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6 11:46:04
经济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房地产虚拟经济重构稳定
在市场经济中，房地产有三个基本功能：一是为消费者提供居住和工作场所；二是为个人和企业提供投资或投机机会；三是为整个信用制度提供最基本的抵押资产（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银行抵押资产的90％是房地产）。前者是房地产的自然属性，与是否市场经济无关，后两者则是房地产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基本功能，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这两个功能。房地产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基本功能引发房地产在市场经济中正反两个方面的基本作用：其正面的基本作用在于房地产可以迅速通过房地产信贷的杠杆撬动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发达地区，导致该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在中国这总是为地方政府带来巨大的土地出让和税收收入）；而基本的负面作用就是它可能带来泡沫经济的风险。可见，房地产在现代经济运行中具有很强的虚拟经济的运行特征，把房地产作为虚拟经济的部门之一来进行研究更能体现房地产在市场经济中的特性。
然而，在传统经济理论中，房地产（realestate）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最重要的实物资产（realassets），属于实体经济的研究范畴，房地产的变动应该与经济基本面相吻合。但是，现实经济中的“房经背离”和“房地产泡沫”等种种“异象”又说明了仅把房地产作为一种实物资产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从当今经济虚拟化的现实出发，运用虚拟经济理论对之进行合理的解释。
一、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研究
在现代经济中，资本化定价方式越来越普遍，整个经济系统中虚拟经济部分的影响日益增强，相应地，虚拟经济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要。国内外学者对虚拟经济的定义和称呼有很多种，但是它与“实体经济”相对独立而存在的看法却是共同的。虚拟经济概念的本质意在概括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基础就是资本化的定价方式。它是观念支撑或心理支撑的价格形成系统，而实体经济是成本支撑的价格形成系统。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房地产的价格形成无疑属于虚拟经济系统。
可见，虚拟经济理论重视预期和心理活动、不确定等因素的作用，它把整个经济系统划分为由成本支撑的实体经济系统和由心理支撑的虚拟经济系统。虚拟经济是一种以资本化定价方式为其行为基础的特殊的经济运行关系，一种资产，不论其有形还是无形，也不论其是金融资产还是房地产，一旦以资本化定价方式来定价，它就具有虚拟资产的运行特征，就应该纳入虚拟经济的研究框架。虚拟经济中的所有运行特征、运行规律和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无不与资产的这种特殊定价方式有关。对房地产虚拟性的研究也是从资本化定价方式入手的。有关的研究如下：
1.关于房地产定价方式的研究。刘骏民（1998）指出：如果从定价方式的角度来看，即使是狭义的虚拟经济的定义也要包括房地产。随后，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课题组“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研究报告”指出房地产虚拟性是介于一般商品和金融资产之间的，房地产虚拟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具体包括：房地产存量与市场、经济发展与经济虚拟化的程度以及制度因素（包括土地制度、法律制度和市场结构等影响房地产虚拟性质的主要制度因素）。
2.关于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经济稳定的关系研究。郭金兴（2005）指出：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并不必然导致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房地产具有稳定经济的内在机理。房地产价格的长期增长趋势可以使货币供应与经济增长中的货币需求相适应，而房地产价值的相对稳定性对稳定货币发行，从而稳定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王国忠（2005）通过计量经济模型的检验发现：房地产价格波动对整个经济价值系统的影响是直接而显性的。房地产价格与货币供应在整个区间内存在双向的影响机制，房地产价格对股票价格与实体经济的价格指标都有着单向的传导机制，房地产的价格波动会影响股票市场的价格及实物生产价格的波动。这说明作为虚拟经济的子集，房地产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如果把房地产部门看成是虚拟经济的一部分，然后再来考察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就会发现，房地产价格的变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出现了增强的趋势。鞠方（2005）基于对现代经济和房地产市场特殊性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基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二元结构分析框架，提出了房地产市场货币积聚假说，对房地产泡沫的成因进行新的解释。进而把房地产泡沫放在协调处理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重点剖析房地产泡沫、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为三者的互动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并指出：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具有鲜明的虚拟经济特征和实体经济特征的特殊市场，正是由于这种“虚实两重性”，决定了房地产“异象”成因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二、从虚拟经济的角度重构房地产经济理论的基本思路
在认识到房地产的虚拟性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按照虚拟经济的理论框架（刘骏民，2003），从虚拟经济角度来重构房地产经济理论。这种重构包括以下几个有机的组成部分：①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研究。这是从虚拟经济的行为基础——资本化定价方式的角度对房地产虚拟性进行的研究。②对房地产自身的稳定性的研究。首先，从虚拟经济的运行特征——强波动性入手，然后，对房地产这种虚拟经济成分自身的稳定性进行研究。③从价格的角度来研究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宏观经济稳定的关系。说明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的互动关系——房地产如何影响宏观经济以及宏观经济对房地产市场产生什么影响。④从资金流的角度阐述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宏观经济稳定的关系，这种资金流包括货币资金流和信贷资金流。分析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宏观经济稳定（波动）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新的房地产经济理论的核心部分。⑤指出在虚拟经济条件下政府要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干预，以促进经济稳定。⑥案例研究。研究美国、英国、日本、中国等国房地产业的发展与宏观经济稳定的关系。
由此，从虚拟经济的角度来重构房地产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图大致如下：
三、从虚拟经济角度来重构房地产经济理论的意义
在经济虚拟化背景下，研究房地产虚拟性质与宏观经济稳定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大体而言，从虚拟经济的角度重构房地产经济理论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强调房地产的投资和投机功能，从而将股市、债市、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等看作一个整体来考察房地产，考察资金在这些领域中转移流动的规律及其影响；第二，强调房地产作为资产的虚拟性质和可能的房地产引发的泡沫经济的风险。这种从市场经济功能视角的研究将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有利于正确解释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传统经济理论难以有效解释房地产市场运行中的“异象”，只有在对房地产虚拟性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才会对虚拟经济的定义和研究领域有更深刻的了解；才会对虚拟经济的理论出发点是把整个经济看作一个价值系统而非物质系统有更深刻的理解；这种研究必将极大地丰富虚拟经济的理论。
有利于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研究房地产虚拟性与宏观经济稳定的关系，指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有利于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稳定和协调发展，这在客观上为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提供理论依据，并有利于提高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
有利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和实体经济部门的协调发展。房地产市场和实体经济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房地产的健康发展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研究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宏观经济稳定，有利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和实体经济部门的协调发展，从而为经济增长服务。
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事关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和社会稳定，房地产泡沫引发的财富分配效应可能加剧收入分配差距，造成社会利益主体的矛盾激化。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房地产市场发展迅速，房地产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也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房地产业也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各国的GDP增长对房地产业的依赖性较强。在此情形下，如果房地产业出现不正常的发展，不仅会导致房地产业衰退，还会对金融体系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带来不良影响。因此，认识房地产虚拟性并在此基础上解决房地产市场发展中的问题，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金融安全、投资决策和社会稳定，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
［参考文献］
[1]AlanGreenspan.Newchallengesformonetarypolicy．beforeasymposiumsponsoredbytheFederalReserveBankofKansasCityinJacksonHole［R］．Wyoming，August27，1999.
[2]刘骏民.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39～42.
[3]刘骏民.虚拟经济的理论框架及其命题[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
[4]王千.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宏观经济稳定[D].南开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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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杰,王千.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的理论和实证分析[J].当代财经,2006,(2).
[7]郭金兴.房地产虚拟性及其波动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经济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和用途
谈到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缺陷，实际上就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能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学到什么。
要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明白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教给我们什么，还要明白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在什么范围内可以是正确的。搞清了这些问题，就等于搞清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和用途。
中国的经济学人常常是急功近利的，许多人都想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找到有关最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结论。由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都是外国人阐发的，这样一种追求等于认定，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教给了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最优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可是在实际上，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告诉我们这样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我在《混乱的经济学》一书中已经详尽地说明，这样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是不存在的（左大培，2002，特别是第五章和第二章）。而精通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大师们自己也清楚，他们的理论绝不能论证诸如“在任何地方都应当实行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之类的“政策指南”的正确性，因为微观经济学的标准教科书都承认，在存在着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的地方，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很可能是低效率的。
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也不能告诉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普遍适用的“经济规律”。恰恰是当代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本身的分析说明了它的每一条理论原理的局限性，说明了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理论，因为当代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每一条原理都是在一系列严格界定的前提下论证出来的。谁都知道，“价格上升供给就会增加”之类的规律，只有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才能成立。萨缪尔逊曾经说，经济学中真正到处都成立的是比较优势规律。可是英国在18世纪的棉布贸易问题上就没有遵循比较优势规律——按照这个规律，英国本来不应当生产棉布，而应当从印度进口棉布。违反了这个规律的英国不但发动了产业革命，而且上升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左大培，2002，第七章）。
那么，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到底在什么范围内还可以是正确的？回答是：到处都正确，又到处都不正确。
这里的关键在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向我们提供的任何可靠的东西，都只不过是一些“模型”，是在这些模型内部存在的必然的条件联系。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用这些模型告诉我们，在哪一套假设的前提（“条件”）下，会出现什么样的经济后果，这些经济后果都是人的经济行为的产物。条件与经济后果之间的联系有着逻辑上的必然性，这种逻辑必然性产生于从假设条件出发所作的演绎推理。
自经济学这门学科在西方产生以来，经济学家们就对这门学科的性质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无尽无休的讨论。这种讨论伴随着经济理论本身的研究进程，导致了经济学的主流、特别是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越来越走上依据给定前提进行演绎推理的道路。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经济学中的思想家，如米塞斯和罗宾斯等人，恰当地总结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性质，强调经济学的重要原理都是从假设中演绎出来的。只不过这一代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者还充满了自信，坚持说作为演绎前提的那些假设都是不可质疑的公理，它们来自于人们内心的自省。根据这种康德先验论式的观点，米塞斯甚至称经济学的理论原理为“先验的理论”或“先验的定理”（Mises，1976）。而他和罗宾斯那一代人所讨论的“经济理论原理”，其实就是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
对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方法论上的演变和发展，国内学者如胡乐明等人近年来也曾作过系统的论述（程恩富、胡乐明，2002，中篇）。
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家已经没有了米塞斯那一代人的自信。他们虽然将从前提中进行演绎推理的分析方法发挥到极致，使其更加严格和系统化，却不再坚持演绎的前提是内省而来的不证自明的公理。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更象米塞斯的同时代人、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肯所定义的“理论”：它包含着对可能的条件状况之间的必然联系的一般适用的陈述。在欧肯看来，理论就象力学上的自由落体定律那样，必须是必然的、假设性的；所谓假设性，是指理论只包括假言判断，具有“如果……，那么……”的陈述形式：“如果某物体自由下落，那么其降落速度必定为V=g·t”（Eucken，1954，S.29-30）。
明白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种性质，我们就可以断定它在哪里正确，在哪里不正确：在实际情况正好合乎假定的条件的地方，相应的经济理论必定是正确的；在实际情况不合乎假定条件的地方，从这种前提条件推导出来的理论常常是不“正确”的——更严格地说，是不适用的、没有现实意义的。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致命弱点，主要还不在于它的理论结论受预设的假设条件（演绎的前提）限制，而在于它的这些演绎前提往往是极其脱离现实实际的。用前边欧肯所说的自由落体定律为例：只有当一个物体真是在“自由降落”时，它的下降速度才是V=g·t。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物体完全自由下降的情况是很难见到的——空气的阻力就会降低物体的降落速度，而如果物体是在水中下降，则自由落体定律对说明它的降落速度几乎就没有什么用。而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预设的假定条件，比自由落体定律的假设前提离现实要远得多。
当今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一直有一个非常统一的研究范式，这就是分析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为了在其分析中贯彻这一研究范式，它必须在对每一个理论原理的论证中、在每一个“模型”中都假设完全的理性、给定的企业可使用技术、给定的个人偏好，甚至假定每个人都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行为。在至今为止最受偏爱的理论模型中，还附加了诸如完全信息、未来确定、不同企业有完全相同的技术和潜能等假设。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描述的其实是在这样一组给定的抽象条件下的理想状态，这是它的一切弱点的主要来源。
认真的观察和思考会告诉我们，上述那些假设条件几乎处处都不合乎实际情况，这就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到处都丧失解释力。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这些不合实际的假设妨碍了自己的解释能力，主流的微观经济学家们近年来自己在作出种种努力以放弃某些脱离实际的假设。这就出现了有关不完全信息和不确定条件下的理性经济行为的研究。甚至对完全理性这样的假设前提，也出现了修改它的努力。这就导致了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这种研究最近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尽管如此，微观经济学的主流仍然沉浸在我们前边所说的那一套不合乎实际的假设中，它的理论原理几乎全都是根据这一套假设前提推导出来的。
多年以来，笔者都是主流微观经济学的一个诚实的研究者。我承认主流的微观经济学也是一门科学，承认主流微观经济学对真理的要求权，只不过我总要附加一句：它只在它假设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也就是在一个脱离实际的幻想的范围内，是确凿无误的真理；而在现实世界中，滥用它的理论原理往往会导致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的大萧条和90年代东欧国家的贫困化那样的经济灾难。
脱离实际的假设前提
既然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分析前提往往是不符合实际的，从这样的前提推导出来的理论原理就不可能完全正确地解释实际的经济生活。我在研究许多实际经济问题时都碰到了这样的问题：为了恰当地说明实际经济生活中的许多现象，我不得不在分析中提出与主流微观经济学不同的假定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更合乎实际，而根据它们得出的结论却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原理相冲突。根据这样的分析，我们会看到一个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所描绘的不同的世界。我之所以这样作，不是为了出语惊人，而是这样的分析所得出的是一个更接近实际的世界。
但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拥护者却对他们的不合乎实际的理论分析前提泰然处之。在他们看来，分析前提的脱离实际并不是一种理论的重大缺点。早在20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就在一篇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论文中以一种工具主义的说法来为不合乎现实的假设前提辩护。在他看来，经济学的假设从来就不现实，理论的有效性与假设的现实性无关；理论的有效性应由其对所解释的现象的预测能力来判断。
我们可以用使弗里德曼赢得了声誉的有关菲利普斯曲线的争论来解释弗里德曼的论点：在弗里德曼看来，一个理论是否有效，取决于它能否根据现在的信息正确地预测菲利普斯曲线未来的行为（诸如在多高的名义工资增长率下会出现多高的失业率），而不取决于它的假设是否合乎现实的实际。按照这种说法，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不合乎实际似乎就有了充足的理由。
