档案合法利益的可诉性,明确规定档案被遗失者对导致其档案丢失的企事业单位享有诉权,赋予了档案被遗失者的诉讼当事人资格;其次,规定了档案保存人应当承担责任的构成要件,特别是明确了只有在档案保存人具有过错时才可能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这里的过错是采用客观化的方式予以规定的,即“违反关于妥善保存档案的法律规定”;第三,明确了档案被遗失者与档案保存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为民事法律关系,非劳动争议,不适用劳动争议的强制仲裁程序。但是仍然没有解决以下问题:第一,个人对人事档案到底享有何种权利?第二,档案被遗失者要求档案保存人承担的民事责任究竟是违约责任,还是侵权责任?是否有精神损害赔偿适用的余地?

(三)周玉富案与刘甲湘案

在周玉富案中,两审法院均认可了原告与档案保存人达成的经济补偿协议,但拒绝原告提出补办档案的诉讼请求4。

在刘甲湘案中,原审法院认为:“对于刘甲湘在其档案丢失之后的相关损失,应由香山饭店予以赔偿。……这种赔偿是对刘甲湘因此受到的可预见损失的一次性赔偿,具体赔偿数额,法院将酌情予以判定”。二审法院明确表示:“有关个人的人事档案是证明个人客观经历的文件材料,是历史地、全面地考察职工的依据,也是国家档案的组成部分,档案保存时间相对职工个人来说是终身的,一切单位都有义务妥善保护档案”,“香山饭店作为刘甲湘人事档案的保管单位,未尽到妥善保管刘甲湘人事档案的义务,造成刘甲湘的人事档案丢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刘甲湘办理退休手续及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手续,原审法院判决香山饭店赔偿刘甲湘在其档案丢失之后的相关损失正确。”5

综上,从案由的角度看,这三个判决的案由各不相同,白万锦案以人事档案遗失造成不能正常调动工作的独立案由进行立案,而周玉富案是按照一般劳动争议案由进行立案,刘甲湘案则是按照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进行立案;从判决的内容看,与在白万锦案一审判决中法院承认在人事档案丢失时会给当事人造成精神上和经济上的损失从而判决赔偿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不同,较晚的司法实践不但没有明确个人对自己的人事档案到底享有何种权利,而且也没有明确是否有承担精神损害的可能性,更倾向于将该权利模糊地归于财产损害的范围,仅仅给予经济损失的赔偿。

毫无疑问,必须首先回答个人对人事档案享有何种权利,才能为人事档案遗失的权利救济奠定一般的权利基础。追问该问题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档案丢失的救济方面,还在于在档案记载不真实、被非法转递(出售、提供使用)、被非法获取时的救济问题。

二、个人对人事档案合法利益的权利化:个人信息权的阐释

(一)人事档案的本质

有论者认为,民法上的“物”是指存在于人身之外、能够为人力所支配并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物体,个人的人事档案完全符合这些特征,因而是个人享有的物权的客体,可适用物权的保护方法加以保护。6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第一,它不能纳入我国法中“物”的范畴。我国《物权法》上物的概念,在立法上和在学说上都是依循德国法的观点限定为有体物,主要是指不动产和动产,仅在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才依照其规定7。从档案的内容上,档案的内容仅仅是记载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无体的,不能归入有体的范畴。第二,它不能为个人所支配。人事档案是由专人负责管理的,提供使用和转递制度严格地限制了其他人的使用,而对档案当事人本身而言,无论档案记载的内容为何、档案记载是否有错误、 被提供给何人查阅,本人是无法知悉的8,更遑论支配的问题。所以在现行法律制度下个人对人事档案无法行使物权所能包含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能。第三,它的载体不是档案当事人的私有财产。人事档案是国家机构或被授权的企事业单位依法建立和管理的人事信息资料,其纸质载体并非由当事人提供,当事人没有取得对人事档案的纸质载体的合法依据,确切地说,人事档案的载体应该是档案制作和管理机关所管理和处置的公共财产。因此,不能将人事档案视为个人的物权客体。

