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定位范文

时间:2023-02-24 12:54:30

学科定位

学科定位范文第1篇

[关键词] 人才学 学科定位 学科融合

《人才学》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研究至今,一大批专家学者在默默耕耘,王通讯、叶忠海、赵永乐(望山)、罗洪铁、裘克人、钟祖荣……一颗又一颗璀璨的明星在中国的大地上升起,照耀着《人才学》学科的发展与成长。1992年,人才学正式被国家承认,人才学作为三级学科列入《学科分类与代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代码:630.5520。人才学的学科性质在争议中也逐步尘埃落定。

一、人才学的学科定位

人才学的研究既有从中国古典文献中寻求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论述诸子百家对人才开发、培养、吸收和使用的光辉思想,又有历史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人才工作的重视和发展完善的论述,既尊重了历史又联系了现实,既有对历史的肯定,又有对历史的批评与扬弃。采用现代管理学的理念,运用数学工具,从理论而实践,从一般性的推测到定量的分析,逐步形成了科学严谨的研究思路。

1.人才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

人才学从研究创立至今,专家学者不断提出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从当初对人才概念的模糊到对人才内涵、规律、特点的解读,从研究的零乱性到系统性。从对个体的调查研究走向模型的创建,从感性的思维分析走向理性的科学论断,从专家的只言片语到系列专著文献的问世,事实证明,人才学不再是作坊豆腐,而是理论性很强的科学。

2.人才学是一门综合性的软科学

人才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综合了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人类学、数学、信息科学等多学科的理论知识。人才培养、开发过程的复杂性,人才价值实现的时代性和滞后性,人才工作的延续性和突变性,对人才学学科自身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才学作为一门理论性很强的科学体系,自身不能创造经济价值和经济效益,属于软科学范畴。但人才学又不同于一般的软科学,它的社会实用性价值更大,它影响并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组织的人才发展走向,决定着人才价值的实现率和投放率。

二、人才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

1.人才学与心理学学科的融合

心理学是研究人的情绪、情感、意志、行为等个性心理特征和品质特征的学科。人才学研究的对象也是人,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高级动物,具有复杂的个性心理。人才学关注的是人的过去行为对未来的影响,关注人才发展过程中外界因素对人才个养成的影响,关注人才的思想、行为的演化过程。人的情绪、情感、意志和行为决定着一个人的思想力、学习力、执行力,而人才学的研究正是借助于心理学知识,梳理人才的思想力、学习力和执行力,从而提出人才成长的规律性和提升人才获取知识的能力。人才学提出人才的价值在于个体通过社会价值的实现来体现个体价值,而个体价值的实现是人的心理需求的最高层次。

2.人才学与管理学学科的融合

管理学是研究组织计划、领导、组织和控制的科学,是专门研究如何实现组织内人的宏观调控的一门学问。人才学研究的是人才个体,管理学研究的是人才群体。虽有不同,但管理学更能从另一个侧面另一个视角审视人的行为,个体融于组织之中,个性需与共性相存。任何个体都是社会中的人,都有复杂的社会关系。人才的价值实现必须进入社会人才流通领域,参与社会价值的创造才能实现。而组织价值的实现又需个体人才的创造性劳动,没有个体创造性的劳动,组织的价值就无从谈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才学是管理学的基础,管理学是人才学的高级阶段。

3.人才学与人力资源管理学科的融合

人才学是人力资源学说在中国的具体化。人才学是一个综合性学科,既研究理论,也研究应用;人力资源管理是一个应用性学科,属于经济管理科学。人力资源管理是以组织发展为出发点而对人力资源在组织中如何最大限度创造价值的规律和方法进行研究的应用性管理学科;人才学是研究人才运动现象和人才运动规律的基础性学科。人才学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理论之一。人才是企业管理关注的重点人群,人才学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基础地位将不断上升。要比较全面深入地研究和解决中国人才问题,必须将人力资源管理学说与人才学相结合。

4.人才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融合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重在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的问题。人才学研究的本是人才的成长与发展规律,研究的是个体成才律。高校是社会教育的重要阵地,教育的对象是人才个体。大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存在多变性、差异性和特殊性,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思想对行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通过心灵的熏陶、思想的引导、政治的倡导助其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人才学更多是让大学生明白自身存在的价值,认清社会的需求和历史的使命,提升能力,培养综合素质,增强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判断力、协调力、组织力,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求。

5.人才学与数学学科的融合

学科定位范文第2篇

会计学与财务学的本质是会计学科与财务学科定位的基础。一门学科的本质取决于该学科的研究对象与目标,无论是会计学本质还是财务学本质都是如此。同时,由于会计学与财务学的相关性,将会计学本质与财务学本质结合起来研究,更有利于会计学与财务学本质定位与学科定位。

(一)会计学本质 对于会计的本质,理论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会计是一种信息系统,即会计是向各种利益相关者提供决策所需信息的一个信息系统;二是认为会计是一种管理活动,即会计是参与或直接进行的一种管理和控制活动。会计信息系统论认为,会计的目标是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会计管理系统论认为,会计的目标是依据会计信息进行管理和控制,以实现组织的目标。二者的分歧点在于,前者认为会计只提供决策有用信息,而利用这个信息进行的相关决策与管理等活动不是会计的范畴;后者则认为会计不仅要提供管理与控制所需要的信息,而且利用会计信息进行管理与控制也属于会计的范畴。笔者认为可将前者称为狭义会计观,后者称为广义会计观或大会计观。这种广义会计观的产生与我国当时的会计教育中的学科划分、会计理论中的会计目标确定、会计实务中的会计职责界定有关。

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及改革开放初期,高等教育学科及专业划分中只有会计专业没有财务管理专业,在会计专业的知识结构中,将财务管理课程作为会计专业的必修课而成为会计专业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广义会计观占有支配地位。

会计的目标与会计的本质确定是紧密相关的。在会计管理活动论为主导的情况下,会计的目标显然与利用会计信息进行管理的目标相一致,从而使提供信息有用性目标与使用信息有效性目标统一。这也进一步支撑了广义会计观的形成。

在会计实务中,企业往往将财务职能与会计职能合二为一而设置为财务部或会计部,实际上,无论是称为财务部还是会计部,当时主要行使的都是会计核算和资金收支等职能。这种在学术界和实务界将会计与财务合二为一的情况下,广义会计观是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的。然而,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环境的变化,无论在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上,会计理论与财务理论研究上,还是会计实践与财务管理实践中,会计与财务管理的目标与本质都有了明确的界定,因此,狭义会计观,即会计信息系统论更符合当代会计的本质。

在会计信息系统观下,会计的目标是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因此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是会计学的本质或是会计最根本的质量特征。会计学的这一本质表明,无论是会计的决策有用观,还是受托责任观,为了保证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与可靠性缺一不可。所谓会计相关性是指会计所提供的信息能满足各种不同的相关决策者或信息使用者的决策信息需求;所谓会计可靠性是指会计所提供的信息能真实反映财务基本状况与经营成果。特别应当注意,会计学本质体现的会计信息是用货币计量的信息,而不是其他信息。用货币计量的信息将表现为价值信息、资金或资本信息。

(二)财务学本质 关于财务学的本质问题,财务理论界也有许多观点:一是“货币关系论”,该观点认为财务(或称国民经济各部门财务)是再生产过程中形成、分配和运用货币资金的客观存在的货币关系体系的总和;二是“资金运动论”,该观点认为企业财务是企业再生产过程中资金运动及其所体现的经济关系,这是我国长期以来财务学的主流学派;三是“价值分配论”,该观点认为企业财务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对其再生产过程进行价值分配的一种活动及其所形成的经济关系。另外还有货币收支活动论、分配关系论、价值运动论、本金投入与收益论、财权流等几种观点。上述观点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财务的某些特性,也在不同程度上推进了财务本质理论的建设。但笔者认为,研究财务学的本质应对财务、财务活动、财务关系和财务效果的本质进行界定。财务学的本质是财务活动、财务关系和财务效果的统一,财务学是研究一个组织如何组织财务活动、协调财务关系、提高财务效率的学科。财务是与货币、资金、资本或价值相关的概念;财务活动通常反映为资金或资本的运动,如筹资、投资、营运和分配等;财务关系是指与资本筹资、投资、分配相关的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财务效率是指资本产出与投入的比率或差额,体现为资本的增值。

