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道翻译及原文范文

大学之道翻译及原文篇1

【关键词】功能翻译理论 IT行业科技报道 汉译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06C-

0117-03

21世纪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科技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世界各国之间在信息技术方面的交流日益频繁。英语作为各种科技文献的载体在信息科技飞速发展的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何把国外IT行业先进的科技发明及信息动态及时准确、简明扼要地翻译给国内的广大读者成了我国科技翻译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功能翻译理论认为，翻译的目的决定了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应用。本文以功能翻译理论为依据，探讨IT行业科技报道中被动语态和长句汉译的常见方法。

一、功能翻译理论概述

现代功能翻译理论流派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在此之前，由于受到传统的“二元化”认识论的影响，翻译界出现了一些绝对化的概念，也就是“对等”翻译理论。对等理论认为源语的特征，即源语的风格、内容及功能，必须在目的语中得以保留。“对等”排斥了翻译必须具备的如相似性、近似性、差异性，兼容性、多元性等特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以凯瑟琳娜・赖斯、汉斯・费米尔、贾斯塔・赫兹・曼塔利和克里斯蒂安・诺德等为代表的德国学者提出了功能翻译理论，引入了多元化的翻译评价标准。功能翻译理论的形成大致分为：萌芽期、确立期、发展期和完善期。

（一）萌芽期。凯瑟琳娜・赖斯在1971年出版的《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一书中首先提出了功能翻译理论的思想――将文本功能列为翻译批评的一个标准，即从原文、译文两者功能之间的关系来评价译文。

（二）确立期。汉斯・费米尔以行为理论为依据，提出了翻译目的论（Skopos Theory）。弗米尔认为任何翻译行为都是由翻译的目的来决定的，即“结果决定方法（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翻译目的论是功能派翻译理论的核心理论。弗米尔和赖斯在1984年出版的《翻译理论基础概论》中提出：“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参照系不应是‘对等’翻译理论所注重的原文及其功能，而应是译文在译语文化环境中所预期达到的一种或几种交际功能”。赖斯根据语言功能的划分将源语文本分为信息、表现、效应和音频介质四大文本类型，并指出“文本类型是影响译者选择适当翻译方法的首要因素”。因此，她建议根据文本类型采用特定的翻译方法。文本功能类型学是功能翻译理论的出发点和精髓。

（三）发展期。在费米尔提出的理论基础上，贾斯塔・赫兹・曼塔利提出翻译行为论，主要分析了整个翻译过程中参与者的行为、条件和作用等，进一步发展了功能翻译理论。

（四）完善期。克里斯蒂安・诺德在1977年出版的《目的――析功能翻译理论》一书中系统概括了功能派翻译理论的各种学术思想，阐述了功能翻译理论形成的过程及其不足之处，提出了“功能+忠实”这一原则，即兼顾忠实原文，力求原文作者、翻译发起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之间多边关系的一致性。

二、功能翻译理论与IT行业科技报道的汉译

功能翻译理论摆脱了“二元化”的束缚，引入了多元化的翻译评价标准，促使译者从单纯地关注目的语与源语的对等转向关注翻译的目的以及翻译活动所涉及的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IT行业科技报道的翻译实践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一）目的论与IT行业科技报道汉译。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的目的决定了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应用。克里斯蒂安・诺德认为“译者的任务是为了一个既定的目的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群体之间搭起一座理解的桥梁，翻译行为的目的决定达到预期目标的策略，任何翻译行为都是由翻译的目的决定的，所有翻译活动所要遵循的首要原则就是目的原则，即目的决定翻译策略”。翻译目的论包括目的、连贯和忠实三个重要法则。目的法则是指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包括翻译方法和策略选择是由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来决定的。目的则包括译者的目的、目的语文本的交际目的和使用某种特殊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其中，目的语文本的交际目的最为重要；连贯法则指的是目的语文本内部必须是连贯的，即目的语文本必须能让目的语读者理解，并在目的语交际环境和文化中有意义；忠实法则指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之间存在语际连贯，即目的语文本尽可能地忠实于源语文本。因此，为了能让读者了解最新的科技成果和已有的科学技术的普及应用情况，IT行业科技报道的汉译要忠实地提供源语文本所传递的信息，做到文字简明准确，语言通顺连贯，符合规范，否则会影响甚至破坏信息传递的效果，造成读者无法理解或误解。此外，IT行业科技报道的汉译不能为了追求读者效应而有悖于源语信息和相应结构，否则难以保证目的语的真实性。

（二）功能文本类型与IT行业科技报道汉译。基于德国心理学家卡尔・布勒提出的语言功能“工具论模式”，赖斯根据主体交际功能的分类，将源语文本分为“信息文本（informative text）”、“表现文本（expressive text）”、“效应文本（operative text）”和音频介质文本（audiomedial text）。她指出翻译不仅仅追求语句意义的等值，还应重视文本功能的等值。其中，信息文本提供具体事实或信息，如教材、学术论文、产品使用说明、科技资料和报刊文章等。表现文本表达情感、态度和价值判断，如文学作品。效应文本则是对读者施加影响，是读者按照文本作者所希望的方式采取行动，如广告、法律和合同等。音频介质文本是指以音频和视频为介质传递的文本，如电视节目等。赖斯指出信息文本的目的语文本应传递源语文本的全部所指内容或概念内容，表现文本的目的语文本应忠实再现源语文本的美学和艺术形式，效应文本的目的语文本应使目的语文本读者产生预期的反应，而音频介质文本的翻译需要补充书面文字、图像和音乐等。“文本类型分类使译者明确交际功能和功能翻译单位的语言标志”。而正确把握特定文本的类型特点有助于译者正确把握原作的总体意图和功能，实现目的语的准确性。IT行业科技报道属于信息文本，准确和真实是信息文本的功能核心，语言形式和语言风格的选择都从属于这个功能。因此IT行业科技报道汉译应侧重于语言的准确性、精确性和规范性，而不是与文学翻译一样强调语言的优美。

（三）功能加忠诚理论与IT行业科技报道汉译。在目的论原有基础上诺德对译者道德观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即忠诚原则，强调译者应该对目的语文本接受者和源语文本作者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功能是指使目的语文本在目的语环境中按预定的方式运作的因素。根据功能加忠诚理论，在IT行业科技报道汉译过程中，基于目的语读者和源语文本作者的利益，译者以目的语文本预期功能为目的可以对源语文本的内容和形式作相应灵活的处理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目的论将实现目的语在目的语文化中的预期功能为首要原则，为翻译工作者进行科技翻译明确了方向和目的。功能文本类型对翻译工作者在选择与确定翻译标准和翻译策略中起着重要作用。忠诚原则规范了翻译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加强了翻译人员的责任感。功能翻译理论为翻译工作者在IT行业科技报道汉译的实践中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三、科技报道的文体特点

科技报道是对新近发生的有关科学技术事实的报道，具体而言，它报道最新取得的科研成果和科技成就、已有的科学技术的普及应用情况，以及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和反映等。由于传播的对象是社会上的一般大众，科技报道都会考虑到受众的接受能力，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来传达科技信息。因此文章中涉及的专业知识不深。在词汇上，科技报道比专业科技文体用词浅近，一般词语和本专业的基础词汇用得较多，专业技术词汇用得较少。在句法上，灵活多变，但又往往受到表达内容的制约，还较多地采用科技文体的一些常用句式，如被动语态句、长句。从文体的总貌来说，科技报道文体的特点是注重逻辑上的连贯及表达上的清晰与畅达，避免行文晦涩；思维上的准确和严密，以客观的风格陈述事实和揭示真理。

四、基于功能翻译理论的IT行业科技报道的翻译

根据功能翻译理论，翻译的目的和文本功能决定了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选用。IT行业科技报道汉译的目的是让读者及时了解国外IT行业先进的科技发明及信息动态。因此笔者结合IT行业科技报道文体特点，扼要地探讨IT行业科技报道中被动语态和长句汉译的常见方法。

（一）被动语态的翻译。主语是句子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被动语态着眼于动作的承受者或动作的结果，因此事物、过程和结果处于句中主语的位置，而动作的执行者被放在次要的位置。这样不仅具有客观性和准确性，而且还可以充分体现句子表达的层次性和逻辑性。科技报道通常将重要的信息放在句首充当主语，以引起读者的注意。由于被动语态具有客观、简明和能突出最重要信息的特点而广泛地出现在科技报道中。在汉语中，被动语态的使用远没有英语广泛，表示被动的手段也十分有限，而更多使用主动语态。因此在汉译时，一般说来，大部分英语被动句可以译成汉语主动句、无主句、判断句，有时也译成被动句。

例1：The PaperPhone is flexible and can be controlled by being bent， written on or used as a touchscreen.

译文：这款“纸手机”非常轻薄，而且还可以通过弯曲、书写，或当做触摸屏使用进行相应操作。

分析：原被动句译成汉语的主动句。翻译时不改变主语句子结构，直接转换成主动语态，因为汉语里表示被动意义的句子可以不用“被”字，而直接采用主动语态的形式。原文主语The PaperPhone仍译作主语，表示被动的谓语动词can be controlled和非谓语动词being bent， written on or used直接译成主动形式。

例2：The soaring popularity of portable electronic devices ranging from iPads to e-readers is expected to fuel a boom in wireless rechargi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s over the coming decade.

译文：随着从iPad到电子书等便携式电子设备的日益普及，预计在未来10年，无线充电技术的发展前景极好。

分析：原被动句中的主语The soaring popularity of portable electronic devices ranging from iPads to e-readers以及句末的wireless rechargi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s不宜译作汉语主动句中的主语，因此将原句翻译成汉语的无主句。

例3：Currently， 48 hours' worth of video is uploaded to it every minute.

译文：目前，每分钟有48小时的视频被上传到该网站。

分析：此句的翻译保持了原被动结构，同时借助于“被”字进行英汉的转换。

（二）长句的翻译。英语句子大量地使用连词、冠词、介词等功能词，以及不定式、动名词、分词等非谓语动词，各种短语和不同从句，使得句子的成分相当复杂。在书面语中，尤其是科技报道，为了描述准确，表达严谨，多用长句。汉语往往句子简短、节奏明快。如果按照英语句子结构将英语长句翻译成汉语，则必然生硬难懂。译文不能通达，达不到翻译的效果，甚至会出现误解。因此英文长句汉译时，应按照汉语的表达习惯和逻辑层次，将长句拆成汉语短句，组织成内容准确、逻辑分明、重点突出、通顺正确的译文。长句的汉译方法主要有分译法、倒译法、变序法等。

例1：One of Microsoft's rivals， Apple Inc.， believes Windows 7 will create an opening for it to lure more customers to the Macintosh， in part because of the tedious process required to upgrade to Windows 7 from PCs running Windows XP.

