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观论文范文

安全观论文篇1

——以北京香山滑雪场为例(完全版) 论文摘要：景观中存在着某些关键性的局部、位置和空间联系，它们构成某种战略性的格局--景观安全格局，对维护景观中某种过程的健康和安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北京香山滑雪场的规划过程为例，本文系统地探讨了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景观视觉安全格局和景观文化安全格局的判别及其敏感地段的场地规划方法。文章同时显示，地理信息系统在场地规划中的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论文关键词：景观安全格局，场地规划，GIS，香山公园 引言 对于一个象北京香山这样一个生态、文化和视知觉都很敏感的地段来说，尽可能地避免景观改变带来的冲击，维护生态、文化及感知过程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有关部门已决定在香山植物园内兴建一个以仿真滑雪为主的、餐饮、休闲相配套的全天侯多功能综合性大型运动场，占地面积6万平米，这一决策是本工作的一个前提。从风景和环境保护的角度来讲，这样大型项目本身是不适于在上述地段内建设的，对此本文不作讨论。但至少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即在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地段建设大型的体育运动项目必会对香山特有的生态、文化和感知氛围造成冲击，所以，系统的景观分析和评价，以便尽可能减少其对环境的不良冲击，不但对本项目设计中具有重要意义，对类似项目的规划也必有可借鉴之处。 自I. McHarg的"依自然而设计"(Design With Nature， 1969)一书问世以来，尊重自然过程进行景观改变的设计思想已为广大景观规划师所接受，并在现代环境运动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McHarg 把这种通过土地的剥层分析，层层叠加，最后确定土地利用的规划视为人类生态规划(1981)。这一规划思想最早可追溯到英国规划师Patric Geddes(Steiner 等 1987)，以后又由哈佛大学景观设计教育先驱之一Elliot发扬而成为景观规划专业之一大特色(Faludi 1987)。因子叠加的规划模式也因之而产生并在技术上不断发展。在计算机出现之前，这种叠加过程成功地用透明薄膜来完成(Steinitz,等 1976.)。60年代中期，哈佛大学教授Steinitz等开始尝试将叠加过程通过计算机来完成(Steinitz，1993)，并最终使叠加(overlay)成为地理信息系统的一种基本功能，在一般商业GIS软件中都可以完成。 尽管在技术上叠加过程可以通过计算机来完成，但将不同的生态、文化和感知过程的信息综合起来用于景观的综合评价和土地的综合利用，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它需要多学科的紧密配合，对各种景观过程有充分的认识并能通过相应的模型将其表达出来。这种挑战性集中反映在：土地是有限的，我们不能指望用大量的土地来维护或控制某种过程。因此，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如何用尽可能少的土地来最有效地维护某种景观过程的健康和安全。景观安全格局理论和方法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已作了一些尝试(Yu 1996, 俞孔坚 1998)。该方法强调，景观中存在着一些战略性的组分和空间关系，它们构成某种关键性的格局――安全格局，对景观过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景观安全格局的判别有赖于对景观过程的模拟和分析、过程的安全指标的确定等。对于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景观视知觉的安全格局、和农耕过程的安全格局的判别已有过初步的探讨，可作借鉴(Yu 1995，俞孔坚 1998). 以香山滑雪场规划过程为例，本研究探讨了如何在一个极敏感地段进行项目规划的研究程序, 特别讨论了地理信息系统支持的景观安全格局设计途径。全部GIS分析都用ARC/INFO(WindowsNT版)来完成。 1．研究目的与方法 1.2 研究目的 北京香山滑雪场位于北京植物园西区待开发预留地，毗邻卧佛寺，其建设涉及局部景观改变，如果不对场地进行认真的规划与设计，必然会对周围景观的生态过程、视知觉过程和文化氛围带来不良的冲击。同时，不良景观改变还有可能对投资者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所以，如何合理利用场地，维护景观的生态、感知及文化过程的安全，关系到该敏感地段的景观保护，也与投资者的

安全观论文篇2

建筑业 建筑安全管理模式

0引言建筑业作为我国支柱性产业之一，为我国经济发展贡献巨大。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下，建筑业的安全问题也不容轻视，尽管国家一再强调要重视安全生产，但建筑工程项目的安全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当前阶段我国建筑安全管理模式主要还是以政府监管为主，是一种被动式的管理手段，这就使得相关参与主体对安全管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都不高。

1动力机制理论1.1基本理论动力机制理论是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是研究处于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的一系列行为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人行为的根本动因是因人自己的私利，但在下述几种情况下也会为了他人的利益而行动：（1）他们出于爱、团结或其他各种利他主义而努力有益于他人。这种动力机制能在诸如家庭、小部族和朋友圈子一类小群体中有效起作用。（2）他们受到胁迫，胁迫者以对他们使用暴力或命令相威胁，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使人们为他人利益进行生产的主要动力机制。（3）他们按自己的自由意志行动，但出于明智的自得动机，因为他们能获得充分的回报。1.2启示促进建筑各参与方真正重视安全管理的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建立起自利机制，这种良性的激励机制最能有效地调动各参建方的建筑安全意识及安全行为，真正地把建筑安全与企业效益、市场信誉度及市场口碑等方面结合起来，全面提升我国的建筑安全管理水平。

2参与方的界定多方参与指的是在当前我国的建筑市场体制下，能够给建筑安全管理实效带来影响的各参与责任主体。具体地说，不仅包含与建筑安全有着最直接关系的施工单位，还包括其他能直接或间接对施工单位的建筑安全管理带来影响的各个参与主体，即监理单位、设计单位、中介组织及保险机构等。作为宏观环境的营造着，政府虽未直接参与到市场竞争，但也是建筑安全的重要参与方之一。综上所述，多方参与的建筑安全管理中的“多方”本文中主要包括业主、政府、总承包商（即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中介组织以及保险机构。

3建筑安全管理体系层次的划分以动力机制理论为理论支撑，将多方参与的建安管理体系分成微观管理层级（各参与方组成）、宏观管理层级（政府）及安全文化管理层级三个层面。3.1微观管理层级是由建筑工程的相关参与方组成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市场机制中的经济效益的激励。市场积极条件下，提升我国建筑安全管理水平的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就是建筑工程各参与主体主动地参与安全管理，如何使个参与主体在安全管理方面做到“主动”，经济效益是主要驱动力。由各个参与主体组成的建筑安全管理微观管理层次应该是建筑安全管理体系的基本单元。需要补充的是，因建筑产品具有殊价物品的经济属，因此需要政府营造出一个良好的宏观运行环境，来保障各个主动参与建安管理的主体的应获利益全部为己所有，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激发企业积极主动地参与建安管理，提升市场竞争力，进而不断提升建筑安全管理水平。

3.2宏观管理层级是以政府为主体，其主要任务是构建完善的市场机制、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建筑安全管理市场进行监管，保障微观管理层级的正常运转。与以往政府习惯于运用行政手段相区别，在宏观管理层次中政府的作用发挥主要是通过宏观调控的手段实现的，而不应过多使用行政手段干涉市场运行。此外，政府可以大力发展中介机构，在涉及到建筑安全管理方面的一些具体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可以授权或委托给中介机构去完成，这样做的好处是政府可以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同时还解决了因专业性过强而无法介入的问题，这样政府就从琐碎具体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将更多精力集中于宏观环境的营造上。法律法规等宏观环境营造是一方面，同时政府还应该在执法处罚等方面加大力度，做到执法必严、违规必究、做到公正公平，要让那些敢于在建筑安全方面违法违规的企业付出远高于建安管理成本的代价，逐步使他们彻底放弃侥幸心理，认真开展建安管理，全面提升建筑安全管理质量和水平。3.3建筑安全文化层级是作用于整个建筑安全管理体系的，并不独立存在，是在微观层级和宏观层级长期正常运行下，逐步形成的一种全员参与式的安全文化。我们过去也谈施工企业安全文化建设，但这位二者时有区别的，这里谈的第三层级的建筑安全文化是囊括了整个建筑工程的参与方、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大众，其覆盖面要远大于施工企业的企业内部安全文化范畴，而是一种全员式参与式的大安全文化。尽管这种安全文化是由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经过长期的顺利运转产生的，但它对由建筑工程各参与方组成的建安微观层次（第一层次）和以政府为主体的宏观层次（第二层次）具有反作用，三者逐步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循环机制，促使建筑项目各参与主体能够更为积极主动地参与建筑安全管理，受此影响社会公众的整体安全意识也会随之提高，新闻媒体及社会大众的力量也会作用于整个安全管理体系，互相促进。

