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牧业范文

西部牧业篇1

一、城市化需要农畜产品的稳定供给

西部未来发展中,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城区将进一步扩大人口规模。按照自治区先期规划,三地主城区人口将由目前的390万人增加到460万人以上,乌海、临河、集宁次中心城市城区人口由140万人增加到165万人左右,培育15个10万人以上的小城市,城市人口将达到710万人。如果加上西部旗县城镇人口,每个城镇平均增加1万人计算,又将增加30万人,届时,自治区西部城镇人口将增加200万人以上,如此庞大的城镇人口需要大量的农副产品来满足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肉、蛋、奶、蔬菜、粮食等农畜产品的需求不仅需要数量上的保证,更需要质量上的不断提高和不同季节的稳定供给,这就需要农牧业基础的不断提升。

现实的状况是:西部尽管是我国西北部重要的农畜产品基地,但城镇日常消费类农副产品还需要靠外部大量的供给,蔬菜、蛋、肉等的综合自给率比较低。以往曾出现因天气寒冷导致短期内蔬菜供给短缺、蔬菜价格因南方、中原遭灾大幅度波动等一系列问题。而且蔬菜类农副产品的远程运输供给模式也不符合我国农副产品市场长期发展的趋势,中央针对保障城市供给曾提出“米袋子”的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的市长负责制,这一要求的根本目的在于逐步消除单一的城镇农副产品大市场供给模式,提高本地供给比重,进而保障城镇居民生活的稳定。

我区西部既有自治Ⅸ首府城市,也有工业重镇、产业基地、逐步集聚化发展的重点园区,保障城镇、园区充足的农副产品供给不仅需要物流体系、交通通道的建设,更需要围绕城市消费需求的农副产品供给基地建设。西部各城市前几年也曾进行过相关建设。如呼市、包头、临河周边均建设了面积较大的暖棚、温室,但并没有改变本地供给比例偏小的格局,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这一问题需要予以高度重视。

二、产业升级需要农牧业发展支撑

自治区西部沿黄经济区将大力推进结构调整,打造能源、装备制造和煤化工为主的国家重要的新型能源机械化工基地、以铝业为主的国家重要的有色金属工业基地、重要的稀土新材料基地、重要的绿色农畜产品基地,还提出打造重要的北方冶金和装备制造业基地、自治区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牧业基地。

对于新形势下自治区产业升级而言,逐步提高非煤产业比重还需要加大轻工业和围绕国家扩大内需战略调整后的新兴产业发展。其中针对全国城市化浪潮,轻工产业的发展将面临新的机会。同时。随着百姓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收入的增加,对日常生活中的加工食品需求会越来越高,这也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趋势。

自治区西部有着非常丰富的农牧业资源,已经形成了乳品、葵花、马铃薯、番茄、羊肉、羊绒等规模化生产的基础,乳品、油料、马铃薯深加工、玉米深加工、绒毛深加工等具备了较好的工业基础,正在编制的规划也提出把农畜产品加工业重点布置在和林格尔盛乐工业园区、东胜轻纺工业园区、乌兰察布察哈尔工业园区、巴彦淖尔经济技术开发区,打造全国领先的乳、绒、薯、番茄加工园区。西部上盟市除现有较好的农畜产品加工行业之外,一些涉农的新兴行业也在逐步兴起,如脱水蔬菜加工、甜高粱深加工、肉类养殖加工、饲料加工等等,都具备成为重要产业的基础。从以往的发展历程分析,这些行业的发展较为缓慢的原因,一是农牧业对相关产业的支撑不利,产量、质量均不稳定,没有形成标准化的原料供给保障:二是产业中企业的发展状况不理想,大部分企业都是完全靠自身由小到大地发展,没有像已经发展起来的大中型农畜产品加工行业一样得到外部支持。

壮大农畜产品加工行业发展,促进农畜产品加工园区企业扩量提质,核心还是要靠当地农牧业的发展,关键还是要在西部经济发展中将农牧业作为西部经济整体中重要的领域,从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选择等多个方面大力促进其发展。目前,尤其需要将农牧业、农牧业产业化如同现代装备业、现代服务业等同对待,细致安排促进发展的行业、策略,以此增强产业升级、园区发展的支持力量。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大力发展农牧业

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对国民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了大力度的调整,客观上,转变增长方式也是国际经济格局变动的必然要求。而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内涵就是要促进民生的改善,要以提高百姓生活质量为目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提高百姓收入,挖掘百姓提高生活水平的各种需求,提高农牧民消费能力。我区在这个大背景下,站在以往发展的基础上,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如何将改革与发展的成果惠及百姓:如何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促进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促进社会财富的积累。分析我区西部的经济社会发展结构,消除城乡差别,全面提升农村牧区的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农牧民收入、改善农牧民生活质量将成为重中之重。

就农牧业自身发展而言,尽管以设施农业为代表的现代农业发展较快,但惠及广大农牧民的现代农牧业生产方式进展十分缓慢。其中的重要制约因素是农牧业比较收益下降后,大量农牧业的骨干劳动力从农牧业中转移出去:各个地方也将农牧业发展的支撑力量转变为大型农牧业生产企业和农牧业龙头企业,以龙头企业对农牧民的组织替代了农牧民的自我组织和政府对农牧业生产的组织,农民则开始朝着农业工人方向转变。从历史进程分析,农牧民的存在具有现实中的必然性,农牧业发展方式的现代化变革也在逐渐“破题”,按照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实施精细化分工。实现从良种、种植、生产资料供应、收获、销售等各个环节的专业化是现代农牧业发展的基本趋势。只有基于规模化的专业化分工协作体系发展,农牧业才能真正成为农畜产品加工业的标准原料供给行业。现代农畜产品加工业也才能真正成为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撑行业。这一趋势已经

在乳品加工、马铃薯加工等领域从自发性发展到有组织引导的行业生产能力提升的过程所证实,如果对未来西部经济区农畜产品加工业新的发展领域有所引导,则可以少走弯路,并形成农牧业与加工产业互为促进的“共赢”发展格局。而达成这一目标,需要在大力推进西部经济区发展的过程中予以高度重视。

现代农牧业发展也好、农畜产品加工业发展也好,真正的落脚点是提高农牧民收入,并保障农牧民在农牧业领域的收入具有长期可持续性。在以往农牧民转化为城镇居民的历史阶段,农牧民收入还可以通过外出务工等方式补充,一俟城镇化进展趋于完成,留在土地上的农牧民的收入将主要靠农牧业获得,这是历史必然。如何让留在土地上的农牧民获得稳定的、达到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收入是现实中大力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必须思考的问题,也是西部经济区未来发展必须重视的问题。

四、社会和谐发展需要农牧业的进步

随着以城镇化为目标的人口迁移,农村牧区的人口将大幅度减少。从现实情况看,经过近15年的生态移民、产业移民、教育资源调整导致的移民、学龄青年上学和近些年西部农村牧区的城镇化移民已经将大批中青年农牧民转移到城镇,农牧区留守人员大部分为中老年和妇女、儿童,回流的人员也大部分为在外就业压力较大的中年,这种状况在西部盟市更为普遍。

西部牧业篇2

旧西藏，在残酷、野蛮、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下，停滞、落后、文化萧条、民不聊生，广大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西藏和平解放后，通过民主改革，从封建农奴制跨入社会主义制度。四十多年来，党和政府根据西藏的实际，制定政策、建立制度、强化基础、加大投入，使西藏经济社会得到全面进步，社会生产力空前，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绝大多数群众的温饱基本解决，一部分群众率先过上了富裕生活。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下，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工作思路，使西藏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1992年，在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以后，同年10月召开了党的十四大，并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西藏的经济体制开始与全国衔接，共同步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然而，西藏自治区由于经济发展的基础落后，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达，产业结构仍存在着不合理现象，加上农牧区经济结构的单一和经营方式的落后，很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在西藏建设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先要对西藏的农牧业进行的定位，然后把农牧业作为西藏自治区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重点，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农牧业、农牧区、农牧民是西藏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

（一）农牧业是西藏国民经济的基础。西藏自治区目前拥有250多万人口，其中80％居住在农牧区，从西藏自治区区域经济结构的划分上看，属于农牧型经济结构，而且，农牧业、农牧区和农牧民曾经为西藏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四十多年来，西藏的各级政府始终坚持把农牧业作为整个国民经济基础的指导思想，推动了西藏经济协调发展。今天在我们进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历史时期，更要注意解决好农牧业的地位和发展问题。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关于阐述社会再生产理论时指出，社会生产就产品的最终用途，可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是生产资料的生产，第二部类是消费资料的生产，只有两大部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正如，重、轻工业和农业（大农业）的比例关系，实际上体现了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因此，农牧业在整个西藏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不但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起着坚持性作用。这是因为农牧业是西藏广大人民群众基本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没有农业提供的粮食；没有牧业提供的肉类和酥油及其他生活资料，广大藏民就无法生存。所以农牧业是西藏广大群众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牧业的发展对市场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1）农牧业为市场提供重要产品。如粮食、食品油、蔬菜、畜产品、奶制品及各种原料。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我国工业原料的40％，轻工业原料的70％，纺织工业原料的90％都来自于农业和牧业。这不仅丰富了市场，而且为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奠定了基础。（2）农牧业为市场创造了巨大的需求。就我国而言，目前9亿农民占全国市场份额的44％，而我区8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牧区，这就形成了西藏自治区最有潜力的市场，因此，农牧区市场的需求状况如何对西藏未来的产业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决定性的。（3）农牧业为西藏的市场提供生产要素。其一，农牧业是西藏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同时也是西藏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地。其二，农牧业为西藏的经济发展提供一部分的储蓄和投资来源，特别是近年来农牧业向非农牧业产业发展中提供了乡镇的启动资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如何把西藏的农牧业放在基础产业的地位，是一个需要认真和探索的新课题。特别是党的十五大、十五届三中全会和区党委五届三次、四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的总体要求，围绕着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的目标，西藏农牧业经济的发展面临着许多良好的机遇和挑战。因此，进一步需要解决思想更新观念，继续加强农牧业和农牧区的各项工作，确定农牧业是西藏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基础产业。

（二）农牧区的稳定和发展是西藏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区党委五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热地同志曾对西藏的基本区情进行了全面的概括：一方面西藏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低层次，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落后于全国，另一方面西藏的各项建设和发展长期面临着达赖集团的干扰和破坏。特别是近年来达赖集团和国际反华势力，借“人权”之口，以他们所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来制造分裂祖国的各种阴谋，妄图把西藏重新带回40年前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尤其是西藏广大的农牧区和农牧民作为他们长期梦想分裂祖国的突破口，在国际上散布谣言、制造混乱，在国内进行多次暗杀、爆炸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事。因而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农牧区的稳定是西藏稳定的基础，农牧区的发展是西藏发展的前提。邓小平同志曾在论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明确指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在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其后不久他又指出：“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显然，农牧业上不去，整个西藏的国民经济就上不去；农牧区不稳定，西藏的社会就不会稳定；农牧业和农牧区上不了新台阶，西藏的国民经济就很难上新的台阶。因此，市场经济体制代替计划经济体制是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由西藏的基本区情所决定的。

（三）农牧民的问题是西藏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时曾指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这是因为，农民问题不但在战争年代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而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是一个根本问题。四十年前的西藏民主改革就是通过依靠广大农牧民群众推翻了封建农奴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今天，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时候，广大农牧民群众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此，西藏的农牧业和农牧区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农牧民的问题。西藏的农牧业经济经过十几年的改革与发展，特别是1984年礼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两个为主，两个长期不变”的政策和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以后，在中央关心西藏和全国人民支援西藏的大好形势下，各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广大农牧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但是，西藏的农牧区在社会主义市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从本质上讲又与广大农牧民群众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目前西藏农牧区存在以下几个突出问题：（1）农牧区的贫困问题。据1994年的统计资料：西藏自治区农牧民人口中有48万贫困人口，其中有20.5万人口集中在18个县，占全区贫困人口的42.7％，其余分布在55个县（市），在18个贫困县中，5个县（即索县、嘉黎、定日、南木林、察雅）的贫困人口比例最高，人均年收入仅300多元，而且生产条件差，被列为国家重点扶贫县；其余13个县（即边坝、昌都、八宿、墨竹工卡、林周、比如、定结、仁布、萨迦、改则、琼结、加查、工布江达）的贫困人口相对集中，人均年收入只有400多元，生产和生活条件较差，被列为西藏自治区重点扶贫县。在18个贫困县中，有贫困户3.5万户，20.5万人，有耕地106.4万亩，草场19846万亩，森林面积2498.15万亩，人均纯收入436.41元，人均生产粮食275.3公斤，油菜籽13.4公斤，肉37.8公斤，奶54.9公斤。其中列入国家重点扶贫的5个县，有贫困户1.5万户，8.6万人；有耕地28.6万亩，草场4784.3万亩，森林面积262.2万亩，各类家禽155.37万头（只）。1994年，农业总产值为1346.11万元，人均纯收入342.30元，人均生产粮食303.4公斤，肉31.1公斤，奶41.7公斤。以上现象充分说明贫困问题仍是西藏农牧区的最大问题，也是广大农牧民群众函待需要解决的问题。（2）农牧区的人口问题。西藏自治区的人口目前约有80％居住在农牧区，这就为西藏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劳动力资源，特别是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以后，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使西藏自治区的总人口约为115.00万人，到1992全区人口增至225.27万人，在这40年间全区净增人口为110.27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86.31，劳力91.56万人，占整个农业总人口的47.08％。但是，人口多，增长快，始终是西藏农牧区的一个沉重负担，这是因为人口的增长量高于和环境的负荷量，便会严重制约西藏自治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人口的增长率高于经济的增长率便会影响人民生活水平和民族素质的提高。陈奎元同志在《为了藏族人民的利益，西藏也要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文章中指出：“我区的人口问题，主要是人口的增长缺乏科学、合理的调控。特别是农村、牧区，没有计划、没有控制的盲目生育，与生产力发展不协调，导致许多家庭生活困难，人口身体素质下降，没有能力给予子女良好的，妨碍广大人民群众早日实现小康的目标，不利于广大农牧民的切身利益。”正如我区部分农牧区所出现的经济越落后，人口的增长率就越高，控制人口的难度就越大，人口的质量就相对较低。结果“越落后，生的越多，生的越多，反而更加落后。”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原理告诉我们，社会生产包括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两个部分，人是生产者，同时又是消费者。因此，在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中无论是生产、积累、消费之间，生产与建设之间，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以及农业、工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人口数量有关。可以说，经济与人口在发展速度上的比例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中最重要的比例关系之一。所以，计划生育，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对我区农牧业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对农牧区社会的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农牧民的思想观念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因此，社会意识作为与社会存在相对应的范畴，概括了人的一切意识要素和观念形态以及人类社会的全部精神现象及其过程。如：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精神过程、以及它所包括的、、道德、、宗教和哲学等等的思想和观念。因此，一个民族的思想和观念在其形成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自然条件、客观历史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也就是说，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反映在其生产关系的内在本质上。我区农牧民的思想观念由于过去受封建农奴制社会的影响，加上，藏传佛教所宣扬的宿命论及客观环境的自然封闭，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和懒惰心理。甚至有些地区农牧民的思想观念远远落后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如，八十年代初，“西藏昌都地区好不容易冒出了一个‘万元户’，结果修了一座经堂；以后又冒出了一个‘万元户’，又修了一座经堂，而且更大、更漂亮。于是，第一个‘万元户’不服第二个‘万元户’的气，下定决心，继续致富，要修一个更大、更漂亮的经堂”。又如，前几年西藏那曲地区和阿里地区遭受特大雪灾，人畜被困在雪地里，无法取暖，这时，林芝地区的一些个体户，主动向那曲和阿里两地运输救灾物资（柴火），结果被一些牧民给辱骂一顿：“这么粗的柴火，而且又这么长，我们没有办法烧，请你们自己烧吧。”再比如，自治区农牧局和区种子公司前些年在拉萨某县推行“种子工程”，农民领完种子后并没有拿去播种，反而把种子酿成青稞酒来喝。这样的例子在我区农牧区和部分农牧民群众当中不胜枚举。除此之外，西藏的农牧区还存在着资源短缺问题；农牧民收入偏低问题；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问题；草畜矛盾问题；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问题；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以上问题的存在说明，我区农牧民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决，应当引起人们的关注。事实已经证明，农牧民问题不仅是我区改革开放的问题，更是我区稳定局势的根本性问题。我们要高度重视农牧业、农牧区和农牧民问题的解决，进一步贯彻和落实好“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的工作方针，解决思想、实事求是，把我区农牧业经济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去。

二、西藏农牧区经济体制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市场经济一定的历史形态，包含着两个方面的规定性。一方面，是它的共性，即抽象掉特定的社会制度后的市场经济内在的经济属性，另一方面，是它的社会制度特性，即它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而产生的社会属性。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本质意义讲，就是以商品经济的运行形式，通过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借助竞争、价格、供求、风险、利益等方面的机制来优化经济机构，配置社会资源。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内涵，加大经济发展的外延。西藏农牧区经济体制要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的要求，必须首先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也就是要体现市场经济的共性原则，其次要反映西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低层次的发展目标。

小平同志曾在1992年南巡谈话时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所以，市场经济作为经济运行的一种方式和手段，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可以根据本国实际和区域经济的特点，完全能够建立起相应的经济体制。