由此就产生了为主流微观经济理论辩护的种种说法。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很大一部分主要原理是关于个体的最优化行为的。为了在给定的环境下实现这种最优化，需要进行复杂而困难的计算。现实当中的普通人当然不可能进行这样的计算，而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却宣称它说明的正是这些普通人的行为。这当然使它受到了不合乎实际的指责。但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拥护者们却辩解说，鸟儿并不懂得空气动力学，但是它的飞行却完全合乎空气动力学的原理；现实中的个人虽然不会进行最优化的数学计算，但是他们的经济行为却“似乎就象（asif）”他们懂得并按最优化计算行事一样。这样，只要人们的行为与理论原理的结论一样，我们就可以把现实的状况视为“似乎就象”理论上的假设前提所说的那样，从而不必再顾虑理论分析的前提不合乎实际。
初听起来这些辩解似乎很有道理。不过，这些辩解要想成立，就必须满足一个很严格的条件：个人的经济行为、他对外界环境的反应必须真象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预言的那样；至少整个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现象之间的关联必须真的符合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否则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可能有足够的预测能力。而这个条件在不现实的假设之下是很难得到满足的。不合乎实际的假设所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它使整个经济生活中各方面现象之间的关联不可能完全合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而且理论预言和现象关联之间的这种不相吻合很可能就发生在我们的研究所关注的问题上。
还以弗里德曼有关菲利普斯曲线的论述为例。弗里德曼为人称道的主要功绩之一，是了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中的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论证了长期中不存在这种关系。一般人注意的都是，弗里德曼强调工人计较的是实际工资，强调预期的作用，强调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最终必须随实际通货膨胀率而调整。但是实际上，弗里德曼在论证长期中不存在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时，还假设了劳动市场的一种特殊运行状况，而这种运行状况绝不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认定的均衡的劳动市场。
市场供求均衡不仅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分析的核心问题，也不仅是它的研究范式，而且实际上是它看待整个经济生活的基本假设。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几乎每个模型其实都暗中假定每个经济当事人都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行为。而对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一均衡理念的最大挑战就是劳动市场上的大量失业：大量失业的存在、特别是失业率的显著波动证明了劳动市场没有处于均衡状态。而原始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实际上是以劳动市场不均衡为前提条件的。
尽管弗里德曼认为长期中不存在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但是他并不否认短期中这种替换关系的存在。这样，他实际上就承认了劳动市场经常处于不均衡之下。不过，弗里德曼坚信长期中任何市场都会均衡。为了使劳动市场上始终存在的大量失业与均衡概念相容，他提出了“自然失业率”概念，把它定义为劳动市场均衡状态下的失业率，并利用这个概念来否认长期中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可是尽管如此，在论证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会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向上移动时，他使用的论据却是：预期通货膨胀加速会使工人在工资谈判中要求名义工资加速上升，从而使名义工资上升速度加快。严格的数量化分析会证明，在这里，弗里德曼实际上假定了劳动市场上的名义工资是由供给方决定的，而不是由供求均衡的工资水平决定的，这样决定的工资才能容许失业率的波动。这也就是说，弗里德曼之所以能对短期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之间的关系作出正确的预言，靠的是使用合乎实际的非均衡劳动市场模型，而不是使用不合乎实际的均衡劳动市场模型。
弗里德曼关于就业和产量波动的思想以后又经过了两论的发展，一代是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另一代则是所谓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这两代经济理论对就业和产量波动的解释很不同：理性预期学派把它归结于预期通货膨胀率和实际通货膨胀率之间差别的变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把它归因于技术和实际财政开支等“实际”因素的冲击。但是这两代经济波动理论都在同一点上完全回归到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上：它们都坚持“市场出清”的理论模型，把劳动市场看作始终是供求均衡的，从而名义工资总是会使劳动供给等于其需求。
不管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解释产量和就业的波动上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它们的理论模型在对现实的解释力上都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它们不能解释失业特别是失业率的波动。它们解释的只是劳动供给和就业的波动，至多解释的是实际劳动投入的波动；但是这显然不能与失业和失业率的波动划等号，失业率的上升既可能与劳动供给增加同时发生，也可能与就业的增加同时发生。而且在这两种模型所假设的那种均衡的劳动市场下，失业、至少是失业率应当不会发生明显的波动。这样，这两种解释产量和就业波动的模型并不能解释失业的波动。而在解释和预测能力上的这种根本缺陷，显然是由于这两种模型预先作了劳动市场始终是供求均衡的这种不合乎实际的假设。
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解释失业率波动上的无用性是一个最明白无误的证明，说明严重违反实际的假设会破坏理论的预测能力，脱离实际的假设不可能产生一个有完美预测能力的理论。
其实弗里德曼以预测能力来衡量理论有效性的标准也完全可以拿来为中医的理论辩护：中医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理论范式虽然对人体作了不合乎实际的假设，但是只要它有足够的预测能力，就应当把它视为一个有效的理论。但是实际上，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由于对人体的性质作了不合乎实际的假设，它就不可能对人类的健康和疾病状况作足够有效的预测。
主流理论的预言与实际状况的差距
我们可以从演绎前提如何脱离实际上来说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为什么与现实的状况之间有那么大的差距。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是分析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要使这种理论分析合乎经济生活中的实际，现实生活中的人就不仅必须具有完全的理性—完全的计算能力，而且必须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策略，并且他必须预期到别人也是这样。
不仅如此，这种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分析要想得出确定的结论，还必须假设个人的偏好和企业可以使用的技术对于人们的经济行为来说是外生给定的。本来许多有见识的经济学家早已指出了个人的偏好会如何受他人消费、受市场状况影响，这表现在以流行的消费为好的“随大流效应”、以与众不同为好的“snobeffect”、以消费高价物品为幸福的“凡勃伦效应”等等。但是如果这些效应很严重，个人的偏好和市场的需求函数就难以确定，以个人满足最大化为基础的静态均衡要么可能不存在，要么可能极难认定和达到。这就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不几乎完全漠视个人偏好之间的相互影响、个人效用之间的互动以致情绪上的相互影响等等，从而也就不能不漠视当代经济中的许多重大特点——通过广告来影响销售、市场上和社会中的情绪因素对股市的作用等等。
同样的考虑还导致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生产上假定了外生于经济行为的生产技术可能性—生产函数，从而忽视进入和退出一个行业的实质成本——学习效应一类的东西。学习效应指出生产的效率随历史上累积产量的增加而提高，但是累积产量的增加也会使生产效率提高的速度递减。这种学习效应其实时时处处都存在，它表明新的生产者往往有提高生产效率的最大潜力。但是学习效应给静态均衡分析带来了巨大的难题：由于学习效应的作用，生产率和生产函数受生产行为本身影响，而在主流的静态均衡分析中，生产行为本来是在生产函数制约下的企业最优决策的产物。这样，由于学习效应的作用，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偏爱的那种唯一的静态均衡几乎是无法存在也无法找到的，未来的均衡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之前的动态演化路径。正因为如此，主流的微观经济分析在其理论模型中几乎从来就不给学习效应一类的东西留下任何空间。
正是这种生产函数上的非现实假设严重损害了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力。按照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能够按照比较优势安排进出口结构的国家应当经济效率最高，而这里所说的比较优势，是按照当下给定的生产效率来确定的。根据这样的假设，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证明了完全的自由贸易能使一国达到最高的经济效率。但是一旦考虑到学习效应，考虑到学习效应会使一国通过生产现在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产品而很快提高其生产效率，保护关税等促进幼稚产业发展的保护主义措施就可能有利于提高一国的经济效率。这已被历史的事实所证实：当今的那些大的发达国家在其制造业严重落后于其它国家时都靠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发展幼稚产业，这方面19世纪的美国更是一个典型（左大培，2002，第7章）。以主流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无法说明美国的崛起，这是不现实的假设导致理论丧失解释力和预测力的又一个证明。
实际上，给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带来最大伤害的不现实的假设还不是这些。假定一切人都遵守自愿交易的市场规则、起码是遵守法律，假定经济当事人都具有完全的理性，才对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解释力造成了最大的损害。
现实当中的人往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包括不那么合乎自愿交易的市场规则、甚至不那么合乎法律的作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本是人人都能看到的市场现象。据说洛克菲勒早年曾指使人使用炸药包来对付不听自己话的竞争者；就是在今日美国的“法制社会”中，公司之间的经济斗争也往往采取不那么依靠市场的办法：有的公司从别的公司挖人以夺走其采购和销售网络，别的公司则以诉诸法庭作为回敬；你以捆绑销售来垄断市场，我则以反垄断诉讼来打击你。但是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几乎看不到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其结果是当前苏联在还没有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条件下搬用美国的经济政策时，繁盛的黑手党活动使整个经济陷入一团混乱。对此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几乎作不出什么象样的预测。
由于不能容许出现不合市场交换规则的行为，而且由于只注意交换下的市场均衡，并且实际上把平等的交换当成必定均衡的，市场经济中最普通的现象——资本雇佣劳动、资本在企业中统治劳动竟成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一直解释不了的尖端难题。其实资本雇佣劳动本身就是对可能违反市场交易规则的作法的一种事前防范，它只有在普遍存在故意违约的可能性的环境下才可以理解。
完全理性的假定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最重要的分析前提。但是在数量化的分析中，完全的理性相当于完全的计算能力，而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可能具有这种能力。在现实生活中，计算的能力和精力是一种稀缺的资源，甚至可能是人类社会中最宝贵的资源。可是在完全理性的假设下，计算能力上的资源稀缺性根本就不存在。于是人人的行为都被描写成在预见力上超过了未卦先知的诸葛亮。
在这种假定之下发展起来的经典博弈论，典型地暴露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思维方式：它描述的博弈就象是这样一盘棋——下棋的双方都永远不会犯任何错误，每一步都实施的是最优策略。而在实际上，任何懂得棋艺的人都会说，这样的一盘最优对弈的棋可能至今也没有下出来。现实中的对弈者不可能每一步都走得最优，这决定了每一盘棋都与完全理性的棋局有相当的差距。
仔细的观察会告诉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往往连自己的钱是如何花出去的都不能完全说清。用微观经济学的语言说，他们常常并不很清楚自己的“预算约束”到底在哪。在这种情况下，连在消费行为上使用完全理性假设都会将理论分析导入歧途。
与完全理性假定相联系的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通常假定了同质的企业，甚至假定经济当事人也都是同质的。由于假定了企业都是同质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论证一种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产品的供给曲线时，只能以单个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来说明这种供给曲线为何向上倾斜。其实熟悉市场情况的人都知道，价格高时供给量之所以大，往往是因为一种产品价格高时许多效率较低、成本较高的企业也进入该产品的生产，而价格低时这些企业退出该产品生产又导致其供给下降。而由于假定了当事人的同质性，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竟不能指出许多人在一起工作的企业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企业可以通过有在市场中经营的才能的人与没有这种才能的人之间的分工而优化资源配置。
同质企业的假设使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对实际的市场经济中最不令人愉快的一面完全闭口不谈：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往往是优势的企业、优势的人挤垮劣势的企业、劣势的人。这种同质企业的假设还使经济理论家们对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外资企业进入本国丧失了警觉，以致以漠不关心的态度客观上助长了外资企业垄断中国经济的行为。
显然，如果现实中的人都象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假设的那样具有完全理性并且遵守市场交易规则，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和个人破产将会少得多，企业和个人的亏损和财产损失将会消失。在竞争中被排挤出局的人，不过是其财富的回报少了一点，而一般不会血本无归。但是我们在现实的市场经济运行中看到的，往往是企业和个人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企业的破产和巨额亏损，是个人财产的巨大损失。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看不到这些现象，是因为这种理论假设了不合乎实际的前提，漠视了个人理性的不完全、人们在理性程度上的巨大差别和现实中处处存在的不遵守市场交易规则的行为。
一般来说，人们在理性程度上的巨大差别和大量不遵守市场交易规则的行为会大大加剧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由于在假设前提中就排除了这些因素，它就不能完整地解释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状况，不能完全说明现实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为何如此之大。这就使对分配不平等问题的理论解释成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最大弱点之一，其根源在于它的均衡分析根本无法解释社会中的两极分化。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最终关注的是市场经济中的均衡状态。但是要达到均衡，不仅当事人要有完全的理性并遵守市场交易规则，而且他要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策略，并且他必须预期到别人也是这样。这就等于要求人人都有充分理性的预期，并且在这个预期下实行那唯一的纳什均衡战略。但是对现实经济生活的观察会告诉我们，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不会如此行动。
正如市场有效性假说证明的那样，理性预期的假设等价于完全没有套利机会。但是对没有套利机会的论证本身就会导致一个悖论。主流微观经济学家们论证说，如果有套利机会存在，那么人人都会利用它去牟利，结果就会使套利的机会不再存在。这种论证，等于假设了人人都会努力去发现和利用套利的机会。但是如果人人都坚信市场有效性假说从而认为不会有套利机会存在，他们又怎能有动力去发现和利用套利的机会呢？显然那时将存在很大的套利机会。这个简单的悖论告诉我们，没有套利机会的前提是至少有许多人在搜寻并利用套利机会；没有追求套利机会的努力存在，经济生活中将不存在均衡。
与此相关的是，只关注完全理性选择下的均衡行为导致了经济理论家在预言股市走势上的无能。笔者本人就是一例。由于偏重理论，对股市上的炒作不感兴趣，笔者从来就不能在中国股市的短期动态上发表任何意见。基于我对均衡状态的分析，我不仅认为热衷于炒卖股票的人是在拿钱瞎胡闹，而且认为中国股市的总市值多半都过高。我经常为股市的过热而担忧，早早就预言这种过高的股票价格早晚要崩溃。股票市场的事实最终也都证明了我的这些预言。但是现在我却要根据我这些年观察股市的经验承认：作为对股民的忠告，我那样的均衡分析自有其益处，因为偏离基本面的股市行情不可能不下挫；但是最为一个实证的说明，作为说明大多数股民实际上是如何行动的实证模型，这种均衡分析却是完全失败的，因为我根本不能根据这种模型来预言明天的股价会多高。在近年的中国股市上，追涨杀跌是最普遍的行为，有人根据分形理论甚至测算出，股价上涨导致股价进一步上涨的作用可以延续将近一年。就是在美国，这种正反馈的动态也可以延续一天左右。而这样的正反馈行为完全违反了均衡分析的预言。
其实我在论证股价出现泡沫的股市早晚会崩溃时，依据的也不是对最优化的均衡行为的分析，而是其它的一些论据，如资金流量的限制等等。这种论证类似于以自然选择来说明人们的经济行为。著名的企业经济学家泰勒尔曾经引用谢勒尔的话说：当必须回答企业为什么要最大化其利润时，经济学家就诉诸他们武库中的最后武器——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变种。从长期看，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要生存，其利润就必须是非负的（Tirole，1988，绪论）。这其实也是对最优化行为的最有力的论证：市场经济中的生存竞争逼迫人们选择最优化行为，可以把最优化行为看作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是这种论据并不能抹煞大量的、甚至是占绝大多数的非最优化的行为的存在。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忽略这些非最优化的行为是极其有害的。其所以有害，不仅是由于这样它就不能说明实际的经济运行，而它总是宣称它说明了实际；而且是由于针对他人的非最优化行为的最优战略，一般将不同于他人行为最优化时的最优战略。这就是为什么坚信“可错性”的索罗斯能靠投机而暴富的原因。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只关注最优化的均衡行为的分析结构导致它忽略了社会中每日都在进行的自然选择。
当代博弈论的分析表明，要使最优化的行为达到均衡，需要的信息和计算远非任何个人所能承担。为了避开这个难题而保留个体最优化下的均衡模式，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不得不死死抓住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机制。在它定义的完全竞争市场中，单个的企业和买者都不能影响物品的价格，而只能把它看作是外生给定的。这种给定的价格极大地节约了最优化决策所需要的信息量和计算任务。而以根据给定的价格所作的最优化行为作基础，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才能证明，完全竞争能够保证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完全竞争在资源配置效率上优于其它的制度形式。
但是这样一种分析框架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陷入了另一个难题：它必须说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物品价格是如何形成、如何决定的。它从来就没有从个体最优化的理这个层次上说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价格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它把问题简单地从个体推给那个神秘的概念——“市场”，说任何单个的企业和消费者都不能独自影响完全竞争的物品价格，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物品价格完全是由“市场”决定的，归根结底是由“市场”上的“均衡价格”决定的。至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经济行为如何参与决定物品价格，如何在“市场”决定价格的过程中起作用，它只好闭口不谈。
由于不能从个体最优化的理出发来说明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价格如何决定，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当然也不能从个体最优化的理出发来说明市场价格的调整过程。正如瓦里安（HalR.Varian）在其著名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微观经济分析》中所说的：这里“最大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存在于竞争思想和价格调整之间的悖论：若所有当事人将市场价格视为给定并在其控制之外，那么价格怎么会变动呢？还剩下谁来调整价格呢？”（Varian,第21章第4节）
这就产生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中的一个最大笑话：它力图以个体最优化的理来说明市场价格机制如何运行，但是对于这个市场价格机制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如何决定，它却不能根据个体最优化的理作出解释！
正如瓦里安所指出的，“这个谜团导致了一个精心编造的神话的出现”，在这个神话中，一般均衡分析的奠基人瓦尔拉斯设想有一个统揽经济全局的“拍卖者”，其唯一职能就是寻求市场出清的均衡价格：他先随机地喊出一套价格，各个经济当事人再根据这套价格来确定自己的供给和需求。拍卖者比较每一种物品的供给和需求，提高求大于供的物品的价格，降低供大于求的物品的价格，直到找到那一套一般均衡的价格为止（Varian,第21章第4节）。
在这个以“瓦尔拉斯拍卖者”为主导的价格调整过程中，完全竞争下的价格实际上是由那个“瓦尔拉斯拍卖者”决定的。当然，现实当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拍卖者；而且如果有这样一个拍卖者的话，他更应当是一个计划经济中的中央计划者。其实奥斯卡·兰格就是根据这个思路设计了他的“竞争社会主义”。
在历数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些缺陷之后，我要向读者们声明：我并不想象一位著名的经济史专家那样，把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说成是“无用的多余之物”。但是我认为，按照个体最优化下的均衡行为这个范式推导出来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并不能告诉我们实际的经济生活是什么样子。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参考点，它是一个类似坐标系中的原点那样的东西，根据这个参照点，我们可以大致地测出并且说明我们现在的经济运行在什么地方，运行在离这个原点多远的地方。
参考文献
Eucken,Walter（1954）:KapitaltheoretischeUntersuchungen.2.Auflage,1954,PolygraphischerVerlagA.G.Tuebingen/Zuerich.
