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环境格言范文

保护环境格言篇1

论文关键词：环境公益；民事诉讼；原告资格

2007年12月10日，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环境保护法庭审理了贵州第一起由环境行政部门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是贵阳市两湖一库管理局，被告贵州天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生产化肥（磷胺）的化工企业，该企业生产厂区位于平坝县高峰镇（属红枫湖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被告征用位于平坝县高峰镇白头村民组鸡窝坡的土地作为其在生产磷胺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磷石膏废渣的堆放场（即被告的磷石膏尾矿库）。由于被告没有修建相应配套的防水、防渗及相应的废水处理设施，该磷石膏尾矿库的渣场渗滤液通过地表、地下排入羊昌河内。贵州省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站对被告渣场渗滤点与羊昌河天峰段地表水进行监测结果显示：被告渗滤液的PH值均超过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的Ⅲ类水质标准。被告磷石膏尾矿库的渣场渗滤液渗入羊昌河后，羊昌河水质总磷和氟化物均超标，且总磷为劣五类。法院据此认定被告环境侵权行为成立，判决被告立即停止其磷石膏尾矿库废渣场对环境的侵害，即停止该磷石膏尾矿库废渣场的使用，并采取相应措施，排除该磷石膏尾矿库废渣场对环境的妨碍、消除对环境的危险。

本案的审理给我们提出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若干理论问题，其中包括贵阳市两湖一库管理局能否成为本案适格的原告？为了从法理上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将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资格问题进行阐述。

一、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法益基础与公益理念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指为直接维护环境公益，任何公民或团体依法对侵害环境公益者提起诉讼，要求人民法院对环境公益予以救济的活动。它作为保护社会公共的环境权利和其他相关权利而进行的诉讼活动，是针对保护个体环境权利及相关权利的“环境私益诉讼”而言的。

任何法律都有具体的保护法益，环境法自然也不例外。环境权作为一种新的、正在发展中的法律权利，不仅是环境立法、执法和诉讼的基础，而且是环境法学体系建立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据。在立法上是否确立环境权，直接关系到在司法实践中原告能否以环境权作为权利依据提起诉讼，法院面对这种案件是否受理的问题；尤其是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其作为环境权从理论到实践的重要途径，环境权能否成为一项独立的法定权利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当前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引入我国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环境权的确立问题。目前，用来论证环境权的最有力的学说莫过于公共信托理论。公共信托理论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中，空气、海滩和河流等公共物品，由人类共同拥有，但委托给政府管理，以保障市民享有自由而不受阻碍地利用的权利。政府官员或者市民均可对损害公共财产(包括环境利益)的行为人提出“民众诉讼”以维护公共利益。此后，这一原则又以判例的形式被美国法所吸收，适用于河流、海岸以及自然领域。目前，公共信托理论已被许多国家的环境立法作为确立环境权的理论根据，从而也相应成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依据。

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传统的诉讼强调原告适格，原告要获取当事人资格，必须证明其权利受到了侵害。这种理论使得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出现了司法真空。在环境保护领域有意识地放松诉讼主体资格，已成为世界各国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发展的总趋势。环境侵权责任侵害的客体是生态环境本身。根据我国《宪法》的相关规定，自然资源属于全民所有，生态环境的这种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其原告资格应区别于传统环境侵权诉讼。由于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人，当发生环境损害时，除了国家有权委托其相关行政机关作为其诉讼代表人提起诉讼外，应当赋予其他主体原告资格，保护受损的生态环境。也就是国内相关学者一直在倡导的建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同时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对损害同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这里的附带民事诉讼无疑具有公益诉讼的性质。而《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环境保护相关立法也都规定，公民对于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有权检举和控告。这些规定表明我国立法上是接受公益诉讼的。但上述规定都只是原则性的规定，没有程序和制度保障，也不能在司法实践中付诸实施。

三、环境行政部门能否作为原告

对于环境行政机关是否应排除在原告范围之外，国内法学界争议很大。有观点认为，就环境行政机关而言，法律上已经赋予了其保护公共环境资源的权力，它们不但有管理权及一定的行政强制权(即它们只要做出具体的行政行为就可以制止侵害公共环境资源的行为)，而且一旦这些行政行为不足以制止不法行为，其可直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因此，它们没有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必要。另一种观点认为，环境行政机关作为行使环境监管与环境行政处罚权的职能部门，只能用行政手段解决环境违法现象，对破坏环境资源造成的公众或国家的环境权益或财产损失等民事权益的保护却无能为力，因此，应允许环境行政机关以公众受托人和国家环境资源所有权代表人的身份，直接对侵害公众或国家环境资源权益的行为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转贴于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具体说来，对于环境损害，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作为公众受托人和国家环境利益的“代言人”，有权针对环境损害的行为人提起民事诉讼，由于环保行政机关并不是环境损害的直接受害者和损害赔偿的收益者，所以，由其代为行使诉权而提起的民事诉讼只能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我国立法中已经有了相关尝试，《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就明确规定，破坏海洋环境并“给国家造成损失的”，由有关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该规定不但明确了国家作为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诉讼的主体地位，还提出了由有关部门代为行使该诉权的规定。虽然立法没有明确规定“相关部门”具体指的是什么部门，但明显只有环境保护行政部门才具有该诉权。之后发生的我国海洋环境损害赔偿第一案“塔斯曼海”油污损害赔偿案中，天津市海洋局就根据该条法律规定，获得原告资格而提起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因此笔者认为贵阳市两湖一库管理局可以作为贵州天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环境侵权一案适格的原告。

四、检察机关、环保团体和个人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

除了行政部门可以作为适格到的原告以外，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环保团体和个人也可以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

就检察机关而言，赋予检察机关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提起诉讼的权利，符合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特点，也是环境公益诉讼国家干预原则的体现，特别是当环境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时，检察机关有义务对此进行监督，并可以采取包括环境公益诉讼在内的措施对环境资源破坏进行补救。这种环境诉讼既可以是对环境行政机关提起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也可以是对破坏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就环保团体和个人而言，当政府环保行政部门基于种种原因不追究损害环境侵权责任，以及检察机关没有注意到环境损害的发生，也忽视了追究侵权人责任时，环保团体和公民个人才有资格提起环境损害之诉，提请法院追究行为人损害环境侵权责任。赋予公民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诉权，是从法律上保障公民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对环境损害进行补救的根本途径。但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环境资源保护具有很强的技术性等特点，个人难以具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加之环境损害者一般都是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法人，使得公民个人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经常处于劣势地位。因此，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设计，在承认公民在环境公益诉讼方面拥有决定性诉权的同时，还应重视环境保护团体的作用。尽管我国的环保组织与国外相比还相当不成熟，但环保组织相对于个人而言，无论在经济上、组织上、还是技术上都比个人更有优势，他们时刻关注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情况，能够收集到最新的信息，并且能够提供相关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术。因此，由环保组织作和个人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更有利于对环境的保护。

五、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限制

在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具体制度设计上，应对四类具有原告资格的主体提起诉讼的权利做一定的限制。首先，在提起诉讼的顺序上，当发生生态环境损害时，毫无疑问，环境保护行政部门将首先具有对损害行为人提起损害赔偿的诉权，要求行为人对受损的生态环境进行恢复或赔偿。而损害发生地的检察机关可以协助环境保护行政部门或直接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当环保团体和个人发现生态损害发生时，首先应该以书面形式告知环保行政机关或检察机关，提醒其提起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当相关机关拒绝提起诉讼或其得悉相关公权机关知道或应该知道生态环境损害一定时期内，没有采取相关行动，提起公益诉讼，则有权直接向法院提起环境侵权之诉，保护受损生态环境。其次，由于很多时候，环保团体和公民个人与受损的生态环境没有直接利益，所以为了鼓励环保团体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积极性，可对提起生态环境公益诉讼胜诉的环保团体公民个人给予一定的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精神奖励如由政府对其提出表彰等，物质奖励如由政府从其财政拨款中，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奖励胜诉的环保团体和公民个人。最后，为了避免滥诉情况的出现，可由败诉的一方承担全部诉讼费用，用于警示那些为了得到奖励而轻率提出诉讼的原告，促使其谨慎提出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减轻法院审理该类案件的负担。

六、结语

保护环境格言篇2

    一、原生态民歌的界定

    有关原生态民歌的定义观念历来有着不同的声音。乔建中认为“原生态”这个提法来源于人与环境、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关注自然和文化生态方面的事情;伍国栋认为,“原生态”音乐就是以生活为本源的自然态的音乐,没经过专业发展,也没有现代乐器伴奏,纯粹是民间口传心授、集体创作的音乐,对待“原生态”音乐要用一个相对的观念来看;樊祖荫认为,“原生态”的民间音乐是与生活不可分的,是其民族、地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凡搬到舞台上的民歌,从严格的意义来说,已失去纯粹“原生态”的意义;①杨民康认为,对民间音乐的“原生态”问题,有必要先适当区分 “原形态”与“原生态”,因为从其含义来说两者概念存在差异。前者是从文化的形态变迁来说,特指某种文化的本体要素或形态特质的改变,而演唱环境是否改变暂不考虑在内;后者则从文化的生态变迁来说,不仅文化的本体要素(或形态特质)而且生存环境也一同发生变异的整体生态状况,所以真正的“原生态”音乐,指的应该是那些从艺术形态到表演环境均呈民间自然面貌的“活态”文化类型。②很明显,以上种种观点承认“原生态”音乐概念的存在,但又从不同的视角层面对“原生态”音乐进行了不同的阐释。不管是“原生态”的民歌的创作、传承,还是“原生态”的表演环境,都源于民间艺人在音乐创作及表演中主体与客体相互交融的产物。因此,“原生态”音乐不论从产生环境到表演场合还是在文化语境中的传承等均呈现出民间音乐传统发展方式,一种以人为主体的“活态”音乐文化。

    二、原生态民歌与区域文化语境关系

    我们认为,“原生态民歌”应指的是那些人们在特定区域内传唱、在日常生活和劳动中自然形成、通过人们口耳相传的方式保留下来并且较少受外来音乐文化影响的风格纯正、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和提炼的民间歌曲。原生态民歌与区域文化语境有着密切关系,离开了区域文化语境,原生态民歌就失去了生存的环境与源泉。

    1.语境与文化语境

    “语境”指语言交际环境或使用语言的环境。英国民俗学家马林诺斯基(Malinowski)最先提出语境概念。马林诺斯基认为语言环境对于理解语言来说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话语和环境是相辅相成的。他把语境分为话语语境(contextof utterance)、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和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 三个层次。后人在马林诺斯学说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并发展了语境理论。Claire Kramsh曾着有《语言教学的环境与文化》,他在书中对文化语境是这样描述的:“指人们语言交际中,一个民族所共有的由来已久的以及意识形态的背景知识,是人们在语言交流过程中能够通过预料、推测进而理解的知识结构。”由于地理环境、生存条件和生活环境不同,构成了各民族意识形态的背景知识和推测、思维的知识结构的差异,这种差异最终沉淀为人们的行为模式的深层结构,规范和制约着语言交际。所以说,语言交际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2.区域文化语境对原生态民歌的影响

    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造就了不同民族的文化语境,同时也孕育了不同风格的原生态民歌。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在55个少数民族中,节日繁多,难以计数,音乐舞蹈浩如烟海、异彩纷呈。每逢节日,人们总要盛装打扮,置办酒宴,歌舞欢庆。有的还要举行一定的传统仪式或宗教活动,其内容丰富多彩、情趣盎然。在这些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音乐文化中体现了原生态民歌个性发展的、历史的范畴,除了时代差异外,还有着地域与民族的差异性。文化语境对原生态民歌的风格色彩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例如侗族的原生态民歌,产生环境受到侗族区域文化语境影响,运用地方语言进行演唱,其音乐曲调及节奏等都要与语言精密结合,从而形成了具有地方语言方音的音调色彩。这些音乐中蕴含着本民族自身特色的思维和审美习惯,与一个民族的历史、宗教、价值观以及时代变迁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在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研究中必须了解和掌握各少数民族的文化语境。

    三、原生态民歌的保护与传承原生态民歌的保护与传承

    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比较受关注的话题,许多学者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见解及方法。近年来,受非物质文化保护的驱动,许多的音乐文化遗产得到了相应的措施予以保护与传承。笔者认为保护原生态民歌的方式只有两种,另一种是静态保护,一种是动态传承,但如何有效地真正达到保护与传承的意义,是我们需要共同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项阳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多年之后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这是旨在保护文化的多元性、多样性,避免在世界政治经济强势一统的前提下文化也趋于一体化的有效举措。作为中国音乐文化,对原生态民歌怎样进行保护与传承,才能呈现出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多样性呢?

    1.原生态民歌的保护

    原生态民歌的保护更多的是在一个静态的层面,一种“博物馆”式的保护。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革命的推进,许多原生态民歌已经失去了生存空间,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进程中所呈现的音乐,已经失去了现实内涵。如劳动号子,在工业发达的今天,劳动号子已没有其生存空间了,取而代之的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劳动号子所具有的功能性、音乐性已不复存在。保护可以分为谱面文字记载和录音录像储存两种方式。据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1979年颁布的“收集整理我国民族音乐遗产计划”,要求全面抢救、挖掘、收集、整理我国民族民间音乐遗产,并着手编纂四大《集成》包括民歌、民族民间器乐曲、戏曲音乐、曲艺音乐等。在全国各民族的广大音乐工作者、民间艺人、民俗及语言学专家的努力下,目前,编纂出版任务已基本完成。每部《集成》按省、自治区、直辖市立卷各为30卷,四部共120卷,总字数约二亿四千万字,可说是煌煌巨着。四大《集成》的编纂出版,为我国保存了大量珍贵的传统音乐文化资源,也为今后全面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现代文化建设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集成》的文献价值不仅在于史料性,更在于实用性。其实用性价值体现在不仅可以作为一种重要文献为音乐工作者、音乐爱好者学习和研究我国民族音乐之用,而且还可以为演唱者、演奏者、表演者提供难得范本。这些从民间收集记录整理而成的曲目,还具有一个显着功能即能还原到民间中去,让民族民间音乐得以一代一代的传承。其次,各研究机构、高校等研究者,通过录音录像收集与整理资料、谱面形态记载与开展学术探讨等也为民间音乐的保护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总之,不论是《集成》还是录音录像收集资料和谱面形态记载,对原生态民歌保护是具有“实用”的功能作用。不仅在当今可以为演唱者、演奏者、表演者提供范本,为音乐工作者、音乐爱好者学习和研究我国民族音乐提供重要文献;还可以为后代保存极为丰富的音乐史料,对繁荣我国民族音乐文化具有积极的意义。当然,人们对原生态民歌保护的初衷,不是只要书面的曲谱和录音录像的储存,更多的是寄望于“活态”的传承。因为,音响才是音乐艺术的生命,原生态民歌就其本质而言是声音的艺术,没有音响作中介,原生态民歌就无实质的传承意义。

    2.原生态民歌的传承

保护环境格言篇3

关键词：环境侵权的弱者保护；人权；实质公平

20世纪中期以来，伴随着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严重，“环境危机”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环境问题”也骤然成为全球性课题。就我国而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规模展开，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环境侵权现象及其救济将成为今后我国的一大社会问题。然而，当前我国的环境法学研究是注释法学或者说伪注释法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这对环境法的发展是百弊无一利的，使得环境法学的研究长期处于低水平重复研究状态。[1]环境法学研究需要理论，我国的环境法的理论研究和探索却存在着相对滞后的情况。现实对环境法的迫切要求与理论研究落后之间的矛盾，影响着我国环境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并最终制约环境问题的解决，影响着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因而，加强环境法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是摆在法学家面前的重要任务。[2]

相对于传统的一般侵权行为而言，环境侵权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一种新型侵权行为，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由于环境侵权表现出不平等性、不确定性、技术性、潜伏性与复杂性等本质特性，使得无论立法界还是学界对环境侵权在归责原则、因果关系推定、举证责任分担、资格等方面都无一例外的作出有利于受害人的举动。进一步比较，我们不难发现，这是现代新型侵权行为所共有的现象。这不仅是法律之公平正义价值的再现，也是现代社会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的体现，而在笔者看来，更为准确的说是弱者保护理念在侵权领域的反映和运用，是通过赋予环境侵权的受害人以弱者地位，通过立法给予受害人特殊保护，补救其弱者地位，维持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弱者保护理念贯穿于环境侵权的全过程，对环境侵权制度的构建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对于环境侵权的立法、司法等具有指导意义。将弱者保护理论切实运用到我国环境侵权领域，是对我国环境侵权法学研究的理论贡献。环境侵权中的弱者保护问题的研究，我国尚未展开深入、系统研究，有关的立法也未直接涉及。诚于有学者所言，环境法学需要理论，没有理论的环境法学研究就像没有灵魂的躯体，而我国现在最缺乏的也就是理论。[3]

一、弱者保护是环境侵权的自身要求

弱者是相对于强者而言的，离开这对范畴，弱者保护也就无从谈起，而弱者与强者之间，本质区别在于两者具有某种不平等性或者不对等性。环境侵权受害人如果想获得弱者身份，换言之，要想将弱者保护理念植入环境侵权领域，就必须要求环境侵权本身具有这种不平等性或者不对等性。

环境侵权作为新型的特殊侵权，与传统的一般侵权具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是否具有不平等性就是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之一。一方面，加害人往往是在经济、技术和信息上都处于明显优势的大企业、大公司，而受害人大都是弱小的一般民众。另一方面，环境侵权是以环境为媒介发生的财产、人身或环境损害，具有缓慢性、潜伏性和连续性、损害原因的查究往往需要相当科技知识背景的支撑。以上状况的存在造成环境民事纠纷中存在明显的当事人特性上的不对等、法院活动上的不对等、程序上之利益与实体上利益不对等、败诉危险分派上的不对等等诸多对受害人不利的问题或情形。[4]环境侵权的不平等性不仅表现在行为主体地位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还表现在环境侵权的当事人的不特定性、环境侵权的价值性、侵权行为的继续性和后发行、侵权行为的地域性和国际性等特征上。

首先，行为主体地位事实上的不平等。在不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小业主、小作坊主，。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各主体的经济实力相差不大，其作为加害者与受害者的机会也大体相当，因此传统侵权行为人一般在在地位上具有平等性。而环境侵权行为中的加害人多具有特殊经济地位和实力的工商企业，而受害人多为认知能力、防御能力和诉讼能力均较弱的分散的普通公众，二者地位事实上存在很大差异。[5]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以将环境侵权的受害人推向弱者地位，而环境侵权属于民法范畴，而民法又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权利义务的法，因此法律必须对丧失平等性的受害人予以弱者保护，对丧失的平等性进行一定程度的填补。

（二）环境侵权的当事人的不特定性

在传统侵权法律关系中，加害人与受害人是特定的，而在环境侵权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具有不特定性。着这种不特定性包括三个情形：最常见的是受害人的不特定，其次是加害人的不特定，最后还可能存在加害人与受害人的不特定，甚至出现局部混同的想象。同时这种不特定性不仅体现在代际内，还出现在代际间。当事人的不特定性使得环境侵权的受害人主张权利更加困难，首当其冲的就体现在资格的限制，各国侵权法都要求原告证明自己与要求法院审理的事项有利害关系，这种利害关系的证明就使得受害人望而却步，再加上环境侵权本身的复杂性、继续性和后发行等特点，使得环境侵权的受害人在程序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这也环境法律难以贯彻，环境侵权事故屡屡出现的原因之一。这种不特定性就要求我们在环境侵权领域运用弱者保护理念进行制度的创新。如美国就确立了环境公民诉讼制度，虽在资格方面仍比较苛刻，但目前有缓和的迹象。[6]

