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历史论文范文
时间：2023-09-29 02:31:42
学科历史论文篇1
众所周知，欲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大展鸿图，关键在于是否拥有大批素质全面和勇于开拓创新的人才。而创造性思维是未来社会建设者必须具备的，对于开拓型人才尤其是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质。具备创造能力的青年一代就是国家发展、民族腾飞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另外，随着社会的进步，知识的不断积累，通过有限的学校教育，不可能使受教育者掌握全部所需的知识。因此，要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迎接未来的挑战，培养学生自我学习、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成为时不我待的必然要求；从中国实际来看，大多数学生不可能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因而，培养学生能力问题在中学阶段尤为重要。在诸多学科中，中学历史教学同样肩负着全面提高年轻一代创新开拓能力的重要使命。
中学历史学科中的能力培养虽提出已久，可时至今日，教学中依然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即使在北京的某些市重点学校，学生不能也不会主动思考问题，仍只会记忆一些零散的知识。〔3〕而艾宾浩斯遗忘曲线证明：零散的材料遗忘最快，经过一段时间后几乎可以完全消退。〔4〕这种情况也是导致1989年以来高考材料解析题普遍得分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高考制度的逐步改革，将日益侧重对学生能力的考查。仅从应考的角度来看，加强能力训练和培养也是必要和紧迫的。历史学科应培养什么能力？近年已有不少提法。有学者认为在诸多能力中最紧要的是历史思维能力，即依据历史材料认识、分析历史人物、事件和历史过程的能力，笔者同意这种看法。它不仅适用于考察历史，而且在观察现实、认识社会等方面同样发挥着巨大作用，是做为合格的社会成员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
教育要培养面向未来的人才，那么它的指导思想就应走在社会发展的前头，需要有一些超前性或前瞻性。鉴于目前教学实践中存在的偏重于教学知识量的多少，没有发挥学生主动性、创造性等问题，笔者在前人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对中学历史教学改革提出一点设想：把以讲授法为主的方法逐步过渡到引导、讨论法。
二
引导、讨论法的具体步骤是：课前，教师根据教学内容设计有意义的主题或带有争论性的问题，布置给学生；要求学生阅读教科书有关部分，并到图书馆利用各种资料，如百科全书、小册子以及研究资料等，作好上课前的知识准备；然后有目的地阅读，将注意力集中于与论题有关的内容；最后准备一个提纲或报告。教师在认真钻研教学内容的基础上，也要准备一份计划；设计如何开始讨论、讨论的方法、预计学生回答问题的情况、可能提出的问题、希望学生回答到什么程度……。课上，可由教师作简短的发言，帮助学生了解讨论的性质、内容和步骤；也可由学生提出问题，其他学生发表见解，教师可随时补充。教师在讨论完毕时，从中发现疑难或者有意义的见解，阐明自己的看法，指出讨论中的优缺点。对某些仍有争议的地方，允许保留意见，而不强迫学生接受。
这种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能否适用于初中教学？回答是肯定的。初中学生年龄一般介于十一、二岁——十四、五岁之间。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在大量实验研究的基础上，证明这个阶段的儿童可以处理各种可能性和假设，进行抽象的、创新型的逻辑思维，〔5〕“他们的思维水平开始接近并达到成年人的水平”。〔6〕皮亚杰的研究说明：儿童的头脑不是“白板”一块，他们是有思维能力的人，经过培养，逐步发展，接近成人。而且，由于儿童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凡事有疑必问，常常能提出种种天真却不失哲理的问题。特别在大众传媒发达、普及的今天，儿童在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同时，通过多种信息渠道，还能获得大量的知识经验。在这种背景下，给学生大脑以足够的、合理的、丰富的、能激起他们兴趣的刺激，完全有可能把他们的创造性发挥到最大限度。上海市实验学校经十多年的实验，充分证明了儿童创造潜力是很大的。〔7〕对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智力潜力，教师应充分估计并积极采取引导措施。
上述讨论法是由学生独立参与探究的学习活动，使课堂教学成为师生多向信息传递、获得创造性认识的过程，而非学生单方面接受教师提供的知识。它具有以下优点。
首先，以学生活动为主，可培养学生学习的独立性。课前准备要求学生认真阅读教科书，查阅参考书，可养成他们从小读书的习惯和查找、搜集文献资料的能力，学会如何获得知识远比教给学生知识重要，而且能使学生从被动地回答问题发展为主动提出问题。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在人的思维发展中至为关键，“思维从疑问开始”。李政道博士也认为：“学习怎样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应在学习答案的前面。”〔8〕而独立提出问题的能力能通过这种课型慢慢培养出来。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学生因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思维活动会大大加快，经过思考、提炼，依逻辑关系排列、组合，使松散的知识通过学生加工成为系统并建构成自己的思维方式。总之，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会大大增强，并从中品尝到学习的乐趣，不断积极探求进而推动学习进一步深入发展。这种能力不仅在学校教育阶段需要，从长远来看，对人的一生发展作用甚大。
其次，课上师生间群体性的、自由的交谈讨论，可促进学生智力和能力的发展。寻求交流，既是学生的本能，又是现代生活的必然要求。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与他人思想上交流与合作，个体思维才能合成一个连贯的整体，还可帮助学生摆脱心理的“自我中心状态”〔9〕而且从别人那里获得丰富的信息，要经常改变思维角度，能促进思维的灵活性。所以课堂的自由交流，能使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临场应变能力得到全面训练。
第三，这种方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积极的个性心理特征。探究问题需要学生经过动手搜集整理和动脑冥思苦想，脑力和体力高度紧张，这就要求学生有坚强的自信心、耐心和恒心。这种积极的个性心理（非智力因素）可以通过长期训练形成。
第四，学生主动、积极地学习，能大大提高学习效果。根据学习心理学原则，学生自愿参与的学习过程，会进展迅速且学习内容保持率高。“因为学生将知识组织起来，并能随时得心应手地检索知识。”〔10〕在课前准备和讨论过程中，大脑中已有的储存信息，在定向思维不停地刺激下被激活了，沉睡多时的知识被唤醒了，而且以学生活动为主，方法灵活多变，使其大脑皮层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不易疲劳，学习效果好。此外，学生在非被动情况下更易于记忆学习内容。如果学生每堂课都能在理解中学习，记忆将不再是问题，也不再成为负担，反过来又为能力培养提供源泉。
第五，课堂上师生平等对话，在和谐、自由的氛围下，相互交流甚至相互影响，使教师及时了解学生的真实思想成为可能，教学更具有针对性。发现学生幼稚、可笑甚至错误的看法，正是教师帮助学生形成正确认识、价值观念和人生观，进行思想教育的良好契机，使课堂不但成为能力培养，也是切实进行德育的场所。而有时学生积累的课外知识或突发奇想也会启发教师，使教学更趋完美。
可见，讨论法不但能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还对学生智力、思想品德、个性心理特征的培养和形成发挥很大作用。从实践角度讲，这也是可行的。
北京三级教师朱尔澄数年的教改实践充分证明了启发讨论式教学方法是卓有成效且大有可为的。朱老师于1989—1990和1990—1991学年度在三中和幸福村中学初一做了学年初和学年末的问卷调查：入学时90％以上的学生希望老师课上讲生动的历史故事；而经过一年的启发讨论教学，到学年末，两校都有70％以上的学生选择“师生讨论问题”的课型。短短时间内，学生的学习方法由被动接受灌输到主动讨论学习，发生了质的变化，学习兴趣有了较大提高。而八中超常班学生对她的教学能“启发引导积极活跃”一项的评价高达87.9％，说明对这种教学方法的高度认可〔11〕。需要指出的是，朱老师主要的教学学校三中是一所非重点学校，学生并非高智商的尖子，有些甚至是差生。但在她的启发、引导、信任和鼓励下，学生们热情参与，积极思考，历史思维水平普遍有了较大提高。
朱老师总能设计些带有一定难度的问题，放手让学生思考，鼓励其创新思维，课上常会出现令人惊喜的情况。比如在讲“隋朝开凿大运河”时，她一改过去的讲法，而是出示《中国水系图》，让学生观察出中国水系特点：东部河流多东西流向没有南北流向——需要开凿一条南北的河，然后提出“开凿大运河怎样最省力？”在学生回答“选择经过测量的大河之间的最短距离”之后，她继续启发道：“还有没有更好的法子？”在“全班学生思路不通的情况下，由一个学习较差而且是十分顽皮的借读生打开了同学的思路，认为沟通近于南北流向的天然河流，会大大节省劳力。”〔12〕再如比较“都江堰与郑国渠哪项对秦国利益可能更大？”的问题，许多学生都从水利工程的功能来考虑。这时朱老师启发学生换个角度，看战国示意图，在学生的沉默中，一个学生意识到郑国渠位于秦国都城一带，地处关中，具有重要意义，从而解决了问题〔13〕。类似的教学实例在课堂上几乎随处可见。像这样的学生，我们不能低估他的智力潜能，如果不能被教师发现并引导发展，是十分遗憾的事情。
由于朱老师引导有方，讲究教学民主，能充分调动各类学生的积极性，促进了他们思维水平的提高。《评价唐玄宗》讨论课的成功即是一例。在学生学完唐朝全部历史、具备足够知识的基础上，老师做必要的引发、讲述，学生通过综合分析，自己得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看他对历史发展起的作用”，“看他的作为是否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否符合当时人民的利益”〔14〕，进而能辩证地、一分为二地认识唐玄宗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并得出了封建王朝盛衰兴废的一些规律性认识。这节讨论课，训练了学生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法去观察、分析、判断问题的能力，达到了教学目的，充分显示了学生的思维水平和潜能。她的实践也证明了“学生在认识道路上能否取得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是否相信每个学生的能力”这一研究结果的可信。如果教师们都能尊重每一个学生，正确估计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智力潜力，多多提供他们主动学习的机会，不剥夺任何学生发表意见的权利，而且能适时、有效地引导、培养学生的思维，有难度、看似高深的问题学生也能迎刃而解，教学目标也就水到渠成。那样，学生能力的培养就真正落到了实处。
三
不可否认，这种教学观念的转变、教学方法的实行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逐步实践、摸索和研究。即使在现今从幼儿园—中小学—大学—研究院都以充分发挥创造性为目的的美国也走过一个过渡阶段〔15〕。更何况目前在我国历史教学还受到相当多因素的限制，传统教学观念影响仍根深蒂固，教师能力素质亟待提高，教科书编写尚需改进等等。但培养学生能力是历史教学的要求和发展趋势，为迁就目前的客观条件和学生表现出的实际水平而放弃追求，降低标准，实乃对下一代不负责任。原苏联著名心理学家维果茨基坚信：学生的现有水平与最近发展区之间的动力状态是由教学决定的。只有走在发展前面的教学才是良好的教学。在现有条件下可考虑在一节课教学中采用讲授和讨论相结合的方法。
课前让学生预习教材，阅读教师印发的有关材料和课外读物，课上教师只需讲重点知识，但要精心设计适合学生水平、层次的问题或情境，启发、点拨、引导学生思维。在这里，教师不仅仍处于教育、教学的主导地位，还要求具备更全面的能力。一个好的教师除具备良好的业务素质外，还应“促进学生自由的、有创造性的人格发展，激励他们热情关注人生的意义以及他们自己生活的质量”〔16〕，而不是那些讲得或背得最好的老师。理论上如此，实际上学生也喜欢能引发讨论的课堂教学。学生的这一转变和需要应成为教师不断探索提高、改进教学的动力。
也许有人会提出：这种讨论课要花费师生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比起讲授法它很不经济。不错，可殊不知使相当多学生不用多动脑子就能学会一些知识的教学，会使他们的智力处于停顿状态，不仅不利于学生智力发展，而且还会压抑一部分智力发展较好的学生。如果一学期只搞一、二次讨论课，它的“费时费力”比较很明显，可经常不断地采用这种课型，学生的阅读、查阅工具书、发现问题、组织材料、撰写报告及课上表达能力会不断进步，随着各种能力运用越来越熟练，花费时间会越来越少，各项学习任务的完成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快。从长远来看，讨论法不论从时间和效果来看都是很经济的。因为它能在有限时间里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
这种方法会不会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平心而论，学生负担重主要是因为要做太多的重复性的、枯燥的、搬运工似的作业。他们不感兴趣，心理负担就重，记忆负担也重。而且现在有不少学生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消磨在电视和游戏机上，却把读书、功课挤入有限的时间中。以上原因相互作用，导致了课业负担沉重的结果。而讨论法这种主动探索、创造性地学习，充满乐趣，能极大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成功欲和表现欲；况且历史课每周只有两次，只要拿出一个小时用于读书，从中能获取大量有用的信息，为自己的学习打通道路，读书之乐自然而生，读书就会成为一种爱好，一种生活需要，而非强制和压力，也就不再成为负担。
如果每位历史教师从初一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养成科学思维的习惯，打破思维惰性和定势，久而久之，随着学习内容的增加，范围的扩大，特别是接触到世界史后，视野会更广阔，学生就会提出更丰富更深刻的问题；学会正确分析、思考问题，就能够积极面对现实生活和未来社会，无论将来从事何种工作，都会对社会做出贡献。从这个角度讲，历史学科在提高全民族素质方面具有其它学科不可替代的长处，这正是历史教育重在培养能力特别是思维能力的重大意义之所在。
应该承认，这种讨论式教学法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如何使学生在学习各阶段之间妥善衔接，推动能力不断向高层次发展，不同年级，不同层次学生思维水平究竟达到何种程度等，这些都需要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测试。但无论有什么困难，采用何种方法，培养学生能力，提高思维水平是历史教学的当务之急，希望这一目标能在教学实践中切实落实。
注：
〔1〕杨振宁博士说：泰勒几乎每天都有10个新想法，其中9个半是错的，但每天半个新想法积累起来，足以使泰勒获得巨大的成功。见《长江日报·下午版》1995年6月13日。
〔2〕《计算机世界·教育专版167》1995年5月10日。
〔3〕笔者在中学实践及听课、调查所得。
