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金融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12 21:51:51
西部金融论文篇1
【摘要】本文通过对样本县的实证研究,分析了西部县域金融制度变迁发展过程,探索西部县域金融制度安排的路径选择:在大力发展西部县域经济的宏观背景下,鼓励和支持西部合作金融和商业性金融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发展,加大对政策性金融的优惠扶持力度,控制金融资源的流出,强化金融组织的县域服务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制度效应。
【关键字】西部县域金融;金融制度创新与发展;西部经济与增长
一、引言
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这是新制度经济学(NewlnstitutionEconomics)的一个基本问题,也被我国的改革实践所证实,“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的论断就较好地解读了制度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JognN.Drobak,JognV.C.Nye,2003)。因为,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一直被人们用来使其相互交往具有稳定性,并且提供特定的激励框架。对于金融制度的解释,国内学者撰文定义的较多,但从纯粹制度学的角度考察,金融制度实际上是有关金融交易、组织安排、监督管理及其创新的一系列在社会上通行或被社会采纳的习惯、道德、戒律、法规等构成的规则集合,其实质是为调节人际关系并总在金融领域存在的行为规则,金融制度创新或变迁的激励来源于风险的规避和利润的追求。研究表明,金融制度既可以成为经济进步的工具,也可以成为经济停滞或衰退的工具。进一步说,金融制度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能成为促进经济进步有力而有效的工具(范恒森,2000)。仔细审视我国的改革,应该说,我国以渐进式推进为基调的改革是比较成功的,但各项改革推进到今天已进入攻坚阶段,正面临着许多的困难和问题。从金融实践看,我国的改革之所以进一步深入推进十分困难,有些经济学者认为金融体制或金融制度问题是其“瓶颈”,也是其“突破口”。所谓“瓶颈”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是指目前现有的金融制度安排已经走到了尽头,或者说制度变迁已经出现了边际效率为零的状况(陈宗胜,2000),金融制度亟待创新与发展,特别是西部县域金融制度亟待创新与发展。为此,本文选取四川省达州市所辖的A县、B县和C县3个县为一组样本个案,对西部县域金融制度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以试图通过本案例的研究,探索中国县域金融制度安排的最优路径。
二、一般描述:基于制度变迁的实证考察
经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经济史学家诺斯(DouglassC.North)指出,由于技术进步和人口的增长,会使一个经济中某些原来有效的制度安排变成不是最有效的,新的制度安排就可能被创造出来以取代旧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变迁是由于新的、有利的经济机会而产生的。调研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10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渐次深入,西部县域金融制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变迁轨迹。
(一)从金融趋同到市场退出:改进的资源配置
样本表明,西部县域金融制度正在经历着一个逐渐改进低资源配置效率的过程,反映在金融趋同向市场退出的变化进程之中。
1.金融趋同:资源的浪费。一般地,金融的聚集程度应与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金融资源的空间流转水平相匹配(Florence,1948)。调研发现,西部县域金融组织种类和金融产品的趋同性特征十分明显,导致了县域金融在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多元化、差异化金融需求的同时,也增大了同一社区金融同业竞争的压力、进而形成了事实上的资源浪费。一是金融组织在空间分布上十分均衡。除1个样本县将城市信用社归并到当地农村信用社外,其余样本县都设置了人行、政策性银行(农发行)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县支行、城乡信用社、邮政储蓄9类金融机构。金融组织种类的设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发达程度无关,呈“互挤型”的区域金融聚集状态,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二是金融产品在纵向服务中基本同质。县域银行业机构主要经营存贷款主营业务和中间业务两大类,金融产品同质性较强。在县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与城乡信用社经营的业务差异不大,在县以下的农村,农行营业所、乡镇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机构都主要经营存款业务。
2.市场退出:资源的改进。近年来西部地区的部分县正在推进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策略,这种退出,一定意义上说是金融资源配置的改进,但同时又造成了地方经济发展所需的金融支持力度的削弱。一方面,在保持金融组织种类不变情况下的网点撤退。1997年至2002年样本县6年时间分别撤销159个、降格133个基层营业网点,而且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特别是2001年农村撤销或降格的网点数最多,达142个,占撤销或降格总数的48.6%。一方面,在加大资金组织力度情况下的资金运用权限的上收。主要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县支行的贷款权限较以前大大减小,只能发放小额质押贷款和部分足值资产的抵押贷款,其余新的贷款发放或者建立新的信贷关系均须逐笔、逐项上报各自的市级分行,甚至省级分行。
(二)从金融剩余到金融流失:区域的经济视角
1.金融剩余的产生。样本显示,西部在县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城乡居民以储蓄存款为主要形式产生和聚集了大量的金融剩余,集中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层面,农户储蓄剩余。1993年到2002年样本县农户储蓄存款余额每年以10%～30%的速度高速增长,而同期农户贷款余额占农户储蓄存款余额之比从1993年末的77.5%下降到了2002年末的50.6%,特别是2001年末这一比例降低到了26.33%。可见,农户在为金融机构提供储蓄的同时得到的贷款支持呈逐年下降趋势,由此形成农户储蓄剩余。需要说明的是农户储蓄存款的20%～40%是农户用自己的劳动通过在区域内或区域外务工的方式形成的。同时,小额农贷需求与县域经济发达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即源于小额农贷额度设计不合理而出现了小额农贷需求在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样本县受到了限制,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剩余的积累。第二层面,银行存差剩余。近几年样本县银行存贷差呈迅速扩张的趋势,特别是1998年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后,表现得更为明显。2002年末样本县银行存贷款差额达33.77亿元,占当年各项存款余额的1/3强,即使剔除缴存存款准备金、邮政储蓄、贷款核销等因素后,仍有17.57亿元的可贷资金,分别占当年各项存款余额、贷款余额的19.47%和31.17%,于是在农户储蓄剩余基础上最终产生了大量的金融剩余。
2.金融流失的渠道。从样本调研看,西部县域地区大量的金融剩余主要通过三条渠道源源不断地流到了县域外。一是邮政储蓄。样本县邮政储蓄余额从1993年的7741万元逐年发展到2002年末的89485万元,增加了近11倍,年均增速达20%以上,邮政储蓄余额占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之比在6%～12%之间,邮政储蓄年净增额占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年净增额之比9年时间有7年都在9.5%～23%之间。二是资金上存。样本县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县支行和农村信用社将县域内组织的大部分资金上存到了各自的上级行社。2002年样本县上存资金净增额达46130万元,分别占当年存款净增额和贷款净增额的68.25%和73.7%。三是异地拆贷。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A县和B县的地方性金融机构通过异地贷款、拆借的方式违规将县域内组织的部分资金投向了区域外,而且金额较大,从1997年的28848万元逐渐剧增到了2002年的51081万元。这两个样本县的外拆、外贷资金余额与同期各项贷款余额之比一直保持在11%～14%之间。
(三)从资产恶化到经营亏损:低效的营运结果
西部落后地区县域金融机构经营效果一直不理想,资产质量差,经营亏损金额较大,成为西部县域金融制度变迁的显著特色。
■(此处有公式或插图)
1.巨额的不良贷款。2002年末样本县的不良贷款余额近30亿元,是当年存款余额的1/3和贷款余额的1/2强。最近10年,1995年以前不良贷款占比相对较低,此后基本上都在50%左右,经济条件越差的样本C县不良贷款占比越高,有的年份甚至高达60%以上(见上图)。
2.较差的经营效益。与巨额的不良贷款相对应的是较差的经营效益,除A县在1993年和2002年获得了很少的盈利外,样本县多数年份是亏损,亏损金额从1994年的2492万元逐渐剧增到1998年的17635万元,随后有所好转,但1999年～2001年亏损金额仍在1.1～1.3亿元之间。
(四)从正规金融制度到非正规金融制度:制度的供给缺口
1.正规金融制度供给不足。理论上讲,市场上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可以达到一般均衡,人们对现有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就能够接受并愿意保持下去。在我国县域金融制度的发展初期,国家运用行政手段,通过正规金融制度的设计较好地实现了一般均衡。但是,随着中国经济转轨,初始均衡状态被打破,一方面,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对金融制度需求无论是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大大增加;另一方面,现有正规金融制度有效供给不足,体现为正规金融组织体系从区域内集中的资金不能较好地满足区域内巨大的资金需求。
2.非正规金融制度的补充供给。面对县域正规金融制度的供给缺口,民间借贷这种非正式金融活动在县域内自发地活跃了起来,而且具有长期的生命力和较强的信用约束,违约案件十分少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县域资金供求矛盾。从对657户城乡居民户的样本分析可以看出,35.15%的农户和58.41%的县城居民有民间借贷行为。民间借贷形式主要以向同一社区的私人借贷为主,用于临时性的经营生产和生活资金周转。在有民间借贷行为的调查对象中有43.97%的没有利息,有利息的,年利率一般在10%～30%以内,为正规金融组织的2～6倍。从借贷规模看,县城地区的借贷金额多数在10000元以上,县以下农村地区的借贷金额多数在5000元以上,而且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民间借贷活动越频繁。
三、逻辑命题:来自变量禀赋的合理推演
制度是一个涵盖很广的范畴,不仅包括体制、政策和法规,而且还包括道德、伦理、观念和习惯等。因此,影响制度变迁的变量很多,既有东中西部共同的特性,也有西部地区特有的自身特性。本文主要从影响制度变量的自身禀赋特质出发,对西部县域制度的变迁演进做一个符合逻辑的推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一些共同的因素进行深层次分析论证。
(一)区位禀赋劣势——金融的约束
1.经济落后:区位的约束。样本显示,作为地处西部的县域地区,不具有东部沿海县域地区的诸如口岸、平原等先天的区位优势,以山地与丘陵地形、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传统农业占据主体等为主要特征的区位劣势,导致了区位经济长期滞后于东部发展。2002年,人均GDP西部地区仅为5382元,而中部、东部地区分别为6973元、13328元,中部、东部分别是西部的1.3倍和2.48倍;人均地方财政收入西部地区为597元,与中部差不多,但东部为3011元,东部是西部的5.0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西部为1776元,而中部、东部分别为2279元、3885元,中部、东部分别是西部的1.28倍和2.19倍(见下表)。落后的经济条件不可能孵化出发达的金融。
2002年东中西部部分经济发展指标比较
单位:亿元、%、元
─────────┬──────┬──────┬──────