初译：微软竞争对手苹果公司（Apple Inc.）认为，Windows7会吸引更多用户关注Macintosh电脑而给苹果带来一个良机，因为运行WindowsXP的电脑需要经过繁琐的过程才能升级至Windows7。

分析：本句主句为One of Microsoft's rivals， Apple Inc.， believes Windows 7 will create an opening，位于句首，句尾有动词不定式的复合结构for it to lure…和in part引导的较长的介词短语作状语。如果按原句照译会使译文过于臃肿，与汉语多用短句的表达习惯不一致，因此汉译是将这两个状语都单独译为了一个汉语句子。

改译：微软竞争对手苹果公司（Apple Inc.）认为，Windows7会给苹果带来一个良机，Macintosh电脑能借此吸引更多用户，部分原因是运行WindowsXP的电脑需要经过繁琐的过程才能升级至Windows7。

例2：The technical possibility could well exist， therefore， of nationwide integrated transmission network of high capacity， controlled by computers， inter-connected globally by satellite and submarine cable， providing speedy and reliable communicat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初译：这种可能性从技术上来讲是完全存在的，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容量的通信网络，由计算机进行控制，通过卫星和海底电缆在全球从事快速可靠的通信服务。

分析：本句主句为The technical possibility could well exist，其余的是由of引导的很长的介词短语修饰possibility，作定语。如果照搬原文顺序进行翻译，则会使译文层次不清，句子语义重心“这种可能性从技术上来讲是完全存在的”不突出。

改译：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容量的通信网络，由计算机进行控制，通过卫星和海底电缆在全球从事快速可靠的通信服务，这种可能性从技术上来讲是完全存在的。

例3：What the coming era of smart device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bring is the next evolution of computing where our devices can also interact with us by learning key things about us and then providing more specific value.

初译：而即将到来的智能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时代将带来的是计算技术的新一轮变革，我们可以与我们的电子产品互动，让我们的电子产品了解有关我们的重要事情，然后提供更为具体的价值。

分析：原句的主句为What the coming era …will bring is the next evolution of computing，句首有what引导的主语从句，句尾有where引导的定语从句，而且从句中又有by引导的介词短语作状语，句子层次比较复杂。如果顺着原文的顺序翻译成汉语，译文则不够通顺，以致难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须打乱原文顺序，按照汉语表达习惯，正确表达原文的层次关系和语义关系。这样虽然顺序与原文不一，但能准确达意。

改译：而即将到来的智能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时代将带来的是计算技术的新一轮变革，让我们的电子产品通过了解有关我们的重要事情，然后提供更为具体的价值，从而与我们互动。

功能翻译理论引入了多元化的翻译评价标准，为IT行业科技报道翻译过程中的各种翻译方法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以功能翻译理论来指导IT行业科技报道的汉译工作，有助于翻译出既忠实通顺又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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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唐丽江（1972- ），广西扶绥人，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基础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二语习得、翻译。

大学之道翻译及原文篇2

关键词：翻译比喻；分析；差异；翻译活动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4-0103-03

一直以来，翻译都是一项类似文学的活动，在翻译中会有创作和译者的思想在其中，而翻译比喻的使用，正体现了翻译具有创造性的特点。长久以来，翻译活动的参与者常常会运用各式各样的比喻来描述翻译，使得众多枯燥难懂的翻译理论能以生动活泼的形象示人。虽然我们对翻译比喻已经较为熟悉，也常常在论文以及各类讲座中地谈论以及使用它，然而，却鲜有人研究中西方翻译比喻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以及有些翻译比喻中所隐藏的翻译活动中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人们对于翻译比喻的认识，常常只是停留在表层上，未能系统深层的挖掘其背后的知识。19世纪70年代后，传统的翻译研究出现了诸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以及女权主义等理论分支，而美国学者劳瑞？张伯伦就是女权主义翻译理论这一分支的代表人物。她早1988年的《性别与翻译的隐喻含义》一文，就从女权主义的角度分析了翻译理论中一些涉及女性的翻译比喻以及隐喻。在中国，站在翻译比喻研究最前沿的是香港浸会大学的谭载喜教授，其着眼点在于梳理发掘各种翻译比喻，进一步发掘和领悟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的质意义之所在。本文通过分析中西方翻译比喻的实例，运用分析比较的方法对中西方翻译研究中出现过的典型、为人熟知的翻译比喻进行全面扫描，进而分析出中西方翻译比喻所隐含的不同文化内涵差异，以及所体现的翻译活动中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

一、翻译比喻的定义

所谓“翻译比喻”就是关于翻译的比喻，是指翻译或者把翻译比作另外一类事物（谭载喜，2006）。如较为有名的法国学者梅内将译文比喻为“不忠实的美人”，德莱顿将译者比作“原文的奴隶”，等等。翻译比喻以类比和形象的手段来界定翻译活动中的各种理论意义，其功能以及效果往往要好于平铺直叙的枯燥乏味的解释，可使理论更为形象、更易理解。

二、中西方翻译比喻的文化内涵及差异

各式各样的翻译比喻，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也反映着创造者与应用者的聪慧以及母语文化的诗学体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不仅有异彩纷呈的文学想象力，也有文学背后所体现的独特的人文社会情怀。不同时期的翻译比喻体现了不同时期的社会背景以及中国特有的文化特点。

公元5世纪的鸠摩罗什，是佛经翻译的大家之一，他就提出“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认为翻译工作恰如嚼饭喂人（冯友兰，2013），道安则在《比丘大戒序》中将翻译喻为“葡萄酒之被水”，钱钟书认为“翻译犹如沸水煮过的杨梅”（钱钟书，1984）。这几处翻译比喻表明“民以食为天”的思想在中华文化中根深蒂固，诸如鸠摩罗什、道安以及钱钟书等翻译家们也不免用最为熟知的东西来比喻翻译。

中国自古就是以农业为本的国家，古代的经济也是农业经济，千百年来形成了“上农”的思想。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王科一先生就有：“拿种子的譬喻来说，虽然‘桔逾淮北而为枳’，但毕竟不会变为苹果、柿、梨，要紧的是不能蕃殖谬种，易言之，译诗的起码的，但也是首要额要求，是传达原作的境界，要入神，这也可以说是译诗的‘极致’。”（王科一，1962）

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艺术领域的绘画等都也渐入翻译家们的知识体系中。而中国水墨丹青又与西方写实的素描油画大不相同，它更多的是讲求神似写意，让人们更多地领会画面中所蕴含的的委婉意义；西方的绘画则是强调写实，更注重光线与角度，让人一目了然。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起步较晚，除了借鉴西方的翻译理论外，中国的翻译家们也会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以及自身文化，提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翻译理论。如傅雷先生在翻译《高老头》时就曾总结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认为翻译如画中国国画，译作应是写意，力求能传达所画事物的意境，不必一一“临摹”。傅雷的艺术造诣极为深厚，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各个领域都有涉猎，同时他还是出色的艺术评论家。他从自己所熟识的艺术领域的专业出发，结合中国绘画与西方写实绘画的不同之处，完善“写意”之说，形成“神似”之理论。我国大文学家钱钟书则认为：“翻译正如用琵琶，古筝，方响奏雅乐，节拍虽同，而音韵乖矣。”翻译如奏乐，不同的乐器奏同一乐曲，听者所听到的感觉不同。翻译也如此，不同的译者翻译同一译作，定然不同，译作也会带有译者的风格。以翻译中国古典诗词见长的许渊冲先生则提出“三美”理论，即“意美”、“音美”以及“形美”，他结合古典诗词的音律、写意等特点创造了译作应超越原作的理论。

西方文明虽不及中华文明年代久远，但文化特点独特，如独特的天主教及基督教宗教文化、与中国不同的图腾文化等。同时，西方文明到近代开始飞速发展，逐渐形成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文明格局。这其中翻译理论也产生了很多学派与分支，推动了翻译理论的发展。英国19世纪杰出的翻译家菲茨杰拉德在翻译《鲁拜集》时总结：“活犬胜死狮。”认为译作虽然不能面面俱到地将原作呈现出来，但是译作注入了译者较为新鲜的思想，是鲜活的。

19世纪70年代后，翻译理论蓬勃发展，兴起了许多分支，研究也更加深入，女权主义翻译理论就是其中之一。而该学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张伯伦，在其《性别与翻译的隐喻含义》一文中，对翻译理论中最为有名的隐喻“不忠的美人”进行了分析。梅纳日认为，翻译的忠实与婚姻的忠实有着很大的相似点：译文像婚姻中的女方，而原文则是婚姻中的男方，婚姻中女人应对男人忠实。翻译也如此，译作应忠实于原文。张伯伦认为该理论是在贬低女性的社会地位，认为译作不必完全忠实于原作，因为还要考虑到译作和原作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差异。

此外，西方的奴隶社会历史比较漫长，所以奴隶社会在西方的文学艺术等领域都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例如17世o英国的翻译家德莱顿说：“（译者）都是奴隶，都在为别人干苦力，辛勤地打理着葡萄园，但是最后酿出的美酒却是归主人（原作者）所有。如果翻译得不尽如人意，我们便成了众矢之的；如果翻译成功了，这却是我们应尽职责，没人称赞半句。”这说明在当时社会，译者远不及作者的作用大，这段话多少有为译者“喊冤”的意味。同时可以窥到，奴隶社会对德莱顿等翻译家们的影响。

三、翻译比喻中的各要素关系

在很多翻译比喻中，有些是探讨翻译活动中涉及的各要素的关系的，即原作和译作的关系、作者和译者的关系等。此外，还有许多学者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翻译的过程中，所以也会有很多有关翻译过程的翻译比喻。现对这几种关系进行简单的分析。

（一）翻译与译作的关系

德国翻译家施奈特格尔认为：“艺术翻译是一种拼死拼活的决斗。”这表明翻译是一场很艰苦的斗争，需要译者与原文进行斗争。法国的德里达认为：“翻译的过程是处女膜破裂的过程，是对原作的粗暴进入。”他认为翻译的过程就是将原作进行解构，融入译者自己的文化背景及知识体系，因而，译作不完全等同于原作。此外英国的苏珊・巴斯奈特认为，翻译过程像婚姻一般，“理想的翻译可以看做是两种不同文本间的美满婚姻，它将两者领到一起，和谐共处，同甘共苦”。认为翻译过程是将原作和译作想结合，以达到一个圆满和谐的效果。此外，巴西的一些翻译家对翻译有一个奇特的比喻，他们将翻译者描绘成一个“同类相食者”（cannibal）的形象：翻译者将原文“吞下去”，然后“吐出来”（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东西来），这个比喻展示了一种对翻译本质认识的观念性变化，即吸收、内化、再创造的过程。