〔4〕（日）山内光哉编著《学习与教学心理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8页。
〔5〕（瑞士）皮亚杰著《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2页。
〔6〕俞吾金著《问题域外的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4页。
〔7〕见恽昭世主编《走向未来的学校》，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8〕李政道博士北京答记者问，《科技日报》1995年6月25日。
〔9〕〔10〕皮亚杰著《皮亚杰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前言第12页。
〔11〕朱尔澄《从情理交融到历史思维》，北京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140页，143页，48页。
〔12〕同注〔11〕。
〔13〕〔14〕同注〔11〕。
〔15〕70～80年代美国的一些公立和私立学校历史课主要由教师讲演，一般20—30分钟，介绍给学生一些材料，然后提少量问题，学生以听讲为主，学年末，学生根据所学内容，自己选题写出一、二篇小论文或报告。到高中后，历史教师则设法鼓励学生独自探究，刺激学生讨论（以上是笔者通过调查美国学生所得）。而近年历史课教学又有不小变化。如有的教师讲“越南战争”一课，安排时间让学生采访当事者，到图书馆搜集有关报刊、书籍材料及观看电视、电影。通过整理收集到的资料，让学生评论这场战争的过程及性质。摘自何琼《中学历史教学的“育人”功能》，《教育导刊》1994年第1期。
学科历史论文篇2
新课标的历史教材中的图表的运用可谓是丰富多彩，很多图片都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教材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让学生更好里理解历史知识、概念、过程、历程等。历史图表可以分为图片、表格、图示三大类，其中这三大类又各自有不同的种类。图片包括图片、地图、漫画等形式。历史图片能将历史发展的某一个瞬间固定的画面上，比文字更形象生动地展示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历史教材中的历史图片有历史人物样貌、肖像画、反映历史人物举止活动的人物事迹图；用以反应历史关键时刻的情况，呈现出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画面；历史文物；历史古迹以及遗址园；过去人们的生活状况图等内容。比如《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调整》一课中的胡佛头像以及“繁荣时期的汽车长龙”等图像都是很形象生动的图片。表格包括年表、比较表、量化表、表解等。表格有大事年表；分期年表；历史量化表；年份对比表；经济数量或是社会生活状态的对照表等内容。
图示包括一切用图形配合文字、数字、符号、线条组成的简明图像。
二、高中历史课本中的图片及表格的功能作用
2.1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教学过程中，要使得学生专心听课，就是靠着常规的课堂约束或者是教师时不时的提醒，显然是不够的。只有当学生对话题感兴趣的时候，他才会积极地投入到教学活动中来。因此，教师以生动活泼的讲述、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来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是让学生集中注意力的最好的办法。对高中学生来说，他们对图片及表格的兴趣远远高于对文字的兴趣，借助图片及表格生动、具体的形象，将知识传达由静态转化为动态，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丰富他们的想象力，自然而然地就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效率。比如，必修三第一单元：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中的《“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以及《“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时候，涉及儒家、道家、法家和墨家思想时，就可以运用一些孔子的图片及当年提出“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这以口号的刘邦来加深学生的印象，同时，还可以联系学生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及例子，将一些不道德、不礼貌的行为运用图片的形式来凡反衬何为儒、道、法、墨的精髓思想。让他们在观看这些图片集表单的时候能感受到来自这些思想精髓。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把电视热播的电视节目《汉武帝》的形象向学生展示出来，采用截图的形式告诉学生汉武帝当年提出这“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历史背景。再比如，《历史2（必修）》的第三单元《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与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的第九课“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这一节的内容的时候，如何向学生讲述当年国统区通货膨胀的情况呢？就可以运用人们在购买物品的时候是拿着一堆的纸币前往的，学生对国统区的那段历史就更加深入。同时教师还可以利用网络来搜集更多当年人们生活的状况图片展示给学生，让他们理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艰难发展的环境状况，以图片的形式会让学生在文字理解的基础之上能更加深入了解当时的历史现状。
2.2帮助学生理解历史知识
历史知识相对来说比较抽象，教师在进行教学活动的时候，运用图片及表格这些形象化的教学工作，会有助于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教师利用图片及表格来辅助教学，将能够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教材，形成比较清晰的历史概念。图片及表格包含这图片、表单、图示等形式，无论哪种形式都会帮助学生理解教材内容有功效。以图片来说，它有助于学生形成具体的历史给概念。我们认识历史，总结历史规律，总是离不开图片及文字的综合，文字史料可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培养学生收集和处理信息获取新知识的能力，而图片可以给学生以更深入理解当时历史发生的现状，更加形象地告之学生，让学生在头脑中能形象、鲜活地再现当时的场景，在头脑中通过图片的形式来创设历史学习的情境，增强历史感，增强学习的兴趣。比如在在讲述《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这一课中，讲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经济发展神速，被很多人呢成为“繁荣时代”。当时，家用电器丰富，美国的汽车工业、电器业和建筑业等工业部门现实出蓬勃生机。但是，这些繁荣的背后是一片虚假的信息，1929年10月24日，美国华尔街股票是擦汗那个急转直下，股价狂跌，股票持有者疯狂地抛售股票，股市崩溃。从美国爆发的文集迅速扩展到其他主要资本主义股价，演变为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出现经济衰退和萧条。如何让学生来理解这些概念呢？对比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1929年的经济危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这个时候教师就可以运用图片的形式来向学生展示，加深他们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理解。1929年的经济危机可以运用美国往河流中倾倒牛奶的图片形象地告诉学生当时经济危机的影响，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可以用美国空置的房子来告之学生由于次贷危机而导致的全球金融包机的爆发，如此以来，学生就会更好地理解这些危机的内涵。此外，在历史教学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如果就是教师口头上的讲解，学生会难理解，这个时候就可以借助图表的形式来辅助说明，来帮助学生厘清历史、理解抽象的概念。
2.3帮助学生融会贯通
新课程下高中历史教科书编写具有开放性,文字精练，叙述流畅，重视探究性活动的设计。教材从“导言”开始，就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问题；在课文中间，还有学思之窗；每一本教材都有一些“探究活动课”等。从中可以看出课改的一种取向即是将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培养学生的探究式学习相结合，重视给学生提供思考的空间，让学生尽可能发散思维思考问题，解决遇到的各类问题。在历史教科书中历史图表有助于将复杂的历史知识系统化、量化，帮助学生融会贯通。例子历史年表可以将散见于教材中的历史大事件，有目的性的集中起来，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组合编排，使得学生理解时间与历史的因果关系，以及历史发展进程的概况。历史比较表可以帮助学生整理历史知识，借助比较、分析、归纳方法来把教材中分散复杂的知识条理化、系统化、清晰化。
2.4增加教学活力，提高教师与学生互动的几率
运用历史图片及表格来辅助教学，可以引起学生的好奇，使他们集中注意力，有利于师生间的互动交流，使得教师的教学气氛活跃。由于图片及表格的鲜明视觉效果，学生总会对其感到新鲜兴趣，这样就给予教师更多发问、回答和学生互动的机会，使得教学更加生动，提高教师与学生教与学的效率。
三、结语
学科历史论文篇3
我国古代历史悠久，硕果累累，曾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我们可以利用相关史实去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如讲到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时，可以引用17世纪英国著名学者培根的评价：四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事物的状况；没有一颗星星能比它们在人类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力了。又如，讲到万里长城时，为了突出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和伟大，可以加入这样一个事实：当时没有任何机械，全部劳动都由人力完成，工作环境又是崇山峻岭、峭壁深壑，十分艰难。它融汇了古人的智慧、意志、毅力以及承受力。让学生从中受到感染，产生共鸣。
二、利用历史杰出人物事迹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和革命传统教育
中国历史上涌现出无数的英雄，他们为了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抛头颅，洒热血，所有这些高贵的品质都是哺育青年的沃土。如古代就有郑成功，康熙保卫黑龙江流域等，这些都可成为教育学生对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的极好素材。又如，陈玉成面对敌人的刺刀，高呼“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表现了他为了理想、为了革命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再如“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为了变法的成功而率先垂范，笑对死亡。还有胸挡枪口，牺牲生命；舍身炸碉堡，为国捐躯等。这些英雄人物的事迹都会使学生为之动情，利用好这些生动、感人的素材，必将有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道德观，激励广大中学生为振兴中华而努力拼搏。
三、利用历史上的反面人物、史实对学生进行价值观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
历史是绚丽多彩的，既颂扬英雄人物，又贬斥丑陋角色。在讲到反面教材时，我们不妨用对比教育法，使丑的更丑，美的更美，也让学生在对比中分清美丑，明辨是非，从而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如讲到岳飞抗金时，引导学生把岳飞和秦桧这对正反人物活动进行对比，岳飞的精忠、英勇和秦桧的卖国、可耻形成鲜明强烈的对照，学生从对比中受到岳飞精神的感染，从而抛弃秦桧那种千夫所指的价值取向。又如，讲到《南京条约》中清政府割让香港岛给英国时，联系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的现实，引导学生进行对比，分析出现相反结果的原因，从而使学生看到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四、利用历史中“法”的演变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
历史教材中多处明显提到法制，我们要善于捕捉，让学生对法的沿革及其实质有一个系统的认识，从而受到法制教育。在历史教材中，中国史部分最早提到“法”的是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此后，有更严酷的秦法。汉朝的刘邦更是主动守法，与民“约法三章”。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为了巩固革命成果，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领导了后来的护法运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法”更加重视，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为建立民主法治社会而奋斗。世界历史教材中，也不乏“法”的例子，如《汉谟拉比法典》，成为奴隶社会法制的典范。通过学习，让学生懂得法的作用、法的本质，帮助学生形成法制观念，并最终自觉守法，这对于降低青少年违法犯罪率是大有裨益的。
五、结语
此外，利用历史第二课堂进行德育，让学生从活动中进行自我教育，这既符合知行合一的教学原则，又符合中学生的心理特点。笔者曾会同校团委结合课文内容和中国历史上重大事件的纪念日举办历史文艺晚会，通过唱歌、跳舞、小品等形式让学生在愉快中理解历史事件的内涵，从而受到启发和教育。笔者认为历史第二课堂开展得法，可使学生对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也易使学生受到历史人物、历史情景的深刻的感染，德育也就水到渠成了。
学科历史论文篇4
谭其骧1983年就已经指出：历史地理作为一门学科虽已存在几十年，但迄今尚未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地区历史地理研究还基本没有开展起来，因此这门学科无论在纵的方面还是横的方面都还有很多空白无法填补②。朱士光1999年指出：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滞后，不仅湮没消蚀了学科固有的理论光芒，还使学科属性与归依问题出现新的模糊认识，并且因学科今后发展的主导方向不明朗而影响到学科整体的顺利发展。有鉴于此，朱士光倡议充分发挥历史地理学科特点，注意吸取有关学科理论原理，采用先进技术手段，进一步抓好人地关系研究，应将研究对象时间下限延至当今，同时将研究内容扩大到包括对当前环境变迁动态的评估及对今后环境变迁趋势的预测等方面③。下面分四个方面作一初步总结。