│项目│西部│中部│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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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生产总值(GDP)│15715.35│31377.96│70371.56│
├─────────┼──────┼──────┼──────┤
│其中:第一产业│19.18%│16.44%│10.66%│
├─────────┼──────┼──────┼──────┤
│第二产业│42.44%│46.40%│55.56%│
├─────────┼──────┼──────┼──────┤
│第三产业│38.38%│37.16%│33.78%│
├─────────┼──────┼──────┼──────┤
│人均GDP│5382│6973│13328│
├─────────┼──────┼──────┼──────┤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597│596│3011│
├─────────┼──────┼──────┼──────┤
│农民人均纯收入│1776│2279│3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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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东中西部数据根据200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2年数据整理(没有统计数据),样本县数据根据各县统计局数据整理。②东中西部按传统划分方法,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12省区市;中部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9省区;西部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0省区市。
2.环境欠佳:观念的约束。与发展水平较低的西部县域经济相伴而生的是思想观念落后所造成的投融资环境较差,限制了西部县域金融资源向本地内源化投资的有效转化。一是信用环境亟待改善。西部部分地区信用文化缺失,企业和个人逃废银行债务现象较严重。2002年末样本县企业和个人逃废银行债务余额高达17492万元(占同期贷款余额的3.1%)、利息10292万元,逃废债企业户数多达120户,其中91户、占75.83%的企业是以乡镇企业为主的非国有企业。二是金融案件执结率较低。1993年到2002年样本县金融胜诉案件涉案金额共计22166.8万元,其中得以最终执行的涉案金额仅为9341.5万元,占胜诉案件涉案金额的42.14%,而同期样本县共支付诉讼费用469.6万元,占胜诉案件执行金额的5.03%。三是中介部门收费偏高。客户到银行贷款,按规定要到工商、房管、国土等中介部门办理相关手续,程序繁琐,重复评估,收费偏高。据调查,在样本县以125万元的足值资产按80%抵押银行贷款100万元计算,需要客户支付13927.25元的各种行政规费(不含保险费用),正常合理的贷款需求受到影响。
(二)共同变量异化——西部的分析
从更宏观的角度分析,无论是东部、中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制度变迁之初面临着许多共同的因素,如金融改革与实践都是在国家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下进行的,所有金融机构都是国家所有的。但由于东、中、西部地区自身禀赋特质的不同,从而造成了制度变迁结果的大相径庭。
1.相同改革路径:不同变迁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在县级农村经济金融领域,经历了两种不同的改革模式。一种是自下而上的农村经济制度的诱致性改革模式,农村先后进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发展乡镇企业与农村个体私营企业的两次制度性变革;一种是以农村信用社为主体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改革模式。农村信用社从20世纪50年代初建立开始,先后经历了1乡1社、的一个部门、隶属于农行的基层网点、中央银行直接领导管理的农村乡镇“储蓄信贷机构”。农村经济领域的两种改革模式的不同步,必然演绎出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不相协调性。面对这同一初始状态,东部地区凭借其优越的区位优势和优惠的政策支持,按市场效益和效率原则吸收了大量来自西部的金融资源,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逐渐抵消了初始状态的不相协调性。而作为西部地区,自身禀赋明显处于劣势,在经济不发达中的金融成长受到限制,源于农村的金融剩余流出县域外成为必然,金融资源在县域内难以自动地实现合理配置。
2.相同初始产权:不同分化结果。从更深层次看,只有从金融产权形式的效用函数出发,才能深刻而准确地理解我国金融制度的变迁过程(1997,张杰)。由于我国金融产权初始状态是公有金融产权形式,国家以产权所有者的身份对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进行管理,在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合乎逻辑地呈现出一种“刚性依赖”。这种依赖性,集中通过国有企业在国有银行贷款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体现出来,并由此产生了大量的不良贷款和经营亏损。由于东部县域经济发展很快,特别是个体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有企业产权体制的变迁既迅速又到位,部分地抵消了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不良贷款和经营亏损。而西部县域地区,由于自身禀赋劣势而造成的经济不发达,民营经济发育迟缓,国有企业产权分化进程较慢,必然地造成了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金额大、占比高、经营亏损多、时间长等问题。调研表明,最近10年样本县尽管经过了资产剥离、核呆等行政手段,但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贷款余额占样本县贷款总余额的比例一直在40%～80%之间,而国有企业50%以上的贷款演变成了不良贷款。
四、行为集合:立足经济发展的金融制度安排
任何一项制度安排与制度选择都不是随意决定的,而是根据成本费用与收益分析权衡决策的,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况下,行为主体才会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DouglassC.North,1994)。如前所述,现有的西部县域金融制度并不是最有效率的,因此,在西部既定条件下如何设计好一个最优的县域金融制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对我国西部县域经济能否实现跨越式发展意义重大。
(一)制度安排平台:经济的内涵增长
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状况具有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县域经济获得持续快速发展是县域金融制度安排的起点和终点,县域金融制度的设计必须以此为平台,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根据全要素经济增长模型,经济增长的关键在要素的增加和收益率的提高。因此,西部县域地区要采取多种措施,确保增加或引入的要素特别是可变要素在西部收益率较以前、甚至较东部有所提高,通过要素量与质的变化,尽可能挖掘西部潜力,促进西部经济的内涵增长,加快西部经济跨越式发展。一是中央财政要进一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形成西部经济发展较强的初始推动力;二是地方政府要加快机构的改革,实行减免税费等优惠政策,促进民间资本向投资的转化;三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提高企业素质,规范县域经济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促其逐步发展壮大;四是夯实信用基础,优化投融资环境,注重西部信用体系的建设;五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对农业这个弱质产业进行扶持,巩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培育农村金融的持续增长源泉。
(二)制度安排思路:资源的最优配置
在金融制度的安排与设计的思路上,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具体性和实用性。西部县域金融制度安排的思路可设定为:在鼓励合作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基于市场原则发展的同时,加大对西部县域政策性金融的优惠扶持力度,限制金融资源外流,强化区域金融服务功能,实现西部县域经济金融的健康发展。这种制度安排主要基于三点:一是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需要国家政策倾斜。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政府对西部倾斜的金融政策最容易通过政策性金融来实现,西部经济制度与金融制度改革的不同步,也需要国家从宏观上进行倾斜支持,西部县域经济跨越式、追赶型发展客观上更需要国家在调度资源包括金融资源上给予倾斜。二是商业性金融不是支农扶弱的效用函数,而政策性金融是“三农”的必须。商业性金融具有一般意义上工商企业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共同特征,寄希望于商业性金融对支农有多大贡献并不现实,近年来商业银行积极收缩农村阵地,就是其商业化改革而形成的追逐利益最大化的真实体现。即使是在发达的国家,如法国,一般商业银行同样也不愿意进入农村地区和农业信贷市场。从国际经验看,当经济处于发展阶段而非发达阶段时,不是依赖商业性金融,而是大大强化了政策性金融功能。美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效利用农业政策性金融杠杆,使美国始终保持其先进农业大国的国际地位。日本以“制度贷款”的方式,通过政策性金融对农业进行了大力扶持。三是合作金融的健康发展面临非正式制度障碍。合作金融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农户是否客观地存在“合作共济”的基础——“乡绅”参与和诚实参与,也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农户要具有自发的“集体理性”前提,合作金融才有生存和发展的“土壤”。进一步看,合作金融的终极目标是利用团队合作的方式,解决单个社员不易解决的经济问题,即所谓的“农村信用社没有自己独立的效用函数,而是各成员效用函数的累加”,正是合作精神的体现(王自力,2002)。事实上,基于农户的自身素质较低、小农经济的传统文化影响较大和传统型农业占据县域经济主体地位的现实状况,合作金融在调查的样本县缺少真实存在的客观基础,这也是我国发展农村合作金融最大的非正式制度障碍。样本县95%的农户从没有参加、也不想参加当地农村信用社的社员代表大会。
(三)制度安排路径:金融的机制再造
1.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功能强化:由单一转向综合。政策性金融具有填补资本市场空缺、对公共产品的倡导性和贯彻政府经济政策的特殊职能。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三农”对于中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劳动生产力低下,加入WTO后,中国农业在国外农产品输入冲击下更加脆弱,所以强化支持“三农”的政策性金融十分必要。因此,随着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基本完成,对在样本县仅仅收购稻谷一种粮食的农发行的职能作用必须给予重新定位与调整,把农发行办成综合性的执行政府意图的支农金融机构,集中支持国家粮棉等农产品储备体系建设、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区域扶贫开发和发展中间业务等方面,把原来由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承担的支持西部农村发展的职能承担过来,通过政府扶持项目强力拉动民间资本、商业性金融、合作金融及其他金融形式逐步从事符合政府意图的贷款和投资。
2.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源重组:由撤退转向整合。强制性要求国有商业银行降低资金上存比率,限制县域资金通过上存渠道流出县域外。在机构的撤退上,可规定一个存贷比例,对当地贷款发放能够达到这个比例的,可保留此机构继续为当地服务;在当地贷款达不到这个比例的,可迫其退出县域经济领域,让出存款市场,限制本地资源外地化。适当考虑对支持西部县域经济的商业银行进行减免税收及相关费用,让商业银行有利可图,自觉地把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西部农村县域。