(三)会计学与财务学本质及关系 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这个信息系统一是提供会计信息的系统,会计信息是以货币表现的有关资金或资本的信息;二是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这些有用的会计信息可用于决策、控制或明确责任;三是提供的有用会计信息必须同时具备会计相关性和可靠性,相关不可靠,或可靠不相关的会计信息,都不是有用的会计信息。财务学的本质是组织财务活动、协调财务关系、提高财务效率,而这种组织、协调和控制财务的过程正是财务决策或财务管理过程,因此,财务学的本质应是一个财务管理系统。从会计信息系统与财务管理系统本质与目标上看,它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作为会计信息系统,其本质和目标就是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作为财务管理系统,其本质与目标就是要提高财务效率,实现资本增值。应当指出,财务学中财务活动、财务关系和财务效率方面的信息是依靠会计学提供的,要进行财务管理,实现财务管理系统的本质与目标,离不开会计信息系统;同时,会计学要真正成为有用的会计信息系统,其提供的资金或资本的信息,必然与财务管理所需要的信息相一致,即提供满足财务决策与控制所需要的信息。

二、会计学与财务学内涵及范畴定位

在明确了财务学与会计学本质的基础上,将对财务学与会计学内涵及范畴进行定位。财务学内涵及范畴与会计学内涵及范畴是相关的,因此,仍从会计学内涵与定位出发研究财务学内涵与范畴定位。

(一)会计学内涵与范畴定位 会计学的本质与目标决定了会计学的发展,会计质量特征中的会计相关性决定了会计学的内涵与范畴。会计相关性体现在会计信息有用性需求方面所含内容是十分广泛的,不同的信息需求者所需求的会计信息可能是不同的,因此,明确这些需求对定位会计学的内涵与范畴十分重要。

(1)会计学内涵的定位。所谓内涵,通常是指一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总和,也就是概念的内容。从哲学角度看,内涵是指事物内在因素的总和。因此,会计学的内涵就是要反映会计学的本质属性和会计学的内在因素总和。会计作为提供有用会计信息的系统这一本质与目标,决定了要定位会计学的内涵,必须回答会计如何提供信息,提供何种信息,以及为谁提供信息等内在因素问题。

会计学以会计的目标、职能、对象和程序、方法为研究对象,采用一定的研究方法,构建会计理论体系,揭示会计所反映和监督经济活动的过程,促进会计工作更好地为经济生活服务。会计是以货币为计量尺度,运用一系列程序和方法,连续记录经济业务,反映和监督经济活动中价值运动过程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会计的基本程序与方法是指会计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会计程序与方法中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这四个方面是会计学的核心内容,其中,提供会计报告是会计的主要职能。会计报告是整个会计系统的最终产品,是以浓缩的、综合的、系统的、分类的形式反映企业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的书面文件。

可见,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这个信息系统最终提供的会计信息主要以会计报告来反映。会计报告信息从生成的程序和方法角度看,形成了会计确认、计量、记录与报告的方法体系;会计报告信息从生成的相关性角度看,反映了经济活动的运行状况、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会计报告信息从生成的有用性角度看,它要满足利益相关者决策、控制、评价等对会计信息的需要。

(2)会计学范畴的定位。关于会计学的范畴定位问题,实质上是在对会计学本质和内涵界定基础上,依据一定的标准对会计学进行科学分类的问题。会计学范畴定位对会计学科定位有着重要的影响,会计学的范畴不同,会计学科的地位也不同。然而,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中,人们对会计学范畴的理解是不同的,有的将会计学范畴理解为会计学理论范畴,有的理解为会计学应用范畴,有的理解为会计学研究范畴,有的扩展到会计学影响范畴。进行会计学范畴定位,既要对会计学内涵及外延进行科学的界定,又要对会计学范畴的分类标准进行合适的选择。解决好这两个问题是进行会计学范畴科学定位的关键。

(二)财务学内涵与范畴定位 会计学的内涵与范畴为财务学内涵与范畴的定位奠定了基础,财务学的本质为财务学内涵与范畴定位指明了方向。

1、财务学内涵的定位。要界定财务学的内涵,首先要界定财务的内涵和财务管理的内涵。

(1)财务的内涵。财务学的核心词是财务。财务一词是与英语FINANCE相对应的。FINANCE还被翻译为金融,有的将其翻译为财政。在研究国外对财务的一般解释时,将财务等同于FINANCE。关于财务的定义有许多,几种有代表性的主要观点是:

财务是为支出而筹集资金和资本的过程。将投资者和储蓄者的资金提供给消费者、政府和企业。

财务研究个人、经济实体和其他组织如何在一定期间内分配资源,主要应用经济学的方法来解决分配金融资源的问题,特别强调如何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进行决策。对资产负债表的右方比较关注。

财务研究一个组织投资什么,投资多少,从哪里取得资金,如何取得资金以及资本市场如何运行。财务主要关注于价值——管理决策如何影响公司股东的财富价值以及资本市场如何将资源引导向最有价值的用途。

财务是关于资本的科学。它包括项目选择(资本预算)、投资选择和融资选择:项目选择通过资本预算考虑是否实施某些项目;投资选择考虑货币投资决策,如投资于银行、股票市场,还是其他方面;融资选择考虑单个经济主体如何为将要实施的项目筹集资金。

财务的上述定义反映了国外对财务的基本共识和两种不同的观点。基本共识是财务是关于资本的科学,财务与资本运作与管理密不可分;财务是研究个人、经济实体和其他组织资本的科学。关于财务的内涵的不同观点,一是认为财务是关于资本筹集的科学;二是认为财务是关于筹资与投资的科学。

我国对财务的解释不是从财务的内涵进行的,而往往是从财务的对象进行的。而且我国在解释财务时实际上是与财务管理相联系的,因此有些教材根本不分财务与财务管理,而是直接采用财务管理的概念。笔者关于财务的不同解释是对有明确财务定义的主要观点综述。

财务泛指财务活动与财务关系。财务活动指企业再生产过程中涉及的资金活动,表明财务的形式特征;财务关系指财务活动中企业与各方面的经济关系,揭示财务的内容本质。

财务是国民经济中各部门财务活动与财务关系的总称。其中财务活动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经济关系,而财务关系则是体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财务是企业或单位生产经营中的货币资金运动。包括货币资金筹集、货币资金使用、货币资金收回和货币资金分配。

财务是企业再生产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资金运动及其所体现的经济利益关系。

财务是价值运动及其所反映的经济关系。

财务的本质是企业和经济部门财务,是客观存在于生产经营过程的货币关系。

财务的本质是企业为实现生产职能对生产要素和经营成果的分配。

我国关于财务定义的基本共识表现在:财务是财务活动、财务关系及其总称。关于财务定义的不同观点可归纳为:从财务范畴看,有的将财务界定为企业财务,有的将财务界定为国民经济各部门财务;从财务活动看,有的认为是货币收支活动,有的认为是资金运动,有的认为是价值运动;从财务关系看,有的认为是货币关系,有的认为是经济关系,有的认为是社会关系。

目前关于财务的定义,有的定义的是财务学,有的定义的是财务管理,如果不区分财务、财务管理和财务学,给财务一个综合的定义,那么财务可定义为:财务是关于经济实体、个人和其他组织进行资金或资本运筹的科学。如果将财务与财务学、财务管理区分开来,财务可做如下界定:财务与价值紧密相关,这种价值具体体现为资金或资本;财务表现为财务活动,即资金或资本的筹集、使用与分配;财务活动体现出财务关系,包括所有者、债权人、管理者、员工、政府等的关系。

(2)财务管理的内涵。管理可被看成是这样一种活动,即它发挥某个职能,以便有效地获取、分配和利用人的努力和物质资源,来实现某个目标。管理活动是发挥管理职能的活动,管理的职能包括计划、组织、指挥、协调与控制,在管理活动中,各种管理职能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管理的内容由管理活动的内容所决定,现代管理之父法约尔将一个企业的活动分为以下几类:“技术活动,即生产和制造;供销活动,即购买、销售和交换;财务活动,即寻找资本及最适当地利用资本;安全活动,即保护财产和人员;会计活动,即盘存、资产负债表、成本和统计;管理活动,即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在上述活动中,管理活动即是管理或管理职能,管理的内容应该是管理活动赖以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其他五种活动,包括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会计管理、营销管理、生产管理。财务管理是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关于财务管理的内涵,国外至少有两种解释:一是将公司理财(corporate finance)定义为财务管理,那么财务管理的范围则被限定在公司的范围之内,非营利组织和金融机构等都不能被纳入到财务管理的范畴之中来。在这种观点下,西方将财务学科分为以下三个部分:金融市场学,投资学,企业理财或财务管理。二是将财务管理(financial management)作为财务学或金融学的泛称。在这种观点下,财务管理就不再是简单的微观性质的定义,而应当突破现有公司理财范围的限制,把宏观定义下的财务(金融)也作为研究对象。财务管理不仅是对存在于公司或者各种机构范围内各种财务活动进行的管理,也包括存在于机构范围之外针对特定金融产品及衍生金融产品的管理,更包括对金融市场进行的管理。