一、地理学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及其规律，这个地理环境既指自然、也包括人文地理环境，所以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就研究所依据的资料和方法而言，它又具有历史学科的属性。所以有人说历史地理学“它是在两个母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学科”④。
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着重说明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指出今天的地理不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而是从以往不同时代的地理中发展演变而来的，今天地理上的一切现象都植根在过去的地理中，且有它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存在，因此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景观的形成和特点⑤。
谭其骧、史念海两位对侯仁之阐述的观点均表示赞同。谭其骧承认：“就学科的性质而言，历史地理学并不属于历史学，而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⑦。史念海则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⑧；曾明确地表示：“中国历史地理学应该是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也可以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⑨。他在别的论文中，系统而又概括地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悠久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充分肯定了历史地理工作者对国家建设所做出的成绩，鼓励大家继续发扬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以期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和壮大⑩。韩光辉回顾了中国、欧美、俄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全过程，得出全世界历史地理学发展均存在沿革地理研究、近代历史地理和现代历史地理学三个阶段的结论(11)，与侯仁之的观点殊途同归。
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科，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12)。虽然在基本理论问题已取得共识，但面临的新形势对学科理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侯仁之的《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3) 就是对此作出的回答。他认为，历史地理的研究范围，必须扩展到地质史的最后时期，也就是随着人类的活动能力逐渐加强，并开始在自然环境上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以后的时期，指出目前我国地理学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变革，而且是极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他科学地倡议开展系统的“区域链”研究，对整个历史地理学科都具有指导意义。90年代初，他又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用之于研究当前地理问题的现代科技手段，如何引用到过去时代的地理问题的研究中来，正是我国历史地理学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14)。他的这一系列论文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而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历史学分支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中的沿革地理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沿革地理主要是研究历代疆域、政区、地名、水道的因袭与更易，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它的成果长期被视为给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一个空间舞台。按过去的四部分类法，地理著作一般都归入史部，沿革地理自然属历史学范畴，历史地理学科从而也属于历史学，所以以前有的学者将它作为治史的四把钥匙之一，但是至今还有学者将历史地理学狭隘地理解为考证古地名方位的(15)。
现在学界多数人赞成侯仁之的意见，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应该充分注意其他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记载，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更多的是为历史学所利用。地理学本身的研究范围就包括了自然、人文两个主要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一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性是很自然的事。
在1982年召开的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谭其骧作《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的学术报告(16)。他针对那种认为研究历史地理只需要多做野外考察、只需要学会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的片面认识，指出就研究方法而言，历史学的方法的重要性至少不下于地理学的方法。事实证明，离开了文献资料，不仅历史经济地理、人文地理无法研究，就是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也不能取得应有的结果。
历史地理学界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古代，研究时段的下限应该与当代相衔接，这一状况近年虽有所改变，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因而邹逸麟、吴松弟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尤其要注重研究与经济建设有关的重大课题”，建议“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注意将历史状况与现今状况进行比较，在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17)。的确，历史地理学在边界谈判、政区改革、地区差异、经济开发、城市规划、生态保护、减灾防灾、人口与移民、民族分布、国土整治等很多方面都能提供决策咨询，可以“古为今用”，所以他们的呼吁是十分中肯的。
三、异彩纷呈的新说
历史地理学属地理学也好、属历史学也好，都有各自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层出不穷的新说，认为它是边缘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社会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独立学科者有之，有学者还引进、介绍、总结国外的历史地理学理论(18)。
最早提出历史地理学是边缘学科观点的是黄盛璋。还在20世纪60年代，他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任务和作用、学科性质、研究方向等问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认为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分类说，是地理科学的一部分，就其学科性质说，则既是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又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提出无论从学科的研究规律或学科的研究特点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重心都必须放在人类改造自然的问题上(19)。钮仲勋也认为它是一门新的边缘学科(20)。后来黄盛璋发表《论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21)，再次强调“历史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一个分支，也是历史科学与地理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
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他在《历史地理刍议》(22) 一文中，极力反对把历史地理学分属于自然和社会两个不同科学范畴，他认为研究历史上自然地理环境变化的只“应属于古地理学或自然史的领域”，而历史地理学应该“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发展变化和地区分布的规律和特点的科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青年学者尹国蔚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学科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牴牾，认为时至今日，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认识不应再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同学科出身的人从事这项工作正好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博大精深，因而他将历史地理学重新定义为：它利用历史学的方法而非历史、利用地理学的方法而非地理，与历史、地理相关而非介于其间或边缘，它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独立的综合性学科(23)。李令福也认为，历史地理学今后可能走向独立，成为一门既不属于历史学、也不属于地理学，而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综合性独立学科(24)。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25) 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也许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四、学科体系及各分支学科理论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对历史地理学科理论的探索已不限于学科整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深入到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各个分支领域。
编绘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有讨论(26)，《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分别是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历史地理学术单位的代表作，因此历史地图编绘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中国历史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黄盛璋《编制历史地图的一些理论与方法上初探》对历代疆域、政区、交通、产业分布地图的绘制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做法(27)。韩光辉、尹钧科、俞美尔在全面总结《北京历史地图集》方面连续发表三篇论文(28)，就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内容、性质、理论基础、历史地图（集）与读史地图（集）的本质区别等基础理论问题，以及历史地图（集）的总体设计和技术处理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这对促进我国城市和区域历史地图（集）的研究编制将有所裨益。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历史地图为国家制定长远规划提供宏观趋势图幅的设想(29)。不过，总体上对这方面的理论性研究还相当缺乏，对已有历史地图的评论也很不够。
若说在编绘的方法上有所新的突破，则要数20世纪末开始的chgis项目。 葛剑雄认为：理想的数字化历史地图集不仅将基本解决《中国历史地图集》这类印刷地图所难以解决的矛盾，而且汇时间、空间、人类活动的各种信息于一体，成为一套具备各种不同层次的检索手段和链接、完全开放的、具有无限开发潜力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成为各类历史地理信息可靠的空间平台。经过多年的探索与筹备，“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缩写为chgis）项目已于2000年启动(30)。
关于自然环境演变的研究，过去主要局限在有文字记载的近三、四千年的时期以内，极少涉及到“史前”时代。侯仁之指出最近研究的趋势已开始上溯到地质时代最后阶段的全新世，从而与古地理学的研究直接衔接起来，即从未经人类干预的原始地理景观的形成开始，去逐步复原在历史时期内由于人类活动而发生变化的整个过程。这必将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活动如何一步又一步改变了大地的自然面貌，并为进一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提供更加可靠的科学依据(31)。张修桂认为：作为全新世环境研究的中坚力量的历史自然地理工作者，除了继续发挥本学科在晚全新世研究的优势、深入发掘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科学地分析研究之外，应当努力吸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并如侯仁之所倡导的拓宽自己的时空研究领域，更好地研究历史自然地理演变的全过程，为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32)，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是历史地理学领域中最具生命力、最为繁荣的一个分支学科”(33)。毛曦从人地关系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对象、历史文化发展连续性等方面论证了旧石器时代纳入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34)。朱士光曾预言：“历史自然地理学将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生机、最富社会价值的分支之一。历史自然地理学家应更加积极努力，把握当前的大好时机，大力进取，使历史自然地理学得以屹立于当今现代科学之林，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35)。