Varian,HalR.:MicroeconomicAnalysis.ThirdEdition.
Mises,Ludwigvon（1976）:EpistemologicalProblemsofEconomics.中译本《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
Tirole,Jean（1988）:TheTheoryofIndustrialOrganization.MassachusettsInstituteofTechnology,1988.
程恩富、胡乐明（主编）（2002）：《经济学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
经济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在古典经济学派中人口经济理论占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斯密和李嘉图在各自的分配理论中都较为详细地论述了人口问题。作者对古典经济学派的人口问题以劳动价值论为主线加以分析，阐述了人口与财富、人口与收人之间关系的经济学说。同时，对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反人口主义的现实根源和理论依据进行了分析
一、威廉·配第的人口经济思想
古典经济学派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期。其创始人威廉·配第就开始探讨人口问题。配第提出了著名的劳动创造价值思想，认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从而把土地和人的劳动看成是构成社会经济生活的两大要素。但是威廉·配第对于人口的考察还不仅仅局限于人口数量，是从劳动性人口的角度来考察这一问题。这主要是基于他的人口众多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这一思想。配第认为生产性人口是一国财富增长的重要因素。但这种与财富增长联系在一起的人口，不是单纯的人口数量，而是具有一定经济质量的人口。他认为一国财富的规模取决于人口数量、勤勉程度和技艺水平。由于一国人口在一定期间内是稳定的，因而配第重视从事生产性劳动的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根据这一思想，配第实际上把一国的人口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从事物质财富或对国家具有实际效用和价值的物品生产的人、以及不生产这些东西的人，包括土地耕种者、手工业者、还远、上人、士兵;第二类人包括医生、僧侣、律师、政府官员等。他主张限制第二类人的数量，增加第一类人的数量，以增进一国的财富。“人口稀少，是真正的贫困。一个800万人口的国家所拥有的财富，将是有着相同国土面积但人口却只有400万的国家所拥有的财富的两倍。而对于同一统治者来说，他们统治较多人口与较少人口的花费是相差无几的”。
威廉·配第的人口思想之所以把生产性人口数量看作是国家财富的标志主要是来源于重商主义的人口思想以及当时英国的法令政策。重商主义的人口思想主要是“人口众多、人们勤奋工作，不仅能提供大量的为保护国家荣誉和财富而战斗的士兵和水手，并且能够保证劳动力的充足供应从而可以保持较低的工资水平。”“较低的工资水平，其亦可以降低出口产品的价格，从而增加黄金的流入;其二可以减少人们的懒惰，促使更多的人加入劳动力大军”。重商主义的人口观点明显的表现在了当时的英国的政策和法令上。在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统治时期(1509一1547)，英国一共有7200名小偷被绞死。并在1536年颁布法令，宣布身体健全的流浪汉将被割去耳朵。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也通过一项法令:未经当局许可的14岁及14岁以上的乞丐都要受到鞭打并被打上烙印，除非有人愿意雇用他们;若第二次触犯，如果没有人愿意雇用他们，他们将被处死;若第三次违反法令，将被视为重罪犯立即处死。
在《赋税论》中，配第也是赞成重商主义的“充分就业”观点。他提出的按人头征税的理由就是“这可以激励所有的人将他们的孩子送到适合孩子能力的地方去工作赚钱，用这些收入所得来支付每个孩子自己的人头税。”配第反对处死小偷，但却主张将它们变为奴隶。这说明，像其他重商主义者一样，威廉·配第也赞成国家应该拥有大量的人口。
二、法国重农学派的人口经理论
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重农学派的创建者弗朗斯瓦·魁奈(1694一1774)从生产领域对人口和财富、人口和收人作了进一步分析。他提出“纯产品”理论，认为农业是一切财富的本源，只有农业才是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的来源。在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中，魁奈首次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将社会全部人口划分为三大阶级，即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不生产阶级。在公经济表》中，他提出农业劳动是唯一能提供“纯产品”的劳动，因而从事农业生产的阶级才属于生产阶级，而从事农业以外工商业活动的阶级则属于不生产阶级，并且把土地所有者单独列为一个阶级。因此在魁奈的思想中，生产性人口只包含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但是在《人口论》中，魁奈则强调人口是财富的第一个创造因素，指出“构成国家强大的因素是人:财富是由于他们的需要而增长的”。这里的人口是指一国全部人口。这与前者并没有逻辑上的矛盾。前者是魁奈社会财富产生的源泉来加以考察，而后者则是从人口、财富、消费、价格的内在联系而加以考察的。
在魁奈的思想中，财富与人口、需求、消费和价格等具有内在的联系。魁奈认为人口与财富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消费和价格联系在一起的。人需要消费，消费是人本身生存、再生产的条件。人的消费产生需求，并产生交换，有了交换就有了价格，也就有了价值和财富。“消费能促进产品价格的提高，经常的消费引起产品的经常再生产，这就意味着国家财富的恢复”。在魁奈看来，价格是消费和再生产之间的重要联系，只有良好的价格才可以促进农业的发展，使农业创造出真正的财富。
同时魁奈认为认为财富的增长先于人口增长，只有财富增加才能使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人口过多或者无限制的增长对一个国家是不利的。实际上，他主张人口增长决定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认为“人们的生产超过了自己的消费越多，对国家越有益，反之，它们的支出超过自己的收人越多，或者他们的消费超过自己劳动所生产的有效产品越多，那么它们就成为国家的累赘”。
三、亚当·斯密的人口经济理论
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亚当.斯密继承了配第的传统的观点，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斯密所说的国民财富是一个国家所生产的商品总量。同时他提出，经济发展即国民财富的增长的动因是人口绝对水平的增长，“一国的繁荣而言，最明确地标识是居民人数的增长”，并且分工影响劳动生产力。
总的来说，斯密人口理论的主要逻辑是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来分析人口与财富的关系，从劳动产品的价值构成分析人手，进而分析工资的本质和影响工资的决定因素。然后分析经济增长与劳动力需求的相互关系，最终认为劳动需求决定人口需求并决定人口生产。
首先斯密认为在一个劳动是唯一资源的社会中，一种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生产这种商品的必要劳动的数量决定的，“在土地上为私有而资本尚未累积的原始社会状态中，劳动的全部生产物属于劳动者，即无地主也无雇主同他分享。这种状态如果继续下去，劳动工资将随着分工所引起的劳动生产力的增大而增加起来。”“但是劳动者独享全部劳动生产物的这种原始状态一到有了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就宣告终结了”。斯密认为土地一旦成为私有财产，地主和资本家便从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物中扣除了两个项目:地租和利润。而这种扣除后的剩余即是“劳动工资”，即“劳动者为一个人而雇用他的资本所有者另为一人的一般情况下，劳动获得的工资”。这样斯密就从全社会分配的角度分析了一国国民财富分配的基本形式:劳动工资、地租和利润。
斯密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来分析人口与财富的关系，但是他又看到劳动人口与生产资料与资本之间有一定的比例关系，进而进一步分析了劳动力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首先，斯密认为对于工资劳动者的需求主要取决于工资基金的多少，“这种资金主要有两种:一、超过维持生活需要的收人;二、超过雇主自己使用需要的资财。……因此，对于工资劳动者的需求比随着一国收人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这样，斯密就将劳动力的需求与国民财富的增长联系起来。“收人和资本没有增加，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决不会增加。而收人和资本的增加就是国民财富的增加，所以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自随着国民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国民财富不增加，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决不会增加”。
而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与国民财富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斯密是从流量的角度而不是从存量的角度加以分析，这是斯密的一个比较主要的贡献。斯密认为最富有的国家劳动工资未必最高，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才有此可能。他以当时的英格兰和北美两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工资现状为例以说明此问题，“北美没有英格兰富裕，但比英格兰更繁荣，并以大得多的速度增加财富”，从工资水平上看，北美地区也高于英格兰。斯密认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情况，是由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所决定的。经济增长较快带来了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劳动力市场出现供求不均等的情况，由此产生了较高的劳动工资。而这种较为丰厚的劳动报酬必然鼓励劳动者结婚和增殖，使他们不断能够增加人口，来供给不断增加的劳动力需求。
同时，斯密又从长期角度来分析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认为发达社会到一定阶段后，会达到停滞状态，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带来利润率的下降，使一个国家的经济陷人资本停止积累的状态。到那时人口也就有了所能容纳的极限，并不能得到增加。他的人口理论，特别是对人口增长与资本积累的相互关系的分析，对后人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四、马尔萨斯与李嘉图的人口经济理论
庸俗经济学家马尔萨斯(1766一1834)的人口理论和经济增长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两部重要著作《人口原理》(1803)和《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中。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基本思想可以做如下概括。马尔萨斯认为，“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两性间的是必然的”，这是两条自然规律。从这两条规律出发，他试图证明以下三个命题;(1)人口必然地为生活资料所限制;(2)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增长，除非受到非常有力而又显著的抑制的阻止;(3)这些抑制，和那些遏止人口的优势力量并使其结果与生活资料保持同一水平的抑制，全部可以归纳为道德的节制、罪恶和贫困。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率增加，在长期中，人类收人水平将保持在仅仅足以维持生存的水平上，不会高也不会低。经济学正是从马尔萨斯开始取得了“忧郁的科学”这一称号。
熊彼特将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称为反人口主义。人口的生殖能力倾向于超越任何可以指定的限度而增加，直到人类生殖能力所能达到的最大范围;相反，人口的生存手段及其增加的可能性行则有一定限度，并且受到经济匾乏这一现实客观约束。这是马尔萨斯反人口主义的基本核心内涵。反人口主义观点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当时的意大利思想家乔瓦尼·博特罗(1540一1617)就提出并充分发展了后来归在马尔萨斯名下的人口原理。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马尔萨斯反人口主义会出现在英国人口主义盛行的时代里。熊彼特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时期短期的经济波动，以及短期失业问题。“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口主义者把人口的迅速增加视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条件、特征也许是完全正确的，而同时，向他们大多数人实际上做的那样，为短期出现的盛衰无常、特别是伴随着发展而带来的失业而感到忧虑，同样是正确的。”这是人口主义与反人口主义理论上存在区别的现实根源。
但同时，两者在经济分析方面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有着较大区别的。人口主义的态度就其经济动机而言，隐含着一种信念，即报酬是递增的。例如威廉·配第和斯密都是人口主义者。配第说过，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所谓社会间接成本—政府、道路、学校等方面的支出是不会和人口成比例同时增加的。这就把报酬递增表述为单位劳务成本递减的形式。斯密在《国富论》中虽然不是很严谨但也清楚地表述了和配第相类似的理论观点，陈述了制造业中的报酬递减法则。斯密先是从制造业中的劳动分工出发，阐述了通过分工可以使“完成任何一项具体工作现在只需要使用比以前少得多的劳动量”，但是并没有表述农业中的报酬递减法则。
而以博特罗和马尔萨斯为代表的反人口主义(虽然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丝毫没有提到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但是也是以报酬递减规律为前提)，但是他的人口理论的追随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一1873)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继承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将人口理论与报酬递减规律联系在一起，认为所有人口最稠密的国家都已经达到了“为使人类在最大限度上获得合作和社交的全部好处所必需的人口稠密度”。也即暗示着人口的进一步增加只会为社会带来压力。“就这样，马尔萨斯《人口论》中的学说在当时正统经济学的体系中牢固地扎下了根”。同时，马尔萨斯还看到一些可以控制人口增长的积极措施，即可以使死亡率上升的措施，包括饥荒、贫困、文艺和战争。并且将这些措施提升到了与自然现象和自然法则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马尔萨斯认为贫穷和困苦是对“下等阶级”没能控制其人口增长的自然惩罚。根据他的这一观点，可以得出一项很重要的政策结论:对穷人不能提供政府救济，给穷人提供救济只会使更多的儿童得以生存，从而最终将是温饱问题更加恶化。1803年，在《人口论))第二版中，马尔萨斯写道，“一个人出生到世界上，如果不能从他的父母那里得到他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如果社会并不需要他的劳动，那么他就没有权利拥有哪怕是最小份额的食物，事实上它的存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马尔萨斯的观点在1834年的英国济贫法修正案中被采纳。也正因于此，政治经济学在当时被称为“可怕的学科”。
最清晰和完整地提出报酬递减规律这一概念的是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卫·李嘉图。以农业中的报酬递减规律为前提，李嘉图将人口分析与工资问题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劳动力的买卖如同其他商品一样，具有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劳动的自然价格就是在给定的习惯和习俗前提下，在工人数量不作改变的情况下使得工人得以生存与延续的价格。劳动的自然价格取决于劳动者本身即他们的家庭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如果生活必需品的成本增加，名义工资也将上升，以便工人能够保持其真实工资水平，并且可以继续足够的购买力使劳动力得以延续下去。如果商品的价格下跌，名义工资也将下降。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取决于供给与需求，但是劳动力的市场价格随着商品价格的波动而围绕其自然价格上下波动。
同时，由于为不断增加的人口提供粮食的难度有所提高，成本也有所上升，所以从长期来看劳动力的自然价格与名义工资都有上升的趋势。农业的技术进步与粮食的进口都通过降低生活成本减弱了这一趋势，但是是生活成本上升的力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从长期来看名义工资最终必然伴随着粮食成本的上升而不断上升。当劳动力市场价格上升至自然价格之上时，一个工人就可以负担一个人口较多的家庭。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工资降低到了自然价格甚至低于自然价格水平。这时候，穷困又会使工作人口减少从而使工资上升。因此，李嘉图认为，长期来看工人只会得到最低的生活资料。接下来，李嘉图进一步分析了工资与利润的相互关系。对于国民收人的利润率问题，斯密与李嘉图存在明显区别。斯密认为利润率会由于企业家之间的不断竞争而下降，并且对这一点斯密也是表示欢迎的。而李嘉图则认为，利润与工资成反比关系，即一方增加则另一方减少。并且从长期来看，利润率也呈下降趋势，但原因是由于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和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张，导致食物供给难度的加大，食物价格上升，从而导致工人名义工资的增加，最终导致利润率下降。而不断下降的利润率会减少资本积累与投资，最终经济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稳定的水平:当不再有新增加的投资、人口由于食物的限制不再扩张以及任何可以获得剩余都被当作地租被分配的时候，就达到了这一水平。从这里可以看出，对于经济增长的前景，李嘉图较其他同时代的学者是更为悲观的。
经济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网络经济/由来/特点/因素/影响
【正文】
一、网络经济的由来
网络经济在世纪之交的蓬勃发展，是与1993年以来国际互联网商务性应用的急剧高涨分不开的。
但就网络经济这一概念而言，则早已有之，而且由于不同学者对“网络”和“经济”的不同理解，它有着不尽一致的内涵。例如，早在80年代，有些日本学者鉴于第三产业中的商业、运输业、金融业等均因有相应的网络而发展起来，就把服务经济称为网络经济，提出要研究这类网络经济学问题；1992年我率中国信息经济学代表团，访问贝尔实验室时，有两位美国学者送给我几篇研究网络经济问题的论文，其内容是讨论电子计算机局域网、广域网的成本核算、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人们也把这类研究称为网络经济学（EconomicsofNetworks）。
