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资源论文范文

海洋资源论文篇1

加强海洋管理的政策保障

美国、日本等世界海洋强国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海洋资源管理的政策支撑体系。相比之下，目前我国还缺乏统一、完整、清晰的可指导海洋事业各方面协调发展的国家海洋总体政策，缺乏从整体上对我国海洋工作进行统筹规划的能力［8］。因此，应树立全局观念，考虑长远利益和整体综合利益，协调各利益者之间的关系，提出完整的海洋资源管理的政策方针，促进我国海洋资源科学、合理地使用。

完善海洋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

海洋立法是世界海洋国家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基本保障［9］，也是海洋资源管理体系的形成、巩固和完善的条件［8］。目前，美国、日本、加拿大海洋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较为完善，韩国、越南、英国也十分重视利用法律法规手段加强对海洋资源的管理。我国已先后制定了一批专项海洋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取得了可喜成就［10］。建议我国在现有专项法律法规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充实该法规体系。积极参与国际海洋事务活动，建立与国际公约对接的法律。制定《海洋环境保护法》《海域使用管理法》《海岛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配套制度。出台与国家相配套的地方管理的法律法规，并不断修订已经公布、执行的相关法规。

构建完备的海洋资源管理规划体系

海洋规划是海洋资源管理的重要手段，对于保障海洋资源开发活动有序有度进行、促进海洋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至关重要。美国、日本、加拿大、韩国、越南等世界主要海洋国家在不同时期制定相应的海洋资源开发规划。在我国有关海洋资源的规划中，中长期规划和短期规划结构性问题突出，且相互间存在着不匹配的矛盾。因此，我国各级海洋政府应在制定相关海洋资源规划中，尽早解决该问题，构建完备的海洋资源管理规划体系，更好地服务于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

提高海洋资源管理的执法能力

美国、日本、加拿大、韩国、越南都建立了高度统一、训练有素的海上执法队伍。我国应参照世界主要海洋国家的做法，建立一支适合中国国情的、统一的海上维权执法队伍。统一部署海上执法活动；出台海上联合执法机制，加强海上执法力度；加强专业执法装备建设，提高海洋资源管理的执法能力。

海洋资源论文篇2

作为中国海洋大学海洋资源与权益综合管理专业的第一位博士，朱庆林自留校任教以来一直从事海洋环境、资源评价等方面的研究，并作为骨干教师，先后主讲了《海洋管理概论》、《海域使用管理》、《海洋环境保护》（自编教材）等本科课程，《海洋环境评价》（自编教材）、《海洋综合管理》、《海洋环境管理》（自编教材）等研究生课程。他先后主持和承担各种海洋水文调查与评价以及与海洋管理相关的研究项目30余项，多次参加物理海洋学进展与展望、海洋与湖沼年会、中韩海洋论坛等大型国际、国内学术会议，组织了多次海洋资源与权益综合管理学科（平台）建设专家研讨会，为海洋管理和环境保护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行为世范，教研相长

多年来，朱庆林教授除了承担校内学生的教学工作，还积极为各种海洋管理机构讲授相关知识。他承担研究生教育中心组织的“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专业培训”中的“海洋管理概论”授课任务；为中国海监九期上岗培训讲授课程《海洋环境管理》，并被中国海监总队制作成录像作为中国海监远程教育网中国海监行政执法人员上岗资格培训课程，他还参编中国海监行政执法培训丛书《海洋管理概论》和《海洋权益维护理论与实践》；在上海为工程硕士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班主讲《海洋环境管理》课程，为这些人员掌握专业的海洋管理知识做出了努力。

凭借着在海洋管理和海洋资源、环境评价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研究经验，朱庆林教授先后参加或主持了多项国家科研项目，包括威海电厂二期工程海上水文观测；国家“973”项目黄河口地质演变和泥沙运移海上实测工作；莱州电厂水文方面可行性研究和环境评价以及海域使用论证工作；蓬莱电厂海上水文观测与数据处理工作；江苏燕尾港电厂建设及港口扩建海上水文实测；浙江舟山国家“863”项目地波雷达比测试验；福建罗源湾电厂及港口建设可行性研究；福建罗源火电厂环境影响评价；福建罗源火电厂数值模拟试验及海洋环境评价补充（主持）；东营大唐电厂可行性研究；山东寻山电厂海洋环境评价；烟台污水处理厂排污混合区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修编；江苏滨海港电厂海域使用论证和海洋环境评价（主持）；舟山成品油码头及配套设施工程海域使用论证（主持）；石岛湾核电厂厂址环境影响评价；福州港江阴港区15#～17#泊位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海洋环境影响评价、海域使用论证（主持）；福州港江阴港区8#、9#泊位工程海洋环境影响评价、海域使用论证（主持）；“辽海作业一号”平台改造作为人工鱼礁导航设施环境影响评价（主持）；成山头海域建设波浪能、潮流能海上试验与测试场的论证及工程预设计；长岛海流能源资源调查分析项目；山东省长岛县猴矶岛海洋能独立电力系统示范项目；双岛湾区域规划泥沙冲淤及水动力专题研究（主持）；国电潍坊风电项目海域使用论证及电缆路由论证（主持）；青岛炼化液体化工品码头工程海域使用论证报告编制（主编）；广西LNG项目海洋环境影响评价（主持）；青岛炼化百万吨级乙烯项目配套码头工程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编制（主编）；国家海洋软科学项目“海洋功能评估数学模型研究”（OSS2006）（主持）；“海洋功能评价数学模型软件”（主持研发，国家专利证书号2008SR15187）等工作。

目前，朱教授正在进行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营口LNG项目海域使用论证及海洋环境影响评价（主持），福建漳州古雷炼化一体化项目百万吨级乙烯及下游深加工装置配套码头工程海域使用论证和海洋环境影响评价（主持）等工作。

学术交流，相互促进

为了了解世界各国在海洋学领域的进展情况，朱庆林教授多次参加大型国际、国内学术会议，组织了多次海洋资源与权益综合管理学科（平台）建设专家研讨会，不仅促进了各国海洋领域评价技术的交流，同时也增进了相关知识的融合。

传播海洋管理知识，已经成为朱教授最为关注的事情，为此他主编了教材《海洋环境保护》，并获中国海洋大学教材建设基金资助项目，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他撰写的《近海及海岸带功能评价数学模型研究》一文被《海洋与湖沼》收录；他还发表了《港口资源定量评价理论及应用》、《港口资源基于熵权的多目标决策评价模型》、《罗源湾海水交换三维数值模拟》、《利用波浪折绕射模型和风浪成长公式计算临港重现期波要素》、《海洋科技人才集聚促进半岛蓝色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基于海洋产业集聚的海洋科技人才集聚力综合评价研究》、《Colonization dynamics of periphytic ciliate communities across taxonomic levels using an artificial substrate for monitoring water quality in coastal waters》、《The model study of Marine functional evaluation》、《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The model study of Marine functional evaluation》、《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罗源湾围填海方案的经济效益评价》等多篇科研论文和《中国海监继续教育模式创新与实践》等教学论文。其教学、科研事迹先后被《中国科技成果》、《中国科技产业》报道。他先后获得国家海洋局颁发的《海域使用论证资格证书》和环境保护部颁发的《环境影响评价资质证书》，荣获2014年度中国民主同盟青岛市委员会“反映社情民意”三等奖，他的贡献得到认可的同时，个人价值也得到最大的释放。

海洋资源论文篇3

[关键词]海洋行政管理海洋管理行政管理公共管理

随着陆域资源的稀缺性越来越大，海洋资源逐渐引起各国的重视，海洋的地位也日益凸显，世界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强对领海甚至公海的开发。由此，海洋管理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尽管各国政府和学术界都对海洋管理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但实际上关于海洋管理的涵义及学科构建尚没有一个清晰统一的框架。尤其是海洋行政管理，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

