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方向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5 13:16:08
刑法方向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法学教育；课程设计；教学特色
[作者简介]周喜梅，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博士研究生，广西民族大学政法学院讲师。广西南宁530004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3-0149-05
一、泰国法学教育发展简介
泰国高等教育的市场化程度很高。2009年，泰国一共有166所高等院校，其中公办大学78所，私立大学69所，集体所办大学19所。泰国现代法学教育是在学习西方法学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历经113年，融合本国的司法实践和国情，其法学本科、硕士及博士教育已独具特色且市场化程度很高。
泰国第一所法学教育机构“法律学校”始建于1897年，当时隶属于司法部，主要由法官授课，第一届毕业生只有9人。随着“法律学校”的发展壮大，逐渐具备了当时发达国家大学的办学规模和条件，于1933年4月25日将当时的“法律学校”并人朱拉隆功大学并独立成院，挂名为“政治学与法学院”。但原来的“法律学校”不满足于成为朱拉隆功大学的一个院，要求独立设立为一所大学。1934年3月8日，“政治学与法学院”在短暂地并人朱拉隆功大学后分离出来成立独立的大学，命名为“法政大学”，即现在位列泰国大学排名第二的“法政大学”。而朱拉隆功大学直到1941年才有了隶属于政治学院的法律系，到1973年才成立独立的法学院。随着泰国法学教育蓬勃发展，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泰国拥有法学院的大学已有59所。
泰国法学教育主要是封闭式法学教育。其从事开放式法学教育的大学只有一所――兰甘亨大学，该校是唯一一所开放式公立大学，创建于1971年。该校独家主办和管理高等自考教育。入读该校不需参加入学考试，不受年龄的限制，不需上课，只需注册学分通过考试并修满学分就能毕业。且学费非常便宜，每学分25泰铢(相当于人民币5元左右)，本科专业总学分一般为130学分左右。该校会有计划地组织大量的培训班和网上授课，印发各种自考教材和资料。每年兰甘亨大学的新生数量后全国大学之最。该校的本科文凭的含金量并不亚于泰国其他知名大学，这归因于该校一贯坚持宽进严出、质量严格把关的原则。而其法学专业则享誉全国，紧排于朱拉隆功大学和法政大学之后。泰国将高等教育自考由一所大学主办和管理，使得自考教育蓬勃发展、井然有序且质量很高，也为社会各类人士提供较好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良好的学习氛围。
二、泰国法学本科教育
泰国封闭式大学法学本科教育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全日制本科生，这类考生是高中毕业生，白天上课。第二类是非全日制本科生，这类学生来源于社会，晚上和节假日上课。泰国公立大学全日制本科生，一般都要经过泰国统一高考并按分数高低录取，而泰国私立大学则一般无此要求。非全日制本科生则由各大学自主招生。泰国本科教育已经相当市场化，泰国人只要有一定经济基础和入读大学的决心，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一)法学本科课程设置
泰国法学本科采学年制和学分制并重，学制四年。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法学本科至少需修满135学分。其中包括一般基础课程学分30分、法学专业必修基础课程学分71分、法学专业分类必选课程学分18分和自选课程学分16分。
1 一般基础课程(30分)。一般基础课程分为普通培养大纲课程和法学院规定的必修基础课程。普通培养大纲课程18学分。其中：外语课程学分6分，社会学课程、人类学课程、数学与科技学课程和其他学科类课程各3学分，此类课程不是在法学院修学分，而是去相应的学院修学分。
法学院规定的必修基础课程12学分。主要有法律逻辑学、法律历史学、法律与社会、律师会计学、律师经济学、专业外语(有法律英语和法语两种语言供选)等。
上述一般基础课程在大学第一和第二学年修完。
2 法学专业必修基础课程(71分)。法学专业必修基础课程一共26门课程。包括：债因I(主要内容为：法律行为和合同的一般原则，时效和不公平合同条款等)；财产法；人法与家庭法(主要内容为：民事主体制度、家庭身份法律制度和婚姻法律制度)；法律基础；债的效力；遗产继承法；借贷与担保法(主要内容：借贷和债的各种担保，如保证、抵押、质押等)；典型合同Ⅰ(主要内容：买卖、互易、赠与、租赁等)；典型合同Ⅱ；债因Ⅱ(主要内容：侵权、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法律制度)；商业组织法；票据法；税法；刑法总则；刑法分则；泰国司法程序与法院制度；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证据法；公法一般原则；宪法与政治机构；行政法；法理学；劳动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这些法学专业必修基础课程在前三个学年学完。
3 法学专业分类必选课程(18分)。在大学本科第三学年末，本科生可以根据自己喜好选择专业方向。朱拉隆功大学法学院分为四个专业方向：民法与刑法方向、商务法方向、国际法方向和公法方向。
民法和刑法方向可供选择的课程主要有：民法刑法法律英语、民法讨论课、民事诉讼法讨论课、刑法讨论课、刑事诉讼法讨论课、保险法、经济犯罪、破产法、比较法基础等。此方向主要为将来想从事法官、检察官或律师职业的学生设计。
商务法方向可供选择的课程主要有：商务英语、律师会计、知识产权、反垄断法、商务法讨论课、证券法、合同洽谈与起草、银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际商务法、国际合同法等。此方向志在培养公司企业等商事组织的法律顾问和法律工作者及专攻商事案件的律师。
国际法方向可供选择的课程主要有：国际法专业英语、国际海商法、国际刑法、国际环境法、欧盟法、国际法讨论课、国际人道主义法、人权法、国际经济法Ⅰ、国际经济法Ⅱ、国际法与发展等。
公法方向可供选择的课程主要有：公法专业英语、宪法组织法、行政法院和行政诉讼法、财政法、行政程序法、政府合同法、法律与社会问题讨论课、环境法、经济公法基础、立法与立法程序讨论课、行政法讨论课、宪法讨论课等。此方向主要针对立志成为行政法院法官或进入政府机构工作的学生设计。
4 自选课程(16分)。自选课程范围非常广泛，既可选法学院开设的自选课程，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需要选择法学院以外的院系开设的课程。而法学院本身开设了大量的自选课程，这些课程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为了进一步深化专业知识而针对不同专业方向开设的课程，例如：针对商务法方向的课程有金融衍生品法律制度、投资法律制度、市场法等。第二部分是满足因社会和
科技蓬勃发展而产生的新兴法律领域的需要而开设的新课程，例如：科技法律制度、电子商务法、计算机犯罪法律制度等。
本科生除了修满上述学分外，还要进行大约三个月的法律工作实习。工作实习时间安排在第三学年度结束的暑假期间，学校会帮学生联系工作实习单位。但工作实习并不是本科毕业的硬性条件之一，所以由学生自行选择。如果学生选择学校安排的工作实习，学校将颁发工作实习的资历证明。学生如果没有特殊情况，都会选择工作实习。
(二)法学本科教学特色
泰国本科法学教学特色如果用最简短的语言概括就是“案例式教学”。“案例式教学”不仅体现在老师的授课方式中，也体现在学生考试考评方式中。
泰国本科法学专业前三学年的课程设置，主要是泰国一些最基本和重要的部门法，也主要是针对泰国基本法典授课。这些法典主要有《泰王国宪法》《泰王国民商法典》《泰王国刑法典》《泰王国行政法典》《泰王国民事诉讼法典》《泰王国刑事诉讼法典》《泰王国行政诉讼法典》。泰王国法院审理案件素有判例法系传统，其高级法院案例都得到了系统而详细的整理，查阅非常方便。泰王国高级法院在具体运用法律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权威性判例，这些判例在对法律的具体解释中具有绝对权威。因此，离开泰王国高级法院的庞大的案例，就较难理解泰王国各类法典中的法条的准确含义。正因为泰王国法律实践的这一特征，法学教师在具体授课中都会列举和总结高级法院典型判例对法条的理解。授课的重点也是培养学生对具体法律的理解和运用能力。除此之外，每门课受教师所接受判例法系国家或者大陆法系国家的教育背景不同，而对法律基础理论授课的侧重点不同，受大陆法系影响的教师会更偏重于法律基础理论。到本科第四年时，因开始分专业方向，教学才开始倾斜于法学理论教学。法学理论教学主要是通过在原有基本部门法基础上开设讨论课方式进行。
泰国法学本科专业课程的考试题目几乎全部是主观题，且不外乎两种题型：最主要和常见的一种是案例分析题，第二种是论述题。案例分析题综合性非常强，需要灵活运用相关法条，学生想得高分除了阅读法学教材外还需经常翻阅高级法院案例。而论述题也往往要求例举相关权威性判例或举例说明。每门课有期中和期末考试两次，期中考试占三十到四十分，期末考试占七十到六十分。每次考试都有两到五个不等的主观题。所以，泰国本科生无须死记硬背任何概念和理论，而是参照高级法院判例准确理解各大法典中法条的意思及法条的具体运用。这也是和泰国律师资格考试、法官选拔考试及检察官选拔考试相符的，因为泰国这类考试绝大部分是案例分析题及少量论述题，而没有其他题型。
三、泰国法学硕士生教育
泰国法学硕士招生由各大学自主招生。报考泰国法学硕士，第一个条件是考生必须是法学本科毕业，然后通过英语入学考试。英语入学考试既可报考托福、雅思等国际承认的英语等级考试，也可报考每所大学自己组织的研究生英语入学考试。考生英语考试成绩需达到各大学规定的标准。然后，各大学自行组织其他相关考试，该类考试由各院系自行出题和评卷。所以，泰国各大学所要求的硕士入学英语水平和其他人学考试都会有差异。泰国法学硕士教育的市场化程度也是非常高的。但泰国的法官、检察官选拔考试只承认朱拉隆功大学、法政大学、兰甘亨大学和博仁大学的硕士文凭。
(一)泰国法学硕士课程设置
朱拉隆功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分为四大专业方向：国际法方向、刑法方向、公法方向和商务法方向。其法学硕士教育采学年制和学分制并行，学满2年但不得超过4年，修满3分。3分分为：统修专业必修课程6学分，专业必修课程分，专业选修课程分，自选课程3学分，论文12学分。具体课程设置如下：
1 不计学分必修课程三门：法律专业英语、法学研究科学方法论和专业讨论课。专业讨论课分为四个方向。
2 统修专业必修课程两门：大陆法系和法理学。
3 专业必修课程：国际法方向必修课程为国际法理论和方法、高级国际组织法、国际社会主体关系法；刑法方向必修课程为高级刑法学、刑法政策、刑事诉讼比较法；公法方向必修课程为公法理论、宪法与政府组织法I、政府机构与人员设置法律制度；商务法方向必修课程为商事组织法、商事税务策划及法律制度、法律与商事关系。
4 专业选修课的课程非常丰富。每个专业方向可供选择的课程少则上十门，多则二三十门。法学院会根据师资情况和学生选课的情况确定每学期的专业选修课程的开设。
5 自选课程也非常丰富，同样会根据师资情况和学生选课的情况确定每学期的自选课程的开设。
6 论文12学分，则为学生注册学分而无须上课，只需硕士论文答辩通过即可。泰国法学硕士论文的开题和答辩都是学生各自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考试的时间，而没有统一的时间安排。所以最快的2年就毕业了，最慢的则需4年，而学满4年未能取得学位证的也大有人在。
(二)泰国硕士教学特点
泰国硕士教育完全侧重于法学理论教学，授课老师会对一些重要法律问题的理论起源，各国理论、各国制度尽可能地做比较分析。每门科目的考试题目类型只有一种：论述题。答题方式是阐述既有理论和提出自己对问题的独特见解并阐述理由。
其有特色的两门课程是法学研究科学方法课和专业讨论课。法学研究科学方法课安排在第二学期，专业讨论课安排在第三学期。法学研究科学方法课主要讲解研究方法，同时要求学生开始物色硕士论文题目，并与专业讨论课相辅相成，为学生做硕士论文作准备和铺垫。该两门课由学校法学研究经验最丰富的教授主讲，并以每位学生的硕士论文导师作课外辅导为辅。主讲教授主要讲解研究选题的方式方法，同时要求每位学生在查阅大量资料和请教硕士论文导师后提出初步开题报告，并在全年级主讲其开题报告，然后由任课教授和全年级学友提出批评指正意见。如果题目没有得到任课教授的认可，学生就必须重新找研究题目。这两门课促使学生为毕业论文选题而大量查阅资料并请教导师，再通过任课教授在研究方式方法上把关，从而使学生能基本确定硕士论文题目，为硕士论文进一步研究和写作夯实基础。
四、泰国法学博士生教育
泰国有资格开设法学博士专业的大学，现有四所，即朱拉隆功大学、法政大学、兰甘亨大学和博仁大学。上述大学法学院在法学博士生的招生数量、条件、培养方式等方面具有自。但法学博士生在报考前一般要参加托福、雅思等国际承认的英语等级考试或本校组织的研究生英语入学考试并达到各大学规定的博士生入学英语分数线。而进一步的考试各校会不一样，例如法政大学，需要提交博士论文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并通过法政大学两名有资历做导师的老师认可并出具推荐信，然后才可报名参加考试。报名后组织5人左右的委员会审查博士论文可行性研究报告并对该报告进行口试。
而朱拉隆功大学同样要求提交博士论文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但不严格要求有资历的老师的推荐信(即可有可无)，提交报告后首先安排3个小时的专业英语考试，然后安排3个小时左右的博士论文可行性研究报告口试。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法学院的博士课程分为通修课程和为每个学生量身定做的课程。
博士通修课程有法学研究方法高级课程和专业讨论课。法学研究方法高级课程安排在第一学期，从2009年起，如果学生入学第一学期的法学研究方法高级课程没有通过，必须自动退学。法学研究方法高级课程由研究资历深厚的教授上课。每次课学生必须对自己博士论文研究课题进展程度作报告，然后由老师和同学批评指正。主讲教授会根据学生汇报情况安排下一次课的研究任务。当第一学期结束后，交一份详细的博士论文研究进度报告。任课教授会对学生是否具备相应的研究能力作个判断。如果教授认为学生没有具备博士生应有的研究能力，此课程就不能通过，学生必须自动退学。
专业讨论课则是指导学生深化博士论文大纲和丰富博士论文的资料，并指导学生如何准备和组织一次全国范围内的高级学术研讨会。学期结束时，博士生必须以博士论文为议题，自己组织至少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学术研讨会。学术研讨会的所有经费由法学院支付，但学术讨论会所有事务和过程都由博士生自己处理和安排。学术讨论会的一般要求是：第一，必须向与博士论文研究范围有关的所有专家、相关政府机构及企事业单位以法学院名义发出邀请函；第二，除了博士生做议题报告外，必须有不少于3位权威专家主讲；第三，会议规模应是二十人以上。让博士生自己组织高级学术讨论会的目的主要有三：第一，让国内相关专家审核博士论文是否有可行性和研究意义；第二，在邀请专家过程中能向专家请教和征求意见，并可向专家和相关单位收集资料；第三，培养博士生组织学术讨论会的能力，因为该能力是一位研究工作者必备能力。学术讨论会结束后，博士生必须做一份详细的学术讨论会报告交给专业讨论课任课教授。该报告需详细汇报学术讨论会的参与成员构成、议题内容、讨论内容、观点资料收集情况、学术讨论会达到预期目标的情况和效果、对收集的观点和资料的利用价值的详细分析等等内容。专业讨论课任课教授会根据学生提交的学术讨论会报告和亲自参与学术讨论会的印象来评定学生是否能通过该课程。
而每个学生量身定做的课程则由入学考试委员会成员根据学生的教育背景、知识储备和能力情况、博士论文选题方向来确定需要补修哪些课程。课程数量和课程内容因人而异。比如笔者，是中国学生而不精通泰国法律，研究民法方向，所以，必须修泰国本科有关民法的所有专业基础课程和硕士专业的一些民法专业课程。又如泰国一位研究银行法问题的博士生，必须去外院修财务会计、金融等专业方向的本科和硕士课程。
博士生在博士论文开题之前，还必须通过博士生综合能力考试。这个考试的目的是考核学生是否已经具备做博士论文的综合素质。考试的过程为：首先提交博士论文进程报告，然后成立一个不少于5人的考试委员会商讨考试题目。考试题目一般是一个到两个，例如笔者的综合能力考试的题目只有一个，题为“分析当今世界的主要经济制度发展对各国财产法和合同法发展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并分析上述法律的发展对社会公平和经济公平所产生的影响。在分析时请结合具体国家的财产法和合同法进行分析”。可见题目是针对博士论文的方向考察学生相关知识储备程度。而答题的时间会根据考试题目范围大小而定，一般少则15天，多则1个月，例如笔者的题目答题时间为1个月。答题期间届满，考生提交一份答题报告，然后考试委员会对学生就答题报告进行口试。
只有通过上述考试后，才能进行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答辩和论文最后答辩。而关于博士生学习期间学术要求则不同年级要求不同，例如2007年及之前入学的法学博士生必须在泰国国外权威刊物发表与博士论文相关的论文一篇，而2008年后入学的博士生，必须每学期发表一篇与博士论文相关的论文，直至开题报告答辩通过为止。
五、泰国法学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泰国国土面积差不多只有我国二十分之一，法学教育(或者说高等教育)市场化的程度却非常高。其法学教育有如下几点值得我国借鉴。
首先，法学本科教育实践针对性非常强。法学本科教育主要是让学生理解法条和灵活运用法条，并直接与泰王国律师资格考试、法官选拔考试及检察官选拔考试的要求相符。无论其课程设置、教材，还是老师的授课方式和课程考评方式，都注重学生的法律实际运用能力。本科教育注重学生理解能力和运用能力的培养，而不是死记硬背法律概念或理论。而我国却没有把本科生法律实际运用能力的培养落到实处，太注重理论教学和死记硬背。
其次，研究生阶段的研究能力培养非常凸显。泰国在硕士研究生阶段非常注重法学理论知识的教学，会有大量课程深化相关专业的理论知识及比较各国相关法律制度，并对硕士生的研究能力进行初步培训。而到博士阶段，则主要是培训博士生独立研究专题的各种必备的能力，例如独立组织学术讨论会的能力。笔者认为，其法学研究方法课程和学术讨论课程的设置与教学方式很值得我国借鉴。
刑法方向论文范文第2篇
“从做学问来讲,刑法给我的印象深刻。刑法的体系特别严谨,在当时的法学各学科中,刑法的体系是最完整的!”
