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社会论文范文

人口与社会论文篇1

一、著作类

关于中国近代人口的著作很多，像东北经济区统治年鉴：我国历代人口之二――我国近代人口，金毓服的《东北通史》一书中也提及到了东北近代人口的现状问题，范立君主编的《近代关内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以及胡焕庸先生所著《中国人口地理（上下册）》（上海：华东师范人学出版社，1986）等，还有关于流民的专著池子华所著《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流民，作为一个人口组成的一个部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古代近代和现代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作者在依据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总结了多年的研究成果，探讨了中国近代流民的发生机制近代流民的流向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种种影响，通过对流民问题的透视，有助于读者全景式地了解中国近代社会。

人口史方面研究的著名专家葛剑雄先生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此书三十余万字，不仅有中国二千多年以来人口数量变化及其原因和特点分析，而且还包括人口构成、人口再生产、人口分布和人口迁移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对中国人口调查制度的起源和演变过程、现有人口资料的评价和运用等均作了论述。在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研究上，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是姜涛，其相关著作有：《中国史话?近代经济生活系列：人口史话》（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2011）、《中国近代人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以及发表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几篇文章“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其中，《中国史话?近代经济生活系列：人口史话》一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中国人口流变的历史进程，并从时间和地域等方面着重对清朝前中后三期、南北方人口的发展变化作了细致的描述，深挖每一次变动的具体成因，为今后我国人口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姜涛同志所著《中国近代人口史》，作为“中国社会史丛书”之一种，包含了清初至新中国成立前人口增减、地域分布、人口流动态势、农村与城市人口的构成、统治阶级的人口政策等等，不失为一本系统且详尽的人口性著作，可以说揭启了近代人口历史的面纱。

此外，还有行龙所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和一些文献类“中国人口”丛书著作：《中国人口（辽宁分册）》（中国政治经济出版社1987.12）、《中国人口（吉林分册）》（中国政治经济出版社.1988.10）、《中国人口（黑龙江分册）》（中国则政治经济出版社1989.4），其中行龙所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一书第一次从社会史的角度对中国近代人口史进行了探讨。这是一部以中国近代人口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关系等一系列历史问题的学术专著。

二、报纸论文类

对于社会史中人口史的研究除了以上提到过的著作外，还有一些文章论文对这一问题做了比较详尽的研究，特别是对于东北近现代人口史的研究，如：胡焕庸的“东北地区人口发展的回顾与前瞻”、刘含若的“东北人口史再探―兼评中国人口东北三省历史人口部分”、王晓峰（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刘金福（吉林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近代东北俄侨人口状况的历史考察”等，其中“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一文讲述了近代，特别是东北开始大规模开发后，东北人口的迅速增加。文中强调了大规模移民是近代东北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对于东北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人口组成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相关的学位论文，如：论文集“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陈彩章所著.民国丛书：第三编第16册.上海：上海书店，1930）、浙江大学范立君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1860-1931）”、吉林大学人口学硕士田步伟的学位论文“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研究”、吉大刘新荣的博士论文“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任启平，陈才“东北地区人地关系百年变迁研究一人口、城市与交通发展”等等。其中，“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文结合人口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从多个角度对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分析。探讨了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及变动趋势、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空间分布结构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本文对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剖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三、期刊类

期刊中包括人口史的文章主要有：姜涛的“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近代史研究，1994，（03）.）“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战略与管理，1994，（04）.）、刘含若的“东北人口史初探”（学习与探索，1983年06期）、刘新荣的“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长白学刊2012年第1期2012总第163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吉林长春130012）、王国臣的“近代东北人口增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学刊2006年第2期总第156期，延边人学经济管理学院，吉林延吉133002）、徐德莉的“近代化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学术论坛2010年第6期总第233期）、王晓峰的“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民浅析”（东北亚论坛，2000.4.）、高乐才的“近代中国东北移民历史动因探源”（东北师人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总第214期，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24），还有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1期总第120期王杉“九一八事变前华北与东北间人口流动的特点及影响”、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由茅家琦和池子华合作的“探索中国近代人口演进的历史轨迹―中国近代人口史简评”、胡焕庸的《中国人口之分布》其原载地理学报1935年第2期，现已收入论中国人口之分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杆1983年版）、阴山学刊2006年12月第19卷第6期由高忠芳，侯德仁发表的（苏州人学社会学院，江苏苏州215021）“铁路发展与近代人口流动”、宫玉松的“略论中国近代农村人口迁移的特点和性质”（中国农史1989年第2期，山东财经学院社会科学部）等等。

以上期刊中的文章多侧重于对人口增加流动和移民问题的研究，例如“近代东北人口增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近代化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人口增长和流动的问题。对人口流动迁移的研究，有利于我们从社会史的大的方面去更加深刻的研究东北史，同时也是对社会史的又一次认识。

人口与社会论文篇2

一、国外研究

二战以后，面对世界人口的飞速发展，世界各国的人口学者指出了不同的解决理论与方法。美国刘易斯（W•A•Lewis）提出人口增长促进经济增长理论；前苏联人口学家乌尔拉尼斯（B•IS•YpnaHuc）也提出人口增长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美国斯坦福大学保罗•埃里希教授提出“人口零增长理论”，在美掀起了一场“人口零增长”运动。后来的梅多斯也持这一观点法国的人口学家朗德里（A•Landry）提出人口转变理论；法国人口学家索维（Sauvy）提出了著名的“适度人口论”，为后期的人口可持续发展理论提供了理论前提。上世纪70 年代以后，西方国家人口生产普遍下降，各国学者在寻找人们生育行为动因时提出了各种解释理论，赫茨勒认为：“经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家庭经济”理论，索维等人的“生育率因素论”则从多种因素分析人们的生育行为及人口增长。

就国外的研究来看，他们很关注人口对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的相互关系，在探讨人口生产行为时，许多学者注意到了经济因素对人口生产的影响。但除人类学家之外他们都很少谈及文化对人口生产的影响，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生育文化。他们的研究对分析我国人口生产的动因，控制人口，实施可持续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二、生育文化

生育文化是一个内容广泛的概念，它是在家庭中，在特定的人口生产关系下，围绕人口的生育行为所形成的文化，它具有广泛而丰富的内涵：

张纯元在《走计划生育的治本之路》中界定：生育文化就是人类关于生育活动的思想、观念、理论、传统、习俗、道德以及与其相关的法规、制度的总和，也就是与生育活动有关的意识形态及其凝结物。生育文化属精神范畴，而不属物质范畴。

赵文深在《论生育文化》一文中提出：所谓生育文化就是建立在一定经济、社会条件之上的生育观念文化与建立在一定科技发展水平之上的生育科学文化的合称。

三、生育文化的历史类型及产生背景

人类自产生以来，经历了古代社会、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三个发展时代.与时展相适应，人类的生育文化也大体经历了三种类型的变迁，即：经历了古代型(或原始型)生育文化、传统型生育文化和现代型生育文化的变革。

古代型或原始型生育文化，其特征就是属于接近原始的本能状态的生育文化。当时，对两性结合、怀孕和生育几乎没有任何限制，生育子女的数量完全受自然的生理运动规律支配，对子女的养和教也处于一种原始的蒙昧状态。另一方面，生殖崇拜是这一时期生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原始人类的一项重要的意识活动。古代先民的生殖崇拜现象，应视为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起源。生殖崇拜作为人类自我肯定的努力和种族缔造欲望的展现，对古代人口繁衍、物质生产和社会发展都曾具有深远的影响。原始社会的生育状况及后人们所谓的原始型的生育文化，是由当时极其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原始社会的人们之所以崇拜生育，就是因为生育对每个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的生存尤为重要，它是生产力的象征，是生存和血脉延续的需要。

传统型生育文化是早生、多生和“粗放式”养教的生育文化。其经济基础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经济，以一家一户为基本单位，为了增加劳动力，每个家庭都具有增殖人口的欲望和内在动力，加之奴隶主和封建统治者出于军事、政治和赋税等的需要，也极力主张增殖人口。因此，在整个传统社会，生育文化的特征就具体地表现为早婚、早育、多育、重男轻女及粗放式养教后代这样一种模式，目前，我国在一些落后的农村地区，人们的生育文化仍表现出较强的传统生育文化的特色。

四、生育文化的发展现状

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要求“引导广大群众树立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型生育文化”，作为人口文化核心的生育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自此逐渐被肯定，随之其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也逐渐被认知。目前，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新型生育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计划生育的基础、整合以及中介作用不容忽视，同时对于推动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亦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概念进行详细的阐释之后，新时期新农村建设问题日渐提到议事日程，作为人口文化核心的生育文化建设同时也将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张纯元、陈胜利：《生育文化学》，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1。

[2]［英］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原始文化》（中文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1。

人口与社会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F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4-0117-05

Abstract：Based on the theory of psychological distance（dimensions of spatial and social distance） and CL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 of spatial and social distance on the OWOM usefulness of virtual community through setting up different scene by experiment method data analysis by SPSS21.0 softwar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distance （social distance） is near， the low construal level of OWOM is more useful. On the contrary， when the distance （social distance） is far， the high construal level of OWOM is more useful. When the spatial distance and social distance interact， the main effect of social distance is significant.