当前对海洋行政管理的界定主要集中在两个角度：一是从行政法的角度对海洋行政管理及其它海洋管理概念作了梳理，如滕祖文的《海洋行政管理》一书即是按照行政法的角度来编撰。二是从管理学的角度阐述了海洋管理和海洋行政管理的关系，如郑敬高等人编撰的《海洋行政管理》一书。但是目前尚没有学者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加以论述。而明确海洋行政管理在公共管理中的学科地位，不仅有利于海洋行政管理（学）自身的理论构建和发展，而且可以从一种全面的视角来审视海洋行政管理与其它海洋管理概念的关系，有利于整个管理学科的完善和发展。本文尝试从公共管理的学科角度对海洋行政管理的定位及构建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

关于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关系，部分的学者已经作了一定的阐述。鹿守本把海洋管理的对象分为自然系统对象；海洋使用者和海上活动者对象两部分，将海洋管理定义为：“在海洋事业（含开发、利用、保护、权益、研究等）活动中发生的指挥、协调、控制和执行实施总体过程中所产生的行政与非行政的一般职能，即是海洋管理。”[1]（P49）鹿守本对海洋管理的定义着眼于一般管理的角度，未体现出对海洋行政管理与其他管理的区别。郑敬高对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把人类以海洋为对象的实践活动和以这种实践活动为对象的管理活动区别开来，前者称为海洋管理，后者为海洋行政管理。[2]或者更为详细一些，前者称为海洋经营管理，后者称为海洋行政管理。笔者也认同这种划分，只是认为海洋行政管理还应该包括政府对自身介入海洋活动的管理，因此，海洋行政管理的定义可以表述如下：海洋行政管理指海洋行政机关及其人员依法对自身及社会组织介入海洋活动的管理行为。他至少应该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政府在介入海洋活动过程中对自身的管理；二是海洋行政机关对社会其他主体在海洋活动中的管理、协调和监控。

此外，笔者更倾向于将海洋行政管理理论作为海洋管理理论的发展主体。首先完善海洋行政管理，由此带动海洋经营管理的发展，其学科的发展脉络与陆域的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如果说陆域管理理论沿着一条“企业管理理论——一般管理理论——行政管理理论（包括公共管理理论）”的脉络发展，后者的发展更多的建立在对前者理论的借鉴上，那么海洋领域管理理论则应该相反。其脉络是“海洋行政管理——一般海洋管理理论——私人海洋管理理论”。其原因主要在于：

1.海洋实践活动更具公共性，需要政府行为的有效介入。人类诞生于陆地，发展于陆地，在陆地上的活动较之海洋，成本较低，个人和私人组织有能力支撑自己活动的成本，且收益的周期较短，个人和私人组织也愿意为其活动进行投资。因此，在陆域，私人管理的理论占据主要地位，行政管理理论的发展有赖于借鉴私人管理理论的发展。而海洋活动和陆域活动不同，其不可预测性较之陆地要大的多。个人和私人组织在面对海洋活动时，由于力量和承受能力的有限，或是不愿过多的介入，或是其开发多带有短视效能，其成本—收益比例远远低于陆地，影响对海洋的进一步开发。换言之，人类探索海洋规律的活动，其“公共性”更加明显，这种具有不可分割性的规律探求，由政府来提供更为适合。政府在介入海洋活动时，必然需要建立对自身活动有效管理的理论体系，海洋行政管理的价值正是体现于此。

2.海洋活动具有更强的外部性。所谓外部性（externalities），即不属于买卖或交易双方的预测，但却是组织运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事物。[3]（P9）它体现出一种活动不仅产生活动者所希望的或只影响他自己的结果，而且对他人和环境造成影响。通常而言，活动的外部性倾向于特指其负外部性。绝大多数海洋活动都产生影响公共利益的负外部性，尤其是海洋环境的破坏更是具负外部性的公共问题。海洋行政管理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就这些外部性很强，影响公共利益的海洋管理活动进行管理，而且也只有海洋行政管理能更好的消除海洋活动的外部性。[4]（P39）

3.海洋活动涉及更多重要的利益主体，其协调需要政府的参与和主持。尤其是当今社会，世界各国都加强对海洋的开发。美国在1998年全国海洋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开发、保护、恢复海洋资源的建议，并从2001年起对海洋环境和法规进行全面研究，对国家海洋管理政策重新做出全面评估，从而为21世纪美国海域经济开发政策勾出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又于2004年4月了一份长达514页的研究报告。1997年日本在《海洋开发年度推进计划》中，已经把“探求新的海洋开发的可能性，立足于国际角度推进海洋的开发”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确立起来。[5]各国对海洋资源的争夺，不可避免的会发生利益摩擦，我国如果要在海洋开发和利用方面取得成效，不仅需要完善国内的开发管理，而且需要探求国际开发的协作和协调。这两方面都属于海洋行政管理的研究范畴。

如果将海洋行政管理作为海洋管理理论的发展主体，即将探索政府管理行为作为重点，那么，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界定海洋行政管理与行政管理、公共管理之间的关系？三者关系的明确是海洋行政管理进一步发展的前提。

二、海洋行政管理、行政管理与公共管理

上个世纪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进行学科结构的调整，其重大举措之一是设立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设行政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管理、土地资源管理等五个二级学科。作为一级学科的公共管理学，其研究对象和范畴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政府自身的运作和管理；政府对社会不同领域的管理（部门公共政策和管制）；非政府公共部门的内部运作和管理(如学校和医院的内部管理)。[6]但实际上，公共管理学科的五个二级学科，对这三个层次的划分并不明显，或者说，很难界定五个二级学科到底应该归属哪一个层次，它们之间更多的是一种重叠和交叉的关系。尤其是面对新的领域扩充时，很难明确新领域的学科地位，至少现在的学科体系就并没有凸显海洋行政管理的位置。[1]这说明当前的公共管理学科体系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周志忍为公共管理的学科发展提出了两条思路：第一，公共管理应该留有向外发展的余地，随着社会需求和基础条件的成熟，增设或新添其他的二级学科，只是增设的二级学科应该着眼横向分工的专业领域如环境保护等，而不是具有综合特征的学科；第二，将行政管理作为公共管理学的基础和平台，建立开发式的学科体系，即行政管理与其他的四个二级学科不是并列关系，而是某种基干与分支的关系。在不变动现有的学科体系下，可以容纳增加的研究领域。[7]

暂且不论这两种思路，哪一条更有利于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我们所关注的是，对于海洋行政管理的发展，哪一条思路更有力呢？如果选择第一条思路，作为与土地资源管理并列的二级学科，海洋行政管理称为“海洋资源管理”更为合适一些，这就面临着学科名称的再次变化。[2]笔者倾向于第二条思路，即海洋行政管理以行政管理为学科平台，将行政管理的理论体系作为基础，借鉴其他二级学科的成果，逐渐完善自身的学科体系。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可以厘清海洋管理的学科类别，完善各自的发展。如上所述，当前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的关系存在一定的模糊，本文赞同海洋管理划分为海洋经营管理和海洋行政管理，而且以后者为主体的观点。若坚持第一条思路则面临“海洋资源管理”概念的诞生，如何界定海洋管理、海洋经营管理、海洋资源管理和海洋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又是一个新的课题。这将为整个海洋管理的发展人为增设一些壁垒，不利于学科的相互借鉴和发展。

