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历史论文范文

古代历史论文篇1

摘要： 古代文论研究大致有“求真”与“求用”两种研究路向，厘清二者各自言说的合法性非常重要。古代文论研究的“二重历史化”是对这一问题的积极回应，第一重历史化主要指通过重塑古代文论产生的特殊历史语境以“求真”；第二重历史化主要指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通过将古代文论历史内化以“求用”。只有实现“求真”与“求用”的和谐贯通，才能更好地推进古代文论研究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 i206.0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3033106

古代文论研究大致有“求真”与“求用”两种研究路向①，但是由于我们之前对这两种研究路向各自言说的畛域未加以限制，使得二者之间经常纠缠不清，这既不利于合理阐释各个命题的意义，也不利于不同命题之间进行有效的对话。比如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命题的接受和质疑。众所周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经宋元明人陆续提出，到王国维始集大成②，然后逐渐被文学史书写所采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③。但是随着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时有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之声④。

乍一听，这些质疑之声确实言之凿凿。比如他们对以宋词为宋代文学代表的质疑就很有说服力。首先，宋词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地位并不高，最初只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诗余”，其次，就现存文献而言，宋词无论在作者数量上还是作品数量上都无法和诗、文相比，这些都是我们必须予以充分注意的历史事实。但是随着笔者对这一问题思考的深入，发现事情好像并不如此简单。我们可以追问质疑者提出的这些事实是否和王国维他们“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相矛盾，也就是两者的问题意识是否处于同一个层面上，二者是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认为尽管这两个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它们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必须予以区别对待。概括言之，质疑者的声音更多地代表了一种“求真”的精神，它们主要注重的是历史事实这一层面。而王国维他们更多地代表了一种“求用”的精神，它们更多地注重的是价值真实这一方面。二者不是水火不容的，而是可以并驾齐驱的。王国维不仅研究过宋元明清戏曲史，而且还考察过宋代的金石录，他对宋代诗文创作之盛是了解的，他独推宋词，不是基于事实的判断，而是基于价值的裁决。他在《宋元戏曲考序》中紧接着开头那句话后就写到：“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而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即有一二学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沉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往者读元人杂剧而善之，以为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1］57由此可见：一是王氏深知戏曲在古代是“儒硕皆鄙弃不复道”的非主流性的；二是王氏肯定元曲主要是从其“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的角度来说的，这里明显地透露了他对戏曲的价值认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虽然是结合时代与文体来谈的，但是在这不同时代的不同文体之间是否有相同的东西，是需要加以深入研究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虽然在元明清时代已有人提出，但是在当时并没有获得主流地位。而之所以能够在近现代以来获得主流地位，并陆续被文学史书写所接受，这恐怕与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文学观念也发生深刻的变化有关。所以我们认为之所以发生一些学者所言的误导，责任并不完全在王氏之说上，而在我们的接受者误把别人的价值判断当作事实判断了，从而影响了自己的视野和判断。

这么说并非为王氏辩护，也并非抹杀质疑者的意义，而是反思文学研究的复杂性，并合理限定各自言说的有效性。其实这一问题在中国文学史上带有普遍性，比如争讼不已的唐宋诗之争也存在类似问题。因此，我们只有对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各自的有效性作严格的“畛域”限定，才能实现有效的对话，也才能对复杂的文学现象采取比较圆融的态度。比如文学史书写可以有两大类。一类是“求真”型的，主要是尽可能准确地描绘古代各个时期文学的真实状况——以历史事实的真实为最高追求。一类是“求用”型的，主要是在整个古代文学的万花丛中采撷那些最鲜艳的，对今人最有精神裨益的经典之作——以当下价值意义的合法性为最高追求。为了从学

上厘清“求真”与“求用”各自言说的有效性，笔者认为古代文论研究要“二重历史化”。

二、“求真”与“求用”纠结的解脱之道——“二重历史化”

（一）古代文论研究“二重历史化”概念释义

“第一重历史化”的要义在于通过重建古代文论话语产生的历史语境以“求真”，其正当性在“古”。“古”作为一种“历史流传物”记忆了我们的过去，记忆了我们祖先曾经经历过的喜怒哀乐等。人作为一种“类”存在物必定生活在一定时空中的社会群体中，了解过去的历史不仅可以借鉴历史之兴衰胜败，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定位我们现在所身处的位置。虽然古代已离我们远去，要完全还原当时真实的历史语境已经相当困难，但是古人生活的真实样态还是在许多“历史流传物”中流下了烙印。对于那些完全没有典籍记载的历史我们大可以存而不论，但是对于那些有文献记载或文物可考的历史我们还是要追求相对的“真实”。在阐释的时候应该尽可能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予以“同情之理解”，不能强古人以就我，进行“过度阐释”。所谓“同情之理解”就是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篇中所谓的“忠恕”精神。章氏说：“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非宽仁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嗟乎！知德者鲜，知临文之不可无敬恕，则知文德矣。”［2］278就是我们面对古代文论的观念时，要追问每一观念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是什么，古人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他们又是怎样解决这一问题的，为什么如此解决？然后再看它存在什么问题。本文的这一观念主要得益于以童庆炳和李春青等为代表的“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向，他们对这一问题有详细的阐释，参看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1年；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诗与意识形态：西周到两汉诗歌功能的演变与中国诗学观念的生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等。这一研究路向的理想典范是钱穆的《中国文学论丛》和这几年方兴未艾的“文化诗学”。钱穆虽然不以治中国文学著称，但是由于其深谙中国文化之精髓，所以其论中国文学让我们倍感贴切，这一点恐怕读过其《中国文学论丛》等作品的人都不能予以否认。以童庆炳、李春青为代表的“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向，已经把这种研究路向上升到了理论自觉的高度，而且产生了一系列广为学界认可的研究成果，其研究方法也陆续被一些青年学者所采纳。我们认为在这一“求真”的层面上，必须充分尊重中外文化、文论的异质性和不可化约性。因为古今中外各种理论的提出都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域与解决之道，不能予以简单比附，或者比较时必须警惕是否有可比性。对于这一研究路向的不足，就目前之研究状况来看其着眼点主要在“释古”上，而对如何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即“开今”方面的成果还不太多。 “第二重历史化”的要义在于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将古代文论进行一定的历史内化以“求用”，其正当性在“今”。古代文论毕竟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时移世变，要它直接为现实服务，必将圆凿方枘。纵观20世纪以来古代文论的研究历程，我们发现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20世纪初，由于处在一个激烈的转型期，一方面是西方咄咄逼人的坚船利炮，另一方面又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因此没有充分的时间来从容地面对这一问题。五四先贤大多采取了先破后立的策略，古代文学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只有那些能够成为新文化运动文学价值观注脚的文学才能获得合法性。解放后意识形态之争的泛化更是将古代文学、古代文化肢解的支离破碎。改革开放之初，鉴于“文革”期间文学研究的过度政治化、工具化，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文学的审美功能。再加上西方文论的大量引进，古代文论研究大有式微之感。于是一些学者提出了“失语症”的呐喊。我们认为这一呐喊一定程度上把握到了古代文论研究存在的困境，但是对其提出的解决之道却不敢苟同。他们更多地焦虑如何复活古代文论的话语层面，有一种浓厚的复古情调和文化原教旨主义倾向。之后提出的“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可以看作是对解决这一困境的一种尝试。但是由于其转换路径主要是通过西方话语或现代话语来阐释古代文论，所以收效甚微。新世纪以来，西方文论和马列文论对一些文学问题解释的不完满性也暴露出来，于是许

多有识之士也提出了古代文论要参与到建设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当中去的呼唤，但是到底如何实现有效参与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我们试图通过古代文论研究的“第二重历史化”来应对这一难题。

（二）如何进行古代文论研究的“第二重历史化”

首先，我们要通过“第一重历史化”对古代有一个透彻的了解，这样古代文论必将是一个鲜活的东西，它凝结了几千年来古人认识和解决相关文学问题的智慧。其次，要充分意识到古今时代之变。尽管在古代也有大的社会变迁，但是其文化形态主要还是在自己的文化圈里运转。而现在不管我们愿意与否都已经和全球化联系在了一起。全球化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空间的扩大，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异质性的西方文明。而且这个文明在很多方面都优越于我们，这已经是被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实践证明了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充分意识到古今之变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学观念和文体的演变。第三，要充分认识古今之变，就必须扩大我们的视域，只有不断扩大视域才能更好地给古代文论定位。而视域的扩大能够帮助我们思考，古代文论原有的内涵如何在今天再次获得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不是建立在某种意识形态之上，也不是建立在民族主义之上，而是建立在它对一些当下文学问题的有效地解决上。第四，经过这样的心理推演和观念转换之后就积极介入当下的文学批评，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实践中检验其效果。就笔者有限阅读所见，这方面的理想典范有徐复观的《中国文学讨论中的迷失》等一系列文章［3］，李泽厚的实践美学，李春青的《在审美和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4］等成果。

需要强调的是：第一、古代文论的“第二重历史化”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我们的理想状态是：在对一些当代文学问题的解决上，古代文论的研究者能够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能见西方文论、马列文论不易见或不能见的东西，这才是它高明的地方。第二、我们所谓的“第二重历史化”既不是一些学者和著作中所做的那样，将几种文论不伦不类地罗列在一起，也不是一些学者所主张的恢复古代文论的话语权，而是将古代文论的一些智慧内化成创作者、批评者的一种内在精神品格，渗透在其创作和批评实践中。第三、古代文论的“第二重历史化”具有选择性和开放性。古代文论作为古人几千年来文学经验的积累，内容非常驳杂和丰富，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历史内化时必须予以适当的选择。在古代具有重大意义的在今天未必具有意义，在古代没有什么意义的在今天未必没有意义，和西方文论相同的不一定就具有意义，和西方文论相异的不一定就没有意义。古代文论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相对而言具有一定的确定性。而古代文论的“第二重历史化”却是开放的，不同时期的人可以就自己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不断地向古代文论借取智慧。古代文论就像一潭活水源头，不断地沾溉当下的文艺批评。

（三）当下古代文论研究“第二重历史化”的困境

当下文艺学的学科划分不利于“历史内化”。当下的文艺学学科主要包括三大板块，即古代文论研究、西方文论研究、马列文论研究。目前的格局是三个方向分疆而治，相互之间的交流比较少，大多是学者自发的或私下进行的，三个方向之间没有形成有益的互动。治古代文论或古代文学的专家、学者很少积极介入当代文学批评，治马列文论或西方文论的专家、学者又对古代文论比较隔膜。当然，现代学术分工的日益精密化，每个人不可能对所有领域都笔耕不辍，但是至少应该有一部分学者从事融汇古今、再铸新章的工作。否则不仅不利于解决当下文学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而且对青少年的学习也极为不利。就像今天学国学还要从《三字经》读起，不仅浪费时间，而且其精华还没有经过“过滤”，渣滓也可能有腐蚀的负作用。

古代文论的研究者没有很好地实现 “内化”。今天提倡古代文论现代意义的学者大多还停留在口号和宣传阶段，还没有进行充分的“历史内化”，所以他们的功夫大多用在“第一重历史化”方面。这样，他们对当下文学批评就很少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也很少有学者积极介入当代文学批评，对一些文学问题给出心悦诚服地解决。相反，在现实生活中，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的研究者更多地显示出和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倾向。这固然和当下现实世界的不完满有关，但部分原因也在于研究者没有很好地实现历史的内化。总之，古代文论研

者对专业角色的固守，对历史流传物内化的未完成性，对当下文学批评实践的缺席等一系列问题都悬空了古代文论的现实意义。

（四）古代文论研究“第二重历史化”的一些尝试

1.诗言志。首先，古代社会中文体具有一定的等级性。一般而言，诗、文是主流，小说、戏曲是支脉。这就要求我们打破文体的这种人为限制，将诗的这一功能适当泛化，应该说各种文学都有一些是表达作者一定的志向的，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其次，古代诗人所言之“志”往往受到士、农、工、商阶层划分的限制，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因此必须予以扬弃。现代社会作家的“志”应该更多地关注人民群众平等、自由、博爱、其乐融融的现实生活，在人格方面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是在共同体中的分工不同而已。第三，古代由于长期处在君主专制统治时期，所以士人言志的方式受到了极大地限制，最理想的方式是言之者“温柔敦厚”、“主文而谲谏”，使“闻之者足以戒”。但是在具体的历史现实中，这些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的贤明与否，弄不好就是惨绝人寰的“文字狱”。最后，由于古代的很多作品是在“采诗”的传统下创作的，所以其潜在的接受对象往往是“天子”，为的是天子“不出户牖而知天下”，这样文学的功能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今天的读者主要是生活于社会共同体中的成员，其功能主要是交流共同体的生存体验和陶冶大家的情操，所以作品的好坏得失应该是大家共同予以评价，而不是以某个领导或某个团体为转移。载道。文以载道这个命题本身并不是没有什么创见，问题在于古代的儒者由于受到自己知识、时代的局限，往往将“道”与“文”限制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这样他们所谓的“道”、“文”只是他们一家之“道”之“文”。但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语境导致他们经常以圣人之名义来为自己的“道”、“文”张目，而且其言说往往具有独断论的嫌疑，所以使得这一命题的创见常常遭到歪曲，只在一些通达之士那里才偶尔开出奇葩。这一命题的伟大意义在于它使得文学创作建立在一个非常高的支点上，文学不只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游戏之作，而且是胸怀天下生民安乐的“为人生的艺术”。只不过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传统“道”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予以“重塑”。目前，我们主要面对三种不同的“道”，即古代文明之道、西方文明之道、马列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之道。而这三种“道”现在还没有实现很好地融合，形成一个新的兼容并包的“道”。这就需要我们重塑“道”的合法性并思考其与文学创作的复杂关系对于这一问题本文作者曾有过思考，参看《文学、文学理论的未来——“世界意识”的重塑》一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化与诗学》，2010年第二辑，总第11辑。。