（一）西藏农牧区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西藏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全国一样发端于农村和牧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以后，西藏和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总的说来，西藏的农牧区经济体制改革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探索阶段），1979年至1984年。这个阶段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国各地对人民公社体制的改革，使我国广大农村开始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农村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西藏在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议精神的鼓舞下，随着政治上拨乱反正的开展，逐步清除“文化大革命”中“左”的影响，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基本路线。在广大农牧区，为了克服旧体制存在的弊端，调动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积极探索并相继实行了多种生产经营管理责任制和休养生息的政策。如，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统一经营，联产到组或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形式。到1984年初，区党委在《关于农村牧区若干政策规定（试行）》的文件中规定：“实行生产责任制，要从西藏的实际出发，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其形式越简单越好，利益越直接越好，不搞形式主义不搞一刀切。在农牧业上更应放宽一些，借畜还畜，仔畜归户，牲畜作价归户，私有私养的办法都可以实行。允许大型农牧机具作价给社员。农牧民对自己的农畜产品有权自主处理。社、队（乡、村）主要应搞好产前、产中和产后的服务工作”。同时，还作出“大力发展和扶持各种（牧、农、林、果、菜、铁匠、银匠、木匠、雕刻、运输等）专业户、重点户”，荒山、荒滩、荒地上种树种草种饲料，谁种谁有，长期不变，允许继承，可以折价转让，产品自主处理”。“延长土地、牲畜的承包期三十年不变。允许土地转包、允许牲畜转包和自由买卖”。“允许私人雇工，只要双方自愿”等。这个时期是西藏农牧区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第二阶段（即改革阶段），1984年至1994年。这个阶段由于中央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会议和党的十四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西藏的各项事业全面进入了一个改革攻坚的重要阶段。特别是西藏广大的农牧区在“两个长期不变”的政策鼓舞下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85年前后，中央领导曾多次亲赴西藏考察，指导工作，经过与自治区和各级领导干部交换意见，共同商量，提出了“实行有利于加快农牧业发展的政策，按照西藏生产力发展水平，应在坚持土地、森林、草场公有制的前提下，实行以经营为主，以市场调节为主的方针。牧区实行‘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消除群众疑虑，不留尾巴。与此相连带的问题，是把冬春划场尽快划分到户或联户经营管理。畜产品完全开放，国家不再派购。农区实行什么样的生产经营方式，也应全由群众选择，可以实行‘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

实践表明“两个为主，两个长期不变”的政策，符合西藏农牧区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深受广大农牧区群众的欢迎，并在当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随着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的召开，西藏的农牧区经济与全国各族人民一同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商品经济的运行形式和价值规律进一步配置了农牧区的市场资源，改变了农牧区过去单一的经济结构，出现了国营、集体、个体、私营和各种联合体并存，共同发展的多元结构的局面。因此，这个阶段是西藏农牧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阶段，也是西藏农牧区开始进入现代市场经济的历史阶段。

第三阶段（即发展阶段）1994年至现在。这个阶段是西藏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又一次新的历史阶段，1994年7月23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全面部署和安排了全国15个对口援助西藏的省、市。这些省、市围绕着西藏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局势与我区的各级政府，共同为西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靠保证。特别是西藏农牧区改革，如，加强了农牧业的基础地位；提高了农牧业的生产力水平；稳定了农牧业是西藏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明确了农牧民的人均纯收入是实现小康的决定性因素等等。又进一步强调了农牧业的发展、农牧区的稳定，对我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同时把农牧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加强了农牧业的综合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并提出了调整内部结构，健全服务体系，依靠兴农兴牧，挖掘生产潜力，走积极进行开发建设相结合的新路子。又提出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形成农牧区经济发展的新支柱；打好扶贫攻坚战，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解决好18个县48万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问题。这个时期自治区人民政府还“确定了加快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明确了我区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即在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国民经济年均增长10％左右，基本完成脱贫任务，多数群众达到小康水平”等等。

经过五年多的西藏农牧业经济发展，进一步稳定了“两个长期不变”的政策，在此基础上开始并完善了土地承包的法律制度；落实了牧区草场建设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开始建立健全；农牧业产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发展路子初步实现。并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农牧区经济体制打好了良好的基础。所以这个阶段要实现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提出的到本世纪末，实现粮油肉基本自给、基本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部分群众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也是“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的实施阶段和西藏农牧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启动阶段。

可以看出，西藏农牧业经济体制已经由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轨道；由过去的供给型开始转变为生产经营型，逐步形成了农牧区资源配置的市场化。

（二）西藏农牧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进展。西藏的农牧区经济体制改革，在党中央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关心、帮助下，经过广大西藏农牧民群众的艰苦努力和二十多年的改革奋斗，已经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主要表现在：（1）构造了具有活力的农牧区市场的微观主体；西藏农牧区市场的微观主体，根据西藏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大体上已经形成了两种主体类型，首先是以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的纯农牧型市场主体；即以农业为主的市场主体；以牧业为主的市场主体；以半农半牧为主的市场主体，其次是以从事非农牧业的市场主体，即农牧区乡镇企业为主的市场主体。这些市场主体是西藏农牧区市场经济的细胞，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它们的生产经营活动，除了自给之外，都是与我区各类市场相连接的。（2）逐步形成了具有西藏特色农畜产品市场。西藏农牧区产品的市场化是根据西藏的实际及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引导下，除了能够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农畜产品外，绝大多数产品已经开始进入市场。特别是1992年全国部分地区放开粮食购销价格以后，为我区农畜产品的市场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如，以农贸市场为基础，以批发市场为骨干的市场开始形成，农牧区市场经济的载体已初具规模。与此同时，农牧区生产要素市场正在起步。（3）开始形成农牧区多样化的产业结构。随着西藏农牧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已经开始调整了农牧区产业结构的多样化，在整个农牧区经济结构中非农牧业产业的比重开始上升。如林、副、渔业及乡镇企业，同时，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的比重也开始上升。这不仅增加了我区农畜产品的市场品种，特别是非农畜产品的市场供给量，为我区的市场提供了不同的需求。（4）逐步转变政府对农牧区经济的宏观调控。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及我区农牧区市场的基本状部，从1980年的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开始，就提出了“休生养息”的宏观间接调控政策，到1984年第二次西藏工作会议时，就已经形成了“两个长期不变”的宏观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特别是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以后，政府对农牧区经济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方法，开始由指令性计划转变到指导性计划；由直接调控转变为间接调控；由行政手段和计划手段转变为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促进了我区农牧区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

总之，西藏农牧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经过五年多的摸索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以市场取向的资源配置方式才开始起基础性作用。整个农牧区经济的发展起步虽早，可发展还很缓慢，加上我区农牧业经济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低层次，因此，在体制改革的选择中还需要进一步考虑西藏的基本区情和农牧民的基本愿望。

（三）西藏农牧区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西藏农牧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在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和深入贯彻党的十五大及区党委五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的前提下，围绕着农牧业经济的基础地位而进行的，其次是根据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选择了其运行机制的。然而，由于西藏农牧区经济发展本身所存在的诸多困难，目前还面临着以下问题：（1）农牧区市场发育程度较低。西藏农牧区经济长期以来由于受自然经济的影响，加之，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各种制约，从生产到经营无现代意义上的市场概念。基本上是属于自给自足的耕作方法和经营模式，甚至有些地区仍延续着“刀耕火种”及其相应的生产方式，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观念非常落后。据八十年代中期我国一些经济学家对青海和西藏部分牧区的调查发现，“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谋乡有一户牧民，养有100多匹马、300多头牛、500多只羊，在该乡算是一个‘万元户’，然而，这户牧民一年四季脚上没有一双好鞋穿，吃得也很简单。因为他们只养不卖，又不杀，所以生活过得很贫穷”。这种现象今天虽不多见，但这种观念在我区广大农牧民群众当中仍存在。（2）基础条件较差。西藏农牧区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和条件与全国相比，具有一定的差距，基本上是属于“靠天种田、靠天养畜”。尤其是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如，对旱灾、雪灾等的抵御方法，仍着传统的防范措施。加上，生产规模的自给性、专业水平的原始化、经营方式的封闭性和农畜产品的单一老化。一方面制约着农牧区劳动生产率和农牧业效益的提高，另一方面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同时，适应市场需要的各种专业性中介组织发展滞后，致使小生产与大市场的衔接出现困难，另外在农畜产品的收购和加工销售等方面还存在着信息、技术、人才、资金与市场的矛盾。（3）思想不够解放，观念十分落后。西藏农牧区长期以来由于受宗教、封建迷信和陈规陋俗的影响，“等、靠、要”思想非常严重。再加上惰性心理和愚昧思想在某些农牧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甚至把乞讨当成一种职业来推崇。而对手工业者的歧视却根深蒂固。“宁愿相信佛教，不愿相信科学；宁愿饿死，不忘供佛”等等。除此之外，农牧区经济结构单一，乡镇企业、多种经营发展滞后，农牧民经营领域狭窄，现金收入渠道偏少；科技应用水平低，农牧民和基层干部依靠科技增产增收的意识不强，农牧业生产方式落后；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十分落后，人才医乏；农牧区剩余劳动力过多，就业压力较大；各级政府对农牧区经济的宏观调控力度不强。

（4）西藏农牧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以来，西藏的各项事业全面进入了一个改革、发展、稳定的新局面。特别是我区农牧区经济的发展，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从计划经济开始转变为市场经济，使广大农牧民群众的物质、文化和生活水平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1999年是我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和区党委五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的第一年，也是西藏农牧业实施“九五”计划及完成既定目标的关键一年。为了完成这个基本的农牧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首先必须明确西藏农牧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一是在稳定“两个长期不变”政策的前提下，以家庭自主经营为基础，进一步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二是加强农牧区社会化服务体系。三是加大牧区草场的承包经营责任力度，彻底打破草场“大锅饭”。四是积极发展农牧业产业化的发展道路及乡镇企业。五是加快农牧区市场体系的网络建设。六是加大政府对农牧区经济的宏观调控力度。七是积极推广农畜产品中的科技含量，明确“科技兴农，科技兴牧”的重要性。八是加快农牧业经济所需技术人员的培训，特别是职业技术人员培养。九是积极引导农牧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及非农牧业产业中的转移。十是加强农牧业生产和农牧民利益的保护，减轻农牧民的负担，加大扶贫济困力度。使广大农牧民群众真正在党的政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得到实惠。

三、根据市场需求调整西藏农牧区经济结构，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的农牧业经济

西藏农牧业经济的发展，自从党的十五大以来，特别是继续贯彻和落实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精神以后，农牧区经济开始进入以调整结构，提高效益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然而，我区农牧业经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因此，对西藏农牧区经济结构调整，已经是历史的选择，市场的必然。这种调整，一是可以加快农牧区经济的发展，二是可以提高农牧民的收入。这更是西藏农牧区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

（一）建立适合西藏区情的农牧区产业结构。农牧区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关系到农畜产品的数量和构成，关系到农牧业的经济效益和农牧民的收入状况，也关系到农牧业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甚至关系到农牧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因此，发展农牧业经济，一定要重视解决农牧区产业结构合理化这个全局性、长远性的问题。

农牧区产业结构的确定，首先要依据各个地区的自然经济条件；其次要依据我区农牧业经济发展的水平；再次要依据我区市场的基本需求状况，因而，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产业结构，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就会产生不同的产业结构。

根据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调整农牧区产业结构的基本可以分成三个层次：一是对农牧业经济中的种植业内部进行调整。在确立粮、油、肉基本自给的前提条件下，建立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的三元结构；二是对我区农牧业经济中的大农业内部进行调整，从而提高市场对农畜产品的需求品种和营养水平；三是对我区农牧业经济中加大非农牧业产业的发展比重，积极鼓励农牧区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从而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从西藏的实际出发，结合我区的基本区情，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农牧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调整好农牧区产业结构，这不仅关系到西藏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关系到西藏今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思想及途径。

（1）在粮、油、肉基本自给的前提下，要尽量满足我区市场的需求。粮、油、肉问题西藏国民经济的头等大事，也是西藏社会能否真正稳定的根本性问题。

自从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西藏农牧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农牧区、农牧民的粮、油、肉问题。一方面加大对农牧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的投入，到1965年粮食总产量达到2.9亿公斤，比民主改革前的1958年增长88.7％，年平均增长12.7％；牲畜年末存栏1791.1万头（只），比1958年增长54.1％，年平均增长7.74％；另一方面从全国各地调拨物资，支援西藏地方建设，特别是粮、油、肉等方面的物资供应保障，解决了西藏人民当时所面临的最大的社会经济问题。邓小平同志就此对西藏物资供应的重要性，提出过“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指示。今天，西藏农牧业的发展和农牧区的稳定以及农牧民的温饱问题，仍离不开中央的的关心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援，同样离不开广大西藏农牧民群众的艰苦努力。据1998年统计：全区粮食总产预计当年可达到85万吨，油菜总产达到0.8万吨，分别比1997年增长7.3％，肉类总产达到12.7万吨，分别比1997年增长4.5％，畜产品综合商品率38％，增长2％。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西藏的粮、油、肉问题还不能基本自给，再加上按照西藏目前的人口增长速度，要实现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提出的粮、油、肉基本自给的目标，必须调整好农牧区的整个产业结构，同时也要重视农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

（2）积极发展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使农牧民尽快解决温饱问题并实现小康。经济作物对于增加种植业的收入具有重大作用，而饲料作物对于养殖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众所周知，西藏农牧业从经济类型上划分，属于三元结构，即纯农业、纯牧业和半农半牧业，基本上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在整个农牧业经济中发展滞后。据1992年为例，在农业总产值中经济作物只占1.25％，蔬菜、瓜果产值占2.61％，其它是甜菜，另外还有一些少量的花生、烟草、大麻和亚麻。显然，经济作物是要受市场需求和地区适应性的制约，但如果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便能够发挥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的作用。

（3）加快林业、渔业的经济发展。西藏是我国五大林区之一，森林面积96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20.8亿立方米。由于西藏的森林资源地处我国独特的位置，与其它地区不同的明显特点为：一是原始森林和成熟林比重大。二是森林生长迅速，生物生产力高。如，西藏森林每亩年均生产量达0.294立方米，是云南省的2倍，黑龙江省的3倍，广东省的4.7倍。而且平均每亩林木蓄积量达14.8立方米，是云南省的2.2倍，黑龙江省的2.6倍，广东省的7.2倍。三是森林的垂直地带性十分明显。四是树种繁多。据统计，西藏的木本植物有1500多种，分属于100余科、300多个属。五是森林分布不均，覆盖率低。而渔业资源西藏因江河湖泊众多，所以十分丰富，鱼类有5科61种。据资料表明，仅纳木错、羊卓雍措等六大湖泊，即使以每亩捕捞1.5斤，可能的捕捞量也在1000万斤，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因此确定合理的农牧区产业结构，不仅有利于保证我区市场的供应，而且有利于各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增加农牧民的收入。

（二）大力发展适合西藏区情的乡镇企业。自从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以来，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区的各项事业迈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农牧区乡镇企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并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和水平，已经开始成为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着农牧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西藏乡镇企业的发展从六十年代开始大体上经过四个阶段：一是六十年代，这个阶段是西藏广大农牧区稳定发展个体经济的时期；二是七十年代，这个阶段是西藏广大农牧区发展集体经济的时期；三是八十年代，这个阶段是西藏广大农牧区实行改革开放，以家庭经营为主，家庭和集体双层经营，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运用市场机制，发展市场经济的时期；四是九十年代，这个阶段是西藏乡镇企业发展势头最好的阶段。尤其是1992年8月，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了全区第一次乡镇企业工作会议，颁布了《关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决定》，并进一步提出了我区农牧业发展乡镇企业的基本思路和方向。同时，自治区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也为农牧区乡镇企业积极提供了信息服务、技术培训、资金、设备等方面的支持。使我区的乡镇企业得到迅速发展。据1992年的统计，当年全区乡镇企业总收入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12.8％，比1979年的0.77％增加12个百分点；占全区社会总产值的4.6％，比1979年的0.2％增加4.4个百分点；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45.5％。比1979年的1.15％增加44.35个百分点。而到了1998年底，全区乡镇企业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巨大的突破。目前，全区乡镇企业有973家，总资产达5.7亿万元（固定资产4.4亿元），其中乡村集体企业762家（股份合作制企业11家），个体私营企业211家；产值超千万元的企业10家；初步建成乡镇企业工贸园区4个；全区乡镇企业总产值达5亿元，比“八五”末增长78.6％，比上年增长25％，完成增加值1.9亿元；多种经营总收入达6亿元，比“八五”末增长42.9％，比上年增长13.2％；全区农牧民人均收入中的增加部分35％来自乡镇企业和多种经营。另外，乡镇企业和多种经营在我区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约占7％，在农牧区经济中的比重约占25％。毫无疑问，乡镇企业已成为西藏农牧区经济的强大支柱，成为西藏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显然，乡镇企业的基本经营思想是以市场为导向。它的兴办资金主要依靠农牧民集资，集体积累，所以农牧民群众比较关心企业的经营水平和发展状况。当然，我区的乡镇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从经济总量、企业规模、贡献份额、人员素质及所处的阶段和层次上看，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总量小，发展不平衡、科技含量低，对农牧区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偏低，在整个农牧区经济中还没有确立其主导地位；二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三是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还没有从根本上形成，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滞后，活力不足等。因此，今后我区乡镇企业的发展要从过去侧重速度增长转向优化结构，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管理水平，提高经济效益。首先，根据国家宏观经济的调控政策和各地区资源分布的状况，调整优势产业，抑制重复建设和盲目投资，走“创新”式的企业发展道路；其次，从乡镇企业内部改进企业管理模式，提高企业经济效益，降低成本，减少消耗，占领市场。再次，通过“内联外引”的形式，借助对口援藏，重点引进技术和人才，并且通过援藏干部的优势打开内地市场。最后，积极鼓励农牧区乡镇企业的利润导向于农牧区，形成重新投资，并解决乡镇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

伴随乡镇企业的发展，要对原有小城镇进行改造，并在企业与市场发育基础上新建一批小城镇，改变我区城镇化水平落后的局面，使工业布局更加合理，并带动第三产业较快地发展，从而使农牧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保持适当比例，形成更合理的经济结构。

（三）积极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的西藏农牧业。随着温饱问题解决及向小康生活的过渡，社会对农畜产品的需求已经发生变化，需求数量增多，质量提高。并且社会消费层次的多样化，也要求消费结构逐渐拉开。但目前的农牧业生产还不适应这种变化，生产结构与产品质量不能满足市场要求。因此，高质量的农畜产品是今后西藏农牧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

我国是世界农业大国，但因人口众多，却无法达到世界农业大国的经济地位，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相比。甚至国内各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也反映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缓慢性，从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看：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之间的比例为3：1，城市居民收入与农民人均收入的比例为3：1，工农业发展速度之间的比例为3：1，社会经济生活中也存在着明显的“3：1现象。而我区农牧业经济在整个西藏的国民经济中，也仍存在这种比例失调现象，主要是因为农牧区经济基础的脆弱，加上产量低，结构不合理，长期制约着西藏农牧区经济的质量。

因此，发展国产优质高效农牧业，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和自然规律，运用多种手段，充分有效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增加市场有效供给。

四、发展农牧区市场经济，促进农牧民收入不断增长

发展农牧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调整农牧区产业结构，包括生产结构和经营结构，充分调动广大农牧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以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来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从而，提高农牧民的收入，改善农牧区的生活水平。