（二）原作与译作的关系

法国17世纪的翻译家梅纳日就曾经针对原作与译作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翻译比喻：“美而不忠实的女人。”（Les belles infidèles）认为无论译文译得如何成功，也不可能盖过原文的“风头”。他认为要注重研究原作与译作的关系。德国学者本雅明认为“译文是原文的来生”，即在经译者加入了自己的思想以及对原文的感悟后，译文会比原文更为丰满。此外，美国学者让・帕里斯则认为：“成功的译作不是原作的儿子，而是原作的兄弟，因为译作和原作都始自先验的思想，这种先验的思想就是作品无形的父亲。”他认为原作与译作“出自同宗”，是“兄弟关系”，他们同出于“先验主义”，是凭译者和作者以直觉感觉而行文的“父亲”。译作与原作的关系一直是翻译领域较为有争议的话题。传统的翻译理论中，译作是原作的重生，应在思想内容、文章风格等方面接近并忠实于原作。但在实际翻译的过程中，译文无法在思想与风格方面与原文完全保持一致。所以，就译作与原作的关系来讲，它们之间应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三）作者与译者的关系

古希腊学者菲洛认为“译者是作者的代言人”，译者就是作者委托的“”，就是作者第二，菲洛用生动的语言指出了译者和原语作者的关系。另外，加拿大的女权主义者谢丽・西蒙认为：“译者和女人在它们各自的阶层上都是弱者，译者是作者侍女，女人则比男人低下。”她从女权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译者在整个翻译活动中的地位远比不上作者。除此之外，翻译理论中还有一个更为著名的翻译比喻，即17世纪英国的翻译家德莱顿所提出来的“（译者）都是奴隶，都在为别人干苦力，辛勤地打理着葡萄园，但是最后酿出的美酒却是归主人（原作者）所有。如果有时翻译得不尽如人意，我们便成了众矢之的；但如果翻译得成功了，这却是我们应尽职责，没人称赞半句。”这是“译者地位不如作者地位高”的观点支持者。当然，无论翻译理论家们对于作者和译者的地位孰高孰低持何种观点，译者和作者作为翻译活动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因素，也一直是翻译理论家们的主要研究点。

翻译比喻是描述翻译活动的一个独特手段，也是翻译文化中一个生动有趣的研究点，同时也是更好更全面的认识翻译活动的一个很好的渠道。通过翻译比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翻译在本质上是一种涉及多种学科――文学、社会学以及伦理学等领域的活动，关于翻译比喻的系统、全面的研究可以成为跨学科研究翻译学的一个新颖的研究视角。研究翻译比喻不仅有助于业界增进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同时也对翻译学学科领域的扩大和充实具有独特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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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道翻译及原文篇3

[关键词] 和谐翻译 文学翻译 审美和谐 适中

一、引言

众所周知，翻译活动的开展能够大大地丰富人们的交流，促进人类的文化和谐。翻译本质论的研究一直是翻译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它既是翻译研究的基础，也直接关系到翻译学的学科建设。然而在翻译本质论研究中，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区别研究人们往往较少涉猎。人们常常把从广义翻译本质论研究中得出的认识不自觉地运用于文学翻译的研究中。那么，如何将文学翻译与原作更好地相结合呢? 长期以来，翻译一直被人为地设置了两极:“形式”与“内容”、“直译”与“意译”、“异化”与“同化”、“形式对应”与“功能对应”等,这两种途径常常是水火不容、非此即彼的。翻译中的各种要素——原作与译作之间、作者与译者之间、文本与意义之间也彼此对立、互争高下，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阻挠着翻译的健康发展。（杨平，2008：1）文学翻译表现出非常丰富、复杂的内涵，它不仅是对原作语义的传达，更是对原作美学整体的再现；它是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交流。既要追索原文的意向性，原文意义的确定又离不开译者主观经验世界介入。文学翻译在本质上就表现为多种矛盾因素之间寻求协调统一的过程，既含有审美性、形象性、创造性的本质特征，又具有追求译作和原作文本之间相似性和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之间的协调性这样二元对立统一、和谐融洽的特征。因此，和谐翻译观为缓解二元对立局面,促进翻译发展提供了有效的解决途径。

二、和谐翻译观

北京师范大学郑海凌教授提出的“和谐理论”是专门针对文学翻译的一套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并独创性地提出了“和谐”的文学翻译原则。它植根于中国传统文艺理论，同时兼采西学，深入分析了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理。他在1999年发表的“和谐说”一文中提到：翻译的艺术贵在“和谐”。文学翻译应以“和谐”为审美标准，是两种有差异的事物的有机结合，和谐产生于对立。从文学翻译活动的本质特征来看，“和谐”作为翻译标准，符合翻译艺术自身的规律，处理好翻译过程中的一切对立关系才能达到“和谐”。（郑海凌，1999:2-6）这种和谐理论旨在让译者养成高度自觉的和谐意识，译者是最主要的翻译主体,是整个翻译活动的执行者,担当着协调各方、促进文化交流的重任。和谐思维是和谐翻译的基础,译者首先要具有和谐意识,主动培养自己的和谐思维，这样才能很好的协调主体之间的和谐、促进文化之间的共存。文学翻译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又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不为原作和原语束缚手脚，发挥译者的创造性空间。而非文学翻译的局限性，在科技翻译和应用文翻译变现尤为突出，使译者“戴着手铐跳舞”，缺乏能动性。

三、和谐翻译的阐释

中国传统哲学与传统美学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统一性又有矛盾性。前者具有整体性、求同性特点；后者关注的是和谐性和同一性；前者讲的辩证思维比较注重对立的统一,尤其注重统一、和谐,认为和谐、对立的融合是最重要的。(张岱年, 2004: 467) 自古以来，人们就推崇各种和谐，无论是皇家帝王，还是黎民百姓，均以“和”为贵，只有在和谐的环境中才能孕育太平。儒家以“和”为贵,孔子宣扬“和而不同”,孟子重视“人和”。儒家的“中庸”哲学和“中和”美学观强调适中而不偏颇,孔子指出“过犹不及”（《论语?先进》）。道家讲究太和,崇尚自然之道；老子指出,万物由“道”所生,在本质上是和谐统一的关系；庄子也把和谐视为“大本大宗”；荀子提出了“善美相乐”(《荀子?正名》)；这些思想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和谐基调,积淀在国人心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除了中国传统思想中到处渗透的“和谐”，西方的哲学、美学中也同样体现着和谐思想。西方哲学和美学观点体系中自确立之日起就隐形涉及到了“中”、“和”思想,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们都认为万事都是过犹不及,我们应该遵循两个极端之间的‘中庸之道’”。毕达哥拉斯认为和谐是宇宙本质的特征,而哲学则是对事物间和谐关系的思索。笛卡尔从美学角度分析：美是恰到好处的协调与适中。中西方的这一系列和谐理念为构建和谐文化及和谐翻译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翻译界中引用“和谐”观点既是一种新的突破，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谈到和谐翻译，必然会涉及到如何辨证地看待翻译的基本问题。首先，翻译是一门科学、艺术,还是一种技巧。第二，翻译涉及科学层面,需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翻译研究,探讨中西翻译理论和构建翻译学。然而文学翻译更多地是一门艺术,是一种派生的技巧,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再创造能力尤为重要。第三，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翻译和转换是完全可能的,但这种转换是限定在一定范围中的,并非所有的东西都能够被传达和翻译,翻译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追求最大限度的等值。中国古代翻译家所说“五失本、三不易”以及所引用的哲学思想“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就包含翻译不可能完全忠实的辩证思维,与西方学者“翻译即叛逆”、“翻译的不确定性”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杨平，2008）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翻译是模仿和创造,最终忠实和再创造可以做到和谐统一。

四、“和谐理论”下的文学翻译观

正如社会主义国家所强调和谐社会的概念一样，和谐翻译也是一种宏观的理论框架，对我们翻译研究有指导意义,这就要求在各方面都要做到统筹兼顾、圆满调和。文学翻译是艺术化的翻译，是译者对原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的审美把握，是用另一种文学语言恰如其分地完整再现原作的艺术形象和艺术风格，使译文读者得到原文读者相同的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和谐”作为翻译标准,蕴涵着译者的审美认识和审美追求,也反映出文学翻译活动的自然规律和特性。“和谐”的关键在于“适中”，译者在审美创造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正确地理解原作,另一方面要恰当地表现原作,以其敏锐的分寸感把握“适中”,最终达到“和谐”的审美效果。同时，文学翻译也存在有一定的局限性，即译者的审美与创造活动是有原作作为依托的，译者发挥创造的艺术空间是有限的，必须以贴近于原作为前提。下面请看一组译例很好的说明了文学翻译的和谐理论：

原文：

Between her agitation and her natural awkwardness in getting out of the cart, Peggoty was making a most extraordinary festoon of herself but I felt too blank and strange to tell her.(Charles Dickens: David Copperfield)

译文一：

在她心中的激动和下车时生来的笨拙之间，辟果提把自己弄成一个最奇特的彩球，不过我觉得太扫兴太惊奇了，未告诉她这一点。（董秋斯译《大卫?科波菲尔》）

译文二：

坡勾提心烦意乱，再加上她本次下车就笨手笨脚的，所以她把身子弄得歪扭曲折，成了样子挺特别的彩绸了。不过，我当时心里一片茫然，满怀诧异，不顾得跟她说这个。（张若谷译《大卫?科波菲尔》）

（摘自姜秋霞，权晓辉，2000: 29）

原文将Peggoty笨拙之态描写的栩栩如生。译文一照搬了原文的句法结构形式，意思让读者很难理解与想象它所要转达的意象，无法给读者与原文和谐的审美感受。译文二摆脱了原文的语句结构，既拆分了首句，也添加了衔接的小句，看似不忠于原文的形式，却创造性的把原文意思形象的转达给了读者，达成译文与原文的和谐统一，给读者以审美感受的空间。

所以，在和谐翻译理论的框架下，文学翻译的目的就是要在矛盾的对立中寻求统一。而要做到这一点，一是要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翻译是应用性很强的经验科学,重视实践和技巧是理所当然的,但不能轻视理论和思想的指导；其二是要冷静客观地对待各种翻译理论和流派,带着批判和吸收的眼光,取长补短,去伪存真。无论是语言学派、文艺学派、阐释学派等传统翻译流派,还是文化学派、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当代翻译思潮,都包含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东西。但是这些理论毕竟只是从某个角度、某个时期针对某种问题提出的初步探讨,往往存在有极端的偏见,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这就要求我们批判地继承和发扬。

五、结语

总之，和谐翻译是一种理念和追求，是中国文化理想追求的最高境界，就像我们一直所追寻和要达到的共产主义“大同”世界。和谐文化的建立自然离不开世界文化这个大熔炉，而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同样也需要翻译来搭桥牵线，翻译行为与翻译作品更应该与文化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紧密相连。和谐翻译观超越传统翻译的“直译”、“意译”二元对立以及传统的“信达雅”、“神似”、“化境”等翻译标准,更加追求圆满、调和、至上的目标。文学翻译在本质上就表现为多种矛盾因素之间寻求协调统一的过程，它既含有审美性、形象性、创造性的本质特征，又具有追求译作和原作文本之间相似性、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之间的协调性这样二元对立统一、和谐融洽状态的特征。因此，把和谐观与翻译相结合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理论创新点。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姜秋霞，权晓辉. 文学翻译格式与意象塔模式[J]. 中国翻译,2000(1).

