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范文

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文学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是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从简单回顾了归化、异化理论的生成及其演变。指出归化和异化都是重要的翻译策略，两者相辅相成，对文学翻译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引言

归化与异化是文学翻译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策略.本文简单回顾归化和异化策略在文学翻译中应用的历史,从晚清时期的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一百年归化为主调，20世纪最后20年对异化、归化的重新思考，二十一世纪的文学翻译：归化和异化的继续发展。并指出归化和异化相辅相成，对立统一。译者应根据在翻译中涉及的多种因素进行取舍，创造高品质的译品。

1归化和异化概述

直译与意译是归化和异化讨论的源头。直译和意译是翻译的两种主要的方法，八十年代初，张培基等学者所编的《英汉翻译教程》中解释直译（literaltranslation）为：“所谓直译，就是在译文语言条件许可时，在译文中既保持原文的内容，又保持原文的形式--特别指保持原文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等。但直译不是死译或硬译。”……九十年代出版的翻译教程阐释直译：“直译指翻译时要尽量保持原作的语言形式、包括用词、句子结构、比喻手段等等，同时要求语言流畅易懂”（范仲英1994：90）。而意译则认为语言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表达形式，当形式成为翻译的障碍时，就要采取意译。翻译的归化/异化概念直接来源于1813年德国学者Schleiermacher（施莱尔马赫）《论翻译的方法》一文，文章指出翻译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引导读者靠近作者，另一种是引导作者靠近读者。但并未授以具体名称。1995年美国学者L.Venuti的《译者的隐形》定义这两种方法为异化/归化。Venuti是异化派翻译的代表。他提出“反翻译”的概念。指出翻译的风格和其他方面在目的语的文本中要突出原文之“异”。他说：“反对英美传统的归化，主张异化的翻译，是要发展一种抵御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以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郭建中1999：192-193）在讨论异化翻译时，他对归化翻译的策略作出了描述：遵守目标语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公然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从而达到让译文符合本土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的需求。归化翻译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流畅地道的英语进行翻译，在这类翻译中，翻译者的努力被流畅的译文所掩盖，译者为之隐形，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被掩盖，目的语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文化价值观，原文的陌生感已被淡化，译作由此而变得透明。从后殖民理论吸取营养的异化翻译策略则将归化翻译视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和征服的共谋，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所以，Venuti提倡异化的翻译策略。美国翻译家奈达（Nida）是“归化”理论的推崇者，他提出了“功能对等”和“读者反映论”的观点。在各种不同场合，他重复“最切近的自然对等”概念这一观点，既“译文基本上应是源语信息最贴近的自然对等”。“归化派”认为，不应该将源语中的语言体系和文化现象强加在译文读者身上；文化差异必然带来交流和理解上的障碍，既然翻译的主要任务是文化交流和传播，就应该避免文化障碍，而“异化”则不可避免地带来这种障碍；对译文读者的想象力和智力也不应该有过高要求，而是应该将源语以最贴近目的语的形式呈现给译文读者，使之理解起来更容易。

直译/意译同归化/异化翻译他们之间有着相似和差异。王东风在《中国翻译》“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归化与异化之争，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可谓由来已久。”归化和异化可看成直译和意译概念的延伸，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译与意译。…（王东风，2002：24-25）

2归化和异化策略在文学翻译中应用的历史

从晚清时期的19世纪70年代开始到现在的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先后出现了四次高潮：：第一次是20世纪头十年，第二次是“五四”后的十年，第三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真正繁荣的也就是50年代的十年)，第四次是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孙致礼，2002)

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文学翻译除“五四”后十余年异化译法一度占上风外，大部分时间还是以归化译法为主调。1898年，严复提出了“译事三难：信、达、雅”。1899年，林纾翻译出版了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先后翻译了180多种西方文学作品。，当时的翻译者考虑的并非是要忠于原作，而是如何适应当时社会文化的发展需要。晚清时期，白话运动蓬勃开展，但当时的译者除个别以外，都不愿用白话文翻译，而坚持用文言译作。这样不但读者觉得晦涩难懂，译者自己也觉得颇受束缚，不得不对原文加以改动和删减。所以，为了博得广大读者的青睐，译者大都采用叙述法，常常出现译文的夹议夹作、改写改译。这个时期的文学翻译除了少数外来词的引用外，基本上是以归化为主导。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我国的文学翻译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在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带动下，当时的作家和翻译家试图从外国文学中吸取营养，以达到改造文学、改造社会的目的。鲁迅提出“易解”和“丰姿”是翻译的双标准，较严复的信、达、雅三标准具有更大的涵盖力，使其得到了丰富和深化。他主张译者只能“改换衣裳”即转换语言形式，而不能“削鼻剜眼”，即尽量保持原作的“异国情调”，提出翻译“以信为主，以顺为辅”“宁信而不顺”可谓在文学史上高扬一帜。但同时也导致一定程度上的生硬翻译。因此，从3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译界在翻译方法上出现了一个“逆反应”，归化法再次占据了主导地位。张谷若从30年代开始翻译的时候，翻译并出版了哈代的《还乡》和《德伯家的苔丝》，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遵循两条翻译原则：(1)不能逐字死译；(2)用地道的译文翻译地道的原文。朱生豪由30年代中期走上翻译道路，他在《莎上比亚戏剧全集》译者自序》中，明确反对逐字逐句对照式的硬译，提倡保持原作的“神味”和“神韵”。我国30、40十年代的文学翻译比较强调传达原文的“神韵”，比较看重译文的通顺流畅，而不怎么注意传达原文的形式，不仅如此，甚至还可以随意“更易原文之结构“。他们走的是归化之路。