3.叶燮的“才”、“胆”、“识”、“力”。对于叶燮的诗学观念学界已经研究很深入了，但是如何使其诗学观念内化成批评者的一种内在精神还没有见到什么大的收获。叶燮认为文学创作是以“在我者之四（才、胆、识、力），衡在物者之三（理、事、情）”［5］24。限于篇幅，本文只就“在我者之四”中的“识”与“力”方面略加引申，详细的“内化”待以后撰专文讨论。首先说“识”，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不管我们愿意与否都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地球村中的一员。而且当下这个“世界”变化多端，异常复杂，面对这样一个风起云谲的世界我们必须具备一定的“识”。只有具备一定的“识”才能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来设定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基调，否则我们的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就会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具备一定的“识”才能不人云亦云，随影附形。再说“力”。我们经常感叹中国文学理论“失语”了，我们失去“原创”能力了。但是怎样走出这一困境呢？叶燮对“力”的洞见似乎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他说“立言者，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夫家者，吾固有之家也。人各自有家，在己力而成之耳；豈有依傍想像他人之家以为我之家乎！是犹不能自求家珍，穿窬邻人之物以为己有，即使尽窃其连城之璧，终是邻人之宝，不可为我家珍。而识者窥见其里，适供其哑然一笑而已。故本其所自有者而益充而广大之以成家，非其力之所自致乎！”［5］27

尽管上面的尝试主要还停留在理论的推演上，有些还不成熟，但是它可以帮助大家理解我们的理论旨趣及其有效性。具体的实践只能寄希望落实在未来的

批评实践中了。其实笔者的这篇文章和《文学、文学理论的未来——“世界意识”的重塑》都是这种内化的成果。

三、“求真”与“求用”的贯通——“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如上所示，我们虽然把主要篇幅放在古代文论的“第二重历史化”方面，但这并不代表“第一重历史化”不重要。而是笔者认为第一个方面前人言之已精，就不在此赘述了。我们的目标是使这两种研究路径实现很好的贯通，二者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是相资为用的。

（一）“求真”是“求用”的前提和基础，否则纠结不清，有可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求真”工作做不好，不仅不能很好地理解古人，而且建立在其上的“求用”也会受到局限。比如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兴起的“生态美学批评”，本来是一个很有阐释空间的学说，但是这个学派的一些学者追溯其源头的时候是从海德格尔和中国的《周易》和道家开始。客观地说，“生态美学批评”与海德格尔、《周易》、老庄等确有关系，但是如何准确地定位这种关系，使其既不强古人以就我，也不因这种关系而限制这一理论自身的阐释空间。目前，“生态美学批评”在这一方面的阐释还很不周延，部分学者将其合法性建立在古人“天人合一”的思维上，这是非常迂曲的。再就是这几年的“审美意识形态”命题之争，随着时代的发展演变这一命题受到一定的质疑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一些学者证明其成立与否的方法只是马克思说过没有，这样的争论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步。

（二）“求用”是“求真”的意义和归宿，否则埋头书堆，不仅难以知古，而且难以知今。

现在有一些学者鉴于以前随意寻撦古人为自己张目的研究方法所带来的弊端的警惕，主张古代文论研究应该纯学术化。这些观点对古代文论研究过于急功近利的危害确有所见，但也有因噎废食之嫌。“求用”固然不能强古人以就我，但是只要我们善于向古人“求用”，“求用”本身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求用”。概括言之，学术研究可以有两种大的研究路向，即我们说的“求真”和“求用”，而且放在长远的历史之中来看都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只“求真”而不“求用”，因为我们生活在当下，我们不能把意义都寄托在遥远的未来，这就好比不能把幸福寄托在宗教所谓的遥远的“彼岸”世界一样。理想的状态是我们根据不同的时代需求、研究者的个体禀赋予以合理分配，争取既“求真”又“求用”，使得二者彼此互补。

（三）贯通使“古”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之所以提出古代文论研究的“二重历史化”，就是因为现在的很多研究没有对二者各自的言说畛域进行限定，使得很多讨论陷入自圆自画的泥沼之中，不能进行有效的“对话”。因此，本文作者不揣谫陋，试图通过“二重历史化”来厘清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虽然主要是针对古代文论研究提出的，但是这种研究方法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此，马列文论、西方文论、甚至西方文化研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虽然前人也偶有提到类似的研究方法，但是就目前而言仍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变成大多数研究者的理论自觉。本文将其提出希望引起广大研究者的注意。由于这一问题非常宏大，笔者自知其中有很多论述不周延、不充分，希望各位师友不啬赐教。

参考文献：

［1］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叶瑛.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4］李春青.在审美和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古代历史论文篇2

关键词：古代体育史；体育史研究；文本回归；学术超越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0)05－0115－04

已丑年荷月，知名体育史学者王俊奇先生又一力作《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出版了。从《近现代二十家体育思想论稿》、《中国唐宋体育史》到《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王俊奇先生在体育史学视野的拓展、史论角度的调整、史料层面的细化和研究视野的开拓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日益凸显出其鲜明的学术特色，日渐突破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表象复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我国古代体育史意义阐释、价值形态和理论范式的原生性、开拓性建构，为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目前，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面临着断裂式、碎片化的尴尬处境：“一种是满足现状，认为中国古代体育史似乎已没什么可值得研究的，选题较难，研究者渐少；另一种则是急于求成，缺乏深广的史料研究和考证工作，文章内容显得空泛”。在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中，很少有人再追问中国古代体育史“是什么”、“为什么”以及我国古代体育史“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在史学理论发达的今天，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虽还停留在存留历史或澄清历史事实的初始研究形态，但谭华、崔乐泉、罗时铭、王俊奇等知名体育史学者在不断“建构――解构――建构”我国古代体育史的过程中，形成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话语谱系和当代形态，促成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学术超越的新气象。

1　问题化形态下我国古代体育史史料的文本回归

在我国古代体育史“写什么”、“怎么写”、“为什么写”系列问题面前，《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提供了有力的话语理论，强调在古代体育史“写什么”、“怎么写”、“为什么写”的问题化形态下将史料意义从古代体育史文本中释放出来，注重古代体育史史料的文本回归与意义实践，重视在古代体育史料的建构中传播、解释和协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中的一切合理性问题。在当代体育史学术共同体中，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群体、研究机构和学术平台无疑是非常重视古代体育史史料文本回归的学术体。1984年成立的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史分会是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重要学术机构，她所组织的全国性体育史学术会议促进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的发展和古代体育史料的文本回归。《体育文化导刊》是在继《体育文史》后一份对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学术期刊，据不完全统计，从2003年至今，《体育文化导刊》共发表古代体育史论文达500余篇，其中绝大多数都注重古代体育史料的文本回归。武术史专家唐豪先生等古代体育史研究前辈对我国古代体育史料进行了大量的收集、整理考订工作，编辑、出版了9辑《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其中以对中国古代球类项目的考证既广又深。郑振坤的《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史纲要》、王俊奇的《中国唐宋体育史》、毕世明的《中国古代体育史》、翁世勋的《二十五史体育史料汇编》、陈昌怡的《古代体育寻踪》和崔乐泉的《图书中国古代百戏杂技》、《中国体育思想史(古代卷)》、《图说中国古代体育》等我国古代体育史专著通过知识考证的方法将史料文本置于理论架构之下，使古代体育史研究的问题链在不同的时空被确认、转换和澄明，让古代体育史料的文本回归成为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主流价值。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在论述我国古代体育服饰文化、古代球类文化、古代体育艺术和古代棋类文化时，无不植根于详尽细致的古代体育史料。其参考文献不仅涉及到体育史学，还有文化人类学、经济学、哲学、民族学、民俗学、艺术与美学等学科，还广泛涉及《史记》、《二十五史》、《资治通鉴》等古籍文献，不仅如此，《全唐诗》、《全元散曲》及明清笔记小说也被引用进这一研究中。史料的文本价值在史学研究中是独一无二的，传统史学流派和新史学流派无论理论指向存在多大的分歧，都得重视史料这种文本回归和价值存在。“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当然也存在着联系，传统史学毕竟占据了史料优势，新史学不能不从中寻求史料支持”。无论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顾颉刚的“层累地制造古史”说，还是欧美的年鉴派史学、历史叙述学，都揭示了古代体育史料在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中的文本价值不可低估。在《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一书中，诸多新的古代体育史料的发现和引用，不仅意味着我国古代体育史新的研究领域将被开拓，而且表明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者对古代体育史料这种历史文本的学术自觉和价值回归。

2　理论化形态下我国古代体育史论域的视界融合

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缺乏对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和史学形态的必要关注与理论自觉，不得不说是一种理论遗憾。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借鉴现代史学理论资源和研究范式，可以使我国古代体育史“作为一种‘局部性知识’与从其他区域人类经验中提取出来的带有所谓‘普遍主义’性质的‘通则’相联系相映照”，实现理论化形态下我国古代体育史论域的视界融合。以王俊奇教授为代表的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群体运用文化人类学、分析史学的理论范式研究我国古代民族传统体育，如跳傩舞、划龙舟、抢花炮和舞龙灯等，对我国古代传统体育文化、古代体育史话语系统、古代体育史知识体系进行反省、修补、拓展，甚至重构，激发出了新的学术热点。王俊奇先生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一书，在过去《中西方民俗体育文化》《江西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中国民俗体育文化进行了重新梳理，为广大研究者进行新一轮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以崔乐泉、李重申为代表的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群体运用“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材料”两重证据互证的研究方法，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成果，结合《史记》、《汉书》等文献史籍资料来考察我国古代体育，形成了我国古代体育研究的当代重要流派。以刘秉果、谭华为代表的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群体运用文化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美学理论等理论资源来拓宽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学术视域，研究重点从古代体育宏观领域转移到古代体育微观领域，强调古代体育运动日常规律的探讨，强调对古代体育运动的文化多样性，强调我国古代体育文化的细节、断裂与变化，但未形成特色鲜明的古代体育史研究学术流派。

在多元理论的介入下，我国古代体育史的论域、视界得到补充、修正、丰富和发展，妥善吸收多元理论的合理因子，吸收多元理论新鲜、合理的语汇、观点，来拓宽观察我国古代体育问题的视角，推动我国古代体育史新领域的开辟、研究方法的变革，进而建构起自觉的我国古代体育史话语系统。在此，《中国古

代体育文化》一书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学术证明：多元理论系统与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具有内在同一的理论逻辑涵蕴关系，形成的理论立场、研究方法等具有互释的内在一致性。

3　在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现实紧张中激发理论活力

目前，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处于迷惘的低潮期，尤要注重古代体育史研究的价值阐释和远景规划。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要实现体育史学价值的转向与复归，必须追求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终极价值、根本原理、方法意义和本质规律的理论实现，以在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现实紧张中激发理论活力。“体育史学革新的‘新’重在实践，要重视体育社会史的研究，对体育社会史的研究能够给予历史研究以有血有肉的阐述，真正建立一种立体的体育史学，形象化的体育史学和科学的体育史学，让更多的人知道体育的历史，让体育史产生社会效益……要加强与当今人类、与我国现实生活相关的体育规律或规律性的理论研究”。

无法准确捕捉和回答时代性问题是我国古代体育史学的致命软肋，也是古代体育史研究应该面对的现实问题。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成果不应成为“小众理论”、“圈子理论”，甚至是孤独的“守望者理论”，无法创造性地诠释我国古代体育运动的内在精神和现代意义。由于拘泥于古代体育史实的重现与复活，我国古代体育史没有能从深层次地解释、剖析中国人的运动健康观、休闲养生观、体育文化观，来挖掘利用古代体育运动资源，丧失了解释国人运动健康和现实需求的能力。我国古代体育史理论活力丧失的背后，是古代体育史理论研究的立场错位与价值缺失。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要么沉溺于考据式的传统史学，要么受西方体育史话语系统影响，常常沉醉于抽象的思辨，对于重大体育现实问题，特别是普通民众的体育问题追问和服务不够。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现实紧张是脱离社会实践而形成的，没有实现“服务社会实践，服务社会大众”的应然价值和应然立场，没有激发出应有的理论活力。

令人可喜的是，王俊奇教授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无论从时间和空间上都有力地突破了传统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研究的视阈，从多个维度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进行合理“切割”以凸显该体育文化的独特魅力。如对蹴鞠衰亡历史原因的考证、对中国古代的城市体育的详尽描述，无不为当代体育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历史借鉴。

4　在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理论紧张中建构多元范式

目前，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处于低潮时期，古代体育史理论研究也没有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处于理论紧张的境地。“近十年的体育史学大多数还属于过去史学模式的深化，并没有完成体育史学的‘范式’转换。眼下体育史学的衰落是不争的事实。对此，我们应该从自身检讨，要扪心自问，我们的体育史学究竟发现了哪些独创性、实用性的理论?究竟提出了哪些与当今社会生活相关的‘规律’和‘规律性的理论’?”我国学者面对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理论紧张，表达出了建构古代体育史多元研究范式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诉求。

面对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理论紧张，社会生活史、后现代主义史学、历史地理学理论、考古学等成为了构建古代体育多元研究范式的理论富矿。“社会生活史是研究人类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的专门历史，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更形象地认识历史原貌”。在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当代形态中，研究群体较为重视我国古代社会体育形态史和体育发展史，古代体育社会生活史就相对薄弱。郑振坤的《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史纲要》、王俊奇的《中国唐宋体育史》、毕世明的《中国古代体育史》等代表性学术著作都注重宏大历史叙事研究，忽视了古代体育社会生活史的精细研究。“无论是社会形态史和社会发展史一方，还是社会生活史一方，都不应分轻重厚薄，两者间的融会贯通和相辅相成是难以否定得了的，这是重建中国古史系统的两大有机联系体，是骨架与血肉的关系，有了两方面的研究，才能使历史真正立体化、形象化，才能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史学也就更丰满、更科学”。

以叙事为研究焦点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给传统的史学理论带来了不少冲击，但给我国古代体育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气象。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借助情节化模式和叙事操作技术致力于确定古代体育史实，把古代体育史实置入一个凸显意义的框架和脉络，构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后现代主义史学“以其文采和叙事脉络影响到历史著作的外表和它所可能给人们带来的乐趣，而且影响到历史著作的实质、影响到历史学家传达历史知识的能力”。王俊奇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就是这一理论运用的成果，其在体育社会生活史、体育历史地理学和体育后现代主义史学研究方面都有所涉及，对于古代体育生活场景、古代体育运动项目的地理分布规律和体育叙事史学方面都有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突破。