[3]王国轩译注.大学?中庸[M]. 北京:中华书局,2006:46.

[4]许建忠.翻译生态学[M].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8.

[5]杨 平.论和谐翻译[J]. 北京: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版),2008(2).

[6]张岱年.中西哲学比较的几个问题[A].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7]郑海凌.翻译标准新说:和谐说[J] .中国翻译,1999(4):2-6.

[8]郑海凌.译理浅说[M]. 郑州:文心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张姝，女，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英语教学与电影文学。

李志坤，男，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语言学与英语教学。

大学之道翻译及原文篇4

摘要： 公元383年，释道安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翻译思想，“五失本”谈到翻译的语序问题、文质问题和详简问题。对于“一失本”的语序问题，道安主张失本而采用倒装语序；对于“二失本”的文质问题，道安主张根据读者层次和不同文体选择质派或文派翻译，提倡发挥质、文两派的优势，更好地进行佛典汉译；对于“三失本、四失本、五失本”的详简问题，道安认为就一般佛典而言，反复叮咛、啰唆琐碎的颂文、义辞和反腾都应删去，但戒律翻译应该保留；“三不易”谈到佛典汉译面临的时代因素、读者因素和译者因素，这三大因素导致了佛典汉译不容易。

中图分类号： h05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3038506

释道安是我国东晋、前秦时期的僧团领袖和佛学大师，魏晋佛学思想的集大成者。道安的翻译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为佛典汉译所作的序言中。《出三藏记集》记载其译经序言19篇，与翻译密切相关的有6篇，其中尤以“五失本、三不易”翻译思想最为出名。苻秦建元十九年（公元383年），释道安撰写了《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翻译思想。钱锺书先生对此评价颇高：“论‘译梵为秦’，有‘五失本’、‘三不易’，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首推此篇。”［1］释彦琮在《辩证论》中完整地引用了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内容，认为其“详梵典之难易，铨译人之得失，可谓洞入幽微，能究深隐。”［2］释僧叡非常欣赏遵照“五失本、三不易”翻译思想译出的《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称其为“出八地之由路，登十阶之龙津”，“穷理尽性之格言，菩萨成佛之弘轨”。［3］21梁启超论及“五失本、三不易”时指出：“后世谈译学者，咸征引焉。要之翻译文学程式，成为学界一问题，自安公始也。”［4］曹明伦认为“道安此序之重要性非同一般，‘五失本’乃佛经翻译之指导性原则。”［5］这些皆说明“五失本、三不易”翻译思想在我国翻译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由于“五失本、三不易”提出的年代距离我们比较遥远，后人在理解上产生了一些分歧。这些分歧的主要原因是：道安虽然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翻译思想，但他本人并没有直接表明对待“五失本”的态度。学者们对此也有不同理解，马祖毅认为：“他（道安）的意思是，翻译梵文佛经，有五种情况容易使译文失去原来面目，有三种情况不易处理好。”［6］38王文颜认为道安不允许翻译中出现“五失本”现象。［7］陈福康则主张：“‘五失本’显然是指他（道安）认为不理想或不正确的五种译法，而不是赞同这些译法的。”［8］钱锺书阐述“五失本”的“一失本”时说过：“‘本’有非‘失’不可者，此‘本’不‘失’，便不成翻译。”［1］朱志瑜、朱晓农认为：“为一般读者考虑，‘五失本’不但是允许的，而且是必需的。否则，读者不爱看或看不懂，译经也就失去了意义。但对于高人来说，就须记着这到底是有所‘失’，哪怕译者水平再高。”［3］45这些观点之间有所出入，本文首先对“五失本、三不易”翻译思想进行分析，尔后再做评述。

一、“五失本、三不易”疏解

“五失本、三不易”翻译思想出自释道安撰写的《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第二段，内容如下：

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般若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9］289

（一）“一失本”——语序问题

“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是说胡语佛经原文采用倒装语序，翻译为汉语，译文要遵从汉语习惯顺装过来，这是有失原文的第一个地方，谓之“一失本”。“一失本”谈到如何处理翻译的语序问题，是保留源语的倒装语序还是遵从目的语习惯改

为顺装语序？保留胡语的倒装语序虽说可以不失本，但必然造成汉语译文颠三倒四、不合语法习惯，造成读者对译文莫名其妙、不知所云；遵从汉语习惯改为顺装语序，虽说有失原文语序，但至少能够保证译文符合语法习惯，文通字顺，读者能够看懂读通译文。权衡利弊，道安在语序方面选择了“失本”。《鞞婆沙序》记载：“遂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也。”［9］382《鞞婆沙》经的翻译完全是质派翻译，案本而传，没有增减，但在语序上还是把胡语的倒装句在汉语译文中顺装了过来。即便是对待“八辈圣士珍之宝之，师师相付，一言乖本，有逐无赦”的戒律翻译，道安依然主张译文语序要遵从汉语习惯。《比丘大戒序》记载：“于是案胡文书，唯有言例，时从顺耳。”［9］413对于“一失本”的语序问题，道安毫不含糊地主张失本，因为他非常清楚这是翻译的底线，不失本不足以成为翻译。钱锺书先生谈到“一失本”时也说过：“‘本’有非‘失’不可者，此‘本’不‘失’，便不成翻译。”［1］这样看来，王文颜先生所言“道安不允许翻译中出现‘五失本’现象”［7］和陈福康先生所言“‘五失本’显然是指他（道安）认为不理想或不正确的五种译法，而不是赞同这些译法”［8］有待商榷，因为倘若道安不允许翻译中出现“五失本”现象，或者认为“五失本”是不理想或不正确的五种译法，那么在对待“一失本”的语序问题上，他就应该本着不失本的原则，主张保留胡语的倒装语序。这与道安在上述译经序言中表明的翻译思想明显不符。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可以把东汉安世高翻译的《人本欲生经》与东晋道安译场僧伽提婆翻译的《人本欲生经》异译本《中阿含经》卷二十四《大音经》进行对比研究。两种版本的译文如下：生经》(后汉安世高译)

若如有如有生无有，亦无应有令有生，一切安难，无有生为有老死否？阿难白佛言：不。佛便告阿难：从是因缘当知为从是本、从是习、从是因缘，老死为生故，生因缘阿难为老死。

《中阿含经·大音经》(东晋僧伽提婆译)

阿难，彼彼众生，随彼彼处，若无生，各各无生者，设使离生，当有老死耶？答曰：无也！阿难，是故当知，是老死因、老死习、老死本、老死缘者，谓此生也。所以者何？缘生故则有老死。阿难，……［10］241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东汉安世高翻译的《人本欲生经》大多按照梵文语序，倒装句太多，译文让人不明所以、难以看懂。这些所谓“不失本”的倒装句使得译文颠三倒四、桀骜难懂、意思不明。即使是博学如道安者，在读安世高翻译的《人本欲生经》译本时，也经常在注解中批示：“是意微妙本句倒”、“句倒也，言从习有是苦也”、“今有受倒，宜言令受有也”、“有因缘阿难受句倒也，言有受因缘也”、“今发为有欲贪句倒也”，依次指出了译文中保留原文倒装语序的句子。相对而言，《中阿含经》卷二十四《大音经》则要易懂很多，译文基本采用顺装语序，文通字顺，读者理解起来几乎不费什么困难。可见，在对待“一失本”的语序问题上，道安明确地主张“失本”，坚持把胡语的倒装语序改成汉语的顺装语序，方便读者理解。

（二）“二失本”——文质问题

“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二失本”谈到文质问题，道安认为用胡语写的佛经语言质朴，但考虑到汉人喜好文丽，译文要“可读者的意”需要采用文丽的语言。对待“二失本”的文质问题，道安的态度比较含糊，没有像对待“一失本”那样坚决。他是允许失本，主张用文丽的语言翻译质朴的胡经呢？还是不允许失本，主张用质朴的语言翻译胡经呢？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翻译中的两难选择，“失本”意味着向读者靠近，为合读者的意采用文丽的语言；“不失本”意味着向原文靠近，保持佛经原文质朴的语言风格。《放光》与《光赞》是同一佛经的文、质两个译本，道安在《合放光光赞略解序》中评价道：质派译本“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悉则悉矣，而辞质胜文也。每至事首，辄多不便，诸反复相明，又不显灼也。考其所出，事事周密耳”；文派译本“言少事约，删削复重，事事显炳，焕然易观也。而从约必有所遗，于天竺辞及腾，每大简焉。”［9］266道安对文派译本和质派译本的评价比较客观，本着一分为二的态度，明确指出了质派译本和文派译本的优点和缺点。认为最好的翻译就是把质派译本和文派译本合二为一，互相补充订

正，以便读者可以择善而从，最后的结论是主张融合文、质两派的优点，提倡“合本”，《合放光光赞》就是《放光》与《光赞》的合本。道安在另外两篇序言《比丘大戒序》和《阿毗昙序》中分别探讨了“律”类文体和“论”类文体的翻译，他意识到对于不同文体应该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翻译“律”类文体要选择质派全译，不能删减；翻译“论”类文体则要选择文派节译，主张删繁就简。“关于译文的‘文’、‘质’的问题，他们（指道安译场的译者们）采取这样的原则，即经文的文质，是由其本身决定的，译大乘经可以‘文’一些，译戒律就非‘质’不可了。至于毗昙一类，有一定的格式，不能删略。”［6］36可见，文质问题道安考虑得比较全面，如果简单地把道安划入质派或文派都是不妥的。他主张根据读者层次和不同文体选择质派或文派翻译，充分发挥质、文两派的优势，融合两派优点，更好地进行佛典汉译。