记者(下文简称“记”):据悉您的经历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您能具体讲讲上大学之前的经历吗?
王世洲(下文简称“王”):我出生在福建省泉州市,小学与中学都是在那里读的。1966年开始,由于我父母是中层领导干部,是“黑帮分子”,我们成为“黑帮子女”,因此不能参加红卫兵,不能跟着造反。当时,我们年龄也小,人家也不要我们,所以就在家待着,自己读书,读了很多书。但是,我慢慢地觉得生活有点无聊了,就借了初二初三的课程自学。1969年开展“上山下乡”运动,由于我们属于“黑帮子女”,很受歧视,因此就被分配到了离家很远的宁化县。当时我表现好,在当地还入了团。不过,那时对未来很迷茫,也没什么理想。
1972年底征兵时,我就去报名参军,当时部队有规定,25岁要么提干,要么复员。这时开始有风声说可能恢复高考,我的心里就有了新的向往。于是决定复员,户口迁回之后,我就开始了复习。
记:当时您选择北大、选择法律专业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王:福建省那一年是先填一次志愿,在公布分数之后,再填一次志愿。最初,我选择的是西南政法学院法学专业。后来,成绩公布了,我知道我考了全县第一,分数很高了。在第二次填报志愿时,有人就建议我报北大。我一想,北京更好玩,有长城、圆明园、故宫、颐和园等,就这样稀里糊涂就改了志愿,填了北大法律学系和世界经济专业,就这样来了北大。
记:您后来出国学习、研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王:研究生毕业后我就留校了。当时有个很好的项目,就是CLEEC,中文名称叫“美中法学教育交流委员会”,他们在国内各主要院校中大规模地选拔人才到美国学习,我联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法学院。
到了美国后,我的导师Berring教授是研究中国法的,但我还是想研究刑法。我在美国的硕士课程需要做一个课题,就选了美国经济犯罪作为题目来研究,我的美国硕士论文就是关于美国经济犯罪的。伯克利法学院的评分标准很特别:最低是Fail,最高是High Honor。我的论文得到了High Honor,这也证明北大的研究生教育是成功的。
记:在您这么多年的学术研究生涯中,你觉得自己最大的贡献在哪里?
王:我做了一些事情,但是,这些事情是否能够算贡献,只能由别人去评说了。在这里,我只想请大家注意一下我提出的一些观点,是否正确请大家批评。
第一,重视刑法的比较研究。无论是经济犯罪还是刑法基本理论,比较研究是推动我国法治较快发展的捷径。
第二,重视刑法基本概念的构造。例如,我证明了,犯罪这个概念,不是由一个概念,而是至少由两个概念组成的,一个是立法概念,一个是司法概念。例如,根据罪刑法定的要求,法律没有规定的就不是犯罪。曾说过贪污与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但是,即使在领导的时候,他也没有把浪费当做犯罪来处理。
第三,重视刑法理论体系的建设。多种多样的刑法概念,不能相互矛盾相互冲突,这就需要完整的体系。完整的理论体系,不仅能够避免刑法概念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且能够使刑法发挥更好的作用。
我2008年完成的对著作权刑法的全球性调查,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我通过对亚非拉美十几个国家著作权刑法的调查,基本查清了有关情况。这本书受到了立法和行政机关的普遍好评。
我的研究也得到了国际同行们的高度评价。2009年底,德国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Alexan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选拔委员会授予我2009年度的洪堡研究奖,这是首次授予我国刑法学工作者此项殊荣。这是洪堡基金会选拔委员会根据中国、美国、西班牙、德国等国多位著名刑法学者的联合提名做出的。
“美国更注重经验和过程,德国更注重理论和结论。但是,从实质上看,两者又有很大的共同点,例如,都主张严格的法治,都追求完美的法治。”
记:1988年您回国后,当时国内已经开始谈到刑法修改的问题,您参加了当时的刑法起草准备工作,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王:当时,为了修改刑法,全国人大法工委组织了一个专家小组,一共7个人,由法工委副主任高西江牵头,刑法室副主任李淳,还有徐霞负责召集。开会时,讨论的基础是高西江同志起草的稿子。当时,最困难的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经济犯罪问题,罪刑法定原则的确定问题,还有刑法章节的编排问题。高西江同志是主张采纳罪刑法定原则的,在开会时多次论证,采纳罪刑法定原则不会漏掉“吞舟之鱼”。但是,经济犯罪大量规定之后,造成刑法各部分比例不协调的问题,也让大家感到是个大问题。曾经考虑过的方案有小章制,也就是把刑法典搞成二十多章。后来这个第三章和第六章采用节的方式,还是比较理想的。
我当时主要负责经济犯罪的资料。在开会中发现,在立法中对各种情节的说明也很重要,因此,在北大周密老师的支持下,翻译了《美国量刑指南》。这本书对各种量刑情节进行了很详细的规定,是美国刑法的情节大全。再后来,我又发现立法机关急于了解关于死刑问题的规定,因此就专门向法工委提供了一个关于美国死刑问题的研究报告。选择美国首先是资料便利和情况熟悉,当时,在人口众多的发达国家中,只有美日俄三国有死刑。由于语言和资料的关系,我就选了美国。这些工作,对刑事立法提供了直接的支持。
记:您起初研究了美国经济犯罪,后来怎么想到要研究德国的经济犯罪?
王:1990年前后,我在研究美国经济犯罪时,请了美国的教授来访问,紧接着,德国的朋友也来了。他们就邀请我去德国考察。我一想,美国是英美法系的代表,德国是大陆法系的代表,研究好美国和德国,就等于掌握了全世界的基本情况。1992年去德国时,是德国马普所的所长Kaiser教授请我去,还有奥格斯堡大学的Herrmann教授帮我从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申请了一笔奖学金。时间总共是半年,我就去了德国。
“我们是法治后进国家,想要赶上,我认为应当在学术上首先要搞清楚别人说什么、怎么说、说了有什么用。这就是我通常讲的概念、体系、功能,然后再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进行吸收借鉴。”
记:您认为刑法学科将来的发展空间在哪里?
王:2004年,我在英国和德国的研究,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新领域――国际刑法。最近,我刚刚完成了这个方面的初步研究,写了两本书,一本是综述性的专著《现代国际刑法学原理》,主要研究的是英美法方向和伊斯兰法方向的理论。另一本是译著,翻译的是德国学者韦勒教授的《国际刑法学原理》。这样,两本书就把迄今为止国际刑法的世界状况展示出来了。我认为国际刑法学原理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目前还在兴起阶段,但是,它跟刑法学在全世界的发展都有关系,因此,我国学术界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我们是法治后进国家,想要赶上,我认为应当在学术上首先要搞清楚别人说什么、怎么说、说了有什么用。这就是我通常讲的概念、体系、功能,然后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再进行吸收借鉴。
从全世界来看,刑法虽然是国内法,是地方性的,因此,好像没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和成果。然而,通过比较研究,我发现,目前在世界上的许多理论中,尤其是美国人和法国人,都在千方百计地争夺刑法思维方式的创设和构建。对刑法,不仅要看法律的规定,而且要考虑有关法律规定的根据,否则,法律的运用和稳定都会成问题。构建正确的刑法思维方式,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研究发展方向。
记:通过您这么多年对美国、德国经济犯罪和刑法原理的研究,您觉得中国的研究与国外相比,差距在哪里?
王:在中国刑法的学术界,差距还是很大的。从表面看,国内的研究,在准确、细致方面,与国外理论的差距就很明显。从深处讲,国内的研究也比较容易产生教条主义的问题。在作为新中国刑法学基础的前苏联理论中,就有着非常强烈的教条主义色彩。另外,我国现代刑法理论在基本原理部分中有大量的舶来品,也容易助长教条主义。另外,司法实践界与理论界的隔离,也使得理论联系实际变得比较困难。这样使得理论界有一种倾向,主张采用原理来解决具体问题,这等于说要去当法官的家,要告诉法官具体案子应该怎么判;而实践部门也有一种倾向,不理睬理论的分析和批评,这等于否定理论的意义,通过强调特殊性来否定规律性。因此,我在刑法基本理论方面强调“信条学”的说法,反对“教义学”的说法。信条是与理想联系在一起的,教义不仅容易与宗教搅在一起,而且容易带上教条主义的印记。
美国和德国的刑法理论研究,在我看来,都具有强烈的实践意义。德国的理论虽然很抽象,但是,明显是与实际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是从实际问题中抽象出来的。我想,要克服国内与国外研究的差距,我们还是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坚持科学发展的思想路线。我认为,这个思想路线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精华的体现。
记:死刑问题一直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您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对于死刑的废除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王:关于死刑的问题,我写过两篇文章,被翻译成韩文和日文。我的观点是:死刑最终是应当废除的,共产党人、宗教人士、人道主义者都这样讲,只有革命尚未胜利之前的革命者不这样讲。因此,在中国,问题不是死刑要不要废除的问题,而是如何废除的问题。我认为,保留死刑但是严格限制死刑,是正确的废除死刑的道路。我在一次会上说,我既是温和的死刑保留论者,也是温和的死刑废除论者,结果,他们把我的话不太友好地登在报纸上,好像我是脚踩两只船似的。其实,既保留又废除,不是限制是什么?在中国立即废除死刑的主张肯定是错误的,在中国现在这样说明显带有哗众取宠的味道。我主张,先根据国际公约做,既然参加了公约就应当遵守公约。国际公约还允许保留死刑,但仅仅允许对与故意杀人有关的犯罪适用。这样,在具体适用死刑时,就应当通过情节来进行限制,也就是在一定的情节下就不能适用死刑,例如在有正当防卫、从犯、邻里关系等等情节时不适用死刑(至少是不能立即执行)。在这个思路上,我们就可以大力发展这些不适用死刑的情节。很明显,最严格的限制不就是不适用了吗?不就等于废除了吗?
“我觉得,作为一名法学研究工作者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记:您认为现在的学术规范执行的情况怎么样?现在有许多多产的学者,但有些学者几年才写一部书,学生也有同样的情况。您认为写文章应当多写还是少写,应当有话就说,还是需要适当的积淀?
王:北大法学硕士论文,在学术规范上,总的来说有进步,但问题还是有的。有一些好同学,在校期间就能够发表很有分量的论文,让人高兴。但是,在学者方面,情况则是良莠不齐。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刑法的学术界是否丧失了学术批判的能力?这会导致对学术进行评价时,不是看质量而是看数量,不是看内容而是看刊物。
记:最后请您对现在的青年学者、学生提些建议意见。
王:首先是要有理想。曾说过,中国应该对世界有较大的贡献。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很大。我认为,每个人都应当有志气,不管社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不公正或者灾难,但是,作为一个法学工作者,无论在做什么工作时,无论是当老师还是做律师,都应该努力在自己从事的工作领域中作出较大的贡献。
其次是要热爱学术。我们研究法律,更必须热爱法学。清末大法学家沈家本说过,不懂法学就搞不好法律。热爱学术,需要对学术感兴趣。人生在世,总要做点事情。要把事情做好,就需要强烈兴趣的支持。热爱学术,才有可能进行钻研,才有可能抓住机会。■
主要著作
刑法方向论文范文第3篇
注释方法，简而言之，就是对刑法规范涵义的阐明。具体而言，就是“从既有的案件事实出发而理解刑法规范的意义， 其任务是将刑法规范具体适用于每一种特殊的案件事实”。以注释的方法构建起来的刑法学被称之为注释刑法学或者是刑法解释学。注释方法典型的特征就是其严格遵循刑法的明文规定， 在现行刑法规定的范围内运用各种解释手段对法条进行诠释，以寻求最符合案件事实的法律规范。思辨方法是对隐藏在刑法法条背后的理性（法理基础）进行寻根究底，力图在更抽象的层面，探究刑法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方法。以思辨的方法建构起来的刑法学被称为刑法哲学或者是批评刑法学。思辨方法是刑法学对哲学思辨的引入，思辨方法典型的特征就是它不拘泥于刑法的明文规定， 它注重的是探究隐藏在法条背后的理性———法理基础。因此， 思辨方法具有着深刻的批评思想和强烈的问题意识。
注释方法从两汉开始至新中国成立之前一直是我国刑法学领域主流的研究方法。但是，随着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法学研究的复兴，思辨方法逐渐开始兴起并日趋流行。思辨方法的流行，肇始于陈兴良教授的《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一书。陈兴良教授在《刑法哲学》中指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反思的时代，崇尚思辨应该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刑法学如果无愧于这个时代的重托与厚望，必须提高自身的理论层次，引入哲学思维，使刑法的理论思辨成为对时代本质的思维，与时代变革的脉搏合拍。”[6]并呼吁刑法学研究要实现从注释刑法学到思辨刑法学的转变。由于思辨方法具有学术气息浓厚，理论自足性强，易于标新立异等特性，于是乎，思辨方法成为刑法学研究的时尚和潮流。各种运用思辨方法撰写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层出不穷，注释研究方法的主流地位也因此渐失，并被思辨方法所取代。然而，注释方法并不甘没落。以张明楷教授为代表的注释方法的支持者，对此作出了强有力的回应。 张明楷教授在《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 年版）一书中称：“刑法解释学不是低层次的学问，对刑法的注释也是一种理论，刑法的适用依赖于解释。因此，没有刑法解释学就没有发达的刑法学，一个国家的刑法学如果发达，主要原因就在于对解释刑法下了功夫。就适用刑法而言，刑法解释学比刑法哲学更为重要。”[7]在随后撰写的《法益初论》、《刑法的基本立场》、《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的专著中，张明楷教授则在更高的理论层面上论证了注释方法的重要性。由于对刑法的注释本质上也是一种高层次理论，而这种注释是在刑法的明文规定下进行的逻辑演绎，因而注释方法比思辨方法更切合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要义。思辨方法不拘泥于刑法的明文规定，其结果难免不自觉地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偏离，因而与思辨方法相比，注释方法更具有实践性和应用性，而刑法解释学也比刑法哲学更利于刑法的适用。基于以上的认识，学者们逐渐减弱对思辨方法的热衷，对注释方法的研究也逐渐升温回暖，并旧爱重生，刑法学界的研究方法也因此由思辨重归为以注释为中心。
思辨方法与注释方法的争论，正如我国学者刘艳红教授所言，实质上是当代哲学中的本体论与认识论之争。在哲学领域里本体论与认识论到底孰轻孰重，现今或许将来都难以有定论。但是，在刑法学研究领域里，作为认识论化身的注释方法应当优先于作为本体论化身的思辨方法， 注释方法才是刑法学研究的主流方法。不可否认，思辨方法的引入，大大拓宽我国刑法学研究的视域，刑法学研究的触角，也从单纯的刑法条文延伸到刑法的精神、价值、人性基础等根基，刑法学理论研究因此得到繁荣，刑法条文本身也因此得到完善。但是，我们更需要看到，在罪刑法定的语境之下，思辨方法以“我认为”的形式存在，其不拘泥于刑法法条的自由，很容易与罪刑法定的语境相冲突， 而且通过思辨而得的理论其实践性和适用性也让适用者产生质疑。 刑法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 这样的冲突与质疑势必会影响刑法的实际运行，影响刑法对社会的调整作用。因此，在罪刑法定的语境之下，注重实践与适用的注释方法才是我国刑法学研究的主流方法，思辨方法并不适合在我国的刑法研究中担当研究方法的主流角色。
思辨方法与实证方法：逆向发展与横向联姻
实证方法属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之一， 将实证方法引入到法学领域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重大突破。法学领域的实证研究是“指按照一定程序规范和经验法则对法律信息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8]。实证研究分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大类， 具体包括四种方法即观察、调查、文献分析、实验[9]。思辨的方法如前文所述是对蕴含在法条背后对法条起支撑作用的法理的探究。 实证方法与思辨方法相比较具有以下的不同点。首先，两者的推理方式不同。思辨方法的推理一般运用的是演绎推理方式， 而实证方法的推理一般运用的是归纳推理方式。 由于演绎推理的方式是一般到具体， 而归纳推理的方式是具体到一般。所以，思辨方法注重于纯粹的理论构建，喜欢就事论事，而实证方法则注重于事实论证，喜欢用事实说话。其次，两者关注问题的细致程度不同。由于实证方法是建立在定量和定性分析的基础之上，因而实证方法更注重关注刑法个案及其他与案件事实有关的细节问题， 甚至连一些与案件无关的蛛丝马迹也不会放过。而思辨方法则注重于整体研究，对于细枝末叶的东西常常视而不见， 这与思辨方法的推理方式不无关系。最后，实践品格与理论品格不同。实证方法是对法律信息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其具体的方法包括观察、调查、文献分析、实验四种。因此，实证方法更具有实践的品格。而思辨方法是对蕴含在法条背后对法条起支撑作用的法理的阐述，其落脚点在于对刑法及其条文的合理性进行拷问，因而思辨方法更具有理论的品格。通过两者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实证方法与思辨方法之间实质上是一种逆向发展的关系：实证方法重个别，思辨方法重一般；实证方法重细节，思辨方法重整体；实证方法重实践，思辨方法重理论。
实证方法与思辨方法之所以呈现以上的逆向发展关系，究其深层原因，在于实证方法是自然科学的“舶来品”，而思辨方法则是哲学的“舶来品”。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是中性无色事实，不会牵涉价值判断的问题。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历来都奉行“观察优于想象”的规则，如果没有实证作为支撑，再好的理论也不会被接受。而哲学所研究的对象是万事万物的共同性质和普遍规律，其研究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因此，即便没有大量的实证作为支撑，而是通过哲学概念的构建以及概念之间的逻辑演绎，哲学的理论也能够实现自足与自洽。正是基于各自学科性质的原先性差异，实证方法与思辨方法之间呈现出逆向发展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换个维度进行思考，将实证方法与思辨方法这对看似水火不容的研究方法实现横向的“联姻”，那将是另一番的景象。一方面，实证方法的强实践性可以有效补足思辨方法的实践性缺失，从而有效弥补思辨方法过于空泛抽象、言之无物的缺陷，为刑法理论的构建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刑法学也因此具备了科学的特性。另一方面，思辨方法深厚的理论品格则可以有效弥补实证方法之理论不足。“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乃思辨方法研究的基本范式，思辨方法发现的问题越多，在客观上为实证方法提供研究的问题也会越多，同时也为实证方法指明了研究的方向。总之，在刑法学研究当中，我们应当实现实证方法与思辨方法两者之间的横向“联婚”，在思辨的指导下进行实证，在实证的检验下发展思辨，如果真正能实现这样的搭配，这对“夫妻”必将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注释方法与实证方法：支撑主流的是边缘
