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革命、大学理念与大学领袖

“美国成功故事”：学院时代和大学革命

迅疾的、全面的、具有根本的进化意义的转型和变迁有时被冠名以“革命”。美国高等教育就确曾经历过这样一场革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曾以如椽大笔写下一篇以“高等教育的革命”为题的文章，描绘了从1870年前后到1910年间美国大学大发展的壮阔历史画卷。直到大学革命来临前的19世纪中叶，美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其高等教育处于源自英国传统的旧式学院(寄宿制本科教育)模式的主导之下，是一种真正的虚弱凋敝状态。社会资源对教育的投入匮乏，教派对学院施加严密的控制；师资小而弱，教学内容和方法僵化陈腐；学院生活与社会和思想潮流相脱节，也与职业领域和经济发展缺乏有效关联。在哈佛任教的诗人朗费罗发出如此质问：“迄今为止，我们到底有过什么样的关于大学的理念?如此而已――两三座砖砌的建筑，一座小礼拜堂，还有一个校长在里面做祈祷。”无论是为追求学问还是为职业生活取得资质，学院都被广泛认为没有什么用处。而学院毕业生对母校的回忆往往充满抱怨和轻蔑。从19世纪初到内战时期，适龄男青年中入校人数的比重居然呈不断下降趋势，到1869年，几乎两千名美国适龄男子中才有一名进入学院。高等教育的这等境况，当然是和美国在智识上在西方世界的总体低落地位密切相关。

然而到19世纪60年代末，高等教育的革命似乎突然来临。这场革命最明显的内容，就是真正的大学取代僵化没落的学院，成为高等教育的主导形式。工业化浪潮中新增的社会财富大量流入高等教育，新的大学纷纷建立，已有的学校则扩大规模，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迅速增加(1870至1910年间增加了四倍)。教派的制度和精神枷锁被解除，从德国传播来的“为真理而真理”(或者“为学问而学问”)原则被奉为圭臬。一系列自然和社会科学进入大学，并确立了巩固的制度地位；知识和文化的主力，由私人和业余的学问家变为“研究型大学”里的专业化从业人员。面向“高深知识”和专业领域的研究生教育制度建立起来，以通识教育为本位的本科教育也得到重塑。高等教育重建了自己和社会其他领域的关系，也提升了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大学不仅在知识的发现和传播中取得支配地位，而且成为整个现代生活的一个中枢制度，占居了“美国生产体系”和美国文化体系的核心地位。美国智识生活相对于欧洲的欠发达地位被扭转，世界科学和文化力量的空间分布格局因而为之大变。这大概是最大、最重要的“美国成功故事”之一。

“伟大的大学”和伟大的校长

现今举世仰慕的一群美国精英大学正是这场大学革命最耀眼的成果，而有一本书正好成为标记美国大学革命辉煌成功的绝佳文本。在霍夫斯塔德所描述的“高等教育的革命”的末年即1910年，著名的《独立派》(TheIndependent)杂志记者斯洛森(EdwinSlosson)出版了《伟大的美国大学》一书。有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的斯洛森，用两年时间详细考察多所美国优秀大学的状况和质量，在杂志上撰写系列文章介绍评论了其中的14所，因大受欢迎而结集为500多页的巨册。现在看来，这本书成了一种豪迈的宣告：美国有了自己的“伟大的大学”。这个名单是：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密歇根大学、成斯康辛大学、明尼苏达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康奈尔大学、滨州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大体而言，正是这些学校构成今日美国精英大学的主体。

而在伟大的美国大学的创生过程中极为醒目的，是一个由大学校长组成的制度和精神的领袖群体。理解大学革命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经由这些人的生平功业和理念思想。尽管有美国学者认为这一段历史复杂多面，不赞成以“大学校长的圣徒传”来统御大学史撰述，但在大学革命中，校长们对自己所执掌的大学的品格灵魂的塑造作用如此之强，其引领高等教育潮流方向的影响如此之巨，使人感到人物传记与制度的历史的确联系紧密，以至于缺了人物传记则制度史将无以成立。哈佛的查尔斯・埃利奥特、霍普金斯的丹尼尔・吉尔曼、康奈尔的安德鲁怀特、密大的詹姆斯-安吉尔、芝大的威廉・哈帕尔、斯坦福的戴维・乔丹、威斯康辛大学的约翰・巴斯克姆，等等，都是这样的开创性和奠基性人物。他们是大学革命最好的标志。他们当中有些即便被称为文化意义上的伟人，也算不得过份。