（三）环境侵权的价值性

传统的侵权行为基本都是单纯的致人损害行为，不仅对受害人造成损害，而且往往危害社会安全，违公共秩序。“因而在价值判断上，传统的侵权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无价值的行为。由于环境侵害始终与经济发展相伴随，诸如排放烟尘、倾倒废物等污染环境的行为往往是各种创造社会财富、从事公共福利活动中的衍生行为，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同时，还带来相当程度的利益性。因此，在价值判断上，其属于社会生活常规、有价值、有意义的合法行为，甚至是国家鼓励的活动。”[7]环境侵权在很多概况下本身具有合法性，换言之，加害人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和过错，而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却因此受到损害，依传统侵权的过错归责原则，受害人权益是难以得到保障的。无过错的归责原则的引入，是弱者保护理念在环境侵权领域的最大体现，是人们在法制进程中自觉与不自觉的运用。

（四）侵权行为的继续性

所谓环境侵权的继续性，是指环境侵权行为的发生需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产生损害后果。传统的侵权行为一旦加害人停止实施加害行为，损害后果即告停止。而环境侵权的后果往往是各种因素的积累并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的作用后才逐渐显示出其危害性，并且其造成的损害是持续不断的。不会因侵权行为的停止而立即停止，往往要在环境持续作用一定时间。也就是说，其危害后果的潜伏期相当长。[8]环境侵权的这种特性对于环境侵权的受害人来说是相当不利的，这种不利不仅表现在环境侵权主体的认定上，还表现在侵权因果关系的判断和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因此赋予受害人以弱者身份，是非常有必要的，基于此的制度安排也有更充分的基础支撑。

（五）环境侵权具有极强的技术性

环境侵权中有大量的环境标准，如环境质量标准、环境排污标准、环境基础标准和环境方法标准。各种环境标准在环境侵权领域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既是制定其它环境侵权规范的基础，也是环境侵权司法的基础。这就使得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证明，变得更加的复杂和困难，这对于社会知识水平一般的民众，是很难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些高技术性的证明活动。环境侵权具有极强的技术性同样将环境侵权的受害人推向弱者地位，同样需要我们的法律予以特殊保护。

二、环境侵权的弱者保护的人权基础

一切法律都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环境法也是这样。因而环境法并不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是，追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环境法产生的基础，也是环境法的直接目的。环境法可以通过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

人权，是人作为人应当享有并被社会承认的权利。从价值的序列说，人权位于所有权利的最高位阶，失去人权，人也就不再为人。[9]一般来讲，人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第一代人权、第二代人权和第三代人权。其中第一代人权是法国大革命时代所倡导的公民政治权利，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等，这类权利的功能主要在于保障公民不受政府的侵扰。这是基于第一代人权的产生背景，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已经崛起并不断强大，他们不甘于政治上的无权状态，于是极力宣扬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观，而作为社会最低层的平民，他们饱受封建专制的强权统治，他们渴望政治上的保障，以对抗强大的政府。而第一代人权的提出，正好最低限度的满足了在政治上处于弱者的平民大众。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代人权的产生是对强者的限制，对弱者的特殊保护。第二代人权乃至第三代人权同样反映这一主题，即人权出于对弱者的特殊保护。人权理论通过赋予公民等弱者基本人权的形式来抵御政府等强者的侵扰，通过对弱者给予特殊保护的形式来孜孜以求法律之公平正义。人权的提出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是法律巨大进步，是弱者运用人类文明成果即法律捍卫自身基本权益的体现，是人类不同于弱肉强食的动物界的本质区别。从上述意义上说，人权的本质在于对若者的特殊保护。

环境侵权行为是侵害他人环境权益的行为，侵害对象是环境权。[9]那么环境权是否是人权，也就是环境权的属性问题，一直以来是学界争议的焦点之一。但有一可以肯定的是，环境权最初就是作为人权的形式被提出来的。[10]而且是作为第三代人权被提出的。西方发达国家是最早遭受环境危机带来的灾难，因此环境保护运动也最早在西方国家兴起，环境权理论也发源于此，他是环境危机和环境保护运动的产物。1960年，联邦德国的一位医生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控告，声称向北海倾倒放射形废弃物的做法违反了《欧洲人权条约》，自此引发了环境权是否是人权的大讨论。

1970年3月，国际社会科学评议会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公害问题国际座谈会”，会后发表的《东京宣言》明确提出环境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使环境权作为人权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也将人权与环境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人类有权生活在“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这是“人类的基本权利”。

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重声了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所确立的原则：“人类有权享有与自然和谐的、健康和富足的生活”就这样，环境权作为第三代人权中不可或却新型人权登上历史的舞台。

三、环境侵权弱者保护的本质是实质公平

公平是法律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是法治的基本精神宗旨和目的要素。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私法领域，奉行“人生而平等”的法律格言。考察晚近的私法发展，不难发现在强调抽象人格、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流下，还涌动着一股要求突破人格局限，倡导弱者保护的潮流，并且这种趋势日益增强，势不可挡，现在已经迅速渗透到各国私法立法中，体现社会的实质正义和公平。根据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所划分的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标准，我们可以将公平区分为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实质公平与形式公平不同，它是指社会范围内实质性、社会性的公平或正义，是一种追求最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福祉的公平观，强调针对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法律调整。

传统的侵权行为一般在地位上具有平等性，而环境侵权虽属于侵权行为，在其特征上却更多表现为实质的不平等、不公平。这不仅是对传统侵权的公平价值的冲击，更是对公平价值理念的发展和充实。正如有学者认为：环境法则以现实的不平等为基础来建立公平体系，在承认市场主体资源禀赋差异的前提下，给每个主体以“相对特权”，追求结果的大体公平。[11]法律从关注形式平等、机会平等到关注结果平等、实质平等，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关注弱者，保护弱者，通过赋予环境侵权弱者以“相对特权”，来追求法律之实质公平，这无疑是法律的进步，更是人类文明的进步。现代社会以抽象人格、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无身份区别保护为一般原则，弱者身份的提出，是这种一般原则的例外。这种例外的产生并在法律规范中得以体现，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果。保护弱者是人类高度文明在法律上的显像，是法律规范人性化的反映。将弱者保护理念深入贯穿与环境侵权的始终，这是实质公平在本质要求，这对于我们加强环境侵权理论创新和制度构建具有基础性作用。

四、结语

传统的侵权行为理论面对环境侵权这一新型侵权形式，已经是举步为艰、挑战重重，这首先表现在，传统侵权行为理论对于环境污染的遏止和受害人权益的保护上的不足，第一，传统侵权行为理论要求侵权行为必须是已经造成的实际损害行为。而在环境侵权中，由于其行为具有的继续性，损害往往若干年后才会发生，甚至出现在几代人的身上。这样以实际损害的为要件的传统侵权法并不能切实保护受害人的利益。第二、传统侵权行为理论要求原告必须与案件有关的直接利害关系人。而环境侵权的不特定性，使得越来越多的环境污染行为影响着不特定人利益，换言之，使得公众的利益受到损害。

其次、传统的侵权行为理论强调事后救济，而忽略了事前预防。在环境侵权中，由于其发生的继续性和技术性等特性，且一旦发现损害巨大，使得法律应强调环境侵权的预防功能，赋予极易成为环境污染受害人的一般民众更为宽松的诉讼条件。

最后，传统的侵权所侵害的是财产和人身利益，而环境侵权还包括环境利益，这是传统侵权所保护的财产和人身利益所不能涵盖的。从环境侵权弱者利益的保护的角度，应当将环境权私法化，使之成为一项具体的权利。环境侵权弱者保护的提出，对于革新传统侵权行为理论，创新环境侵权制度将具有指导意义。

注释：

[1]参见刘建辉著.环境法价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第12-14页.

[2]李艳芳.论环境法的本质[J].法学家,1999,(5).

[3]同[1]，第14页。

[4]齐树洁、林建文.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第108页.

[5]杨立新.类型侵权行为法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第798页.

[6]参见陈冬.严格的资格规则—以鲁坚案为中心析美国环境公民诉[J].环境资源法论丛,2004,(4).第146-163页。

[7]吕忠梅.超越与保守：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的环境法创新[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第391页。

[8]同[7]，第392页。

[9]张丽君.《论个人环境权》[J].环境资源法论丛,2006,(3).第72页。

[9]同[5]，第798页。

[10]同[4]，第108页。

[11]吕忠梅.环境法新视野[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第22页。

参考文献：

[1]刘建辉著.环境法价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李艳芳.论环境法的本质[J].法学家,1999,(5).

[3]齐树洁、林建文.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

[4]杨立新.类型侵权行为法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

[5]陈冬.严格的资格规则—以鲁坚案为中心析美国环境公民诉讼[J].环境资源法论丛,2004,(4).

[6]吕忠梅.超越与保守：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的环境法创新[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7]张丽君.《论个人环境权》[J].环境资源法论丛,2006,(3).

保护环境格言篇4

就公众参与行政程序而言，一般限于其利益受不利影响或侵犯的“利害关系人”，而根据德国《联邦原子能法》、《联邦水道法》、《联邦客运法》、《联邦公害防治法》等的规定，就大型污染性设施或核电厂的设立，“每个人”均有权参与相应的许可程序或设划裁决程序，而不以其权利受该计划侵害者为限，此即所谓每个人均可参与的公共参与程序[13].而行政诉讼的提起，在联邦或州的法律有特别规定时，也可不以原告个人权利受损害为要件，如黑森州自然保护法（Natsch G）对团体诉讼的承认，即属于以保护环境公益为主要目的的客观诉讼[3].而所谓团体诉讼（Verbandsklage），是指有权利能力的公益团体，基于团体法人自己的实体权利，依照法律规定，就他人违反特定禁止性规定的行为或无效行为请求法院命令他人终止或撤回其行为的特别诉讼制度[14].《不正当竞争防止法》、《普通交易条款法》、《贩卖折扣法》、《贩卖附奖法》、《竞争限制禁止法》、《发明专利法》、《新型专利法》、《商标法》等个别的实定法，也都明文规定赋予特定团体原告资格以提起制止或撤销请求的特别民事诉讼，从而实现保护经济公益的目的。

法国的团体诉讼也源于经济公益，进而被用于私权的社会保护和环境保护。经政府“认许”有行使诉权权利的环保团体或相关团体，即得依公权力参与环保政策的制定并享有民事、行政和刑事诉讼当事人的资格。但在法国法上，获得“认许”的环保团体为数不多，但环保的参与权开放于一切团体，并非仅限于经“认许”的环保团体。换言之，任何团体均可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环境保护。仅就环境行政诉讼而论，针对国家在行政上的过失、不法行为、不作为或在环境污染侦察、监督方面的严重疏忽、缺失行为以及违背法律法规的行政措施等，任何环保团体均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要求确认、撤销或采取管制措施的行政诉讼。而环保团体诉讼的诉讼利益是该特定环保团体整体或团体中部分成员整体的环境利益，既不同于个别成员的环境利益，也不同于社会整体的环境利益[15].可见，德国和法国的团体诉讼均系对于代表一定集团利益的团体，以法律或命令扩张其原告资格的范围。

在日本，现行《行政案件诉讼法》将行政诉讼分为抗告诉讼、当事人诉讼、民众诉讼和机关诉讼，分为主观诉讼和客观诉讼。对主观诉讼的抗告诉讼，该法明定撤销诉讼的原告资格以具有法律上利益为要件。因此如果仅有反射利益，则不具诉讼资格。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构成要件的发展变化来看，由早期的“权利受伤害”（日本旧宪法第61条）、“权利受毁损”（明治时代的《行政机关违法处分行政判断条例》）到今日的“具有法律上利益”，其扩大的趋势显著。但关于“具有法律上利益”的具体含义，不仅法无明文，而且学说不一，判例也有争议。

综观关于“法律上利益”的各家学说，内容上比较一致之处是强调扩大原告资格、加强公民对行政过程的参与。如原田尚彦主张应当使撤销诉讼成为客观诉讼，强化其行政统治机能；田村悦一主张应从“权利与反射利益相对化”和“权利程序化”的发展趋势来把握权利概念的变迁。其中前者是指应将权利概念由实体的、现在享有的权利扩大到法律上被保护的利益或值得保护的利益，认为应将以往反射利益与权利严格区分并纳入到权利概念范畴之中，至少应将能视为个人所有的具体的利益作为行政诉讼救济的对象而准许个人提起诉讼。后者是指“参加公正之程序”、“避免被不平等对待”等程序法上的事项，均应纳入法律上被保护的利益或值得保护的利益的范畴而予以保护；远藤博也亦主张要扩大市民参加行政的途径，并重视撤销诉讼的客观诉讼机能，等等。而各说的种类，实质上均未超出原田尚彦对撤销诉讼目的、机能的分类：权利享受回复说（直接权利侵害说）、法律上被保护的利益说（法定利益保护说）、值得保护的利益说（事实上利益保护说）和行政处分适法性保障说（注：权利享受回复说（直接权利侵害说）认为仅所有权、其他财产权和自由权等权利受到具体而直接的侵害，毁损者始得提起撤销诉讼。法律上被保护的利益说（法定利益保护说）认为行政处分撤销诉讼不仅是贯彻固有意义上权利保护的手段，而且也是当违法行政处分侵害法律所保护的人民的利益时当事人防御违法侵害手段。因此如果行政处分违反保护人民利益的强行性实定行政法规、侵害人民利益时，即使该利益并非实体法上所称的权利，仍应准许其提起撤销诉讼。也就是说，撤销诉讼所保护的对象不拘于实体法上所称的权利，仍应准许其提起撤销诉讼。也就是说，撤销诉讼所保护的对象不限于实体法上的权利，法律上所保护的利益亦属之。值得保护的利益说（事实上利益保护说）认为权利或利益保护的范围应当超越实定行政法规的束缚，不论其系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利益，均应作为撤销诉讼所保护的利益。行政处分适法性保障说认为行政诉讼特别是撤销诉讼，乃是着重于行政处分适法性维持机能，具有客观诉讼的性质。）。至于学界通说，则为法律上被保护利益说。此外，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公害诉讼（环境保护诉讼）、大规模公共工程诉讼、文化财产保护诉讼、消费者诉讼、计划行政诉讼、给付行政诉讼、科学裁判诉讼等现代型行政诉讼（注：现代型行政诉讼的主要特征为：1.原告多系因被告的行为而遭受实际损害或有受害之虞的公民团体，被告则多为各级政府或政府机构、大型企业，且其事业活动多具有公共性质，从而原告与被告之间相互抗衡的力量不相当；2.原告所受侵害的性质、状态往往不易特定化，不仅人身、财产等可能遭受侵害，而且有时表现为非经济上的、精神上的侵害，如对美学、娱乐和环境利益等环境舒适性的侵害；3.除了对过去所生损害请求赔偿外，还可能对即将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侵害请求防止或除去；4.诉讼本身含有探究国家政策是否正确的性质。）的需要，值得保护的利益说即事实上利益保护说也很受重视。

从判例发展的历史观之，关于原告资格，可以分为直接权利侵害说、法律上被保护的利益说和值得保护的利益说三个阶段。目前，最高裁判所所认为的“法律上利益者”，系指法律上被保护的利益，而下级法院则为了适应社会需要而发展出“值得保护的利益说”来弥补“法律上保护的利益说”的不足，特别是在环境保护、消费者保护、程序上权利之保护、行政信息公开、计划行政、科学裁判诉讼等领域。

具体到环境行政诉讼，依传统行政法理论，行政法规是从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公共安全这一专门的公益为出发点的，并不以保护居民的私人利益为目的，由此则因法规实施的结果使居民得到的偶然利益并非法律利益，而是反射利益，从而行政管理间接相对人不具有诉讼资格。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不仅以“环境权的内容不明确、环境利益只是反射利益以及环境权的《宪法》根据只是纲领性规定”为由拒绝承认通过私权性环境权的民事诉讼排除侵害[16].而且在行政诉讼判例方面，也认为主张享受良好环境的利益、享受文化财产的利益等，除非能够在个别实定行政法中找到以保护个人具体利益为目的的相应法律依据，均非法律上被保护的利益，不具有原告资格。

但是，这种否认行政管理间接相对人主体性的反射利益思维模式，与以扩大公众参与行政程序为主要内容的现代行政法的发展趋势并不相符，应当尽量予以克服，在环境行政方面尤为如此。这是因为，环境行政以调整作为环境受害人的行政管理间接相对人的生存权、环境权与作为行政管理直接相对人的企事业单位的经济自由之间的关系、保护地域性环境利益为其主要目的和功能，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作为受害人的居民均应成为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开发建设项目邻近居民的环境利益应当属于保护利益，而不应是单纯的法律上反射利益。对此，环境权论、公共信托论（Public Trust Doctrine）以及遵守正当程序的要求等均可以提供学理上的强有力支持。就理论现状来看，目前日本有关作为撤销诉讼原告资格要件的“法律上利益”的通说是“法律上被保护的利益说”；而就环境行政诉讼而言，由于多涉及发生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地域的多数居住者的共同环境利益，多以拥有众多原告的集团诉讼的形式出现，且多以保护该地域环境为目的，因此与其说是围绕个人权益的纠纷，不如说是关于相关地域共同环境利益的地域性、集团性纠纷。基于此，也有见解认为环境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不应局限于个人性权益论，而应当重视采用由环保团体提起的团体诉讼，进一步超越“法律上被保护的利益说”，扩大诉讼利益的范围，甚至使环境行政诉讼成为客观诉讼。为此应当依据原告们主张的生活环境上的利益是否具有值得通过裁判加以保护的实质性内容，或者是否可以认定原告们处于最适宜管理该地域环境纠纷的地位上来判断原告资格之有无，即主张环境行政诉讼的诉讼利益采用“值得保护的事实上利益说”、“行政处分适法性保障说”。而在环境行政诉讼司法实践方面，随着公害问题的激化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得到肯定，如今因以防止公害、保护环境为目的的行政控制法的执行而得到保护的环境上的利益已经被解释为“法律上的利益”，出现了承认附近居民因环境利益受损害而对准许活动的行政许可行为提起撤销诉讼的原告资格的倾向，从而使作为受害人的居民可以通过行政诉讼手段避免公害[17].而且许多下级法院为了适应公害诉讼（环境保护诉讼）等现代类型行政诉讼的需要，已经发展出了“值得保护的利益说”，以弥补“法律上保护的利益说”的不足[3].这样，原告的环境利益属于值得保护的事实上利益即可赋予其诉讼资格。但在自然景观的保护和文化财产的保护，依然被作为以全体国民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行政作用，地域居民由这些行政活动所获得的景观上的利益，现在仍被解释为反射利益。至于使环境行政诉讼成为客观诉讼，则不仅立法上无据，而且判例上也不承认。

在中国台湾，《行政诉讼法》第1条规定“人民……认为损害其权利……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关于此处“权利”的解释，狭义说认为系指实体法上的权利，包括公权与私权，而不是泛指法律上的利益。广义说认为除单纯感情的、道义的利益或法律的反射利益外，无论公权、私权还是广泛的宪法上的自由权，均属于“权利”。甚至认为反射利益也包括在内。而大法官会议的解释已经将以往实务上认为属于反射利益的扩张解释为法律上的利益。行政法院也将诉讼利益的概念予以扩张，从局限于实体法严格意义上的权利发展为法律上被保护的利益，甚至已采用“诉讼上值得保护的利益说”。因此也有学说主张允许个人得以经济的或非经济的权利或利益受损害为由提起行政诉讼，并应承认环保团体或其他类似公益团体、公益事业、公共设施利用者的原告资格，而且法律上利益应包括直接而重大的反射利益，权利受侵害应包括可预见的将来有受不利之虞者在内。

在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为适应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做到“防患于未然”和维护环境资源方面的代际公平，也都十分重视扩大社会公众特别是环保团体参与环境行政决策和提起环境行政诉讼的途径，环境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同样呈现出扩大的趋势，有的已接近甚至成为客观诉讼。在菲律宾，最高法院于1993年的一个案例中，授予42名儿童以诉讼权，使其作为自己和后代人的代表来保护拥有健康环境的权利。这些孩子的诉讼请求是停止大规模出租供砍伐的森林，特别是原始热带雨林。由于裁决授予他们诉讼权，一个行政命令取消了65个出租森林的项目。而在给法院的报告中，戴维德法官指出：“我们发现没有任何困难判决他们（儿童）能够为他们自己，他们的同代人及后代提起诉讼，因为就平衡和健康的生态而言，他们代表后代提起诉讼的人格只能依据几代人责任的概念”[18].