Key words：psychological distance； CLT theory； virtual community； OWOM usefulness

虚拟社区是依托网络信息技术将具有共同兴趣或需求的若干客体联系在一起的虚拟共同体。在虚拟社区中，成员之间可以实现信息或知识的共享与借鉴。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虚拟社区逐步成为电子商务领域重要的应用形式。虚拟社区的出现与发展实现了成员跨地域的互动交流，?M而影响到消费者的消费行为[1]。社会化媒体背景下，虚拟社区在线口碑营销已成为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又一利器。

国外学者根据口碑效价将口碑划分为正面口碑和负面口碑。有研究表明负面口碑比正面口碑更易被广泛传播且为顾客所关注[2]。凯度的2015年《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显示中国用户开始担心社交媒体给生活所带来的影响，64.7%的受访者认为社交媒体带来了正面影响，与上年相比下降12.1个百分点。社交媒体的匿名性、动态性以及随机性，使得消费者肆意发表个人评价甚至滋生脱离实际的信息；这些负面口碑会被大肆传播并被无限扩大，从而危害企业品牌形象[3]。因此，如何为在线口碑营造一个健康的虚拟社区扩散环境成为学者们研究的一大课题。关注虚拟社区在线口碑的效价研究，深入分析心理距离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的影响，对于减少虚拟社区内脱离实际的口碑信息的肆意扩散，以及帮助企业利用虚拟社区平台达到口碑营销的目的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对于虚拟社区口碑的研究至关重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然而，目前研究多从消费者行为理论、传播学理论等层面对虚拟社区口碑进行研究，学者们多利用信息处理理论、消费者态度理论和消费者行为理论等理论，从口碑属性、口碑传播及再传播等不同方面对虚拟社区口碑进行探究[8]。近些年，心理学理论逐步被运用到营销行为中，尤其是心理距离理论的应用。心理距离主要包括时间距离、空间距离、社会距离以及假设性。由于从时间角度来看，进行有效性评价时，口碑信息已形成；所以本文将研究重点置于负面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的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两方面。

1 文献综述

1.1 口碑效价

依据Mudambi等人的定义，口碑效价是指口碑传播者的有利于接受者做出购买决策的在线口碑评论[4]。张敏等建立消费者冲动性消费模型，通过实验法分析网络口碑的属性对消费者冲动性购买的影响，并通过Logistic进行回归分析[5]。王德胜等基于虚拟社区角度验证了抱怨反应对于负面口碑与品牌转换之间的调节效应，并从不同角度提出建议[6]。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以及口碑营销的价值，尤其是负面口碑造成的影响，使得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关注口碑有效性的研究[4，7]。学者们多基于信息处理理论、消费者态度理论和消费者行为理论等理论，从传播者、口碑特征、接收者等不同角度对影响口碑有效性的因素进行探究[8]。

1.2 心理距离（空间距离、社会距离）

心理距离以此刻此地的自我为参照，在时间、空间、社会以及假设性（概率）等维度上衡量了事物的认知距离[9]。心理距离主要包括时间距离、空间距离、社会距离以及假设性。近些年国内外学者针对心理距离的不同维度进行了研究：余金艳等构建时间距离地图，虚拟商圈特征并验证了时间距离对消费决策的影响[10]；张梦等基于酒店评论研究了不同时间和社会距离背景下不同类别评论对购买意愿的影响[11]；车诚等分析总结了时间和社会距离对网购决策的框架效应，为营销实践提供了参考[12]。由于从时间角度来看，进行有效性评价时，口碑信息已形成；所以本文研究重点为负面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的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两方面。

1.3 CLT理论

Trope和Liberman所阐述时间距离对解释水平的影响，逐步被扩展到心理距离的其他方面，并得到了验证[13]。解释水平被划分为高解释水平和低解释水平；人们往往倾向于用高解释水平对未来事件进行抽象性表征，用低解释水平对近期事件进行具体性表征[14]。解释水平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消费者评价、消费者决策等研究中，为商家进行有效管理提供了理论借鉴。柴俊武等将解释水平作为调节变量，研究了解释水平对消费者的延伸评估的作用[15]；苏凇等基于CLT理论针对逆营销对消费者行为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对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x[16]；陈柏霖针对如何实现口碑传播效果最大化的问题，结合CLT理论和调节定向理论对社交媒体口碑传播效果进行研究[17]。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假设

2.1.1 空间距离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

空间距离是行为人以“此地”为参照，对空间距离远近程度的个体感知。Fujita等发现空间距离影响解释水平的作用机制与时间距离相似，当空间距离较近时，人们倾向于利用低解释水平来描述客体或者事件；当空间距离较远时，人们倾向于利用高解释水平来描述客体或者事件[18]。消费者行为都存在于一定的空间距离中，为了此次研究情景的需要，本文将空间距离分为本市和外省市两类。消费者感知到的空间距离不同，并基于不同的解释水平；进而，影响不同消费者对同一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感知水平。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空间距离较近时，接收者感知低解释水平（具体、局部及表面）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反之，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空间距离较远时，接收者更倾向于高解释水平（抽象、总体及本质）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因此，提出假设：

H1：接收者感知的空间距离远近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影响显著。

H1a：当口碑传播者位于本市时，接收者感知低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更有用。

H1b：当口碑传播者位于外省市时，接收者感知高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更有用。

2.1.2 社会距离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

社会距离即自己与事件或者客体关系远近程度而形成的个体感知。美国学者Park进一步阐述了社会距离：社会距离是个人主观意愿下，与某群体之间远近程度的个人主观感受[18]。为方便此次研究情景，本文将社会距离划分为相似他人和不相似他人两类。消费者感知到的社会距离不同，并基于不同的解释水平；进而，影响不同消费者对同一在线口碑效价的感知程度。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相似他人时，接收者感知低解释水平（即具体、局部及表面）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反之，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不相似他人时，接收者倾向于高解释水平（即抽象、总体及本质）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因此，提出假设：

H2：接收者感知的社会距离远近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效价的影响显著。

H2a：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相似他人时，接收者感知低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更有用。

H2b：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不相似他人时，接收者感知高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

2.1.3 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的交互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

消费者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感知程度往往受多个因素共同的作用，根据以上假设可知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的远近对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的效价具有交互作用。但是，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在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研究中的主效应哪个显著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认知心理学理论认为：越抽象的客体越难建立情感关系，感知到的心理距离也就越远[19]。因此，本文认为：当虚拟社区在线口碑的传播者与接收者是相似他人时，情感关系造成的影响将大于空间距离的影响，即无论口碑传播者位于本市还是外省市，虚拟社区在线口碑的效价无显著差异；反之，当传播者与接收者是不相似他人时，尽管所生活的城市与不相似他人都很抽象，但是接收者更易对所生活的城市产生情感。因此，这种情境下，空间距离产生的作用将更大，即相比于口碑传播者位于外省市的，当传播者位于本地时，虚拟社区在线口碑的效价更高。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相似他人时，无论口碑传播者位于本地还是外省市，接收者对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效价感知无显著差异。

H3a：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相似他人时，当口碑传播者位于本地时，接收者感知低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

H3b：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相似他人时，当口碑传播者位于外省市时，接收者感知低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

H4：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不相似他人时，相比于口碑传播者位于外省市，当传播者位于本市时，接收者感知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

H4a：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不相似他人时，当口碑传播者位于本地时，接收者感知高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

H4b：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不相似他人时，当口碑传播者位于外省市时，接收者感知高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

为便于本文假设的描述，将本文假设总结如下。详见表1。

2.2 实验对象

本文选取山东农业大学、山东科技大学、青岛理工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在校学生为研究对象，采取简单随机抽样法，从上述学校在校生中随机抽取学生参加实验，为保证实验效果，对于被试者有如下要求：被试者来自不同学校、不同年级、不同专业，被试者半年内有过4次以上、或者两个月内至少有一次网购经历的学生参加实验，且在一年的时间内未参加过相似实验。