随着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历史自然地理学逐渐与某些分支学科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派生出新的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历史地貌学”。曾昭璇《我国某些历史地貌学问题的刍议》(36)，指出历史地貌学主要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貌的变迁，不但复原过去时代地貌情况，并且要寻找地貌变化规律性，说明目前地貌形成的过程和特点。他从理论高度提出独立框架，创建了历史地貌学这一历史自然地理的分支学科，填补了学科的理论空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曾昭璇、曾宪姗合著《历史地貌学浅论》(37) 是目前国内外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 书中明确指出：历史地貌学是研究历史时代地貌的变迁即第四纪全新世以来的地貌发育，有两个具体任务：第一个是古代地貌的复原，第二个任务是地貌年代的确定。正是由于历史地貌学可对地貌发育过程的规律性进行科学的研究，人们便可根据其规律提出对生产实践的意见，这就反映了历史地貌学为生产建设服务的重要价值，展示了这个新兴学科发展的光辉前景。张修桂则提出了中国历史地貌学性质、对象、内容、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构想(38)。历史地貌学的创立，是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件大事，更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沙漠化是全球中纬度地带受到的共同威胁，中国的沙漠地貌面积广阔，沙漠研究走在世界前列。侯仁之开创了历史沙漠地理研究领域，成就斐然。李并成以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探讨了历史沙漠地理的有关理论问题，总结了沙漠化的四种途径（沙漠化发生的地域、沙漠化作用的途径，沙漠化发展的趋势、沙漠化土地的逆转），认为因绿洲水资源的移动和重新分布而导致绿洲的转移过程，并不一定意味着绿洲的缩小或消失，沙漠化土地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逆转的(39)。后来，李并成又探讨了人口因素在沙漠化历史过程中的作用(40)。这是对历史地貌学理论的深化。
沿革地理研究中，历代疆域与政区的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方法最为完善，但还没发展到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程度。为此，周振鹤在《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41) 作了系统论述。他认为观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学可以从思想家对于理想政治制度中地理因素的阐述、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将地理要素作为政治体制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政治家的利用地理因素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三方面着眼，指出政治地理学“对国家尺度而言，则有疆域的伸缩、与邻国的地缘关系，有边疆区与核心区的变迁，有首都定位的地缘政治基础等等。对地方尺度而言，重点则是行政区划与行政中心的变迁”。所以在他眼里，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在行政区划方面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步骤：第一，应该仍以复原疆域政区历史变迁的全过程为目的。第二，应该是就疆域政区本身的要素来进行分解式的以及政治学角度的研究。第三，工作的重点在于研究政治过程对地理区域变迁的影响。作者因此倡议，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从丰富的历史文献中去研究，“从而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方面以至政治地理理论建构方面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在不远的将来，“历史政治地理学”有望取代传统的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马正林阐述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认为作为历史地理学一个活跃分支的城市地理学，其研究对象是具有地理实体的城市，所谓地理实体就是指整个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其研究任务就是要揭示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性，为当前的城市规划、建设服务(42)。李孝聪认为，城市史和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不能总局限于单一城市的描述，应从历代区域中心城市入手，阐明区域城市体系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同时，加强历史城市地域结构和文化分异的对比研究，将是多学科方法的引入和开展中、外城市比较研究的一条途径(43)。严艳等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及其研究内容(44)。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先民的主要生产部门，所以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应该是所有历史地理研究中最为主要的领域，可惜目前重视程度不够。最近20年来，在史念海倡导之下，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王社教探讨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认为它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间作用、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减和垦田的盈缩、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规律的总结等方面；可划分为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专题性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等多种类型和层次(45)。王社教《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几点思考》(46) 分析了现有的巨大成绩和在内容、理论、水平三方面的不足，指出了今后应加强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综合整体研究、积极开展对西部内陆地区的研究等四个努力方向。同样，李令福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47)。萧正洪系史念海高足，其专著《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历史文化地理是新兴领域，近年的成果很多，但对于其理论探讨稍显不足。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一文(49)，论述了历史文化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指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时期文化的源地、文化传播、文化区域、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以及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并同时提出了六大研究任务。毛曦对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学科界定、学科属性、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50)。“历史宗教地理学”是介永强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历史宗教地理学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是研究历史时期宗教形成、传播和发展的区域性特征及其分布变迁规律的一门学科，它包括理论、部门、区域三大部分，研究内容主要有历史时期宗教源地的形成、宗教传播的途径、宗教景观的分布、宗教的区域性特征以及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与宗教发展的相互关系等，除历史学、地理学方法之外还需要借鉴民族学、文化学、考古学等成果和方法。
中国的古典文学发达，胡阿祥提出了“文学地理”新观念，并对于如何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讨历史时期文学现象的地理分布、组合及变迁，揭示文学与地域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构想(52)。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故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十分活跃。黄盛璋、孙进己、刘锡畴曾就历史民族地理学的有关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53)。李并成在《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刍议》(54) 一文中将其归纳为，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体的起源、发展、迁徙、演变的历史过程及这一过程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并倡议展开西北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分布地域、活动范围的进一步研究、民族迁徙路线的研究、民族城邑聚落的研究、民族古地名研究、民族农牧业土地开发及其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研究等五个方面。提出这些认识，必将促进从地理角度研究有关民族问题。
龚胜生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55)。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他还对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疾病地理思想和健康地理思想作了深入探讨(56)。
历史社会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王振忠倡议最早，他的《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阐述了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它的研究内容是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现象的影响，社会风尚的区域特征等，力图汲取社会史、文化史及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对各地人群、社会现象及社会风尚等诸多方面作地理的透视。主要内容包括：1、 历史时期社区的地理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经过历史传承积淀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及其在异地的扩散和传播。2、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它包括“区域人群”、风俗地理和社会变迁，以及从事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基本史料的发掘和利用等(57)。吴宏岐等撰文《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58) 认为，历史社会地理学来源于历史学、地理学和社会学，即是历史地理学一个带有部门性的综合性分支学科，也是社会地理学一个带时序性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社会，包括各种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形成过程、空间结构、行为特征、心理差别、社会问题及时空演变系统，研究内容为历史时期的社区研究、不同区域人群兴衰的地理背景、不同区域人群的空间结构及时空演变规律、不同区域人群的社会行为和历史时期社会问题的空间研究。
关于历史科技地理，赵海军《论历史科技地理》(59) 在深入分析我国辉煌科技史基础上，阐明了进行历史科技地理研究的必要性，初步构建了历史科技地理学科的轮廓。
现代地理学发展趋势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学也莫能外。1998年在沈阳召开的历史地理学术会议，主题就是历史区域地理。在历史区域地理学理论上，韩光辉、朱士光、邓辉、侯甬坚、鲁西奇均有建树(60)。侯甬坚探讨了华夏民族在先秦等时代业已形成的划分不同地带的区域观点，以及一整套原则(61)。鲁西奇继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后，又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62)，深入阐述了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除了上述以外，还有学者呼吁建立其他的学科分支如历史边疆地理、历史灾害地理等(63)，因无公开，在此姑妄一提。
五、结语
笔者相信，学者们上述发表的关于历史地貌学、历史政治地理学、历史城市地理学、历史农业地理学、历史文化地理学、历史宗教地理学、历史民族地理学、历史医学地理、历史地图编制理论、历史社会地理、历史科技地理、历史区域地理等领域的探索，既为各相关的分支的进展提供了有益的基础，又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为历史地理学及各个分支学科建设和发展搭建了一个理论平台。
学科历史论文篇5