3.西部农村合作金融的定位:由模糊转向确定。弱质产业融资与政策性金融支持是一对共生体,特别是在农业方面,因为农户的稳定和农业的发展始终是国家政策的内在需要,也是农户获取生存的需要,二者的一致性导致了农村金融天然具有政策性金融的特质。因此,如何定位农村信用社非常关键。一是在职责定位上,农村信用社一定要立足于农村地区,认真履行为“三农”服务的职责,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二是在功能设定上,可考虑既有政策性业务功能,又有商业性业务功能,在寻求满足“三农”发展的金融工具的创新上有所发展。国家对政策性业务可适当给予财政补贴,这也是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发展农业的基本做法;同时通过业务范围的界定,适当发展商业性业务,在国家补贴的基础上,通过商业性业务的盈利机制来弥补政策性业务的亏损。三是在资金运用上,通过制定严格的管制政策,坚决限制本地资金外地化,引导农村信用社的资金必须用于支持和发展“三农”。
4.邮政储蓄机构的机制建设:由“吸血”转向“输血”。邮政储蓄的“吸血”功能主要体现在吸收的存款上存人民银行成为基础货币,而未能及时有效地投入到当地,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向农村返还邮政储蓄资金的“输血”机制。一是鼓励邮政储蓄自主运用资金,购买国债,或者是购买政策性金融券,特别是可以购买农业发展银行的债券,把农村资金运用到农业、农村。二是通过中央银行支农再贷款增加对农村信用社的返还,但要严格操作。三是建立县域金融机构与邮政储蓄之间的资金往来关系,但要注意长期资金定向关系的借贷风险问题。四是时机成熟的时候,可将现有的邮政储蓄机构改建成邮政储蓄银行,定位于为县域经济服务,自主灵活运用资金。
主要参考文献:
[1]JognN.Drobak、JognV.C.Nye,张宇燕等译.新经济制度前沿[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2]范恒森.金融制度学探索[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3]陈宗胜.发展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4]张杰.重新认识中国的国有金融体制及其变迁过程[J].金融体制改革,1997(12).
[5]DouglassC.North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6]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团.论合作金融的混合治理结构[J].金融研究,2002(7).
西部金融论文篇2
关键词：金融发展；西部农村；金融工具；金融结构；金融规模
一、农村金融发展相关理论
农村金融理论始于20世纪80年代，农业融资论在80年代前处于主导地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融资论逐渐被农村金融市场论取代，农村金融市场论是金融深化理论在农村金融领域的具体表现。
（一）农业融资论
农业融资论有其特殊性，比如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明显，农民收入较低，储蓄规模和储蓄能力偏低等，也正是这些客观因素导致金融机构不愿在农村地区“生根发芽”，所以农村融资理论主张政府直接干预农村金融市场。在一段时间里，政府干预农村金融市场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农业产量提高，农户资金需求得到一定满足，但是他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政府过多干预使农村的融资方式和渠道过于单一化，无法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需求，农户、养殖户，农村小企业及个体经营者需求得不到保障，直接影响其生产生活质量的提高。
（二）农村金融市场论
农村金融市场论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相对农业融资理论，市场论更加具有可持续性、市场论更有助于让供求双方达到平衡，农村金融市场论主张对农村提供贷款资金是否采用优惠利率应该有市场决定，而不是政府。同时市场论提倡帮助非正规金融发展，多元化农村信贷方式和渠道。完全由市场决定又很难缩小城乡差距，农村地区资金倒流城市，商业银行在农村基本没有市场，只能远离农村，进军城市。所以要求农村金融市场论进一步完善和优化，相信市场和政府的沟通互补会对农村金融的发展起到更大的作用。
（三）不完全竞争市场论
不完全竞争市场论是在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和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不完全竞争市场论主张在金融市场论的基础上，适当发挥政府的作用，将市场和政府有效结合，达到互补的作用。以市场为主导，选择性政府的市场干预也可以提高非正规金融市场的效率，加快农村金融机构多元化进程，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和完善，从而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西部农村金融发展的现状
（一）金融体系不断完善
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是西部农村地区比较常见的金融机构，近年来，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都在资金方面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贷款金额总体呈现增长的趋势。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主要以乡镇企业和三农为服务的对象，扎根于农村，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根据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国内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数量已达约8800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不断涌现，说明了西部地区农村的金融体系在不断地完善，金融机构不在单一化。
（二）不断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
2013年，《农业保险条例》的实施，标志着农业保险已经从起初的试点范围向全国推广实施，西部地区在不断完善现有机构网点建设，不断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促进农业保险改革方面取得显著成绩，例如，新疆的多层次农村保险网，在大力推动新疆农业保险发展的基础上，使得医疗保险、小额信贷保险等发展起来。
（三）加大三农信贷投放力度
国家和西部地区政府机构越来越重视西部农村的发展，尤其体现在涉农信贷规模不断扩大，农村金融产品越来越多、服务方式越来越多样化。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陕西省发放订单抵押贷款约1900万，这些贷款中包含陕西养殖户接近70%。甘肃省的三农贷款金额高达约2600亿。像这样的情况在西部农村地区已经开始普及。
（四）西部农村金融需求增加
相对于金融体系不断完善、信贷规模不断扩大、三农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我个人认为金融需求增加是个更加令人欣喜和明了的信息，这个信息足以西部农村金融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农户的资金需求不断增大侧面反映了农民的生产和消费水平的质量在不断提高，他们已经不再仅仅为了满足自身的温饱而生产生活。同时西部农村地区人民的收入不断提高也为信贷需求的增大奠定了基础，农户可以通过信用贷款扩大再生产，包括农业的和非农业两个层次。
三、西部农村金融发展面临的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农村地区经济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和发展，农民的需求在不断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西部农村经济发展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金融方面存在的问题，直接阻碍着新农村建设和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一）西部农村人才和资金外流严重
新农村谁来建设？靠的是政府吗？当然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起到的是扶持和引导的作用，建设新农村，当代大学生、各方面的技术人才及高素质管理者等当是先锋军，但是，现实中，更多的农村大学生选择离开农村去城市里寻求发展，由于农村地区的经济水平、消费水平较低，交通不便，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因素，很难吸引外来人才进入。为什么在农村地区很少看到商业银行、建设银行等，究其原因，最终是银行自身的发展需求。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堪称农村金融“三巨头”，以扎根于农村，服务三农为宗旨的“三巨头”在商业化进程中也在努力进入城市，有相关数据显示，西部地区农村每年从信用社流出的资金约1400亿，同样的，占农村金融市场半边天的邮政储蓄银行也在“挪用”大量农村资金去谋求更高的利润和发展空间。邮政储蓄银行大都依托农村而生，却将大量的资金流入城市，导致西部农村资金供需矛盾加剧，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西部农村金融供给缺乏、保险市场开发难度大
1.除金融机构网点数量偏少以外，西部地区农村金融机构与全国总体水平相比存在一定差距。虽然从整体上看，西部农村金融机构的数量和信贷总额都在呈上升的趋势，但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都比较落后。对于西部地区而言，第一产业是支柱产业，第二、三产业发展滞后。资金严重外流带来的资金供需矛盾又阻碍着新型的农村金融机构的形成与发展，由于服务对象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导致西部农村信贷资金的风险加大。
2.西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们的整体收入水平难以与中东部地区相比，人们的收入一般要用在消费生活必需品，所以人们的投保积极性有限。另一方面，西部地区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政府应加强引导和扶持，出台相应的保险法。
（三）西部农村金融贷款比重低
出于自身发展的需求，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越来越重视在中东部地区的发展，不断拓展新的市场。西部农村地区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的贷款数额在不断增加，但是还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和市场需求。
建立和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和监管机制。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活全盘皆活。想要改善西部农村地区的经济状况，促进西部农村经济发展，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就必须重视西部农村地区金融发展，深入研究分析西部农村金融发展状况，努力提高农村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和能力。
贯彻落实农村金融改革方案，正确认识农村金融改革。从广义上来说，农村金融改革主要包括政府对农村资金流动的引导，农村融资渠道方式的创新和完善，狭义的农村金融改革是指对现有的农村信用社进行改革。对西部地区来说，在对其金融发展状况进行深入分析探讨的基础上，依照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结合西部地区自身发展特点，进行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工作，然后逐渐推广；创新农村金融服务，理清农村金融发展格局等都能够有效帮助西部农村金融更好更快的发展。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农村金融理论的概述和分析，指出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和亮点，希望可以通过总结经验，针对问题进一步完善西部农村金融发展体制，促进西部农村金融发展，促进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平衡，从而提高我国社会经济整体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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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姚耀军.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状况分析[J].财经研究，2006（04）.