笔者认为,这些信息是个人信息。从人事档案的内容看,人事档案是由最全面、最深刻地反映个人情况的材料构成,包括履历材料、自传材料、鉴定、考核、考察材料、学历和评聘专业技术职务材料、政治历史情况的审查材料、参加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及派的材料、奖励材料、处分材料、录用、任免、聘用、转业、工资、待遇、出国、退(离)休、退职材料及各种代表会代表登记表等材料、其他可供组织上参考的材料。9即得以直接或间接方式识别个人的信息。根据独联体《个人信息示范法》10第4条第5款,自个人信息主体死亡时起,个人信息法律制度替换为档案保管制度或本国立法规定的其他法律制度。即个人信息与人事档案并不相同,在当事人活着的时候为个人信息,在当事人死亡后才转变为档案,个人信息制度向档案制度转变的关键性法律事实就是当事人死亡。

(二)个人对人事档案的权利:作为隐私权重要内容的个人信息权

在现代信息社会,信息自主日益重要而成为法律规范的重点11。在现代信息处理技术日益发展,电子档案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虽然每个公民必须对社会公益作出让步,但个人隐私权和社会需要两者之间的平衡必须保持12,个人信息权制度可以平衡个人与人事档案管理者之间在个人信息上的紧张关系。

在我国,通过司法解释引入了隐私权制度13,但欠缺个人信息权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款引入了对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这是我国立法首次提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据此,国家机关或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非法提供给他人,窃取或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或将承担刑事责任。该规定仅限于对公共机构或具有公共机构性质的单位在获取、提供个人信息方面的行为进行规范,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转递、国际交换、信息准确、信息安全等内容无法也无能力进行规定,亟需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笔者认为,在现行法制,特别是民法没有明确规定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现实下,应将人事档案作为“其他人格利益”纳入一般人格权的范畴,予以保护,逐步在此范畴内形成个人信息保护的司法判决。

针对我国当前的人事档案管理现状,尚需研究:在人事档案的内容正确性方面,应当允许依照当事人的请求适时更正或补充;在人事档案的个人参与方面,应当承认个人有权确认人事档案的内容,并有权请求进行更正和阅读的权利;在人事档案的个人知情方面,应当承认个人有权要求档案管理者告知自己的人事档案被提供给何人查阅,在对人事档案材料进行更正或补充时,应向以前的档案查阅人提供新的档案材料等。简而言之,在保障个人信息权的视角下人事档案制度应当进行哪些修改和变更,以应社会经济发展,是档案学和法律学亟待共同研究的问题。

三、人事档案遗失权利救济的实现

人事档案遗失时的立案案由,应当统一为“隐私权纠纷”或“一般人格权纠纷”14。在发生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竞合时,由当事人选择。在选择违约责任时,不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只能获得物质损害赔偿,而选择侵权责任时,既可以获得精神损害赔偿,也可以获得物质损害赔偿。在档案遗失事实明确的前提下,笔者认为,受害人选择侵权责任的救济是最为有利的。

当事人可能寻求的救济途径主要是赔偿损失。前述案例看,在人事档案遗失时受害人可能获得的损害赔偿的范围并不明确,要么是对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一起判赔,要么是仅仅赔偿经济损失。笔者认为,在将个人对人事档案的权利定位于人格权的背景下,人事档案保管单位遗失个人的人事档案,意味着对当事人人格权的侵犯,可以被判定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对于可能给当事人造成的经济损失,也应当给予赔偿。但是比较困难的是如何界定经济损失的范围。

第一,由于档案遗失不能办理正常工作调动的机会损失。对于此类损失,我国侵权法学者研究的比较少,但是从司法实务来看,也没有统一的意见。在白万锦案中一审法院是支持了受害人提出的机会损失的,但是没有指出机会损失的赔偿范围和赔偿数额的确定方法,二审法院则完全否定了赔偿机会损失的可能性。在此情况下应由法院根据具体情形行使自由裁量权酌定赔偿数额。