古代历史论文篇3

【关 键 词】徐中舒/学术渊源/思想体系/学术实践/古史研究/成就

中国传统学术历经清朝后期的低迷徘徊之后，从清末民初起，涌现出了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他们以渊深的国学根底，融通中西，不仅擘划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更开创了一种圆融通博且富于个性特征的治学门径与学术风范，而后者也正是当今学术界历经了十几年的曲折后出现的“世纪回眸”热潮所尤为心仪的核心问题。著名的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便是这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中的一员。徐先生在长达70年的学术生涯中，以高尚的情操、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在历史学和古文字学等学科领域中辛勤耕耘，奋力开拓，以渊邃非凡的学识和精湛丰硕的成就饮誉当代学林，并由此奠定了他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而他在漫长学术生涯中形成的独到而完善的学术思想体系及在此基础上卓有成效的学术实践则更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特色及颇为鲜明的个性特征。正因为如此，对徐中舒学术思想的渊源、治学门径与学术特色及其对当代学术界所产生的积极影响等一系列有重要价值的问题进行一番系统的发掘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初步作一番尝试性的探索和研究，对于回顾和总结20世纪中国古史研究取得的成就及目前古史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展望未来古史研究的发展大势，颇有启发和参考价值。

一

徐中舒科学而严密的学术思想体系的建立与他的学术传承和交往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在安庆第一师范和清华国学研究院学习期间，曾对日后他从事学术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胡远浚、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李济、顾颉刚等一代学术大师的治学门径与学术风范直接或间接地构成了他学术思想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他与学术界的密切交往及自身长期的学术探索与实践对其科学而完善的学术思想体系的最终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兹依次述之如下：

（一）清末桐城学派对他的影响。1898年10月徐中舒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今安庆市）。该地区自清代以来，人文荟萃，学术发达，曾涌现出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一大批在古文义法方面卓有成就的桐城派学者。徐先生在安庆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曾师从晚清桐城古文派大师吴汝纶的弟子胡远浚。胡在学生中大力提倡桐城派古文，“以复古为革新”（注：“复古”即“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革新”则主张“惟陈言之务去”。参见徐中舒《我的学习之路》，载《文史知识》1987年第6期。），其对徐中舒日后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徐对韩愈《进学解》“惟陈言之务去”感受颇深，他由此认识到做学问不能蹈袭前人，必须自出新意，方能有所建树。他后来在史学和古文字学领域内，不墨守前人成规，形成新的研究方法与不断进取的治学精神，当是根植于这一时期。

（二）王国维的影响。有人称王国维是20世纪中国最富创见性的奇才。王在治学方法上最大的特点在于他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特别是晚清考据之学的严谨学风，熟谙古代文献典籍与文字音韵之学，另一方面又强调实证，摆脱传统经史之学的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方法，重视地下出土的古器物上面的古文字资料，并能够有机地将这两方面的材料与学问结合起来治史。他以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来补证文献史料。王在《古史新证》的总结中讲：“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以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王对二重证据法的运用，成功地开辟了研究商周史的新途径，在客观上对其后建立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先秦史学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1](p99)徐中舒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读研究生期间，尤其对王国维的课兴趣更浓。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给予先生印象最深”[2]。他后来研究古史不仅采用这种方法，而且还把它大大发展了，对当代学术界产生过颇为深远的影响。

（三）梁启超的影响。梁启超被称为近代历史上开始对历史现象作深一层的追究，力求探求历史演变的原因和线索的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之一。他对封建史学的批判和对所谓“新史学”即“人类进化公理”的主张，虽然都没有能够说出本质的问题，但在当时的史学领域里可以说是比较新的思想。其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其多年研究历史的治学积累，不愧是中国近代史学名著。在这部著作中，梁启超涉猎东西方史学著作，结合中国史学的过去和现状，系统整理，条分缕析，言简意赅，有理论，有方法，有例证，有判断，其中很多治学经验，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徐中舒在清华研究院读研究生期间，梁启超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徐对梁启超的课颇感兴趣。耳闻目睹再加上自己亲身的学术实践，徐在古史研究中形成了独到而完善的治学门径，尤其对文献具有精深的造诣，重视史料的收集且善于鉴别辨析，得心应手地驾驭和利用，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梁启超的言传身教有密切联系。

（四）陈寅恪、李济的影响。徐在清华研究院读书期间虽未直接授业于陈寅恪，但在日后学术交往过程中，陈的治学原则和方法也对徐治学产生过重要的影响。“陈寅恪先生终其一生，始终坚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治学原则，同时在其学术研究中创造性地提出和运用了一系列现代研究方法”[3](p200)，在史料学或对“民族文化之史”的论述，都具有相当开阔的看法。他在诗文方面也卓有成就。徐在研究古史过程中，往往能直接或间接地继承以至吸收陈的治学方法。徐早期的著作《木兰歌再考》（刊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东方杂志》1925年第22卷第14号）、《〈木兰歌再考〉补编》（刊《东方杂志》1926年第23卷第11号）、《古诗十九首考》（刊《立达季刊》1927年第1期，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928年第6卷第25期重载）、《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刊《东方杂志》1927年第24卷第18号）、《豳风说——兼论〈诗经〉为鲁国师工歌之底本》（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第4分，1936年）、《论〈豳风〉应为鲁诗——兼论〈七月〉诗中所见的生产关系》（与常正光合撰，刊《历史教学》1986年第4期）等皆为采用以文证史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创新见解的名篇。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一文从陶渊明的寓言联系到西晋末年的屯聚乌堡，无独有偶，徐中舒则结合先秦时期的历史事实指出，陶渊明《桃花源记》记述晋太元中（公元376-396年）武陵渔人进入的桃花源应该是客观存在着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乌托邦，而是村社共同体存在时期的某些客观事实的反映。[4]虽所作结论不同，但研究方法却有异曲同工之处。

李济曾经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讲师，给徐讲授人类学、考古学。徐日后研究古史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常以考古资料与文献材料相结合，再参以边地后进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互证”[5]，这种多重证据法的运用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李济的启发。

（五）顾颉刚的影响。顾颉刚是现代历史上著名的历史学家，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顾和徐所处时代大体相同，两人很早就有过较为密切的学术交往。顾对于古史研究的最杰出的成就即在疑古辨伪思想的基础上，否定了战国以来由经书所载的古史系统，并以考证的方式辨析了旧的古史系统的形成过程，从而提出了被时人称为“精当绝伦”（注：钱玄同语，参见钱玄同复顾颉刚的函，刊《努力》增刊《读书杂志》第9期，1923年6月10日。）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这一学说的提出，在中国辨伪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徐在学术研究中受顾疑古思想影响颇深。他在为唐嘉弘《先秦史新探》一书撰写序言时指出，“先秦史的研究，从西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以后，即已提到日程上，当时更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在继承秦代大一统政局下，如何更有效地适应暴秦和楚汉战争之后的现实条件，建立一整套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来为汉帝国服务。当然也对先秦典章制度进行了一些清理和总结。正如我的老友顾颉刚教授在他写的《汉代学术史略》（后更名为《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中所论述的，秦汉知识分子为我所用地排列出了一个先秦历史系统和序列……可惜，先秦历史却被他们以讹传讹，造成极大混乱，谬种流传，两千年来一直未能肃清”。由此可见，徐中舒的古史观在诸多方面同顾颉刚早年提出的“层累的造成的古史”观颇为吻合，与此同时，顾的疑古思想及研究历史之批判的科学方法也多为徐所借鉴。

二

徐中舒在直接或间接地继承和借鉴了胡远浚、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李济、顾颉刚等学术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学术探索与实践，不断加以融通和创新，形成了自己独到完善的学术思想体系，并对当代学术界产生了颇多积极的影响。

（一）无征不信、科学批判的思想。乾嘉学派治学讲求实事求是，论学立说，注重佐证，反对穿凿附会。清人钱大昕即曾讲过：“穿凿附会，自出新意而不衷于古，其失也妄。”[6]戴震更明确指出，“凿空之弊有二，其一，缘词生训也，其一，守讹传谬也”[7]。他还进一步解释说：“缘词生训者，所释之义非其本义；守讹传谬者，所据之经非其本经”[7]。具体而论，对于古史研究来说，更应讲求证据，做到无征不信。

众所周知，先秦时期史料颇为缺乏。早在春秋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孔子即曾慨叹夏、商时期文献不足：“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也。”[8]正因为此，极度贫乏且又颇需进一步辨析的史料对于古史研究来说就显得颇为重要。梁启超对此曾有过论述：“史料之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9](p40)“时代愈远，则遗失史料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9](p41)。徐中舒对此领会更深。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曾撰写《商周史料考订大纲》作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授课的讲义。他还曾著文指出，“史之良窳率以史料为准，史家不能无史料而为史，犹巧妇不能无米而为炊”[10]。徐检讨殷、周之际历史，即善于“据新旧史料而为抉择，贯串，证明之”[10]。先生将纸上史料与地下史料相互证明，故所作结论多信而有征且富有新意。

徐不仅重视史料之收集，而且还善于借鉴乾嘉学派科学批判的方法，对各种真伪史料进行科学的爬梳整理和条分缕析，故所作结论多以坚实可靠的史料作为支持，从而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非常赞赏清代乾嘉学派学者在这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指出他们“对于澄清汉、唐以来的伪先秦史谬误作了大量的工作，不少微观研究颇能揭露历史实际，堪称独步千古。可以说，他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批判的科学方法”。[11]他在《夜郎史迹初探》一文，考订出《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关于滇王的记载存在着析一为二的严重错位。他认为，庄豪与滇王庄蹻本是一人，而范氏不察，强为分别，于是庄豪滇王之外，又有一庄蹻之后的滇王。尤有甚者，更于滇王下系以“元封二年武帝平之”之说，一错再错。徐指出，豪原为蛮夷酋长强大有政而未受王朝封号者的统称。[12]从音韵学考察，豪、蹻古同在幽部，蹻即豪之音转。“先生之见，前无古人有知，连乾嘉学派巨著《二十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及《二十二史札记》均无论及”[13]。正因为此，徐中舒对诸多历史问题的考察均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上，创新见解也往往破壁而出。

（二）古史多重证法。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的方面至为广泛。它与文学、哲学、文献学、考古学、文字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都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4]在古史研究的方法上，徐中舒不但继承了王国维首倡的古史二重证据法，并且还在此基础上将其发展为古史多重证据法。他在古史研究过程中，经常使用相关学科的丰富资料及研究成果，其大量论著本身就是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尤其由于近代文化人类学的长足进展，“用边裔民族的资料阐发古代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同样成为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途径”[15]。他说：“我们认为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先秦史的研究有所突破，求得先秦历史实际及其规律，要彻底的平反汉代的先秦伪史，要在世界汉学热潮中居于领先地位，治史方法应该有所改进。传统的专治文献的方法，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必须将宝贵的大量的考古出土材料加以充分利用，并和文献资料结合起来，同时作为‘社会活化石’的现存民族的调查以及民族史志，也应予以重视，这些都是十分有用的参考资料。”[11]徐在研究古史时往往将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学材料加以印证，并进一步联系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以及落后民族相同阶段的情况进行比较，尤其注意从二十四史的“四夷传”中撷取大量材料，同时对有关学科进行综合性的研究，重视一些边缘学科的讨论。他和唐嘉弘合撰的《论殷周的外服制——关于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问题》（载《人文杂志》增刊《先秦史论文集》，1982年）即将殷代四服制同辽代指定服役制度进行比较研究，从而使这一颇为令学术界棘手的问题迎刃而解。徐的《论商于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后的洞——对中国古代村社共同体的初步研究》（载《四川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把视野扩展到整个西南地区，对一般人弄不清楚的洞的概念作了新的解释，认为洞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公社，从古代一直延续到明清。“由于理论事实兼备，说服力强，解决了学术上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西南地区一些民族史工作者认为，这是创造性的收获和发现”[13]。徐对古史多重证据法的倡导和娴熟的运用，是古史研究方法论方面的重大突破，它“无疑会有助于体现历史本身的完整性，使理论基础更坚实，说服力更强，并进一步提高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2]。

（三）博涉与专精相结合的治学原则。博涉之学是我国传统的读书治学方法。清代乾嘉学者更是“以博学为先”[16]。因为考据学涉及文字、音韵、训诂、天算、地理、名物、典制、乐律、金石、职官以及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学，它们之间相互关联，交叉运用，非博学多识，则很难达到目的。先秦古史的研究同样如此。因此，徐中舒研究古史非常强调博学，他不仅在文学、文字学方面具有精湛的修养，而且还能够娴熟地运用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文献学、工艺学乃至古代自然科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的知识，充分注意到诸多学科知识之间的联系，故徐中舒古史研究的范围颇为广泛。其所著《耒耜考》（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1930年。《农业考古》1982年第1、2期重刊）、《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1930年）、《弋射与弩之溯源及关于此类名物之考释》（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本第4分，1933年）、《古代灌溉工程源起考》（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2分，1935年）等文，往往既有史料之论证，又有科学原理之阐发，均充分反映了徐先生博学多识，不囿一隅，古今贯通的治学原则。

徐中舒研究古史和古代学者一样，也并非一味地嗜博求多，而是在此基础上更求专精。他曾强调做学问“切忌在学习之始就把基础学习的面铺得过宽过大，盲目地去追求所谓的博。反造成学习重点不突出，知识不系统，不扎实，精力分散，结果是事倍功半，甚而一事无成，造成时间精力的极大浪费”[15]。综观徐中舒的学术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其主要集中在先秦史、明清史和古文字学等学科，这充分体现了他在读书治学过程中始终将博涉与专精的读书治学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使二者达到协调与统一。

三

徐中舒的学术思想及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20世纪中国古史研究发展轨迹的一个侧面。因此，深入研究徐中舒的学术思想对于我们回顾和总结20世纪中国古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及目前存在的若干突出问题，展望未来中国古史研究的发展大势颇有启发和参考价值。

20世纪的中国古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突破性成就。王国维古史研究的“二重证据法”的运用，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提出，对于古史研究的方法的更新及创立科学的先秦史研究方法与先秦史料学，无疑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随着殷墟发掘工作的陆续展开，田野考古学真正成为广义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新的地下资料的发掘为古史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董作宾贞人说及甲骨文断代10项标准的提出，胡厚宣对甲骨文和殷商史的研究均具有开拓之功，不仅为以后的商史研究奠定了基础[17]，而且标志着古史研究进入了一个通过田野考古发掘获取新史料以及对新史料进行缜密的、科学的分析的新阶段。在该阶段中国社会史研究开始兴起，其中对中国是否经过奴隶制阶段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重要理论性问题的论战，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迄今仍为学术界高度重视。