2.当前海洋行政管理的学科构建不足以成为一级独立的学科。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国关于海洋行政管理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其自身的理论体系不仅不能和行政管理相提并论，也远不如其他的四个二级学科。海洋行政管理所借鉴的行政管理理论，要远多于自身的独特理论。将海洋行政管理归属于行政管理的一个研究系统，一方面可以继续沿着当前的研究脉络发展下去，继续借鉴，另一方面也不会与当前的公共管理学科体系发生冲突。有利于整个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

3.海洋行政管理以行政管理为学科平台，可以突出海洋行政管理以完善政府行为为核心的学科特点。如上所述，与陆上管理行为和理论的发展脉络不同，海洋活动的有效开展需要政府组织强有力的介入。行政管理学作为一门探索如何有效提高政府效率和加强政府行为的学科，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在如何管理政府和政府如何管理方面，积累的大量的理论和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如果作为海洋行政管理学发展的基石，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的促进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发展和学科完善。

三、海洋行政管理的学科构建

在明确了海洋行政管理的内涵和学科定位后，如何构建海洋行政管理学的学科体系，也是一个需要面对的课题。当然，国内外的部分学者对于海洋行政管理的研究在范畴上作了一定的诠释。美国的J.M阿姆斯特朗和P.C赖纳在他们合著的《美国海洋管理》一书中，将国家对海洋活动的管理分为十项职能：组织海洋研究；从事海洋资料的收集、存储与分配；财政赞助；税收；监测；实施法律；解决冲突；制定政策；制定法规；制定规范等。而国内的学者郑敬高在《海洋行政管理》一书中将海洋行政管理的体系分为海洋行政管理体制；海洋立法与执法管理；海洋政策与决策；海洋权益管理；海洋资源管理；海洋环境管理等几个方面。滕祖文的《海洋行政管理》一书主要从行政法的角度进行阐述，全书的体系也类似于行政法教材的体系。[9]

笔者在综合不同学者的分类基础上，根据行政管理的学科构建，认为海洋行政管理的学科体系，主要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海洋职能。其内容主要涉及国家在海洋活动中的职责定位，政府应该介入何种海洋活动，介入的程度多大，应该采取何种方式介入，以及随着海洋环境和行政环境的变化，政府应该做出何种反应。

2.海洋制度。针对海洋职能，国家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应该建立何种的组织体系，其机构的设立、权责、相互关系等一系列内容；此外，权力机关针对海洋管理的立法，行政机关涉及海洋方面的行政立法，都应该属于这一层面。

3.海洋战略。尽管传统的行政管理理论并没有涉及战略管理，但是公共管理，尤其是新公共管理将战略管理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且要将战略思维融入行政管理的所有阶段之中。[8]对于海洋行政管理而言，其战略思维更为重要。战略的涵义本来就蕴含着一种竞争，世界各国对海洋资源的争夺，正是战略思维的体现。海洋战略的重点在于探讨海洋环境和海洋资源的变化，海洋未来的国际地位，世界各国针对海洋的举措，以及我国如何保护领海和有效参与公海开发。

4.海洋决策。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水平是公共政策研究的主要内容，海洋决策的研究范畴同样应该立足于此。在借鉴公共政策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海洋战略和海洋环境，提高政府的海洋政策水平。

5.海洋实施。即海洋立法或海洋决策做出后，海洋行政机关及其人员贯彻法规和政策的全部活动或整个过程。它至少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海洋行政指挥、海洋行政沟通、海洋行政协调、海洋监控和海洋方法。海洋实施应该是整个海洋行政管理内容最为庞杂的部分，也应该成为其他海洋管理汲取海洋行政管理理论和方法的主要部分。

6.海洋财政。主要涉及政府在海洋管理活动中的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权力机关如何界定海洋开发的财政支出在整个财政预算中的比例和地位；二是政府如何利用财政手段有效的调控整个海洋开发的进度和规模，以达到海洋开发的最佳效果。

7.海洋伦理。主要探讨在开发海洋资源的过程中，人类与海洋之间的关系、海洋环境保护与海洋资源利用之间的关系、海洋长期利用与近期利用之间的关系、各国在公海的行为规范等。

[参考文献]

[1]鹿守本.海洋管理通论[M]，海洋出本社，1997

[2]郑敬高.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J]，青岛海洋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3][美]戴维.H.罗森布鲁姆.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郑敬高等.海洋行政管理[M]，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2

[5]李靖宇于良臣.关于中国陆域经济与海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思考[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6][7]周志忍.论公共管理学科整合：问题、挑战与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8][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9]藤祖文.海洋行政管理[M]，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2

OceanPublicAdministration:ConceptandBuildingfromPublicManagement

[Abstract]howtodefiniteoceanpublicadministrationanddistinguishoceanpublicadministration,oceanmanagement,publicadministrationandpublicmanagement,somescholarhavemade.Buttheyhavenotmadefromtheangleofthecourseofpublicmanagement,whichisthefirstproblemoceanpublicadministrationneedface.

[Keyword]oceanpublicadministrationoceanmanagementpublicadministrationpublic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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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的国土资源，目前分为六种，即水、土地、矿产、森林、草原和海洋。而公共管理的二级学科中只有土地资源管理，没有凸现其他五种国土资源。如果说公共管理中的二级学科土地资源管理，是国土资源管理的代称，那么这种划分忽视了这六种国土资源需要的管理方式并不一样，统一划分为一种管理模式并不合适。很显然，这种划分忽视了海洋管理规律的探索。

海洋资源论文篇4

一、区域性海洋资源保护的现状

总体而言，各国海洋资源开发技术的发展水平很不平衡，有些国家的资源开发设施还比较落后，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资源开发力度，同时对资源本身造成损害和影响。区域性海洋开发效率低、集约化程度低、资源浪费严重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

例如，“中国海洋开发的综合指标迄今仍然不到4%，这不仅低于海洋经济发达国家14%至17%的水平，甚至低于5%的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大规模的海洋开发和利用，较世界滞后约10多年。中国已开发利用的不同海洋资源在格子资源中所占比例分别是：油气资源5%，旅游资源30%，砂矿5%，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浅海滩涂2%。其中儿科养殖的滩涂利用率不足60%，宜盐土地和滩涂利用率只有45%，15米水深以内浅海利用率还不足2%，而海水的直接利用规模更是很小。”

（一）海洋资源的定义及其属性

1.海洋资源的定义

海洋资源是自然资源的一种，泛指海洋空间中所存在的在海洋自然力作用下形成并发分布在海洋区域内的可供人类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 包括海底矿产资源、海水中生存的生物和各种海底稀有金属，广义上的海洋资源还包括海洋提供给人们生产、生活的风能、地热能，还有各种水产资源。

2.海洋资源的基本属性

（1）海洋资源的有限性。这是资源的最重要特征，虽然海洋资源总量是丰富的，但大部分的海洋资源都是不可再生的，或者说缺少可替代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合理、适度开发，避免资源的枯竭。

（2）海洋资源的区域性。海洋资源分布不平衡，基于海洋地理环境和气候的不同，资源种类和质量的优劣都在地质构造和地表形态等影响下有明显的不同，且资源的分布状况也不均匀。因此，人们必须充分考虑自然环境的区域特点，因地制宜地开发资源，才能达到经济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

（二）海洋生态资源的价值及其保护

另一方面，海洋生物资源也十分丰富，目前世界年捕捞量在8000万吨左右，而如果不破坏生态平衡则可捕量能达到1.5亿到2亿吨。所以明确近海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查清近海生态系统生态的情况，对于海洋生态资源的保护有重大作用并能发掘海洋生态资源的巨大可开发潜力，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保护河口、海湾、滩涂湿地以及海底矿产资源等相关法律制度进行完善，建立健全海洋开发的监管制度，全面实施海洋管理。例如；就合理开发渔业资源方面，可以在通过

