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生活论文范文

经济学与生活论文范文第1篇

作者：陈苡 单位：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对非财经类专业学生开设经济学课程显得尤为重要，而要想让这些非财经类专业学生更好地了解经济学知识，必须让其更好地融入生活。与经济生活融合，是经济学最核心的教学方法之一由于经济学知识比较枯燥，理论内容较多，对于一个经济学的初学者来说，要想简单地通过看书、看图来理解这些枯燥的理论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迫切地需要任课教师能通过各种教学方法来引导学生。而这些方法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将经济学的教学与生活进行融合，让学生从自己身边接触的生活常识入手，从中体会经济学的理论知识。

通过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知道，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的懂得经济学知识的人才，经济学课程的教学范围日益在扩大，但是目前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存在其缺陷，要想让学生能更好地学习经济学知识，就必须对其教学进行改革，而改革的核心就是将经济学的教学与生活进行融合。1．改革现有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市场上有关经济学的教材很多，其中不乏著名经济学家的著作，但是这些教材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显得过于枯燥、理论化。因为对于非财经类专业学生来说，其学习经济学都是通过公共选修课来完成的，这就意味着其时间不可能多于专业课，在这有限的时间内要想真正读懂经济学的理论，是不太可能的。因此，在经济学的教学中，首先要对其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尽量做到以“应知、够用”为原则，使理论更加通俗化，有利于学生的理解和接受。按照现在高职教育中提出的项目化课程改革方法，经济学教学内容的改革可以通过项目化来完成。比如，笔者所在学校开设的《经济与生活》课程，本身就是强调经济与生活的融合，课时只有36学时，不可能——去介绍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因此，我们将课程进行项目化教学，设置了几个基础的项目让学生学习，比如为了让学生了解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我们设置了项目：如果去饭堂买饭时，你会站在哪一个队伍上？为了让学生了解供求理论，我们设置了项目：请你对“十一”期间商品价格的变化进行分析。为了让学生了解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我们设置了项目：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是世界末日吗？等等。通过对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让学生能从浅显易懂的生活中掌握经济学的理论知识。2．改革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法大部分学校在进行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时，主要都是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这些方法缺乏与学生的交流互动，忽视了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这样，既不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不利于学生创造精神的培养。同时导致学生只是死记硬背，了解了一些基本的知识点，掌握一些结论性的原理，而对于原理的形成思路却不甚了解，只会“纸上谈兵”。因此，必须改革现有的课程教学方法。在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中，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案例教学法，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我们不能只选取书本上已有的一些案例。笔者在教学中发现，通过选取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接触到的生活案例进行教学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在解释“边际效用递减原理”时，可以结合我国的春晚现象。我国的春晚举办了三十年了，每年的节目都差不多，陷入了“年年办，年年骂”的怪圈，这是为什么呢？而今年2012年的龙年春晚一改往年的风格，立体感更强，而且首次实行“零广告”，这让人们感觉到了不同，而这些不同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是我们每个人在过年的时候都会讨论的一个问题，真实而又现实。

同时在教学过程中也可采取新闻时事介绍法，这是一个可行又实用的教学方法。方法是让学生进行分组，每一组在课后通过报纸或网络了解当前的社会经济时事，每一次课上课前，用五分钟时间介绍所了解的本周发生的具有较大影响的经济新闻，同时结合经济学原理解释这一现象，介绍完后，教师对问题进行归纳总结。这一方法对非财经类学生非常有用，因为他们本身平时就少接触经济类课程，通过这个方法，可以提高他们的自学能力和学习兴趣。还有一个可和日常生活紧密融合的教学方法是市场调查法，这一方法在财经类的很多课程中有采用，但在经济学的教学中很少使用，这是一个了解学生学习效果的好方法。比如针对目前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整，究竟效果如何呢？可以让学生分组进行调查，从供求关系角度分析这一问题。又比如针对春运问题，让学生到汽车或火车站去调查了解，究竟春运期间各地的运力和车票价格有什么变化？等等，诸如此类的教学方法，都是要和生活密切融合才能有效使用的。改革现有的课程考核方法传统的经济学课程考核方式都是通过闭卷的方式，这种方法主要是考核学生对理论的记忆而不是理解。但是，非财经类学生学习经济学最重要的目的是掌握方法，能对经济生活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因此，考核方式应更注重过程考核。考查学生平时的课堂表现、课外调研、阶段测试、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等反映学生学习过程的各方面。可以进行一些口试，比如分组进行演讲、辩论等；考核也不一定是试卷形式的，也可以是写小论文等。这些方式都能很好地反映出学生的学习能力。总之，经济学不是单纯的一门研究理论的学科，它所研究的问题可以用人类一般思维加以理解。只要在教学过程中利用学生的形象思维，充分借助经济生活案例，让学生带着兴趣主动地去学习，这样的教学就会事半而功倍，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经济学与生活论文范文第2篇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主要阶段：

一、拨乱反正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主要是拨乱反正，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打破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教条，恢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观点；二是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的传统观点，科学阐述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的基本涵义与具体内容。在这两方面的探讨中首当其冲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家驹先生。1980—1981年，马家驹先生先后在《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题为《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重要论文，最先提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他十分明确地提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上特定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根据这一规定，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不仅如此，马家驹先生还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定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地、科学地阐明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首先，马家驹提出生产方式是有别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个独立范畴。他指出：“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把这两者包括在自身之内，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范畴。”其次，马家驹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含义。他写道：“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有两个含义。第一，它是指劳动的方式；第二，它又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简单称之为‘生产方式’，指的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相互结合的方式以及使用劳动资料的方式。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含义是同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的这一面联系着的。”“生产方式的第二个含义即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是同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这一方面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一定的历史形态或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完全是同义语。”“劳动的社会形式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依以结合的形式分不开，它并且和后者一样直接表现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最后，马家驹阐述了生产方式这两个方面含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写道：“一定的劳动方式和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之间确实又存在着一种历史必然的统一关系，并且归根到底还是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而劳动方式的根本变革又总要以生严资料或劳动资料的变革为前提。”这样，马家驹先生一方面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充分肯定了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另一方面科学地分析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其他许多学者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中也提出了一些相似的观点。如吴斌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研究生产方式》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一术语的：一是生产方式本身，一是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陈招顺在《从生产方式的含义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中间阶段和中间环节。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得以建立的基础，而一定的生产方式又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得以产生的依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如果不研究生产力，也就不能说明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变化。这是一个矛盾。而生产方武概念的出现意味着这个矛盾的解决。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对于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主要标志是郭树清等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生产方式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专题系列论文。其中，郭树清在《生产的自然形态和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辨证统一——马克思的生产方武概念》一文中不仅具体地指出了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生产的自然形态，即生产的自然物质条件和形式，劳动的技术组合方式；其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的社会条件和形式，人们的活动发生社会联系和关系的形式。”“生产方式就是通过生产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的自然形态；或者说，生产方式就是反映了生产的自然形态的生产的社会形式。”袁绪程在《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提法看生产方式的含义》一文中也指出：作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生产方式既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要素的组织结合的方式。”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从劳动的自然过程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的“技术组合方式”，从劳动过程的社会属性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组合的社会形式。”彭新政在《生产方式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含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讲的《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作为劳动者和生严资料的结合方式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重要依据，而生产关系则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有什么样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三篇重要论文一方面从总体上继续肯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分析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内容并由此概括出了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在该时期有了新的进展。

二、全面推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全面展开，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探讨的主要特点是对生产方武的含义的探讨全面展开，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并逐步形成普遍共识。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界许多学者在以往探讨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的含义继续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新见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所提出的见解，即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胡钧在《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再认识》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的技术方式或具体的劳动方式，是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其他学者不同意上述三种关于生产方式单一含义论观点，奚兆永在《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一文中认为生产方式有多种含义，生产方式是物质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等：于金富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一般的基本原理》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人们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以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社会生产的特殊的社会形式、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和人们进行生产的技术与社会条件等。

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研究继续推进的突出标志，是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观点同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的观点联系起来考察，从而摈弃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传统做法，科学探讨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和密切联系。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其代表性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所提出的：“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一)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二)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三)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在这里，吴易风先生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主要区别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即它们都研究资源配置，所不同的是如何研究资源配置。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其代表性观点是王生礼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新论》一文中所提出的见解。王生礼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经济方式，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经济方式。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在于：资源配置方式实际上是社会运用稀缺资源进行生产的方式，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亦即社会生产方式。进一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即资本经济，同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即市场经济之间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既有本质的分析，又有表象的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面现象，只研究市场经济，只研究市场上价格、供求、竞争等要素与资源配置之间的表面联系，只在表面的联系中兜圈子。从而在肯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相通性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对立性，从而使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三、继续深化阶段(2000年以来)

跨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特别是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出现了进一步深入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1对生产方式涵义的继续深入研究

许兴亚提出，“商品生产”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形式”、“方面”或“侧面”，并不是这个生产方式的全部。除此之外，它还有其物质和技术方面的特征，亦即协作、分工和机器大工业。即使从生产的形式方面来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也不是商品生产，而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于金富等在《从<资本论>结构重新认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一文中对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和具体内容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他们认为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的科学论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生产过程的条件包括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生产过程的形式包括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具体说来，生产的技术条件指生产资料的规模、效能与生产方法或生产工艺水平；生产的社会条件指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程度及相应的生产组织。生产形式指一定社会的生产是自发的商品生产还是自觉调节的产品生产；生产的社会形式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即生产的社会性质。因此，《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其内容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以及它的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

2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

2000年以来，有学者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进行了一些深入探讨。孟捷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武的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但这不仅并排除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而且还可以把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包含在对生产方武的研究之中。事实上，马克思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名研究了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方式在下述意义上可以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在微观层面，它们是指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以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在宏观层面生产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是指经济资源以何种方式分布于生产不同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分工各部门。这样，就把作为劳动方式和生产形式的生产方式，同资源配置方式在两个层面上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了。

3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探讨

李铁映同志在《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的重要论文中明确提出：“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生产方式和基本生产关系，使其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刘烈龙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定位》一文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对象，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即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亦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应当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自身的生产方式与制度安排。

上述观点一方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保持了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明确提出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政治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有了进一步深入。