（一）增加农牧民收入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如何增加农牧民收入是关系到农牧民生活水平、经济发展和农牧区社会稳定的一个全局性问题。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中央召开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以后，广大农牧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如，1985年我区农牧民年均纯收入仅仅为352.97元，而1990年和1992年分别达到447元和521元。到了“八五”期间，由于农牧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农牧民的人均纯收入按1990年综合平均价计算，已达到878元，平均每年增长8.6％，特别是“九五”期间在全面发展农牧区经济的基础上，农牧民的人均纯收入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到1158元和1230元，分别比上年增长6.7％和8.6％。因此，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农牧民吃、穿、住、行各方面的生活条件得到显著改善。

但是在我区农牧民收入上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一是农牧民的收入增长缓慢，二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如1998年我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438元，而农牧民的人均收入才达到1158元。三是各地区之间的收入也有不同差距。四是农区和牧区以及半农半牧区也存在收入的不同。所以，增长农牧民收入是一个关系西藏全局的大事。

（三）增加农牧民收入是我区一项的系统工程。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增加农牧民的收入应采取以下几种措施：

首先，努力发展农牧业生产。由于我区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低层次，加上农牧业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广大农牧民群众的收入来源依然要靠农牧业的发展，而农牧区的经济地位也依然不会改变。因此，大力发展农牧业生产是解决农牧民收入的最有效途径。

其次，加快农牧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充分利用农牧区剩余劳动力资源，积极促进农牧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特别是非农牧业产业的转移，是目前增加农牧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再次，根据西藏的实际，减轻农牧民的负担，保护农牧民的合法利益，使农牧民真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下得到实惠。

最后，加大扶贫济困力度，在本世纪基本解决西藏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为全面实现农牧业现代化打下良好的基础。

总之，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西藏农牧业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也是西藏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书目：

1、黄万纶：《西藏概论》，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

2、多杰才旦、江村罗布：《西藏经济简史》，藏学出版社，1995年

3、丹增、张向明：《当代中国的西藏》，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

4、陈奎元：《西藏的脚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

5、《中共西藏党史资料丛书》，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内部发行）

6、丁穷夫：《西藏评论》，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7、丹增：《当代西藏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

8、洛桑·灵智多杰：《青藏高原环境与发展概论》，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

9、肖怀远；《西藏农业结构与粮食流通》，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

10、王小强、白南风：《富饶与贫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11、西藏自治区宣传部：《一切从西藏的实际出发》（论文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

12、张天路：《西藏人口的变迁》，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

13、群觉：《中国西藏化发展道路》，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年

14、丁穷夫：《青藏高原未来经济发展假说—喜马拉雅模式》，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15、徐华鑫：《西藏自治区地理》，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

16、耿金声：《西藏研究》，中央民族出版社，1989年

17、李琪：《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问题及其跨世纪的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

18、龚学增：《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

19、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

20、陶文达：《发展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

21、吴振坤：《市场经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

22、马洪：《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

23、辛守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简明教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

24、胡平：《中国市场经济全书》，华夏出版社，1993年

25、钟财：《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名词解释）》，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

2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

27、党的十五大一中、三中全会报告

28、杨春贵：《江泽民同志十二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

29、西藏自治区五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的有关文件

30、图登克珠：《试论西藏贫困地区经济增长方式与实现小康战略的基本途径》，《西藏大学学报》1998年第一期

西部牧业篇3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千方百计增加农牧民收人是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推动西藏农牧区经济发展措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放在帮助群众脱贫致富，不断提高农牧民生活水平上，国家对西藏的巨大投人同实现各族群众的根本利益结合起来，加大扶贫力度，千方百计扩大就业机会，改善城乡人民生活，在实践中走出一条农牧民收人不断增加的新路子。 一、西藏农牧民收入的现状分析 随着农村改革和发展逐步深人，特别是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以来，西藏农牧民的经济收人不断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到2003年，全区农牧民的人均收人达到1690元，比改革开放的1979年提高了10.63倍，农牧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农牧区社会的稳定，为全区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目前西藏农牧区经济社会仍处在比较落后的状态，农牧区仍处于区域性和整体性的相对贫困状况。农牧业基础设施条件差，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的间题仍然突出；农牧民群众生活水平较低，至今仍有107万人的生活水平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农牧业结构调整缓慢，农牧民增收渠道不宽，农牧民收人水平与全国相比差距很大，在西部12省区（市）里只排到第11位，而跟内地沿海地区相比差距更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明确提出：“推进农牧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千方百计增加农牧民收人，尤其是农牧民现金收人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牧区工作的中心任务”。因此，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应当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努力探索西藏农牧民增收的新途径，这是实现新时期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需要，也是全区广大干部落实“三个代表”的具体表现。 二、影响农牧民增收的不利因素分析 （一）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 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睡，素有“世界屋脊”之称，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平均海拔高度4500米以上，面积123.8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60万，耕地面积540万亩左右，常年农作物播种面积340万亩左右，全区牲畜存栏约2300多万头只（匹），全区有纯农业县36个，纯牧业县14个，半农半牧县24个。西藏农牧业是农牧民收人的主要来源，由于受高原气温低、空气稀薄、降雨量少以及恶劣的自然环境，自然灾害频繁，如雪灾、早灾、霜灾、火灾和风灾等的影响给农牧业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极大制约了全区农牧生产的健康稳步发展和农牧民收人的稳步提高。 （二）农软业基拙较差，内部结构不合理 西藏农业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与内地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突出表现在:农牧业基础脆弱，抗相自然灾害的能力低，经常出现了大灾大损，小灾小损，农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部分农作物和畜种结构的比例严重失调，造成农牧业增产不增收的问题，缺乏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基础建设中对硬件和软科建设严重不足，“瓶颈”制约因素特别突出。 （三）农软民文化素质低，科技创新意识不强 农村劳动者素质的高低决定着认识和改造农村、牧区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它包括思想道德水平、科学文化水平、劳动技术技能、身体健康状况等。西藏农牧民由于受旧社会和旧体制的影响大多数劳动者属文盲和半文盲，因此，受自身文化知识水平的影响，对先进科学技术认识不够，应用率低，使农牧业生产才良准从传统的小农意识解脱出来，农牧业经营始终处于粗放型的经营管理水平上，导致农牧业比较效益低下，农牧民增收缓慢。 （四）农技推广体系不健全，力黄薄弱，科技服务能力不强 西藏和平解放后，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十分重视西藏农技推广体系建设，这些机构和科技队伍的建设对西藏农牧科技推广和普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目前，农牧业已进人新的发展阶段，过去建立的农技推广体系远不能满足农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特别是西藏贫困山区的农技推广体系还没有完全健全，加上农牧业科技人员的知识更新（在岗培训、在岗受教育）力度不够，跑出农门的事件经常发生，影响队伍的稳定。科技队伍的素质不高，科技服务能力不强，直接影响先进科技在生产中应用。 （五）农村市场体系不健全，农畜产品的商品转化率低 培育农村市场，提高农牧民驾驭市场的能力，是发展农畜产品市场化的关键。目前，全区农畜产品的交易市场还不够健全，主要市场以各地（市）的农贸市场为主，由于缺乏政策引导，农牧民市场意识不强，仍以分散的家庭生产为主，农畜产品主要以自给自足为主，对市场供求方面的信息不灵，哪些产品好卖、哪些产品不好卖，什么东西价格高，什 么东西价格低，对农牧民而言心中无数，导致农畜产品进人市场难，产品的商品转化率低，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农牧民收人的增加。 （六）西藏特色的乡镇企业、民族手工业及旅游业发展滞后 西藏的乡镇企业和民族手工业虽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地发展起来，为西藏经济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目前西藏的乡镇企业和民族手工业很难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由于缺乏资金，技术和高水平的现代企业管理人才，乡镇企业和民族手工业规模较小，效益不佳，使具有西藏特色的乡镇企业和民族手工业发展缓慢，各种产品得不到有效的开发利用。同时，对旅游业的认识和重视不够，没有把它看作一个产业和一个经济增长点来抓，对旅游业的资金投人和人才培训工作不够，也就是说没有把西藏的旅游油分屏前森增加大竹昆此人的内容和项目来抓。 针对上述存在的不利因素，紧紧围绕农牧民增收这个中心任务，切实做好农牧民增收的各项工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重任。 三、增加农牧民收入的对策及措施 （一）、正确把握政策机遇是农软民增收的关健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十分重视西藏的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在西藏农牧区实行了“两个长期不变”的富民政策，使西藏广大农牧民群众享受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为西藏农牧民脱贫致富和实现小康目标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党中央、国务院在“九五”计划末，为解决全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党中央为了使西藏人民尽快富裕起来，在总结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基础上，召开了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明确了新时期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和主要任务，并提出了要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是在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继续加大对西藏的支援力度，增加对西藏经济建设投人力度。所以，我们全区各级党委、政府要牢咋抓住中央关心西藏，全国人民支援西藏的有利机遇，在农牧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的一系列富民政策，积极投人到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大潮中，紧紧抓住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个主线，振奋精神，团结协调，积极引导广大农牧民开拓市场，参与市场，占领市场，努力开发特色产品，充分发挥区域经济优势，不断调整农牧业产业结构，为农牧民增加收人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二）加强农枚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生产及生活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投资了巨大资金，用于西藏的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目前西藏的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开始向管理规范化、实施科学化、效益规模化方向发展，根据西藏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已建基础设施项目效益发挥情况，西藏还需要继续加大对农牧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在争取国家资金的同时，按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积极鼓励农牧民的资金投人，多渠道宽领域争取资金，不断改善农牧区交通、能源、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加大对农牧区科技信息服务、网络建设和防抗灾基地建设，不仅要重视硬件建设，还要重视软件建设，逐步改善农牧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三）积极推进农软区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努力增加农牧民收入 按照“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农牧结合、协调发展”的方针，坚持市场导向原则，因地制宜原则，尊重农牧民群众意志原则，典型示范原则和科技支撑原则，今后要突出抓好以下工作：一是以优良农作物和畜禽种的引进选育工作，以推广应用为重点，调整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和畜牧业生产结构，加大品种改良力度，突出抓好适销对路产品生产。在种植业结构调整上，按照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三元结构的要求，适当扩大优质和专用农作物的品种种植面积，逐步减少低品后的小麦种植面积.积极扩大饲料作物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畜牧业结构调整上按照“稳定数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加快周转”的要求，提高基础母畜和适龄母畜比例，适当淘汰市场不畅销的公杂畜，以农牧业产业结构调整带动农牧民增收工作。二是以发展区域农牧业经济为龙头，调整优化农牧业生产布局。农业方面，城镇郊区突出发展以蔬菜为主的经济作物和以服务城郊畜牧业发展的饲料作物，按照市场需求，合理布局粮、经、饲比例，以求效益最大化。在粮食产区充分发挥粮食基地的优势，提高粮食品质，加快粮食的转化增值，促进种植业结构优化升级。畜牧业方面，稳定发展草原畜牧业，积极保护和开发利用草原 资源，狠抓出栏，加快周转，提高草地畜牧业整体经营水平和防抗灾能力，大力发展农区畜牧业，采取农牧结合，种养并举的措施，把农业资源优势尽快转化成肉蛋奶为主的畜产品优势，加快发展城郊畜牧业，大力兴办饲料工业，优先发展奶牛业、养猪业和养禽业。积极培育农牧区经济新的增长点和农牧民增收点。三是以发展“三色”农牧业为手段，加快特色农牧业的发展步伐。根据全区区域特色及市场需求，大力发展以优质粮、蔬菜为主的绿色农业，发展以耗牛、生猪产业为主的黑色牧业，发展以绒山羊，藏鸡为主的白色牧业，做到粮食品质有大的提高，蔬菜产量有新的增加，品种要多样化，以发展“三色”农牧业产业，促进农牧民增收。四是以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为途径，加快农牧业的现代化进程。农业产业化的诸多实践经验表明，农业产业化能促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转变，而且对整体国民经济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起着积极推动作用。它是实现农村改革和发展“第二个飞跃”的重要途径。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发展农业产业化作为农牧民增收有效途径，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大力扶持和培育有竞争优势和带动能力的龙头企业，走“公司+基地+农户”的龙头企业带动型路子，在推行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企业（公司）与农民的利益关系，农牧民要积极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公司要保证农牧民的利益，真正做到风险共担、利益分享，使农牧民确实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得到实惠。 （四）按照科教兴农的战略原则，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农牧业生产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方面，坚持面向农牧业生产主战场，狠抓科教攻关，强化科技创新，实施农、科、教结合，实现农牧业增产技术与增收技术，生产技术与加工技术，减灾技术与增收技术，常规技术与先进技术相配套，全面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发挥科技的增产、增效和增收；另一方面，建立健全西藏区、地、县、乡四级农牧技术服务网络，实现服务目标由促进农畜产品数量增长向提高质量和效益转变，服务形式由单一技术服务向综合服务方向拓展，服务内容由产中服务为主向产前产后服务延伸，针对目前农民科技素质低的现状，重点做好基础教育和农村扫盲工作，全方位、多层次地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整体素质。确保科技兴农兴藏战略的顺利实施。 （五）建立和完善农畜产品市场体系，拓宽农民收入渠道 针对农牧区商品流通渠道狭窄且不畅、市场改良迟缓的“瓶颈”制约，要因地制宜地健全农牧区商品流通市场，坚持常年性农畜商品流通和季节性农畜商品流通相结合，固定市场和流动市场相结合，发展传统市场与培育新兴市场相结合，重点加强农牧区初级市场体系建设，探索建立农牧业生产要素市场。在农牧区市场中农牧民群众不断地认识市场，了解市场，参与市场竞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努力拓宽经济收人渠道，政府部门要以“政府打台，企业唱戏，农牧民受益”的市场经济原则，加强农牧区市场体系建设，规范流通体系和市场秩序，逐步形成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农畜产品市场体系，确保农畜产品保值增值，实现农牧民增收目标。 （六）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多种经营，努力增加农牧民收入 全区要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发展农牧区经济，增加农牧民收人的突破口，积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一是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坚持积极发展一产业，重点发展二产业，加快发展三产业的原则。根据市场需求，重点发展农畜土特产品加工、矿产业、建筑建材业、藏药加工、民族旅游产品加工业和城乡各类服务业等。二是产品结构上，以民族特色产品的开发为重点，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形成批量，增强市场竞争力。三是企业组织结构上，以骨干企业为龙头，以名优产品和资本为纽带，引导培育企业集团，形成规模形势，发挥规模效益；四是强化管理，提高效益，坚持从基础管理人手，大胆地引进吸收先进的企业管理手段和经验，建立健全企业各项规章制度，突出抓好市场管理、质量管理、成本管理、资金管理，建立有效监督机制和自我约束机制。使乡镇企业和多种经营真正成为农牧民增收的突破口。 （七）积极发展旅游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枚民收入 旅游业是一个涉及面广、影响面大的综合性劳动密集型产业，西藏的旅游业发展和全国一样，对西藏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旅游业已被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为全区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大支柱产业之一，早在1997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的《加快发展旅游业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它在西藏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目前，西藏旅游业遇到了 历史性的有利发展机遇，广大农牧民群众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积极参与旅游业，不断提高农牧民自身的素质，增强竞争能力，千方百计地从旅游业中获取更多的收人

西部牧业篇4

关键词：农牧业；格局；形成；历史；可持续发展

甘肃地处我国青藏高原、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交汇地带，是我国东部农耕区向西部草原区的过渡地带，具有宜农宜牧的经济优势。甘肃农牧业经济格局的形成既是自然环境的必然选择，更是人类几千年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理性选择。

1甘肃农牧业格局的形成是自然环境发展的必然选择

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决定人们选择的客观因素包括原始条件、内生因素和外生变量。原始条件主要是地理环境要素；内生因素包括人口状况、物质技术成果、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以及社会的精神文化状况等；外生变量主要是气候变化和其他社会的影响。古代社会之间缺乏交往，决定社会状况的主要是自然地理条件。分析人们在特定自然地理条件下“如何”选择，是探讨历史终极原因的基本方法。

甘肃深居西北内陆，处在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交汇地带，省内地势高亢，山地和高原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70％以上，而且海拔一般在1 000～3 000m之间。四周群山环绕，远离海洋，海洋暖湿气流不易到达，成雨机会少，大部分地区气候干燥，明显具有向大陆性气候过渡的特征。年降水主要集中于夏季，夏季降水占总降水量的50%～70%。其他季节降水较少，春季占17%～21%。全年平均降水量大致在50～800cm之间，以区域平均年降水量作指标来衡量干湿程度，全省属于干旱区。

由于受地理位置、大气环流等因素的影响，甘肃处在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青藏高原高寒区交汇处，自然条件呈现出多样性特点。东部季风农业气候大区特点是较为湿润，陇东，陇南和甘南高原地区年降水量可达500～800mm，陇中地区在200～600mm之间，季风气候明显，雨热同季时间长，气候生产潜力较高，从植被分布来看，属于森林草原地带向草原地带过渡。陇东、陇中黄土高原适应发展农牧业生产。西北干旱农业气候大区的特点是光热资源丰富，但降水稀少，干旱显著，河西地区灌溉不足200mm，走廊西部不足40mm，基本上无灌溉就无耕作业。因此，祁连山区适宜发展畜牧业，河西绿洲适宜发展灌溉农业。自然环境决定甘肃具有宜农宜牧，农牧兼营的经济发展优势。

2甘肃农牧业区格局形成是人们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的理性选择

道格拉斯・诺思说过：社会结构和经济、政治制度，都是“经济人”在特定客观环境及其变化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

史前甘肃的气候比较温暖，草木丰盛，河流纵横，土质肥沃，松软易耕，为甘肃先民的生存、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甘肃成为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地之一。新石器时代出土的大量文化遗址中充分证明：甘肃陇中黄土高原是中国旱作农业黍、稷的发祥地。古代良好的生态环境，为畜牧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秦汉以前，“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以射猎为先”[1]。西戎民族在此驻牧，以畜牧业为生，终岁迁居，《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北地与天水、陇西、上郡“畜牧为天下饶”。“自武威以西，……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2]乌孙、月氏、匈奴遍布河西走廊绿洲，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当匈奴失去祁连、焉支二山时，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3]可见畜牧业是当时甘肃经济的主要发展形式，陇山成为当时我国事实上的农牧分界线[4]。

