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家务劳动总结范文
时间：2023-11-24 12:49:39
大学生家务劳动总结篇1
我们国家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优先发展城市工业，以农业支持工业的发展，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城市和农村的二元经济结构，出现了城市人和农村人的二元生活状况，促使了大量的农业剩余人口为了更高的收入更好的生活条件而转移到城市谋求职业的现状，也使我国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劳动群体――农民工，引起了社会很多方面的变化，对农村和城市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起社会各个阶层的重视和研究。
四川是一个人口大省也是农业大省，是劳动力转移不可忽视的一支队伍。笔者以四川省临水县观音桥镇为案例，研究该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原因以及对当地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采取座谈和问卷调查的方法，以村为单位，对劳动力转移的居民家庭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大，对农民增收和地方经济的促进作用明显，但对农业生产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且社会问题较为突出，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及特点
观音桥镇是临水县的一个新农村建设示范镇，总面积达95078.5亩，其中耕地21180亩，约占总面积的22.3%；田地10155亩，约占总面积的10.7%；林地36861亩，约占总面积的36.8%。主要以丘陵和山地地形为主，交通便利，有省级公路通过。截止2011年，全镇人口28296人，其中劳动力资源数为11810人，外出务工人员5886人 ，占总劳动力资源的49.8%。调查中我们发现，该镇劳动力转移呈现如下特征：
（一）从劳动力转移的主体来看，具有一下特征：一是年龄结构偏轻。据调查显示，外出务工人员基本是青壮年。二是男性多于女性。由于孩子家庭等原因，男子外出务工女子在家务农看家照顾孩子的占相当部。三是外出务工人员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留守务农人员。外出务工人员文化程度以初中高中为主，都具有基本的文化素质。
（二）从劳动力转移的家庭结构来看，可分为一下几种类型：一是全家包括孩子都在外，这种情况占小部分；二是年轻夫妇在外，孩子在家由老人看管，这种情况占大多数；三是家无老人孩子稍大，自己独自在家上学生活，这种情况也占相当部分；四是男子在外，女人在家务农带孩子，这种情况也较为多见；五是男子在家女人外出打工，这种情况占极少数，是个别情况。
（三）从劳动力转移的渠道来看，个人无序转移较多。由亲戚朋友联系外出工作的人占绝大多数，有序有组织的大规模外出很少。不过该镇正在加强外出人员的培训，逐步从无序外出转化成有序有保证的规模外出。
（四）从转移的产业结构来看，偏重于第二第三产业。外出务工人员从事的职业以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为主。
（五）从转移流向来看，东部沿海是主要集中地。2011年，全镇转移的 5886个农村劳动力中，省内和省外的比例是27%和73% 。其中，流向省外的劳动力中大部分流向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等东部沿海城市。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东部沿海仍将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集中地。
劳动力转移的原因分析
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和泽林斯基的流动转变理论，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农业劳动力非农化时期，劳动力从农业流向非农产业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要经历的必然阶段。劳动力大量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背后最根本的原因，一是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劳动率低下，同样的劳动量同样的劳动强度，在城市的工资可达到农村的3倍甚至更高。收入的巨大差距是劳动力的城乡转移的拉力。二是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我国现阶段农村存在大量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这就为劳动力城乡间的转移提供了推动力。但就观音桥镇当地的实际情况，还存在当地本身的一些直接原因。
一是农民生产环境恶劣，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低下。由于该地区属于丘陵和山区地带，土地破碎化严重，地势不平，不能使用现代化的机械生产，仍然以传统的人工耕作方式如，人力的挑、背、扛为主。这些落后的生产方式造成了生产率的低下，所以人们宁愿背井离乡用自己同样的劳动换取更多的收益。
二是人多地少的矛盾。按照观音桥镇统计数据计算得出，2011年该镇人均0.75亩地，0.36亩田，共计1.11亩。我国2011年人均耕地面积为1.4亩，该地区人均耕地低于我国平均水平。
三是国家的农村土地政策。国家当前对土地承包经营合同采取30年长期不变，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以期稳定土地承包关系。这样以来，青年结婚后，妻子没有土地，生孩子后，孩子同样没有土地，一个人的地要养活至少三口人，是不大现实的。所以这样的迫使青年人在外打工挣钱养家，别无其他选择。
四是人们的流动观念。“有海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四川人。”四川人吃苦耐劳，从古就有出外寻求发展建设家乡的观念。相比陕西关中一带的人们，“娃娃老婆热炕头”，宁愿在家过知足平稳的日子而不愿离开家乡。
劳动力转移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
（一）正面影响
1.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增加了农民收入。观音桥镇2011年农村经济总收入是6881万元，其中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务收入为4501万元，占总经济收入的65.4%；2010年总收入为7544万元，其中外出务工收入为4095万元，占总经济收入的54.3%；2009年总收入为8191万元，外出务工收入为2887万元35.2%。可以看出，外出务工收入占经济收入比重逐年增加，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部分，是农民发家致富的主要途径之一。据调查结果显示，外出务工收入基本都用于建造房屋，改善居住环境，这对于新农村建设也起到积极作用。
2.化解人多地少之间的矛盾。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业部门，减少了农村劳动力数量，增加了农村人均耕种面积。观音桥镇外出务工人员占总劳动力人口的49.8%几乎占总劳动力的一半，这样，人均耕种面积就比原来增加接近一倍。外出务工缓解了在家务农居民的耕地压力。
3.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民观念的转变。大部分农民世代在这片土地上耕作，虽然现在有了电视广播等传媒手段，使得农民可以便利地了解到党和政府的政策、外界的发展机遇。但是，农民仍然按以前的经验和惯性思维去思考，外出务工人员无疑是当地与外界联系重要的一条纽带，外出务工人员带回了外界有用的信息，带回了有效的市场观念，同时也带回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良好的软环境。
（二）负面影响
1. 劳动力转移导致了新农村建设主体的缺失。目前，观音桥镇转移的劳动力基本都是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青壮年，他们年轻，文化程度相对比较高，接受新鲜事物快，有着改变现状的激情和热情。这部分人属于农业发展的“尖子人才”，他们的外流给农村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失，农村剩余的“386199”人群将使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培养困难重重，他们无力承担新农村建设这一宏伟任务。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自身，他们既是价值主体，更是创造主体，因此，其素质和能力是新农村建设事业成败与兴衰的关键和决定因素。在调查过程中，基层干部普遍反应很多村子都缺少强有力的组织者、管理者和领导者，新政策、新技术、新方法的推行和宣传有一定的难度，最终对“新型农民”的培养，新农村建设的智力支持人才支撑体系以及长效机制的构建均产生不利影响。另外，新一代的农民子弟，懂农耕技术的少之又少。他们的观念发生变化，无论在穿着还是行为方式思考方式都与城市同龄人比较接近，他们的生活观，婚姻观，价值观等都与父辈不同，他们不愿像父辈那样在田地里辛劳还过贫困的日子，他们有着改变贫困生活状态改变生活环境的能力和信心。对整个社会发展来讲这无疑是积极方面，但对于新农村建设来讲，无疑也带来了巨大的困扰，使得农业发展后继无优秀人才。
2.劳动力转移引起的农村社会问题。一是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留守儿童现在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教育和培育优秀的人才，只靠学校教育是不够的，家庭、社会、学校缺一不可，特别是家庭教育更不可忽视。据我们调查，当地大多数留守儿童都是由家里老人照看。老人能照顾好孩子的吃饭穿衣和安全，但要让老人负责一个孩子的培养教育问题，就很艰难几乎不现实。据统计，当地50岁以上老人中，文盲率几乎近半，小学文化水平占相当部分，只有个别人受过初高中教育，高中文化程度以上的近乎零。这样的群体不可能负担起教育未来“新型农民”的任务。我们在鼓励农民外出务工的时候，因此而带来的留守儿童问题不可忽视，否则不但限制未来的农村发展，很可能带来新的社会问题。知爱者才懂得如何施予他人和社会爱，这些留守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将经历什么样的心理路程，也是我们值得研究的。二是农村养老问题。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险还处于发展阶段，覆盖面还较小，特别是一些西部贫困地区，公共养老保险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在对观音桥镇的查访中，人们养老基本上还是靠儿子。女儿成年出嫁，在照顾老人方面，无论从观念上还是从地理位置上都有不便。村子青壮年外出务工，老年疏于照顾，给地方政府带来很大困难。特别是，越贫穷的地方外出的人员越多，留下来的老人问题就越严重，往往这样的地方政府也是越缺资金的，无力解决这样的问题。这也就为新农村建设老年人保障带来很大的困难。
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对策思考
（一）提高认识，重视劳务经济发展
实践证明，大力发展劳务经济，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提高劳动力就业水平，是促进农民增收和地方经济发展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各级政府部门应提高认识，全面了解劳动力市场需求，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通过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规范完善劳务输出中介组织、大力支持发展民营经济吸纳转移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多种方式，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有序转移。
（二）创造条件，鼓励农民返乡创业
政府部门要转变观念，把招商引资的土地、税收等优惠条件同等给予返乡创业者，让他们把在外学到的本领带回家乡，在本地创业发展，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同时农村金融机构要密切关注返乡创业者的金融服务需求，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项目给予必要的金融支持，扶持他们做大做强，充分发挥返乡创业农民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三）加强社会保障，关注农村留守人群
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国家已出台相关政策，创造条件让他们在父母务工地就近上学，但由于费用过高等多方面原因，落实得并不理想。国家应进一步采取优惠措施，让农民工子女都能上得起学。同时，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国家应加强农村养老院、老年人活动室等公益设施建设，给老年人创造一个美好的晚年生活环境，真正实现老有所养。
大学生家务劳动总结篇2
【论文关键词】劳动价值论；知识性劳动；价值创造；总体工人
1问题的提出
随着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特别是信息技术和智能自动技术在几乎所有领域对人类劳动的不断替代，人类劳动正面临着一场革命，即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劳动开始被排除在经济过程之外的现象。美国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认为建立在新技术基础之上的劳动革命实质上是人类劳动结束的进程。并预言，一个多世纪后，在多数工业化国家，很可能不需要劳动了。…美国的约瀚·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说：“在信息社会里，价值的增长不是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实现的，劳动价值论诞生于工业经济初期，必将被新的知识价值论所取代。”因此，正确认识新科技革命下知识对劳动价值的作用，进而正确认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知识性劳动与价值创造
社会生产发展的历史过程，就是认识知识、积累知识并将知识应用于社会生产的历史过程，知识经济及其物化的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马克思认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来源于社会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
知识是属于人的一种对象性的具有客观内容(信息)的意识形式。它不是人脑天生固有的，而是人通过人脑的意识思维活动对相关对象的观念掌握。知识作为人类认识客观事物一种能量的产物，是人类劳动的结晶或劳动成果，而不是人类劳动本身。这种结晶作为“一般人类劳动”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价值实体”。
知识经济最基本的特征表现为：劳动是创造、创新性的智力劳动，或称为知识性劳动，这种劳动是创造价值的主要源泉。知识性劳动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知识的形成和掌握需要更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往往表现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例如，教育是对劳动者提高自身能力素质的投资，而生产知识劳动者包括管理人员、工程师、高熟练程度的工人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劳动都是这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第二，知识性劳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在知识经济社会和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的社会效用和它创造价值功能的时间是一致的，社会需要的瞬息万变和知识更新周期的不断缩短，使知识性劳动并不是一次性投入，而需要劳动者不断的学习，不断获取已有的更新知识成果。