人工增值等技术提高海水养殖产量的同时，有节制地进行捕捞，达到可持续开发和利用的目的，提高单位水体的生物资源量。

再如我国浙江省沿海的滩涂资源，据统计约有388万亩，涂地分布比较集中，是一项很重要的土地后备资源，滩涂的开发具有多养性，可以发展农业、水产养殖业和盐业，又能作为工业城镇等建设用地。

（三）海底矿产资源的开采

海洋蕴藏了超过全球70%的油气资源，至2003年底，全世界已经发现深水油气田328个，我国近海也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东海和南海还有天然气水合物资源。中国大陆海岸线的一半以上是砂质海岸，尤其是在近岸河口浅谈和沿岸线浅海海域蕴藏着丰富的砂矿资源，包括石英矿、磁铁矿、钛铁矿、锡石等，总储量约31亿吨以上。海洋水体是地球上最大的连续矿体，海水中有80余种天然元素，含量较高的有氧、氢、氯、钙和镁。我国滨海砂矿资源储量有31亿吨，海洋能源理论蕴藏量6.3亿千瓦；在国际海底区域拥有7.5万平方公里多金属结核矿区，探明多金属结核资源5亿多吨。这些砂矿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陆地资源的不足。

“世界海洋石油蕴藏量约为1000亿吨，其中已探明的储量约为380亿吨，占全球石油资源总量的34%，且据《世界海洋油气预测》指出，世界海上石油产量从1960年开始一直稳步上升。而天然气的海洋产量也大幅度增加，各国在天然气基础设施上的投资也在不断上涨，到2015年北美、西欧、亚洲和中东地区的海上天然气将占全世界的70%左右。”

二、中国沿海资源的纷争

近年来，随着世界能源需求的扩大和紧张，其他国家对中国丰富的海底资源虎视眈眈，所以有关中国的沿海资源争端不断，我国的海洋资源正被其他国家以各种借口进行侵占。目前沿海各邻国每年在我国管辖海域内开采油气量已达到4000万吨。东海上有与日本、韩国的油气开采纠纷，日本韩国不顾我国的抗议，企图联合开发我国东海管辖海域内的油气资源。南海上与印尼、越南等过关于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划定也争议不断。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中日东海管辖海域的争议。其实质就是两国对东海资源的争夺，其中从近代开始的争夺就一直悬而未决，中日东海划界问题更是困难重重。

其中，中国东海的春晓油气田正式引发了中日等国关于沿海资源方面的矛盾。关于中日东海管辖海域界限，两国各有其主张，日本以其单方主张的中间线理论为依据，不顾我国提出的强烈抗议，在我国“春晓”油气田附近进行所谓的海底资源调查并进行实际开发。“2004年6月23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大臣中川昭一乘直升飞机非到东海上空对中国的天外天、春晓和平湖三大油气田进行了约一个小时的视察，并认定中国侵犯了日本的东海海域经济权利。2005年日本政府当方面批准其帝国石油公司对东海的油气田进行试采，此举置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于不顾，深化了中日东海问题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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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据国际法保护区域性海洋资源的思考

（一）国际海洋法理论剖析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了沿海国和其他国家在各个各自不同的海洋区域内权利。根据公约，沿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主要是对于对于大陆架自然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利用的权利。沿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应该是一种权利。说明尊重国家在海洋环境保护领域的行使，是《公约》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公约》还规定了各国的义务，“各国应在适当在适当情形下个别或联合地采取一切符合本公约的必要措施，防止、减少和控制任何来源的海洋环境污染。”“各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活动的进行不致使其他国家及其环境遭受污染的损害，并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时间或活动所造成的污染不致扩大到其按照本公约行使权利的区域外。”

（二）依法保护区域性海洋资源的对策

海洋资源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各国在共同开发海洋资源的同时要严格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或其他关于保护海洋资源的国际条约。

首先，立法是保护海洋资源的重要手段，为了更好地保护海洋资源，各国都开始制定自己的相关海洋政策，我国于1982年公布了我国海洋环境保护事业的第一部正式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之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等五个行政法规来配套实施，使我国的海洋资源环境的保护有法可依，形成协调健全的海洋资源保护的法律体系。地方法规也在不断的完善，如浙江省颁布实施了《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和《浙江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使海洋资源的保护落实到具体地方细节上。

其次，海洋综合管理，人们在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应当统筹合理利用，全面规划，合理布局，使海洋资源可以真正的可持续利用，发展海洋节约型产业。另一方面必须加强高科技的应用，提高海洋资源的利用率和承载力。以我国浙江省为例，“浙江省积极实施“科教兴海”战略，推动海洋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推进海水综合利用、海洋化工和海洋环保等新兴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强化海洋资源管理，建立海洋综合管理体系。通过相关政策，调整海洋产业结构，支持发展海洋搞科技产业和第三产业。

最后，各国应当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共同开发和保护海洋资源，例如，为了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我国与韩国和日本等过订立了渔业资源协定，制定管理措施以确保不过度开发海洋生物资源，并在科学研究和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等方面加强合作，更好地利用海洋生物资源。

四、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是世界海洋资源开发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各国应当在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工业》等法律的同时，完善与此相对应的国内法，海洋管理部门应将海洋资源开发与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生态建设紧密结合起来，逐步淘汰污染严重、浪费资源的开发活动，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同时，要加强海洋生态建设和海洋保护区管理，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积极发展海洋资源和生态保护示范工程。

注释：

姜旭潮.海洋资源：中国的资源宝库.中国报道.2010年10月刊.

陈百灵，郭守前.海洋资源特性极其管理方式.湛江大学学报.2001.

谭柏平.我国海洋资源保护法律制度研究.http：//10.15.61.247/kns50/detail.aspx？queryid，2011年10月2日访问.

谭柏平.海洋资源保护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浙江的海洋资源.http：//10.15.61.247/kns50/detail.aspx？queryid.2011年10月5日访问.

姜旭朝.海洋资源-中国资源的宝库.中国报道.2010（10）.

海洋资源论文篇5

论文关键词 海洋 软实力 构成要素

海洋是世界格局中增强国家地位，获取政治、外交发言权的重要领域。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的海洋权益联系日益密切，同时，为了争夺海洋资源、海洋空间等，国际海洋权益斗争也日益加剧。在相互依存、追求发展的过程中，国家要想实现利益诉求，需要更加注重海洋软实力的提升。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软实力研究成果的借鉴，确定了海洋软实力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海洋软实力的构成要素进行了分析。

一、海洋软实力的概念

（一）国内外软实力概念的梳理

为了更好地研究海洋软实力的构成，首先要对软实力这一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软实力”最早由约瑟夫·奈提出，他将“软实力”概念阐述为“一种通过让他人做他人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获得预期结果的能力”，“一种通过吸引而非强迫获得预期目标的能力”。主要包括文化的吸引力、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政策的吸引力以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国际政治议程的能力。目前，对于约瑟夫·奈关于“软实力”的阐述，各国学者尚未达成统一，其观点主要归结为以下几类：

1.从软实力形态和构成要素的角度来定义。贝茨·吉尔认为，软实力主要来自于文化、政治和外交等软性因素的力量。阮宗泽认为，“硬实力是指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软实力所指的就是精神力量，包括政治力、文化力、外交力等软要素。”“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有形载体、物化，而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庞中英认为软力量可定义为：非物质的、无形的力量，包括奈举例的那些美国“软力量”，例如意识形态、文化、价值吸引力；国际结构性力量，指在安全、生产、金融、知识等国际结构中拥有的权力；与军事或者战争力量不同的外交（主要是谈判）力量。