4结论根据动力机制理论，本文从宏观的角度构建出了我国多方参与的建筑安全管理体系的整体框架，并将其分为了三个层次。首先是建筑市场中各参与方组成的微观管理层次，它是体系的基本层次，由于在此层次里各参与方自身的经济效益与其安全管理水平直接相关，就能激励各参与方积极主动地参与安全管理。其次是政府宏观管理层次，主要是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完善市场机制以及监督的方式，保证基本层次的顺利运行。最后是作用于整个体系的安全文化层次，它是在第一、第二层次长期合理运作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是一种全员参与的安全文化。通过构建多方参与的建筑安全体系的方式就能转变我国以往以政府监管为主的被动式安全管理模式，从而激发建筑市场中的各参与方主动积极地参与建筑安全管理，最终达到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建筑安全管理水平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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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科技创新导报，2009，（5）.

[2]徐俊.论我国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模式的发展方向

[J].经营管理者，2010，（2）.

[3]袁策凤.建筑安全事故预测及其评价

[D].武汉科技大学，2008.

[4]马秋林.建设单位在建筑安全生产过程中的责任分析

安全观论文篇3

（一）思想导向。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理想信念导向、思想道德导向等功能，在各个阶段帮助教育客体在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及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形成正确的理想信念、道德品质，坚定正确的价值观准则，努力保证其思想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二）行为导向。思想政治教育的行为导向主要是在道德规范导向和法纪规范导向两方面进行的。道德和法纪是维护文化安全最为直接的途径，是表现在外在方面的有效方式之一，这两种导向同时也是实现其他导向的重要保证。有些国人理想信念淡薄，极易受到西方文化的诱惑，这就需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行为导向来对其进行预防，提高维护文化安全的自觉性。

（三）舆论导向。新闻媒体、网络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一部分，在维护文化安全中起着很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西方国家极力鼓吹言论自由，依靠这种自由来侵蚀我们国人的思想，在隐蔽性中渗透进行，网络、新媒体成为他们的主要利用工具。因此在这一点上，要保证文化安全，必须使思想政治教育舆论导向坚持党性原则，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有效主导舆论，使文化传播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四）政策导向。文化安全问题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要保障我国文化安全，需要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思想政治教育要切实担负起政策导向的重任，作出强有力的政策导向，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统筹发挥好宣传文化战线的重要工作，调动社会各方面组织的积极力量，进行主流文化方面宣传的政策引导，为弘扬和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出努力。

（五）利益导向。国家文化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延伸，是国家利益的文化存在形式，是最高形式的国家利益，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就在于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利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利益导向，使人们正确区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并最终使利益认同上升到价值认同，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利益观，进而树立文化安全观，使文化利益得以实现，巩固主流文化价值，维护文化。

二、发展对策

（一）完善文化安全视角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导向体系。

1.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导向的内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迫切需要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内容，这就需要我们改造落后文化，整合外来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在文化安全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导向内容，应始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我们的主流文化，站在时代前沿，使人们深刻领会维护文化安全的战略意义。

2.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原则。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原则，是维护文化安全的基本立足点。第一，以人为本的原则。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有关于人的实践活动，其导向也直接指向于人，国家的文化安全依靠的是大多数国人对国家文化价值的认同与支持，进而维护文化安全。第二，预防为主的原则。我国国家文化受西方文化的隐蔽侵蚀，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功能的发挥主要有预防作用，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自觉抵制各种不良文化。第三，核心价值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根本，是支撑整个民族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精神导向。在当今维护文化安全中，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宣传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使我国文化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3.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导向的机制。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建立一定的导向机制，主要有思想导向机制、心理导向机制和舆论导向机制等，利用这些机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行为方式进行分析、判断和引导，充分发挥导向功能。

（二）文化安全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功能的后期引导作用。首先，文化安全关系到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民族文化认同则是国家认同的基础，是维系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纽带。在面对多元文化发展趋势中，引导人们正确看待各种文化，提高文化辨别能力，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抢占思想文化阵地的制高点，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应该引导人们更加清醒的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增强维护文化安全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其次，文化安全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功能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从思想政治教育承担的社会责任出发，主要是从其引导文化发展方向上的重要保证和文化发展目标上的重要支撑来看，表现为教育朝着目标方向的引导和启发。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提高人们抵御各种错误、腐朽思想的能力，帮助其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意识到文化安全不仅有利于国家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在文化安全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功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展不断丰富和优化的。

安全观论文篇4

“安全文化”这一术语最早由国际核安全顾问组（InternationalNuclearSafetyAdvisoryGroup，INSAG）于1986年在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总结报告中提出。报告分析称，该起事故是由不良的安全文化和安全氛围导致的。之后，学术界发表了许多对安全文化的定义，但到目前为止对于其定义仍未达成共识。国际上比较权威、流行的是国际核设施安全顾问委员会对安全文化的定义：即安全文化是个人或组织的价值观、态度、认知、胜任力和行为模式的产物，它决定了组织的健康和安全管理的承诺、风格和效率[1]。对于全行业来讲，安全文化既是个人问题，涉及个人态度和行为模式，同时还与组织的管理体制有关。对建筑业来讲，建设工程具有环境动态多变、项目参与方众多、项目组织临时性强、具有较强的目标导向性等特点，Fang等[2]在文献研究和个人经验的基础上对建设工程安全文化做出了以下解释：建设工程安全文化是建设工程项目部不同参与方的个人和集体的态度、信仰、价值观、行为方式和标准的混合体，建设工程安全文化在项目运行的环境中形成并随着项目的实施而发展。这是目前对于建设工程安全文化较为全面、清晰的定义与解释。然而，建设工程安全文化的定义仅仅从概念上强调了人的态度、观念和行为模式的重要性，对于如何将建设工程安全文化的理论应用于定量研究和实证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2建设工程安全文化理论模型的提出

考虑到建筑行业本身的内在特殊性，对建设工程安全文化的理论研究也更为复杂。因此，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模型，期望从模型要素的构成和相互关系上来揭示建设工程安全文化的内涵。Geller[3]提出全面安全文化模型（TotalSafetyCultureModel），将安全管理、安全文化和技术三者联系起来，并包含了人、技术、组织和安全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该模型中，将“人的因素”、“行为因素”和“环境因素”作为安全文化的基本框架以此描述安全文化的构成。但是，该模型并没有对这3个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基于Bandura的相互决定论，Cooper[4]提出安全文化交互模型（ReciprocalSafetyCultureModel）。该模型包括主观的心理因素、实际的安全行为以及客观的环境/情景特征3个要素，主观的心理因素可以通过安全氛围调查问卷来评估，实际的安全行为可以通过行为观察并对比行业安全行为标准规范来评估，客观的环境/情景特征可以通过审查安全管理系统来评估。通过这3个测量方法，分别对安全文化的3个构成要素进行定量研究。相比Geller[3]的全面安全文化模型，Cooper[4]的交互模型对原有的因素进行了定义，在原来的环境因素中增加了安全管理体系中的情景因素，并且承认这3个构成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这是安全文化理论研究的经典模型，为建设工程安全文化交互模型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全面安全文化模型和安全文化交互模型的基础上，Choudry等[5]提出适用于建筑施工现场环境的建设工程安全文化模型（TheModelofConstructionSafetyCulture）。相比前两个模型，Choudry等提出的安全文化模型把安全氛围、安全行为和安全管理系统作为3个研究指标，这3个指标既可以单独也可以组合起来进行现场测评，以此对建设工程组织的安全文化进行多层次定量分析。由此，对于安全文化的探索既可以通过研究安全氛围、安全行为、安全管理系统这3个因素的分别作用，也可以通过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进行，这为建设工程安全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由于模型本身的建立并没有强调对于建设工程特点的研究，这限制了模型在建设工程上的直接应用。

