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论文范文

普惠金融论文范文第1篇

一是开展广告语征集活动。6月份向各信用社和科室征集丰收手机银行、丰收创业卡、丰收小额贷款卡三款产品的宣传广告语，活动共收集到广告语161条。此次征集到的广告语都是一线员工从自身对丰收系列产品的体会和理解角度出发，主题鲜明、富有创意、朗朗上口，更贴近地描述出产品的优势，能够更好地宣传丰收系列产品，提升农信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及竞争力。

二是开展金点子征集活动。6月份积极动员全体员工对如何更好地助力“三农”和小微企业成长、创新金融产品、拓宽服务渠道、强化内部管理、加强队伍与人文建设等方面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为泰顺农信切实改进工作作风、优化发展环境、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建言献策。活动共征集到金点子近60个。

三是开展论文征集活动。根据省联社青年论坛征文活动的要标注，结合泰顺农信自身实际，开展以“泰顺农信梦一条道路两场革命我为泰顺农信发展建言献策”主题的论文征集活动。要求作乾结合农信工作实际，从支农支小、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普惠金融与渠道建设、风险控制与管理、内部管理与内控建设、科技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选题撰写论文。活动共收集到14篇论文，该联社组成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评选出优秀论文，推选3篇优秀论文送省农信联社温州办事处参评。同时，于7月8日举办农信梦演讲和青年论坛活动，由优秀论文作者在论坛上发表专题演讲。

四是开展创意设计征集活动。为了着手做好2014年泰顺农信成立60周年文化宣传各项筹备工作，该联社于6月至8月份向全体员工广泛征集关于泰顺农信品牌和形象、农信产品和服务、农信梦、农信故事、迎接泰顺农信60周年等方面的创意设计，并要求将创意以具体文案或分镜脚本的形式写出。该联社将选出优秀的文案，由其作者亲自参与广告公司合作，将优秀文案制作成FLASH广告或拍摄成微电影，以“新媒体”的方式来让客户了解我们的产品、服务和农信文化。目前，活动已收集到创意方案17个。

（文/高菲菲）

农发行湖北省荆门市分行：做到“五早”，积极“备战”中晚稻收购

荆门市是湖北省乃至全国中晚稻主产区，为了把农民种植的中晚稻收购进来，农发行荆门市分行在中晚稻上市前，采取“五早”措施，积极做好支持中晚稻收购的一切准备工作。

根据荆门市农业部门预测，全市今年中晚稻种植面积273万亩，总产量36.57亿斤，商品量21.93亿斤，为农民可实现收入29.61亿元。该行为了做好支持中晚稻收购的准备工作，坚持做到五早：一是去年发放的收购贷款早“清场结零”。2012年中晚稻收购期间，该行投放中晚稻收购贷款5.81亿元，为了不影响今年中晚稻收购贷款投放，督促各县市支行按规定在7月底提前一个月全部实现了“清场结零”。二是中晚稻生产及市场形势早预测。为了摸清底数，该行组织客户、信贷及资金计划等部门，深入农业部门、各县市支行、粮食收购加工企业进行调研，基本掌握了今年全市中晚稻生产、市场及价格走势等情况，为收购贷款投放提供了决策依据。三是中晚稻收购贷款资格早申报。根据农发行湖北省分行有关要求，督促各县市支行对28家中晚稻收购加工企业贷款资格在8月10日向省、市分行进行了申报审批。四是中晚稻收购贷款计划额度早确定。根据湖北省分行安排，该行在8月15日前将中晚稻收购贷款6.85亿元计划额度上报了省分行，得到省分行审核确定。五是中晚稻收购贷款项目早调查审批。截至8月15日，该行已组织42名客户经理调查评估、上报审查审批中晚稻收购贷款项目21个，审批贷款2.97亿元，将作为第一批中晚稻收购贷款支持粮食收购加工企业入市收购农民中晚稻。目前，中晚稻收购贷款正在陆续向粮食收购加工企业发放，启动开秤收购。

预计今年中晚稻开秤时间在8月下旬，目前市场收购价在1.25―1.28元/斤之间，低于国家今年的中晚到最低收购价1.35元/斤的0.08―0.1元，今年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启动的可能性很大。荆门市农发行在积极支持中储粮企业托市收购中晚稻的同时，还将支持粮食收购加工企业入市收购农民中晚稻。

（文/郑）

江苏省邳州农商银行送金融知识下乡受欢迎

为进一步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普及金融知识，更好地服务“三农”、服务小微企业，按省、市银监局的统一部署，江苏省邳州农商银行从8月20日开始开展“送金融知识下乡”宣传活动，积极参与各类普及金融知识活动，取得良好的效果。

在宣传活动中，邳州农商银行专门召开“送金融知识下乡”宣传活动动员会，建立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并要求每家支行也要成立以支行行长为组长，其他人员为组员的“送金融知识下乡”宣传小组，扎实有效地开展“走进企业、走进校园、走进田间地头、访万户、送知识”宣传活动。一是采取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人民币识别、电费、水费的扣缴办法、个人征信、非法集资、消费者保护、手机银行卡使用、刷卡套现、假借冒名贷款等行为的危害，促使广大依法办理金融业务。尤其是详细推广村村通POS机的小额现金款取、转账、查询、缴费等金融业务知识；二是开展金融知识有奖抢答竞赛活动，利用与电视台、广播电办的节目，在电台里与听众互动，采取现场信息互动形式，让听众与主持人连线，抢答金融知识题目，凡在一定时间内答对者一律有礼品相送，吸引广大客户和群众参与意识和学习人民币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三是对向有创业意愿的，重点宣传青年创业贷款、门面房抵押贷款、大学生村官贷款等；四是针对目前民间借贷跑路较多、农民损失的案例，对老人人群重点宣传打击非法集资、防范金融诈骗；五是对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客户重点宣传理财等相对高端的金融业务品种；六是针对农民客户，尤其是农村普及的村村通pos机和ATM自助机的基本使用知识；七是对小微企业主、种养殖大户，介绍农商行优势地位，讲解企业贷款准入条件、贷款业务办理流程、利率优惠政策、汇兑结算、代收代付及网上银行等相关配套业务，对有贷款意向的客户建立经济档案、登记造册，赢得了地方党委政府和中小企业的广泛好评。

邳州农商银行还要求每家支行每周集中利用逢集日组织内外勤人员，到集市上摆放了宣传展台，将反洗钱知识、非法集资危害性、反假币宣传手册及金融知识读本等宣传资料发放前来咨询的群众，同时还利用常年开展的“红色旋风”宣传营销活动，分组包片带着宣传资料和文化衫到各商铺、摊点宣传，一些群众主动上前了解各种金融知识，在场的工作人员一边向他们散发宣传材料，一边耐心地讲解如何识别假钞、如何正确使用手机银行、如何防范银行卡安全等金融知识。于此同时，全辖网点通过悬挂横幅、LED显示屏、外部网站、摆放x展架等方式进行了集中宣传。活动当天，共向公众发放非法集资、反假币宣传手册及金融知识读本等宣传资料近35000份；现场咨询、解答和辅导1000余人次，赢得了好评。

据了解，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向公众普及金融知识、提高公众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邳州农商银行于8月份20日起启动了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9月份为“金融服务普惠公众服务月”为主题开展相关的活动。以金融知识下乡提高员工学习积极性，促进员工依法合规操作水平，拉近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巩固提高合作成果，保持邳州农商银行健康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文/陈伯伟）

浙江省兰溪农合行；“六位一体”织就普惠金融工程密集宣传网

本刊讯：日前，兰溪农合行在全市的公交车上投放车身广告为浙江农信普惠金融工程进行宣传造势，成为一道亮丽的流动的风景线，打响了该行普惠金融宣传第一枪。

普惠金融工程是我们做强做优农村基础市场的重要抓手和载体，省政府专门转发浙江农信普惠金融工程三年行动计划正式文件，这是写入浙江农信60多年发展历史的一件大事，也是需要大书特书的一项工程。兰溪农合行为了做好信息宣传保障，闪电行动，利用各种媒介和资源，织就六位一体的密集宣传网。一是在全市网点的门头跑马灯、多媒体播放器及总行门前LBD大屏幕上连续滚动播出宣传口号和宣传画面。二是将员工手机和单位座机的彩铃和单位电子名片更换成了普惠金融工程的宣传内容。三是除在公交上投放车身广告外，还每天在当地主流媒体《兰江导报》刊发宣传报花，在每天的黄金时段通过兰溪电视台、广播电视台广告和播放宣传片。四是充分利用好我行年初就开展的“千场电影下乡”这一活动载体，在电影片头加入普惠金融宣传内容。五是在内刊和门户网站开辟宣传专栏，充分发挥通讯员作用，征集优秀稿件，鼓励其积极向外部媒体投稿，形成全行上下宣传的合力。六是加强政务信息报送，建立与两办和有关部门的信息互通机制，及时主动报送活动信息，争取政策支持。

兰溪农合行将进一步完善普惠金融宣传的长效机制，通过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的宣传，让老百姓真正了解普惠金融工程能带来哪些方便和实惠，积极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从而推进该项工程扎实开展。

（文/徐金浩）

及时调查核实 解了一场误会

本刊讯：8月12日，贵州修文县农村信用联社接到该县社会保险收付管理中心函，反映该县龙场镇青龙村某村民（女、七十岁左右）未得到新农保存款存折、也未享受到新农保待遇。社保中心请县联社及时核查，如不核查清楚，该村民的儿子自称要通过新闻媒体曝光或上访。县联社接函后，立即进行了调查核实。

经调查核实，该户新农保存折几次在县联社营业部取款。为查实取款人是谁，调查人员调阅了该户取款的视频监控录像。监控录像显示，取款的是一位中年女子，该女子取到款后，将款及时递给一个在客户等候区的老太婆（约七十岁左右，当事人即持新农保存折人）。为确认取款人与老人的关系，调查人员将取款人和老人的图像截图请青龙村村民和当事人的儿子辨认。通过辨认，取款人就是当事人的女儿及其当事人本人，并非他人，经核实，新农保待遇存折还在当事人手中，只是因不认识存折上的“新农保”标识、及老人年龄大加上不识字忘事而产生误会。也就是说当事人持有新农保存折，并享受到新农保待遇，原说是没有新农保存折，也没享受到新农保待遇，完全是场误会。

事实结果出来后，老人的儿子认识到自己的不对，表示今后遇事不能急躁懵懂。

（文/王仁智 段纲）

湖北省兴山农合行：实施“双基双赢”金融服务工程

本刊讯：农民贷款难、涉农银行放款难、涉农信贷风险防控难，一直是农村金融服务的一大难题。近期，兴山农合行试行的“双基双赢”金融服务示范工程，随着兴山县榛子乡和平村示范点的选定，标志着兴山农合行将着力打造支农信贷服务升级版，使“双基合作贷款”更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双赢”。

（文/梁雄）

浙江省乐清农合行全力以赴拓展网银

本刊讯：2013年，乐清农合行积极推进普惠金融工程建设，服务渠道全面提速，网上银行基本实现全覆盖。这与总行季度劳动竞赛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息息相关。“上有政策激励，中有任务分解，下有措施落实”，这三道门是网银客户数和使用率提升的关键所在。“上有政策的激励”。总行根据“普惠金融工程”要求，将个人网银目标拓展数等指标列为关键指标，在保证数量完成的基础上提高网银使用率。“中有任务的分解”。网点响应总行政策，开例会，细分工。网点主管负责在外乐商客户电话联系，客户经理负责本地客户和新居民集中企业的联系，柜面人员负责柜面营销和服务。“下有措施的落实”。柜面人员热情迎接每位客户，抓住每一个网银营销机会，比如客户办理转账，无卡存款、开卡业务时，解释网银的功能。大堂经理开展“一条龙”服务，从客户进门填单到体验完网银使用离开时，耐心指引直到客户点头为止。网银的成功拓展更离不开其他人力资源，比如村干部、大学生村官等人的积极配合。截至7月底，个人网银客户数达95839万户，新增34125户，完成年度任务的68%，网银使用率56%，其中网点最高网银使用率为80%，日前网点最高网银使用率达到90%。

普惠金融论文范文第2篇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Hu county Xi 'an city Shan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studies commo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service i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result shows the main problems are disequilibrium and imperfect of inclusive financial service， imperfect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system， bad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etc.， all these problems are need to be improved. Through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Hu county Shanxi province and other related studi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inclusive financial micro-finance ， and gives some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clusive financial in China.