根据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探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体对象，既不只是生产关系，也不是生产力或资源配置(经济体制)等，应当而且只能是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中。生产方式既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所谓“生产方式”，既不是指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也不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而是指生产的条件与形式，即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社会的生产形式与生产的社会形式。

2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但政治经济学既不能抽象地、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也不能机械地、牵强地联系生产力和经济运行来研究生产关系，而应当在以一定生产力为前提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客观地、科学地研究生产关系。这是因为，生产关系归根结底只是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或结果，而不是一定生产方式的前提或根据。并且，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发生或形成的社会关系，它的内容包括两大方面：一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这是生产关系的“正面”；二是人们在产品分配上的社会关系即分配关系，这是生产关系的“背面”或“反面”。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作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方式的具体形武，一方面表现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因而属于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方式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是生产关系的基础，但不构成生产关系的内容。因此，绝不能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作为生产关系的内容去研究从而以生产关系的研究代替与取消生产方式的研究。换言之，政治经济学不仅不应当只研究生产关系而必须研究生产方式，而且应当突出生产方式的研究并确立生产方式的统帅地位，以生产方式的研究来驾驭生产、交换、分配诸关系的全局。

经济学与生活论文范文第3篇

对非财经类专业学生开设经济学课程显得尤为重要,而要想让这些非财经类专业学生更好地了解经济学知识,必须让其更好地融入生活。与经济生活融合,是经济学最核心的教学方法之一由于经济学知识比较枯燥,理论内容较多,对于一个经济学的初学者来说,要想简单地通过看书、看图来理解这些枯燥的理论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迫切地需要任课教师能通过各种教学方法来引导学生。而这些方法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将经济学的教学与生活进行融合,让学生从自己身边接触的生活常识入手,从中体会经济学的理论知识。

通过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知道,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的懂得经济学知识的人才,经济学课程的教学范围日益在扩大,但是目前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存在其缺陷,要想让学生能更好地学习经济学知识,就必须对其教学进行改革,而改革的核心就是将经济学的教学与生活进行融合。1.改革现有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市场上有关经济学的教材很多,其中不乏着名经济学家的着作,但是这些教材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显得过于枯燥、理论化。因为对于非财经类专业学生来说,其学习经济学都是通过公共选修课来完成的,这就意味着其时间不可能多于专业课,在这有限的时间内要想真正读懂经济学的理论,是不太可能的。因此,在经济学的教学中,首先要对其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尽量做到以“应知、够用”为原则,使理论更加通俗化,有利于学生的理解和接受。按照现在高职教育中提出的项目化课程改革方法,经济学教学内容的改革可以通过项目化来完成。比如,笔者所在学校开设的《经济与生活》课程,本身就是强调经济与生活的融合,课时只有36学时,不可能——去介绍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因此,我们将课程进行项目化教学,设置了几个基础的项目让学生学习,比如为了让学生了解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我们设置了项目:如果去饭堂买饭时,你会站在哪一个队伍上?为了让学生了解供求理论,我们设置了项目:请你对“十一”期间商品价格的变化进行分析。为了让学生了解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我们设置了项目: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是世界末日吗?等等。通过对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让学生能从浅显易懂的生活中掌握经济学的理论知识。2.改革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法大部分学校在进行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时,主要>:请记住我站域名/

同时在教学过程中也可采取新闻时事介绍法,这是一个可行又实用的教学方法。方法是让学生进行分组,每一组在课后通过报纸或网络了解当前的社会经济时事,每一次课上课前,用五分钟时间介绍所了解的本周发生的具有较大影响的经济新闻,同时结合经济学原理解释这一现象,介绍完后,教师对问题进行归纳总结。这一方法对非财经类学生非常有用,因为他们本身平时就少接触经济类课程,通过这个方法,可以提高他们的自学能力和学习兴趣。还有一个可和日常生活紧密融合的教学方法是市场调查法,这一方法在财经类的很多课程中有采用,但在经济学的教学中很少使用,这是一个了解学生学习效果的好方法。比如针对目前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整,究竟效果如何呢?可以让学生分组进行调查,从供求关系角度分析这一问题。又比如针对春运问题,让学生到汽车或火车站去调查了解,究竟春运期间各地的运力和车票价格有什么变化?等等,诸如此类的教学方法,都是要和生活密切融合才能有效使用的。改革现有的课程考核方法传统的经济学课程考核方式都是通过闭卷的方式,这种方法主要是考核学生对理论的记忆而不是理解。但是,非财经类学生学习经济学最重要的目的是掌握方法,能对经济生活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因此,考核方式应更注重过程考核。考查学生平时的课堂表现、课外调研、阶段测试、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等反映学生学习过程的各方面。可以进行一些口试,比如分组进行演讲、辩论等;考核也不一定是试卷形式的,也可以是写小论文等。这些方式都能很好地反映出学生的学习能力。总之,经济学不是单纯的一门研究理论的学科,它所研究的问题可以用人类一般思维加以理解。只要在教学过程中利用学生的形象思维,充分借助经济生活案例,让学生带着兴趣主动地去学习,这样的教学就会事半而功倍,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经济学与生活论文范文第4篇

“制度”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两种含义：一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西方制度经济学者所认同的制度含义与前者相似。

凡勃伦提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康芒斯认为，所谓制度无非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的一系列行为准则或规则(1934)。舒尔茨说：“我将一种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诺思则认为制度是“规范个人行为的规则”。其它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对制度的定义也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可见，在制度学派看来，制度无非是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的各种规则和约束。那么所谓经济制度，就是在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的规则。

通过更深人探讨，笔者认为制度实为一种具有执行力，即有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协调机制，它在交易中发挥着对权利分配和义务分摊的指导作用。换言之，虽然制度类型众多，种类繁复，但究其本质都是交易中具有执行力的指导交易主体间利益分配和交易费用分摊的协调保障机制，其差别只在于协调对象、作用方式和保障手段的不同。如何

然而，我国学者所理解的经济制度却是第二种含义的制度，即_种对制度体系的描述。且这样的论述被广泛接受：社会经济制度，是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显然，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普遍倾向于将经济制度与生产关系相等同，这不仅与西方制度经济学者所谈的制度不是同等意义的概念，事实上，在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论述中也找不到相应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认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诚然，马克思的确阐述了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总和，相对于人们政治、思想的社会关系而言，是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后者是上层建筑。但是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并没有找到关于经济制度就是生产关系总和的论述，那么显然，这一观点是我国学者对马克思理论的发展，至于发展的准确与否，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关键词“生产关系”人手，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如何

所谓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关系，是人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方面的经济关系的总和。

研究生产关系，一般不仅要考察生产，还要考察其本质差别，在生产关系总体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马克思说，“如果说在任何所有制形式都不存在的地方，就谈不到任何生产，因此也就谈不到任何社会……”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决定着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进而决定着劳动产品的分配形式，制约着人们的消费关系。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区别不同生产关系类型的主要标志。所谓所有制，是指生产资料归谁占有的制度，它决定着人们在生产中相互关系的性质和产品分配、交换的形式，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可见，所有制首先是一种制度，其次它的调整对象属于物质资料生产领域。显然，所有制是经济制度的一种。所有制的性质，及以其为核心的经济制度系统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及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处理与协调方式。另一方面，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在社会生产中，生产力是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的社会形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因此，可以说，生产力状况和经济制度环境共同决定着生产关系的独特性。如何

二、经济制度与生产关系

(一)经济制度决定生产关系的形成、变革和运行

首先，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入手来展开研究。“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共识。然而，生产力是怎样作用于生产关系呢?吴易风教授对此曾进行过系统的阐述：“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是一定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现成基础。一定的生产方式又决定一定的生产关系。新的生产力会产生和它相适应的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方式又会产生和自己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即“生产力——生产方式_-生产关系”，也就是说，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点，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共同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对于此观点，笔者在赞同之余深受启迪，并进行了思考：生产方式是怎样将生产力的影响传导并衍变为生产关系的变革的呢?经过反复探寻，发现了关键所在：是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制度及其发展和变迁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担当了重要媒介。如何

生产方式，即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物质资料的方式。新的生产力要求产生和它相适应的新的生产方式，即人们与生产资料之间新的占有、使用方式，及产出的物质资料的分配和交换方式等。相应地，亦会产生与新生产力相适应的新的所有制、生产、分配、交换甚至消费制度以对新生产方式的形成、确立和实施过程起到辅助和保障作用。而在人们遵循新的生产方式进行劳动生产的过程中，受到新经济制度的协调和制约，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便会日益改变，生产关系也就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发展、变化了。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因此，经济制度对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变革起着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如何

马克思理论中的—个重要思想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笔者提出的经济制度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变革，是否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呢?事实并非如此。所有制形式一般都是以一国宪法的形式予以规定的，但它从根本上决定着生产关系性质，是经济基础中不可动摇的支柱，其足以证明制度并非完全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从前面的论证可知，经济制度是应该划分到经济基础里去的。制度也分为两部分，即经济基础部分(包括所有制及以其为核心的经济制度)和上层建筑部分(包括政治制度、行政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等)。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原有的生产方式随之改变，而生产方式及其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制度的变迁又促成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于是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社会和历史不断地向前发展。

其次，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进行考察：经济制度作为一种交易协调机制，就是为了保证交易顺利进行，促进经济发展而产生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交易成本的变化，当原有利益分配和交易费用分摊原则无法再维持人们所认可的利益均衡时，经济制度中的部分甚至全部，包括所有制在内，就会发生变迁，以实现一个新的利益均衡。显然，在新的经济制度环境中，人们在进行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时所受到约束的内容、方式和程度等都会与旧制度环境下有所区别，其调整效果也自然会不同。也就是说，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然相应地发生变化，即生产关系发生变革。