第三，技术、信息日益成为生产中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知识产品的生产中最关键的要素已经不再是被称为生产资料的的设备和工具，而是人的知识能量，它们成为劳动者的资本。正如马克思所言：“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消耗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直接劳动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同一般科学劳动相比，同自然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相比，……却变成一种从属的要素。”
3知识经济下“总体工人”内涵的扩展
马克思明确提出：“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这表明，劳动既是体力也是智力的支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化而实现的。历史证明，也正是这种分工促使了科技文化的迅速发展和劳动生产力的显著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也是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而发挥作用的。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创造价值的劳动不仅仅局限于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和物质产品的生产现场，劳动创造价值的方式也进一步社会化和复杂化，大量的知识劳动、科技创新劳动发生在与物质生产间接有关的社会化过程中，承认这些劳动创造价值并没有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是对劳动价值论的深化认识。
4服务业与商品价值的创造
第三产业包括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产业，主要是指流通部门和服务部门。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的第三产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呈现经济服务化的势头。服务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也迅速提高，到20世纪90年代，高收入国家的服务业从业人数已上升到总就业人数的60％～70％，其中美国已超过70％。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论是针对物质形态的商品生产而言，他在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比例关系时，把流通部门和服务部门全免掉了。我们认为这是与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有关的。在研究物质生产问题时，把非物质生产问题舍弃掉，着重对物质生产领域的问题进行研究，正是《资本论》中运用的抽象法使然。
既然经济结构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劳动价值论也应该与时俱进。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应该延伸到非物质生产领域，延伸到各种服务劳动中去。笔者认为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者的劳动也同样包括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也同样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其具体劳动就是某项具体服务，抽象劳动则凝结在具有社会使用价值的服务中，如理发师的抽象劳动凝结在具体理发服务中，教师的抽象劳动凝结在具体的教学中。同时也要认识到只有对社会生产有益的服务劳动才创造价值，诸如航运、物流、旅游等，而对社会生产及社会风尚无益甚至有害的服务，诸如贩毒等虽然为某些人提供了服务，但不创造任何价值。
5结论
大学生家务劳动总结篇3
一、劳务经济发展现状
在10个月的调查过程中，我们重点解剖了10个村，对制约发展劳务经济的六个问题，进行了反复深入的专题调查，总结了40多个各类典型经验，进而对劳务经济发展概况、特点、作用、给农村带来的变化，所取得的成效进行综合分析，分述如下：
（一）劳务经济发展的基本概况
县委、县政府及各乡镇党委、政府坚持科学发展观，把促进劳务经济发展，作为城乡统筹发展，振兴县域经济的战略产业来抓，作为县乡村三级干部的一号工程来实施，使全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良性互动，跨跃式发展的良好态势。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劳务经济成为主导产业。一是从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和规模上看已形成了一支产业大军。**年转移农村劳动力41744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5.8％，**年转移农村劳动力4.87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56.6％。二是从劳务收入拉动人均增收比例看已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年劳务总收入达到1.2亿元，拉动全县农村人均收入650元，已占农村人均收入的28.5％。分别比2003年增长30％和62.5％，**年实现劳务收入1.6亿元，拉动农村人均增收860元，分别比去年增长33.3％和32.3％。三是从劳务收入占农村收入的比例看已成为各乡镇的主导产业。**年劳务收入1.2亿元。占农村总收入的18％，占种植业收入的31.4％，占养殖收入的167.7％，占第二三产业的105.23％。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劳务输出是一个投资少，见效快，产出多，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快步奔小康的重要举措。
（二）劳务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
根据调查材料分析，目前劳务经济呈现出以下特点。1、劳务输出人数大幅度上升。**年比2003年上升了20.8个百分点，**年比**年增加了10.8个百分点，发展速度加快。2、劳务输出从事的行业较多。可分四种，一种是纯外出打工，有的从事工业、建筑、交通、社会服务等40多种工种。第二种是自己闯出做生意。有的去外地开超市或去俄罗斯、南韩、日本等国家做生意。第三是兴办企业，有的外出打工挣钱后在外地直接办工厂，企业、公司等。第四种是移地开发，有的去三江开发种水稻，有的去天津养奶牛，有的去俄罗斯种菜。3、劳务输出形式不断活化。一是政府组织送出，二是中介组织推介，三是依靠信息引出，四是依靠亲友带出，五是依靠能人或经济人领出，六是自己独立闯出。从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办公室**年全县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报表看，农民自发转移的占44.81％，政府组织输出和中介组织及经济人组织输出的占55.19％。有组织输出比重超过一半以上。4、劳务输出地域不断拓宽。劳务输出人员已经从乡内、县内、省内向省外、国外不断扩大。从劳务输出地域比例看，乡镇内输出占0.9％，向外县内占12.9％，县外省内占24.8％，省外国内占51.3％，国外占2.05％，一半以上的农民务工人员在省外、国外50多个大城市务工。5、劳务基地规模不断扩大。县、乡主要领导把辟建劳务基地，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亲自考察、联系。先后在北京、上海、大连、广州、青岛、烟台、昆山等50多个城市，在俄罗斯、日本、南韩等10多个国家等辟建劳务基地398个，60％以上的劳动力是通过劳务基地转移出去的。6、务工人员趋于稳定，时间不断延长。从全县解剖的10个村的劳务输出情况看，一年到三年的占输出人数的29.84％，三年以上的占42.14％。7、劳务输出的妇女劳动力人数明显增多。**年转移的农村妇女劳动力只占农村劳动力转移总数的10％。**年转移农村妇女劳动力达14528人，占全县农村劳动力转移总数的29.6％，比去年增加了19.6个百分点。8、打造一批典型和名牌。据劳转办掌握全县有40多个典型单位，260名劳务输出个人典型。我县叫响的有从事建筑、绿化、养殖、保姆、保安、缝纫等劳务品牌。9、小富置家，大富兴业已成趋势。很多外出打工农民挣到钱，由穷变富。＊＊乡常青村＊＊去莫斯科打工挣回了钱在城里买了门市楼，购买小轿车。有的打工仔挣到钱后在外办公司，当大老板，如＊＊乡＊＊在哈市创办齐峰实业，有固定资金700万元，注册资金400万元，年纳税100多万元。也有的回乡创业。如＊＊乡＊＊村＊＊，外出打工淘金，回乡投资300万元创建“黑土星”米业，年产值1000多万元。
（三）劳务经济作用和取得成效
1、劳务经济促进农民增收，脱贫致富的作用突出。劳务输出已成为全县农民增收，脱贫致富的重要渠道。**年全县劳务收入人均收入增收650元，**年劳务收入人均收入增收800元。有526户农村贫困户和1573人通过劳务输出走上了脱贫致富道路。部分村屯劳务收入达到小康水平，如上集民族村大力发展劳务经济，全村人均收入超万元，家家达到小康户水平，消灭了贫困户。
2、劳务经济促进了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通过劳务输出，一方面使土地集中在有经验的种田能手中经营，提高了种植业的效益。另一方面促进了非农产业的发展，改变了在农业中，种植业一统天下的局面。据**年全县农民收入构成情况统计分析，**年劳务收入12067万元。占全县农村经济总收入的18％，二三产业占全县农村经济总收入的16.1％，畜牧业占全县农村经济总收入的10.4％，种植业总收入只占全县农村总收入的一半多，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出现多元经济并举的格局。
3、劳务经济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改善了生产条件。由于劳务经济的发展，使农民逐步富裕了，手中有钱了，增加了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和标准化作业能力。如上集镇天放村几年来投资557.5万元，打电机井212眼，架高压线路3000延长米，修桥涵73座，有农业机械343台套，基本实现机械化作业，改善生产条件，提高农业标准化生产水平。
4、劳务经济促进了土地流转，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推动了土地的合理流转，由一家一户传统种植转为规模化经营。＊＊乡＊＊村有劳动力310人，劳务输出219人，占劳动力的70.65％。5442亩土地由原来的一个劳力耕种17亩，增加到一个劳动力耕种59亩，增加3.47倍，土地基本集中在部分种田能手中，这样既推动了土地规模化生产，又实现了走一户富二户的目的，全村人均收入达4855元。
5、劳务经济促进农民综合素质提高。外出打工农民不仅富了口袋，而且富了“脑袋”。农民走出了家门，跨出了省门，冲出了国门，看到了纷繁万变的大千世界，从而开阔了眼界，更新了观念，树立“要想富、出劳务”外出打工光荣，创业致富有功的新观念。许多打工农民不仅赚了钱，而且学习了外地的致富经验，学习法律知识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学到了很多技能和本领，增强了市场意识和创业发展的信心。人们反映：外出打工人员接受城市工业文明的熏陶，回来穿戴讲究、说话文明，象变了一个人似的。有的人还由“打工仔”变成了“小老板”。实践证明外出打工提高了农民综合素质和就业、择业能力，造就了一大批优秀农民。
6、劳务经济促进农村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各级领导把劳务经济作为一项产业来抓，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步伐，每年将有4万多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了劳动力资源开发，土地有效流转，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和利用。农民通过打工富裕了，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谈论更多的话题是多挣钱、快致富、讲科学、学技术。家庭和睦、邻里互助、尊老爱幼、文明向上尉然成风，杜绝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农村潜在不安定隐患发生，促进了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
7、劳务经济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各级领导干部通过抓劳务输出，为农民发家致富服务，为外出打工农民送信息，找门路，帮助农民解决实际困难，解除后顾之忧。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帮农民之所需，为农民办好事、办实事，广大农民对党的政策更加拥护，对领导干部更加信任，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了。
8、劳务经济的发展加快构筑和谐社会建设。农民进城务工，有效地缓解了农村富裕劳动力就业的压力，减少人多地少的矛盾，解决了农村“半年忙碌半年闲”问题，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了农业现代化，使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合理配置，收到最大效益。同时，农民工进城务工也促进了城市工业及各项事业的发展，加快工业反哺农业进程，促进城乡和谐发展，农民融入城市，有的已成为城市居民，促进城乡交流，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经济健康、协调发展。
二、劳务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
在调查研究过程中，使我们深深感到：多年来，特别是近两年来发展劳务经济成功的实践，既提高了各级党、政领导农村工作的能力，也使我们得到了一些有益的启示，其基本经验有如下六点。
（一）深化思想认识，切实加强领导。长期以来，有的领导思维方式是就农业抓农业，就粮食抓粮食，眼睛光盯着那块土地，或者忙于领导事务。对劳动力转移，一些干部是说起来重要，抓起来次要，放任不管，带管不管。一些部门认为与己无关，针对上述问题，各级领导采取了有力措施加以解决。一是认真学习中央1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工作的通知》、《农业部关于做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工作的意见》和省市有关文件及领导讲话。二是组织领导参观考察。县委书记＊＊亲自带领主管领导、有关部门和乡镇领导去北京、天津、沈阳、大连、青岛等劳务基地考察访问。三是搞好调查总结典型。全县总结了一大批典型，在＊＊镇召开劳务输出现场推进会，推动全县发展劳务经济。四是召开劳务经济工作会，表彰先进，带动中间，推动落后。今年2月20日，全县召开了劳务经济工作电视会议，在全县500个自然屯，建立1500多个分会场，3万多干部群众参加会议。五是通过算劳动力转移收入帐，看发展劳务经济重大意义。通过上述方法，使各级领导认识到，劳务输出是贯彻中央1号文件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真正把劳务经济当成产业抓。在此基础上调整了工作思路，实现“三个转变”：由抓土地产出率向同时抓劳动生产率转变，由抓自然资源开发向同时抓劳动力资源开发转变，由抓经济结构调整同时向抓农村就业结构调整转变。真正把劳务经济列入了日程，纳入总体规划，强化措施，各级干部不仅重视在思想上，而且是落实到实际行动上，分解在责任上，体现在效益上，树立抓劳务就是抓增收，抓富民，抓发展的思想。工作中与经济工作齐抓共管，并举并重。