现在成为时尚而流行的网络经济或网络经济学，就其内容而言，实际上是互联网经济（InternetEconomy）或互联网经济学（InternetEconomics）。当然，这也是一种特定的信息网络经济或信息网络经济学，它与信息经济或信息经济学有密切关系，这种关系是特殊与一般、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人们利用网络，既可以传递信息，又可以从事各种社会和经济活动。网络经济就是通过网络进行的经济活动，这种网络经济是经济网络化的必然结果。网络化极大地加快了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它有利于发展中国家通过逐步开放和适度监管来利用世界上成熟的技术成果、有用的信息和知识资源以促进经济增长。
对网络经济可从不同的层面去认识它。从经济形态这一最高层面看，网络经济就是有别于游牧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由于所说的网络是数字网络，所以它又是数字经济。在这种经济形态中，信息网络尤其是智能化信息网络将成为极其重要的生产工具，是一种全新的生产力。
从产业发展的中观层面看，网络经济就是与电子商务紧密相连的网络产业，既包括网络贸易、网络银行、网络企业以及其他商务性网络活动，又包括网络基础设施、网络设备和产品以及各种网络服务的建设、生产和提供等经济活动。这就是目前信息产业界人士所宣扬的互联网经济，它可细分为互联网的基础层、应用层、服务层、商务层。电子商务是互联网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据美国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美国互联网经济1998年总收入为3014亿美元，（注：1995年还只有50亿美元，3年就增加到600倍，在1998年网络经济的3014亿美元收入中，电子商务就占了1020亿美元。）超过了能源（2230亿美元）和邮电（2700亿美元）的收入，仅次于汽车工业的收入（3500亿美元），但其按人平均的生产率（25万美元）已高于汽车工业（16万美元），此外还创造了就业岗位120多万个；从1995—1998年美国互联网经济增长了174.5％；1998年美国电子商务比过去所有的估计都高，达1000亿美元。（注：以上资料见该公司副总裁林正刚在’99国家信息化发展论坛的报告：《Internet经济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从企业营销、居民消费或投资的微观层面看，网络经济则是一个网络大市场或大型的虚拟市场，其交易额几乎每百天增加一倍。由于网络用户普遍看好这一市场，随着网络的扩大，网络企业的股票市值不断飚升。例如，美国的德尔公司自1990年上市以来其股票增值了3万倍。又如美国的雅虎以400万美元创业，经过4年半时间，其股票市值达到400亿美元，增长1万倍，拿其网络股收益与其财务收益相比，超过40多倍。这说明网络企业与传统企业不同，其收益更多地来源于信息资产即无形资产的价值和增殖。网络经济的上述三个层面是相互联系的。网络市场扩大了，网络产业发展了，表现为全新经济形态的网络经济也就必然水到渠成了。
二、网络经济的特点
作为一种新经济的网络经济，与以往的传统经济相比，有着受信息网络种种特点的影响而形成的诸多特点：
1.网络经济是全天候运作的经济。由于信息网络每天24小时都在运转中，基于网络的经济活动很少受时间因素的制约，可以全天候地连续进行。
2.网络经济是全球化经济，由于信息网络把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使地理距离变得无关紧要，基于网络的经济活动把空间因素的制约降低到最小限度，使整个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大大加快，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性空前加强了。
3.网络经济是中间层次作用减弱的“直接”经济。由于网络的发展，经济组织结构趋向薄平化，处于网络端点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可直接联系，因“产销见面”而使中间层次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当然，这并不排除因网络市场交易的复杂性而需要有各种专业经纪人与信息服务中介企业。
4.网络经济是虚拟经济。这里所说的虚拟经济不是由证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的交易活动所形成的虚拟经济，而是指在信息网络构筑的虚拟空间中进行的经济活动。经济的虚拟性源于网络的虚拟性。转移到网上去经营的经济都是虚拟经济，它是与网外物理空间中的现实经济相并存、相促进的。培育和促进虚拟经济的成长，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新动向。
5.网络经济是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经济。信息网络使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的范围扩大了，也使竞争与合作之间的转化速度加快了。世界已进入大竞争时代，在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也是为了竞争。在竞争合作或合作竞争中，企业的活力增强了，企业的应变能力提高了，否则就会被迅速淘汰出局。企业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主要不再依靠天赋的自然资源或可供利用的资金，而更多地仰仗于信息与知识。
6.网络经济是速度型经济。现代信息网络可用光速传输信息。反映技术变化的“网络年”概念流行起来，而网络年只相当于正常的日历年的1／4。网络经济以接近于实时的速度收集、处理和应用大量的信息，需按快速流动的信息来进行。经济节奏大大加快，一步落后就会步步落后。产品老化在加快，创新周期在缩短，竞争越来越成为一种时间的竞争。21世纪头10年的经济将是在注重质量的基础上注重速度的经济。
7.网络经济是创新型经济。它源于高技术和互联网，但又超越高技术和互联网。网络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以此为基础的网络经济需强调研究开发和教育培训，若非不断创新，其新经济的“新”也就难以为继了。在技术创新的同时还需有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观念创新的配合。创新来自创造性，创造性的存在，要有从无序中寻求有序的环境，而创造性的发挥，则要求从有序中冲刺出来，产生适度的无序。
三、网络经济起作用的因素
传统经济是物质、能量型经济，其交易通行“物以稀为贵”的原则，商品价格对供求变化的刚性较大，甚至具有缺乏效率的僵硬凝固性，因资源匮乏使供应受阻往往成为经济的通病。网络经济是信息、知识型经济，其交易则通行应用越广价值越大的原则，商品价格最大限度地接近于严格反映供求变化的市场价格，对买卖双方具有互动协商、互利双赢的优越性，因收入与财富的悬殊加剧使需求不旺很可能影响经济发展。
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相比，不仅劳动生产率高，（注：例如，美国90年代的生产率年增速度是60年代的2倍，是70年代和80年代的4倍。）而且创造财富快。（注：网络经济的财富创造主要不看短期利润，而着眼于信息资产或知识资产在长期的增值。据香港《大周刊》1999年3月6日的报道，美国比尔·盖茨的财富在1998年每小时增加210万美元。）近3年（1995—1998年）来，美国经济增长有35％依赖于网络经济的发展。（注：见人民日报1999年6月24日《美国经济三年增长三成有赖网络经济》。）网络经济会促进经济的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和经济周期波动的平缓。美国90年代经济近五六年来的实绩提供了一个例证。网络经济的这种作用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从网络经济的基础设施或主要工具信息网络的作用看，信息网络有强大的支撑效应、渗透效应、带动效应。特别要指出的是信息网络发展过程中有些规律对网络经济起着支配作用，这就是以下的三大规律：
1.信息技术功能价格比的莫尔定律（Moore’sLaw）。按此定律，计算机硅芯片的功能每18个月翻一番，而价格以减半数下降。该定律的作用从60年代以来已持续30多年，预计还会持续20年。它揭示了信息技术产业快速增长的发动机和持续变革的根源。
2.信息网络扩张效应的梅特卡夫法则（MetcalfeLaw）。按此法则，网络的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这说明网络效益随着网络用户的增加而呈指数增长。互联网的用户大概每半年翻一番，互联网的通信量大概每百天翻一番，这种爆炸性增长必然会带来网络效益的飞快高涨。互联网企业概念股市值连续上扬的原因就与人们的这类预期有关。
3.信息活动中优劣势强烈反差的马太效应（MatthewsEffect）（注：源出《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5章中的话：“因为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律。在信息活动中由于人们的心理反应和行为惯性，在一定条件下，优势或者劣势一旦出现，就会不断加剧而自行强化，出现滚动的累积效果。因此，某个时期内往往会出现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局面，而且由于名牌效应，还可能发生强者统赢、胜者统吃的现象。（注：令人担忧的是，网络经济的发展会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南北”差距。据联合国技经贸信息网新闻的报道，至1998年，在国际互联网1.3亿用户中，发展中国家只有1000多万，占7.8％，而发达国家有1.2亿，占92.2％；在发展中国家每440人有一个国际互联网用户，而在发达国家每6.8人中就有一个国际互联网用户。信息社会中“信息富裕”与“信息贫困”的差异，在信息经济中将表现为“信息经济发达”与“信息经济落后”的差异。）
从网络经济的本身看，首先它使经济活动的扩展具有全球性，可达互联网连结的所有国家和地区，进入全球市场，扩大营销范围，并充分利用全世界的生产要素。其次，它使经济活动的低成本和高效率具有十分广泛的普遍性，上网的企业、家庭和其他单位，都会因交易费用降低、商机选择增多而获益。再次，它还使经济活动的主体行为有多项选择性，促进生产与消费的个性化。
尽管有这么多的因素使网络经济崭露头角，给传统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应当看到，传统经济始终是哺育网络经济的母体。迄今为止，网络经济的发展仍存在一系列制约因素，其中有技术因素，更有制度因素，这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即使在发达国家，由于把网络技术用于各种目的，推动了软硬件的生产，因把万维网推广到全世界掀起了一阵阵热潮，结果使投资激增，新企业不断涌现，整个经济迅猛扩张，但在发展进程中同样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和一定的风险。前景诱人的网络经济，其真正的优越性在于持续的变革：以变应变。
四、网络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影响
由于网络经济是信息经济的一个特称或别称，它对经济理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实现的。一个途径是以新的视野或用新的方法来解释原有的理论，使其有新发展。例如，引入信息的不完全性、有成本性、非对称性，使经济学中传统的市场理论、均衡理论、企业理论等等发生了质的变化。另一个途径是从新的经济现象出发，研究和确立新的经济理论。例如，信息产业的发展推动经济学在研究边际效益递增理论、无形资产及其评估理论的作用等等。
网络经济对经济理论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里选择几个重要的经济理论因受网络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产生的变化，进行必要的剖析。
1.对生产力要素理论的影响
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生产力究竟是由哪些要素组成的，历来有不同的观点。例如，“两要素说”把生产力理解为人类作用于自然界的生产能力，它“由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注：《斯大林文选》（1934—1952年），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95页。）共同组成。“三要素说”认为生产力指的是生产总量，决定该量的生产过程的要素即生产要素也就是生产力要素。因此，它除劳动工具和劳动力之外，还包括劳动对象。劳动对象的发掘与变革对生产力的增长起着越来越大的明显作用。“多要素说”视生产力为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而它的高低除受上述三要素的影响外，还取决于“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自然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3页。）以及其他要素。
“多要素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这种发展，一方面表现在决定生产力的主导因素的变化上，如从生产工具主导论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科技进步主导论的变化。另一方面表现为决定生产力的要素在不断增加中，除科技、管理外，又有教育、信息与知识（注：世界银行1998／1999年报告《知识与发展》认为，“信息是每一个经济的生命线”，“知识是发展的关键”，“知识就是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72、130页。）等。
1991年我曾提出，“信息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软要素”，并对此观点作过全面的论述。（注：乌家培：《信息与经济》，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30页。）网络经济的发展，对生产力要素理论产生了全面的影响，这表现在：（1）使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劳动力对其信息能力即获取、传递、处理和运用信息的能力的依赖空前增强，并促进新型劳动者即信息劳动者的出现与快速增加。（2）使生产力中起积极作用的活跃因素劳动工具网络化、智能化以及隐含在其内的信息与知识的份量急剧增大，信息网络本身也成了公用的或专用的重要劳动工具。（3）使不可缺少的生产要素劳动对象能得到更好的利用，并扩大其涵盖的范围，数据、信息、知识等都成了新的劳动对象。（4）使生产力发展中起革命性作用的科学技术如虎添翼，由于科技情报交流的加强和科技合作研究的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信息科技成了高科技的主要代表，它对社会和经济的渗透作用和带动作用不断强化。（5）使对生产力发展有长期的潜在的重要作用的教育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远程教育、终身教育日趋重要，本来就是与信息相互交融的教育更加信息化、社会化和全球化了。（6）使组合、协调生产力有关要素以提高它们综合效益的管理对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更加强化，导致管理科技甚至也成了高科技。管理信息化已发展到内联网、外联网、互联的网际网新阶段，并与各种业务流程信息化相融合。信息不仅是管理的基础，而且与知识一道也成了管理的对象。信息管理、知识管理日益成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型的增长点。（7）使作为生产力特殊软要素的信息与知识通过对生产力其他要素所起的重大影响和通过对这些要素的有序化组织、总体性协调，发挥其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两个过程相互结合的特殊作用。
2.对边际效益递减理论作用范围的影响
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中，由于物质、能量资源的有限性或稀缺性、技术进步的相对稳定性、市场容量的饱和性，当需求依靠供给来满足时，任一投入产出系统中，随着投入的增加边际产出（即边际效益）呈递减趋势。这一规律性现象广泛存在，有普遍性。
到了信息经济尤其是其网络经济阶段，信息资源成了主要资源，该资源可再生和重复利用，对其生产者无竞争性而对其使用者无排他性，它的成本不随使用量的增加而成比例增加；同时信息技术发展快、变化大、生命周期短；而且需求往往是由供给创造的，产品受市场容量饱和的影响较小。因此在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中出现了边际效益递增的规律性现象，这种现象还会因网络效应的作用而强化。
边际效益递减是与负反馈相联系的，而边际效益递增是与正反馈相联系的。负反馈反映原有的差异逐渐缩小以至消失的倾向，正反馈则反映初始的微小差异不断扩大导致全然不同结果的趋势。当然，这种变化都是有条件的。
认为在传统的工农业经济中只有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性而在信息经济或网络经济中只有边际效益递增的规律性的那种观点，是与现实相背的。人们会发现，在物质产品生产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之前也有边际效益递增的现象，而在信息产品生产中当技术方向有问题时也会出现边际效益递减甚至为零或负的现象。网络经济所改变的仅仅是缩小了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的作用范围，使它在经济活动中不再成为起主导作用的规律。
3.对规模经济理论相对重要性的影响
在工业经济中，由于社会分工、专业化协作的发展，由于机械化、自动化以及由此而来的生产流水线的发展，当钢铁、汽车、石化等固定成本占总成本很大比例的产业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时，规模经济即产品单位成本随着产品数量增加而降低所带来的经济性，是提高经济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的主要途径。
在信息经济或网络经济中，尽管规模经济仍然是提高经济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但由于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的集成化、柔性化发展，数字化神经网络系统的建立与应用，由于外部市场内部化同外包业务模式的并行发展，还由于相关业务甚至不同业务的融合，当软件、多媒体、信息咨询服务、研究与开发、教育与培训、网络设备与产品等变动成本占总成本较高比例的信息产业、网络产业、知识产业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时，增加经济性效应的途径越来越多样化了。范围经济（通过产品品种或种类的增加来降低单位成本）变得更加重要了，差异经济（通过产品或服务差异性的增加来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成长经济（通过拓展企业内外部的成长空间来获取利润）、时效经济（通过抢先利用机遇扩大市场份额来赢得竞争优势）等各种提高经济效益的新途径出现了，这些途径不仅大企业在利用，而且更有利于大量中小企业加以利用。
无可否认，规模经济作为人类经济活动提高效益的基本途径，这个事实没有变，但它的相对重要性由于网络经济的发展确实变化了，它不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唯一的经济性效应。
4.对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此消彼长“理论”的影响
英国经济学家A·W·菲利普斯于1958年提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或物价上涨率）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变动关系，低失业率与高通胀率相陪伴，而高失业率则与低通胀率同时并存，若用纵坐标表示通胀率、横坐标表示失业率，那么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就表现为从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这就是所谓菲利普斯曲线。