其中有两个人格外值得关注。埃利奥特执掌哈佛大学的40年(1869-1909年)，正与大学革命的时段相重合，而他在年仅35岁时发表的就职演说正可被视为大学革命的宣言书。在他之前，哈佛有大学之名而实不脱旧式学院的形制。在他的坚定而审慎的改革努力之下，哈佛不仅经历了规模的持续扩张，而且全面奠定了现代大学研究和教学制度的基本要素。获得新生的哈佛在新的环境下继续担当美国高等教育的翘楚，而埃利奥特也成为影响超越哈佛的全国性教育领袖。吉尔曼则作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建校长(1875年受任)，一手打造了美国的第一所研究型大学。其借鉴推广德国大学模式，建立高深研究和现代研究生教育的努力和业绩，使其在当时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声望和影响力仅次于埃利奥特。一个插曲可顺便一提：吉尔曼之被任命为霍普金斯的校长，正是由于另外三位校长埃利奥特、怀特和安吉尔向该校董事会的推举。

大学领袖和大学理念

美国的大学革命，如果被仅仅看成一个大学规模扩张、精英大学在专业生产知识的竞赛中胜出的故事，则不免过分简单化。正如一个人有性格和灵魂一样，特定的制度机构以特定的“制度文化”为重要属性和存在条件，而制度文化一旦形成，便具有强大的稳定性，以及自我延续和抗拒外来影响的倾向和能力。而正如有的职业比另外一些职业对精神力量的要求更高一样，对大学这样一种作为文化和精神场域的机构而言，它的制度文化本身的坚固性、独特性及其对制度实体的重要性必然会超过其他类型的制度组织。这就是为什么对大学来说，精神传统厚重与否，以及是否得到执守捍卫特别重要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伟大的美国大学”在建立、改革和成长的过程别珍视所谓“mission”(使命)和“ethos”(精神特质)的缘由。自然，这是在肤浅粗糙的“唯制度主义”观点下所难以领悟的。

埃利奥特、吉尔曼等大学领袖的意义和价值正在这里。在扩张大学规模、建设研究和教学制度的“务实”、“事功”之外，这些校长也在通过申述大学的使命和原则而塑造大学的灵魂和品格，为美国的知识和文化生活立言立心。他们是有强大的人格和信念力量的人，是能够从文明和文化的高度审视高等教育的人，是对学术生活的机理有专注思考和深刻理解的人，是能够超越功利世界

的庸理俗谛、抵制社会风潮的轻薄浮躁的人，因而他们也就成为目光远大、气度恢宏的知识领袖和教育家。惟其如此，埃利奥特在其就职演中才说得出这样的话：“通识教育最终延伸到专业教育之前，一所大学不应十分关心知识的应用。诗歌、哲学和科学合在一起的确能增进人类的物质福利，但是科学和诗歌一样，其存在的最主要的理由并不在功利方面。在思想和行动的各个领域，真理和正义都是超越功利的。”而吉尔曼则如一位史家所说，是把“真理(而不是效用)作为这所大学的意识形态主题而加以申述”。在董事会和外界的压力下，吉尔曼坚持他的大学的目标不是“获取财富，而是探明事物的基本法则”，始终阻挡技术学科和产业研发进入霍普金斯。

《伟大的美国大学》一开篇就说，这些大学是在“顺应和抗拒时代的要求”中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的。顺应什么?提升学问、教育和文明的要求。抗拒什么?“镀金时代”的风尚潮流。须知大学革命的时代，正与美国历史上经济高速发展、政治腐败窳劣、文化风尚庸俗粗鄙的“镀金时代”相重合。有理由认为，使那种与“时代精神”多有龃龉的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得以存续和弘扬，正是大学领袖的文化功业。

拿美国说点中国的事

清华老校长梅贻琦的名言早已流播天下――“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不过我想，在制度创建和变革的关键时期，或许大学的制度性领袖即大学校长的作用有甚于专业学术方面的大师。想想蔡元培时期的北大，似可为佐证。

尽管我深知，对历史上的事做参对比附总是要冒过于简单化的风险，尤其是在“发展阶段”观念下把西方(特别是“例外的”美国)的过往认作中国的当今，这种思维方式已不具知识论上的合法性，但读美国大学史，总还是禁不住要想到我们所处的当代中国大学。两相对照之下，思绪感喟不免油然而生。就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及相伴随的大学内部的强劲专业化趋势(在中国以“学科建设”为口号)而言，中国今日似乎是在重复当年美国的大学革命。就高等教育的外部社会环境而言，中国的现状潮流与“镀金时代”也是庶几类似乎。但对今日中国大学而言，即便没有李零教授(在名文《大学不是养鸡场》中)引古人的话说的那么严重――“背理而伤道之处，难遍以疏举”，也实在难以认为它处在一个纯粹的进步和提升的过程之中。

我们所见的显然是一个升进和衰败并存的过程。而对于衰败的方面，中国的大学校长们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他们的气度格局、文化号召力和人格的典范意义，撑得起期盼中的“伟大的中国大学”么?以我所见闻，答案是否定的，特别是在当年美国的那些校长的映衬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