（二）加大宣传力度，转变思想观念。在农民中程度不同，存在温饱既安不愿走，老守田园不想走，怕担风险、无技术不敢走的问题。部分农民受传统观念束缚，认为打工不是正经人干的，女孩子怕出去学坏。特别是“一免两补”和粮价上涨等因素影响，对出外打工积极性不高，甚至个别有回流现象。县乡党政领导根据上述思想问题，采取了如下措施加大了宣传力度，调动了出劳务的积极性。一是组织宣传队、报告团深入全县500个自然屯，巡回宣传发动，大张旗鼓宣传。二是县乡召开工作会议，总结表彰大会，宣传先进典型事迹。三是通过新闻谋体跟踪采访报导外出务工的＊＊农民，先后制作了《离土创业＊＊人》、《走出一步天地宽》、《务工典型精粹》等电视专题片，在县电视台连续播放，并多次被省市电视台采用。四是组织在外打工成功典型进行现身说法，春节期间组织打工者深入村屯宣讲，针对思想实际有针对性宣传。五是坚持先宜后难分类发动的方法。对一些容易发动的户采取宣传发动和干部包屯、入户工作就可以发动出去，对那些无技能没门路，身体弱、岁数大、头脑差和一些懒散户迟迟走不出去的，由乡村干部包户逐人发动。如＊＊村等采取此办法发动出的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71.2％。六是制定宣传优惠政策。县委专门制定出台了土地流转、中介服务、证照办理、生产生活帮助，回乡创业等12个方面的优惠政策，进行大力宣传，从而调动各级干部和务工人员积极性。七是帮助农民算好三比帐：一算收入帐，通过对种地与务工收入对比、投入对比、风险对比，使农民认同认可；二算政策帐，种地有政策，打工也有政策，使其解除后顾之忧；三算效益帐，让农民知道劳务输出既富百姓、又富财政、既富口袋、又富脑袋、既有甜头、又有奔头、挣回的是收入、改变的是身份、转换的是观念，影响的是几代人。从而树立起要想富出劳务思想，推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外出打工光荣的氛围。
（三）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务工人员的素质。培训工作落后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它既影响劳务输出的成功率，又影响土地流转的速度。为此，县里在五个方面抓了培训工作。一是抓阵地培训，二是抓岗前培训，三是抓岗位培训，四是抓职业培训，五是抓订单培训，六是抓源头培训。县委、县政府决定将原技工学校、职业高中、电大站等九所培训学校合为一所，成立了＊＊县农民职业技术学校。去年，该校培训农民工7401人，其中技能性培训3001人，引导性培训2400人。由于县乡、村层层动手，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培训工作，提高了素质，增强了就业竞争力，所以输出劳动力比较稳定，固定人数较多。据全县10个重点村劳务输出调查统计，转移时间在三年以上的占输出人数的42.14％，其中固定人数占长期输出人数的92.17％，提高了农民工的实际效益。
（四）加强基地建设，搞好管理服务。劳务输出最初是农民自发转移，散兵作战，领导自流，无人管，服务滞后。针对上述问题，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主管领导、各战线分管领导和各部门、各乡村都把辟建劳务基地，实现规模输出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采取领导干部走出去对接选基地，利用能人创基地，轮流驻在抓基地，网上洽谈建基地，把用工单位请到县、乡进行用工对接建基地，利用中介组织，劳务经济人搞对接，利用亲情、乡情、友情搞对接，利用驻外机构搞对接等形式，千方百计抓好基地建设。全县已在北京、上海、大连、天津、俄罗斯、日本等建立劳务基地398个，有60％的劳动力都是通过劳务基地转移出去的。同时加强对基地管理和服务。确定专人，成立劳务输出联络组织。一是对民工进行安全、法律知识及生活常识教育。二是负责务工人员工作联络，依法签定用工劳务合同。三是保障劳务人员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四是搜集和掌握劳务信息及时向家乡传送。如＊＊乡＊＊村在大连＊＊集团建立劳务基地。由村长＊＊亲自带队出去务工，做到“六统一”、“四满意”。六统一即：统一动员组织;统一办理相关证件;统一座车到用工单位;统一协调签订用工合同;统一结算务工工资;统一化解矛盾纠纷，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四满意既：各级领导满意;用工单位满意;务工人员满意;务工人员家属满意。
（五）利用能人，发挥示范引带作用。各级领导坚持多输趋动，千方百计活化了输出形式，重点发挥了能人作用。据统计全县已发展能人260多人，为发挥能人作用，各地采取以下六种办法鼓励培养帮助能人。一是成立协会吸纳能人。县劳务协会吸纳40多名能人为会员，各乡镇劳务协会将这些能人都吸纳为会员。二是总结表彰能人。春节前后县、乡、村分别给回乡过春节能人披红戴花，鼓励多往外输出劳务。三是组织培训能人。召开能人参加会议，组织学习、培训、充电，征求能人意见，鼓励多为家乡做贡献。四是选派一元村官锻炼能人。全县76个行政村、劳务输出一元村官达98人。五是扶持有困难能人。如＊＊村＊＊在延吉开始作豆腐，村里主动借5000元钱，鼓励大干事业，现在村投奔他们去作豆腐或作生意的250多人。六是经常联系能人。千方百计与能人联系，随时掌握能人情况，让他们经常往家乡反馈信息。这些能人利用地域熟、人缘好、路子宽、联系广、能量大、信誉好优势，发挥示范引带，中介协调、服务管理、信息反馈作用。全县劳务输出能人一年向国内外输出1万多人。如＊＊村＊＊先后带领72人到莫斯科做小商品批发生意，每人年收入7万元以上。＊＊村＊＊在天津静海发展养奶牛1000多头，固定资产300多万元，有1000多名农民举家搬迁到天津养奶牛。吉长村于顺利创办建筑公司。带领300多农民工在外搞建筑，每人月收入1500多元。
（六）搞好后方服务，当好农民工后勤部。农民工外出后在家的土地怎么种？家里有事怎么办？遇有天灾病业谁来管？各地主要采取四个办法：①保护农民工的土地承包权。允许和鼓励其采取转让、转包、出租、互换、托管、等方式将承包耕地进行流转。②成立互助组。对由自己耕种地，缺少劳动力的可由乡村组织出面，从留守家庭的实际出发，在民主、自愿的原则下，组织邻居、亲属、朋友等组成互助小组，互助合作，以适应农时，解决突击性农活人手少干不了的问题。③建立临时服务队。由村党支部、村委会出面组织协调，把闲散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在农活比较集中的季节，搞有偿服务。④利用“党员服务区”、“老促会联络员”解决外出打工者家中大事小情。做到大事小情问一问，天灾病业访一访，具体杂事管一管，象对亲人那样对待外出打工人员留守家庭，使其走出去的放心，干活的顺心，在家留守的安心。
三、发展劳务经济的建议与对策
近几年来，劳务经济虽然呈持续发展趋势，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但在调查研究过程中，还是发现了许多普遍性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薄弱乡、村、屯还原因不一，程度不同的存在着，领导认识不到位，组织引导宣传发动不到位，基地建设市场对接不到位，职业培训不到位和管理服务滞后等问题。各级党委，政府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县委、县政府制定的规化和近期部署，研究分析劳动力转移的形式，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总结在实践中出现的新经验，推动劳务经济大发展。为此，提出如下建议和对策。
（一）扩大总量提高质量，树立劳动力转移新思路。通过调查咨询看，当前国际、国内市场对劳动力需要量大，要求素质高农村富余劳动力有着巨大的潜力。一是劳务经济工作发展不够平衡，一些乡村存在薄弱环节。二是从劳务输出男女比例看，妇女劳动力占输出劳动力的29.6％。三是每年都有一批初、高中、大中专毕业生毕业，增加了一些新生劳动力，四是大型农机具更新配套，机械化程度提高，可解放出一大批劳动力。从调查情况看，劳动力素质较低，外出农民工中高中毕业者仅占10％左右，初中毕业者占30％，小学毕业占50％，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文盲或半文盲，并且80％的人没有受过相关技能培训。在劳务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就业门路窄，从事的大多为简单体力劳动，很难找到岗位相对固定，收入相对较高的工作。因此，我们要树立劳动力转移的新思路，按照县十一五规划要求，以中央1号文件精神为指导，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坚持扩大总量与提高质量，创名牌相结合，坚持就地兼业转移与离土转移相结合，向小城镇转移与向大中城市转移相结合，向国内转移与向国外转移相结合。实现六个转变：即由省内向省外，北方向南方，国内向国外转变;由靠体力谋生向靠技能、智能型转变;由临时性、季节性向固定性、常期性转变;由男劳动力一枝独秀向男女并驾齐驱转变;由无序向有序、有组织方向转变;由打工仔向当老板、干大事、创大业转变。
（二）进一步加大学习宣传力度，努力营造外出打工光荣的氛围。一是组织训练一批劳务输出宣传报告员，深入村屯开展大张旗鼓的宣传。二是利用春节前后组织农民工中能人巡回讲演，现身说法，典型引路。三是大力推广先宜后难，分类发动，提高输出总量的经验。四是党团员和各级领导干部带领群众出劳务。选派干部外出打工，搜集务工信息，探索打工门路，建立劳务基地。五是修改完善宣传劳务输出优惠政策，调动干部和广大务工人员积极性。
（三）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农民工素质。各级领导和各有关部门要按照“政府扶持、齐抓共管、统筹规划、分步实施、整合资源、创新机制、按需培训、注重实效”的原则，抓好转移劳动力培训工作。提高农民工素质，提高农民就业能力和竞争力。在培训的阵地上。要利用九校合一的＊＊县农民职业技术学校和＊＊等各乡镇劳务输出培训基地进行专业培训；在培训重点上。要以初高中毕业生和青壮年劳动力为主；在培训手段上。要采取职业培训、源头培训、订单培训、定点培训、岗前培训、跟踪培训、下岗再就业培训等。在培训内容上。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主要以家政服务、餐饮服务、宾馆服务、保安员、建筑工、电动缝纫工、机械维修工、物业管理等专业为主。在培训方式上，一是请进来，请有专业技术特长的专家教授，技术人员讲课。请用工单位来讲课。二是送出去。广泛与省内外知名院校搞好联合办学，联手培训初高中毕业生。三是与用工单位对接联合培训，送到用工单位进行专业或岗前培训。四是成立讲师团。到乡村农户进行培训，提高农民工素质和就业竞争能力。
（四）积极引导土地合理流转，促进劳务经济发展壮大。土地流转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富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劳动力转移的快，就会促进土地有序流转。因此，要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土地合理流转，加快劳动力转移。目前可采用以下形式：一是办农机作业合作社，土地连片耕作，分户管理；二是积极引导农民按自愿的原则，主动作好离土农民的土地流转工作，推进土地集约化、规模化经营；三是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农民以土地入股，组成股份合作社或联合体，按劳计酬、按股分红；四是有地无机户与有地有机户自愿组成互助组，互利互惠，提高劳动效率，使更多的农民投入到劳务输出大军中，为农民增收创造一种长效机制。
（五）努力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做好更新配套工作。解决农业机械化程度低、老化、不配套问题，才能把捆在土地上的劳动力解放出来。一是增加大中型拖拉机保有量，更新老式机械。二是购置先进、现代、高效、配套农机具，全县要达到1000台套，现已新购置120台套大型农机具，继续加大购置量。三是加强现有农机具管理，使其充分发挥作用。四是加强新农机具、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五是田间作业要求用大马力拖拉机，连片作业，标准化耕作。目前全县已投资1000万元，购置80马力以上的大型拖拉机50台，大型联合收13台，配套农机具120台件。要充分发挥这些和原有的农机具作用。要坚持自愿、民主，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组建农机作业合作社。落实好对农民田间作业优惠10％的政策。加强农机合作社管理，充分发挥其效益。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解放更多劳动力，外出发展劳务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六）辟建外埠基地，拓展劳务输出空间。千方百计巩固老基地，不断开辟新基地。一是要实行领导对接辟建基地。各级领导要把辟建基地、考察劳务用工市场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象抓招商引资那样抓基地建设，每个乡镇村都要建立几个稳定的输出基地。特别要求把“长三角”、“珠三角”和境外劳务输出做大做强。二是要开展中介联络辟建基地。充分发挥各类中介组织和劳务经济人桥梁和纽带作用，采取市场化运作手段，加强与外地中介组织、劳务市场和用工单位洽淡对接，建立长期稳定的劳务合作关系，形成劳务人员长期稳定的就业格局。三是要鼓励能人带动辟建劳务基地。通过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乡亲带乡亲走出去赚钱。四是依托各级各类驻外办事机构辟建基地。发挥其窗口导向作用，派驻“劳务大使”，积极谋求更大的输出数量，更多的就业岗位。五是依托劳务品牌辟建基地。品牌是信誉，品牌就是市场，通过品牌经营，带动劳务经济向广度和深度拓展。靠品牌声誉和诚信度巩固基地建设成果。
（七）以劳动部门为主，建立多元化社会化输出格局。一是要强化政府组织在劳务输出主导地位作用。发挥各级劳务组织领导体系和信息服务网络体系的整体功能，有组织有计划地把农民工向外输出。二是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农村经济人和劳务输出致富能人的积极性，利用他们的信息灵、渠道广、地缘熟、信誉好的优势带动劳务输出，动员各业能人牵头组建各类劳务输出专业协会、联合会等。三是要大力挖掘亲缘、友缘的潜在优势，广泛动员农民工主动投亲靠友，依靠外埠亲友的力量把劳务输出去。四是要鼓励有技术专长的能人到大城市、开发区独立闯出去，站住脚后带动乡村民工输出。五是要积极鼓励民间和社会群团组织参与劳务输出“主战场”。支持相关部门、经济实体、群众团体、社会组织以及相关干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民间能人领办创办劳务中介组织，开展劳务输出。形成以劳动部门为主，中介组织支撑的多元化、社会化劳务输出工作格局。
（八）强化民工管理，实行全面全程服务。一是要加强劳务基地管理。政府对辟建的劳务基地要加强管理，主动引导农民工在自愿、民主的原则上成立民间劳务组织，经常与政府、企业、民工联系，做好各方面服务，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解决务工中实际问题。二是做好社会就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可减少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降低农民外出就业的成本。为外出就业农民工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服务。要建立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就业档案，掌握当地农村富余劳动力资源分布与就业状况。向农民免费提供就业信息和政策咨询，提供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三是作好社会服务体系建设。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等方面的歧视性规定及不合理限制。对进城就业农民和城镇居民一视同仁。解决好农民工子女就学和计划生育等问题，切实维护农民进城就业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建立工资支付监控，欠薪保障，企业劳动保障诚信等制度。及时处理农民工劳动争议案件，支持工会组织依法维护农民工的权益，做好农民工工伤保险工作，加强劳动合同管理和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支持农民工自主创业和返乡创业。严禁对农民工的各种不合理收费和乱摊派。加强农民工的司法援助，严厉查处随意延长工时、克扣工资、使用童工等违法行为，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四是继续搞好后方服务工作。继续推广已有的经验，认真解决农民工家地怎么种？大事小情谁来办？家人天灾病业谁来管等问题，当好农民工后勤部。
（九）坚持内转外输相结合，提高农业内部产业吸纳就业能力。一要大力发展设施农业，高效农业，增强土地对劳动力的承载能力。鼓励农民发展优质蔬菜。地产瓜果、中草药、花卉、木耳等劳动密集型种植业。二是推进主辅换位。通过产业引导、政策扶持，加强服务，鼓励广大农民发展畜牧业或到各类畜牧业打工挣钱，增加收入。三要大力发展
二、三产业和多种经营，推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积极支持农民发展农产品加工、销售、运输以及编织、修理、采集等产业。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扶持龙头企业，促进农产品加工快速发展，带动各类服务业上规模上水平，为农民创造新的稳定就业机会。四是加快县城、＊＊等小城镇建设步伐，增强小城镇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和承载力，不断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支持鼓励农村民营经济加快发展，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吸纳就业和劳动力转移中的积极作用。