第二,由于档案遗失不能办理退休与养老、医疗保险的经济损失,应当根据不能办理相应手续所造成的实际损失进行全额赔偿。

综上,在人事档案遗失时,对于当事人的损害赔偿应当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和物质损害赔偿,后者包括由于档案遗失不能办理正常工作调动的机会损失和不能办理退休与养老、医疗保险的经济损失。

此外,在人事档案遗失时,其中的部分材料可否补办,应从保护受害人的权利和保障受害人未来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出发,由档案管理人出具档案遗失证明并承担费用向其他单位重新办理相应的证明材料,对确实无法重新补办的原始材料,可以用经办人或当事人的书面证明替代。

注释:

1、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白万锦诉海南经济技术开发(集团)公司遗失其人事档案致其无法调动工作赔偿案”判决书》。

2、《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冯芳撰写的对“白万锦案”的评析》,vip. /newlaw2002/slc/slc.asp?db=fnl&gid=117463388,访问日期:2009年3月7日。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事档案被原单位丢失后当事人原用人单位补办人事档案并赔偿经济损失是否受理的复函》([2004]民立他字第47号)。

4、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周玉富与成都纸浆厂破产清算组一般劳动争议纠纷上诉案”判决书》,((2008)成民终字第2739号)。

5、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首都旅游国际酒店集团有限公司香山饭店与刘甲湘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判决书》((2008)一中民终字第537号)。

6、同注释2。

7、最高人民法院物权法研究小组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理解与适用》,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页。

8、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暂行规定》(人发[1996]118号)。

9、《干部档案工作条例》(组通字(1991)13号)。

10、см:《моде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персональных данных》снг.

11、王泽鉴:《人格权的具体化及其保护范围·隐私权篇(中)》,《比较法研究》,2009年第1期,第10页。

12、[澳]维拉曼特:《法律导引》,张智仁、周伟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6页。

1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2款。

民事档案范文第8篇

关键词：公证文书档案；管理工作；问题分析；解决措施

在1988年，国家档案局就制订了《公证文书立卷归档办法》和《公证档案管理办法》两个专门性文件，它们成功的规范了公证档案的收集，整理，立卷和归档。这就表明了公证文书的立卷归档工作是有法可依的。然而，我们在检查和指导公证文书立卷归档时却发现，由于公证员和兼职档案员的对档案专业知识的学习并不透彻，导致在公证文书立卷归档工作中就出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1 对文书材料的收集不齐全

根据《公证文书立卷归档办法》规定，公 证机关受理申请后，公证事项的承办人就应开始收集各种证明材料，记录并整理谈话笔录，调查材料，制作公证文书等，并着手立卷的准备工作。公证事项办理结束或后，由承办人检查该公证事项的全部文书材料并且进行立卷归档工作。立卷时要补齐遗漏的证明材料，删除不必要的立卷归档材料。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公证人员没有养成良好的归梢习惯，多数公证案卷都是在兼职档案员的再三催促下才立卷归档的，往往是有便归档， 无便放弃。这样就造成了主要文书材料能够及时归档（如：公证文书，公证申请表，当事人的谈话 笔录，公证事项报批表等。）而有些证明材料则难以齐全（如：当事人应提供的有关证明性材料， 公证处审查，调查所取得的证明材料等）这样就形成了案卷内档案材料不能齐全完整，这和已形成的案卷与规范要求尚有差距。

1.2 公证档案立卷的不规范

由《公证文书立卷归梢办法》得知，公证档 案按年度和一证一卷，一卷一号的原则立卷， 同一当事人为同一目的而办的数项公证，可 合并为一卷。而实际组卷中，并不是这样的。现实中存在着同一当事人为不同目的而办的数项公证合为一卷；不同当事人为同一事由而办的数项公证合为一卷。