    3　环境行政诉讼其他若干问题的发展变化与环境侵害排除

除了扩大参加环境行政决策和环境行政诉讼的环境受害人一方的当事人资格以外，环境行政诉讼的其他若干方面总体上也呈现出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发展变化。例如，在美国，关于案件的“可审查性”，“保护奥佛顿公园的公民诉沃尔普案”（Citizens to Preserve Overton Park，Inc.v.Volpe）等环境判例确认并强化了对政府机关行政决定的“环境后果”进行“严格审查”的原则，《国家环境政策法》关于环境影响评价的规定、《清洁空气法》等环境立法关于司法审查和公民诉讼的特别规定等成文法规范又促进和强化了该“严格审查”原则，从而在典型的环境案件中，“可审查性”并不对行政诉讼构成障碍。关于“穷尽行政救济原则”的适用，法院采取了灵活的态度，认为该原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适用于有关《国家环境政策法》的案件，从而大大减轻了环境诉讼中受政府行政行为不利影响的公民和公民团体原告的障碍程度。关于“首先管辖权原则”，在很多环境案件中，当法院发现行政程序不能为作为受害人的原告提供及时的救济或不能有效地控制或消除污染时，法院拒绝适用该原则，而是由自己通过司法程序为原告提供法律救济，等等[4，8].但各国有关问题的发展状况很不平衡，例如在日本，最高裁判所至今仍对构成撤销诉讼对象的行政机关的“行政处分”的概念进行狭义的解释，仅限于那些得到法律认可、国民的权利义务根据法律可直接形成或确定范围的国家或公共团体实施的行为。具体到环境上的撤销诉讼，则只有行政机关对民间事业者实施的行政许可、认可的“处分性”得到承认，而对公共团体等具有行政机关性质的团体的行政许可或认可、行政计划的决定或变更、公共土木事业和全体公共事业的实施等，最高裁判所均否认其“处分性”，从而不得成为被诉对象，大大限制了撤销诉讼等环境行政诉讼在防止地域环境污染和破坏方面的功能。而有些下级法院在环境诉讼中已经采取了与最高裁判所的保守立场相反的态度，积极扩大“行政处分”的概念，甚至对某些严格说来不属于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措施也认可可以撤销诉讼。有的判决明确指出由于行政机关的一系列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预测对地方居民的生命、身体等产生紧迫的重大的恶劣影响，而且事后救济将是困难的等各种特殊情况得到认可的场合下，为谋求实际地维护地域居民的权利及其救济，允许法院将这一系列行政过程解释为行政处分并对该行为的违法性作出判断。”这种见解和实践，从环境保护角度而言值得肯定。关于诉讼利益，以保护财产权为基点的传统理论认为，在行政程序的初期阶段，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尚未确定，具有抽象性，有关纠纷不够成熟，因此原则上只有在行政程序的最后阶段，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得到具体、最终的确定时，始得提起行政诉讼。但对于环境保护而言，由于环境一旦遭到污染或破坏，即常常难以恢复，且对环境方面利益、财产乃至人体健康的损害也往往无法避免，即环境危害大多具有不可逆性、地域的广阔性、潜在受害的重大性和社会性等，因此更需要采取预防性措施。具体到环境行政诉讼，就是要改变传统的诉讼利益成熟性理论，配合环境影响评价等公众参与程序，在计划的初期阶段即应承认撤销诉讼等环境行政诉讼。同样道理，在诉讼审查过程中冻结开发活动、维持环境原状也是十分必要的，而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显然也不能适应这一需要。这是因为，《行政案件诉讼法》规定采取停止执行措施的要件是原告的个人利益因行政处分的执行而明显有受到侵害的危险且有避免这一危险的紧急的必要，而环境行政诉讼中原告遭受的往往是具有地域性、团体性和扩散性的环境利益的损害，大多属于公共利益而非个人利益，即使是个人利益也往往不符合停止执行的要件。因此，对于环境行政诉讼的临时性救济而言，理想的努力方向应是使“停止执行”成为一般原则[17]. 

    4　结论与建议

综观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学说、判例和立法，与现代行政法扩大公众参与行政程序的发展趋势相一致，为预防环境污染或破坏为主要目的和功能的环境行政诉讼普遍受到重视。最为重要的变化就是通过承认环境利益属于法律上被保护的利益、值得保护的事实上利益等扩张环境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甚至使环境行政诉讼成为客观诉讼，从而扩大公民或环保团体等公民组织对环境行政程序的参与。此外诉讼中环境纠纷的可审查性、成熟性等方面也呈现出有利于预防性环境目标的变化。

在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11条则列举规定了包括“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在内的可提起行政诉讼的若干种具体行政行为。由此，环境行政管理直接相对人固然可以依法提起环境行政诉讼，但受到环境具体行政行为不利影响或损害的环境行政管理间接相对人是否具有起诉资格，《行政诉讼法》及环境资源法律法规均未作出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我国部分法院承认针对具体环境行政行为提起的撤销之诉和针对环境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提起的课以义务之诉、管制措施请求之诉，如江苏省扬州市朱兴华等49位荷花池小区居民诉该市规划局、劳动局、环保局和消防支队，请求撤销被告核发给第三人扬州醉仙居有限公司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案，河南省平顶山市李兴芳等295户居民诉该市环保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我国法院判决的第一起环境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诉讼案等。

保护环境格言篇5

关键词：政府补贴；农民增收；高成本农业；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农产品的政府补贴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用来支持和保护本国农业的基本政策。国际上，乌拉圭回合后对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要求，特别是多哈会谈中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农产品出口国要求削减和改革农业补贴的巨大压力，以及因为补贴所导致的环境问题等内部因素的影响，发达国家对其农业补贴进行了改革。总的来说，改革进展缓慢。近几年来，我国也开始对农业实施保护，并逐步加大了对农业的财政补贴力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本文不反对农业的政府补贴，补贴是提高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确保粮食生产的安全。国外的经验说明补贴也是一把双刃剑：其一，从成本来说补贴最终可能导致欧盟那样的“高成本农业”；其二，补贴也有可能导致环境的破坏和贸易摩擦。因而，本文通过分析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经验与改革、结合当前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增收和政府补贴问题，提出我国的政策选择。

对于农村的发展，古斯托·内梅什和苏珊娜·法洁卡什基于中央-边缘模式，提出了多功能农业作为农村发展的“新农村发展模式”，从而可以解释地方发展以及\或者农村资源再配置如何借助中央的帮助为农村争取利益的同时又保持未来农村价值的实现潜力。普拉布·平加利基于农业部门的增长对经济全面发展的贡献这一古老命题，探讨了全球化和食品体系转型对不同类型的国家农业部门的影响。国内的李先德全面介绍了OECD国家的农业支持以及政策改革并对其做出了述评。陈薇从加大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直补资金转移支付力度、改革现有直补模式、提高补贴效率以及完善补贴政策体系等方面对中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改革建议进行了研究。钟甫宁、何军通过分析价格支持、生产资料的补贴、农业生产流通领域基础设施和农业科研推广的公共投资、直接补贴以及土地产权及其收益（土地增值）等政策或者政策建议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后，指出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只能依靠劳动力转移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在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上，徐全红从公共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加大农业补贴的法理基础。

二、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与改革

本文关注的焦点是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中由于补贴导致的高成本农业问题和环境问题，并希望借鉴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改革经验，为我国农业补贴的目标、农业补贴的政策选择提供一些参考。

（一）补贴政策与高成本农业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欧盟通过CAP为其农业部门提供了巨额的支持和补贴。这些巨额的支持和补贴的一个后果就是形成了欧盟今天的高成本农业：2004年欧盟农业支持总水平（TSE）为1400亿美元，占OECD全部农业支持水平的36.8%。可以说，欧盟高成本农业的形成和CAP的补贴政策有密切关系。补贴主要通过农业价格支持、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出口补贴和生产供应控制等实现。

从政策目标看，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确实起到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产品供给、稳定市场和价格的效果。同时，补贴也直接增加了农业从业者的收入，使其能够保持合理的生活水平（农民收入平价原则）。

（二）补贴政策与环境保护及其改革

就CAP而言，早期很少提及对环境的影响，至多是一些保护环境的声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除了对共同农业政策预算费用和产品剩余日益不满外，由集约化和专业化造成的生态破坏亦成为舆论的关注焦点。但由于CAP中结构政策资金来源有限，实际上对有益环境的农业活动的促进是零碎的。1992年改革后，加强了以前的有益环境的许多措施并给予他们更为广泛的用途，同年通过的麦克萨利计划中关于价格支持部分也开始更多关注环境意识。总的说来，早期的欧洲农业指导和保证基金（FEOGA）中用于具体环境目的的数量仍然是很小的，且环境支出大多是与减少生产产量有关而非针对有益的环境保护行为。

进入新世纪后，在内外压力下，欧盟展开了新一轮的共同农业政策改革——2003～2006年的改革。新方案提议建立与生产、价格不挂钩的“单一农场补贴”制度，把挂钩的直接补贴改为脱钩的直接补贴，将“蓝箱”支持转变为“绿箱”支持；引入强制性动态调整机制，不断削减对大农场的直接补贴；加强对环境、食品安全、动物健康和动物福利标准的要求；建立新的“农场咨询系统”；加强农村发展，用于促进农村发展的资金将增加，用于促进农村发展的措施范围也将扩大等。

在欧盟CAP未来的发展中，价格和市场政策虽仍会占据主导地位，但产量不再是唯一的关注；如何生产以及同时保护农村的各种生态的、人文的环境资源已成为CAP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欧共体对于环境问题的思考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增加农民的收入来源和抑制农业生产的手段，在很大程度上还涉及到资源如何管理的问题。从环境方面来看，农业环境措施一直是农村发展计划中必须强制执行的一个重要部分。这种政策对那些不采用所谓的“高效的农业生产方式”，而对环境问题签约承诺的农民予以奖励。此外，欧盟通过减少直接付款的方式来惩罚那些不遵守环境要求的行为。总地说来，对环境的关注也是农业所关心的一个实际方面。在具体的支持计划下，对农民来说不仅是另一笔收入，而且有助于消除土地的过度使用而导致的市场失衡。

三、对我国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业技术进步以及农产品价格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农业与农村发展迅速，但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遇到很多问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增长率连年下降、城乡居民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收入差距。农民增收难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已经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公平性以及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借鉴欧盟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本文认为，在处理农民增收、政府补贴与环境保护方面，有以下启示。

（一）政府补贴与农民增收

随着农产品供给短缺时代的结束，我国农业发展的目标也开始由原来单一的农产品量目标转变为产量收入的双重目标，即在保护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同时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

1、将对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逐步转向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经验表明：价格补贴最终可能导致高成本农业。这不但不能提高农业的竞争力，反而使得国家财政负担越来越重。同时，以价格保护为主的价格支持政策按照WTO规则，属于“黄箱”政策，受到《价格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限制：在补贴数量上，仅能对全部粮食产量的8.5%进行补贴。当前世界农业补贴的趋势是价格补贴转向直接收入补贴，即对生产者农民的直接补贴而不是对粮食流通企业的间接补贴；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属于世界贸易组织的“绿箱”政策。目前中国实行的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由于政策的执行者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的双重身份，其实质是一种对粮食流通的补贴。参照欧盟等发达国家的经验以及WTO规则，中国对农业的补贴也应该从对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逐步转向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就目前而言，目标价格是一种比较可行的作法。目标价格是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根据粮食总量平衡、粮食价格水平以及粮农收益率等因素制定的一种对粮农进行直接补贴的政策性价格。在这种目标价格下，如果市场平均价格低于目标价格，国家对粮农进行差价补贴，反之则市场调节。这种方式有利于保护粮农的利益，而且对粮价总水平有重要支撑作用，又不构成对市场价格的直接干预，也不违背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因而为许多国家采用。这样的政府补贴至少可以保证农民收入比较稳定，同时也不太可能形成高成本农业。

2、结合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对农村公共产品投入的增加，一方面能够改善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环境、能够降低农产品生产的外部成本；另一方面，在对农村公共产品投资加大的过程中，农民能够直接以劳动者的身份获得更多的收入，这种投入将因农民农业外收入的增加而构成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项目。

3、加大对农民的教育培训补贴。国内外的经验研究都证明了教育水平和职业培训对就业进而收入的决定性作用。在短期内，培训的就业效应显著，即培训对提高就业率的贡献程度更大；而教育对就业的影响则更为长远和根本。在中国，加大对农民的教育培训补贴对农民增收的作用是持续和明显的。目前，在发达地区农村“镇改街”、“村改居”的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大量失地农民，短期内难以在非农行业找到工作，从而成为失地失业者。此外，更为严重的是在农村，还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失业者或者失业者，失业直接影响到农民的增收，而教育培训能够显著改善失地农民重新获得就业的机会，从而能够帮助他们增收。对欠发达地区而言，教育培训更加重要，因为这可能是他们获得比较稳定收入来源的唯一途径。

4、加大对农民调整产业、就业的补贴。从长远看，只有通过调整产业，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才能最终增加农民收入，并使其保持和国民经济的同步增长。

（二）政府补贴、环境保护与农民增收

政府补贴在一定时期内，由于补贴的刺激，使得一些不适合种植农作物的地方都可能进行农业生产等，这会对环境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欧盟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以高水平的价格支持为主的政府补贴，必然伴随着农民增加投入；而在这一过程中，化肥、农药随之出现过量使用。这样的补贴的后果就是环境的恶化、农产品质量的下降以及生态平衡的破坏。政府补贴在对农业的环境保护方面至少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发挥作用，这同时又能使农民增收，从而促进社会的持续发展、和谐发展。

1、直接对农业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对农业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包括农业水质的改造、水系污染的治理、水土的保持、植树造林、大气污染的治理、化肥农药污染的治理等。这种对农业环境保护方面的直接投资，在改善农业生产环境的同时，农民还能够在治理过程中的务工获得增收。

2、对农业环境保护方面的直接补贴。政府的直接补贴对于农业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是通过以下途径得以实现：第一，政府的对农民直接收入补贴由于不对价格产生影响，从而能够促使农民减少使用化肥、农药、从而有利于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第二，为解决农民增收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借鉴欧盟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对参与环保计划而放弃某些收入的农民给予补偿和补贴。

参考文献：

1、（匈牙利）古斯托·内梅什，苏珊娜·法洁卡什.欧洲新农村的发展范式[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2).

2、普拉布·平加利.农业增长和经济发展:全球化视角的观点[J].农业经济问题，2007(2).

3、李先德.OECD国家农业支持和政策改革[J].农业经济问题，2007(2).

4、陈薇.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效果评估与改革探讨[J].农业经济，2006(8).

保护环境格言篇6

【关键字】　环境权　宪法　缺陷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约有一百多个国家制定了综合性的环境法律，其中9 0年代制定综合性环境法律的国家就有七十多个，这些综合性的环境法律大都有环境权的内容。例如，美国在1969年由国会通过了《国家环境政策法》，规定了联邦政府、各州和地方政府要保护环境方面的责任，宣布：“国会认为，每个人应当享受健康的环境，同时每个人也有责任对维护和改善环境作出贡献。”

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正在将环境权或环境资源保护方面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纳入宪法。目前，虽然各个国家的宪法对环境权或修饰环境的形容词很多，如安全的、满意的、健康的、无污染的，生态平衡的、令人向往的、干净的、纯洁的、有生活价值的环境等等，但多数国家的宪法已将环境权规定为国家及其国家机关的职责，或者个人、团体和组织的义务和权利，有的宪法己明确承认国民有享有满意的环境的权利。例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第三者5条规定，保护自然界，合理利用和保护土地，保持水域和空气的清洁，保护动植物和自然美景，是国家和社会以及每个公民的职责。1980年第8次修改的韩国《宪法》第3 5条规定：“所有公民都有在健康而舒适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国家和国民应为环境保护而作努力。”环境权为国际上所接受，充分地表现在一系列的国际性宣言及有约束力的文件中。1 9 7 2年《人类环境宣言》最早宣告了环境权，自《人类环境宣言》以后，在各种有关国际环境保护的宣言中都反复重申了这一宣言的原则。如为纪念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十周年发表的《内罗毕宣言》、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发表的《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等等。一些国际性和区域性文件也将各种有关环境权的主张概括进来，例如：1 9 8 1年的《非洲人类和人民权利宪章》，是第一份明确表明承认“所有人民”对一个“舒适的有利于其发展的环境”的普遍权利的人权条约。在欧洲，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宜称一个“恰当的”环境必须被确认为基本人权的一部分。获得环境诉讼资格、有权提起环境诉讼，是环境权从理论到实践、从立法保障到法律实施的基本标志。目前，一些国家已通过司法补救措施和诉讼方式来保障和实施环境权。在印度、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基于公众环境利益的诉讼己经成功。

在印度，法庭接受了私人对印度政府允许许多皮革厂向恒河排放污染物的决定提起的诉讼，法庭决定关闭这些皮革厂直至废物处理系统建立为止，尽管法庭明知如此判决将造成经济上的重大损失。但它在判决中表明，不仅要注意印度宪法中的有关国家应该努力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规定以及有关保护和改善环境是每个公民的义务的规定，而且还引用了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法庭宣布，原告的立场不容反对，因为他们是体现公众精神的公民，他们正义地提醒政府，他们保护环境的责任已包含在国家宪法之中。在菲律宾，45名儿童于1990年由他们的监护人代表安东尼奥为原告，代表他们这一代及其下一代向法院提起诉讼，他们认为非律宾政府环境资源部门所签发的木材许可证超出了森林特别是原始森林的行为。菲律宾最高法院确认了这45名儿童的诉讼资格，认为他们拥有诉权，承认他们作为自己和后代人的代表基于环境保护立场对政府提出诉讼，具有保护子孙后代的权利，声明当代人和后代人都享有生态平衡的和健康的环境的权利。

公民环境权与环境权系同一概念，即环境权仅指公民环境权，不包括所谓的“法人环境权”与“国家环境权”。环境权被定义为：“公民享有的在不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中生存及利用资源的权利。”。有学者认为，环境法律关系主体有合理享用适宜环境的权利，也有合理保护适宜环境的义务“，简单地说，就是”环境法律关系主体有享用环境的权利，也有保护环境的义务“。这种意义上的环境权，是基本环境法律权利和基本环境法律义务的统一。陈泉生教授给环境权下的定义是：”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健康和良好的生活环境，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