大学生家务劳动总结篇4
【摘要】在我国sna核算体系的建立，是否意味着我国经济理论基础发生转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劳动价值论是否失去了在我国的基础理论地位，通过时几种代表性观点的评析，可以看出sna核算体系的理论基础是发展的或扩展了的劳动价值论，sna核算制度的合理性并非一定就能说明多元要素价值论是正确的。
一、问题的提出
为了全面反映第一、二、三产业的总成果和总水平，便于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作经济比较，以及反映产业结构状况及变化趋势，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逐渐放弃了原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与社会总产值指标相联系的物质产品平衡体系，简称mps核算体系，改用与国民生产总值指标相联系的国民经济账户核算体系，简称sna核算体系。
国民生产总值指标和社会总产值指标相比，其主要优点在于:(1)它只计算了最终产品的价值(或各种产品的增加值)，而没有计人中间产品的价值，因而在它里面不包含重复计算的部分，而社会总产值指标把中间产品的价值作了重复计算;(2)它不仅计人了物质生产部门的增加值而且计人了所有服务部门的增加值，因而反映了现代产业结构的变化，反映了教育、科学技术、金融等第三产业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由于有这两个优点，国民生产总值被认为比较真实和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水平和整体实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较真实和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所以从mps核算体系向sna核算体系的转变，是我国经济核算领域的一次重要实践创新和理论突破。但是，在我国sna核算体系的建立，是否意味着我国经济理论基础发生转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劳动价值论失去了在我国的基础理论地位?是否要用西方经济学的多元价值论或要素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的指导地位，重建价值理论体系?sna核算体系能否在劳动价值论的范围内得到释解?这些问题在理论界产生了不同看法和争论。本文提出一些粗浅看法，以求批评指正。编辑
二、对几种代表性观点的述评
本文首先对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一简单述评:
有一种观点认为，劳动价值论是被实践证明的科学真理，sna核算体系和劳动价值论是对立的，没有必要为sna提供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基于sna核算体系对劳动价值论所作的拓展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有作者说:“在我们看来，为了进行国际比较，采用sna进行国民经济的统计核算是必要的，但是，正如吴易风同志所指出的，‘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给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提供劳动价值论基础。’钱(伯海)先生说吴易风同志把话‘讲绝了，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看来，钱先生也好，(钱先生的)20位博士生也好，都是在为找到‘一点儿回旋余地’而努力。但是，因为sna的理论基础和劳动价值论是根本对立的，要想为sna建立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就像马克思说的，是‘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还必需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经过一百多年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其本身也早已成为一个客观存在，不是想怎样‘解释’就可以怎样‘解释’，想怎样‘改造’就可以怎样‘改造’的。”
上述观点是作者在批评钱伯海教授的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时提出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了封闭的理论体系，阻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通道，削弱了劳动价值论在发展了的社会现实面前的说服力，正好为劳动价值论的否定者提供了口实。晏智杰教授就说:“如果sna制度的理论基础不是劳动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论又真如上述作者所言，那么sna这种制度本身也必定不会是正确的了;既然不正确，当然就应予以否定或取消，并恢复原先的基于劳动价值论的mps制度，或者，除了‘进行国际比较’以外，不能容许将sna用于其它方面，等等。但是这样一来还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如果这种核算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不科学的，那么基于这种理论基础所进行的‘国际比较’还能是可靠可信的吗?结论当然也应当是否定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劳动价值论与sna核算体系是不相容的，说明在新的社会现实面前劳动价值论已经失去了令人信服的解说力，应该用西方经济学的多元要素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重塑经济学的价值论基础。晏智杰教授认为，从mps到sna核算体系的转变，表明我国已经从传统的一元劳动价值论转向同它对立的多元要素价值论，这“无疑于一场思想革命”。sna制度就是多元要素价值论的体现和运用，“要求现代sna制度体现劳动价值论的要求，哪怕是扩大的或发展的劳动价值论的要求，不能说决不可能，至少是很不现实的。
其实，sna核算体系与mps核算体系相比，只是拓宽了生产性劳动的范围，把第三产业服务行业也纳人生产性劳动的范围，成为价值创造的源泉，这里只是涉及生产性劳动范围大小的问题，并不能由此导出多元要素价值论，第三产业是否创造价值和资本、土地、自然力等能否创造价值不是一回事。晏智杰教授为了肯定他的多元要素价值论，硬要把sna核算体系与要素价值论结合在一起，把mps核算体系与劳动价值论结合在一起，认为即使扩展生产性劳动的范围，也无益于弥补劳动价值论的缺陷和不足，以至得出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结论。但是遗憾的是晏智杰教授在他的文章中也并没有拿出多少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说明sna制度与要素价值论一定就是相容的，sna制度的合理性并非一定就能说明要素价值论是正确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sna体系可以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得到解释和说明，不过对传统劳动价值论要进行深化和扩展。因为传统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部门(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服务行业的收人来源是对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分割，把服务行业排除在了价值源泉之外。我国已故著名统计学家钱伯海教授认为:“如果mps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那包括服务在内的sna，同样是劳动投人、成果产出，仅仅是产出成果形态的不同而已。sna生产范围拓宽了，其理论基础应该讲是拓展了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要与时俱进，那我国的新国民核算体系，可以讲它仍建立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如果认为这样不妥，马克思的物质生产观点不容改变，那就要讲它建立在拓展了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或者讲它建立在三次产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第一、二、三产业的劳动，合称社会劳动，那就直截了当地讲明:我国新国民核算体系建立在社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
钱教授把sna核算体系的理论基础建立在三次产业劳动价值论或社会劳动价值论之上，他研究问题的方向是正确的，至于他后来提出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共同创造价值的观点，企图调和劳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的矛盾，则值得商榷，另当别论。
三、sna核算体系能够在劳动价值论框架内得到释解
笔者认为，要说明劳动价值论作为sna核算体系的理论基础，在理论上需要说明如下两个问题:
(一)第三产业作为非物质生产部门是否创造价值
sna体系拓宽了生产性劳动的范围，它不但包括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价值，而且还包括服务行业、第三产业创造的价值，而服务行业、第三产业是不是生产部门，其劳动是否创造价值?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把实践中的sna制度与劳动价值论对立起来。钱伯海教授曾指出，几十年来，在推行mps核算制度的国家，包括中国和前苏联等国在内，一方面批判服务生产，另一方面又模模糊糊地把大量服务部门的活动成果，作为产值计算到物质生产部门的成果中，以致造成了这样的后果:一方面将各种工业生产的服务支出列人生产成本，使各种服务部门(广告、旅游、医疗、教育、养路等)服务活动成果计算到工业总产值中;另一方面在扣除物耗以计算工业净产值时，却按统计制度规定只扣除生产耗用原材料、辅助材料和折旧，对于各种服务支出，规定不能减去，都保留在工业净产值中。农业和建筑部门也不例外。针对这种矛盾和混乱情况，钱教授说:“把各色各样的服务产值算作工农业产值、建筑业产值，变成张冠李戴，这好吗?当然不好!远不如实事求是，把服务作为生产，直接计算各类服务产值会更好。”他又说:“坚持物质生产mps体系，虽然理论上确认物质生产是生产，否定各种服务是生产，但实际上又对各种服务活动计算产值，相互矛盾，名不符实。这进一步表明，仅仅承认物质生产是不够的，必须包括服务，才能消除矛盾。
统计领域实行sna制度，需要拓展生产性劳动的范围，把服务行业纳入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之列。经过多年的讨论争鸣，理论界在此问题上基本形成一致的看法，即生产劳动应是在物质生产领域或非物质生产领域以物质产品、服务或精神产品形式为社会创造的具有国民经济统计意义的社会有效劳动。_工人、教师、医生、营业员、演员、作家、军警、政府工作人员以及科技工作者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生产劳动的范围及劳动产品的种类会随着社会分工的加深和社会需求的发展而不断扩展。
我们不能把是否创造出物质产品作为划分生产性劳动的依据。粮食、衣物、住房总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而在今天的社会中，彩电、冰箱、空调、轿车、文体娱乐甚至出国旅游、心理咨询都进人到了人们正常生活消费品的范围。很难设想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仅仅通过一些物质产品甚至简单的衣食住行就能健康地再生产出其劳动力。我们必须承认，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教育、娱乐等等许多非物质属性的服务和产品对于人们的正常生活来讲，越来越具有像粮食、衣物、住房一样的消费必需品属性。社会需求及消费的范围在不断的扩大，因此生产劳动的范围也就必然相应扩大。所有提供这些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
生产劳动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其内涵、范围、划分标准今天不同于昨天，明天不会等同于现在。第三产业作为不断发展的新兴的产业部门，不但创造使用价值量，而且创造社会价值量的观点越来越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二)sna体系中的总量经济指标一国民生产总值是物量指标还是价值量指标
二战后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成倍增长，而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却在大大缩小，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力数量，无论是相对量还是绝对量都在减小。
按照劳动价值论，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成反比的原理，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商品使用价值量就越多，而生产单位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少，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就越小。在社会活劳动投人量不增加甚至减少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否只会增加社会使用价值总量，而不能增加社会价值总量?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一定比例增长，是使用价值量的增长还是价值量的增长?如果是价值量的增长，增加的价值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有些学者把它比喻为马克思经济学的“不解之谜”。其实，这个问题，并非劳动价值论的缺陷和不足，也非劳动价值论与现实经济生活实践的巨大反差和矛盾，“价值总量之谜”是能够在劳动价值论框架内得到解释和说明的。因为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水平不断提高，科技人员、生产管理人员劳动创造的价值在社会价值总量中的比重不断增大。谷书堂教授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指出:“在生产过程之外开发研究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科技工作者，虽然置身于生产过程之外，但他们的工作实际上也是生产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要通过出卖专利后把他们在财富和价值的创造作用才能都发挥出来，而这一部分劳动应该折合成若干倍的简单劳动。这样一来，财富的增加和价值的增加便会一致起来。
就企业而言，通过采用新的生产技术、加强生产管理提高企业个别劳动生产率，能够获得超额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的生产不但能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或利润，而且会增加社会价值总量，这一新增加的价值量并不是由于直接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工人付出的劳动量的增加，而是由于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主要来自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生产技术的不断采用。所以，超额剩余价值的源泉是转化为现实生产率的科学技术本身的价值转化而来的，它是由科学技术人员、生产管理人员等劳动者创造的超过自身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剩余价值。那种认为劳动
生产率的提高，只会增加使用价值，不会增加社会价值总量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有人把超额剩余价值看成是一种“虚假”的社会价值。超额剩余价值是由人的劳动创造的，用货币形式表现的，并且要计人国民生产总值的一部分，是实实在在的价值，怎么能说是“虚假”的呢?