谭其骧1983年就已经指出：历史地理作为一门学科虽已存在几十年，但迄今尚未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地区历史地理研究还基本没有开展起来，因此这门学科无论在纵的方面还是横的方面都还有很多空白无法填补②。朱士光1999年指出：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滞后，不仅湮没消蚀了学科固有的理论光芒，还使学科属性与归依问题出现新的模糊认识，并且因学科今后发展的主导方向不明朗而影响到学科整体的顺利发展。有鉴于此，朱士光倡议充分发挥历史地理学科特点，注意吸取有关学科理论原理，采用先进技术手段，进一步抓好人地关系研究，应将研究对象时间下限延至当今，同时将研究内容扩大到包括对当前环境变迁动态的评估及对今后环境变迁趋势的预测等方面③。下面分四个方面作一初步总结。
一、地理学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及其规律，这个地理环境既指自然、也包括人文地理环境，所以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就研究所依据的资料和方法而言，它又具有历史学科的属性。所以有人说历史地理学“它是在两个母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学科”④。
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着重说明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指出今天的地理不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而是从以往不同时代的地理中发展演变而来的，今天地理上的一切现象都植根在过去的地理中，且有它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存在，因此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景观的形成和特点⑤。
谭其骧、史念海两位对侯仁之阐述的观点均表示赞同。谭其骧承认：“就学科的性质而言，历史地理学并不属于历史学，而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⑦。史念海则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⑧；曾明确地表示：“中国历史地理学应该是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也可以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⑨。他在别的论文中，系统而又概括地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悠久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充分肯定了历史地理工作者对国家建设所做出的成绩，鼓励大家继续发扬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以期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和壮大⑩。韩光辉回顾了中国、欧美、俄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全过程，得出全世界历史地理学发展均存在沿革地理研究、近代历史地理和现代历史地理学三个阶段的结论(11)，与侯仁之的观点殊途同归。
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科，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12)。虽然在基本理论问题已取得共识，但面临的新形势对学科理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侯仁之的《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3) 就是对此作出的回答。他认为，历史地理的研究范围，必须扩展到地质史的最后时期，也就是随着人类的活动能力逐渐加强，并开始在自然环境上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以后的时期，指出目前我国地理学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变革，而且是极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他科学地倡议开展系统的“区域链”研究，对整个历史地理学科都具有指导意义。90年代初，他又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用之于研究当前地理问题的现代科技手段，如何引用到过去时代的地理问题的研究中来，正是我国历史地理学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14)。他的这一系列论文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而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历史学分支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中的沿革地理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沿革地理主要是研究历代疆域、政区、地名、水道的因袭与更易，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它的成果长期被视为给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一个空间舞台。按过去的四部分类法，地理著作一般都归入史部，沿革地理自然属历史学范畴，历史地理学科从而也属于历史学，所以以前有的学者将它作为治史的四把钥匙之一，但是至今还有学者将历史地理学狭隘地理解为考证古地名方位的(15)。
现在学界多数人赞成侯仁之的意见，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应该充分注意其他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记载，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更多的是为历史学所利用。地理学本身的研究范围就包括了自然、人文两个主要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一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性是很自然的事。
在1982年召开的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谭其骧作《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的学术报告(16)。他针对那种认为研究历史地理只需要多做野外考察、只需要学会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的片面认识，指出就研究方法而言，历史学的方法的重要性至少不下于地理学的方法。事实证明，离开了文献资料，不仅历史经济地理、人文地理无法研究，就是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也不能取得应有的结果。
历史地理学界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古代，研究时段的下限应该与当代相衔接，这一状况近年虽有所改变，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因而邹逸麟、吴松弟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尤其要注重研究与经济建设有关的重大课题”，建议“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注意将历史状况与现今状况进行比较，在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17)。的确，历史地理学在边界谈判、政区改革、地区差异、经济开发、城市规划、生态保护、减灾防灾、人口与移民、民族分布、国土整治等很多方面都能提供决策咨询，可以“古为今用”，所以他们的呼吁是十分中肯的。
三、异彩纷呈的新说
历史地理学属地理学也好、属历史学也好，都有各自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层出不穷的新说，认为它是边缘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社会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独立学科者有之，有学者还引进、介绍、总结国外的历史地理学理论(18)。
最早提出历史地理学是边缘学科观点的是黄盛璋。还在20世纪60年代，他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任务和作用、学科性质、研究方向等问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认为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分类说，是地理科学的一部分，就其学科性质说，则既是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又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提出无论从学科的研究规律或学科的研究特点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重心都必须放在人类改造自然的问题上(19)。钮仲勋也认为它是一门新的边缘学科(20)。后来黄盛璋发表《论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21)，再次强调“历史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一个分支，也是历史科学与地理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
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他在《历史地理刍议》(22) 一文中，极力反对把历史地理学分属于自然和社会两个不同科学范畴，他认为研究历史上自然地理环境变化的只“应属于古地理学或自然史的领域”，而历史地理学应该“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发展变化和地区分布的规律和特点的科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青年学者尹国蔚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学科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龟酰?衔?敝两袢眨?岳?返乩硌Э菩灾实娜鲜恫挥υ汆笥诖?彻勰畹氖?浚?煌?Э瞥錾淼娜舜邮抡庀罟ぷ髡?盟得骼?返乩硌У牟缶?睿?蚨????返乩硌е匦露ㄒ逦?核??美?费У姆椒ǘ?抢?贰⒗?玫乩硌У姆椒ǘ?堑乩恚?肜?贰⒌乩硐喙囟?墙橛谄浼浠虮咴担??且幻殴赜谟惺芬岳醋匀挥肴宋牡乩硐窒蠹姘?⑿畹亩懒⒌淖酆闲匝Э?23)。李令福也认为，历史地理学今后可能走向独立，成为一门既不属于历史学、也不属于地理学，而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综合性独立学科(24)。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25) 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也许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四、学科体系及各分支学科理论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对历史地理学科理论的探索已不限于学科整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深入到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各个分支领域。
编绘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有讨论(26)，《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分别是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历史地理学术单位的代表作，因此历史地图编绘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中国历史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黄盛璋《编制历史地图的一些理论与方法上初探》对历代疆域、政区、交通、产业分布地图的绘制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做法(27)。韩光辉、尹钧科、俞美尔在全面总结《北京历史地图集》方面连续发表三篇论文(28)，就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内容、性质、理论基础、历史地图（集）与读史地图（集）的本质区别等基础理论问题，以及历史地图（集）的总体设计和技术处理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这对促进我国城市和区域历史地图（集）的研究编制将有所裨益。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历史地图为国家制定长远规划提供宏观趋势图幅的设想(29)。不过，总体上对这方面的理论性研究还相当缺乏，对已有历史地图的评论也很不够。
若说在编绘的方法上有所新的突破，则要数20世纪末开始的chgis项目。 葛剑雄认为：理想的数字化历史地图集不仅将基本解决《中国历史地图集》这类印刷地图所难以解决的矛盾，而且汇时间、空间、人类活动的各种信息于一体，成为一套具备各种不同层次的检索手段和链接、完全开放的、具有无限开发潜力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成为各类历史地理信息可靠的空间平台。经过多年的探索与筹备，“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缩写为chgis）项目已于2000年启动(30)。
关于自然环境演变的研究，过去主要局限在有文字记载的近三、四千年的时期以内，极少涉及到“史前”时代。侯仁之指出最近研究的趋势已开始上溯到地质时代最后阶段的全新世，从而与古地理学的研究直接衔接起来，即从未经人类干预的原始地理景观的形成开始，去逐步复原在历史时期内由于人类活动而发生变化的整个过程。这必将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活动如何一步又一步改变了大地的自然面貌，并为进一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提供更加可靠的科学依据(31)。张修桂认为：作为全新世环境研究的中坚力量的历史自然地理工作者，除了继续发挥本学科在晚全新世研究的优势、深入发掘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科学地分析研究之外，应当努力吸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并如侯仁之所倡导的拓宽自己的时空研究领域，更好地研究历史自然地理演变的全过程，为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32)，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是历史地理学领域中最具生命力、最为繁荣的一个分支学科”(33)。毛曦从人地关系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对象、历史文化发展连续性等方面论证了旧石器时代纳入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34)。朱士光曾预言：“历史自然地理学将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生机、最富社会价值的分支之一。历史自然地理学家应更加积极努力，把握当前的大好时机，大力进取，使历史自然地理学得以屹立于当今现代科学之林，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35)。