西部金融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金融排斥，区域保险区域差异
一、金融排斥理论研究现状
金融排斥性是近十年来才出现的一个新的概念。在稍早的研究中，人们一般从金融地理学的角度对金融排斥性进行探讨，即研究居民到金融服务网点（尤其是银行零售营业点）的实际距离对居民获得金融服务便利性的影响（Leyshon和Thrift，1993；1994；1995）。这个时期对金融排斥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研究过去几十年受住房政策（将贫困人口集中于城市郊区）的影响，大量金融零售网点在贫困社区的撤并；二是研究银行和住宅互助协会①的分支机构在贫困社区的关闭；三是研究贫困社区居民因到金融服务网点较远和交通不便而获得金融服务的难度。随后的研究表明，金融排斥性并不仅仅因金融服务网点在某一地理区域的撤并而存在（FSA，2000），一些人群如果有获得金融服务的需求，但却因社会经济因素和金融服务市场因素而很少或从未获得金融服务也应视为受到了金融排斥。一般认为，容易受到金融排斥的人群往往是从来没有使用过金融产品的家庭、低收入居民、老弱病残人士、居住在边远和落后地区的居民（FSA，2000），以及诸如此类的社会弱势群体。基于此，Sherman Chan（2004）在其会议论文中将金融排斥性界定为：在金融体系中人们缺少分享金融服务的一种状态区域保险区域差异，这包括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缺少足够的途径或方式接近金融机构，以及在利用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和障碍。
至于如何判定是否存在金融排斥性，现在比较流行的方法是根据Kempson和Whyley（1999）提出的五个指标：（1）地理排斥性；（2）条件排斥性；（3）价格排斥性；（4）市场营销排斥性，；（5）自我排斥性。显然，这样的判定方法更能够从金融机构的经营层面对某一地区的金融服务水平进行分析和评价，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鉴于此，本文也将参考和借鉴这些指标探讨我国保险业区域中存在的金融排斥性问题，并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二、保险业区域金融排斥现状分析
1．地理排斥。一般来说,一个地区金融机构的分布与金融排斥程度呈负相关关系,金融机构网点分布越多,居民越容易获取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金融排斥程度越低,反之亦然。截至2009年年末，全国共有保险集团公司8家，保险公司121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10家。其中，北京地区共有保险分公司及直接经营业务的总公司83家。河北省，辖内共有保险公司省级分公司40家，分支机构3625家，保险专业中介法人机构101家，保险兼业机构3733家。上海保险机构总数为105家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江苏69家；浙江56家；安徽36家；江西2390家；山东56家；湖北3146家；重庆46家；四川45家；贵州854家；青海219家；宁夏290家；新疆519家。可见，保险机构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和少数中西部地区，保险机构的区域分布存在较大差异。
2．营销排斥，即一些人被排除在金融机构产品营销目标市场之外。保险机构为了获得盈利和发展需要一定的从业人员对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进行营销。从业人员是营销活动的重要载体,从业人员的多少对金融机构营销具有重要的影响。从表1中可以看出，东部地区11个省份中保险机构从业人员数目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黑龙江、山西、河南以及湖北的从业人员人数和东部地区相当，其余地区和东部区域相比相差较大。尤其是西部地区除四川省从业人数较多之外，其他省份远低于东部地区。
表1 2009年我国各地区保险机构从业人员总数
地区
省份
从业人员总数
地区
省份
从业人员总数
东
部
北京
64062
东
部
海南
12828
天津
41546
辽宁
134890
河北
200000
广东
253800
山东
402100
中
部
黑龙江
113000
江苏
235000
山西
110416
浙江
143000
河南
263300
上海
21300
安徽
19991
福建
131873
湖北
134879
地区
省份
从业人员总数
地区
省份
从业人员总数
中
部
湖南
14800
西
部
四川
172600
江西
70000
贵州
9421
吉林
87051
陕西
73774
西
部
内蒙古
67704
西
部
新疆
12703
广西
65000
青海
15325
重庆
75000
宁夏
7644
云南
65000
西藏
西部金融论文篇4
关键词：区域金融；差异测度；变化趋势
中图分类号：F832.3
一、引言
金融作为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参数之一，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发展直接影响当地经济，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国内外学术界，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一直颇有争议，但也形成了一个较为普遍的共识：金融发展刺激了长期经济的增长，对生产力的提高有促进作用。自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但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也不断拉大，区域金融同步进入非均衡性发展的时代。
从区域角度来看，我国金融的发展呈现出较强的非均衡性。据《2012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显示，东部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个数、从业人员和资产总额在全国占比例最高，其中东部资产总额占比59.5%，中部、西部和东北部资产总额分别占比14.9%、18.5%和7.1% 。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过大会加剧区域经济的差距，不利于我国区域间协调发展战略的推进。在此之际，正确认识区域间金融发展差异问题的存在，了解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现状及其变化趋势成为解决区域金融发展不平衡的首要问题。
二、文献综述
本部分主要从国外研究与国内研究两部分进行综述。
（一） 国外研究
R.W.Goldsmith在其代表作《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1969）中最早开始探索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他发现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具有同步变化的关系。R.W.Goldsmith提出了以“金融相关比率（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FIR）”作为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该理论的缺陷是研究成果缺乏理论证明，并且未能说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
R.Mckinnon提出了以货币化比率（即货币存量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但对我国而言，省级或区域的货币存量数据难以收集，因此我国学者较少采用货币化比率来作为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King和Levine（1993）通过对多国数据的处理，得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Luigi Guiso、Paola Sapienza和Luigi Zingales（2004）以居民从当地信贷市场获得贷款的概率为指标衡量区域金融发展水平。
（二）国内研究
在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方向，国内研究的主要分析方法有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种。采用定性分析方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形成原因、区域金融资源配置差异、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策略等领域。刘仁伍（2002）最早讨论了金融结构及安全性指标和衡量金融发展可持续性的评估指标，启发了后继学者对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张企元（2006）提出了区域金融结构性调控的观点，并建议用贷款总额占GDP的比例来计算“金融相关比率”。杜家廷（2010）从金融地理学视角出发，强调了空间要素在协调区域金融发展中的重要性。
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的研究大部分在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测度、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动态特征、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等领域。大量的研究集中于此。李钊、王舒健（2009）以金融聚集理论为依据，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对我国各省份的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分析，认为目前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李敬、冉光和、孙晓铎（2008）：通过计算1978-2004年间银行业贷款与GDP之比的基尼系数、泰勒指数和对数利差均值指标来反映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省际差异、城乡差异和三大区域之间的差异，得出我国区域金融差异经历先缩小后扩大的过程。田菁（2011）选取了金融中介发展指标、资本市场发展指标和保险市场发展指标为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并采用了主成分因子的分析方法和变异系数法对2008年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进行考察，结论表明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差异主要表现为金融总量上的差异。
三、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以实证分析为主的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选取2000-2012年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的相关金融经济数据，运用R软件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现状及这13年来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变动趋势。
（一）数据说明
本文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运行报告及各省统计年鉴，各省GDP、存贷款额均为年度数据，样本期间为2000-2012年，数据均为现价表示。金融相关比率选取为年度存贷款余额与GDP之间的比值，泰尔指数模型采取GDP加权法。
（二）指标模型的选择
本文以金融发展理论、区域经济学中的基本理论作为研究依据，来选择测度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水平的计量指标。
R.W.Goldsmith在研究国别之间的金融发展差异问题时，他选择了金融相关比率FIR（即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价值的比值）作为主要指标。金融相关比率能够较好地反映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因此本文选择了金融相关比率作为指标之一。
鉴于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专门用来测度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模型，本文借用反映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模型来测度金融差异。泰尔指数模型相比于其他反映收入差距模型的最大优势在于，该指数在衡量差异水平时可以将总差距细分为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并可计算出不同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因此选择泰尔指数作为计量模型可以有效地分析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差异
（三）金融相关比率分析：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直观对比
金融相关比率为一国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金融活动总量与经济活动总量的比值，反映该国或地区的金融发展程度。在一定的国民财富或国民产值的基础上，金融相关比率越高，则表示相应的金融体系越发达；反之，若金融相关比例越低，则相应的金融体系越不发达。
从图1来看，可以得出如下结果：
东中西三大区域与全国的金融发展变化趋势趋同，其中东部金融发展水平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除东部外，中西部及东北部的金融发展的水平均低于全国水平。
在2000-2003年，三大区域金融发展水平有一个较快的增速（除中部在2001年间略有下降），并同时于2003年底达到小峰值；而在2003-2008年，各区域的金融发展水平经历一个缓慢下降的过程，于2008年底达到谷值；在2009年中，各区域的金融发展水平有大幅提高，甚至均超越2003年的峰值时期；在2009-2012期间各区域的金融发展水平较为稳定。
从图2来看，可以得出如下结果：
东中西三大区域与全国金融相关比率差值年度变化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本文将所考察期间分为两个阶段。