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翻译界受西方翻译理论的启发，对异化、归化进行了重新思考，异化译法开始受到重视。1987年，刘英凯在《现代外语》第四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归化--翻译的歧路》的论文，尖锐的批评了归化法，并大力提倡移植法，让其在翻译中占有“主导地位“。文中力举的过分归化的表现和分析可以说促使我国翻译界对中国的文学翻译方法进行了一次认真的反思。这种反思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在1995年，由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和南京大学西语系翻译研究中心联合举行了关于《红与黑》几个译本意见的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全国范围的翻译大辩论。通过这场大辩论，中国翻译界对异化和归化这个问题，也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在此后几年中，刘重德、郭建中等学者，也曾先后对异化和归化发表了一些独特的见解，认为应该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异化和归化，从而发表异化译法，并将归化法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在改革开放期间，不仅翻译理论界对异化译法有了新的认识，文学翻译工作者中也目前翻译界在承认异化与归化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对抗性概念、而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基础上，又展开了哪一个是主流之争，这可参考孙致礼教授“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中国翻译》，2002）和蔡平的“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中国翻译》，2002）两文。甚至现在有学者还认为“译文中异化和归化的表达方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某一时期被认为是异化的表达法，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有可能成为译语的一部分，看不出异质的因素了。”（蔡平，2002：41）

随着“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和各民族之间克服了解的加深，各种文化之间的借鉴与融合日趋明显，文化的异质色彩似乎正在逐渐淡化。二十一世纪的文学翻译将是归化和异化的继续发展。另一方面，“文化多元化”和“反文化同化”的呼声却又此起彼伏，各民族要求保持各自文化特色的意识也日趋高涨。作为语言、文化交流桥梁的翻译，归化和异化的辩证统一仍然会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会不断发展。

3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选择归化或异化策略

归化或异化策略其实都是一种翻译手段，他们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对立统一，相得益彰。译者在翻译实践中采用“归化”的原则和方法，还是采用“异化”的原则和方法，应根据在翻译中涉及的多种因素，应根据具体的语境、翻译的目的、译入语的包容度、文学作品、作家、译入语读者的接受效果、民族的思维习惯和不同文化的趋同程度的具体情况进行取舍。那么，怎样决定翻译一篇文学作品时归化法和异化法的取舍呢?文学翻译不同与一般的翻译，具有自身的独立性与特殊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做到“文化传真”与“艺术审美”的完美结合。这样读者既能从好的文学作品中获取一些知识，又得到了审美的愉悦。在翻译过程中，不管译者在文学翻译过程中是用归化法还是异化法，是形似还是神似，是紧扣原文还是进行再创作，都是可取的。但采用这两种翻译方法要把握好“度”。过分强调某一方面而牺牲另一方面都会走极端，翻译界中存在着一些过度的归化现象，例如滥用四字格成语：四字格成语是汉语言文化的一大特色，正确使用使目的语更显优雅，可如果误用成语不仅会使译文晦涩，也会改变译文的深层含义。滥用典雅词汇，滥用抽象法，滥用带有文化色彩的替代。即是用汉语的文化渊源和相关的形象替代了西方的表达方式，这样做反而使译文有些别扭。而异化过度会出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译文带有翻译腔，即对来源语保持绝对字面上的忠实，不考虑来源语结构、表达方式是否也符合目的语的表达习惯。

结语

异化与归化的争论不但困扰了过去的许多译者，还必将困扰现在和以后的译者。异化与归化将永远同时并存，成功的翻译既离不开异化，也离不开归化。我们认为没有必要进行“归化”和“异化”优劣高下之争，译者应根据在翻译中涉及的多种因素进行取舍，交替运用归化和异化翻译确保译本的高品质。

参考文献

[1]王东风．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J]．中国翻译，2OO2，(5)．

[2]孙致礼．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J]．中国翻译，2002，(1)．

[3]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J]．中国翻译，2OO2，(5)．

[4]刘英凯．归化--翻译的歧路[J]．现代外语，1987，(2)．

[5]蔡平.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J]．中国翻译，2OO2，(5)．

[6]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一、研究者的阅读能力与层次:

t1、阅读能力:

t 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学,首先要过的是文字关。因为古代文学作品都是用古代汉语写成的,只有多方面掌握古代语言的文字、声韵、语法等知识,能够自如地阅读古文,才能真正读懂作品内容。以广为流传的唐代诗人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为例,(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如果不明白其中的“城阙”“三秦”“五津”“宦游”“比邻”“歧路”“儿女”等字词的意思,是无法理解这首诗表现的内容的。