2.从软实力与外部世界互动的角度来界定。郭树勇从国际政治社会学的视角对软实力进行了界定，他认为，“软实力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能力，即合秩序性发展的能力、对战争施以合法性限制的能力，以及树立良好国际形象的能力。”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从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互动来分析软实力包括哪些能力，而不是从内部角度分析软实力的构成。

3.从资源的运用方式上来说明软实力。詹姆斯·特劳布认为，软、硬实力这种两分法本身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它没有考虑到军用直升机和航空母舰也可以产生软实力。如今，美军是开展所有工作的工具——战争、外交、社会政策和人道主义救援。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运用军队。简而言之，软实力不一定是软绵绵的。这种披着坚硬外壳的劝诱可能比通过典型工具展现的软实力（尤其是通过流行文化表现出来的软实力）更加有效。詹姆斯·特劳布的观点表明，对硬资源的运用方式决定了这一资源的运用效果和属性，军事资源用于战争时，它实现的是硬实力的效果，军事资源去救援救灾、推动友好交往时，则会发挥软实力的效果。

上述关于软实力的看法，各有所长，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软实力进行了分析。但仅仅从某一个角度来界定软实力，难以客观的反映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完整情况。要更客观、更全面的定义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应同时关注构成软实力的资源、对资源的运用以及运用的结果三个方面。通过对这三方面的有机结合，可以将国家软实力定义为：一个国家对拥有的资源通过柔性方式运用，获得他国理解、认同与合作的能力。

（二）海洋软实力概念的界定

海洋软实力从实质上讲是国家软实力的一种，国家软实力追求的是国家权益，国家权益包含很多组成部分，而海洋软实力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一种，它所追求的就是众多国家权益中的海洋权益。因此，对海洋软实力概念的界定可以建立在国家软实力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国家软实力概念的借鉴，可以将海洋软实力定义为：一个国家对拥有的资源通过柔性方式运用，获得他国理解、认同与合作以维护和获取海洋权益的能力。这一定义包括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1.强调软实力来自于对资源的运用。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即使拥有再多的资源，如果不能够被其他国家所了解和认知，就无法对其他国家产生吸引力、同化力、感召力。以海洋文化为例，不是拥有了悠久的海洋文化，就具有了软实力，软实力是海洋文化被有效地运用而产生的结果，所以海洋文化本身不是海洋软实力，它只是海洋软实力的基础、海洋软实力的来源。

2.强调运用资源的方式是柔性的。无论是什么资源，必须运用柔性的方式，才有可能实现软实力的效果。虽然是软资源，但运用方式不是柔性的（比如交流、沟通、宣传、合作等），也无法达到软实力的作用。比如想推广一个国家的海洋价值观，虽然海洋价值观是软资源，但如果采用强迫、威胁等方式传播，达到的作用肯定是适得其反，此时的海洋价值观所发挥的效果就不是软实力。

3.强调软实力的来源涵盖所有的资源。不论是硬资源（军事、经济、科技等），还是软资源（文化、价值观、制度、政策等），只要运用方式得当，都能够产生吸引别国的力量。比如前文所提到的美国军用直升机和航空母舰，当它们投入到沿海地区人道主义救援任务时，军队此时所发挥的作用就是海洋软实力了。所以，即便是军队，这种传统意义上的硬资源，同样可以赢得民众的好感和国际社会的认可，发挥海洋软实力的作用。

以上对海洋软实力的界定方法既可以避免在海洋软实力研究过程中对资源进行不必要的软、硬形态的机械划分，因为有些资源无法进行绝对意义上的软、硬形态划分；同时还可以避免仅从某种或某几种资源的角度（如文化、制度等）去认知和界定海洋软实力，有助于从整体上研究和把握海洋软实力。

二、我国海洋软实力的构成要素

海洋软实力来自于资源及对资源的柔性运用过程。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可产生海洋软实力的资源多种多样。学界通常认为软实力来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有威望的外交政策及国际影响力等，即文化、政治、外交三个方面。其实，软实力也可以来自经济、军事和科技等方面。虽然不同的资源在软实力的形成中会有紧密而复杂的内在关系，但不容置疑的是，每种资源在软实力的形成中必然有其的独特作用。中国的发展不能只是硬实力的发展，还要重视历史文化、教育状况、法治水平、政府效能等软实力的综合建设。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国家利益的多向度化和新的竞争模式要求海权建设更加注重软实力的培育。接下来，本文就从政治、文化、外交、经济、军事、科技资源及其运用六个方面阐述我国海洋软实力的构成。

（一）政治资源及其运用

对于现在的国际海洋制度，中国应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来面对。在遵守已经签署的海洋条约、公约和协议之外，更要加强对国际海洋法的研究和利用，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使我国在国际性海洋法律文件形成过程从一般参与转为积极介入，把本国的利益诉求借助国际法的规则反映出来，从而实现维护国家海洋利益的目的。同时，面对岛屿领土主权争端，要加快国内立法，使海洋边界划定更加明确，通过法律途径避免海上冲突，确保我国海洋权益的实现。

（二）文化资源及其运用

与美国、日本、俄罗斯等海权强国相比，我国的海洋意识还比较薄弱，缺乏海洋文化传统。郑和远航的主要意图是宣扬国力，近代海军现代化试验也只是为了应对列强炮舰政策，它们都不是海权意识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海外贸易和合作增加，我国对海洋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意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但是国民的整体海洋意识还有待提高。中国需要把海洋教育的内容注入国民教育体系中去，通过互联网等传媒工具引导民众讨论和传播科学海权观，使我国民众更加关注海洋资源、海上交通安全等海洋权益问题，以此来推动我国海洋权益的实现。

（三）外交资源及其运用

中国一直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和交流。以南海问题为例，中国没有使用武力来加强自己在南海主权主张的倾向。中国目前利用的是海洋软实力，包括对地区国家提供能力建设帮助，积极参与一系列的海洋和环境倡议，比如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计划、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基金南海项目，以及在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实施的维护航海安全和环境保护合作机制。中国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有意愿实现“基于国际法、不使用武力和谈判解决纠纷原则更全面地融入区域关系系统”。

（四）经济资源及其运用

海洋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家和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其在国家GDP中所占比重将会越来越大。海洋产值的不断上升已使海洋经济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我国要不断提高对海洋的开发利用能力，拓展海洋产业链，加大海洋产业项目支持力度，打造有优势的海洋产业，通过海洋经济的发展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使我国的海洋产业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加强与其他各国的合作，实现经济效益、国际关系的双赢。

（五）军事资源及其运用

在解决国家争端和保障国家利益的过程中，军事资源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战争时期，它可以保卫国家不受外敌侵犯。而在和平时期，它可以发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作用。为了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我们要不断加强海军的战斗力，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作为我国和平发展的后盾，并更加有效的参与到国际维和、国际救援等行动中去，向世界人民展示中国军队是威武之师，更是文明之师、和平之师。

（六）科技资源及其运用

我国在海洋科技方面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一是专业研究重于战略研究，海洋科研领域仍然集中在水产、矿产、航运等传统技术领域，对于中国海洋局势纷繁复杂、权益受侵犯损害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还相对欠缺。二是机制不完善，科研作用难以发挥，一些领域存在着专家和政府不能有效合作的状况，海洋监管体制涉及的部门较多也导致了各方面研究力量分散。因此，以后我国要注重海洋人才的全面培养，科研部门的研究范围也应有所拓展，提高我国综合性管理海洋水平，为政治、文化、外交、经济、军事的发展提供内在动力，使科技力量转化为我国海洋事业发展的助推器。