在世界各国不断加强环境权立法的今天，环境权的立法理论和实践受到各国政府人士和专家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在研究我国环境立法与实践时，却明显发现我国立法上存在对环境权的忽视。我国学者普通主张，我国现行《宪法》法律规范规定是有环境权的。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条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第10条规定：“一切使用土地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第22条规定：“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它公害。”以上四条只是在大致范围内规定了我国对环境的一种保护义务，但本身并没有对环境权具体下一个定义或是对环境权有更深层次更详细更系统的规定。只是从成文法角度赋予了一定权力机关或行政机关行使环境管理的国家权力，并在第10条里对除公权力主体以外的其他私法主体规定了明确义务，这是一种明显的权利义务不对等的关系，公民及其他相对人只履行宪法规定的环境义务，但是没有明文规定其享有的有关环境的权利，在宪法第二章“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里也没有规定公民及其他私法主体环境权的权利，公民在环境侵权上一旦受到伤害，一般只能通过行政或民事救济，通过民事损害赔偿或是行政处罚来获得赔偿，但环境权并没有在宪法里给予一个确定的法律支持。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的行政体系一些传统历史性问题和本身的制度缺陷也导致行政公权力过大，而并没有在宪法上对政府权力做出一定的限制，在公权力被滥用的今天，国家环境权力，行政环境权力都未有宪法上的制约以及与之相对等的义务规定。

众所周知，我国政府已把保护环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党和政府极其重视环境保护工作。但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却没有把环境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加以规定，我国对环境权的保护立法更多的体现于行政规章和地方规章中。世界各国自1972年以来纷纷加强环境立法，把环境权作为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在《宪法》中加以确认。比如俄罗斯、南斯拉夫、波兰、葡萄牙、智利、巴西、匈牙利等。而认为环境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或是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在国际上，业已体现于1972年《人类环境宣言》、《东京宣言》、《内罗毕宣言》、《欧洲自然资源草案》等国际法文件中，同时也得到法学界的一致认可。

比如日本学者松本昌悦认为：《人类环境宣言》把环境权作为一项新的基本人权规定下来，是继法国《人权宣言》、苏联宪法、《世界人权宣言》之后人权历史发展的第四个里程碑。因此，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我国对环境权的立法定位层次太低。这种现象与我国政府把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策的重视程度是不相符的，宪法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的“母法”，由于其对环境权忽略，因而也就不能为建立环境权利体系提供宪法依据，同时也使环境保护法学理论体系缺少最基础的理论支持和法律依据，理论体系的不严密也必然导致实践中对环境侵害的救济不力，这种现状对于切实保障公民环境权益，有效防止环境污染和破坏十分不利。

环境权在宪法地位的确立，可以更加有力地保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保证世代间的衡平。国外积累的立法经验，可以为我国环境权立法提供借鉴。所以应在在我国宪法中明确将环境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即在宪法中直接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有在健康良好和谐的环境中生活或发展的权利。”在环境法律中，宪法中有关环境保护的规范处于最高地位，因而首先有必要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环境权，使之成为环境立法的依据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日益严重，我国人民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因此，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必将得到法律高度的重视和充分的尊重。这样的法律才会促进社会进步，弘扬人的价值，使人维持生存发展的应有权利现实化。具体做法是在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增设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享用适宜环境的权利和保护环境的义务。同时，在总纲部分增加任何组织和个人有使用良好环境的权利和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监督权等，实现国家与其他主体环境权权利义务的有机统一。当然，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只是一种框架性规定，具体内容当然有赖于部门法来规定，宪法不能替代部门法律的功能，但是也不能用部门法取代宪法的功能，把宪法基本权利降低为普通法律权利。在我国，由于部门法规的不健全，特别是关于许多宪法基本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存在不少障碍，而且当这些基本权利受到侵犯之后，很难通过合法、有效的途径来寻求救济，所以通过《环境保护法》及其他单行法规来具体实现环境权的保障。环境权是一种新的、正在发展的重要法律权利，它与生存权、自然权、生命健康权、发展权等许多基本人权或社会经济权利有交叉和牵连。尤其是环境状况知情权，是对政府环境机关的限制，它要求环境行政机关负有披露信息的义务，对不履行者，将产生法律后果。在此意义上，环境状况知情权又是监督权的一种表现。在法律中直接规定公民的环境知情权，也有利于推进环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许多国家都规定了公民环境知情权。如乌克兰共和国《自然环境保护法》

第9条规定：“公民有权依法定程序获得有关自然环境状况及其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等方面的确实可靠的全部信息。”泰国的《环境质量法》也作了大致相同的规定。另外，国家应积极干预市场，对环境资源加以管理，保护环境，改善环境，切实履行环境职责，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国际方面，争取多方参与国际环境立法，尽量与国际环境法接轨。

不能忽视的是，需要建立听证制度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确保公众能够参与其中，调动广大公民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积极鼓励他们广泛参与环境保护的各项活动，以促进环境权的实现。

[参考文献]

[1]徐朴民，田其云等，《环境权一环境法学的摧础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吕忠梅《，超越与保守一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的环境法创新》，法律出版社203年版。

[3]吕忠梅，《法学研究》，1 9 9 5年第6期。

[4]蔡守秋，《环境政策法律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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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利，《也论环境权——环境权理论的困境及出路》。

[7]徐显明，《中国宪法有待增加十项人权》，载《光明日报》2002年。

[8]汪劲，《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保护环境格言篇7

近代人类政治制度的发展，基本上是以人权理念的兴起与变迁为中心，人权与近代民主政治及立宪主义相因而生、相辅而成。自1689年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以降，人权理念与制度即与宪法法典相互结合，成为宪法的主要构成要素，迄今已历二、三个世纪。在此二、三百年之间，人权的内容与体系随着人类社会的变迁而有所推移与增益。大体而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人权理念的内涵主要是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与平等权为中心，亦即个人对国家享有不受侵犯及不受歧视的消极权利。迨至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期，由于在工业革命下所发展的资本主义，使社会财富逐渐集中在少数人（特别是资本家）的手中，因而引起贫富差距、阶级对立，并造成诸多社会问题。在此情形下，古典的（消极）人权理念乃随之改弦易辙，由消极防范国家侵犯，转而积极要求国家必须调和社会经济利益，增进人民福祉，从而以保障人民生存权为中心的人权理念，遂成为二十世纪初期各国立宪的主要特色，1919年德国所颁布的威玛宪法堪为表彰此种新人权观的最佳典范。不过，由于威玛宪法受到纳粹政权的践踏蹂躏，加上当时学者对人权的诠释仍多停留在「纲领条款的阶段，故人权理念并未实现（至少在欧洲）。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人权的内涵与理论呈现重大变化。首先是基本人权不再仅具有「宣示的作用，而是具有直接拘束国家权力（包括立法者）的规范效力。其次，威玛宪法所揭示的社会、经济及文化等人权理念，在宪法规范中则改以社会国原则或基本国策的方式表现。再者，学者对基本人权内涵的诠释，从传统主观的权利面向，推移至客观的规范层面，诸如基本权利的对第三人效力、基本权利的制度性保障及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等说法，均与此种诠释方法有关。

二十世纪中叶以后，人类挟其运用核能及电子科技的能力，将人类社会推进到科技时代。这波科技革命虽带给人类前所未有的便利与文明，但对社会所造成的冲击也百十倍于过去的工业革命，特别是公害的频生、自然环境的破坏、物种灭绝的危机，不仅伴随而生，而且日趋严重。因此，自一九七年代以降，环境保护问题逐渐成为人类关注的焦点，各国政府莫不将环境保护列为施政重点之一，颁布环境政策纲领，大量增修环境法规[1][1]，并设立环境保护专责机关，采取诸多环保具体措施，甚至为了环境保护而投入大量资金。而在人权的理论与实践方面也有大幅的变化，诸如「环境权（environmental rights）、「信息权、「和平权等新兴人权的相继出现，已使人权体系处于必须重新调整与架构的阶段。在此趋势之下，值得吾人关注的问题是，人权体系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之间究竟立于何种关系？在人权与环境问题关连性上，是否有所谓「环境权（environmental rights）的存在，其在人权保障与环境保护上，可以扮演何种角色？凡此不仅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与讨论，同时也逐渐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成为国际人权的重要议题。

职此之故，本文拟从宪法理论与国际法的观点，尝试探讨与厘清环境保护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在内容上首先从宪法释义学的角度，分析环境议题与人权保障体系之间的关系；其次尝试阐明「环境基本权的意义与可能内涵，为环境与人权的连结提供思考的方向。再者，从国际人权的发展，论述国际人权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连性。最后则略述环境保护与人权保障的趋势与难题，以供思考与讨论。

贰、环境议题与人权保障体系

一、概说：自由权在宪法上的意涵

自然生态环境迭遭破坏，举凡空气污染、水资源破坏、野生动物的扑杀、山坡地的滥垦滥建、森林的滥伐等，推究其原因，不外是经济过度开发、企业急功好利所致，而此类经济活动基本上则属于宪法所保障的自由权，例如工作权或财产权；相对而言，国家为保护环境所采取的保护措施，若因此限制人民的经济活动，则可能构成对人民自由权利的限制或侵害，如此言之，环境保护与人权保障之间，初看之下，似乎处于一种相互冲突的关系。针对此一问题，基本上可能会有两种立场：一是从保障基本权利的观点出发，认为除法律有禁止规定外，任何人基于宪法保障意旨，享有破坏自己健康，制造、贩卖、消费有害环境产品的权利，从而，环境保护措施概属对人民基本权利的一种限制；另一种立场则是从环境保护的观点出发，认为人民并无破坏环境的自由，盖此种自由无异是一种「社会有害性的自由，从而主张任何经济活动或其它行为，只要会导致任何形式的环境负担，即非属宪法保护范围所及，而自始排除于自由权的保障范围之外，例如在财产权方面，人民不再享有自主的权利，而是得由国家加以「分配的客体。以上二种立场，何者为妥，尚无定论，有待深究，特别是人民自由权的内涵能否被极端地「转化成为国家分配的客体，其是否合于宪法保障人民权利的意旨，值得探讨。从另一个角度以观，人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对于环境保护是否具有积极、正面的意义？人权保障与环境保护之间呈现何种互动关系，其间的冲突有无调和的可能？凡此须先厘清人民自由权利在宪法上的意涵，始能获致问题思考的起点。

现行宪法有关人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规定，主要系基于自由民主宪法理念，以保护「个人的自由权为重心。从宪法第七条以下规定观之，其基本上系在保护个人的权利，例如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有集会及结社的自由，初看之下，似在保障「集体的权利，惟究其实，则是保障「个人得以集会及结社的自由，特别是此项自由的内涵尚包括消极不参加集会与消极不加入某一团体的权利，亦即人民得拒绝作任何形式的集体表述与行动[2][2].尤有进者，我国宪法保障人民基本权利，旨在实现个人自由，发展人格及维护尊严[3][3]，换言之，人性尊严的保障，为宪法最重要的内涵。准此以言，在宪法的基本架构之下，国家系为人民而存在，且为个别人民而存在，人民不能被贬低为国家的客体。其次，从民主原则以论，人民民主意志的形成，系从个人主动地位（status activus）的观点出发，诸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组党自由等，皆系以个人的主动地位为重心。总体而言，从基本权利的保障与民主原则的精神，可以得出一项共通的基础，亦即国家系以保障「个人的自由（Freiheit des Individuums）为目的[4][4].于此立论之下，环境行政法规中有关要求及禁止规定，从基本权利体系的角度以言，均可视为对人民自由权「保障范围的一种干预或侵害，举凡营业自由（职业自由）（宪法第十五条所保障的工作权）与建筑自由（宪法第十五条所保障的财产权）[5][5]，乃至于学术自由及出版自由（宪法第十一条），均可能受到国家环境保护措施的影响，从而，环境保护与基本权利保障体系之间的关系，即有进一步阐明的必要。以下乃分别从「环境保护与基本权利的保障范围、「环境保护与基本权利的限制及「环 境保护与人权保障的依存与互利关系等三个层面分析之。

二、环境保护与基本权利的保障范围

（一）人民的环境保护义务？

基本权利的功能主要在防御来自国家的干预，国家本于环境保护的职责，得对破坏或污染环境之人采取一定的措施，因而对该等措施相对人的权利构成一种侵害，于此情形下，该等措施的相对人原则上可以本于宪法基本权利规定予以对抗，换言之，环保措施相对人的基本权利，适足以构成国家采取环境保护措施的界限。惟面对国家广泛而多面的环保措施，相关基本权利的规定究竟能够提供多少程度的保护，则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并成为问题讨论的焦点[6][6]，其中在宪法理论上最富争议，而影响层面亦最为深远的议题是：基于环境保护的需要，人民是否负有「一般性的环境义务（allgemeine Umweltpflichtigkeit），就基本权利的保障范围（Schutzbereich）而言，此种「义务所代表的意义是，基本权利的内涵在环境保护的目的之下，「自始受有一定程度的缩减，权利的内涵有一部分「自始应为有利于环境的决定（Per-se-Vorrangentscheidung fr den Umweltschutz）[7][7].此种说法的逻辑是：如果个人自由权的界限在于不得侵害他人的权利，则当个人的自由影响到他人的权利时，个人权利的行使自应受到限制。准此以言，如果个人的行为破坏环境者，即非属行为自由的范畴。例如业者开设工厂固然是一种职业自由，受到宪法的保护，惟若使用属于公众的环境介质，如水、空气或土壤等，其权利的行使即应受到限制，至于该环境介质是否已经置于国家的管理之下，则非所问。例如，空气虽然尚未经由公法规范而置于国家的管理之下，惟空气并非是个人所有，而是属于大众所有，国家本可决定如何来分配使用，对于空气的使用应视为人民的一种「分享权（Teilhaberecht），必需经由国家的「给予，人民方取得「使用的请求权[8][8].在此种思维逻辑之下，国家对于有害环境介质的行为，自无容忍之余地，国家当然可以随时禁止该种污染行为，而毋需任何的合法化事由。换言之，该种行为自始非属基本权利的保护范畴，对于该种行为的禁止，不必受到「比例原则的制约，国家亦不负有提出合法化事由的义务，相对地，有意使用环境介质的人民，反而必须提出使用的正当理由。国家在「分配环境介质时，至多仅受到「平等原则的拘束，国家可以考量各该行为对社会的「有益性，而禁止毫无益处或益处较小产品的生产与流通。

对于此种观点，吾人应抱持比较审慎的态度。姑不论将所谓「社会有害性的行为（环境污染行为）从基本权利的保障范围予以抽离，是否合于宪法保障基本权利的意旨，吾人至少必须先回答两个问题：一是谁来决定何谓「社会有害？二是「社会有害性应作如何解释与理解？其与「社会有益性之间的差异与分际何在？要言之，在环境议题之下，何人于何种要件下可以决定何者为人民自由权的范围？在民主法治国家中，此一问题必须从权力分立原则及民主法治原则的角度，予以审视与回答。

按民主法治的宪法国家，其国家权力源自人民，而权力的行使与运作，则分别由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为之。而此三权究竟何者得以对所谓「社会有害性加以定义，不无疑问。一般而言，司法机关（法院）通常系针对具体的争讼事件予以解决，且须遵守「不告不理原则，基于此种功能特性，法院通常不会积极对所谓「社会有害性加以定义。是以，关于自由权范围的界定，具有关键地位者，乃立法机关，亦即直接代表民意的国会。盖基于法律保留原则，凡属重要的公共事务，均须以具有一般拘束力的法律为基础。立法者在界定何谓社会有害性时，实际上系在划定许可与禁止之间的界线。此项界线在法治国家中，即为国会的法律，此为「法律保留原则的旨趣所在[9][9].姑不论法律保留的范围如何，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凡国家对人民权利的干预，均需有法律上的基础，从宪法保障人民权利的观点以言，于此所彰显的意义是：凡是法律未明文禁止的事情，即为容许。换言之，法律对某种行为若未规定其对社会有害或有利时，人民可以自由决定是否为之。当然，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一则因环境品质及状况变化快速，二则因事涉高度科技的新生事务，故法律难免无法及时跟进而有所规范，从而经常呈现法律空窗的现象。不过，人民自由权的内涵是否因此而有所改变，则需审慎考量。德国于1989年间曾经发生一则有关基因工程的争讼，可供吾人参考。该案涉及一家从事基因工程的设施因申请设立许可而引发争讼，由于当时尚乏有关基因工程的法律规范，Kassel行政法院于判决中认为，在法律就基因工程事项有所规定之前，人民不得为此种设施的设立[10][10].此项见解随即遭到学者严厉的批评，盖其将宪法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意旨改为：凡属法律未明文许可的事项，则属禁止，而且是透过「法官法所形成的「绝对禁止[11][11].事实上，有关基因科技的研究与运用，属于宪法有关学术自由、工作权（职业自由）与财产权所保障的范围，其限制亦需有法律的依据，始得为之，而非可由法官自行加以限制。要言之，基于宪法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本旨，国家行为若侵及（限制）人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范围时，可以视为一种违宪的征兆，从而除非国家能够提出宪法上正当理由，否则即构成对人民权利的违法侵害，换言之，国家对于限制人民权利的理由，负有「举证责任[12][12].而所谓「凡属法律未明文许可的事项，则属禁止的说法，无异是一种「举证责任的倒置（Beweislastumkehr），其将形成「推定不自由的效果，对人民权利保障的周全性，影响甚钜[13][13].

其次，在有关「社会有害性的判断问题上，往往因着重点的不同而有差异。例如穿越大武山保护区兴建南回铁路A6路廊，究竟是对社会有害（破坏自然资源），还是对社会有利（繁荣东部）？又如将台南县七股舄湖地区开发为工业区，究竟是对社会有害（破坏黑面琵鹭的栖息地，影响自然生态），还是对社会有益（繁荣地方经济、增加就业机会）？因其牵涉「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熟重熟轻的问题，往往引发各方利益的冲突，如何取舍，自难遽下断言。于此情况下，吾人要思索的问题是，此种相互对立利益之间的衡量问题，究应由何人决定？在民主法治国家体制之下，有关利益衡量的决策问题，基本上是属于立法者的任务，从基本权利理论体系的观点而言，此种利益衡量的操作，应在基本权利限制的层次进行，而非属于基本权利保障范围的诠释问题。

总而言之，环境利益虽然应为大家所共享，非可毫无限制的处置，套句经济学上的术语，环境资源本来就是有限的。然而，将环境介质区分为「私用与「公用，其是否具备法理上的基础，以及该种观念是否会导致人民自由权的全然沦丧，致使基本权利保护机制被破坏殆尽，则值商酌。固然，援引企业自由为依据而恣意破坏自然环境，绝非吾人所乐见，惟若基于环境保护因素的考量，而遽以全盘否定「污染行为的基本权利性格，恐将破坏整个基本权利的保护体系，尤其是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等保护基本权利的机制[14][14]，其结果不啻使人民丧失独立且自我负责的主体性，从而被「降格为环境保护体系下的「客体（Objekt）[15][15].尤有进者，此种作法将会使国家使用公权力的机会，相形扩大，从而在政治上或人民心理上产成一种「抑制自我实现的作用。准此以言，除非宪法定有明文或于法律中有所规定外，仅基于环境保护的需要，而要求人民必须负有利环境的「一般性基本义务，自与宪法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本旨，有所未合， 而为宪法价值体系所不许。为期对问题有更深刻的了解，以下分别从环境保护与财产权之关系，以及环境保护与刑法制裁之间的关系，作较为详细深入的分析。

（二）环境保护与财产权的内涵

在环境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冲突问题上，经常被提出来讨论的是「财产权的保障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16][16]，此一问题往往是环保人士与人权论者争议的焦点。例如环保人士有理由认为，财产权可能被视为一种支配生物或生态体系的绝对权，其对环境生甚为不利；或者财产权的保障意味着私人财产的充分利用以及追求大量的生产，其结果则是自然资源的无尽耗损。反之，主张人权保障的人士或许会抱怨，为了保护生态体系与自然资源而必须限制环境的开发与利用，可能无法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例如粮食的供应），或可能影响部分人类的生计，例如为了保护亚马逊河的雨林而完全禁绝开发，可能影响仰赖砍伐雨林为生的人类，换言之，对于面临饥饿和穷困的人类而言，其眼前所迫切关切的生存问题，可能甚于长期的生态平衡问题[17][17].