阅读能力还包括对作品内涵的领会能力。譬如有时须了解作者的 背景与写作动机,用中国古代传统的说法是“知人论世”,也就是作者因何要写这首诗?这就需要许多历史、传记、文化背景、创作情况资料方面的积累,下许多考证的功夫。

t 以李商隐的《锦瑟》为例,(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历代评论家都有感于它的难解,它难解在什么地方呢?不在它的字、词、句意,而在于它的背景与动机。关于此诗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这是诗人追怀他死去的妻子王氏,是一首悼亡诗(见《玉溪生诗笺注》);有人说这是一首描写音乐的咏物诗(见《缃素杂记》);有人说这是李商隐晚年追叙生平,自伤身世之辞(见《玉溪生诗笺注》)。持这些说法中的任何一种,从诗的字句都分析不出来,都要有材料为依据,要有考据查证的功夫,如果不了解牛李党争、义山与王茂元之女的婚姻、王氏的夭亡、王义山自己仕途的坎坷,无法做出悼亡、感遇的推测;如不知旧版李商隐诗集以此诗为首,也很难判定其为诗序、诗论;至于王氏是否精通音律与偏爱锦瑟,这就更需要过硬的材料了。由此可见,阅读能力的提高必须以扩大知识领域为基础。

t 研究要精,阅读则要博。读书的面不妨宽一些,古今中外文史哲,都应涉猎,这样才能有利于一个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

t 在这方面,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是20世纪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史家,很少有人能得到他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那样一致的承认。陈寅恪先生治学的范围非常广,除隋唐史外,他还研究魏晋南北朝史、蒙古史、西域民族史;除历史学外,他还研究佛学、文学、语言学等,并在如此众多的治学领域里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仅就治学工具——语言的掌握,他不仅超过了乾嘉巨子钱大昕,而且比王国维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同时代人回忆,他在欧美除了学习欧洲一般语言外,还学习梵文、巴利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波斯文、土耳其文,回国后又学习满文。因此,在占有资料方面,很少有学者能与他相比。

t2、阅读层次:

t 读书可以分几个层次,就古代文学研究而言,阅读主要分为读文学史、读作品选和读学术经典三个层次。

t (1)读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遗产非常丰富,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全部熟悉。如游国恩、王起等人编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等一类的着作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及其发展的历史,有助于读者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大概面目,对于一般水平的人来说,读一种或几种公认写得比较好的文学史很必要。

t (2)读作品选。为什么要读作品呢?因为整部文学史就是由许多时代的无数作家一起创作出来的,一个时代的文学现象是由当时许多作家一起创作所形成的,一个作家的成就也就表现在其平生遗留下来的作品上。所以无论是对一个作家或一个时代以至相续几个时代文学的研究,都必须立足于作品的研究。

t 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产物,优秀的文学作品凝结着作家高尚纯美的感情,并以优美独特的手法表达出来,有着深厚隽永的艺术魅力,影响着读者的精神境界。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咏。”如研究宋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胡云翼选注的《宋词选》多为词人的代表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词的丰富多彩,而且注释通俗完备,评析精当,是一个影响较大的宋词选本。但如果是研究一个作家一个诗人,就应该尽可能读完他的全部作品。

t (3)读古代典籍。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首先应有个大致的了解。中国古代图书自唐以来一直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古典文学属于集部,但若要深入学习古典文学,对于经史子三部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典籍都应了解甚至熟悉,这是研究古代文学基本功的一部分,不能忽视。

经部,收录的是儒家经典。主要包括十三经、古乐、文字等方面书籍,以及解释经书的着作,儒家经典了"十三经"为代表,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礼》《春秋》,后《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种,《春秋》分为《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三种,加上《论语》《孟子》《孝经》《尔雅》成十三经。

t 史部,主要是各种体式的史书,如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别史、杂史等。研究古代文学,应注意其历史背景,一定要读有关的史书。比如研究先秦两汉文学,要用心读《史记》《汉书》;研究唐代文学,要读新旧《唐书》等等。史部还包括地理着作、政书、目录书等。

子部,收集先秦以来诸子百家及释道宗教的着作。此部范围广,收书也比较复杂,有哲学书,也包括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农学、军事、艺术、宗教的着作,也包括笔记小说和类书。子部中也有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书籍,如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等及其有关书籍。儒家思想,主要见于《五经》《四书》;道家之书以《老子》《庄子》最为重要性,儒道之外,法家的《韩非子》集法家思想之大成,文辞优美,应加以注意;小说家中的《世说新语》记载魏晋名士言行,隽永有味,对后世影响很大,也应阅读。