甘肃农业开发始于西汉，汉武帝打败北方劲敌匈奴，收复河西之后，为了稳固与西域的交通联系，完成“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标，制定了开发河西的政策，开始了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农业开发。在河西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及35县，派遣大批军队戍边屯田和移民实边屯田。《史记・平准书》载，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都实行了屯田，共“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屯田北达额济纳河下游的居延，西至敦煌，其中规模最大的屯田区是河西屯田。西汉王朝对河西的开发，使肥沃的绿洲成为农耕区，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的推广，使河西灌溉农业得到了较大规模的开发，形成了陇东、陇中为畜牧区，河西为农耕区的格局，我国农牧分界线也由陇山一线退到了甘新交界处。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气候转入了寒冷期。据竺可桢、徐中舒等前辈研究，这个时期年平均气温比现代低1～1.50 ℃，寒冷高峰时低2～3 ℃，由于中国季风气候的特征表现为温暖与湿润同期，寒冷与干旱同期，甘肃达到近5 000年最干旱时期。古时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依赖性很强，这种持续气温的偏低，必然会使原来一部分耕种、灌溉条件较差的耕地无法再种植而抛荒，农业生产量降低，到晋朝时北方农作物已开始由稻向麦转换。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就导致人口数量的下降，大量农民抛荒内迁，西晋时甘肃在不包括少数民族的情况下，各郡县的人口只有380 996人[5]就是一个明证。干旱寒冷的气候则驱使北方、西北的少数民族向南寻找适宜生存的地区，一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少数民族内迁运动在甘肃大地上演。少数民族先后在甘肃建立各种地方政权，依据他们的生存方式，将甘肃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畜牧业的生产上，前凉、北凉、西凉、南凉等政权，均以发展本地畜牧业经济为重要的立国强兵的支撑点。尤其是北魏统一北方后，太武帝多次视察河西，为了发挥“河西水草美”的自然优势，以及百姓“勤于稼穑，多畜牧”[6]的传统，将河西地区开辟成北魏的“牧地”――畜牧业基地，建立了巨型牧场，加强了对国营畜牧业生产的领导。从中央到地方设置许多官吏，专管畜牧之事，并且不断地进行考课，实行赏罚，使河西畜牧业生产的经营和管理进入了黄金时代，出现了“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7]的盛况。为了减轻河西草场的承载能力，北魏实行“徙牧”政策，“高祖即位之后，复以河阳为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而河西之牧弥滋矣”。[8]不仅使河西的草场得以休养生息，也使河西脆弱的生态环境得到恢复。甘肃国营畜牧业得到了蓬勃发展。

私营畜牧业也同样发达。凉州金城郡(今甘肃兰州西北)有麴、游两家豪族，以经营畜牧业而富甲一方，以致当地民谚云：“麴与游，牛羊不数头。”[9]牛羊之多，到了数不胜数的地步。凉州(今甘肃武威)民间养马兴盛，后秦弘始年间，凉州主簿说：如果让3 000余家每户输1匹马，可以“朝下夕办”。[10]可见民间养马业的普遍。甘肃畜牧业的发展在北魏时期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这200万匹马、近100万匹骆驼以及难以数计的牛羊，乃是西北地区国营畜牧业最高记录，在整个古代史中可以说是空前的。甘肃形成了以畜牧业为，河西残存少量农业的基本格局。

甘肃亦农亦牧、农牧兼营的发展思路是在隋唐时期形成的。隋初，为了稳定对西北的统治，隋文帝借鉴汉魏以来在甘肃屯田的经验，下诏屯田，命上大将军贺娄子干“勒民为堡”，“营田积谷”。贺娄子干上书提出：“陇西、河右，土旷民稀，边境未宁，不可广佃。比见屯田之所，获少费多，虚役人功，卒逢践暴。屯田疏远者请皆废省。但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若更屯聚，弥不自安。但使镇戍连接，烽堠相望，民虽散居，必谓无虑”。[11]可见人们已经意识到屯田是一种临时性的，带有战时经济特色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指出甘肃土旷人稀，农牧兼营的特点。由此，隋王朝在农耕地区，大力推行和巩固均田制，积极兴修水利，使得“男子相助耕耘，妇人相从纺织”；对少数民族则“各令遂性”，尊重其以牧业为主的传统经济生活，不强迫他们弃牧为农，“使得任情畜牧”。唐朝亦农亦牧、农牧兼营的思想就更加明确。唐代前期突厥、吐谷浑、回纥等少数民族迁居甘肃，唐政府采取了“顺其土俗”的处置办法，让他们继续从事畜牧业。除少数民族从事畜牧业外，国营畜牧业――官牧在甘肃也得到蓬勃发展。唐在甘肃东部的陇东泾、宁等州设有牧场，很快又扩展到陇西、天水、平凉、金城，幅员千里的广阔地域上，共分为八坊四十八监，还开垦土地一千二百三十顷，募民耕种，以供饲料。由于精心管理，陇右官牧蓬勃发展，牧马竟达七十万六千匹之多。由于牧马数量激增，又分出八监安置到河西地区，使河西成为唐朝的又一良种军马基地。玄宗时规定，“能家畜十马以上，免帖役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资”。[12]以优惠政策刺激民间养马业的发展。许多朝廷贵族、官僚也纷纷在陇右兴办私人牧场，牧畜数量相当大。民间畜牧业的发达，促进了甘肃畜牧业的发展，给农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耕畜。

农业也开始了又一轮的开垦高潮，为了稳定唐朝在西北的统治，解决戍边军队军需供给问题，唐在甘肃宜农的地区发展屯田，大力推广和巩固均田制，积极兴修水利，保证了重要军事物质的供给。唐玄宗时期，全国诸军州屯田共992屯，河陇就有326屯，约占总数的1/3。天宝八年（749年）全国屯田收入共191万石，其中河西26万石，陇右44万石，约占总数的36%，当时河西仅有人口17万多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从这一比例可以看出河西农业生产的发展当居全国领先地位。天宝年间“河州敦煌道，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13]甘肃地区粮食自给有余，这不能不说是屯田的巨大成就。

由于隋唐政权采取农牧并重，各得其所政策，使统治者在甘肃并不盲目套用中原地区的经济模式，而是依据甘肃的历史传统、自然条件、人口构成等多方面的因素，采取因地制宜，农牧并举的综合性经济开发政策，为甘肃农牧业生产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而出现了“开屯田，供糗粮，设牧监，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14]“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15]的壮观景象。甘肃经济也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唐朝以后甘肃的经济开始走向衰败。经济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造成的。一是气候发生重大的变化。北宋初年到清末长达八、九百年时间里，我国气候经历了2000年来的第3个寒冷干旱时期。其中17世纪最为寒冷，形成中国最近四、五千年来气温下降的最低谷。由于寒冷与干旱同期，西北气候干旱化的程度愈益加重。根据历史上的旱涝记载，我国北方在9世纪以前，干旱年份出现的几率不超过17%；9～14世纪增加到27%；15～17世纪上升到43%；18世纪则为46%，干旱年份几乎隔年出现，黄河流域从1627年到1641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连续14年的流域性干旱。降水稀少，气候寒冷干燥，对于完全依赖自然条件生长的农业来说将受到毁灭性打击，农作物歉收，农业生产发展缓慢。二是安史之乱后，盘踞在青藏高原的吐蕃乘机占领了河陇及河西地区，将落后的生产方式推广到陇原大地。甘肃成为宋王朝与西夏、金、元主要对峙地带，战争频繁，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致使甘肃的经济落后南方。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写到：“盖河西之地，自唐中叶以后，一沦异域，顿化为龙荒沙漠之区，无复昔之殷富繁华矣”。[16]

西夏、金、元统治时期，由于注重畜牧业发展，把农业放在比较次要的地位，大量农田水利工程失修，从而形成了以游牧为主、以农业为辅的经济结构。如元朝颁布的劝农政令，未能在西北实行。畜牧业在此其间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河西等地“善水草，宜畜牧，所谓凉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黄金华文集》卷43《马氏世谱》记载马祖常的祖先“尝纵观山川形势，而乐临洮土壤之丰厚，……但请临洮之地以畜牧。许之”。宋仁宗皇二年(1050)，宋军攻至西凉府(今甘肃武威)，缴获羊100万只，橐驼20万峰，牛500头。[17]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宋军在兰州(今甘肃兰州)东部地区看到“牛羊驼畜，充满川谷”。[18]陇东高原泾原一带(今甘肃泾川、镇原)“沿边熟户蕃部比诸路最多，至秋成以来，禾稼牛羊满野，以致饵寇诲盗。”[19]

明清时期，由于人口激增，甘肃开始了大面积开荒。明朝统治者大力倡导屯田，鼓励其文武百官以垦田开荒为政绩，进一步促进了农业垦田面积的扩大。洪武六年，明中央政府命令：“临洮、岷州、宁夏、洮州、西宁、兰州、庄浪、河州、甘肃、山丹、永昌、凉州等卫军士屯田，每岁所收，谷种外余粮请以十分之二上仓，以给士卒之城守者”[20]。嘉靖八年(1529年)，明廷命古浪、永昌、甘州、肃州、山丹等卫所“委官统领所管步兵，给以牛种农器，垦辟屯田。水地三年之后起科，山地永不征赋，其将领垦田百以上者奖励擢用”[21]。后杨博巡抚甘肃，“请复河西屯田，分龙首渠故道，听民，宽以十年以后征租，贷以牛具谷种，人垦田万余顷”[22]。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各级官吏、广大农民开垦农田的积极性，甘肃屯田数竟高达45 993顷，在全国首屈一指。清王朝建立之后，推行“放荒招垦”政策，除了继续实行军屯外，实行了招民垦荒，从外省及全省其他州县有计划、有组织地移民甘肃，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绿营兵及旗户进行垦荒种田，毁林开荒。仅河西甘州、凉州、肃州、安西四地开垦土地达4 834 521亩。1724～1862年的138年间，耕地由211万余公顷增加到233．90万余公顷，增长了10．42％，到雍乾之际，甘肃屯田已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农耕文化最终在甘肃定于一尊，建立了单一的种植农业系统，陇东、陇西、河西全部变为农耕区，甘肃农业经济发展速度达到封建社会后期的高峰。

与此相反，甘肃的官牧业开始衰退，牧场大幅度萎缩，甚至荒废。清代河西的官牧业不仅比不上前代规模，而且还有所倒退。这主要是由于内蒙古、新疆等边远地区的统一和国家边防线的西移，清政府将官牧场移到了天山北路，河西变成了内地。官牧在河西的重要性越来越小，河西官牧开始衰落，甘肃只剩下甘南草原与祁连山区两块畜牧基地。明清两代随着牧政的衰落与官牧场的转移，使得甘肃官牧呈现衰退之势，严重影响了甘肃牧业的发展。

甘肃干旱少雨，生态环境极其脆弱，亦农亦牧是其最佳的经济模式。然而，历史上对甘肃的开发是以扩大耕地面积为主的农业开发，汉民族的生存方式是以定居的农业经济为根本的经济模式。明清对甘肃大规模农业开发的直接结果是大量宜林宜牧的土壤被开垦，为了保证合理的收获量，农作物不能过度密植，株与株之间要留大量空隙，难以发挥阻滞风沙的功效。加之农作物在秋季要收割，来春再重新播种，一年中约有一半的时间地面是完露。而此时正是西北风沙最盛之时，空旷的农田无任何植被来阻滞风沙，迫使森林、草原面积不断萎缩，以至于消失，农牧业比例彻底失调，土壤沙漠化加剧。

3甘肃农牧业格局形成历史对当今农业结构调整的启示

当前，我们迎来了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此次西部大开发不同以往以扩大农业耕地面积的开发，是通过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和大规模的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来恢复植被、改善生态，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的开发。

总结甘肃开发的历史经济教训，给我们的启示就是立足区域比较优势，坚持把草食畜牧业作为战略性主导产业来培育。我省目前农业结构中存在的问题是：区域布局上，自求平衡，结构雷同；生产结构上，畜牧业比重过小；畜牧业内部结构中，草食畜比重过低等一系列问题。改造和重塑现有的农业结构，首先要从调整种植业入手，通过大力开展人工种草，扶持开发草产品，形成较为合理的粮――经――饲“三元”种植结构，使农业内部各业比例趋于合理。

第一、发展高效节水生态农业。推广以农田节水为主的高效生态农业建设，探索合理的灌溉模式，以水定耕地规模、定产业发展方向，调整工农业生产结构，合理分配上下游水资源，对地下水资源进行有效管理，综合应用各种节水技术，如引进抗旱的优质农作物新品种、扩大节水作物种植面积、推广地膜覆盖、保水剂、滴灌、限额灌溉、小畦灌溉和工程节水技术，完善灌溉设施，提高用水效率，减少农业耗水，建设高效节水生态农业。

第二、调整产业结构，促进草畜产业开发。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草畜产业，退耕还草，压缩粮食作物，扩大经济作物和饲草料比重，逐步提高草畜产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天然草场应封育休牧还草，积极发展人工草场和半人工改良草场。退耕还草为河西发展草产业提供了空前的政策机遇，草畜产业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并成为支柱产业，迫切需要扶持畜产品加工龙头产业，缓解生产养殖规模与市场容量的矛盾，提高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促进草畜产业的健康发展。这是解决当前农产品销售不畅，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问题的可靠途径。

第三，建立“河西走廊――黄土高原――青藏高原的农业耦合系统”。我国著名草业专家任继周先生根据在黄土高原的庆阳黄土高原沟壑区，定西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和景泰的黄土高原引黄灌溉区等地的实验，提出了在黄土高原区施行草地农业系统的宏观设想。利用黄土高原处于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之间，扼欧亚大陆桥要冲的区位优势，建立以黄土高原为核心的开放型的“河西走廊――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农业耦合系统”。在这一耦合系统中，黄土高原应在谷物生产基本自给的基础上，以饲料生产为主，引入河西走廊的精饲料，青藏高原的家畜，建成肉类奶类食品业，皮毛业和饲料业鼎足三立的支柱产业，带动其他行业的协调发展，发展成为我国强大的外向型巨型畜牧业基地[23]。

参考文献

[1] 《汉书・地理志》.

[2] 《汉书・地理志》.

[3] 《史记・匈奴列传》.

[4] 郭厚安，陈守忠.甘肃古代史[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第6页.

[5] 赵文林谢淑君著.中国人口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第98页.

[6] 《隋书》卷29《地理志》.

[7] 《魏书》卷110《食货志》.

[8] 《魏书》卷110《食货志》.

[9] 《晋书》卷89《麴允传》.

[10] 《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

[11] 《资治通鉴》卷176.

[12] 《新唐书oo兵志》.

[13] 《太平广记》卷485《东城老父传》.

[14] 《通鉴》卷223.

[15] 《资治通鉴》卷216.

[16] 《文献通考》卷322《舆地考八》.

[1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8，皇二年三月己亥.

[1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7，元丰四年十月庚申.

[19] 文彦博《潞公文集》卷17《乞令团结秦凤泾原蕃部》.

[20] 《明宗武正德实录》卷38.

[21] 佚名：明会典[M]卷202.18.

[22] 佚名：甘州府志[M]卷13.

西部牧业篇5

一

民国时期尤其是前期，内蒙古各地在土地开垦的进程中，出现了一种非常引人注目的新事物，即新式农牧垦殖企业的出现。

农牧垦殖企业，可以说是20世纪初出现的一种新型农业经营形式，它们大多数是由私人集资，主要从事垦荒和农、牧、林业等生产，一般多由家族或合伙经营。它们经营形式的基本特点是在通过雇工垦荒的基础上，开展商业性农业经营。这种经营的投资者主要是军阀、官僚、买办以及商人等。农牧垦殖公司在各地名称不一，有的称为公司，有的冠名为社，还有的名为堂、庐等等，虽然名称各异，但内容与实质基本相同。

这些农牧垦殖企业，大多分布在垦殖区和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其经营范围包括农林牧副渔。规模大小不一，大的有几百万资本和几十万亩土地（这类多为垦牧企业）；少的则仅几百元资本，自有或租赁几十亩土地，雇工几十个人或几个人（这种多是从事种殖和养殖经营企业）。概括起来，这些农牧垦殖企业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种是非生产的垦务组织。它们一般是由官僚、豪绅、巨贾或地方垦务机关组成，规模较大，承揽大面积官荒，转手出卖，或由公司、企业稍事整理以提高地价，边垦边卖。有的卖地后即解散，纯属土地买卖性质；第二种是自垦与出租双重业务的公司、企业。它们主要是由商人投资，承揽土地，进行一定的水利、交通等工程建设，部分由公司雇工垦殖，而大部分出租给农民，或分给股东出租。这种公司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第三种是主营园艺、果树、饲料以至牛奶、蜂蜜等的公司、企业。它们多由商人投资，规模较小，主要分布在大城市附近，并且大都是雇工从事商品生产，有较完全的资本主义性质。河套地区的垦牧企业以第二种类型居多。

早在清末，清政府即将大量生熟官荒地贱价出售，鼓励民间开垦。这一时期河套地区也随之开始出现了农牧垦殖企业。到1925年的时候，在河套临河地区投资农牧业创办垦殖公司的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出现，当时共有10家：胶东移垦社、受恩合作社、湘民合作社、仁和堂、公和堂、云信堂、居德庐、新民社、民生社等，总投资高达20余万元，其中多者八万元，少者也有五千元，承领的土地有的多达8万余亩。但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中叶，随着全国农垦公司整体趋向衰落，河套地区的农牧垦殖企业也因开支过大，入不敷出等种种原因而衰败、破产，到1934年的时候能维持现状的仅余下一二家而已。

在河套地区出现的这些农牧垦殖企业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西通垦牧公司，它成立于1914年冬，是由有“河套王”之称的大地主王同春与时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的张謇、地理学家张相文三人各出资若干组织成立的。下面我们就以西通垦牧公司为例，来管窥当时内蒙古地区整个垦殖企业出现与衰败之大概。

二

1914年3月，著名的地理学家张相文打算从北京出发，到西北进行考察。当时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总长兼全国水利总裁的张謇获悉后，嘱托张氏顺便调查西北农田水利的概况，并由农商部发给旅费。张相文到达绥远后，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首次听到了王同春开发河套水利的事迹，他请范知事写了一封书信前往拜会，由此结识了时任五原县农会会长的王同春。张相文与王同春多次交谈河套地方利害，王同春所言都颇能肯綮，由此张相文与王同春“一见倾心，觉得他真是一个农村的模范人物。”