2.3 实验设计

本文共3个实验情景，分别为：2（空间距离：本市/外省市）×2（解释水平：高/低）、2（社会距离：相似他人/不相似他人）×2（解释水平：高/低）、2（空间距离：本市/外省市）×2（社会距离：相似他人/不相似他人）×2（解释水平：高/低）。为便于实验开展及数据分析，各因素测试项见表2。

本实验采用问卷法，问卷主要围绕“近社会（空间）距离/远社会（空间）距离对消费者感知高解释水平/低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影响”。以“社会距离为近时对低解释水平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影响”为例：假设你准备买某一款短袖T恤，在某虚拟社区内看到了如下详细、具体的评论时，当口碑者是相似他人时，这些评论是否会对你的购买决策起到多大作用？

本实验共设置调查问卷16套，问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被试人的个人基本情况和网购经历，采取一般性选择；第二部分为对应的实验情景设置和测量项设定，采用Liker5点评分量表。每套问卷中，针对特定的实验场景的描述?M行加粗，以便被试者对于实验场景的认知，被试者只可参与一次实验，实验地点设置在安静且学生较为熟悉的教室里展开，以排除噪音及焦虑感等其他干扰因素的影响。实验开始时，由实验工作人员告知被试者实验要求及相关事宜，即实被试者被要求独立作答，避免互相交流造成的偏差，从而确保问卷的质量。为保障数据分析的便利性及有效性，每套问卷随机发放给70名以上的合格被试者，共计发放问卷1200份，回收问卷1089份，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967份。为便于分析，从每套问卷中随机抽取35份有效问卷，最终用于数据分析的有效问卷共计560份。被试者中男生268人，女生292人，男女比例0.918：1，比例情况合理。被试者基本情况如下：

（1）年级分布情况：大一学生118人，大二学生128人，大三学生146人，大四学生107人，硕士研究生50人，博士研究生11人，被试者涉及各年级层次且比例基本适合。如图1所示。

（2）专业分布情况：文史类39人，法学类67人，经管类90人，理科类168人，工科类185人，其他11人，专业分布情况合适。如图2所示。

3 数据分析

本文通过收集实验数据，并利用方差分析法进行数据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3.1 空间距离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

通过控制空间距离的感知程度进行试验，并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各测试项进行信度效度的检验。由结果可见：Cronbach’s Alpha = 0.917>0.7（具有较高的信度）、M本市=3.13

在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感知过程中，空间距离和解释水平两因素具有显著的交互作用，利用双因素方差分析法对其交互作用进行分析。见表5、图3。

由表5可知，空间距离与解释水平两因素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交互作用（Sig=0.000）显著；同时可知，解释水平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造成的影响（Sig=0.000）大于空间距离的影响 （Sig=0.001）。从而可知假设H1a 、H1b成立，即：接收者感知的空间距离远近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影响显著，且空间距离越近，接收者感知低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越有用。

3.2 社会距离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

通过控制社会距离的感知程度进行试验，并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各测试项进行信度效度的检验。由数据分析结果可知Cronbach’s Alpha =0.920>0.7（具有较高的信度）、M相似他人=3.16

社会距离和解释水平两因素在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感知过程中交互作用显著；因此，利用双因素方差分析法对其交互作用进行分析。见表8、图4。

由表8可知，社会距离与解释水平两因素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交互作用（Sig=0.000）显著；同时由数据分析结果可知，社会距离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影响作用（Sig=0.000）大于解释水平的影响（Sig=0.001）。从而可以得知假设H2a 、H2b成立，即：接收者感知的社会距离远近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影响显著，且社会距离越近，接收者感知低解释水平的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越有用。

3.3 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的交互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

通过控制社会距离和空间距离的感知程度进行试验，并对虚拟社区口碑效价各测试项进行信度效度检验。由数据分析结果可知：Cronbach’s Alpha = 0.833>0.7（具有较高的信度）；其次，利用描述性统计对两者交互作用进行分析由数据分析结果可知：M相似他人×本市=3.09，M相似他人×外省市=3.06，M不相似他人×本市=2.80，M不相似他人×外省市=2.23（即被试者对于社会距离和空间距离的感知程度显著）。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对口碑信息的社会距离、空间距离及解释水平的主效应进行检验，通过数据分析可知：社会距离F（1，278）=14.652， P

社会距离、空间距离以及解释水平三因素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感知具有重要的交互作用，利用多因素方差分析法对其交互作用进行分析。详见表12、图5。

由表12可知，社会距离与空间距离两要素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交互作用显著（Sig=0.002）；同时可知，社会距离对口碑效价的作用影响（Sig=0.000）大于空间距离以及解释水平的影响（Sig=0.001）。从而可知假设H3 、H4成立，即：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相似他人时，无论口碑传播者位于本市还是外省市，接收者对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效价感知无显著差异；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是不相似他人时，相比于口碑传播者位于外省市，当传播者位于本市时，接收者感知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

4 结论及建议

本文旨在研究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的影响，通过上述分析发现：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及其交互作用对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影响显著，即空间距离（社会距离）越近，解释水平越低（具体、局部及表面），在线口碑效价感知有用性越强；空间距离（社会距离）越远，解释水平越高（抽象、总体及本质），虚拟社区在线口碑效价感知有用性越强；在二者的交互作用中，较空间距离的效应而言，社会距离的主效应更加显著，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社会距离近时，无论空间距离远近，接收者对于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效价感知无显著差异；当口碑传播者与接收者社会距离远时，空间距离越近，接收者感知虚拟社区在线口碑信息更有用。因此，本研究的建议分为对虚拟社区成员、消费者以及商家三部分。

（1）对于虚拟社区成员而言。虚拟社区具有动态开放性的特点，社区成员可以畅所欲言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及态度等；同时，虚拟社区信息来源广泛，良莠不齐，也极易造成虚假甚至捏造的口碑信息泛滥。因此，对于虚拟社区成员而言，应该合理适当地发表口碑信息，杜绝杜撰、传播虚假口碑信息，保证虚拟社区信息共享环境的真实性、可靠性。

（2）对于消费者而言。虚拟社区中，消费者可以极其方便地获得和借鉴自己想要的信息或知识。但是，信息的质量参差不齐，极易影响消费者决策的制定。同时，本研究发现口碑接收者感知的社会距离及空间距离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消费者对于口碑效价的感知，进而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及决策。因此，对于口碑信息质量的感知和辨识就显得尤为重要。消费者在虚拟社区的情境中，应该加强对口碑真实性的辨识能力，确保自己购买决策的正确制定。

人口与社会论文篇4

可以说,社会公共管理面临着的是整个社会,因此它是一个非常宽泛的社会实践领域,涵盖着涉及全体公民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非常典型的就包括在教育、交通、卫生、社会基础设施等领域进行的管理和服务活动。因此,要对这样一个宽泛领域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范畴进行归纳、概括,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活动的多样性和内涵的丰富性,使得在社会公共管理领域,不仅出现了大量不同的术语和概念,而且同一概念也具有着各种不同的定义。这些概念和术语最经常见到的包括:“公共管理”(Publicmanagement)、“公共行政”(Publicadministration)、“公共政策”(Publicpolicy)、“公共事务”(Publicaffairs)、“公共利益”(Publicinterest)、“公共物品”(Publicgoods)以及“公共部门”(Publicsector)等等。显然,这些概念既代表着不同的内涵,又反映着分析者和实践者对社会干预的不同视角。以“公共行政”的概念为例,在过去10多年,就出现了不下数十种的定义。

尽管出现了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但是在对“公共行政”的界定过程中,归纳起来人们都是在尝试着回答下列问题:(1)政府行政管理部门(以某种方式与立法和司法部门相关)的地位和作用;(2)公共政策的形成与推行;(3)涉及到大量与人类行为和人类做出的合作式努力相关的问题;(4)一个在诸多方面与私有性质的行政管理不同的领域;(5)产生公共物品与服务;(6)植根于法律并涉及对法律的实施1。在社会管理领域,基础概念没有权威且被大多数人公认定义的现象,几乎比比皆是。特别是对于公共管理这样一个面对全社会处理公共事务的领域来说,尤其典型和突出。为此,需要在不同的概念和同一概念的不同定义中,发现其内在的共同要素、特质及其“边界”。这也是我们考察人口管理是否属于公共管理的一条基本途径。根据研究社会公共管理历史更悠久的国外文献,从“公共管理”的概念来看,涉及的基本要素主要包括:所要达及的社会目标、为实现目标所需的资源以及管理所处的内部和外部环境。而这些要素又集中表现在配置(主要是对有限资源的配置,其中包括人力资源的配置)、关系(例如:政策与管理的关系、组织系统内部与外部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决策与推行的关系等等)、过程(例如:决策过程、政策推行和干预过程、项目实施和评估过程等等)、机制(沟通、激励、惩罚等等)和行动(诸如服务提供、需求评估等等)等一系列的方面。