还有人认为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之所以能够获得超额剩余价值，是由其它企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转化过来的。如果认为超额剩余价值只仅仅是分配的结果，那么一旦当所有的资本家都通过采用新的生产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获得相对剩余价值时，这种相对剩余价值该是通过怎样的分配而产生的呢?实际上，超额剩余价值只是相对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形式，他们都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获得的，所不同的是相对剩余价值是全社会资本家都能获得的一种剩余价值。马克思说:“相对剩余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同理，超额剩余价值与个别劳动生产率也成正比，企业劳动生产率越高，社会剩余价值总量就越多。个别企业通过提高其劳动生产率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不仅使单位时间生产的使用价值量增加，而且增加了价值量，从而使社会价值总量增加，用货币表现的商品价格总量也会增加。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必然会反映这一增加了的新价值量。
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商品价值及价格总水平的变动关系看，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说明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单位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会以相同的幅度增加，而凝结在每一商品中的物化劳动量和活劳动量会以相同幅度减少，商品的价值量会以相同的比例下降。而社会价值总量不会因此而减少，因为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同一劳动量所推动的生产资料量增加了，或者说用更少的活劳动就可以使用更多的物化劳动。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和技术构成不断提高，物质生产部门中的活劳动量会不断减少，在商品的价值构成中，物化劳动所占的份额和比重越来越多，而活劳动的份额和比重相对减少。所以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归根结底是活劳动的节约。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会有更多的劳动力退出物质生产部门而进入非物质生产领域。现代社会产业结构的特点正好说明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70%左右来自第三产业部门。第三产业日益成为社会价值创造的主要来源。
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物质生产部门提供的物质产品的价值及价格下降的同时，社会享受到的非物质生产部门提供的劳务产品的量却越来越多，劳务产品的价值量在社会产品价值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便会不断增加。
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第三产业是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产业部门，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小，恰恰能够反映一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质量。经济统计资料表明，西方发达国家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中，科技贡献率已达60%到80%，这就清楚地表明，在价值创造中，科技工作者的劳动作为更复杂的劳动，其创造的价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如果我们把“劳动”仅仅规范为物质生产工人的劳动，不但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不相符合，而且也难以说明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价值的创造和来源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把国民生产总值看作是衡量财富量增长的指标而非价值量指标，用劳动财富论代替劳动价值论。
大学生家务劳动总结篇5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国民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
一、问题的提出
为了全面反映第一、二、三产业的总成果和总水平，便于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作经济比较，以及反映产业结构状况及变化趋势，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逐渐放弃了原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与社会总产值指标相联系的物质产品平衡体系，简称MPS核算体系，改用与国民生产总值指标相联系的国民经济账户核算体系，简称SNA核算体系。
国民生产总值指标和社会总产值指标相比，其主要优点在于:(1)它只计算了最终产品的价值(或各种产品的增加值)，而没有计人中间产品的价值，因而在它里面不包含重复计算的部分，而社会总产值指标把中间产品的价值作了重复计算;(2)它不仅计人了物质生产部门的增加值而且计人了所有服务部门的增加值，因而反映了现代产业结构的变化，反映了教育、科学技术、金融等第三产业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由于有这两个优点，国民生产总值被认为比较真实和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水平和整体实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较真实和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所以从MPS核算体系向SNA核算体系的转变，是我国经济核算领域的一次重要实践创新和理论突破。但是，在我国SNA核算体系的建立，是否意味着我国经济理论基础发生转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劳动价值论失去了在我国的基础理论地位?是否要用西方经济学的多元价值论或要素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的指导地位，重建价值理论体系?SNA核算体系能否在劳动价值论的范围内得到释解?这些问题在理论界产生了不同看法和争论。本文提出一些粗浅看法，以求批评指正。
二、对几种代表性观点的述评
本文首先对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一简单述评:
有一种观点认为，劳动价值论是被实践证明的科学真理，SNA核算体系和劳动价值论是对立的，没有必要为SNA提供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基于SNA核算体系对劳动价值论所作的拓展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有作者说:“在我们看来，为了进行国际比较，采用SNA进行国民经济的统计核算是必要的，但是，正如吴易风同志所指出的，‘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给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提供劳动价值论基础。’钱(伯海)先生说吴易风同志把话‘讲绝了，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看来，钱先生也好，(钱先生的)20位博士生也好，都是在为找到‘一点儿回旋余地’而努力。但是，因为SNA的理论基础和劳动价值论是根本对立的，要想为SNA建立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就像马克思说的，是‘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还必需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经过一百多年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其本身也早已成为一个客观存在，不是想怎样‘解释’就可以怎样‘解释’，想怎样‘改造’就可以怎样‘改造’的。”
上述观点是作者在批评钱伯海教授的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时提出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了封闭的理论体系，阻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通道，削弱了劳动价值论在发展了的社会现实面前的说服力，正好为劳动价值论的否定者提供了口实。晏智杰教授就说:“如果SNA制度的理论基础不是劳动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论又真如上述作者所言，那么SNA这种制度本身也必定不会是正确的了;既然不正确，当然就应予以否定或取消，并恢复原先的基于劳动价值论的MPS制度，或者，除了‘进行国际比较’以外，不能容许将SNA用于其它方面，等等。但是这样一来还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如果这种核算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不科学的，那么基于这种理论基础所进行的‘国际比较’还能是可靠可信的吗?结论当然也应当是否定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劳动价值论与SNA核算体系是不相容的，说明在新的社会现实面前劳动价值论已经失去了令人信服的解说力，应该用西方经济学的多元要素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重塑经济学的价值论基础。晏智杰教授认为，从MPS到SNA核算体系的转变，表明我国已经从传统的一元劳动价值论转向同它对立的多元要素价值论，这“无疑于一场思想革命”。SNA制度就是多元要素价值论的体现和运用，“要求现代SNA制度体现劳动价值论的要求，哪怕是扩大的或发展的劳动价值论的要求，不能说决不可能，至少是很不现实的。
其实，SNA核算体系与MPS核算体系相比，只是拓宽了生产性劳动的范围，把第三产业服务行业也纳人生产性劳动的范围，成为价值创造的源泉，这里只是涉及生产性劳动范围大小的问题，并不能由此导出多元要素价值论，第三产业是否创造价值和资本、土地、自然力等能否创造价值不是一回事。晏智杰教授为了肯定他的多元要素价值论，硬要把SNA核算体系与要素价值论结合在一起，把MPS核算体系与劳动价值论结合在一起，认为即使扩展生产性劳动的范围，也无益于弥补劳动价值论的缺陷和不足，以至得出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结论。但是遗憾的是晏智杰教授在他的文章中也并没有拿出多少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说明SNA制度与要素价值论一定就是相容的，SNA制度的合理性并非一定就能说明要素价值论是正确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SNA体系可以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得到解释和说明，不过对传统劳动价值论要进行深化和扩展。因为传统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部门(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服务行业的收人来源是对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分割，把服务行业排除在了价值源泉之外。我国已故著名统计学家钱伯海教授认为:“如果MPS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那包括服务在内的SNA，同样是劳动投人、成果产出，仅仅是产出成果形态的不同而已。SNA生产范围拓宽了，其理论基础应该讲是拓展了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要与时俱进，那我国的新国民核算体系，可以讲它仍建立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如果认为这样不妥，马克思的物质生产观点不容改变，那就要讲它建立在拓展了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或者讲它建立在三次产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第一、二、三产业的劳动，合称社会劳动，那就直截了当地讲明:我国新国民核算体系建立在社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
钱教授把SNA核算体系的理论基础建立在三次产业劳动价值论或社会劳动价值论之上，他研究问题的方向是正确的，至于他后来提出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共同创造价值的观点，企图调和劳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的矛盾，则值得商榷，另当别论。
三、SNA核算体系能够在劳动价值论框架内得到释解
笔者认为，要说明劳动价值论作为SNA核算体系的理论基础，在理论上需要说明如下两个问题:
(一)第三产业作为非物质生产部门是否创造价值
SNA体系拓宽了生产性劳动的范围，它不但包括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价值，而且还包括服务行业、第三产业创造的价值，而服务行业、第三产业是不是生产部门，其劳动是否创造价值?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把实践中的SNA制度与劳动价值论对立起来。钱伯海教授曾指出，几十年来，在推行MPS核算制度的国家，包括中国和前苏联等国在内，一方面批判服务生产，另一方面又模模糊糊地把大量服务部门的活动成果，作为产值计算到物质生产部门的成果中，以致造成了这样的后果:一方面将各种工业生产的服务支出列人生产成本，使各种服务部门(广告、旅游、医疗、教育、养路等)服务活动成果计算到工业总产值中;另一方面在扣除物耗以计算工业净产值时，却按统计制度规定只扣除生产耗用原材料、辅助材料和折旧，对于各种服务支出，规定不能减去，都保留在工业净产值中。农业和建筑部门也不例外。针对这种矛盾和混乱情况，钱教授说:“把各色各样的服务产值算作工农业产值、建筑业产值，变成张冠李戴，这好吗?当然不好!远不如实事求是，把服务作为生产，直接计算各类服务产值会更好。”他又说:“坚持物质生产MPS体系，虽然理论上确认物质生产是生产，否定各种服务是生产，但实际上又对各种服务活动计算产值，相互矛盾，名不符实。这进一步表明，仅仅承认物质生产是不够的，必须包括服务，才能消除矛盾。
统计领域实行SNA制度，需要拓展生产性劳动的范围，把服务行业纳入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之列。经过多年的讨论争鸣，理论界在此问题上基本形成一致的看法，即生产劳动应是在物质生产领域或非物质生产领域以物质产品、服务或精神产品形式为社会创造的具有国民经济统计意义的社会有效劳动。_工人、教师、医生、营业员、演员、作家、军警、政府工作人员以及科技工作者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生产劳动的范围及劳动产品的种类会随着社会分工的加深和社会需求的发展而不断扩展。
我们不能把是否创造出物质产品作为划分生产性劳动的依据。粮食、衣物、住房总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而在今天的社会中，彩电、冰箱、空调、轿车、文体娱乐甚至出国旅游、心理咨询都进人到了人们正常生活消费品的范围。很难设想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仅仅通过一些物质产品甚至简单的衣食住行就能健康地再生产出其劳动力。我们必须承认，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教育、娱乐等等许多非物质属性的服务和产品对于人们的正常生活来讲，越来越具有像粮食、衣物、住房一样的消费必需品属性。社会需求及消费的范围在不断的扩大，因此生产劳动的范围也就必然相应扩大。所有提供这些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
生产劳动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其内涵、范围、划分标准今天不同于昨天，明天不会等同于现在。第三产业作为不断发展的新兴的产业部门，不但创造使用价值量，而且创造社会价值量的观点越来越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二)SNA体系中的总量经济指标一国民生产总值是物量指标还是价值量指标
二战后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成倍增长，而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却在大大缩小，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力数量，无论是相对量还是绝对量都在减小。
按照劳动价值论，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成反比的原理，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商品使用价值量就越多，而生产单位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少，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就越小。在社会活劳动投人量不增加甚至减少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否只会增加社会使用价值总量，而不能增加社会价值总量?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一定比例增长，是使用价值量的增长还是价值量的增长?如果是价值量的增长，增加的价值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有些学者把它比喻为马克思经济学的“不解之谜”。其实，这个问题，并非劳动价值论的缺陷和不足，也非劳动价值论与现实经济生活实践的巨大反差和矛盾，“价值总量之谜”是能够在劳动价值论框架内得到解释和说明的。因为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水平不断提高，科技人员、生产管理人员劳动创造的价值在社会价值总量中的比重不断增大。谷书堂教授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指出:“在生产过程之外开发研究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科技工作者，虽然置身于生产过程之外，但他们的工作实际上也是生产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要通过出卖专利后把他们在财富和价值的创造作用才能都发挥出来，而这一部分劳动应该折合成若干倍的简单劳动。这样一来，财富的增加和价值的增加便会一致起来。
就企业而言，通过采用新的生产技术、加强生产管理提高企业个别劳动生产率，能够获得超额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的生产不但能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或利润，而且会增加社会价值总量，这一新增加的价值量并不是由于直接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工人付出的劳动量的增加，而是由于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主要来自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生产技术的不断采用。所以，超额剩余价值的源泉是转化为现实生产率的科学技术本身的价值转化而来的，它是由科学技术人员、生产管理人员等劳动者创造的超过自身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剩余价值。那种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会增加使用价值，不会增加社会价值总量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有人把超额剩余价值看成是一种“虚假”的社会价值。超额剩余价值是由人的劳动创造的，用货币形式表现的，并且要计人国民生产总值的一部分，是实实在在的价值，怎么能说是“虚假”的呢?