【关键词】农业经济；普惠金融；小额信贷

【Keywords】agricultural economy；inclusive finance；micro-finance

【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069（2017）05-0079-02

1 引言

普惠金融一~出自英文“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始用于联合国2005年宣传小额信贷年，后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大力推行。2006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焦谨璞副局长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小额信贷论坛上，正式使用了这个概念。着眼于当前金融制度创新发展，在对西安市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发展主体业务即农村信贷（以户县为例）进行调查与分析的过程中，以小农户信贷发展问题研究为突破口并加以借鉴，纵观我国普惠金融总体发展态势，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办法。

2 普惠金融小额贷款发展现状

关于农村金融创新谈论最多的是农村小额信货，其在我国已经有近20年的发展历史，走在我国农村金融的前沿，是我国研究农村金融创新的突破口。我国在最先引入小额信贷这一概念时，将之定义为向低收入者即贫苦人群提供存贷款服务的金融活动。

2.1 从事小额信贷的机构发展状况

从事小额信贷的机构众多，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是服务农村的骨干力量，其他国有商业银行等都被要求设立针对小微企业的服务部门，同时也被鼓励在县级以下区域设立各类分支机构。经过十多年改革探索，涉农贷款和农户贷款分别占全部金融机构业务的1/3和近七成，金融支持“三农”的主力军作用得到持续发挥，在改善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服务不足、竞争不充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2 小额贷款需求来源及用途状况

现实情况中，由于存在成本高、效率低、风险大等难题，小农户的小额信贷需求很难得到正规金融机构的支持，小农户是受金融排斥最严重的群体。由于其信贷需求无法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得到满足，使其大多（70%）通过民间借贷形式获得资金。[2]

2.3 解决目前小额信贷问题的国家相关政策现状

国家为了加强对小额信贷市场的监管，关于开展小额信贷公司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和暂行管理办法也相继出台，如刚颁布的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农民信贷的政策，旨在强化激励约束机制，确保“三农”贷款投放持续增长。对涉农业务较多的金融机构，进一步完善对其的差别化考核办法，落实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使行走在政策和法律之外的民间借款逐渐走出“灰色地带”，从而增强对农村地区乃至城镇低收入群体的金融扶持力度。

3 普惠金融小额信贷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

结合实地走访以及国内有关农户小额信贷制约现象分析，总结出当前我国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发展过程中各阶段、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如下所示。①结构体系缺陷；②服务设置缺陷；③征信、评价体系缺陷；④农民主观意识缺陷。

4 陕西省西安市普惠金融案例分析

陕西省户县为本省区试点，2006年9月18日，西安市大洋汇鑫小额贷款公司、西安市信昌小额贷款公司成立，之后还出现了包括西安市普惠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等在内的一批小额信贷公司。

4.1 西安市普惠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4.1.1 公司基本情况

西安市户县普惠金融小额信贷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9年，由合伙人共同入股。成立之初，投入资金4500万人民币。公司负责人主要由西安市户县本地人组成，便于公司更好地运营。公司自成立以来，经营状况良好，每年达到或者超过预期收入，公司连续五年被授予“支农惠农最佳奖”，且在2016年获得户县人民政府五万元奖励，在群众当中留下了较好的口碑。

4.1.2 公司贷款运作

①公司贷款金额。②利率。公司贷款利率在央行利率基准点以上的0.9～4倍，近几年公司贷款利率通常在3倍左右。③偿还贷款期限。贷款偿还期一般为一年，如遇特殊情况可延长。④贷款发放效率。贷款人贷款申请审核通过后，公司会调查并实施贷款发放，并在两个工作日内完成，方案效率高。⑤贷款还款方式。贷款还款以银行卡转账为主。

4.1.3 公司普惠经营状况及优点

公司通过向农民为主的个体户及微小型企业发放贷款，使农民贷款更加快捷、方便，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民“贷款难”问题。除了支持个体户发展，公司还向出国打工的打工者发放培训贷款，解决了农民工“出去难”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为民便民。

4.1.4 小额信贷公司面临的问题

①“只贷不存”的资金来源问题；②利率限制问题；③监管及风险控制问题。

4.2 陕西信合（户县联社）

4.2.1 与农户有关的业务

①小额贷款额度： 额度在4万元左右，主要用于种植和养殖；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利息在千分之七到千分之八；根据信用状况不同，利息也不同。②担保J款：额度在10万-20万。③抵押贷款：根据当地经济条件进行放贷。④富秦家乐卡：富秦家乐卡属于陕西信合富秦系列卡产品，除具备富秦系列卡的基本功能外，还具有贷款使用和还本还息等功能，是陕西信合积极应对新形势下农村金融服务创新的要求，结合进一步做好、做强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切实解决广大农民朋友贷款难、手续繁、使用不方便等问题，适时开发的银行卡金融服务新产品。

4.2.2 担保方式

4万元以下，基本不用担保；5万到6万，根据信用情况提供担保或抵押；10万到20万（一次），以自然人、公务员或企业为第三方担保。

4.2.3 放贷方式

贷款人自申请之日起，陕西信合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对贷款人的资信调查，以确定贷款人是否具有贷款资格；7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发放；放贷下乡，每个乡镇都有服务网点，农户可直接进行申请。

4.2.4 还款方式

到期一次付款或根据还款协议分期付款。

5 加快推进农村地区金融服务建设相关建议

在深入了解国内普惠小额信贷研究动态及分析有关问题的基础上，结合陕西省普惠金融发展实际，放眼我国三农发展大趋势下的未来政策走向，提出如下建议：①明确农村实体经济需求的导向性；②建立健全征信及信用担保体系；③加强金融产品的信息化创新；④改善金融服务渠道；⑤加强农村金融信贷宣传；⑥风险防范及补偿机制建设。

【参考文献】

【1】吴红军，何广文.中国农村普惠金融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4.

普惠金融论文范文第3篇

>> 平安重构估值模式 中信银行：悬殊的估值 外资并购国内银行的估值 估值蚂蚁金服 银行估值修复来临? 陆金所“长跑” 贷款利率变动对银行估值结构的影响 商业银行股票估值的比较研究 农村合作银行股权转让的估值分析 2008年A股市场前景展望：估值“软着陆” 人的估值 资产的估值 银行股：估值优势明显 银行股估值支持反弹 银行股估值有优势 从银行股看估值工具 缘何银行股估值低 银行股：启动估值修复行情 银行股估值与融资融券 银行估值体系被扭曲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管理 > 成立4年的陆金所估值赶上平安银行 成立4年的陆金所估值赶上平安银行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华薇薇")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一系列降低监管风险的平台化转型是陆金所目前估值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无论是P2P、基金还是保险等金融资产交易平台，从真正的交易量来看，这些因素不足以支撑陆金所超过1200亿元人民币的估值。

仅仅成立了4年，陆金所的估值已经接近成立于1995年的平安银行。

1月18日，中国平安保险集团旗下的互联网金融公司陆金所宣布B轮融资12.16亿美元（约合80亿元人民币）。此次融资完成之后，陆金所的估值达到了185亿美元（约合1217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内A股上市公司平安银行的流通市值。

在去年8月剥离了P2P业务之后，陆金所添加了基金频道、保险频道等金融服务业务，数月时间上线了2000余只公募基金。董事长计葵生在去年年底表示，陆金所在拿下基金牌照后，货币基金、债权类基金、股票基金等标准化产品在未来会占据平台交易量的50%以上。截至2015年12月，陆金所注册用户数超过1800万人，活跃用户近363万，累计总交易量超过1.6万亿元。

P2P公司在过去一年中遭遇了很多负面影响，但投资者仍然对互联网金融表现出了极高的投资欲望。彭博社的消息称，蚂蚁金服、京东金融和陆金所都在去年下半年启动了融资计划。蚂蚁金服的融资需求为15亿美元，京东金融在今年1月16日宣布已经拿到了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嘉实投资和中国太平领投的66.5亿元人民币，完成融资后京东金融的估值为466亿元人民币，接近陆金所估值的一半。

在新一轮融资中，陆金所出售了大约5%的股份，融资认购方包括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香港）有限公司、民生商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等多家境内外机构投资者。平安集团作为陆金所的最大股东，股权比例由48%左右下调至43.8%。

以P2P小额信用贷款起家的陆金所开始的格局并不大。早期业务是帮助个人投资者和需要借款1万美元左右的借贷人建立联系，陆金所向借贷人收取大约4%的手续费，贷款利率通常在6%至8%。在银行纷纷削减对消费者和小企业贷款之际，这类P2P业务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开始试图填补银行留下的空白市场。

对于大型投资理财平台来说，它们不缺乏投资者资源，随着交易额的上升，往往在借款人资产端方面变得稀缺，一旦保持高速增长，平台或许不得不选择原来处于合格边缘的资产，这为之后的大面积坏账埋下伏笔。从去年3月开始，陆金所逐步转型为金融理财信息服务平台，在完成私人配售融资5亿美元之后，陆金所开始剥离出P2P小额信用贷款业务，不提供担保，将陆金所定位为互联网金融交易产品的开放市场，当时陆金所的估值为100亿美元。

同一时间，平安集团宣布成立“普惠金融”业务集群，将陆金所剥离出的P2P小额信用贷款业务、平安直通贷款业务以及平安信用保证保险事业群整合进普惠金融。5个月之后，平安集团再将普惠金融业务以19.53亿美元整体卖给陆金所控股公司，后者也称为“大陆金所”。