随着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历史自然地理学逐渐与某些分支学科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派生出新的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历史地貌学”。曾昭璇《我国某些历史地貌学问题的刍议》(36)，指出历史地貌学主要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貌的变迁，不但复原过去时代地貌情况，并且要寻找地貌变化规律性，说明目前地貌形成的过程和特点。他从理论高度提出独立框架，创建了历史地貌学这一历史自然地理的分支学科，填补了学科的理论空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曾昭璇、曾宪姗合著《历史地貌学浅论》(37) 是目前国内外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 书中明确指出：历史地貌学是研究历史时代地貌的变迁即第四纪全新世以来的地貌发育，有两个具体任务：第一个是古代地貌的复原，第二个任务是地貌年代的确定。正是由于历史地貌学可对地貌发育过程的规律性进行科学的研究，人们便可根据其规律提出对生产实践的意见，这就反映了历史地貌学为生产建设服务的重要价值，展示了这个新兴学科发展的光辉前景。张修桂则提出了中国历史地貌学性质、对象、内容、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构想(38)。历史地貌学的创立，是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件大事，更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沙漠化是全球中纬度地带受到的共同威胁，中国的沙漠地貌面积广阔，沙漠研究走在世界前列。侯仁之开创了历史沙漠地理研究领域，成就斐然。李并成以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探讨了历史沙漠地理的有关理论问题，总结了沙漠化的四种途径（沙漠化发生的地域、沙漠化作用的途径，沙漠化发展的趋势、沙漠化土地的逆转），认为因绿洲水资源的移动和重新分布而导致绿洲的转移过程，并不一定意味着绿洲的缩小或消失，沙漠化土地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逆转的(39)。后来，李并成又探讨了人口因素在沙漠化历史过程中的作用(40)。这是对历史地貌学理论的深化。
沿革地理研究中，历代疆域与政区的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方法最为完善，但还没发展到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程度。为此，周振鹤在《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41) 作了系统论述。他认为观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学可以从思想家对于理想政治制度中地理因素的阐述、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将地理要素作为政治体制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政治家的利用地理因素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三方面着眼，指出政治地理学“对国家尺度而言，则有疆域的伸缩、与邻国的地缘关系，有边疆区与核心区的变迁，有首都定位的地缘政治基础等等。对地方尺度而言，重点则是行政区划与行政中心的变迁”。所以在他眼里，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在行政区划方面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步骤：第一，应该仍以复原疆域政区历史变迁的全过程为目的。第二，应该是就疆域政区本身的要素来进行分解式的以及政治学角度的研究。第三，工作的重点在于研究政治过程对地理区域变迁的影响。作者因此倡议，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从丰富的历史文献中去研究，“从而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方面以至政治地理理论建构方面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在不远的将来，“历史政治地理学”有望取代传统的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马正林阐述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认为作为历史地理学一个活跃分支的城市地理学，其研究对象是具有地理实体的城市，所谓地理实体就是指整个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其研究任务就是要揭示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性，为当前的城市规划、建设服务(42)。李孝聪认为，城市史和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不能总局限于单一城市的描述，应从历代区域中心城市入手，阐明区域城市体系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同时，加强历史城市地域结构和文化分异的对比研究，将是多学科方法的引入和开展中、外城市比较研究的一条途径(43)。严艳等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及其研究内容(44)。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先民的主要生产部门，所以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应该是所有历史地理研究中最为主要的领域，可惜目前重视程度不够。最近20年来，在史念海倡导之下，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王社教探讨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认为它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间作用、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减和垦田的盈缩、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规律的总结等方面；可划分为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专题性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等多种类型和层次(45)。王社教《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几点思考》(46) 分析了现有的巨大成绩和在内容、理论、水平三方面的不足，指出了今后应加强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综合整体研究、积极开展对西部内陆地区的研究等四个努力方向。同样，李令福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47)。萧正洪系史念海高足，其专著《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历史文化地理是新兴领域，近年的成果很多，但对于其理论探讨稍显不足。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一文(49)，论述了历史文化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指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时期文化的源地、文化传播、文化区域、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以及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并同时提出了六大研究任务。毛曦对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学科界定、学科属性、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50)。“历史宗教地理学”是介永强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历史宗教地理学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是研究历史时期宗教形成、传播和发展的区域性特征及其分布变迁规律的一门学科，它包括理论、部门、区域三大部分，研究内容主要有历史时期宗教源地的形成、宗教传播的途径、宗教景观的分布、宗教的区域性特征以及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与宗教发展的相互关系等，除历史学、地理学方法之外还需要借鉴民族学、文化学、考古学等成果和方法。
中国的古典文学发达，胡阿祥提出了“文学地理”新观念，并对于如何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讨历史时期文学现象的地理分布、组合及变迁，揭示文学与地域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构想(52)。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故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十分活跃。黄盛璋、孙进己、刘锡畴曾就历史民族地理学的有关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53)。李并成在《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刍议》(54) 一文中将其归纳为，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体的起源、发展、迁徙、演变的历史过程及这一过程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并倡议展开西北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分布地域、活动范围的进一步研究、民族迁徙路线的研究、民族城邑聚落的研究、民族古地名研究、民族农牧业土地开发及其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研究等五个方面。提出这些认识，必将促进从地理角度研究有关民族问题。
龚胜生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55)。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他还对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疾病地理思想和健康地理思想作了深入探讨(56)。
历史社会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王振忠倡议最早，他的《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阐述了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它的研究内容是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现象的影响，社会风尚的区域特征等，力图汲取社会史、文化史及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对各地人群、社会现象及社会风尚等诸多方面作地理的透视。主要内容包括：1、 历史时期社区的地理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经过历史传承积淀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及其在异地的扩散和传播。2、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它包括“区域人群”、风俗地理和社会变迁，以及从事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基本史料的发掘和利用等(57)。吴宏岐等撰文《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58) 认为，历史社会地理学来源于历史学、地理学和社会学，即是历史地理学一个带有部门性的综合性分支学科，也是社会地理学一个带时序性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社会，包括各种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形成过程、空间结构、行为特征、心理差别、社会问题及时空演变系统，研究内容为历史时期的社区研究、不同区域人群兴衰的地理背景、不同区域人群的空间结构及时空演变规律、不同区域人群的社会行为和历史时期社会问题的空间研究。
关于历史科技地理，赵海军《论历史科技地理》(59) 在深入分析我国辉煌科技史基础上，阐明了进行历史科技地理研究的必要性，初步构建了历史科技地理学科的轮廓。
现代地理学发展趋势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学也莫能外。1998年在沈阳召开的历史地理学术会议，主题就是历史区域地理。在历史区域地理学理论上，韩光辉、朱士光、邓辉、侯甬坚、鲁西奇均有建树(60)。侯甬坚探讨了华夏民族在先秦等时代业已形成的划分不同地带的区域观点，以及一整套原则(61)。鲁西奇继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后，又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62)，深入阐述了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除了上述以外，还有学者呼吁建立其他的学科分支如历史边疆地理、历史灾害地理等(63)，因无公开，在此姑妄一提。
五、结语
笔者相信，学者们上述发表的关于历史地貌学、历史政治地理学、历史城市地理学、历史农业地理学、历史文化地理学、历史宗教地理学、历史民族地理学、历史医学地理、历史地图编制理论、历史社会地理、历史科技地理、历史区域地理等领域的探索，既为各相关的分支的进展提供了有益的基础，又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为历史地理学及各个分支学科建设和发展搭建了一个理论平台。
学科历史论文篇6
【关键词】科技哲学；科学史；关系
美国科学哲学家劳丹说：“只有当联合起来研究时，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才会有意义。”相反，在科学史家当中普遍盛行的观点，大致是说应该迅速地把“提出联姻”的“哲学求婚者”打发走。这种情况表明，从科学史家的角度来看，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这两门学科之间是隔着一道鸿沟的。