Fang等[2]提出了适用于建设项目的安全文化交互模型（SafetyCultureInteractionModel），见图2。相较于之前的理论模型，该模型的提出综合考虑了建设项目组织临时性强、项目参与方众多、具有较强的目标导向性、环境动态多变等特点，体现出建设项目最为重要的3个参与方：业主、承包商和分包商在建设项目安全行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交互动态性，将认知、行为和环境作为建设项目安全文化的架构，在每一构成因素中均涉及管理层面和工人层面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分析，并且可以概扩性地描述建设项目组织的安全文化嵌入组织运转过程和安全管理系统的方式。此外，通过选取新加坡的铁路项目和高速公路项目案例，验证了SCI理论模型在实际建设项目中的有效性。虽然，SCI模型仍存在一些局限性，但其所得出的实际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为建设项目安全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对于建筑业安全文化的实证研究有很大的意义。

3建设工程安全文化内涵

3.1安全氛围

Zohar[6]最早使用安全氛围的概念，描述了工人对特定时间下组织环境中安全的看法和态度。对安全氛围这一概念，学术界大致有两类看法：一类学者认为，安全氛围是IASAG于1988年提出安全文化构成因素的一个子类[4，6，9，13]；另一类学者则认为，可以通过对安全氛围的测量来反映实际安全文化。对于第二种观点，很多研究学者并不认同，以Cooper[4]为代表，他认为安全氛围调查不能体现安全文化概念复杂性及多元性，因此无法全面地反映安全文化。对于安全氛围的测量方法，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是调查（调查问卷或结构化访谈）的方式，但是不同行业对于安全氛围的研究维度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Flin等[7]对18份不同行业的安全氛围报告进行研究指出，各行业最常用的6个“主题词”来研究安全氛围：管理（72%）、风险（67%）、安全管理系统（67%）、工作压力（33%）、工作能力（33%）以及安全规程。本文在文献阅读的基础上，梳理出有代表性的建筑业安全氛围维度研究，见表1。通过分析和总结可以得出，不同学者研究得出的建筑业安全氛围维度具有很强的共性，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建筑业安全氛围维度的稳定性。由此可见，对于同一个行业而言，探索一个共同的安全氛围维度是可行的。但是，对于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研究者应科学、合理地选取安全氛围维度，以此保证安全氛围调查的可信性和有效性。

3.2安全行为

大多数学者对于安全行为的研究主要关注安全参与行为和安全遵守行为两个方面[9，13]。测量安全行为的方法通常是自陈法和观察法，也就是所谓的主观指标测量和客观指标测量。针对目前大多数研究学者对安全行为测量所采用的自陈法存在偏差较大的问题，通过经专门培训的观察员对实际的安全行为进行观察，能够更加客观地反映实际情况，因此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对安全行为的分析主要基于行为安全理论（BehaviorBasedSafety，BBS）和计划行为理论（TheoryofPlannedBehavior，TPB）。基于BBS管理方法，设计BBS在建设项目中的实施流程，可以测量并提高安全行为。该程序一个重要特性在于其输出的数学性质，根据BBS程序给出的安全行为分数，可以对现场的安全行为状况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并以此作为基准来改进员工的行为[5]。基于TPB理论，开发不安全行为因果关系模型（CausationModelofUnsafeBehaviors），可以作为因果分析的工具来调查不安全行为的产生原因，特别是管理因素方面的原因。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建设项目中应用因果关系模型进行因果分析，有助于BBS程序在建设项目中的实施并获得持续性的安全行为提高效果[2]。

3.3安全管理系统

安全管理系统提供了一个对安全表现进行计划、实施、监督、审查的系统过程，以此评价安全文化模型中的环境因素。一个建筑施工安全管理系统一般包括安全政策及其目标、安全标准及其目标、工作计划和组织、应用和一般性操作实践、监测、反馈和审核、纠正措施、再次审查以及持续改进[5]。在此系统中，包括所有用于现场操作安全管理的政策、目标、角色、责任、岗位职责、规范、标准、交流、过程、步骤、工具、数据和文件。并且，可以通过建设工程现场特定的安全计划对工人的作业环境进行评价，通过安全管理体系对安全文化的环境特征进行审查。

4安全氛围与安全行为的关系

基于对建设工程安全文化内涵的总结和分析，就安全氛围、安全行为和安全管理系统这3个方面，对安全氛围和安全行为的关系的认识与理解，是研究建设工程安全文化的关键，也是学者们亟于解决的问题。近些年，研究学者们已经意识到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有积极的作用。通过构建一个积极的安全氛围，可以显著提高员工的安全行为，进而有效降低事故发生率，提高组织的安全绩效。目前，学术界对安全氛围和安全行为的关系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运用统计学方法论证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的作用。很多研究者已经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的预测作用，并把安全氛围称作是安全行为的“预测器”（Predictor）。例如，Mohamed[10]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施工现场安全氛围维度和安全工作行为的关系，证实了安全工作行为是安全氛围的结果。其中，管理层对安全的重视、非惩罚性安全办法会促进员工间对于安全问题更加自由、开放的沟通，以此形成一个积极的安全氛围，并进一步提高工人对安全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寻找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产生影响的中介变量。Neal等[13]通过对组织氛围与个体行为关系的实证研究，得出安全氛围通过知识和动机这两个内在变量对员工安全行为的影响作用。此外，他还指出知识更多的是影响安全参与这一行为，而动机更多的是影响安全遵守。然而，目前学术界关于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较少，这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3）建立安全氛围评价指标。很多研究者试图从安全氛围和安全行为的关系出发，研究安全氛围各个因子之间的权重关系，以此建立安全氛围的评价指标。对此，一些研究者做出了尝试[9，10，14]，尽管迄今未成功建立起建筑业的安全氛围评价指标体系，但是以安全氛围和安全行为关系的研究为出发点，是探索安全氛围各因子权重系数的一个可行途径[14]。同时，一些研究也发现，安全氛围与安全行为间的关系不仅仅体现在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的作用，反过来，安全行为也会影响到安全氛围的形成。例如，工人的安全服从行为和参与行为能促进良好的安全氛围的形成，进而影响个体的安全意识和行为动机[13]。因此，通过对员工在安全行为上进行引导，将有助于提高他们对于安全问题的重视和认识，进而形成一个积极的组织安全氛围。目前，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了安全行为对安全氛围的作用，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是安全氛围和安全行为的相互作用。

5结语

（1）在建筑业，积极的安全文化对于减少事故发生率，提高安全绩效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建设工程安全文化的内容包括安全氛围、安全行为和安全管理系统3个要素，安全氛围反映了主观的心理因素，安全行为反映了实际的安全工作行为，安全管理系统反映了客观的环境/情景特征，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安全文化的范围。

（2）安全氛围、安全行为和安全管理系统各有其特定的测量方式。大多数学者对于安全氛围的测量采用调查的方式，针对管理层的调查以结构化访谈的形式为主，对工人的调查以结构化调查问卷的方式为主；对安全行为的研究可以通过应用BBS和TPB理论，设计具体的BBS流程，结合不安全行为因果关系模型，以此分析不安全行为产生原因中的管理因素，并有助于在建设项目中实现BBS程序对安全行为的测量和提高作用；通过安全管理系统对安全表现进行计划、实施、监督、审查等系统过程，以此测量建设项目组织的管理环境，并且，通过项目具体现场安全计划（例如，施工方案）可以测量建设项目工人的作业环境。

（3）通过对建筑业安全氛围维度研究的总结和梳理可以发现，学者常用的安全氛围维度为：管理层的关注、监督和支持、制度和规范、员工的参与、沟通、工作压力、风险、安全施工的能力8个因素。由此看出，建筑业安全氛围维度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稳定性，探索建筑业共同的安全氛围维度这一研究方向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4）目前有很多学者已经证实了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有积极的作用，以安全氛围和安全行为关系的研究为出发点，是探索安全氛围各因子权重系数的一个可行途径，为建立建设工程安全氛围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研究方向。但是对于诸如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的影响机理、安全氛围与安全行为的相互作用等问题，仍有待于未来进一步研究。