我国财务界对“财务”和“财务管理”这两个名词存在着混杂使用的情况,同时对财务管理与公司理财也存在混用的状况。因此,讨论财务管理的定义,有必要界定清楚财务与财务管理这两个基本概念,进而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目前关于财务管理有以下几种定义:产品价值的形成、实现和分配(赵玉珉,1980);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王庆成,1981);对财务活动的管理(刘恩禄,1984);资金收支管理活动(陈毓圭,1986);对资金运动的管理(杜英斌,1988);筹集和运用资本(杨正新,1990);货币资源配置和货币关系处置(陈学荣,1991);价值管理活动(耿建新,1992);对企业资金的规划和控制(王庆成、王化成,1993);有关资金的筹集、投放和分配的管理(注册会计师考试办公室)。这些观点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五种,即财务管理是:对价值的管理;各财务职能或内容的总和;对财务活动的管理;对资金运动的管理;对财务活动和财务关系的双重管理。根据前述财务及财务管理的定义,可将财务管理定义为是对财务的管理,即通过对资金或资本运筹的管理,协调与处理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其最终目的是实现资金或资本的运筹效率和效果。

(3)财务学的内涵。财务学是在探索资本运筹规律、追求资本运筹效率、总结资本运筹观念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或者说财务学是研究资本运筹规律与效率的一门科学。它可以更形象地通过组织安排财务活动、协调财务关系和财务效率的提高来具体表现。研究财务学的本质应对财务、财务活动、财务关系和财务效率的本质进行界定。财务学的本质是财务活动、财务关系和财务效率的统一,财务学是研究一个组织如何组织财务活动、协调财务关系、提高财务效率的学科。财务是与货币、资金、资本或价值相关的概念;财务活动通常反映为资金或资本的运动,如筹资、投资、营运和分配等;财务关系是指与资本筹资、投资、分配相关的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财务效率是指资本产出与投入的比率或差额,体现为资本的增值。财务的本质与目标决定着财务经济学与财务管理学的关系,以及财务学的范畴。

2、财务学范畴的定位。财务学的范畴是指财务学所涉及的内容。从不同的角度划分,财务学有不同的范畴分类。关于财务学范畴定位问题,如同会计学范畴定位,也涉及财务学理论范畴、财务学应用范畴,财务学影响范畴、财务学研究范畴,财务学基本范畴和财务学所属范畴等。

关于财务学的所属范畴也一直存在争议,如财务学是属于经济学范畴、管理学范畴,还是社会学范畴、数学范畴等。

关于财务学的基本范畴,同样有着不同的划分角度。如,从财务活动的内容划分,财务学范畴包括筹资学、投资学和分配学;从财务学的教学层级来划分,财务学分为财务学基础、中级财务管理学和高级财务管理学三个层次;从财务活动的地域划分,可以分为一般财务管理和跨国财务管理;从财务学的广义主体可分为宏观财务与微观财务;从财务学的狭义主体可分为所有者财务、经营者财务与财务经理财务;从财务学应用角度看其范畴,可划分为:企业财务管理、金融市场、投资管理及其他财务管理等。

关于财务学的研究范畴,如同会计学的研究范畴,涉及的面更加广泛,除了财务学的基本范畴,还涉及到与财务学属性和应用及影响相关的各个范畴,特别是财务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关联的范畴都是财务学的研究范畴。

综合上述财务学范畴的内涵,结合财务学理论发展与学科及专业发展的需要,可将财务学范畴主要划分为财务学理论范畴与财务学应用范畴两大类。

三、会计学、财务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明确会计学与财务学的内涵与范畴,为界定会计学与财务学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而要理顺会计学与财务学的关系,首先需要理解会计学与财务学的关系,以及会计学、财务学与经济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关系,为会计学科与财务学科定位奠定理论基础。

(一)会计学与财务学的关系 会计学的本质与目标决定了会计学的发展,会计质量特征中的会计相关性决定了会计学的内涵与范畴。会计相关性体现在会计信息有用性需求方面所含内容是十分广泛的,不同的信息需求者所需求的会计信息可能是不同的。财务学中财务活动、财务关系和财务效率方面所需的信息是依靠会计学提供的,要进行财务管理,实现财务管理系统的本质与目标,离不开会计信息系统;同时,会计学要真正成为有用的会计信息系统,其提供的资金或资本的信息,必然要与财务管理所需要的信息相一致,即提供满足财务决策与控制所需要的信息,而且会计学中的很多基础概念也正不断从财务学借鉴,如价值、货币时间价值等。

(2)财务分析学在财务学中的地位。要说明财务分析学在财务学中的地位,首先需要了解财务学与财务分析学之间的关系,财务学对财务分析学是如何依赖的,以及依赖的程度。从财务分析学的分析对象看,它分析的是财务学中的财务活动,应该说,财务学与财务分析学两者在研究对象上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一个是关注财务活动的具体运作,另一个则关注财务活动的分析与信息的提供。具体而言,财务学是财务分析结果的未来应用。从财务经济学视角来看,财务学需要信息来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财务管理学视角来看,财务学中筹资、投资、分配等各项活动的管理与控制均需要信息的支撑。财务学中财务活动、财务关系和财务效率方面的信息是依靠会计学提供的,财务学对会计信息需求具有多样性,而会计学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具有一般性和广泛性,这就决定了财务学需要借助于某种信息生成或者说信息定制工具,按照各项活动和目标的要求,生成特定的信息,而这个信息生成的媒介就是财务分析。此外,由于财务分析学分析的对象是财务活动,分析的内容、原理与方法都是围绕财务活动展开和财务目标的实现,因此财务分析中的思想主要来自于财务学,如价值的分析,绩效的分析等。

(3)财务分析在会计学、财务学中地位的演变。通过前述分析,可以清晰发现财务分析的地位与作用,以及财务分析学与会计学、财务学之间的关系。会计学是财务分析的基础,而财务学是财务分析的应用方向。会计学与财务学各自的学科发展均离不开财务分析,而且会计学与财务学之间的交叉更离不开财务分析。财务分析是会计学与财务学之间的连接桥梁。随着财务信息在各方面被使用的广度与深度的增加,财务分析的作用也将更加重要。会计学、财务学与财务分析学之间的关系及演变可由图1所示。

(4)会计学、财务分析与相关学科的关系。随着相关学科理论与实务对会计信息需求的加大,财务分析在连接会计学与相关学科关系中的地位与功能将进一步扩展,如图2所示。

从财务分析在会计学与相关学科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看,随着会计学科地位的提升,以及相关学科对会计学信息需求范围、数量与质量要求的提高,财务分析学将在分析主体、分析对象、分析内容和学科地位上有进一步的扩展与提升。财务分析不仅要满足投资者、债权人等外部信息需求者的需要,而且要满足管理者、员工等内部信息需求者的需要;不仅要满足管理学理论与实务发展的需要,而且要满足经济学理论与实务发展的需要;财务分析不仅是一门独立的边缘性学科,而且将成为一个独立于会计学和财务学等的专业方向。

参考文献:

[1]张先治:《财务学科定位与发展研究——基于会计学科定位的思考》,《会计研究》2007年第6期。

[2]葛家澍、刘峰:《会计学导论》,立信会计出版社1998年版。

[3]杨纪琬:《中国现代会计手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

[4]陆正飞:《财务管理》,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王庆成、郭复初:《财务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6]周首华、[美]杨济华:《当代西方财务管理》,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7]冯淑萍主编:《简明会计辞典》,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8]赵德武:《财务管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9]荆新、王化成、刘俊彦:《财务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学科定位范文第3篇