1.3 档案分类定位不精准

《公证文书立卷归档办法》显示，公证档案的分类原则是：凡涉及公民个人的人 身关系，财产关系的公汪事项，包括保管遗嘱和其他文件事项，均列为民事类；凡涉及经济 活动的公证事项，无论当事人是法人或自然人，均列为经济类；凡当事人或文书使用地有 涉外因素的公证事项，均列为涉外民事或涉 外经济类；其他则列为国内民事类或国内经济类。然而在我们的检查中发现，公民个人的人身关系，财产关系，如遗嘱公证，遗产公证等案卷，既被分为了国内民事类，又被分为了国内经济类的现象。

1.4 档案的期限划分不准

《关于机关档案保管期限的规定》强调， 公证档案的保管期限划分为永久，长期，短期 三种。永久保管的公证档案，一般是变更人身权利，义务关系方面或涉及不动产所有权转 移方面的，需要长远利用，查考的公证事项。 长期保管的公证档案，一般是涉及不动产事 务方面或合同履行超过十五年等公证事项的 档案。在较短的时间内查考，利用，作为证据 保存而无保存价值的，以及合同履行期限在 十五年以下的公证事项的档案，均列为短期 档案保管。但是我们在检查中发现：同一事由同一承办人员划定出不同的期限；同一事由不同的承办人划定出两种以上的期限；长期划为 永久或短期划为长期的现象较为常见。 此外，还存在着总登记簿登记不及时，造成公证发文号编制随意性较大，出现了 重号 漏号等现象。而且，公证发文 号没有确立固定的编制方法，造成公证文号 年度与年度编制不一致，无延续性。 存在以上问题主要原因：一是少数公证 人员对两个《办法》学习理解不深，不透，业务 水平尚不能满足工作需求；主要承办人对公 证文书立卷归档监督，检查的力度不够。二是 公证及档案部门组织开展公证档案业务知识 学习，培训较少，对公证文书立卷归档工作检 查，指导力度不够。三是公证及档案部门对公 证档案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研究不够，没有根 据公证业务的拓展和变化，及时调整，修订分 类方案等。

2 公证文书档案工作中存在问题的解决

2.1 抓学习培训

学习，培训是公证人员提升档案业务技能最基本的方法。公证文书制作以及公证档 案的形成是由具体公证员操作完成的，公证 档案的质量与公证员的档案业务知识密不可 分。因此，加强对公证人员档案业务知识的学 习，培训就显得十分重要。公证部门因根据本单位工作特点，尽量多的组织安排档案业务知识培训。而公证人员也要自觉学习档案业务知识，来增强自己的理论基础。尤其是新上岗的公证人员，应及时安排档案业务培训，就算没有时间，也要发放公证档案业务规范，讲清重要性，使其自学。只有加强对公证员档案业务知识的学习培训，才能从根本上保证 公证档案质量。

2.2 抓检查监督

确保每一份 公证档案规范，齐全，完整的有效措施是认真组织案卷质量检查。。《公证 文书立卷归档办法》规定，公证文书的立卷归 档由承办人负责，归档前由公证事项的主要 承办人负责立卷质量的检查。公证承办人员 从公证事项办理结束起就应检查，整理文件 材料，补齐遗漏的证明材料，去掉不必归档的 材料。主办公证员必须履行职责，认真监督检 查，确保案卷质量。部门档案员平时要加强立 卷指导。档案在移交进库时，部门档案员必须 对每一份档案进行认真仔细地检查，对质量不合格的案卷，应该退还重新整理。

2.3 抓整体协作

公证档案应该受到公证和档案部门的高度重视。公证部门要经常 与档案部门相互联系，取得档案部门的支持；档案部门也要主动为公证部门提供服务，共同做好档案工作。并根据公证业务的变化，及时调整，修订分类方案，及时的对公证人员进行专业培训；要做好立卷归档跟踪指导工作，从一开始就严把案卷质量关。