综上，建设工程安全文化既有组织文化的一般性，又有工程实践的特殊性，对建设工程安全文化的研究既要全面考虑安全文化本身在心理、行为、环境三方面的内容，又要融合建设工程项目组织临时性强、项目参与方众多、具有较强的目标导向、环境动态多变等特点。对建设工程安全文化的研究，可以从安全氛围、安全行为和安全管理系统3个研究指标为方向，通过分析这3个因素的单独作用或相互作用，实现对建设工程组织安全文化的多层次定量分析。

安全观论文篇5

关键词：延安； 红色文化资源； 思想政治理论课； 育人功能

中图分类号： G642.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1）01－0072－03

2010年5月13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研修班全体学员座谈时，提出“努力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成为大学生真心喜欢、终生受益、毕生难忘的优秀课程”［1］。为此，我们深感作为一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责任的重大，义不容辞，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地处革命圣地，更应该承担起这份重担。因此，我们建立了“延安红色文化”实践教学基地，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加强对于大学生进行实践性教学环节，努力为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成为一门大学生真心喜欢、终生受益、毕生难忘的优秀课程，尽我们一点微薄的力量。

一、对延安红色文化的解读

要把握延安红色文化的内涵，首先还得从文化、红色文化谈起。关于“文化”一词在《辞海》中表述为，“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2］当然，这里讲的文化是从广义的角度而言的，是指文化资源包含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两种表现形态。

红色文化是我国文化现象中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就广义的角度上而言，所谓“红色文化”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的解放与自由，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历史过程中的文化现象。具体说来，它包括革命时期的井冈山文化、长征文化、延安文化、太行文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大庆文化、“两弹一星”文化、“九八”抗洪文化、“5.12”抗震救灾文化，以及反映这些文化的遗迹、文物、具体事件、纪念馆、博物馆、烈士陵园等等。就狭义而言（本文讲的红色文化是从狭义的角度而言的），红色文化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革命精神及其所遗留的纪念地、标志物。当然，红色文化资源又包含了精神和物质两种形态。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形象直观，在推动资源开发、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民族文化遗产革命时期形成的文艺和民间习俗为核心，内涵丰富，有着更加巨大的开发空间和潜力。因此，所谓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是指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到延安全境解放期间，在延安所发生的革命历史事件、革命遗址，在这一时期创作的革命文章、诗篇、歌曲、戏剧等作品（物质文化）以及革命战争时期所形成的革命理论、革命经验和革命精神凝结而成的革命传统（精神文化）这两种表现形态。

二、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在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的作用

大学是人生接受教育最为关键的阶段，这个阶段最为突出的特点是逐渐形成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青年学生在这个阶段除了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外，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价值观是事关国家与民族振兴的大事。在父母的眼里，孩子离开家庭就意味着把孩子托付给了学校；在学生眼里，进入大学就意味着开始独立决定自己的人生；从国家的角度而言，要求大学把孩子们培养成未来的栋梁之材。然而，近些年有关这个象牙塔里天之骄子自杀、打架斗殴、酗酒、、盗窃等行为的报道却屡见不鲜。反思这些现象的发生，与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着直接的相互联系。为此，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加强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校园实践教学的基础上，又建立了利用延安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实践教学的实践基地，多次的教学实践已证明，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在推动我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具体表现如下：

1.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供了本源性优质资源

如上所述，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是指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到延安全境解放期间所形成的革命理论、革命经验和革命精神凝结而成的革命传统。它折射着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思想作风和优良品质，彰显出中国革命理论的先进性，是中国革命最终能够取得胜利的强大的精神动力。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军队进行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念，始终坚持党的先进性教育，始终坚持为“为人民得解放”、“为三座大山”、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使命。由此可见，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中所呈现出的理想信念、政治立场、价值追求、精神品质与思想作风，与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基本内容同宗同源，同时在新的时代我们又赋予了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新的内容，既体现其优质性，又凸显出教育的本源性。因此，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为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供优质资源和本源性的思想理论教育支撑。

2.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供了正确的价值观导向

价值观在《辞海》中表述为：“关于价值的一定信念、倾向、主张和态度的系统观点。起着行为取向、评价标准、评价原则和尺度的作用。［3］这说明了价值观是支撑人类生活的精神支柱，它决定着人类行为的取向，人类生活中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行为取向，因而它对于人类的生活具有根本性的导引意义。就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彰显出的价值观来看，它再现了延安时期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价值观及其伟大实践，这种价值观与实践观科学地把党的利益、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以及个人利益，统一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斗争中。这就客观真实地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供了正确的价值观导向。特别是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中所呈现出的要忠诚于党、忠于革命首先就是要以党的利益和革命利益为重；忠于人民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报效国家、献身革命就要坚持国家民族利益至上，坚持个人前途命运与国家前途命运高度统一。可见，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观与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观教育教学内涵，形成了天然的“联姻”，并为其提供了正确的教育教学导向。

3.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奠定了优秀的革命文化根基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基本职能就是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正如所说：“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是凝聚人心、激励全国人们团结奋斗的基础性工作”。［4］这也就是说，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之所以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事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是因为它能“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5］由此可见，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应该充分体现出先进文化的支撑性和根基性。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思想和制度，承载着革命军人听党指挥、匡正勇胜的军魂，勇往直前、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保家卫国、爱国爱民的革命情怀，英勇牺牲、献身使命的革命气节。这种优秀革命文化的先进性，既被红色革命历史所印证，又被中国革命胜利的实践所检验，还被时代所认同和接纳。它的内涵特质、历史地位、精神价值，与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基本内涵本源上达到了有机统一，因而客观上、本质上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奠定了优秀文化根基。

4.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增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是一种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一种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是人们超越时空感悟红色历史的客观载体。每一件珍贵文物、每一处革命遗址、每一个革命事件、每一位革命先辈、每一种革命精神，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展示着中国共产党人英勇斗争的光辉历史，都以不容置疑的史实诠释着中国共产党人热爱祖国、依靠群众、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思想道德境界，诠释着人民军队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爱国奉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关于人生观、价值观、利益观和道德观等方面的教育，可以在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中找到真实的、有说服力的教育素材。开发、利用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成果，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其优势就在于它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通过与红色革命历史事实进行对话，与中国共产党人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利益观对话，让大学生在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信服的事实面前亲自去感知和体验，从而增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三、充分发挥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在思想政治教学中的育人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实质上是做人的工作、做人的精神世界的工作。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职能。正如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就是做人的工作，做群众的工作，涉及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等领域，也就是人们的精神生活”。［6］

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是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提高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极为重要环节。对此，我们党一直非常重视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的教育价值，早在解放之初，就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邓小平指出：“我们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革命）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7］20世纪80年代末，指出：“无论现在还是今后，我们都应该发扬井冈山精神，发扬长征精神，发扬延安精神。革命传统、革命精神，是我们的传家宝，永远不能丢。”［8］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民族精神教育，引导大学生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充分利用延安红色文化资源这一地理优势，为进一步提高当代大学生们思想政治素质又开辟了一个新阵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达到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这一目的，除了按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及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等文件精神搞好教学之外，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创建了“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实践教学基地。以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为载体的红色革命精神，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精神，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中蕴涵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精神，无私奉献精神，艰苦奋斗精神等，为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源泉。

因此，在加强课堂教学、校园实践教学的基础上，我们又建立了“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实践教学基地，充分利用延安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民族精神教育，可以进一步增强对大学生进行中国革命传统教育、中国近现代史教育、艰苦奋斗精神等教育，帮助他们深刻认识中国国情、国史，体会到现在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必须倍加珍惜，从而使他们进一步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民族责任感和民族忧患意识，有助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同时，进一步开发、利用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成果，利用实践基地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其优势就在于它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通过与红色革命历史事实进行对话，与中国共产党人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利益观对话，让大学生在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信服的事实面前亲自去感知和体验，从而增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以达到提高当代大学生们的思想政治素质这一最终目的。

概而言之，以“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为实践教学基地，充分利用枣园、王家坪、杨家岭、凤凰山等这些红色文化资源以其承载的革命历史、宝贵精神作为当代大学生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弘扬和培养大学生们的民族精神，进一步加大对于大学生们在实践基地的教学环节，使民族精神渗透到大学生们的血肉之中，成为他们的内在灵魂，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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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4］［5］［6］.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28，65，53.