而陆金所继续深化其轻资产的平台路线。将贷款业务划分至平安普惠之后，2015年8月陆金所和前海征信成立了P2P开放平台“”，这相当于P2P行业的“天猫商城”――私募基金可以将旗下P2P产品放在陆金所P2P频道上售卖，当时第一批合作的私募基金包括重阳投资等30家私募公司。在2015年前三季度中，P2P成交量仅占陆金所个人零售端交易额的10%，交易额在500亿至600亿元之间。

平安集团希望在陆金所这个互联网金融资产开放平台上能够连接更多金融业务，包括银行、信托、证券、保险、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不动产、地方政府以及P2P，搭建B端的B2B一级和二级市场，C端的P2P、B2C和C2C交易市场，陆续推出互联网金融相关的资产交易所。

这一系列降低监管风险的平台化转型也是陆金所目前估值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从去年7月18日央行等十部委出台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到年底银监会出其不意下发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P2P平台的信息中介定位，业务“12禁”中禁止发售银行理财、券商资管、基金、保险或信托产品。

其他P2P平台所面临的政策难题，对陆金所而言不再是问题。当投资者进入不同的频道操作时，相关的法律机构已经离开陆金所网站，产品效力已经转移到不同的法律主体。陆金所表示，未来平台上所有P2P交易、支付等环节都将通过完善，无论产品提供方是普惠金融或是其他外部第三方P2P公司，所获得的借款人都将转移到上述独立公司，这意味着陆金所已经转型为一个纯信息平台。

“之前互联网金融一直没有明确谁来管，十部委的《指导意见》出台确定了谁在监管，这是政府的第一步。如果说2014至2015年，政府是以市场化方式进行‘良币驱逐劣币’，那么到了2016年之后，监管政策手段会进一步加大这种‘良币驱逐劣币’的淘汰。”上海交通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所所长罗明雄说。

催生高估值的更为重要的因素来自平安集团。无论是P2P、基金还是保险等金融资产交易平台，从真正的交易量来看，这些因素不足以支撑陆金所超过1200亿元人民币的估值。

“对陆金所的估值不能脱离平安集团，是整个平安集团数万亿资产集中布局的一个互联网金融平台估值。”罗明熊说。

在过去4年中，陆金所身后的平安集团无论在资产端还是资金端都给予了陆金所大力支持，其中包括牌照、监管关系、金融机构关系、资产来源、借款人来源等多方面支持。

从一份去年8月的交易数据来看，转型为平台之前的陆金所主要依赖平安集团的金融业务资源，陆金所761亿元的资金量来自于平安集团，相当于2015年总量的12%。另―方面，它22%的管理资产来自于平安寿险人。此外，陆金所还拥有大量机构客户和平安寿险业务员帮忙销售。

普惠金融论文范文第4篇

据印度媒体报道，截至6月27日，印度

>> 2013年国际大宗商品步入震荡期 2013―14赛季NBA国际球员名单 2013年国际统计年 国际银行2013年中期业绩与战略动向比较 2013年阿布扎比国际书展观察 2013年国际油价分析及预测 2013年国际固态电路会议简介 2013年最爱国际大集 2013年国际粮价将高位运行 2013年国际热钱流向 2013年上海国际车展 2013年国际经济严峻复杂 2013年国际金融综述与2014年展望 梅赛德斯―奔驰中国国际时装周2013/14秋冬系列 2013洛杉矶国际车展 声屏聚焦2013年北京国际电影节 2013年国际商品市场走势分析 2013年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展望 2013年国际形势十大展望 2013年国际干散货运输市场展望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政治 > 国际 2013年14期 国际 2013年14期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本刊编辑部")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印度洪灾殒命上千

据印度媒体报道，截至6月27日，印度北部因连降暴雨引发的灾害，已造成822人死亡、350人失踪。印度军方已出动约60架直升机参与救援，虽有约10万人获救，但仍有大量灾民受困。印度北阿肯德邦首席部长维贾伊·巴胡古纳表示，有大量的灾民滞留在丛林和偏远的上游地区。他担心，最终死亡人数或许在6000至1万人。 风云 Major Issue 朴槿惠总统的“外交基轴”

6月27日，韩国总统朴槿惠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朴槿惠打破韩国“外交惯例”，首访美国后没去日本，而是把中国作为第二个出访国家。日本《产经新闻》将此解读为“象征着韩国外交基轴的变化”。鉴于今年9月的G20峰会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召开，朴槿惠与普京的会面几无悬念。针对美、日、中、俄的“四强外交”，韩国总统的出访行程单上，唯独日本还没赶上排期。这与2008年4月李明博总统结束华盛顿之行后就直接飞赴东京形成了鲜明对比。

无论从中韩双边关系还是朝鲜半岛局势看，中国在韩国外交中的分量都不言而喻。就朴槿惠提出的针对朝韩问题与朝韩关系的“韩半岛信任进程”构想，中国国家主席明确表示欢迎。朴槿惠提出的针对东北亚和平合作的“首尔进程”，也予以赞赏和原则支持。朴槿惠访华，中韩在外交层面展现了相当程度的默契。率史上规模最大的经贸团访华，表明朴槿惠抓住了拓展和升级韩中关系的关键。

对美关系无疑是韩国外交的基石，朴槿惠5月访美期间，韩美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球伙伴关系”，“韩半岛信任进程”也得到了奥巴马的支持。朴槿惠的外交布局与韩国国家利益高度契合，与其说韩国外交基轴发生了变化，不如说日本在韩国外交排序上的地位发生了变化。韩日关系因历史和领土问题而冷淡，只是这种变化的表象而非实质。 （雷墨） 周边 Around 中国人在异域接连遇害

6月23日凌晨，一伙巴基斯坦的武装人员在巴控克什米尔北部突袭外国游客，造成包括两名中国人在内的10人遇难，另一名中国人张京川有幸逃脱。据张京川称，袭击者直接把人从宾馆带出来，没有进行过多的询问便开枪射击。24日，又有4名中国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斯比港遭到杀害。这4人（3男1女）均来自上海，事发时正在工作的面包店里吃晚餐。另有一个中国人逃至2楼房间反锁房门，幸免于难。同时在场的8个当地员工则未受到伤害。 陆克文再度出任澳总理

6月27日，在澳大利亚执政党党首选举中获胜的陆克文，宣示就任澳大利亚总理。这是陆克文2007年11月当选澳大利亚总理后，第二次出任总理。2010年6月，在工党的内部投票中，陆克文被他的副手吉拉德击败，失去了总理宝座。在那之后，陆克文曾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均告失败。6月26日，澳工党召开党内议员会议，就党首人选进行投票，陆克文以57票对45票的优势击败吉拉德。澳大利亚定于9月14日举行联邦议会选举，目前工党在民调上大幅落后于反对党联盟。如果陆克文领导的工党在9月的选举中失利，他将再次失去总理宝座。 穆沙拉夫或被判叛国罪

普惠金融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普惠金融 基本金融服务 均等化 民间金融

很多的专家学者都认为普惠金融是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他们认为农村基础金融服务也具备基本公共服务的属性，因此通过分析研究得出政府应该提供这种公共服务的三种模式。之后在查阅资料的基础上，发现温州等地在试点普惠金融服务。本文认为普惠金融与公共服务在涵义上和目的有很多共通之处，都是为了保障每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这对于广大农村和中小企业而言是一个好消息。

在很多文献中，很多学者都提到了普惠金融的多元化供给，那么并非只有他们研究所说的政府和金融机构为代表的供给主体。我想到的是民间金融应该如何更好的提供这种服务，这也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首先，必须了解民间金融的界定，如高利贷、合会等。在农村别是在农村工业的发展中，资金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往往得不到有效支持，特别是小企业和家庭在起步或遇到资金周转困难的时候，这大大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在解决农村资金不足的问题上，民间融资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此外，农村地区金融资源供给的极度不均衡，催生了民间金融自发开展和形成，游离于政府金融监管之外的非官方资通活动和组织。其次，由于普惠金融的宗旨，加之正规金融机构的逐利性和利益驱使，通过正规金融机构的实现普惠是不可能。因此必须通过非正规的金融机构如民间金融机构来实现。

民间金融具有如下四个优势：第一，机制优势；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正规金融的贷款行为有时会受到行政等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而农村民间金融中的借贷行为和利率都是市场化的。二是信息优势；正规金融贷款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是经常存在，而农村民间金融是建立在广泛的血缘、亲缘和地缘基础上，作为熟人社会，当事人彼此之间比较了解，与融资相关的信息极易获得，透明度较高。三是成本优势；在农村民间融资过程中，融资前的信息搜寻成本和后管理很低，交易成本较低。四是速度优势；农村民间融资无繁琐的交易手续，交易过程快捷，可以使借款人迅速、方便地筹集所需资金。民间金融的独特优势， 使其与正规金融在农村市场中长期共存成为可能。

至于民间金融在中国的发展，正在进行的浙江丽水和温州改革试点就是普惠金融的典型代表。丽水试点是从破解“农金需求大，融资难”的两大难题展开，着重围绕创新农村金融组织、丰富农村金融产品，强化惠政策健全，健全村金融市场、完善农信用搭建服务平台，改进支付金融市场、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等体系铺开。而温州地区是通过民资管理公司和民间借贷登记中心的率先“试水”，这标志着将温州民间资本引向规范化和阳光化，不论何种供给方式，民间金融作为供给主体的目都是要实现基本服务均等化和普惠化，因此根据民间金融的特性，可以引导资本更多投向于小微企业，以更好的发挥其优势提供金融服务。对于其在中国农村的合理发展，我认为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民间金融形式多样，参与者动机各异，因此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成为诈骗洗钱的工具。所以区别对待、分类指导民间金融的管理是非常有必要的。保护个人之间、企业之间正常的、零散的借贷行为，符合零散的借贷行为，在一定程度内给予民间金融主体自由，能够充分发挥其能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促进民间金融的健康快速发展。对于具有投机性质并且以诈骗敛财为目的，破坏了市场秩序的行为要严厉惩罚。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活动的管理方式主要通过第三方监管并且明确职责，而不能让有逐利性质的正规金融机构来充当。在民间，要加强对大众的金融知识和舆论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金融风险意识，塑造良好信用观念。一些低文化和低收入人群因为金融知识的欠缺和风险意薄弱常卷入到一些非法或违规金融活动中，从而引发社会秩序不稳定。这也给司法部门的判决带来相当大困扰。解决问题的办法应该是在全社会开展金融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民众金融风险意，同时提倡合法合规的民间借款。

其次，需要开放民间资金市场准入制度即允许民营资本以参股现有银行机构的方式进入银行业，建立一部分民营银行，这样才能真正把普惠金融的宗旨落实。同时由市场竞争决定优汰劣胜，而不由人为地规定一个先后顺序。因为目前还没有建立关于新型民营银行所必须的市场准入、监管退出等基本法律法规，以应鼓励和引导外商投资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并给予他们相应的优惠政策。这有利于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民间金融合法化、公开化，这样有利于进行民间资监管为受到正规金融机构排斥的人群服务，赋予其获得金融服务的基本权利，真正使民间作为普惠融的供给主体之一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陈雨露，马勇.中国农村金融论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

[2]韩俊.加快建立普惠型的农村金融体系[J].农村经营管理， 2009，（2）.