生产是一种社会行为，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及细化，人们在生产中的协同合作日益增多，随之而来的产品分配和交换也日趋频繁、复杂。制度经济学把人们的一切交互行为都视为交易，即随着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交易，无论从数量、频率或是复杂性都呈现出增长的趋势。然而，由于人们认知能力的有限性，生活环境中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性，以及人们的机会主义倾向，交易中的隐瞒、欺诈、偷懒及搭便车等现象不断出现且同样呈增长趋势也在所难免。此外，由于交易中主体间的意愿相左所导致的利益冲突和摩擦引起交易无法顺利进行甚至中止也时有出现，这些情况又进一步增加了交易的复杂性，影响了经济效率，增加了交易费用，降低了各主体间的信任度，减少了其进行交易的意愿，进而阻碍了生产关系的和谐、有序的运行和发展。经济制度是社会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种协调机制，其产生就是为了克服人的弱点和不足。经济制度决定和调整着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相互关系，使其更和谐，更有益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维持着生产关系的良好运行及健康发展。如何

(二)生产关系对经济制度具有反作用

当一种经济制度环境下的生产关系出现利益失衡时，行为主体间的矛盾就会增加，利益失衡越严重，生产关系内部的不和谐也就越严重，生产关系越恶化，致使交易费用升高，甚至交易无法进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最终迫使经济制度发生变迁。1921年苏俄被迫由原战时共产主义体制转为新经济政策体制的重大经济制度变迁就是生产关系对经济制度反作用力的有力印证。可见，生产关系并不是消极被动地由经济制度所决定，其对经济制度也存在着反作用力，影响着经济制度的变迁。

经济学与生活论文范文第5篇

一、北师大情缘

王善迈教授1955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1958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从1958年起，王善迈教授分别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宣传部、政治教育系、马列主义教研室、经济学系（该系于1996年组建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于2004年更名为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在北师大工作和生活的50多个春秋，王善迈教授同北师大结下了深厚的情缘。

问：从求学到工作的50多年，您在北师大经历着不同的人生阶段，您对于哪一个阶段最为留恋？

答：我在北师大度过了青年时期的学生时代，参与了50至70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与生产劳动。改革开放以来，专心从事教学与学术研究。现在回想起来，每一个阶段都很宝贵。从教学研究来说，收获最大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研究阶段，但让我最为留恋的还是青年时期的学习阶段。

问：在北师大度过的学生时代，让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答：学生时代非常短暂，但却为我的一生打下了良好基础。那个时候大学一、二年级进行通识教育，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普遍开设中国和世界通史、中外文学史等基础课程，三年级以后才进行专业教育。通识教育使我有了较宽广的基础学科知识。我至今记得心理学的彭飞教授，他是一个学术严谨、哲理性很强的人。中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分别由邓魁英、穆木天教授任教，我通过上这两门课程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逻辑学由朱启贤、马特教授任教，他们是中国当时最著名的逻辑学家。

那时的生活虽艰苦但却很有规律。我每天都要跑上3 000米，还要参加学校田径队、排球队。我曾担任北师大男排校队的队长，并带领校队获得北京市高校排球赛的冠军。这些锻炼奠定了我良好的体质基础，并且使我每一天的学习都精力旺盛。

那个年代的一大特色就是政治运动与生产劳动较多。上学期间，我曾参加“肃反”运动和“整风反右”运动，并参与过十三陵水库和密云水库的修建劳动。刚刚留校工作的时候，我曾赴河南信阳地区遂平县调查。1964年，我在北师大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后又赴山西省武乡县参加“四清”运动。我经历了10年的“”，其间参加了农业生产、电机生产，在农村和工厂的工作和生活累计有3年多。这些社会实践活动虽然占用了许多学习和研究时间，但却让我提高了政治觉悟、积累了社会经验、熟悉了工农业生产知识并锻炼了坚强的意志，这些都是我人生的宝贵财富。

问：您经历着自己的人生，也见证着北师大的改变。在您的眼中，北师大改变的是什么？不变的又是什么？

答：北师大最大的改变是从一所师范院校发展成为综合性大学，现在正向世界高水平大学迈进。不变的或者说传承下来的是师大特有的文化传统，比如在思想政治上，有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在学术研究上，严谨踏实，不断创新；在生活作风上，艰苦朴素，积极向上。

二、教育与经济的交叉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学是部级和北京市重点学科，王善迈教授作为该学科的北师大学术带头人，带领出一支结构合理的高水平研究团队。几十年来，王善迈教授承担了数十项部级课题和国际组织的研究项目，近百篇，出版学术著作十余部，多次获得部级和省部级科研奖励，在教育经济学领域累计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百余人。王善迈教授创办了北京师范大学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多次为政府的教育发展和教育财政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并参与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制定。

问：您怎样选择了教育经济学这个学科研究方向？

答：从事教育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并非是我的自由选择，而是出于国家和社会需要以及我的教育学和经济学双重专业背景。我本科学的是教育专业，工作后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进入人民大学举办的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资本论”研究生班，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和西方早期的经济学经典著作。1981年，时任教育系主任的黄济教授要求我对教育系孙喜亭、靳希斌等教师编写的《教育经济学讲座》进行修改和统稿。1983至1985年，我和北京大学厉以宁、陈良教授作为负责人，承担了国家社科研究重大项目“教育经费在国民收入中的合理比例”研究，其成果在国家做教育决策时被采纳。这两件事促使我开始涉足教育经济学研究。1984年，由北师大教育系和经济系联合申报，获批了教育经济学硕士学位授予权。1996年，由我主持申报并获批了教育经济学博士学位授予权。从此，我从业余逐步走向专业，开始了教育经济学的研究。

问：几十年来，在教育经济领域，您对于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教育资源配置方式、教育体制改革、教育财政和教育财政制度、教育成本与效率、教育经济学学科建设等内容都进行过深入研究。从2010年起，您作为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的首任委员之一，参与到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的咨询工作中来。请问在这两年多的工作里，您是否对于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有新的认识与收获？

答：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共分成10个工作小组，我担任第九组“保障体制机制改革组”的副组长。在两年多的工作里，通过对6个省和6所部属师范大学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的调查，我对教育投入保障有了两点新的认识：第一，所有的教育体制改革项目都应以相应的教育资源投入为保障；第二，教育资源投入及其有效配置和管理必须以相应的制度来规范和保障。

问：从创建到发展，您亲身经历并见证了中国教育经济学科的过去与现在，您怎样看待该学科的未来？

答：教育经济学是一门教育与经济学交叉的、新兴的、应用型学科。在教育领域中也有资源的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效益等诸多经济问题。教育经济学就是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回答稀缺的教育资源如何有效配置的问题。该学科对于一个国家的政府、学校、企业、家庭的教育决策与管理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基于时代和国情的需要，于20世纪80年代初从西方和苏联引进了该学科。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教育经济学在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决策与管理支持等诸方面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它还是一个年轻的、不够成熟的学科，对我国来讲，亟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我国已有了良好的基础，展望未来，这一历史使命定能实现。

三、为师的体悟与收获

作为师者，王善迈教授奉献了几十年，也收获了几十年。王善迈教授对学生很严厉。在政治思想上，他要求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具有社会责任感；在学术上，他要求学生踏实积累、独立思考、胸怀大志、有所作为。当王老师的学生，在学习和学术上不能有丝毫马虎与懈怠，要实实在在地付出才能顺利过关，这一点学生们都明白。

严厉的王善迈教授对于学生也很关爱，节假日有空，学生们会到王老师家聚餐、玩扑克牌；过年不回家，学生们会到王老师家守岁、吃饺子；生活上遇到困难，毕业了要找工作，工作后遇到烦恼，学生们都会到王老师家，寻找亲人般的依靠。对于学生来说，王老师家就是他们在北京的家。

最让学生感动的是王老师在癌症和心脏病的手术和治疗期间，心中最惦记和放不下的还是学生。给学生修改论文、与学生探讨学术、关心学生的就业与生活，这一幕幕经常发生在医院的病榻前。在学生的心中，王善迈教授用几十年一点一滴的行动，诠释着“师者”的内涵。

问：作为一名从教50多年的资深教师，您对于“师者”有怎样的体会？“师者”的角色，让您有怎样的收获？

答：作为高校教师，在教书上必须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不断探索。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教师必须具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在育人上必须身体力行，力求为人师表。

常言说教学相长。学生代表着未来，他们富有的朝气和青春活力深深地感染着我，促使我在教学与科研中与时俱进、不断进取，在精神状态上年轻化。我曾经患癌症和心脏病，在住院手术治疗和康复期间，学生们给予了我精心的照顾和无私的帮助，让我永生不忘。我能战胜病魔并健康工作，与学生们的无私奉献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学生是我生命的动力。

问：在您50多年的师者生涯中，除了收获，是否也有辛酸和艰难呢？是怎样的力量一直支撑着您？

答：在数十年的工作中，我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难，如1959年因对化持有不同意见而被指为“右倾思想”作检查，“”中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反革命”遭受一年多的批判，因患癌症和心脏病两次大手术濒临死亡，等等。但这些丝毫没有动摇我对事业的执着和生活的热情，我想这背后支撑我的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信念和对教书育人这份事业的热爱。

问：作为一位师长，您对于现在的学生和青年教师有怎样的寄语？

答：我感到现在学校乃至整个社会比较浮躁，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热衷于争名利、争资源、争权力，进行种种“包装”，学术腐败屡禁不止。我衷心希望学生和青年教师能抵御各种诱惑，潜心学习和研究并持之以恒，用辛勤劳动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祖国的繁荣昌盛效力。我愿与我的学生共勉之。

（本文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通讯编辑部供稿）

经济学与生活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经济学；经济学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资源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7－0012－04

经济学的研究是以人类财富的生产与分配作为起点和基础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将其经济学巨著命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中写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下社会的财富，表现为‘一个惊人庞大的商品积累’，一个一个的商品表现为它的元素形式。”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认为，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则是财富之父。亚当・斯密也提出过类似的看法，他说：“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恩格斯的表述最为全面，他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在恩格斯的这段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的劳动，二是与人有关的资源。劳动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资源反映的是人与资源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将反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经济学称之为政治经济学，而反映人与资源之间关系的经济学称之为资源经济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从这两个最基本的关系展开。