一、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概念辨析
科学史是指自然科学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主要理论。科学史用哲学社会科学的观点、方法，把自然科学发展中的各个事实和现象、实验室数据和理论的产生，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或阶段加以分析；科学哲学指的是以科学为对象、对有关科学的诸方面作哲学分析的学科，是关于科学的哲学，把科学的整体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以科学的性质、特点、作用和发展的规律作为自己研究的内容，重点考察科学的哲学问题，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科学发展的内在机制等问题。
科学史是科学哲学的基础，是科学哲学思想论断之出的根本，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人们对他的哲学思考；科学哲学是对科学发展的再探索、再发现、再认识。
二、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关系演变史
首先，我们可以从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相关的发展历史的简要回顾中，分析这两门学科之间关系的变化。
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史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启蒙运动中出现的学科史。在这种学科史中，历史的叙述和解释是根据一种作为前提的认识论理论来构造的；到19世纪，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这两门学科都变得更加繁荣。在科学史方面，上述的传统被继承下来并得以发扬。实际上，此期间许多有重要影响的学者都横跨两个领域，既是历史学家又是哲学家。20世纪20年代，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出现了真正的分离，这与当时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和30年代以后发展成为逻辑经验主义、并成为科学哲学的主流是分不开的。本质上而言，这种新的科学哲学在性质上变得与科学史无关。到50年代以后，在美国科学史家“职业化”的过程中，这些影响的效果开始逐渐体现出来，科学史家阵营开始确立了独特的工作方式与评价标准。从此，科学史愈发远离了科学哲学。到60年代初，科学哲学中相当有影响的历史主义学派开始出现，从而使科学哲学家恢复了对科学史的关心。60年代以后，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学派在其科学哲学理论中强调科学史的重要性，但基本上是局限于科学哲学家阵营内部的活动；而科学史家对有关的科学哲学大多不屑一顾，甚至可用“反感”一词来表征他们的态度。
三、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关系的现状
关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关系的现状，本文拟从不同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研究者的论断来进行说明。
波普在研究“牛顿的理论”与“伽利略理论”或“开普勒的理论”的关系时，指出牛顿的理论远非另外两个理论的结合，他提出，逻辑的方法，不论是归纳的还是演绎的，都不能带来从伽利略或开普勒的理论向牛顿的动力学的飞跃。柯恩指出，我们不应假定科学哲学家是在撰写具有历史基础的或是以历史取向进行分析的历史。拉卡托斯据其哲学理论做出了“历史的合理重建”并非是真实的历史的论断。库恩认为，那种要按哲学理论去“重建”历史的做法，“可能会成为编造历史的借口”。法拉第说，哲学家们倾向于对观念、观念的逻辑联系及其逻辑推论感兴趣，而这些观念从何而来，它们是怎样地发展，以及怎样为一些自称是受了其影响人所解释，对这些问题哲学家们似乎就不感兴趣了。
可以看出，科学史家不承认科学哲学家所撰写的“科学史”，主要理由在于： （1）哲学家由于缺乏历史的训练，不能按历史学家的专业标准的要求处理史料；（2）哲学家撰写历史的出发点、目的、工作方式、研究的重点问题等等诸多方面均与历史学家大不相同，因此，写出的历史自然也就不符合历史学家们的标准。正像反对科学哲学与科学史有亲密关系的哲学家吉尔所承认的那样，“对探索过程的关注并不使人自动地变成历史学家。”
四、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作用
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关系十分复杂，下文将根据普遍存在的科学史家对科学哲学的漠视和排斥现象，重点分析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作用。
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存在一致关系，本质上体现了史与论的统一，也就是逻辑的与历史的相一致。二者分别从逻辑的和历史的角度对科学的本质和规律进行了考察和描述，因此只有把“逻辑的”与“历史的”方法统一起来，科学哲学对科学动态模式的研究才可以抛开历史的细节而抓住主流，抛开偶然而抓住必然，抛开曲折偏差而抓住基本方向，在比较“纯粹的状态”中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又充分注意到偶然事件对历史的影响。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方法告诉我们――历史的起点就是逻辑的起点，历史的进程就是逻辑的进程，逻辑是历史的修正，历史具有天然的逻辑合理性。历史的东西包含逻辑的东西， 逻辑是历史的必然性，所以科学哲学存在于科学史中， 并与其保持的一致性。
“科学哲学”作为二者矛盾中的主导，处于驱动、活力和引导地位，为科学史研究提供认识模式和方法论指导；科学史在矛盾中， 作为基础的一方处于基质、载体或本底的地位，它是各种作用和活动的物质性的、实体性的前提，科学史有助于填补科学哲学家与科学本身之间的空缺，为其所提出的问题提供根据和判据。
理论来源于实践，首先是科学史的实践。科学哲学研究必须立足于了解科学史， 离开了科学史， 科学哲学就成了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托马斯・库恩在《必要的张力》中， 这样评述科学史的作用，“历史对于科学哲学家、也许还有认识论家的关系， 超出了作为给现成观点提供事例的源泉那种传统作用”。
参考文献
[1]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
学科历史论文篇7
一、 科学与人文在近代的二分：各有其功能与价值。
科学与人文，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都是西方的学术概念。科学与人文的传统，其渊源在西方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在古希腊文化中，科学与人文精神本来是统一的。古希腊学者的科学研究实际上都是关于人的研究，人文精神始终都是科学的追求。正如苏格拉底所谓：“知识就是美德。”事实上，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几乎每一个科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思想家。在那时，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是不分的。其实，中国古代也是一样。这正如宋明理学家的说法：东海西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科学与人文的分离界标，是欧洲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不仅是人文精神的复兴，而且也是科学精神的复兴。在此基础上，便逐渐形成了近代西方学术思潮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文（本）主义的两大传统。
文艺复兴使人类从中世纪神学桎梏下解放出来，科学理性精神得以复兴，推动了近代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其结果便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歌猛进。在此过程中，科学获得人类的崇拜，科学主义便应运而生。正如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在笛卡尔看来，科学是唯一的知识、永恒的真理，是人类全部文化中最有价值的部分；科学方法是一切知识的标准和范例，有关人类生存的所有问题都必须在一切知识的科学化中解决。这就是科学主义的实质。
人文主义则是以人为本，承认人的价值与尊严，把人看作万物的尺度，肯定人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知识和力量。人文主义又称人本主义。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复兴是用“人道”反对“神道”，那么在近代，人文主义就是对科学主义的对抗，是用“人性”反对科学主义把人工具化、功利化以磨灭人性光辉的“物化”行为。
二、 科学不是万能的，历史学也并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
科学的功能与价值实质上具有两面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既可以给人类带来幸福，又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可以说，近代科学的产生是人类历史在近代世界最大的成功，同时也可能是最大的失败，因为近代科学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同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问题的解决一样引人注目。
近代科学的产生，直接推动了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力获得空前的大发展。人类对科学的崇拜，一度使科学主义颇为流行，似乎人类一切问题均可以用科学来解决。但事实并非如此。两次世界大战，人类大规模的自相残杀，科学是最大的帮凶。科学主义的迷梦开始破灭。人们发现，科学并不能解决人的伦理道德等精神层面的价值问题。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近代科学曾提出了异常重要的道德问题，但是它不曾、而且也无力促使这些问题获得解决。人必须回答的最重要的问题都是科学说不出所以然的问题。”[1]同样，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赫在“二战”期间写作《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时对此有着非常痛切的感受：“这个可悲的世界尽管可以为科学的进步而自豪，却并没有为人类自身创造多少幸福。”[2]于是，德国哲学家尼采宣告“上帝死了”，历史失去了意义。他开始对科学理性精神与历史进步观念持激烈的批判态度。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的负面效应因此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警醒与反思。如今从后现代的角度来看，科学的负面价值更加明显，在现代化造福人类的同时，能源危机、环境恶化以及紧张的人际关系等诸多现代性问题则直接威胁了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后现代主义对科学理性与现代性的批判是有一定道理的。
毋庸讳言，在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历史学也曾自觉或不自觉地深受科学的影响，而走向科学化的道路。历史学甚至被称为历史科学。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尽管19-20世纪以来，在科学革命的影响下，历史学也在不断加快其科学化的进程，但至少到目前为止，历史学要想成为一种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还是相当困难的。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虽然承认历史学是一种科学，但他同时又认为历史学是与自然科学不同的“特殊的一种科学”。他说：“研究自然的正确道路是要靠那些叫做科学的方法，而研究心灵的正确道路则是要靠历史学的方法。”他的名言是：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在他看来，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心灵的知识的学问，“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其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因此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同时，柯林武德在批判“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时又说：“它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历史学，因为它并没有满足科学的必要条件；但是直到最近它还是唯一存在的一种历史学，而人们今天还在读着的、甚至于人们还在写着的大量的历史书，就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历史学。”[3]可见，也许柯林武德理想中的历史学应该是一种科学，但现实情况却并不令他乐观。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分析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时认为，1955年以来的历史研究因深受科学思想的影响而发生了“革命性的进步”，并宣称“历史学已经到达决定性的转折时期”。但与此同时，他又非常理智地认为，“历史学已经达到了转折时期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必定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他看来，“保守主义”仍是当前在历史学家中的一个基本趋势。他说：“根据记载，近来出版的百分之九十的历史著作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还是从概念体系来说，完全在沿袭着传统。”因此，他的结论是：“从前科学的历史学向科学的历史学‘突破’——这种‘突破’在现在看来还仅仅是一种可能。”[4]在对历史学科学化进程的实际结果的认识上，巴勒克拉夫与柯林武德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后现代主义更是大胆地宣告历史学的终结。1997年，美国历史学家伊格尔斯出版《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系统地探讨了历史学在20世纪从追求科学的客观性到遭受后现代主义挑战的历程，尤其是着重探讨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客观性与科学方法挑战的问题。他说：“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就达到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历史学是更紧密地与文学而不是与科学相联系着的。”“肯定地说，‘历史知识具有一种绝对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这条公理‘已经不再是毫无保留地为人们所接受了’。”“‘对过去历史变化要有一种一贯的科学解释’是不再可能了。”他认为：“后现代历史编纂学理论的基本论点是要否认历史著作所谈的乃是真实的历史过去。”如罗兰·巴尔特、海登·怀特都会坚持认为，“历史编纂学与小说（虚构）并无不同，它无非是小说的一种形式。”后现代主义者甚至宣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后历史的时代，而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学已告终结了。”[5]在伊格尔斯看来，后现代主义所谓历史学的终结，其实就是对历史学的客观科学性的否定。