[3]何平.和谐社会视野下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9 .

[4]姜风旭.发展普惠金融助力和谐社会建设[J].华北金融，2007，（11）.

[5]江明融.公共服务均等化论略[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报， 2006，（3）.

[6]焦瑾璞.建设中国普惠金融体系[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7]孙建军.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政策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1.

[8]王谦.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8.

普惠金融论文范文第6篇

美林投行：“对于此交易更改后的收费细则，我们都可以接受。”

对于绝大部分投资者来说，标准普尔、穆迪、惠誉这些机构名称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在前些日子密歇根国立大学商学院的论文报告会上，专家将评级机构先后采用的两种收费模式――“投资者支付”与“债券发行人支付”进行了对比，结果不禁让人心生疑窦：目前三大机构均在采用的“债券发行人支付”模式是否可能导致更高的评级和更少的降级结论？

密歇根大学的研究结果表明，使用相同的债券作为考查依据，标普在1974年―― 采用“债券发行人支付”模式之前给出的评级普遍低于穆迪(穆迪一直采取“债券发行人支付”模式)，在该年份后，两者给出的评级逐渐趋同。数量化模型的分析结果还显示，标普在调整其评级标准后，将更多的“A”和“+”给予了他们的“大客户”。

在危机中“搞垮”一个国家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称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

2011年4月5日，穆迪公司下调葡萄牙信用评级，由A-3调低一级至Baa1，并表示葡萄牙今后一段时间难以轻易从市场筹措资金。尽管葡萄牙新一届政府很可能向欧洲金融机构申请援助缓解债务压力，穆迪却表示，这一行为很可能导致葡萄牙的国家债务重组，使投资者遭遇更大损失。这一警告使得全球投资者纷纷如鸟兽散般从葡萄牙撤走资金，葡萄牙的财政状况因此濒临崩溃。

再回想至欧洲债务危机，2009年12月，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标普首先将希腊信用展望降为负面，紧接着，惠誉将希腊信用评级从“A－”调低为“BBB＋”，一个月内，穆迪也调低了其信用等级，由“A-1”降至“A-2”，希腊继而迅速成为引爆欧洲债务危机的“导火索”。

2010年4月后，“三大巨头”又将目光聚焦在葡萄牙和西班牙，标普和穆迪均将葡萄牙信用评级降低一个级别，并将前景展示为负面。5月末，惠誉将西班牙评级降低一个级别，从“AAA”下调至“AA+”，这导致欧元汇率跌至2007年以来最低，全球股市进入“暴跌黑洞”。

《中国经济周刊》曾发文指出“三大评级机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美国的金融资本在欧元危机中抄底”，但类似传言尚无证据可见。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危机爆发前，评级机构们已经赚得“盆满钵满”，收费模式决定了他们不得不从制造“悲剧”中赚钱。

给“毒瘤”抹上“蜂蜜” 引发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毋庸置疑，评级机构的核心工作是为投资者提供投资参考，但是何时提供、如何提供其实才是其中关键！

一路看来，2001年安然公司的财务欺诈丑闻、2008年美国次级债危机、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等国际事件让投资者损失惨重，三大评级机构在这些危机发生之前均未做出预警提示。这究竟是他们能力有限、无法预测，还是其背后“隐藏”的利益驱动使然？

金融危机发生的前5年，华尔街制造出多种次级债，危机爆发后这些曾经被评为“AAA”等级的债券才显出“真身”，变成市场大量抛售的“垃圾债券”，一时间美国金融体系陷入“瘫痪”境地。

2008年10月22日，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向美国国会听证会承认他们向市场提供了虚假的评级信息，国会议员更是斥责他们就是引发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普惠金融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农村金融；普惠水平；金融普惠指数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4-0073-04

引言

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将普惠金融理念引入中国，意在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企业和个人提供普遍、有效和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为进一步消除金融服务空白区，实现普惠制金融，2011年3月银监会出台《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空白乡镇基础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2016年1月15日，我国首个普惠金融的国家战略规划《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标志着我国普惠金融翻开了新的一页。普惠金融是指将金融普遍惠及所有群体，特别强调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偏远地区以及残疾人和其他弱势群体中提供金融服务。中国地域辽阔，普惠金融的指标很不平衡。在以上背景下，研究农村金融普惠水平测度对普惠制农村金融的推进有着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湖北处于横贯东西的长江中游，是中部崛起带的核心，对周边经济区形成强大的辐射与吸纳，在全国经济发展格局中具有承东启西、接南转北的战略支点作用。湖北是中国主要的农业生产地，发展湖北经济，提高普惠金融水平至关重要。2015年3月，湖北实施“金融服务网格化”探索普惠金融新模式，这是顺应我国金融服务城镇化、社区化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要想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就要先了解湖北省各县（市）的金融服务水平概况。本文对湖北省各县（市）的金融服务水平进行测度，主要分析普惠金融水平。

一、湖北省的金融概况

2014年年末，湖北省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贷款余额增长15.6%，增速比上年末低0.2个百分点。全年新增贷款3 408.8亿元，比上年多增406.8亿元，是历史最高水平。其中，新增中长期贷款2 388.6亿元，是上年的1.7倍，占全部新增贷款的70.1%，比上年提高22.4个百分点，贷款增长呈现较为明显的长期化趋势。三农、小微企业和县域贷款增速分别高于全省全部贷款平均增速1.4个、5.1个和4个百分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贷款增速连续两年超20%，新增保障性住房开放贷款是上年的2.6倍，小额担保贷款、助学贷款及扶贫贴息贷款等实现稳定增长。2014年年末，湖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增长12.1%，实现利润增长3.6%，不良贷款率1.6%，比年初提高0.1个百分点，年末拨备覆盖率163.9%，贷款拨备覆盖率2.9%，比上年末分别提高13个和0.3个百分点。全省新增村镇银行37家，小额贷款公司53家。

2014年年末，湖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总数为7 414个，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总数（218 000个）的3.4%；从业人员总数为125 762人，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总数（3 725 000人）的3.38%。①由此可见，湖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覆盖面是比较低的，从业人员也较少。但湖北省的财务运行相对稳健，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农业、小微企业融资支持力度上在不断加大，这为普惠金融水平的提升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理论研究

Beck et al（2007）最早列举了能够反映金融普惠性的相关指标，包括银行机构在地域和人口上的分布数量、ATM 机在地域和人口上的分布数量、人均贷款账户数量（每千人贷款账户数量）、贷款收入比、人均存款账户数量以及存款收入比等八个指标[1]。Sarma（2008）提出用三个维度来测度普惠金融水平（IFI），该指数吸收普惠性金融的三个维度信息（地理渗透性、使用效用性和产品接触性）提供了测度普惠金融水平的综合方法[2]；Chakravarty（2010）提出金融包容性指数的测算方法，其将不同维度上的影响因素加总成指数，分析各种因素对于总指数形成的百分比贡献，提出了公理化方法[3]；徐敏（2012）运用Chakravarty改进的普惠金融指数计算方法分析了新疆83个县（市）2010年的农村金融普惠水平[4]；王洪光和冉笑影（2015）运用Sarma提出的方法考量了2013年度河南省的普惠金融水平[5]；孙平（2016）采用空间聚类模型方法分析影响浙江省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因素[6]。

三、水平测度

根据湖北省行政区域划分，湖北省共包括21个市。①由于难以取得鄂州市全面有效的相关数据来测度湖北省普惠金融水平，因此本文选取除鄂州市外的67个县市作为研究对象。

（一）研究方法

本文借鉴Sarma的研究方法，用IFI指数代表普惠金融水平，选取4个维度，并用具有代表性的统计指标来代表各维度的值，对湖北省普惠金融水平进行测度，即银行渗透性、银行服务获取的便利性、实际使用度和壁垒。

（二） 测度结果

1.指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以2014年湖北68个县（市）农村金融为研究对象，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县（市），最终选择67个县（市）作为样本数据，占98.53%，能够代表湖北农村地区。数据来源于2014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2014年《湖北统计年鉴》，银监会和中国农业信息网。主要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下：（1）维度1（值）：最大值和最小值所属县（市）分别为恩施市和襄州区，总平均值为0.2036；标准差为0.1467较小，说明该样本变量波动不大；偏度值为2.8557，说明该样本变量成右偏态分布；峰度为12.5363，说明该样本变量有过度的峰度，分布形态相对较陡峭。（2）维度2（值）：最大值和最小值所属县（市）分别为宜都市和随县，总平均值为0.3605；标准差0.1716较小，说明该样本变量波动不大；偏度值为0.5562，说明该样本变量成右偏态分布；峰度为-0.1224，说明该样本变量有不足的峰度，分布形态相对较平稳。（3）维度3（值）：最大值和最小值所属县（市）分别为恩施市和襄州区，总平均值为0.2991；标准差0.1579较小，说明该样本变量波动不大；偏度值为0.4677，说明该样本变量成右偏态分布；峰度为0.2257，峰度值较小，说明分布形态相对较平缓。（4）维度4（值）：最大值和最小值所属县（市）分别为恩施市和沙洋县，总平均值为0.4655；标准差0.2277较小，说明该样本变量波动不大；偏度值为0.0444小，说明该样本变量基本成正态分布；峰度为-0.1948，说明该样本变量有不足的峰度，分布形态相对较平缓。

2.IFI计算结果

（三）结论

1.整体县（市）的普惠金融水平较低。2014年，湖北省67个县（市）的IFI值平均值为0.3059，其中33个县（市）IFI值位于平均值水平以上，占所有统计县（市）的49.25%。IFI值位于0.3～0.5区间的县（市）个数有36个，占总数的53.73%，普惠金融水平居于中等水平，这36个县（市）主要分布在黄冈市、孝感市、荆州市和十堰市。其余31个县（市）IFI值介于0.1～0.3区间内，占总数的46.27%，普惠金融水平均较低。英山县IFI值在所有县（市）中居于最高水平，但只有0.4950小于0.5。赤壁市IFI值在所有县（市）中居于最低水平，仅0.1727。从这些数据可看出，湖北省的整体普惠金融水平并不高，但特点是分布相对均匀，有半数达到均值以上。

2.同一县（市）各维度值排序存在差别。综合各县（市）4个维度值可知，任一维度值的大小都无法确定其他维度值的取值，也无法预测IFI值的大小。例如云梦市，其d1的值在所有县（市）中居于第54位，偏小，而其余3个维度的值排序依次为第17位、第47位、第19位，其IFI的值居于第28位，相对较大。而通山县，其d1的值在所有县（市）中居于第11位，较大，而其余3个维度的值排序依次为第60位、第36位、第60位，其IFI的值居于第60位，相对较小。这表明，湖北省各县（市）普惠金融水平存在差异性，衡量IFI指数采取综合性指标和对各指标进行线性无量纲化的必要性。