1.1护理学的护理理念、工作范围以及工作的性质都在不断的变化

在我国社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人们对于护理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因此护理工作的内容肯定也要随之发展和变化。护理专业与医疗专业是有着不同的,前者是更重视人的,而后者则是更重视疾病的,所以护理学的工作理念应是以人为中心,从人的角度和人的思想出发,而不仅仅是传统的“医疗+护理”的工作模式。在护理人的过程中,在考虑人的生理方面的基础上,也要考虑人的生活习惯、家庭状况、生活环境、医疗状况以及职业危险等因素。所以,护理学的工作范围和工作性质就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首先,工作的场所不仅仅是医院了,学校、幼儿园、社区以及工矿企业都是护理学的工作场所,而护士也不仅仅是人健康的照顾者了,同时更应是人健康的教育者和促进者以及预防保健者,因此随着护理学实践领域的不断扩大,其工作范围也已经超出了医学上一级学科的覆盖范围了,将护理学定位为一级学科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1.2学科发展的自然形态

在我国各个学科的发展进程中,有一种自然的形态在一定的时间状态和空间范围内会得到自然的体现,实际上就是一级学科会必然的得到增加,而二级学科会相应的减少。通常情况下,一级学科的研究范围肯定是要广于二级学科的,但是随着我国医学工作者对于社会课题的不断研究,二级学科的涉及层面也会更加的广泛,一级学科就不能全面的覆盖二级学科了。因此,在社会需求不断增加以及二级学科越发成熟的前提下,二级学科也必将逐步的发展成为一级学科。而这种学科发展的自然形态在我国所授予的硕士和博士的专业目录中就得到了一定的体现,最初我国医学门类的一级学科6个,二级学科88个,而近些年来医学门类的一级学科已增长到了8个,二级学科则减少到只有53个了。

2护理学发展的实践需要

2.1高等护理教育的发展需求

我国培养护理学科研究生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了,但是始终都是在将护理学定位为二级学科的情况下所培养的,所授予的学位也都是博士学科和硕士学位,然而,如果认真的分析护理学科这门应用性学科的工作性质,其人才的培养的目标应是培养从事某一特定职业实际能力的应用性人才。在我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所颁布的相关文件中曾指出[4],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的授予对象应是在职的临床医师以及临床医学的研究生。而对其的考核和培养也都是依据临床医生的实际要求而确定的,而实际上这些要求是并不能够完全的满足护理学研究生的培养工作的。根据我国相关部门的具体要求,临床类的医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都是应依据二级学科来培养的,护理学作为一个二级学科,其培养出来的硕士研究生要想同时满足外科、内科、妇科、儿科以及五官科等多个临床专科的护理需求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护理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以及护理学学科的定位对于制定本学科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以及培养的类型都将产生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指导意义。

2.2护理研究的需要

护理学与其他类型的学科一样,要想发展就必须要进行科学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符合护理学特色的理论知识结构,从而促进护理学的发展。做好对护理学知识的来源和构成的研究工作,对设置护理学本科、硕士以及博士的实际课程也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对于护理学领域研究团队的构成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学科建设是科学研究的根本原动力,而科研项目则是学科建立的载体,以往的种种经验也已经证明了,要想培养出高水平的研究人员,提高本学科的整体实力,从而获得理想的科研成果,就必须对重大的科研项目深入的研究。然而,由于目前对护理学的定位,还无法形成专业的学术团队,这对护理学科研经费的投入以及科研课题的申报都是有很大的限制的。

2.3护理临床实践的需求

在我国“十一五”期间所颁布的《中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下,要想进一步满足专科护理领域的发展需求,确保护理专科化的应运而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培养专业的临床护理人才。在美国、加拿大等一些发达国家早己将本科学历作为护士的人们标准了,我国也已经开始护理研究生的教育工作,但还都停留在培养科研型研究生的层面上,在此基础上还应转变开始培养临床的专科护士。由于对护理学的定位仍是医学下的二级学科,还不能进行合理化的专业是指,所以也就无法确定临床型研究生的培养方向,无法对有较强工作经验的护士专科化的培养,这对整个护理学科的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

3护理学学科的成熟度

现阶段,我国的护理学已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理论和体系,同时也形成了以人、健康、环境和护理为主的有学科特色的中心理念,有了从人的整体性出发来研究和促进人类身心健康的研究内容,护理学科的体制也已逐步的发展完善了。在护理学科的知识领域,量性研究发展的已较为成熟,质性研究方法也已趋于成熟了。护理学的教育体系也已经很完善了,我国共有博士招生点22个,硕士招生点65个。在国外的很多国家都已将护理学与牙科学和医学共同定位为一级学科,而在我国,绝大部分的专家学者从国内外的护理发展现状角度出发,也认为护理学应设为一级学科,这说明社会已经认可了护理学科的成熟度。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对将护理学定位为一级学科的理论基础、护理学发展的实践需要以及护理学学科的成熟度三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探讨。如果能够解决将护理学定位为一级学科的问题,会对促进我国护理学的快速发展产生十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能解决护理专业层次人才培养存在的种种问题,不但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也能够为我国建设小康社会培养更加优秀的卫生保健人才,因此,将护理学定位为一级学科是十分必要的。

学科定位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教育技术学;学科定位;教育实践学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89X(2009)06-0008-02

教育技术学科的定位一直是本学科领域所关注的话题,科学的定位对于学科的建设和未来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目前,由于研究者不同的分析思考角度,对教育技术学学科定位的理解和论述百家争鸣,各不相同。无论是从教育的角度还是从技术的角度,以及从两者结合的角度分析教育技术的研究内涵,各种观点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1 概念的界定

要深入理解“教育技术”这个概念,需要从本源上去发掘,先搞清什么是教育,什么是技术,以及教育技术的定义。

1.1 什么是教育中国最早出现“教育”一词是在《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其具体含义为:“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这里的“教”是指教育者的教诲与受教者的效仿,而“育”则是使受教育者向好的方向发展。而现代,对“教育”的广义定义是“有目的地增进人的知识技能、影响人的思想品德的活动”(《教育大词典》);狭义定义是“对受教育者所进行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传授知识技能、培养思想品德、发展智力和体力的活动”(柳海民,1999)。无论是古代或现代,对教育一词的认同都直接与培养人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讲,教育也可称得上最大的专业领域,因为所有年龄阶段(包括不同工作领域)的人都将与教育发生关联,正所谓“终生教育或终生学习”。无论是教育的广义或狭义定义,教育总的目的和目标都是清楚的,那就是“为社会培养各种有用人才”。

1.2 什么是技术目前对技术较全面的理解是技术应包括有形的东西(物化形态的技术)和无形的东西(智能形态的技术)这2个方面,在《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对技术的定义是“人类为了满足社会需要依靠自然规律和自然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来创造、控制、应用和改进人工自然系统的手段和方法”。《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技术是人类改变或控制客观环境的手段或活动”。贝克认为,技术是“通过智慧对自然的改造,是人按照自己的目的,根据对自然规律的理解,改造和变革无机界、有机界和人本身的心理和智慧的特性(或相应的自然过程)”。

1.3 什么是教育技术“教育技术”严格来说应该是以下2种说法:Technology of Education和Technology in Education。我国目前广泛认可的教育技术定义一般是美国AECT1994年所公布的定义,近2年又将2004年巴巴拉提出的新定义作为讨论热点(当然,该定义还只能视为个人的观点),所以有必要对这2个定义作些变化上的比较。

AECT94定义:教学技术是为了促进学习,对学习过程和资源进行设计、开发、应用、管理和评价的理论和实践。

AECT04定义(巴巴拉观点):教育的技术是通过创建、使用、管理适当的各种技术过程和资源,有助于学习和行为提高的研究和道德规范的实践。

与AECT94定义相比,AECT04的定义中不仅强调要有助学习(促进学习),还强调学习的内涵――行为提高。学习是行为或按照某种方式表现某种行为的能力的持久变化,它来自实践或其他的经历。因此,教育技术研究的重点不仅要促进学习,还要对学习者的行为或能力产生持久的改变,这种改变要从学习实践中获得并能够保持。另外,研究范围从学习有关的过程和资源具体到对技术过程和技术资源的研究,更体现教育技术学科的技术特征。

2 关于学科定位的代表性观点

关于教育技术学学科定位问题,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观点来看有各自不同的结论,在此选取3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来讨论。

观点一: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育技术中心主任赵勇博士――教育为体,技术为用[1]。他认为AECT定义大多从技术的角度出发,使得教育和技术的关系相对失衡。“教育为体,技术为用”,较好地概括了教育技术中教育与技术的关系,教育始终是出发点,技术是参与教育的重要因素。教育技术的研究范畴不应局限在开发和管理上,从教育的不同层面出发,考虑技术在其间的运用、参与是一个很广的范畴。赵勇博士总结:以创新为出发点、以应用为目的,研究对象既包括人,也包括技术,关注技术的突变性和永恒性。