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经济”一词最早是源于希腊语(oikonomia)，本意是家庭经济管理。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Xenophanes)在《经济论》中最先使用这一术语，论述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家庭经济管理。“政治经济学”一词最早是由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Antoine de Montchr6tien)提出来的。他在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最先使用了“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后来，这一名词在英国和法国普遍使用，产生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国家范围和全社会范围的经济问题，改变了以往仅局限于家庭经济或庄园经济的状况，成为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代名词。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在他的《实用政治经济学教程》第六卷(第288页)中说：“归根到底，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一切国家的利益，是全体人类社会的利益。”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其《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说：“我要说明一点，作为我的学说体系中一个主要特征的是国家。国家的性质是处于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的中介体，我的理论体系的整个结构就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不难看出，古典经济学家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确定为“国家经济”或“公共利益”上面。到了1890年，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以后，这门学科的名称又由政治经济学改为经济学。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是通用的，不能把“政治经济学”理解为既研究政治又研究经济的学科，“政治经济学”也可简称为“经济学”。他进一步指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因此，一方面它是一种研究财富的学科，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它是研究人的学科的一个部分。”

当今，随着经济学科的发展，经济学的分支学科也不断增多，政治经济学也被纳入理论经济学的范畴，与应用经济学科、管理经济学科相区别。虽然“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不是马克思发明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专用词，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其重点研究对象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客观反映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经济理论。马克思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划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较少讨论人与资源的关系。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等经济著作中，基本表述是资本主义社会由分工、自由竞争走向垄断，最后走向资本主义灭亡。马克思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和剥削的同时，描绘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平等特征，并指出它具有严格的、高度的科学性和鲜明的阶级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始终是朝着社会经济制度的公平与合理的方向展开。

二、资源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资源经济学”所表述的“资源”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从哲学或物理学的意义上说，它就是物质。自然资源是一个客观存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物质。这种客观性在于，它既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又不受人类的意志所左右。而且，人本身就是自然资源的一部分。自然资源包括两大类：一类是人类资源，另一类是非人类资源。所谓人类资源，是指人类已经利用和正在利用的资源。如正在种植的土地、开采的矿山以及包括人类财富的积累和人类本身的劳动技能等。非人类资源是指人类暂时没有利用的资源，即人类目前主客观能力所不能及的资源。如外太空资源，地球深层次资源以及地表人类还没有认识到或能力无法企及的资源，甚至包括人类智力潜能的开发。资源经济学所研究的资源就是指人类资源。虽然人类资源的利用范围在不断扩大，但从宇宙角度来看，人类资源只是极小的部分。人类资源具有社会性，而非人类资源没有社会性。在经济学上，人类资源的社会性表现为客观存在上的稀缺性和主观使用上的效率性，这正是资源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人类资源与人类劳动相结合在无差别社会里表现为产品，而在商品经济社会里，通过交换转化为商品。资本作为财富的一部分，是人类过去劳动的积累，也属于人类资源。在创造产品时，人本身的劳动的付出也属于人类资源，即人力资源。资源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以人类资源作为载体，它只研究人类资源，不研究非人类资源。非人类资源的研究属于自然科学范畴。

当代西方经济学属于资源经济学范畴，主要研究对象是人与资源之间的关系。1932年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发表了《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著名论文。在这篇之后，经济学这一名称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分开了。在此文中，罗宾斯说：“我们的定义视经济学为研究稀缺手段配置的科学。”他还说：“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

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罗宾斯是较早给现代西方经济学下定义的经济学家，他所强调的人们面临资源稀缺和选择的观点以及对经济学下的这一定义，对西方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并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公认和采用。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说：“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一基本经济事实：能够生产各种商品的全部资源的有限性，使得人们必须在各种相对稀缺的商品中间进行选择。”英国经济学家J・哈维在其所著的《现代经济学》中给经济学下了更为直接的定义：“经济学是研究人们如何分配他们有限的资源来满足人们的需要的科学。”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表述是：“经济学的精髓在于承认稀缺的现实存在，并研究一个社会如何进行组织，以便最有效地利用资源。这一点是经济学独特的贡献。”这些都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具有代表性教科书的观点。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当代西方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为了解决资源稀缺问题而产生的，是由稀缺引起的选择问题，即资源配置问题。他们几乎一致认为，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合理配置有限资源来满足人们需求的一门科学。从本质上看，西方经济学讲的是生产力，具有鲜明的自然性。因此，将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归结为资源经济学是恰当的。

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政治经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源经济学(包括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都以财富为出发点，但在当初的研究对象上，它们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一个以财富的合理分配为着眼点，一个以资源转化为财富为着眼点。政治经济学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的合理，其鲜明的特征是阶级性。资源经济学强调的是人与资源之间的关系，由于稀缺资源必须充分合理利用，其鲜明的特征是自然性。两者出发点不一样，但目标却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解决人类自身的经济问题，都是以人为中心。不要误解资源经济学仅是研究物，它讨论的也是人。资源经济学以人与资源的关系为对象，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一些古典经济学家所强调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并不矛盾。经济学的研究既要讨论财富合理分配的社会问题，又要讨论资源转化为财富的生产问题。这两者不可或缺，否则，缺少任何一方都无法理解和掌握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二者的辩证统一才是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全部内容。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曾经说过，经济学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意识形态的，一是技术性的。所谓意识形态，是指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技术性是指资源经济学的自然性。我们应该运用政治经济学原理，结合当前的实际，建立更和谐、更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同时，也应该运用资源经济学原理，合理地配置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那种不负责任地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或者简单地对西方经济学冠以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都是不可取的。政治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都是人类思想史中的瑰宝，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继承与创新。

人们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历史和逻辑的演进过程。从历史角度来看，它经历了一个从“政治经济学”到“资源经济学”、再到“经济学”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逻辑角度来看，它体现了“正”一“反”一“合”的逻辑形式。政治经济学最早出现是为了解决财富的公平分配而提出的，当时由于重农主义的奴隶制分配不公，重商主义的古典经济学家打着“国家经济”或“公共利益”的旗号，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创立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种学说对封建社会的经济体制进行了抨击，推动了社会进步，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理论基础。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在致马尔萨斯的信中说：“你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财富起因的性质的，我则认为它应该是研究生产物在参与生产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分配的。人们不可能制定有关数量的法则，但可能制定相当正确的有关比例的法则。前一个问题的研究是虚妄的，后一问题的研究则是这门科学的真正目的。”后来，随着资本主义鼎盛时期的到来，社会财富急剧增加，在资本主义这个物质丰裕的社会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抛弃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个完美的社会，社会不公不是社会造成的，而是“天生”或自然因素造成的。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他把贫穷的原因归结为“自然生殖”与“人性堕落”。从马歇尔开始，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就混为一谈。在罗宾斯的后，“政治经济学”一词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就不多见了。西方经济学家集体对政治经济学包括劳动价值论予以否定，真正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卫道士和御用经济学家，这本质上是经济学阶级性的一种表现。然而，西方经济学家却又开创了以稀缺资源配置为中心的经济学，即资源经济学。对其研究和运用，改良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秩序，对提升人类生产力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科学的“合理内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国家得到了继承与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基础，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谐发展的理论基石。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东西方国家经济已经走到一起来了，经济发展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金融资本市场已将基础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已经从“国家利益”上升到了“人类利益”的高度。在国际交往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发展中国家也要求经济发展与平等合作的权利。不少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政治经济学原理解决经济争端，协调经济利益，帮助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发展经济。在西方学者中，也有对西方经济学不讲政治表示出不满。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就曾经说过：“脱离政治学的经济学是无用的”。

政治经济学与资源经济学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对立”表现在两者属性特征不一样。政治经济学的属性特征是阶级性与公平性，资源经济学的属性特征是自然性与效率性。“统一”是指无论在什么样的经济形态下，经济学的研究必须解决这两者之间的平衡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奥肯说：“一个好的社会必须在平等与效率之间寻求正确的权衡”。实践证明，一个国家或者社会，如果片面地追求公平的最大化或者追求效率的最大化，都将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恶果。从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时期过分地强调公平(实质是一种平均主义)，忽视效率，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患贫，患不均”，结果导致经济发展不仅停滞，而且处于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基本原则就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其目的是为了尽快让人们摆脱当时吃大锅饭，不讲效率的状况和思想观念。现在几乎每个人即便不是学经济的，都知道提高效率、配置资源的重要性。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社会财富有很大的增长和积累，社会公平问

题凸显。党和政府及时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免除农业税、农村中小学学生学杂费等政策，都是为了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而采取的积极措施。公平与效率在均衡中是相互促进的；在背离中却是相互伤害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经济制度的合理性和人类资源利用的效率性有着不同的内涵。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就是阐述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到社会经济制度的合理和稀缺资源配置的均衡，即政治经济学与资源经济学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均衡是经济学永恒的主题。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从经济学研究的意义上讲，就是探求建立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和充分有效的利用自然资源。现在倡导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往往给人们最直观的概念就是环保，即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其实，可持续发展还涵盖社会制度的公平，即人与人关系的和谐。

四、经济学的研究就是寻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均衡点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告诉我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必须相适应。生产力超前了要调整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超前了要解放生产力。经济学的研究就是寻找一定历史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均衡点。在图1中，我们对经济学研究对象做了一个框架式的描述，较完整地说明经济学研究对象以及政治经济学与资源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部分用红色表示，寓意是政治经济学具有阶级性，各阶层的代表人物会采取各种手段来维护本阶层的利益。资源经济学部分用绿色表示，绿色象征着生命，提高稀缺资源配置效率就是尊重和珍惜生命，是资源经济学自然性的体现。经济学研究对象部分用蓝色表示，说明它不是一个具体东西，而是一种抽象、一种均衡，一种理性，一种认识论或方法论，它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均衡点。

至此，我们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性分析做了一个完整的描述。但是，只有定性分析并不能准确地描绘社会经济公平与效率的偏离程度，应该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定量分析指标体系。经济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定性的讨论上，定性的描述无法做出定量的估值。在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运筹学、计算机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如果经济学家们能够对社会经济的公平程度测算出参数，同时又对资源配置的效率测算出参数，然后求出这两组参数的均衡点。有了这个均衡点参照，确定它的偏离程度，将有助于我们在制定和调整经济政策时给出提示。究竟是应该加强“公平”，还是应该提高“效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调控行为就有了方向。既要防止过分强调公平而影响效率，又要防止过分强调效率而伤害公平。在两者的均衡中，保证社会经济体系平稳运行，这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经济学与生活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产业经济学；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30-0165-02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国内大多数高校农业院校经济学专业采用的仍然是传统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只是机械地对学生灌输知识，难以有效地训练学生的经济学思维能力，从而导致经济学专业具有理论性较强、职业指向性不明确的特征。产I经济学是经济学科下的应用经济学二级学科，因此，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需要改变以往单纯以课堂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利用新的教学方式，使学生能更好的发挥主观能动性，解决我国经济发展和具体产业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二、文献综述