海洋资源论文篇6

关键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产业布局；资源整合；产业规划

一、产业布局理论的发展阶段

产业布局与资源整合一直是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领域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是产业在一国或一地区范围内空间组合的经济现象。产业布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古典区位理论，近代区位理论和现代区位理论[1]。古典区位理论阶段，代表人物如马克思・韦伯（Max Weber），他提出工业区位论，即费用最小的生产区位是企业所追求的，除此以外，企业还需要考虑运费、工资成本及生产密度。在近代区位理论阶段，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和奥古斯特・廖什（August Losch）提出了中心地理论，认为产业布局应该将市场因素考虑在内[2]。现代区位理论阶段，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提出产业集聚和规模收益递增理论，指出制造业为了实现规模经济、最小化运输成本，往往会选址于需求量较大的地方，中心―模式的出现是依赖于运输成本、经济规模及制造业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3]。

二、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简介

2009年4月，书记视察山东时指出了“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科学开发海洋资源，培养海洋优势产业，进而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山东半岛蓝区的发展开始提上了政府议程。2011年1月，国务院以国函一号文件批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这是十二五期间第一个获批的国家发展战略，也是我国第一个以发展海洋经济为目的的区域发展战略。规划提出：规划主体区范围包括山东全部海域和青岛、东营、烟台、潍坊、威海、日照6市及滨州的无棣、沾化2个沿海县所属陆域，海域面积15.95万平方公里，陆域面积6.4万平方公里，山东省其他地区作为规划联动区[4]。这一规划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对海洋经济发展由试点阶段进入了实施阶段。

三、 蓝色经济区的产业布局与资源整合

产业布局与资源整合是蓝色经济区发展战略的基础，冯艳芳[5]指出产业布局在静态上表现为不同产业的各部门及各要素在地域上的组合和空间上的分布，在动态上则表现为各种资源或者生产要素为了寻求最佳配置或者企业为了选择最佳区位而在地域上的转移、流动的过程。

1.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主导产业

区域主导产业应该是建立在优势资源的基础上，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山东半岛蓝区主导产业的选择上，孙吉亭和孟庆武[6]根据“绝对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通过建立相关的指标体系和数学模型，得出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发展的主导产业应为：海洋渔业、运输业、旅游业及生物制药业。秦宏和谷佃军[7]综合运用相关性分析、趋势分析及贡献度分析等方法，认为蓝区的主导产业还应包括海洋造船业及油气化产业，并对其发展方向及重点进行了合理的规划。

蓝区发展的基础是海洋产业，而产业集群构成了复杂网络，孙敏敏[8]将蓝区的发展现状、未来潜力及相对优势考虑在内，通过区位商法选择了区域内的战略优势产业，分别是：现代海洋渔业、海洋装备制造业、海洋文化旅游业、海洋能源矿业、海洋生物产业、海洋交通运输物流业、海洋工程建筑业及生态环保产业，运用复杂网络的方法对蓝区的海洋渔业及海洋装配制造业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了关于海洋产业发展的理论性建议：培育优势海洋产业、优化产业的布局及配套产品产业发展等。刘永胜[9]通过模糊综合评价方法构建主导产业的选择模型，发现山东半岛的优势产业方向为制造业，具体包括海洋食品加工业、海洋设备制造业、海洋化工业及海洋生物医药制造业，并围绕九大核心区进行了产业规划。

2.蓝色经济区产业布局和产业规划

建设蓝色经济区，优化产业结构，需实现海陆产业统筹发展。宋军继[10]将耦合机理运用到海陆统筹研究中，深入分析了“一核、两极、三带、三组团”的蓝区产业发展框架。孙吉亭和孟庆武[6]综合考虑海洋、陆域资源与环境的特点，提出优化海陆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功能，合理的布局陆地产业、海洋产业及临海、涉海产业，以海带路，以陆促海，海陆耦合，陆海联动坚持海陆统筹发展。[6]海洋产业的发展，可以弥补陆域经济发展的局限性，以广阔的陆地为腹地和支撑基础，带动临海、涉海陆域经济发展，同时对广大的内陆地区也起到了辐射带动作用。

在蓝区的产业布局和产业规划上，刘永胜和路正南[11]认为必须建立具有行政约束力的统筹发展的战略规划，明确功能定位及产业布局，合理的确定蓝区的经济地理边界。确定边界时，应根据产业的关联度而非固有的行政区划，根据产业对蓝区进行有序分割，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动态的调整经济边界，优化产业布局。此外，刘永胜[9]还根据产业资源的面板数据和各类产业资源的聚集情况利用生产函数模型和有序样品的聚类方法进行分割，确定产业布局的经济边界，划分不同的子功能区，进行产业布局。

3.蓝色经济区产业结构

在蓝区的产业结构方面，陈晓红[12]研究发现蓝区的海洋产业结构不够均衡，第一产业相对于其他海洋经济区来说比重过高，处于传统型发展阶段，需要转变产业增长方式，主张从政府协调机制、资金、人才等方面推动海洋产业的优化升级。为了优化产业结构，在进行产业选择时，孙吉亭等[6]提出海洋产业应该选择产业关联度高、资源条件好同时对区域经济的贡献相对较大的产业部门，而陆域产业要选择具有较大产业感应度系数和产业影响力系数、能够有力的支撑海洋资源开发的产业。

李福柱[13]通过对蓝色经济区海洋产业结构分析，发现其演进存在着产业间的异速增长趋势，并且蓝区内部的各市之间存在产业异质性，通过提高专业化分工，发展规模经济，实现蓝色经济区产业结构的协调演进与升级；刘洪斌[14]通过区位熵计算和灰色关联分析，提出了海洋产业优化发展目标，主张大力发展海洋新兴产业和海洋支柱产业，实现海洋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

陈晓文和王海宾[15]论证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的相关关系，指出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就业结构，大力发展二、三产业，使二、三产业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力军，缓解就业压力的同时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唐娜[16]从实证角度验证了海洋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之间存在着耦合机制，人力资本对于产业结构有动力作用，而产业结构调整对于人力资本有反馈作用，针对山东省海洋产业结构与人力资本耦合的现状，提出了推动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调整良性互动的政策建议，以期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建立区域人力资本良性循环机制。

四、 结论及展望

蓝色经济区的产业布局与规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区域发展水平、海陆资源及国家政策的变化而改变，因此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今后可以加大对新兴海洋产业研究力度，实现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分析区域产业边界的划定，实现优势产业联合增强区域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刘斯康，王水嫩.用产业集群理论来规划新的产业布局[J].当代财经，2003（7）：118-126.

[2]李君华，彭玉兰.产业布局与集聚理论述评[J].经济评论，2007（2）：146-152.

[3]Krugman P R.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99）： 483-499.

[4]国务院.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Z].2011-01.04

[5]冯艳芳.对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产业布局的思考[J].经济问题，2009（12）：126-128.

[6]孙吉亭，孟庆武.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主导产业选择研究[J].中国渔业经济， 2012（3）：90-96.

[7]秦宏，谷佃军.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主导产业发展实证分析[J].海洋科学，2019（11）：84-90.

[8]孙敏敏.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产业复杂网络演化研究[D].烟台：烟台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9]刘永胜.蓝色经济区产业布局研究[D].镇江：江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10]宋军继.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陆海统筹发展对策研究[J].东岳论丛，2011，32（12）：110-113.

[11]刘永胜，路正南.蓝色经济区功能定位与产业布局动态规划策略[J].经济纵横， 2011（7）：132-134.

[12]陈晓红.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制约因素及对策分析[J].特区经济， 2011（11）：73-75.

[13]李福柱，明艳，历梦泉.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产业结构异质性演进及路径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1，25（3）：12-14，67.

[14]刘洪斌.山东省海洋产业发展目标分解及结构优化[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19（3）：140-145

[15]陈晓文，王海宾.蓝色经济区战略下产业升级与就业调整[J].国际经贸问题，2012（3）： 14-21.