概括地说,公共管理就是公共部门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通过对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通过建立和协调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利用一定形式的社会行动与干预方式,解决现实问题,满足人们的人性需要,从而实现特定社会目标的社会实践。显然,联系所涉及到的“公共部门”、“公共事务”、“公共行政”以及“公共管理”等基本概念,这里的关键是它们都体现着“公共”(public)的性质与特点。这既是它们的共同点,也是概念范畴中的关键性要素。综合以往的部分研究、分析成果2,我们可以看到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公共”性质集中体现在下列方面:(1)所面对的是相当复杂、且极有可能出现歧义的社会任务;(2)在决策的制定和推行过程中面临着更多、更困难的问题;(3)有着更复杂的组织团队且其激励机制更为多样;(4)更多地涉及保证机会与提高能力的问题;(5)主要是在市场无法发挥作用的领域或方面起主导作用;(6)从事着反映社会发展方向和具有深远意义的各项干预活动;(7)具有更严格的社会承诺和合法性标准;(8)具有更大的机会回应社会公平的问题;(9)必须代表并推动公众利益的实现。

通过上面对公共管理基本概念及其内涵的简要讨论,结合人口管理的范围和特点,我们可以看到:人口管理具有“公共管理”所具有的一切“公共”的性质,它是一项十分典型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首先,人口管理面对的是调控人类社会的主体———人口群体的自身行为(包括婚姻、生育以及迁移流动等)这一复杂的社会任务,而千百年来这一领域一直被认为是私人生活及其选择的领域。因此人口管理所面对的是异常复杂、也极易出现分歧的管理和服务客体。其次,人口管理涉及的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主体-人口及其复杂的行为,这些行为关联着人们社会需求的多个层面。如其中的婚姻、生育等行为就不仅具有社会属性,而且体现着生存、繁衍的基本生物需求;人口在地理空间的迁移流动更是集社会、经济和文化内涵为一体的复杂现象。

这不仅导致人口管理的决策及其推行异常地复杂和困难,而且其中很多方面都是市场的力量所无能为力的。再者,从根本上看,人口发展是宏观意义上的发展与变化,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无法依靠个体甚或某些群体的努力来进行调整与约束。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大量个体的现实生活需要与社会的整体利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导致国家的人口发展目标与个人的具体行为不仅存在分歧,甚至存在矛盾,为此需要通过社会干预和调整,来回应社会公平与发展的客观要求,推动整体利益的更好实现。第四,人口管理的最高境界是促使人们能够从“被动”转向“自为”,自觉调整自己的“人口”行为,将社会发展需要和整体利益的实现作为自身选择与行为的准则,而要实现这一点,提高人们的发展能力并提供发展机会至关重要,这成为人口管理的核心任务所在。第五,人口管理涉及到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关系到个体生活的重要方面,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不是靠某些群体或小的组织团队能够完成的,因此人口管理直接涉及到复杂的组织体系与团队,涉及到立法、司法和行政管理这些公共管理的所有基本方面,它的激励机制与组织运行机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最后,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与资源环境相互适应,是实施人口管理与服务的宗旨和终极目标,这就在最高的层面上反映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人口发展表现出的巨大惯性和人口事件发生后的不可逆转性,更赋予了人口管理其特殊的深远涵义。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到:人口管理不仅具备公共管理所有“公共”的性质,而且在很多方面非常突出和典型,是最宏观层面的社会公共管理。

它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合理、科学的管理活动,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更健康、协调和稳定的发展。

2人口管理的特殊性质

社会公共管理作为一般意义上的管理活动,与经济管理共同体现着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等基本的管理职能,但是与经济管理又有所不同,社会公共管理十分注重信息和服务功能,强调它的公共性和政治性。人口管理在认同上述基本管理职能的基础上,在人口的婚姻、生育和迁移流动管理等具体领域都十分重视其社会服务功能、沟通功能和信息功能。同时我们看到:近些年国际社会中计划生育管理和生殖健康服务等社会系统工程的存续与发展,对于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和作为基本人权的生育权利的论争等,无不集中反映着人类社会在人口问题上的公共性和政治性。从这些意义上说,人口管理活动也体现着公共管理最典型的特征。至此,我们可以给出人口管理的一般性定义:人口管理就是社会的正式和非正式组织为实现预定目标,对人口行为或事件(诸如婚姻、生育、死亡、迁移流动及人口老龄问题等)进行计划、组织、控制、协调、服务及信息储存与传递等活动的社会实践过程。尽管人口管理是最典型的社会公共管理,但是由于它的具体管理目标、服务对象和社会职能等与其他许多社会公共事务专项管理有所不同,因此人口管理具有自身的特质,在社会公共管理中占据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位置。这种特质主要缘于人口管理对象的独特性和人口管理活动的特殊性。

2•1人口管理对象的基本特征

(1)人口管理对象、即人口事件或人口行为大多属于无组织行为(有组织行为在管理学中一般是指有共同目标的机构或整体,即指人们在一定的相互关系中的工作与协作)。虽然在现代社会中,人口行为或人口事件已不是“纯粹”的个人私事,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社会来说,婚姻、生育以至死亡,依旧是充满“个体色彩”的行为或事件。无组织行为与有组织行为有很大的区别,它主要表现出下列特点:①目标的隐含性与复杂性;②发生的随机性;③主体的分离性;④个体的多样性;等等。因而相对于有组织行为而言,社会对无组织行为的调控、约束和引导就特别的复杂和困难。无论是历史地看,还是现实地看,人口行为多属于无组织行为。例如:对于一个人口总体来说,个体的死亡现象具有明显的随机性和随时性。又比如婚姻现象,它虽然在各个社会都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而受到法律规范的约束,但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对各个个体来说,跟谁结婚、什么时候结婚、在哪里结婚以及以什么形式结婚等就没有统一的标准、而且也不可能有这类社会标准。与此类似,人类的生育行为长期以来也一直被认为是个人私事,孩子生多生少、生早生晚和生男生女是夫妇个人的选择权利和自然法则(若不考虑胎儿性别鉴定这类人为干预技术)。就连按惯例在世界各国都属于有组织行为的劳动就业活动,在诸如中国这样存在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或仍具有传统经济色彩的国家和地区,农村人口的自然就业方式也在一定意义上属于无组织行为。正是由于人口管理对象的这一特征,使得人口管理与一般意义的社会公共管理活动有很大区别,与经济管理活动的差异就更大。

(2)人口管理对象多具有自然与社会双重属性。对于人口婚姻、生育、死亡等现象来说,这一特点十分明显。例如人类的生育行为,就其生物学意义来说,是一种自然生理现象,它维系着人类的繁衍和社会的延续。但是在当代社会,妇女的平均生育子女数、无论在哪个社会都与她们的自然生育能力(总和生育率大约在11.3)有很大差别,不同社会之间的差异也相当显著:有的发达国家平均每对夫妇只生1个多孩子,而有的发展中国家夫妇平均生到7个孩子以上。显然,这些差别已超出了自然生物现象的范畴,只能用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来解释。人口行为(事件)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这一特点,使人口行为模式具有相当强的发展惯性和客观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旨在引导或约束这些行为的人口管理活动的介入,必须十分谨慎和适度。这也使得人口管理与经济管理和某些社会公共管理有明显不同。

(3)人口管理对象多属于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很明显,在当代,无论是生育还是婚姻现象都已远远不只是人类的生存需要和生理现象了,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和社会发展,它们已变成十分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在中国,人们常称之为“婚姻文化”或“生育文化”。就婚姻而言,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制度,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其内涵和表现形式是非常不同的。例如:对于不同的民族来说,在嫁娶方式、婚姻形式、离婚的规定等很多方面差别就很大。像我国云南省的少数民族纳西族,数十年前还盛行具有母系社会特征的走婚制———“阿注婚”,这种以女性为中心的婚姻制度就具有很浓厚的民族、地域文化色彩。生育行为也同样复杂。在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有内涵非常丰富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俗语,它们是被老百姓世代相传、广为接受的重要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并被赋予了浓重的伦理道德色彩。所以我们要对这类人口行为进行社会整合与管理,难度显而易见。清楚了解和认识这些活动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是科学、成功的人口管理活动实现的必要条件。