新中国建立后，古史研究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除去“文革”十年由于政治因素的干扰，古史研究无法正常进行外，中国古史学界集中讨论了古史分期问题，后来相继出版了不少通史性著作。与此同时，顾颉刚对《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的点校，尤其对《尚书》的整理与研究，把校勘、训释、译述、考证有机地结合起来，体现了《尚书》整理的新水平，对商周史的研究作出了新贡献。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第一部全面系统总结1899年以后甲骨文发现、研究的成果，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甲骨文综合性论著。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学集大成之作《甲骨文合集》，“对八十年来甲骨学资料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理和总结，从而推动了对龟册骨书、语言文字、商代社会历史和整个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意义非常重大”[18](p15)。此外，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制度》、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杨宽《战国史》、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及王玉哲《中国上古史纲》等一大批高水平学术著作的陆续出版，标志着中国古史研究队伍和机构逐步扩大，中青年学者继往开来，学术研究日趋活跃，一批学术新人脱颖而出，一些专题性研究的古史专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从而不断推动中国古史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然而实事求是地讲，目前的古史研究也存在若干突出的问题。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研究同其它学科的研究一样，应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必须反对“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而应“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19](p443)。恩格斯也曾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20](p118)。这告诉我们，古史研究必需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并注意对材料进行科学的批判。总之，古史研究应当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我国古代作史，一向有着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古人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21]司马迁作《五帝本纪》时即深感材料不足，认为“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22]。在此种情况下，他根据其所掌握的材料，“择其言尤雅者”[22]并辅之以亲身的实地调查，勉强编写出《五帝本纪》。司马迁的本意是试图提供一些较为可靠的线索，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线索，供后人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司马迁的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显然是可取的。20世纪20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学者自觉运用科学批判的方法，给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史学体系以致命的打击，这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确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近年来古史研究中却存在一种流弊。有的以“古史专家”或“历史地理学家“自诩的所谓“名学者”，抱着将中国古代文明史极力向前拉的一腔“爱国热忱”，连司马迁都不相信的远古时代的传说人物，一概视为可靠的历史人物，对其族属、地望、世系、年代重新定位，并用大量晚出的甚至毫不相涉的材料去附会古史，轻易武断地提出黄帝、尧、舜、禹为女人，古秦、楚同源，夏族源于雅鲁藏布江等奇谈怪论。梁启超在论述史家的“四长”时曾将史家最常犯的毛病归纳为夸大、附会、武断三种。[9](p157～159)以上三种毛病不仅以上那些同史学隔行如隔山的“名学者”容易犯，在学风浮躁的今天，在许多专业史学工作者身上也有体现。有的学者读到《史记·秦本纪》“女华生大费”，便断言：“大费在今山东费县。”读到《诗·商颂·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就断言“此时的海外，说不定就是辽东或朝鲜半岛”。更有学者无视已有的文献和考古材料，提出“禹都阳城即濮阳”，或武断地讲，“周公奔楚即周公居东，周公东征”。凡此均表明，目前的古史研究中的确尚存在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严肃态度。

（二）治史方法过于单一。自从王国维倡导二重证据法之后，徐中舒自觉采用古史多重证法，将已有的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以及作为人类历史活化石的民族学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大大提高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然而就目前古史学界的研究状况看，这种古文多重证法并未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有的考古工作者或根本不相信文献记载，认为只有考古材料才是真实可信的，或对晚出的文献材料不进行一番科学的分析，随便拿出乱用，凭想象地拿《禹贡》解释夏史，用《商颂》论证商史，用《周礼》解释西周时期的制度，用《管子》去套春秋时期的社会。与此相反，有的古史工作者则始终未能摆脱传统的从文献到文献的治史方法，甚或认为考古资料为哑材料，无法深入研究，或不顾考古发现的客观实际与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不借鉴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等新兴学科的方法理论，执着于古史旧说，未敢向前迈出一步。如西周青铜器铭文资料表明，周初对齐、鲁、燕的分封当在周公东征之后的成王之世，有的学者由于对《史记·周本纪》及诸世家的记载深信不疑，或用徙封之说去加以附会，更有甚者则从根本上否定青铜器铭文的真实可靠性。如此由于人为地割裂古文献资料和考古学资料之间的有机联系，因而往往容易将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从而大大降低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

（三）研究领域过于狭窄。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古史学界集中讨论了一些理论性问题，与此同时，古史研究也多集中于古史分期、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等几个狭窄的领域内，古史研究过程中重宏观研究忽略微观研究的不良倾向一直影响至今。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史研究的情况看，虽然中国文明起源、夏商周断代等问题以及作为古史分支学科的先秦礼俗史、民族史、社会史的研究已开始引起古史学界的重视，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其中诸多问题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且存在众多薄弱之处。同时还有更多研究领域如先秦科技史、灾害史、交通史、人口史等则几为空白，有待古史专家去积极地开拓。

20世纪已经成为历史，新的世纪已经来临。在回顾20世纪中国古史研究的发展道路的基础上，探索新世纪中国古史研究的走向，这是众多历史学家所共同关心并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在此略陈管见，分别述之如下：

（一）微观研究更应受到重视。长期以来由于古史研究过程中形成的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的不良倾向，加上治史研究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严肃态度，古史学界对先秦史领域中诸多微观问题并未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从史料分析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领会，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徐中舒曾指出，“如果能够把每一个局部的历史问题加以研究解决，一个全面的科学的古史体系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并一再强调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二者并重，结合起来是十分必要的”。[23]尤其随着考古学不断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大量新材料的出土不断丰富着颇为贫乏的古史资料，在此基础上古史专家倒真应回过头来冷静地思考和分析一些具体而细微的历史问题，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基础性工作，必要的辨伪、考证工作应继续深入地进行下去，从而为建构起全新的古史体系作出贡献。

（二）重视学科间的联系，积极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理论。古史研究要想获得突破性的进展，传统的从文献到文献的治史方法早在20世纪初就已为王国维、徐中舒等所摒弃。目前，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已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学术发展趋势。一方面，在诸多传统学科母体中不断诞生出一些新型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新型分支学科群的出现，使得人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分工越来越细。中国古史学科同样面临着这样一种趋势。如在传统古史学科基础上诞生的甲骨学则将研究范围集中在甲骨文与殷商史这一领域。然从另一方面看，各学科之间的固有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又促使古史专家应对与历史学相关的其它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理论给予高度重视。因此，未来的中国古史研究将不再仅仅是古史专家、考古学家及人类学家的“专利”。不同学科的专家直接或间接参与中国的古史研究，不仅将大大提高中国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同时也预示着传统的古史学科理论体系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三）积极拓宽中国古史研究的新领域。随着古史研究过程中多学科交叉方法的运用，积极拓宽中国古史研究的领域已成为当务之急。历史学家陈高华指出：“史学既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又要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和影响。史学只有关注社会，与社会的发展同步才能有旺盛的生命力。”陈先生还说：“当前，全国人民正在意气风发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全党全国人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的中心任务。史学工作者应关心现代化建设，从中得到启示，积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24]21世纪的中国古史研究也面临着这一问题。陈先生具体指出应不断加强对海洋开发史、灾害史、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24]这表明21世纪中国古史研究将会面临众多崭新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党中央、国务院吹响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号角，这一伟大的战略决策同样给古史专家带来了许多有意义的新课题。与古史研究相关的西部交通史、西部民族史、西北灾荒史、西北军事史、西部人口史等课题的研究将随之提上日程，前景颇为广阔。这对广大的史学工作者来说，既是一颇为难逢的有利机遇，同时也是责无旁贷的历史重任。

【参考文献】

[1]朱凤瀚，徐勇．先秦史研究概要[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

[2]吴天墀．徐中舒先生对学术教育的贡献[A]．先秦史论集——徐中舒教授九十诞辰纪念论文集[C]．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3]刘克敌．陈寅恪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徐中舒．论商于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后的洞——对中国古代村社共同体的初步研究[J]．四川大学学报．1978(1)．

[5]徐中舒．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前言[C]．北京：中华书局，1998．

[6]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三[C]．

[7]戴震．戴东原集：卷一[C]．

[8]论语·八佾．

[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0]徐中舒．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本第2分，1936．

[11]徐中舒．《先秦史新探》序言[Z]．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

[12]徐中舒，唐嘉弘．夜郎史迹初探[J]．贵州社会科学：创刊号（1980年7月出版）．

[13]何崝．徐中舒传略[J]．晋阳学刊，1984(4)．

[1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0．

[15]徐中舒．我的学习之路[J]．文史知识，1987(6)．

[16]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一[C]．

[17]刘一曼．考古学与甲骨文研究[J]．考古，1999(10)．

[18]彭邦炯．中国古籍知识启蒙[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2．

[19]列宁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1]裴骃．史记集解序[M]．

[22]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M]．

[23]徐中舒．《夏商史探索》序言[Z]．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古代历史论文篇4

何谓“原史时代”

根据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中对“原史（protohistory）”的定义，原史的时间段指的是一文化最早的“记录历史”出现的前夕（the study of a culture just before the time of its earliest recorded history）。the hutchinson dictionary of world history定义原史时代是“紧接着史前，但是又早于能以书写文件证明的历史（protohistory period following prehistory but prior to the appearance of history as documented in written records）”[1]。所以，西方将“原史时代”的时间段界定于史前与历史两大阶段的过度阶段。

作为一个主要使用于考古学上的词语，christopher hawkes对“原史时代”加以解释认为，原史的概念是相对于文献丰富的历史，这一时期已经有一些文书记录，但是这些记录只是一些片断，涉及社会非常少的方面，这些记录可能表现于一些刻铭、硬币等等，或是其他地区散乱的文本资料。[2] glyn daniel则认为“原史时期”一词，以称呼古代文献很少，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超过或等于文献材料的时期。[3]在法国《史前大辞典》一书中，认为所谓“原史”或“原始史”的涵义是，“首先具有一种方法论之意义，应用于一些为历史文献所不能确定的文化群体。为了研究它们，人们因而使用了此概念，它可以是指那些自身尚未拥有文字、然而却为同时代的其他人群所记述和提及的人群(例如征服前之高卢人，他们为希腊与拉丁作家所记述)；也可以指那些通过後世的口头传说、记忆或者记载而保存下来其历史的人群。在此两种状况下，其研究可以包括考古学资料及间接的文字记载资料两方面。此时期在年代学体系中只具有一个很短暂的时间范围，而且也不精确。”[4]也曾有人这么总结原史时代的特点：在最初书写文献还很稀少，并且很难读懂，多数最初的记录还没有完全的破译。这历史的最初阶段通常被称之为原史时代。後世的学者也会对这个时代的历史不断的进行文书上的补充。这些文献，在结合考古资料之後，也会成为值得重视的材料。好比说一个传说中的国王的名字被发现在刻铭上，关于这个国王的记载的可靠性也就大大的提高了。[5]

由字面上来看，“proto-”指的是一件事物的较原始的状态，是一种“祖”、“祖型”的概念。例如英语里的“proto austronesian”（原南岛语）指的是南岛语的一种祖型，proto austronesian表示了其与austronesian 的差别，也表示了austronesian存在的最初始状态。同样的，我们将先商称为“proto shang”、将先周称为“proto zhou”，所表示的都是商、周王朝的先族，周人或是商人在建立王朝之前已经存在，所以我们不会将先商称为“pre-shang”，也不会将先周称为“pre-zhou”。因此，在“protohistory”这个阶段里，史学开始萌芽，一些记录开始以各种形式出现，虽有文书记录，但是仍不足以让我们据之复原历史，这一阶段有别于史前，也有别于历史时期，是史前向历史时期发展的一个过度阶段。在对这一阶段进行研究时，也需要不同于史前及历史时期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字学、器物学等等学科综合起来的一种研究。

虽然，作为方法论的“原史”的概念还没有被更深入的定义、讨论，对于其意涵还有不太相同的认识，但是“原史时代”在西方已经是受到普遍承认的了。综上，我们可以根据西方学者对“原史时代”的定义总结出几条基本原则：1.原史时代是介于史前时代与历史时代的；2.原史时代研究的对象应是一些为历史文献所不能确定或认识不够充分的文化群体；3. 由于原史时代当代的文献稀少，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超过或等于文献材料；4.原史时代的研究工作需要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字学、器物学等多种学科综合起来。

以下，我们可以根据西方学者对原史时代的定义来检验中国原史时代是否存在。

对“中国原史时代”的界定

过去我们一般将古史分为史前、历史两大阶段或是史前、传说、信史三大阶段。这两种分类都是由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材料出发的。在考古学引入中国之後，史料的范围已经由文字材料扩大到包括文献（当时的、追述的）、文物、考古材料、古文字（而古文字的主要获取方法是考古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对中国先秦史的研究（这里指的是文献记载中的夏商周阶段，下限是秦始皇帝统一中国（221b.c.））。张光直先生即曾说过，“自从二十世纪初期以来，考古学的发现越积越多，越多便出现好些以前从来没有看过、听过、想过的新文化，新民族，和新问题。用考古学建立的历史因此更得随时改变。考古学还发掘出新的文字材料来，加强了古文字学这一门学问。研究商周三代历史又可以使用古文字学；近百年来使用古文字学的结果，是知道了传统的三代古史有许多处被古文字学证实了，但还有更多处被古文字全部改观了。”[6]

战国以前同时期的传世文献材料非常少，即使是当时流传下来的，如尚书、周易、诗经等等的文献材料里，也有许多後人补作或是经传抄而改变的内容。後世对这一时代追述的著作多作于东周及汉代，这其中除了保留部分夏至西周的真实情况外，大多是为了时代需要加以改编、附会而成。所以，我们在面对传世文献以及通过这些文献而认识的古史时，总是要持一些保留的态度。即使是现在基本被考古材料印证的《史记.周本记》，其所能为我们提供的，也只是当时历史发展的一个框架，还须要我们透过其他手段进行复原。

另一方面，中国的人文史学传统肇始于西周王室覆灭「王官之学降于民，知识分子才脱离王室的束缚，逐渐由过去的“巫”史中走出来。晋《乘》、楚《??杌》、鲁史《春秋》，都成于这个时期。今日我们读到的《左氏春秋》，开创编年记事的体例，是中国历史学发展成熟的标志。至此，可供後世学者研究的确实的文献史料开始丰富，文献材料为学者提供了全方位更为丰富的论证材料，考古学成果成为历史文献的一种参照或是补充，而非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如此才算是进入真正的「历史阶段。