3.同一地级市下的不同县（市）普惠金融水平存在差异。同一地级市下的县市，其普惠金融水平高低不一，存在差异。例如，恩施市、利川市、建始县、巴东县、宣恩县、咸丰县、来凤县和鹤峰县这8个县（市）均隶属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管辖，其IFI值分别是0.4355、0.3726、0.2306、0.2735、0.3077、0.2741、0.2583、0.3262，在所有县（市）排序中分别居于第3位、第13位、第57位、第46位、第31位、第44位、第49位和24位。

结语

综上，湖北省67个县（市）农村普惠金融水平存在一定程度的地区差异，IFI值最大的是黄冈市的英山县（0.4950），IFI值最小的是咸宁市的赤壁市（0.1727）。同时，整个省的农村金融普惠程度偏低。湖北作为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交通枢纽，经济的发展对周边省市的经济推动作用明显，故提高湖北农村金融普惠水平，从而促进湖北省经济发展，辐射带动中西部金融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推动农村金融普惠进程提出以下建议：

1.湖北省地区的农村金融产品目前仅局限于银行和保险，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大都集中在存、贷、汇。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地区的需求不仅是存、贷款业务，理财、咨询和业务也不断增加。故要不断创新金融服务的方式，提供灵活多样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发展金融机构农村地区业务的多元化，满足农村经济主体的各类金融需求。

2.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各级政府切实做好政策保障工作。目前，惠农、支农法律法规还明显不够健全，政策支持力度不到位，政府部门应建立政策法规制定健全监测评估体系；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切实保障农村经济发展；发挥政策激励引导作用，保证地区金融均衡发展。同时，各级政府应加强普惠金融知识的宣传和推广，定期开展“金融知识宣讲”活动，另外将金融体系与电信体系和互联网公司联系起来，充分开通手机金融服务，这样可以大大扩充金融服务的运用范围。切实提高农村人民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了解与应用。

3.普惠性金融推进既要满足农户、中小企业的金融需要，又要充分考虑金融机构尤其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金融机构应该根据市场金融需要明确其市场定位，采取形式多元化的方式既满足农户、中小企业的金融需要，又要维持金融机构自身经营的盈利性，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小微企业和个体等应加强自律管理。做到诚信经营与借贷，不断完善积累自己的信用记录，使得普惠金融活动能有序高效地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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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andira Sarma. Index of Finacial Inclusion[N].Working Paper，Indian Council for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2008.

[3] Chakravarty S R，Pal R.Measuring financial inclusion：An axiomatic approach[R].Indira Gandhi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Research，Mumbai Working Paper，2010.

[4] 徐敏.农村金融普惠的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新疆为例[J].财政与金融，2012，（5）：104-107.

[5] 王洪光，冉笑影.河南省普惠金融水平测度[EB/OL].中国科技论文在线，2015-05-28.

普惠金融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科技金融；实践误区；金融普惠；普惠性科技金融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6）11-0086-07

一、问题提出

2016年8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下文统称《规划》），绘制了下一个五年计划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版图。根据规划指导，中国国家综合创新能力要在2020年跻身世界前15位，正式加入“创新型国家俱乐部”；科技进步的贡献率也由当前的55.3%提增至60%。值得注意的是，《规划》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关注点不仅仅框限在科学技术研究本身的革新和发展，而是更加注重关乎国民经济主战场，关乎面向科技前沿，关乎面向重大需求，比如科技金融（SCI-TECH Finance）问题。在《规划》中也鲜明指出，“要健全支持科技创新创业的金融体系”。自此，构建合理高效的科技金融体系正式成为部级的战略规划。不难发现，中国在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改革双重叠加的大背景下，经济结构转型优化，提升产业科技内涵成为当前国家发展的核心要义，如何围绕经济结构部署创新链条，并围绕创新链条辅之以金融服务，探索科技和金融的最优结合机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科技金融正式进入中国理论界的视野应当追溯到1993年[1]，在历经一个较为充分的发展阶段后，科技金融体系发展在实践中有着怎样的阻力，又应当如何解决？在科技金融实践中是否存在某些误区，以至于学理界对科技金融体系的研究没有很好地响应实践的需要？现有的科技金融体系是否存在帕累托优化路径？围绕上述问题，本文将通过理论梳理和实践分析，归纳出当前科技金融体系建设中的宝贵经验与实践误区，尝试为政学业三界厘清问题导向，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具体的改进路径，为下一阶段的中国金融结构体系改革优化提供经验与政策启示。

二、理论文献轨迹述评

有关金融对科技创新作用的阐述，具有早期代表性的研究当属Schumpeter（1912）[2]的信用创造论，该理论认为，具备复合功能的银行机构可以对那些运用新生产技术的企业进行有效甄别和支持，并由此促进了科技创新。Hicks（1969）[3]甚至认为，工业革命的贡献不应主要归功于技术创新的结果，而应突出金融革命的核心地位。King and Levine（1993）[4]的研究则展示了科技与金融融合创生的可能路径，即金融体系为科技进步提供了评估企业家、归集资本、平滑风险以及预估技术的收益等服务，从而缩短了技术革新的周期并提高了效率。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多层次、有递进的科技金融体系成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所在[5]。

相比之下，国内科技金融的理论研究则存在一定的滞后。在赵昌文、陈春发和唐英凯（2009[6]）之前，“科技金融”概念尚未从理论的角度来进行严格界定，亦没有形成独立性的科学内涵。学者对科技金融的定义多停留在“金融机构支持科技事业发展”进而在“金融机构与科技管理部门密切合作”的含义上使用[7]。直至赵昌文、陈春发和唐英凯（2009）才正式系统地描摹出科技金融应具备的轮廓框架：科技金融对于科技研究开发及其后续的成果转化、产业化所衍生的各种金融问题，也包括一些重大科技问题的金融解决方案，是理论、政策、工具和服务的系统性制度安排。在此基础之上，洪银兴（2012）[8]进一步拓宽了科技金融的视野范畴，认为科技型企业所内生出的特殊“科技”属性（无形资产为主、产权交易不活跃、难定价等）决定了适配这种科技创新的金融体系具有更高的准入门槛和特殊性。传统金融结构在对接科技企业时极易产生金融渗漏。由此，财政性和政策性资本注入成为科技金融的重要方式。随着经济进程的推移，商业银行机构同资本市场一道，也逐步适应了科技企业的特征模式，并成为科技金融的重要构成。

前述文献已从不同角度在科技金融的领域内进行了有益尝试，但仍可在某些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探讨。针对科技企业初创期和成长期的风险特质，应当形成以创业投资为主体，以多层次资本市场和科技信贷为两翼的“一体两翼”科技金融体系，并在政府支持和中介服务的框架下形成合力，才能有效对接科技创新的金融需求[9]。中国现有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长期存在[10]，形成了银行机构的科技信贷是科技金融体系下的主要力量的思维范式。然而，银行机构作为理性的经济个体，具有着明显的“嫌贫爱富”行为偏好[11]，在面对处于孵化技术、科技创新试验推广阶段的科技型企业，难以形成强有力的支撑。因此，政府引导政策性金融来解决这种市场失灵问题成为科技金融问题中的重要一环。但是，银行机构的风险厌恶、资产抵押偏好和政府调节的滞后性决定了这种间接的科技金融模式极有可能存在效率沉降乃至导向偏误。因此，以天使投资为代表的具有主动性和专业性的直接融资模式颇受学者的青睐，洪银兴（2012）认为，面对大数量级且呈分散状态的科技成果研发、转化项目仅依靠资本市场支持是远远不够的，而集中性的孵化器所具有的共享性和公益性可以有效地促成产学研的合作平台，当然，这仍离不开政府机构的“牵线搭台”。尽管目前的科技金融体系面临着显著的进步，但依旧免除不了低效化的症结。吴翌琳和谷彬（2013）[12]的研究发现，虽然现有的科技企业的资本来源多元化趋势明显（金融机构科技信贷、政府资金、财税政策、风险投资等），但这些创新资本之间更多地呈现出了拮抗的特质，未能形成有效合力。这也说明中国现有的科技金融体系中仍旧存在桎梏，需要进一步从实践中寻找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路径。

三、中国科技金融的实践误区与偏差

（一）实践上的误区：科技金融的核心调节手段拘泥在市场机制

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轨而来，倚赖市场“无形的手”来对资源进行调节分配成为诸多学者的期盼与共识。在科技金融格局中，同样坚定倡导由市场决定的金融来接洽科技型中小企业。从理性趋利偏好来考察，基于科学技术创新所内生出的金融需求，以及金融自身更新换代需要创新支持的角度，由市场决定的金融应当主动与科技创新活动相融合，并演变成为科技创新投入的主力军。然而，科技创新所内含的极高的风险特质决定了把市场配置作为科技金融的导航必然会陷入“二律背反”的泥淖之中①。科技型企业在其生命周期中的每一个阶段，都离不开资金的介入。但必须承认的是，不同阶段的风险释放特征以及金融的风险偏好，决定了不同类别的金融资本进入科技创新的阶段性选择的巨大差异[13]（见图1）。

在科学技术思想蝶化成为技术孵化的初级阶段，即图1中所描述的“科学范畴”和“技术范畴”阶段，是对资金需求量最大的阶段。而在现实中，上述这两个阶段的资金投入却最为匮乏。在这个阶段，创新收益几乎为零，且超出了传统金融资本所能承受的风险边界，理性的市场性金融更偏好于“商品服务范畴”阶段。在科技创新和孵化过程中的企业难以按照市场规则获取资金支持，特别是在以高校、科研院所为主导的“创意设想―科学研究”阶段，其距离市场也最远，回报率极低的事实也导致了市场性金融对其产生了明显的行为排斥，而该阶段恰恰是科学技术研发的奠基阶段。因此，现今主流理论所强调的由市场主导的科技金融模式，使得金融资源都汇聚在了商品服务阶段，并在该阶段中形成了资金需求度低和资金供给量大同时存在的异象，降低了金融资源的运作效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科学技术的研发和创新具备十分明显的社会正向收益，在该模式下创新收益难以收敛到具体的个人和企业，这种正外部性现象本身就是市场机制缺陷所造成的“失灵”，因此想要简单通过市场机制对其进行修复并扭转科学技术研发初始阶段的资金匮乏之像，具有很大的难度。