上述“理论”已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所否定。70—8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时期，出现了高失业率与高通胀率相并存的“滞胀”，了失业率与通胀率反方向变动和可相互替换的“理论”。到了90年代，信息产业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美国出现了在经济高增长中低失业率与低通胀率并存的新经济现象，又一次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不存在什么菲利普斯曲线。据美国商务部分析，1996年和1997年，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的价格下降使国民经济的价格指数下降了1个百分点，导致通胀率成为30年来最低点，同时信息技术产业还在以往5年内提供了1500万个工作岗位，使失业率降到24年来最低点。
有些文章为了强调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冲击，把新经济实践对菲利普斯曲线的科学性与有效性的否定说成是“第一次”，是不准确的。
5.对经济周期波动理论的影响
正像工业与工业化熨平传统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波动一样，信息业与信息化熨平了传统工业（汽车业、建筑业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由于创新的产生不是连续的、平稳的，而是时高时低的，因此会出现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每个周期包括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约平均间隔8—10年爆发一次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发达国家采取了反危机措施，使经济周期变形，危机持续时间缩短，萧条和复苏之间的界限因经济上升加快而不明显，高涨时经济发展劲头不强。于是，出现了经济衰退与经济高涨交替更迭的简化经济周期说。以美国经济为例，自1991年4月走出二战后第9次衰退期以来，经济高涨已持续8年半了。
经济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一、经济全球化理论流派回顾
经济全球化理论在西方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期。在过去两百多年的岁月里,各主要流派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对经济全球化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根据它们不同时期、不同性质、不同内容归纳为以下几种流派:
1.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
(1)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的经济全球化思想。我们可从马恩(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简称,下同)1845年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分析、表述“世界历史”的定义与特征里看出马克思对经济全球化的最初理解。他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使贫困、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会重新开始争取生活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在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替代。……”(1)恩格斯在其著作《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个国家的事变的影响。”(2)由此可见,最初,马克思把经济全球化寓于“世界历史”之中,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各国人民的普遍交往、彼此紧密联系是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恩格斯则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是导致经济全球化的根本诱因,经济全球化的最根本内容和基础是以世界市场为纽带的世界性的物质生产和消费。1848年,马恩在其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又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与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3)可见,在马恩看来,只有在各地区、各民族广泛分工的基础上形成世界市场,才意味着从根本上消灭了各地区、各民族相对孤立的发展状态,从而最终形成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统一的世界市场。同时,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其他方面的交往必然也随之发展起来。由此可见,马恩在这里认识到了经济全球化与民族问题、国际分工的关系,并意识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非经济影响。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特别指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经济所显示出的资本全球化的特征是“寻求国外市场”,批判了民粹派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无力维持下去的观点。他说:“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4)他还指出,资本主义早已造就了世界市场,将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联接成统一的经济整体。从以上论述看出,马恩不仅找到了经济全球化执行主体——跨国公司,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运行方式:生产全球化和资本运作全球化(商品资本、借贷资本、产业资本的全球化),而且还指出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是对利润的追求以及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工业的影响。
(2)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思想。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发展的新特点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相联系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巴兰在其《增长的政治分析》中认为,不发达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是外来资本主义的渗透(即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它一方面攫取了很大一部分生产剩余,为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外来的破坏性竞争摧跨了发展中国家幼稚的民族工业。沙米尔.阿明在其《世界规模的积累》、《不平等的发展》等著作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对外扩张问题。他认为资本对外扩张的原因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宗主国)的结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它仅包含一种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二个特征是资本积累过程基本上是在宗主国内地产生的,竞争使得内地的利润率下降,使资本不得不寻求距离“中心”越来越远的市场。伊曼努尔在其著作《不平等交换:贸易帝国主义》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生产价格形成问题,论证了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剥削欠发达国家。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伯克特在其题为《第三世界的金融限制和金融自由化:对新古典发展理论的批判》一文中指出,历史地看,全球范围内资本积累的不平衡发展限制了第三世界的工业化,从而妨碍了第三世界国家金融的自由发展,也导致这些国家颁布限制利率的政策。第三世界国家的金融发展及其政策其实是受它们各自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决定的。帕洛依克斯在其《世界范围的资本扩张》、《资本的国际化和社会资本循环》等著作中指出资本的国际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指商品资本被国际化,这引起世界市场的出现。第二阶段是货币资本循环被国际化,资本被迅速积累。第三阶段是生产资本的国际化,引起了跨国公司的产生和发展。
(3)新马克思主义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S.Amin、A.Callinicos和S.Gill是该流派的代表。该流派的主要观点是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帝国主义化,他们认为今天的全球化代表了反动的全球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胜利(Callinicos,1994),其结果必然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贫富两极分化,当今各国政府已经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人(Gill,1995)。所以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西方文明(西方体制、西方观念等)的全球性扩张(Amin,19%)。
2.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
(1)亚当.斯密(Adam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的经济全球化理论。首先,斯密的经济全球化理论体现在他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里。他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里提出了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倡导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他还看到了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对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他说:“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进步社会的资本,首先大部分投在农业上,其次在工业上,最后投在对外贸易上。”(5)他的经济自由主义在国际贸易上表现为主张自由地发展对外贸易,反对垄断和政府限制政策。他最后指出:“以某种形式把世界上最远的部分连接起来,让他们满足相互之间的需求,增加生活的乐趣,相互推动工业的发展,那么这样的总趋势就会使大家受益。”(6)可见,斯密不仅提倡国内贸易自由化,还主张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并对经济全球化的总趋势及其影响作了预测。其次,斯密的经济全球化理论体现在其倡导国际贸易的“绝对成本”理论里。他认为,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而国际分工的基础则是有利的自然禀赋,或后天的有利的生产条件。它们都可以使一国在生产上和对外贸易方面处于比其他国家有利的地位。如果各国都按照各自的有利的生产条件进行分工和交换,将会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将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增加物质财富。可见,斯密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自然资源或后天的生产条件,并指出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各国节约资源,世界总产品和福利的增加。李嘉图认为对外贸易是一国经济的重要补充,是一国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同时他还强调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发展与自行调节。在国际经济交往和经济政策上,他认为使国际贸易处于自由状态是最明智的选择,一国的繁荣不是由另一国的贫困来促进的,对贸易的自由不加束缚并制定开明的政策,才能最好地促进每个国家的福利与所有国家的福利。他说:“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于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它使得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7)李嘉图在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对优势”理论即相对成本说。他认为在资本和劳动不能自由流动的假设前提下,即使一国在自然禀赋和生产条件与他国相比都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仍然会进口产品,因为每一个国家不一定要生产各种产品,而应权衡利弊,按“两优取其更优,两劣取其次劣”的原则进行国际贸易,这样,生产总量将增加,如此形成的国际分工对贸易各国都有利。可见,李嘉图不仅认识到国际贸易的作用,提倡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还希望国际贸易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他突破了斯密的见解局限,提出符合国际贸易实际的“相对优势”理论,为后来西方各国国际贸易的增长与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赫克歇尔与俄林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只是解释了贸易为什么会贸易的双方带来好处,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这个国家在生产这种商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另一个国家在生产那一种商品上也具有比较优势。赫克歇尔与俄林的要素禀赋说则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比较优势的源泉。它从一国生产某种商品所需的各种生产要素结合起来考察一国的比较优势。根据要素禀赋说,各国所拥有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种类和质量是不同的;国与国、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商品的价格差是产生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而产生各国商品价格差异的原因又是各国生产这些商品的生产诸要素的价格与配置的比例不同。因此,每个国家或地区应利用它相对丰富的生产诸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从事商品生产,就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利用其相对稀少的生产诸要素进行商品生产,就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因此,每个国家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体系中生产和输出前面那些种类的商品,输入后面这些种类的商品。最后,他们指出国际贸易的一般趋势是可以消除(即使是部分地)工资、地租、利润等生产要素收入的国际差别,从而使国际间商品价格与生产要素价格趋于均等化。
3.当代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流派
(1)新自由主义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K.Ohmae和W.Grieder是该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全球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其市场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正和游戏”,是世界资源的优化组合,绝大多数国家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得到长远的比较利益。他们还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人类进步的先驱,因为它正促使全球市场与全球竞争的一体化的出现(Ohmae,1995;Greider,1997)。新自由主义派还大力赞美世界贸易组织的积极功能,因为它确立了国际贸易的四项普遍性原则:即非歧视性原则、互惠性原则、透明性原则与公平性原则(SachsandWaner,1995)。新自由主义派强调市场的作用,通过生产要素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贸易、资本、技术、信息等冲出国界,生产国际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认为,自由贸易有利于发挥各国比较优势,而国际化生产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国际间最优配置,形成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从而创造更多的利润,推动经济增长。
(2)怀疑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其代表人物是P.Hirst和GThompson。该流派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神话(myth)。首先,怀疑派从经济史的角度提出,20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并不是史无前例的,19世纪末的“金本位”时期就已经出现过全球经济、市场和金融的更高度的一体化。如果以商品贸易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作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标志,那么,1993年的一体化水平与1913年的情况类似(Thompson,19%)。该派认为如今的全球化充其量是一种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化(HirstandThompson,1996),或者只是一种区域化而已,因为它只是三大区域(欧洲、亚太和北美)的金融与贸易的合作(BoyerandDrache,1996)。而经济区域化却正朝着逆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因为今天的区域经济日益走向排他、封闭与保护。所以,目前的区域化不是全球化的动力,而是阻力(GordonandWeiss,1998)。所以,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完全是一种错误的“夸张”(Hirst,1997)。同时,该派通过大量的定量研究,认为“全球化”学派所认定的国家弱化与消亡完全是耸人听闻、无知可笑的,因为这从根本上低估了国家和政府干预国民经济的持续性力量,目前所有国际间的经济交往只有依靠国家与政府的协调和推动,才能保证经济合作的正常运转。所以,政府决不是国际化被动的牺牲者,而是国际化的主要建筑师和设计师(Gilpin,1987)。