如前文所析，注释方法在刑法的研究方法中复归主流， 是由于刑法学这门规范学科的性质决定———法律适用才是硬道理。同时，这也决定了实证研究方法在刑法学研究中的边缘地位。 说实证方法是边缘，并无贬低或者歧视之意，笔者之意是指实证方法应用少，在刑法学研究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目前，在我国的刑法学研究领域中，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所涉领域大多囿于刑罚制度领域， 例如死刑实证研究、累犯实证研究、监禁刑实证研究等。造成以上这种厚此薄彼的研究态度， 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学者忽视了实证方法对注释方法的支撑作用。实证方法对注释方法的支撑作用，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首先，实证方法是验证注释方法合理性的试金石之一。刑法的注释方法有很多种，有当然解释也有体系解释，有历史解释也有目的解释，有扩张解释也有限制解释， 各种各样的解释方法合理与否可以通过实证的研究方法进行验证。 通过实证研究对法律信息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我们可以探寻出哪种解释方法更具有合理性， 更加符合司法实践之需求， 甚至通过实证研究可以丰富注释刑法学的解释手段。因此，从检验注释方法合理性的角度而言，实证研究方法赋予刑法注释的正当性甚至是新的生命，实证方法对注释方法的支撑作用不可忽视。
其次， 实证方法有助于确立和维护注释方法的权威性。 注释方法不是翻字典式地对刑法条文进行机械解读，因此，刑法注释依靠的不只是条文固有的文字含义，它同时也蕴含着对刑法理论（刑法的基本价值、精神、原则以及犯罪概念、犯罪构成、刑事责任、刑罚本质等）的逻辑运用。如果这些理论仅仅是通过闭门造车、苦思冥想而感悟得到的哲理结论，那么， 通过注释方法而得的法律适用结论将很有可能与司法实践相脱节。 这样的解释结论无助于确立并维护刑法注释的权威性， 而实证研究方法的出现恰恰能够弥补注释方法此方面的不足，通过实证考察，刑法理论的合理性得到验证， 而运用合理的理论对法条进行解释，并得出合理的法律适用结论，注释方法的权威性才真正得以确立。由此可见，实证方法是确立与维护注释方法权威性的有力支撑。再者，实证方法赋予注释方法更高的实践品格。法律适用是法律实践活动的一种， 它具有不可争辩的实践性。然而，目前我国刑法学者对法律适用的理解大都依然停留在纸上谈兵的层面， 诸多注释结论也仅仅是建立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之上，缺乏系统的、深入的、规范的实证研究。由于实证研究是对法律信息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要进行实证研究就必须掌握大量的、丰富的、翔实的原初性材料，并通过观察、调查、文献分析、实验的方法对这些材料进行加工提炼，去伪存真。因此，刑法学者如果能够正视实证研究的作用，大胆地在刑法领域内进行实证研究，在程序式的调查研究活动当中，刑法学的研究人员就会自觉地走出经院书斋，进入杂乱无章的社会，从社会生活中搜集各种有助于进行法律适用的第一手材料，并将通过实证方法而获取的知识注入到注释方法当中，注释方法合理性必将大大增强，其实践品格也因此得到更高的提升，刑法学者也不再沦为与生活不近的“经院哲学家”了。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知，尽管我国刑法学者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的领域非常有限，但这无碍实证方法在我国刑法研究中的光明前景；尽管通过实证研究取得的知识成果目前还屈指可数，但有了实证研究方法，注释方法才更有说服力，注释方法也才更加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尽管实证研究方法在刑法研究中处于边缘地位，但是实证方法对注释刑法学的贡献不可磨灭，支持主流的恰恰是实证这个边缘。因此，作为刑法的研究者，我们必须重视实证方法的应用价值。
结论：综合的方法是最好的研究方法
注释方法、思辨方法、实证方法是刑法学研究的三种基本方法。注释方法以法律适用为导向，在恪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运用各种解释手段对法条进行诠释，力图寻找出最能符合案件事实的法律规范，具有很强的法律适用性。思辨方法不拘泥于刑法的明文规定，注重对隐藏在法条背后存在理性的探究，深刻的批判思想和强烈的问题意识，使它容易在理论上突破，在制度上创新。而实证方法通过观察、调查、文献分析、实验的方式对法律信息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其求真务实的态度，赋予它很高的实践品格。因此，以上三种方法在各自的特点上，可谓各有千秋。 但是，“刑法方法以解决部门法中的问题为对象，因此，刑法方法总是具体的；刑法方法的选择会受到法律制度和研究目的的制约，因此，没有一种刑法方法是万能的”[10]，取长补短才是研究方法的最终出路。由此，笔者认为，应当将注释方法、思辨方法、实证方法统一在刑法学的研究当中， 建立以注释方法为中心的综合性研究方法， 这才是刑法学最好的研究方法。
刑法方向论文范文第4篇
1．态度不够端正
新建本科院校的论文写作往往是在第8学期完成，一般是在第7学期末分配导师，布置开题事宜，第8学期开始论文的写作。而此时学生们往往忙于考研，考公务员，找工作等诸多事情，根本无暇顾及论文的写作，或者很难保证把精力都用在论文的写作中。但毕业论文是毕业的硬指标，因而学生只能在短暂的时间内造论文，论文的质量可想而知。大多数同学都有抱着侥幸心理：反正要毕业了，老师总会手下留情。指导教师，对此也无能为力。
2．缺乏先期训练
在新建本科院校中，考试方法较为单一，尽管教务处会明确老师有自由选择考试方式的权力，但由于程序过于繁琐，所以，很多老师干脆直接采用学校统一规定的闭卷考试形式，而且试题最少要有四种题型，这样就大大限制了教师与学生发挥，等于教师很少采用较为开放的、论述性的题目。加之课堂教学时间的压缩，课堂教学大多用来讲授，很难对学生进行开阔性必要性训练。即便是在论述题中，很多同学只回答要点，不会展开论述，究其原因，一是学生知识积累不够，课下阅读少，思维不够开阔；二是学生缺乏必要的训练；三是课堂教学管理较为严格，教师缺乏充分发挥的空间与条件，导致老师的教学方法不够灵活多样。
3．选题缺乏自由权
让学生自由选题，会选择那些好说话、脾气好的老师，而这会造成教师工作量的极大差距，近而影响老师年终奖的分配及职称晋升。而改用学生和老师双向选择，又造成平均分配。因为各位老师研究的方向不同，这样在照顾老师工作量的同时，难免会让学生的选择流于形式。尤其是平均分配名额，有可能会完全打破学生的选择，使得原本选择刑法方向的学生转向选择民法，导致原本对刑法感兴趣的学生，必须写民法方面的论文，结果是导师选择了学生，而不是学生选择了导师。这样学生在论文的写作中难免会存在抵触，处理不好，就会导致学生的消极被动，论文的写作反倒变成了大学生活中不愉快的经历。
4．对热点与前沿关注不够
法学本科学生，主要的任务是学课程。但就业与升学的压力，学生的功利性与目的性，决定了对课程关注的有限性。对专业必修课的重视程度远远大于专业选修课，而学英语的时间又远远多于专业课的学习。教师讲授传统的知识，学生听课精力不集中，热点关注不够，创新性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到了选题时，往往不知道自己该选什么。他们认为资料多的好写，而不愿意选择新的热点，担心不好找资料。
5．没有掌握论文的写作方法
由于对论文写作重视不够，再加上缺乏对前沿与热点的关注，因此，无论选题，还是写作过程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大多数同学采用复制粘贴的方法，整篇大段的复制，把所引内容变成自己的观点。能用自己的话把别人的观点表达出来，不完全从一篇论文中抄，而是同时参考多篇材料，能写成“五马分尸型”文章的，就是好学生了。
二、解决问题
1．强化学生对论文写作的重视程度
很多学生以为，只要自己的学科没有被挂过，就能顺利毕业，事实上，修完规定的学分只是大学生活的一个方面。完整的法学大学生活，除了学科的学习，还有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的写作等必不可少的环节。课程加实习顺利过关得到的是学士毕业证，而毕业论文的写作与答辩的完成才能获得学士学位证。学士毕业证加学士学位证书，才是完整的大学教育。学生之所以对大学完整的任务不清楚，缘于学校对教学环节的过度重视。课程与实习占据了大学生活的7个学期，而毕业论文的写作仅仅只有6周的时间。因而时间的分配上给学生造成误解，以为论文的写作不是很重要。加之，大学4年级的学生其他事情也较多，比如考研究生、考公务员、司法考试等，再加之找工作，心情杂，思绪乱，精力散，这些因素对论文的写作都是冲击。所以，建议修改论文写作的时间，尽量把课程安排在大学4年级之前完成，在大学3年级的第2个学期（第6学期）开题，在大学4年级的第1个学期（第7学期）完成答辩，把大四的时间留给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找工作和应付各种考试，这样效果也许会好些。
2．加大论文写作的提前训练
学位论文作为对学生毕业水平的检验，是教学工作中重要而又关键的一环。如果学生与教师多沟通，也许效果会更好。可以采用导师负责制，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由学生选定导师，当然在选择前要给学生提供法学导师的名单与简介，这样的选择是建立在对导师的了解基础上，然后让学生根据导师的研究方向，对自己感兴趣的专业进行选择，从而建立起导师与学生的紧密联系，再经过大学4年的全方位接触，到论文指导时，学生与导师之间早已建立了很好的沟通。导师也可让学生参与自己研究的课题，从收集资料、整理资料再到整理观点，逐步地对学生加大指导，这样，在写毕业论文时，学生就不会再感到陌生与不知所措。同时，课前预习、课堂教学与课后作业，都是对学生思维训练的重要环节，鼓励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去图书馆查资料，采用课题讨论的方式，一方面检验了学生作业的完成情况，一方面也让学生各抒己见，为法律思维的培养与开阔提供舞台与空间。
3．尊重学生选题的自由权
如果采用导师制，由于学生对导师的研究方向较为清楚，所以，学生一般都会针对性地选出题目。对于有思想的学生，可以让他们自己拟定题目；也可由导师给学生拟定一定的题目，让学生再根据自己的兴趣从中选择；有研究课题的导师，可以根据自己研究的阶段目标，给学生拟定一定的题目，也可把自己的主要观点告知学生，让学生自己去查找资料，论证并充实观点。同时，教师一定要保证选题的准确性，一般来说，选题小的题目好写。切忌选题大而空，还有传统的老题目，也不宜选，因为很难创新，比如论诚实信用原则，这个题目适合大学者来写，我们这些小辈，受水平与能力限制，根本写不出新意。热点与前沿论文容易写出新意。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权，可以在导师与学生之间营造起融洽和谐的气氛，使得论文的指导与写作变成快乐的经历与过程。
4．吸引学生对热点与前沿问题的关注
法学教师要承担起指导学位论文的职责，首先应使自己具备较深厚的学术理论基础和一定的科研实力。我们更应该把功夫用在平时。教师不但要关注前沿，撰写科研论文，更要在教学实践中，把这些前沿与热点教给学生，多为学生提供启发、思考的空间与机会。教导学生多读书，关注时事，关注热点，多思考，积极培养法学思维与情操。其实，关注前沿理论是教师课堂教学的重要环节，这对学术兴趣和学术前途的培养都是一种启发与鼓励，只有在不断地启发中，才能不断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以后研究方向的定位起到联系桥梁与纽带的作用，体现教学相长。
5．加强写作方法的培养
从形式来看，毕业论文是由论点、论据、论证三大要素构成，它主要以逻辑思维方式作为展开依据，强调在事实的基础上展示严谨的推理过程，得出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所以，对于毕业论文来说，其写作方法的选择是由对观点阐释的必要性所决定的。而写作方法有多种，文献检索法固然重要，但也只是其中的一种，更主要的是通过文献检索得到的相关材料是我们进一步提炼论证观点的论据，而不应该直接信手拈来，移花接木，甚至直接改成自己的名字。这种态度是对学术最大的不敬与亵渎，也是对论文创新性灵魂的最大的歪曲与误解。所以，写作方法的培养需要把功夫用在平时。比如常见的比较分析法，可以在课堂教学中加以有意的和必要的训练，在考试题中，可以出相关概念比较题，让学生懂得如何使用比较，既可以达到准确掌握相关概念的目的，又能对学生的论文写作方法加以指导，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情。
三、结语
总之，为了避免上述问题的产生，对于教师而言，要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帮助学生做好准备工作，一方面教师可以让学生对其所承担的课题，收集、整理资料，也可把自己的观点告知学生，让学生自己组织材料并写出论文。教师自身要勤思考、多学习，并适时地对学生加以启发，激发并引导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探知欲望。同时，作为学生，要有勤奋刻苦的钻研精神，树立正确的观点，杜绝那种通过不劳而获直接剽窃他人成果的学术不端行为，踏踏实实做学问。教与学永远是个互动、互长、互助、共赢的过程。
刑法方向论文范文第5篇
题目：中国高技术产业地理集中度的实证研究
学院：
学号：
学生姓名：
一、论文选题的目的、意义和文章的创新点
1、选题目的
本文选题目的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系统了解产业地理集中的相关理论和高技术产业的相关知识；第二，将产业地理集中的相关理论运用于高技术产业；第三，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提出对策和区域政策。
2、选题意义
国内外学术界对产业地理集中度的研究比较充分，对地理集中度的测度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指标体系，但是，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传统的制造业上，很少有学者将产业地理集中的相关理论应用到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上。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全球化、信息化、工业化的不断渗透，高技术产业已经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对高技术产业布局特征及规律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将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点。本文的写作希望能通过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及其子产业的地理集中进行实证研究，以全国及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997年—2007年高技术产业及其子产业数据为样本，对该时间跨度内我国高技术产业及其子产业的区位基尼系数和CR指数进行测算，借此分析我国十余年来高技术产业地理集中度的时空变化趋势，并提出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对策和区域政策。
3、本文的创新点
将地理集中度应用与高技术产业领域，此类研究在国内还极为少见；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创新性的利用协方差来计算区域基尼系数；此外，本文还采用了空间变化趋势和时间变化趋势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二、国内外关于该论题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1、国内外关于该论题的研究现状
在国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产业地理集中研的究成果丰硕。Krugman（1991）采用区位基尼系数测量了美国106个三位数的地理集中度，发现低技术产业在空间上更为集中。Ellison和Glaeser（1997）设计了测度产业地理集中的的指标EG指数，并计算了1987年美国两位数、三位数和四位数产业在州、县等空间单元的EG指数，来测度这些产业的地理集中程度，发现几乎所有产业都有一定程度的地理集中，对给定的空间尺度，产业分类越细，产业在空间上越集聚；对同一类产业而言，空间尺度越大，集聚态势越显著。Amiti（1998）计算了EU十国的三位数水平的27个产业的基尼系数以及五国65个行业的基尼系数，检验了1968—1990期间欧洲的工业地理集中的变化情况，并得出在欧洲产业中间投入强度与其地理集中程度成正相关的结论。Maurel和Sedillot（1999）设计了新的指标（MS指数）来研究产业的地理集中，并测算了法国四位数制造业的地理集中程度，发现273 个产业中，有211个产业的MS指数大于0，分布比较集中。
在国内，今年也兴起了一股研究产业地理集中的热潮。粱琦（2003）计算了1994年、1996年和2000年中国工业的24个行业的基尼系数值，分析了这些产业地理集中的变化趋势。杨宝强（2003）运用区位基尼系数，分别按省级行政单元和东、中、西三大区域但愿对中国1992年和2000年三次产业的地理集中情况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三次产业的地理集中程度仍然很低。罗勇和曹丽莉（2005）利用EG指数和自定义的五省市集中度对中国20个制造业1993、1997、2002、2003年的集聚程度进行了精确测定。王业强和魏后凯（2006）采用中国31个省区市1980—2003年制造业行业数据计算了区位基尼系数、SP指数和MHHI指数，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表现出明显的地理集中现象，绝对地理集中和相对地理集中并存，并分析了我国制造业的时间变化趋势和空间分布变化趋势。贺灿飞和谢秀珍（2006）的研究较为完整系统，他们采用区位基尼系数测算了1980—2003年中国各省区两位数制造业的地理集中情况，发现大多数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区域分散而在90年代趋于集中，大多数省份产业结构总体上趋向多元化发展。张文彬和黄佳金则利用熵指数，考察了我国制造业在1988—2003年地理集中度的时空演变情况，研究发现绝大多数行业地理集中度上升。
2、国内外对该论题研究的发展趋势
产业地理集中或产业集聚、专业化与集群是几年来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魏后凯）。在国外，自Krugman（1991）起，Ellison和 Glaeser（1997）、Amiti（1998）、Brulhart（1998）、Haaland（1999）、Midelfart（2000）、 Overman Henry（2000）、Nikolaus Wolf（2004）等人在该领域做了大量。
相比而言，国内关于产业地理集中的研究比较晚，但近年来已成为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科的热点问题，表现为近几年来，研究成果越来越多，研究越来越系统。笔者根据中国知网资料统计，2003年，该领域发表期刊论文3篇，2004年为4篇，2005年为7，2006年为23篇，2007年为25篇，2008 年为33篇。
图1.1 产业集中度问题研究趋势
该领域目前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实证研究上，国内外的学者都是通过对具体行业的地理集中度进行测度，进而提出科学、合理、可行的政策建议。该领域的文章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性，这一特点在短时间内不会改变。
三、论文的主攻方向、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1、主攻方向
论文主要是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阐述地理集中度的相关概念及其测度，并将其应用到我国的高技术产业，为该产业的发展提出科学可行的政策建议。
2、主要内容
本文对国内外产业地理集中的研究进行了梳理，系统地整理了定量测度产业地理集中度的方法和指标体系。利用数学和统计知识，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区域基尼系数和CR指数进行定量的计算，以此分析我国高技术产业格局的时空变化趋势；构建数学模型，研究高技术产业地理集中度与产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政策建议。
3、主要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数学建模和数理统计等多学科综合研究法，突出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基础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证分析相结合，力求研究成果具有理论创新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责任编辑：1041）
4、技术路线
图1.2 论文技术路线图
四、毕业论文（设计）的进度安排
1. 2008年10月—2008年11月，根据自身研究兴趣以及系里公布的选题指南确定论文选题。
2. 2008年12月-2009年1月，收集阅读论文资料，撰写开题报告、毕业论文设计书初稿。
3. 2009年2月，向论文指导老师提交开题报告、毕业论文设计书，按指导老师修改建议修订。
4. 2009年3月，完成论文初稿写作，提交指导教师修改。
6. 2009年5月上旬，完成论文打印、装订，参加论文答辩。
五、毕业论文（设计）应收集的资料及主要参考文献
[1] 魏后凯。现代区域经济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2] 安虎森。空间经济学原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3] 王业强，魏后凯。 产业地理集中的时空特征分析——以中国28个两位数制造业为例 [J].统计研究，2006（6）：28-33.