（二）融资对象的误区：科技企业本质把握偏移

在现有的科技金融理论体系中，对科技企业的把握仍存在一定的不足。第一，大量的科技企业处在初始发展阶段，企业规模较小，也构成了现有科技金融理论体系的重要认知基础。以至于在对科技企业融资问题进行探讨时，容易将原有的“小企业融资”理论简单地挪移到科技企业融资问题上来，使得科技金融在构架和塑造时陷入了原有的路径依赖之中，脱离了科技企业的风险和生命周期特征。更何况，传统的理论范式框架同样没有很好地解决“小企业风险高―金融机构嫌贫爱富”的实践悖论[14]，这种融资理论范式的效应就更值得存疑。第二，传统的科技金融的关注对象出现了损漏，仅将融资支持的对象集中在市场“经济主体”上，对于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金融支持上，甚至出现了真空和断层的现象。应当说，高校、科研院所是创意设想、科学研究的主要阵地，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科技型企业生产链条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将其视为种子期和初创期的企业，但却由于其非经济主体的地位被现有的金融体系所忽略。当然，强制性地要求经济理性的金融资源投入到非经济主体（高校、科研院所）的高风险研究中确是有失公允的，也是不符合市场运作的经济效率原则的。因此，寻找一种替代性的金融体系（机制），用以接洽高校、科研院所的技术创新研发行为，成为当今实践条件下科技金融的一大重要内容。

（三）融资机构（市场）的偏差： 金融机构机制失灵、资本市场循环梗塞

1.金融机构融资机制失灵

现有的商业银行机构对于科技企业的本质把握失当，使得科技企业在间接融资市场上屡遭困境。传统银行机构的授信模式并不能契合科技企业的重要特征（无形资产突出等），加之科技企业初创期的知识产权和专利等难以在市场上寻求到合理的定价模式。因此，银行机构只能拘泥于原有的固定资产抵押技术，而这却恰恰是科技型企业的弱项所在，其最终的结果，就是缺乏固定资产的科技企业难以在银行机构信贷市场上通过传统方法来取得（足够的）资本金。即便银行机构开发出了以“三品”、“三表”和“三流”为主的具备一定创新价值的“软”信息技术贷款②，但仍可将其归类为流动性贷款，这种仍旧拘泥在“本量利”分析模式下的审贷流程，很少有基于项目投资前景提供的中长期信贷服务，并不能客观科学地反映出科技企业的特异于一般类型中小微企业的“四高”模式（高科技、高投入、高增长和高风险）。这样的信贷结构特征对于时常面临支付脉冲的传统小微企业而言尚可，但对于那些需要长期、大量资本注入的科技型企业来说，并无裨益。

进一步地，银行业大小银行机构的差异构成了现有的“企业融资―银行机构”格局的认知基础。在面对中小型的科技企业时，传统的“小银行优势”理论也被简单地挪移到该融资领域中来，强调小型金融机构与科技型企业的适配度更高。这种理论导向忽略了科技金融的融资对象和传统金融融资对象之间的巨大差异。具体来说，科技企业的资金需求阶段前移至了“种子期”和“初创期”，在该生命周期内，绝大部分的投资行为毫无利润可言，甚至亏损已成常态③。那么银行机构想要很好地接洽科技企业的融资难题，其融资思路必须从传统的“逐利目标”向“社会责任”的方向转移。然而，这对小型的银行机构而言是难以企及的。特别的，银行机构是可以吸收社会居民存款的特殊金融机构，其对所面临的风险较之于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有着更低的风险容忍度阀值，更不用说小型金融机构囿于经济规模制约，在风险冲击下是否能够有效管控。如不以利润为导向的话，在现今的经济市场环境中，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下，想要延续生存周期则显得十分困难；从客观来看，希冀小银行机构承担带动科技企业的社会责任，只能倚赖国家的政策引导，但对于营利性机构而言，国家政策的影响力度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相比之下，大型银行机构多有着国家信誉链条的嵌入，其在经济实践中更能响应国家号召，也具备了更高的风险容纳能力[15]，能够更好的接洽科技企业的融资。不难发现，原有银企融资范式的沉珂，明显阻滞了科技企业融资效率的提升。

2.资本市场融资退出机制缺失

在现有的文献研究中，暂不论诸如天使投资等科技金融运作模式同样是存有规避风险之倾向，并对于企业的种子期和初创期而言形成了玻璃门阻隔，就投资资本循环周转方式而言，真正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其测度的手段一方面在于金融支持的对象的发育程度；另一方面在于金融本身流动的绩效状况。具体而言，能够有效测量科技金融发展的一大观测点，可能不在于科技金融嵌入科学技术创新研发链条的效率水平，而在于金融资本投入之后能够顺利获利并退出的程度。单纯考虑“融入”的绩效而忽略了“退出”的贡献，就类同一个只“进”不“出”的生命系统，是难以长久运行的。在传统的资本市场融资理论与实践中，这本就是一个被忽略的内容，更不用说在新兴的科技资本市场上构建一个资本循环渠道畅通的机制了，在现有的经济实践中，鲜有资本从种子期、初创期进入并顺利退出的案例。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在科技企业成长期乃至成熟期进入的资本，实质上是落入了“嫌贫爱富”的囹圄之中，对于科技企业的融资需求而言仅仅只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研究这种类型的资本退出渠道已不是提高科技金融融资效率的重点内容，过多地研究科技企业成长期、成熟期的资本运转状况甚至还会将我们的科技金融工作引入困局。

（四）科技金融的融资链条断截： “为金融服务的金融”环节缺失

从金融结构、资本市场的体量来看，中国的金融总量历经了高速的增长，直接为科技创新研发而服务的金融正面临稳定的增长。然而，“为金融服务的金融”却出现了极大的损漏，成为科技金融链条中“缺失的一环”。具体而言，第一，为了适配科技企业的融资特征，对科技企业的无形资产进行核定和估价成为松释其融资难题的有效路径。然而，要实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要对知识产权进行评估，而又必须经过查册、登记等相关程序。以广州市为例，其相关的评估机构十分缺乏，对科技企业的无形资产的评估无法在当地进行，而需要在北京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工商总局下属的产权交易中心等机构进行无形资产相关文件的查验和评估，毫无疑问，这极大地延缓了授信进度。第二，由于科技企业的运行特征较之原有的小微企业而言存在极大的行为、经营模式差异，想要准确把握科技企业的周期运转模式和风险变化，并为金融资源流向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离不开第三方的咨询服务支持，以此帮助金融资源对优秀的科技型企业进行准确“瞄定”。然而，在现实经济实践中专注科技型企业融资的智力密集型知识服务管理型产业的发展尚处于空白之中，限制了科技金融的发展触角。第三，从另一个侧面来看，从金融机构、资本市场所提供的金融服务范围的变动趋势以及科技型企业金融服务需求结构及其趋势来看，简单的资金支持功能呈现淡化，依靠金融结构所派生出的其他金融服务的价值链条作用正在凸显，金融机构、资本市场的“辅助经营”功能已经逐步成为诸多科技型企业的期盼，此时的科技型企业对金融的需求不仅局限于资金投入，而更加注重是否能够获得全方位式的配套支持，但可惜的是，现有的金融服务链条仍旧处在单一化的资金支持上。第四，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种子期阶段，承担“创意设想―科学研究”任务的大多为高校、科研院所，在当这类机构形成了一定的科研成果后，还要走出“象牙塔”跟企业、实践相结合，这种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则可看成是“惊险的一跃”，如若缺少了专门为科技企业服务的中介机构，以帮助高校、科研院所顺利评估、定价、协商并让渡知识产权，那么这种科研技术创新链条则会出现断裂，最终变成“纸张上的创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科技企业在取得优良的科研技术成果后，如果通过中介机制反作用于高校、科研机构，促使其进行进一步的创新，相关研究尚未形成有效系统的研究，在实践中也缺乏典型的经验可谈。在此境况下，不单耗费社会资源，还使得企业科技创新缺少源头活水，那么科技金融的支持也就无从谈起了。综上所述不难发现，从侧面“为科技金融服务的金融”仍有缺失，这也制约了科技金融的发展空间。

四、科技金融发展的新导向：普惠性科技金融

从中国的科技金融发展的现实境况来分析，金融服务的广度（Breadth of Needs）和深度（Depth of Engagement）都远没有达到理想的程度。科技金融行业“盈利导向”的盛行导致金融覆盖行为的排斥性特征显现，优质且大数量级的资本汇聚在科技企业的成长、成熟阶段，而使得真正对资金有着渴求的种子期和初创期对金融的需求难以得到有效对接。这个情况加剧了当前科技金融发展的扭曲与失衡，也对现今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生了严重的阻滞效应。本文认为，针对科技金融的发展态势，应逐步对其引导并塑成具有显著“普惠特征”的科技金融体系。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立足于机会平等的原则，在政策性导引下健全金融体系，在合理的成本负担框架下为社会全体成员，尤其是被排斥在金融服务覆盖范围之外的群体提供金融服务[16]，这与中国的科技金融的导向是具备良好“通约性”特征的④。易言之，科技型企业在承袭了传统小微企业的无抵押物、经营风险高、信息不对称等症结的基础上，还衍生出了技术风险高、本量利财务指标法失效、无形资产突出、资金需求时间（规模）标准高企等特征，使得这类企业在融资市场上步履艰难。而科技金融的出现旨在将这类被排斥在传统金融体系之外的科技企业重新覆盖起来，保障科技企业创新研发领域的金融权利，实现科技企业与金融产业链的全方位嵌合。不难发现，科技金融的内涵主旨中有着明显的“普惠特质”。但是，也正是由于普惠性金融与科技金融乃至其融合体“普惠性科技金融”与传统金融结构有着较大的差异，加之科技金融体系本身就存在着一些“发展中的问题”，使得科技金融在逐步镶嵌普惠金融特征时应当总结和厘清相关问题。

第一，科技金融的普惠，不再坚持盈利目的导向。从理论上看，普惠科技金融体系的受益对象是所有的科技型企业，而这类企业的资本投入回报率之低，已然超出传统金融所能接受的可控边界，金融资本投入科技创新的意愿趋向于零。换句话说，当超过一定的风险水平时，传统的市场金融体系会放弃这类项目融资机遇。在普惠性科技金融的扩展过程中，受益的是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创新发展投资，优化的是整体社会的科技创新福利，而相应的经济成本由商业性的金融来背负是不切合经济伦理的。在此情况下，普惠性科技金融极强的外部性特征将严重框限自身的发展。因此，普惠性科技金融的发展离不开“公共属性”，这也就意味着国家的引导力量成为这类金融发展的主要力量，而不仅依靠市场的“理性导航”。本文认为，当下的科技金融亟须转变思维方式，创造一种不同于市场金融的金融模式，肩负供给侧结构调整转型之重任，聚焦长远回报，甘愿承担科技创新及其技术孵化过程中所衍生的高风险。同时，与科技创新研发的正向外溢相适配的，需要有特殊的、非市场化的融资制度安排。就中国而言，政府主导的政策性金融无疑是一个可行的选择，这种模式下的“政府金融”能够充分体现政府政策导向，直接或间接地承担了部分公共性责任，不再简单地以经营利润来作为金融运行的准绳，由政府来承担科技创新体系的资本融通支撑，具有弥补市场机制失灵、实现国家科技创新研发战略目标，推动具有正外溢性特征产业的发展及进行超偏好的风险平滑管理。