观点二:北京师范大学刘美凤博士――将技术定位为广义的技术(工具、意志、知识、活动和技能),广义技术定义下的教育技术,就是广义的教育技术定位。广义教育技术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发现或创造性地提出把与教和学相关的科学知识或经验用于解决教与学实践当中的问题的原则、操作程序、方式或方法、技能或技巧以及对所需要用到的资源(媒体、环境和相应的支持系统)的要求等方面的知识;对过程和资源进行设计、开发、应用、管理和评价等知识;基于行动研究的系统方法和形成性研究方法的指导思想、应用模型、实施程序等知识[2]。

观点三:华东师范大学高丹丹――教育技术学的定位是技术和应用为主的学科[3]。技术在教育中的价值是通过应用和开发体现出来的,这种价值承载了教育者的理念和思想,带有明确的教育目的,最终是为了达到促进学习的效果。可以说,技术内在的教育价值必须通过在教育、教学、管理中的应用得以外化,并且只有在科学的研究基础上的应用才能发挥促进人的发展的正面价值,避免由于对技术的盲目崇拜和错误使用而带来的负面影响。为此,可以说,技术只有通过应用才能体现价值,技术只有通过研究与应用才能提升价值。教育技术学科必须通过对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和研究,才能体现出自身(学科)的价值。

3 笔者理解的教育技术=教育×技术

通过分析,笔者认为,教育技术并不是教育和技术简单的混合,而是技术与教育相互融合、相互作用而成为一个系统,教育技术中的教育与技术不是相加关系,而是相乘关系,两者结合的最终目的是提升教育教学效果。

3.1 教育技术学学科研究目的教育技术学学科研究目的是提高教学效果,技术为提升教育效果服务。两者结合的最终目的是提升教育教学效果,在探索教育技术问题的时候,教育效果应当始终是出发点,技术作为提高教育效果的关键因素。如何利用技术更好地达到教育目标,如何通过技术参与来提高学校运作效率,如何利用技术来辅助学习,如何使技术在教师培训中起到恰当的作用……,对这些问题的探索,都是对教育问题的关注,需要通过技术的运用来解决。

3.2 如何提升教学效果提升教学效果的方法是技术,既包括“物化形态的技术”,也包括“观念形态的技术”。教育是培养人的实践活动,为达到培养人的社会目的,就一定会在实践过程中讲究“技术”;而且,一切在教育实践及其研究中得出的经验、认识或理论,最终目的是希望通过“技术”应用到教育实践当中去,从而更好地实现教育目标。

3.3 要解决的问题:如何教与学相对于研究“教育是什么”,即探索教育规律的教育科学,以及“为什么教育”,即探索教育根源与本质的教育哲学而言,教育技术学研究与实践的核心和关注点是“如何教学”。它把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试图利用一切相关的教与学的科学知识或经验,通过研究、探索与实验,改进教学实践,更好更快地实现教育的目标,这就是教育技术及其学科要达到的目的。所以,教育技术学就是对解决教育、教学实践问题的策略方案、途径的追求和相应理论的研究。

4 教育技术学学科定位是教育实践学

教育实践是教育理论的实践,教育实践学研究的对象是教育和教育实践活动,研究的目的是提供环境和理论使教师更好地教,学生更好地学,是使教学活动及教学管理活动更有效地开展。理论来源是教育理论、心理学理论、学习理论、传播理论、系统论、信息技术理论和马克思实践哲学,理论发展方向是关于教与学的活动如何有效开展,如何验证教与学活动的有效性,如何为教与学的活动提供便利条件。

当前教育技术的困境是作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桥梁学科,虽然是应理论向实践转化的需求所生的,它有进行实践应用的理论,但是其理论的可应用性不强,教育技术的价值没有体现出来。所以教育技术要把实践作为根基,从实践和理论中来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完善和发展。

5 教育技术学的应用领域

笔者认为,教育技术学的应用领域应当主要面向教师的进修,而教育技术专业人员做教与学的服务工作。教育技术专业人员除了教师教育技能培训外并不直接担任教学实践活动,由学科教师进行教育技术实践,而专业人员负责教与学的服务工作,比如教育教学软件的开发、教学设备的优化组合、教学模式的研究、提供便利的教学管理、进行教育效果评估……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Molenda教授认为,教育技术学专业的毕业生的出路,或者去软件公司作为教学设计人员设计开发软件,或者在公司从事绩效技术的工作,或者去公司当一个教学设计项目小组的协调人员或项目经理,还有的走入大学成为本专业的教授。笔者认为还有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是做教师教育技术技能培训工作,成立一个教师教育技术技能培训部,为全国的教师教育技术技能负责。前提是为教师的教育技术技能作出一个完善的评估标准,并且学校要把教育技术技能作为教师的必备技能。

参考文献

[1]刘美凤.教育技术学学科定位问题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

[2]赵勇.传统与创新:教育与技术关系漫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学科定位范文第5篇

关键词:法学;学科;社会科学法学的学科定位问题是我们进行法学理论研究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它也是法学理论研究的前提性问题,它直接关乎法学研究的发展方向。而在我国法学界很少有人讨论过作为一门学科的“法学”的定位问题,对于法学的学科属性究竟是什么往往都是做出了一种想当然的回答。目前法学界对于“法学”的定义的探讨多集中于法学研究的范畴。典型的表述模式是将法学定义为“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各种科学活动及其认识成果的总称”。①这种定义以法学的研究范畴为出发点,但它并没有揭示出法学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地位。上述定义模式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其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每一个学科的研究范畴都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学科的交叉与整合已经成为现代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法律现象也不再仅仅是某种实在法的运动现象。如果我们仅仅依据学科的研究范畴来定义某个学科,那么就无法揭示学科间的研究差异,也无法将人文社会诸学科进行正确的划分。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法学的学科定位应当着眼于整个人类社会的知识系统,在现代社会的知识结构中为法学寻找自己的领地与归属。

一、法学是一门科学吗?

法学是否为一门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 的定义以及“科学” 的包容性。因此,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就有必要对“科学”的含义和范围进行合理地界定。

“科学”的最初含义来自法语,仅指“知识” 而已。1976年出版的《法国百科全书》将“科学”解释为通过揭示现象之中的规律所取得的全部知识,以及作为这些知识之基础的认识论。②美国学者沃尔多也认为:“从最广义上讲,即从词源学和历史的角度来证明,科学只不过是(虽然这里没有简单的事物)‘知识’。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科学只是某种类型的知识,是根据专门方法的准则来获得和证明的知识。”③以这种较为宽泛的定义来衡量,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人类文明的几千年发展中,法学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并且在历代法学家的锤炼之下,已形成了以不同方法为主导的各种流派。应当认为,法学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社会功能。对于这一点,法国《拉鲁斯大百科全书》也作了明确的回答:“法学确实不折不扣地是一门科学。按照法学的研究对象而言,它是对各种法律事件及其相互关系和分类等方面实践的认识;按照法学的应用方法来看,又是十分严谨的论述和仔细的分析,是演绎方法和归纳程序同时兼用(旨在摆脱大量法律条文背后的各种原理原则的影响);按照法学的实践或教育目的而言,是要起到协调社会生活的作用,或者教育公民们懂得各种法律。”④

相反,如果将“科学” 仅仅等同于“自然科学”,那么,法学与自然科学所要求的逻辑体系与研究范式之间可能存在较大的差距,其科学性也就令人怀疑。历史上,以“自然科学” 的标准否定法学的科学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科学”以对客体的观察、测量、计算为基础,立足于经验的视角观察问题,而“法学”主要是理解法律语言的表达及其规范性意义。

2、“科学”反映的是事物的因果关系,而法学至多只能反映事物的准因果关系。

3、“科学”必须保持价值中立,而法学则很难排斥价值判断。

4、“科学”的方法是通过实验或资料的收集来进行,而法学只能运用演绎与归纳的方法进行研究,其结果既无法保证准确性,在理论上也不能证成。

总之,关于法学是否为一门科学的问题,首先,必须把“科学”作为一个普遍性的概念,用于指称人类的一种专门性研究活动,而不应把自然科学作为唯一的存在方式与判断标准;其次,必须反对科学上的“沙文主义”,即武断的“科学主义”。在此前提下,笔者认为,法学是一门科学。

二、法学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

对于这一问题,或许很多人从来没有思考过,也许它根本就不构成问题。但是在人类学问博大精深,知识体系纷繁复杂的今天,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足鼎立的现代知识系统中,法学的定位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难题。