1.国外研究现状。国外学者主要从四个方面对高等教育翻转课堂进行了研究：（1）翻转课堂的定义（Baker，2000；Mazur，2009；Brian，2012）；（2）翻转课堂的理论基础（Bloom，1960；Savery & Duffy，1995；Sweller，1988；Chickering & Gamson，1987）；（3）高等教育翻转课堂促进学生学习成果的研究（Ayers，2006）；（4）高等教育翻转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影响因素研究（Prince，2004；Berrett，2012；Talbert，2014）。

2.国内研究现状。国内学者对翻转课堂的研究文献自2012年以来呈快速增长趋势，他们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1）对翻转课堂本质的探讨（陈玉琨，2014；黄琰、蒋玲、黄磊，2014；张金磊，2013；何克抗，2014）；（2）对新型翻转课堂模式的构建（张金磊，2012；曾贞，2012；钟晓流等，2013；赵兴龙，2014）；（3）基于翻转课堂理念的具体课程教学实践（马秀麟，2013；翟雪松、林莉兰，2014；田爱丽、吴志宏，2014）。

3.研究述评。从国内外有关翻转课堂的文献来看，现有研究大都围绕基础教育中翻转课堂的本质、模式、教学实践及其有效性展开，对高等院校翻转课堂的研究较少，在这少数文献中，将翻转课堂运用于经济学专业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的研究更少。因此，本文以高等农业院校经济学专业的产业经济学课程为研究对象实施基于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以期为大数据时代我国高等农业院校经济学专业教学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三、产业经济学课程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

1.课前。根据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特点，产业经济学课程的课前教学主要采取充分利用线上平台的方式来进行。线上平台主要提供以下几个功能：（1）提供课程要求或重难点清单以及教学参考意见，学生可以根据教师提供的内容进行课前的自主学习和预习。（2）提供课程脉络树状图，以及基于此链接下的微视频。（3）学科学习网站推荐和热点问题推送。由于产业经济学课程是一门应用性质的经济学，它与生活中发生的最新经济现象密切相关，教师借助平台分享一些最新的视频、新闻等电子资料，学生可根据自身时间来安排学习时间。（4）问题留言。学生在课前自主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可以在网络平台上留言，教师可以及时收到反馈，根据学生问题及兴趣调整课堂安排。

2.课中。产业经济学课程的课中教学以分组合作为基础，采取专题教学和案例教学相结合的方式，以演讲和讨论作为主要形式。我们可以综合利用以下几种教学方法：（1）分组合作教学方法。教学班的学生可以根据个人意愿自由组合或采取抽签组合的形式形成4―6人的小组，并对组内成员进行分工。学期开头，教师可以通过课堂或网络平台设计一些选题，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就教师设定的某一个选题，在查找文献、联系现实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研究观点，制作PPT，每次课前安排1―2名同学讲解。教师还可以在每节课前花几分钟做一个新闻速递，以小组为单位查找关于产业发展的不同资讯，将查找的咨询整理并制成PPT。如果每堂课安排两个学生，可以采取选题演讲和热点传递交替的形式。在具体任务中，轮流指定一名小组成员作为主导者，成员之间相互做出评价，作为教师平时成绩的参考。（2）专题教学法。产业经济学学科体系比较复杂，就基本理论部分来看，理论性都很强。目前各高校产业经济学课程的课时安排大多为40―50学时之间，在有限的课时内不可能将全部理论都灌输给学生，再加上单纯的理论讲解会使学生在听课过程中感到枯燥无味，因此可以依据基本理论提炼相关专题进行专项讲解。例如，产业结构部分的我国主导产业转换专题，产业关联部分的各指标计算专题，产业布局部分的产业集群专题，产业组织部分的博弈专题以及产业政策部分的反垄断专题等。专题教学的形式将理论知识与现实经济相结合，使学生能运用基本理论分析显示产业经济中的各种问题，大大增强产业经济学课程的应用性。（3）案例教学法。产业经济学除了理解基本理论之外，还非常强调理论的应用。特别是在产业组织理论部分，结合哈佛学派SCP分析框架衍生出来的案例比较多。例如，结合市场结构中集中度的测量方式讨论我国汽车制造业的市场集中度；结合形成产品差异化的因素和产品差异化的测量方式讨论现实经济中厂商的差异化策略；结合市场行为中价格行为的不同方式讨论国内外厂商进行掠夺性定价、限制性定价和价格歧视的效果；结合现实经济中的横向并购和纵向并购案例讨论厂商组织调整行为的动因等。由于课堂教学时间有限，教师在课堂上可以引入的案例数量也是有限的。因此，可以结合课堂上案例讨论的内容，衍生相关课后案例供学生思考和分析，并以课后作业的形式向教师就所分析的内容进行反馈。案例教学法的实施方式有三种，即讨论式、辩论式和研讨式。讨论式案例教学的过程是由教师首先对案例的基本概况进行讲述，然后提出相应的要求和讨论题，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在课堂上进行自由讨论并派代表发言，最后由教师做出总结。辩论式案例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自己提供或根据学生提供的选题选择出一个现实经济中有争议的问题，学生采取自愿报名的方式确定主席及正反两方的辩手。与一般辩论赛不同的是，这里除了双方辩手的自由辩论外，还需组织剩余学生进行自由辩论。研讨式案例教学过程中，教师只负责提供背景材料和参考文献，学生将扮演具体案例中的决策者，对案例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并撰写分析报告。

3.课后。产业经济学课程的课后教学可以采取开展实践周活动和撰写课程论文或调查报告的形式来进行。（1）开展课外实践活动。为了更好的发挥实践教学基地的作用，克服校内资源不足的局限性，教师可以让学生将已有的项目计划方案带入实践基地，或者让学生直接参与实践基地的研究项目，并采取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共同指导学生参加项目的双导师制度。这样的合作交流过程，避免了学生没有目的的参加实践教学或者在实践教学基地里仅仅从事简单机械劳动的现象，能够充分利用实践基地的条件，最大限度的提高学生的实战能力。（2）课程论文或调查报告。课后可以以小组为单位针对某一问题开展社会调查，写成调查报告或课程论文，在期末时给予学生时间做课堂汇报，或者自己就某一问题查阅资料、阅读文献的基础上写一篇课程论文。撰写报告或论文的形式可以加深学生对问题的思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经济学与生活论文范文第8篇

就在这样一些轻松随意的角落里，安格里斯特建立了经济学虚拟实验室，并以此为许多难解的社会问题找到了准确答案。与其他学者一样，他也致力于推广这样一种理念，即微观经济学研究能够――并且应当――模拟实验室内实验的状况。许多其他微观经济学家以数学模型为基础进行研究，利用模型对人类行为作出大量假设。但安格里斯特只运用实验数据来阐明现实社会中事物的因果关系。

就拿安格里斯特近来反复考虑的课题――高校效率来说。为评价学校优劣，人们可能会比较其学生测试成绩、学生毕业率或者新生录取数据。而现今的情况是，名列前茅的学区往往能够吸引大部分拥有优秀学生的家庭。

学者们不能以随机地将学生分配到不同学校，并研究他们学业成绩的方法，来解答这样的问题。于是，为了解决这类需小心对待的问题，安格里斯特将目光投向了自然实验――每当出现这样的情况时，即两个情况类似的不同群体由一个特定的事件或环境得以区分开来。例如，一个学区的线被重新划定，一部分学生便会立即转移到另一所学校去，这就产生了经济学家们称之为“清晰识别（cleanidentification）”的现象，而该现象的后果并不由该学校本身影响所致。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安格里斯特的自然实验已使他成为经济学界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据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称，自八月起，他已成为世界上论著被引用最多的百大经济学家之一。而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记录了超过33，000名作家的论文被引用数据。他最著名的论文中包括：关于学校学制长短与学生工作后收入关系的研究；关于服兵役对个人收入影响的研究；以及关于班级规模与学生学业成绩联系的研究等。

安格里斯特的准实验法并非由他首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实验法便由包括阿兰・克鲁格（Alan Krueger，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现任主席，安格里斯特曾与他合著多篇论文）、哈佛大学的劳伦斯卡茨（Lawrence Katz）、戴维・卡尔德（David Card，现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曾是安格里斯特就读研究生时的导师），以及安格里斯特的重要导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奥利阿申费尔特（Orley Ashenfelter）在内的著名经济学家广泛推广。但他们之中无一人坚定地倡导实验室化经济学研究。

“他已经造成极大影响，”惠特尼・纽维（Whitney Newey）说道。纽维于1983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留任经济系教授至今，也是安格里斯特研究生时期的导师之一。

安格里斯特在经济学领域内的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名或许并不能充分说明其影响力。从事药物与生物学研究的因果关系的统计学家们经常引用他的研究方法，政治学者和社会学家也将自然实验采纳为一种基本研究工具。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1999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该校著名的反贫困研究者，就读研究生时曾受过安格里斯特的建议）表_示，他在选择性偏差问题上的不间断专注――例如评定等级较高的学校广受学业优秀学生欢迎的可能性――激励她突破他的研究方法，进行真正的实地实验。“一旦正确地提出了问题，你就能寻求解答这一问题的理想实验，”她解释道，“乔什是自然实验方面的佼佼者，而也正是这样的工作使我们中的很多人想到，真正的随机实验将会是一条很有前景的道路。”

如果说安格里斯特的简历向我们展示了一位学术明星如何长成――在普利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获得第一份工作，后被任命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又成为该校“福特经济学教授（Ford Professor of Economics）”的称号――他的人生本应该与此大相径庭。安格里斯特在11年级结束时，便完成了高中所需课程最低要求并从学校毕业。他在进入大学之前选择了休学，又从研究生院退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前曾在美国驻以色列军队中服役。