[4] 王业强，魏后凯。 产业特征、空间竞争与制造业地理集中——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07（04）：68-77.
[5] 贺灿飞，潘峰华。 产业地理集中、产业集聚与产业集群、测量与辨识[J].地理科学进展，2007，26（2）：1-13.
[6] 贺灿飞，谢秀珍。 中国制造业地理集中与省区专业化[J]地理学报，2006，61（2）：211-222.
[7] 贺灿飞，刘洋。 产业地理集中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进展，2006，25（2）：59-68.
[8] 贺灿飞，谢秀珍，潘峰华。 中国制造业省区分布及其影响因素[J]地理学报，2008，27（3）：623-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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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彭程甸，王忠，胡瞬。 湖南高新技术产业地理集中度实证研究[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4）：65-68.
[11] 张文彬，黄佳金。 1988-2003年中国制造业地理集中的时空演变特点[J].经济评论，2007（1）：118-123.
[12] Mei Wen. Relocation and agglomeration of Chinese industry[J].Journal of5 5. 2009年4月，根据指导老师修改建议修改论文文稿，最终定稿。
论文开题报告模板（二）
一、 综合本课题国内外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一）国内外研究动态
1.国外刑法理论界对“共同过失犯罪是否成立”得出了肯定与否定两种结论，同时，亦有学者主张限定的肯定说。
（1）肯定说认为犯罪是行为人主观恶性的表现，而共同犯罪的“共同”正是共同恶性的体现，而共同犯罪的行为不过是实现共同犯罪人主观恶性的东西。
（2）否定说主张，共同犯罪是两个以上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共同参与实施一个犯罪。
（3）限定的肯定说则认为，一般不成立共同过失犯罪，但当各共同行为人负有法律规定的共同注意义务并共同违反了该义务时，就应当肯定过失的共同正犯。
诚然，德、日、前苏联刑法学者主张共同过失犯罪论的日趋增多，但在德、日、俄等国占通说地位的还是共同过失犯罪的否定说。
2.国内理论层面， 我国学者从刑法的规定出发大都对共同过失犯罪持否定态度，认为，“法律之所以规定共同犯罪，是因为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故意的范围内互相利用各人的行为而共同实行犯罪。”亦有学者从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实际需要出发，对共同过失犯罪持肯定态度。我国刑法已经承认了共同过失犯罪这一概念，刑法第25条第2款关于“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规定就是一个证明。只不过，我国刑法对共同过失犯罪人不以传统的共同犯罪论处罢了。
（二）选题的依据
1.在我国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我国倡导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我国的共同犯罪理论体系并不完善，所以要把共同过失犯罪引入我国法律。
2.我国有些学者从刑法的规定出发大都对共同过失犯罪持否定态度；亦有学者从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实际需要出发，对共同过失犯罪持肯定态度。是否应该认定共同过失犯罪在学术上有很大争议。
3.有相当部分案件（共同实施过失行为，但不能证明死亡结果由谁的行为造成，如脚手架上扔圆木案）只有在共同过失犯罪的理论下才能得到妥善的判决；同时，肯定共同过失犯罪，追究其共同过失犯罪的责任，这对于遏制过失犯罪是相当有利的。
（三）选题的意义
1.当前我国提倡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刑事犯罪的种类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有的刑法理论已经不能满足定罪量刑的需要。因此，研究共同过失犯罪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2.从立法方面讲，我国的立法否认了共同过失犯罪，使得实际生活中许多的犯罪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这不利于我国法律体系的建立。研究共同过失犯罪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
3.从司法层面讲，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对共同过失犯罪的不同罪犯的量刑常常大相径庭，这与我国的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是相违背的。对共同过失犯罪的研究可以为司法实践提供相应的指导。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研究的基本内容：
（一）共同过失犯罪的概述
1.共同过失犯罪的概念
2.共同过失犯罪的理论依据
3.共同过失犯罪的意义
（二）共同过失犯罪的构成要件
1.主体要件：二人以上，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2.主观要件：违同注意义务的共同过失。
（1）共同注意义务的来源
（2）共同注意义务的内容
（3）共同注意能力的判断
3.客体要件：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
4.客观要件：数个行为人实施了违同注意义务的共同行为，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
（三）共同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
1.共同过失犯罪的处罚原则
2.共同过失犯罪刑罚的具体裁量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文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中外刑法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共同过失犯罪问题，对于共同过失行为能否成立共同犯罪则是该问题的核心所在，因为其是否构成共同犯罪，也就确定了我国应怎样对共同过失犯罪定罪量刑的问题，使这一理论更好的为我国刑法服务。
三、研究步骤、方法及措施
（一）步骤
1.确定选题方向。共同过失犯罪对于丰富和完善我国的刑法体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2.大量查找搜集资料。充分利用周围的资源，对图书馆相关书籍和网上相关文章进行大量阅读和收集，丰富自己在这个问题方面的知识。
3.研究分析资料。通过对资料的阅读，了解共同过失犯罪的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对这一问题的逐步有了自己观点和想法。
4.列出论文 提纲。罗列出自己要写的基本内容和提纲。
5.完成论文。
（二）方法
1.比较法：外国学者对于共同过失犯罪的理论比较。结合我国国情与外国相关理论进行比较。
2.从理论到实际的结合：在充分了解国内外对于共同过失犯罪的研究现状后，再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实际运用。
（三）措施
1.阅读了大量关于共同过失犯罪方面的著作，如李光灿、马克昌、罗平：《论共同犯罪》，赵秉志主编：《犯罪总论问题探索》。
2.上网查看和阅读了很多关于共同过失犯罪方面学术论文，硕士毕业论文 等。
3.收集了不少关于共同过失犯罪的案例，如央视大火案、共同射击致人死亡案、脚手架上扔圆木案等。
四、研究工作进度
2010.10--- 2010.12 确定选题方向、决定论文题目
2010.12--- 2011.3 收集论文的相关资料、提炼观点、确定论文大纲 2011.3 --- 2011.5 拟好论文提纲 、举行开题报告 、准备论文初稿 2011.5 --- 2011.6 修改论文定稿、进行论文答辩。
五、主要参考文献
[1]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修订本 第3版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版
[2]李光灿、马克昌、罗平：《论共同犯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3]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版（责任编辑：1041）
论文开题报告模板（三）
论文题目：中国高技术产业地理集中度的实证研究
学院：
学号：
学生姓名：
一、论文选题的目的、意义和文章的创新点
1、选题目的
本文选题目的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系统了解产业地理集中的相关理论和高技术产业的相关知识；第二，将产业地理集中的相关理论运用于高技术产业；第三，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提出对策和区域政策。
2、选题意义
国内外学术界对产业地理集中度的研究比较充分，对地理集中度的测度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指标体系，但是，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传统的制造业上，很少有学者将产业地理集中的相关理论应用到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上。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全球化、信息化、工业化的不断渗透，高技术产业已经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对高技术产业布局特征及规律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将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点。本文的写作希望能通过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及其子产业的地理集中进行实证研究，以全国及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9xx年—20xx年高技术产业及其子产业数据为样本，对该时间跨度内我国高技术产业及其子产业的区位基尼系数和CR指数进行测算，借此分析我国十余年来高技术产业地理集中度的时空变化趋势，并提出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对策和区域政策。
3、本文的创新点
将地理集中度应用与高技术产业领域，此类研究在国内还极为少见；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创新性的利用协方差来计算区域基尼系数；此外，本文还采用了空间变化趋势和时间变化趋势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二、国内外关于该论题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1、国内外关于该论题的研究现状
在国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产业地理集中研的究成果丰硕。Krugman（1991）采用区位基尼系数测量了美国106个三位数的地理集中度，发现低技术产业在空间上更为集中。Ellison和Glaeser（1997）设计了测度产业地理集中的的指标EG指数，并计算了1987年美国两位数、三位数和四位数产业在州、县等空间单元的EG指数，来测度这些产业的地理集中程度，发现几乎所有产业都有一定程度的地理集中，对给定的空间尺度，产业分类越细，产业在空间上越集聚；对同一类产业而言，空间尺度越大，集聚态势越显著。Amiti（1998）计算了EU十国的三位数水平的27个产业的基尼系数以及五国65个行业的基尼系数，检验了1968—1990期间欧洲的工业地理集中的变化情况，并得出在欧洲产业中间投入强度与其地理集中程度成正相关的结论。Maurel和Sedillot（1999）设计了新的指标（MS指数）来研究产业的地理集中，并测算了法国四位数制造业的地理集中程度，发现273个产业中，有211个产业的MS指数大于0，分布比较集中。
在国内，今年也兴起了一股研究产业地理集中的热潮。粱琦（20xx）计算了19xx年、19xx年和20xx年中国工业的24个行业的基尼系数值，分析了这些产业地理集中的变化趋势。杨宝强（20xx）运用区位基尼系数，分别按省级行政单元和东、中、西三大区域但愿对中国19xx年和20xx年三次产业的地理集中情况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三次产业的地理集中程度仍然很低。罗勇和曹丽莉（20xx）利用EG指数和自定义的五省市集中度对中国20个制造业19xx、19xx、20xx、20xx年的集聚程度进行了精确测定。王业强和魏后凯（20xx）采用中国31个省区市19xx—20xx年制造业行业数据计算了区位基尼系数、SP指数和MHHI指数，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表现出明显的地理集中现象，绝对地理集中和相对地理集中并存，并分析了我国制造业的时间变化趋势和空间分布变化趋势。贺灿飞和谢秀珍（20xx）的研究较为完整系统，他们采用区位基尼系数测算了19xx—20xx年中国各省区两位数制造业的地理集中情况，发现大多数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区域分散而在90年代趋于集中，大多数省份产业结构总体上趋向多元化发展。张文彬和黄佳金则利用熵指数，考察了我国制造业在19xx—20xx年地理集中度的时空演变情况，研究发现绝大多数行业地理集中度上升。
2、国内外对该论题研究的发展趋势
产业地理集中或产业集聚、专业化与集群是几年来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魏后凯）。在国外，自Krugman（19xx）起，Ellison和Glaeser（19xx）、Amiti（19xx）、Brulhart（1998）、Haaland（19xx）、Midelfart（20xx）、Overman Henry（20xx）、Nikolaus Wolf（20xx）等人在该领域做了大量。
相比而言，国内关于产业地理集中的研究比较晚，但近年来已成为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科的热点问题，表现为近几年来，研究成果越来越多，研究越来越系统。
三、论文的主攻方向、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1、主攻方向
论文主要是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阐述地理集中度的相关概念及其测度，并将其应用到我国的高技术产业，为该产业的发展提出科学可行的政策建议。
2、主要内容
本文对国内外产业地理集中的研究进行了梳理，系统地整理了定量测度产业地理集中度的方法和指标体系。利用数学和统计知识，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区域基尼系数和CR指数进行定量的计算，以此分析我国高技术产业格局的时空变化趋势；构建数学模型，研究高技术产业地理集中度与产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政策建议。
3、主要研究方法
刑法方向论文范文第6篇
一、问题的提出 时代的今天，中国地方教学型本科院校应如何定位，这是每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人必须予以回应的一个重大问题。学界基本上赞同地方教学型本科院校应以重点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己任，但对于什么是应用型人才以及如何培养应用型人才等课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较为混乱，从而严重阻滞了中国地方高等教育的正常或应有的发展。对此，怀化学院以胡建书记为核心的领导阶层在指出当前地方教学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存在应用型人才概念模糊、应用型人才培养难以落实、应用型人才培养缺乏核心以及应用型人才培养过于功利等突出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即“三位一体”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以市场为导向，以学校特色文化为依托，以‘应用’为特点，以专业能力素质培养为核心，确保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统一，确保公共能力、专业基础能力、专业发展能力的协调统一，确保课堂教学、实验实训、校园文化活动三大人才培养平台的协调统一。”［1］ 毋庸置疑，“三位一体”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是对以往人才培养模式的超越与发展，是当下中国地方教学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最理性的选择。其中后一个协调统一是前两个协调统一的前提与基础，而在课堂教学、实验实训、校园文化活动三大人才培养平台的协调统一中，课堂教学又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因此，“三位一体”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有效实施首先应以改革课堂教学平台为突破口。改革课堂教学平台的理想路径在于：其一，课堂教学模式的设计应从“知识本位”转向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基础上的“能力本位”，并遵循能力素质靠学生主体自身内化形成的基本规律，改传统的注入式教学为启发式、探究式教学；其二，教学内容应立足于“基础与实用”，学科的系统性应让位于知识与技能的基础性与实用性，减少学术性内容，强化实用性内容；其三，教学方法和手段注重知识的自我建构，理论课向实践课学习以加强“体验”，实践课向理论课学习以加强“提炼”；其四，教学效果的测评标准应由传统的以知识技能达标（会什么）转向以能力素质综合发展程度（能干什么）为依据［1］。 显然，课堂教学平台改革的核心乃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两个问题，前者所要解决的是教什么的问题；后者所要解决的是怎么教的问题。“教什么的问题”乃“怎么教的问题”的前提，故而，地方教学型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必然又以各专业具体课程教学内容的相应改革为出发点。目前，法学专业中的行政法学课程相对于民法学、刑法学课程而言，在教学内容方面存在诸多缺憾，实在难以适应地方教学型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旨趣，但学界与教育界仍未引起高度重视，已有的关于行政法学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的研究成果也极少且过于浅陋，因此，为了真正有效贯彻与实现地方教学型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精神与理念，必须认真对待与彰显行政法学课程内容的改革。笔者认为，行政法学课程内容的改革涉足教学内容之量与质的两个向度。 二、行政法学课程教学内容之量的改革 地方教学型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在课程教学内容方面要求教师能娴熟地驾驭教材、学生能融会贯通所学的理论知识，从而使学生学以致用，实现理论联系实际、服务地方的目的。但我国当下行政法学课程内容的设置存在严重缺失：一方面我们认可行政法是宪法之下的三大部门法之一，是现代法治国家最重要的部门法，因为依法治国的核心与关键乃依法行政，而且与其他部门法相比，行政法律规范赖以存在的法律形式、法律文件的数量最多，行政法学乃教育部所确定的普通高等教育法学专业核心课程中十四门主干课程之一，也是最难教学的一门课程；另一方面我们对行政法学内容的设置则持歧视态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融为一体，在教材选取方面，大部分高校选择姜明安教授主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使用该书时，学生的强烈反应是书太厚，教师讲授时也觉得内容过于庞杂、实在难以驾驭［2］。 就笔者所处的地方本科院校而言，政法系的法学专业课从总体上分为专业主干课与专业方向课两大版块，从刑法学、民法学以及行政法学三者课程数量的比较视角看，其中刑法学方面的主干课程包括刑法学（一）与刑法学（二），方向课程包括犯罪学、犯罪心理学、刑事侦查学；民法学方面的主干课程包括民法学（一）与民法学（二）以及知识产权法学，方向课程包括物权法、合同法以及婚姻家庭继承法；而行政法学仅一门主干课程并包含行政诉讼法学在内，且一个学期必须学完，每周4学时，由一个老师担任。如此，在我系导致的后果是，行政法专业的老师不想担任行政法课，即使担任也深感力不从心；至于学生，更是苦不堪言：畏惧写行政法方面的学年论文与毕业论文，担忧从事行政法方面的实践工作。诚如Sidney A•Shapiro教授所言，法科学生对行政法学只能存在一个不完整的印象，因为行政法学内容过于广泛，老师们不可能讲授所有的内容［3］。PeterStrauss教授讲得更为生动、贴切：我们的盘里所堆放的食物过多以至于教授们难以消化食物，更不用说学生能消化多少了［4］。据此，行政法学课程教学内容之量的改革迫在眉睫、势在必行。改革的理想对策在于：一是独立行政诉讼法学以合理界定行政法学主干课程；二是增设相关方向课程以保障行政法学主干课程的有效实施。 （一）独立行政诉讼法学以合理界定行政法学主干课程 相对于刑法学、民法学而言，行政法学是一门发展较晚的课程，因此课程内容建设方面十分滞后。 但随着中国行政国时代的到来，依法行政乃依法治国的关键，从而要求不断培养合格的从事行政实务的应用型人才。因此，我们首先应对行政法学课程进行“瘦身”运动，即把行政诉讼法学从行政法学中分离出来，还行政法学的本来面目，使刑法学、民法学及行政法学三大实体法学与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及行政诉讼法学三大诉讼法学一一对应、相得益彰。这样，行政法学这门主干课程的教学内容仅包括行政法本论（讲授行政法的基本概念、行政法的历史、行政法律关系、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以及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等问题）、行政法主体论（讲授行政机关、其他行政主体、公务员、行政相对人以及行政法制监督主体等问题）、行政行为论（讲授行政行为的概念、分类以及行政程序等问题）以及行政复议论（讲授行政复议的概念、主体范围以及程序等问题）四大板块，至于行政赔偿，因与行政诉讼联系较为密切可纳入到行政诉讼法学内容中去。#p#分页标题#e# （二）增设相关方向课程以精简行政法学主干课程内容 地方教学型本科院校的法科生为什么喜爱刑法学、民法学并乐于学以致用、服务于地方法律实务工作，而对行政法学则敬而远之，这不外乎两个主要的原因：其一，刑法学、民法学课程与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相互独立皆为法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但行政法学与行政诉讼法学融为一体、极为庞杂；其二，法学专业还设置了与刑法学、民法学密切相关的方向课程，如犯罪学、犯罪心理学、刑事侦查学、物权法学、合同法学以及婚姻家庭继承法学等。显然，这些方向课程基本上是刑法学与民法学主干课程中的一些主要组成部分，这样，即使任课老师对主干课程讲授得不太理想，但能进一步经由方向课程的讲授予以弥补，从而使学生最终能心领神会。相反，行政法学本身极其繁杂，加之无适当的方向课程对其分解，只能导致学生囫囵吞枣、有苦难言。据此，我们既要敢于坚持独立行政诉讼法学还行政法学的庐山真面目，又要大胆增设与行政法学密切相关的方向课程以精简行政法学课程教学内容。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对上述行政法学课程教学内容的四大板块中的行政主体论与行政行为论予以精简，因为这两大板块的内容较为繁多，学生难以吸收与消化。对于行政主体论可以把公务员、行政相对人增设为公务员法学与行政相对人法学两门方向课程；对于行政行为论可以把行政程序增设为行政程序法学方向课程。如此，则行政法学课程教学内容中的公务员、行政相对人以及行政程序问题的设置必然较为宏观简洁，而公务员法学、行政相对人法学以及行政程序法学方向课程对这些问题会进一步予以阐释，从而使学生最终能轻松地理解与把握这些问题。