道安的翻译思想颇有深度，对规范译场活动做出了很大贡献，但由于时代原因和个人因素，其思想也存在认识上的局限性。道安认为“胡经尚质”，认为胡语佛经只有质朴一种语言风格，这是因为道安不懂梵文和胡语，只能通过当时看到的佛典译本所作的一种判断，可惜判断失误。据释僧祐《鸠摩罗什传》载，道安去世19年之后，从印度来到中国的鸠摩罗什明确指出：“天竺国俗甚重文藻，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9］534原来梵文也非常重视文采，前人所说“胡经尚质，秦人好文”和“弃文存质，深得经意”是一种误解，因为佛典原本也有文丽和质朴之分。据钱锺书先生研究：“则梵自有其‘雅’与‘文’，译者以梵之‘质’润色而为秦之‘文’，自是‘失本’，以梵之‘文’损色而为秦之‘质’，亦‘失本’耳。”［1］如果道安知道梵文也非常重视文采，佛典原文也有文、质之分，那么他所说的“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必将改写，让他感到左右为难、纠缠不清的文质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个问题直到20多年以后，道安的高徒释慧远在《大智论抄序》中才给出了正确答案：“于是静寻所由，以求其本，则知圣人依方设训，文质殊体。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9］390慧远的这篇序言进一步深化了文质问题，他反对不问原文因素，单纯地讨论译文的文和质，这是佛典汉译史上讨论文质问题时首次把原文当作参照标准。有了原文作为参照，以前争论得如火如荼的文质问题，一下子得到了解决。因为若用文丽的语言翻译质朴的原文，怀疑的人就很多；若用质朴的语言翻译文丽的原文，感兴趣的人则很少。既然“以文应质”和“以质应文”的结果都是错误的，那么正确的答案已经不言自明，那就是“以质应质，以文应文”，原文是什么语言风格，译文就应该保持什么样的语言风格。

（三）“三失本、四失本、五失本”——详简问题

“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三失本、四失本、五失本”可以一并论述，因为所谈均为叙事风格的详简问题。佛典原文详尽周密，包含叮咛再三、反复咏叹的颂文，用来复述、小结前面经文的义辞和事情已经说完，另说他事之时，又回过头简述前文的反腾。为了简约起见，这些译为汉语时都可删去不译。道安之前的佛典汉译比较混乱，对待繁复详尽的佛典原文，什么地方可以删？删去多少？译者皆自行其是，随意增删，并无标准可言。到了道安时代，开始有了官方译场，为了大规模翻译的顺利进行，道安制定了删减的标准，认为对于一般佛典而言，反复叮咛、啰唆琐碎的颂文、义辞和反腾都应删去。由竺佛念传译，慧力、僧茂笔受的《阿毗昙》刚译出时因为保留了这些，而被道安批评为“颇杂义辞，龙蛇同渊，金钅俞共肆者，彬彬如也”［9］377，并下令重新翻译，大加删减，最后定稿比初稿少了四卷。颂文、义辞和反腾为可删之处，除此之外，不可随意删减，否则会造成“诸出为秦言，便约不烦者，皆葡萄酒之被水者也”。在《比丘大诫序》中，尤其对于“八辈圣士珍之宝之，师师相付，一言乖本，有逐无赦”［9］412的戒律翻译，道安主张“与其巧便，宁守雅正。译胡为秦，东教之士犹或非之，愿不刊削以从饰也”［9］413，认为戒律翻译既不

可删削，也不可文饰。 三不易”——翻译面临的时代因素、读者因素和译者因素

据前引文，“三不易”是说有三种情况造成佛典汉译的不容易：一是时代因素，佛祖所言必定根据当时情况，如今时过境迁，时俗已变，翻译不得不删雅古以适合当今形势，此为翻译的一不易；二是读者因素，上智下愚，如同天隔，要想把千年之前佛祖的微言大义翻译得合乎凡人胃口，适合时俗，此为翻译的二不易；三是指译者因素，杰出如阿罗汉者尚且如此兢兢业业，何况我等智力平平、未脱生死的凡人岂敢对佛典翻译有丝毫懈怠，否则岂不成了“不知法者为勇乎”？此为翻译的三不易。关于“三不易”，梁启超概括为：“（一）谓既须求真，又须喻俗。（二）谓佛智悬隔，契合实难。（三）谓去古久远，无从询证。”［4］事实上，早在公元224年，支谦就在《法句经序》中发出了“名物不同，传实不易”［9］273的感慨，但是没有指出翻译时具体存在哪些不易。直到383年，释道安才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具体指出了翻译中存在的三种“不易”情况，对《法句经序》提出的这一问题做出了回应。至此，“三不易”分别谈到了佛典汉译面临的时代因素、读者因素和译者因素，正是这三大因素导致了佛典翻译的不容易。

二、释道安态度辨析

分析了“五失本、三不易”翻译思想，再看看道安本人如何看待“五失本、三不易”问题，道安是赞成还是反对？另有两篇文献对这一问题有所涉及，一是释僧叡的《大品经序》，二是佚名人士的《僧伽罗剎集后记》。《大品经序》第三段影射了道安对待“五失本”的态度，内容如下：

予既知命，遇此真化，敢竭微诚，属当译任。执笔之际，三惟亡师“五失”及“三不易”之诲，则忧惧交怀，惕焉若厉。虽复履薄临深，未足喻也。幸冀宗匠通鉴，文虽左右，而旨不违中，遂谨受案译，敢当此任。以弘始五年，岁在癸卯，四月二十三日，于京城之北逍遥园中出此经。法师手执胡本，口宣秦言，两释异音，交辩文旨。秦王躬览旧经，验其得失，谘其通途，坦其宗致。与诸宿旧义沙门释慧恭、僧哲、僧迁、宝度、慧精、法钦、道流、僧叡、道恢、道标、道恒、道悰等五百余人，详其义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以其年十二月十五日出尽。校正检括，明年四月二十三日乃讫。［9］292

僧叡原为道安弟子，知识广博，机智善辩，后来辅助鸠摩罗什翻译了很多佛典。这段话意思是说，僧叡本想竭尽诚心担当《大品经》传译的重任，但提笔之际，每每想起亡师道安“五失本”和“三不易”的教诲，则忧惧交怀，如临危境，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形容也难以表述此时的心情。有的学者依据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居然让机敏如僧叡者恐惧翻译，从而判断道安是反对“五失本、三不易”的，主张不要“失本”。我们再看《僧伽罗剎集后记》中的说法：

大秦建元二十年十一月三十日，罽宾比丘僧伽跋澄于长安石羊寺，口诵此经及《毗婆沙》。佛图罗刹翻译，秦言未精，沙门释道安，朝贤赵文业，研覆理趣，每存妙尽，遂至留连，至二十一年二月九日方讫。且《婆须蜜经》及昙摩难提口诵《增一阿含》并《幻纲经》，使佛念为译人。念西学通内外，才辩多奇。常疑西域言繁质，谓此土好华，每存莹饰，文句减其繁长。安公、赵郎之所疾，穷校考定，务存典骨。既方俗不同，许其五失胡本，出此之外，毫不可差。“五失”如安公《大品序》所载。余既预众末，聊记卷后，使知释赵为法之至。［9］375

这篇序言较短，记载了释道安、赵政主持翻译《僧伽罗剎集》的经过。首先说明译者竺佛念认为梵文繁质，汉人喜欢文丽，主张佛典汉译时进行文饰，但遭到道安、赵政的反对，于是反复校订，尽量保存原文风格。然后又说梵文、汉语语言习惯不同，许其五失胡本，除此之外，毫不可差。对于“一失本”，“许其五失胡本”意味着要改变原文的倒装语序，对于“三失本、四失本、五失本”，“许其五失胡本”意味着删繁就简，这些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对于二失本的文质问题，“许其五失胡本”又该如何理解？如果“许其二失本”，那么佛典汉译应该采用文丽的语言翻译质朴的胡经，但是序言前面刚刚提到竺佛念也是这样想的，却被道安、赵政反对和阻止。这样看来，这篇序言前后有点矛盾，不知是记载有误，还是因为其它原因。序言出自《出三藏记集》，作者未详，但文后标明“余既预众末，聊记卷后，使知释赵为法之至”，应是道安

子或是参与道安、赵政译场的译经僧人所记。

两处文献反映道安对待“五失本、三不易”的态度刚好相反，《大品经序》中释僧叡想起亡师释道安“五失本、三不易”的教诲，吓得不敢翻译，间接地表明了道安反对“五失本”的态度。《僧伽罗剎集后记》则直接表明道安“许其五失胡本，除此之外，毫不可差”， 说明道安赞成“五失本”的态度。关于道安对待“五失本、三不易”的态度，他的两位弟子居然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事实上，由于“五失本”所谈情况非常复杂，尤其是二失本的文质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所以道安本人一直没有明确地表明对待“五失本”的态度，而是主张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三、 结语

鉴于“五失本”的复杂性，任何主张“失本”或“不失本”，采取简单划一的办法对待“五失本”的观点都难免失之偏颇。这样看来，王文颜、陈福康等人的看法，皆有待商榷。我们同意朱志瑜、朱晓农的理解，“三不易”指佛典汉译面临的时代因素、读者因素和译者因素，正是这三大因素导致了佛典汉译不容易。道安时期佛典汉译尚处于无序状态，译本质量参差不齐，辗转传抄中以讹传讹的现象非常严重。对此道安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翻译思想，解决了困惑佛典汉译的语序问题、文质问题和繁简问题，探讨了影响佛典汉译的三种不易因素，为当时大规模译场翻译的有序进行奠定了基础。此外，道安还对佛典汉译的译者和译出年代严加考证，整理编撰了《综理众经目录》，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佛典目录，收录了东汉至东晋两百年间的佛典译本与注释作品，开创了佛教史和翻译史上目录学的先河，为整理佛典译本，保存佛教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注疏经典方面，为了改变佛典汉译初期译本意义隐没、文理欠通的不良局面，道安遍览诸经，先后为《般若》、《道行》、《密迹》、《安般》等佛典作注疏，使佛典要旨一目了然，意义更具系统，开启了佛典文理贯通、经意明晰的时代。佛典有考始自道安，后人因此把道安尊为我国佛学的奠基者。

参考文献：

［1］钱锺书.管锥编［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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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志瑜，朱晓农.中国佛籍译论选辑评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4］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c］∥佛学研究十八篇.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145.

［5］曹明伦.“五失本"乃佛经翻译之指导性原则——重读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j］.中国翻译， 2006，(1)：51-54.

［6］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

［7］王文颜.佛典汉译之研究［m］.台北：天华出版公司，1984：206.

［8］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修订本.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13.

［9］释僧祐.出三藏记集［m］.苏晋仁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

［10］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主编.大正新修大藏经［c］.台北：白马书局，1990.