第二，科技金融的普惠，不再是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普惠。在经济实践中，科技金融主要将金融融通的功能集中在发展阶段处在成长期、成熟期的科技企业上，对于科技企业发展的种子期和初创期却少有关注，这造成了科技创新研发链条的断裂。普惠性科技金融的重要着力点，在于对处于种子期和初创期的科技型企业的支持上，这种有重点的全面普惠才是真正的普惠性，那种讲求真正平等、全面的普惠性科技金融体系，最终又会落回偏爱成长期、成熟期的窠臼之中。在金融资源面临约束线的条件下，对企业所有生命周期提供泛化性的金融覆盖其实是背离了普惠性的宗旨理念的。因此，应当引导政策性金融的直接扶植与强力推进功能，针对现有的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本的特性，以必要的制度进行引导、激励和培育，激励现有的银行性和非银行性的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本进入科技创新领域，引导足够的金融资本投入到科技型企业的阶段向创新的前期阶段尤其是孵化新技术阶段位移，最终促进科技知识的孵化和实现科技型创业企业的融资目标。

第三，科技金融的普惠，不再是经济主体（企业）的普惠。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高校、科研院所承担了大多数的科学研究开发工作，但在实践中却由于其非经济主体的地位从而受到政府乃至市场金融的忽略，以至于这类处在创新链条上游的机构难以获得（足够）的科技金融支持。应当转变原有的思维观念，将这类研究机构视同为（类）经济主体，对其创新研发活动给予更大的金融资本和金融服务的支持，从而扩大科技金融的普惠覆盖面积。

第四，科技金融的普惠，不再是对科技企业的资金支持普惠。李苍舒（2015）通过对中国既有的普惠性金融体系进行分析后发现，普惠金融的构成中，金融可获性的重要性最大，其次是使用状况，而金融服务的质量所具备的权重最低。在科技金融体系中研究也发现，科技金融更多的集中在对科技企业的资金支持上，但围绕科技企业相关的金融服务乃至质量水平，却着墨不多。应当说，无论是普惠性金融还是科技金融，都有着重资金融通、轻金融服务的症结，当着两种金融模式进行融合创生时，更有可能出现“重硬轻软”偏好的叠加强化。如上述，需要强调的是，普惠性科技金融，更应当注重科技型企业的金融服务的多元化和链条化，通过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担保、评级、律师咨询、会计审计、等）来促使科技企业进行研发、协同和再生产，比简单的资金支持更为有效。

第五，科技金融的普惠，不再局限于资金需求侧作为受益对象。普惠性科技金融体系应以政策性金融为主要构成，但政策性金融在科技金融道路上过分地“孤军深入”时，又会引起金融运转低效甚至衍生腐败的苛责。想要降低这种情况所带来的效率沉降，则必须重视市场性金融的重要作用。其中的一个关键在于，如何调动市场性金融参与普惠性科技金融体系构建的积极性？以往的研究都集中在了如何将科技金融资本投入到科技创新研发市场中，却忽略了这种金融资本应该如何“全身而退”的路径。其考量的重点都集中在了科技企业的经济福利上，对资金供给方的受益（退出机制）却语焉不详，这种资本有去无回的境况必然折损了市场性金融进取的积极性。本文以为，为市场性金融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疏导退出机制，实现市场性金融的循环再造，从而实现资本的保值增值⑤，才能提高市场性金融的运作效率。如此演绎，一方面，是科技企业显著受益；另一方面，是科技金融介入后获得了相应收益。从而实现了科技金融供需两侧的“琴瑟和鸣”。

[注 释]

① 市场金融是厌恶风险、理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源配置方式，更偏好于排他性地占有收益；而科学技术创新研究却具备了“九死一生”的高风险和强烈正外部性特征的领域范畴。市场金融在此情景下难以获得全部收益并同时涤除风险可能，由此带来了“上帝不能创造自己搬不起的石头”的悖论。

② “三品”即人品、产品和抵押品；“三表”即水表、电表和税表；“三流”：人流、物流和现金流等符合经营特征的非财务性指标。

③ 根据美国布茨・阿伦和汉密尔顿咨询公司的调研总结，一般而言，新产品设想到成果产业化之间存在着高强度的筛选机制：产品设想能够进入经营效益分析阶段的，通过率约为35%，按照盈利原则进入研究设计阶段的，占总产品设想数目的30%，当跨越到了生产阶段后，仅有5%的产品能够通过实验性生产并形成最终产品，但到最后能被市场所承认的，占比不足2.5%。

④ 在库恩（1962）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指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不可相互解释特征。在本文中，“可通约性”解释为普惠性金融本就具备科技金融改革目标的内质，或者说科技金融改革中，存在着与普惠性金融的共同区间。

⑤ 或说通过政策性金融对市场金融进行补偿和激励。当然，这种回馈可以是非经济性、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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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Tech finance is the product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ctivities，and it is the financial activity of the chai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t present in China，there are still many "developing issues" of Sci-Tech finance. The current status of it is quite insufficient to meet with the national strategic goal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Therefore，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the author summarized the bias and mis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economic financial practice： （1） the leading mechanism of Sci-Tech Finance should be in the government instead of the markets；（2） the essential features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erprises are not properly defined；（3） financing methods are rigidly adhered to the traditional paradigms and the capital circulation channels are ambiguous；（4） the financial system which serves the Sci-Tech finance has defects. In this article，we proposed relevant suggestions on policy guidance，combining the inclusive finance wit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inance and exploring the direction of inclusive financial，and provided relevant theoretical inspirations.

普惠金融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农村金融 普惠金融 金融排斥 金融体系

一、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理论基础

1976年，孟加拉国的著名教授・尤努斯提出贷款是一种人权，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应该有权利获得金融服务。基于这样的理念，尤努斯教授在孟加拉国创建了第一家以小额信贷为核心业务的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20世纪70年代国际“扶贫咨询委员会”启动了微型金融的实验，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更为全面金融服务，小额信贷便开始向微型金融转变。联合国在“2005 国际小额信贷年”活动中推出普惠金融体系的概念，其宗旨是要为弱势产业、弱势地区和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并将这种金融服务，并将其融入到主流金融中，形成一种完整的、包容性金融体系。由此可见，普惠金融是对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理论和实践的延伸与发展。

“农村普惠金融”这一理念是在普惠金融的基础上提出的，因为普惠金融的实质是为弱势产业、弱势地区和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所以普惠金融的根本在农村。我国在发展农村普惠金融上进行积极的实践，提供政策的支持。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发展普惠金融；2014 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提出“大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2015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进一步明确提出“强化农村普惠金融”。

二、从普惠金融的内涵上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现实基础

（一）・尤努斯关于普惠金融的论述

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认为人在做任何事情时都是从自己的最大化利益出发的，这种观点认为人是单维度的。尤努斯认为人是多维度的，不光是自私自利的，也有利他的一面，将这种利他的一面引入商界就提出了“社会企业”这种新型企业。另外，尤努斯还提出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应该有权利获得金融服务。所以，无论是从金融服务的受益者还是金融服务的实施者都应该是多维度的，有差异的。这种思想也为普惠金融提供了理论支撑。鉴于此，各金融企业和部门都应将为贫困和低收入人口提供的金融服务纳入到其发展战略中，并且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发掘服务低端客户所涌现出来的商业机会。

（二）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关于普惠金融涵义的论述

联合国2006年《建设普惠金融体系蓝皮书》和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①2006年出版的《服务于所有的人――建设普惠性金融体系》中都提出每个发展中国家都应该有一整套金融机构体系，为所有层面的人提供金融服务，这样就可以使过去被排斥在金融服务之外的客户群体受益。这种包容性金融体系对所有人和地区开放金融市场。

普惠金融体系这个包括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具体来看微观上需要有健全的机构，包括商业银行、正规民间借贷及位于这两者中间的各种机构。这些机构可以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同时要有可持续发展能力而且应该遵循合理的管理体系、行业业绩标准和市场监督机制；中观上需要有基础性的金融设施和辅助型的中介机构，这些可以帮助金融服务提供者在扩大服务规模和深度的基础上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业务技能。比如专业业务网络、信息技术、技术咨询、行业协会、征信机构、评级机构等；在宏观上需要有适宜的法规和政策框架的支持。具体来看包括政府的融资政策、利率政策、财税政策等；另外还需要良好的信用环境。

三、条件约束造成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现实困境

（一）金融机构的经营理念与普惠金融的理念是矛盾的

1、收益因素

只要城市经济、工业经济中的项目投资平均收益率高于农业经济中的项目投资平均收益率，商业性正规金融机构的就会将从农村吸收的资金投放于城市信贷市场的非农部门或者是投向农村内部的生产性领域，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用于农业生产的大额、长期信贷需求。总而言之，商业性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是具有盈利能力的生产性领域，这是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决定的。这就对农户信贷需求形成排斥，使得农户信贷可得程度处于低水平状态，难以提高。

以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为主的传统农村金融机构在改革后均转变为在城乡统一经营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追求规模经济和盈利是其首要目标。在实际经营中也偏离“支农”政策的目标。

2、成本和风险因素

由于目标客户是农村中的低收入者甚至是贫困群体，他们一般没有抵押贷款的能力，也无人替他们担保，使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监督成本提高，也使金融机构对农户提供贷款时现行的信用风险防控手段失效，而金融机构开发信用风险管理新方法的动力不足，信用风险的防控手段和技术难以实现突破。

（二）金融机构和农村客户之间的信任关系约束

1、农户主动利用金融机构获得信贷资金的意识比较薄弱

农户的综合素质偏低，创业技能不高，很多农户只有具备初中以上文化，相当一部分农户属于文盲户。农户整体文化素质偏低，真正有文化、懂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仍不多，创业意识不强，多数都存在“安于现状，不求改变”的心态，小富即安、小成即满的传统观念仍然比较普遍。加上农户对金融知识了解甚少，只知存，不知贷，所以主动利用银行信贷资金发展和创业的意识不强。这是农户的自我排斥和约束。

2、农户获得信贷资金的积极性受到融资难和融资贵的打击

现代农村经济条件改善之后，农民在进行农业规模化生产、个体经营甚至是建议小微企业中需求的资金较多，但从金融机构获得信贷资金的难度较高而且成本也很高。主要是因为金融机构参照非农贷款的标准和程序来审核贷款，程序比较复杂，另外，农户缺乏可质押、抵押的物品，所以按照这些标准，农民很难获取贷款。再者，涉农贷款由于考虑农业领域的风险性，往往制定较高的利率。这也打击了农民获得信贷资金的积极性。

3、金融机构不相信农户的信用

由于贫困主体在获得收入的能力上受到质疑，所以金融机构不相信穷人可以创造财富，也不相信他们更有信用，认为给穷人发放贷款成为一种公益与扶贫，而不是盈利性的。而建议农户的信用档案，对农户的信用情况进行甄别，针对穷人设计灵活的金融产品，开发信用风险防控技术等成本较高。所以金融机构的为农户提供信贷服务的内在动力是缺乏的。