姑不论人权（财产权）保障与环境保护之间是否仅存在着对立关系（详后述），在宪法基本权利的理论领域中，值得探讨的问题是，财产权保障范围是否因环境保护而有所减缩，特别是人民在宪法上是否享有「土地利用权，向为学者经常讨论的课题。

以德国为例，部分学者主张，土地的建筑利用权应自宪法保障人民财产权的范围抽离，而应由国家基于行政法律规定予以分配[18][18].根据此种说法，建管机关所核发的建筑许可，并非确认性的行政处分，而系形成权利的行政处分，亦即属于具有创设性（konstitutiv）的行政处分。于此理论下，土地的建筑利用权被置于法律的规制之下，进而使宪法上所保障「建筑自由的内涵受到相当程度的减缩。相对于上开见解，多数学者以土地所有权人的实质建筑自由（Baufreiheit）为出发点，认为在合乎相关建筑法令所规定的要件之下，土地所有权人享有向行政机关请求核发许可（执照）的权利，此乃一种宪法上直接所保障的请求权。此种在法律范围之内利用土地的「权利，系宪法所保障的财产权（例如我国宪法第十五条及德国基本法第十四条第一项第一句关于财产权的保障规定），故请求核发建筑执照的权利，系根植于宪法对基本权利的保障，其不仅是属于财产权的保障范围，甚至是人格自由发展的重要要素[19][19].准此以论，「建筑自由系属一种宪法概念，其源自财产权（土地）内含得以兴建或变更建筑物的自由[20][20].要言之，此项见解系基于财产权与自由权合一的理念，亦即财产权保障的本质，使个人能够透过财产的利用，在法秩序的范围内，发展自我及实现个人自由。此二种基本权利的「内在关连性彰显出财产权的功能在于确保个人自由的要素[21][21].为了能够自由且自我负责的生活，个人需要一个受到宪法保护的财产利用空间。因此，私有财产权可以称的上是个人自由的表征与前提要件[22][22].若谓财产权的保障具有确保个人自由的功能，则所谓「分配的想法无异会使自由的体制再度回到过去封建时代或专制时期，且将使人民所有的权利趋向「社会化，而宪法上对于财产权的存续保障功能，亦将被淘空殆尽。总之，从财产权的制度性保障与存续保障的观点以言，财产权仅能经由法律设定其界限，而非能转化其体质，而使其丧失「自由权的本质[23][23].

就环境保护的问题以言，在环境行政体系中所常用的「许可制，固然是各种环境保护法律手段中相当重要的一种，然而，所谓「许可者，基本上应系指国家将「原本属于人民的（宪法上）权利交还给人民，而非由国家所「创设。因此，许可制度的核心意旨应在于：人民得要求国家规定明确的许可要件，而于人民的申请符合法律所规定的许可要件时，法律对人民自由权利的限制，即不复存在，从而人民享有核发许可的权利[24][24].不过，从环境保护的观点而言，若干攸关人类生存的重要资源，若任令人民毫无节制地利用，势将危及人类的生存空间，故有特别加以保护的必要，就此部分国家应有较大的管理与经营空间。因此，在上述许可制度之外，应容许国家对于重要资源或具有重大危害性的物质加以管制，于此则涉及「原则禁止，例外许可的问题，而与前者所谓「原则许可，例外禁止的情形有所不同，换言之，国家（特别是行政机关）对于是否许可一节，享有较广的裁量空间，对此国内学者习以「特许称之[25][25].此一制度最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何种事项属于「特许事项？

从比较法的观点以言，在德国的环境法体系中，属于此所谓「特许事项者，主要有二种情形：一是有关水资源的利用，二是有关核能的利用，兹略述如下，以供参考：首先在宪法理论上饶富趣味，而在法制实务上影响深远者，乃有关水资源利用的问题，特别是有关地下水的使用问题。水资源的利用于德国属于特许事项，主要系受到德国联邦著名「湿采石裁定的影响。本案事实略以：某采石业者于其所有土地经营采石业多年，为增加采石之产量，有意于该土地上扩大开采，因涉及地下水之使用，即实施所谓「湿采石（Na？auskiesung），乃依水利法（Wasserhaushaltsgesetz）第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经审查结果，主管机关以该土地位于水源保护区，采石工作之扩大将危及地下水为由，否准其申请。采石业者不服，循序提起行政争讼，递遭驳回，复转向普通法院，请求补偿。于审理案件中，联邦普通法院认为，水利法第二条第一项关于地下水使用限制之规定，未设有补偿规定，似有违基本法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之意旨，乃裁定停止诉讼程序，提请联邦审查。联邦于1981年7月15日作成裁定，认为系争规定与宪法之意旨尚无不合。于裁判理由中，法院特别指出，土地所有权人对于其土地地下水的利用权能，自始不属于宪法保障财产权的范围，从而，地下水的利用系置于国家公法的管理体系规制之下[26][26].于此宪法裁判的指示之下，德国于修正联邦水利法时，乃增订第一a条，其中第三项规定：「土地所有权人不享有以下权利：1.依本法或依各邦水利法规定须经许可之水资源利用，2.地面水之开发，明白揭示「水资源的利用非属土地所有权内涵的意旨；同法第六条复规定：「水资源之利用如可能影响公共利益，特别是可能危及公共供水，而无法以公法人之负担或措施予以防止或调和者，应拒绝给予许可或核准，此项规定则是明示「原则性禁止的意旨，且作概括的要件规定，以使主管机关有较大的斟酌空间[27][27].其次，在核能利用方面，德国原子能法第七条第二项对于核能设施许可的核发，设有严格的规定，基于核能所具有的高度潜在危险性，一般认为主管机关对于是否核发许可享有裁量权。

反观我国的情形，宪法第一四三条第二项规定：「附着于土地之矿及经济上可供公众利用之天然力，属于国家所有，不因人民取得土地所有权而受影响，即明白揭示「矿产与「天然力非属土地所有权范围的意旨。而在一般法律方面，矿业法第一条规定：「中华民国领域之矿，均属国有，非依本法取得矿业权，不得探采；同法第三十四条复规定：「经济部或省（直辖市）主管机关，认为矿业申请有妨碍公益或无经营之价值时，得不予核准。经济部为探勘矿产调整矿区或调节产销时，得指定某区内之矿，停止接受申请，由此可知，矿产非属人民财产权的范围，从而国家对于矿业权的核给享有广泛的裁量权[28][28].另水利法第二条规定：「 水为天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不因人民取得土地所有权而受影响；又同法第二十七条第一项规定：「水权之取得、设定、移转、变更或消灭，非依本法登记不生效力，亦属适例，可资参照。

于此应指出者，有关自然资源的「国有化，若于宪法中有所明定时，因具有宪法的授权，故在法律上为此等规范，并不生宪法上的疑义。惟于宪法无明文规定时，立法者能否任意将环境介质从财产权的内涵予以抽离，则有审酌的余地。尤应强调者，自然资源的「国有化在宪法权利保障体之中，应属一种例外情形，不宜将之一般化，否则将回到过去警察国家的体制，且可能破坏自由市场的经济体制及企业自由化的基本原则。固然，现代环境政策的发展趋势，系着重于环境资源的操控与管理，并且运用经济学上的原理与方法，尝试将外部成本内部化[29][29]，各种环境特别捐（公课）的运用，即是显著的例证。不过，由于环境介质的特性与影响范围，或有不同，例如是否能把水资源利用的思想，运用到如空气污染或噪音管制等公害防治之下，尚有待研究，故所谓自然资源「国有化的构想与实践，宜审慎为之，以免过度影响人民的自由权利。

（三）环境刑法与人权保障的关系

伴随着环境危机的日益升高（例如林肯大郡事件、瑞伯台风所揭露的山坡地滥垦问题等），各方主张以刑法严惩环境破坏行为的呼声也愈来愈高，以刑罚作为环境保护的手段，特别是在加重刑责与扩大处罚要件方面，已成为今日环境政策与立法的重要议题，而在环保实务上，刑事制裁手段确实也发挥一定程度的功能。以美国为例，近几年来，在环保行政官员、检察官及法院的严格执法之下，已经对「污染者产生极大的遏阻作用，特别是针对大公司「经营者或「负责人的处罚，已对许多业者产生示警作用，进而促使公司内部经营方式的改变[30][30].

环境刑法在环境保护工作上固然有其功能，惟吾人于此所关心的问题则是，环境污染行为的「入罪化与基本权利保障范围的确认处于何种关系？从刑事犯罪行为的社会非难性以言，若干重大的犯罪行为（例如杀人），或许可以自始排除于自由权的范围之外，从而此类犯罪行为的构成要件规定，并非属于基本权利的「限制，此种看法或可援引自然法上的「原罪概念，以为依据。不过，由于刑法对于法益的保护，随着历史、社会的变迁时有所变，故从刑法的历史发展以观，人们尚难指出所谓犯罪的「核心要件，是以，所谓「原始犯罪的概念自不宜随意援引，尤其是在环境刑法方面，容有部分犯罪行为系属抽象的危险犯、纯粹行政不法的处罚或是诸多细琐事项的入罪化，据此而言，对环境造成负担的犯罪行为，是否可自始从基本权利的保障范围予以抽离，诚难遽下断言[31][31].因此，立法者固然可以透过刑法的规定，将若干与环境破坏有关的行为界定为对社会或团体有害的行为，从而使其不再受到基本权利的保障。不过，此等行为并非自始不受宪法保障，故立法者在将此等行为「入罪化时，是否合乎刑法「最后手段性的原则，仍应从「比例原则等法治国原则的角度予以审究[32][32].

其次须指出者，在自然生态环境迭受破坏的今日，环境刑法（即各环保法规中的刑责规定）确有「增补的需要，不过，此种发展必须注意到刑事政策上「除罪化（Entkriminalisierung）的趋势，避免与国家应尽少以刑法手段干涉人民生活领域的趋势有所违背。盖环境刑法作为「最后手段（ultima ratio）的原则不仅只是政治上的诉求，尚且是法律上具有拘束力的选择准据，在多种可能的执行手段中，应择取对人民侵害最少的方式。毕竟扩大刑法以作为保护公共利益的手段，无疑是对人民个人自由保障的一种「跌停讯号（Basisse-Signal），刑法扩张的结果，虽然寓有保护个人权益的作用，但同时也存有危及个人自由的可能，不可不慎[33][33].

三、环境保护与基本权利的限制

如上所述，基本权利本身既未含有一般性的环境义务，则国家在从事环境保护措施时，如干预人民的自由或权利者，即属对人民基本权利的限制，须合乎法律保留原则的旨趣，且须受到比例原则的制约，始合乎法治国的理念与原则。换言之，为了保护环境利益，固然可以限制某些影响环境的经济活动，但所使用的手段必须适合、必要且合乎比例，此等标准一般统称为「过度禁止原则（überma？verbot），盖基本权利乃人民向国家要求自由的表征，其仅能于维护公益所必要的范围内，始能为公权力所限制，故比例原则可谓是源自基本权利的本质内涵，是以，立法者于规范基本权利时，无论在保护法益的选择或限制手段的使用等方面，均须受到宪法的拘束。准此以言，国家在从事环保措施时，如限制人民的基本权利，须考量基本权利的属性、保护法益、环境危害发生的可能性与损害的程度等因素，而不是对人民的自由权利作全盘性的管制，以兼顾环境保护与权利保障的意旨[34][34].兹分数点说明如下：

首先，国家的环境政策，一如其它的国家政策，均需受到法治国原则的拘束，特别是以保障基本权利本旨的法律保留原则。一般而言，国家制定法律与命令，课予人民一定的环保义务，乃属典型的干预行为，应有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自无疑义。惟因环境保护事项富有浓厚科技关连，且涉及大量信息的掌握，故立法者往往无法于法律中详为规定，从而在环境法规中充斥不确定法律概念与裁量规定，自可理解[35][35]，而立法者必须将若干细节规定授权行政机关为之，更是环境法律的特色所在，惟无论如何，授权的目的、范围及内容必须具体明确，始符合法律保留原则的意旨[36][36].此外，行政机关依法律授权所订定的行政命令，亦不得抵触法律授权的意旨或增加法律所无之限制，更不待言[37][37].以空气污染防制费的征收为例，空污费的征收显然是对人民权利的一种侵害，因此，必须有法律的依据，始能为之，此乃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依据1992年2月1日总统公布之空气污染防制法第十条规定，空污费系依「污染源排放空气污染物之种类及「排放量而计算征收之，而有关征收之污染源类别及收费办法，则授权中央主管机关（环保署）会商有关机关订定之。环保署乃于1995年3月23日以（84）环署空字第一四一六号令「空气污染防制费收费办法，并自同年7月1日起随油（燃煤）开征空污费。由于空污法第十条第一项明白规定应依「排放空气污染物之种类及「排放数量，订定不同收费标准征收空污费，而所谓「随油征收方式却是以「油料使用者为基准，其是否抵触母法授权得意旨，不无疑问[38][38].对于此项疑义，司法院大法官着有释字第四二六号解释谓：「…空气污染防制法所防制者为排放空气污染物之各类污染源，包括装置于公私场所之固定污染源及机动车辆排放污染物所形成之移动污染源，此观该法第八条、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七条相关条文甚明。上开收费办法第四条规定按移动物染源之排放量所使用油（燃）料之数量征收费用，与法律授权意旨无违，于宪法亦无抵触。惟主管机关自中华民国八十四年七月一日起仅就油（燃）料征收，而未及固定污染源所排放之其它污染物，显已违背公课公平负担之原则，有关机关应迅予检讨改进，并此指明[39][39].此号解释明白指出随油征收方式「显已违背公课公平负担之原则，却仅作「有关机关应迅予检讨改进的警告性解释，是否妥适，颇值商榷[40][40].

其次，就各该相关基本权利的内涵保护而言，为环境保护而对人民财产权有所限制，事所常有，例如限制人民开采矿石，或将某一地区划为保护区，限制或禁止其使用。于此情形，除应基于所谓「存续保障或「现 状保障（Bestandsgarantie）的意旨，尽可能维持财产权现有的状态，避免使财产权受到国家恣意的剥夺或限制外[41][41]，尚应基于所谓「价值保障（Wertgarantie）的意旨，对财产权的剥夺或过度限制，予以适当的补偿，以填补财产价值所受之损失[42][42].又为保护环境而限制污染性设施的设置，因属对人民「职业自由（工作权）的限制，故其限制的理由与强度，应视个别情形而有所区别，例如对于设厂条件的限制，系属一种「职业执行的限制，类此限制若非出于恣意，且基于合乎理性的衡量，即属合宪。反之，法律如规定某类污染设施应专属于国家经营（Monopolisierung），则构成「职业选择自由的限制，须有重大公益上的理由，始得为之[43][43].最后，国家的保护环境措施，除对污染行为予以禁止或限制外，尚且采取诸多「监控措施（überwachungsma-nahmen）或对产品进行检查措施等，于此情形，即可能涉及人民信息保护的问题，特别是有关营业秘密保护的问题，如何在环境保护与信息保护之间获得一定的平衡，亦有深入研究的必要[44][44].

四、环境保护与人权保障的依存与互利关系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知人权保障与环境保护之间似乎存在着结构性的冲突与对立。不过，吾人若进一步观察，则可发现环境保护与人权保障之间，并非如想象中全然处于对立与冲突的局面。按传统学说将国家的要素分为人民、与土地，其中「土地要素在过去是国家权力的表征，者无不设法增加国家的版图。然而，在环境逐渐恶化的今日，「土地要素的意义应已不再是国家版图的大小，而应是一个纯净、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环境保护可谓是现代国家所应担负的主要任务之一，国家若无法善尽此项职责，将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及正当性。换言之，国家的任务从传统维护内国和平的「警察国家，到近代保障人民自由的「法治国家，以至现代实现社会正义的「给付国家（社会国家、福利国家），更应进阶为保障人类生存的「环境国家[45][45].而从基本权利保障的观点以言，国家从事环境保护的工作，基本上乃是确保人民行使基本权利的「客观基础，盖在一个遭受破坏、不适生存的环境中，人民即使享有自由权，亦无从行使，就此而言，环境保护与人权保障应处于互蒙其利，甚至是互为依存的关系。

大体言之，环境保护与人权保障之间至少在两方面具有依存与互利的关系。首先，环境保护可以作为实现人权保障的方法，因为一个受到破坏的环境，势必直接危及人类生存权、健康权或财产权，是以，建立一个可靠且有效的环境保护机制与体系，将可确保当代及未来世代人类的福祉，包括依靠自然资源的原住民族与少数民族。从各该环保法规的立法目的予以观察，即可明了此种关系。例如空气污染防制法第一条规定：「为防制空气污染，维护国民健康、生活环境，以提高生活品质，特制定本法。…，水污染防治法第一条规定：「为防治水污染，确保水资源之清洁，以维护生态体系，改善生活环境，增进国民健康，特制定本法。…，类此规定甚多，不一而足[46][46].由此可知，环境法规的主要部分系在保护人民的生命、身体及财产，确保人民行使基本权利的前提要件。

相对而言，人权的保障则是实现生态保育与环境保护终极目标的有效手段，盖人民的基本权利，诸如政治上的人权或经济文化上的权利，若能确实予以保障，则必可构筑出一个较能尊重与关心环境保护的社会及政治秩序。特别是环境保护固然是国家的主要任务之一，惟并非「专属于国家的工作，从基本权利的角度以言，国家对于人民自发性的环保活动，不得恣意限制，于若干个别情形，国家甚至应让诸人民从事环保措施。诸如：基于宪法保障言论自由的意旨，人民得发表或散布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意见；基于宪法保障结社自由的意旨，人民得组成环保团体，以从事环保活动；基于宪法保障集会自由的精神，于若干环境污染事件发生时，人民得藉由集会、游行的方式，表达意见或提出诉求[47][47]；基于宪法保障财产权与工作权的旨趣，人民得经营废弃物清理的事业等。又国家在履行环境保护任务时，除应积极为必要的保护措施外，应尽可能活用民间环保的资源与力量，例如环工技师及环境专责人员的设置，亦属宪法所保障的工作权与环境保护互蒙其利之例，以上所举权利的限制，亦应遵守法治国原则，非国家所得任意限制者[48][48].

参、环境基本权的意义与可能内涵

一、概说

吾人若从国家实施环境保护措施的角度予以观察，则受环境保护措施规范的相对人而言，乃属对其权利的一种限制，因而呈现环境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冲突状态。不过，如前所述，环境保护与人权保障之间，亦存有互利的关系，而有相互调和的空间，是以，若能进一步发展出「享有健全环境的权利，并透过法律制度持续予以贯彻，则将更能使人权保障与环境保护相得益彰。就此观点而言，经常可见以「环境基本权或「环境权（environmental rights）作为论述与诉求的重点，甚至有主张在宪法中加以明定者[49][49].