王树民先生指出，现在有些人对于古代史学和史料不加分别，以为根据古代的直接史料，便可以说明当时的史学了，正与把传说当作史实同样是不正确的。如甲骨文是殷代遗物，史料价值很高，在巫史不分的情况下，也可能为史官所作，但原为占卜之用，不是历史记载。钟鼎文多为周代之物，记载了许多重要的史实，但原为纪念性质，也不是历史记载。[7]所以，不论是由史料或是史学史的角度来看，三代时期的研究是有其独特性的，不同于史前及历史时期的研究。

由现存的文献材料来检视中国（中原地区）先秦史，春秋以前（甚至是战国以前）的传世文献里没有比较全面的史学著作，所见可靠的文献材料也多经後人修改。考古发现了大量的文字资料，但是这些文字表现的是历法、卜筮、纪念，或是简单记事文字，只表现了商周王朝片段的历史，虽然已经极具历史性，但仍不足以充分表现当时历史的方方面面。虽然已经有了史官，但是当时的史官是为上层及祭祀占卜服务，其性质仍不同于後世的史职。“史”的概念还在萌芽的阶段，真正为记录历史的历史记录还没出现。这些都与西方对原史时代的定义相符，所以，我们可以将中国的商、西周时期（甚至是春秋时期）作为中国的原史时代。李学勤先生即根据glyn daniel对原史时代的定义认为，东周和更早的商和西周不同，已经脱离了这种“原史时期”而跨入真正意义的“历史时期”了[8]。此外，作为历史文献所不能确定或认识不够充分的（但是仍有相当的文献材料及考古线索）夏、先商、先周也应属於中国的原史时代重要的一部分。这牵涉的不仅是时间的概念，更是一种族及考古学文化发展的概念。因而在寻找夏的根源上，我们更应该将着眼点放在晚期龙山文化。至於繁?庞大的传说记载，由於其涉及的时间范围太长，似乎不宜将所有的传说都归入原史时代范围；此外，多数传说内容也很难与考古材料相结合，即使是距离夏代较近的“三皇五帝”传说也很难落实在考古材料上，所以这里不把过去所谓的“传说时代”等同于原史时代，其所涉及的是另一种概念及材料。

中国的原史时代，及其与传统中国上古史的区别在于，传统史学由文献出发，以政治时间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准，所以一般将秦以前划为上古史的范围。在过去所认为无文字的史前时代以及文字发明之後的历史时代之间加入一个“原史时代”所表现的是历史学的一种初兴状态，以及我们对这一阶段的历史进行研究时所面对的史料的多样性（与史前及文献发达时期相较）。这里所指称的“中国原史时代”是，一时代的历史由传说或是不充分的文献记述，必须通过考古材料对这些传说或文献加以检验确定其正确性，并需要由大量的考古资料建立、补充文献所缺乏的各种对当时的研究材料（即使考古材料所表现的也只是当时社会的极小的一个部分）。这一阶段的研究需要由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等等一起建构出当时的历史、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情况。而这种对“原史时代”的研究，也只有在今日考古学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之下才有可能展开。

所以，原史时代概念的提出不论是对历史学研究或是考古学研究都是有所帮助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原史时代的研究对象并不应该被限定在整个现代中国领土的范围，而是着眼于族群之上，被介定为以中原华夏民族的原史时代为中心，其范围是在中原的古文字材料、传世文献、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上，向外辐射至与之相关的各个地区、族群、文化（当然，如果该文化也有文字材料，也需被视为认定其族属、文化以及认定其与中原及其他族群、文化的重要材料），希望能将中国原史时代表现为一个各种活动、族群联系在一起的有机体。而对于现代中国境内曾经有的各个族群、文化的原史时代的研究，则应该将其分别命名（如：匈奴原史时代、女真原史时代等等），成为以其为主体的原史时代，以求与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原史时代区隔开来。

所以，中国的原史时代是：1.时间段在文献所记载的夏至西周晚期（甚至春秋中期）；2.涉及的对象是以中原为中心，兼及在各种方面与原史时代的中原有联?的各种族群（如羌、鬼方、蜀、淮夷等）、文化；3.主要的研究材料为当代及後世文献，以及原史时代的古文字、考古遗迹遗物、传世文物等等；4.中国原史时代的研究工作需要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字学、器物学等多种学科综合起来。

中国原史考古

中国原史时代的定义已如上述，而作为中国原史研究最重要的一环的中国原史考古，又有其不同於史前或历史考古的特殊性。

首先是文献材料对考古产生的不同影响。史前考古没有当代的文献材料，後世文献材料对史前的描述主要是神话与传说。神话为非客观的记述，本来无法作为有效的根据。传说的核心部分固然为古代实有，与後人因想象而虚构的不同，但是传说有较大的不稳定性，不仅时间、地点、人物易发生错乱，更容易混入神话成分[9]。因此史前考古与文献的相关性很低。而历史时期拥有大量且多方面的文献材料，考古虽然仍能对文献有所增补，但考古研究主要是在文献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以文献材料为主要依归。原史考古与文献之间则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文献为考古提供线索，而考古则检验文献的正确性，并在文献所提供的框架之上进行更深一层的复原。原史考古与历史时期考古的不同在于，考古学材料在许多模糊的历史问题的研究上具有的决定性的影响力。

原史考古所涉及的对象是以中原原史为中心，辐及与之有关的各个族群文化。中原以外的族群没有文字，虽然其族属的确认主要是依据古文字、文献材料，但是在其考古学文化被认识的基础之上，进行文化因素分析，我们不但可以加强认识中原文化与相关族群之间的关系，更可以建构出以某一族群为中心的原史，理清族群之间的复杂关系。

而中原地区的原史考古在考古学以及古文字、文献记载三种材料并重的情下，除了研究与考古学相关的各种课题外，还可以在文字资料的帮助下，建立中国原史的年表，并结合古文字、文献记载的时间、人物、事件、地点，复原出一种将考古学文化与史实相结合的中国原史时代。

参考文献：

[1] the hutchinson dictionary of world history，1998。

[2] hawkes, christopher"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 some suggestions from the old worl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6:155-168,1954.

[3] daniel, glyn, 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olog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1.(此处转引自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

[4] dictionnaire de la prehistoire,1988,directeur de la publication andre leroi－gourham, press universitaire de france,paris.(此处转引自刘文锁：《论史前、原史及历史时期的概念》，《华夏考古》1998年3期，93页)。

[5] 见home.swipnet.se/~w-63448/mespro.htm。

[6] 张光直：《对中国先秦史新结构的一个建议》，《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9月。

[7] 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中华书局，1997年9月。

[8]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

古代历史论文篇5

中国古都学。古都是历史城市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古都学创始人之一的史念海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古都和文化》中提出，该学科“研究我国历史上所有的都城的形成、发展、萧条以至于破坏的演变过程”，探明其中的规律。该著作同时指出，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论证古都兴起发展的自然地理因素，指出古都发展的经济基础，论述古都的上层建筑，论证古都演变之规律，服务于当前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其中，“论述古都的上层建筑”这项研究内容中涉及了古都文化问题。史念海先生这本著作中还有《中国古都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融通》、《中国古都和文化》等论文，可见先生非常重视古都文化研究。城市科学。其有很多分支学科：城市建筑工程学（包括建筑工程技术和建筑设计）、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管理学、城市生态学等，是以现代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群。城市建筑设计、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管理学的研究中应该包括城市文化，甚至要关注城市历史文化状况及演变。城市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城市空间组织规律性的学科，也是研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人文要素与一些自然要素在一定的地域内的空间组合及其规律性的学科。城市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主要关注当今城市。该学科的研究内容中虽也涉及文化要素，但却只是诸多要素之一，并不是主要之要素。

在城市考古学、城市史学、历史城市地理学等学科之外，还有一个关于城市研究的学科体系———城市学。该学科是在钱学森教授于1985年的倡议下建立的，不过只是作为城市规划的理论基础层次上的学科。他后来又提出“山水城市”这一概念，倡议把中国传统的山水诗、山水词、山水画和中国古典园林结合起来。这样，历史文化的内容便包涵于城市学理论之中。近年来，我国还出现了以大城市作为研究对象的城市学，例如北京学、上海学、香港学、西安学等，这主要是受国外城市研究学术思潮的影响。其中北京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是“研究北京城市及其环境共同组成的城市综合体的形成、演化、发展的基础、规律和特点”，研究目的则是“为北京城市发展战略和管理决策提供应用理论基础和实证研究”。学者们还指出，北京学不应仅泛泛论述北京现有市域范围内有史以来客观存在的各种事实和现象，同时应“深刻地揭示这些现象和事实形成的原因、发展变化的机制、相互之间的关系、所反映的问题实质，以及对北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产生的影响等”。据此可见，北京学、上海学、香港学、西安学等也包括历史文化的内容。前所提及的城市考古学、城市史学、历史城市地理学、城市学等学科的研究内容基本都包含文化要素。然而由于这些学科是与其他相关要素相结合对文化要素进行研究的，所以缺乏对文化要素尤其是历史文化研究意义和研究目的的具体阐释。很明显，这对该领域的深入研究非常不利。为促进对此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和思考，笔者特对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目的和意义进行总结，主要包括：1.探明城市历史文脉，揭示城市文化禀性与精神风貌；2.彰显城市文化特征，为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工作提供借鉴；3.挖掘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推进城市经济建设、文化产业与旅游业发展。城市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不但能够深化对城市以往发展规律和当前城市特征的认识，同时对于城市的和谐与持续发展有所裨益，由此可见，其究任务的繁重和作用的重大。

二、有关“历史城市”之界定

城市历史文化的研究对象是以“城市”为依托的，此“城市”不是乡村聚落，必须是历史时期形成，具有一定的发展史。这是以往常常使人困惑的难题，也是在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中必须首要明确的问题，学术界对于必须是“历史时期”这一问题已经基本意见一致，不过对于我国城市起源的时间，学者们看法尚存在分歧。有原始社会晚期说，此观点提出，中国城市的雏形是新石器时代后期龙山文化时期出现的古城[9]。但那时的“城”尚不具备城市的功能，原始先民筑城“所以自守也”，仅是防御性设施。《世本•作篇》记载颛顼时“祝融作市”，颜师古注曰“古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曰市井”。可见“市”在我国历史上也很早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那时的“市”并非稳定的商贸市场，仅是以物易物的场所而已。《六韬》曰：“殷君善治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不过其中提到的“市”位置是在宫中，显而易见并不是一般而言的商贸场所，考古学者在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发掘中亦没有取得城中有“市”的资料和证据。《周礼•考工记》记述了西周都城丰镐的规制，其中明确提到“前朝后市”。另外，依据《周礼•司市》，周代已有专门管理市场的机构，其职能主要是“去盗”、“止讼”、“除诈”、“均市”、“平市”等。“市”有“大市”、“朝市”和“夕市”之分：“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揆诸史实，“城市”最早出现于西周。那时，“市”已经是“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城市这一地理实体能够容纳不同阶层人群聚居，是一个地区的核心，具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功能。由于“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者曰都”，所以中国古代的都城比城市出现早。夏朝初年夏禹所建都城阳城是中国古都学界专家论定的最早古都，遗址位于今天河南登封王城岗，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组所公布的研究结果，其年代为公元前2070年。据前述还可概知，在西周初年我国最早的城市—丰镐出现之前，还存在一个新石器时代氏族公社时期先民们修筑城址（或称城堡）与夏商奴隶制社会时期建成都邑之漫长发展时期。

以上所述是总体来讲我国城市的起源时间，而每座城市的产生年代是各不相同的，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学术界一般将清朝覄亡的1911年作为历史城市研究的时间下限，对于大陆城市而言，也可以定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为与当下有关问题直接相衔接，有一些学者把时间下限定在当今亦无不可，这可以根据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具体问题而定。此外，在“历史城市”的判别标准即“历史城市”的定义这一问题上，可以借鉴现代城市科学的一些内容。城市科学、城市地理学都明确论述了现代城市的定义和现代城乡界限的划分问题。城市科学关于“城市”的主要观点如下：城市可容纳一定数量的人口；城市是区别于乡村的社会组织形式，以非农业活动为主；城市是一定地域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不同范围中心的职能；城市相对聚集，以满足居民生产、生活需要；城市要提供必要的物质设施以及力求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城市是根据共同的社会目标和各方面的需要而进行协调运转的社会实体；城市具有继承传统文化，并加以绵延发展的使命。而城市地理学则将“城市”定义为：城市是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并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居民集居地，是聚落的一种特殊形态。城市科学和城市地理学都认为现代城市须聚集一定数量的人口，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具备多种功能。

反观城市史学界对“历史城市”的定位，这样的具体内容在其论述中比较缺乏。有的学者描述“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还有的学者指出：“城市是人类聚落的高级形式，也是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中国的历史城市学者常运用一种看似无奈的历史城市标准：凡历史上曾作为县一级政府驻地的聚落，即为历史城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曾对这一标准提出批评，陈先生指出，“历史城市”的确定采用这种行政标准明显有问题。20世纪40年代初，陈先生曾在江西东北的一些地方居住过，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进行说明。有一座非常小的横峰县城，当地有民谚：“小小横峰县，两家豆腐店，堂上打屁股，四门都听见。”然而因为是县治所在地，横峰被列为“历史城市”。可是距离横峰不远的景德镇，只因不是县政府驻地则被称为“历史集镇”，即便其是“四大名镇”之一。汉口作为明清时期武汉三镇之一，虽然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才成为县一级的夏口厅，从汉阳县管辖下脱离出来，但是马正林教授在其著作《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中却将汉口与汉阳、武昌并列为历史上著名的地方城市进行论述，陈先生充分肯定了这一做法。不过，马正林教授此举依然是按照行政等级确定“历史城市”，因为到清代末年汉口毕竟升为县级行政建置，马教授在书中也并未确立一个既具学理性又切合实际的历史城市判定标准。