大学之道翻译及原文篇5

关键词《道德经》 结构主义翻译观 英译

中图分类号:H159文献标识码:A

第一章是老子《道德经》的核心和要义之所在,具有提纲挈领的重要意义。《道德经》第一章翻译的好与坏、正确与失误从根本上关系着翻译文本的学术质量和水平。因此,只需阅读分析第一章的译文文本,就基本上可以对译者的译经水准、译者对原文的把握和对东方文化的理解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本文将从结构主义翻译理论的角度出发对R.L. Wing英译《道德经》第一章进行简要的分析并找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结构主义理据。

1 概述结构主义翻译理论

翻译可以说是一种以语言为媒介的再创造活动,译者要在对原文语言进行深入透彻的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翻译并且力求做到直译与意译的完美结合。尤金・奈达认为:“所谓翻译就是从语义到文本用译文语言最贴切的自然对等语再现出原文传出的信息”。即翻译的目的是传达原文提供的信息,因此对翻译活动的要求也就是明确地再现原文提供的信息。语言具有普遍的表达力,用一种语言所能表达的东西完全可以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结构主义的翻译观认为原文具有固定的意义,原文作者是原文的主体,因而在翻译中译者必须仰视原文及其作者,将其作为翻译中的本原,把再现原文当作自己的中心任务,以求得译文与原文之间的等值。

结构主义翻译理论的总特点在于把一切活动局限在文本的范围之内,认为语言是一个自主的系统,文本也是一个自主的系统,一切意义都包含在结构之中。而且,文本的意义是确定的,只要分析文本的结构,就能发现文本的意义。在翻译的标准上,结构主义翻译理论要求忠实于原文,不允许译者对原文有任何改动,包括增加原文中不存在的内容。不增不减的译文才是完美的译文。严复所说的“信”“达”,就是这个含义。翻译就是复制,不仅应该完全,完美地复制(reproduce)原文的内容,还应该完全地复制原文的形式和风格。从道安,玄奘关于佛经翻译的观点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遇到所谓的不可译的现象时,译者往往采取保留原文本中所使用的语言的方法,不敢擅自进行创造发挥。奈达所说的让译文读者在阅读译文的时候产生与原文作者阅读原文的时候产生的反应一致,尽管注意到了译文读者和译语文本,但也体现了结构主义翻译理论中对原文本的膜拜。由此可见,在结构主义翻译理论中,原文本的地位是第一位的,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切翻译活动都必须受原文本的限制,必须绝对服从于原文本。译者也必须绝对服从于原文本的作者。

2 揭示R.L. Wing 英译《道德经》的结构主义翻译观

通过以下对原本和译本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是非常整齐对仗的,从某种角度来说,译者在翻译中国古代这本经典之书时基本采用的是直译的原则,在翻译时并没有添加过多的主观因素在译文里,换句话说,译者的主观性在整个《道德经》第一章中体现得少之又少。这也就符合了结构主义翻译观所提倡的译者必须仰视原文及作者并将其作为翻译中的本原,把再现原文当做自己的中心任务,以求得译文与原文之间等值的原则。

道可道,The Tao that can be expressed,

非常道;Is not the Tao of the Absolute.

名可名,The name that can be named,

非常名。Is not the name of the Absolute.

无,名天地之始,The nameless originated Heaven and Earth,

有,名万物之母。The named is the Mother of All Things.

故常“无”Thus, without expectation,

欲以观其妙;One will always perceive the subtlety;

常“有”, And, with expectation,

欲以观其徼。 One will always perceive the boundary,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 The source of these two is identical, Yet their names are different,

同谓之玄。 Together they are called profound

玄之又玄, Profound and mysterious,

众妙之门。 The gateway to the collective subtlety.

译者在翻译《道德经》第一章,尤其对原文中个别词语进行翻译时,所采取的策略与结构主义翻译观所遵循的翻译原则不谋而合。例如,原文本的第一句“道可道”:第二个“道”,作动词用,即描述、称说、表达之意。而第一个“道”,是老子哲学的专用名词和中心范畴,它在《老子》一书中频频出现,但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涵义,主要有三层涵义:(下转第163页)(上接第161页)一是指形而上的实存者,即构成宇宙万物的最初本原;二是指宇宙万物发生、存在、发展、运动的规律;三是指人类社会的一种准则、标准。这里的“道”是第一种涵义,即指宇宙万物的本始。它是一种形而上的永恒的存在,可感而不可见,无形无象却又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它产生了宇宙万物,决定了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但它本身却是永恒不变的。从这个意义来讲,“道”类似于西方文化中的“上帝”的概念。从结构上看,原本和译本可以说是完全对仗的,原本当中“道”是主语,中心词,“可道”作为其后置定语来修饰它,然后是谓语或者是系词,最后是宾语。译本中可以说是基本上把原文本直译过来。而且,作者认为R.L. Wing 在翻译这三个“道“也处理的比较得当。再如,原本中有诸如“天地”,“万物之母”等具有强烈中国色彩的词汇,在西方世界,人们更多接触到的是天堂、上帝、基督耶稣之类的词汇,而译者R.L. Wing在处理这些词的翻译时同样采取了直译的原则,并且译者都是用的大写形式。由此可见译者在翻译时完全尊重了原语文化以及原文作者的本意,并在译文中把原文的意义和风格充分地表达出来。

3 结构主义翻译观在R.L. Wing 英译《道德经》中的意义所在

英国翻译理论家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曾强调说,“… a good translation to be, That, in which the merit of the original work is so completely transfused in to another language …”即:好的翻译应该把原文的优点完全地转换到译文之中,他的理论同样强调译者对原文的忠实,“完全”这个词与“正确”,“准确”是同一范畴的概念,其本质无非是强调对原文的绝对忠实。纽马克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翻译方法,这些方法无一不是以文本为中心,以意义的确定性,表达的准确性为追求的最高境界。纽马克提出的语义翻译要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作的上下文意义,即使原文中偏离规范的语法和词汇现象也要保留在译文之中。从对R.L. Wing英译《道德经》第一章的译文可以看出,译者在对原文语言进行深入透彻的理解的基础上,在翻译过程中切实做到了对原文的绝对忠实,不仅从表面结构,而且在深层意义上实现了直译与意译的完美结合。

参考文献

[1] R.L. Wing, Tao of Power,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Limited.

[2] 陈鼓应,今译.老子.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3] 申雨平.西方翻译理论精选[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4] 谭载喜.中西翻译传统的社会文化烙印.中国翻译,2000(2):14～18.

大学之道翻译及原文篇6

[关键词]和合翻译；和合相生；对外文化传译；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G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3 ― 0109 ― 02

一、引言

和合学说源自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人―地―天”自然有序的和生之道强调一种整体性思维。和合学说之于翻译研究，为解决翻译理论研究的纷争提供了新的视角。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塑造了我们民族的整体意识；“和合”翻译思想从整体考量翻译各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国古代哲学家普遍认为新事物、新生命的化生，都是多种差异元素、要素相互冲突、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规定而生生。因此，中国文化精髓只有通过“和合”之径，才能赋予原作新的生命力，与异域文化语言体系中的“异质”元素由“冲突”而“融合”，两种文化共生共存，实现和谐、多元、创生的世界文化体系。

潘文国教授在《中国译论与中国话语》一文中指出：理论构成体系，体系组成于术语，而术语、体系、理论总结起来即称为“话语”，而一套话语被别人认可，即成为理论。〔1〕 而话语权就是说话的权利，是否有这个权利取决于话语的信服度，认可度。中国国力的增强，经济地位的提高，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取话语权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也是对外宣传中国优秀文化思想的有力时机，因此，中国译者应该把握时机，为国家良好形象的树立，争取更大的话语权而努力。

二、和合翻译理论的中西方哲学渊源

中国传统哲学以“天人合一”和“中庸”思想为其精髓，贯穿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各个时期及领域，已然成为华夏大地主流思想并影响其文化价值观念，人文精神及伦理道德的形成。西方和合翻译思想源自古希腊自然科学与理性哲学，其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继承发扬古希腊智者们的“和谐观”，提出了中道理论，认为“中道”就是“适度”、“执中”的意思。亚里士多德把中道作为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正是由于中西方共存“和合”文化底蕴，以翻译为途径之一的文化交流才得以互通有无，彼此促进。

（一）和合翻译理论在中国

和合翻译思想肇始于郑海凌先生《翻译标准新说：和谐说》一文，发表于1999年。郑先生认为“翻译的艺术贵在和谐”。而“和谐说”的哲学基础则源自中国古代文化思想里的“中和”观念。〔3〕 对于中国人，“和合”、“中和”之美是最高的美。中国古代先贤均要求达到这个“最高美”的境界。儒家“中庸”之道讲究“中和”，“允执其中”，“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刘宓庆先生解释为“功源于两端之和合，用系于两级之中和。”此为“天人合一”的自为状态；老子的“大一中和”的政治观“天下浑心”，“天下人心浑然一体，恰恰融和”均表现出了“和合”观念的深厚文化底蕴。〔4〕 刘宓庆先生在其著作中把“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列为中国翻译传统之一。此处，“道”即翻译，“极轨”意指最高准则，完美境界。“所谓圆满调和也就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和合之境。”（同〔4〕）在中国翻译史上直译意译的“折中调和”始于鸠摩罗什，“文约而诣，旨婉而彰”。 （同〔4〕）而就其翻译思想而言，梁启超对玄奘的翻译评价“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至此，我国传统的调和和合翻译思想初步形成。后世的翻译理论，从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以神为用，以形为体”到钱钟书的“化境”论等，均是强调译文与原文的和合均衡，并没有偏离允执其中，圆满调和的主导思想，而且强调“质”中见“效”，人文调和的译论传统。

（二）和合翻译理论的在西方

自古以来，“和谐”一直是西方各学科，尤其是哲学、美学等学科的高频词汇。语言和谐和艺术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毕达哥拉斯学派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提出“美就是和谐”的命题。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提出“对立产生和谐”的观点与中国古代强调的“和而不同”、“同则不继”的思想是一致的。从语言的角度论和谐，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指出语言表达既不能流于平凡，也不能提得太高，而应求其适合。德国著名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认为“语言内在和谐一致”的结构与人们各种细腻的感觉色彩、与语言的名（名称）和实（事物）等都有一定的联系，语言具有“令人赞叹不已的美。”西方现代语言学者格莱斯提出的“合作原则”要求交际双方在语用中必须遵守的原则，而“合作”才是实现语言和谐的必由之路。范淑伦的语言“适应理论”认为语言的适应性是协同性和变异性的统一，要考虑适应的对象、层次、阶段、程度、功能等要素。交际双方相互适应诸上要素，语言才能和谐。这些语言“和谐论”的为翻译和合论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基础。〔5〕

三、和合翻译理论指导下的文化传译

从和合翻译理论的提出迄今，国内几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扩展，补充。郑海凌教授把翻译过程的“和谐”具体描述为：译者与原文之间，译者与译文之间，译文与原文之间，译文内部关系之间以及译文与读者之间均以“不隔”为和谐。此理论实为翻译的最高境界。张从益指出了和合系统与翻译系统的类似性与同构性，其中，“翻译适用选择论”，“自我复制”和“自我指涉”等概念证明了翻译中“话语权”的重要性，对于译文而言，就是冲突与融合后的和合体。在此基础之上，莫运国教授总结了翻译和合说的四点基本特征：恒量性与动态性，模糊性与开放性，层级性与传承性，超越性与创造性，科学系统地阐释了和合翻译理论的性质并指导翻译实践。吴志杰教授通过深入研究，开发了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理论资源，对翻译的本体观，伦理观，审美观等问题作出理论阐释，从“意”、“诚”、“心”、“神”、“适”五个核心范畴尝试建立“和合翻译学”的话语体系。这些思想的提出为中国译论的发展开辟新径，对我国文化对外翻译实践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一）文化传译译文处理中的和合意识