三、行政法学课程教学内容之质的改革 我国法学高等教育主要分为法学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法学硕士、法律硕士、法学博士）教育两个层次，研究生教育根本上是一种法学理论教育，它要求受教育者必须已经具备掌握了法学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前提条件，是在大学本科教育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专门化、理论化学习和研究，所培养的是法律学术型人才，而法学本科则应要求受教育者掌握各主要法律部门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具备从事法律职业工作的基本能力和素质，所培养的是法律应用型人才，即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应该重点定位于为法律实务领域输送专门人才的角度，将律师业、司法机关、警察机关以及其他一些行政执法机关作为人才输送的主渠道，因此，应充分考虑这种职业性质，要按照这些法律职业部门的人才引进要求和标准制定培养方案，有针对性地设置课程体系［5］。具体到行政法学课程教学内容的设置，一方面必须精简，使教学内容保持适当的量，因为如果内容过于繁杂，学生在有限的课时内无法正常吸收与消化，则谈不上运用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另一方面还必须在内容总量恒定的基础上削弱内容的理论深度（减少学术性知识），增强实用性知识内容，使内容的质符合法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 （一）内容的理论深度须削弱 目前，地方教学型本科院校所开设的行政法学课程的内容设置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太注重理论的深度，即学术性内容偏多，结果所培养的人才既不像学术型人才，也不像应用型人才，从而使地方性法律人才的合理需求陷入严重的困境之中。因此，削弱行政法学课程的学术性内容乃培养真正的地方应用型法律人才的必要条件之一。行政法学这门主干课程的教学内容的量包括行政法本论、行政法主体论、行政行为论以及行政复议论四大板块，那么减弱其学术性内容的方案体现在：在行政法本论板块中，行政、国家行政与公行政、行政与公权力、行政与行政国家、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以及行政法与行政法学的历史发展应当简单介绍，不要广征博引，尤其是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及各国行政法学的主要流派内容可以删掉，因为这纯属于学术性的内容；在行政法主体论板块中，对于行政法主体的概念以及行政法主体与行政组织法的关系应当仅作简单说明；在行政行为论板块中，对于抽象行政行为、行政立法、行政程序的价值应当仅作简要说明，尤其是行政行为的模式完全可以删除，因为其理论性太强，缺乏实际操作性，适用于学术型人才的培养；在行政复议论板块中，对于行政复议的概念、性质及特征无需作过多阐述。 （二）内容的实用性知识须增强 削弱行政法学课程的学术性内容为地方应用型法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基础，但只有同时增强实用性知识内容才能真正落实地方应用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因为应用型法律人才必须在法律实务能力方面有所彰显，而大量或丰富的法律实用性知识的理解与把握之于法律实务能力的培育不可或缺。据此，首先，我们应在行政法学课程教学内容，即行政法本论、行政法主体论、行政行为论以及行政复议论四大板块中增强行政机关的职责、职权与管理手段、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条件和范围、受委托组织的条件与范围、行政许可条件与程序、行政给付的条件与程序、行政征收条件与程序、行政处罚的条件与程序、行政强制条件与程序以及行政听证的条件与程序等实用性知识；其次，我们还应在上述诸实用性知识内容中穿插适当的案例，这是对行政法学课程实用性知识内容的进一步强化，因为在行政法课程教学内容中先设置法律典则、法律制度、法律原理这样的大前提，再用经过筛选的典型行政案件说明这些法律典则、法律制度、法律原则的法定性和合理性，从而使学生能更好地掌握法律典则和制度［6］。譬如，在设置行政主体中的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内容时，可以先着重说明其条件和范围，然后设置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诉讼案来诠释高校的行政主体资格问题，如此，通过以案说法，使受教育者能进一步地理解与掌握相关实用性知识，以使法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最终得以达成。
刑法方向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刑事责任的研究经历了萌芽、发展、繁荣和稳步提高阶段。刑事责任在刑法学中的基础理论地位得以确立，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日渐开阔，比较刑法和国际刑法视野下的刑事责任研究成果备出。展望未来。我们应当继续深入刑事责任基础理论研究、拓展特别理论研究，关注实践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应用新的研究方法，在更大程度上推动我国刑事责任和刑法学研究的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作为是刑法理论中具有基础性意义的重大问题，刑事责任理论的研究和我国刑法理论的繁荣息息相关，经历了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不完备到完备的过程。据初步统计，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刑事责任的论文近千篇，著作20余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第一阶段(1978年～1983年)
1、研究概况
本阶段是刑事责任研究的萌芽阶段。改革开放以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引导下，我国第一部刑法典于1979年7月1日通过。这一阶段是我国刑法学研究的复苏和恢复发展阶段，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介绍79刑法展开，对基础理论还没有过多挖掘。作为刑法中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刑事责任问题的研究并不多，本阶段发表的以刑事责任为主题的论文仅有20余篇。代表性成果有李光灿、罗平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79年第5、6期发表的《论犯罪和刑事责任》，张智辉在《法学研究》1982年第2期发表的《试论过失犯罪负刑事责任的理论根据》等。
2、研究内容
本阶段的主要学术观点包括：(1)刑事责任不同于其他法律责任的地方在于刑事责任必须是行为人的行为具备了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经法院用刑事判决的方法使犯罪人依法承担刑罚的处罚。(2)刑法中不负刑事责任的情况主要包括：行为人缺乏责任能力、未达到负刑事责任年龄；行为缺乏罪过；行为缺乏社会危性；行为在形式上虽然符合犯罪条件，但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等。(3)过失犯罪是由于行为人没有发挥主观能动性所致，仍然具有一定的意志自由，应当对自己的过失行为负刑事责任。
3、评价
(1)专门研究较少。本阶段没有专门研究刑事责任的论文，是探讨在犯罪等其他问题时予以涉及，或者从其他侧面研究不负刑事责任的情况，并没有关于刑事责任本体问题的研究。(2)研究较为肤浅，没有形成系统。研究的边缘性决定内容的浅显性。由于研究重点是其他问题，所以关于刑事责任的研究就相对比较浅显。虽然也涉及到了刑事责任的根据等理论问题，但并没有深入下去。而且，相关研究显得比较零星，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3)没有注意到刑事责任本身的独立意义。研究的边缘性也说明本阶段并没有注意到刑事责任在刑法理论中的基础地位和独立作用。在学者眼中，刑事责任更多地依附于犯罪，作为犯罪的后果或者犯罪的特征而存在。
二、第二阶段(1984年～1991年)
1、研究概况
本阶段是刑事责任研究的发展阶段。以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和《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决议》为起点，本阶段刑法学研究主要围绕79刑法进行，理论研究稳步发展，取得丰硕成果。在此大背景下，刑事责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据不完全统计本阶段刑事责任研究出版专著1部，译著1部，约100篇，专著为何秉松主编《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中国法制出版社1991年版)，代表论文有王希仁在《河北法学》1984年第4期发表的《刑事责任论》，张令杰在《法学研究》1986年第5期发表的《论刑事责任》，高铭暄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发表的《论刑事责任》等。
2、研究内容
(1)刑事责任的概念和特征。有学者认为刑事责任是自然人实施了触犯刑事法律规范的犯罪行为之后带来的特定强制性的法律后果，只能由专门国家机关依法确定，作为最严厉的法律责任，刑事责任只限于作为犯罪主体的自然人个人承担。此外，关于刑事责任的概念还存在义务说、否定性评价和谴责说、刑事法律关系说、法律后果说、责任说、承担或者负担说等观点之间的争论。
(2)刑事责任的根据或基础。有学者认为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基础，具体犯罪构成决定具体刑事责任，犯罪人之所以要负刑事责任首先是因为犯罪行为侵犯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秩序。马克思主义决定论包括相对意志自由的观点，是刑事责任的哲学理论根据。也有学者认为，行为符合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根据。还有学者认为刑事责任的根据可以分为哲学根据、政治学根据和法律事实根据等。
(3)刑事责任的作用和阶段。有学者认为刑事责任是介于犯罪和刑罚之间，对犯罪和刑罚的关系起调节作用的。刑事责任与刑罚的关系表现为刑事责任的存在决定刑罚的存在，刑事责任的大小是判处刑罚轻重的标准，刑罚是刑事责任的主要体现形式。关于刑事责任的阶段，有学者认为刑事责任的开始时间可以分为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开始时间和实际负刑事责任的开始时间。刑事责任的终结时间一般情况指刑罚执行完毕之日。
(4)法人犯罪的刑事责任。有学者认为法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具有有限性和延伸性的特点。在立法方式上，我国采取的是在普通刑罚中不规定，在行政刑法中规定法人犯罪主体及其刑事责任的混合式的立法方式。在处罚方式上，由于法人犯罪的复杂化和多样性，应灵活多样。还有学者对世界各国法人刑事责任的历史发展与现状进行了考察，并对法人刑事责任的世界性发展趋势作出预测。
(5)刑事责任与因果关系。有学者指出因果关系是刑事责任的基础，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都可以成为刑事责任的基础。有学者指出，研究刑法中的因果关系错误问题，目的在于分析行为人的主观状态，为使行为人负刑事责任提供准确的主观依据。对于因果关系的认识，在对结果、形成结果的方式以及引起结果之原因认识错误的情况下，可能影响刑事责任。
(6)未遂犯和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有学者指出要确定未遂犯的刑事责任首先要明其根据，正确理解未遂犯的处罚原则，认真研究从轻减轻的幅度。其中，主观上的直接故意和客观上的实行行为是追究未遂犯刑事责任的根据。另外还有学者专门对伤害未遂的刑事责任进行了探讨。有学者指共同犯罪刑事责任的基础是共犯人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为。各犯罪人应当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实际作用对整个共同犯罪负责。正确认定教唆犯的刑事责任必须把独立性说和从属性、成立犯罪和犯罪阶段、正确定罪和适用刑罚加以区别。
3、评价
(1)刑事责任基本理论逐步受到重视。与前一阶段的萌芽相比，本阶段是我国刑事责任研究的初步发展阶段。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刑事责任的基础性地位以及相对于犯罪与刑罚的理论意义，自觉将其作为重点予以关注。研究成果明显增多，已出现大量从正面对刑事责任理论进行探讨
的论文。学者们在研究的同时，已经就某些问题展开针锋相对的论争，促进了学术的繁荣。
(2)刑事责任理论系统逐渐成形。在研究广度上不仅涉及到基本理论问题，还涉及到刑事责任能力、刑事责任与因果关系，共同犯罪中以及犯罪未完成形态中的刑事责任等问题。在深度上，不仅对概念和特征的研究取得较大进展，对于刑事责任根据的研究也挖掘到了哲学的深度。对刑事责任的作用和阶段的研究已经触及到一些关键问题，为以后的研究起到了奠基作用。
(3)注重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疑难问题。改革开放的深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刑事责任的研究对于这些问题予以了积极回应。如面对法人犯罪的增多，我国学者开始探讨法人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针对实践中出现的认识错误、共同犯罪以及犯罪未遂问题，学者们开始结合具体犯罪研究其刑事责任问题。
(4)研究力量迅速增长，学术活动全面展开。本阶段，刑事责任理论研究力量迅速增长。这一方面因为学者们认识到刑事责任的理论意义，加入到本领域研究中来；另一方面我国分别从1980年、1984年起开始培养刑法学硕士生和博士生，出现了一批研究刑事责任的硕士论文，很多博士生也加入到刑事责任的研究中来。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成立的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把刑法学者团结起来，围绕实践中的新问题新情况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刑事责任的研究也在该组织的领导下逐步由自发到自觉。该组织在1991年刑法学年会上将刑事责任问题作为一个主题进行讨论，取得良好的效果。
三、第三阶段(1992年～2000年)
1、研究概况
本阶段是刑事责任研究的繁荣阶段。以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为转折点，在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大方向下，刑法学研究面向主战场，继续加强基础性研究，突出应用性研究，进入繁荣时期。与此相应，刑事责任理论研究也逐步进入全面发展时期。据不完全统计，本阶段关于刑事责任问题共出版著作约10部，论文近300篇，另外还有一批硕士、博士论文。代表性著作有：张明楷著《刑事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张智辉著《刑事责任通论》(警官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冯军著《刑事责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等。代表性论文有马克昌在《郑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发表的《刑事责任的若干问题》等。
2、研究内容
(1)刑事责任的概念和本质。本阶段学者们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从刑事责任本身探讨其概念，而是更深一步到从“责任”的含义人手研究。如有学者认为责任是基于一定的义务而产生的负担，而刑事责任是体现国家对犯罪的否定性评价由犯罪人承受的刑事上的负担。关于刑事责任的本质，有学者认为刑事责任的本质是通过对犯罪行为的否定评价所表现的个人意志与国家意志的冲突中蕴藏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冲突。还有学者认为刑事责任的本质是伦理性和社会性的辩证统一。
(2)刑事责任的根据。有学者认为刑事责任的根据指确定刑事责任有无和程度的依据，确定刑事责任既要解决质的问题即刑事责任是否存在，还有解决量的问题即刑事责任程度的大小。有学者对我国刑事责任根据的诸种观点进行评析的基础上认为，要解决刑事责任根据之争应当引入刑事责任要素的概念。只有引入刑事责任要素的概念，并使之与刑事责任根据的概念相结合才能科学地说明刑事责任存在的合理性并解决认定刑事责任存在和程度的依据，从而实现刑法理论界关于刑事责任根据研究的目的，结束关于刑事责任根据长期争论的状态。
(3)刑事责任的地位和功能。本阶段，虽然对于刑事责任作为刑法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已经达成共识，但是究竟如何界定其在刑法学中的地位还存在很大争论。第一种主张是添加模式，这种观点认为刑事责任是介于犯罪与刑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应当采用犯罪论——刑事责任论——刑罚论的体系。这种观点是刑法学界的通说。第二种主张是修正模式，该观点认为应当用刑事责任论取代原刑法学体系中的刑罚论，形成刑法论——犯罪论——刑事责任论的体系。第三种主张是替代模式，指在刑法基础理论中不直接使用刑事责任一词，而是用“责任论”涵盖相关内容。其他一些关于刑事责任地位和功能的观点基本都可以被涵盖在上述三种模式之中。
(4)刑事责任的实现、减轻和免除。有学者认为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指国家强制犯罪人实际承担的刑事制裁措施，主要有基本方式、辅助方式和特殊方式。关于刑事责任的减轻和免除，有论者认为减轻刑事责任指行为人实施犯罪后，由于具备某种特定事由而实际承担了较之同种犯罪应承担的刑事责任为轻的刑事责任。免除刑事责任指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之后，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但由于具备某种法定事由，享有权力的国家机关不再要求其实际承担刑事责任。
(5)法人犯罪的刑事责任。法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在本阶段也十分突出。有学者提出“人格化社会系统责任论”是法人负刑事责任的理论基础。法人是一个人格化的社会有机整体，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实施犯罪和负刑事责任的。但法人犯罪又是通过其系统内部的自然人的自觉活动实现的，因此其中起重要作用和负有重大责任的法人成员也应负刑事责任。该学者还在对法人犯罪刑事责任进行全球性考察和比较研究之后对我国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进行了系统研究。
(6)刑事责任的比较与借鉴。本阶段对于外国刑事责任理论的研究取得了斐然的成果。有学者在对人格责任论、性格论的责任论、实质的责任论进行探讨后指出，我们可以继受的是刑事责任是道义责任、行为责任和主体责任。刑事责任理论应当注重研究“道义”的具体内容，主体责任的主体性，责任与预防的关系以及责任与处遇的关系。还有学者通过对国外刑法学关于刑事责任理论的研究，认为其刑事责任的构成要素，基本上就是犯罪构成的要素，刑事责任在本质上就是犯罪概念的另外一种表达方法。
(7)其他问题。本阶段学者们关注的还有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的关系，期待可能性理论与刑事责任，证券法中的刑事责任，未成年人犯罪、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保险犯罪、虚假出资犯罪、税务犯罪、产品质量犯罪、公司企业犯罪、雇佣犯罪、医疗事故犯罪、过失犯罪、共同犯罪、预备犯罪的刑事责任、国际刑事责任等等问题。
3、评价
(1)刑事责任基础理论研究空前繁荣。在继续围绕以往热点问题如刑事责任的概念、根据、作用、法人犯罪的刑事责任等开展研究以外，本阶段学者们开拓了刑事责任的本质、地位、功能、刑事责任的减轻和免除，刑事责任的比较与借鉴等新的研究领域。在研究深度上特别是刑事责任根据问题的研究已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更加重视从哲学的高度解释刑事责任的合理根据，从而将刑事责任理论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境遇。特别是期待可能性理论与刑事责任、雇佣犯罪中的刑事责任等等在刑法学的研究上都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填补了理论的空白，拓宽了研究的疆域。
(2)更加重视刑事责任理论在刑法学中地位的提高，出
现了一些有影响的学术观点。本阶段学者们对于如何界定刑事责任在刑法学中的地位进行了深入思考，产生了三种代表性的观点，在刑法学界起到了相当的影响。这些观点的提出推动了刑法学理论的发展，促使人们思考如何在处理好刑事责任、犯罪与刑罚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完善的刑法学理论大厦。
(3)刑事责任理论体系基本形成。在经历了零星到逐步系统的过程以后，本阶段包括刑事责任的概念、特征、本质、构造、功能、地位、实现、减轻与免除等在内的刑事责任基本理论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同时包括作为刑事责任特别理论主要组成部分的共同犯罪、犯罪停止形态、过失犯罪、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刑事责任、以及常见多发犯罪的刑事责任的研究已经初见雏型。基本理论与特别理论的有机结合，将大大推动刑事责任理论体系的形成。