根据以上所述，本文参照现代城市科学的现代城市定义，结合我国历史上城堡（城址）、都邑（都城）、城市发展演变史实，来界定我国的“历史城市”，具体为：我国的历史城市，是从西周建立以来由军政衙署、商肆集市、官邸民宅、手工业作坊、坛庙庠塾等五类功能性设施组合形成的拥有较多官民集居之大型地理实体。城市作为一定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具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功能。上述界定虽然没有要求“历史城市”具备县级以上治所或分封时代王国以上都邑的条件，不过却要有军政衙署，也就是具备行使统治管理职能的机构；对容纳的人口数量和聚落规模没有定量规定，却有定性要求；虽然没有强调必须有城墙，但是指出必须有军政衙署、商肆集市、官邸民宅、手工业作坊、坛庙庠塾等设施，也就是说不管城市级别高低、规模大小，为发挥城市的作用，必须“五脏俱全”。

三、关于城头山古城址并非中国最早的城市问题

前曾述及我国学术界由于对“历史城市”的判定标准认识角度存在差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出现了很多不同见解。有的观点指出“中国城市是与西方城市平行发展起来的，已有五千多年历史”；还有学者认为我国最早的城市是距今约6000年前的湖南城头山古城址，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中国馆将这一见解展示出来，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较大的反响。然而，城头山古城址是否为我国最早的城市，尚需探究。笔者坚信此说不确，特就此问题进行论证。

（一）湖南城头山古城址是否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古城遗址尚需深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论证1991年12月，我国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位于湖南北部澧县车溪乡南岳村的城头山古城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根据当时的测定其年代距今约4600-4700年。早于河南安阳后岗古城址、登封告城镇王城岗古城址和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古城址等，因而曾被学者论定是我国最早的古城址，而且被评为1992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然而，1995年河南郑州西山发现了一座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晚的古城遗址，约距今4800-5300年，还有文章指出其年代据C14测定为距今5450-4970±70年间，其筑城年代比城头山古城址早，为已知年代最早的一处版筑夯土城址。可是，湖南的考古专家后来又对城头山古城址进行了几次发掘，提出其城墙修筑过四次，而第一期城墙的建成时间距今约6000年。这样，我国最早的古城址就被论定为湖南城头山古城址。不过，我国史前古城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还有很大的开展空间，尤其是在中原发现为时更早的古城址的可能性很大，因而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古城遗址是否为湖南城头山古城址尚需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和更深入的研究论证。

（二）新石器时代古城址并非城市按照当今城市科学权威的意见：城市是聚集了一定数量的人口，以非农业活动为主，承担一定地域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职能的地理实体。这是城市的基本性质和特征，那么历史时期的城市同样应该具备。但是，“城”虽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经产生，但是那时建城主要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和防御的目的。同时这类古城址规模都不大，例如前述城头山城址，其平面略呈直径310余米的圆形，面积约7.6万平方米。并且这些古城址都以窖穴、房屋为多，还有墓葬、陶窑等，功能性设施很单一。一系列考古研究成果表明，这类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城址还只是原始先民居住的具有防御功能的聚落，而并非城市。西周的都城丰镐当是我国最早的城市。

四、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

城市历史文化研究包含的内容很广，涉及的时段也很长。一座城市产生以来，在该城市及其附近地区发生并与之相关联的文化事件和现象以及遗留的文物遗迹均在其研究范畴之内。笔者提出几点原则性意见，以促进城市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的发展。

（一）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基础城市历史文化研究要充分关注城市兴起和发展所依存的地理环境与伴随城市兴衰演变所产的环境变化；另外须紧密结合城市考古学和城市史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城市科学有关当今城市发展动态与未来发展的新理念、新动向。唯有如此，方可使城市历史文化研究具有深厚而广泛的根基和前瞻性动力，从而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既处于学术前沿，具有创新性，又符合时展需要，有用于世。

（二）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第一层次，属基础性的，也就是探讨城市所在地区的地域文化。我国历史绵延数千年，国土面积广阔，由于历史进程的差异和自然环境的不同，地域文化十分丰富。就其大者而言便有齐鲁文化、巴蜀文化、中原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吴越文化、三晋文化、滇黔文化、荆楚文化、闽台文化、岭南文化、陇右文化、新疆西域文化、青藏高原文化、关东文化、蒙古草原文化等地域文化区。尽管这些文化区都是华夏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可各有区别于其他的鲜明特色。所以城市历史文化研究须注意：城市形成于不同的地域文化区，其历史文化便都一定程度带有该地域文化之烙印。另外还要明确，在不同地域文化区内，其文化状况又有更下一级的分异。以三秦文化区为例，陕南、陕北和关中三个不同区域的文化就明显有差异。属于长江水系的陕南秦巴山区，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对其影响更多一些；晋北文化和蒙古草原文化对陕北黄土高原地区的文化影响更大一些；而关中地区则为长安文化涵盖的地域范围。所以，在西安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中，便应当注重研究三秦文化尤其是长安文化及其对西安城市文化的影响。而武汉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便要结合荆楚文化尤其是江汉平原之地域文化。在三门峡地区，因属中原文化大区内之河洛文化亚区，还属河洛文化亚区之虢文化区，所以应把中原文化、河洛文化和虢文化结合起来分层次进行研究。第二层次，属主体性的，也就是探索城市区域内与城市发展相关的各种文化现象及其嬗变。不仅包括现存的，而且包括历史上出现但现在只有遗迹和余韵的；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非物质文化。就其大者而言有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包括建筑设计与施工技术、城市规划等）、服饰饮食文化、礼仪文化（包括伦理道德和祭祀活动等）、歌舞竞技等。第三层次，属升华理念性的，也就是研究制度文化和理论观念等。即以第一、第二层次研究为基础，把城市所属地域文化和城市主体文化相结合，进行理念层面的总结和提炼，从而取得更深入的认识，获得理论性成果。以城市规划为例，既要厘清陈明历史上的规划内容和实施情况，也应揭示阐明古人制定该规划的指导原则和思想观念。应当加强探讨城市历史文化的理论问题。这一理论研究工作与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第三层次是两个范畴。倡导对城市历史文化主体部分相关问题进行升华性研究，仅是研究具体历史文化现象和事件。此处则是倡导对城市历史文化这一学术领域整体研究工作进行理论探索，其目的是促进这项当前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以期该领域理论性的探索取得突破性进展。

五、关于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理论问题

20世纪50年代之初，我国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侯仁之先生在论文《“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中，指出历史城市地理研究要以复原、总结历史时期城市所在地地理环境特点及其变迁为切入点，方可探明城市起源、城市性质和其发展演变等一系列问题，这奠定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基础。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先生与浙江大学陈桥驿先生等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进行中国古都学和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时，不仅注重研究地理环境及其变迁对城市形成、发展的影响，还注重研究历史文化对城市形成、发展的影响，这为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增加了新内容。笔者近年来以这几位前辈学者在历史城市地理学理论探讨方面所获创见为基础，提炼概况出“环境—文化理论”，这一理论思想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界在约50年的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总体而言，“环境—文化理论”仍在进一步建设中，不过该理论体系内涵的一些要点已逐渐明确。主要有：———影响历史上都邑城市兴衰发展及其功能、形态形成与变化的两大主要因素是地理环境特点及其变迁与区域文化特色及其嬗变。———关于地理环境，不仅包括地貌、气候、植被、海岸线、河湖等自然地理环境，还包括政治、经济、民族、人口、交通等人文地理环境；不仅注重其微地理特征，还注重其宏观地理形势；不仅关注它们的渐变，更关注它们的突变。———关于区域文化，主要有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制度文化、建筑文化等，且具层次性。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处于基础层次；建筑文化处于中间层次，体现城镇景观特色；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处于最高层次。———探寻历史时期都邑城市兴废演变与发展历程及其规律，必须通过将地理环境及其变迁与区域文化及其嬗变结合起来，进行时空交织、人地关联的综合研究。

由于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主要是针对各类城市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与积累而成的多种层次和类型的文化，而城市不仅是一个“地理实体”和“一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也“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所以在进行城市历史文化研究时，为促进学科理论和实践的深入发展，理应遵循“环境—文化理论”。不过该理论思想的践行，要结合城市历史文化的研究目的和任务，恰当加以把握。这样方能充分发挥“环境—文化理论”在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以促进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

古代历史论文篇6

[关键词]顾颉刚　史学理论　北京大学　新文化运动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指出，当时中国学术界发生了两场具有重要意义的大辩论，一是丁文江发起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辩论，二是顾颉刚发起的关于古代历史的辩论。[1]在后一场辩论中，顾颉刚的中心思想是“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这个理论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创见之一，不但对古代史研究，而且对近代和现代史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后来居上

在北京大学毕业后，顾颉刚留校担任助教。后来因为祖母病重，他请假南归，并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写历史教科书，以维持生计。1923年5月，顾颉刚发表了给钱玄同的一封信和按语，明确提出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在全国造成了巨大的反响。这个理论的基本内容，是认为先秦的历史记载是一层一层累积起来的，后人不断添加新的材料，使它越来越丰富。顾颉刚说，这包括三个含义，第一是随着时间不断向后发展，历史记载不断向前延伸:“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2]

原来，人们按照文献记载，普遍认为中国远古的帝王从先到后有炎帝、黄帝、尧、舜和禹等。顾颉刚仔细研究了各种史料，发现在周穆王以前的所有文献都没有提到禹。禹最早出现于西周后期的作品中。而尧和舜出现得更晚，到春秋末年孔子才提到他们。在战国时期，秦国的方士编造出一个黄帝，放到尧、舜之前。后来农家学派又虚构了一个神农，摆到黄帝前面。有人说这个神农是炎帝。在春秋以前，每个民族各有自己的始祖，与其他民族根本没有血缘关系。后来有人宣传大家都是炎黄子孙，那是出于政治统一的需要，完全不符合事实。[3]如果我们把远古的历史看成一个整体，顾颉刚的这个发现就可以理解为后人不断添加材料会造成对历史事件记载的失实。

由于同样的原因，对历史人物的记载也会失实。这就是顾颉刚“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理论的第二个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重要历史人物的描述越来越丰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4]顾颉刚指出了不少这样的现象，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对大禹记载的演变。在西周的文献中，禹是一个为大地铺放泥土、主管著名山川的神灵。到春秋时期，禹被说成是个国王，开始从神变成人。在战国中后期，又出现了许多关于禹的详细记载，描述禹治水的功劳，和尧把权力让给舜，舜把权力传给禹的过程。禹变成了夏朝开国的圣贤君主。[5]本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事物的记忆应当变得越来越简单，而这些历史记载却变得越来越详细。这显然是后人不断添加内容，一层一层地累积出失实的历史。

顾颉刚指出，历史就象逐渐堆积起来的干柴，表面上看到的是后来添加的东西:“汲黯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造史很好的比喻。”[6]

二、禹是一条虫

顾颉刚在给钱玄同那封著名的信里，除了分析《诗》、《书》和《论语》等文献的记载，还使用了文字学的方法来证明禹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他写道:“禹，《说文》云‘虫也，从，象形。’，《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顾颉刚推测禹最初大概是传说中的一种动物，可能有为大地铺放泥土的样子。[7]

1923年6月，钱玄同发表了给顾颉刚的回信。他热烈地称赞“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真是精当绝伦”，认为禹很可能不是真有其人。但他指出，《说文》中从“”的字，在更古老的甲骨文和金文里都不从“”。“”是汉代人杜撰的字，不能作为说明远古历史的依据。[8]

顾颉刚接受了钱玄同的意见，在1926年1月发表的文章里公开承认自己根据《说文》的解释对禹进行推测是错误的。他说:他读了钱玄同的回信，“知道说文中的‘禹’字的解释并不足以代表古义，也便将这个假设丢掉了。”但是，他认为，其他更有力的文献证据仍然说明禹最初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9]

禹是远古的圣明君主，这是千百年来广泛流传的说法。顾颉刚突然说禹不是人，许多人都觉得是奇谈怪论。有些学者发表文章加以反对。而更多的人根本没看任何材料，只是口耳相传，当作笑话。1935年，鲁迅写了小说《理水》，里面讲到一帮学者争论大禹治水的问题。他抓住顾颉刚说话口吃等缺陷，作了一段滑稽的描写:

“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地说，立即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都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吗[10]……?

在现代汉语里，“虫”是指蠕虫和昆虫之类。而在古代汉语里，“虫”还泛指所有动物，包括老虎(即所谓“毛虫”)、飞鸟(即所谓“羽虫”)和乌龟(即所谓“甲虫”)等等。顾颉刚引汉代的《说文》，当然是用后一个概念。他自己也明确指出:“虫是动物的总名(《大戴礼》中有羽虫、毛虫、甲虫等称谓)。言禹是虫，就是言禹为动物。”[11] 具体地说，顾颉刚推测，它是类似蜥蜴那样的动物。而鲁迅讲的“一条虫”显然是指蠕虫。鲁迅偷换了概念。顾颉刚从来没有说过禹是一条蠕虫。何况在《理水》发表之前，顾颉刚已经明确承认，根据《说文》的解释对禹进行推测是个失误。

鲁迅是语言艺术大师，经过他尖刻的嘲讽，顾颉刚显得更加荒唐可笑。本来顾颉刚最重要的贡献是“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而又从来没讲过禹是一条虫。但这个事实被批评者后来添加的材料掩盖了。一提到顾颉刚，人们就想起一个把人说成是虫的古怪书生。1952年，中央政府讨论筹办中国科学院，有人提起顾颉刚，毛泽东马上就讲了“大禹是一条虫”的故事。[12] 由此可见，层累添加材料会造成失实的理论不但适用于古代史，也适用于近现代史。导致失实的原因之一是名人的记录或者评论。

造成失实的另一个可能是以人划线。这有多种情况。例如人们认定某人是好的，于是认为反对他的就是坏人。鲁迅和顾颉刚之间有相当尖锐的个人矛盾。鲁迅是个进步文学家，许多人认为反对鲁迅的就是坏人。因而现代不少历史著作把顾颉刚放在错误的一方。其实好人和好人也可能闹矛盾。

又例如人们认定某人是坏的，于是认为反对他的就是好人。要是历史上某个王朝很腐败，不少人就觉得反对它的暴动者就是好人。历史学家努力收集有利于暴动者的材料，把他们的行动都说成是正义的。于是有利于暴动者的史料和史学家的论述掩盖了不利于暴动者的史料，造成了历史记载的失实。同样的道理，某人受到坏人的压制和迫害，也可能使人们认为他是好人。其实坏人也可能反对坏人。

美化尊者、亲者也会造成失实。一个人成了统治者或名人，在史籍和各种回忆中，他的一举一动都变得与众不同，甚至他的出生就异乎寻常。另外，人们为统治者或亲友编辑文集，也往往要进行删改。如果研究者不去找最初发表的版本，就很可能会上当。