罗松纳・沃伦把翻译看成是一种认知模式以及生存模式，对此他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两种语言的转换就像自然界动植物的迁移，“必须像个人或民族的‘适用’和成长那样 ，只有适应新环境而有所改变才能生存下来。”〔6〕（转引自张从益（Warren 1989： 6）同理，中国文化对外传译中的文明要素要想根植于西方大地，必然要遵循“自然选择”与“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在和合生态系统与翻译体系的对比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和“适中尚和”的核心理念被置于一定的理论高度。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翻译在文化交流中所体现的不平等现象。目前，中国文化由于经济政治及历史原因，仍然相对弱势，在向西方一些强势文化输入过程中，一方面，为了消除历史上文学译作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要树立中国的正面、全面、积极的形象。对于外译的文学典籍一定要选择与“时代”背景和合，与异域文化中所缺的内容“和合”。

（二）文化传译中译者因素和合意识

在中文典籍英译的历史上，译届有过这样一种争论，那就是译者到底是以英语为母语的翻译者还是本族语翻译者更能胜任“译出”的任务。结论不严自明，由于汉语语言系统自身的困难，与印欧语系相差悬殊，再精通汉语的西方翻译家也很难不出现理解表达的错误，而且对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包括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的领悟理解都有一定的困难，就算谙熟中国文化的外国译者也会难上加难。像“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学者为数不多，文化传译的工作，尤其是中国典籍，诗歌等题材的译作最好能实现“中西合璧”，以中国译者为主，尤其是国外华裔翻译学者参与。中国译者负责初译，因其能很好把握原文深层文化涵义，为译文保留源语文学思想及价值观不失真打下基础；加上西方译者在语言表达，及内容理解的后续效应，文本润色，增加了译文的可读性，为译作在国外接受的可持续性提供保障。这样所成之译作融合中西方译者自身的优势，取长补短，共生共存，和合共建。

（三）文化传译中受众群体与策略上的和合意识

翻译策略的直译意译之争在中国其实没有立本之源，潘文国教授称之为“伪问题”。原因在于，直译是来自西方语系相同之间的对译，即字字对译，甚至可以字母对译，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而中西语言类型的显著差异，完全实现直译是不现实的。中国人重悟性，具有整体性思维模式；西方人重理性，体现个体性思维模式。因而中文句式较流放、疏散、重意合；而英语较严谨、紧凑、重形合。所以在中国译论中，中国学者结合汉语英语实际，在直译意译的范畴中提出“折中”的概念，例如朱光潜先生就说过，“直译和意译的分别根本不存在”，巴金所言“好的翻译应该都是直译，也都是意译”。综上所述，中国学者在借鉴外国译论的基础之上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译论，这也不失为和合思想完善译论体系的表现。

四、结束语

纵观历史，世界上几次伟大的思潮的出现都离不开不同民族的相互碰撞。浩浩荡荡的文艺复兴运动再现古代希腊文明精髓；东方的儒学智慧为启蒙运动提供理据。这就又一次验证了中西方在思想文化源流中无法分割的亲缘纽带，也是和合相生的历史硕果。正如莫运国教授所言：“东方的人文艺术翻译思想应该与西方的科学翻译思想和合，而西方的系统化科学翻译思想应该与东方的人文精神和合，最终实现世界翻译理论的和合之势。”〔7〕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传译是我国对外形象展示的依据之一，肩负着本民族权力话语向世界宣扬的重任；和合翻译理论的提出为译论提供了更为开阔的理论思维和视野，从整体指导翻译过程，不仅丰富了我国的译论体系，也为世界翻译理论的建构贡献我们的力量。

〔参 考 文 献〕

〔1〕潘文国.中国译论与中国话语〔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2，（01）：1.

〔2〕张立文.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上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7.

〔3〕郑海凌.翻译标准新说：和谐说〔J〕.中国翻译，1999，（04）：3.

〔4〕刘宓庆.中心翻译思想比较研究〔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11）：61.

〔5〕冯广义.语言和谐论〔M〕.人民出版社，2007，（11）：19-43.

〔6〕张从益.和合学途径的翻译研究〔J〕.外语学刊，2009，（03）：85.

大学之道翻译及原文篇7

关键词：《道德经》 文化负载词 陈荣捷 Peter Merel

《道德经》作为中国哲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经典著作，对中国文化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方汉学家们普遍认为《道德经》中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精髓.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翻译研究转向语言学层面，70年代，翻译转向了文化层面。王佐良指出，“没有比翻译更能体现出文化的联系和交流的了”（王佐良，1991：80）。正确翻译文化负载词，尤其是中国典籍文学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负载词，在翻译向文化层面转向的现代和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文化交流日益紧密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比较陈荣捷和Peter Merel的《道德经》的英译本，指出在翻译中国典籍文学作品时要重视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一、文化负载词和《道德经》

英汉两种语言属于不同的语系，因此必然存在文化上的差异和障碍。谭载喜将其称之为由于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世界观、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所导致的“词汇空缺”。按照《剑桥英语国际词典》的定义，文化是指特定社会或社会内部在特定的时期所拥有的特殊的生活方式，包括习俗、信念，以及持续不断的文学、艺术、音乐等传统。文化负载词，是指那些承载着特定文化内涵的词汇或短语。按奈达的观点，文化负载词可分为生态文化负载词、物质文化负载词、社会文化负载词、宗教文化负载词和语言文化负载词。因此，正确理解和翻译文化负载词对于打破跨文化交际障碍、传播文化、填补词汇空缺起着关键作用。

《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为当时诸子所共仰，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它是由东周春秋末、周收藏室吏老子（老聃）所著，共81章，前37章为“道经”，后44章为“德经”，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老子的思想作为“道家思想的源泉，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的思想不仅对哲学、政治学、社会学、诗学方面产生了影响，而且在教育、政治、法律、经济、逻辑学、心理学和宗教方面都产生过不可忽略的影响”。西方人最初了解老子不是通过电视的形式。早在唐朝，玄奘法师就将《道德经》译成梵文，传到印度等国。从16世纪开始，《道德经》就被翻译成了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日文等。此后，《道德经》英译本数量之多难以计数，在西方，《道德经》的翻译数量仅次于《圣经》。

二、《道德经》中文化负载词翻译比较

（一）语言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语言文化负载词是指那些承载着特定语言团体、语言系统的音系、语法和形式等特征的文化词汇。英汉两种语言来自不同的语系，英语属于印欧语系，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汉语是具体和象形的，重意合；英语则是抽象和由字母组成的语言，重形合。

（1） 执大象，天下往。（Chapter35）

Peter：If you accord with the Way，all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will keep you.

陈荣捷：Hold fast to the great form （Tao），And all the world will come.

英语是形合语言，主语是不能省略的，而汉语是意合语言，尤其是古代汉语中，主语时常省略。上述例子中就是主语省略的典型。事实上，综合上下文来看，此句话的意思是只要统治者掌握了“道”，那么普天之下就会追随他。分析Peter和陈荣捷的译本可以看出，Peter用一个人称代词“you”来作为例（1）前一分句的主语，后一分句的主语译为“all the people of the world”，显而易见Peter意识到了此句实际上是指“（圣人）执道，（天下）往”，前后分句主语不同。与之相比，陈荣捷翻译第一分句用了祈使句，主语是“all the word”。这两个译文，虽然与原文的意思有一点小小的出入，但都还算是比较好地译出了原文的语义。

（二）物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物质文化负载词，指的是最能反映一个民族中物质文化特点的词汇。例如：特定语言团体日常所用能反映其日常生活的食物、服饰、工具、设备和产品的文化词汇。

（2）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Chapter32）

Peter：The Way has no true shape， and therefore none can control it.

Wing-Tsit Chan：Tao is eternal and has no name. Through its simplicity seems insignificant， none in the world can master it.

“朴”是老子哲学思想的重要概念，这体现在不同章节的论述中：“敦兮若朴”（第十五章）；“见素抱朴”（十九章）；“复归于朴，朴散为器”（第二十八章）；“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第三十七章）；“我无欲，而民自朴”（第五十七章）。例（2）中，“朴”已不再指“树”，而是指与“道”相同的一种壮态，此状态与具体的事物是一种相对的状态。具体说就是“视而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第十四章），是一种“看不见，听不着，触不到”的质朴的状态。Peter的翻译，在读者看来是很难理解的。Wing-Tsit Chan则将“朴”的内涵用“simplicity”（简单）一词翻译出来，颇能体现“道”的“合而为一”，易于读者对整句意思的把握。

（三）生态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生态文化负载词是反映某一语言团体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以及生存条件等环境特色的文化词汇。

（3）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Chapter31）

Peter：……

Wing-Tsit Chan：In auspicious affairs，the left is honoured.In inauspicious affairs，the right is honoured.The lieutenant general stands on the left. The senior general stands on the right.This is to say that the arrangement follows that of funeral ceremonies.

Peter省略了例（3）两句话的翻译，造成了严重的语意缺失和文化缺失。

此处的“尚左”“尚右”是古代社会的一种重要观念。这句话解释了在古代中国，以左为上为尊，以右为下为卑，君子贵左，吉事尚左；而在丧事、军事等所谓凶事活动中，则以右为上为尊，以左为下为卑，用兵贵右，凶事尚右。古人以左为阳，右为阴，阳生而阴杀；老子所说的“凶事尚右”，是他的反战思想的集中表现。在同一章中老子曾说“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老子之所以说“上将军居右”“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是因为在他看来真正的君子平时要保持谦卑的状态，要严肃而审慎地对待战争，即使到了迫不得已需要战争时，对于阵亡之人要给予最大的同情，将其尊为“右”位。Wing-Tsit Chan对例（3）做了详细的翻译和解释，译文不仅忠实于原作，而且传递出了古代中国文化的原味。

（四）社会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对比

社会文化负载词是指承载一定社会习俗、社会生活和行为方式的词汇或短语。例如颜色类的词汇，对人的谓语等。

（4）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Chapter28）

Peter Merel：Using the male，being female…. Using strength，being weak….using the light， being black.