3 结束语

民事档案范文第9篇

档案行政处罚，是指法定的有档案行政处罚权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档案法律、法规和规章，并依照法定的程序，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档案违法行为所给予的制裁。①我国法律对有权行使档案行政处罚权的主体的范围已经作出了明确的界定。比如《档案法》第二十四条指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实施档案行政处罚权。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档案行政执法领域中却存在着执法主体不明、执法权限模糊等种种问题，严重阻碍了档案执法的法治化，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档案管理的相关法律关系尚未理顺。因此，要解决档案处罚的问题，首先要理清档案管理过程中的种种权力义务关系。

我国的档案管理实行的是中央统一领导，地方分级管理的体制，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档案管理部门是最主要的档案行政管理主体。由此引发了它们和其他主体的一系列的行政管理法律关系。

首先是档案行政主管部门与其所辖的地方各级档案馆之间的关系。关于地方档案馆的法律性质，《档案法实施办法》、《江苏省档案管理条例》等已经作出了规定，认为它们是集中管理档案的文化事业机构，属于事业单位的性质。在业务上，它要接受同级档案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指导，负责接收、收集、整理、保管和提供利用各自分管范围内的档案。因此，它们之间构成了行政主体和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档案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对档案馆的日常运作行使指导监督权。在资金使用上，也有一定的审批监管权。

其次是档案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档案管理机构的行政管理关系。这是一种比较纯粹的上下级之间的管理关系，在实践中，尚无档案行政主管部门将其管理权力授予这种内部档案管理机构的先例。

第三是其他有档案管理权限的管理部门，比如城建、科技、测绘、气象等专业部门对自己的档案机构的管理，也是档案行政管理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目前，对这部分档案机构的定性尚不明确。笔者认为，它们可能仍然沿用传统的管理模式，作为这些管理部门的内部机构行使一定的行政职权，同时又是内部行政管理关系中的被管理一方。

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值得探讨的是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内部档案机构的法律地位问题。《档案法实施办法》第九条规定，这类机构享有：（一）贯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建立、健全本单位的档案工作规章制度；（二）指导本单位文件、资料的形成、积累和归档工作；（三）统一管理本单位的档案，并按照规定向有关档案馆移交档案；（四）监督、指导所属机构的档案工作的职权，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作出了这样的规定，是否意味着以法律形式对这些普通民事主体的内部机构的特别授权而使这类机构成为法律授权的行政主体。笔者认为这一推论是可以成立的，其被授予的这类职能，的确具有行政管理权的性质，符合授权行政主体的成立要件。就像国家可以向国有企业派驻财务监督人员一样，我们也可以把这些内部机构中行使行政管理权限的人员看做是国家授予特别行政权力的个人。虽然对个人授予行政权力在我国理论界尚未达成共同认识，但在其他国家的法律实践中早已存在，并不新鲜。那么，由此还可能形成这种行使行政职权的内部机构与本机构的其他与档案工作有关的机构和人员的行政法律关系。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具有行政管理权限并不等于具有行政处罚权。我国的行政处罚法已经明确指出了这一点。行政处罚权必须要有法律的明文授权才能行使。因此，在上述的有行政管理权限的主体中，只有一部分享有行政处罚权，那就是各级档案主管部门。

二、 档案行政处罚的性质

《档案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五种档案违法行为可以进行行政处罚。这五种违法行为分别为：在利用档案馆的档案中发生的损毁、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擅自提供、抄录、公布、销毁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涂改、伪造档案的；企业事业组织或者个人违反《档案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擅自出卖或者转让档案的；倒卖档案牟利或者将档案卖给、赠送给外国人的。②

档案行政处罚的实施主体是各级档案主管部门，而其承受主体的范围则比较广泛，包括地方各级档案馆、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档案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国家档案资源的人员以及其他侵犯了国家和其他主体档案所有权的不法分子。法律规定对他们的行为都可以处罚，但因此而产生的处罚的性质并不相同，这也会直接影响到将来的救济问题。对内部工作人员的处罚构成一种内部行政行为，是一种特别权利关系的体现。受处罚者不能寻求行政诉讼的救济途径，而只能通过内部的复议和申诉提出异议。对其他主体的处罚则是一种典型的外部行政行为，可以适用法律所提供的各种救济手段，包括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三、 档案行政处罚的形式