在2000-2003年期间，三大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较为动荡，整体呈现出差异迅速扩大势态。在2000年末，东部与西部二者的金融发展处于同一水平，而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二者的差距迅速拉开，东部金融发展水平走高，而西部的金融发展水平则从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下降至低于全国平均；在2000-2002年，东部与中部的差距不断扩大，而在2003年度二者的差距有所缩小，但差异程度仍是三大区域之间的最高水平。西部与中部的金融发展差异经历先快速扩大后快速缩小而后缓慢扩大的过程，2003年底二者的差异水平为考察期间最低。
在2004-2012年，各地区的金融差异水平趋于稳定。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持续走高，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差异水平较为稳定，而东部与中部之间的差异则缓慢扩大；中部与西部二者的金融发展差异缓慢扩大。
在2000-2012年的考察期间内，东部金融发展水平一直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除2000、2001两年度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之后的11个年度均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部则一直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无收敛趋势。总而言之，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的金融发展差异总体呈现先震荡式扩大，后平稳维持的状态。
（四）泰尔指数法：差异水平测度的模型选择
泰尔指数的大小反映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大小，二者呈反向变动关系。通过观察和比较泰尔指数的时间序列可以得出所考察年份区间内差异的动态变化，此外也可以利用折线图来更为直观地描述差异的变动。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
其中，N表示地区的个数， 表示第i个地区金融发展水平，f表示全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均值。
将泰尔指数分解为包含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的两部分，设E、M和W和分别表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TE、TM和TW则各自代表这三个区域的区域内金融发展差异，则：
其中GE，GM和GW分别表示东部、中部和西部各区域的GDP占全国GDP的比例， 表示第i个省份的GDP占全国GDP的比例；FE，FM和FW分别表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的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总额占全国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总额的比例， 表示第i个省份的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总额占全国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总额的比例。
以各区域的GDP占比为权数可以得出区域之间的金融发展差异的泰尔指标：
进一步可得出总的泰尔指数：
用R软件对2000-2012年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得出四大区域年度的泰尔指数。
从图3来看，可以得出如下结果：
在所考察期间内，全国金融发展差异的变动趋势与东部金融发展差异的变动趋势大体趋同，东部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水平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除东部外，中部和西部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2000-2002年，东部和中部两大区域的金融发展差异水平有所上升，并于2002年底达到峰值（中部于2001年底达到峰值，2002年较之2001年水平略有下降）；在2003-2004年，东部区域内的金融发展差异经历一个下降的过程，并于2004年底达到谷值；中部在2003年经历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水平大幅下降的过程并在当年年底达到谷值，区域内的金融发展差异于2004年有所升高；而在2000-2004年期间，西部的区域内金融发展差异经历一个缓慢上升的阶段。
在2005-2009年期间，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内的金融发展差异均经历一个缓慢上升的阶段，并于2009年达到小峰值，在此后的2010-2012年，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区域内金融发展差异水平均有所降低。
总的来看，在2000-2012年的考察期内，东部和中部两大区域区域内省际之间的金融发展差异经历先震荡（快速扩大继而迅速缩小）之后较长时期内保持较为稳定的水平；西部区域内省际之间的金融发展差异一直处于较为平稳的水平。
从图4来看，可以得出如下结果：
全国总体差异的变动趋势与组内差异的变动趋势大体趋同，其中，组内差异为全国总体差异的主要部分，贡献率为81.16%～93.60%；组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较小，贡献率为6.40%～18.84%。
在考察期间内，组间差异虽占比较小，但贡献率却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
在2000-2002年间，总体差异、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均在经历一个较快的增速后于2002年年底达到峰值，该峰值为考察期间的峰值，并且三者都在2003年间较快下降，在随后的2004-2012年维持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
西部金融论文篇5
摘要：创建北部湾区域金融中心必须依靠区域金融政策倾斜才可能促进金融积聚。区域金融政策倾斜是政府采用宏观干预的方法，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制定的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金融政策。国内外各类经济增长理论、金融约束论及国内学者对国内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为金融政策倾斜提供了理论支持。针对金融聚集动因，文章提出了从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管理两方面进行倾斜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积聚；政策倾斜
根据国家批准实施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北部湾经济区努力建成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成为带动、支撑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和开放度高、辐射力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
目前广西提出打造北部湾经济区区域金融中心的设想，但根据北部湾经济区的经济水平和金融业发展现状，单纯依靠自然渐进模式必定是漫长的过程，只有通过政策倾斜、制度创新，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才有可能促进金融积聚。
一、金融积聚动因分析
关于金融积聚的动因，金融聚集理论和规模经济理论从微观角度较好地解释了金融积聚的现象。
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74）认为金融中心的集聚效益主要体现在跨地区支付效率和金融资源跨地区配置效率的提高。Davis（1990）通过对金融服务业领域的调查发现，在大都市区域里，各种规模的金融服务产业都倾向形成集聚。Gehrig（1998）根据证券的流动性及其信息敏感程度研究金融活动，认为无论对信息是否敏感的金融交易，都可能集中在信息集中与交流充分的中心地区，从而形成金融产业积聚。
规模经济理论主要针对金融活动的外部经济解释金融聚集现象。韩国学者Pak（1989）认为跨国银行为了降低成本会采取扩大经营规模的战略，在不同的国际金融中心设立分行，将银行服务的成本分散到全球金融业务。当某一地区跨国银行的数量增多、规模增大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银行中心便形成。我国学者潘英丽（2002）、冯德连、葛文静（2004）均认为金融中心的建立可以形成外部规模经济，例如，行业内银行之间的协作；金融机构之间共享基础设施；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邻近；信息沟通的快捷、市场流动性提高、投资成本和风险降低等等。
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国内的金融机构地域集中现象风起云涌。例如，北京云集了国内所有的宏观调控部门和监管部门；上海已成为国内最大的证券、保险和外汇交易市场及最大的住房抵押市场；深圳通过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积极发展股份制银行、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和保险公司，迅速发展成为珠三角洲地区金融企业的集聚地。金融积聚以良好的经济基础为后盾，同时，通过集聚效应、规模效应的发挥，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二、区域金融政策倾斜的理论基础
区域金融政策倾斜是政府采用宏观干预的方法，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制定的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金融政策。国内外各类经济增长理论、金融约束论及国内学者对国内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为金融政策倾斜提供了理论支持。
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区域金融的发展所带来的资本的形成与产出能力给区域经济发展形成了推动作用。近年来，许多国内学者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框架应用到省区层面上，如陈莹（2002）、黄湘雄（2004）、曹廷求（2006）分别对江苏省、广东省、山东省的区域金融发展状况做了实证研究，都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
金融约束论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在金融市场化过程中要通过一定程度的金融约束来达到金融深化的目标，政府通过制定存贷款利率限制、市场准入限制、资本市场运作机制和稳定的宏观政策等一整套区域金融政策为金融部门和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使得它们采取有社会效益的行为，弥补地区内发展不平衡及市场本身的缺陷，实现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国内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表明，时空性、层次性、吸引与辐射性和环境差异性共同表现为区域金融的属性。唐旭博士在《货币资金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1999）中指出经济计划体制的转型直接导致了区域资金流动的加大，在了解国内资金分布和流动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差别政策，显得日益重要。殷得生和肖顺喜在《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中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我国东西部区域金融的差距，运用交换和分工等原理，提出中国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一些措施。
三、促进金融积聚北部湾经济区的政策建议
北部湾经济区处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两廊一圈等多层次发展区域的交汇处，区位优势和未来巨大的市场容量是吸引金融积聚的根本因素，也是金融政策倾斜的经济基础。在经济发展初期，如何通过金融政策倾斜加速金融机构聚集是当前研究的重点。
（一）金融机构设置倾斜
1、建立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蒋升湧（2007）主持的课题“建立北部湾银行问题研究”中提出，参照徽商银行模式对广西现有城市商业银行进行兼并重组，在其基础上组建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北部湾银行。作为区域性股份制银行，北部湾银行的业务发展方向应以支持环北部湾经济圈特别是北部湾三市社会发展与经济开发为主要目标，其信贷资金的投向重点应是北部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有利于北部湾地区经济发展的建设项目，此外，就是积极支持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北部湾银行应重点吸收境外、东部资金，在成熟时，应将业务和分支机构延伸至国外特别是东盟国家，使之成为一家国际性银行。北部湾银行的资本金来源尽可能多元化，多元化体现在行业、地域（包括境内外）、所有制成分（包括自然人）等方面，多元化的好处是分散风险、保障资本金的长效稳定，并且可以发挥地缘优势，为今后引资多元化奠定基础。资本金可以采取阶段性扩充办法，在建设初期可以考虑只吸收境内资金，后期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针对北部湾经济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北部湾银行应该承担起为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提供融资或担保的责任，通过争取国家给予类似渤海银行的新业务试办权，例如开办股权抵押贷款，一方面避免与其他银行业务同质化，同时也为其他金融机构创造市场机会，彼此形成合作关系，以利于资本聚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2、有差别地构建多层次、多种类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区域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托完整的金融产业链，种类齐全的金融机构可以创造市场机会和分散市场风险。因此，必须发展包括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担保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在内的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主体结构。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约束较少，可以通过专业投资方式改变社会资金结构，将社会闲置资金引向资金需求最为迫切的企业或项目。当前，可以考虑大力发展小额贷款公司，组建多种类型的担保公司，以适应小企业抵押贷款的灵活性需要，改造某些准金融机构为信贷机构，加快步伐构筑中小企业融资平台。通过财政补助等手段补充非银行金融机构资本金，对这些企业实行有区别的税收政策，促进其较快发展，更好地实现高效的资金配置。