“我一生中偶遇了许多美丽的意外，”他说。

安格里斯特并不认为自己的个人经历对其研究议程――以教育对人产生的影响为研究重点――起了决定性作用。他说，在经济学上，不以实验数据和对研究正确课题的渴望为向导，而“从自己的经历上获取经验是一种谬误”。尽管如此，了解一点安格里斯特的生平事迹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其研究工作，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喜欢探讨这样一种观点，即偶发的社会环境会让处境类似的不同人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毕竟，他自己的人生本应朝着其他不同的方向发展――“一些事情丰富了我眼中的世界，”他承认。

走上经济学研究的迂回之路

安格里斯特在匹兹堡长大，父母均任教于卡耐基梅隆大学。“我来自书香门第，”他说道。他父亲是一位工程师，并为《福布斯》杂志和《华尔街日报》撰稿。母亲则是位社会学家，供职于私营企业。出于好玩，儿时的安格里斯特常常跳上缓慢穿行于卡耐基梅隆大学校园内的货运车（“可能不是最安全的消遣活动吧，”他回忆道），而相较于课堂，青少年时期的他反而对汽车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在完成了州政府规定的英语、健康和体操等方面成绩要求后，他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书。当他在校时的同学仍在校学习时，他已在一家州立精神病院找到工作，并用自己的工资买了一辆车。他的父母“原以为还要比这更糟，”他回想起来。

通向经济学的曲折道路

一年以后，安格里斯特申请进入大学就读，他成功说服了欧柏林（Oberlin）录取他：“我到了那儿，说明了自己的情况，他们发现我真的很喜欢它（指经济学），”他说道。他终于作为一名学生活跃在校园里，并在毕业时写就一篇荣誉论文，在该论文中模拟了失业影响工资分配的过程。那一年，欧柏林邀请了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的劳动经济学家，阿申费尔特前来协助评估安格里斯特的论文。安格里斯特给阿留下了深刻印象，并被邀请攻读他的博士学位。“显然，他是个好学生，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从事研究工作，”阿申费尔特回忆道。

机遇已送上门来，而安格里斯特却选择了前往以色列。他参加了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一个硕士研究生项目，但他自己说，“没做好，后来中途退出了。”正是在那里，他邂逅了后来的妻子――米拉。

此后，安格里斯特并未进入普利斯顿大学，而是选择加入以色列国籍，并入伍服役。作为一名伞兵，他深切感受到了结束以色列自1982年以来与黎巴嫩之间战争的强烈使命；他也是1985年最后撤离黎巴嫩以军中的一员。他说，军事训练有时候也“很有趣”，但在更大程度上，战斗令人却步：他的一位好朋友在贝鲁特中枪。安格里斯特本人则很幸运，“我遇到过最糟糕的事就是吓得半死，”他说。终于在退伍之前，他写信给阿申费尔特，向他确认其邀请是否仍然有效。一个经济学研究项目的名额迅速降临在他面前。

据安格里斯特回忆，有一天在普利斯顿大学，阿申费尔特向一个研究生班级说起，旧金山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者们进行了一项自然实验，以评估越战服役经历对应征入伍的士兵退伍后死亡人数的影响。由于抽签征兵法遵循随机原则，研究者们便可以假定这些士兵们先前并不比普通人群更易于自杀或遭遇死亡事故，并以他们作为控制组。

“奥利说，‘那是个多好的主意啊――总要有人为他们（退伍士兵）的利益做这件事，’”安格里斯特回忆道，“当天下午我就开始工作了。”

这次研究虽然只经历了从政府老电脑里提取信息的漫长过程，后来却成了安格里斯特的博士毕业论文。“在世的人，包括我自己，很少愿意腾出时间去完成这件事，”阿申费尔特说，“这就像是在边界地区，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下面挖掘隧道――实在是一项无穷无尽又沉闷乏味的工作。”安格里斯特最后发现，20世纪70年代应征入伍并服役的白人在80年代初期的收入相比未应征的同类群体低15%。

这只是事实，伙计

安格里斯特的论文为他赢得了一份哈佛大学的工作。不久之后的1991年，他和克鲁格共同发表的一篇关于研究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之间关系的论文，已然成了自然实验的教科书式范例――事实上，它出现在了各个领域的教科书上。他们观察到，很多州政府强制规定，孩子在六岁那年入学，并允许他们一进入十六岁就可以离开学校。这就意味着，并不是所有辍学的孩子都在校园里度过了等长的时间：十二月出生的孩子在进入六岁前的九月，即大约五岁零九个月时就要入学。而那些生于一月的孩子则到六岁后的九月――即大约六岁零八个月大时才入学。

这样一来，出生月份较迟、入学时更年轻的辍学生在16岁以前，不得不在课堂上花费更多时间――事实上，他们的上学时间平均而言确实要长。通过研究自20世纪20年代起得数十年出生记录总体数据，安格里斯特和克鲁格发现，额外接受一年教育的价值相当于年收入的7.5%甚至更多。作为一次自然实验，这项研究极具意义。因为十六岁时辍学的学生由其出生月份随机分配，并接受不同时长的在校教育。

安格里斯特一直擅长于寻找不同的“工具变量”――经济学家如此称呼他们用于设计自然实验的变量。现在思考另一个问题：班级规模如何影响学生的表现？

1999年，安格里斯特和另一位经济学家，维克托・里维（Victor Law）在一篇合著论文中发表了其研究成果，他们运用一项有趣的政策阐明了这一议题。在以色列，一个班级的人数上限为40人。如果一所学校有38名四年级学生，那么这些孩子便共同拥有一位老师。以此同时，另一所相似的学校若有42名四年级学生，这些学生将被均分为两个班级，每班21人。通过研究1991年内以色列4，000多个四、五年级班级学生的测试成绩，安格里斯特和里维发现，较小的班级规模对五年级学生的数学和阅读两门课成绩有显著提高，而对四年级学生的阅读课成绩亦有小幅提高。

安格里斯特也发表了一些重要的方法论著作，介绍促使自然实验取得有意义成果的一些条件，这些著作包括1994年他与哈佛大学的基多因本斯（Guido Imbens）合著的论文《论局部平均处理效应》。该论文正式明确了衡量事物平均效应的最佳尺度这一种理念。以政府新政策为例，其最佳衡量尺度应为，对其鼓励的对象情形内的人们的影响。因此举例来说，越战服役经历对士兵收入产生的平均效应只能通过被征召入伍者判定；无此种经历的志愿者一律被排除在安格里斯特关于退伍士兵收入研究之外。

反过来，这种评价方法也让政策制定者们更准确地预测到，发展教育或卫生保健项目的潜在效应。

“那可能是计量经济学领域内近十年来发表的最好的论文之一，”纽维断定。而他本人也是一位计量积极学家中的领军人物。2009年，安格里斯特又与伦敦经济学院的约恩・斯特芬・皮施克（Jorn-Steffen Pischke）联合出版了一部广受欢迎的书――《基本无害的计量经济学》。该书总结了他们关于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的大量研究项目。

所有这些工作将自然实验的理念从默默无闻的角落带向了学界主流。“他想让世界透明化，而其他人并不重视这一点，在这方面，乔什已领先于整个时代。”在提及安格里斯特始终坚持寻找实验证据，而不主要依赖于充斥着假定的数学模型时，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戴维奥特尔（David Autor）说道。奥特尔补充说，通过那项工作，安格里斯特在实证研究方面“已经想到如何回答其他人认为无法回答的问题的方法”。

就安格里斯特而言，他并不反对为预测政策变革效果等目的，而进行基于模型的研究工作。但他本人保持一种“实证研究主义者的心态”，并且相信，任何一个这样的模型都应该基于大量实验数据的建立。

诚然，正如卡尔德所言，许多经济学家仍将自己的学科视为一种基于理性和对激励机制的可预测回应的“数理哲学”。这些学者认为纯粹的观察实验法“是与现实严重脱轨的”。一些按照安格里斯特、卡尔德和克鲁格研究模式工作的年轻经济学家也遭受了批评；他们有时被描绘成是机会主义者，寻找着任何一个可以得出清晰结论的议题，甚至是像健身房会员资格使用这种看似无关紧要的事情。《新共和国周刊》2007年刊登的一篇文章也公开谴责进行自然实验的新兴学者们是在玩弄“室内学术游戏”。

“过去十年内，我们遭遇了一些阻力，像我、我的学生、我的学派这些人――他们将矛头直指研究工具，而不是研究课题本身，”安格里斯特说，“但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他补充说：“抽签征兵法成为上佳议题，并不仅仅因为抽签本身残酷，而因为它关系到事情的本质：那些男人被抽中了，他们的事业也就中断了。”他说，就所说的一切而论，“正是这一应用于中心问题的冷酷工具的结合使得研究有益。”

另一个恰当的例子：另一位安格里斯特曾帮助指导过的经济学家，1987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后留任教授的乔纳森格鲁伯（Jonathan Gruber），于20世纪90年代期间运用自然实验法，就不同医疗保险政策和项目如何影响人们进行了研究，继而运用其研究成果预测，若每个人均可享受可负担保险会发生什么情况。格鲁伯的研究在促成2010年奥巴马政府《合理医疗费用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 of 2010）》的颁布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乔什在我攻读研究生时便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格鲁伯说，“他是整个（自然实验研究）领域内的关键人物之一。”

在任何情况下，安格里斯特都极少让一丁点外界阻力挫败自己。“他获得成功的秘密之一就是那股韧性，”卡尔德说，“他乐于非常努力地工作，并将注意力从批评意见上转移开来……在像经济学这样艰苦的领域内，只要有哪怕一点点这样的品质，就能走得更远。”

绘制新蓝图

最近，安格里斯特加强了对教育问题的关注。2011年，他与奥特尔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同事帕拉格・帕萨科（Parag Pathak）共同发起了学校效率和不平等性动议机构（School Effectiveness and Inequality Initiative（SEII）），分析特许学校施行效果和财政补助对院校绩效的影响等议题。此理念的目的在于将实验室层面的研究引入市民公开会议。“学校质量和人力资本是美国政策议程上的重要议题，”他说。