(4)人口管理对象多属于涉及面很广的大众行为。例如:婚姻与生育行为,在每一个社会,除了极少数人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不婚或不育外,绝大多数成年社会成员,都将在适当的时候结婚生子、成家立业,过正常的婚姻、家庭生活。而在开放、有活力的现代社会里,一生中只呆在一个地方、即从未迁徙过的人已不多见。这使得人口管理相对于某些经济与社会管理活动而言,所面对的是社会中的每一个家庭、甚至每一个个人,因而它是一种更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的宏观社会公共管理。并导致在人口管理活动中,管理幅度通常较大,这对于管理者及管理活动本身都提出了更高也更为特殊的要求。

2•2人口管理活动的重要性质及其特殊性

由于人口管理对象的上述特点,就带来了人口管理活动与其他社会、经济管理活动相当不同的重要性质:

(1)人口管理是以人口总体为对象的社会公共事务性质的管理活动。尽管人口行为是通过大量个体的具体行为来体现和实现的,但是人口管理活动本身却属于有特定总体目标、涉及整体利益的社会管理活动。因而它的核心是总体意义上的社会调控。按社会学术语来说,人口管理具有社会整合作用。也就是说,对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每一个个体的行为后果并不具有“意义”,而是要通过宏观意义上的人口管理活动,引导大众实行符合社会长远发展目标和整体利益的行为。这一点在中国就表现得十分突出,即当某些人口行为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时,需要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政府,利用一定形式的社会制度安排和社会干预行动,通过涉及全体社会成员且有目标的人口管理活动来改变这种状况,从而促进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由于人口管理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通过改变人们的观念来影响人们的行为,因此人口管理活动常常表现出一定的超前性和独特的社会进步意义。

(2)人口管理活动是以“人为本位”的社会管理活动,因此它的信息功能和服务功能十分显著。目前在世界各国,无论其人口状况如何,都程度不等地存在人口管理活动。因为不管是刺激人口增长,还是控制人口增长;不管是规范婚姻行为,还是调控生育行为;不管是鼓励人们空间移动,还是限制国际移民;终极目标都是要促进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进而不断提高人口的生存质量、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这意味着:人口管理活动的实施,最终还是为了“人”本身。因而人口管理重视对人、即全体社会成员的服务,成为它区别于其它许多管理活动的一个重要且鲜明的特点。同时,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人口的动态过程是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依据和“源数据”,这使得人口管理活动的信息职能非常突出。

(3)人口管理是一项在价值判断基础上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也就是说,在人口管理活动中,人们对人口行为都是有价值判断的,需要在这一基础上来确定管理活动的范围和方式。也以我国为例。首先看计划生育。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术界曾经有过两次大的关于生育政策的讨论。第一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人们曾就是否应实行“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限制性生育政策展开讨论。当时在迫切希望尽快遏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大背景下,有的学者就提出:依照中国国情,实行“二孩加间隔”的政策可能更为适宜;但也有人主张实行“一孩半”政策,即农村“女儿户”可再生一胎。他们的立论依据是:中国的既定人口目标同样可以达到。显然,这中间就有价值判断。即:生育政策应以下限为准还是以上限为准。也就是说,老百姓对政策的承受力和管理的成效到底有多大?为此,是应该紧紧地把住生育下限,还是赋予一定的政策弹性?20世纪90年代初,在第四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上,曾又一次掀起一场关于生育政策的讨论。这次讨论的缘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以及80年代后期我国人口增长反弹的现象。

其争论的焦点是:这次国家生育政策的调整是否得当。实际上,这次争论的产生,也是在价值判断方面存在分歧的一种体现。如果我们暂且不论这两次论战在观点上的是与非,从中所看到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即争论的实质)就是:在需要控制人口增长的共识下,要不要考虑群众的生育意愿(在中国主要是农村地区和农民夫妇),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考虑这种意愿。由此可见,人口管理是一项具有明显社会价值判断的管理活动。另一个例子就是对迁移流动人口的政策与管理问题。先看我国。近些年在改革大潮的推动下,我国大批农民离土离乡,进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做工、经商、搞服务。他们在给城市居民带来极大方便、进一步激发了城市发展活力、给城市经济以必要补充的同时,也给城市的社会治安、公共设施等带来了巨大压力和许多问题。为此有人曾主张应把严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的大门;但也有人认为这是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流动才有发展。其中显然也反映了一种价值判断。即长期以来人为设置的城乡壁垒、居民身份差别,是不是应该打破;农民有没有权利做出进城的选择。显然,这里问题的关键也是在于:价值判断的准绳是什么?它的“度”在哪里?再看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有国际人口迁移政策。从中东石油国家外籍工人的大量涌入,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所谓“智力流失”;从不少发达国家的移民限制政策,到部分地区的难民问题;这中间无不充满了基于国情和利益权衡的价值判断。所以我们说,人口管理是在价值判断基础上进行的、具有广泛意义的社会实践活动。

(4)人口管理活动大部分都是对社会“边缘行为”进行的约束、引导和调控。也就是说,人口管理所要引导、约束的行为,经常且大量是符合“微观”社会环境中的社会规范与道德准则、但与国家长远发展目标和全社会整体利益有距离的人口行为。这类行为无论是从社会制度的角度,还是从人情世故的角度,都并非是“越轨行为”或“不良行为”,而只是一种“边缘行为”。像我国农民夫妇的多育行为,农村地区的“礼仪婚”形式等等,都属于这类“边缘行为”。由于这类行为往往缘于传统,又多符合乡情民意,个体行为的实实在在与宏观影响的虚无飘渺反差极大,因此对这类行为进行约束、引导和调控的难度就比较大。总之,通过对社会公共管理基本范畴和人口管理特质的上述简要分析,可以看到人口管理不仅“当仁不让”地隶属于社会公共管理,而且在最高的层面上体现着社会公共管理的共性与特性,是十分典型的专项社会公共管理。值得指出的是:尽管人类社会的人口管理实践几乎有着与人类文明发展同样悠久的历史,但是无论是人口管理对社会公共管理的理论贡献,还是人口管理对自身的实践总结和概括,迄今与其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还相差甚远。

伴随着21世纪的到来,全球的人口总数已跨越了60亿大关,在可预见的未来数十年,正越来越难以逆转地向着100亿迈进。与此同时,在全方位开放、多变的现代社会中,除了人口数量难以遏制的继续增长带给人类社会发展以巨大的影响之外,现代人口发展、变化过程本身也正给人类社会带来以往任何历史时期从未出现过的一些新的人口态势和“结构性”问题。其中包括:急剧的人口老龄化及与此相关的老龄问题;人口在地域与城乡间的大规模迁移流动;在部分地区出现的过度城市化与“逆”城市化现象;城乡界限的高度模糊与人口兼业并存的趋势;晚婚与早婚并存、不婚与同居并存等社会现象;人口在降低死亡率、延长人类寿命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同时,正面临着艾滋病和SARS病毒突袭等的巨大挑战;等等。使得全球的各个国家和地区,不管现实的人口状况如何,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各类人口问题的困扰。有目的的开展对人口行为的社会调控和解决人口问题,已成为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同时也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社会实践。这导致对人口管理,不是想不想选择的问题,而是一个不能不进行选择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人口管理对于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有着独特且特殊重要的意义。现代人类社会是一个高度文明、日益发达、信息膨胀和技术跃进的时代,相对于对客观世界的了解和征服,有时人类社会对自身却表现得相当软弱无力。其中就包括对人类人口行为的认识和调控。

人口与社会论文篇5

关键词:马尔萨斯;人口论;科学性

中图分类号:F091.3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6-0009-02

当代经济学家凯恩斯对马尔萨斯及其《人口论》高度评价道:“在从18世纪至今的人类科学史上,马尔萨斯是与约翰・洛克､大卫・休谟､亚当・斯密､查尔斯・达尔文､威廉・佩利､詹姆斯・米尔､杰里米・边沁等人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一起的,不仅在情感上,而且在实质上,他属于伟人的行列｡他的《人口论》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1］然而更多的却是对他及其人口论的批判｡经济学家西斯蒙第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陷入了严重的错误”,是“彻头彻尾的谬论”｡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尔萨斯《人口论》“这部著作的实际目的,是为了英国现政府和土地贵族的利益,‘从经济学上’证明法国革命及其英国的支持者追求改革的意图的空想｡”为此,西方现代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总结到:“有人说他是人类的恩人｡又有人说他是恶魔｡有人说他是深刻的思想家｡又有人说他是笨伯｡从《人口论》问世之日起,直到今天,马尔萨斯很幸运地――因为这是一种幸运――是同样不合理的､彼此矛盾的评价的主题｡”［2］对于这一矛盾体,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客观态度?