（二）金融业务管理倾斜
1、根据区域产业优先发展目录，制定区域金融支持政策。根据规划，广西将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壮大食品、有色金属、汽车、石油化工、冶金、机械、电力等七大产业，同时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高新技术、林浆纸、水泥建材、现代中药、海洋等产业。对资金投向广西上述产业的广西境内的金融机构在税收、财政补贴等予以优惠，同时，允许贷款利率适当浮动。
2、实行差异化的信贷管理政策。根据金融服务与产业的原则，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比例、放宽利率浮动等措施促进资金及金融机构向北部湾经济区聚集。对于广西境内的金融机构允许其以低于全国规定的存款准备金比例开展业务，这样有助于该区域的金融机构以较低的成本吸纳来自全国的资金，促进资金向广西及北部湾经济区的重点产业流动。同时，可以将北部湾经济区列为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试点区域，允许本地区的金融机构根据市场需求适当调整存贷利率，或者对本地区以外的金融机构向北部湾经济区的贷款提供利差补贴及地方政府担保，以保障重点产业的资金来源。
3、增加政策性银行对北部湾经济区的资金投入。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已经上升为国家规划层次，在金融政策及资金层面应尽早落实。因此在资金额度分配方面，跳出西部大开发的限制，从北部湾经济区处于多层次发展战略交汇点考虑，设立专项发展基金或者增加原来的额度，根据北部湾经济区的产业发展规划，为重点产业提供长期资金支持。同时，对政策性银行贷放的专项资金所需的配套资金实行差异化待遇，例如，对来自北部湾经济区及广西本土金融机构的部分实行国家财政补贴利差及地方政府担保的双重优惠政策，带动商业金融机构资金流向北部湾经济区。
四、金融政策倾斜应注意的问题
金融政策倾斜带有明显的政府干预色彩，对于金融产业基础薄弱的地区经济起步有着刺激作用。但是，政策倾斜往往以牺牲国家或地方财政为代价，并有可能导致该地区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进展缓慢，因此，金融政策倾斜应该考虑时效性，防止微观企业对国家财政的过分依赖。并且，金融机构积聚、资本流动最终取决于市场因素。因此，金融倾斜政策应着眼于完善市场经济基础设施、为微观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创造有利于金融产业积聚的金融生态环境，使北部湾经济区成为金融机构云集、资金流动活跃的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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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金融论文篇6
关键词：金融生态 环境评价体系 主成分分析法
一、 引言
金融生态一词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04年12月的“经济学50人论坛”上第一次提出来的，它是对金融的一种拟生化概括和比喻，是把金融的发展放到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去观察分析金融的运行情况，把金融看作是由一定的环境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金融生态环境是影响金融发展、运行的一切外部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法治以及传统习惯等多种因素，营造优质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利于地区金融业的发展壮大，增强地区对金融资源的“洼地效应”。我国西部是典型的“金融高地”地区，而陕西省又是西部的中心省份之一，陕西省的金融生态环境直接关系着地区的金融业发展。长期以来，陕西省约80%的金融资源集中于西安地区，而金融生态环境的差异正是造成这种金融资源配置高度集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对陕西省各个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合理有效的评估，既是对地区间金融资源配置和差异化的量化分析，也可以为政府有针对性的提出改善地区金融生态的政策、措施奠定基础。
二、文献回顾
一个地区金融生态的形成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涉及到与金融发展有关的各个方面。因此要全面系统的评价陕西省的金融生态水平，构建一个包括系列金融发展因素的指标体系是十分必要的。近年来，金融学者和金融部门在对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上存在不同的指标体系，如陈哲明（2006）从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社会信用水平和金融生态保障四个层面的43项指标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张晓锋（2007）从地区经济基础、地方金融发展、法制环境、金融部门独立性、社会中介服务、社会诚信文化、政府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企业竞争力九个层面的62项分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欧阳宗旨、常庆（2009）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潜力、金融业务总量、金融支持作用、信用环境、法律环境和政府行为7个层面的16个分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周炯、魏佩佳（2012）从经济基础、金融资源水平、政府财政能力和社会信用水平四个层面的16个分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等等。本文根据各个分指标的选取频度以及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将金融生态系统的总体框架划分为经济发展水平、金融资源水平、政府财政能力和社会信用状况四个一级指标以及与其相关的16个具体分指标来构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体系。
三、理论分析
金融生态环境是一个地区整体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形成过程中涉及到经济、人文、资源等各个方面，虽然这一系列因素不是金融生态环境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但却是其形成不可或缺的因素。对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进行合理的分解，是客观评价金融环境的必要前提。通过分析金融活动自身的特点，并结合其他人评价金融生态环境影响因素的经验，本文将金融生态环境分解成4大因素，如图1所示：
（1）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是金融发展的物质基础，一个地区经济越发达，金融系统就会越优越。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金融发展的方向、规模、结构和纵深度等，经济发展水平是提升金融生态环境的核心因素。
（2）金融资源水平
金融资源是金融发展的直接物质基础，金融生态环境与金融资源水平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金融资源越丰富，金融机构可以向经济行为主体提供充足的资金，对经济的支持作用就越大，即金融生态环境就越好。
（3）政府财政能力
金融生态环境的构建需要政府的强力支持，政府的行为对辖区内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影响巨大，对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也起到调节作用。本文的政府行为侧重于财政的收支，因为财政投入的增加会强化社会基础设施对金融生态环境的支撑作用，提升金融主体消化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4）社会信用状况
金融行业所经营的是货币资金，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以社会良好的信用状况为前提的，地区金融资源的配置与信用环境的关系紧密，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信用状况直接关系着金融资源的流动与有效配置，并最终影响着金融业经营的资产质量和经济效益。
四、参数设计与测度方法
（一）参数设计
在前面的分析中，本文把金融生态环境细分为经济发展水平、金融资源水平、政府财政能力、社会信用状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二级参数，如表1所示。
表1 评价金融生态环境的参数
根据表1可知，本文把经济发展水平分为5项参数指标、金融资源水平为6项、政府财政能力为2项、社会信用状况为3项。后文的主成分分析就是基于这16项参数指标展开的。
（二）测度方法
本文中的评价指标是根据指标间的相关性和对金融生态的影响度来划分的，依据每个层次因素的累计方差和贡献率来确定相应的权重。关于权重的确定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方法、主成分分析方法、因子分析方法以及专家赋值法等，基于分析的客观性，本文拟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将原有指标变量中的信息重叠部分提取和综合成几个主成分，实现对指标体系的处理。具体步骤为：
1.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由于指标数据量纲的不同会影响分析的结果，所以采用Z分数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即：，其中u为所有十个地区中第j个指标xj的均值，σij为第i个地区第j个指标的标准差。
2.使用标准化后的数据计算相关系数矩阵R，并求出R的前m个特征值（λ1λ2 …λm）和对应的特征向量。
3.确定主成分个数。通过SPSS18.0软件求得数据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并求得变量的载荷矩阵，计算各个主成分的得分。
五、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检验
在将原始数据标准化后所得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相关系数都较高，多数都在0.5以上，近九成的相关系数处于80%以上，可知各个变量呈较强的线性关系，能够从中提取公共的主成分，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
（二）主成分分析
利用SPSS16.0软件，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出两个主成分。由表2可知，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93.207%，基本上包含了各指标的信息，可以对陕西省地区间的金融生态进行解释。
表2 主成分特征值、贡献率及方差的总体解释
通过对变量共同度的测量显示出的所有变量的共同度系数，得知 x2、x3、x4等变量的大部分信息都可以被主成分解释，达到0.95以上，变量的信息丢失较少，即使是较小的x5和X10，共同度也达到了0.745和0.793，仅有20%的信息丢失，因此，主成分提取的总体效果较理想。
针对提取出的两个主成分，计算16个指标在这2个主成分上的旋转因子载荷矩阵，以便对两个主成分进行命名，由表3可知，第一主成分在指标x11、x4、x16、x14以及x7、x8、x9、x6、x2上的系数较大： x7、x8、x2、x6和x9等指标的变化，反映的是金融发展程度，而x14与x16指标的变化从教育层面反映诚信发展程度，因此将第一主成分命名为金融及社会诚信因子。第二主成分在指标x1、x15、x10、x3、x13以及x12、x5上的系数较大： x1、x3和x5指标的变化，反映的是经济发展水平，而x15、x12和x13指标的变化反映的是政府行为对经济的影响水平，因此将第二主成分命名为经济及政府干预因子。
表3 旋转后主成分载荷矩阵
（三）主成分得分及各地区综合得分
采用回归法估计主成分得分系数，并输出得分系数矩阵，如表4所示：
表4 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根据上表得出主成分的分析函数以及各个地区主成分得分，然后取方差贡献率为权数，对两个主成分的得分进行加权求和，即可得到各地区的综合得分，如表5所示：
金融及社会诚信因子：
由上表可以清晰地看出陕西省各个市金融生态环境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区县金融生态的差别导致金融业发展很不平衡。一般来说，经济发达区县的金融生态环境要优越，综合得分靠后的市，基本都是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初级化，交通不便利的市，但是，由F1 、F2可知，一些经济落后的市在两个主成分上的得分并不是都低，这说明它们在某些因素上存在优势。如西安市和榆林市，西安市综合得分大于1，处于最高位置，表明西安市的金融生态环境水平最高，这也和西安市作为陕西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分不开的，所以在两个主成分上的得分都较高，但西安在F2上的得分远小于榆林市，却在F1 上的得分远大于榆林市，由此可以看出，西安市的金融资源和社会信用度高于榆林市，而在经济上不及榆林市（与榆林市的煤炭经济相关）；商洛和铜川总分处于最后两位，然而在F1 上两者的得分并不是很低，甚至高于第二名和第四名的榆林与延安地区；汉中市总体排名第七，主要归因于经济的发展水平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成分F2，而延安市在F1 上的得分也证明，延安市的金融资源并没有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发展。