「环境权的主张在环境保护的诉求上，固然有其意义，不过，由于此一概念的内涵仍有未明，特别是其在宪法基本权利体系中的地位如何，容有厘清的必要。盖「权利者，至少包含「权利主体、「保护客体与「主张对象三个面向，而环境权所要保障者，是否以「环境作为保护的客体（环境介质）？还是以「人为保护对象（财产或健康）？环境权的「权利主体究竟是「人本身，还是「环境（包括动植物）？环境权的主张对象，是否为所有的国家权力，包括立法、行政、司法三权，还是仅针对立法者？由此可见，环境权的「权利属性究竟为何，其法律上的意义如何？乃是环境权论者所必须面对的问题[50][50].以下乃以基本权利的功能为基础，分别从防御权、给付请求权、保护请求权及程序权等四个面向，分析环境基本权的意义与可能内涵，希望藉此区别性的观察，能有助于问题的了解与厘清。

二、环境权作为一种防御权

自人权的发展历史予以观察，基本权利最初的作用在于对抗国家权力，以「国家之不作为为主要诉求目标，希望能藉此确保人民之自由与财产免于受到国家的侵犯，并创设一个不受国家干预的「自由空间，故基本权利乃是一种免于国家干涉的自由，就此而言，基本权利可谓具有「防御功能。基于基本权利的防御功能，人民对于国家违法侵害基本权利之任何行为，均得透过法律途径（特别是司法途径）予以排除。此外，人民的权利如因国家行为而受有损害时，尚得向国家请求赔偿或回复原状。

吾人若将环境权当作一种防御权，使其具有防御作用，则人民可以据此权利对抗来自国家（或由国家所引起）的环境破坏行为，例如公有航空器所造成的噪音。换言之，国家若以高权行为直接引起环境之破坏，人民得以基本权利直接予以对抗并排除之，就此而言，国家负有不作为义务（Unterlassungspflichten）[51][51].国家若违反此项义务，人民可以请求排除之[52][52]；如因此而生有损害或损失者，则可分别请求国家赔偿及损失补偿[53][53].

反之，环境的破坏若非直接出自国家的高权行为，例如国家疏于注意而核发有害环境的营业许可，或对于污染性的设施疏于监督时，对于此类可以「归咎于国家的环境破坏，得否以基本权利予以对抗，在学说及实务上素有争议[54][54].在理论建构上，有学者主张可以将「被许可的环境破坏行为视同为「国家行为，而使相关人民得以主张基本权利上的防御权[55][55].不过，国家的许可行为与人民权利之间的关连性，仍有待进一步的厘清，故此种论证方法，难期周全。较无疑问的说法是，法律中有关污染设施设立许可的规定，寓有保护第三人权利（特别是邻人）的功能，国家机关如疏于执行该等规定，例如违法核发排放执照，或对于未经许可的工厂怠于执行取缔工作，致第三人权利遭受危害者，该第三人即可循第三人诉讼（邻人诉讼）途径，诉请撤销违法处分，就此而言，即属基本权利防御功能的体现，从而国家负有不得违法核发许可的义务。至于人民得否请求国家机关对于违法的污染或破坏行为采取必要措施，则涉及「保护请求权的问题，详如后述。

三、环境权作为一种给付请求权

在宪法基本权利理论中，所谓给付请求权者，系指请 求国家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其通常又可区分为「原始给付请求权（origin？re Leistungsrechte）与「派生给付请求权（derivative Leistungsrechte），前者系指人民得请求国家积极创设或提供一定的给付或设施；后者则指人民得分享国家现有的给付或资源，故又称为「分享权（Teilhaberechte）。一般而言，人民有分享国家资源的权利，固无疑问，但其重点则在人民有请求国家公平给付，或平等利用国家资源的权利，亦即本于「平等权而有所主张。至于原始权部分，则因事涉国家财政能力、国家资源之运用以及社会利益之调整等诸多因素，故除非属于人民生存之最低限度保障，人民对之有积极的请求权外，应属立法者自由形成的范围。

就环境议题而言，可资考量的问题是，人民是否享有请求国家给付（适合生存环境）的权利？基本上，吾人若循上述基本权利理论的一般见解，应可推得人民原则上并未享有请求国家创设一定环境条件的权利[56][56].另关于人民请求国家为一定的资金补助，以挹注人民的环保活动，亦因涉及国家财政能力、国家资源的运用以及社会利益的调整等多项因素，而难以构成环境权的必要内涵[57][57].而在分享权方面，凡是由国家管理或经营的自然资源或环境生态，人民应有平等参与及利用的权利，例如国家所规划的国家公园区域，人民享有「进入的权利，此种权利在强调生活品质与生存尊严的今天，尤具意义。惟须指出者，人民所享有的平等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往往与环境保护之间处于一种冲突紧张的关系，因此，国家于「资源规划与分配时，应将环境利益考量在内，作合理的调配。例如水资源乃属国家所有，不因人民取得土地所有权而受影响，于此范围内，人民享有平等利用水资源的权利，不过，水资源的利用同时是天然资源的耗费，故国家核发水权时，应兼顾水资源保护与人民用水利益，作合理的调配[58][58].又矿产属于国家所有，人民虽享有公平探采的权利，惟因矿产的开采对于自然资源与生态，破坏力极大，故国家在核发矿业权时，尤应考量环境保护利益，特别是当矿区位于国家公园区域时，主管机关核发矿业权的「裁量权，于一定条件下可能收缩至零，因而发生不得核发矿业权的结果[59][59].

四、环境权作为一种保护请求权

基本权利具有防御功能与给付功能，有如前述，此二项功能的共同特征俱为「权利性质，而在宪法学理与实务上，对于基本权利的观察，除注重于主观性的权利面向外，同时从保护基本权利的角度，抽绎出其客观的保护内涵，树立保护基本权利的「价值体系或「客观的基本规范。藉由此种理念，使基本权利的效力「扩散（Ausstrahlung）至所有法律领域，进而成为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及司法机关行使职权时所应遵循的重要准绳 [60][60]，要言之，基本权利的「客观功能，旨在要求国家机关必须尽到保护人民基本权利之义务，使人民的权利免于遭受公权力或第三人的侵害[61][61].

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十条第二项有关「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兼筹并顾的规定，因未直接规定环境保护为国家的任务，故国家是否负有保护环境的宪法义务，尚难直接自该项条款予以导出。惟因自然环境乃人民生存的基础，是以，自宪法基本国策篇章所蕴含的「社会国原则（Sozialstaatsprinzip），可以导引出国家负有保护环境的义务[62][62].不过，由于社会国原则仅要求国家对于所谓核心领域（Kernbereich）予以保护，实现社会正义所不可或缺的部份，因此，人民基于社会国原所得要求者，乃国家必须确保「生态上最低的生存底线[63][63].其次，基于宪法保障生存权的意旨（宪法第十五条），国家不仅应保障人民的生命、身体及健康不受侵害，尚且应确保「基本的生存环境[64][64]，特别是基本权利旨在维护「人性尊严，因此，如何确保「合乎人性尊严的环境，为国家责无旁贷的义务[65][65]，至于要以何种方式履行此项义务，则属国家机关（特别是立法机关）的裁量范围[66][66].

于上开旨趣之下，立法机关应本于保护义务，就伴随高度工业化或过度开发而产生对环境或卫生的危害，以及科技设施所引发的危险，于法律中作必要的防护规范，并授权行政机关采取危险防止或危险管理的措施，以维护人民的权益[67][67].于此规范中，法律若赋予主管机关作为或不作为的裁量权者，由于裁量之授予，旨在使行政机关于法律授权范围内，得以依个别的具体情况，斟酌决定法律效果之是否发生或如何发生，故其所为的决定，原则上仅涉及当否的问题。惟基于法治国原则及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旨趣，行政机关于行使裁量权时，仍须合乎法律规定的意旨，并遵守一般法律原则，就此而言，人民享有请求行政机关为「无瑕疵裁量之公法上权利，特别是行政法规如寓有保护第三人的意旨者，行政机关在行使裁量权时，尤应考量人民所受干扰或危害之程度及范围，否则其所为的裁量决定，难谓无瑕疵之处。尤有进者，法律规范的目的若系为保障人民生命、身体及财产等法益，且对主管机关应执行职务行使公权力的事项为明确的规定，该管机关公务员依此规定对可得特定之人负有作为义务，则于人民生命、身体、健康或财产等法益，遭受重大危害时，行政机关即应作出特定处分或采取一定的措施，并无不作为的裁量空间（所谓「裁量萎缩或「裁量减缩至零）。于此情形，人民除享有请求行政机关为一定措施的公法权利外[68][68]，于公务员因故意或过失怠于执行职务或拒不为职务上应为之行为，致特定人之自由或权利遭受损害者，被害人自得向国家请求损害赔偿[69][69].至于法律规范保护目的的探求，则应就个别情形而定。如法律明确规定特定人得享有权利，或对符合法定要件而可得特定之人，授予向行政机关为一定作为之请求权者，其规范目的在于保障个人权益，固无疑问；如法律虽系为公共利益而设之规定，但就法律之整体结构、适用对象、所欲产生之规范效果及社会发展因素等综合判断，可得知亦有保障特定人之意旨时，该特定人若主张其权益因公务员怠于执行职务而受有损害者，国家亦应负赔偿责任[70][70].

以上的论述，主要着重于国家保护环境义务的客观面向，以及人民在「行政法上所享有的保护请求权。惟在宪法学理上较具争议的问题是，人民是否相对取得「宪法上的保护请求权？特别是能否请求立法机关为一定的保护立法？对此问题有部分学者认为，基本权利客观要素的功能，旨在强化国家对于基本权利内涵的保护，国家如未尽保护义务，无异是对人民权利的侵害，从而人民基于国家的保护义务应享有向国家（包括立法机关）请求保护的权利[71][71].反对见解则认为，从客观的保护义务再回导至内容更为广泛的主观权利，乃是对基本权利的内涵作一种前所未有的变革，恐非所宜。若谓权利的主要作用在于可透过司法途径予以贯彻，则保护义务「主观权利化的结果将是国家权力平衡状态的改变，进而可能使原本以立法机关为中心的保护机制，转变成为以司法机关为主轴的保护体系[72][72].基于对立法权形成自由的尊重，人民不宜享有请求保护的「权 利。

宪法上保护请求权的问题，因涉及宪法解释理论的发展与国家权力结构的变迁，颇为复杂与争议性，故上开见解何者为是，初难遽下断言，惟以下几点，或许是吾人在考量此等问题时所应加以斟酌者。首先，如前所述，所谓（客观的）保护义务，乃是从基本权利的「主观面予以推演而获致，此种推演乃是因主观的权利面对于人民的保障「有所不足，因而藉由宪法解释的方法扩张基本权利的「功能面向。若谓人民能援引国家的保护义务，得到另模拟原本主观基本权利范围「更广的保护请求权，在逻辑上似有所矛盾。除开宪法解释论理逻辑上的问题外，其实人民是否享有向立法机关请求保护的权利，其问题的关键主要有二，一是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特别是大法官或）之间权力分立的问题；一是涉及立法怠惰的国家赔偿问题。按吾人若承认人民享有此种保护请求权，而得以透过司法救济途径请求立法机关制定一定的法律[73][73]，则将造成司法机关干预立法形成自由的问题，从而会对宪法体系中权力重心状态与制衡关系，有所影响。其次，若谓人民享有请求立法机关制定保护法律的「权利，则当发生立法怠惰的情事，势必引发国家赔偿的问题，其是否会造成国家过重的负担，亦值考量。例如台湾酸雨情形严重，人民是否可以本于保护请求权，主张立法者未尽保护义务（空气污染防制法律有所不足），致其权利受到损害而请求国家赔偿[74][74].

五、环境权作为一种程序权

关于环境权内涵的建构，基本上可以从两方面观察，一是从实质的内涵，另一则是从程序保障的层面。以上的阐释，大体集中在实质内容方面，姑不论所谓环境权的内涵如何，吾人所应关心的问题尚有，如何将此等权利予以落实、贯彻，就此而言，「程序机制的考量，恐怕也是相当重要的问题。尤其是有关环境品质的评断，乃是一种价值判断（value judgement）的问题，很难以法律语言予以描述，加上因文化及生活水准的差异，往往亦无法得出单一、明确的决定，是以，透过程序机制的运作，或许可以获得相对令人满意的结果。基于此项考量，「环境权的保障应具有程序权的旨趣，其内容至少应包含参与有关环境决策的权利、参与「环境影响评估程序的权利，同时亦应涵盖信息权（right to information），特别是在发生环境风险之前，有被告知的权利。此外，法律救济的权利更是不可或缺的程序机制，特别是「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

六、小结

综据上述，本文认为「环境权概念的承认，在环境问题亟待解决的今日，诚有其意义，特别是透过宪法上的明文规定，可以发挥一定程度旳教育与规范作用[75][75].惟应指出者，此种权利并不是一种「绝对权，其仍须与其它权利相互权衡协调[76][76].事实上，现行宪法中有关人民基本权利之规定，在环境保护上即已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此等权利若能予以落实，且作所谓「合乎环境保护的解释，则是否承认「环境权的问题，将只是次要或表面问题。换言之，与其追寻空泛、笼统的「环境权，不如将心力放在如何贯彻现有人权规定的课题上，特别是我国目前在空气污染防制法（第七十四条）及废弃物清理法（第三十四条之一）中均已承认「公益诉讼制度，故如何透过此一机制，发挥环境保护与人权保障的目标，应是吾人当前所要致力的重要课题。当然，于此关连性上，行政法院将扮演关键的角色，换言之，行政法院若能体察环境保护与人权（特别是生存权）的紧密关系，将可使环境议题与人权保障相互结合，使人权理念在具体环境问题上发挥规范作用。

肆、国际人权的发展与环境保护课题

以上问题的讨论，主要是集中在宪法的层面，亦即以国内法为重心。惟如所周知，环境污染问题并无国界，尤其是空气污染或气候变迁等问题，乃是全球性的问题，非单一国家所能独立解决者，是以，各国之间如何合作，共同保护全球环境，已经是国际上相当重要的议题，而所谓「国际环境法更是当前国际法上极为热门的学术领域。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次委员会（UN Sub-Commission on the Prevention of Discrimination and Protection of Minorities）近年来对于人权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多方的研究，并提出多份报告，其中1994年所提出的「最终报告（一般称为「Ksentim报告），尤有参考的价值。该份报告系以国际人权法、各国人权法及国际环境法为基础所作的研究报告。报告中指出环境问题及其因应之道，已经不再只是北半球工业国家的课题，而是一项全球性的问题。而环境法的问题亦应转而从人民享有健康及健全环境的权利观点来思考。此种权利原属于现存国际法的一部分，可以由现有人权的主体直接主张之，而其实质的内涵则包括发展权、生存权、健康权等；从程序的观点则又包括正当法律程序、公共参与权及有效救济的权利等。此外，该份报告并提出「人权与环境基本原则草案（Draft Principles On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77][77]，提供各国日后在此一议题上的遵循方向[78][78].以下试从国际人权的发展，略述人权与环境问题之间的关系，藉以扩展理解相关问题的视野。

从人权国际化的观点而言，自1970年代开始，人权发展迈入第三阶段，开发中国家提出「民族权（Rights of Peoples）的观念，挑战西方国家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政治哲学思想，人权理念日益脱离传统传统自然法观念，加上人类面临许多全球性的共同问题，人权的内容乃从个人权利扩大到「集体人权，发展出发展权、和平权、资源权、环境权、人类共同遗产权及民族权等「第三代人权。一般而言，所谓「三代人权说法系由法国人权学者Karel Vasak于1977年所提出，其以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为基础，将人权的内涵及发展作三阶段的划分：一、以西方价值为取向的「消极人权，其本质在于争取个人自由，不希望国家加以干预，此乃相当于「公民政治权（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是为「第一代人权。二、需要国家积极有所作为或给付，力求社会平等的「积极人权，相当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是为「第二代人权；三、建立在「社群、集体的「连带关系与「同胞爱的基础上，并透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始能落实的「和平权、「环境权，以及所谓民族的「自决权（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则属「第三代人权[79][79].严格言之，此种三代人权的区分，只是观察角度与着重点的不同，并非泾渭分明，其相互之间容有重叠的地方，不过，吾人仍可以此三代人权为基础，尝试阐述人权保障在环境保护上的关系与作用[80][80].

一、第一代人权与环境保护之关系

公民及政治权利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在于，其足以建构一个对环境较为友善的政治秩序，此等权利的实现，诸如生存权、集会结社权、言论自由、政治参与、人身自由、平等权、司法救济权等，可以使一些关心环保议题的团体表达反对环境破坏声音，这些权利的保障，乃是有效表达环保诉求的必要先决条件（necessary preconditions）。反之，对于这些权利的压制，甚至剥夺，则可能会伴随着环境的破坏[81][81].除了政治权利外，诸如财产权的保障对于环境保护亦可发挥一定程度作用，盖财产权本身的内涵，即蕴含有人类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关系，而财产权的保障亦含有依财产原有利用方式的意旨。不过，亦有学者提出警告，认为财产权的保障有如「刀之两刃（two-edged sword），此项权利的保障亦可能被私人投资开发者引为阻碍环境保护的依据，例如拒绝国家将其土地划为国 家公园或自然保育区[82][82].是以，国家基于环境保护之需要，于必要时对人民财产权予以限制，并不违反国际人权理念[83][83].

以上所述，基本上是从传统人权的观点出发，严格言之，人权理念的缘起与发展，初始并非直接涉及环境保护的问题，是以，在人权与环境保护的关连性上，或许必须对人权的内涵重新加以诠释（reinterpretation），赋予新的内涵，使之切合环境保护的需求。例如当国家疏于防止高毒性物质进入饮用水源时，则可视为对人民生存权的侵害，换言之，生存权的内涵应包括有权居住在一个健康、无污染且生态平衡的环境中。在欧盟的领域中，曾发生一则因国家怠于维护人民健康权所生的国家赔偿事件：Lopez-Ostra v. Spain案[84][84].于该案中，原告Lopez-Ostra女士主张：位于其住家数公尺外的一家皮革工厂所排出的废气，严重损害其身体健康，遂以国家未尽保护之责为由，请求西班牙政府赔偿，遭到拒绝，乃再向欧洲人权法院，结果欧洲人权法院以西班牙政府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八条规定为由，判决西班牙政府应赔偿原告四百万pestetas（西班牙币）[85][85].