大多数人倾向于将法学理解为一门社会科学,但是社会科学的许多特征却是法学所不具备的。而将法学作为为一种人文科学却又与法学理论的某些客观性特征格格不入。尽管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特征都可归纳为一种价值论上的问题,但是二者之间仍然有比较大的差异。社会科学的基本思路是对某一事物进行比较客观的“描述—评价—预测”,而人文科学的基本思路是“解释与批判”。法学的尴尬恰恰正在于其既要具备解释与批判的功能,同时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比较客观的“描述—评价—预测”。这种局面的形成是由法学本身的特征所决定的,即法学既要对现实问题作出回应,又要保持一定的超然性。法律本身也必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有的学者指出“法律在规范层面是封闭的,但是在认知层面却是开放的”,也正是指此。

卡尔·拉伦兹认为,法学的本质是一种规范研究。规范研究的本质是对于现实问题的价值解答,也就是说法学的首要任务既不是求真也不是在于描述,而是对事物的价值或意义作出回答。如果说法律的基本功能在于“定纷止争”,那么,法学在面对现实的纷争的时候就必须对引起纷争的行为作出评价。这种评价是法的基本功能所在,但它仅仅是法的功能的一部分。通过对行为的评价,法要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或理念,并进而引导人们的行为,使个人的行为与社会的需要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协调。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是实现人类自我控制的工具。法学就是人们通过对这一工具的研究而实现对人自身的关怀的途径。法学存在的根本价值也就体现在这种对自我生存困境的关怀之中。所以,我认为,法学的实质是一种“人学”,这是由法与人的特殊关系所决定的,正所谓“道不远人,远人非道”。同时,也应指出,将法学定位为人学并不是将法仅仅看作是人类的工具理性的产物。法学应当是人类对于自身生存状况的理性把握和反思之学,是人类对于自身存在价值的不断探索与追问之学。

三、法学应该做什么?

既然法学的本质是一种人学,那么法学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究竟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或曰法学应该做什么就又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法学是毕其力追求自身的完善还是尽可能实现其社会价值,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理论法学者尤其是法理学者多以追求法学或法律的自身完善为境界,而应用法学者则更倾向于寻求法学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对此,我们不愿作出孰优孰劣的评论,但我们可以评价其对社会的价值与贡献。既然法学不是空中楼阁,总该考虑其对社会的贡献,“真正的贡献,只能产生于对中国的昔日和现实的真切的和真诚的关怀和信任……”⑤尤其是法学不能也不该只是某一个或某一类少数人才可以掌握和运用的知识!从这一角度来看,法学应该做什么应当是明确的。

我们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将法视为工具,将法学视为工具理性的学科。所以,法学研究一直不能探索出一种自足的研究方式和方法。法学成为了寄生在别的学科之上的寄生学科。法学在近代社会发展史上曾经长期被排斥在知识系统之外,甚至被当作一门职业技能来看待。同时,法学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保持着与其他学科的相对独立性,法学也依然被法律人这一特殊的人群所拥戴。可是法学在现代知识结构中所表现出来的尴尬局面却是每一个法律人所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法学的研究方法对于别的社会科学似乎完全失效,而别的社会科学大举入侵法学的传统领域则是不争的事实。经济学对法学问题的涉足形成了法律的经济分析学派。社会学对现代法学的影响更是巨大,法的社会学派已经成为近代三大法学流派之一。

总之,法学应该做什么将是一个意义深远的问题。它不仅涉及到法学的自身定位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涉及到法学的历史使命与终极关怀。法学理论的发展不应是一个坐等消亡的过程。我们如何参与到现代学术的话语中去,如何与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对话则是法律人在今天最为重要的历史使命。(作者单位:山东女子学院)

注解

①张文显.法理学[C].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

②转引自王馥郁.社会科学方法论导论[C].燕山出版社.1993.8-9.

③[美]德怀特·沃尔多.政治学:传统、学科、专业、科学、事业.〔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政治学手册精选》(上)[C].商务印书馆.1996.1.

④潘念之.法学总论[C].知识出版社.1981.42.

学科定位范文第6篇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格鲁夫音乐大词典(第6卷)[Z].P275.香港:美国Macmillan公司出版,1980.

[2]沈洽,董维松.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P183.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3]俞人豪.音乐学概论[M].P231.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

[4]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P121.

[5]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P213.

[6]民族研究丛刊(第1辑)[C].P287.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

[7]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P273.

[8]古宗智.EML理论方法应用[M].P81、84.贵阳:贵州艺校印刷,1992.

[9]高厚永.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和发展[J].音乐研究.1980(4).

[10]黄友葵.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开幕词[J].南艺学报.1980(2).

[11]吕骥.在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J].南艺学报.1980(2).

[12]自沈洽.民族音乐学在中国[J].中国音乐学1996(3).

学科定位范文第7篇

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收稿日期:2000—06—27【参考文献】[1]格鲁夫音乐大词典(第6卷)[Z].P275.香港:美国Macmillan公司出版,1980.[2]沈洽,董维松.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P183.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3]俞人豪.音乐学概论[M].P231.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4]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P121.[5]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P213.[6]民族研究丛刊(第1辑)[C].P287.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7]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P273.[8]古宗智.EML理论方法应用[M].P81、84.贵阳:贵州艺校印刷,1992.[9]高厚永.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和发展[J].音乐研究.1980(4).[10]黄友葵.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开幕词[J].南艺学报.1980(2).[11]吕骥.在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J].南艺学报.1980(2).[12]自沈洽.民族音乐学在中国[J].中国音乐学1996(3).[13]EthnomusicologyinChina[J]byShenQia:AResponseJournalofMusicinChina.1999(1).P37—38.

学科定位范文第8篇

[关键词]语言经济学 学科 定位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9-0031-01

上世纪60年代,语言经济学开始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是一门横跨语言学和经济学的学科。几十年来,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形成了一些理论观点,然而,对语言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对象、主题、方法等,学术界还没能达成一致。因此,进一步界定该学科,揭示上述问题十分必要。

一、语言经济学的发展

经济理论就是人们从某些前提假设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来预测某些经济现象发生的语言假说体系,而语言作为一种交流机制是制定决策、形成判断的核心工具,可见,运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非常必要。信息经济学家Jacob Marschak揭示了语言与其他资源一样具有经济特性,即价值(value)、效用(utility)、费用(cost)和收益(benefit),之后很多经济学家将语言作为一种人力资本引入到经济活动中,探讨其价值。Green根据前人的研究给出了语言学的定义:语言经济学是利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工具,将语言作为一个变量来探讨语言与经济的关系,此后,语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发展起来。但经济学界对于语言的关注较少,对语言经济学的内涵、外延的边界分析较为模糊,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该学科的发展。

二、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在研究过程中,侧重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无需区分研究对象,即“语言的经济学”还是“经济的语言学”。长期以来,语言经济学的研究纲领不明确,研究主题较多,学术格局混沌,研究范式很难统一,但该学科的研究应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语言的起源、演化和消亡。用经济学的方法,语言的起源问题不同于其他领域对该问题的研究,它侧重经济发展对语言变迁的影响,重点探讨语言是构建的还是演化发展的。这一问题是语言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也是不成熟、有待继续研究的理论问题。二是语言及语言行为对经济活动的作用。该方面的研究突出语言作为人力资本的属性,设计个人母语、二语、投资语及语言选择、语言距离、移民语言融入等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此类研究成果较多,是语言经济学中最为成熟的理论。三是语言推广与语言保护。由于经济理论要为政策制定服务,多数语言经济学家都涉足了语言规划主体的研究,研究方法多为成本收益分析,测算语言推广的成本与收益。而对于小语种语言保护问题,学界还存在分歧,尚需进一步探讨。

三、语言经济学的研究目的

狭义来讲,语言经济学的研究是围绕语言的,但不同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语言研究目的。为了更好地探讨人类的起源,亚当·斯密、卢梭研究语言的起源,是经济学家研究语言的开始;为向国家的语言规划提供理论依据,拉齐尔、切齐以及德·斯旺研究趋同理论;为保护语言格林研究语言变迁理论;为给移民国家制定语言政策提供依据,奇斯维克和达斯曼等研究移民融入问题。可见,语言经济理论研究的目的是解释现实,为语言规划服务,体现其实用性及社会效益。

四、语言经济学与毗邻学科之间的关系

语言经济学不但是一门新兴学科,也是一门交叉学科,不可否认,它与其他学科,特别是语言学、地理语言学的很多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是一致的,但也存在着很大差异。语言经济学与普通语言学的主要区别在于,语言经济学采用的是经济学的方法来探讨语言和语言行为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而语言学的研究是排除一切不属于确定研究对象的抽象结构。但语言经济学可以从语言学汲取有意义的素材,我国语言经济学者张卫国从索绪尔关于语言与言语的定义中的到启示,对语言进行了制度经济学分析,在两个学科范式间寻找契合点,研究语言和制度的联系,在两个学科中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实现新的突破,意义重大。地理语言学是指语言学家利用地理科学方法分析语言事实在社会团体和空间的分布,并运用制图语言建立关联,联系起空间环境的因果关系,证实材料的使用与普及词汇、表达、文化等存在联系,从而更好地揭示群体状况及群体间的联系。地理语言学的研究为语言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更多、更精确的动态数据的资料和原始素材,使语言经济学理论更加严谨,实证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也扩充了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几十年来,语言经济学有了一定的发展,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但在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还不够明确,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本文对以上问题进行了阐述,以期对今后的研究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陈新仁.试探“经济原则”在言语交际中的运行[J].外语学刊,1994.