集部,收历代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着作。一人着作的集子称别集,多人着作合编一起的集子称为总集。别集,如李白的《李太白全集》: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韩愈的《韩昌黎集》等。总集,如《昭明文选》、《全唐诗》等。文学评论,如《文心雕龙》、《沧浪诗话》。

t

t二、收集材料的注意事项:

t 1、广搜博采,多多益善。大量有系统地阅读有关文献,可以借助于目录学,如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目答问补正》等书的指引,一部部地查找。一定要宽泛一些,以免顾此失彼。

t 2、透彻理解,发现问题。重要的材料是一字一句地读,反复读,方能获得透彻的了解并从中发现问题。要有敏锐的观察力,注意于古人行文的细小处发现并获得对问题具有关键作用的材料。搜集材料,要有耐心和恒心,注意积累,在阅读过程中要花工夫记下有价值的材料和 心得体会。

t 3、避免先入为主。应该做到一切从材料出发,而不是根据已有的观点来对材料进行取舍。例如要研究一位诗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读他的作品集,读他的有关资料,了解前人对他的研究状况。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你所发现的有些问题前人已经研究过了,那么这样的问题就不再有研究的必要;但也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是有些方面你认为值得研究但是别人尚未涉及的,另一种是有些问题别人虽然研究过,但你自己的体会有所不同,或者别人的结论与你所掌握的材料有矛盾,或者你所掌握的材料正好可以对前人的某一观点做补充,那么,这些独到的体会都将是适合你研究的课题。这样确定下来的选题比先主观地选个题目,然后很辛苦地往下做要容易得多,写起来也不会泛泛而论和流于一般化。

t 4、充分利用现代化的资料检索工具。研究古代文学过去主要靠背诵,现在背诵当然不能荒废,便在已经发展到信息时代的今天像旧时读私塾那样用很多时间背诵不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因而可以运用网络,但要注意披沙淘金,如学术期刊网等。

t三、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

t 研究方法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一种具体的操作手段,手段是否有效,如果撇开研究者本身的因素,主要看它能否与处理的对象相应,研究方法应该是根据研究对象而确定的。

t 近二十年来,古代文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与多元化有密切关系。我国传统的考据、点评等批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历史的、社会学的批评方法仍然被广大研究者所运用;此外,现代西方众多的文艺研究方法,如神话原型批评方法、心理分析方法、形式主义批评方法、语义学、符号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新批评方法、信息论的研究方法等都有所尝试,而且在运用这些批评方法时,还常常交叉、灵活地运用。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灵活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进展。

t 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在研究方法的探索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t 例如古代作家心灵研究。文学研究之所以要关注士人心态,是因为士人心态牵涉到当时的政局、哲学、社会思潮、以及士人本身的许多方面,如他们各自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他们生活的环境,所受的教养,以及更为特殊的一些心理因素等。社会文化背景对于文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当时士人的生活方式与心理状态作为中介来转递的。一个时代社会、政局的变动,意识形态的变化,是种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造成了某一时代士人特定的精神面貌和文化心态,他们的审美趣味和文学爱好也随之发生变化。如南开大学罗宗强教授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中国社会科学院董乃斌研究员的《李商隐的心灵世界》等为我们提供了古代作家心灵研究的杰出范例。

t 又如历史文化研究的方法。什么是古代文学的历史文化研究呢?顾名思义,就是将研究的视野和重点投向古典文学同历史和文化的联系,对历史对社会采取文化的审视。置言之,是将古代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其他亲缘学科、特别是史学(还包括哲学、美学、心理学等)结合起来进行交叉和综合的研究。从一个时代历史文化的整体运动中来审视它的价值和作用。

t 着名学者傅璇琮先生,在其力作《唐代科学与文学》中成功地运用了历史文化研究的方法,作者把唐代的科学与唐代的文学结合在一起,通过史学与文学的相互渗透和沟通,收集古人在历史记载、文学描写中的有关社会史料,作综合的考察,来研究唐代士人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并努力重现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以作为文化史研究的素材。这一研究成果,为人们深入了解和认识唐代文学现象提供了极为丰富

t 生动的参照。这种方法看起来好像与传统的综合研究相似,其实有本质的区别,即不再是机械地罗列影响文学发展的政治、经济、制度、哲学思潮等各种因素,而是将多种因素融为一体,找出其内在的深层联系,使历史文化背景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让某一具体历史时期的文学在文化的整体及其运动中得到真实全面的呈现。

t 再如比较研究。俗话说:“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不仅是欣赏的重要方法,也是研究的重要方法。

t 比较可以有多种类型,大多在不同作家的同类作品中进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作品立意的高低。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与白居易的《新制布裘》都表现了对民生疾苦的关心。

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

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新制布裘》

桂布白似雪,吴绵软於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馀温。谁知严冬月,支体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抚裘起逡巡。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里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後诗正与杜子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曰"安得广夏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同。

t 从立意着眼,有人认为杜甫用心更好,有人认为白居易更难得。应该看到,从各自的处境来看,用意都是好的,但杜甫诗中的“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表白,立意更高;

t 二是作品艺术的高下。如陶渊明《问来使》与王安石《道人北山来》、王维的《杂诗》三诗立意相似,写法相似,王维只有四句,其他两首诗较长,不如王维诗精炼。

《问来使》陶渊明

尔从山中来,早晚发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几丛菊。

蔷薇叶已抽,秋兰气当馥。归去来山中,山中酒应熟。

《道人北山来》王安石

道人北山来,问松载东岗。举手指屋脊,云今如此长。

开田故岁收,种果今年尝。告叟去复来,耘锄尚康强。

死孤正首丘,游子思故乡。嗟我行老矣!坟墓安可忘?