除此之外，其它人权亦可作「合乎环境保护的解释，例如平等权可以作广义理解，包含平等接近自然的权利；表现自由涵盖表达反对环境破坏意见的权利；宗教自由亦可以有环境保护的面向，如透过宗教的教义，宣扬尊重生命、爱护自然的理念。

二、第二代人权与环境保护之关系

在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方面，此所谓「第二代人权旨在保障人类的福祉（human well-being），诸如健康权（right to heath）、享有适合生活条件的权利（right to decent living conditions）及享有适合工作环境的权利（right to decent working environment），这些权利保障的实践均有助于维护良好的环境条件。例如基于健康权的旨趣，国家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保护其人民免于有害健康的环境，并且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以增进人民在生理上及精神上的福祉，凡此均有赖国家的环保政策，包括维护自然生态体系，如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或避免人民受到辐射的污染等。其次，受教育权（right to education）的保障，则有助于提升国民的环保意识，并传授环境保护的知识与方法，由于此类人权的内涵直接关涉到人类的福祉，属于一种「量能建构（capacity-building）的积极权利，因此相较于前述消极的人权更能贴近环境保护的课题[86][86].不过，此等权利的实践仍有待国家的作为，故其实践的可能性，仍有待观察与推动。

三、第三代人权与环境保护之关系

所谓「第三代人权基本上乃是一种「集体的自决权（the collectiv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根据学者的观察，此种权利可以在两方面对环境保护有所贡献。首先，对于殖民地国家而言，透过此种权利可以让殖民地国家获得自决权，自由管理其自己的土地与资源，从而可以排除或限制外来的投资与开发，以维护其自然的生态环境。

其次是在一国之内承认某特定原住民族（indigenous people）在其所居住的区域享有一定程度的政治、经济自治权。透过此种权利的承认与赋予，可以让原住民族依其固有传统的生活方式，维持其生存的环境，免于受到工业文明的污染和破坏。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于1989年所修订的「原住民及部落人民公约（Convention No. 169 Concerning Indigenous and Tribal Peoples in Independent Countries）[87][87]、1994年提出于联合国的「原住民权利宣言草案以及各相关国际人权文件，均强调原住民族应享有自由处置自然资源的权利，拥有一个有利其发展的普遍良好环境[88][88].由此可知，国际社会逐渐重视原住民族的自决权、资源权、发展权、文化权、环境权及和平权。不过，从国际法的观点而言，原住民族似乎尚未取得可资贯彻「权利，换言之，国际社会迄今仍仅将原住民族当作「保护的客体，而非「权利的主体，因此，原住民族的法律地位必须在国际法上有所提升，才能透过自决权的行使达到环境保护的目标[89][89].当然，原住民族权利的保护，于一定情形下亦可能与环境保护有所冲突，特别是在野生动物保护的问题上。总之，在第三波人权发展的潮流中，原住民族权利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颇为微妙，此种基于民族发展与有限资源利用的需要，而建构的联带关系权利，其与环境保护相互牵动的关系如何，值得吾人注意[90][90].

伍、环境保护与人权保障的趋势与难题—代结论

本文旨在对环境保护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冲突与调和进行分析，根据以上的论述可知，在所谓环境国家的发展趋势之下，乃至于承认国家有保护环境的义务，自宪法保障基本权利的观点以言，容有若干问题值得探讨与厘清。盖宪法委托国家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目的，在于经由国家维护自然资源，以确保个人生存的空间，进而使个人得以行使其自由权。因为，如果环境遭到不可回复的破坏，进而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时，人民纵使拥有充分的行为自由，亦无从行使。然而，从国家权能的面向以观，国家为履行其环境保护的宪法任务，必须采取许多防制的措施，故环境国家的权能自然呈大幅扩张的趋势。固然，在环境政策上所谓「合作原则的主导下，国家可以藉助民间团体从事环保工作，不过，自国家行政的角度予以观察，在环境保护的理念之下，国家行为的态样及管制手段的类型，自然也会渐次扩大，相形之下，个人基本权利受到限制及侵害的可能性，则随之增加。由此可知，环境议题与人民基本权利之间乃呈现一种「利弊互见（Ambivalenz）的现象，其间如何加以调适，诚为建构所谓「环境宪法所要面临的主要课题之一。

由于本文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基本权利体系的论述，故比较偏重宪法理论的释义学分析，惟若从环境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发展趋势以观，特别是在环境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国际化上，仍有诸多值得探讨的议题，因碍于篇幅，仅略述如下，以作为笔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首先，国家对于环境的保护，究系基于人类生存的考量？抑或为保护环境而保护？对此在学说上素有「人类中心论（Anthropozentrismus， anthropocentrism）与「生态中心论 （？kozentrismus， ecocentrism）的争议[91][91]，而其焦点通常集中在「环境本身得否为「权利主体的问题上[92][92].按从认识理论（Erkenntnistheorie）的角度以言，环境只有在人类予以取用时，方有其价值。其次，综观当前宪法规定及其规范意旨，可知其仍是构筑在「以人类为本的理念之上。再者，主张以「环境作为权利主体，则其必须克服的问题是「由谁来代表环境主张权利？而此一「技术问题的制度设计，难免受到「人本思想的左右。是以，当「环境（例如野生动物）与人类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如何取舍，基本上是由「人类来作决定，仍是「人类与「人类之争[93][93].不过，由于人类必需使用环境，利用天然资源始能生存，故人类若肆意破坏环境，只会遭到环境的「反扑，故保护自然环境不受破坏，应可构成人本思想的基本价值，所谓「具有责任的人类中心论（der verantwortete Anthropozentrismus）的思想，为环境国家的基础要素[94][94]，「人定胜天的观念应有改变，人类与环境之间应是和谐相处而非相互竞争的关系，准此以言，所谓「人本取向与「环境取向之争，应是一种「取舍与「比重的问题，而非处于对立的局面[95][95].

其次，环境国家在今日所要面临的重要课题是关于「对下一代责任的问题。质言之，当国家的决策如果会造成难以回复的环境破坏，或导致自然资源耗尽的危险时，国家是否应对下一代负责[96][96]？即值研究。按科学的发展，存有若干科技上的风险，由于其所具有的长时期效应，不仅会危害到今日生存的人类，甚至会对未来的世代构成危险；另外尚有若干危害，由于目前的认知与技术能力不足，尚难确知其危害性，不过随着科技与知识的发展， 日后将逐渐察觉其危害的严重性。于此类问题中，最重要且最常被提出讨论者，乃放射性废料（特别是核废料）的最终处置问题，例如鐪（Plutonium）废料的处理，其危险性甚至延及数千年以后[97][97]，于此所要探讨者，乃国家保护人民安全的任务，是否应扩及数千年以后的人民？抑或仅局限于现在生存的人民？一般而言，吾人若可从宪法导出国家有保护人民基本权利的义务，则此项义务的对象似无仅限于现在生存人类的道理，亦即，宪法所保障的范围非不能及于「对后代的保护（Nachweltschutz）[98][98].固然，对于下一世代的人类而言，其并未享有主观的防御权，然而，国家的保护义务既然源自宪法的客观价值决定，则对环境有影响的行为若具有可预测性，同时可能对下代子孙产生无法忍受的风险时，国家（于今日）仍负有防范此种风险发生的义务。特别是国家之所由存在，旨在保护个人法益的不可侵犯性，则对于若干构成个人权益损害的风险，国家虽无法确知其发生的时点，但可以预知该风险对于某人或某多数人造成危害者，国家仍须提供保护之措施。换言之，若谓国家保护人民安全之目的，旨在确保人民免于受到危害，而非保护特定人的安全者，则国家的保护目的自应及于未来。是以，即使未来世代的人类（当事人！）尚未存在，从而在宪法的层面缺乏主观保护请求权，惟此乃涉及个人法益如何保护的问题，尚不足以影响国家应负保护义务的事实[99][99].总之，从「永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观点以言，「隔代衡平与「世代衡平（inter-generational and intra-generational equity）观念的强调，避免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因过度耗费资源而压缩或剥夺下一代的生存机会，应是维持人类社会永续性的重要关键之一[100][100].

[1] 请参阅叶俊荣，〈大量环境立法〉，《环境政策与法律》，1993，页73-131.

[2] 请参阅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四四五号及释字第四七九号解释意旨。

[3] 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三七二号解释谓：「维护人格尊严与确保人身安全，为我国宪法保障人民自由权利之基本理念。…，可资参照，另释字四号解，亦有相同的阐释。

[4] J.Isensee， Grundrechtsvoraussetzungen und Verfassungserwartungen an die Grundrechtsausübungen ， in： Isensee/Kirchhof （Hrsg.），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Bd. V， 1992 § 115 Rn. 132.

[5] 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三九、四四号解释参照。

[6] D. Murswiek， Die staatliche Verantwortung fr die Risiken der Technik， 1985， S. 88 ff.； H. G. Henneke， Landwirtschaft und Naturschutz， 1986， S. 110 ff.

[7] 例如德国学者Rupp早在一九七年代即曾指出：环境保护议题的兴起，可能使隐藏在基本权利中鲜为人知的「社会义务显露出来。Vgl. H. H. Rupp， Die verfassungsrechtliche Seite des Umweltschutzes， JZ 1971， 401 ff.

[8] 学者简资修曾经指出：空气污染防制费的开征，意味空气不再是全民所共有（commun-owned），而是国家的公有（state-owned），请参阅简资修，〈寇斯的《厂商、市场与法律》：一个法律人的观点〉，《台大法学论丛》，第26卷第2期，1996，页238.

[9] 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三九号解释谓：「对于人民设立工厂而有违反行政法上义务之行为，予以停工或勒令歇业之处分，涉及人民权利之限制，依宪法第二十三条及中央法规标准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应以法律定之；或法律授权以命令为补充规定者，授权之目的、内容及范围，应具体明确，始得据以命令，即本于此项旨趣，可资参照。

[10] VGH Kassel， NVwZ 1990， 276.

[11] H. H. Rupp， Anmerkung zu VGH Kassel， JZ 1990， 91 f.； Michael Kloepfer， Technikverbot durch gesetzgeberisches Unterlassen？ - Zur Entscheidung des VGH Kassel vom 6. November 1989， in： Badura/Scholz （Hrsg.）， Wege und Verfahren des Verfassungslebens， Festschrift für Peter Lerche zum 65. Geburtstag， 1993， S. 75 ff.

[12] 李建良，〈基本权利理论体系之构成及其思考层次〉，《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第9卷第1期，1997，页66.

[13] Michael Kloepfer/Hans-Peter Vierhaus， Freiheit und Umweltschutz， in： Kloepfer （Hrsg.）， Anthroprozentrik， Freiheit und Umweltschutz in rechtlicher Sicht， 1995， S. 39.

[14] M. Kloepfer， Umweltrecht， 2. Aufl.， 1998， S. 51； ders.， Zur Rechtsumbildung durch Umweltschutz， 1990， S. 47； ders./H.-P. Vierhaus， Freiheit und Umweltschutz， in： ders. （Hrsg.）， Anthropozentrik， Freiheit und Umweltschutz in rechtlicher Sicht， 1995， S. 41 f.

[15] 德国学者Sendler 曾指出，一般性环境保护义务的说法，只会呈现出一种「简单、令人印象深刻、骇人且概括的恐怖景象，对于具体事件冲突状态的了解与解决并无帮助（NVwZ 1990， 231/236）。

[16] 除财产权外，尚有工作权、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等。另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四一四号解释谓：「药物广告系为获得财产权而从事之经济活动，涉及财产权之保障，并具商业上意见表达之性质，惟因与国民健康有重大关系，基于公共利益之维护，应受较严格之规范。…，其虽系针对「药物广告所为阐释，惟其意旨似可延伸到各类与环境有关产品之广告，值得注意。

[17] 请参阅Michael R. Anderson， “Human Rights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 Overview，” in： A. E. Boyle/M. R. Anderson （ed.）， Human Rights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3 （1996）。

[18] 关于此方面学说见解的整理，请参阅R. Breuer， Die Bodennutzung im Konflikt zwischen St？dtebau und Eigentumsgarantie， 1976， S. 162 ff.

[19] 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四解释谓：「宪法第十五条关于人民财产权应予保障之规定，旨在确保个人依财产之存续状态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处分之权能，并免于遭受公权力或第三人之侵害，俾能实现个人自由、发展人格及维持尊严。…亦揭示财产权具有自由发展人格的旨趣，可资参照。另请参阅BVerwGE 42， 115 （116）； 48， 271 （273）。

[20] M. Kloepfer， Grundrecht als Entstehenssicherung und Bestandsschutz， 19 70， S. 38； Leisner， in：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Bd. VI， § 149 Rn. 104； Papier， in： Maunz/Dürig， Grundgesetz， Kommentar， Art. 14 Rn. 59 ff.； Hoppe， in： Ernst/Hoppe， Das ？ffentliche Bau- und Bodenrecht， Raumplanungsrecht， 2. Aufl.， 1981， S. 88； ders./Beckmann， Umweltrecht， § 4 Rn. 22； BVerfGE 35， 263 （276）； BVerwGE 48， 271 （273）； BGHZ 60， 112 （115）。

[21] Kimminich， in： Bonner Kommentar zum Grundgesetz， Art. 14 Rn. 18 ff.； BVerfGE 6， 32； 13， 296； 19， 225； 24， 389； 50， 340.

[22] Isensee，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Bd. V， 1992， § 115 Rn. 171.

[23] 司法院大法官曾于释字第四号解释理由书提及：「…惟个人行使财产权仍应依法受社会责任及环境生态责任之限制，…，似谓财产权本身具有「环境生态责任。惟因大法官上开文字别指明「依法受有环境生态责任之限制，故人民环境生态责任之课予，仍须有法律的依据，且须合乎比例原则，始克当之。

[24]李建良，〈基本权利理论体系之构成及其思考层次〉，《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第9卷第1期，1997，页44.

[25] 请参阅黄锦堂，《台湾地区环境法之研究》，1994，页86以下。

[26] BVerfGE 58， 300 （338 f.）。

[27] Manfred Czychowski， Wasserhaushaltsgesetz， Kommentar， 1998， § 1a Rn. 26 ff.

[28] 司法院大法官曾就矿业权的问题作成释字第三八三号解释，谓：「经济部或省（直辖市）主管机关，认为矿业申请地有妨害公益或无经营之价值时，得不予核准；经济部为探勘矿产调整矿区或调节产销时，得指定某区内之矿，停止接受申请，矿业法第三十四条有明文规定，是对探采矿产之申请，主管机关本有准驳之裁量权。经济部六十一年八月四日经（六一）矿字第二一五一六令称：今后凡被撤销或注销矿业权之煤矿，除有特殊原因，可予单独开放人民申领者，一律应予暂行保留，以备有矿利关系之邻接矿区调整增区，促使扩大规模，趋于合理化经营，而增加保安之管理等语；复于七十五年八月十五日以经（七五）矿字三五九六号函，就矿种中包含煤矿者，一律暂予保留开放人民申请一事，重申前令，均系中央主管机关依上开规定，对下级主管机关就台湾地区煤矿之采探索为准则性释示，与宪法尚无抵触，可资参照。

[29]　关于「外部性内部化的问题，请参阅张清溪、许嘉栋、刘莺钏、吴聪敏，《经济学：理论与实际》，1995，页345-346.

[30] 请参阅Susan L. Smith， “Changing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Behaviour： Criminal Prosecutions as a Tool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Robyn Eckersley （ed.）， Markets， the State and the Environment： towards Integration， 261-274 （1995）。

[31] Kloepfer， Umweltrecht， § 2 Rn. 33.。

[32] 例如司法院大法官即曾针对野生动物保育法有关非法买卖野生动物之刑事处罚规定，进行违宪审查，并作成释字第四六五号解释谓：「…又同法第三十三条（八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修正为第四十条）对于非法买卖前开公告之管制动物及制品者予以处罚，乃为保育濒临绝种及珍贵稀有野生动物之必要，以达维护环境及生态之目标，亦非增订处罚规定而溯及的侵害人民身体之自由权及财产权，且未逾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之范围，与宪法并无抵触。…，可资参照。

[33] Michael Kloepfer， Zur Rechtsumbildung durch Umweltschutz， 1990， S.21.

[34] Werner Hoppe， Staatsaufgabe Umweltschutz， VVDStRL 38 （1980）， S. 254 ff.

[35] 面对此种现象，德国联邦于《Kalkar-Beschlu》中发展出所谓「动态的基本权利保护（dynamischer Grundrechtsschutz）观念，其意略指：由于科技发展的快速变动，国家对于基本权利的保护，在科技法及环境保护法的领域，必须与时俱转，依不同的时点，作不同的相应措施，以使人民基本权利获得实质的保障。于此考量下，立法者使用不确定法律概念，让诸行政机关依个别具体情况而为不同的决定，自有其正当化的理由。惟立法者负有「补正的义务，亦即，于若干事项逐渐类型化时，应将之纳入法律之中，以确保法的安定性。BVerfGE 49， 89 （141 ff.）。

[36] 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三九号解释谓：「对于人民设立工厂而有违被行政法上义务之行为，予以停工获勒令歇业之处分，涉及人民之限制，依宪法第二十三条及中央法规标准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应以法律定之；若法律授权以命令为补充规定者，授权之目的、内容及范围，应具体明确，使得据以命令。…，可资参照。

[37] 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四二三号解释谓：「…交通工具排放空气污染物罚锾标准第五条，仅以当事人接到违规举发通知书后之「到案时间即到按与否，为设定裁决罚锾数额下限之唯一准据，并非根据受处罚之违规事实情节，依立法目的所为之合理标准。纵其罚锾之上限并未逾越法律名定得裁罚之额度，然以到案之时间为标准，提高罚锾下限之额度，与母法授权之目的未尽相符，且损及法律授权主管机关裁量权之行使。…，可供参考。

[38] 李建良，〈空气污染防制费知多少？〉，《环保人杂志》，第7期，1995，页82-84；

[39] 戴东雄大法官则对此提出不同意见，谓：「查空气污染防制费属于一种环境使用之特别公课，其正当化之课征目的，应符合改善空气品质之事物责任（Sachverantwortung）。…该收费办法第三条第一款对固定污染源与第四条对移动污染源以其油（燃）料之使用量征收空气污染费之规定，本席认为已逾越母法第十条依污染源之排放量征收费用之授权规定，而侵害宪法保障人民之财产权。多数意见认为油（燃）料之使用量与排放量密切相关，故以使用油（燃）料量代替排放量征收费用，尚属合理。依本席之见，油（燃）料之使用量与排放量非同一概念，二者尚有相当距离，不能等量视之。盖油（燃）料使用量之大小固然影响排放量之多寡，但影响排放量尚有其它诸多因素。例如油料品质之好坏、机器设备之新旧、机器构 造之优劣、补助设备之有无、人为操作之当否等等，因此以油（燃）料使用量涵盖所有影响排放量之因素，而课予人民额外之金钱负担，不但不合理，而且与母法授权之意旨有违，可资参照。

[40] 为杜绝争议，立法院于1999年初修正空气污染防制法（1999年1月20日总统公布），对于征收的要件详加规定，其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各级主管机关得对排放空气污染物之固定物染源及移动污染源征收空气污染防制费，其征收对象如下：一、固定污染源：依其排放空气污染物之种类即数量向污染源之所有人征收，其所有人非使用人或管理人者，向实际使用人或管理人征收；其为营建工程者，向营建主征收。但其贩卖或使用亦致空气污染之物质者，得向该物质之销售数量向销售者或进口者征收。二、移动污染源：依其排放空气污染物之种类及数量，向销售者或使用者征收，或依油燃料之种类成分与数量，向销售者或进口者征收。

[41] Chien-Liang Lee， Eigentumsgarantie und Bestandsschutz im Immissions-schutzrecht， 1994， S. 187 ff.

[42] 例如行政院环保署于1998年11月9日所公布的「饮用水水源水质保护纲要计画—高屏溪、淡水河、头前溪、大甲溪及曾文溪部分，水源区养猪户（场）依法拆除补偿标准草案，即属适例，见《联合报》，1998/11/10，第6版。

[43] Kloepfer， Umweltrecht， 1989， S. 53.

[44] M. Schrder， Der Schutz von Betriebs- und Geschftsgeheimnissen im Umweltschutzrecht， UPR 1985， 394 ff.