柯林武德、巴勒克拉夫与伊格尔斯分别在20世纪的不同时期对国际历史学（当然主要是欧美史学）做了综合分析，[6]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历史学科学化历程的艰难境况。
无论如何，历史学并没有成为一种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这是事实。当然，更重要的是，历史学其实是没有必要成为一种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的，因为历史学有其自身赖以存在的特殊的学科价值，即人文价值。
三、 历史学的人文性：与科学同样甚至更重要的价值。
应该说，历史学具有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双重特性。当然，历史学不是科学，只是一门人文学科。
不承认历史学是科学，并不能否认历史学的价值。因为：一方面，科学不是人类社会最高的价值，更不是唯一的价值。另一方面，历史学有其独特的人文价值。历史学通过总结人类历史的经验教训，给人类提供智慧，是一门智慧之学。这正是其作为人文学科而具有的不同于一般科学的独立的学科价值。
同样，不承认历史学是科学，也并不是否认历史学有一定的科学性。现代历史学虽然在研究理论与方法上，已经具有求真求实的科学理性精神与客观实证的科学研究方法，但历史学终归不是科学。科学不能解决人的道德、理想与人生意义等有关人文价值的问题，历史学则可以从历史研究中提供相关的经验与智慧。如果说科学的价值在于探究客观世界的奥秘，那么历史学的价值则主要是关注人类自身生存意义的人文关怀。因此，人文性才是历史学作为人文学科的更重要的本质特征。
何兆武先生在讨论历史学的双重性时认为：“科学只是人生和历史的构成成分之一，——哪怕是最重要而又最珍贵的成分。人的价值以及人的历史意义（假如历史有意义的话），并不是由科学所规定或所给定的。人作为自由的主体，乃是自行规定的；正因为如此，他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负道德上的和法律上的责任。”“一切人文价值——自由、平等、博爱、生命权、财产权与追求幸福之权以及英明远见、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乃至一切精神境界与道德情操，——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从科学里面推导出来的结论。它们是信念、是理想，而不是客观规定的事实和规律。但是没有这样最本质的一点，人就不成其为人，也就没有人文的历史而只有和其他一切物种一样的自然史了。因此要理解历史，我们就需要还有科学之外以至之上的某些东西：价值、目的、理想、信念。它们不属于科学实证的范围之内，是科学所不能证实或证伪的，却又是人生和人的历史所非有不可的东西。我们需要它，丝毫不亚于我们之需要科学。”[7]
法国年鉴学派宗师马克·布洛赫也并不否认历史学的科学性，有人甚至认为“年鉴学派代表了法国科学史学的深化”。[8]布洛赫认为，由于气体动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量子力学的产生，“使科学的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的确定性概念因此而更富有弹性，永恒的相对可测性概念取代了绝对可测性。“因此，我们似乎更有理由认为，即使一门学问不具备欧几里德式的论证或亘古不易的定律，仍无损于其科学的尊严。”他认为：“史学的不确定性正是史学存在的理由，它使我们的研究不断更新。”尽管如此，布洛赫仍然非常重视历史学的人文性。他说：“历史自有其独特的美感。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消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我们要警惕，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 [9]
[1]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曹未风等译，第12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等译，第1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3] [英]R.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第285、238、10-11、29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4]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第327-328、330、33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5] [美]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第10、14、136、162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6] 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写于20世纪30-40年代，在他去世三年后的1946年出版；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出版于1980年；伊格尔斯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出版于1997年。
[7] 何兆武：《历史学的两重性论略》，《苇草集》，第17-18、19-20页，三联书店1999年版。
[8] 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第96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学科历史论文篇8
[关键词]实证主义；历史哲学；发展
在新的历史时代，各学科的蓬勃发展丰富着人类文化知识体系，人们无论在时间亦或空间视野上都得到了空前的拓展，新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观念也仿佛在已近干涸的土壤里得到了新了甘泉，历史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本色一直以来都被思想家们所重视，人们对于历史的敬畏以及渴望从历史中得到启发的愿望使历史学在知识领域一直拥有无法撼动的地位，近代西方观点普遍认为：进步的理论正是被蕴含在历史哲学之中，“相信历史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通往某处，或接近某个事物”“历史学的任务是在研究过去发生的事情与过程，这是历史学的前提，如果否认历史事实的存在，历史学也就没有其研究对象，如果没有其研究对象，历史学也就没有存在的权利和价值。”
继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之后，工业化的浪潮冲击着人们对于历史和社会的认识，科学的发展改变着人们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思考。人们心理越来越趋向对一个观点的信任即：通过实验所得到的真理，才是可靠的。科学实验以君临天下的气势掌握了一切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理论的发言权：“18世纪，历史思辨发展的标志是拒绝神学的与天意论的解释，而同自然科学家在其对物理世界的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与目的一致。”实证这义在这个时候出来主持大局自然是水到渠成。实证主义――19世纪以德国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它是以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为理论方向的学术理论。它的最早的理论源泉是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思想，其最引人关注的特点即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历史理论的研究。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做为衡量其理论科学性的标尺，实证主义排斥以目的论作为解释世界的事物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方法，将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推崇为唯一一种适合任何研究的方法。只有实验方法才是科学的可靠的方法，实证主义以一种狂热的态度衷情于分析和解释感官经验。实证主义将历史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与传统研究理论一样试图揭示隐藏在历史活动背后的规律等。实证主义对历史事实非常重视，力求在史实资料中寻找科学的规律，历史学的研究由此而变得更为严肃和谨慎，也使思想家们更加重视对史料的批判与审查，历史学向自然科学的一步步靠拢。
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创始人霍克海默曾经说过“关于人类和社会的各门学科一直试图效法那些取得了巨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实证主义以注重感觉经验以及实验检验为根本，反对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传统研究方法，认为以理性思辨去探究感觉材料是不可靠的方法，正是理性使历史材料的客观性湮没，而真实的科学规律是通过科学的经验研究进而对现象进行的归纳。实证主义并不否认历史和自然规律的必然性，历史是有一定规律的，自然也一样是有一定规律存在的，它们都是可以以感觉经验为基础去认识，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历史学的研究是完全符合认识规律的。并且他们认为历史研究的本质在于确定事实和总结规律而不是思辨的形而上学而，实证主义者坚信只要用足够准确充足的史实资料再加上科学的研究方法就可以得到客观科学的历史。由此可以看出在实证主义者看来，自然科学不仅适应自然科学领域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显然，在实证主义者眼中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即是普遍的的原则和方法。
实证主义并不是指某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也不会去假设人类知识获得的前提，它通常是指人类在对待知识时候的一种特定的评价标准或哲学态度。或者说是人类认识活动的特定规则，因而，实证主义是一种规范的态度。实证主义的原则还区分了在知识体系中哪些是不值得去深入探索的问题或者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问题而哪些又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但是实证主义犯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他忽略了历史学研究的独立性特点，将自然科学完全移嫁于历史学使历史学研究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仅仅是二者之间简单的类比使历史学无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实证主义史学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英国的巴克尔和法国的泰纳、古朗治等。其理念引起了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兴起。实证主义将历史哲学从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有其独特的理论贡献，在历史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和意义。
社会科学置身于科学之下，俨然已经成了关于社会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具有同等的地位，“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目的就在于理解和解释文化事实和被各集团所实现的社会事实，并且阐述人类行为方式的必然性。”随着经典物理学的可信程度越来越被人们所怀疑，人们开始用更加理性的眼光来审视自然科学的概念，逐渐的反实证主义的呼声越来越有力度。
反实证主义是与实证主义相对立的理论，相对于实证主义的自然倾向，反实证主义更加注重人文主义倾向，它强调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区别，反对将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当中，反实证主义的代表有新康德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现象学社会学等。最初以狄尔泰和韦伯为代表的反实证主义反映了实证主义的危机，狄尔泰曾指出实证主义者将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界限抹去的不合理性，它强调应该重视人文科学的独特性。狄尔泰是以研究对象的差异来划分经验科学的，它将经验科学划分为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后其理论在新康德主义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但文德尔班则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经验科学的划分不应该以研究对象的性质为基础，而应该以认识主体为主，他在著作中指出了狄尔泰划分方法的不合理之处：“在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间，竟安插不下心理学这样如此重要的一门经验科学；从对象说，只能把它看成是精神科学，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其它一切精神科学的基础，可是它是整个作法，它的研究方法，去从头到尾与自然科学完全没有两样。因此对心理学只有采取权宜之计，有时称之为‘内感觉的自然科学’，或称之为‘精神的自然科学’”因此，只有以认识目的为划分基础才是正确的途径，李凯尔特做为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理论也为反实证主义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李凯尔特并不完全否定研究对象在科学分类中的作用，它将科学划分为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并作出了质料的分类原则和形式的分类原则，并强调了价值的概念在分类中的重要作用，它的理论在反证主义中有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