王维《杂诗》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

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近年来，美国文学课多使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陶洁主编的《美国文学选读》(以下称《选读》)作为教材。从目录中可以看到《选读》选择了18世纪—20世纪38位美国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其中脍炙人口的美国文学作品有:纳萨尼尔•霍桑(NathanielHawthorne)的《红字》、赫曼•麦尔维尔(HermanMelville)的《白鲸》、亨利•大卫•梭罗(HenryDavidThoreau)的《瓦尔登湖》、斯哥特•弗次杰拉德(F．ScottFitzgerald)的《了不起的盖茨比》、阿瑟•弥勒(ArthurAsherMiller)的《推销员之死》、约瑟夫•海勒(JosephHeller)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等。《选读》选择的美国文学作品和其他较知名的美国文学教材相比，既有相同，又有差异，各有千秋，如:孙华祥主编的《美国文学选读》、吴定柏编著的《美国文学大纲》、曹曼著的《美国文学教程》等美国文学教材。纵观这些教材所选的美国作家作品，虽然也都是美国文学史中最有影响的作家及其知名作品，但不是一提到该作品就能立刻想到其作家，不能使不同学校但相识或相同学校、又有相同学习背景的同学找到相关作家共同的话题，更不能就其所写毕业论文选题进行深入探讨，因为所选作品不是该作家的代表作或成名作。这种情况在不同高校应该不占少数。以北京联合大学英文系2007—2009年三届英语专业毕业生的49篇关于美国文学的毕业论文为例，只有不足1/3的毕业论文与美国文学教材《选读》中的作品有关，一共16篇。其中，有9人写关于《红字》的论文，3人写关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论文，1人写关于《瓦尔登湖》的论文，1人写关于《鸡蛋的胜利》的论文，2人写关于《隐形人》的论文。可以看出写广为人知的美国文学名著作品《红字》《了不起的盖茨比》和《瓦尔登湖》的论文有13篇，占其总数的81%，其余3篇占19%。这说明学生更愿意写关于较知名的美国文学作品的论文。上述5部美国文学作品只占《选读》作品的13%，而且写与其相关论文的人数极不平均，除了写关于《红字》的论文相对较多外，只有少数或极少数学生对其他4部作品感兴趣。大多数学生都选择了写关于其他美国文学作品的论文。他们的论文选题是关于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的《黛茜•密勒》、谭恩美的《喜福会》、尤金•奥尼尔(EugeneO’Neill)的《奇异的插曲》、威廉•福克纳(WilliamFaulkner)的《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马克•吐温(MarkTwain)的《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海明威(Hemingway)的《老人与海》、赛林格(Salinger)的《麦田守望者》、罗伯特•弗洛斯特(RobertFrost)的《波士顿以北》、爱默生(Emerson)的《美国学者》、埃德加•爱伦•坡(EdgarAllanPoe)的《厄舍老屋的倒塌》和《一桶蒙特亚白葡萄酒》、露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May)的《小妇人》、弗朗西斯•伯内特(FrancesBurnett)的《小公主》、杰克•凯鲁亚克(JackKerouac)的《达摩流浪者》和《紫色》、惠特曼(Whitman)的《我自己的歌》，甚至还有学生选择了美国NBC播出的幽默情景喜剧《六人行》。虽然所选择的作家在《选读》中有提及，但学生所选的作品却与教材极为不同。对比发现学生选择的是作家们的代表作或成名作，而《选读》中的作品则相对不如前者知名，学生们在预习、做问答题和撰写相关论文时，普遍反映难以找到相关资料，给他们自学和深入学习这些作品带来一定困难。从学生选取的关于美国文学作品的论文选题看，他们兴趣广泛，思想活跃，涉猎范围大，选题远远超出了《选读》中作品的范围。选题密切结合美国文学的传统理念和定式，如关于《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和《老人与海》的选题;且注重美国当今社会现实和发展，如关于《喜福会》和《六人行》的选题。这就使得美国文学教学与毕业时撰写美国文学作品的论文脱节，使美国文学课上学到的知识不能学以致用。为此，学生不得不另起炉灶，重新查找资料，了解其他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这虽是学以致用，举一反三的创新之举，但实际上是舍近求远，大多写不出优秀论文。这反映出编写美国文学教材的专家对美国文学作品的兴趣、价值取向与学生对美国文学作品的兴趣和价值取向不同，美国文学课都是按部就班地讲，尤其是外教讲美国文学课时，他们只是按照其兴趣所讲，学生也是为上课而学，为考试而做练习等。结果课堂内容与美国文学毕业论文的选题无关，教学效果很不理想。因此，应首先认同学生对美国文学作品的兴趣和选择与教师有差异;其次，应注意全面引导和介绍相关作家及其作品，不能只集中讲授所选教材的片段或章节;再次，应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学生的兴趣与教学内容相对一致，使美国文学课为英语教学、毕业论文的选题和写作以及了解美国社会和文化更好地服务。