[16]唐娜.海洋产业结构与区域人力资本耦合关系研究―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为例[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海洋资源论文篇7

关键词：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框架

中图分类号：P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6）22-0161-03

1引言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出台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掀起了新一轮海洋开发的热潮。依靠当地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经济在短期内得以快速发展，成为了沿海地区发展的战略重点，但与此同时，由于对海洋资源的无序、无偿使用，导致海洋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海洋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只有将海洋资源开发与海洋环境保护密切结合，合理确认海洋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海洋环境水平和海洋资源损耗情况，修正完善现有海洋经济核算指标，对海洋经济活动的结果进行真实客观的评价，才能促使海洋经济在快速、健康、可持续的轨道上发展。为此，急需建立起海洋环境资源价值核算的指标体系，以便及时地开展海洋环境资源价值核算，引领海洋开发活动朝谋求长远利益的方向发展，并最终促进海洋环境保护与海洋经济发展的和谐统一。

2海洋环境资源及海洋环境成本的涵义

海洋环境主要包括海洋水体、溶解及悬浮着的物质、存活在海洋中的生物，以及与海洋关联紧密，且会被海洋影响的沿海及河口地区。长期以来，海洋环境一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之一。海洋资源则指那些存在于海洋环境中，和人类社会进步存在密切关系，受海洋天然影响产生的，分散于海洋地域中的，同时可以被人类开采及使用，产生使用价值的海洋天然条件及天然物质。海洋资源不仅包含海洋天然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以及在海洋环境中存有的自然属性，还包含能够对人们生产、生活等活动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属性。

海洋资源成本即海洋资源的耗减成本，是指在海洋经济运行过程中，因为利用、耗减海洋资源而产生的成本，通常也可以用因为海洋经济运行而导致海洋存量资源缩减的价值来表示，主要包括海洋环境退化成本和海洋污染治理成本两个方面。海洋环境成本即通常意义上的海洋环境退化成本，指在海洋经济运行过程中，利用环境提供服务所产生的成本，亦即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服务而导致的海洋功能耗损的价值。包含海洋环境退化成本、海洋污染治理成本两个方面。海洋污染治理成本则包括实际海洋污染治理成本和预计海洋污染治理成本两方面含义，实际海洋污染治理成本指当前为止已经产生的治理成本，预计海洋污染治理成本则指到目前为止，处置海洋环境里已经产生的全部污染物所必须耗费的所有成本。

3海洋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3.1可持续发展

对海洋环境资源价值进行核算，其目标之一就是不断引导海洋健康、持续地被开发、利用。因而，首先必须坚持海洋资源开发与海洋环境保护的协同统一，遵循海洋资源永续利用的原则，理性高效地开发和利用各类海洋资源，不断优化海洋产业结构，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健康，促进海洋经济和谐、健康、稳定发展。

3.2海陆一体化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已经由单纯的陆域开发逐渐向海陆一体化开发转化。陆域经济朝海洋不断扩展的同时，海洋资源利用也正不断地“陆地化”。海陆经济的一体化发展极大提高了海洋资源利用效率，能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也有助于沿海地区的产业优势向海洋资源优势转化。

3.3海洋主体性

海洋环境资源价值核算指标应突显海洋特点，坚持海洋主体性原则。要注重对海洋经济运行过程中海洋资源、海洋环境损失的核算。

3.4系统性

海洋生态环境体系、海洋经济体系以及沿岸区域社会经济体系三者之间的和谐统一，是当地海洋经济持续、健康开发以及利用的前提。不同体系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构成了完整的海洋经济核算体系。因此，海洋环境资源价值核算指标体系应充分考虑不同系统自身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4海洋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

4.1指标体系的构成

充分考虑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目前各专家学者对海洋环境资源价值的认定标准，结合上述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采用目标法、专家咨询法等方法，研究构建了由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两个状态层构成的海洋环境资源价值核算指标体系，具体如表1所示。

4.2指标权重和指标评价值的确定方法

不同指标反映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同方面，从理论层面讲，不同指标对海洋环境资源价值的影响重要程度不可能完全相同，必须对其赋予不同的权重；同时，由于在实际操作中不同指标之间很难直接进行比对，其各自的重要程度很难直接加以确认。为了解决以上问题，笔者采用了赋值法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

4.2.1指标权重的确定

对二级指标权重的确定主要采用层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主要用于多属性评价与决策领域中权重的确定。研究在确定二级指标权重时，利用参加海洋学术年会的机会，邀请了海洋方面的专家共50人，对海洋资源、海洋环境因素在影响海洋环境资源价值的重要性方面进行了两两比较，然后根据比较结果，构建判断矩阵，并进行了一致性检验，计算出海洋资源的权重为0.567，海洋环境的权重为0.433。由于各三级指标和四级指标对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程度没有十分明显的区别，此次研究采用赋值法，对其权重进行赋值，具体赋值权重见表2。

4.2.2指标评价值的确定

为消除各指标之间的差异性，增设四级指标评价值Vk，以反映各指标值Ck与其理想值Ik之间的接近程度。正指标的评价值为指标值除以评价值，负指标则取其相反数。以上指标中，海域污染面积、工业废水排放量、海洋灾害损失上升率、海湾主要污染超标程度、海岸侵蚀比重为逆指标，其他都为正指标。理想值Ik是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参照值，其具体确认标准应结合指标的属性、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海洋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予以确认。如各级政府有明确规划目标的，直接采用规目标；如理论值较易取得且和实际基本吻合的，直接取理论值；如短期内理论值难以实现，结合当地海洋经济发展情况确定；难以确定理论值时，则可通过分析推算或实际调研确定。

4.2.3海洋环境资源价值综合指数的确定

海洋环境资源价值综合指数可采用综合评分法计算求得，其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P=∑（Vk×Pk×Rj×Wi）（1）

其中：Pk为其所在的二级指标权重；Rk为其所在的三级指标权重；Wi为四级指标权重；Vk为四级指标的评价值；P为海洋环境资源价值综合指数。

海洋环境资源价值综合指数P反映了海洋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程度，该指数为正指标，结合前人研究成果，该指标如大于0.7，说明海洋环境资源具有可持续性，指标数值越大，说明当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情况越好。

参考文献：

[1]易爱军.江苏省海洋经济绿色发展战略问题研究[J].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9）：63～65.

[2]程娜.可持续发展视阀下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3.

[3]李宜良，王震.广东省海洋绿色核算研究[J].海洋经济，2011，1（3）：50～56.

[4]邵悦.海洋资源价值核算理论与方法研究：以上海市为例[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2.

[5]易爱军，刘宣仪.基于灰色预测法的江苏省海洋经济绿色核算[J].淮海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25（1）：89～92.

[6]李菲菲.基于治理理论的城市社区应急管理研究：以广州市X街道为例[D].广州：暨南大学，2015.