张相文从西北考察回到北京后，于当年秋冬，向张謇汇报了河套水利开发的情况以及干同春的事迹。张謇听后，既对“黄河百害，唯富一套”有了新的认识，又喜得王同春这样的农田水利人才，当即决定致书五原县，聘请王同春为农商部水利顾问，邀请他到北京共商开发河套事宜。1914年冬，王同春父子抵达北京，住在张相文办的中国地学会。张謇、张相文与王同春三人畅谈水利并商量开发河套事宣，“终日无倦容”。不久即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三人决定共同组织成立一个开发河套农垦水利的垦殖公司，名为“西通垦牧公司”，立案于农商部。商定由王同春拨出五原县乌兰脑包地方附近土地十万八千亩（一说为五万四千亩）作公司用地，由张謇、张相文各出银2000元为经营资本，议定于1915年4月河套开冻之后开始试办。当时之所以将该垦牧公司冠以“西通”之名，既指河套，又是与张謇的家乡南通对称，与张謇在家乡创办的“海通垦牧公司”配套，同时亦与张相文“蔚西”及其考察西北有关。西通垦牧公司成立这件事在当时影响颇大，甚至连大总统袁世凯听说此事后，都曾召见过王同春，“令在西北为牧马十万匹”，结果被王同春以“年老子幼”为借口推辞了。

1915年3月，张相文在其家乡江苏泗阳县为西通垦牧公司招募了10名农工，每人发给30元路费，前往五原县试垦，当时约定土地开垦成熟后，每人分给耕地100亩。同时还邀请了张相文年逾60多岁的族叔张化鹏及其子张霖溥一同到五原县照料农工。同年4月，由南通张謇方面派往西通垦牧公司的“二生三农”――农校学生王仪可、张野愚和3名农工，也与张相文汇合。此“二生三农”数人具有丰富的农业科学知识，这无疑使得已具备土地、资金、人力等基本条件的西通垦牧公司如虎添翼。

西通垦牧公司在河套地区的日常工作与起居主要由张相文负责。公司运营初期，各项工作还进行得很顺利，但很快，学者美好的理想就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破灭了。在垦殖的第一年，公司就出现了种种困难。首先，河套地区本来气候干燥，农业种植全凭借着流经本地的黄河水通过兴修的干支渠来浇灌，否则没有渠水浇灌就很难下种。而西通垦牧公司的耕地距离渠道较远，必须通过专管渠道放水的水利局才能浇灌。而此时的水利局非常腐败不堪，除了交纳正常的水租外，还把西通垦牧公司视为获利之肥源，“局中委员无不额外苛索，要求纳贿，不纳贿者不给水”。结果使得西通垦牧公司根本无法应付。有一次因为贿赂数量的多少使得双方发生争执，张相文愤怒之下，甚至想率该公司的工人前去捣毁水利局，“继思此事不可为，乃止。”面对如此腐败的政治环境，张相文也无可奈何地感叹道：“五原水利局隶属绥远将军，中央权力所不达。天高皇帝远，无可如何也。”更为不利的是，此时张謇由于不满袁世凯设立筹安会劝进称帝而于这年夏天辞去农商总长的职务南返，这样西通垦牧公司顿失后援，更难以应付河套地方上各种恶势力的侵扰。再加上由于交通不便，“此时铁路仅至丰镇，尚未至绥远”，五原一带的农产品无法运出。为了适应现实的变化，加之考虑到“即能得水，专办垦殖，亦未必有利”，张相文被迫开始改变西通垦牧公司的经营策略，将主要精力由农业转向畜牧业。为此公司购买了300头牛犊、500只小羊以及若干头猪，土地垦殖则由专办改为兼办，只求自给自足。到这个时候，西通垦牧公司已经远离了当初成立公司时开发河套农垦水利的宗旨。该年秋收后，整整操劳了大半年的张相文从河套地区返回北京，留下族叔张化鹏与其子张霖溥在当地照料公司与农工过冬。

到1916年夏天，南通派来的“二生三农”一方面看到在此地安家立业无望，另一方面还因与王同春发生了矛盾，于是率先离开河套地区。同年秋天，从泗阳来的农工也因不堪生活困苦而撤离返乡，仅留张霖溥一人，率当地农工继续维持畜牧事业，西通垦牧公司可以说到此已名存实亡。此后四年多的时间里，张霖溥独力照料西通垦牧公司的畜牧事业，其间，他曾多次给张相文写信请求接济，呼吁援助。但此时河套地区的政治环境日益败坏，土匪猖獗，官兵骚扰，所畜牧的牛羊，不是被土匪抢去，就是被官兵强夺屠食，剩余的只能是东匿。想招集新股，但没人愿意出资。到1920年冬，西通垦牧公司实在无法维持下去，张霖溥只得将剩下的百余头牛羊变卖返回了北京。历时6年之久的西通垦牧公司就这样以净赔4000元的结果彻底关闭了。

西通垦牧公司的失败，给张相文等人深刻的教训，“益信但凭理想构造之决不能成实业”。同时张相文等人试办西通垦牧公司的失败，也深刻揭露了当时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河套政治统治和水利管理的混乱状况。

纵观西通垦牧公司的兴衰历程，其失败的原因，正如张相文所说的，一是吏治的腐败；二是军队的强取；三是土匪的骚扰。再加上该公司在河套地区的生活又非常艰苦。据张相文所说，当时五原地区地广人稀，物产极少，即使是青菜豆腐，欲求一饱，也不可得。常常为了买一斤豆腐、几根白菜，也要走到20里以外才能买到。这些都是西通垦牧公司失败的原因，但其失败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它本身的局限性，因为这种农牧垦殖企业，是在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的条件下开展农业经营的。所谓先天不足，就是说，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资本主义已失去自由发展机会的情况下产生的。所谓后天失调，就是说，它是在世界经济危机袭击下，中国农产品市场价格低落和反动政府繁重的赋税压迫下苟存下来的。因此，在利润率极低而地租率极高的情况下，它的失败就无法避免了。

西部牧业篇6

从生存型走向发展 型

西藏传统农牧业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农牧民的生活内容 是围绕生存展开的，目的是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随着改革开放，土地归户使用长期不变，畜牧私有私养长期不变政策的落实，农牧民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可供消费的物质财富日益增长，直接用于生产劳动以外的剩余时间也越来越多，因此，农牧民生活中更多的花费和精力可以用于个人的享受、发展和提高，这样消费结构改善了，生活内容丰富了，个人的选择空间也日益扩大。

西藏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牧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农牧民需求层次也在不断提高，生活消费结构向更趋于合理化方向发展，食物消费在全部消费支出中的比例有所下降，动物性食物及水果、蔬菜的消费有所增加；自给性的初级产品消费有所减少，商品和加工产品的消费有所增加。据西藏自治区 农村 社会经济 调查 队，1992年对堆龙德庆县30户农民的抽样调查 统计 ，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985年为306．18元，1992年上升到608．36元，分别占当年总开支的51．17％和67．10％；再从全西藏农牧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支出来看：1996年西藏统计年鉴中农牧民人均生活费支出为896．80元，与同期西藏城镇居民平均生活消费水平相比增长了74．60％，就生活消费内部各项支出来看，尽管农牧民家庭支出中生活消费品支出仍占绝大多数，但非商业性支出所占比重趋于不断增长。就堆龙德庆县30户农民抽样调查结果，从1985年到1992年间。增长了0．68个百分点；而1992年西藏农牧民的年人均非商业性支出为7．69元，到1995年增长到23．38元，递增了32．89％。

同时，农牧民生活消费品的各项支出所占比例也在不断变化，与城市居民逐渐趋于接近（详见表一）。从表一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差距在90年代初期比80年代中期小。

 

 

城乡消费支出结构的接近，说明西藏农牧民和城市居民消费观念正趋同一，而消费观念的变化直接影响 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长期以来，藏 民族 的饮食单一，主食仅糌粑、牛羊肉，蔬菜吃得很少。解放后，特别是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好转，西藏的农牧民饮食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逐渐向丰富、营养型发展，而且由于与城市联系增多，受城市和周围厂矿“城里人”的影响，其饮食方式也逐渐复杂、多样化，据西藏自治区统计局统计，1991年西藏农牧民人均主食消费支出106．28元，副食支出106．59元；到1996年时，人均主食支出为105．81元，副食支出191．18元；可见副食支出明显超过了主食支出。1985年到1996年间，牛羊肉等藏族传统食物消费量在下降，动物性食物及水果、蔬菜的消费在增加（详见表二）。

 

 

衣、食、住和日用品等方面的消费也逐步趋于增长，据1995年西藏100余户家庭的调查，西藏农牧民不再满足服装要保暖，而且追求服装色彩协调，式样新颖，对中高档穿着用品的需求量在逐步上升。农牧民不但穿传统的自制皮衣，也越来越喜欢穿化纤、呢绒、毛料的衣服，安多腰恰的牧民如今喜欢穿轻便汉装，被调查的45户农牧民中，每户均有8件汉装。拉萨城里穿汉装和西装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追求轻便、价高、式样新颖的衣服，穿着式样的更换比农牧区都快。尤其是 文化 、娱乐等非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在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明显具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据自治区农调队对堆龙德庆县农民家庭的抽样调查，1992年农民人均用品消费比1985年增长了147．8％；再根据西藏自治区1996年统计，1995年非生活用品的支出为110．51元，比1991年增加了81．7元，而且用品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文娱用品和书报杂志费用（见表三）越来越高；笔者在1995年调查的100户家庭调查问卷统计结果和1996年西藏自治区统计局的统计数据同样也表明，各种高档耐用消费品，如 电视 机、洗衣机、录音机、录像机、汽车、摩托车等现代化用品逐步进入西藏农牧民家庭（见表四）；唱卡拉ok、跳交谊舞、打台球、看电视、 电影 和录像等已成为越来越多的西藏青年人的时尚 娱乐和休闲方式，并逐渐由城镇 传播 到广大农牧区。

 

 

广大藏区农牧民消费水平提高和结构改变对藏区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一方面通过消费总量的增加扩大 市场 需求，刺激生产发展；另一方面，消费结构的改变对生产结构具有引导作用。西藏各地的非农牧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有赖于农民商品性和非实物性消费的增加，这是促进农牧民生活向发展型转换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全西藏的现实出发，当前在大力发展农牧区经济，增加农牧民收入，改善农牧民生活的同时，合理引导农牧民消费，努力增加生产性积累和 投资 ，发挥消费在启动市场和提高农牧民素质方面的积极作用。

西藏农牧民家庭从封闭逐渐走向开放

与自给自足的自然 经济 和分散孤立的社会 结构相适应，西藏传统农牧民的家庭观念强，大部分生产和生活行为都局限在家庭范围内，具有强烈的封闭性特点。现代 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西藏农牧民家庭从封闭走向开放。

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农牧民家庭的行为目标从内向型变为外向型。许多农牧民家庭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再根据家庭消费的需要来安排，而是主动适应市场需求。在生活方面也同样，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家庭内部满足的需要越来越少，由社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多。这种开放式的循环，有助于增强家庭的稳定性，扩大了家庭的社会功能。

其次，家庭的 人口 生产从数量扩大向质量提高转换。对传统农牧民来说，由于家庭的封闭性，生育的子女越多，劳动力就越多，在本社区的地位就越高，所以人们追求多子多福。随着经济的发展 ，现代社会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和行为，人口生育率不断下降已成为的共同趋势。虽然国家对西藏等藏区实行了照顾政策，允许一对夫妻生育3个孩子，但大多数年轻人只愿意生两个孩子，而且不在乎男孩还是女孩。根据笔者去年参加的“百户”调查表明，农牧民赞成计划生育的家庭比例比较高，分别占34％和26％，特别是年轻妇女不愿意多生孩子的比例较高。她们认为，孩子太多带起来麻烦，家庭负担重。所以农牧 民主 动要求采取节育措施。这种家庭生育子女的减少，使父母有能力在提高孩子的素质上下更大的功夫，同时他们自己也有可能提高科学 文化知识和工作技能。这种人口生产功能的转换，使他们子女的 教育 就不纯粹是家庭内部的事情，社会教育的作用越来越强，据拉萨市1991年的统计，全市共有各类学校536所（其中中师1所，中学8所，公办小学54所，民办小学443所，企事业子弟小学20所），在校生49598人，农牧区适龄和入学率64％。据笔者参加的“百户”调查，1994年家庭教育费支出额为11233元，占家庭总支出的1．78％，而且这些钱只为有子女上学的19户家庭的投资，按实际有教育投资的19户计算 ，户平均支出591．21元，即使按45户平均，也合每户249．62元。用此数字再与1993年户均支出56．55元相比，增长了341．41％，其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其他所有的家庭支出。再从西藏自治区1996年统计年鉴来看，全区农牧民教育及文化娱乐投资人均为30．95元。

第三，家庭关系中自由平等的因素增强。在传统家庭中，封建宗法观念和习惯对家庭成员的影响 和束缚很强，形成固定的等级体系，特别是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低下。在《草地藏族调查》中记载“绝嗣之家，其妻室有父归父，无父归其兄弟近亲”，或“无父则将其女人与另一半牲畜、库物给其兄弟近亲中一人”。若某人“从牦牛身下救人，被救者则以女儿偿之，无女则给妹，无妹则给银200两”。根据这些条款，妇女可以与牲畜并列，作为财产的一部分转赠他人。贵族妇女也同样可以被当作礼物馈赠。据笔者在西藏那曲安多县调查，非亲属家的妇女不准入帐篷；家里以外的妇女不准到帐篷后面挂经幡的地方去；不能从帐篷后面的柱子里侧穿过；妇女不许在太阳落山后大声叫喊；妇女不能在家里的帐篷里生孩子，产妇不能摸灶台，产后3天不能接待客人等等。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家庭的开放，妇女开始走向社会。一些年轻人不甘默默无闻终老一生，她们走出家庭投身社会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一些能干的妻子代表家庭参加社会活动并取得经济独立，为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创造了条件。

第四，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提高。由于家庭的稳定和封闭性降低，西藏农牧民对以家庭为基础的血缘和地缘组织的依赖性降低，与此同时，他们与市场的联系增多。在社会活动和市场活动中形成了大量的社会组织，如西藏堆龙德庆县乃琼乡的科学普及协会、安腰恰乡的扶贫协会、合作经济组织等等。这些组织对农牧民生产和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加，它促进了农牧民观念和行为的社会化。

农牧民社会行为从被动保守转向主动开拓

在传统的市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作用下，农牧民的社会行为具有被动性和保守性，特别是佛教传入藏土的千余年里，佛教 哲学 思想对藏族 伦理 观念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在藏族 传统文化 中得到充分体现。首先，“人生唯苦”、“四大皆空”、“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的说教，使生活中的人们缺乏进取心而安于现状；其次，“慈悲行善、忍辱无争”、“佛法无量，乐于施舍”等佛教思想的影响，使农牧民习惯于循规蹈矩，亦步亦稳，忍让退避，明哲保身；第三，慢节奏的行为习惯成为追求的目标，使生活缺乏生机和活力；第四，社会生活单一化，形成超稳态的传统社会系统。

西部牧业篇7

关键词　清代官牧场　官畜管理　发展　衰落　边塞

清朝封建社会，农业与畜牧业并重，二者皆被认为是国民经济的本业。在北国边塞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和传统习惯等因素，畜牧业成为其主要的经济成分。我国北部边疆具有极为丰富的畜牧业资源，不仅广大边民在这里广泛地从事着畜牧业活动，而且清政所和皇室也在此开办牧场，发展畜牧业。官方开办的牧场，有其独特的经营形式和管理方法，对清代经济、军事产生较大影响，颇具时代的适应性，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

官牧场的设置及其种类

晚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满洲贵族率领强大的八旗军闯进山海关，攻城略地，占领中原，建立了清朝封建政权。满族，原为游牧民族，通常生计，“唯马匹牛羊是赖”。并且，满族武装八旗军是一支以骑兵为主的部队，兵骁马骠，称雄一时。就整体而言，畜牧业曾是满洲贵族或新兴统治者的经济基础和军需的必要资源，至关重要。所以清廷对之十分重视，除了强调振兴民间畜牧业之外，还大办官牧场。

清代北部边疆官牧场，是清政府在传统畜牧业活动的基础上，集中牧养牲畜的场所，是其行政衙门和军事衙门从事畜牧业生产和管理的一种普通形式，同时也是一种较成熟、较高级的畜牧业管理机构和组织。清朝官牧场主要划分为太仆寺牧场、皇室牧场（上驷院牧场）、八旗牧场和绿营牧场4部分或4大类。由朝廷开办的太仆寺牧场和由内务府开办的上驷院牧场属于中央牧场；八旗牧场和绿营牧场属于地方开办的军牧场。顺治初年，朝廷在张家口外设置种马场，于陕西省设立苑马寺，为军队牧养或提供马匹，皆隶属于兵部。后来到康熙四年（1665年）裁去苑马寺，扩大种马场。5年后，种马场改属于太仆寺，并分设察哈尔左右两翼牧场。位于张家口外哈喇尼敦井的太仆寺左翼牧场，地土辽阔，方圆600里；位于齐齐尔罕河的右翼牧场，方圆400里。康熙时，这两翼牧场共牧养着160群骡马，约3.2万匹，骟马32群，每群59匹——305匹。清初在独石口外设立的直属于上驷院的御马场，地处上都、达里冈爱、商都、达布逊诺尔等处，水草丰茂，地界绵延千余里。最初，上驷院牧务分设3场，后来又增为5个场，分别为大凌河牧群马营、养息木哈达牧群马营、养息木边外苏鲁克牧牛羊群及黑牛群牧营、养息木边外牧群牛营1。上驷院所属牧场，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时，牧养着骡马197群，骟马46群，走马2群，驼22群2，每群马200匹——500匹，每群驼100峰——200峰。建于察哈尔的八旗牧场，也同样是方圆广阔，其占地范围，东至克什克腾旗界，西至归化城土默特旗，南至晋北大同府、朔平府边际，北到苏尼特及四子部界，周边达千里。顺治时分别在这里建有：正黄旗牧场、镶黄旗牧场、正白旗牧场、镶白旗牧场、正红旗牧场、镶红旗牧场、正兰旗牧场、镶兰旗牧场。据康熙四十九年统计，“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牧场各有牛95群，羊180群。牛以120头为一群，共3万余；羊以400只为一群，共216000只”3。到乾隆时，还在大青山后设立了绥远八旗牧场，颇有成效。相比之下，绿营牧场设置较晚，正式成立于乾隆元年（1736年）。起初是因西北用兵，军马缺少，调解艰难，故而吏部尚书刘于义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署理陕甘总督、办理军务时，奏请在西北设立牧场、蓄养军马，以裕边防。胤?帝批准了刘于义的要求，在4个军事重镇各设牧场1处4。两年后，便在甘州大草滩、凉州黄羊川、西宁摆羊戎、肃州花海子湃带湖建起了最早的绿营牧场。10年后，又于甘肃安西提督牧地建绿营牧场1个。乾隆二十五年、二十六年（1760年、1761年），又相继在新疆乌鲁木齐、巴里坤设立两个牧场。几年后，巴里坤牧场便分为东西两场。另外，清政府还在新疆的济木萨、古城、玛纳斯、塔尔巴哈台等处办起绿营兵马场。以上各类牧场，是清政府根据地理特点，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一种体现。