另外,怀疑派认为,国际化并没有使南北差距、不平等消失,相反,它意味着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边缘化的发展,因为贸易和资本更多的在发达国家间流动,并由此产生更强大的“排弱”效应(HiestandThompson,1996)。怀疑派还从根本上否定经济全球化能够有助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就业机会的奇谈怪论(Krugman,1996)。并且怀疑派认为,在经济结构方面,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国际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世界经济的不平等、不公正的旧秩序和等级结构。所以,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只能导致更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促使世界文明分解成不同文化、宗教和种族的独立领地,而不是什么世界大同、全球文明一体化的出现(Huntington,19%)。
(3)秩序转型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其代表人物是AnthonyGiddens,J.A.Scholte和M.Castells。该学派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并正在重组现代社会和世界秩序(GiddensandCastells,1996)。目前的全球经济全球化是史无前例的。目前,跨国界的政治和社会正在对世界进行重大的调整,国际与国内、外交与内政的界线已不清晰,所谓的“国内外相交的事物”日益成为一种新的意义上的“边疆”,经济全球化正在促使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空间急剧扩大,成为影响一个社会和地区的决定力量(Rosenau,1997)。所以,该派认为,经济全球化正在产生一种强大的“转型”力量,导致世界秩序中的社会、经济与制度的剧变(Giddens,1996)。但另一方面,这种世界秩序的剧变又充满着变数,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在根本上是一种偶然的历史进程,谁都无法预测它的发展方向与它所要构建的新世界政治经济秩序(Ruggie,1996)。
二、对各流派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及我们的观点
1.评价
(1)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本文认为马恩侧重从生产关系角度来考察经济全球化问题。他们抓住了资本“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的本质,并科学划分经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商业资本全球化、借贷资本全球化与产业资本全球化。因此,他们不但预见了分工、资本、市场全球化的趋势,而且还从商品经济和资本运动的规律性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根源。但他们毕竟受制于历史的局限性,无法提出有关经济全球化具体方式的见解,对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作用也分析较少。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较客观地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攫取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剩余”,并使发展中国家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但他们没有看到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另外,阿明把经济全球化,资本对外扩张的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结构也不尽合理与深刻。新马克思主义派对经济全球化的认为是有失偏颇的,他们只看到西方文化、体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输入的负面作用,并把这种作用认为是主要的,无视经济全球化对全球经济发展所起积极的、主导作用,最后得出一个悲观的经济全球化结局。
(2)对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家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斯密和李嘉图都认识到对外贸易及其自由化的重要性,这无疑具有进步意义。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在当时指导各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很明显只看到了他对外贸易对各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而掩盖了在一个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对外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及其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另外,在现代信息社会里,作为“绝对优势”的自然条件与生产条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已退居次要地位。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无疑比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对国际贸易更深刻、有见地,但他理论建立在资本和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等一系列假设条件之上,因而大大降低了其理论的可操作性。赫克歇尔与俄林仅从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国际贸易的产生,并认为国际贸易的结果导致各国各生产要素价格趋同,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他们没有揭示国际贸易中资本的作用,以及国际贸易对欠发达国家的不利影响。
(3)对当代经济学家经济全球化理论的评价。新自由主义派认为经济全球化从长远来看会使“绝大多数国家”受益,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先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从工业革命至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非洲、亚洲的欠发达国家仍陷于贫穷、落后之中,所以,这是经济全球化程度不够呢,还是应把“绝大多数国家”改为“少数国家”?本文认为至少应改为“部分国家”。怀疑派的一些观点也值得推敲:他们认为经济区域化阻碍了经济的全球化,其实,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是紧密联系、互为条件的。从地域的维度看,全球经济不可能同时一起实现一体化,而是部分地区先通过签订契约实现区域内国家经济的一体化,经过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需求,相邻的两个区域又通过协议实现两个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以此类推,当全球经济都实现了一体化,经济的全球化也就完成了。秩序转型派肯定了经济全球化对各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巨大影响,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时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偶然的、其发展趋势是不可预测的,这就否认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人类对世界的可知性,显然是错误的。
2.我们的观点
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机制成为世界经济运行的主导规律时,全球经济走向紧密合作、相互依存的一种必然趋势。它宏观上表现为各种生产要素如资本、技术、土地、人才、信息等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微观上表现为企业与企业之间在资金、技术、信息、管理等各个方面的既合作又竞争。有关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和特征,我们提出以下几个观点:(1)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人类节约全球资源、保护全球环境与自身文明的一种进步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经济全球化本身是中性的,它只是经济上的合作与竞争,不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性质之分、正确与错误之分、应该与不应该之分,至于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出现的不公平、不平等现象,是因为各国生产力水平差距的现实体现,属于人类道德调节的范畴,需要通过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来解决。(3)资本对利润的追逐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机;节约资源、提高经济效率,从而保护环境是人们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动机;而科技革命是经济全球化的自然动机,同时也为经济全球化提供物质手段(通讯工具等)。(4)经济全球化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经济区域化仅仅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方式里的一个环节),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是曲折、多变的,但其趋势是可以预测的、可知的。(5)经济全球化与各国经济国际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紧密联系的,世界经济的发展将经历一个由浅至深的渐进过程:从国际化起步,发展到全球化,最后实现世界经济的一体化。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第8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四卷,第36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第27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列宁:《列宁选集》[M]第二卷,第62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下卷,第349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6)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下卷,第356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经济理论论文范文第6篇
1.1财政理论自1993年中央提出分税制改革后，分税制改革确立了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基本模式.学术界根据对前期试点情况的归纳总结和比较国际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国内经济研究有着较强的导向性，同时也认为分税制是建国以来规模范围最大的一次制度创新.[6]但其也存在财权与事权划分不对称的现象，权责不明确的现象，政府层级过多，财政支出标准决策过度集中与规则絮乱并存的问题.[7]同时，地方政府也存在的财政困难，如地方债务的问题，地方政府权力争夺等.但不管怎样，中央政府最终都要为地方财政风险，承担最终的责任.也就是说，地方政府虽然在税收来征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自由，可以进行自主控制.但是对对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最终的承担者还是中央政府.在分税制种种不足之下，有相关学者认为要对财政制度进行全局性的优化设计，[8]并进行渐进性的改革，实现财政民主化的建设.[9]财政分权与公共财政也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财政分权一方面地方政府间的分权竞争使得地方政府追求的目标与人民福利的目标相统一，利于改革的有效推进，加速中国市场现代化的进程，促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财政分权会加剧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均衡，尤其是东西部发展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公共财政对应于市场经济，是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之一，其主要作用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调节收入分配.国内学者，更加倾向于支持制度性公共品的概念的研究，认为稳定经济的内容也是公共财政之一，[10]强调提供公共财政的多目标性协调性和顺序性.
1.2金融理论在对于金融理论的研究中，学术界更关注于经济结构问题的研究.怎样的金融结构，才适合我国宏观经济的要求，不同的学者的看法不尽相同.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应该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把其它的专业性银行改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业银行，进而建立“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的二级体系.[11]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应在建立金融结构之前，要对银行的呆账进行处理.[12]在中国金融结构改进上，由于政府起着主导作用，故其一直都存在着滞后性的问题，而此将会带来更大风险的积累.[13]且政府的金融调控，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允许并接受金融市场的某种非均衡，进而有学者提出，金融制度应向市场配置转型，渐进性的将利率市场化.[14]直接市场金融与证券市场发展方面，在我国直接融资的比例一直是较低的.有的学者认为直接融资可以有效的分散于控制金融风险，利于我国现阶段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发展，也有利于国有企业改革.[15]但也有可能造成中国资本市场结构和功能的失衡.[16]证券市场是虚拟经济的代表之一，它的发展使得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对虚拟资产价值的积累，但虚拟资产与所对应的事物资产的价值却越发脱离.特别是在经历2008年次贷危机后，学者认为虚拟价值的存在，需要进行有效的控制，加强金融监管，规范金融创新，完善金融体制.
1.3增长与发展理论中国经济的增长呈现着一种非均衡的发展，主要依赖于要素与资本的投入，来推动经济的发展.高投资推动高增长的事实，已被国内学者普遍的认同.但是有学者认为目前投资过度，并带来了投资效益恶化的效果，[17]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同时，靠资本投入来引进技术，可能会导致结构性的失衡，过度依赖于进口技术，来促进经济的增长.甚至有学者察觉到我国的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存在着“反效率配置”.总之，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非均衡”也凸显得越来越明显.中国的经济增长，离不开投资的作用，即投资推动型增长，来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过程中，引致劳动力结构转化，可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特色之一.根据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6，2007）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两方面，一则是在赶超阶段利用低成本的竞争优势，赶超快速发展.二则是中国正处于从低价的工业化向高成本的城市化的转向过程中.也正是在这种转向的过程中，工业化解决了“吃、穿、用”之后，那剩下的“住、行、学”则应由城镇化来解决.[18]总体上来看，中国现处于发展转变的阶段，即转型升级阶段，存在着四个中国化的特征，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强调政府的控制性、强调多目标的协调性和强调公平取向的落实性.在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前提条件是技术不断创新与发展，而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则依赖与制度的创新.[19]两着相互促进，但制度创新时根本.强调政府的控制性上，主要体现在政府的资产与政策导向，会促进某一行业或领域的快速发展.政府需要扶持经济结构的转型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促使其又好又快的发展.强调多目标的协调性，主要体现在统筹兼顾上，既要经济快速的发展，也要自然环境得以保护.在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需要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方式的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利用外资与经济安全的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发展相统一.[19]强调公平取向的落实性，主要体现为防止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要落实好收入再分配的公平.为促进就业稳定，就需要落实就业与公平的相统一.
2结语
本文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进行了相关的梳理分析，通过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理论、财政理论、金融理论和增长与发展理论四个方面，来进行梳理研究.发现中国学者多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在研究中秉承着中庸的思想，对于在中国出现的极端例子较少的研究，多是从普遍典型事件中进行研究，得出相关的结论.本文只是粗略地梳理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理论，具有不足之处自不必多说.其目的也只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概括性的梳理，望更多学者在道路上研究探索.