而安格里斯特能将这项研究持续多久，则取决于有多少学院愿意与他共享有用的数据。他说，波士顿和马萨诸塞州在这方面是不同寻常的，“我们拥有极好的数据基础设施，并与市政府、学校和州政府紧密合作”。

这种数据开放性使得帕萨科和其他合作者近来发表了一些论文。在其中最好的一篇论文中，他注意到波士顿已采取抽签制度，以此决定哪些对特许学校感兴趣的学生能够如愿以偿；当一所学校的申请者人数超过其所能提供的名额时，研究者们能够将获准进入特许学校的学生的表现，与具有同样积极性但最终未被获准学生的表现进行比较。在2009年的一份报告中，他们发现波士顿某些特许学校将中学生在州级数学测验中取得的成绩平均提高了约15个百分点。

然而在两年以后，安格里斯特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在除波士顿以外的马萨诸塞州其他学区中，特许学校的学生的平均表现并不比在其他公立学校就读的学生好。安格里斯特认为，每一所特许学校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很难就他们是否提供了更好的教育这一问题，得出广泛而一致的结论，虽然较好的特许学校表面看来都坚持延长教学时间的准则，聚焦于数学和阅读等核心技能的培养，以及强调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

“‘特许学校’的理念是‘让一千朵花同时绽放’，”安格里斯特说，“好吧，这其中许多花都是蒲公英……特许学校本身（的水平）也都参差不齐。”

SEII的研究者们强调，他们就特许学校这一议题持中立态度。特许学校源于政治决策，因为他们利用了公共基金，而雇佣的老师却大多数不属于公会。“我们并不是特许学校的倡导者，”帕萨科在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后说道，“我们的态度是，让数据说话。”

在新奥尔良地区，抽签制度将学生们分配到依照不同原则运营的一众特许学校中去。那里的数据可能更值得讨论。那种情形可能有助于SEII的学者就何种特许学校运营更加有效这一问题得出更多结论。安格里斯特与帕萨科还在德克萨斯州瑞欧格兰山谷内的一些特许学校，开展了一项相关研究。由安格里斯特和奥特尔领导的SEII研究小组正在分析由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Susan Thompson Buffett Foundation）为内布拉斯加州学生设立的高等院校奖学金项目。

研究生们也在研究扩张带来的影响，并将SEII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展。一位申请攻读安格里斯特的博候选人――克里斯多夫沃尔特斯（Christopher Waiters）完成了一篇论文，他在论文中预估了波士顿迅速增加特许学校数量造成的影响。他得出结论，这将使该城市的种族成就差异缩小5-10%。但沃尔特斯说，当原先成绩较差的学生从特许学校中获取更多时，他们申请特许学校的几率也最小。

为证明自己的结论，沃尔特斯利用先前研究所得的实验数据，建立了一个预测未来结果的模型。“乔什对这种（将实验数据融入模型的）理念十分慷慨，”他说，“这对（乔什）那些将其视为‘自然实验之王’的同事们是个惊喜。”

安格里斯特也乐于从他新近的研究工作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学生在其读书生涯后期，往往能学到更多。他在研究了城市特许学校后提到，“我们在中学里见到了学生们显著的进步，而入学时基础很差的孩子则在稍后阶段也取得了这样的进步。”孩子们无法弥补他们在早年生活中积累的劣势是“一种令人信服的说法”，他说，“但这是错误的。”在这一点上，安格里斯特极力倡导将经济学视为实证性学科。他的个人经历也向我们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单就使成绩较差的学生大器晚成而论，要冒多大的风险。安格里斯特认为，中学的教育会改变学生的一生，他的孩子们也继承了他的这一看法。他的女儿艾迪（Adie）任教于波士顿一所特许学校。而他的儿子诺姆（Noam）则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的一名大学四年级学生，与他人一起为家庭收入微薄的波士顿高中生成立了一项运动与学习导师计划。

经济学与生活论文范文第9篇

一、社会资本定义与贫困的认知

1、社会资本概念及其理论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这个概念最初是在经济学领域中使用,19世纪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eugen v.b??hm-bawerk)和马克思经济学创始人马克思(karl marx)都曾提出过“社会资本”,但他们使用的社会资本或社会总资本是与“私人资本”、“个别资本”相对应的,不是我们现在把握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关于这种社会资本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由经济学研究转入社会学研究后,引起了一些社会学家的关注。直到1985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bourdieu)用英文发表“社会资本随笔”的论文正式提出社会资本的新概念后,才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接着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s.coleman)于1988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这篇经典论文之后,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渐成研究的焦点和热点。但至今社会资本的定义在学术界仍众说纷纭、尚未统一,主要有功能说、资源说、能力说、网络说、文化规范说(卜长莉,2005)。本文认为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普遍存在于制度化关系网络之中,并能够被其使用者投资积累带来一定收益或便利的社会资源。此定义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一是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存在的,也就是人们可以客观感觉到的“无形”资产;二是社会资本存在的载体是社会网络关系,也就是有的学者提到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但从正面来讲,这种网络(或资源)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关系网,而是“制度化的关系网络”,是与规范的组织(团体)成员制相联系的;三是当社会资本作为人际互动过程中而存在的信任、合作、共享、互惠等资源形式时,能够为使用者实现目标提供便利、带来收益。社会资本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为:社会网络、信任、合作(互惠)、参与、共享等。

目前,社会资本理论是一种日渐新兴的理论范式,是近20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一,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现有研究文献已从基本概念、度量方法和指标及其对社会、经济绩效等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入构建,它为我们研究和透视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而社会资本理论用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是近几年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一种新视角和新尝试,并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2、贫困的认知:视角转换与思想演变

可以说人们对贫困概念的理解经历着从一元解读到多元解读的过程;经历着逐步从纯经济生存层面,扩大到权利、发展、环境、文化及精神等层面。下面我们将结合学术界对贫困概念界定的思想发展脉络,依循着:物质生存、社会人文、能力发展的逻辑扩展顺序,对贫困内涵的演进给予简要说明,并指出其中的不足。

(1)物质生存的视角。人们认识工业社会的贫困,开始仍然沿用自然经济社会有关物质品匮乏威胁人们基本生存即是贫困的说法,当然物质品的多寡通常采用了货币收入额为标准,这不仅将贫困与低(货币)收入相联系,而且奠定了以货币收入为衡量工具的贫困线标准基础。正是如此,早期的文献可见英国学者朗特里(rowntree)等学者对工业化初期社会贫困的研究成果。1899年,朗特里在《贫困:有关城镇生活的调查》中对英国约克市做贫困问题研究时,提出了“初级贫困”(即绝对贫困)的概念,这种贫困就是基于“获得仅能够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必需品”的预算,并且随之得出了一个“社会可接受的”货币量(朗特里,1901),由此开辟了将贫困与无法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品,以及这种最低限度物质品折合的货币收入额联系起来的研究思路,为后来研究贫困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标准范式,影响深远。可以说最初的贫困概念都是基于物质生存标准的生理层面考量,虽然这种界定抓住了贫困的基本硬核,但是这种与生存的需要或工作效率的需要相联系的生理学方法,集中于贫困的生存表象而忽视了贫困内在所包含的发展、赋权、能力、人格尊严、知识文化、社会地位等更为深刻的内涵。当然这样的探索也不失为认识贫困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视角,并引起人们对贫困现象更多地关注和思考。

(2)社会人文的视角。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从“社会人文”角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困程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新的贫困概念,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贫困扩展到“人文贫困”(human poverty)的概念,它不仅包括反映人均国民收入和支出水平的收入贫困,也包括反映公民权、政治权、文化权及基本人权状况的权利贫困和反映人均寿命、卫生、教育、知识信息交流、生活环境质量条件等因素的人力贫困、知识贫困与生态贫困。其具体指标有:40岁以前可能死亡的人口比例、文盲率、参与公共事物的权力及概率,获得基础性教育与卫生保健服务的条件、环境污染指标、可饮用水和合适的食物状况等等。这些“新标准基本上代表了当前文明发展程度下,人类对相对贫困内涵的理解程度”。社会人文视角将人们对贫困的认识由传统的单一维度(经济角度)拓展到了多元维度(经济、政治、文化、卫生、环境等角度),加深了对贫困概念的理解。

(3)能力发展的视角。世界银行在过去的15年间,对贫困的认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1981年的贫困定义相比,《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对传统的基于收入的贫困定义进行了扩充,加入了能力因素,认为贫困是“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平的能力。”《2000—2001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又在“能力贫困”的定义之中,加进了“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涵义,意指“一个家庭和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将要经受的收入和健康贫困的风险,”同时“还意味着面临许多风险(暴力、犯罪、自然灾害和被迫失学等)的可能性。”而对能力贫困在理论上做出突破性贡献的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森关于可行能力(capability)——贫困视角的提出,把对贫困性质的认识又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所谓“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而这却是现在识别贫穷的通行标准”。并且“对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可以表现为过早死亡、严重的营养不良(特别是儿童营养不足)、长期流行疾病、大量的文盲以及其他失败。”当然,这种可行能力——贫困的视角并不完全否认将低收入视为贫困主要原因之一的传统观点,同时还将反贫困的政策视角从直接的生活质量改善,拓展到提高获取收入并摆脱收入贫困的能力。可行能力视角对贫困分析所做出的贡献在于,通过把注意力从手段(而且是经常受到排他性注意的一种特定手段,即收入),转向了人们有理由追求的目的,并相应地转向可以使这些目的得以实现的自由,强化了我们对贫困和剥夺的性质及原因的解释。