《档案法》规定了三种行政处罚种类：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对于这三种形式，并没有太大的争议。而引起诸多争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5章第24条规定，在利用档案馆的档案中，有损毁、丢失、擅自提供、抄录、公布、销毁、涂改、伪造国家所有的档案的违法行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档案法实施办法》第29条规定：“违反《档案法》和本办法，造成档案损失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根据损失档案的价值，责令赔偿损失。”对于“责令赔偿损失”法律性质如何认定，是一个引起理论界广泛争议的问题。③笔者认为，从目前法律规定的现状看，这的确是一种行政处罚的形式。

首先，它的决定主体是行政机关，是否赔偿以及赔偿数额的问题，都由行政机关决定，这其中的权力关系显然不是民事赔偿所能解释的。其次，它的执行没有协商和和解的余地，欠缺民事法律关系中对权利的自由处分权的要素。第三，它的客体与档案行政管理权所指向的对象也是一致的。但是，这种现状的存在是不合理的。首先，处罚和赔偿的性质是有本质区别的。处罚具有惩罚性，目的在于通过不利的处分使行为人不再从事同样的行为，而赔偿具有补偿性，目的在于弥补权利人因不法行为而遭受的损失。因此，赔偿不能算作是行政处罚的一种形式；其次，从本质上说，赔偿是一个民事争议的问题，由行政机关决定赔偿问题，是对司法最终裁量权的一种侵犯。

值得注意的是，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可以责令赔偿损失的，仅仅限于被侵犯的对象是国有档案的情况。那么，国家作为国有档案的所有者，有保护其所有的档案的权利和义务。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众所周知，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私力救济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如果仅仅因为国家具有特殊的地位就可以以一个所有者的身份对侵犯其权利的人直接惩罚的话，那么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允许了滥用私刑。这显然已经超出了法治所限定的框架。因此，国家作为一个所有者，应当和其他的民事主体一样，统一服从民事法律规范的制约，而不能滥用自己所享有的行政权力，用公法手段解决司法问题。国家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人和行政权力的享有者时，其行为的法律性质是不一样的，从制度层面上将两者严格区分，是实现行政法治所必须解决的一个先决问题。

四、 档案行政处罚的完善

1．要完善相关的立法，对档案行政管理权、档案行政处罚权各自的行使主体的范围作出一个明确的界定，对档案赔偿相关法律规定也应有所改变。笔者认为，可以将“责令赔偿损失”改为“国家有权以所有者身份向上述组织和个人提起民事损害赔偿的诉讼”。同时，在相关法律适用时，要严格遵循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并且对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整理，消除现有的矛盾和冲突。

2．完善档案行政处罚的救济手段。目前，理论和实践界对于档案行政处罚的救济普遍采用程序救济的手段，中央和地方的有关主管部门纷纷制定相关的档案行政处罚法规和规章，明确了被处罚当事人的申辩权、听证权、知情权，并对作出处罚行为规定了种种形式要件，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体现了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程序的价值正逐渐凸显并且被充分地认识到。但是，我们还应当关注到，一方面，实体法中关于管理权、处罚权、求偿权的相关问题如果没有得到充分的理顺，程序的价值也难以充分发挥；另一方面对于行政机关内部机构和人员而言，如果受到处罚，他们是无法通过这些程序救济手段获得救济的。因此，有必要另外立法加以规定。

3．加强对档案行政处罚的监督机制。这其中既包括内部的监督机制，比如档案行政处罚案件的备案制度、上级档案行政主管部门对下级部门、授权机构、委托机构的内部监督制度，又包括外部的监督机制，比如法院监督、人大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等。要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这些外部监督主体在档案行政处罚领域中的监督权限和监督权的行使程序，以便于监督权的具体实施，避免其流于形式。