二、如何讲授美国文学课

(一)有意识介绍与作品相关的论文选题

美国文学虽然只有200多年的发展历史，但自1901年颁发诺贝尔文学奖以来，美国作家至今已有10人获此殊荣，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更能体现当今世界文学的发展趋势。全面系统地学习和研究美国文学作品不仅可以进一步提高英语水平、阅读能力，更能提高英语文学修养和文学批评能力，有助于了解美国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美国各个时期的社会形态、构成以及这个当今世界第一发达国家的发展走向。这和撰写文学类本科毕业论文的目的和要求相一致。了解和掌握这些正是撰写一篇合格的文学类本科毕业论文所必备的。因此，在讲授某位美国作家及其作品时，教师应有意识地介绍一些经典的毕业论文选题，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以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例如在讲《红字》时，除了讲解必要的作者生平、作品的历史背景、主要情节和主人公的命运外，还要介绍一些经典论文选题，如:“《红字》中字母A的象征意义”“《红字》中的清教主义”“《红字》中的写作技巧”“《红字》中的爱情”“《红字》中的女权主义”“《红字》主人公海斯特的性格”等，让学生带着问题去阅读相关章节或全文，或看同名电影并撰写读后感和观后感。这样学习的结果是立体的、鲜活的、积极的。撰写毕业论文是高能学校英语专业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学习成果的综合检验，是学生必须自主完成的学习任务。因此，美国文学课的教学应该和美国文学类毕业论文写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教学方法

1)了解和掌握学生的学习心态，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兴趣。在学习任何作品前，都提出问题引导他们去思考，如:当时的美国和现在的美国有什么不同?其社会差异是怎样表现在作品中的?现在美国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它与当时美国的渊源是什么?它的弊端和不足在哪里?有何历史缘由?为此，学生就会在不同时期的美国文学作品中去探寻和了解美国变化的过程和发展的历史轨迹，以便更深刻认识现在的美国，而各个时期的美国文学作品分别记载和见证了这段历史，研读这些文学作品正是认识和了解这段历史和社会演变过程的捷径。

2)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倡自学，调动其积极性和互动性。让学生搜集作者生平资料，介绍作品的历史背景，概括作品情节和主人公的命运，在课堂上进行问答实践，以求相互借鉴、资源互补、共同提高。

3)教师及时归纳、总结、讲评学生的课堂实践效果和相关作业。

4)让学生在课上观赏美国著名作家的作品改编的电影。帮助他们在短时间深刻、立体、生动、全面了解该作品，以及当时的社会历史全景、各种人物。

5)在学习某部作品的某一片段或章节前，先全面介绍该作品，让学生对作品有一个较完整的了解，然后再引导他们在章节或片段阅读中体会或感受作品的语言魅力、人物个性、情节的奇思妙想、时代的特征和意义。

6)讲授文学作品的章节或片段不仅要帮助学生弄懂字面含义，认识英语在各个不同时期和被不同阶层使用时的变化和发展，更要讲授学习和鉴赏文学作品的方法。

三、结语

在美国文学课上，教师对作品“多而全”或“少而精”地讲授并不矛盾，只是在时间分配上要合理，否则，就会出现“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即:学过美国文学课后，对美国文学史一清二楚。学习美国文学任何作品，要注重作品的完整性，尽管教材中都是作品的章节或片断，但教师要以点带面地讲解作品，既要对作品的章节进行分析、理解，又要注重其在整部作品中承上启下、起承转合的作用，要彼此兼顾，给学生提供一条贯穿作品始终的线索，这样有利于提高和延续学生对作品的兴趣，更好地理解作家的创作思想、表现形式、语言特点、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和命运，较全面地了解和熟悉作品中再现的美国特定时期的社会和人生百态。这样，待美国文学课程结束时，每个学生都能在谈起美国文学时，列举出不同时期的美国文学名著或代表作，写出自己喜爱的美国文学作品的毕业论文，从而使他们进一步走近和了解美国社会、美国文化和美国人。

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贺立华是这样评价的：“张志忠教授 借鉴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起源》对日本现代文学的建立所进行的卓越分析，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通过对《狂人日记》、《沉沦》的再解读，阐明了五四新文学发生期所表现出来的启蒙精神的多重性与暧昧性，揭示了历史与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