一、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写作背景

马尔萨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英国工业革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殖民地独立运动的时代,是资本主义上升的时代｡当英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时候,人口也迅速增长,人民的生活日益贫困,阶级冲突越来越激烈｡这种状况引发了思想界对未来社会走向的全面关注和讨论｡当时,英国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威廉・葛德文,深受启蒙主义和法国革命的影响,在同当时的反动政治家葛德蒙・柏克对法国革命问题进行论战中,于1793年写成了著名的《论政治正义及其对道德和幸福的影响》一书｡葛德文同情法国革命,但他认为,只要唤醒人们的理性,私有制就可以自行消灭,自由平等的新社会就会降临人世间｡葛德文继对华莱士《纵谈未来》一书中阐述的财产公有制能够消灭贫困和罪恶,促进人类社会进步之后,又对共产主义造成人口过剩这一思想评论道:对于政治问题费尽心思的作者推荐平等财产,或者照他的想法叫做共有财产……然而除了所谓可喜的事之处,当展示出真正的关于这一构思之后,发现他所预想到作为其结果而产生过多的人口的议论,却粉碎他的全部思想体系,于是又回到了漠不关心的和绝望的状态上｡接着,葛氏指出:这样的困难可以预见在极其遥远的未来｡地球上的人类能够居住的地方目前有3/4没有耕种｡已经耕种的部分能够无限地加以改善,在几万个世纪里或许人口是继续不断地增加着,可以看到,地球依旧是能够充分地养活它的居民……对于人类本质利益的筹划和打算,却害怕说什么人类太过于幸福了,说作为必然的结果,在遥远的将来人口将变成太稠密了而退缩回来,完全是没有道理的｡葛氏是批判华氏杞人忧天的思想,认为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土地未开采,已开采的土地还可以大大改进,所以人口数量可以增长｡同时,葛氏不仅从人口与土地上提出这个问题,而且认为,人们的理性会控制自己少生或不生｡“因此,当地球不能再容更多的人口时,活着的人将会停止繁殖｡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造成那么多人口的错误动机或义务的任何动机已经不存在了｡不但如此,而且人将会变得长生不老,社会上只是由大人构成,小孩子也会不存了｡”正是葛德文的上述思想,成为马尔萨斯写作人口论的动机之一｡

与葛德文的思想相近似,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在1794年出版了《论人类精神进化的过程》一书,同样认为社会状况的好坏取决于制度,好的制度会使一切财富､教育､机遇和性别不平等消失,使人口增长不致因生活资料匮乏而阻滞｡

马尔萨斯1798年匿名发表《论影响社会改良有前途的人口原理?熏并论葛德文､孔多塞和其他作家的推测》,此即为人口论第一版｡

二、马尔萨斯人口论中的合理成分分析

马尔萨斯由于抛开了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来谈人口和生活资料的关系,因此,处处违反科学､违反事实｡这是他站在剥削阶级反动立场､坚持为剥削辩护的必然结果｡他的人口理论的反动性和反科学性是完全一致的［3］｡长期以来,我们之所以谈“马”色变,把马尔萨斯及其人口论的研究列入,是因为马尔萨斯所代表的阶级性｡肯定马尔萨斯人口论反动性的同时,在反科学性上似乎确有值得商榷之处｡今就其人口论中的科学成分做一简要分析｡

1.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反科学的实质,首先表现于把人口现象看成是自然现象,把人口规律说成是超越社会制度的永恒的自然规律｡马尔萨斯完全抹煞了人和动物有本质的区别,抹煞了人类要满足其食欲和都必须通过一定的社会条件､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这一事实［3］437｡马克思指出,马尔萨斯的错误在于他“把历史上不同的关系变成一种抽象的数字关系｡这纯粹是凭空捏造,既没有自然规律作依据,也没有历史规律作依据｡”［4］马尔萨斯把特殊人口规律扩大为共有人口规律(或一般人口规律)固然会由真理走向谬误,马克思指出,马尔萨斯的反动结论,往往是“从已经由科学得出的?穴而且总是他剽窃来的?雪前提”做出来的,不过是“把他的结论夸大到极端,甚至超过了从他的观点看来还可以在科学上说得过去的程度｡”然而,在“完全抹煞了人和动物有本质的区别”这一点上马尔萨斯实在有点冤枉｡马尔萨斯指出:“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是必然的｡”由于人类“本性的固定法则”､“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率增加｡”以此夸张地说明:“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力,是无限的较为巨大”｡“按照人类生存必需食物的自然法则,这两个不平衡力的结果,必须保持平衡｡”按几何级数率增长的人口必然遇到各种妨碍,使它强制地与算术级数率增加的生活资料保持平衡｡马尔萨斯指出,人类社会的这种妨碍远比动植物界复杂得多｡从繁殖的属性来说,人与动植物都有生殖的本能｡但是,动植物繁殖可即行发挥,人类是受理性的支配｡“人,有同样有力的本能,驱使他们去繁殖种属,又有理性妨碍他们的行程,考问他们,如不能供儿女以生活资料,是否可以不生育｡”有人说,马尔萨斯在增殖问题上混淆了人与动植物的区别,说马尔萨斯“把人和动物等同起来,并进而引出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是‘自然规律’的结论”｡看到上面的内容我们就会想到,马尔萨斯是在什么问题上谈的｡这种谈法是否能够证明马尔萨斯竟达到人类与动植物相提并论的程度｡

2.有观点认为,马尔萨斯的理论一举粉碎了和谐宇宙的一切美好希望,了人类进步的前景,代之以贫瘠､阴暗而冷清的未来［5］｡虽然马尔萨斯所主张的恢复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平衡的办法,是减少人口而不是发展生活资料的生产［3］439｡但在减少人口的措施上,马尔萨斯并非把“积极的抑制”作为上上策(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把马尔萨斯的积极抑制作为批判的靶子)｡马尔萨斯多次表述过“预防性的抑制”和“积极的抑制”的含义｡他在《人口论》第4章中指出:“所谓预防性的抑制,是指人们对养家糊口的忧虑,所谓积极的抑制,是指一些下层阶级实际所处的困难境地,使他们不能给予子女以应有的食物和照料｡”在第5章中,马尔萨斯详细论述了下层阶级由于抚养能力的低下而导致大量儿童死亡的事实,指出:“所谓积极的抑制,是指已经开始增长的人口所受到的抑制,主要是(尽管也许不完全是)最下层社会所受到的抑制”｡马尔萨斯认为,作为限制人口增长的手段,预防性抑制优于积极性抑制｡他说道:“但是,既然按照自然法则,人口的增长总要受到某种抑制,所以,与其鼓励人口增长,然后让匮乏和疾病对其加以抑制,还不如从一开始就让预见与担忧来抑制人口:预见到自己养家糊口有困难,担心丧失自立能力而陷于贫困｡”

3.他对人类社会制度充满信心｡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马尔萨斯作为悲观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实,他对人类社会制度充满信心｡他指出:“这种贫困是自然法则造成的必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人类制度绝没有加重它,而是大大减轻了它,虽然永远不能消除它｡”

早在1798年《人口论》第1版问世之后,李嘉图便读了此书,觉得“它所阐述的理论是那么清楚,那么使人满意,因而引起我的兴趣,这是仅次于亚当・斯密的名著”｡恩格斯在彻底批判马尔萨斯之后,曾对他作出了这样的肯定:“可是,马尔萨斯的理论是一个不停地推动我们前进的､绝对必要的转折点｡由于他的理论,总的说来是由于政治经济学,我们才注意到土地和人类的生产力,而且只要我们战胜了这种绝望的经济制度,我们就能保证永远不再因人口过剩而恐惧不安｡我们从马尔萨斯的理论中为社会改革取得了最有力的经济论据,因为即使马尔萨斯本是完全正确的,必须立刻进行这种改革,原因是只有这种改革,只有通过这种改革来教育群众,才能够从道德上限制生殖的本能,而马尔萨斯本人也认为这种限制是对付人口过剩的最容易和最有效的办法｡”［6］

总之,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再认识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参考文献:

［1］ 罗伯特・唐斯.影响世界历史的16本书［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6:28.

［2］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159-160.