六、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对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价问题展开了研究，通过分解环境因素、细化指标体系确定衡量金融生态环境的参数，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陕西省十市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金融生态环境对于金融工作的发展影响越来越明显，同时不同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主要影响因素也呈现出不同特点。
针对以上结论，为了进一步做好陕西省的金融工作，为其建立更有利的金融生态环境，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 进一步夯实金融发展的经济基础。经济是金融产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地区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来营造稳定增长的经济环境，在产业政策的制定上要实现与金融发展的协调，提高金融资源在经济中的优化配置。在挖掘地区经济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盘活金融资源的集聚与配置。最终，以经济促进金融发展的方式来改善陕西各市的金融生态环境。
第二， 健全金融体系，加快金融业发展。陕西省部分区县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资源缺口较大，金融业结构体系不完善，要改善金融资源问题，一方面，地方首先应加大金融机构物理网点的建设，通过广纳社会闲置资金来实现金融资源的集聚；另一方面，改善政府服务管理功能，通过实施优惠政策来引进金融人才，以此鼓励金融产品的创新和金融资源的集聚，改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
第三， 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企业和居民要加强自身的诚信建设：企业在深化改革发展的同时要重塑企业形象，以降低银行的放贷风险；居民应努力学习金融知识，增强法律意识，在提高自我保护能力的前提下降低个人信贷的难度。总之，通过提高整个社会的信用水平来降低金融业的纠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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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金融论文篇7
关键词：金融积聚；政策倾斜
根据国家批准实施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北部湾经济区努力建成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成为带动、支撑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和开放度高、辐射力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
目前广西提出打造北部湾经济区区域金融中心的设想，但根据北部湾经济区的经济水平和金融业发展现状，单纯依靠自然渐进模式必定是漫长的过程，只有通过政策倾斜、制度创新，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才有可能促进金融积聚。
一、金融积聚动因分析
关于金融积聚的动因，金融聚集理论和规模经济理论从微观角度较好地解释了金融积聚的现象。
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74）认为金融中心的集聚效益主要体现在跨地区支付效率和金融资源跨地区配置效率的提高。Davis（1990）通过对金融服务业领域的调查发现，在大都市区域里，各种规模的金融服务产业都倾向形成集聚。Gehrig（1998）根据证券的流动性及其信息敏感程度研究金融活动，认为无论对信息是否敏感的金融交易，都可能集中在信息集中与交流充分的中心地区，从而形成金融产业积聚。
规模经济理论主要针对金融活动的外部经济解释金融聚集现象。韩国学者Pak（1989）认为跨国银行为了降低成本会采取扩大经营规模的战略，在不同的国际金融中心设立分行，将银行服务的成本分散到全球金融业务。当某一地区跨国银行的数量增多、规模增大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银行中心便形成。我国学者潘英丽（2002）、冯德连、葛文静（2004）均认为金融中心的建立可以形成外部规模经济，例如，行业内银行之间的协作；金融机构之间共享基础设施；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邻近；信息沟通的快捷、市场流动性提高、投资成本和风险降低等等。
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国内的金融机构地域集中现象风起云涌。例如，北京云集了国内所有的宏观调控部门和监管部门；上海已成为国内最大的证券、保险和外汇交易市场及最大的住房抵押市场；深圳通过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积极发展股份制银行、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和保险公司，迅速发展成为珠三角洲地区金融企业的集聚地。金融积聚以良好的经济基础为后盾，同时，通过集聚效应、规模效应的发挥，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二、区域金融政策倾斜的理论基础
区域金融政策倾斜是政府采用宏观干预的方法，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制定的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金融政策。国内外各类经济增长理论、金融约束论及国内学者对国内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为金融政策倾斜提供了理论支持。
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区域金融的发展所带来的资本的形成与产出能力给区域经济发展形成了推动作用。近年来，许多国内学者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框架应用到省区层面上，如陈莹（2002）、黄湘雄（2004）、曹廷求（2006）分别对江苏省、广东省、山东省的区域金融发展状况做了实证研究，都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
金融约束论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在金融市场化过程中要通过一定程度的金融约束来达到金融深化的目标，政府通过制定存贷款利率限制、市场准入限制、资本市场运作机制和稳定的宏观政策等一整套区域金融政策为金融部门和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使得它们采取有社会效益的行为，弥补地区内发展不平衡及市场本身的缺陷，实现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国内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表明，时空性、层次性、吸引与辐射性和环境差异性共同表现为区域金融的属性。唐旭博士在《货币资金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1999）中指出经济计划体制的转型直接导致了区域资金流动的加大，在了解国内资金分布和流动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差别政策，显得日益重要。殷得生和肖顺喜在《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中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我国东西部区域金融的差距，运用交换和分工等原理，提出中国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一些措施。
三、促进金融积聚北部湾经济区的政策建议
北部湾经济区处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两廊一圈等多层次发展区域的交汇处，区位优势和未来巨大的市场容量是吸引金融积聚的根本因素，也是金融政策倾斜的经济基础。在经济发展初期，如何通过金融政策倾斜加速金融机构聚集是当前研究的重点。
（一）金融机构设置倾斜
1、建立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蒋升（2007）主持的课题“建立北部湾银行问题研究”中提出，参照徽商银行模式对广西现有城市商业银行进行兼并重组，在其基础上组建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北部湾银行。作为区域性股份制银行，北部湾银行的业务发展方向应以支持环北部湾经济圈特别是北部湾三市社会发展与经济开发为主要目标，其信贷资金的投向重点应是北部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有利于北部湾地区经济发展的建设项目，此外，就是积极支持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北部湾银行应重点吸收境外、东部资金，在成熟时，应将业务和分支机构延伸至国外特别是东盟国家，使之成为一家国际性银行。北部湾银行的资本金来源尽可能多元化，多元化体现在行业、地域（包括境内外）、所有制成分（包括自然人）等方面，多元化的好处是分散风险、保障资本金的长效稳定，并且可以发挥地缘优势，为今后引资多元化奠定基础。资本金可以采取阶段性扩充办法，在建设初期可以考虑只吸收境内资金，后期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针对北部湾经济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北部湾银行应该承担起为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提供融资或担保的责任，通过争取国家给予类似渤海银行的新业务试办权，例如开办股权抵押贷款，一方面避免与其他银行业务同质化，同时也为其他金融机构创造市场机会，彼此形成合作关系，以利于资本聚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2、有差别地构建多层次、多种类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区域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托完整的金融产业链，种类齐全的金融机构可以创造市场机会和分散市场风险。因此，必须发展包括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担保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在内的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主体结构。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约束较少，可以通过专业投资方式改变社会资金结构，将社会闲置资金引向资金需求最为迫切的企业或项目。当前，可以考虑大力发展小额贷款公司，组建多种类型的担保公司，以适应小企业抵押贷款的灵活性需要，改造某些准金融机构为信贷机构，加快步伐构筑中小企业融资平台。通过财政补助等手段补充非银行金融机构资本金，对这些企业实行有区别的税收政策，促进其较快发展，更好地实现高效的资金配置。
（二）金融业务管理倾斜
1、根据区域产业优先发展目录，制定区域金融支持政策。根据规划，广西将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壮大食品、有色金属、汽车、石油化工、冶金、机械、电力等七大产业，同时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高新技术、林浆纸、水泥建材、现代中药、海洋等产业。对资金投向广西上述产业的广西境内的金融机构在税收、财政补贴等予以优惠，同时，允许贷款利率适当浮动。
2、实行差异化的信贷管理政策。根据金融服务与产业的原则，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比例、放宽利率浮动等措施促进资金及金融机构向北部湾经济区聚集。对于广西境内的金融机构允许其以低于全国规定的存款准备金比例开展业务，这样有助于该区域的金融机构以较低的成本吸纳来自全国的资金，促进资金向广西及北部湾经济区的重点产业流动。同时，可以将北部湾经济区列为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试点区域，允许本地区的金融机构根据市场需求适当调整存贷利率，或者对本地区以外的金融机构向北部湾经济区的贷款提供利差补贴及地方政府担保，以保障重点产业的资金来源。
3、增加政策性银行对北部湾经济区的资金投入。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已经上升为国家规划层次，在金融政策及资金层面应尽早落实。因此在资金额度分配方面，跳出西部大开发的限制，从北部湾经济区处于多层次发展战略交汇点考虑，设立专项发展基金或者增加原来的额度，根据北部湾经济区的产业发展规划，为重点产业提供长期资金支持。同时，对政策性银行贷放的专项资金所需的配套资金实行差异化待遇，例如，对来自北部湾经济区及广西本土金融机构的部分实行国家财政补贴利差及地方政府担保的双重优惠政策，带动商业金融机构资金流向北部湾经济区。
四、金融政策倾斜应注意的问题
金融政策倾斜带有明显的政府干预色彩，对于金融产业基础薄弱的地区经济起步有着刺激作用。但是，政策倾斜往往以牺牲国家或地方财政为代价，并有可能导致该地区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进展缓慢，因此，金融政策倾斜应该考虑时效性，防止微观企业对国家财政的过分依赖。并且，金融机构积聚、资本流动最终取决于市场因素。因此，金融倾斜政策应着眼于完善市场经济基础设施、为微观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创造有利于金融产业积聚的金融生态环境，使北部湾经济区成为金融机构云集、资金流动活跃的热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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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金融论文篇8
关键词：金融发展；国有工业；经济增长
一、 引言