（三）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需求不匹配

1、数量上不匹配

农户的金融服务需求主要包括储蓄存款、贷款、转账汇款和保险。农村居民将自己拥有的资金存入农村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却因为自己本身盈利第一的商业特性和农业生产的特性，不愿意将资金贷给农户。农户的储蓄资金通过银行存款大量流失转移到城市，农村金融的覆盖面、供给规模以及深度与金融需求的满足都还有很大差距。

2、结构上错配

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以满足农户的生产性信贷需求为主，而大部分农户仍然是家庭承包、分散经营的农业生产模式下，对贷款的需求主要是短期小额贷款，如自建房屋或购买农用车辆等消费性信贷。而农户一般没有符合正规金融机构要求的抵押品或信贷记录，所以农户的消费资金需求主要通过亲戚、朋友等熟人之间的、具有互质的名义上的“零利率”借贷满足。所以正规金融机构的生产性信贷供给与农户的生活性消费信贷需求所形成的结构性错配。

农户通过熟人之间的自由借贷、钱背和私人钱庄、合会等方式满足生活消费性的资金需求，在农村内部自发形成了非正规信贷市场，这加重了农户对正规金融机构信贷的自我排斥，这也加深了农户与正规金融机构的不信任关系。

（四）缺乏适宜的政策框架和法规支持

1、政府政策的契合度不高

多年来，政府的一号文件均体现对农村金融的重视，但是政府提出的政策支持和农村金融实际情况的契合度仍有待提高。政府对于农村金融机构的一些监管措施和控制限制了金融机构的活力，另外也使金融机构在与民间金融竞争时表现乏力。这也是造成农户贷款受约束的一个原因，同时还不能引导资金从城市流向农村，真正促进“三农”发展。另一方面，当越来越多的民间投资者进入农村金融市场时，如果政府不能对当地农村金融市场的有效管理、整合和促进，那么农民在此过程中出于完全被动的状态，并不能成为农村金融的主体和受益者。

2、有关普惠金融的法律不健全

我国还没有一部单独针对农村普惠金融实施监管的法律，除了农商行，其他类型农村普惠金融机构的专门法律法规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并且现行的金融法律中也没有相应的规定。这样造成了农村普惠金融机构在制度上没有获得更多保障，有的甚至没有得到银监会的承认，处于半地下状态，这是构建我国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主要障碍。

3、农业保险制度有待完善

农民生产经营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农业生产的高风险容易向普惠金融机构传递。所以农业保险非常重要。但目前农业保险尚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覆盖面有待扩大，保险品种有待丰富，农民保险意识有待增强。

4、基础设施不完善

农村地区电话、网络、支付体系、信息系统等金融技术设施不完善，缺乏金融行业标准、审计与会计准则以及评级机构。

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对策建议

（一）金融机构要转变经营理念，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金融机构要把相信穷人、关爱客户作为经营的一个重要理念，相信发放贷款不是对穷人的施舍，并相信穷人有信用也可以创造财富，针对穷人设计了灵活的金融产品，在取得社会效益、惠及更多人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可持续发展。普惠金融体系重在关注、支持和服务弱势群体，强调参与主体的社会责任意识，因此，各类金融机构在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要承担起金融业的社会责任，提供机会使贫困群体脱贫致富。

（二）保障银行业金融机构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村

保监会主席项俊波于2010年曾提出普惠金融发展基金概念，其观点是可将所有金融机构每年营业收入的1%抽调出来放进设立的“农村金融普惠基金”。对设立的这一基金，可以由国家指定用途、运营机构、运作流程和监督管理规则，统一调度，用于三农。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三）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建立和完善信用信息的征集和信用评价机制，创建“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将由各部门掌握的、分散的农户信息进行整合，构建信息通报和应用机制，依托信用档案系统提供查询服务，实现农户信用信息共享。同时在农村进行增强信用意识的宣传教育，让农户注重自身的信用。

（四）金融机构灵活设计普惠金融产品

农村金融有其复杂性和特殊性，农村金融机构农村特殊的客户灵活设计其金融产品，除了传统的金融服务，还可以开展理财、等产品，引领农村金融消费观念；另一方面，针对性的为某一群体设计定制化服务模式，将目标群体细化，根据不同的群体定位产品。农村金融机构应根据自身情况主动开展相应的调研工作，尤其注重与农民客户的沟通，要增强互信交流。增强金融机构与农户信任度，同时也进行金融信息进行宣传，提高农户获取金融服务的意识。

（五）政府加快相关政策措施的推进

通过税收优惠和奖励政策支持，鼓励资金回流农村。对于农村信用社等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实行加大农村地区微型金融的立法力度；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加快制定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出台合作金融法、农业保险法、民间金融法等。

进行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如金融网点设立，网络电话渠道的疏通，方便农村居民获取相关金融信息。这需要政府鼓励政策与强制力度双管齐下，鼓励金融机构等金融网络在农村的搭建，同时鼓励农民参与金融活动，将需求与供给有效结合，给双方建立良好互信的空间。同时，也要加强对金融知识的普及，消除农民心理上的排斥。

注：

①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是世界银行属下的一个专门的小额信贷工作部门，英文简称CGAP

参考文献：

[1]焦作. 构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障碍与突破[J].征信，2014（12）

[2]杜晓山.小额信贷与普惠金融体系[J].中国金融，2010（10）

[3]焦瑾璞.构建普惠金融体系的重要性[J].中国金融，2010（10）

[4]吴国华. 进一步完善中国农村普惠金融体系[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7），15

[5]晏海运.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13

[6]焦瑾璞.微型金融学[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3

普惠金融论文范文第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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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蚂蚁金服董事长彭蕾

近日，在《中国经济周刊》-经济网推出的视频节目“关于‘一带一路’，外国人有话说”中，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家的在华留学生在回答“最想带回家的中国产品”时，很多人选择了中国的电子支付。

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伴随着经济合作的深入开展，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变得格外重要。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李扬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金融市场的日渐完善，离不开开发性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和企业“走出去”。以蚂蚁金服为代表的中国金融技术企业，正在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中国方案，来帮助当地合作伙伴实现金融服务的跨越式发展。

蚂蚁触角已延伸到多个国家

“这几年，我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了很多合作，把中国先进的移动支付技术带到了印度、泰国、印尼、菲律宾等多个国家，和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打造当地版的‘支付宝’，共同推进无现金社会建设。” 蚂蚁金服董事长彭蕾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了目前蚂蚁金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广的经验。

2015年，蚂蚁金服首次入驻印度，与当地电子钱包Paytm展开战略合作。紧接着，蚂蚁金服又将“触角”伸向了“一带一路”其他沿线国家。2016年，蚂蚁金服与泰国支付企业Ascend Money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蚂蚁金服的普惠金融模式复制到泰国。今年2月，蚂蚁金服注资菲律宾最大数字金融公司Mynt。4月12日，蚂蚁金服和印尼Emtek集团宣布成立一家合资公司，开发移动支付产品。4月19日，蚂蚁金服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的跨境电商平台Lazada旗下在线支付公司HelloPay合并，而后者将改名为“Alipay”（即支付宝）。

“接下来还会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蚂蚁金服将在全球推出‘ 支付宝’，改善当地金融服务，特别是在一些不发达国家。”蚂蚁金服国际事业部资深总监郏航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与在欧美国家不同，蚂蚁金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仅仅以服务当地商户和中国游客为主，更多地x择了‘技术分享+当地合作伙伴’模式，与合作伙伴共同打造当地版支付宝。”彭蕾表示，在输出金融服务的过程中，她明确感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互联网技术、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上还相对薄弱，比起单纯的金融服务，中国互联网企业、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经验对他们来说更为重要。

“这些国家人口密集，经济处在上升期，但金融体系发展较慢且不均衡，普通人获得金融服务的成本非常高。在印尼，由于线下网点奇缺，许多人连手机充话费都很困难。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地创业公司都在热衷做‘当地版支付宝’ ‘当地版阿里巴巴’ ‘当地版微信’‘当地版滴滴 ’……这是中国互联网人曾经熟悉的经历和回忆。”彭蕾说。

对于蚂蚁金服而言，进入到这些人口红利高的新兴市场，在商业空间和商业模式上同样也会获得可持续的收益。

技术输出的本地融合

“每个月、每天、每周，中国都在因为技术的改变而发生进步，移动互联网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改变。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成为蚂蚁金服和阿里巴巴的家庭成员，来见证中国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改变为社会带来的贡献。” Paytm创始人ViJar这样形容与蚂蚁金服的合作。

Paytm是蚂蚁金服首次技术出海，在海外市场复制支付宝的第一个成功样本。根据郏航的介绍，一开始作为战略投资者，蚂蚁金服仅提供业务上的帮助。但是随着合作深入，用户数量的上升、业务场景的增加和交易笔数的增长都对Paytm的应用架构、扩展性和稳定性形成了挑战。蚂蚁金服的帮助范围很快从资本扩增到技术，一度曾派出100多名技术人员长期驻扎印度新德里。

郏航表示，与Paytm的合作经验使得蚂蚁金服改进了随后的经验分享模式，随着蚂蚁金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伙伴的直线增长，服务当地用户数越来越多，而外派出海的技术人员数量却像条“抛物线”。蚂蚁金服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逐渐开始本土化。

“一个产品只有本地化，才能获得最大的成功，而本地化想做到极致，一定是本地公司。所以，我们一直寻求和当地企业合作，把他们需要的技术和经验分享给它们，帮助它们节省开发阶段的成本、缩短时间、避开弯路，快速成长。”郏航说。

Paytm之后，蚂蚁金服在泰国、印尼、菲律宾等地的投资，全部走上了“技术分享+当地合作伙伴”的模式。比如，蚂蚁金服投资的菲律宾最大数字金融公司Mynt，旗下就拥有菲律宾最大电子钱包Gcash。

除了技术输出，

蚂蚁出海还带出了什么

今年4月12日，Paytm宣布，其用户达2.2亿，首次超过Paypal，跃升全球第三大移动电子钱包。这个数字意味着，每六个印度人，就有一个是Paytm用户。

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驻印度高级顾问Anand Raman表示，Paytm的成功对改变印度传统金融服务的不足，普及普惠金融意义非凡。不仅是金融，对于整个印度社会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作为一个中低收入国家，印度仍有大量人口处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据世界银行统计，全球有25亿人享受不到基础金融服务，印度占7亿。13亿印度人只有3亿张银行卡，2000万人有信用卡，9亿农村人口中平均每2.7万人有一家银行，在偏远地区，很多人甚至没见过银行。金融普遍欠发达，印度社会对现金的依赖程度非常高。据估算，印度目前现金支付仍占总体消费支付量的78%。而现金交易容易导致政府税收损失，也容易滋生腐败。Paytm业务的拓展无疑助力了无现钞活动在印度的推广。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兼职教授、中欧世行普惠金融中心主任王君表示，通过移动支付，把这些从来没有机会获得金融服务的人纳入到正常金融体系，使得他们获得便利的金融服务，这对这些国家减轻，甚至消灭贫困，提升社会福利都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