还有人认为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之所以能够获得超额剩余价值，是由其它企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转化过来的。如果认为超额剩余价值只仅仅是分配的结果，那么一旦当所有的资本家都通过采用新的生产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获得相对剩余价值时，这种相对剩余价值该是通过怎样的分配而产生的呢?实际上，超额剩余价值只是相对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形式，他们都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获得的，所不同的是相对剩余价值是全社会资本家都能获得的一种剩余价值。马克思说:“相对剩余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同理，超额剩余价值与个别劳动生产率也成正比，企业劳动生产率越高，社会剩余价值总量就越多。个别企业通过提高其劳动生产率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不仅使单位时间生产的使用价值量增加，而且增加了价值量，从而使社会价值总量增加，用货币表现的商品价格总量也会增加。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必然会反映这一增加了的新价值量。
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商品价值及价格总水平的变动关系看，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说明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单位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会以相同的幅度增加，而凝结在每一商品中的物化劳动量和活劳动量会以相同幅度减少，商品的价值量会以相同的比例下降。而社会价值总量不会因此而减少，因为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同一劳动量所推动的生产资料量增加了，或者说用更少的活劳动就可以使用更多的物化劳动。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和技术构成不断提高，物质生产部门中的活劳动量会不断减少，在商品的价值构成中，物化劳动所占的份额和比重越来越多，而活劳动的份额和比重相对减少。所以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归根结底是活劳动的节约。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会有更多的劳动力退出物质生产部门而进入非物质生产领域。现代社会产业结构的特点正好说明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70%左右来自第三产业部门。第三产业日益成为社会价值创造的主要来源。
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物质生产部门提供的物质产品的价值及价格下降的同时，社会享受到的非物质生产部门提供的劳务产品的量却越来越多，劳务产品的价值量在社会产品价值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便会不断增加。
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第三产业是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产业部门，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小，恰恰能够反映一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质量。经济统计资料表明，西方发达国家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中，科技贡献率已达60%到80%，这就清楚地表明，在价值创造中，科技工作者的劳动作为更复杂的劳动，其创造的价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如果我们把“劳动”仅仅规范为物质生产工人的劳动，不但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不相符合，而且也难以说明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价值的创造和来源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把国民生产总值看作是衡量财富量增长的指标而非价值量指标，用劳动财富论代替劳动价值论。
大学生家务劳动总结篇6
努力做好劳务培训输出工作
为贯彻落实6月15日全区劳动力输出工作会议精神，会议提出“实施劳动技能培训工程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的安排部署，加快推进我县富余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和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努力把劳动力输出培育成富民的重要途径，结合我县实际，摸清我县农业职业教育，农民科技培训和农村富余劳动的培训现状。
一、加强领导，成立机构
沧源县政府2004年6月18日召开了沧源县劳动力培训输出工作会议，参加会议有政府分管领导，赵子杰副县长、农业局局长段家峥同志、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世邦及县级相关部门妇联、县总工会、教育局、财政局等部门的主要领导，会议传达了地委扩大的会议精神，沧源县委、政府十分重视劳动培训转移，于6月20日又召开了一次会议，安排布置了相关部门工作任务，并成立了沧源县劳动力培训输出工程领导小组。组长由黄光富（县委常委、政府常务副县长）担任，副组长县由农业局局长段家峥同志和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世邦担任，成员由县妇联、县政府办公室、县总工会、教育局、扶贫办、财政局、人事局等部门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农业局由段家峥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承办统计报表具体业务由农广校万苏云同志负责。
二、摸清家底，明确任务，认真做好劳动力培训输出工作
1、沧源县农业农村经济基本情况
我县是典型的山区农业县，山区占总面积98％，坝区占总面积2％，是集老、少、边、山、穷为一体的贫困县，全县共有93个行政村、804个村民小组、农村总户数有30032户，全县总人口16.6万人，农业总人口134598人，农村劳动力60313人，占总人口的44％。2003年末全县国民生产总值46996万元，财政总收入3740万元，人均纯收入793元，农民所得粮4271.6万公斤，人均327公斤，总耕地面积为425945亩，农民外出劳务收入527万元，占总收入的3.7％，农业总产值2003年20009万元。
2、我县农业职业教育和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情况
沧源县的农业职业教育和劳动力培训以农广校为主，农广校自1996年成立以来，通过职校联合办学开办了中专6个班，其中：脱产师范教育中专一个班51人，已毕业，5个函授中专班、农业会计、现代乡村综合管理两个班，企业经营管理、现代农业；为进一步提高我县农业科技工作者的自身素质，2002年9月农广校积极与省刊授联合大学联办成人高等教育专科，财务会计专业28人，2004年初与省电大联办园艺专科班50人，1999年以来，其招收中专学员159人，已毕业87人，大专学员78人。另一方面是：绿色证书培训，农广校对职校在校学生和民族中学初中生培训了400人。
我县各级部门非常重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采取多种措施增加就业岗位，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引导农民发展二、三产业，如县妇联、旅游局、文体局等单位部门积极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县妇联从2001年至今开展家政服务行业，经培训向昆明、临沧等地区输出家政服务人员100人，2002年，沧源县扶贫办培训向省外输出19名电工，再如旅游局、文体局等单位利用民族艺术的特点向农村招收一批批喜爱唱歌跳舞的青壮年进行培训。向省内、外、特区等地输出300人。根据调查统计全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有2143人，转移就业劳务收入508.1万元，其中：向第二产业转移量为1177人，占转移总数55％；向第三产业转移量为698人，占转移总数的33％；向其它非农业产业转移的有268人，占转移总数的12％。
3、做好劳动力培训输出工作围绕订单抓培训。
首先，县级各部门增强责任意识，增强工作主动性，坚持一手抓订单、一手抓培训，加快劳动力培训输出步伐。县级单位和企业驻外办事机构充分发挥对外“窗口”作用积极创造条件，为输出劳动力提供服务。其次是坚持以需定训，把18—35岁身体健康的初、高中毕业生及历年来大中专毕业待业青年作为转移培训的重点。充分发挥“临沧保姆”家政服务的优势。积极争取注册品牌，办出特色，打造品牌，巩固和拓展劳动力输出市场，促进更多的城乡富余劳动力转移。
4、多渠道筹集资金，确保劳务培训工作顺利进行
政府和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多渠道增加劳动力培训输出的投入，采取政府补一点、部门帮一点、企业拿一点、社会捐一点、农民出一点的办法筹集资金，政府要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农资金结构，建立专项经费，用于对劳动力培训，就业指导、市场开拓、监测服务等奖惩机制。
大学生家务劳动总结篇7
摘要：关于家务劳动概念的范畴、家务劳动是否存在价值以及是否应为其付酬，理论界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家务劳动在家庭内部的分配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和分配不公平现象，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文章综述了国内外有关家务劳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中图分类号：D669.6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9)02－0073－06
从经济学角度对家务劳动的概念、价值、性别分工不均原因的研究，国外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出现了相关的学术文献。1974年Ann Oakley发表的The Sociology of Housework在社会学领域得到认可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家务劳动作出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更是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中国学术界关于家务劳动的专题研究较少，且大部分集中在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化的论证以及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研究之上。
一、家务劳动的概念
理论界关于家务劳动并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关于照看孩子是否属于家务劳动，家务劳动是否有价值，应该是有酬还是无酬劳动也存在着分歧。
(一)家务劳动的定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家庭中存在着自然劳动分工，其基础等同于具有不同生产方式的社会劳动分工。Yanagisako和Collier认为，家务劳动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家庭的还是公共的、生产还是再生产，是家务劳动清晰定义的基础。众多学者认同家务劳动是为了满足人的各种生理需要，基于女性生产、早期哺育的“自然的”、“家庭的”、有性别分工的活动。经验主义者则从实践角度对家务劳动作出了定义：家务劳动是一系列的任务，按每天的、每周的、偶尔的来划分，包括：每天的――准备三餐以及餐后的清洗；每周的――整理和清洁房子、洗衣服；偶尔的――日常用具的保养和修理、装饰和车辆保养。并将家务劳动分为“男性气质的”(如传统的整理院子、修理房屋以及车辆的保养)和“女性气质的”(如做饭、清洁、洗衣服以及购物)。但经验主义者的定义并没有包含情感工作和性工作。
到20世纪90年代，有很大一部分学者把照看小孩、情感投入纳入到家务劳动的范畴内。这一时期，家务劳动被广义地定义为：所有包含在家庭内部(有时在外部，而为了家庭)无报酬的劳动，如做饭、清洁、洗衣服、照看小孩、购物、开车等。家务劳动会随着人的生活轨迹变动而变动，第一个或两个孩子的出生会使家务劳动发生很大的改变，其不仅由夫妻完成，邻居、朋友、孩子都可以完成部分或全部。家务劳动既是体力劳动，又是脑力劳动，但脑力劳动部分是不容易被观察的。
中国学者关于家务劳动定义的研究比较少，并没有对家务劳动的性质作深层次的探讨，大部分学者认为家务劳动是发生在家庭内部的，完成生育职能、履行赡养职能的服务性活动的总和。朱梅、应若平对农村妇女“家务劳动”作出了广义界定：农妇“家务劳动”是指农妇从事的为家庭无偿付出的非货币化劳动，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家务杂事，还包括经营承包地的劳动中用于家庭自用的那部分劳动成果所对应的劳务。
(二)价值确认和计量
关于家务劳动是否存在价值、是否为有偿劳动的争论，在早期以日本为代表。19世纪60年代，矶野富士子在“妇女解放的混迷”中从提高妇女的社会、家庭地位，承认妻子独立人格的角度出发，指出“尽可能使主妇劳动不仅有用，而且亦生价值”。中川淳则认为“家事劳动之无偿性”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其不产生任何的价值”。相反，有地亨则主张从经济学以外的观点来评价家务劳动：“家务劳动为无价值的，乃是经济原论上的问题，不可因妻之家事劳动不生价值，即断言妻之家事劳动为无偿劳动，不能获得金钱的评价”。Beck－er则充分肯定了家务劳动的价值，认为“把家务劳动同样看作是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中象商品和服务那样的组成部分，现在是时候了。花在家务劳动上的大量时间表明，家庭生产在国家的生产总值中都占有可观的百分比。”