［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68.

安全观论文篇6

视，安全文化建设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当然，如何科学地、准确地描述它

的涵义，目前理论界还有不同的认识，分别从不同的侧面有各种各样的表

述，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认为安全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

程中，在向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生产资料活动中，为维护自身免受意外

伤害而创造的各种物态产品及形成的意识形态领域成果的总和；有的表述

为安全文化是人类在生产活动中创造的安全生产、安全生活的精神、观

念、行为与物态的总和；还有的说安全文化是安全价值观和安全行为标准

的总和，是保护人的身心健康、尊重人的生命、实现人的价值的文化。

安全文化具有丰富的内容，它涉及了安全哲学、价值观、道德规范、

精神、规章制度、宣传教育、标志等方面，同时，安全文化又具有鲜明的

时代性、独特性、实践性和综合性特征，具有强大的方向、凝聚、协调、

约束、激励和辅射功能。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安全文化，对于推进我

国“两个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安全文化建设中存在的倾向和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际上提出了有关“安全文化”的概念并系统

地传入中国之后，引起了我国各界的高度重视。此后至今在安全文化的理

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出版了一大批研究、介绍安全文化的

书刊和研究安全文化方面的论文，成果颇丰。然而，综观这些研究成果，

不难发现一些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恕我直言在这里提出，愿与关注者探

讨。

其一，研究缺乏深度，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许多论著内容

相近，一些概念性的问题含混不清，有的论述仅限于表面，理性的多、可

操作性差；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和生产实践的需要，在理论的深度上上

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不少方面长期滞后于实践。

其二，有把安全文化“束之高阁”和“庸俗化”的倾向，既不是“阳春白

雪”，也不是“下里巴人”。从一些已发表、出版的论著看，其研究成果难以

胜任指导我国安全文化建设的实践。许多论著讲体系、讲宏观，但很少针

对我国安全文化建设的实际研究安全文化的现状及特征。换句话说，在理

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还显得“生硬”、不太自然、“虎头蛇尾”。

其三，研究方法单一，简单说教育者多，打动人心者少，抽象者多，

具体者少。还有的把安全文化建设同宣传教育等同起来，做表面文章，甚

至把安全文化作为口号挂在墙上，人们天天可以看到这些动人、精练的口

号但熟视无睹，因此行为往往与口号内容相悖。

其四，安全文化建设人材缺乏。安全文化的建设有赖于一支有较高理

论素质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人材队伍，这支队伍应当是一种跨文化学、心理

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组织学、哲学和信息学等人材群体。相对

于这种要求来说，我国现在的安全文化建设人材队伍差距还很大，因此很

难转变已有的“思维定式”，形不成诸家争鸣的局面，从而在理论体系建设

上、特别是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难以实现突破。

加强安全文化建设的对策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安全文化建设已经受到人们的关注，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安全文化体系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如何解决目前安全

文化建设别是理论研究中存在的倾向和问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必

须给以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研究。

由安全文化的涵义可知，安全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而涉及面较宽的系

统工程，因此，必须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去建设、去解决存在的问题。应当

把系统工程的思想同安全文化本身的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并随着时代的

前进而不断充实、完善和发展。

笔者认为，在建设安全文化的过程中应当采取以下对策。

第一，按照先进文化的要求建设安全文化。安全文化是“人本”文化，

是尊重人的生命和价值的文化。安全不仅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利

益，同时旨在强化全民安全意识的安全文化又是先进文化和社会精神文明

的重要内容。先进文化的发展就是要不断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俱进”，反

映和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时代的文明进步。

第二，从我国安全生产的实际出发，安全文化建设要为安全生产服

务。理论可以来源于实践、总结实践，反过来又要为实践服务。我国是一

个发展中国家，科技和生产力水平都比较低，企业安全生产投入严重不

足，劳动者安全意识十分淡薄。也许正是处在这样一个时期，重特大事故

时有发生，在某些行业中每向前发展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因此安全文化

建设应当致力于提高全民族的安全文化水平，强化全民的安全意识，为安

全生产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实践服务，为安全生产服务。

第三，要大力培养和造就安全文化建设的人材队伍。只有创造一种理

论研究的新风，使一大批人才脱颖而出，才能在安全文化理论建设方面形

成突破。在这方面政府部门和有关方面应当有所作为。

第四，要注重国际间的交流与协作，注重吸收发达国家安全文化建设

方面的做法和经验，为我所用。

第五，创建安全文化学，按照系统工程的要求来对安全文化进行总体

构想和规划。创建安全文化学和建设安全文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

前所述，自有人类生产劳动以来就有安全文化。但一段时间里，在我国安

全文化发展缓慢。应当充分认识安全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安全

文化学是对安全文化加以系统的总结并使其理论化，从而指导安全文化建

设的学科，是理论性和应用性相结合的一门边缘学科。创建安全文化学和

建设安全文化应当走理论结合实际、普及文化与提高相结合的道路，它的

发展方向应该是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

总之，我们应当认识当前我国安全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营造安全

文化建设的环境，采取积极的策略和措施。可以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

具有中国特色的安全文化必将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巨大作

安全观论文篇7

关键词：政治安全；传统安全；人本安全；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D03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1-0016-07

对政治安全的研究，学者们习惯于从政治安全的主体、政治安全的核心议题、维护政治安全的手段和途径等方面来进行分析，与国家安全、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等研究进行区分并重新定位，以期政治安全的议程设置更加明确具体，从而为维护政治安全的行动逻辑提供理论支持。而在总体上，较少有人把政治安全的理念价值与政治安全研究的科学性、有效性问题结合起来讨论。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我国面临的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必须坚持以国家核心安全需求为导向”，“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和平发展”。就国家内部安全与发展而言，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免于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恐惧，才能“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美国视角和欧洲视角的安全理论而言，其主要是源于西方语境的阐释，这些理论无疑对研究我国的政治安全问题提供了多元的借鉴路径，但由于西方各种安全理论的侧重点以及价值理念的差异。对安全的界说重点以及实现路径也就各不相同，因此，如何以更具包容性的视角，吸收西方安全理论的合理成分。以推进我国政治安全理论的深入研究，对转型期的中国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政治安全研究的学术语境定位

要研究政治安全问题。首先要理解“安全”的内涵。根据巴瑞・布赞（Barry Buzan）等人的界定，“安全是关乎生存的。当一个问题被作为对一个特定的指代物构成存在的威胁（existential threat）提出时，它就是安全”。当一国政治体系被作为指代物时，安全就是对国家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秩序的威胁。具体来讲，政治安全是指一国政治体系在政治发展进程中协调运转，维持政治结构和政治秩序的基本稳定，适应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从而确保政治运行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的良好状态。它通常可以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政治秩序、执政党执政地位等几个方面来衡量。传统的国家安全观把国家视为客观存在的实体。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地位独立是国家实体存在的具体表现，对这三者体现的价值的维护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其针对的主要是来自外部的极具破坏性的军事威胁和武力侵略。而政治安全除了要考虑来自外部的威胁外，还涵盖了国家内部对政权合法性的挑战，即要确保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受到民众的认同和拥护。可见，政治安全与传统国家安全有着紧密的联系，但随着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其内涵和外延无疑大为拓展了。