学科定位范文第9篇

关键词:商务英语;学科定位;交叉学科

加入WTO以后,企业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并拥有了自营进出口权,对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的需求不断上升,但企业对毕业生的要求是不仅要有良好的英语功底,还要具备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需要的是复合型的人才,这些要求对开设商务英语专业的高校来说又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通过对商务英语学科定位的回顾,对目前存在争议较大的焦点问题,结合商务英语的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商务英语培训等方面进行分析,提出了笔者对商务英语学科定位的理解。

一、商务英语理论与商务英语的学科定位

商务英语在我国高校已经有20多年的办学历程,我国商务英语学科体系已基本形成。然而,就商务英语学科定位问题仍然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说法。学术界讨论大致如下:

第一种认为所有在对外贸易中应用的英语都可以称为商务英语。80年代以前,商务英语一直被称为外贸英语或外经贸英语,这也是传统意义上人们对商务英语学科的理解和定位。

第二种认为商务英语是专门用途英语ESP(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的一个分支。专门用途英语犹如一颗有很多分支的参天大树,商务英语只是其中茂盛的一个分支(参见专门用途英语树型结构图)。所谓专门用途英语就是与特定目的或专业相关联的英语。根据Tom Hutchinson 和Alan Waters 的观点,商务英语是专门用途英语的三个分支之一,其中商务英语又可以分为商贸学术英语和商贸职业英语。

第三种认为商务英语是属于在外国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研究英语在国际商务中应用。因此,商务英语是语言学与管理学、经济学交叉学习应用的一种学科。

第四种认为商务英语是以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为理论指导,涉及多门类、跨学科的交叉性综合体,是英语的一种重要功能变体,也是专门用途英语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内容除语言文学外,还涉及文化、经济、贸易和法律等诸多学科的一门应用性的边缘交叉学科。

第五种认为它是国际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科归类:既可以把它列在一级学科经济学门下,按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国际商务―国际商务英语顺序把它列为其中的三级或四级学科;又可以把它列在一级学科语言学门下,按语言学-英语语言学-专门用途英语-商务英语顺序把它列为其中的三级或四级学科。

从以上对商务英语学科定位的几种主要观点可以看出商务英语的研究范围和方法在发生着不断变化,各种观点代表了不同时期不同学者对商务英语的不同理解。笔者认为,第四种和第五种观点是最新的观点,也是较为确切的定位和描述。第四种观点认为商务英语是在外国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研究英语在国际商务中的应用,那么商务英语的最终落脚点还是语言学,它只不过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第五种观点认为既可以把它列在一级学科“经济学”门下,也可以把它列在一级学科“语言学”门下,那么商务英语就是分属两种学科的混合体。但问题主要在于既然商务英语是一门交叉性的学科,以英语为载体,以经济、管理类的跨学科的基本知识为内容,那么如果仅仅用英语语言学、英语应用语言学作为其理论基础或仅仅用经济学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都无法体现出商务英语作为涉及多门类、跨学科的交叉性综合体的特点和学科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所以笔者建议将商务英语学科定位在:商务英语学科是英语语言学和经济类学科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是二者相互交叉和融合的一门新兴学科;英语语言学、英语应用语言学和经济、管理类学科的有关理论都应该是该学科发展的理论基础。

它是英语的一种重要功能变体,也是专门用途英语的一个重要分支。语言是依托,基本商务知识的学习和掌握是目标,即商务英语是提供一种具有比较完整、具有整体性的商务知识的语言学习过程,并不仅仅限于英语应用语言学的研究和学习,也不仅仅限于经济类商务知识的学习。商务英语是一种独立的语言门类,有着丰富的内涵,也是一个广泛的领域,整个商务英语教育活动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有机的整体。这样就赋予了商务英语更加宽广的学科定位与内涵。

二、商务英语的培养目标与商务英语的学科定位

商务英语学科从一开始就承担了培养复合型人才的任务,其目的是培养能够在国际商务领域和活动中具有行为能力的专业人才。因此,在教学内容上就必须切合培养目标的需要。

把商务英语教学与英语讲授的商务课程教学相结合是一种旨在培养商务英语复合型人才的教学模式。采用这种教学模式有三个理由:培养商务英语复合型人才必须将英语语言教学与商务教学相结合;英语教学的主要宗旨是帮助学习者掌握一门从事专业的交际工具,而不是语言学研究;英语商务教学是商务英语教学的发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国际商务英语专业一直在尝试如下教学模式培养商务英语复合型人才:(如图2)

笔者比较认同广外的培养模式,上述商务英语的教学模式比较符合现实的实际需要,也是培养商务英语复合型人才的有效方法,片面的强调英语或商务都很难达到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商务英语不完全是语言方面的应用,还有商务知识方面的具体应用,只有Business English and business in English 相结合才能较好达到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目标。从培养目标这个角度来讲,将商务英语学科定位为经济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较为科学,是一门独立的新学科。

三、商务英语的课程设置与商务英语的学科定位

由于各高校对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科内涵和支撑理论认识和理解不同,对于商务英语的学科建设和归类、课程设置等方面也就不同。目前,根据笔者的调查研究,认为大体可分为具有代表性的两大流派:第一种认为商务英语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是应用经济学的一种,其中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商务英语学院为代表;第二种认为商务英语属于专门用途英语的一个分支,归属于英语语言学,其中以对外经贸大学为代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商务英语学院下设主要专业方向有英语(国际商务管理)、英语(国际贸易)、英语(国际金融)、英语(国际经济法)、国际商务管理(全英)等,并且所有专业的核心课程都包括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基础课程。而在基础上将商务英语专业进一步细化为针对性更强的分支,例如贸易、金融、法律等。从课程设置的思路来看,商务英语侧重与经济管理类课程的学习和研究。因此,是以经济学科的理论为理论基础,学习和研究特定商务环境之下的英语语言应用。对外经贸大学的核心商务英语课程设置旨在通过商务类核心课程的框架性介绍,给学生一种“见木又见林”整体观,即通过商务英语语言本身的学习来对相关的基本商务知识有一个全面的掌握。从宏观上把握商务知识,将商务英语看作是一个具有商务背景的语言学习过程,因此,英语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就成为其理论指导。

从目前商务英语的核心课程设置情况可以反映出,商务英语的学科建设出现了从原来的单一国际贸易专业课程逐渐向与经济学、工商管理类基础课程相结合的趋势,而且后者的比重愈来愈大。商务英语已经超出了单纯英语应用语言学的范畴,经济管理类课程比重的增加也要求把相关的指导理论导入到学科建设的过程中来。这就要求商务英语的学科定位和发展应该从英语应用语言学和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采取一种更加开放、严谨的教学目标,从而进行相应的学科建设思路的转变。

四、商务英语培训与商务英语的学科定位

记者:瑞来英语的商务英语课程主要涵盖哪些内容?Miller:从课程内容上讲,瑞来英语的商务英语课程主要包括从初级到精通逐级上升的9个级别的课程,并且会根据不同行业领域对商务英语的需求采取个性化的授课模式,我们不得不承认商务英语只是职业英语的一种。职业英语可以说是具有很强专业性的行业英语,比如旅游英语、法律英语、医用英语。但他们共同点在于都有英语的基本语言基础。实用性是商务英语最大的特点。许多外企需要员工具有更加专业性的英语能力――“职业英语”。