(4)更加重视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和疑难问题，外国刑事责任理论研究成果显著。本阶段学者们对司法实践中新出现的问题如证券法中的刑事责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等的刑事责任，以及疑难问题如共同犯罪中的刑事责任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这一时期学者特别关注了国外的特别是德日刑事责任理论，结合中国刑事责任理论进行比较，借鉴他国长处弥补我国刑事责任理论的缺陷，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5)研究方法多元化。研究方法的调整是刑事责任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过去我国刑事责任的研究主要采取注释方法，严重影响到理论水平的提高。本阶段学者们已经开始注重思辨、实证以及比较的方法的应用，借鉴哲学、伦理学、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展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实现了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四、第四阶段(2001年至今)
1、研究概况
本阶段是刑事责任研究的稳步提高阶段。进入新的世纪，在十六大、十七大精神的照耀下，刑法学研究瞄准学科前沿，在持续的开拓创新中继续前进，刑事责任的研究也进入繁荣以后的稳步提高阶段。据不完全统计，本阶段有关刑事责任的著作约10部，学术论文约400余篇，博士论文约10篇，硕士论文约70余篇。本阶段的代表性论著主要有：黎宏著《单位刑事责任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周其华著《刑事责任解读》(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等，代表性论文有张明楷在《法学》2004年第3期发表的《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的刑事责任》，张旭在《法学研究》2005年第1期发表的《关于刑事责任的若干追问》等。
2、研究内容
(1)刑事责任的概念和本质。有学者指出刑事责任的定义包括形式定义和实质定义，应当从实质上界定刑事责任的定义。刑事责任本质的含义包括：相对于犯罪和刑罚来看，刑事责任处在承上启下的阶段；刑事责任存在的宗旨是为了使犯罪后受损伤的社会安定得到恢复；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只能是“易感触的力量”；从语义的角度看，刑事责任指用以承担犯罪恶害，借以恢复社会宁静的代价的份额。
(2)刑事责任的根据。有学者认为我国学术界关于刑事责任根据的认识十分混乱，表现为刑事责任根据的不同表述、刑事责任根据概念的不同界定，刑事责任根据内容的不同认识。产生这些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选取视角、确立基点以及关注内容的不同对于刑事责任根据理解的影响。应当认识到刑事责任根据的哲学前提不同于刑事责任根据本身，刑事责任的理论根据不同于事实根据，事实根据又不同于加重、减轻刑事责任的事实根据。
(3)刑事责任的地位。有论者在对以往刑事责任处理模式进行科学评价基础上，建议用改造模式解决刑事责任的定位问题。“改造模式”以刑事责任为主线重新构筑刑法学的体系，从刑事责任的视角将刑法总论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刑法论或刑法概说，主要对刑法学中的犯罪、刑事责任、刑罚等基本范畴及其间关系进行解释和说明。第二部分为刑事责任的确定，即犯罪的成立，具体对犯罪的成立条件进行分析、探讨。第三部分为排除和影响刑事责任的事由，包括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共同犯罪；犯罪未完成形态；累犯、自首与立功等内容。第四部分为刑事责任的实现，包括刑罚的体系、裁量、执行及非刑罚处理方法。第五部分为刑事责任的终结，主要涉及时效和赦免的内容。
(4)共同犯罪中的刑事责任。有论者对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的刑事责任进行了分析，指出在首要分子总体性、概括性的故意范围内的，属于首要分子总体策划、指挥下的罪行，就是集团所犯的罪行，首要分子对此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确定首要分子的刑事责任范围，必须遵循主观责任与个人责任原则。确定犯罪集团首要分子刑事责任的程度，应当以罪刑相应与从严处罚为原则，区分首要分子与组织成员在具体犯罪中所起的客观作用，区分首要分子对组织成员的支配形态，考虑具体犯罪犯意的产生情况，明确个人责任要素的影响范围。
(5)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有论者对我国少年刑事责任制度进行了检讨，指出少年刑事责任制度是以行为人辨认和控制能力为基础，以未成年人保护的刑事政策为基本原则而建立。目前任何一个国家的少年刑事责任制度都是折衷于辨认控制能力与未成年人保护的刑事政策之间，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从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刑事责任制度来看，实际上也是一种折中说，只不过侧重于辨认和控制能力。有学者指出从切实保护未成年人成长的立场出发，我国刑法中刑事责任年龄的最低限度仍应维持在14周岁。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认定，应当采取以生理年龄为基础，辅以心理年龄的标准。
(6)法人犯罪的刑事责任。有学者指出法人犯罪先是见诸于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现在也开始为一些大陆法系国家所确认。虽然两大法系在这一问题上立场已逐步趋近，但是由于其固有传统的差异，两大法系关于法人犯罪刑事责任的依据、内容和适用刑罚上仍有许多可比可鉴之处，这种比较研究的结论可以为完善我国单位犯罪的刑法规定提供参考。还有学者指出公司犯罪的刑事责任表现为双层结构：一层是刑事责任要件，由刑事义务、归责能力和归责要素组成；另一层是公司的刑事责任分担，包括分担的理论解说和分担原则解释。
(7)比较刑法和国际刑法视野下的刑事责任。有学者在对国家刑事责任的历史沿革、国际法委员会对国家刑事责任的编纂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对学术界有关国际犯罪的性质、强行法原则及国家对国际社会的责任、法人犯罪等进行了探讨。还有学者指出，与《罗马规约》相比，我国刑法中排除个人刑事责任事由的规定不仅系统性和明确性不够，而且在精神上也有差异。应以合法性原则为基础，通过完善我国刑事立法努力实现我国刑法与《罗马规约》的协调。
3、评价
(1)研究方法更加开阔，刑事责任的基础理论地位得以巩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我国刑事责任研究在研究视野和方法上更加开阔，学者们突破了以往就刑法而研究刑法的单一套路，用刑事一体化思想指导学术研究。本阶段学者们进一步认识到刑事责任对于刑法学理论的重要意义，甚至提出以刑事责任为主线重新构筑刑法学的体
系，使刑法学体系的安排更科学、更合理，这对于刑法学研究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2)刑事责任特别理论研究持续拓展。刑事责任特别理论的研究是本阶段的一个亮点。不仅一些传统特别理论如法人犯罪、犯罪未完成形态、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继续保持以往的良好势头，一些新的课题如虚假新闻、垄断犯罪、大公司侵犯上市公司资产行为的刑事责任等不断涌现，特别是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在本阶段也初具规模，理论体系日渐成熟。
(3)刑事责任基础理论研究发展缓慢。与前一阶段相比，本阶段刑事责任基础理论研究相对缓慢。虽然成果数量不少，但影响深远的学术观点并不多。这可能主要是经过前一时期的研究热潮之后，相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饱和，虽然也提出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但并不能动摇权威观点的地位。对于国外刑事责任理论的研究虽有新意，但是如何借鉴其长处改造我国刑事责任理论却也并没有可行的步骤，所以研究兴趣有所消减。
(4)比较刑法、国际刑法研究引人注目。本阶段学者们继续关注国外刑事责任理论的发展态势，努力借鉴为我所用。国际刑法学科的发展促进了国际刑法视野下刑事责任的研究，特别是《罗马规约》的通过和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国际刑事法院视野下刑事责任的研究也初现雏形。比较刑法和国际刑法视野下刑事责任的研究给刑事责任基础理论研究注入新的生机。
(5)成果迭出，但质量参差不齐。本阶段研究成果较多，但质量却参差不齐，存在一定的重复和浪费现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出版业、教育业的繁荣，我国刑法学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但是相关行业的一些弊病如出版质量较差，学术期刊良莠不齐，硕士、博士生学术功底亟待提高、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尚未建立等也明显影响到了刑事责任研究的正常发展，出现了量多而质不高的现象。
刑法方向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设立 “袭警罪” 初探
1 引言
2008年7月1日，北京籍男子杨佳闯入上海市闸北区政法办公大楼，用刀连续袭击9名警察和1名保安，导致6名警察死亡、3名警察和1名保安受伤，杨佳当场被捕。2011年1月4日，山东省泰安市山东科技大学附近发生一起歹徒持枪袭警案，事件共造成3名民警1名协警死亡，歹徒1人被捕1人自杀身亡，另有5人受伤。两起袭警案震惊全国。从立法上给予袭警行为有效规制，以切实保护执行公务的警察的人身安全，为警察执法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已成为社会各界争议的热点。2011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民建浙江省副主委车晓端建议，在刑法修正案中增设“袭警罪”。无独有偶，全国政协委员李顺桃也在政协提案中提出：“国家应在刑法中增设袭警罪，将以暴力、威胁的方法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公务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予以严厉惩治，以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
如何从立法上给予袭警行为有效规制？增设袭警罪的呼声越来越高，赞成者的声音愈益响亮起来，袭警罪的增设似乎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下面笔者从设立“袭警罪”正反两方面观点入手，结合国外相关立法经验和司法实践，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
2 我国是否设立“袭警罪”存在争议
赞同方认为：目前,我国警察因公负伤、死亡的数字呈逐年上升趋势。若不有效遏制袭警现象，必将影响社会的稳定。袭警现象目前呈现两个显著特征。一是袭警手段升级，暴力程度不断加剧。对警察从侮辱、谩骂、威胁、诬告等精神伤害，升级到围攻、阻挠、殴打、袭击等人身伤害。二是袭警动机多样化，行为方式出现群体性趋势。有的是在警察执法涉及其利益，或其亲朋、关系人的利益时；有的是因为违法犯罪受到法律制裁而报复泄愤；有的是对公安机关和警察产生极端仇视心理，一旦有机会就对警察进行伤害。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振华表示在刑法中增设“袭警罪”已刻不容缓。
反对方认为：如果贸然设立袭警罪，会使警察权扩张，导致警察滥用这一罪名。最为重要的是，即使设立了袭警罪，也遏制不了真正的袭警行为，因为普通老百姓面对警察的执法，虽然会和警察争论，但不会袭击警察；而真正的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即使有袭警罪，仍会暴力抗拒执法。我国刑法已经规定了妨害公务罪，对采用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任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法的行为进行惩罚，该规定已经涵盖了袭警行为。对通过暴力或威胁方法阻碍警察执行公务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妨害公务罪，对其进行惩罚。因此，没有必要浪费有限的立法资源，专门为警察立法。少数专家呼吁增设袭警罪实际上折射出片面夸大立法作用的“立法依赖症”，因为“法治本身仍是一种有缺憾的制度文明，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不是一切社会问题都能转化为法律问题”，而是“应该把法律的领域还给法律，把道德的领域还给道德。”
3 国外经验借鉴和立法实际
袭警现象并不为我国所独有。作为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世界各国的法律都对袭警作出了自己的反应。从具体的刑事立法模式来看，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与英美法系国家的刑法对于袭击警察的违法犯罪行为的规定，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将威胁、袭击、伤害、杀害警察的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具有“袭警罪”这一独立的罪名。采用这类立法方法的主要是英美法国家。第二种是将威胁、袭击和伤害警察的行为纳入“抗拒公务员”的犯罪，并且按照情节分别规定了不同的类型。采用这类立法方法的主要为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大陆法国家，其中以法国刑法的规定最为详尽。第三种是将一般情节的袭击警察的行为纳入“妨害公务”的犯罪，将袭击警察造成伤害或者死亡的犯罪规定为“加重结果的伤害罪”或“加重结果的杀人罪”。采用这一立法方法的主要是日本等成文法国家。日本刑法将妨碍公务的犯罪视为破坏国家秩序的犯罪，而暴力抗拒执行公务的警察的行为则被规定为特定的妨害公务罪。
4 我国是否设立“袭警罪”可行性建议
如果现行刑法的相关规定或者通过刑法现行条文的合理解释及立法技术性微调能够达到规制该行为的目的，那么就没有必要再增设独立的犯罪，因为那样只会虚置相关罪名，造成立法资源的严重浪费。笔者认为我国刑法不宜再单独规定“袭警罪”。具体理由如
下：
首先，公安机关特殊的地位更不宜为其工作人员单设袭警罪。近年来公安队伍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也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如从比较典型的孙志刚事件、福州刑警公开枪杀公民护黑等事件中，即可窥见一斑。公安队伍的整顿一直以来也没松懈过。从正规化建设到“三项教育”、“五条禁令”等等，公安部一直以来都在为建设一支让“党和政府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队伍在努力。然而，每年仍有相当多的问题暴露出来，可以说中国的公安队伍近些年来一直都是荣誉与耻辱并存的。公安机关拥有的限制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很多权力，特别是拥有三十天合法拘留犯罪嫌疑人的权力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而没有司法权的制约，行政权力将无限扩张，必定会演变成为专横性的力量。而失去司法机关的救济，所有公民最后也都难以实现宪法赋予的所有权利。孟德斯鸠也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在这种现状下，增设袭警罪只会更加诱导警察滥用权力而侵害公民的人权。这也与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加强保障人权为方向的刑事司法改革是相违背的。因此，从妨害公务罪里分设袭警罪根本无必要。
其次，在目前刑法典已专设妨害公务罪的情况下，无必要再另设袭警罪。妨害公务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活动，其中就包括了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活动，如果专门针对保护公安民警而立法设袭警罪，那也就应该为法官、检察官以及工商、税务等部门官员的权利维护另立新法，否则就是对上述部门官员的不平等，因为大家的身份都是执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法活动都有风险。那么是否也应设立“袭击法官罪”、“袭击检察官罪”、“袭击工商执法人员罪”、“袭击税务人员罪”等等罪名？按照现代刑事法治的价值观，刑法应当体现一种人道宽容的精神，这种精神给人类带来仁慈和进步，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这种人道宽容的精神在刑法上的表征就是谦抑原则。刑法的谦抑性表现在：对于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抗制的，才能运用刑法的方法，即将其规定为犯罪，并处以刑罚。
最后，可以通过立法技术微调达到立法目的。妨害公务罪的法定最高刑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我国刑法规定的“妨害公务罪”中的“暴力”就只能包括“致人轻伤”的情形。在行为人采用暴力过失致警察重伤、死亡或者故意杀害、伤害（致人重伤）警察的情形下，如果再按照“妨害公务罪”来定罪量刑，罪刑就会明显失衡。“过失致人死亡罪”和“过失致人重伤罪”与“妨害公务罪”两者也存在想象竞合的时候。通过解释刑法的方法很难实现罪刑均衡，需要从立法上来加以完善。笔者以为，最佳选择就是在“妨害公务罪”的现行规定中增设一个“结果加重犯”和“转化犯”。这样不仅能够节约立法资源，实现立法上的罪刑均衡，也能够从横向上协调刑法的相关条文。具体来讲，“妨害公务罪”后增加一款作为第五款规定：“在实施第一、二、三款规定的行为过程中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在实施第一、二、三款规定的行为过程中故意伤害或者杀害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这一款的前半段是用于认定“在妨害公务过程中过失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行为”，后半段则是一个提示性规定即在行为人实施妨害公务过程中故意杀人或者伤害的,直接适用“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的相关规定。
刑法方向论文范文第9篇
姓名男 | 未婚 | 198*.**.** | 户口：xx市 | 现居住于xx市xx区
n年工作经验 | 团员 | 身份证：
民族：汉
电话：（手机）
E-mail:
求职意向
期望工作性质： 全职
期望从事行业： 银行、企业法务、优质律师事务所
期望从事职业： 律师、法务
期望工作地区： 北京
期望月薪： 7000元/月
目前状况： 一个月可到岗
批注：……
自我评价
性格品质：热情，具有亲和力，善于于交际与沟通是我给人的第一印象。踏实，严谨，耐心，投入是我对工作的态度。积极向上，热爱生活，乐观勇敢是我的生活指南。积极向上，乐观勤奋，热爱生活是我对生活的追求。喜爱参加集体活动，并且能够很好地和团队成员进行合作，共同进步。同时，担任班干部培养了我的组织能力与协调能力。
批注：性格品质应该就是简历通用的"自我评价"项目了，最好用一个常用的项目名称。此外，注意语言组织，不要有重复的，这段里就有两次"积极向上".语言不需要华丽，最重要的是能够给人真实，清楚的感觉，让HR第一时间对你有所了解，判断出你就是他要找的人。最好将此内容放到简历前半部分。
工作经历
20xx年4月—9月
XX中天司法考试学校 兼职教师
工作概述：
协助学校完善对学生的管理，帮助同学完善学习计划，解答难题，对同学进行考前的心理辅导。
20xx年
XX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四庭实员
工作概述：
主要参与房地产及劳动争议，知识产权案件的庭审，对诉讼程序有更深入了解。
批注：社会实践是应届生的最被HR关注的经历，应该详细，突出个人与求职目标想匹配的特质。
教育经历
20xx-20xx **zd大学国际法专业，国际经济法方向，硕士研究生
20xx-20xx **zd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
20xx-20xx **外语学院，英语专业，文学学士
学术活动：
20xx年在《中国经法论丛》"论外资并购在华的法律规则"
20xx年在《zd研究》"论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
20xx论文"国有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研究"评为20xx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优秀论文
社会活动：
20xx-20xx大学期间，担任三年文艺班长职务
20xx-20xx大一到大二，担任院刊物《法府青年》编辑
多次参加义务团体组织，曾任校"红岩义务讲解队"队员
20xx-20xx研究生期间，担任班级的文艺委员
批注：教育经历不要这样大段的文字，简单列出学校，学历，学位，成绩即可。HR看每一份简历的时间都是很有限的，不要用大段文字考验HR的耐心。
语言能力
英语： 英语专业四级，听说读写熟练
专业技能
法律：法律职业资格证，于20xx年通过国家司法考试，
计算机：国家计算机二级证书
外语：公共外语六级（CET-6）
四川外语学院专业外语四级TEM-4,且在法律英语方面较有优势。
律师个人求职简历模板（二）
职业目标
谋专职律师或公司、企业法律顾问，以充分发挥自己所积累的丰富专业知识和技能。
工作经验
xx年10月——现在 XXXX律师事务所 律师
职责：
独立处理诉讼业、非诉讼业法律事务，二十多起合同纠纷，金融纠纷和劳动纠纷案件；
负责五家公司日常法律事务工作；
精通各种法律文书的写作，熟知整个法律诉讼的动作程序，并具有相当强的庭辩能力和经验；
法律理论功底深厚，精通谈判技巧；
教育背景
xx年9月——xx年7月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法学本科
职业特长和技能
具有律师资格证书；
悟性高，文字功底强，作风严谨，头脑冷静，思维缜密，应变能力灵活，敬业；
专业知识深厚，尤其精通民商法，合同法（担保法），经济法，劳动法，诉讼法，保险法，刑法等法律法规，熟悉按揭原理及程序；
能够独立起草各种法律文书；
能熟练使用计算机；
具有良好的英语口语及书面表达能力；
刑法方向论文范文第10篇
内容提要: 新中国建国60年间，分别以1957年反右扩大化和1976年结束为历史边界，将刑法学发展进程划分为起步与草创、萧条与停滞、复苏与繁荣三个阶段。六十年刑法学发展的基本经验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坚持完善中国刑法学的学科体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坚持刑法学科的国际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迄今，已经走过了六十个年头，新中国的刑法学也经历了一个轮回，进入了她的花甲之年。孔子曰：“六十而耳顺”，是讲六十岁的时候个人修养已臻成熟阶段，能够兼容和善纳不同的思想观点，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和评价自己。对于新中国的刑法学来讲，站在六十年的门槛上，检视建国以来刑法学的发展历程，科学总结其经验得失，不仅是新中国刑法学发展成熟的应有内涵，而且对于把握中国刑法学未来所蕴含的发展契机，迎接新的挑战，努力开创我国刑法学研究的新局面，加速我国刑事法治的完善，乃至推动我国整个法治建设和社会的进步，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新中国刑法学六十年发展的简要历程