中央牧场（太仆寺牧场和上驷院牧场）和地方牧场（八旗牧场与绿茵牧场）只是因主办者不同而有差异，没有隶属关系。各类官牧场皆为清朝的军务、政务服务。所以，中央牧场曾向地方牧场解送马匹，以奠定其创立之基和支持其维持之需5。如乾隆时在新疆乌鲁木齐、伊犁设立绿营牧场，开始的一部分马匹、牛羊就是从察哈尔一带的太仆寺牧场解送来的。当然，最初较多的牧畜来源是通过“茶马互市”获取于“番地”的。那时官牧场的牲畜品种很多，就马匹而言，有朝鲜马、蒙古马、俄国哥萨克马和东北建州马、西北西宁马、宁夏马、洮州马、甘州马等。有些牲畜作为贡品被送入官牧场，包括中央牧场；有些牲畜是清政府通过“茶马互市”的形式，向官牧场提供的。史称：“归化城两旗蒙古岁贡马；喀尔喀哲卜尊丹巴胡图克图岁贡驼马；陕西岷州卫二十四寺番僧岁贡马。均由理藩院咨送（上驷院）各厩……至哈萨克贸易之马尤伙，每年无定额，于乌鲁木齐及伊犁广设牧群以为新疆驻守各兵之用”6。由此可知，进贡与贸易是马种的主要来源。

官牧场的管理形式与经济性质

清代官牧场是一种正规的国营畜牧业组织，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实体，但它同时又是一个行政部门，是当时官僚机构的一部分，充分表现出官办实业的特点。在这里，统治者不是以纯粹的经济手段去管理牧场，而是把牧养牲畜这种经营形式纳入衙门的事务中，封建主义的色彩相当浓厚。

从组织机构上讲，中央牧场和地方牧场都要接受两类机构的监督和控制，即服从其内外两方面的领导。各个官牧场上面都同时具有主管部门和主办部门两种单位。主管部门和主办部门又各自分为几个不同的等级，层层节制，共同对牧场产生作用。

太仆寺牧务的主管者或统辖部门分为5个层次：1．总管两翼牧场大臣（兼副都统衔），总领察哈尔两翼“马政”。2．太仆寺寺卿和少卿，掌管两翼牧场的建设与发展事项，从而采取赏罚措施。3．左右司员外郎及满、蒙主事，掌管驮载幔城、网城的驼队，以备巡察；并负责查验牧场牲畜的增减，定时烙印、登记。4．主薄，负责奏章之类的文件呈转等处理工作。5．笔帖式，搞文秘工作，主要负责满、蒙人员有关牧务的文语翻译。其主办部门分别为统辖两翼牧场总管和两翼牧场总管与副管、防御、翼领、骁骑校、护军校、协领、牧长与牧副8个层次。各级机构各自分管一处牧务，或协管场务，包括管理牧地、棚槽、草料以及使用兽医等工作。直接从事牧养活动者乃是牧丁，每群马设置牧丁8名——14名。

上驷院牧务的主管部门也分为5级机构：总管院事大臣（副都统衔）、院卿、左右司郎中及员外郎、主事、笔帖式与侍卫及司鞍等，所具权限和所掌管事务与上述太仆寺牧务的主管部门大体相似。其主办机构分为4个层次：牧场总管与副管、翼领、笔帖式、牧长与牧副，依次负责管理收地、牧群、马槽、帐篷、草料以及牧医、牧丁等。

八旗牧场的建制也与中央牧场基本相同，主管机关有副都统、佐领、领催等各部门；主办机关有牧场总管、侍卫、牧长等各单位各级负责者。直接收养场内牲畜者为八旗官兵。所不同的是：八旗牧务并不是一个整体，每个旗都有自己独立的牧场，皆有互不统属的完整的一套管理机构，从畜牧政策上讲，它们是可以并列存在、平行发展的。

边地绿营牧务的主管机关是：总督衙门、提督衙门和总镇衙门（总兵府），它们逐级负责督导牧养，考核放牧成绩，执行赏罚，查核经费与设备，制定牧场建设规划等事宜。其主办单位是游击府以下的各军事衙门，即依乾隆元年（1736年）所定制度，“每场牝牡马千二百匹，以游击一人为总统，每场分为五群，每群牝马二百匹，牡马四十匹，以千总、把总一人为牧长，外委千总、把总为牧副，兵十名为牧人”7。基本上是将军队官员编制转为牧场的领导结构，由军事衙门移为畜牧衙门，官场风气很浓。

在管理措施上，清政府对官牧场特别是边塞官牧场实行了责任制，订立了严明的奖惩办法，用以保证和促进国营畜牧业的发展。朝廷一再强调将严格的数目指标和严明的奖惩条例对应起来，用量化尺度来衡量其负责者的工作优劣，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以后，这一制度逐渐形成。按规定，张家口外察哈尔各牧群，包括朝廷牧群和八旗牧群，每隔3年，原额的牛、马、羊与新的孳生数要达到3：1。8驼群，每隔6年，原额数与孳生数之间不能小于5：2这个对应值。通常是“每三年一次考校，蕃息者有赏，虚耗者有罚”9。在具体执行程序上，既有阶段性，又有连接性。一般是先布置，后检查；先检查，后评定；先评定，后处理。颇有章法，条理分明，环环相扣。如太仆牧务的督查和考核：每年春天派本寺堂官（满人）1名，出口外察哈尔牧地，“将马驹验骟，秋季往口外分拨骟过三岁之驹入群，三年均齐一次，届期列名，奏请钦点，前往员外郎岁春季往口外稽察孳生、倒毙各数并训练马驹，逐一烙印。秋季往口外验视肥瘠并训练马驹，有未烙印及烙印模糊者补烙印。牝马群计三年之内每三马应孳生一驹，于孳生额数外，多至一百六十匹者为上等，八十匹以上者次之，八十匹以下者又次之。其于孳生数额内少至一百匹或五十匹以上及五十匹以下者亦分三等，牧长、牧副、（牧）丁以是各定其赏罚。牡马群以在场见牧之数区为十分，视其训练及毙损之多寡以定其赏罚，至该管协领以上各官，统计所管马群，得赏受罚之等次，核计有差”10。上驷院牧务和八旗牧务的督理措施也与此大同小异，其中，上都、达布逊诺尔牧场和大凌河牧场马群，每3年奏派堂官巡察1次，驼群，每6年巡查1次。马群每百匹倒毙之数不超过8匹者赏，9匹至12匹者免议，13匹以上者罚。各总管、副管、翼领、牧长、牧副皆照例领受赏罚。所赏之物为马匹，所罚之物也是马匹。对直接放牧的牧丁，凡已超额完成任务指标者，即于额外多出1牛犊、两羊羔者，每人各奖赏毛青布1匹。完不成规定任务者，要接受鞭挞的处罚。从上到下，从官到民，采取和执行了贯穿性或一致性的督饬办法，讲求人人有岗，人人有责。

绿营牧场的督饬和管理制度更为严格，不仅对有关官员、兵卒进行经济上的赏罚，而且还对之进行行政上的鼓励与制裁。按乾隆元年（1736年）原定之条例，每3年举行1次全面而统一的考评活动，称为“均齐”。届时由总督派官员逐场巡察检查，划分等级，题明原委，并详造各牧场官兵花名册，报明兵部备案。照规定，边地牧马（包括内地绿营牧场马），也同样要求在3年内，每3匹马须孳生1匹。在此定额之外，多增加1匹以上80匹以下的给3等奖；牧长加官1级，牧副纪录2次，每兵赏银1两。多孳生80匹——160匹者为2等奖，牧长加官2级，牧副加官1级，每官各赏银2两。多孳生160匹以上者为1等奖，牧长、牧副皆按所加级别补授实职，每名牧兵赏银3两。11若不足定额，少孳生20匹以下者，罚牧长5匹马，责打牧副40杖。少孳生21匹——40匹者，罚牧长马7匹，杖责牧副50。少孳生41匹——80匹者，罚牧长马9匹，杖责牧副60。12“如于原牧数内缺少的，千总、把总（牧长）革职，罚马十八匹，外委（牧副）革去顶戴，仍各责八十，兵责八十。所罚的马归入马群核算。其提、镇、游击统计五群以为赏罚：五群得赏的游击加二级，提、镇加一级。四群得赏，一群得罚的游击加一级，提、镇纪录二次。三群得赏，二群得罚的游击、提、镇无庸议赏议罚。三群得罚，二群得赏的游击降一级留任，提、镇罚俸六月。四群得罚，一群得赏的游击，降一级调用，提、镇罚俸一年。五群全罚的游击革职，提、镇降一级调用。……若在原牧数内缺少的，除将千总、把总罚出马数补入外，余著落游击、提、镇各半分赔”13。显然，绿营牧务的负责面儿较大、赏罚范围极广，既考核主办单位游击府、千总把总衙门；又考核主管单位——提督府、总兵（总镇）府；既查问直接责任，又追究间接责任和连带责任，它是岗位责任制和管理责任制的结合。那时就是通过如此上下一贯制的奖惩手段来实施和执行上面颇具实用性的双管齐下的责任制的。这样，可使主办部门和主管部门之间产生一致的利害关系，促进二者共同努力，抓好牧务，从而加强对官牧场的督导和控制，有效地调动官兵的积极性。不过，这是一种封建主义的管理体制，是一个官督官办或官督军办的经营形式，有相当的专制性。它与中央牧场一样，是与民间畜牧业相互冲突的，因为最好的水草、牧地为其所扩占，对民间畜牧业有所妨碍。

清代北部边疆官牧场是供官衙和军队使用马、牛、驼、羊等牲畜，采取牧养与拨用相结合的方式，是一种自给性经济。牧场物品或产品，基本上不进行交换，没有走进市场经济的圈子。北部边地官牧场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经济组织，它具有某种政治属性，是一个指令性的专业服务实体。

边地官牧场除了经营上的承包性质之外，还含有某些差徭性质的封建主义经济因素。各牧场的牧丁要像一般封建户政下的编民一样，承担提供朝廷所需贡物的义务。每年定例将一些畜产品解送到朝廷，交给内务府御膳房，供皇帝和各宫室食用。如在张家口外为镶黄、正黄、正白3旗牧放牛群、羊群的1620名牧丁，每年必须向皇族进贡乳酥油1.0122万斤，乳油4927斤，大小乳饼1158斤。14这是一种以实物形式出现的由牧丁承受的徭役负担，是封建统治者以强力驱使牧丁或役使百姓之变相的反映。

各类官牧业经济的发展与衰落

清政府根据塞外的自然条件和牧区形势环境，封疆划界，确定边地官牧业的范围，严格规定各类牧场的畛域，不得逾越，违者重罚。这一方面对维持畜牧业生产、稳定畜牧业秩序有好处，另一方面，可在较大程度上使官牧场原先占有优越的牧养地理条件不被破坏和侵夺，保障官牧业的正常进行。同时，为适应官牧业生产的需要——尽快繁殖或孳生牲畜，官府（牧衙）按照朝廷之旨，尽量遵守动物生理规律，指令统一配备各牧群的公畜和母畜的数目比例，不论中央牧场还是地方牧场，都按公母1：5的比例执行，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和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对此有详述。这是一项颇具科学性的规定，对今天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牧群广增母畜是当时公认的原则性措施，就连朝廷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如乾隆三年（1738年），商都、达布逊诺尔牧场要求添增公驼、公马数，中央不甚赞同，并指出：“牧厂添设马匹，原为滋生蕃庶起见，若添骟马八千匹，于牧事无益，应减去二千匹，改添骡马（母马）二千匹，促八千匹之数，此外更添骟驼五百只，庶于牧事有济”15。清廷的这一训示，进一步强化了后来官牧场广增母畜、重视繁殖、扩大牧业的思想。由于贯彻执行了以上的牧场经办方针，并全面实施了严格的奖惩制度，因而边疆官牧场具备了走向兴盛的必要条件。再加上众多牧官、牧丁、牧兵之间的有机配合和积极努力，逐渐促使塞外官牧业发展壮大起来。起初，在顺治时，中央牧场和地方牧场只有数十处，牧养官马几万匹。到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时，仅塞外蒙古地方的官牧场就多达230多处，牲畜数量增加数倍。玄烨帝说：“牧厂唯口外为最善，今口外马厂孳生已及十万，牛有六万，羊至二十万……前巡行塞外时，见牲畜弥漫山谷间，历行八日，犹络绎不绝”16。到乾隆五十年（1785年），官马增长为40多万匹，鼎盛一时。在蒙古及东北官牧业中，察哈尔牧场的发展较为典型，该处官畜，“康熙初年，有骒马40群，骟马8群，由于风调雨顺，经营得法，至乾隆五年（1740年），骒马增至160群，骟马30群。厂马以4万匹为率，至乾隆五年（1740年）足额外溢7000余匹，15年间蕃孳将近两成”17，官畜数量呈直线上升之势。尤其是商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冈爱两牧场，成绩更为突出，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有马驼12.8万，牛3万多，羊约35万。18在西部的凉州、甘州、西宁、伊犁、乌鲁木齐、古城、济木萨、玛纳斯等绿营牧场中，新疆巴里坤牧场的发展较为引人瞩目。该牧场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设置，成立较晚，但成效甚佳。马匹孳生繁衍很快，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时，场马增至5280多匹，因水草不敷，便分成东、西两场牧放，几年后，新生马多达8400余匹，水草仍不敷使用，又于乾隆四十年（1755年）分为3场牧放。到嘉庆十年（1805年），巴里坤牧场养马增加到31359匹（不包括拨往军营之数）19。不久，连新疆古城、济木萨两牧场也出现了“因马多场窄，急于疏通”的状况，该处的“二万三千余匹之马，俱属膘壮”20，人称：马之天、牛之地、羊之海。?望远近，一派生机。

官牧业得以兴盛和发展，一方面是占据了良好的自然环境、自然条件之故，即我国北部边疆，山河优美，空气干燥，水草丰茂，地宜放牧，有利于官牧场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是人的因素，是官方积极从事畜牧业活动的成功，并逐步掌握主动之故。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关于经营畜牧业的政策、制度及其督饬管理方面的适当。恩格斯曾经说：“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只不过是本国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21。康、雍、乾时期的清朝统治者，就是上述各类政府中以较好方式去搞经济特别是搞畜牧经济的一种政府。由于清朝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畜牧业特别是边塞官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采取了适应性的对策，从而走出了一条较为理想的道路，创造出一个繁荣的局面。其中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经营形式与结构的确定。我们知道，宋、明时期的官牧业是间接经营，是把官畜以徭役的形式寄养于民间22，民养官畜，实际上是一种官督民办制，人工分散，管理分散，又不能合理利用资源，且实行各家各户的个体负责制，御灾之力小，伤民程度大，发展机会少。而清政府一反旧态，牧牛、马、驼以苑、以场，颇近汉唐古义，可以充分开发利用边塞的水草资源，集中牧养、集中管理，实行官衙和部门的总体负责制，或称专职长官与专职兵民的共同负责制。这样，便于指挥调度，即管理集中、得力、灵活，御灾力大，建设力强，发展的可能性大、机会广。故康熙帝言称：“历观宋、明之时，议马政皆无上策”，“唯我朝牧养得法”23，所言不无道理。

同时，清代官牧场的建置是以北方边地为主，并将之作为一项边政战略内容来推行，尤其是西北绿营牧场的建立，其目的十分明确，旨在为军事服务，加强边防建设。如雍正十二年（1734年）西北用兵时，署理陕甘总督兼办军务的吏部尚书刘于义向皇帝奏称：陕甘为边疆军事要地，所需战马甚多，往日多由归化城及其他内地解送，长途供应，既糜费“钱粮”，又贻误时日，流弊颇多，宜就地设立牧场，以裕国防。24朝廷批准了他的奏章。不久出现的凉州、西宁、肃州3镇牧场，就是在他的请求下建立的25。后来，安西、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处的牧场也同样是以边防的需要、以相同的理由而设，并责成各该地驻守汉军进行掌管，成为边境绿营兵活动的一项必要内容。我们知道，建立边地牧场有同边屯一样的重要意义，它是强化边疆经济、缩短军需供给线、增加戍防之物质力量的重要措施，它对乾隆时期的西北军事活动曾予以有力的支援，对其官军的屡次胜利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康熙以后，内地的土地利用率大大提高，人多田少，农耕空间严重不足，牧区的存在和发展十分困难。建立和扩展边地马政，不断开辟北部边疆牧地是大势所趋，是适时之举。它充分利用了人地比例相对较大的边塞地方的田土资源，较成功地建立和维持了官牧基地，成了当时军马尤其是边马供应的重要保证。另外，辽东、甘肃、内蒙、新疆等处的官牧或军牧，实为一种经济有效的生产形式，对当地的农业特别是军屯、民屯都有好处，既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其地的农田肥料供应问题，又可以相应地解决耕育缺乏的困难，保障兵饷供应，并可顺势提高这些地带的交通运输力量，起到一种强边、固边、安边的综合性作用。而边塞物质力量的增强、经济环境的改善，又从另一个方面支持了国防，辅助了边政。

遗憾的是，官牧场的兴盛局面并没有长久地维持下去，到乾隆以后就逐渐地走向衰落了。虽然清政府在官牧业方面实施过较为适宜的政策和制度，但在总体观念上，目光还不够远大，它将官牧业与国防活动或军事行为当作一个整体，把双方的关系看得过分紧密，很少将官牧业当作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来对待。所以，随着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叛乱，边塞大规模的军事活动结束，蒙古地区的官畜顿减，“原先用作储养军驼、军马和食用牲畜的牧厂，多已闲置。于是从18世纪中期以后，清朝政府在大申禁垦令的同时，这些官牧厂的土地，都屡经乾隆帝敕许，公开进行招民开垦”26。这显然是官牧业在缺乏独立位置的形势下，受到了农业经济的冲击。据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统计，仅太仆寺的右翼牧场就被开垦230余万亩。27同时，独石口外的御马场、张家口外的礼部牧场、归化厅土默特境内和和林格尔厅的右卫八旗军马场等皆曾或多或少地先后被开垦。大青山后，绥远城八旗驻防军马场等牧地，在乾隆中期，因“裁汰兵丁，牧放马少，地亩空闲……待民开垦”28，垦数动辄数万、数十万亩，致牲畜牧放基地日益缩小，官牧业的规模也随之日益变小。尽管清政府倡导农牧并重，但实践证明，后来在二者的相互关系上还是缺乏合理的协调。