［3］ 刘铮,李竞能.人口理论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440.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103.

［5］ 佟新.人口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40.

人口与社会论文篇6

生育与国家

组织国家政权的首要任务是组织军队，捍卫国防。国防取决于军事力量，军事力量包括两方面，兵源和供给。人口与国防的关系，正如管子所言：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即使在科技发达到电子战、信息战成为战争主要方式，军队数量已经不再是战斗力的决定因素的当代，由于战争毕竟无法离开人的操作，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军队数量仍能在战斗中起着相当作用，兵源问题依旧无法被各国所忽视。法国人口学家阿尔弗雷•索维对此问题有过经典表述：无论武器如何完善，甚至在一场假象的“按电钮”战争的情况下，经济上的人口过剩仍然是构成军事实力的一个因素[2]。具体到中国，受到出生率下降和老龄化的制约，未来中国的军事人口数量将不断下降，这将成为中国国防安全面临的难题。据统计和测算，2009年中国18~22岁年龄人口达1.17亿左右，但至2020年将减少到0.89亿人，至2050年将减少到0.74亿人[3]。生育率的下降带来军事人口的减少，军事人口的减少带来兵源紧张，足见生育对国防的影响之深。生育与国家的关系还表现在生育对领土的影响上。人的生存需要一定的生活资料，生活资料的生产需要相当数量的领土面积来保证[4]。人口学先驱马尔萨斯提出的两力平衡理论首次以系统的方式对人口与领土的问题进行了论述，马尔萨斯指出：“在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大自然极其慷慨大方地到处播撒生命的种子。但大自然在给予养育生命种子所必需的空间和营养方面，却一直较为吝啬。”[5]由此提出了人口过剩的危险，并得出了生存空间有限性的结论。“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生命种子，若得到充足的食物和空间，经过几千年的繁殖，会挤满几百万个地球。”[6]虽然马尔萨斯的理论直至今天还是充满了争议，但其提出的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的两力平衡理论却直接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将马尔萨斯的理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结合，首创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变异出的拉采尔的生存空间论和戈平瑙的种族优越论成为希特勒纳粹主义的思想渊源。正是秉着“只有这个地球上有足够大的空间,才能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自由”的理念，希特勒开始了让为雅利安人腾出生存空间的战争，造成了人类百年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以上两个原因往往是国家调整生育制度的直接原因，虽然国防、领土背后还交织着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等因素，但无论如何国家对生育行为的干涉的动因是客观存在的。所以，生育制度变化的动力之一来自国家。

生育与社会

社会是较国家更为永久的存在，人类的历史与社会的历史几乎是呈镜像的对应。如孟德斯鸠所言：公民可以不复存在，人却应该永远存在。社会作为人的集合体，也将永远存在。所以，生育与社会有着与国家不同的价值内涵。生育与社会的关系通过“适度人口”概念表现出来。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产包括两方面，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两种生产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人既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但人首先是生产者，其次才是消费者，因为社会财富基金和后备基金的积累来自于人所提供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同时物质资料的生产决定人的生产，而人的生产的结果是将人转化为劳动者进而影响物质资料的生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的再生产需要与物质的再生产相适应，劳动人口过剩或不足都将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7]。从生育对社会的积极作用方面来看，生育人口的增加将带来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将为社会分工和社会生产的发展提供前提，生育人口不足将导致劳动力成本上涨，社会生产发展受到阻滞。同时，生育人口的增加将刺激需求，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从生育对社会的消极作用方面来看，生育人口过剩将导致就业岗位不足，社会福利负担加重，劳动力供给过剩造成工资水平下降，社会产品分配不足，引发贫困和社会动荡。对生育与社会的关系自古至今的思想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社会学家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研究方法、针对不同论域提出了丰富多彩的理论观点，大致可依对马尔萨斯理论的赞成和批判为界划分为两个阵营。但无论何种观点都指向一个结论，即生育与社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的良性发展将始终伴随着对生育制度的调整进而影响个人生育行为，这就为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生育行为调控开启了大门。所以，生育制度的变化的另一动力来自社会。

结论

生育行为有三个价值维度，对个人包括想象和期待的满足、尊严感的满足、使命感的满足、爱心的满足和安全感的满足；对国家是国防和领土的决定性因素；社会的良性运转需要保持适度人口。个人期望国家和社会形成的生育制度有利于生育行为的自由开展，国家和社会将集体目标寄托于生育制度中以调控个人生育行为。所以，生育权既要考虑个人权利本位一面，也要考虑国家和社会的集体目标的达成，这就为对生育权的限制提供了合法性基础。民事法律将承担如何将作为自然权利的生育权加工成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的法律权利的生育权的任务。

人口与社会论文篇7

 

关键词：大学英语口语测试　科学　人文 ?

 

2004年教育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中强调“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作为“教师获取教学反馈信息、改进教学管理、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依据，又是学生调整学习策略、改进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和取得良好学习效果的有效手段”。的大学英语口语测试，也备受关注，很多学者对大学英语口语测试进行了多层次多视角的分析和研究。研究的范畴主要有：口语测试的基本理论，如对口语测试理论进行系统评介（徐海铭， 2006），对口语测试理论的系统梳理（徐海铭,谢忠明，2006）等；测试的理论在口语测试中的应用，如交际语言测试在英语口语测试中的应用（林宝珠， 2007）；口语测试的技术，如对间接型大学英语口语测试问题研究（张湛霞，2007），对半直接型大学英语口语测试问题的研究（高凡、陈智平、梅芳、候新婷，2007），对大规模口语测试的研究（冯悦，2007）等；口语测试的开发（黄燕，2007）；口语测试与教学的关系研究（陈清 2007）。通观上述研究，可以发现两个特点，其一是这些研究的层次比较丰富，有理论研究，有实证研究，有总体研究，也有局部研究；其二是借鉴的理论比较先进，在应用研究这一方面，论者大多是基于先进的交际测试理论或者任务型测试理论，也有的是把任务型和交际型测试理论结合起来研究。但是，这些研究的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主要表现为：其一，这些研究大都站在测试主体的视角，关注测试的中介——测试思想、测试方法、测试的物质条件——的适切性与充分性，测试的客体——考生——则在这些研究中被边缘化了，似乎有见物不见人之嫌。其二，从技术的角度研究比较多，从人文的研究比较少。 与其它的测试相比，大学英语口语测试有其独特的特点，即测试目的多元，测试设计复杂，测试实施主观，测试结果使用宜谨慎等。从大学英语口语测试的特点考虑，要使大学英语口语测试符合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成为促进教和学两方面得以良性发展的工具，成为反映社会对人才外语素质要求的晴雨表，必须从两个方面把握其运行规律，其一是口语测试中的科学精神，其二是口语测试中的人文?指向。? 

考试运行，是以一定考试组织为物质载体的考试系统的运行。考试目的、考试设计、考试实施和考试信息反馈是决定考试运行状态的四种基本要素（廖平胜，2003：255）。科学精神与人文指向贯穿大学英语口语测试中运行的始终，不过在各个要素中各有侧重。? 

 

1．科学追求 ? 

 

从测试的直接性程度划分，口语测试主要有直接型、间接型和半直接型等三种形式。为了追求测试的效度，目前各高校大学英语口语测试主要采用直接型和半直接型的测试形式，正因为如此，大学英语口语测试在测试目的的确立、测试的设计、施测和信息反馈方面存在着主观性和随意性的弊端。为了克服这种弊端，在大学英语口语测试的运行过程中要追求科学性。科学性原则是考试的首要原则，它要求一切考试活动的开展都必须遵循考试的客观规律。凡考试的决策与实践，都应以科学的考试理论为指导，并坚持用科学的眼光、科学的方法去看待、分析和处理各种考试问题；应在科学的考试观念支配下，不断提高考试的科学化水平。? 

大学英语口语科学性原则的贯彻，关键在于其设计与实施必须遵循三条基本规律，即社会发展规律、人的身心发展规律和考试的运行规律。否则考试就不能产生良好的社会功能，真正成为促进人的发展及社会发展的一种机制，甚至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1.1适应社会发展? 