建国迄今，中国刑法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949年10月至1957年上半年，此为中国刑法学研究的创立和初步发展时期；第二时期，1957年下半年至1976年10月，此为中国刑法学研究的萧条与停滞时期；第三时期，1976年10月至现在，此为中国刑法学研究从复苏到繁荣的时期。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1977年至1978年的复苏阶段和1979年至现在的繁荣阶段。但是，复苏阶段时间太短，研究成果甚少；所以，本文将第三时期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加以论述，即1976年10月至1988年6月、1988年7月至1997年3月和1997年3月迄今。
（一）创立、发展时期（1949年10月至1957年上半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宣告了新中国刑法学的诞生。从此，新中国刑法学的命运就和共和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1949年10月到1957年上半年，是新中国刑法学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时期，它为刑法学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时期，刑法学的研究成果不多，主要是阐释有关法律的著作和教材。[1]还翻译出版了一批前苏联的刑法教科书，[2]发表了一些刑法学论文，这些论文对刑法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例如，刑法的溯及力问题、犯罪的概念问题、因果关系问题、刑罚目的问题、死缓制度存废问题以及反革命罪等问题。
纵观这一时期中国刑法学研究的状况，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全面批判、彻底否定剥削阶级的旧法观点，介绍和引进前苏联的刑法理论。这一时期的刑法学研究初步勾勒了我国刑法学特别是刑法学总论的轮廓，对我国刑法学总论和分论的一些问题有了具有一定深度的论述，为我国社会主义刑法学体系的初步建立奠定了基础。二是参与和配合《刑法典》的起草工作。在1979《刑法典》的最初孕育起草过程中，我国刑法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一系列积极的立法建议，并从刑法理论上加以阐述。对一些问题，还展开了激烈讨论，这些研讨无疑推动了刑事立法的发展进程。
（二）萧条、停滞时期（1957年下半年至1976年10月）
随着1957年下半年反右斗争的开始，1957年上半年所出现的刑法学研究的繁荣现象如昙花一现，迅即消失，刑法学研究工作开始受到冷落。到1966年“”开始，刑法学研究进入停滞、倒退时期，一直持续到“”结束。这一时期由于此伏彼起、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动乱，刑法学研究从其中前10年（1957年-1966年）的逐步萧条、成果很少，到后10年（1966年-1976年）的偃旗息鼓、完全停止。
这一时期，由于轻视法制的“左”的思想抬头，刑法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一些刑法上的重要理论，如刑法基本原则、犯罪构成等问题，人们不敢问津。各校编写的教材，也大都是适应政治运动需要的产物，过分强调政治性，专业内容大大压缩。当然，刑法学研究基本停滞并不等于完全停止。由于刑法起草工作在一度中断之后从1962年5月开始又恢复进行，所以刑法学的某些问题在客观上还需要研究，只不过这种研究主要是在内部进行，很少公开发表，这种状况使得对前苏联刑法学著作以及外国《刑法典》的翻译，构成这一时期比较突出的研究成果。[3]
在这一时期发表的少量的刑法学论文中，犯罪与两类矛盾问题的研讨是引人注目的热点。这一问题是由1957年同志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而引起的。这场关于犯罪与两类矛盾问题的讨论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其对中国刑法理论的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刑法学研究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充满了浓郁的政治气氛。比较明显的除关于犯罪与两类矛盾问题的讨论外，还有反革命罪有无未遂问题的研究。正是由于用简单的政治分析替代深入的法律分析，使这一时期刑法学科政治化倾向明显。二是刑法学理论研究水平在个别领域内有所提高。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李光灿所著的《论共犯》一书。三是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刑法学研究逐步进入萧条、停滞状态，迟延了刑法学发展的进程。
（三）复苏、繁荣时期（1976年10月至现在）
1976年10月粉碎“”后，我国也迎来了法学研究的春天。我国刑法学研究经过近三年的复苏，逐渐步入全面发展的时期。1979年我国第一部《刑法》的颁布为起步的刑法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大大推动了刑法学学科的发展，从而成为刑法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1997年新修订的《刑法》颁布，同样给繁荣的刑法学学科带来了新的研究课题，输入了新鲜的血液，从而推动刑法学研究走向了新的高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刑法学发展呈现崭新的局面，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诸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是中国刑法学发展最为显著、最为重要和最具总结价值的时期。新时期的刑法学研究，根据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以两部刑法典的先后颁布和其中1988年将刑法典的修订提上立法工作日程为界点，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76年10月至1988年6月）
这一阶段主要是系统地宣传、阐释刑法典的内容，并对刑法中的某些重要问题，开始进行专题学术研究。可以说，1979年《刑法》是这一阶段刑法学研究的核心和支柱。
这一阶段的主要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第一类是中国刑法学教科书。教科书是学科理论研究成果的结晶，因而优秀的教科书也是学科基本水准的体现。这一阶段陆续出版了一些中国刑法学教科书。[4]第二类是中国刑法学专著。专著是学科学术水平的显著标志和集中体现。[5]第三类是中国刑法史学著作。第四类是外国刑法学、比较刑法学和国际刑法学著作。[6]第五类是刑法论文。经粗略统计，这一阶段发表的刑法论文达4300余篇。论文的面很广，几乎涉及刑法领域的各个方面。随着我国于1981年开始推行学位制度，这一阶段已有相当一批刑法硕士学位论文问世，第一批刑法博士学位论文也开始诞生。这些学位论文，或拓展新的研究领域，或深化已有研究领域，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刑法学研究。
本阶段主要研究了刑法的基本原则、犯罪概念、犯罪构成、因果关系、法人犯罪以及刑罚目的等问题。此外，对中国刑法史、外国刑法学、比较刑法学和国际刑法学的研究等亦有一定的进展。
纵观这一阶段的刑法学研究，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第一，注重理论为实践服务；第二，重视联系我国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商品经济发展来研究刑法问题；第三，注意开展对我国刑事司法尤其是刑事立法完善问题的探讨；第四，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
2．第二阶段（1988年7月至1997年3月）
这个阶段以1988年7月国家立法机关决定启动刑法的全面修订工作为起点，以1997年《刑法》的颁布为圆满终结，刑法学研究基本上是沿着以下三条主线发展的：
第一，围绕特别刑法对1979年《刑法》所作的补充修改而进行专题研究或综合研究。针对国家立法机关为适应实践需要而制订的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我国刑法学界作出了积极反应，每一部特别刑法的出台，都伴随着大量论文的发表，甚至有专著出版。学者们从具体犯罪的概念、构成特征、罪与非罪的界分、此罪与彼罪的区别以及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共犯、罪数等方面阐释刑法立法含义和精神。无疑，这些研究对于正确理解相关刑法立法和促进司法，都起到了直接的引导和启示作用。
第二，就我国刑法改革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讨。我国刑法学界配合国家立法机关，对1979年《刑法》的修订进行了全面研讨，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务实的立法建议，积极地推动了我国刑法立法的进程。刑法的修改与完善是这一阶段刑法学研究极为重要的课题，不仅有数千篇，还有许多专著出版。尤其是这一阶段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每年的年会议题大都涉及刑法的修改与完善，而且1988年、1994年和1996年的年会还专门研讨了刑法完善问题。这些研讨不仅涉及刑法修改的指导思想和根据、刑法典体系结构、立法模式以及犯罪论、刑罚论方方面面的问题，而且还涉及有关法条的具体设计、具体犯罪的增减或分合等问题。这些研究丰富了刑法学内容，增强了刑法学的科学性，促进了刑法学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直接推动了刑事立法的进程。可以说，1997年《刑法》的出台与广大刑法学者的积极推动和参与是密不可分的。
第三，深化刑法基本理论研究，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这一阶段，对原来没有研究或很少研究的课题，如刑事立法、刑法解释、定罪、刑事责任、刑罚论、刑事政策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不仅填补了刑法学的研究空白，而且不少研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对一些课题的研究，如法人犯罪、犯罪构成、共同犯罪、犯罪故意、罪数形态等问题都有所深化，不仅有大量的，还出版了一些有分量的专著。与此同时，我国刑法学界不少学者还对刑法的公正、平等、自由、功利等刑法价值以及刑法哲学的其他基本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学者们从更高更深层次上来关怀刑法、洞察刑法，无疑是我国刑法学研究事业进步的重要体现。此外，在这一阶段，我国刑法学界对外国刑法、比较刑法和国际刑法的研究也取得了初步的进展。翻译了不少外国刑法学著作和刑法典，并出版了数部外国刑法、比较刑法和国际刑法著作。
在这一阶段，出版的刑法学论著数以百计，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中国刑法教科书。[7]第二类是中国刑法学专著。这方面的著作很多，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特别刑法进行专门研究的；[8]二是就类罪、个罪进行综合研究或分而论述的；[9]三是就刑法哲学、刑事政策进行深入研究的；[10]四是对刑法基本理论进行综合研究或就刑法总则某一方面进行专题研究的；[11]五是就刑法的改革、1979年《刑法》的修改与完善专门进行研究，系统提出意见和建议的。[12]第三类是中国刑法史学著作。[13]第四类是外国刑法学、比较刑法学著作。[14]第五类是国际刑法学著作。[15]另外，这一阶段发表的刑法学论文数以万计，每年均有一千余篇，还有一大批硕士学位论文问世和几十篇博士论文诞生。这一阶段的刑法教学案例和实际案例的书也出版不少。
这一阶段刑法学研究的课题几乎涉及刑法学的方方面面，主要有刑法观念更新、法人犯罪、刑事责任、经济犯罪、刑法的修改和完善等问题。这一阶段刑法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基本上标志着刑法学科的成熟，也奠定了刑法学在我国法学体系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综观这一阶段的刑法学研究，具有以下显著特点：第一，对特别刑法（含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阐释。这些研究对于改善执法活动，增强刑事司法效果，起到了直接的引导和促进作用。第二，配合国家立法工作机关，对1979年《刑法》的修订进行全面研讨，提出了系统的、有见地的、符合实际需要的建议，大大推动了刑事立法进程。第三，开拓了新的研究课题，深化了原有课题的研究，使刑法学研究在纵横方面都得到显著进展。第四，刑法基础理论研究有所进展。第五，外国刑法学、比较刑法学、国际刑法学的研究进展显著。
3．第三阶段（1997年3月迄今）
从1997年3月新《刑法》颁布以来，刑法学研究基本上沿着两个方向展开：
（1）研究刑法文本。以刑法为研究对象的刑法学不能不关注现行刑事立法和司法，应用性本来就是刑法学的生命和灵魂，是刑法学得以发展和繁荣的源泉，离开应用性和实践性，刑法学的发展也就失去了生命力。这是刑法学的学科属性使然。正因为如此，每当新的立法出台后，我国刑法学界都会积极地予以关注。这种研究现象在我国1997年《刑法》颁行后表现得尤为明显。我国刑法学界围绕这部新刑法典的贯彻实施问题发表了大量文章，出版了许多书籍。不仅如此，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1997年和1998年的年会也以1997年《刑法》的贯彻实施为议题。这些研讨对正确理解和实施刑法具有重要的意义。
（2）进一步深化刑法基本理论，并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刑法基本理论是刑法学研究的本体，它的成熟与发展是中国刑法学走向成熟的关键和基础，因而应当成为我国刑法学研究的核心部分。从研究内容的具体情况分析，这一阶段的成果有些属于深化性研究，主要涉及刑法解释、刑法效力范围和原则、犯罪对象、不作为犯、共犯关系、共犯与身份、教唆犯、正当行为、正当防卫、单位犯罪、结果加重犯、过失危险犯、刑事责任、刑罚的一般预防、刑罚个别化、刑罚改革与完善、死刑的适用与废止条件等方面；有些属于批判性研究，主要涉及犯罪概念、犯罪构成及其体系、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社会危害性理论等问题；有些属于拓展性研究，主要涉及刑法的基础观念、刑法方法等问题；还有些属于引介性研究，主要是对外国刑法或外国刑法学中某些基本理论的译介。此外，作为刑事一体化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刑事政策、国际刑法和区际刑法研究，也在开拓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层次，从而呈现出了繁荣发展的景象。我国刑法学界这一时期的研究全面提升了刑法学研究的水平。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均较以往有显著的提高。研究成果可分以下几类：第一类是中国刑法教科书。[16]第二类是中国刑法学专著。其中又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阐释新刑法典的著作；二是对刑法理论问题进行综合研究的著作；三是就刑法理论进行专题研究的著作；[17]四是就刑法分则问题进行研究的著作；[18]五是其他关于刑法问题的著作。[19]第三类是外国刑法、国际刑法、中国区际刑法等属于外向型刑法问题研究方面的著作。[20]此外，这一阶段还发表了为数众多的论文，并有数以千计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问世。
这一阶段所涉及的课题很多，但形成争论热点的较少，主要有对新刑法典的评价、关于新刑法典的实施、刑法的价值、刑法的现代化、刑法基本原则、犯罪概念、犯罪构成以及刑罚基本理论等问题。
这一阶段的刑法学研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全面系统阐释、宣传新刑法典；第二，关注香港、澳门回归，加强区际刑法的研究，为“一国两制”的贯彻做贡献；第三，重视刑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二、新中国刑法学六十年发展的基本经验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刑法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正是由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方法论的确立，为真正科学的刑法学研究开拓了无限广阔的发展道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刑法学的根本方法。六十年来中国刑法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是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果。比如，我们在刑法学研究中所始终重视和运用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学风和研究方法，这一点后文还将有所论及。刑法学者在刑法学的研究中，还特别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一系列科学的方法论，如联系和系统的方法论、变化发展的方法论、本质的分析方法，必然和偶然的辩证关系的分析（如对于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矛盾的分析方法，等等。
当前，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国家和社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新时期的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理当、也正在融入科学发展的理念。刑法学者们正在实践和贯彻科学发展的目标和要求，并按照科学、理性、务实的精神逐步推进刑法学的研究，正在进一步提高关于以科学发展观引领刑事法治建设意义的认识。[21]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刑法首先应是科学的。为此，我们须在刑法的科学性上下功夫。要追求刑法立法的科学性，要使刑法立法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前瞻性；既具有概括性，又具有精密性；既具有传统性，又具有时代性；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世界性；使我们的刑法立法成为世界各国刑法立法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个可资借鉴的楷模。要顺应现代刑事司法文明的发展趋势，构筑既能够充分保障人权，又能够保护社会的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为此，应以时不我待之精神，审时度势，密切关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趋向，顺应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适应国际社会的要求，不断推进刑法学的发展变革。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刑法学也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党的根本宗旨。以人为本要求人本的刑法学。人本的刑法学要求刑法学关注民生，关注百姓疾苦，要求将刑法保护人权这一现代刑法的永恒机能始终放在重要的位置。要构筑能够切实保障人权的现代刑法学理论。
当然，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刑法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的同时，必须摒弃教条主义，防止走向机械与僵化。不能以马克思主义代替刑法学研究本身，必须防止刑法学研究的泛政治化倾向。在这方面，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的第二个时期即萧条、停滞时期，有足够的教训可以吸取。这样的历史不能重演。
（二）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
刑法学如同所有的学术研究一样，要坚持学术自由。学术自由是刑法学永不衰竭的生命源泉。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的历史表明，什么时候坚持了刑法学术自由，什么时候的刑法学术研究就能够不断向前推进和发展。在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的第一个时期即创立、发展时期和第三个时期即复苏、繁荣时期，我们坚持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使得这两个时期的刑法学研究呈现出勃勃生机，并最终出现当前的繁荣局面。而在第二个时期，我们没有坚持这一方针，刑法学研究便万马齐喑，并最终萧条、停滞。钳制刑法学术自由的历史不能重演，坚持刑法学研究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是尊重刑法学研究本身规律的体现，是刑法学研究的生命所系。
在刑法学研究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就是要允许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同的流派和谐共存，鼓励和激发不同的学术观点相互启发、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共同成熟；就是要严防和禁止将学术问题政治化，将学术问题上纲上线，大帽子压人；就是要鼓励和培育不同的刑法学术观点发展为流派、学派，从而真正为刑法学术的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
当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是说不分是非，不讲真理，不要组织领导。比如，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编写的供资格考试用的考试大纲、辅导教材等，事关千百万人的择业方向和前途命运，对于一些有重大争论的重要学术观点，就不能不慎重鉴别筛选、严格审定。如果轻率地采用只是极个别人主张的而与我国国情和立法司法实际状况相违背的非主流非通行观点，将其强加给千百万考生，那就是一种错误的、有害的做法，是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严重歪曲，应当迅即予以纠正。否则，其危害和流弊将是不可想像的。