其次，吏治的腐败也影响和妨碍了官牧业的发展，在绿营牧场尤其是如此。据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兵部·马政》，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通过皇帝上谕的形式，规定以后随着官牧群的增多，逐次新辟牧场。可是到乾隆后期特别是嘉庆年间，军队中滋长了，并且侵蚀到绿营牧场，使得有关官员不能认真遵守马多分场的定例，导致场地狭窄、水草不敷，不时发生疲瘦伤残之事。史称：“总督则遇事因循，不思振作，提、镇则因分场愈多，责成愈重，而不欲增辟新场，他们每到了马多场窄的时候，都不遵守旧例分场另牧，仅仅把过剩的场马挑变，以维持现状。……但结果只能维持原状的形式，对原状的实质却维持不了”29。同时，随着牧场制度的松弛，许多牧场官员，大肆贪污，吞没马乾，使得马匹越来越少，到晚清，此弊更为严重了30。不仅仅是绿营牧场，就是太仆寺牧场和八旗牧场也有不少官员空报籍册、吞没马乾的事例。所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官牧业的衰落。

另外，到了晚清，西方的军事装备、军事技术及其有关的新式交通运输器具的输入，使清政府对官牧场尤其是军马场的重视程度逐渐减弱。在咸丰以后，官牧场的奖惩等考核制度、章程也不严格遵守和执行了，场务的好坏皆显得无关紧要了31，官牧场也就因之愈发不景气了。加之，同治初期陕、甘回民起义，边地绿营牧场被扫荡殆尽，久衰不振。

边塞官牧业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清前中期，国家在北部边塞开办的官牧业是成功的，其经营办法与管理措施是较为适宜的，曾取得良好的效果，对后世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太仆寺牧场、上驷院牧场、绿营牧场等，是一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时代特征的经济类型，在我国畜牧经济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清代社会经济范畴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官衙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一种典型行为或集中体现。它的产生和发展，是对旧的官牧业和对宋、明间接经营制的批判和否定，对以后的官牧业起到一种启迪作用。

上述北部边地官牧场，曾有力地支持了清政府的政治、军事等项活动，积极有效地为其服务。不管是中央牧场还是地方牧场，“自它们建立后，便使清政府的军队和皇室宫廷用马，有了较为可靠的保证，不必单纯依赖茶叶交换马匹了”32。各种类型的官牧场，定时或不定时地向屯垦区提供耕畜、驮畜；向各省区和各边地驿站解送马匹，维持通信活动；向各贵族、各官员供应舆仗等项所用马匹；向朝廷和各级官衙提供运资转饷的驼、马、骡。而更为重要的是，官牧场特别是边塞官牧场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武装配备或军队建设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它完全是官兵的一种后勤部门或军需供应基地，因为牧场包括中央牧场的中心任务是向清军输送马匹。“顺治三年（1646年）定各省营马缺额，开数报兵部，在各（牧）群拨给。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定直隶各标营缺马，在商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冈爱三牧场拨给。五十一年（1786年）定巴里坤牧场内骟马除拨补巴里坤镇属各营及哈密厅差马，与屯田台站留用外，多余马匹尽数拨送内地各营，以备补额。嘉庆十六年（1811年）定以甘州等各牧场骟马拨给附近各营缺额。此为以牧场孳生马匹拨给的制度”33。上述国家的规定，清楚地反映出我国清代北部边疆官牧场的主要职能是经营战马，主要贡献是为国防服务。这些官牧场放养的马种，大多来自长城西北口外，甚为优良，善于驰骋，称作“口马”，是当时最为理想的战马资源。由塞北官牧群大量输往八旗兵和绿营兵的口马，曾在多次的官兵征战中，冲锋陷阵，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太仆寺牧场、上驷院牧场、八旗牧场等北部边塞官牧场，位处我国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地带，即处于所谓“依天地自然之力，养天地自然之物”的传统牧区。这里既有各种官牧场，又有众多的蒙古、满贵族私牧场和民间小牧场，呈现出一个多种畜牧业经济成分共存并举的形势。鉴此状况，清政府曾在康、雍、乾时期，十分认真而慎重地开办和经营西北、华北与东北各地的官牧业，特别注意其官牧场的形象问题，更注意与民间牧业及牧民的关系问题或联络事宜，其中对蒙古牧务表现得尤为明显。如乾隆四年（1739年）朝廷宣称：原“养息孳生牧场各牧群牧长、牧丁均系蒙古人，而现在补授系满洲宫，概不晓蒙古语言，不识蒙古性情，不悉游牧利弊。嗣后设四品总管一人，五品副管二人，令京中八旗都统，于各旗蒙古应升官员内，五品旗员并世爵拟补四品总管，六品旗员拟补五品副管，拣选勤慎老谙于牧事者，每旗一人，咨送兵部引见，恭候钦定”34，可谓全盘考虑，统筹兼顾。

事实上，清政府也真是基本上较好地协调了官府与民间、官牧业与私牧业的关系，并使边塞各类官牧场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促进了私牧业的发展。那时清政府在北部边疆官牧场布置了适量的兵卒，既保护了官牧业，也保护了私牧业，创造了在安定的环境下稳步发展的机会。同时，官牧场的一些较好的管理办法也被私牧场所吸取或参用，如一些为数不多的雇佣劳动制内容——按放牧数量多少挣工钱之办法的施行，就与官牧场相似，很有可能是对官牧场作法的承袭或仿效。还有，清代后期蒙古锡盟东乌珠穆沁旗等处的“苏鲁克制度”——具有租佃性质的畜群承包放牧办法（死亡的畜肉归牧户，皮归畜主或皮与肉全归牧户；畜群所产仔畜，百分之一归牧户，其余归畜主），在很大程度上是参考了官牧场将老弱病残牲畜赏给牧丁之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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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毓瑚：《中国畜牧史资料》（科学出版社，1958年4月版），页100。

2.马汝珩、马大正；《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167。

3.马汝珩、马大正：《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168。

4.（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119。

5.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页397。

6.（乾隆）《钦定八旗通志》，卷41，马政。

7.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页398。

8.（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210，内务府，畜牧。

9.金志节：《口北三厅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卷6，考牧志。

10.（乾隆）《钦定八旗通志》，卷41，马政。

11.（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524。

12.同上。

13.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页400。

14.（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210，内务府。

15.《清高宗实录》，卷66，乾隆三年四月癸巳条。

16.金志节：《口北三厅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卷6。

17.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168。

18.《清高宗实录》，卷624，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条。

19.（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524，兵部，马政，牧马。

20.同上。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页495。

22.陈建：《皇明通纪》，卷15。

23.金志节：《口北三厅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卷6。

24.刘于义：《清设马厂以裕边防疏》，见《皇清奏议》，卷33。

25.（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119。

26.卢明辉主编：《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9月版），页108。

27.王庆云：《石渠余纪》，卷4，纪牧场。

28.（光绪）《晋政辑要》，卷10。

29.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页408。

30.《清史列传》，卷49，翁同书传。

31.同上。

32.林永匡等：《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8月版），页77。

33.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页406。

西部牧业篇8

关键词清代官牧场官畜管理发展衰落边塞

清朝封建社会，农业与畜牧业并重，二者皆被认为是国民经济的本业。在北国边塞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和传统习惯等因素，畜牧业成为其主要的经济成分。我国北部边疆具有极为丰富的畜牧业资源，不仅广大边民在这里广泛地从事着畜牧业活动，而且清政所和皇室也在此开办牧场，发展畜牧业。官方开办的牧场，有其独特的经营形式和管理方法，对清代经济、军事产生较大影响，颇具时代的适应性，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

官牧场的设置及其种类

晚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满洲贵族率领强大的八旗军闯进山海关，攻城略地，占领中原，建立了清朝封建政权。满族，原为游牧民族，通常生计，“唯马匹牛羊是赖”。并且，满族武装八旗军是一支以骑兵为主的部队，兵骁马骠，称雄一时。就整体而言，畜牧业曾是满洲贵族或新兴统治者的经济基础和军需的必要资源，至关重要。所以清廷对之十分重视，除了强调振兴民间畜牧业之外，还大办官牧场。

清代北部边疆官牧场，是清政府在传统畜牧业活动的基础上，集中牧养牲畜的场所，是其行政衙门和军事衙门从事畜牧业生产和管理的一种普通形式，同时也是一种较成熟、较高级的畜牧业管理机构和组织。清朝官牧场主要划分为太仆寺牧场、皇室牧场（上驷院牧场）、八旗牧场和绿营牧场4部分或4大类。由朝廷开办的太仆寺牧场和由内务府开办的上驷院牧场属于中央牧场；八旗牧场和绿营牧场属于地方开办的军牧场。顺治初年，朝廷在张家口外设置种马场，于陕西省设立苑马寺，为军队牧养或提供马匹，皆隶属于兵部。后来到康熙四年（1665年）裁去苑马寺，扩大种马场。5年后，种马场改属于太仆寺，并分设察哈尔左右两翼牧场。位于张家口外哈喇尼敦井的太仆寺左翼牧场，地土辽阔，方圆600里；位于齐齐尔罕河的右翼牧场，方圆400里。康熙时，这两翼牧场共牧养着160群骡马，约3.2万匹，骟马32群，每群59匹——305匹。清初在独石口外设立的直属于上驷院的御马场，地处上都、达里冈爱、商都、达布逊诺尔等处，水草丰茂，地界绵延千余里。最初，上驷院牧务分设3场，后来又增为5个场，分别为大凌河牧群马营、养息木哈达牧群马营、养息木边外苏鲁克牧牛羊群及黑牛群牧营、养息木边外牧群牛营1。上驷院所属牧场，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时，牧养着骡马197群，骟马46群，走马2群，驼22群2，每群马200匹——500匹，每群驼100峰——200峰。建于察哈尔的八旗牧场，也同样是方圆广阔，其占地范围，东至克什克腾旗界，西至归化城土默特旗，南至晋北大同府、朔平府边际，北到苏尼特及四子部界，周边达千里。顺治时分别在这里建有：正黄旗牧场、镶黄旗牧场、正白旗牧场、镶白旗牧场、正红旗牧场、镶红旗牧场、正兰旗牧场、镶兰旗牧场。据康熙四十九年统计，“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牧场各有牛95群，羊180群。牛以120头为一群，共3万余；羊以400只为一群，共216000只”3。到乾隆时，还在大青山后设立了绥远八旗牧场，颇有成效。相比之下，绿营牧场设置较晚，正式成立于乾隆元年（1736年）。起初是因西北用兵，军马缺少，调解艰难，故而吏部尚书刘于义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署理陕甘总督、办理军务时，奏请在西北设立牧场、蓄养军马，以裕边防。胤禛帝批准了刘于义的要求，在4个军事重镇各设牧场1处4。两年后，便在甘州大草滩、凉州黄羊川、西宁摆羊戎、肃州花海子湃带湖建起了最早的绿营牧场。10年后，又于甘肃安西提督牧地建绿营牧场1个。乾隆二十五年、二十六年（1760年、1761年），又相继在新疆乌鲁木齐、巴里坤设立两个牧场。几年后，巴里坤牧场便分为东西两场。另外，清政府还在新疆的济木萨、古城、玛纳斯、塔尔巴哈台等处办起绿营兵马场。以上各类牧场，是清政府根据地理特点，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一种体现。

中央牧场（太仆寺牧场和上驷院牧场）和地方牧场（八旗牧场与绿茵牧场）只是因主办者不同而有差异，没有隶属关系。各类官牧场皆为清朝的军务、政务服务。所以，中央牧场曾向地方牧场解送马匹，以奠定其创立之基和支持其维持之需5。如乾隆时在新疆乌鲁木齐、伊犁设立绿营牧场，开始的一部分马匹、牛羊就是从察哈尔一带的太仆寺牧场解送来的。当然，最初较多的牧畜来源是通过“茶马互市”获取于“番地”的。那时官牧场的牲畜品种很多，就马匹而言，有朝鲜马、蒙古马、俄国哥萨克马和东北建州马、西北西宁马、宁夏马、洮州马、甘州马等。有些牲畜作为贡品被送入官牧场，包括中央牧场；有些牲畜是清政府通过“茶马互市”的形式，向官牧场提供的。史称：“归化城两旗蒙古岁贡马；喀尔喀哲卜尊丹巴胡图克图岁贡驼马；陕西岷州卫二十四寺番僧岁贡马。均由理藩院咨送（上驷院）各厩……至哈萨克贸易之马尤伙，每年无定额，于乌鲁木齐及伊犁广设牧群以为新疆驻守各兵之用”6。由此可知，进贡与贸易是马种的主要来源。

官牧场的管理形式与经济性质

清代官牧场是一种正规的国营畜牧业组织，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实体，但它同时又是一个行政部门，是当时官僚机构的一部分，充分表现出官办实业的特点。在这里，统治者不是以纯粹的经济手段去管理牧场，而是把牧养牲畜这种经营形式纳入衙门的事务中，封建主义的色彩相当浓厚。

从组织机构上讲，中央牧场和地方牧场都要接受两类机构的监督和控制，即服从其内外两方面的领导。各个官牧场上面都同时具有主管部门和主办部门两种单位。主管部门和主办部门又各自分为几个不同的等级，层层节制，共同对牧场产生作用。

太仆寺牧务的主管者或统辖部门分为5个层次：1．总管两翼牧场大臣（兼副都统衔），总领察哈尔两翼“马政”。2．太仆寺寺卿和少卿，掌管两翼牧场的建设与发展事项，从而采取赏罚措施。3．左右司员外郎及满、蒙主事，掌管驮载幔城、网城的驼队，以备巡察；并负责查验牧场牲畜的增减，定时烙印、登记。4．主薄，负责奏章之类的文件呈转等处理工作。5．笔帖式，搞文秘工作，主要负责满、蒙人员有关牧务的文语翻译。其主办部门分别为统辖两翼牧场总管和两翼牧场总管与副管、防御、翼领、骁骑校、护军校、协领、牧长与牧副8个层次。各级机构各自分管一处牧务，或协管场务，包括管理牧地、棚槽、草料以及使用兽医等工作。直接从事牧养活动者乃是牧丁，每群马设置牧丁8名——14名。

上驷院牧务的主管部门也分为5级机构：总管院事大臣（副都统衔）、院卿、左右司郎中及员外郎、主事、笔帖式与侍卫及司鞍等，所具权限和所掌管事务与上述太仆寺牧务的主管部门大体相似。其主办机构分为4个层次：牧场总管与副管、翼领、笔帖式、牧长与牧副，依次负责管理收地、牧群、马槽、帐篷、草料以及牧医、牧丁等。

八旗牧场的建制也与中央牧场基本相同，主管机关有副都统、佐领、领催等各部门；主办机关有牧场总管、侍卫、牧长等各单位各级负责者。直接收养场内牲畜者为八旗官兵。所不同的是：八旗牧务并不是一个整体，每个旗都有自己独立的牧场，皆有互不统属的完整的一套管理机构，从畜牧政策上讲，它们是可以并列存在、平行发展的。

边地绿营牧务的主管机关是：总督衙门、提督衙门和总镇衙门（总兵府），它们逐级负责督导牧养，考核放牧成绩，执行赏罚，查核经费与设备，制定牧场建设规划等事宜。其主办单位是游击府以下的各军事衙门，即依乾隆元年（1736年）所定制度，“每场牝牡马千二百匹，以游击一人为总统，每场分为五群，每群牝马二百匹，牡马四十匹，以千总、把总一人为牧长，外委千总、把总为牧副，兵十名为牧人”7。基本上是将军队官员编制转为牧场的领导结构，由军事衙门移为畜牧衙门，官场风气很浓。

在管理措施上，清政府对官牧场特别是边塞官牧场实行了责任制，订立了严明的奖惩办法，用以保证和促进国营畜牧业的发展。朝廷一再强调将严格的数目指标和严明的奖惩条例对应起来，用量化尺度来衡量其负责者的工作优劣，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以后，这一制度逐渐形成。按规定，张家口外察哈尔各牧群，包括朝廷牧群和八旗牧群，每隔3年，原额的牛、马、羊与新的孳生数要达到3：1。8驼群，每隔6年，原额数与孳生数之间不能小于5：2这个对应值。通常是“每三年一次考校，蕃息者有赏，虚耗者有罚”9。在具体执行程序上，既有阶段性，又有连接性。一般是先布置，后检查；先检查，后评定；先评定，后处理。颇有章法，条理分明，环环相扣。如太仆牧务的督查和考核：每年春天派本寺堂官（满人）1名，出口外察哈尔牧地，“将马驹验骟，秋季往口外分拨骟过三岁之驹入群，三年均齐一次，届期列名，奏请钦点，前往员外郎岁春季往口外稽察孳生、倒毙各数并训练马驹，逐一烙印。秋季往口外验视肥瘠并训练马驹，有未烙印及烙印模糊者补烙印。牝马群计三年之内每三马应孳生一驹，于孳生额数外，多至一百六十匹者为上等，八十匹以上者次之，八十匹以下者又次之。其于孳生数额内少至一百匹或五十匹以上及五十匹以下者亦分三等，牧长、牧副、（牧）丁以是各定其赏罚。牡马群以在场见牧之数区为十分，视其训练及毙损之多寡以定其赏罚，至该管协领以上各官，统计所管马群，得赏受罚之等次，核计有差”10。上驷院牧务和八旗牧务的督理措施也与此大同小异，其中，上都、达布逊诺尔牧场和大凌河牧场马群，每3年奏派堂官巡察1次，驼群，每6年巡查1次。马群每百匹倒毙之数不超过8匹者赏，9匹至12匹者免议，13匹以上者罚。各总管、副管、翼领、牧长、牧副皆照例领受赏罚。所赏之物为马匹，所罚之物也是马匹。对直接放牧的牧丁，凡已超额完成任务指标者，即于额外多出1牛犊、两羊羔者，每人各奖赏毛青布1匹。完不成规定任务者，要接受鞭挞的处罚。从上到下，从官到民，采取和执行了贯穿性或一致性的督饬办法，讲求人人有岗，人人有责。