中国台湾学者林秀雄认为，家务劳动虽然“为商品交换社会之外之私的劳动，不具有商品交换社会之经济价值”，但从法学角度否定了家务劳动的无偿性，认为“应为家事劳动寻求一给予适当评价之途径。”其他学者如沙吉才、夏吟兰、刘茂松等充分的肯定了家务劳动的价值。沙吉才认为家务劳动“凝结了一定量的人类劳动，是人类抽象劳动的结晶，因而它也是有价值的。”同时，“作为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过程中的追加劳动构成社会总劳动的必要部分，家务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同样是社会总价值的一部分。”刘茂松教授则从经济学家角度更加深入地进行了分析，认为家务劳动具有边际价值、替代价值和家庭内部交换价值。
关于家务劳动的计量，由于其范畴的不确定性、量的模糊性，缺乏质的比较，在计量方面存在许多操作性的困难。在英美，20世纪后期就如何衡量家务劳动的生产价值提出过几种解决措施，包括将之与一位全日制的仆人的工资相等；列出一位家庭主妇的所有活动，然后在货币经济中找到与每一种活动最接近的专门的职业，进行二者的工资级别的比对；或者使家务劳动的价值与家庭主妇走出家庭从事一份全日制工作所挣的工资相等。但这些做法在理论上和实际操作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无法真实准确地计量家务劳动。
二、家务劳动分配
Cowan指出，在1800年前，男人和女人都要做大量的家务劳动。她写道“如果你是个生活在1800年前的家庭主妇，你要做饭，烘烤足够的食物，你的丈夫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例如劈柴、谷子脱壳、将谷物弄碎；同时，你的孩子还需要照顾”。事实上，直到19世纪中期，家庭内外的劳动没有区别，但工业革命使得许多重体力劳动转移出家庭，男人所做的家务劳动减少，在当时的主导意识形态下，男人主要从事家庭外面的工作，而妇女的活动空间是家庭。
在20世纪后半叶，妇女在家庭和劳动力市场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有所增加，从事家务劳动的数量和比例有所下降，但关于男性是否正在做越来越多的家务劳动(包括实际的任务和所花费的时间)，家务劳动的分配是否越来越公平，存在很大的争议。部分学者肯定了男性对家务劳动的贡献：在60年代，妇女做的家务劳动是男性的6到7倍多，现在做的家务劳动只是男性的2倍多，男性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家务劳动，尤其是在照看孩子方面。然而，Coverman和Shelley以及Cowan则认为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男性所做的家务劳动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变化的只是和妇女比较而言的男性的相对贡献。妇女比过去做的家务劳动少是因为现代化的家用设备(如洗衣机)和低出生率。男性并没有做到和妇女等同的家务劳动量，家务劳动只是在夫妻间进行了极小量的重新分配，大部分家务
劳动，照看小孩仍然主要由妇女来完成。Oakley指出，妇女每周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是77小时，几乎是男士每周工作40小时的2倍，只有少数丈夫会帮妻子做点家务，但这种帮忙常会被视作对妻子的疼爱，而非丈夫的责任。因此，妇女不得不在家庭和市场中做两份工作。
三、家务劳动分配不均的原因
家务劳动的分配公平就是家务劳动的分配没有性别差异。Gregson和Lowe认为家务劳动的充分分享(除性别中立的劳动外，3／5的有性别隔离的劳动被分享)预示着家务劳动的重新分配。技术发明使得妇女无需主要从事照看家庭的劳动，但妇女要想推掉家务劳动和照看孩子的“责任”，还要克服许多历史因素和文化因素。家务劳动分配不均现象普遍存在，就其原因有以下几种解释：
(一)相对资源的讨价还价能力
这一理论认为家务劳动是根据夫妻双方相对经济资源讨价还价的过程，经济资源相对较多的一方所承担的家务劳动较少。Blood和Wolfe用两种方法来解释已婚夫妇家务劳动的分配：资源依赖和资源议价。两种方式都表明男性家务劳动的参与是源于男性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资源依赖”假说认为妻子提供有价值资源的方式少之又少，虽然妻子提供的家务劳动也是有价值的，然而，能够提供更多可变现资源的一方才拥有家务劳动分配的决定权，而丈夫往往在经济资源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他们在决定家务劳动分配中也就具有强有力的权力。“资源议价”假说则认为、丈夫和妻子提供了不同的资源，丈夫和妻子的相对贡献是平衡的，目的是家庭利益最佳和家庭产出的高效率，而非控制或权力。但这仍然会在家庭内产生潜在的控制力和不同的交换价值。家务劳动是枯燥的，提供很少的满意感。那么，不做家务劳动的一方将会在议价时处于优势。
基于这一理论，拥有越多市场资源――教育程度、潜在收入、职业地位等在资源议价时就处于有利地位。经验主义者支持这一理论，研究人员发现，夫妻双方的收入差距越小，家务劳动分配越公平，妻子有高收入的丈夫会做更多的家务。职业地位也是可交换的资源之一，但学者们的发现却不统一：McAllister通过对澳大利亚家庭的研究，发现具有相对较高职业地位的男性所做的家务劳动较少；在美国，Deutsch发现具有较高职业地位的男性所作的家务劳动的比例更高；而另一些学者却发现职业地位对男性所做的家务劳动没有影响。关于受教育程度和家务劳动间的关系，大部分学者认为男性的受教育程度对其家务劳动时间具有正的影响。而关于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对其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却没有统一结论。部分学者也对受教育程度和家务劳动效率间的关系作出了研究，Gronau认为妇女受教育程度和家务劳动效率间呈正相关关系，但Graham和Green却得出妇女受教育程度和家务劳动效率间呈负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妇女对家务劳动越不满意，进而家务劳动的效率也不高。
(二)时间的可用性
家务劳动是在做完所有重要任务才去做的事情，并且其分配要根据夫妻双方的空闲时间而定，由工作的“时间约束”，常用职业地位、每一方每周工作小时数、工作进程的灵活性，双方是否有不同的工作时间进度来衡量。关于妻子已就业的男性是否比妻子没有就业的男性做更多的家务，Goldscheider与Waite发现，对妻子就业本身而言，与男性家务劳动的参与没有联系，必须与他们相对工作时间的总量结合。妇女总的工作时间对男性家务劳动参与有正的影响，而男性的工作时间对其所作的“女性的家务劳动”(如做饭)有负的影响。若妻子和丈夫在不同的时间工作，男性会做更多的家务劳动，晚上工作的男性会做更多的家务，但对于女性来讲，却没有这样的特征。
(三)性别意识形态
此观点认为家务劳动是性别信仰的特定象征符号，性别意识形态对家务劳动分工决定会有一定作用：自由主义的性别角色态度会导致平等的家务劳动分工，有较少传统性别角色态度的丈夫会做更多的家务劳动，尤其是“女性特征的家务杂事”。虽然大多数相关文献认为男性对性别角色的态度和信仰对理解家务劳动的分工尤为重要，家务劳动分配不均也体现了性别不平等，但也有学者发现男性对家务劳动是否应在双职工家庭平分的态度与所做的家务劳动量没有联系，有时妇女的态度比男性更具有决定性。
(四)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
Fuwa和Cohen利用Chang对于妇女就业的社会政策的定义，通过在33个国家相关数据的分析，研究社会政策对家务劳动分工的影响，发现旨在缓减性别不平等和工作家庭冲突的社会政策对夫妻家务劳动平等分配有积极的影响。在不考虑妇女个体特征的情况下，消除性别差别的政策和双亲社会抚养政策，会使家务劳动的分配更公平。传统的研究并没有涉及到社会环境尤其是国家相关政策对家务劳动决定的影响。
四、其他相关研究
(一)家务劳动和工资的关系
关于家务劳动和妇女低工资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哪个是因哪个是果，理论界存在着很大的争议。Becker的精力分配理论认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精力又和工作产出进而和工资联系在一起，在家务劳动上花的功夫多，在工作上的努力就会少，进而工资也会低，甚至造成职业上的性别隔离。Bielby对Becker的理论提出了质疑，他在Quality of Employ-ment Surveys(QES)中发现，妇女自己报告花在工作上的精力要多于类似家庭状况的男性。他提出了另一个解释原理：妇女个体期望在家务劳动上花更多的时间，尤其是在每周工作日想获得时间安排灵活的工作，而这种工作时间的灵活安置对雇主来讲就是一种成本，低工资就是对这种成本的补偿。
Hersch and Stratton通过研究说明家务劳动对妇女的工作效率有影响，家务劳动时间和妇女的工资收入呈负相关关系，而与丈夫的收入没有明显的关系。但部分学者认为，妇女做更多的家务并不是妇女低工资的原因，反而，妇女比男性做更多的家务劳动是因为家庭约束和低市场工资。
(二)家务劳动和公平感、婚姻满意度
Robinson和Godbey指出，最不受欢迎的家务劳动是洗熨，接着是每天必做的洗碗、买菜。做饭、洗碗、洗熨、清洁，这些工作是重复的、无聊的、不需要计划的，90％是由妇女完成的，男人更喜欢做一些户外的家务，汽车维修、账户管理。家务劳动的性别隔离使得丈夫认为大多数家务劳动是“妇女的工作”。有研究表明，妻子对家务分工是否公平较丈夫更敏感，男性承担家务劳动特别是承担在传统意义上被认为“女性的劳动”越多，夫妻双方的家务贡献越平衡，女性对家务劳动的公平感就越强。
事实上，夫妻间的家务劳动分配并不用50％作为“公平点”，家务劳动分配的不公平感与事实上的
不均关系很小，而是源于现实中做的家务比预期多。尽管妻子和丈夫对于“公平”的看法有所不同，家务劳动分工主要通过公平感来影响婚姻满意度，男性是否参与日常家务劳动已成为婚姻满意的主要预警器。但Coltrane却认为，不公平感多数来自婚姻的其它冲突，家务劳动分工只是催化剂。
性别意识在很多方面也会影响着劳动分工公平感和婚姻满意度。当丈夫的平等意识更强时，婚姻的不满意较少，但是当妻子比丈夫更具平等主义时，婚姻冲突通常更多。妻子对家务劳动分工的满意度在没有生育前和子女离家后的阶段最高，在养育孩子阶段最低。而丈夫对家务劳动分工的公平感与满意度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并无多少变化。
(三)家务劳动社会化
恩格斯主张“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事业中”，夫妻通常接受有偿劳动的帮助或从他人(往往是父母)那里得到的无偿帮助。Cohen在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中发现美国6％的家务劳动是花钱的有偿服务，而德国不来梅的相关调查显示有1／8的家庭会使用有偿家务劳动；荷兰的一项研究发现何兰有12％的家庭支付有偿的家务劳动。
中国也有部分学者提倡家政业的发展，认为应积极实现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柴效武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清晰地分析对比了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和现代化：家务劳动社会化是用大工业生产和大社会服务的方式，使家务劳动逐渐脱离开家庭，成为社会性劳动；家务劳动现代化则是用现代化处理方式实现家务劳动的机械电器化操作。并从经济学的角度，引用前苏联经济学副博士威廉・阿扎尔《家庭和空闲时间》中的数据，说明前者是“大而专”后者是“小而全”，认为前者要大大优越于后者，提倡在家务劳动现代化的同时更需要大力发展社会化。李秋芳则认为要促进家务劳动社会化，须努力发展三个市场：家庭事务劳动力市场、家务劳动设备市场、家务劳动加工市场。
五、简短评述
Beeker认为，家庭实际上是个小型工厂，即使在能够提供各种重要服务的、生产许多昂贵商品的最发达国家里，情况也是如此：抚养儿童、烧茶煮饭、收拾住所，还得照顾病员、护理老人并承担各项辅助任务。因此，日常琐事(洗衣、做饭、清洁等)、照看孩子、老人、病人属于家务劳动都得到的大部分学者的认可，但情感投入是否属于家务劳动还存在很大的争议，笔者认为情感投入并不可以划入家务劳动的范畴内，在一个家庭中，有情感投入的不仅是妻子，丈夫、孩子、老人甚至投入更多，并且这种投入是人类特有的也是人类的本能，情感的投入不会因相对资源多寡、国家政策、社会观念等的不同而进行不同的投入，情感的投入是内在的、不外露的、不易观察的，是维护一个家庭的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并不能将其等同于洗衣做饭，划入家务劳动的范畴。
从技术角度讲，家务劳动的计量存在很大的困难，家务劳动并没有统一的范畴、也没有规范的程序和质量标准，并且因个体家庭状况的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差异。实际上，为妻子家务劳动付酬只是停留在理论的争辩中，而要在现实中真正实现为妻子的家务劳动的付酬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不仅因为计量的困难，更是因为观念转变需要漫长的时间。由于科技的发展和家政业的繁荣，使得家务劳动部分的实现了现代化和社会化，夫妻的家务劳动量有了明显的减少，同时也为家务劳动的计量带来统计上的便利。但理论界有关家务劳动的现代化和社会化的研究太少，大多数文献在关注家政业的发展和从事家政业人员的工作状态，很少有人关注雇主(家庭)的状态，家庭使用有偿家务劳动的状况并不明朗，有偿家务劳动对夫妻双方家务劳动状态的影响也并不清晰。因此，家务劳动现代化和社会化对夫妻双方家务劳动状况的影响状况成为以后相关研究的一个方向。
由于生理原因和传统文化等原因，家务劳动存在明显的性别隔离，对家务劳动相关因素的研究也是在社会环境中而非人为控制的实验环境中进行的，因此很难剔除掉某一影响因素而研究另一因素，所以，以往对家务劳动分配不均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的文献，其结论是模糊的，甚至存在争议的。那么，系统地、整体地对家务劳动分配不均的影响因素作出研究也就成为今后研究的又一个方向。
大学生家务劳动总结篇8
关键词：兼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国民待遇