经济理论论文范文第7篇
[摘要]本文将目前在全球广泛兴起的循环经济理论运用于我国水能资源开发项目中，目的是消解水能资源开发过程中带来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问题，从而有效的开发我国丰富的水能资源。[关键词]循环经济水能资源开发生态环境我国水能资源丰富。随着水能资源开发力度日益加大，在传统开发模式下带来了一系列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冲突的问题，严重阻碍了水能资源有效开发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大力开发水能资源时，必须克服传统开发模式下面临的问题。本文以循环经济理念为指导，为有效开发我国丰富的水能资源提供思路。一、循环经济与水能资源开发1.能源的循环经济，亟待水能资源的开发经济快速发展必须有强有力的能源支撑。传统能源开发采取的是“能源资源——能源产品——能源废弃物”单向流动的线形经济发展模式，依赖的是储藏地下及数量有限的不可再生能源，通过增加能源消耗谋求经济发展的线形经济，因此，必须转变传统的能源经济发展模式，将循环经济纳入到能源开发中。而水能资源的开发，可以节约煤炭等有污染不可再生资源，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符合能源的循环经济要求。2.水能资源的开发，亟待循环经济模式水能资源的开发将给开发地周围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在单向流动的线形经济发展模式下，忽视了水能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等造成的影响，因此应积极倡导与环境和谐发展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在开发过程中充分考虑对周围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在库区经济发展中充分吸收循环经济理念，把各项经济活动组织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使所有物质和能源在这个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把库区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在积极发展水电能源的同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循环经济理论在水能资源开发中的应用循环经济理论在水能资源中的运用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1.建立绿色消费和绿色生产政策体系，鼓励水能资源的开发人类的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从“高消耗、高污染、高消费”到“低消耗、低污染、适度消费”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循环经济是目前最能代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模式，而倡导绿色消费和绿色生产是构建循环经济的最重要环节。在水能资源开发中要大力宣传绿色消费和绿色生产；制定统一的绿色消费和绿色生产政策，引导消费者消费绿色产品和生产者生产绿色产品，从而促进产品结构优化；将“优先发展水电”政策落实到实处，转变能源的生产方式，使能源开发遵循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2.建立绿色经济核算体系，加强水能资源开发的科学决策绿色经济核算体系是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绿色会计制度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水能资源开发中对环境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消耗非常大，而在现行的会计核算制度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消耗的环境资源和自然资源成本并没有得到相应完整的体现。因此，应该改革企业和政府现行会计核算制度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通过建立完整的环境资源和自然资源价格体系，将水能资源开发过程中使用的环境资源和自然资源的真实成本纳入到会计核算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从而建立一套绿色经济核算制度，使水能资源开发更能体现出其真实成本和真实效益，从而有利于水能资源开发项目的科学决策。3.建立与生态环境友好的开发体系，促进水能资源的有效开发建立生态环境友好的水能资源开发体系，就是要从规划、勘测、设计、施工、运行管理各个环节，优先考虑生态环境问题，促进水能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实现能源的循环经济。(1)健全水能资源开发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水能资源开发项目对当地的生态环境的影响大而且持久。因此，对水能资源开发项目首先必须健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严肃环保法律法规，严格环境准入；其次应加强对水能资源开发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从源头预防水能资源开发可能对环境造成的生态问题，从而实现水能资源的可持续发展。(2)量化水能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对水能资源开发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时，大多是从宏观定性方面进行研究，在微观定量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少，将项目对环境的影响进行定量研究并纳入到经济评价的更少。这样不仅忽视了项目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影响，而且间接地扩大了项目的效益。因此，应量化水能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进行可行性研究时应充分考虑项目开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因地制宜、选择对生态环境友好的项目。(3)优化水能资源开发项目的设计方案。据统计在设计阶段运用价值工程可降低成本25%～40%，因此在对水能资源开发项目尤其是大型项目进行设计时，应该运用价值工程原理进行方案的决策，在保证项目价值不变或提高的情况下，充分考虑项目对周围生态环境的影响，在多个备选方案中尽可能选择对周围动植物友好的设计方案，从设计角度将项目对周围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4)采取积极的移民安置政策。大型水能资源开发项目将带来大量的移民及安置问题，妥善解决好这一问题对水能资源的顺利开发具有积极的作用。对于移民及安置问题，除了采取传统的政府安置政策、库区后期扶持政策等之外，还可以研究采取“投资型”政策，让移民参与水能资源开发投资，使他们能长期分享水能资源开发的效益，并促使移民和开发商形成利益共同体，将有利于水能资源项目的顺利开发。4.加强水能资源开发项目的运行管理水能资源开发项目的运行期比较长，一般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因此，运行管理就显得十分重要。(1)加强大坝安全管理。以当前的技术水平，新建大坝的设计、技术、建造等问题不是十分突出，但是历史上原有大坝的安全问题以及大坝的管理问题则不容忽视，应尽快从技术、经济、安全、环境和社会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和权衡，对病险水库大坝进行综合管理，采取适当措施对病险水库大坝加以解决。另外，大坝的军事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现今全球恐怖活动频繁，国内也存在恐怖力量，比如种族冲突、历史遗留的移民问题等都有可能激化成社会矛盾，对大坝的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2)加强电站的运行管理。首先，要根据项目用电、用水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要求，协调项目各功能之间的关系，研究制定电站优化运行方案，确保水电站和大坝的安全运行；同时要尽可能减轻水电站运行对水库水生环境的影响，确保下游必要的生态流量和鱼类等的基本生存要求，满足下游航运的基本要求等。其次，要协调项目的效益和运行安全之间的关系，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多的关注运行安全问题，重视对项目的技改更新，防止运行管理中的安全隐患。第三，要建立确实可行的安全管理制度。第四，加强水电站防洪管理，包括加强水电站防洪预案的编制，健全水电站安全度汛监管机制等。5.加强水电站退役问题的研究当前对水能资源开发项目的前期可行性研究论证时，并没有太多的从技术和经济角度考虑大坝退役的问题。从项目全寿命周期的角度考虑，水电站退役是水能资源开发项目周期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应该加强对水电站退役问题的研究。(1)加强延长水电站使用寿命的技术经济分析。在进行水能资源开发的可行性研究论证时，应该事先从技术上和经济上考虑延长水电站使用寿命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提出项目后期的发展方向。而在项目运行过程中要加强对水能资源开发项目的后评价研究工作，及时发现项目存在的问题，为后期运行管理和大坝退役提供指导。在项目计算期结束时，应该加强延长水电站使用寿命的技术分析和经济分析，如果使用新的投资来延长使用寿命在技术上不可行或者在经济上不可行，则需要考虑水电站退役问题。(2)加强水电站退役后的技术经济评价。根据水电站拆除程度不同，水电站退役分为部分退役和完全退役两种。对于完全退役，除了要考虑大坝和辅助设施全部拆除的费用之外，更重要的是考虑大坝拆除后淤沙及水的下泄给下游带来的影响，同时还要考虑大坝拆除后对库区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对于部分退役，则需要考虑大坝的安全问题和维护保养成本等。对究竟采取哪种方式退役，需要进行详细的可行性研究论证，目的是使水电站的退役不仅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可行，而且水电站的退役对项目周围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最小。三、结论通过以上措施，以循环经济理论指导我国水能资源的开发，有效消解由于水能资源开发带来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促进水能资源开发的循环经济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参考文献[1]吴季松:新循环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2](美)P·麦卡利著周红云等译:大坝经济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3]卢明湘何高张燕等:以循环经济理念指导水能资源开发的探讨.电力技术经济，2006（6）[4]王顺克:以循环经济模式构建三峡库区可持续发展之路．经济师，2004（6）
经济理论论文范文第8篇
作为生产厂家，制造出电脑这一财富出来，离不开几个要素：管理要素，员工要素，技术要素，原材料要素，设施要素等等。这是财富形成的第二种形式，即直接财富。在管理要素中，包括制度建设（特殊法律）和行政管理，它们不是直接要素，仅仅是一个分支要素。对国家而言，法律和行政就是政治的总和。间接财富的创造，也离不开技术和管理，它们是构成间接财富的要素。可见，行政和法律仅仅是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经济的对立面。马克思将经济和政治视为对立面显然不科学。经济存在两种认识：一是单一经济（包括企业、文化产业、个体经济等），一是区域经济（包括基础设施、货币、流通等）。国家所管理的是两种经济，故管理的结构模式更复杂，它是一种系统管理。但它的地位并没有变，是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说，前面所指是行政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法律也同样是服务于经济的。由于运动是建立在相对静止上的运动（见《哲学要素的认识》），静止是稳定的同义词。法律是为稳定服务的，稳定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因此，法律的根本所在落脚于两种经济。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政治必须服务于经济，必须服从于经济。所以，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提法也不恰当，应该是政治基础与宏观经济。
管理中存在层次问题。一个企业集团也存在不同层面的管理，但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发展经济。由于上下之间是一种经济上的直接连锁关系，因而，对基层的行政人员可以任命。除了这种相联系的层次外，还存在非联系层次，即各级行政主管下的两种经济。由于经济的独立性，带来行政的独立性，不能用委任替代。
当然,马克思的经济基础是指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这也不对。经济是由管理等要素组成的，政治制度就体现在经济制度中，因而也就不存在什么上层建筑。那么，马克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认识呢？这关键是在纯私有制背景下形成的理论认识。在纯粹的私有制中，政治与经济是分离的。而我理解的政治，与经济是融合在一起的，它仅仅是构成经济的一个要素。这也是此文的理论基础之一。
一个国家的系统分为两大系统：一是象征稳定的法律系统，稳定就是相对静止的反映，它的基本数是三，我因而得出了法律系统的三权理论（立法、执法、监察包括公安）；二是象征着发展的行政系统，发展的本质就是运动，而这种运动是单一系统运动，单一系统运动是是“四维空间”的组合运动，因而将行政系统分为四权（产业、金融、文化、军事）。为什么不将经济视为一个系统呢？这就如同一个企业，企业的制度实际上有法律的功能，企业的行政那一块就是管理着经济的发展，它不存在独立的经济系统。国家也是一样。
法律系统为一分为三体系，包括：
立法领域（包括行政协调和d组织）
监察领域(环保监察、人事监察、公安、保安)
执法领域(法院和劳改，从中央到地方的直线管理)
行政系统包括四个领域：产业、金融、文化、国防等
a.产业领域：企业的生产、运输、电信、物价等
b.国防领域：国防科技、国防企业和军队等
c.金融领域：货币、税收、股市、银行、贸易、保险等
d.文化领域：教育、文化(基础技术)、宣传、慈善(福利)、医疗、外交、人事、工商、仲裁、国土、水利、慈善(福利)等
行政系统的四权问题。在我过去所写的文章中，对行政系统中的调节认识有错误，还得重新认识。行政四领域都存在谋求发展的问题，各领域的领导人总会以自身领域的发展为重，完全靠各自的理智是不可能实现协调的，必须介入一个协调组织。而每一个领域各自之间都存在相互的联系，a分别与bcd、b分别与acd、c分别与abd、d分别与abc构成错综的联系网络，因而必须以每一个领域为主体介入一个调节系统，从而形成了四权调节，加入一个系统调节，就构成了五权调节。五权调节的理论从何而来，它从客观的四领域的相互联系而来，而该系统的中心又是根据运动（四维空间）上的调节理论得来的。这样一来，其实形成了大系统的十一权分布理论，即法律系统三权，行政系统四权，调节系统五权。那么，调节系统五权从何而来？这就关系到法律与道德的目的。立法的重要目的是协调，协调经济关系，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协调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协调地区与地区、部门与部门的关系。道德建设要依赖于先进组织的建设，同样可以起到协调作用，它是对人思想的协调。因此，从协调的角度认识，立法与先进组织应该是统一的，也就是说，负责立法工作的领导人应该兼任先进组织的领导人。可见，调节系统五权实际上是从立法领域派生而来，如果将立法领域视为一权的话，就只有七个权力部门，如果从权力地位来认识，实际上构成了十一权领导。
为什么要将公安列入监察领域，这是由公安的性质所决定的。公安是确保社会治安的机构，维护治安，离不开对公民的监察。如果将公安归属执法领域，等于将监察与执法包揽于一身，形成了权力的膨胀。公安也不能归属行政系统，行政系统的本质是组织社会发展，而不是稳定。如果将行政包揽于一身，也将权力扩大了，以往的政治斗争与行政管理公安就有密切关系。
中央四个行政领导人的竞选，应由立法领域主持、监察领域监督，由中央、州市、县级主要领导人和三级选派代表参予投票。各州市、县、乡行政领导亦参照此法竞选。而立法、执法和监察的七个领导人应从内部产生，内部投票。对参加竞选的人选，应由立法领域组织（并不一定是集会）全体代表确定后选名单。国有企业各企业主的竞选，应由中央三个相应的行政领导人(或委派)会同该部正副领导人以及派驻人员、属该企业的国家人大代表共同表决。
这种体制是公私兼顾的体制。所谓“公”，是由不同经济层面的“公”组成，它小到家庭，大到国家。他们均是相对独立的实体.国家的“公”会对基层的“公”产生自然影响，但不能用什么计划之类去左右基层的“公”。上对下的左右，均得体现在法律中。所谓“私”，是从不同层面、不同区域、不同利益关系来认识的。
由于在公与私的关系上存在相对性与绝对性，要人们理智地把握这种关系是不可能的，就如同一些人连工作与休息的时间对立关系都难以把握一样。每一个人都不能排除非理性，只是程度不同、领域不同而已。因此，建立和完善监督机制尤其显得重要。光靠一方的监督不行，要形成六位监督机制。包括监察监督、议员监督、名人监督、彼此监督、上下监督、权力对等监督、舆论监督。只有形成一个立体的网络，才能凑效。这些监督除自身的监督机构外，受监察领域组织，但不属其管理。
监督机制的完善，除了建立组织机构外，关键是得有法律的保障，即保障监督职权，不然，就会纸上谈兵。
监察监督。监察系统监察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它应该是监察法官的执法工作和议长副议长的工作，其次，是监察同级行政领域领导人的行贿受贿，其三，监察警察工作并形成全国多样化监察网络系统。
议员监督。是一种全面开花的监督，将其信息传给监察网络系统、立法系统以及传媒。
名人监督。主要是社会性工作监督，如服务工作是否到位，哪方面值得关注，警察是否有行贿受贿的现象，工作责任心如何，一般将信息传达给主管部门，主管部门不理，再传给传媒，重大监察信息传给立法系统。
上下监督。它是多种形式的监督，有巡视监督、监督、长驻监督。下对上的监督也包括多种形式，如监督，发表言论监督等。
彼此监督。一是建立在本单位（本领域）权力对等基础上的，构成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二是系统中行政四权和法律三权的相互监督.