绿营牧场的督饬和管理制度更为严格，不仅对有关官员、兵卒进行经济上的赏罚，而且还对之进行行政上的鼓励与制裁。按乾隆元年（1736年）原定之条例，每3年举行1次全面而统一的考评活动，称为“均齐”。届时由总督派官员逐场巡察检查，划分等级，题明原委，并详造各牧场官兵花名册，报明兵部备案。照规定，边地牧马（包括内地绿营牧场马），也同样要求在3年内，每3匹马须孳生1匹。在此定额之外，多增加1匹以上80匹以下的给3等奖；牧长加官1级，牧副纪录2次，每兵赏银1两。多孳生80匹——160匹者为2等奖，牧长加官2级，牧副加官1级，每官各赏银2两。多孳生160匹以上者为1等奖，牧长、牧副皆按所加级别补授实职，每名牧兵赏银3两。11若不足定额，少孳生20匹以下者，罚牧长5匹马，责打牧副40杖。少孳生21匹——40匹者，罚牧长马7匹，杖责牧副50。少孳生41匹——80匹者，罚牧长马9匹，杖责牧副60。12“如于原牧数内缺少的，千总、把总（牧长）革职，罚马十八匹，外委（牧副）革去顶戴，仍各责八十，兵责八十。所罚的马归入马群核算。其提、镇、游击统计五群以为赏罚：五群得赏的游击加二级，提、镇加一级。四群得赏，一群得罚的游击加一级，提、镇纪录二次。三群得赏，二群得罚的游击、提、镇无庸议赏议罚。三群得罚，二群得赏的游击降一级留任，提、镇罚俸六月。四群得罚，一群得赏的游击，降一级调用，提、镇罚俸一年。五群全罚的游击革职，提、镇降一级调用。……若在原牧数内缺少的，除将千总、把总罚出马数补入外，余著落游击、提、镇各半分赔”13。显然，绿营牧务的负责面儿较大、赏罚范围极广，既考核主办单位游击府、千总把总衙门；又考核主管单位——提督府、总兵（总镇）府；既查问直接责任，又追究间接责任和连带责任，它是岗位责任制和管理责任制的结合。那时就是通过如此上下一贯制的奖惩手段来实施和执行上面颇具实用性的双管齐下的责任制的。这样，可使主办部门和主管部门之间产生一致的利害关系，促进二者共同努力，抓好牧务，从而加强对官牧场的督导和控制，有效地调动官兵的积极性。不过，这是一种封建主义的管理体制，是一个官督官办或官督军办的经营形式，有相当的专制性。它与中央牧场一样，是与民间畜牧业相互冲突的，因为最好的水草、牧地为其所扩占，对民间畜牧业有所妨碍。

清代北部边疆官牧场是供官衙和军队使用马、牛、驼、羊等牲畜，采取牧养与拨用相结合的方式，是一种自给性经济。牧场物品或产品，基本上不进行交换，没有走进市场经济的圈子。北部边地官牧场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经济组织，它具有某种政治属性，是一个指令性的专业服务实体。

边地官牧场除了经营上的承包性质之外，还含有某些差徭性质的封建主义经济因素。各牧场的牧丁要像一般封建户政下的编民一样，承担提供朝廷所需贡物的义务。每年定例将一些畜产品解送到朝廷，交给内务府御膳房，供皇帝和各宫室食用。如在张家口外为镶黄、正黄、正白3旗牧放牛群、羊群的1620名牧丁，每年必须向皇族进贡乳酥油1.0122万斤，乳油4927斤，大小乳饼1158斤。14这是一种以实物形式出现的由牧丁承受的徭役负担，是封建统治者以强力驱使牧丁或役使百姓之变相的反映。

各类官牧业经济的发展与衰落

清政府根据塞外的自然条件和牧区形势环境，封疆划界，确定边地官牧业的范围，严格规定各类牧场的畛域，不得逾越，违者重罚。这一方面对维持畜牧业生产、稳定畜牧业秩序有好处，另一方面，可在较大程度上使官牧场原先占有优越的牧养地理条件不被破坏和侵夺，保障官牧业的正常进行。同时，为适应官牧业生产的需要——尽快繁殖或孳生牲畜，官府（牧衙）按照朝廷之旨，尽量遵守动物生理规律，指令统一配备各牧群的公畜和母畜的数目比例，不论中央牧场还是地方牧场，都按公母1：5的比例执行，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和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对此有详述。这是一项颇具科学性的规定，对今天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牧群广增母畜是当时公认的原则性措施，就连朝廷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如乾隆三年（1738年），商都、达布逊诺尔牧场要求添增公驼、公马数，中央不甚赞同，并指出：“牧厂添设马匹，原为滋生蕃庶起见，若添骟马八千匹，于牧事无益，应减去二千匹，改添骡马（母马）二千匹，促八千匹之数，此外更添骟驼五百只，庶于牧事有济”15。清廷的这一训示，进一步强化了后来官牧场广增母畜、重视繁殖、扩大牧业的思想。由于贯彻执行了以上的牧场经办方针，并全面实施了严格的奖惩制度，因而边疆官牧场具备了走向兴盛的必要条件。再加上众多牧官、牧丁、牧兵之间的有机配合和积极努力，逐渐促使塞外官牧业发展壮大起来。起初，在顺治时，中央牧场和地方牧场只有数十处，牧养官马几万匹。到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时，仅塞外蒙古地方的官牧场就多达230多处，牲畜数量增加数倍。玄烨帝说：“牧厂唯口外为最善，今口外马厂孳生已及十万，牛有六万，羊至二十万……前巡行塞外时，见牲畜弥漫山谷间，历行八日，犹络绎不绝”16。到乾隆五十年（1785年），官马增长为40多万匹，鼎盛一时。在蒙古及东北官牧业中，察哈尔牧场的发展较为典型，该处官畜，“康熙初年，有骒马40群，骟马8群，由于风调雨顺，经营得法，至乾隆五年（1740年），骒马增至160群，骟马30群。厂马以4万匹为率，至乾隆五年（1740年）足额外溢7000余匹，15年间蕃孳将近两成”17，官畜数量呈直线上升之势。尤其是商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冈爱两牧场，成绩更为突出，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有马驼12.8万，牛3万多，羊约35万。18在西部的凉州、甘州、西宁、伊犁、乌鲁木齐、古城、济木萨、玛纳斯等绿营牧场中，新疆巴里坤牧场的发展较为引人瞩目。该牧场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设置，成立较晚，但成效甚佳。马匹孳生繁衍很快，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时，场马增至5280多匹，因水草不敷，便分成东、西两场牧放，几年后，新生马多达8400余匹，水草仍不敷使用，又于乾隆四十年（1755年）分为3场牧放。到嘉庆十年（1805年），巴里坤牧场养马增加到31359匹（不包括拨往军营之数）19。不久，连新疆古城、济木萨两牧场也出现了“因马多场窄，急于疏通”的状况，该处的“二万三千余匹之马，俱属膘壮”20，人称：马之天、牛之地、羊之海。瞭望远近，一派生机。

官牧业得以兴盛和发展，一方面是占据了良好的自然环境、自然条件之故，即我国北部边疆，山河优美，空气干燥，水草丰茂，地宜放牧，有利于官牧场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是人的因素，是官方积极从事畜牧业活动的成功，并逐步掌握主动之故。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关于经营畜牧业的政策、制度及其督饬管理方面的适当。恩格斯曾经说：“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只不过是本国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21。康、雍、乾时期的清朝统治者，就是上述各类政府中以较好方式去搞经济特别是搞畜牧经济的一种政府。由于清朝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畜牧业特别是边塞官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采取了适应性的对策，从而走出了一条较为理想的道路，创造出一个繁荣的局面。其中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经营形式与结构的确定。我们知道，宋、明时期的官牧业是间接经营，是把官畜以徭役的形式寄养于民间22，民养官畜，实际上是一种官督民办制，人工分散，管理分散，又不能合理利用资源，且实行各家各户的个体负责制，御灾之力小，伤民程度大，发展机会少。而清政府一反旧态，牧牛、马、驼以苑、以场，颇近汉唐古义，可以充分开发利用边塞的水草资源，集中牧养、集中管理，实行官衙和部门的总体负责制，或称专职长官与专职兵民的共同负责制。这样，便于指挥调度，即管理集中、得力、灵活，御灾力大，建设力强，发展的可能性大、机会广。故康熙帝言称：“历观宋、明之时，议马政皆无上策”，“唯我朝牧养得法”23，所言不无道理。

同时，清代官牧场的建置是以北方边地为主，并将之作为一项边政战略内容来推行，尤其是西北绿营牧场的建立，其目的十分明确，旨在为军事服务，加强边防建设。如雍正十二年（1734年）西北用兵时，署理陕甘总督兼办军务的吏部尚书刘于义向皇帝奏称：陕甘为边疆军事要地，所需战马甚多，往日多由归化城及其他内地解送，长途供应，既糜费“钱粮”，又贻误时日，流弊颇多，宜就地设立牧场，以裕国防。24朝廷批准了他的奏章。不久出现的凉州、西宁、肃州3镇牧场，就是在他的请求下建立的25。后来，安西、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处的牧场也同样是以边防的需要、以相同的理由而设，并责成各该地驻守汉军进行掌管，成为边境绿营兵活动的一项必要内容。我们知道，建立边地牧场有同边屯一样的重要意义，它是强化边疆经济、缩短军需供给线、增加戍防之物质力量的重要措施，它对乾隆时期的西北军事活动曾予以有力的支援，对其官军的屡次胜利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康熙以后，内地的土地利用率大大提高，人多田少，农耕空间严重不足，牧区的存在和发展十分困难。建立和扩展边地马政，不断开辟北部边疆牧地是大势所趋，是适时之举。它充分利用了人地比例相对较大的边塞地方的田土资源，较成功地建立和维持了官牧基地，成了当时军马尤其是边马供应的重要保证。另外，辽东、甘肃、内蒙、新疆等处的官牧或军牧，实为一种经济有效的生产形式，对当地的农业特别是军屯、民屯都有好处，既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其地的农田肥料供应问题，又可以相应地解决耕育缺乏的困难，保障兵饷供应，并可顺势提高这些地带的交通运输力量，起到一种强边、固边、安边的综合性作用。而边塞物质力量的增强、经济环境的改善，又从另一个方面支持了国防，辅助了边政。

遗憾的是，官牧场的兴盛局面并没有长久地维持下去，到乾隆以后就逐渐地走向衰落了。虽然清政府在官牧业方面实施过较为适宜的政策和制度，但在总体观念上，目光还不够远大，它将官牧业与国防活动或军事行为当作一个整体，把双方的关系看得过分紧密，很少将官牧业当作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来对待。所以，随着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叛乱，边塞大规模的军事活动结束，蒙古地区的官畜顿减，“原先用作储养军驼、军马和食用牲畜的牧厂，多已闲置。于是从18世纪中期以后，清朝政府在大申禁垦令的同时，这些官牧厂的土地，都屡经乾隆帝敕许，公开进行招民开垦”26。这显然是官牧业在缺乏独立位置的形势下，受到了农业经济的冲击。据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统计，仅太仆寺的右翼牧场就被开垦230余万亩。27同时，独石口外的御马场、张家口外的礼部牧场、归化厅土默特境内和和林格尔厅的右卫八旗军马场等皆曾或多或少地先后被开垦。大青山后，绥远城八旗驻防军马场等牧地，在乾隆中期，因“裁汰兵丁，牧放马少，地亩空闲……待民开垦”28，垦数动辄数万、数十万亩，致牲畜牧放基地日益缩小，官牧业的规模也随之日益变小。尽管清政府倡导农牧并重，但实践证明，后来在二者的相互关系上还是缺乏合理的协调。

其次，吏治的腐败也影响和妨碍了官牧业的发展，在绿营牧场尤其是如此。据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兵部·马政》，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通过皇帝上谕的形式，规定以后随着官牧群的增多，逐次新辟牧场。可是到乾隆后期特别是嘉庆年间，军队中滋长了，并且侵蚀到绿营牧场，使得有关官员不能认真遵守马多分场的定例，导致场地狭窄、水草不敷，不时发生疲瘦伤残之事。史称：“总督则遇事因循，不思振作，提、镇则因分场愈多，责成愈重，而不欲增辟新场，他们每到了马多场窄的时候，都不遵守旧例分场另牧，仅仅把过剩的场马挑变，以维持现状。……但结果只能维持原状的形式，对原状的实质却维持不了”29。同时，随着牧场制度的松弛，许多牧场官员，大肆贪污，吞没马乾，使得马匹越来越少，到晚清，此弊更为严重了30。不仅仅是绿营牧场，就是太仆寺牧场和八旗牧场也有不少官员空报籍册、吞没马乾的事例。所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官牧业的衰落。

另外，到了晚清，西方的军事装备、军事技术及其有关的新式交通运输器具的输入，使清政府对官牧场尤其是军马场的重视程度逐渐减弱。在咸丰以后，官牧场的奖惩等考核制度、章程也不严格遵守和执行了，场务的好坏皆显得无关紧要了31，官牧场也就因之愈发不景气了。加之，同治初期陕、甘回民起义，边地绿营牧场被扫荡殆尽，久衰不振。

边塞官牧业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清前中期，国家在北部边塞开办的官牧业是成功的，其经营办法与管理措施是较为适宜的，曾取得良好的效果，对后世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太仆寺牧场、上驷院牧场、绿营牧场等，是一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时代特征的经济类型，在我国畜牧经济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清代社会经济范畴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官衙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一种典型行为或集中体现。它的产生和发展，是对旧的官牧业和对宋、明间接经营制的批判和否定，对以后的官牧业起到一种启迪作用。

上述北部边地官牧场，曾有力地支持了清政府的政治、军事等项活动，积极有效地为其服务。不管是中央牧场还是地方牧场，“自它们建立后，便使清政府的军队和皇室宫廷用马，有了较为可靠的保证，不必单纯依赖茶叶交换马匹了”32。各种类型的官牧场，定时或不定时地向屯垦区提供耕畜、驮畜；向各省区和各边地驿站解送马匹，维持通信活动；向各贵族、各官员供应舆仗等项所用马匹；向朝廷和各级官衙提供运资转饷的驼、马、骡。而更为重要的是，官牧场特别是边塞官牧场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武装配备或军队建设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它完全是官兵的一种后勤部门或军需供应基地，因为牧场包括中央牧场的中心任务是向清军输送马匹。“顺治三年（1646年）定各省营马缺额，开数报兵部，在各（牧）群拨给。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定直隶各标营缺马，在商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冈爱三牧场拨给。五十一年（1786年）定巴里坤牧场内骟马除拨补巴里坤镇属各营及哈密厅差马，与屯田台站留用外，多余马匹尽数拨送内地各营，以备补额。嘉庆十六年（1811年）定以甘州等各牧场骟马拨给附近各营缺额。此为以牧场孳生马匹拨给的制度”33。上述国家的规定，清楚地反映出我国清代北部边疆官牧场的主要职能是经营战马，主要贡献是为国防服务。这些官牧场放养的马种，大多来自长城西北口外，甚为优良，善于驰骋，称作“口马”，是当时最为理想的战马资源。由塞北官牧群大量输往八旗兵和绿营兵的口马，曾在多次的官兵征战中，冲锋陷阵，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太仆寺牧场、上驷院牧场、八旗牧场等北部边塞官牧场，位处我国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地带，即处于所谓“依天地自然之力，养天地自然之物”的传统牧区。这里既有各种官牧场，又有众多的蒙古、满贵族私牧场和民间小牧场，呈现出一个多种畜牧业经济成分共存并举的形势。鉴此状况，清政府曾在康、雍、乾时期，十分认真而慎重地开办和经营西北、华北与东北各地的官牧业，特别注意其官牧场的形象问题，更注意与民间牧业及牧民的关系问题或联络事宜，其中对蒙古牧务表现得尤为明显。如乾隆四年（1739年）朝廷宣称：原“养息孳生牧场各牧群牧长、牧丁均系蒙古人，而现在补授系满洲宫，概不晓蒙古语言，不识蒙古性情，不悉游牧利弊。嗣后设四品总管一人，五品副管二人，令京中八旗都统，于各旗蒙古应升官员内，五品旗员并世爵拟补四品总管，六品旗员拟补五品副管，拣选勤慎老谙于牧事者，每旗一人，咨送兵部引见，恭候钦定”34，可谓全盘考虑，统筹兼顾。

事实上，清政府也真是基本上较好地协调了官府与民间、官牧业与私牧业的关系，并使边塞各类官牧场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促进了私牧业的发展。那时清政府在北部边疆官牧场布置了适量的兵卒，既保护了官牧业，也保护了私牧业，创造了在安定的环境下稳步发展的机会。同时，官牧场的一些较好的管理办法也被私牧场所吸取或参用，如一些为数不多的雇佣劳动制内容——按放牧数量多少挣工钱之办法的施行，就与官牧场相似，很有可能是对官牧场作法的承袭或仿效。还有，清代后期蒙古锡盟东乌珠穆沁旗等处的“苏鲁克制度”——具有租佃性质的畜群承包放牧办法（死亡的畜肉归牧户，皮归畜主或皮与肉全归牧户；畜群所产仔畜，百分之一归牧户，其余归畜主），在很大程度上是参考了官牧场将老弱病残牲畜赏给牧丁之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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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毓瑚：《中国畜牧史资料》（科学出版社，1958年4月版），页100。

2.马汝珩、马大正；《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167。

3.马汝珩、马大正：《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168。

4.（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119。

5.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页397。

6.（乾隆）《钦定八旗通志》，卷41，马政。

7.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页398。

8.（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210，内务府，畜牧。

9.金志节：《口北三厅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卷6，考牧志。

10.（乾隆）《钦定八旗通志》，卷41，马政。

11.（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524。

12.同上。

13.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页400。

14.（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210，内务府。

15.《清高宗实录》，卷66，乾隆三年四月癸巳条。

16.金志节：《口北三厅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卷6。

17.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168。

18.《清高宗实录》，卷624，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条。

19.（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524，兵部，马政，牧马。

20.同上。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页495。

22.陈建：《皇明通纪》，卷15。

23.金志节：《口北三厅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卷6。

24.刘于义：《清设马厂以裕边防疏》，见《皇清奏议》，卷33。

25.（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119。

26.卢明辉主编：《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9月版），页108。

27.王庆云：《石渠余纪》，卷4，纪牧场。

28.（光绪）《晋政辑要》，卷10。

29.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页408。

30.《清史列传》，卷49，翁同书传。

31.同上。

32.林永匡等：《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8月版），页77。

33.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页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