[45] M. Kloepfer， Interdisziplinre Aspekte des Umweltstaats， DVBl. 1994， 13.关于「环境国家概念及其相关问题，请参阅李建良，〈环境议题的形成与国家任务的变迁—「环境国家理念的初步研究〉，《体制与法治行政》，城仲模教授六秩华诞祝寿论文集（一）宪法篇，1998，页275-342.

[46] 较值商榷者，乃原子能法第一条之规定，其谓：「为促进原子能科学与技术之研究发展，资源之开发与和平使用，特制定本法，其中为将「核能的管制与防护列为立法目的，此或许是我国过去在核能利用与防护政策与执行上有所偏差的原因之一。行政院于1994年间向立法院提出「原子能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其第一条已修正为：「为确保核能安全、规范游离辐射防护及放射性废料管理，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之研究、发展及运用，特制定本法（见立法院议案关系文书，院总字第七五九号），惟该草案迄今仍未经审查会通过，立法进度略嫌迟缓。

[47] 司法院大法官曾针对集会游行法规定是否抵触宪法的争议，作成释字第四四五号解释，其中提及：「…惟集会游行法第九条第一项但书规定：「因天然灾变或其它不可预见之重大事故而有正当理由者，得于二日前提出申请。对此偶发性集会、游行，不及于二日前申请者不予许可，与宪法保障人民集会自由之意旨有违，亟待检讨改进，此项对「偶发性集会、游行毋需事前经许可的阐释，对于因突发环保事件而有立即举行集会游行必要的情形，深具意义。

[48] 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四一一号解释谓：「经济部会同内政部交通部、行政院农业委员会、行政院劳工委员会、行政院卫生署、行政院环境保护署（下称经济部等七部会署）于中华民国八十年四月十九日以经（八十）工字第一五五二二号令订定「各科技师执业范围，就中对土木工程科技师之执业范围，…与宪法对人民工作权之保障，尚无抵触。…，可供参考。

[49] 我国于1997年第四次修宪时，即有国民大会大表提案于宪法增修条文中明定：「人民之环境权应予保障。国家应保护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经济及科学技术发展应以国家之永续发展为前提，试图将所谓「环境权予以入宪（见《第三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修宪提案》，1997年5月，页75），结果未获通过。

[50] 请参阅J. G. Merrill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Human Rights： Conceptual Aspeckts，” Alan E. Boyle und Michael R. Anderson （ed.）， Human Rights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5-41 （1996）；李鸿禧，〈论环境权之宪法人权意义〉，《宪法与人权》，1986年12月，3版，页541-547.

[51]M. Kloepfer， Umweltrecht， 1989， S. 41.

[52] 国家机关的污染行为，其法律性质通常是事实行为，人民若有不服，并非提愿及行政诉讼予以撤销，而是依（新）行政诉讼法第八条第一项提起「给付诉讼，请求国家机关「不作为或除去侵害的结果。

[53] 例如航空器于公有机场起降发出噪音，影响周边土地价值或居住品质，此类损失的发生，虽非直接基于国家行为，惟机场的设置、规划及防护等，系基于国家行为，故此类损失的产生难谓与国家无关。目前交通部民航局订有「机场周围地区航空噪音防制相关经费补助原则、「机场周围地区航空噪音防制相关经费补助原则执行要点及「机场周围地区航空噪音防制相关经费补助计画填写须知，以作为补偿的依据。详请参阅李建良，〈损失补偿〉，翁岳生编，《行政法》，下册，1998，页1287-1288.

[54] 当然，于涉及私人所引起的环境污染行为，人民本可依相关私法规定直接对之有所争执，基本权利本身对于私人（第三人）虽无直接的效力，惟依所谓「基本权利之间接第三人效力理论（mittelbare Drittwrikung），仍可透过（法院）对私法中「概括条款（Generalklauseln）的解释，而使基本权利规定旨趣在私法争议中有所适用。关于基本权利对第三人效力，请参阅陈新民，〈宪法基本权利及「对第三者效力之理论〉，《宪法基本权利之基本理论（下）》，1990，页57-137.

[55] D. Murswiek， Die staatliche Verantwortung /，！/f r die Risiken der Technik ， 1985， S. 206 ff.

[56] BVerwG， D？V 1975， 605； BVerwGE 54， 211 Ls. 5.

[57] 关于人民得否请求国家创设一定的设备或给与一定的补助，于学说及实务上，争议颇多，一般认为，除非是属于人民生存的「最低限度保障，否则应属立法者政治决定与形成自由的范畴。请参阅R. Alexy， Theorie der Grundrechte， 2. Aufl.， 1994， S. 466； H. Jarass， Grundrechte als Wertentscheidungen bzw. objektiv-rechtliche Prinzipien in der Rechtsprechung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A R 1985， 389；李建良，〈基本权利理论体系之构成及其思考层次〉，《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第9卷第1期，1997，页44.

[58] 我国有关水权的核发，目前系以用水「是否适当为判断基准（水利法第三十四条参照），其标准过于笼统，似有检讨的必要，请参阅黄锦堂，《我国水权核发以及事后管制缺失之检讨 - 缺水声中不同用水调和以及监督之强化》，1994年7月。

[59] 1998年4月间，经济部同意延展退辅会于太鲁阁国家公园区域内的采矿权，一度引起经济部与内政部国家公园管理处之间对于国家公园内采矿的争议。国家公园管理机关认为不应延展，但经济部矿业司及省矿业局则坚持其系依法令办理，必须延展矿权，并表示不受国家公园法规定的限制，请参阅叶俊荣，〈变调的「依法行政—国家公园采矿权争议所暴露的问题〉，《自由时报》，1998/5/2，第11版。按如前所述，矿业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经济部或省（直辖市）主管机关，认为矿业申请地有妨害公益或无经营之价值时，得不予核准，则矿业法虽然先于国家公园存在，惟其中所谓「公益的解释，当然包括生态保育在内。1998年11月20日内政部与经济部分别以台（八七）内营字第八七七三一三号令、经（八七）矿字第八七二七三六九五号令会衔「国家公园区域内矿业案件处理准则，其中第二条规定：「矿业申请人于国家公园区域内申请设定探矿权或采矿权，为配合国家公园设立之宗旨，如有妨碍生态保育、景观保护、史迹保存或其它有害公益之虞者，依矿业法、国家公园法及其它相关规定，不予核准。此一规定应可解决前述之争议。

[60] 李建良，〈基本权利理论体系之构成及其思考层次〉，《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第9卷第1期，1997，页48.

[61] 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四号解释谓：「宪法第十五条关于人民财产权应予保障之规定，旨在确保个人依财产之存续状态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处分之权能，并免于遭受公权力或第三人之侵害，俾能实现个人自由、发展人格及维护尊严，即本于基本权利「客观保护功能观念而有所阐释。

[62] 德国基本法第二十a条明白规定自然生存环境的保护乃国家的责任，故德国学说大多认为该项规定课予国家保护自然生存环境的宪法义务。

[63] M. Kloepfer， Umweltstaat， 1989， S. 48.

[64] R. Scholz， Nichtraucher contra Raucher， JuS 1976， 232 （234）； M. Kloepfer， Zum Grundrecht auf Umweltschutz， 1978， S. 22， 27 ff.

[65] M. Kloepfer， Umweltrecht， 1989， S. 44； W. K ck， Risikovorsorge als Staatsaufgabe， A R 121 （1996）， 1 （13 f.）。

[66] 德国联邦曾于裁判中就「核能的和平利用（BVerfGE49， 89/141）与「道路噪音防护（BVerfGE 56， 54/73）等问题，提及国家的保护义务。

[67] 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四六九号解释理由书谓：「…立法机关应本于此旨对国家责任制订是当之法律，且在法律规范之前提下，行政机关并得因职能扩大，为因应伴随高度工业化或过度开发而产生对环境或卫生等之危害，以及科技设施所引发之危险，而采取危险防止或危险管理之措施，以增进国民生活之安全保障。…，此段阐释虽系针对国家赔偿问题所发，惟其同时寓有国家保护义务之旨趣，应无疑义。

[68] 例如某市民甲与乙开设之橡胶加工厂比邻而居，因难耐该工厂所散发的恶臭，而向环保机关提出检举，请求采取必要措施（如勒令停工），环保机关固得以事属裁量权范围而予以拒绝。惟甲之权益受污染行为影响的程度，为环保机关行使裁量权所应加审酌者，因此乙的污染行为若已达危及甲健康或生命的程度时，例如甲发生头晕或呕吐之现象，或乙排放含有致癌物质的恶臭时，环保机关即应为勒令停工的处分，而不得借口行政裁量而拒绝甲之请求，否则即构成违法。请参阅李建良，〈难耐的恶臭—行政裁量与公法权利〉，《月旦法学杂志》，第21期，1997，页94.

[69] 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四六九号解释参照。

[70] 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四六九号解释理由书参照。如喧腾一时的辐射钢筋污染事件，于原子能法中虽未明文规定国家负有采取防护措施以保障特定人的权益，例如主管机关知有辐射污染时负有「告知民众的义务，惟自原子能法及相关子法的整体结构与适用对象，可知主管机关负有此等义务，从而国家若违反此项义务而致人民权利受有损害者，即应负国家赔偿责任，「台北民生别墅辐射钢筋事件所生国家赔偿责任问题，即属一例，请参阅李建良，〈行政不作为与国家赔偿〉，《月旦法学杂志》，第33期，1998，页20-21；〈民生别墅辐射暴露事件之国家赔偿责任〉，座谈会记录，《月旦法学杂志》，第34期，1998，页22-34.

[71] Dietrich Murswiek， Zur Bedeutung der grundrechtlichen Schutzpflichen für den Umweltschutz， WiVerw 1986， 179 （199 f.）。

[72] Ernst-Wolfgang B？ckenf？rde， Grundrechte als Grundsatznormen. Zur gegen-w？rtigen Lage der Grundrechtsdogmatik， Der Staat 1990， 1 （25）。

[73] 当然此种主张的前提在于，在司法救济制度上，人民至少要有直接以「法律为指摘客体提讼或声请解释的可能性。依我国现制，人民仅能经法定程序提讼后，对于确定终局裁判所适用之法律或命令发生有抵触宪法之疑义时，始得声请大法官解释（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第五条第一项第二款），于此情况下，人民即使享有宪法上保护请求权，恐亦无法贯彻。

[74] 在德国曾发生因空气污染而造成森林死亡，森林所有权人乃主张立法有所不足，而请求国家赔偿，结果遭法院驳回。请参阅BGH， NJW 1988， 478 f.； BVerfG， NJW 1983， 2931 （2932）。

[75] 例如南非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任何人享有一个不危及其健康及福祉之环境之权利。（Every person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an environment which is not detrimental to his or her health or well-being.）

[76] 请参阅Werner Hoppe， Menschenwürdegarantie und Umweltschutz， in： Staatsphilosophie und Rechtspolitik， Festschrift für Martin Kriele zum 65. Geburtstag， 1997， S. 219 （229）。

[77] UN Doc. E/CN. 4/Sub. 2/1994/9 （6 July 1994）， 74.

[78] 请参阅Boyle， supra note ， at 44-45.

[79]请参阅Karel Vasak， “ A Thirty-Year Struggle： The Sustained Efforts to Give Force of Law to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UNESCO Courier （Paris）， 29-32 （1977）；陈秀容，〈近代人权观念的转变：一个社会生态观点的分析〉，《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第9卷，第2期，1997，页122.关于现代国际人权的发展请参阅李鸿禧，〈现代国际人权的形成与发展概说-兼谈「第三代国际人权问题〉，《宪法与》，1997；常健，《人权的理想、争论与实现》，1997.

[80] 请参阅Michael R. Anderson， “Human Rights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 Overview，” in： A. E. Boyle/M. R. Anderson （ed.）， Human Rights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4-10 （1996）。

[81] 有学者针对亚洲及非洲国家进行研究，发现政府对于人权的限制，特别是对环保团体活动的压制，往往会造成环保运动的退缩或停滞，进而影响环境保护的工作。请参阅Andrew Harding， “Practical Human Rights， NGO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Malaysia，” Alan E. Boyle und Michael R. Anderson （ed.）， Human Rights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27-244 （1996）。

[82] Harding， supra note.

[83] 在欧盟的领域中，欧洲人权法院曾经在Fredin v. Sweden一案中，处理有关财产权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问题。于该案中，原告主张瑞典政府将其在所有土地上采石的许可，予以撤销，因而侵害其财产权。欧洲人权法院于判决中指出：在今日的社会中，环境保护已是一项越来越重要的议题，是以，国家在决定采取何种执行手段时，或者在评估其所采手段的效果是否合于法律授权的意旨及所欲达成的环保目标时，享有广泛的裁量权（ECHR， Ser. A， No. 192， 1991， at 6）。请参阅S. Douglas-Scott， “Environmental Rights in the European Union：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or Democratic Deficit？” Alan E. Boyle und Michael R. Anderson （ed.）， Human Rights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112 （1996）。

[84] ECHR， Ser. A No. 303c （1994）。

[85] 请参阅Robin Churchill， “Environmental Rights in Existing Human Rights Treaties，” Alan E. Boyle und Michael R. Anderson （ed.）， Human Rights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94-95 （1996）。

[86] Anderson， supra note， at 6.

[87]「原住民及部落人民公约系于1957年由国际劳工组织所通过。

[88] 请参阅林淑雅，《台湾原住民族运动的宪法意义》，台大法研所硕士论文，1998，页11以下；高德义，〈争辩中的民族权：国际组织、国际法与原住民人权〉，原住民人权与民族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1998年11月17日，页10-14.

[89] 请参阅Adriana Fabra， “Indigenous Peoples，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Human Rights： A Case Study，” Alan E. Boyle und Michael R. Anderson （ed.）， Human Rights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45-264 （1996）。

[90]在我国环境保护上，经常发生原住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问题，例如原住民的传统狩猎习俗与野生动物的保护之间的冲突，即是一例，由于此等问题颇为特殊、复杂，碍于篇幅，本文未加处里，留待日后深入研究。

[91] M. Kloepfer， Anthropozentrik versus kozentrik als Verfassungsproblem， in： ders.， （Hrsg.）， Anthropozentrik， Freiheit und Umweltschutz in rechtlicher Sicht， 1995， S. 1 ff.； 李常井，〈环境伦理学研究取向之探讨〉，《哲学与公共规范》，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5，页29-49.

[92] 在法学领域，主张「环境中心保护理念的学者，首推美国法律学者Christopher Stone，氏于一九七二年发表〈树木是否具有当事人适格？〉（Should Trees have Standing？，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45[1972]， 450）一文，开启此一问题的论争。

[93] 请参阅Catherine Redgwell， “Life， the Universe and Everything： A Critique of Anthropocentric Rights，” Alan E. Boyle und Michael R. Anderson （ed.）， Human Rights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71-88 （1996）。

[94] C. F. Gethmann/A. Klapperich， Anthropozentrisches Denken um Umweltstaat， in： Kloepfer （Hrsg.）， Umweltstaat als Zukunft， 1994， S. 194 f.

[95] M. Kloepfer， Interdisziplin re Aspekte des Umweltstaats， DVBl. 1994， 14.

[96] C. F. Gethmann/M. Kloepfer/H. G. Nutzinger， Langzeitverantwortung im Umweltstaat， 1993， passim.

[97] H. Hofmann， Rechtsfragen der atomaren Entsorgung， 1981， passim.

[98] Vgl. P. Henseler， Verfassungsrechtliche Aspekte zukunftsbelastender Parlamentsentscheidung， A R 108 （1983）， S. 489 ff. （547 ff.）； H. Hofmann， Nachweltschutz als Verfassungsfrage， ZRP 1986， 87 ff.； D. Murswiek， Die staatliche Verantwortung f r die Risiken der Technik， 1985， S. 206 ff.

[99] D. Murswiek， Die staatliche Verantwortung f r die Risiken der Technik， S. 207 m. w. N.

保护环境格言篇8

一般而言，慢行交通出行有着相对较短的距离，同时又有着相对较少的消耗，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考虑，更应该及时地对城市交通系统进行合理维护，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全面提倡特色慢行系统。基于保护城市生态环境，构建慢行交通系统的相关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

1.保证慢行交通系统规划层次分明

为了保证慢行交通系统规划层次分明，一方面要在其步行廊道以及非机动车的通廊规划中将城市中的公园绿地等基础设施加以体现，对城市绿色意象进行强化，并对绿色慢行廊道加以构筑。另一方面则要实现慢行单元的划分，并加强慢行单元的设计，科学合理地对相应的步行出行比例进行分析，对步行优先的原则进行强化，将机动车交通合理地疏导，最终实现缓解交通压力的作用。最后要对人行道进行整体有规格的设计，完善步行环境中的街道家具设计等，并及时引进非机动车系统新技术，优化道路断面形式，进而使人性关怀全面体现。

2.对非机动车换乘枢纽进行建设

在对非机动车换乘枢纽系统进行建设的过程中，要保证其公交点之间的停车换乘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尽可能地提倡公交和非机动车相结合的交通出行方式，并将非机动车出行的距离延长。

3.加强对非机动车停车的管理

加强对非机动车的停车管理的过程中，一方面严格按照城市发展建设的相关准则，对非机动车公共停车场进行建立。另一方面则要加强执法力度，并及时监督检查非机动车停车场的经营行为。总而言之，现代化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下的慢行交通系统建设中，更要本着人文关怀的理念，规范非机动车的交通行为，加强执法的力度，对相关绿色基础设施加以建立，进而推进城市现代化绿色保护工作。

二、实例分析慢通系统对生态环境保护的促进作用

以慢通系统规划为例。在慢行交通系统的实际规划过程中，主要的目标是对道路空间资源进行合理组织，并将快慢相结合，构建环境舒适的城市道路系统。这种相对严格合理的整体规划的目标是建立衔接较为顺畅的慢行交通体系，并对的公共绿地资源以及河道景观资源进行合理利用，进而使的慢行交通体系不仅有较为优美的景观，同时更为健康、环保。

慢行交通设计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通过对部分廊道横断面进行改造，并对连通道横断面进行优化处理，尽可能地将非机动车通行的路权加以强化，对核心区域的骑行环境进行最大程度上的改善。通过借助于相关建设规划部分的一些标准，逐渐将廊道、集散道以及连通道网络进行有机融合，并对蓝绿相结合的非机动车专用路系统进行规划构建，充分体现城市生态环境保护的特点。

在对步行专用道、立体步行空间以及步行休闲道组成的步行系统进行构建的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要保证步行专用通道有着一定的主导作用，进而形成提倡慢行交通方式优先的步行系统。

总而言之，在慢行交通系统的规划过程中，基于环境保护的原则，逐渐形成一种慢行相对环保的景观廊道，加强绿带水网的沟通，进而建立一定的机动车通道系统。慢行交通系统对于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有着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同时也加快了现代化城市进程。而中慢行交通系统的建立，更要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顺应当今时展的潮流，从根本上促进我国城市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

三、结语

随着时代经济的飞速发展，现代化城市发展的进程逐渐加快，同时现代化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城市生态环境保护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相关人士的共同关注，尤其是城市慢行交通系统的建立，如何基于城市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构建慢行交通系统成为当今城市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研究分析了慢行交通系统对城市生态环境保护的促进作用，总结得出，现代化城市建设中更要顺应当今时展的潮流，加强城市慢行交通系统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人文关怀，进而打造和谐、高品质的绿色生态城市，最大程度上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