Wing-Tsit Chan：He who knows the male and keeps to the female；…He who knows the white and yet keeps to the black.…He who knows glory but keeps to humility.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古汉语中许多词汇的语义在现代汉语中许多词义都已发生了变化，这要求译者必须正确理解古代汉语文化词汇，并根据上下文准确再现其当时的含义。例（4）中，“雄”与“雌”并非单纯指性别上的差异，它们指主要两种不同的状态：前者指“刚强”，后者指“柔弱”。Peter和陈荣捷都将这两个词分别直译成“male”和“female”，显然不太符合逻辑。不过，Peter在后面一句的翻译中解释了这两个词所隐藏的意思，即“刚强”和“柔弱”。在对“知其白，守其黑”的翻译中。陈荣捷将“黑”翻译成“black”。在西方，black一词往往表示“悲哀、不幸”等语意。peter将句中的“黑”翻译成“light”“dark”说明，Peter较恰当地传递出了句中的比喻义，但由于Peter省略了“知其荣，守其辱”这句话的翻译，因而造成了一定的语意和文化的缺失。

（五）宗教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对比

宗教文化是重要的人类文化之一。几乎每个社会团体都有自己的。宗教文化负载词是指那些承载着特定语言团体的特定宗教传统的词汇和短语。在处理涉及到宗教词汇的翻译时，要注意恰到好处地再现原文的宗教文化。

（5）道。

Peter Merel：The Way

陈荣捷：Tao，doctrine，the way.

“道”是老子思想的核心概念，共出现74次。“道”主要有三种含义：一是形而上学的实存者，即构成宇宙万物最初的本源；二是指宇宙万物发生、存在、发展、运动的规律；三是指人类社会的一种准则、标准。陈荣捷大部分使用了音译，将“道”译为“Tao”，以保留其精神实质，同时还可以保持这个核心概念在《道德经》中的贯穿和统一。但陈荣捷简单地将“道”字译为“Tao”，而并未做任何注解，这就使“道”这个原本博大精深，富含哲学韵味的词泛化成为概念不清的词，原词的文化内涵和哲学深意都随之消解。译者应该根据不同的“道”给出不同的翻译，或者将“Tao”加注以便帮助目的语读者更好地理解“道”的文化内涵。而Peter Merel采用了意译的方法将“道”翻译成不同的词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道”的多重文化意义，特别是在“道”翻译成way（s）时，西方宗教元素已经渗入了，不仅将中国的“道”介绍给西方，也保持了“道”的“原汁原味”了，对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起到重要作用。在西方，“Way”一词有着浓厚的宗教意义，它是和“Life”（生命），“Truth”（真理）相并列的词汇。《道德经》的多种英译本中，许多西方学者选择了“way”一词，有着深层次的宗教文化原因。

（6）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Chapter42）

Peter Merel：The way bears sensation， sensation bears memory，sensation and memory bear abstraction，and abstraction bears all the world.

陈荣捷：Tao produced the One，The One produced the Two，The Two produced The Three，The Three produced the ten thousand things.

数字在《道德经》中出现的比较频繁，而且具有宗教文化意味。此处的“一”“二”“三”并非指确切的数字或具体的事物。事实上，“一”“二”和“三”一起代表着万物从无到有的变化过程，也是《道德经》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一”就是指气，“二”指阴阳，“三”为天地人。Peter将“一”、“二”和“三”分别翻译成具体可数的事物，而Wing-Tsit Chan各将“一、二、三”分别翻译成“One、Two、Three”，大写首字母，将它们概念化，符合《道德经》中数字的概念，也符合老子思想。

三、结语

汉语典籍翻译自身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汉语典籍著作是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结晶，它在思想内容、语言形式、文化意蕴等方面都独具特色，不同于现代作品。如果说一般的翻译要沟通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化和受众，那么典籍的翻译则还需要跨越时间去沟通（蒋坚松，2002： 11），译者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时代的局限性，都增加了《道德经》翻译的难度。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转化。奈达指出：“真正成功的翻译，二元文化要重于二元语言，因为语言只有在文化中才能起作用，才有意义”。总之，翻译承载着文化传递的使命，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因素要比技术因素更加重要。通过对《道德经》两个不同英译本的分析比较，发现译者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上各有千秋。

参考文献：

[1]Lao Tzu.Tao Te king[Z].Trans. Peter Merel，http：//

/Laozi/097/.

[2]Lao Tzu. Tao Te king[Z].Trans.Wing-Tsit Chan，http：//

/Laozi/097/1963.

[3]Nida，Eugene.A.，C.R.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4]Nida，Eugene.A..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

[5]Wang Zuoliang.A sense of Beginning：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91.

[6]陈鼓应.大中华文库·老子[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7]冯友兰.英汉对照中国哲学简史[M].赵复三译.天津：天津社会

科学院出版社，2007.

[8]蒋坚松.古籍翻译中理解的若干问题[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1，

（11）.

[9]刘靖之.翻译——文化的多维交融[A].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C].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

[10]圣经[M].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

协会，2005.

[11]谭载喜.翻译中的语义对比试析[A].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选

编.翻译技法与翻译理论论文集[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

[12]老子.道德经[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大学之道翻译及原文篇8

关键词：翻译活动；调控；伦理道德；社会政策；法律法规

一、引言

翻译可以促进社会的富强、民族文化的振兴以及人类的共同进步。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想象，人们对其本质认识还很少。在翻译活动中有不同分工的生命体的组合可以包括原文作者、译者、读者、翻译发起人、赞助人、出版商、编辑、译文、审查者、译评人、营销者、版权人等。翻译者从不同角度探讨翻译，有学者从宏观和微观上探讨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控[1]，也有以“赞助人”为视角从意识形态p经济收入及社会地位三个方面探究赞助人对翻译活动所起到的影响及操控作用[2]，还有建国初期十七年新中国翻译活动的过程及其制约因素探讨[3]以及个案研究，分析“林则徐冒着政治风险，设立译馆，组织搜集和编译报纸和西书，监督译文质量，为译者提供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保障”[4]，从不同角度来研究翻译活动，为新时期翻译活动的健康发展提供借鉴，但是从翻译活动调控机制核心要素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去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少见。本文旨在理清贯穿于翻译活动调控机制的核心要素梳理，对翻译活动调控机制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外界环境因和内部因素进行溯原追踪和学理讨论。

二、翻译活动调控机制中的多维要素及其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一）对翻译活动的调控

从市场的角度来讲，对翻译活动的调控可以理解为政府为弥补市场在调节翻译活动时的缺陷而需对翻译活动进行“调节”和“控制”的各种措施。从法制的角度来讲，翻译活动中的调控可以理解为在一个特定的时段，政府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为引导和规范翻译活动等目标而设计和制定的一套权威性高的法律规范和稳定性强的具有一定政策手段的制度。

（二）翻译活动的调控涉及多重要素，核心要素主要包含以下几点：

1.伦理道德

伦理与道德，虽然提法不同，但在内涵上是一致的。伦理是“可信、可靠”，与此相关的是“平等”和“尊重”[5]。翻译活动的调控可以通过伦理道德理论中个人信念和价值观等内因进行影响，还可通过社会舆论，适当的、必要的行政手段等外部施加作用以达到“可信、可靠”。

翻译的伦理道德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调节个人与翻译活动、个人与他人的翻译活动、个人与翻译活动的社会要素之间的多维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同时也是个人从自身的自我属性向社会属性转变和自我完善的一种手段和目标，进而达到各语言文化之间的平等，同时，另一方面也表明伦理在翻译活动中的重要规约作用。

2.社会政策

社会政策概念可追溯到19世纪，一般认为是由德国社会政策学会（VereinFurSozialpolitik）的骨干成员之一瓦格纳（AdolphWagner，1835-1917）提出[6]。社会政策在对于大多数国人还是一个新的词汇，学界对其进行深入阐述的不多。在中国，广义的社会政策包括社会事业政策，政府为解决市场无法解决的负外部性问题所作的各种制度安排，旨在通过调整社会关系和规范社会行为来维护社会秩序、改善社会环境，确保社会秩序正常。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诸多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需要社会政策，并催生中国社会政策研究。

翻译活动是一项错综复杂的社会活动，对翻译活动的调控是涉及一系列公共法律、法规和政策。对翻译活动的调控是为了促进、抑制或规范译者、读者、翻译发起人、赞助人、出版商、编辑、译文、审查者、译评人、营销者、版权人在翻译活动中的行为。翻译活动的调控会牵涉到为各种不同目的、目标而通过一定的准则、计划、行动实现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以及为解决这些利益冲突进行的调整。它具有复杂性、动态性和持久性，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和进行调整。

3.法律法规

广义的法律包括法律以及有法律效力的解释及其行政机关为执行法律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的法的整体；狭义的法律专指拥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法规是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的法定文件的总称，通常指的是法令、条例、规则、章程等。

翻译活动的调控需要规范性文件（如规章）来进行引导和制约。翻译活动的调控机制诸如政府正式通过对外文出版社中文小说英译的制控来实现中国对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输出，并以此方式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侵蚀。而这种对出版社的操控主要是通过国家所制定的出版原则与规定等方式实现的。作为赞助人，国家政府主要通过经济、社会地位以及意识形态三方面的制控达到其操控的目的。

（三）翻译活动调控中翻译伦理、翻译法律法规和翻译政策的关系

1.先有翻译活动后有翻译伦理，最后才从翻译伦理分离出翻译法律法规与翻译政策。翻译伦理是来源于人类社会对翻译活动的意识，于人类社会在进行或接触翻译过程中产生。政策是政府、机构、组织或个人为实现综合目标而制定的，不具有国家意志的属性。法律是由国家制定、公布及施行的，具有国家意志的属性。

2.翻译伦理强调义务，强调什么是人可以做的，其本位是译者及从事翻译相关产业者应尽的义务。翻译政策的制定以法律法令为基础，具有原则性、概括性和伸缩性。翻译法律法规强调权利的同时要求完成一定的义务，但其本位是权利。

3.翻译伦理是以译者和从事翻译产业相关工作者（翻译发起人、赞助人、出版商、编辑、审查者、译评人、营销者、版权人）的良心或社会的舆论作为规约，但不具有强制性。翻译法律法规通过国家及其相应机构进行制裁，国家及其相应机构在实施制裁中采取强制力加以保证，使之具有较强的、普遍的约束力。翻译政策仅对从事翻译和从事翻译相关产业者具有约束力。

4.翻译伦理支配译者和从事翻译产业相关工作者内在的良心，翻译法律法规则是约束译者和从事翻译产业相关工作者（翻译发起人、赞助人、出版商、编辑、审查者、译评人、营销者、版权人）外在的行为，翻译政策则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和制约作用。从源头上讲，翻译所起的最为本质的作用之一，便是其基于交际的人类心灵的沟通。因而翻译活动的调控诸因素中翻译伦理应该是首要的。

三、结语

译者和从事翻译产业相关工作者（翻译发起人、赞助人、出版商、编辑、审查者、译评人、营销者、版权人）的行为均受到上述因素的制约，如能因势利导，必将产生积极地效应。

参考文献：

[1]孙宁宁.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控[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年（1）：104

[2]李茜.赞助人对翻译活动的操控[J].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42

[3]张小玲.权力意识操控下的翻译活动及启示[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610

[4]苏艳.林则徐的“夷情”探查与翻译赞助活动[J].外国语文研究，2015（3）：68

[5]朱志瑜.翻译研究规定、描写、伦理[J].中国翻译，2009（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