1张志忠在这篇论文中还使用了福柯的《癫狂与文明》和《性史》

来分析《狂人日记》和《沉沦》中两位主人公的“迫害狂”与性苦闷的忧郁症——“中国病人”的形象，发掘现代文学经典作品不甚为人关注的另一面，这无疑拓宽了我们对文学与启蒙话语的理解。在这样一篇论文中，综合使用了多种理论资源，却并不给人以生硬、突兀之感，即是所用的理论与研究对象十分贴合，恰能互相阐发、互为印证的缘故。2011年第2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后记》，不仅点出了张志忠在《镜中之像 像外之旨》一文中所使用的全部理论资源，还对张志忠的文思精妙做了点评：“张志忠的论文可以看作文本细读方法的一次精彩展示，阐述了洛夫诗作各个层面上对镜像的借重，揭示其背后的巧思妙想，论述有情有理，文本细读与批评家个人的感悟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更难能可贵的是，文章中借用的理论资源不仅有大家较为熟悉的拉康镜像理论和巴赫金的《镜中人》，还参照了钱钟书的《管锥编》，这种中西糅合的尝试既显示了作者的深厚功底，也为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范例。”

2同行如此美誉，足可证其功力之不凡

实际上，读这篇论文的时候，很难不为作者的博学与妙思所折服。论文从洛夫《漂木》中的镜子谈起，一路引述作品，一路娓娓谈到《沧浪诗话》、《管锥编》、拉康和巴赫金，其间还穿插了洛夫诗与鲁迅、杜甫、李益、冯至等作品的对照。不仅将古今中外熔为一炉，且饱含着因诗而生的种种人生、哲学感悟，逸兴横飞，妙语迭出。选集中的《恢复感觉 理解含混 体贴文本——文学教学与文本阐释的实证研究》是一篇从教学实践出发，提倡文本细读、审美优先的论文，与本集中的《强化文学评论的审美品格》正可前后呼应。后者在理论上对审美优先问题进行了阐发，指出：“审美性是文学的命脉所在”，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严重弊病，就是审美品格的缺失。由此而造成的严重后果，不仅是“新的艺术探索得不到及时的发现和鼓励，很容易被淹没在大量的粗制滥造的赝品中”，而且“不利于社会和大众的审美品位的提升”，为此，应积极开通和拓展通向审美境界的路径。而前者则从经典文本解读入手，来谈教学工作中应遵循的重视文本细读、重视培育读者审美感觉的原则。文中所举的几个例子：《荷塘月色》《画梦录》《回答》《一切》《色•戒》相信是很多教授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师都十分熟悉的，但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培育学生的审美感受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如今这样一个高校的博导们都不太乐意给本科生上课的年代，张志忠对本科教学的重视实在是令人感佩。实际上，在2009年出版的《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导论中，张志忠已经提出，在教学工作中应该把培育学生的阅读品位放在首位。这些，应当都是他为开通和拓展通向审美境界的路径而做的努力吧。

二张志忠的治学方法的再一突出特点是立足本土、融汇中西

正如张志忠在文集的自序中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个从80年代初期进入学术研究行列的学人，他在学术生涯中“恰逢其时地先后经历了方法论的革新和理论视野的开拓的文坛热浪”。西方20世纪被公认为“批评的世纪”，20世纪下半叶更被称为“理论时代”；而在中国文坛，1984、1985年则被称为“方法年”，作家和批评家们都感受到了外来方法和理论的剧烈冲击。当时所谓的“方法热”，主要是西方理论热。时至今日，在文学批评领域，以西方理论为中心、将中国现象当成解说、印证西方理论的材料的情况，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因此，如何真正地吸收西方理论和方法，化入自己的学术格局之中，摆脱西方理论统治的阴影，仍然是值得重视的问题。在这个方面，张志忠首先坚持的是对西方理论和西方小说表现技巧进行深入了解，他认为，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才能谈消化、吸收和掌握，然后才能谈“为我所用”，才能真正地驾驭西方理论和方法。张志忠一直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乃是以世界文学作为模板的”，因此，在专攻现当代文学的同时，他在阅读西方文学作品和钻研西方文艺理论方面用功甚勤，对于文学研究中的比较方法也颇为重视。

这正如他在《论集》自序中所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必须同时地具有多个学术维度：必须在若干方面具有良好的养成”。“古代文学、外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可以不了解当代文学，但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这三个方面的素养，却是缺一不可”。《论集》中的《何处“偷”来〈白轮船〉——艾特玛托夫在中国之一》一文，是使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探讨中西文化和文学交流的一个精彩范例。此文详细地梳理了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不仅饶有兴致地追寻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里的主人公孙少平和刘醒龙的《弥天》中的温三和阅读《白轮船》的经历和感受（文中还谈及王蒙《狂欢的季节》中的主人公钱文对《白轮船》的阅读）；同时，也列举了几代中国读者，从“白洋淀诗群”、张承志，到今天的读者，喜爱和推崇《白轮船》的确凿实证，别开生面地描述出了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所形成的对话关系。张志忠对中国当代作品烂熟于心，文中列举当代作品如数家珍，许多细节更是感人至深。这样一来，论文就越出了单纯的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的窠臼，不仅饱含着几代人对艾特玛托夫的深深敬意，也凸显了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那个特殊的“偷”书时代的深刻反思。