文艺作品也可能造成历史著作的失实。一方面，时间较早的文艺作品本身往往就被用作史料;另一方面，文艺作品以其广泛的影响力塑造整个社会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印象，史家往往在开始研究之前已经有了成见。鲁迅对顾颉刚生动描写所造成的影响就是一个例证。

我们还常常看到“一俊遮百丑”的现象。一个人立了功劳或取得了成就，史家对这一点的反复记录和再三颂扬很可能会覆盖了他的过错和缺点。反过来，一个人的罪行或错误也可能掩盖他的优点和长处。顾颉刚说，我们看到世上的人总是有优点也有缺点，不至于完全好或完全坏，但史书上记载的人物却象戏剧里的角色一样好坏分明。这是层累的赞誉或诋毁造成的结果。[13]

把某种理论当作神圣教条会造成最严重的失实。顾颉刚揭露说，所谓儒家经典充满了互相矛盾的说法。按照逻辑，其中一定有错误。而东汉的经学家却认为儒家经典是绝对正确的，因而想方设法调和各种矛盾，为经书把话说圆。以后一千多年，几乎所有中国的读书人都把东汉经学家的讲法当作事实，写书做文章都依据他们的解释。[14]无可否认，人们认识事物必须借助某些观念或理论。但任何观念和理论都可能有缺陷，如果把某种学说或观点当作绝对正确的教条，只能修改新的发现，而不能超越旧的理论，那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失误。在中国历史上，削足适履的注经式研究造成了无数完全失实的历史著作。这是每个史学工作者都应该认真思考的沉痛教训。

除此之外，民族情绪和史家经世致用的愿望等等许多原因都有可能造成史书的失实。因此，历史学家必须非常小心，首先是要尽可能排除上述因素和类似情况对自己写作的干扰，努力反映历史的真相;第二是仔细研究史料的可靠性，尽力寻找对历史事件的最早记录。

三、史料与史实

掌握了最早的记载是否就看到了历史的真相?顾颉刚的回答是否定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理论的第三个含义，是研究者只能看到最早的史料对历史事件的反映，却不可能完全准确地认识历史事件的真实状况。[15] 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说，所有的文字记录都是它们作者(或作者的上级官员和雇主)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主观看法。

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必然要通过观察者的认知系统，因而一定会受观察者主观因素的影响。科学研究表明，由于人们注意力的差别，在同一环境中不同的人看到的事物并不相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是正常状况。[16] 观察到的事物也不可能完整准确地保存在记忆之中。观察者要回忆观察到的事物，才能把它记录下来。回忆是对观察印象的重构，不可能完全不变形。[17] 每个历史事件都有千百个细节，不能全部记载于史书，记录者一定要进行选择。而选择的标准必然是主观的。[18]

另外，人们的感官只能感觉到事物的表面现象，任何深入一点的推断都一定是主观的。如果史料中包含了对人物或事件的价值判断，那更是判断者个人的主观意见。许多人认为结果好，就能客观地证明一个决定或观点是正确的。但稍微想深一点，就会看到这样的问题:什么叫做“好”?有些人认为这样是好，有些人认为那样才是好。所有价值判断都是主观的，不可能有不容争辩的客观标准。[19]

历史学家可以断定某些材料是不可靠的，却不能有绝对的把握肯定任何史料是完全可靠的。顾颉刚在发表给钱玄同的信时指出:“我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但要承认信史便没有实际的证明了。”[20] 这个观点跟波普(KarlPopper)著名的“证伪理论”不谋而合。在许多情况下，学者只要找到一条不利的证据，就能怀疑某种记载有误;但即使掌握了一万条有利的证据，也不能完全肯定某种记载是正确的，因为第一万零一条证据可能会说明这种记载完全或部分失实，而学者暂时还没有看到这条证据，或者这条证据已经丢失。

有人认为，文献记载可能会失实，而实物材料(例如出土文物)就是绝对可靠的，用它们可以断定文献是否可靠。顾颉刚不同意这种看法。[21] 毫无疑问，实物史料具有文献史料所没有的价值，但也有明显的缺点。许多实物史料本身不带有文字或图画，即使带有文字或图画的文物往往也只是提供非常简单的信息。没有文献研究得到的详细认识和其他理论的帮助，学者几乎无法理解和利用实物史料。确定文物的年代经常 有很大的误差，确定年代的工作一般也要依靠文献研究得到的认识和其他理论。至于文物上的铭文和图画等等，同历史文献一样，也有作者的主观认识。总而言之，实物史料绝不能被视为客观的铁证。考古工作和文献研究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

历史学并不比其他学科不幸。我们划分主观和客观的时候，总是把认识者头脑里的想法判定为主观。由此可见，人类的所有认识在性质上都是主观的，虽然一些简单的局部认识可能会跟客观事实完全重合，一些复杂的认识也可能会跟客观事实部分重合或非常接近。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当我们收集了足够的证据，就可以作出结论。但所有结论都是可修改的。如果我们发现了新的不同证据，就改进或放弃原来的结论。人类就是这样越来越准确、越来越全面认识客观事实。[22] 上面已经声明，这里是从严格学术意义上进行的讨论。笔者不是知识虚无主义者，并不否定历史研究的价值。就象光学家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说，世上没有不变形的镜子，这决不等于否定镜子作用。顾颉刚认为:“学问是无穷无尽的，只有比较的近真，决无圆满的解决。”[23] 历史学家与其说“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不如说“这是目前学术研究得到的最好的认识。”

历史文献是它们作者的主观认识，这不利于我们研究它们记载的历史事实，却使我们能够考察作者的思想和他们所处时代的文化。顾颉刚指出，关于远古的历史记载几乎都是神话，我们不能根据它们准确地认识远古的政治状况，却可以根据它们来了解这些文献出现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意识，研究当时的思想史和宗教史。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的传说?为什么当时的人会写这样的故事?这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思想潮流。历史学家固然可以综合各种带有主观色彩的史料，尽可能地探索它们记载的事件和人物的真相，也可以直接研究这些主观因素出现的原因。把对一个事件或人物描述的层累变化整理出来，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社会思潮的逐渐演变。这往往也是很有意义的[24]。 顾颉刚的观点与德国史学家大卫·施特劳斯在《耶稣生平考》里提出的“神话的解释”的原理相同，是合理解释和利用历史记载的重要方法。[25]

四、复兴与启蒙

十七世纪，欧洲发生了一场科学革命，伽利略和牛顿等大师以逻辑严密的推理和观察实证展示了人类理性巨大的精神力量。这时欧洲的工商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为了改变阻碍商品和劳动力流动的分裂局面，工商业势力拥护本国君主。为了加强王权，国君和工商业势力的联盟支持知识分子对教会的批判。这导致了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先进的知识分子以理性作为最高标准，对一切违反逻辑、经不起实证检验的观点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圣经》中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受到了怀疑和挑战，古希腊、古罗马历史经典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思想开放的历史学家和其他学科的进步知识分子一道，帮助人们从盲目的信仰中解放出来。这个时代的史学被评为“理性主义史学”，是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6]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鼓吹科学与民主。现在不少人说这个“科学”是自然科学。这显然是错的。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袖陈独秀说，所谓科学是指要求逻辑严密、理性至上的科学主义精神:“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27]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思想开放的知识分子引进西方的科学主义精神和先进理论，对模糊混乱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而引进西方自然科学是洋务运动提出的要求。如果新文化运动以此为口号，那就算不上“新”了。

顾颉刚回忆他在北京读书的情况时说，当时宋学在大学课堂里还相当流行。但他觉得理学到处都是错误。例如理学家说性是善的，情是恶的;又说性和情的区别在于性是“未发”的，而情是“已发”的。人的行动当然是“已发”的。按照理学家的讲法，结论必然是人的所有行为都是恶的，没有人能做善事。[28] 这显然是用理性主义的态度谴责中国的传统思想。

顾颉刚在北京大学读书和工作的时期正好是新文化运动浪潮澎湃的日子。他深受这场运动的先锋胡适、钱玄同和陈独秀等学者的影响。顾颉刚说，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的谬误，早在古代就有人陆陆续续提出批评，但由于社会上保守势力太大，这些批评不是被置之不理，就是被蛮横地压制下去。在科举制度下，读书人不按官方的正统观点讲话，就难以通过考试、进入仕途，所以大多数读书人都因为饭碗和功名放弃了独立思考，或者出卖了诚实和正直。由于这种社会风气的长期影响，一些学者虽然勇敢，观察深度也受到限制。例如清代的崔述，他指出了许多文献对远古历史描述的错误，却认为儒家经典是完全正确的。新文化运动对孔家店的批判扫除了对儒学另眼相看的旧习惯。这场运动对西方理论的宣传，又给人们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因此，顾颉刚对儒家学说没有一点迷信。他公开宣称“儒者九流之一家耳”，决心比崔述更进一步。顾颉刚说:“倘使我早生若干年，处于不许批评又没有研究方法的学术社会中，或者竟要成了一个公认的妄人，……但现在是不必过虑的了!”[29] 顾颉刚的理论乘新文化运动的飓风流行全国，《古史辨》第1册出版后，一年之内就再版了十次。[30] 顾颉刚等学者对古代史籍的怀疑和批判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条重要战线。

我们说人的认识是逐渐接近客观事实的。由于条件限制，顾颉刚对于远古一些具体事件的认识可能会有偏差。但正如本文的讨论所表明，他的疑古精神和“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方法论是合理的。大多数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都只是宣传外国的进步思想，批判中国文化的落后因素，没有提出自己独创的理论，而顾颉刚却构建了自己的学说。“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理论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真正的创造。

新文化运动中一份重要杂志《新潮》的英文名称叫“文艺复兴”(TheRenais sance)。后来胡适就把这场运动叫做“中国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西方先进的知识分子重新弘扬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传统，反抗中世纪教会的思想统治。新文化运动不是复兴中国的文化传统，恰恰相反，它是引进西方的理性主义精神，对本国的传统思想进行批判。因此，应该说，它是中国的启蒙运动。中国传统的儒学千百年来一直是专制政

治的精神支柱。国民党在推翻了民国政府，建立了自己的全国政权之后，为了实行专制统治，又把儒家立为官方正统思想。新文化运动被扼杀了，顾颉刚的观点也受到压制。几十年以后，“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几乎完全湮没无闻。中国的思想启蒙还远远没有完成。 注释:

[1]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89页。

[2]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同上书，60页。

[3]同上，61-65页;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同上书，106-134页;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辩伪》，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1-62页。

[4]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1册，60页。

[5]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同上书，62-65、106-134页。

[6]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同上书，65页。

[7]同上，63页。

[8]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同上书，67、69页。

[9]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同上书，227页。

[10]鲁迅《理水》，《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卷，372页。

[11] 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古史辨》第1册，225页。

[12] 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25页。

[13]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1册，41页。

[14]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0-12页

[15]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1册，60页

[16]ArienMackandIrvinRock，InattentionalBlind ness，Cambridge，Mass:TheMITPress，1998.

[17]作为史料，录象、录音带和照片等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它们也只是从某个角度、某个距离记录事物，而不可能全面反映客观情况。这些角度和距离的选择，往往带有摄影和录制者的主观因素。跟人的记忆一样，音像材料也会丢失一些信息，它们的记录也难免会失真。本部分对文献史料的评论基本上也适用于音像史料。

[18] BertrandRussell，“OnHistory，”inhisUnpopu larEssays，NewYork:SimonandSchuster，1966，pp.60-69.

[19]参看RobertNozick，TheNatureofRationality，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3，pp.168，173-175.

[20]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1册，59页。

[21]李玄伯《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同上书，268-275页。

[22]JohnL.PollockandJosephCruz，ContemporaryTheoriesofKnowledge，Lanham:Rowman＆Lit tlefieldPublishers，1999，pp.8-10，36-37.

[23]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1册，272页。

[24]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同上书，101页。

[25]关于大卫·施特劳斯“神话的解释”，参看B.A.Haddock，AnIntroductiontoHisloricalThought，London:EdwardArnold，1980，ch.10.

[26]参看J.W.汤普森著，孙秉莹等译《历史著作史》下卷，第3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78-83页。

[27]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一卷，一号，1915年。

[28]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1册，34页。

[29]同上，31、42、79页;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同上书，59页。

古代历史论文篇7

摘 要：关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断代分期问题，有争议而无定论。 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来分析古代音乐史的分期断代，本文，笔者将围绕黄翔鹏先生的五个断代进行讨论。

关键词：古代史 音乐 分期

关于古代音乐史学的断代分期问题，从过去到现在多有争议而无定论。

一、从不同的角度划分

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音乐著作产生于20世纪初。时至今日，此类著作已先后出版了十余部。综观已出版的中国古代音乐史著作。撰写体例各有不同。有按朝代更迭划分；即以历朝历代的政权更替划分中国古代音乐历史的各个时间段。不能完全等同于一般事务的发展。可见，这种分期代表一定时代的产物，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有从音乐形态特点和性质的角度划分的。郑觐文的《中国音乐史》分为上古时期、雅乐时期、颂乐时期、清商时期… …也有根据音乐规划分的。

其中，以时代为脉络撰写的中国古代音乐史著作所占比例最多，而他们的断代却不尽相同。

关于分期问题，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很复杂的。要搞好分期，得先对各个乐种、社会生活的演变等等有一个总的把握，然后才能够说在哪个分期。另外，视角的不一样，分期的方法可能也不一样。

二、黄先生的五个分期

黄翔鹏先生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分期研究及有关新材料、新问题》中讲到：“中国古代音乐史如何分期？旧的做法是按朝代分成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每一个朝代为一个章节。依据政治权利的更迭来叙述。黄翔鹏先生根据音乐形态和音乐的传承关系出发，把中国古代分为：一、原古三代；二、夏商周；三、歌舞伎乐前期（秦汉、魏、晋）；四、歌舞伎乐后期（南北朝、隋唐）；五、剧曲音乐时代（五代、宋、元、明、清）。

黄先生的分类就是纯粹的围绕音乐艺术形态来划分，到也看得清楚，而且有一定的条理性。他是以事实说话的，他曾说：“音乐是精神的产物，但他即经产生，便成为一种可闻可感的物质现象。”