党的十报告中提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是对国有企业在国家建设中所处的重要地位的总结和肯定。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国有经济成分在不断下降，特别是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中。比如，从不同所有制工业资产的比重变化来看，1998年，国有资产占比达77%，2002年降为69%，2007年为51%，到2012年时，不足一半，为49%。而要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又需要国有经济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因此，如何在国有经济成分下降的情况下，提升国有经济的发展质量和数量，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同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早在1911年，熊彼得就指出金融中介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后来，King和Levine（1993）以80个国家1960年～1989年为样本分析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较为显著和稳健的正向关系。Rousseau和Wachtel（1998）对工业化时期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是促进作用。我国在上世纪末以来，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探讨也比较多，谈儒勇（1999），周立、王子明（2002）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赵振全、薛丰慧（2004）的研究表明我国信贷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较显著。但王晋斌（2007）的研究则并未证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武志（2010）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关系进行经验研究，提出的新假说认为金融发展的内在质是由经济增长所引致。从这些文献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在逐渐深入，但这些文献重点在于从宏观上对两者关系的探讨上，而对不同体制下的经济发展没有深入。金融危机以来，国有经济的重要性凸现，并得到认可，政府在干预经济时需要国有经济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过程中，国有经济的作用影响深远。国有工业经济作为我国公有经济的核心，在国有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试图利用1999年～2011年西部十二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研究国有工业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为我国国有工业经济的发展提出建议。
二、 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1. 国有工业经济发展变量。GDP是研究宏观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指标，本文采用地区国有工业总产值来衡量国有工业经济发展的水平，为了消除原始数据的异方差，本文将采用原始数据的对数形式予以代替。
2. 金融变量。金融变量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非常多，常见的有金融相关比率（FIR）、麦氏指标M2/GDP。由于我国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西部地区金融业的发展相对落后，西部地区企业的间接融资比重大，而且金融对工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信贷支持上，因此本文采用贷款余额占GDP之比作为金融发展水平的测量指标，用FINit表示。二是金融支持水平。企业的经营需要资金支持，企业为了扩展经营规模，特别是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需要投入大量的被长期占用的资金，因此要通过长期负债来筹集资金。事实上，我国目前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大型国有银行将贷款大部分贷给国企，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因此，本文以长期负债占固定资产净值之比作为地区金融支持水平的测量指标，用SUPit表示。
3. 控制变量。影响国有工业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因此需要对一些主要变量进行控制来增强模型的解释能力。首先，生产的发展，既要有物质资本的投入，也要有人力资本的投入。因此，本文以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来表示物质资本对国有工业经济发展的影响，用MCit表示，以地区第二产业就业人数来反映人力资本的影响，用HCit表示。同时，国有企业的发展，政府的作用巨大，因此本文以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额来反映政府行为对国有工业经济发展的影响，用GOVit表示。对三组控制变量的数据取对数，以消除观测数据的异方差。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性，本文将采用1999年～2011年西部12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来进行实证分析。所有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西部各省市自治区1999年～2012年的统计年鉴，部分来源于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工业经济统计年鉴》《金融统计年鉴》。
三、 模型选择与计量方法
本文选用面板数据的计量方法。面板数据模型根据系数向量和常数项是否为常数，分为混合回归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一般通过构造F统计量进行协方差分析来予以判断。
查F分布表，在给定5%的显著性水平下，得到相应的临界值。由于F2
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时，须先判断模型中变量的平稳性，以避免产生“伪回归”问题。面板单位根检验综合了时间序列和横截面的特征，可以精确的判断单位根的存在情况。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见表1。
从表1中看出，除金融发展变量FIN在Fisher-ADF检验时处于10%的置信水平，其他变量均在5%的置信水平的前提下拒绝原假设，我们可以认为序列中不存在单位根，因此所有变量在水平状态下是平稳的。
四、 回归结果及分析
运用Eviews6.0，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2。
从模型估计结果中看，模型的R2值为0.893 320，F检验通过了置信度为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模型估计效果整体上较好，因此，本模型能较好地解释西部地区国有工业经济的增长情况。
解释变量金融发展水平FIN与国有工业经济的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即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国有工业经济的发展越好。因为金融发展有助于实现资本的积聚与集中，提高社会和企业的投资水平，帮助实现大规模的现代化生产经营，实现规模经济效益。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可能主要得益于宏观环境与政策，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要求各级相关部门大力支持。各银行金融机构响应国家号召，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过程中，积极支持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了对公用事业建设的支持，在农村和城市电网改造、城市供排水、城乡通讯工程改造、城市道路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得到全面加强。同时，银行金融机构大力扶持和培育特色农业和经济林业，积极支持旅游文化企业，加大对防治环境污染、节能降耗等项目领域的资金支持力度，积极支持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大力推进重点节能工程、重点企业节能技术改造的贷款投入。由此，伴随着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等资金的投入，使得西部金融发展水平在金融资产的“量”上得以发展，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国有工业经济也随之增长。但是，银行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金融机构，按照经济发展程度进行资源配置，重点将资源配置在东部发达地区。而西部地区金融机构资金不足，结构单一，信贷规模难以满足西部地区发展的要求，也难以满足国有工业经济的发展需求。
解释变量金融支持水平SUP与国有工业经济的增长呈正相关关系且显著性水平比较高，系数也较大，表明金融支持水平越高的地区，国有工业经济的增长更显著。因为企业的经营需要资金支持，特别是工业企业大量的长期固定资产投资，没有银行的支持，难以进行。由于西部地区的客观情况，自然条件比较恶劣，信息、交通等基础设施发展严重滞后，科技、人才、经营理念落后，使得西部地区难以通过市场方式吸引东部资金和外资的大规模流入。因此，西部地区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银行的大力支持，以及国家对西部大开发在资金政策上的支持。
从控制变量上看，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系数为正，但对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系数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推动国有工业经济增长的因素中，物质资本的影响较大，而人力资本的系数偏小，影响并不显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部地区国有工业经济的增长还是一种粗放型的增长，主要来源于物质资本的投入，人力资本的贡献小，这与西部地区目前人力资本匮乏、生产技术落后、管理理念落后是比较符合的。从系数上看，财政支持与国有工业经济的增长呈负相关关系，本来西部大开发中，特别是初期，西部的发展是一种“强财政、弱金融”的局面，财政对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出现负相关，可能是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国有工业企业被进一步推向市场，国家对国有工业企业的支撑作用减弱有关。
五、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针对金融发展与国有工业经济的增长问题进行研究，采用1999年～2011年西部12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检验了金融发展对国有工业经济增长推动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国有工业经济的发展与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和金融支持密切相关，特别是金融信贷的直接支持作用，因此，在提升国有工业经济发展质量与数量的过程中，本文根据分析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要从多个方面筹集资金，加大对国有工业企业的资金投入。西部地区国有工业经济的发展主要还是源自资本驱动，物质资本的投入对工业经济的增长作用明显，金融支持水平对国有工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明显。西部地区在国家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战略后，资金有外流倾向，因此要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和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增强投资信心。特别是商业金融机构，要意识到支持西部地区发展，不仅是国家发展战略，也是商业金融机构自身发展的需要。随着西部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商业西部地区也能够在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上取得双赢。
其次，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加大人才开发力度。国有工业经济的增长不可能一直是一种粗放型的增长，要改善国有工业经济的增长质量，需要各种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金融发展也不能靠金融资产在量上的扩张，而需要通过金融机构效率的提高还获得质的提升，要增强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这些都和人才是息息相关的。西部地区的人才流失一直比较严重，因此要构建高效的人力资本市场体系，完善人力资本市场配置机制，保障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强对各类人才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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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重庆师范大学青年基金项目（项目号：2011XWQ0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号：2012M511909）。
作者简介：冉光和（1955-），男，汉族，重庆市潼南县人，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财政学、金融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张攀平（1975-），男，汉族，重庆市人，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本与金融经济；范波（1973-），女，汉族，云南省昭通市人，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重庆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战略联盟、技术创新及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