商务英语培训可以一定程度反映社会和市场对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的要求和标准,从上述记者对商务英语培训的采访记录我们可以看出,商务英语是一种职业英语,同时还是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的行业英语,不仅要求学习者要具备基本语言基础,还要具备专业知识。商务英语培训班会根据不同行业领域对商务英语的需求采取个性化的授课模式,所以对于开设商务英语专业的高校来讲,就有必要根据商务的具体行业领域,确定一个专业方向,以便使培养目标更明确,更有针对性。学生不仅学习商务英语专业的公共课程,还学习了专业方向课程,这样即使学生具备了商务英语专业的基本素质,还使学生将来就业时增强了适应性。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商务英语学科定位既离不开语言学也离不开经济学,应该是二者相结合的交叉学科。

五、结论

商务英语学科定位应是经济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那么笔者建议商务英语专业划分具体的方向,例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做法。对于职业类和专科层次学校的商务英语课程,建议采用商务英语最初的学科定位――定位在外贸英语较好,主要是语言技能加上一般的商务背景知识,着重培养学生在一般商务环境中使用语言的能力,专业性不强。因为学生的基础差,培养的时间也较短,很难系统地学好英语和商务两方面知识,该层次的学生只要能够总体上对英语和商务有一定认识就可以了。

我们还应该将商务英语与用英语讲授经贸业务课区别开来。为了加快引进国外经贸课程,同时也为了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许多高校采用国外经贸课程的原版教材,还有些高校组织学生学习原版国际经贸公约、惯例等。这类教学,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学生也从中学到一些商务英语。但是学习原版教材、读物并不能完全代替商务英语教学。商务英语既然是专门用途英语的一种,它就从属于英语语言,商务英语教学还必须包括语言能力的训练。如果学习原版教材、读物可以代替商务英语教学,那么在全部使用英语原版教材的英语国家就没有必要教授商务英语了。事实上,在英语国家开设许多教授商务英语的语言学校,据《teaching Business English 》的作者Mark Ellis 和Christine Johnson说,仅英国就有这类学校一百多所。

笔者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关注商务英语学科定位问题的研究,让商务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学科建设、师资培养等一系列问题早日规范,发展得更好、更快,从而能够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1]咸修斌,唐文龙. 商务英语学科定位的新思考[J].高教探索,2005,(2)60-61.

[2]孙湘生,龚艳霞. 论国际商务英语学科的定位[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2)90.

[3]黄伟新. 从商务英语到英语商务[J].国际经贸探索,2005,(6)9.

学科定位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卫星导航定位系统;BDS;学科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19-0059-02

一、引言

卫星导航与定位技术是利用各种用户终端接收由卫星导航定位系统播发的、并沿着视线方向传送的信号,对目标进行导航、定位和授时。将卫星导航与定位技术与传统的导航定位技术相比较可知,卫星导航与定位技术具有高时空分辨率、全天候、连续地提供导航、定位和定时的特点。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卫星导航与定位技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高技术群中对现代社会最具影响力的技术之一,并且已然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应用于海上舰船、陆地车辆、航空与航天飞行器的导航,以及大地测量、石油勘探、精细农业、精密时间传递、地球与大气科学研究以及移动通信等多领域。未来卫星导航与定位技术将进入以保障地球系统环境安全、发展战略性新兴空间信息产业、探索地球系统的新阶段。

卫星导航与定位技术是事关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国家科技进步、国家安全等方面的综合技术领域,是国家科技实力与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1]。世界主要军事大国以及经济体都竞相发展独立自主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GNSS),包括:美国的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俄罗斯的GLONASS(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欧盟的GALILEO(Galileo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以及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当前,卫星导航与定位技术正在从单一的GPS时代转变为多星座并存兼容的GNSS新时代,卫星导航体系全球化和增强多模化;从以卫星导航为应用主体转变为PNT(定位、导航、授时)移动通信和Internet等信息载体融合的新阶段。BDS的逐步建成为我国卫星导航与定位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2]。我国应该抓住这一机遇,大力推进卫星导航与定位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为培养大量高精尖专业技术人才,争夺卫星导航与定位的国际市场奠定良好基础。本文旨在调研国内外卫星导航与定位技术学科的发展现状,对国内外最具代表性的高校和研究机构进行了对比分析,为我国卫星导航与定位技术学科的发展提出若干建议。

二、卫星导航与定位技术学科发展

目前,国内研究卫星导航与定位技术的高校和机构主要包括:武汉大学、同济大学、中南大学、河海大学、山东科技大学、长安大学、上海天文台、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等[3,4]。本文以武汉大学作为国内卫星导航与定位学科的研究代表。武汉大学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研究中心始建于1998年,以建设世界一流学科为目标,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在卫星导航及相关领域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为我国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应用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目前已建成亚洲唯一的国际IGS分析中心、国际IGS数据中心,全球连续监测评估系统(IGMAS)数据中心以及武汉大学北斗试验跟踪网。发表高水平SCI论文数量也与日俱增,包括《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Journal of Geodesy》和《GPS Solution》等。每年培养卫星导航与定位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达到两百余人。为了实现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目标,需要以世界领先学科为标杆,通过与世界领先学科的对比与分析,找出本学科发展的优势和不足,明确发展定位。为此,我们深入调研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测绘学科的发展动态,从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国际交流、社会服务几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对比分析。

(一)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UNSW)测量与空间信息工程系成立于1960年,隶属于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该学院在2012-2014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位列前20。测量与空间信息工程系是世界一流的大地测量与卫星导航研究团队,是澳大利亚排名第一的地球观测研究机构。测量与空间信息工程系以GNSS卫星导航定位为主要研究方向,在卫星导航接收机设计和信号处理算法、组合导航、室内导航、遥感技术及应用等领域具有雄厚的实力。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多GNSS系统导航定位、卫星接收机设计和信号处理算法、多传感器融合算法及应用、室内定位、大地测量参考框架、遥感技术与应用以及激光雷达测量等。该系现有1名教授,3名副教授和4名高级讲师,其中Rizos教授在2011年当选为国际大地测量学会(IAG)主席。为大地测量研究以及应用领域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人才,现有在读博士研究生33名。该系自1960年成立之日起,便与美国、德国、英国等著名大学、研究机构和产业部门建立了长期的、广泛的国际合作关系。2010年以来,共450余篇,其中SCI论文近200篇。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博士和硕士毕业生,获得了许多学生奖,同时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导航定位领域的毕业生中,许多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最多产、最有创新能力和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人员。

(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系隶属于地球、大气和行星科学学院,该学院在地质、地球物理等领域有百余年的悠久历史。该系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卫星精密定位定轨理论、方法和软件、地壳形变监测、激光测高、地球内部构造等。现有研究和教学人员10人,为大地测量领域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很多已经成为了本学术领域的领军人物。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系是世界著名GNSS高精度数据处理软件GAMIT的主要研发机构,过去二十余年GAMIT软件在卫星精密定轨定位、地壳形变监测、地球环境变化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上世纪90年代,以该系为依托建立了IGS分析中心(MIT),为IGS提供精密的GNSS产品,其产品质量长期位列各分析中心前茅,为推动GNSS技术在精密导航定位领域的应用做出了突出贡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在GNSS数据分析方面研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与上述两个研究机构相对比可知,武汉大学在卫星导航定位研究方向方面,相对全面;在研究的深度方面,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水平相当,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相比还有一些距离;从办学规模来看,武汉大学优势明显。因此,应该在需要巩固现有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建成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的研发与创新平台。需要提高的方面包括如下四点:增加高端数量与质量,尤其是SCI检索论文;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争取举办有影响力的大型国际会议;扩宽人才培养和就业渠道,为国际大地测量界输出更多高层次的优秀人才;增加国际学术机构和国际学术期刊的任职,掌握国际话语权。

三、结语

近二十年来,我国在卫星导航与定位学科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一大批高校及研究设立了与该学科相关的一级博士点,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专业人才。但与国外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相比,在学科发展的深度和广度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我国应紧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的良好机遇,建设世界一流的卫星导航与定位学科。

参考文献:

[1]程鹏飞,杨元喜,李建成,孙汉荣,秘金钟.我国大地测量及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的新进展[J].测绘通报,2007,(02):1-4.

[2]宁津生,王正涛,测绘学科发展综述[J].测绘科学,2006,(01):9-15.

[3]杨军,曹冲,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用需求及效益分析[J].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2004,(09):775-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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