早期在《论中国古代音乐的传承关系》一文中，他从中国传统音乐形态学的宏观角度，提出中国古代音乐的三大历史阶段：一、以钟磬乐为代表的先秦乐舞阶段；二、一歌舞大曲为代表的中古伎乐阶段；三、以戏曲音乐为代表的近世俗乐阶段。此后，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出现，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分期研究及有关新材料、新问题》一文中，他又进一步系统明晰的提出，根据音乐形态特点将古代音乐历史划分为五个时期。

黄先生之所以这样分，是根据一定的社会背景以及出土的文物或是音乐形态上的细节、民俗文化等等，都是有证可依的。

在讲到第五个阶段：剧曲音乐时代时，说道：“对历史时期的划分，我是把庄园统治时代定位唐末。从五代起在音乐史上成为酒筵歌曲时代，即五代的词乐与宋词音乐开始的年代，这样一分，就把“敦煌谱”音乐划入宋代曲子词中，而不是像过去的史学家一样，将它划入唐歌舞大曲中，事实上，“敦煌谱”的内容都是酒筵歌曲，并非唐代的歌舞大曲。“

通过把音乐形态归属于哪个时期，再由时期来断代，不禁要赞叹黄先生的思维能力，我特别欣赏黄先生在文章中朴实的语言。记得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我向老师提过类似问题，因为我看到关于黄先生的许多文章，其中的语言就像在与人说话一样，非常朴实。老师解答说，写这些文章，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语言。

黄先生在划分第一个阶段远古三代时，他提到了按远古乐器看时代划分，其中就有：“簧是什么？“簧”可以理解为“笙”因为“笙”是靠簧的振动发音的，但我们读古书，应当按古人很朴素的概念来看问题，其实，“簧”就是簧，即“口弦”，西南少数民族多有这种乐器。”

说到这，我想提到1977年湖北随县出土的曾侯乙编钟，起初黄先生提到“一种双音”的观点，直到曾侯乙编钟出土，这一观点才得到证实，但是这个问题仍是无法解释的，通过平时的一些积累，我想，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可以从最朴素的角度出发呢？编钟的形制是两个片放在一起，那么，一种双音就是当时的人们从生活中发现，也说不定呢？

总之，这五个分期是三段分框架之内的细分。

而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与《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则是根据音乐观来划分。

三、关于分期的多种角度

中国较为传统的音乐观发端于周末，完成于汉初，在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传统音乐观的主流与核心是儒家的中和思想。

通过阅读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我发现中和思想贯穿始终，大量的篇幅在讲每个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等。

冯文慈在“文化视野中的音乐历史分期”研讨会发言时讲分期列出：一、史前时期距今约9000年前――公元前2071年；二、祭奠时期夏商；三、初见繁荣期，西周、春秋；四、茁壮成长期，战国秦至西汉、东汉；五、拓展基础并再现繁荣期；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六、全面发展繁荣期；北宋、辽、金、南宋、元、明、清。我想，他主要考虑古代音乐文化史应该从什么时候正式开始，它的基础，什么时候经过了繁荣，经过了发展… …

而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则是以古代音乐的纵向发展为顺序撰写的。不论史学家如何划分，中国古代音乐都有一个大的历史文化背景在后面支撑着。历史是无法改变的，在分期断代的问题上，之所以有争议，就说明没有谁对谁错，只是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罢了。可见，乐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之重，儒家对乐的影响之深。选取音乐观的角度有助于客观的认识和看待古代音乐历史的总体发展过程。

黄翔鹏以音乐形态特征与音乐传承，将音乐史划分的三个阶段和杨荫浏《史纲》中根据对儒家音乐观反映的变化划分的三个时期不谋而合，体现了一定历史阶段的音乐形态特征与此事主要音乐观之间的关联。

四、总结

有关中国音乐史分期断代的划分问题，对于初学中国音乐史的我，还很难驾驭，这个问题涉及了太多音乐以外的知识，比如在读黄翔鹏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分期研究及有关新材料、新问题》一文时，我就颇有感触，文章涉及考古学、文献学等各个学科，提及的内容包括历史、史实、民俗等各个层面。在读文章是，需要全身心的投入。因为其中的奥秘太多太多。

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分期仍是一个需要研究的课题。许多史学家关于这个问题都根据自己的经验、知识研究了很多。但是，直到现在都没有达到共识。我认为，还是黄翔鹏先生和杨荫浏先生的学术观点更具有权威性。在笔者看来，他们的著作不是一味的针对某一问题或观点展开讨论，而是从各个角度出发，用有力的论据来证实某一观点。或是在涉及到其他知识时，努力用最浅显易懂的文字来说明，待说清楚后，再回到那个观点上去加以说明，使读者能够看得更明白。

作为初学者，一定要从最基本的知识研究，比如，校勘学、文献学、考古学等等。只有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这一领域，才能发现真正的问题，真正的解决问题。（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参考文献：

［1］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下册）

［2］ 冯文慈《在“文化视野中的音乐历史分期”研讨会上的发言》

［3］ 杨永贤《中国古代音乐史分期概说》

古代历史论文篇8

关键词： 音乐史学 历史进程 回顾

历史是一条河流，而音乐的历史亦是如此。我曾在《吕氏春秋》古乐篇中看到这样一句话：“故乐之所由来者尚矣，非独为一世之所造也。”很显然，这足以充分说明音乐已经有很古老的历史，同其他文学史、哲学史、化学史等一样，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漫长的发展过程。那究竟什么是音乐史学呢？音乐史学就是指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与音乐相关的现象并加以理性的思考与总结的学科，它是音乐学中最重要的领域。音乐的历史，不仅仅指人类经历与创造出的音乐文化，也指人类对自己已经创造出的音乐文化的回忆和再认识。下面以时间为轴心，简单回顾古代至20世代音乐史学的历史进程。

一、古代音乐史

关于音乐史学的研究，早在中国古代就有对音乐的记载，上古时期史官记事的书――《尚书》中就有关于音乐的记载。《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它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撰写体例分本纪、世家、表、书、列传几部分。《史记》“乐书”的建立，确立了“音乐与音乐史”在正史中的地位，其在音乐史上的地位不可轻视。《宋书・乐志》这部音乐志书从音乐的起源、发展谈到汉末的音乐文化，把三国以来关于音乐的朝章国故、土俗民情都包括进去了，从某种意义上看，《宋书・乐志》已有断代史著述性质。《吕氏春秋》古乐篇就是专门谈音乐史的篇章。北宋时期朱长文的《琴史》，是我国古代第一本琴史专著。可见中国音乐史学有着多样的著述和久远的历史。其后的音乐史学正是在此基础上继承、创新与发展起来的。

二、20世纪音乐史

严格地说，中国音乐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作为一门艺术史学，应该创立于20世纪初。一直到90年代，经过很多人的努力，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

1.20年代的音乐史

叶伯和、朱谦之、郑谨文等学者的音乐史专著的发表，不仅标志着中国音乐史学的萌芽，而且展现了他们治史的方法。例如，叶伯和《中国音乐史》（上卷，1922），此后，童斐《中乐寻源》（1926）、郑觐文《中国音乐史》（1929）等音乐史著作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开辟了“初创期”时代。

2.30至40年代的音乐史

30年代，许之衡、缪天瑞、王光祈等人的著作问世。自40年代至70年代，主要著作成果有：杨荫浏著《中国音乐史纲》（完成于1944年1月，1952年出版，以下简称《史纲》），《中国古代音乐史稿》（1964年由音乐出版社出版从远古到宋代部分上、中两册；1981年出版完整书稿，分上、下册，以下简称《史稿》）；蓝玉崧著、吴大明整理《中国古代音乐史》（1956年蓝玉崧讲授内容，吴大明整理后于2006年3月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我国原始时期音乐试探》（1958）；李纯一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1958）；沈知白著《中国音乐史纲要》（写于1958年，1982年出版）；廖辅叔编著《中国古代音乐简史》（1964）；张世彬著《中国音乐史论述稿》（写于1971年，1975年香港出版）。《史稿》是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划时代巨著。作为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通才式学者，杨荫浏凭借深厚的国学功底，对音乐历史文献的熟知，律学研究与实验，传统音乐实践与研究，对宗教音乐的精通以及对西方音乐的认知，开辟了中国音乐史学一个新的时代。有学者认为：“《史稿》没有把《史纲》的学术成果全部吸收进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无论如何，《史稿》全方位地诠释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历史发展，构建了中国古代音乐史著作的完整体系，这是国内外学界所公认的评价。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以杨荫浏的著作为标志进入了学科“发展期”。

当时各界学者都极力学习运用唯物史观以指导自己的研究。这一时期的音乐史著作明显带有这一特点。杨荫浏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一书可以说是目前中国古代音乐史方面最具权威性的著作了。李纯一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简略叙述远古至夏、商，即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鼎盛时期的音乐发展史，比较突出的是审慎运用文献材料与考古材料相互印证，被认为是从缺少文献的“先史”和“原史”时代开拓出研究音乐史的“一种新途径”。

3.50年以后的音乐史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以杨荫浏、廖辅叔、沈知白、李纯一为代表的研究队伍，其成果大大丰富了中国音乐史的研究。50年代后期，在中国音乐家协会等单位组织下，杨荫浏、廖辅叔、李纯一执笔并经数十人参与讨论，写出《中国古代音乐史提纲》，并决定由三位学者分别撰写或修改出通史专著。1964年出版的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远古至宋代部分），即以此提纲为基础写成。此书修改稿及续写的元明清部分，因“”动乱等原因，直到80年代才完成，并分上、下册出版。杨荫浏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下册，在这部65万字的巨著中，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结合自己深厚的民族音乐实践与理论功底，几乎涉及古代音乐史所有方面。论者指出，它“科学而系统地揭示我国音乐发展规律和阐明我国音乐史实来龙去脉”，与前人相比，是“材料最丰富、论述最全面，而且最重视音乐实践的一部通史”。《史稿》处处联系音乐的表现方法和结构形式特点，重新审视史料，发过去史家所未发，打破过去音乐史偏于“音乐文学史”的局限，举出较多音乐实例（完整曲例达84首）以改变往昔“哑巴音乐史”面貌，是它突出的特点和优点。书中广泛吸收文学、史学、考古学、音响学、音韵学、民族学及民俗学各科成果，如引用大量考古实物材料及100余幅宝贵图像，令人耳目一新。书中提出许多独到见解，如关于荀勖笛律、关于燕乐“重四宫”等观点，发人深省，至今仍是中国古代音乐史通史著作的扛鼎之作，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深受国内外学者的推崇。依据《中国古代音乐史提纲》写成的还有廖辅叔的《中国古代音乐简史》，简明扼要，条理清楚。经过课堂多年讲授，于1982年重印。

4.80年代的音乐史

80年代初还出版了多种古代音乐通史。沈知白、蓝玉裕、金文达、夏野等学者分别总结自己多年教学及研究心得，各自写出通史专著。它们大都篇幅紧凑，条理分明，有材料，有分析，有观点，许多地方改正了前人的失误。吴钊、刘东升合著的《中国音乐史略》，材料丰富，议论叙述得当，集中了各方面的研究成果，面向广大音乐爱好者和一般音乐史工作者，受到海内外重视，被译为日文出版。刘再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及时采录追踪80年代音乐史研究成果，既有趣味，又有一定深度。田青《中国古代音乐史话》文笔优美流畅，寓知识性于趣味性之中，娓娓道来，给广大音乐爱好者留下鲜明生动的印象。刘东升、袁荃酞编撰，张振华、董建国摄制的《中国音乐史图鉴》，是一本具有开拓意义的图片音乐通史。全书通过58幅彩图、322幅黑白图及简要文字说明，概述中国音乐发展历程，形象鲜明，印制精美。它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制多达500余册的《中国音乐史》幻灯片一起，共同迈出了古代音乐史图像研究的可喜一步。

5.90年代的音乐史

90年代出版的音乐通史性著作不少，大都适应教学和音乐爱好者阅读。孙继南、周柱锉主编，各院校音乐史专家参与撰写的《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从远古一直叙述到近现代，最后还有一章（第九章）采用“音乐大事记”方式记述1949年7月至198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音乐事件，是一部描述时段最长的真正意义的中国音乐“通史”。全书采用略于远而详于近的安排，古代音乐史部分约占全书1/3。比起一些成书于“”后期而出版于80年代初的著作回避或贬低孔子的现象，此书对孔子及儒家的音乐贡献有了较正面的评价，体现了人们思想解放的成果。金文达的《中国古代音乐史》一书雏形甚至可以追溯到他50年代所编教材，是他多年讲述心得的结晶，内容丰富，论述深入。修海林曾写有《音乐的沉浮――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历史考察》，同时他与李吉提合写的《中国音乐的历史与审美》，以及伍国栋写的《中国音乐史》都希望改换视角，从文化、审美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它们通过古代音乐文化兴衰沉浮的描述，揭示了古代音乐文化发展的多项动因，在古代音乐史研究写作的体例上可以给我们新的启发。吴钊的《追寻逝去的音乐踪迹――图说中国音乐史》（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配印了大量图片，其中有不少音乐考古新发现首次披露，这是音乐史图像研究的又一新成果。秦序编撰的《中国音乐通史简明教程》，也是为音乐院校编写的教材，作者希望以较少的篇幅介绍更多的音乐史知识，故其所述从远古直到20世纪末，同时尽量把新的音乐考古成果和学术成果反映到书中来，甚至对少有教材注意的通俗音乐、摇滚乐等大众音乐也有所涉及。

三、结语

我国音乐史学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突出的成绩，无论是研究者还是文献巨著和成果，都较为丰硕。但是辉煌光环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现行的音乐史方面的论著可以说只是汉族的音乐史，少数民族的音乐发展几乎都未写入中国音乐史。少数民族的音乐很多也独具特色、非常优秀，应该充分挖掘少数民族优秀的音乐，充分发挥我国多民族的优势。其次，音乐史的教学与研究在现行体制下也存在一些缺陷，音乐史学者们应该积极努力地去发掘、完善。总之，这些存在的问题正在等待音乐史学家们进一步去解决。

参考文献：

［1］徐元勇.百年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综述.音乐理论.

［2］吴倩.关于中国音乐史学的思考.艺术研究.大舞台（双月刊），2003，（1）.

［3］郑祖襄.十年一回首――漫话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现状.音乐研究，2005，（6）.

［4］余峰.从史料学角度看中国近代音乐史学研究.云南艺术学院学报，19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