海洋资源论文篇8

关键词：国际法 海洋渔业 资源管理

纵观全球海洋渔业资源的变化趋势，可以很清晰的探寻到国际法对海洋渔业资源进行规制的路径。20世纪50、60年代进步神速的渔业科技给海洋渔业资源带来巨大压力，面对渔业资源的国际法规制也在这种压力下蓬勃发展。1958年联合国第一届海洋法会议出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套四部海洋法公约，紧接着的1960年第二届海洋法会议虽着力领海宽度问题但未能予以解决，但为1973年的第三届海洋法会议准备了前奏。1973年至1982年，世界各国在11个会期、15 次正式大会后，终于在1982年12月10日于牙买加蒙特罗湾通过了第一部完整的海洋法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公约》共17个部分，320项条文以及9个附件，合计共有446个条文，几乎包含了所有的海洋活动规范，针对海洋渔业活动的制度自然是其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公约》于1994年11月16日生效，已成为约束全球人类海洋活动的共同法典。

1 海洋渔业资源管理的理论基础

1.1 全球共同利益原则

渔业资源是人类从海洋获得的最主要的水产品，占人类捕捞的水产品的90%，也是海洋最主要的生物资源，与海洋生态环境甚至整个地球生态系统都有紧密联系。对于渔业资源的国际法关注也早就突破了单纯海洋法的范

围，国际环境法的视角的强化更强调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养护。

为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人类活动应恪守义务约束；且活动关注的中心也应从人类利益转向人类与生物共享的全球利益。可以预见的将来，对渔业资源的国际法规制必定是更多地吸收国际环境法的先进理念并通过具体的制度予以落实，这也意味着渔业资源国际法规制终将归位于全球利益原则和义务重心。

1.2 极限理论

渔业资源枯竭的现状说明渔业资源的总存量是有限的，渔业资源的再生和自我更新能力也是有极限边界的；人类的过度捕捞活动一旦超越了这一边界就会产生渔业资源衰竭的问题。二十世纪80至90年代联合国对公海“大型远洋流网捕鱼”作业的系列决议就是渔业资源“极限”问题的实证。海洋资源分配所体现的基本精神义务，它为人们占有、开发海洋资源的行动设置限制，它要求各国占有、开发海洋资源的行动服从全球海洋资源持续利用的总体安排。

作为最主要的海洋生物资源，要以有限的渔业资源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自然也应服从这种以义务为重心的分配，而这种分配的义务重心则不仅要求渔业资源法律制度以限制人类行为为主，更重要的是为各项制度安排明确的义务主体并建立完整的责任体系。

因此，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国际法规制最终仍应落实和以推进国际合作国家责任为方向发展。全球共同利益原则和极限理论说明：一切作为人类共同财产的资源，其一定是将义务置于权利之上的，即将义务作为重心。且这种义务本身也是为了实现义务承担者的长远利益。国际海洋渔业资源法律制度正应以“全球共同利益原则”和义务重心的基本思想为指导原则，任何可能背离这两点基本法理的尝试都是危险的。

实际上，国际渔业资源法律制度的发展已经表明其义务重心，《公约》和后公约时代的各项制度都通过义务主体的安排，对渔业活动予以了越来越具体的限制，且越来越强调通过国际合作履行义务。

2 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管理

2.1 专属经济区的概念

所有的沿海国都享有一种领海权利，即沿海国有权把沿海捕鱼权完全保留给本国国民，禁止或限制其他国家的国民在其管辖海域内从事捕鱼活动，这种权利被称为渔业管辖权。二十世纪40年代起，以拉丁美洲沿海国家为首，提出了一种新的主张，在沿海二百海里海洋区域内建立经济专属区。自此，很多海洋国家开始纷纷效仿，专属经济区的概念也就被提到各种海洋大会议题。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专属经济区是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一个实行特定法律制度的区域，该区域的最大宽度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起不应超过200海里①。

2.2 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和义务

之所以要制定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相关法律，其目的就是明确海洋渔业资源管理的主体，并规范沿海国在享受海洋权益的同时，承担该海域的养护任务。沿海国享有是权利主要包括：

①自行决定该海域内海洋生物的可捕量，分为不同时期对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个别国家对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个别船只对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②限定其他国家对该海域的可捕量，因享有专属经济区的沿海国有促进该海域内生物资源得到适度利用的义务，因此，在这个前提下，他们可以限定其他国家对该海域生物资源的利用；③其他国家的国民在共享海洋资源的同时，必须遵守沿海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这也是确保沿海国能确实有效的保护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前提。而沿海国同时也要承担防止该海域内渔业资源的过度开发，并承担养护的义务。

3 公海渔业资源管理

3.1公海渔业资源管理的历程

格劳修斯在1609年的时候曾发表了《海洋自由论》，

自此，一种“公海捕鱼自由”的观点逐渐被大家追捧。而随着沿海国对海洋渔业资源的捍卫以及海上霸权的争夺，以及后来《公约》的形成，开始对“公海捕鱼自由”进行限制，许多国家纷纷加入了该《公约》，公海捕鱼的限制逐渐被广大沿海国所接收。根据《公约》的规定，所有的缔约国均有义务要求本国国民或自行，或与其他国家合作采取养护公海生物资源的必要措施。事实证明，不管是渔业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还是渔业资源的养护与管理都离不开国际间的合作。同时，国际间的合作也是弥补海域划界所导致的管辖权争议，衔接各海域渔业制度的有效方式。除了《公约》对各个国家规定的义务外，《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与管理措施的协定》也规定了公海渔业信息的交流与合作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便利了国家间在公海信息的广泛交流。《遵守协定》强调船旗国之间应互相交流有关渔船的资料，以协助彼此查明悬挂其旗帜、从事有损国际保护和管理措施的违法渔船②。另外，《遵守协定》还设定了缔约国间通过粮农组织开展的合作。

3.2 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出现的船舶改挂旗帜现象，成为对渔业管理措施最具破坏力的因素之一，引起了全球的关注。所谓的船舶改挂旗帜，是指船舶撤销其在一个国家的注册后又在另一个国家重新注册，其通常是为了达到降低运行成本和优惠的缴税条件等经济目的，从而规避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规则的约束。渔船改挂船旗规避管理措施的行为，不仅严重危及了区域性渔业组织的管理主体地位，还直接影响了国际社会和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所采取的养护和管理渔业资源措施的效果。针对公海渔船改挂船旗，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都试图以强化船旗国义务为问题解决的突破口。

4 洄游鱼类种群资源管理

针对洄游鱼类种群，国际法首先突出对此类鱼类种群的特殊关注，在进一步分类的基础上，就不同特点的洄游鱼类予以不同的制度规制，并特别强调国际合作，突出区域性渔业组织的主体地位，此外，针对洄游鱼类严峻的生存状态，引入预警原则。

预警原则的基本概念最早出现于1992年6月通过的《里约宣言》，“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根据资金的能力广泛适用预警方法。如果存在严重不可逆转的损害，缺少完全的科学确定性的危险不应当作为拖延采取代价昂贵的措施防止环境损害的借口③。”

《公约》主要强调国际合作义务，以期各国间通过协商或通过国际组织实现渔业养护与管理的协调与配合。但是实践中各国立场冲突使得存在对《公约》条款解读的不一致，同时沿海国管辖权的明显扩张意图共同导致对这两种鱼类保护的不力。鉴于国际法没有高于国家的统一的执行机构，洄游鱼类种群渔业资源的国际法规制的执行主体仍要落实到各国。国际海洋渔业资源制度的执行一方面需要国家的对执行规定的遵守；另一方面，也需要国家就规定执行应具备的相应能力。但是，国家的执行意愿与执行能力往往难以平衡。

总之，海洋渔业资源的现状决定了国际合作深度落实的发展方向。而国际合作的深度落实不仅表现于传统合作机制的强化，更表现在制度与组织层面的国际合作程度的深化，如区域性国际组织主体地位的强化。

注释：

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55、57条。

②《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与管理措施的协定》第5条1

款。

③《里约宣言》第15条。

参考文献：

[1]张海文主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释义集[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4：191.

[2]黄硕琳.专属经济区制度对我国海洋渔业的影响[J].上海水产大学学报，1996（5）.

[3]格劳修斯著.海洋自由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

[4]郑曙光.海洋渔业资源的国际保护[J].浙江水产学院学报，1987（6）.

[5]慕亚平，江颖.从“公海自由”原则的演变看海洋渔业管理制度的发展趋势.中国海洋法学评论，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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