注释：

①潘玉民，《档案行政处罚原则论述》，《浙江档案》2003年第1期。

②郑言华，《实施〈档案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中国档案》2000年第12期。

民事档案范文第10篇

1 会计凭证中涉及的法律隐患

1.1 民法隐患。在我国，民事法律关系的一般诉讼时效（法律有特殊规定的除外）为两年，同时，《民法通则》第137条明确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这是对诉讼时效的起算日以及最长诉讼时效为20年作出的规定。许多民事案件，尤其是工伤补偿、工资待遇、房产权属、安置补偿、继承等纠纷，牵涉的相应法律关系的处理，一般都需要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是文件的规定，相应地，需要使用十五年前，甚至是二十多年前的相关资料和凭证作为证据。例如，某律师处理过的一起原告诉某国有企业侵权事故索赔案件中，被告主张原告的侵权事故发生在二十一年前，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原告的主张不应受到法律保护。而该律师作为原告人，在详尽翻阅了相应企业改制变更档案资料的基础上，确定了发生侵权事故时的责任主体，以此为切入点，幸运地发现了21年前处理该侵权事故的一纸《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作为当时赔偿的依据已经作为会计凭证归档，其中同时提及，“鉴于伤者尚且年幼，不宜安装假肢，建议待其成年后考虑安装”。正是这样的所谓“建议”，解决了原被告双方当年赔偿协议中没有涉及的假肢安装问题，据此原告主张诉讼期的起算时间应当是原告成年之日，而不是侵权事故发生之日。换言之，即使过了二十年的法定最长保护期限，原告的主张也可以得到支持。基于此，在法院的调解下，双方就假肢安装问题达成了和解。试想，如果相应会计凭证在十五年或者二十年后被销毁，那么，原告的主张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讲和谐的大背景下，目前司法实践中，主张“重实体，轻程序”的大有人在。在“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证据框架下，一旦当事人，甚至司法机关无法获取十五年前的资料，那么，很有可能就会归咎责任于档案管理部门，从而导致档案管理部门承担不必要的民事责任。

1.2 刑法隐患。从刑事法律关系角度讲，十五年销毁会计凭证也是存在风险的。我国《刑法》第87条明确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该法第88条同时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很显然，犯罪行为的追诉期限超过十五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限的情况是存在的。许多经济案件中，早期会计凭证的妥善保管在提供破案线索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功效。例如，在一起刑事案件中，一张十八年前的业已作为会计凭证归档的火车票和带有犯罪嫌疑人身份证号码的住宿证明，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其他相关证据相互佐证，排除了犯罪嫌疑人出差期间在另一地点作案的嫌疑。相反，如果类似的会计凭证在到达保管期限后被销毁，那么，可能导致案件侦破受阻甚至案件关键证据灭失，也不排除司法机关追究档案管理部门的行政责任的可能性。

2 避免会计凭证档案法律隐患的几点对策

2.1 制定出存在法律风险的凭证目录。就目前情况看，重新划分会计凭证保管期限不太现实，笔者认为，可以由档案管理部门牵头，组织财务、法律等相关部门共同制定出存在风险的会计档案目录，在开展会计凭证销毁工作时作为鉴定甄别的依据，不进行销毁。

2.2 加强鉴定甄别工作。笔者认为，企事业单位在销毁会计档案工作中必须在鉴定甄别环节多下工夫，要求鉴定人员必须认真细致，对照会计账簿、年度财务报告，遂页翻阅每个凭证。会计档案鉴定小组对保管期满的会计档案要逐卷进行鉴定，填写《会计档案鉴定登记表》，提出档案“存毁”意见。

2.3 拍照刻盘留底。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中原油田档案馆在进行会计凭证档案销毁时，对拟销毁会计凭证档案，进行拍照刻盘，作为会计档案的电子档案进行保存。这样万一将来有需要用的，仍可以从电子档案中查阅到需要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