后冷战时期欧洲国家和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使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不断重组，随之而来各国的经济版图和辐射力也得以重新调整，一些非军事性的威胁和安全问题开始逐渐取代军事安全成为各国安全战略关注的重点。诸如大范围传染性疾病、自然灾害、生态危机、金融危机、人口危机、国家认同危机、民族冲突危机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此起彼伏，这些危机的突然爆发可以极大地摧毁民众的心理承受力，它所带来的破坏力和心理阴影有时甚至比一场小规模的武装冲突更为严重和持久。如果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不幸造成了国家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程度的急剧倒退。有可能还会引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造成新的社会动荡并直接威胁到国家现政权的稳定。因此，作为一种安全的新威胁，非传统安全问题随时都有可能替代军事安全而成为国家和整个人类的安全大敌。

“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就是一切免于由非军事武力所造成的生存性威胁的自由”。它是一种广义安全，与传统安全主要研究国家间的安全互动和单纯侧重于军事安全议题相比，非传统安全主要关注“跨国家”的安全互动以及国家内部产生的安全威胁，其重心侧重于非军事安全问题对国家和国际安全造成的影响（两者的差别详见表1）。如2003年突然爆发的SARS疫情，不仅夺走了数百人的生命，同时给新加坡等东南亚各国和中国造成了持续性的心理恐慌，给人们正常的社会活动造成了障碍，更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的良性发展。再如2008年始发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犹如一场大地震，使美国遭遇了长达一年的经济衰退，这一金融动荡还直接影响到欧洲的银行，其因参与美国抵押贷款而举步维艰，发展中国家则因为出口需求减少而身陷困境。这次金融危机波及全球金融体制，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使得大批知名企业破产，失业率随之大幅增加，银行业出现信贷危机，实业同样也大受影响。由此可见，非传统安全’因素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势必成为各国重点关注的安全战略议题，其关注度甚至超越了传统军事安全问题。在这些新问题的侵扰下，虽然国家实体并没有受到别国的直接武力侵犯，但是民众却依然普遍缺乏安全感，由此而造成了社会秩序的紊乱，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也构成严峻的考验。

可以预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深入，非传统安全因素将日益成为政治安全的重要变量，其对政治安全的影响力也会不断强化。因此，对政治安全的维护逐渐成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交叉领域。对政治安全理论的研究也将随着近年来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兴起而开拓新方法，从而不断丰富政治安全研究的层次和观察的视野。

二、安全研究范式演变推动政治安全研究范式转换

从研究逻辑来看，政治安全研究范式转换是安全研究范式演变的必然要求，其演变过程与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转变相伴随。如果说冷战结束后世界安全格局的深刻变化是非传统安全理论产生的外部条件，那么由全球化带来的诸如环境恶化、民族认同、国家内部冲突等各种社会问题则直接成为人们超越国家本位主义对安全理论进行反思的内在动力。

伴随着传统安全理论研究的日渐式微，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渊源不断得以拓展和深化，并分化为不同的流派和研究范式，主要包括建构主义、哥本哈根学派、批判安全研究、女性主义安全研究、人的安全研究等。布赞和汉森（Lene Hansen）把这些理论范式大体分为“美国路径”（大部分常规建构主义及批判建构主义）和“欧洲路径”（批判安全研究和哥本哈根学派），而女性主义同时向欧洲和美国的传统视角提出了挑战（不同安全研究范式的主要差别详见表2）。比较而言，传统安全观的伦理向度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和领土的安全作为评判的标准，表现为强烈的国家中心主义，而非传统安全观更趋向于关注人类自身的安全和伦理关怀，力图摆脱国家中心论的束缚。本文试图从安全研究视角的指涉对象是优先关注国家还是个体，以及安全研究范围是否偏重于军事一政治领域两个层面，把国际安全研究的诸多理论流派大致作一个概念图谱的描述，以厘清各理论范式之间的差异及其演变轨迹，并思考这种范式演变与政治安全研究范式转换之间的某种内在逻辑。

传统安全研究。在冷战结束之前，安全研究深受理性主义的影响，它借助微观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把视角聚焦于结构如何影响行为体的工具理性方面。

在理性主义者看来，由于行为者能正确预见其某种行为的结果，而结果又可以通过理性预测来解释，因而只有那些按理性行事的行为者才有机会获得成功。他们认定国家的最高目标不是权力就是安全，拥有权力就获得安全，因此，国家必须采取理性的策略追求与自身实力相符的利益，而这种理性常常倾向于想方设法地增强自身实力，震慑和削弱对手，从而获得国家安全。

而传统安全研究即是由理性主义所主导的，在传统安全研究视角中，普遍认为国家面对的不安全因素主要是国家间军事武力的威胁，这种局限于武力使用的过于狭隘的安全研究范式常常忽略文化、道德、规范等观念性因素对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影响，导致其强烈的国家中心主义倾向。传统安全研究片面强调国家和军事中心主义，而国家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只有不断巩固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建立联盟才能与更具威胁的国家相抗衡，如此一来，军事竞赛和军事联盟不可避免。这样一种紧张状态一旦成为常态。就意味着国家总是处于不安全的境地。时刻要面对各种不同的威胁，而这种隐形的威胁极易形成循环的不安全或对抗心理。

以冷战的结束为界限，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逐渐增多，除了军事一政治因素外，还有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等各种因素。随着国家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共同利益不断增多，传统主义者已经不能应对后冷战时代的挑战，安全研究关注的范围由此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占据安全研究中心议题的不再是军事事件或传统主义者所定义的大国事件了，因此，传统安全研究范式也必须寻求突破。20世纪90年代之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使人们将威胁来源由国家行为体开始转向非国家行为体，安全领域由高政治转向低政治。但高政治问题和低政治问题之间已经没有严格的等级之分，“所有问题都附属于军事安全的时代不复存在”。

建构主义学派。与传统安全研究不同，建构主义超越了理性主义路径，特别强调了观念因素的重要性。奥努夫（Nicholas Onuf）1989年第一次将建构主义这一术语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把语言和规则作为理论核心，倡导用跨学科的方法来研究世界政治。在建构主义学派看来，安全并不是外在于国家而客观存在，等着分析家和政治家去发现的，相反，它是由人类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而创造的，正如社会世界是由生活于其中的人构建和重构的。⑧虽然他们仍然关注军事、国家中心议题，但由于采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把文化、身份、规范、理念、认同等作为重要的分析变量，强调国家主体间安全行为的互动，因而使传统的安全议题有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和视角。

建构主义内部分为常规建构主义和批判建构主义两个分支。1996年，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将建构主义的方法用于国家安全研究，其代表作《国家安全的文化》更是成为常规建构主义的标志性著作。他在书中指出，建构主义者能够证明安全的观念因素能够更容易地解释那些“超越军事问题或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安全概念。常规建构主义这一安全范式主要流行于美国，它在扩展安全概念上最不激进，总是将自己定位为一种较为传统、范围较为狭小的安全研究。虽然仍然关注与国家中心和军事中心的议题，研究重心看似与战略研究相似，但它“选择通过观念因素而不是物质因素来解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从而使安全研究的深化和拓展路径从客观主义走向主观主义，从理性主义走向文化建构主义。20世纪90年代后期批判建构主义开始从常规建构主义流派中分离出来，它主要源于美国，在欧洲比较流行。批判建构主义主要关注军事安全，但也开始更多地面向国家以外的集体行为体。

建构主义也招致了一些批评的声音，如传统主义者以及其他安全流派认为建构主义并未在指涉对象上超越传统论者，它只是对传统安全理论进行了补充，并认为它“本质上是理性主义的”。依此观点，常规建构主义并未对“安全”进行批判性的建构，而且它在规范意义上依然接受国家是安全的指涉对象以及坚持军事的优先性。但也应该看到，建构主义安全观把认同作为安全的一个重要变量进行考察，认为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安全与否取决于各国不同的身份认同，不同的文化认同造就了国家间不同的安全状况。这无疑也为我国政治安全理论研究拓展了视界。

哥本哈根学派。这一学派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其代表人物是巴里・布赞和奥利・维夫（OleWaever），他们出版了大量区域安全和全球安全关系研究方面的著作。这一学派对拓展安全研究贡献了两个有价值的概念：社会安全（societal security）和安全化（securitisation）。