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是为社会培养高级人才，即既要使自己的培养对象大学生有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又要有进行实际生产和研究的能力。作为公共基础课程评价的手段，大学英语口语测试应随社会发展需求的变化而变化，以满足日益变化发展的社会需要为宗旨。考试是社会发展内在需求的产物，其类别、内容、规模和速度，均受制于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一切考试的标准和目的，归根到底是为社会所提出的，而服务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则是考试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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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因此，要使大学英语口语测试科学有效，就应密切关注社会发展对人才口语素质的要求的变化，并据此去研究和革新大学英语口语测试的理论、标准、内容、方法与手段，使之形成与社会客观需求相适应的结构，发挥时代所需求的功能。如若口语测试的目的、标准、内容脱离社会发展的实际，与社会对育才、选才、用才的规格要求不符，它就会削弱自身的社会根基，进而走向两个极端：要么降低社会对人才提出的口语素质标准，成为人才外语素质提高和发展的障碍；要么盲目提高社会对人才外语素质的要求，人为地扩大人才外语素质培养及使用的投资，从而造成经济和社会人力资源的浪费。诚然，大学英语口语测试也将因此而失去存在的价值。? 

为了使大学英语口语测试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在开发大学英语口语测试时，应该进行社会调查和社会需求分析，把社会对人才的外语素质要求体现到测试的任务中来。诚然，社会各行各业、各个层次对人才的口语素质多种多样，会给确定口语测评的要素带来困难，但是测试开发者至少要确立社会对口语测试的主流要求，这样总比单纯依据教材命题，或者干脆根据开发者个人喜好随意命题要好。? 

 

. 因人适人? 

大学英语口语测试负荷应符合应试者的心理机制和心理功能。考试必须因人、适人，这是考试的基本原则。所谓因人适人，就是大学英语口语测试的内容、标准、长度、时限、方式等，必须符合大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只有如此，测试才能为应试者所理解、接受和配合，达到主试与被试两种主体间交互的和谐，也才能较真实地测出应试者在口语素质方面客观存在的质与量，并对应试者被测方面的素质水平作出较准确的判断。那些时间过短或过长，项目难度过大或过小，测试环境不符合口语测试要求的测试，很难测出测试客体的真实口语水平。? 

为了使测试符合应试者的心理机制和心理功能，大学英语口语测试所依据的理论不仅是语言测试理论等专业理论，还要依据相关的基础理论。大学英语口语测试从类别上划分，可以分为直接型、间接型、半直接型三种，从效度方面考虑，直接型和半直接型口语测试的效度比较高。目前，大多数高校都采用直接型和半直接型的英语口语测试。直接型和半直接型的口语测试中，多为考生和考官的直接交流，为了在考试的过程中消除应试者紧张情绪，充分展现其实际口语水平，考官必须懂得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学会和考生进行有效沟通，善于处理考试过程中各种意外情况、熟悉考试过程中的问、听、 观、评的技巧，所以大学英语口语测试的基础理论应该是心理学、组织行为学、人才测评学中的面试理论等。? 

 

. 程序规范 ? 

一次完整的考试，包括考试目的的确立、考试设计、考试实施和考试信息反馈。紧扣考试目的的要求设计，严格按考试流程实施，有效防止与考试无关因素的干扰，是考试运行规律的基本要求。从人类考试长期实践的客观效果来看，即使考试正确反映了社会发展的需求，也符合测试对象的身心发展特点，这仅具备了取得考试成效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足条件。要使既定的考试目的真正变为现实，还必须严格按照考试的运行规律进行运作。如果考试方法与考试目的、性质、特点不符，考试内容与考试目标不一致，考试方式与考试内容的表现形式相悖，或随意抽掉考试环节、变更考试流程序次，缺乏严密的考试规程和误差控制措施，都将有损考试的科学性，影响考试的效率和效益。所以，在大学英语口语测试中，测试方法与考试目的、性质、特点应该相吻合，测试内容与测试目标应该高度一致，测试形式应该服从测试?内容。

大学英语口语测试的流程可以遵照语言测试的级别程序，即计划、操作、管理（Bachman ）等三个阶段，各个阶段中又有若干个小的环节，遵照这些流程和要求进行大学英语测试的实施，则大学英语测试的科学性就会有程序上的保障。

   

  　大学英语口语测试的设计与实施应遵循以上三条规律，这既是贯彻考试科学性原则的根本，也是其生命力所在。在中外考试发展史上，不少考试行世甚短，其原因固然很多，但就考试自身原因而论，就在于其设考、施考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人的身心发展规律和考试的运行规律。? 

．人文指向? 

 

大学的教育目的，不仅在于使受教育者掌握知识、技能，还在于培养受教育者健全的人格。语言的“真正任务不是描述事物，而是要激发人类的情感；它们并不只是传递观念和思想，而是要促使人们去行动”（卡西尔，：）。因此，在科学主义或科学教育盛行的今日，将人文主义纳入语言测试的研究和实践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完全必要的。 因为，语言教育

人口与社会论文篇8

1 社会融合理论与心理融合

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Park提出了“同化理论”，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将会放弃其原有的文化与认同，与流入地的主流社会融入为一体，最终实现完全的社会同化[4]。后来出现了多元文化主义流派。社会融合理论从转移人口群体适应的角度有力的解释了转移人口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行为适应、文化融合、心理融合等逐层次上升的过程。按照社会融合理论，社会融合主要包括经济融合、文化融合、身份融合以及心理融合。心理融合是转移人口社会融合的高阶融合，也是社会融合中最重要的过程，主要包括转移人口的认同感受和接纳感受[5]。

2 农业转移人口心理融合现状调研及问题

四川省农业转移人口心理融合现状主要通过实地调研进行。通过随机和定向的方式在四川省部分转移人口聚集的小区进行问卷发放和深度访谈，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471份，问卷有效回收率达到94.2%。通过调研，基本获取了转移人口心理融合的状况。首先是认同感受的调查，调查中25.35%的转移人口较为关心所在城市的发展情况，31.33%的转移人口能较好的适应城市生活的节奏，35.13%的转移人口比较关心所在社区的决议。满意度调查中27.82%的转移人口对自己经济融合的满意度较低，35.14%的转移人口的身份认同的满意度较低；二是接纳感受状况，调查中46%的转移人口对农转非政策较为满意，约40%的转移人口对所在居民委员会较为满意，31%的转移人口对社区服务的满意度较高，32%的转移人口对所在社区民主决议程度较为满意。

通过调研结果来看，四川省农业转移人口心理融合问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心理融合缺乏经济基础支撑。转移人口进入城镇后，由于教育程度等的制约，再就业较为困难，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大，并且由于政府补偿机制等的不合理，直接导致了转移人口在生活上相对消费能力的减弱。经济基础的薄弱也相应的也带来了转移人口在心理融合的过程中缺乏自信，缺失了与城镇居民平等交流的意愿。

2、心理融合过程中缺乏居民意识。转移人口普遍缺乏城市居民意识，始终以农民自居，心理方面群体分化较为严重，没有形成群体中的有效认同。当社区举办某些集体活动时，转移人口很少有人主动参与其中，也不愿意关心城市发展走向与社区事务等。这种居民意识的缺失，导致转移人口不能适应自己的新身份，无法在心理融合的过程中实现心理认同。

3、心理融合过程中缺乏沟通渠道。社区没有专门面向转移人口的具体工作和活动，缺乏沟通交流的渠道，导致彼此的接纳程度偏低。对于社区的民主化决议以及公共服务情况，转移人多表现出不关心、不理会的态度，意见没有表达渠道，加剧了转移人口在心理融合方面的困难程度，无法有效的进行政治参与。

3 农业转移人口心理融合对策设计

为有效提升转移人口心理融合程度，四川省政府应逐步增强转移人口接纳融入，经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心理交融。

首先，在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融合中做好顶层设计。四川省农业转移人口良好的心理融合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必要的资金支持和公共服务建设投入。在资金投入方面，扩大转移人口心理融合方面的资金投入规模，多种渠道募集资金，保障心理融合实现的经济基础。在公共服务建设方面，四川省政府要加大转移人口公共服务建设投入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对转移人口的公共服务进行倾斜和帮助。

其次，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强化居民意识。政府应该保证舆论的正确导向，形成有利于转移人口心理融合的良好舆论氛围。借助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宣传媒介，加强舆论宣传，强化转移人口的居民意识，从心理上认同自己的身份。在此基础上，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让广大转移人口养成文明规范，使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正确认识城市生活和工作，提高转移人口对城市生活的心理适应水平。

最后，畅通沟通，加快转移人口心理融合。一方面，了解转移人口对当前融合现状的想法。建立新的转移人口沟通渠道。通过建立信箱，短信，微信等新的沟通渠道，结合传统的面谈，信件沟通渠道，重视转移人口的参与性，提高沟通效果。另一方面，通过沟通，传达政府信息。改善沟通环境，注重信息公开，设身处地，在思想和情感上实现真正的沟通。

4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