中国和日本就国土面积而言都属于人口大国，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在世界上都是非常突出的，它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总人口已达12.9亿，人口密度是134.4人/平方公里。日本的国土面积是37.8万平方公里，总人口是1.27亿，人口密度是336.0人/平方公里。中日两国都是农业国起步，农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都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支撑了其他产业的发展，都有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到其他产业中去，只是由于国家选择的政策不同，导致了两种不同的产业结构。日本成功地完成了产业结构的转变，完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中国却存在着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严重脱节的现象。通过对中日农民发展状况的比较，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来解决中国现存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一、中日两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中日在上世纪50年代的发展起点是相似的，即都是以农业为主，农业解决了大部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同时农业也蕴含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日本在二战前已经显现出了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的趋势，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930年的49.7%下降到1940年的44.3%。但由于二战的爆发，经济的崩溃，战后归来的军人和其他人员也开始找工作，导致了农业就业人数的增加，到1950年这一比重增至48.5%，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20美元。同一时期的中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国家，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是83.5%，几乎囊括了全部劳动力，农业蕴含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二）中日两国选择了不同的国家政策，产生了不同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
移方式
二战后的日本在美国占领政府的指令下，进行“”，将土地拆零化，规定每户农家自耕地不得超过3町步，这样就解决了战后大量返回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这种暂时的解决，很快被工业化的进行冲破，并且当时人口增长率是2%，以新生婴儿为主的劳动大军使日本农业面临着强大的就业压力。于是日本政府出台了1955年的“自力更生的五年经济计划”，1957年的“新时期增长计划”和1959年“国民培育计划”，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日本农业就业者每10年大约减少300-400万人，1994年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到5%。
建国初，由于受苏联的影响，中国选择了苏式的重工业化发展道路，大力发展重工业，重工业是资源密集型产业，形成“资本排斥劳动”的内在机制。国家公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令，通过户口制度、粮油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劳动人事制度和社会保障等制度，把劳动力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以维持城市的低工资和低消费，为工业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本积累。把西方国家用来发展工业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时间来发展低成本的重工业，使得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中。2001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是50.0%，产值比只有15.2%，存在着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严重脱节。
二、中日两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特征之比较
随着中国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方面，中国和日本存在着很多相似性，但也有差别，日本率先完成了产业结构的转变，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具
有借鉴意义。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出主要是以青壮年为主，并且文化程度高于未流出人口
日本在1960年以后，以青壮年为主的农村人口迅速流向城市，农村人口从1960年的5259万人减少到1995年的1506万人，转移的这部分人口主要是除继承家业的长子外的其他男青年。在1955年到1960年期间，从学校新毕业的学生中吸收的非农劳动力中，约三分之一是农家子弟。据调查，从事农业的男青年在1965年约有70万人，而到1994年则不足10万人。正因为如此，日本农业劳动力以老人为主，导致了日本农业劳动力的高龄化。
中国约有8亿人口在农村，农村剩余劳动力约在1.5亿到2亿之间。这种隐蔽性的失业大军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迫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民收入的压力，这部分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这部分转移的劳动力主要是以青壮年为主，年龄在20―24岁之间的青年劳动力占总流动人口的31%，40岁以下的青壮年占到85.9%。2003年，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有11390万人，比上年增长8.8%，举家外迁的劳动力2430万人，增长了4%，其中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占81.4%，高于未流出人口的受教育水平。
从日本的发展经验来看，日本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面临着农业劳动力的高龄化问题，65-69岁组的占第一产业总劳动力的33%，70-74岁组的占37%，75岁以上组的占38%。目前中国农村并没有进入老龄社会，但据推算，现在农村的老龄人口是城市的2倍，同时还有大量的以青壮年为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出，将加快农村老龄化进程。到2020年，农村老龄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比城市高3-6个百分点，更为严重的是，日本的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发生在“石油时代”，而中国将发生在小农经济时代。
（二）农村劳动力出现“兼业化”现象
在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还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兼业化”。日本农民在就业上分为专业农民和兼业农民，而兼业农民又分为自营兼业、临时工和固定工三种。1995年，固定工占农民比例由46%上升到77.9%，自营兼业者则由当时的32.6%下降到12.9%，临时工由21.3%下降到9.2%，农家农业收入与兼业收入的比大致是2：8，农民主体是兼业农民。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也有“兼业化”现象出现，而这种兼业化通常被中国学者定义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根据对河南省1000个农户兼业化的调查，2002年河南省农户的兼业化程度为62.3%，1986年的程度为45.7%，每年以2%的速度增加。兼业化增加了农民的收入，2002年兼业化与家庭收入的相关系数达到0.390，非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的53.4%，由此可见，兼业化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三、中日两国在保护农民权益方面的比较
（一）中日两国农民享受的教育权利不同，国家对农民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同
日本最初的农村义务教育费用是由市町村负担的，1940年日本制定了义务教育国库负担法，给予市町村一定的补助，现在基本上是各付一半。1975年，初中升高中的比率提高到91.9%，就业人数降到5.9%。另外，为了给农业培养专业人才开设了农业高中，实行契约式培养；为农民开设继续教育，如农业者大学、农业大学及其他民间继续教育设施，为农业培养了大量人才，进而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中国平民教育第一人晏阳初先生认为中国的社会问题首先是农村问题，根本上是人的问题。中国农民受教育水平很低，这一点体现在流出人口的受教育状况上，初中程度占66.3%，高中程度的只有10.8%，这与中国农村的教育状况是分不开的。在中国，城乡人口比是2：8，高等教育分配比是7：3，教育资源分配比是8：2，城市人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是农村人的16倍。1985年以前，国家财政向农村每个中学生拨款31.5元，小学生22.5元，而在1985年国家取消了这笔拨款，改由农民负担，农民自身收入低，无力负担，从而造成农民读不起书，受教育水平低。为了改善这一状况，中国政府决定在2006年对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对其中的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课本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2007年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
（二）中日农民在经济建设中充当的角色不同，中国农民更需要国民待遇
在日本，农业一直是被保护的产业，1961年《农业基本法》的制定，目标是缩小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在生产力方面存在的差距，缩小农业就业者与其他产业就业者之间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差距。但《农业基本法》没有缩小产业间差距，以农业和制造业生产率为例，1960年是20.7%，1975年上升到34.8%，1994年仍为33.5%。在收入方面，农家和非农家收入的差距渐渐缩小，甚至超过非农家，1960年农家人均收入是非农家的70%，1994年达到115%。日本农业现在是补贴农业，农民收入的70%来自于国家补贴。
在中国，农民一直充当着牺牲者的角色。重工业时期的“统购统销”“双轨制”的实施，城市工业利用“剪刀差”剥夺农民利益，仅1998年，城市工业获取农民收入达3591亿元，农民利益的牺牲成就了我国工业发展的低成本。目前，我国的工业化已经达到50%以上，农业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成为负效应产业，农民收入的零增长和负增长达到50%，同时农民还要承担沉重的赋税负担。2004年中国政府决定取消农业特产税，5年内全国取消农业税。另外，杜润生提出要给农民国民待遇，即农民有自由迁徙的权利。政府正在取消户籍制度，但城市中的就业机会并不均等，外出务工劳动力被城市排斥到非正式部门。在2003年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中，从事建筑业和工业技术工作的分别是26.1%和24.3%，从事餐饮业的是9.3%。虽然这种情况类似于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初期情况，但中国外出务工的劳动力是没有社会保障的，并且还存在着被拖欠工资的现象。此时，
城市仍扮演着对农民利益剥削者的角色。
（三）中日两国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日本农业协同组织，即农协，建立于1947年，到1994年全日本有正式组成人员564.1万人，准组成人员350.1万人，基本上组织了所有的日本农家。1993年，全日本有中央会48个，其中属全国层次1个，都道府层次的47个，有各类联合会558个，其中属全国层次的22个，都道府层次的536个。农协在农产品生产领域有营农指导、资金融通和社会化服务的功能；在流通领域主要功能是销售业务和购买业务，减少商人在中间环节谋取不正当利益，以保证有利于农民的价格。
中国以合作社为合作方式的经营组织正在兴起，是农业产业化的结果，却未形成燎原之势，大多数是个别农产品组成的合作社，未形成全国性质的组织。这种合作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但只是局部性的。
从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是可能的，日本成功地做了这件事情，但我们应该避免日本发生的农业老龄化问题，鼓励兼业化；给予中国农民自由迁徙的国民待遇；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建立全国范围的合作组织等等。以中国现在的情况来看，农民是弱势群体，农业是弱势产业，政府存在很大的政策运作空间。呼吁建设基层民主，取消户籍制度，给予外出劳动力同等就业机会及解决外出劳动力子女上学等问题，以便更好地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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