社会安全被定义为“在变化的条件中以及在面临潜在或实际的威胁下，一个社会保持其基本社会特征的能力”。这意味着，在国家作为政治、军事、环境和经济安全的指涉对象的同时，社会也成为社会安全的指涉对象。总体上，哥本哈根学派在安全的指涉对象上。采取的是较为保守的立场，既对两个可能性的集体指涉对象即国家和社会进行了限制，又将安全拓展到个人和全球层面。而安全化的过程是对安全指涉对象建构一种存在性威胁，并号召人们采取特殊的应对方式去消除这种威胁。安全化“将一些问题要么设定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议题，要么居于政治之上”，因此，它也是一种限制安全概念过度扩展的手段，它通过话语的形式将安全的定义固定下来。

当然，哥本哈根学派也受到了挑战，比如说有学者认为它错误地将安全和生存联系在一起，是一种国家中心主义的、话语主导的、保守的、政治上被动的研究范式。另外，在方法论上，哥本哈根学派把安全定义为一种特殊的“语言一行为”。使安全问题转化为一种特殊的修辞结构或安全逻辑，使得安全化理论也存有一定的模糊性，“安全”的界定变得没有一个确定性的标准。

批判安全研究。批判安全研究是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一个分支，冷战后在英国比较兴盛。它奠基于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在政治规范意义上批评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两个核心概念，并在规范性目标上强调了个体安全甚于国家安全，关注个体安全和个体解放。在概念层面，批判安全研究认为个体的人才是安全的最终指涉对象，国家并非安全的可靠提供者。相比于环境安全、粮食安全和经济安全，国家间战争发生的可能性更小，威胁程度也更低。这导致了一个全球安全的悲观主义观点：国家导致个人不安全，而不是创造稳定和繁荣。

批判安全研究的批评者认为，坚持将个人作为指涉对象并与国家相对立，不过是重复了那个非要在两者中选择其一的经典型错误。所有的政治概念都阐明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因而一个仅仅指向个人的指涉对象是不可能实现的。解放个人必须被置于集体层面的解决方案中，认为个人层面就能解决问题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设想。

女性主义安全研究。性别缺失是国际安全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传统的军事一国家中心取向的安全研究没有为性别与安全留有空间，一系列以性别为特点的安全问题在以国家为中心的安全研究中一直被忽视。因此，女性主义安全研究反对传统安全研究。强烈呼吁要更少地从国家中心和军事方面来考虑安全问题，号召将“女性”和“性别”作为安全研究的指涉对象，这种基于女性经验的研究视角在国际安全研究中自成一体。

女性主义安全研究同批判安全研究一样都号召安全研究要分析一个更为宽泛的安全指涉对象，包括个体层面的“女性”以及非军事安全的领域。这深化了安全的指涉对象，扩大了安全的适用领域。然而，大多数关于性别与安全的研究并非理论性的，也并非直接涉及安全的概念，而只是一些低理论的、经验性的类型。这意味着，女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事件来推动的。

人的安全研究。联合国发展署在1994年提出了“人的安全”概念，将安全概念扩大成为一个包含“发展”的概念。联合国发展署最初对人的安全界定的逻辑是，应该在领土防卫、国家利益及核震慑基础上拓展至“普世关注”与冲突预防以及更为紧要的展开全球合作以消除贫困与不发达。与批判安全研究相近，人的安全研究议程包括贫困问题和对人类的其他潜在威胁，因此强调人类安全应当是安全的主要客体。

人的安全研究的指涉对象从民族一国家转移到了“人民”，关注人在社会中如何生存、如何自由选择、多大程度上可以获取市场与社会机会以及生活于冲突还是和平之中。这意味着扩大了安全威胁的类型与领域，意味着安全也适用于环境、人口增长、经济机会不平等、移民以及恐怖主义等领域。正因为如此，“人的安全”因其过于宽泛，导致学术与政治上的“空洞”而遭到质疑。如帕里斯（Roland Paris）指出，如果“人的安全”意味着几乎所有的东西，那么它其实什么都不是。还有一些批评者如布赞认为，“安全”与“人”联结，其实质是一个人权议程，并无多少新的内涵以助于理论的分析，也无多少与人权讨论的区别以体现实际的价值。无论“人的安全”的指涉对象是“集体”还是“个体”或者是作为整体的“人类”，都有可以替换的与之对应的概念。因此，“人的安全”在国际安全研究中缺乏作为分析框架的理论价值。人的安全确实是一个宽泛的议程，在人的安全的边界不断受到质疑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自从联合国发展署提出“人的安全”概念之后，欧盟、加拿大、挪威和日本等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广泛的应用。加拿大政府甚至为“加拿大人的安全年会”提供经费支持，并自2002年起不断出版“人的安全”电子期刊。总之，在人的安全的争论中，极为关键的或许是它既体现了制度化的价值（其概念由联合国发展署提出，并被多国采纳），也证实了一个概念的成功与失败并非完全由学术标准所决定。

以上是国际安全研究的几种主流范式。除了上述理论范式之外，还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安全研究等等其他理论流派，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呈现其理论特点。总体上看。这些理论范式都是源于西方发达国家语境，寻求后冷战时期从多角度对安全概念进行拓展。安全研究是一个多种理论并存与竞争的领域，然而，无论这些理论流派如何争鸣，都反映了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学科的社会群体对于安全的各不相同的主观感知。毫无疑问，这些学术争论受大国政治所影响，它们所讨论的安全概念范围、安全议程必然存有差异，而这种差异性也客观上促进了国际安全研究路径的拓展与深化。

严格说来，这些安全研究范式的演变并不遵循理论逻辑和发生时间上的衔接性和延续性，但是这种演变与政治安全研究范式的转换有着必然的联系。如，安全威胁来源由国家行为体开始转向非国家行为体，凸显了传统安全研究范式的局限；建构主义把规范、理念和认同等分析变量引入安全研究，强调国家主体间安全行为的互动性；哥本哈根学派提出了社会安全和安全化概念：批判安全和女性主义安全研究强调更为宽泛的安全指涉对象，认为个体安全甚于国家安全，应该关注个体安全和个体解放；人的安全的提出，直接强调人类安全应当是安全的主要客体，等等。这些安全理论成果给中国政治安全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使国家安全研究向政治安全研究转变，传统安全研究向非传统安全研究转变，促使了政治安全研究范式的转换。

三、人本安全：新时期政治安全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走向

在社会的转型期，随着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增多，传统国家安全研究者已经不能应对时代的挑战，不能从容地面对层出不穷的现实安全问题。在此意义上，政治安全研究已然突破了军事的和国家中心的安全议题的狭隘性，正在寻求安全概念的扩展路径，这是对国家安全研究指涉对象和范围上的超越。国际安全理论流派对于我国政治安全研究最大的理论贡献莫过于研究者在思维观念上的变化，即安全的落脚点究竟是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人的安全抑或是全球的安全，安全研究的范围是军事中心的或是其他更广泛的领域。在批判地吸收国际安全理论研究各流派合理构想的基础上，也许中国政治安全理念和范式的确立可以从中得到某种启示：中国的政治安全不是单向度的，而应该是复合的和交互的，即人的安全得到充分保障的政治安全。政治安全需要有效地维护的人的安全。概括来讲，就是必须树立以人的安全为中心的人本政治安全观。在此，我们特提出“人本安全”（humanistic securi-ty）的概念，以与联合国发展署提出的“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相区别。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社会关系的核心指向。当然，人可以理解成个体的人、群体的人以及作为类存在的人。政治安全体系的构建，在本质上就是以个体的人和群体的人为本原起点和价值目标的，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的生存状态的优化以及人的自主自由发展是政治安全的最终评判标准。我们所倡导的人本政治安全观既不属于中国传统的民本政治文化，也不同于联合国发展署提出的人的安全理论，因为其指涉对象不局限于人类个体的安全，而应是人本安全和政治安全互为促进的和谐统一。概括来讲，政治安全为人本安全提供切实的保障，因为个人只有在安全的环境下才能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机会，而人本安全则是政治安全的目标和最终归宿。因此，人本安全就成为新时期中国政治安全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走向。