（三）坚持完善中国刑法学的学科体系
中国刑法学的学科体系问题是关乎刑法学研究整体科学性的一个重要的宏观问题，是刑法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中国刑法学者们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出版的第一批刑法教科书，就尝试和探索建立中国自己的刑法学科体系。到了80年代，由于中国第一部刑法典生效实施，法律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的第一部统编教材《刑法学》，集中了当时中国刑法学界几乎所有重要刑法学家的智慧，因而更加科学、完整地建立了自己的学科体系。当然，中国刑法学的体系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完善的，虽然时至今日，以罪一责一刑为基本模式的中国刑法学体系已获得了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认同，但这个体系也不是尽善尽美的，而是仍有待完善的。在我看来，中国刑法学体系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静态性有余、动态性不足。认定犯罪、确定责任、决定刑罚，这是刑事诉讼的完整过程，也是刑法学需要解决的三个动态性中的任务。但是，在我国现行刑法学体系中，对这三大动态过程阐述不够。统编的刑法学教材章节设置如犯罪构成的整体介述、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直至犯罪停止形态、共同犯罪、罪数等，基本上都是立足于静态描述犯罪，而比较缺乏动态性地研究认定犯罪、归结责任、量定刑罚的相关理论内容。再者，在中国刑法学体系的三大理论板块即犯罪论、刑事责任论、刑罚论中，犯罪论、刑罚论相对比较充实，而刑事责任论相对苍白，对于一个行为成立犯罪以后，如何判断其刑事责任大小缺乏应有的标准和依据。这就难以起到犯罪论与刑罚论之间过渡、缓冲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加强对中国刑法学体系动态性任务即定罪、归责、量刑、行刑等的研究。特别是刑事责任论中，应加强对归责依据，即归责要素和归责体系的研究。总之，我们既要坚持又要完善中国刑法学的学科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进一步推动刑事法治事业的发展。
（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刑法学理论有它普遍性的一面，但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刑法学和其他部门法学一样，是应用性学科，是实践的学问。中国的刑法学必须服务于中国的刑事法治现实和实践，必须立足于解决中国刑事法治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必须从中国立法和司法的实际出发，分析和解决中国刑法中的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问题。
可以说，在中国刑法学发展的六十年中的绝大部分时期，我们较好地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我国刑法学研究始终将刑事司法实践中准确适用刑法、解决刑法适用中的疑难问题作为刑法学研究的基点，着力解决了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诸多理论与观念问题。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刑法学研究紧密联系刑事司法实践的方式和途径可以多种多样：一是对刑法规范的含义进行阐释，针对司法实践中需要正确解决的常见多发的疑难问题展开研讨，并就刑法规范存在的缺陷提出修正和完善的建议。注释刑法学的发达最终促使以注释为主流研究方法的刑法学研究形态生成。二是理论联系刑事司法解释，有些学者得以亲自参与刑事司法解释的起草研拟，而多数学者虽然不能亲自参与起草研拟，但却可以通过报刊等针对刑事司法解释发表评论或提出建议，这些理论联系实际的表现形式，对于促进刑事司法的统一，推动司法实践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三是理论联系重大刑事法治现实问题，如对于死刑这一刑事法治重大现实问题，我国刑法学界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22]对于劳动教养这一中国特有的制度，学者们就劳动教养的存废、劳动教养的对象、期限、决定程序等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23]学者们还进一步加强了对新型、疑难犯罪的研究，善于从复杂疑难案件中提升刑法理论规则，这是繁荣和深化我国刑法理论的一个不可偏废的途径。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了传统犯罪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新变化。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是我国刑法理论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24]还有重大责任事故犯罪问题、[25]侵犯著作权犯罪问题[26]、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问题、[27]贪污贿赂犯罪问题。[28]四是理论联系典型刑事案件，针对司法实践中发生的典型刑事案件，开展法理分析。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刑法学界就较为广泛地参与了一些广受关注的典型刑事案件的研究和讨论，例如：“重庆綦江虹桥垮塌案”、“张子强案”、“足球黑哨案”、“许霆案”等，并出版和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紧密联系司法实践的论文和著作。为了刑法学教学和宣传普及刑法法理的需要，刑法学界还出版了一些案例教学类的著作。此外，有些院校刑法专业的硕士论文甚至开始尝试以某一典型的刑事案件为切入点，对该案件所涉及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法理分析。这些研究现象均凸显了我国刑法学主流研究的应用性和实践性。
总之，中国刑法学理论密切关注和联系我国社会刑事法治现实，坚持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研究道路，积极引导和促进了我国刑事法治的健康发展。
（五）坚持刑法学科的国际化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包括法律在内的一些上层建筑领域的全球化。在经济和法律全球化的今天，作为一个刑法学者，必须具有国际眼光和开放的思想和胸襟。必须利用多种方式，不断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以往我国的刑法学研究，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比较注重国内法的研究，而在外国法的研究方面则相对比较薄弱，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刑事法治与当代世界先进刑事法治的交流与衔接。有鉴于此，近年来我国刑法学者着力拓宽刑法学研究视野，加强中国区际刑法的研究，努力开拓外国刑法、比较刑法暨国际刑法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比如中国学者较早关注刑法学科的国际化、现代化的努力可以从反革命罪的修改中得到说明。在1979年《刑法》的制定过程中，学者们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提出将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29]1989年以后，关于反革命罪应否更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问题，在我国刑法学界出现了不同意见，[30]并逐渐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反革命一词具有极其浓厚的政治色彩，法律强调构成此类犯罪必须具有反革命目的，司法实践中往往难以认定，因此，考虑到对外开放和促进国家和平统一的需要，以及刑法罪名的科学性与司法实务之可操作性的需要，有必要将反革命罪更名。[31]这种见解后来得到了我国政治决策层和立法机关的肯定，在1997年《刑法》中将反革命罪更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并按照危害国家安全的性质对此类犯罪作了修改和调整，将该章中实际属于普通刑事犯罪性质的罪行移入其他罪章。应当说，对反革命罪的这些修改是中国刑法致力于科学化和契合现代刑法之通例的重要举措，从而为海内外所瞩目。
在区际刑法领域，“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格局已在我国形成。由此决定了我国区际刑事法律冲突的不可避免性以及解决这一冲突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因而区际刑法的研究将成为中国刑法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为此，需要大力加强各法域之间的学术交流，广泛开展学术研究合作，以促进各法域刑事法治的完善；建立富有中国特色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有效地惩治和预防跨地区犯罪，确保“一国两制”方针的顺利实现。全面地开拓和加强对外国刑法和比较刑法的研究，积极借鉴、吸收外国的有益经验，对于我国刑法理论的发展乃至刑法立法、司法实务的完善，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近年来我国在这方面投入了较多力量，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在国际刑法研究领域，进入21世纪后，国际范围的交往将变得更为频繁，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法律国际化的进程也正在进一步加快。这种社会发展趋势，为国际犯罪的增长在客观上提供了条件。可以预言，21世纪的国际犯罪将会更加猖獗，其对整个国际社会造成的危害也将日益严重。这样，国际犯罪的惩治与防范、国际范围内的刑事司法协助、国际刑法的中国化以及中国刑法的国际化等问题，都将成为我国刑法学研究亟待加强的领域。尽管国际社会已经成立了旨在审理诸如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等严重国际犯罪的国际刑事法院，但在这些犯罪的认定与处罚、国际刑事责任的承担、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机制等国际刑法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上，世界各国政府及学者们并没有完全或真正达成共识，国际刑法研究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入和加强，我国刑法学界也应当在这些崭新的领域有所贡献。
六十年弹指一挥间。中国刑法学的六十年，是停滞、发展和繁荣并存、经验和教训兼有的六十年。六十年间，我们有过挫折、彷徨和迷茫，也有过奋起、进展和昌盛，时至今日，我国刑法学随着整个国家形势的发展已进入盛世时期。历史的经验弥足珍贵，珍视历史的最好方法和态度是，惨痛的教训绝不能再犯，行之有效的经验必须坚持和发扬光大。中国的刑法学者在刑法学六十年的发展中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今后的刑法学发展中，也必将持之以恒，秉持保障人权和维护秩序并重的现代刑法理念，以开阔之眼界和胸襟，运用科学而人文的研究方法，为中国刑法学的持续发展不断书写辉煌！
【注释】
[1]吴从云：《惩治反革命条例讲解》，上海劳动出版社1951年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则讲义》1957年2月编印（初稿，上、下册）等。
[2]孟沙金等编：《苏维埃刑法纲要》，王作富、高铭暄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
[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译室译：《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刑事立法基本原则及其他几项法律和决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特拉依宁：《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翻译出版。
[4]高铭暄主编、马克昌、高格副主编：《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82年5月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统编的刑法学教材。
[5]高铭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高铭暄主编：《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综述（1949—1985）》，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等等。
[6]甘雨沛、何鹏：《外国刑法学》（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1985年版；金凯编著：《比较刑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储槐植：《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等。
[7]赵秉志、吴振兴主编：《刑法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8]周道鸾：《单行刑法与司法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
[9]陈兴良主编：《刑法各论的一般理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0]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1]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3卷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1994年版；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1995年版。
[12]赵秉志：《刑法改革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
[13]张晋藩、林中、王志刚：《中国刑法史新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
[14]何鹏：《外国刑事法选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5]张智辉：《国际刑法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邵沙平：《现代国际刑法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6]高铭暄主编：《刑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赵秉志主编：《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张明楷著：《刑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
[17]黎宏：《不作为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张绍谦：《刑法因果关系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邱兴隆：《刑罚理性导论——刑罚的正当性原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谢望原：《刑罚价值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年版；李洁：《犯罪既遂形态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胡云腾：《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周光权：《法定刑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肖中华：《犯罪构成及其关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田宏杰：《中国刑法现代化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赵秉志：《犯罪未遂形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等。
[18]赵秉志总主编的《新刑法典分则实用丛书》（共25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1999年版；张明楷著：《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等。
[19]高铭暄、赵秉志编：《新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总览》（上、中、下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鲁嵩岳：《<慎刑宪>点评》，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高铭暄、赵秉志编：《新中国刑法学研究历程》，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高铭暄、赵秉志：《中国刑法立法之演进》（中英文本），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
[20]赵秉志：《外向型刑法问题研究》（上、下册），法律出版社1997年4月版；宣炳昭：《香港刑法导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8月版；张明楷：《未遂犯论》，中国法律出版社、日本成文堂1997年9月版；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林：《意大利刑法纲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张旭：《国际刑法论要》，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薛瑞麟：《俄罗斯刑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这一阶段也继续翻译出版了许多外国刑法学专著，其中主要有：（德）弗兰茨·冯·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埃贝哈德·施密特修订，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英）j·c·史密斯、b·霍根：《英国刑法》，孙力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9月版：（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版；（法）米海依尔·戴尔玛斯一马蒂：《刑事政策的主要体系》，卢建平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12月版；（德）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
[21]赵秉志：《中国刑法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载《学术交流》2009年第1期。
[22]赵秉志：《死刑改革探索》，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邱兴隆：《死刑的德性》，载《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2期；冯军：《死刑、犯罪人与敌人》，载《中外法学》2005年第5期，等等。
[23]赵秉志：《刑法改革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储槐植：《论教养处遇的合理性》，载《法制日报》1999年6月3日；屈学武：《保安处分与中国刑法改革》，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5期，等等。
[24]赵秉志：《刑法改革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
[25]张明楷、黎宏、周光权：《刑法新问题探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6]赵秉志主编：《侵犯著作权犯罪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7]黄京平、石磊：《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法律性质和特征》，载《法学家》2001年第6期；陈兴良：《关于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理性思考》，载《法学》2002年第8期；赵秉志、许成磊：《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立条件——以司法解释和立法解释为视角》，载陈明华、郎胜、吴振兴主编：《刑法热点问题与西部地区犯罪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邓又天、李永升：《试论有组织犯罪的概念及其类型》，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6期；于改之：《我国关于有组织犯罪的立法与司法完善》，载《法学论坛》2：004年第5期，等等。
[28]赵秉志：《刑法改革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肖介清：《的定罪与量刑》（修订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王俊平、李山河：《研究》（修订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孙国祥：《新类型受贿犯罪疑难问题解析》，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等等。
[29]徐建：《“反革命”罪名科学吗？》，载《探索与争鸣》1981年第1期。
[30]陆翼德：《对反革命罪名存废的再认识》，载《法学内参》1989年第6期；何秉松：《一个危险的抉择》，载《政法论坛》1990年第2期；何秉松：《我国刑法为什么不应当取消反革命罪》，载《阵地》199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