张志忠收入《论集》的许多论文，都可以找到援引西方理论或以西方作品与本土作品对照的例子。《远行人必会讲故事——“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一解》一文，就提到了本雅明的《讲故事的人》、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我的世纪》等来论证小说中故事的重要性。与前面已经谈到过的其对拉康、巴赫金、福柯理论的熟稔，足可见出张志忠在外国文学和西方文论方面的学养。张志忠的学术视野的开阔，无疑得益于八九十年代引入的“西方理论”和对外国文学的长期关注，但坚持以“本土经验”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执着地追寻本民族文学和文化的品格，是他长期以来坚持的治学方针。始终立足于本土文学创作，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视为世界文流的一部分，正是其学术格局既包含全球化的视野，又始终突出民族的和本土的特性的关键所在。应当说，从1978年进入山西大学求学开始，张志忠就开始关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发展，在近四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引发他的研究兴趣的作家应该是所在多多的，收入《论集》中的关于王蒙、张承志、贾平凹、莫言、阿成、徐小斌、王安忆的小说和李瑛、洛夫的诗歌的评论，都在不同侧面和角度抓住了作品的本质特点，对于作家创作的改进和深入认识、理解作品，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收在《论集》中的“时潮追踪”中的系列文章，《领异标新二月花——对80年代中期小说创作新潮的思索》《试论90年代文学的文化视野》《怀疑与追问——新世纪长篇小说的一种思想气质》，更是张志忠长期关注当代文学创作发展、追踪文坛动态、深入思考文坛发展方向的结果。

在张志忠的当代文学批评中，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的莫言研究。收入《论集》中的《论莫言的艺术感觉》，就是他研究莫言的代表性成果。文章以精确传神的分析，阐发了莫言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进而对莫言的创作进行了高度肯定，在莫言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论集》的自序中，张志忠指出，研究当代文学的学者，作为作家的同时代人，“要有及时地判断新人新作之意义的能力和勇气”，但要有此勇气，却并非易事。他在80年代就独具慧眼，对莫言的文学成就进行高度评价；而在此后几十年长期关注莫言创作发展的历程中，不仅敢于反驳对《红高粱》和《丰乳肥臀》的粗暴批判（如指责莫言的作品是“残酷叙事”、“暴力美学”），还顶住外国同行对莫言评价不高的压力（如德国学者顾彬对莫言的批评），始终对莫言这样一位“中国故事的杰出讲述者”给予肯定，并始终坚持不懈地研究“莫言是如何将个人体验和历史记忆、不羁想象和乡间传说、民族痛史和农民品格等博采广收，自铸伟辞，在探索民族的心灵史的同时，又对文学自身予以很大力度的变革和创新，以独特的中国方式讲述中国故事”。3这在更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学者的见识，也是一个学者敢于摆脱西方中心影响，坚持本土化、坚持自我的可贵精神。

三作为一个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耕耘多年的学者

张志忠在治学的同时，也投入了大量精力，关注本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这次收入《论集》中的《强化史料意识 穿越史料迷宫——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的几点思考》，以及因为篇幅问题而最终割爱的《现代性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型》等几篇长文，就凝聚了张志忠对现当代文学研究发展态势的思考。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重视史料的发掘和使用，是学科研究成熟的标志，当然也是对于推动学科发展有着重大意义的研究方法。不过，要想在史料的迷宫中提炼出真正有价值的观点，就需要在全面勘察、鉴别史料基础上的洞见——这不仅需要相对自觉、成熟的史料意识，还需要长期的积累，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作为一个生于五十年代、治学严谨的学者，张志忠对于研究工作中的史料问题有着近乎本能的敏感和重视。《强化史料意识 穿越史料迷宫》一文，就显示出了他在史料的迷宫中披沙拣金的睿智与识见。

《论集》中的另一篇论文《剪不断，理还乱——莎菲形象与作者丁玲之间的纠缠辨析》亦可看作是运用史料揭示作家与其笔下人物关系的范例。毫无疑问，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这个学科，是以现当代作品所包含的强烈的时代感、时代的情感思想与时代的美学风范为内核的。尤其是当代文学研究，如果不重视作家的创作，不重视文本，就无法挖掘出当代文学与时代息息相关的“摩登”之美。而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和理论视界，就无法在浩如烟海的现当代文学中披沙见金，寻找到将来可能跻身世界文学之林的经典之美、永恒之美。张志忠既重视理论，也重视文本，并主张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必须在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这三个方面有较好的学术养成，实际上既是对从业学者素质的要求，也是出于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科发展的考虑。张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迄今为止，中国现当代文学历时已近百年，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工作的魅力与其中包含的机遇和挑战与日俱增。世纪的更替与社会的发展，都在促使现代文学经典化的步伐逐渐加快，而紧随其后的当代文学研究的经典化、历史化与体系化还有更大的空间，正需要一大批学养丰厚的研究者投入其中。张志忠已经以他所走的道路，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越的建树，为青年学子的探索提供了一种典范：融通中西理论、为我所用；厚积而薄发，以渊博学识和锐利眼光，看到问题之所在，发现新问题；从问题出发，来进行研究工作，正是他的治学方法。而这样的治学方法，除了能给晚辈学子指明路径之外，对于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整体学术水平和层次的提升，无疑也是功不可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