第一，树立人本安全观能有效提升国家的认同感，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实的民众基础。在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度，注重发挥民众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聪明才智，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保障社会公平正义，能有效增加对国家的认同感。关于国家和人权的争论由来已久。传统安全论者认为，生存和安全是每个国家的利益核心，只有在生存和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各国才能安全地追求其他利益（目标）。但随着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凸显，非国家行为体开始更多地关注人权、公正、生态平衡等公共价值，甚至有西方学者开始极力宣扬人权高于的理念，这虽然有一种打着“人权”的幌子干涉他国事务的嫌疑，但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所言，“国家必须不再被用作粗暴践踏人权的挡箭牌”。

必须承认，安全实质上是作为个体的人所面临的一种状态，因此，要重视社会化的个人所获得的保障或受到的威胁，不能一味以“国家至上”解决问题。而要考虑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协调和平衡。这意味着既要承认国家的权威，又要看重社区和个人的独立声音：既要承认物理层面加强的意义，又要看重体制层面言论自由和民主政治的价值。应将国家总体的安危与公民个体的安危结合起来，或者说，将个体安全作为总体安全的基石。只有个体认同国家的合法权威，国家才有权界定个体安全的范围，因此，个体安全概念和集体/国家安全概念无法割裂。

第二，树立人本安全观能有效提升执政党的执政安全。个体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全是政治安全之本，中国共产党要增强其执政合法性基础与执政能力，必须实施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确保人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宁，切不可本末倒置，以牺牲人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来获得执政安全。没有民众从内心认同和支持的执政安全只是无源之水，这种安全其实只能是表面上的暂时的安全，而这恰恰是最不安全的。人民群众是共产党执政的服务对象，只有强化安全问题的人本关注和社会关怀，服务好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群众的内心诉求和需要，才能依靠广大群众，获取群众的支持，确保执政党的执政安全。

第三，树立人本安全观有利于促进民众有序参与，确保政治秩序安全。政治秩序安全体现为政治结构和政治体系保持基本稳定并有效运转，政治参与活动有序进行。在网络时代，微博等传播工具的主要特征体现为社交性和自媒体性，如果网民没有其他畅通的政治参与渠道，无法及时表达个体或所属群体的政治诉求，就很容易转向微博等自媒体工具满足其参与动机。当网民的言论或披露的不确定信息涉及社会公共危机事件或敏感事件时，这种自媒体就很容易转化为公共媒体，引发围观。由于网络海量信息的即时扩散性，利用网络舆情监测工具实行实时监测进而进行有效疏导和控制毕竟是一个事后措施，终究不是网络化治理时代的优选方案。在社会贫富悬殊以及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不断降低的情况下，树立人本安全观，真正尊重民意，以民生为本，将极大地缓解社会矛盾，提升民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而对于这种安全感的依赖将有效缓解广大民众在参与政治生活时的焦虑感。保持克制，促进理性有序参与，从而确保政治秩序的长久稳定。

第四，树立人本安全观能调动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社会正能量的持续积累有利于维护政治制度安全。坚持人本安全观，首要的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把社会个体的安全和群体的安全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政治安全和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只有提高人民的社会权利并增强人民的满意度，才能充分激发社会各个阶层的潜能，使社会各个阶层的积极性能够充分地调动起来，使全体人民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只有确立广大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才能妥善协调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和地区之间的利益矛盾。特别是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制度性保障。也只有构建以人为本的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安全的社会保障机制、有效的社会沟通机制、敏感的社会预警机制和有效的矛盾疏导机制，才能有效推进政治制度文明的建设，维护政治制度安全。

第五，树立人本安全观有助于推动政治意识形态创新。促进政治意识形态的安全和优化发展。从政治的本原来看，“任何政治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都应是人本身。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人的观念，便有什么样的政治学说”。人民的政治认同和支持，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只有尊重人民群体的政治主体地位，以提升社会个体的满意度为目标和根本动力，加强政治意识形态创新，才能确保政治意识形态的优化。

在后传统安全时代，非国家行为体的暴力和破坏行为对于国家或社会安全价值观的威胁并不亚于国家行为体的军事侵略，如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和发生在2012年9月13日的由美国宗教电影引发的利比亚美国大使馆骚乱及全球伊斯兰国家的反美浪潮，都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警告国际社会，必须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和利益。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正在使传统安全理论的窄化研究向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重、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结合的全面研究回归和提升。只有树立人本安全观，尊重社会个体和特定群体的利益和安全需要。国家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才可能被最大程度地认同和接纳，才能最终促进政治意识形态的安全和优化发展。

结语

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时期，改革开放不断触及深层次的体制性问题，也不可避免地撼动着社会既得利益群体的地位，社会制度系统（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家庭制度）存在一定程度的制度变迁，在社会转型期的种种特征也恰好对应着社会发展序列中的非稳定状态，因此，在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和经济安全受到重视之后，政治安全的维护理念和制度建设也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特别是传统安全范式正在向人本安全范式转变。“人本安全”虽然借用了联合国发展署的“人的安全”概念，但由于语境和国情的不同。与单纯的“人的安全”的内涵又有着显著的差别。总体上，“人本安全”是一个综合的概念，人本安全观是一个超越一切狭隘安全观的具有统摄性的本原性的安全观。我们不认同将政治安全、社会安全、人的安全甚至国家安全、人类安全、全球安全相互对立起来的观念，真正的安全理念和范式应该是人本安全、社会安全和政治安全保持高度统一与和谐的良好状态。而政治安全则应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所谓“政治是统率、是灵魂”只有在人本安全的理念和范式下才能真正得到体现。

安全观论文篇8

首先，在营造安全文化氛围、渗透安全理念上，党群部门应发挥造势作用。

安全文化建设就是通过创造一种良好的安全人文氛围与和谐的人际关系，对人的观念、意识、态度、行为等形成从无形到有形的影响，从而对人不安全行为产生控制作用，以达到减少人为事故的效果。而这种良好的安全文化氛围就需要党群部门结合自身特点发挥“造势”作用。

“势”相对于“形”，指事物根据其固有的规律发展变化的方向或起势。“造势”是人们对客观形势的正确感知和能动的反映，是顺其“势”而营造尊重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舆论氛围。是一种催人、逼人的人气。“造势”的形式是主观的，但反映的内容是客观的。党群部门在安全文化建设中要研究“造势”的新途径、新方法和新手段，切实增强安全宣传教育的时效性。组织部门要强化党员干部安全责任感和政治使命感；工会要从维护职工安全权益入手，进行“我懂安全、我要安全”的造势；共青团要贴近青工群体，根据青工喜好、特点，发挥团员、岗员在安全生产中的生力军作用，进行“人人想安全、人人抓安全”造势；宣传部门要动用一切可利用的舆论工具，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安全理念、安全价值观的宣传造势。

其次，在安全文化阵地建设中，企业党群部门应发挥总策划作用。

安全文化是一种独具特性的文化现象。它以人为本，以文化为载体，通过文化的渗透提高人的安全价值观和规范人的行为。而安全文化的渗透主要是通过安全文化阵地来实现。安全文化阵地是沟通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桥梁，是连接教育内容与教育对象的媒介。党群部门在安全文化阵地建设中应发挥总策划作用，站在全局高度，从安全理论阵地、安全媒体阵地、安全文化设施阵地等三个不同层次和领域上进行总体策划，对已有的文化阵地进行整合提升，使文化阵地的桥梁作用和媒介作用充分发挥。

第三，在健全安全文化建设考核机制上，党群部门应发挥监督保障作用。

安全文化建设是对过去多起事故理性思考的结果，是对原有安全管理工作的一次全面系统的“审视”和重新整合。作为企业一项先进的管理方法，通过文化氛围营造和渗透，安全文化建设会在物态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三个层次上逐步形成一套科学的机制。党群部门要在机制的有效动作上发挥监督保障作用。这种保障监督作用体现在考核的深度上，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扑下身子对每一名党员、干部、群安员、安检员、团员、岗员“安全绩效”的细致考核考评；考核的深度广度越大，保障作用越强，安全文化建设就会取得质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