将现有文献关于贫困的概念归纳起来,cdp(committee for development policy)在对欠发达国家2006年的回顾和总结中认为,贫困包含三方面要素:低收入、人力资本的缺乏以及经济上的脆弱性(“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report”2006)。应该说,这个概括虽然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缺乏所导致的收入贫困、人文贫困、能力贫困融入到贫困概念的框架之中,已经比较贴近现代文明对贫困的认识和解释了,但仍有其不足,也就是欠缺社会资本的视角。在一个日益开放或转型的社会中,贫困群体所表现出的封闭性、边缘化倾向能够用社会资本分析工具加以解释并给出政策取向;同时,社会资本的弱化对知识贫困、人文贫困乃至收入贫困都有正相关性(有关经验研究也证实了这个结论)。因此,采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三维度视角导出的贫困概念,不仅包含收入贫困、人文贫困、能力贫困,还包含边缘性贫困,就是指因缺乏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资源(包括组织、网络、信任、合作、参与、声望、地位等),而在匿名社会里可能遭受歧视、排挤、打击而陷入社会边缘的贫困状态。结合三种“资本结构”的维度来看待贫困,兴许给出的答案能够较为圆满地解读现代社会贫困,也符合人类社会认知贫困的思想演变趋势。

文章借助现代社会资本理论,超越过去仅从物质层面或有形资源形态探讨贫困的传统思路,并尽量克服以往贫困问题研究的片面和不足,力图破解现代社会贫困存在之谜,也就是从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多元维度来认识贫困,以便为贫困群体增加“三种资本”的能力寻找新的获取途径。

一、社会资本定义与贫困的认知

1、社会资本概念及其理论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这个概念最初是在经济学领域中使用,19世纪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eugen v.b??hm-bawerk)和马克思经济学创始人马克思(karl marx)都曾提出过“社会资本”,但他们使用的社会资本或社会总资本是与“私人资本”、“个别资本”相对应的,不是我们现在把握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关于这种社会资本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由经济学研究转入社会学研究后,引起了一些社会学家的关注。直到1985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bourdieu)用英文发表“社会资本随笔”的论文正式提出社会资本的新概念后,才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接着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s.coleman)于1988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这篇经典论文之后,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渐成研究的焦点和热点。但至今社会资本的定义在学术界仍众说纷纭、尚未统一,主要有功能说、资源说、能力说、网络说、文化规范说(卜长莉,2005)。本文认为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普遍存在于制度化关系网络之中,并能够被其使用者投资积累带来一定收益或便利的社会资源。此定义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一是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存在的,也就是人们可以客观感觉到的“无形”资产;二是社会资本存在的载体是社会网络关系,也就是有的学者提到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但从正面来讲,这种网络(或资源)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关系网,而是“制度化的关系网络”,是与规范的组织(团体)成员制相联系的;三是当社会资本作为人际互动过程中而存在的信任、合作、共享、互惠等资源形式时,能够为使用者实现目标提供便利、带来收益。社会资本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为:社会网络、信任、合作(互惠)、参与、共享等。

目前,社会资本理论是一种日渐新兴的理论范式,是近20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一,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现有研究文献已从基本概念、度量方法和指标及其对社会、经济绩效等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入构建,它为我们研究和透视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而社会资本理论用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是近几年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一种新视角和新尝试,并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2、贫困的认知:视角转换与思想演变

可以说人们对贫困概念的理解经历着从一元解读到多元解读的过程;经历着逐步从纯经济生存层面,扩大到权利、发展、环境、文化及精神等层面。下面我们将结合学术界对贫困概念界定的思想发展脉络,依循着:物质生存、社会人文、能力发展的逻辑扩展顺序,对贫困内涵的演进给予简要说明,并指出其中的不足。

(1)物质生存的视角。人们认识工业社会的贫困,开始仍然沿用自然经济社会有关物质品匮乏威胁人们基本生存即是贫困的说法,当然物质品的多寡通常采用了货币收入额为标准,这不仅将贫困与低(货币)收入相联系,而且奠定了以货币收入为衡量工具的贫困线标准基础。正是如此,早期的文献可见英国学者朗特里(rowntree)等学者对工业化初期社会贫困的研究成果。1899年,朗特里在《贫困:有关城镇生活的调查》中对英国约克市做贫困问题研究时,提出了“初级贫困”(即绝对贫困)的概念,这种贫困就是基于“获得仅能够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必需品”的预算,并且随之得出了一个“社会可接受的”货币量(朗特里,1901),由此开辟了将贫困与无法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品,以及这种最低限度物质品折合的货币收入额联系起来的研究思路,为后来研究贫困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标准范式,影响深远。可以说最初的贫困概念都是基于物质生存标准的生理层面考量,虽然这种界定抓住了贫困的基本硬核,但是这种与生存的需要或工作效率的需要相联系的生理学方法,集中于贫困的生存表象而忽视了贫困内在所包含的发展、赋权、能力、人格尊严、知识文化、社会地位等更为深刻的内涵。当然这样的探索也不失为认识贫困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视角,并引起人们对贫困现象更多地关注和思考。

(2)社会人文的视角。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从“社会人文”角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困程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新的贫困概念,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贫困扩展到“人文贫困”(human poverty)的概念,它不仅包括反映人均国民收入和支出水平的收入贫困,也包括反映公民权、政治权、文化权及基本人权状况的权利贫困和反映人均寿命、卫生、教育、知识信息交流、生活环境质量条件等因素的人力贫困、知识贫困与生态贫困。其具体指标有:40岁以前可能死亡的人口比例、文盲率、参与公共事物的权力及概率,获得基础性教育与卫生保健服务的条件、环境污染指标、可饮用水和合适的食物状况等等。这些“新标准基本上代表了当前文明发展程度下,人类对相对贫困内涵的理解程度”。社会人文视角将人们对贫困的认识由传统的单一维度(经济角度)拓展到了多元维度(经济、政治、文化、卫生、环境等角度),加深了对贫困概念的理解。

(3)能力发展的视角。世界银行在过去的15年间,对贫困的认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1981年的贫困定义相比,《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对传统的基于收入的贫困定义进行了扩充,加入了能力因素,认为贫困是“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平的能力。”《2000—2001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又在“能力贫困”的定义之中,加进了“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涵义,意指“一个家庭和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将要经受的收入和健康贫困的风险,”同时“还意味着面临许多风险(暴力、犯罪、自然灾害和被迫失学等)的可能性。”而对能力贫困在理论上做出突破性贡献的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森关于可行能力(capability)——贫困视角的提出,把对贫困性质的认识又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所谓“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而这却是现在识别贫穷的通行标准”。并且“对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可以表现为过早死亡、严重的营养不良(特别是儿童营养不足)、长期流行疾病、大量的文盲以及其他失败。”当然,这种可行能力——贫困的视角并不完全否认将低收入视为贫困主要原因之一的传统观点,同时还将反贫困的政策视角从直接的生活质量改善,拓展到提高获取收入并摆脱收入贫困的能力。可行能力视角对贫困分析所做出的贡献在于,通过把注意力从手段(而且是经常受到排他性注意的一种特定手段,即收入),转向了人们有理由追求的目的,并相应地转向可以使这些目的得以实现的自由,强化了我们对贫困和剥夺的性质及原因的解释。

经济学与生活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生态伦理学；生态经济学；马克思；社会历史哲学；现实意义

当下，国际金融危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发现这次深刻的经济危机，可能引起全球性的决策机制空前的改变，生态问题在可见的将来必然会成为经济政策的主导因素之一，整个生态运动的理念也将会产生一次历史性变化。这样，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政策制定者既有的观念系统必须适应新的挑战。中国政府在其既有的马克思主义观念系统中要找到相应的思想资源，并不困难，问题在于需要在本土实践中根据这种资源，不断作出切题的再思考。

一、生态运动的价值论阶段及其局限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尽管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提出了“大地伦理学”的概念，但学者群体系统地回应生态危机、构造生态哲学仅仅有45年左右的历史。这几十年间，人文社科界的生态学说风起云涌，顿成西方学术界之显学，学派林立，并且涌现出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与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两大阵营的争论。不管以人类为最高的价值目标，还是以自然系统为最高的价值目标，这些生态学术运动的主线是一种价值学说，换言之，生态伦理学是这45年来整个生态哲学和生态社会科学的轴心。但是过分地从伦理学角度考虑我们的生态困境，不可避免带有强烈的局限性，其缺陷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价值观先行的视角，日益脱离人类与自然的实际，带有浪漫主义、神化自然的乌托邦色彩。在生态哲学诞生之初，影响最广的四篇奠基性论文都带有这种倾向。例如小林恩·怀特（Lynn T. White, Jr.）教授1967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著名论文《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认为早在中世纪，犹太－基督宗教传统的人类优于自然的倾向已经造成西方人使用科学技术榨取自然的心态萌芽。［1］这个带有韦伯风格的论断本来尚有可取之处，但是随后他谈及未来的解决方案时，盛赞佛教禅文化以及中世纪著名修士阿西西的方济各（Francis of Assisi）对待自然的态度。我们分析一下后一个个案，方济各在他著名的《太阳颂歌》（Canticle of the Sun）中表达他对自然的感受：“我主，愿你因亿万受造而蒙颂赞，尤其是因为太阳兄弟，它带来白昼，给我们光明，它美丽灿烂，彰显你的尊荣…… 我主，为了风兄弟，又为了空气、白云和晴朗，以及各种气候，愿你受赞颂……为了水妹妹，愿你受赞颂，它多么有用又谦逊，宝贵而贞洁……我主，为了我们慈母般的大地姊妹，愿你受赞颂，它负载并照顾我们，它生产许多果实和缤纷的花卉草木……” ［2］但是，这种田园牧歌的情调确实与方济各时代的现实生活紧密关联，蛮族入侵瓦解了西罗马帝国后，基督教在蛮族中虽然获得承认，但能够保存的文化遗产极少，中世纪欧洲的封建采邑制和教会的苦修传统构成了这个“黑暗时代”（the Dark Ages，方济各生活在狭义上的黑暗时代刚刚结束的时期）紧缩而有序的社会构造。在自给型经济中，作为共同体恬静的成员，自然当然不会成为过度索取的对象。现代生态哲学家对方济各这种与自然相团契的价值观称羡不已，但是不见得他们就愿意还原方济各时代欧洲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再者，方济各传中的很多情节，如果和东方文化相类比，更接近于董仲舒学说的天人交感关系，是带有等级制教化功能的，禅佛教以人人皆有佛性立说，拒斥这种向下示范的苦修文化。完全是现代西方学者对生态伦理脱离具体场景的浪漫幻想，把方济各和禅宗这两种风牛马不相及的传统，一起摆放到生态价值论的玄学神坛上当作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