舆论监督。一是要建立长期的监督宣传媒体，专门负责监督信息。二是记者的舆论监督，一般是带社会性工作的监督，与名人监督的内容相似。
为什么要建立六个方面的监督系统呢？这还是离不开哲学中的数理要素。认识一个立体事物，单方面是三，即三面，相互联系是六，也就是六面。只有通过六面的认识，才能形成事物最大的透明度。
关于企业的不同层次集体体制。企业与行业强调个性化，得以分析哲学为指导,管理强调单一化，切忌复杂，因而应按运动的基本结构数“二”来分清责权，它突出一个“分”字。其划分为：
企业(行业)业务主持：技术、生产、人事、安全
金融主持：财务、流通、物资供应、收益分配
对企业、行业的监察属政府职能，即由同级政府派出相应的监察机构，既有常驻人员，又有不定期的巡检人员，一切待遇均由同级政府负责。
企业规划及内部协调应由同级行政与企业(行业)业务主持、金融业主持共同完成。对一般性的协调工作有监察机构的常驻人员参予即可。
为了有效地建立企业内部相牵制的机制，加速发展进程，我国一部分国有企业已采取以国家为主体的国家与国内私营企业集合式联营经济模式，这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企业发展规律的，它能有效地控制贪污铺张现象。按此模式，国家除了从中获取税收外，还应从企业中实行利润分红，以进一步充实财政实力。至于企业的发展资金问题，除了按比例留成外，还应从银行贷款中获得，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现在有一股思潮，企业必须做大做强。做强是必然的选择，但我是反对盲目做大的。没有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做大只能成为纸老虎。这是因为企业大了不利于经济的灵活性，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按照分析逻辑的思维方法，必须强调企业的专业化，企业的专业越细，越有发展的空间，企业也就越强。一台汽车有多少个部件，就由多少个企业来做，那是最好的。因此，强得强在专业技术上。当然，中国企业在专业技术上目前无法与人家竞争，只能发挥价格优势，这仅仅是权宜之计，不是长远之策。企业要立足，最终靠技术。目前，过于重视高尖技术，这一思路是不太正确的，关键是你没有人家的技术基础。然而，中国的产品、仪器制造技术是是落后的，尤其是仪器，实际上它关系到各个行业的制造和设备，能赶上外国，发挥价格优势就大有市场。企业做大,也只能实行三层次的管理,即车间、工厂、集团，且这种工厂应该是环节上的工厂，而不是互不相干的。
在防止了腐败的前提下，搞好国有制、集体制企业是完全可行的，当然不宜多，多了，就很难管理好，也不能体现的个性经济特点。目前国有企业太多，不利管理。笔者认为，有500来家强势企业就足够了。关键是如何培养人才、稳定人才。眼下的问题是，一些优秀人才被国外所吸引，不能为国效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国外待遇优厚；二是觉得国内论资排辈严重，缺乏施展才华的空间；三是出国自由。这些问题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而要防止人才流失，首先是要掌握在校大学生中成绩优异者的情况，然后适当控制这些人才的出国，并同他们签订合同(包括名牌大学重点专业的学生在内)，强调的就是不能为外企服务。这似乎很不公平，其实不尽然。公平是相对的，立足国家利益认识，它是公平的，如果立足个人利益认识，它是不公平的，二者之间构成一种排斥关系。这就如同国家的资源一样，私人不能随便开发，外国人也不能随意侵占。
保障国有制这一级的实力(技术实力、经济实力)是非常重要的，其目的在于控制整体经济局势，在于杜绝剥削，保障中央的财政开支。中国大部分省的版图比欧洲一个大国还大，人数也比这些大国多，建立省有制的企业诚然是有极大的竞争力，但由于地区差异大，一些强省的实力有可能超过弱省几十倍，一个省的实力太强，并不利于中央的管理，这是不言而喻的。故笔者认为，应该取消省级建制，或将经济过强大的省分出几个直辖市来，实行五级管理：中央—州市—县—乡—村。笔者曾认为，作为贫困地区，由于地理环境较差，公有制企业根本没有什么竞争力，没有必要办集体制企业。后来反复一想，觉得这一观点有问题。通过办各级行政监管下的企业，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最底层的税收问题，上缴问题，也能使行政人员做一些实事，避免将权力用在腐败上。
对国家而言，军队与企业有类似之处：同样具有相对的专一性，前者专一经济，后者专一国防，同样存在发展问题。因而可比照企业设立军政线与后勤线的一分为二机制。由政府派机构常驻军队，进行监察协调。军、师、团、营、排主要领导均应实行竞选制。首先得分清军政与后勤两个领域，由同领域的上级主持，政府驻军代表监督，然后由上一级隶属下级同领域领导、竞选者所在下级的两级同领域领导、士兵代表(含下级领导)、业务代表、属该部队的国家人大代表投票表决。如师级军政领导人的竞选，即由所在军的军政领导主持，由驻军代表监督，再由该军各师级军政领导、该师团营级军政领导、技术代表、士兵代表(含下级领导)、该师的国家人大代表投票表决。这样，就能有效地防止军队的腐败和山头主义。也许有人怀疑这种体制不利于军队的调度与指挥，其实，下级服从上级就体现在军队有权限的调度与指挥上，在上级的权限之内，就必须听从指挣挥，权限之外，就得拒绝指挥。这是作为军人的起码认识。
关于纵向管理问题。这是一个与该体制密切相关的内容。这里的纵向，是指五个行政层面关系上的上对下的纵向，不属于企业内部的纵向，也不属于所辖部办委局的纵向。纵向管理分为专业纵向与综合纵向。综合纵向实际就是重大的法律由中央到基层的一贯制。上级法律机构有对基层法律机构进行巡查、监督的权力，除执法系统外,切不可施行任免权。专业纵向即各个领域的纵向，也包括产业行政、国防行政、文化行政、金融行政，对基层相应的领域，他们具有巡查、监督、培训、指导、专业考核的权力，但切不可施行任免权(除上调外)。这当中，其实体现的是三位一体制，即上级——专业领域——下级。不同行政层次之间为什么不能实行任免呢？系统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系统，实行任免，实际上就是否定了不同层次的相对独立性。实行任免，就极易形成权力操纵、权力腐败，构成某些不法分子从中央到地方权力部门的群带关系，产生更为严重的纽带腐败现象。那么，执法系统为什么可以任免呢?因为重大的法律都是国家统管的，要保障国家对地方的绝对控制权。监察则不同，一旦受中央（或上级行政单位）的控制，该管的反而不敢管，就难以遏制群带腐败。
至于地区与地区在交往中牵涉到区域利益的，宜由上级行业党组织组织下级行业开展协商，如同国际间的交往一样，订立行业公约。诸如公路公约、水运公约、环保公约、公安公约、电信公约、贸易公约、人才公约等。
由于实行的是分层管理，因此，凡牵涉到全国的政策，应以法律条文确定下来。政令应该是根据该级行政情况制定的近期总构想，那么，实行政令全国一盘棋，实则有以权代法之嫌。当然，在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某些特殊政令(如战争、救灾、资源回归、人事调动)，自然有一个无条件执行问题。
先进组织=x；党组织=dz；党=d
我反对建立在学术信仰上的、政治利益上的党派,但并不意味着否认先进组织的建设。人具有大共性和自私性。人类不是简单的物质，是有理性培养基、有智慧的高级动物，但人们在实践中又往往难以把握道德尺度，构成矛盾状态，只有形成一种氛围，才能产生一种感召作用。人们在实际活动中，总是以一定的群体形式出现，因此，要使人们的道德意识增强，使自身的行动受理性的支配，有必要建立一个相应的x（先进组织）来培养引导鞭策人们健康的理想、道德和情感，并使之形成一种氛围。
我国的组织形式是按年龄层次分为少先队、青年团、dz呈年龄阶梯式的x。这种组织形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x对培养人健康的理想、道德和情感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三个代表”则高度概括了人类本性的三个健康因素和对先锋组织的要求：健康的理想、道德和情感。“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理想的重要内容，“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其中就包含着培养人们的良好的道德观念，“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培养人们健康情感的主要方面。理想教育是迎合人们渴望进步的教育，这种进步性就表现在对人生正确价值观的追求上，而正确价值观就表现在根据自己的特性和智力层面选择其以基本道德为基础的奋斗目标；道德教育的主要方面是对立认识的协调教育，如谦虚与骄傲的协调，自私与大公的协调，友好与敌对的协调等；情感教育是培养人们对集体的爱护、合作精神、严于律己、坚持正义、对朋友诚实守信的教育。要使这种教育产生良好的效果，加入相应的先进组织是一种有效的方式。这是因为加入相应的x，本身就是迎合人们渴望进步的心理，同时也是对人们的理想、道德和情感提出更高的要求并使之成为一种风气，社会有了效仿的楷模，而对组织成员则可进行终身培养教育。因此，成立相应的先进组织，引导人们的思想向健康方向发展，对于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实现真正的精神文明建设有着巨大的价值。
x在道德建设方面的要求具有国家的统一性，即每一个领域、每一个层次所实行的道德标准是同一的。这种同一性就决定了管理上必然存在由中央到基层的垂直管理，下级必须按中央的部署办事，而中央组织也必然得开展检查督促，了解问题，掌握情况。
由于x具有协调功能，因而能发现以往各领域存在诸如制度、条例、法律的不完善之处，必然得担负起修改制度、条例、法律的草案工作。这样一来，中央的x工作与人大的立法工作就实现了同一，或者说，由各级x的工作替代目前的人大工作是合理的。可见，x的管理机构具有提议修改法律、并负责草案的立法职能。这样也就实现了d代会与人代会的同一。
按少年青年成年阶段建立的组织，目的是培养人遵纪守法的观念，培养人们良好的道德观念，培养人们健康的价值观和团结精神，使之成为一种氛围，因而有必要扩大先进组织的力量，得在人数上做文章。私下认为，少先队员宜占少年总人数的2/3，青年团员宜占青年总人数的1/2，dz宜占成年人数的1/3。也许有人认为，dz人数太多，不利于保持其先进性和纯洁性，其实不然。先进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的先进，由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的差异，对先进内涵的理解也有所区别。不受贿是对行政官员的要求，对一个普通工人农民来说，提这一要求就会荒唐；对一个普通工人来说，能够兼顾家庭、车间、工厂三者的利益，就是具有极高道德素养的人，而对一名企业主而言，仅有这一道德素质是远远不够的，还得顾及社会效益。只有加入了组织，才会更注重自己在身边人中的形象，才会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先进分子一旦就在身边，就会觉得加入组织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愿望，才会对加入组织产生更强烈的愿望，促使自己不断进步。至于纯洁性问题，它是通过组织形式实现的最终目的，具体体现在前文的三个培养中，而培养的过程是生命的全过程。
由于x具有协调功能，必然得协调行政各领域的工作，要进行协调，必然要参与到行政工作中来，这种协调并不是管理，二者是要严格区分开来的。这就保证了dz在政府工作中的地位，议会主要领导人与dz的主要领导人就实现了二者的同一，即领导权的合二为一。作为dz的副书记（含副议长）与行政领导的数量应该是相等的，因为存在四个领域的协调，也存在四个领域的不同情况。这样一来，就真正实现了dz管政治。那么，政治的本质是什么？它应该是法律、行政的总和。
各类公有制企业的所有员工的一切工作均是为了自身和所在企业的利益，dz在企业中的地位又得同样体现出来。如果将dz与两个企业主构成三位一体的关系，dz在两个企业主之间起调节作用，极有可能产生领导层的集体腐败。因此，企业d委书记宜采取由两个企业轮流负责的方式，主要负责党委会的召开和党员的培训计划工作。d委副书记主要负责企业的宣传、吸收d员和企业规章制度草案的制订工作。
由于组织在各级单位中，主要起道德教育的促进作用，处理好个人与单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没有必要由中央统管，更不能委任组织领导人。一旦由上级统管、委任，组织的纯洁性反而会降低，立党为私来了，权权交易来了，不能起到道德教育的作用。
经济理论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制度；改革；非国有经济、国有企业；转轨经济；经济结构
在我国，过渡经济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就是研究怎么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
本文首先阐述了转轨经济的相关理论，然后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动态分析。
一、过渡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体制与体制转轨
（一）制度的一般含义及其类别
美国新制度学派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其所著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明确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一些游戏规则；或者，更正式地说，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调节人类相互关系的一些约束条件。"诺斯的说法只是其中一种，其他的定义还有如：制度是"集体行动对个体行动的控制"；还有人把制度定义为通过传统、习惯或法律约束的作用力来创造出持久的、规范化行为的社会组织，等等。
这些定义，都是不同作者在研究不同的问题或问题的不同侧面时对制度的理解，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制度的内涵。
我所理解的制度，就是由当时在社会上通行或被社会所采纳的习惯、道德、戒律、法律（包括宪法和各种具体法规）、规章（包括政府制定的条例）等构成的一组约束个人的社会行为，从而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规则。具体说来，主要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制度总是社会性的，约束个人的行为说到底是为了调节人际关系，因而制度总是某种社会的行为规则。在鲁宾逊的孤岛上，在"星期五"出现之前，事实上不存在制度，因为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二，制度是对个人（或一个组织，一个团体）行为（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行为）的一种约束，是对个人行动空间及其权利、责任和义务的一种界定。第三，作为社会性的制度，因其基本功能是协调人际关系，从而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
制度可以分为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或称为有形的制度与无形的制度。在前面我将习惯、道德观念、意识形态等与宪法、法律、规章条例等都统统称为制度。
但从发挥作用的方式上看，它们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宪法、法律、规章条例等，属于正式的或有形的（成文的）制度；而习惯、道德、意识形态等，则属于非正式的或无形的（不成文的）制度。首先要明确的是，无论是法律、规章还是习惯、道德，都是制度。因为就其基本功能来说，都是调节人际关系的一种规则，都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某种约束。
（二）"帕累托改进"与"非帕累托改变"
经济学理论上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效率"或"帕累托最优"的概念。
它是指这样一种情况：这时所考察的经济已不可能通过改变产品和资源的配置，在其他人（至少一个人）的效用水平至少不下降的情况下，使任何别人（至少一个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反之，所谓"帕累托无效率"，指的就是一个经济还可能在其他人效用水平不变的情况下，通过重新配置资源和产品，使得一个或一些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在存在"帕累托无效率"的情况下，若进行了资源重新配置，确实使得某些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而与此同时，其他人的效用却没有降低（至少是不变），这种重新配置就称为"帕累托改进".在"帕累托改进"情况下，由于没有一个人状况变坏，只有某些人状况变好，因此意味着社会福利的增进。而若在某种经济状态下，一种重新配置导致某些人状况变好，另一些人状况变坏。由于个人之间的效用无法比较，我们无法确定总社会福利水平究竟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这种情况就被称作"非帕累托改变"（请注意这里所用的概念不是"改进"，而只是"改变"，它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
（三）改革的一般情况："非帕累托改变"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从总体上来说，经济体制改革一定是为了对我们的现状进行有益的改进，以提高我们整体的经济福利。改革过程中在许多情况下，都会使一些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或者是受到暂时的损害。"帕累托最优"或"帕累托改进"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参照系，使我们能够对各种情况的特征进行比较。而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体制变革这样的较大规模的变动时期，我们遇到的更多的情况，恐怕正是"非帕累托改变"；因而对于现实生活来说，可能"非帕累托改变"更有重要的意义。
比如，在个人吃企业"大锅饭"、企业吃国家"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分配体制下，既没人努力劳动、认真管理，也无人关心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样的资源必然只能生产较低水平的物质产出。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在某种理想的资源最优配置情况作为参照系，来论证这时经济是多么的缺乏效率，浪费了多少资源，论证它们如何地应该加以改革，改革之后社会经济效率将会获得如何的提高，使大家获得怎样的好处。但问题在于，在上述两种利益分配关系已经形成、确立的前提下，同样会出现若不使某些人的利益受损，就不可能使另一些人获益，也不可能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情况。
人们当然总是希望改革是无人反对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恰恰在于：任何一种体制改革，说到底都会涉及到利益关系的改变，总会有一些人的利益要受损；没有人受损，就不可能有人受益；或者，现在不受损，将来就不会受益。这就是说，体制改革的一般情况在理论上都属于"非帕累托改变".改革中的各种难题，改革所遇到的各种阻力，正是由此产生的。
（四）"补偿"的作用及其局限
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存在一种方式，能在资源配置发生改变之后，将新增加的收益在所有相关的行为主体之间进行分配或再分配，从而使得任何人都不受到损失（无论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损失），那么不论最初分配情况如何，都可以说这种改变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这就是福利经济学中所谓的"补偿原理".改革的困难来自受损失利益集团的阻挠，并因这种阻挠而造成种种经济损失，那么，很显然，如果能对受损失的人进行某种形式的补偿或"赎买"，减小他们受损失的程度，以使改革的阻力减少，其减少额大于付出的赎金，就是合算的。
毫无疑问，补偿或"赎买"可以说是消除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许多阻力的一种基本思路。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在体制转变过程中维持既得利益。通过这种补偿，实际上就把"非帕累托改变"转换为"帕累托改进"，这显然是一种理想的方式。
只要改革本身确实是盈利的，能够提供足够的新增收益，对受损失的人进行补偿就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值得的。当然，在肯定补偿措施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要充分地认识到补偿作用的局限性。
首先，改革中的补偿在很多情况下只能是部分补偿，而不能是充分补偿。这是因为，如果对受损失的人进行了充分补偿，对于社会或社会上其他人有利的改革就将所剩无几了，许多改革事实上就会名存实亡，改革的目的就不能实现。
其次，补偿是有一定成本的。补偿操作本身就是费时、费钱的事情。补偿所涉及的面越广，补偿的成本费用就越大，这时就会有一个合算不合算的问题，导致无法给予普遍的补偿，因而无法消除所有的对改革的阻力。
这就告诉我们，尽管我们应该在改革的每一步上都充分地利用补偿这一缓和矛盾的方法，但最终总还是要面对一些剩下来的、无法消除事实上也不应消除的阻力，要充分估计这些阻力对于改革进程以及经济增长所能造成的损失。
（五）相对阻力与绝对阻力
所谓"相对阻力"，指的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一部分利益集团会在改革过程中受到利益的损失（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损失），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抵制或反对改革，从而构成对改革的阻力。
这里所谓"相对"的含义，指的就是获益者与受损者之间的对立关系。改革在许多情况下是没有人受损就不能有人受益，社会成员可以按照改革的（潜在）获益者和（潜在）受损者的标准进行分类，这就决定了改革过程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部分人的抵制。
改革的绝对阻力指的是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可能遭受一定的损失，从而每个人都具有抵制改革的动机。这主要指的就是因改革初期所发生的改革"阵痛"而引起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可能因对改革在初期阶段所会引起的震荡、引起的生产下降而产生对改革的疑虑与恐惧，并因此而抵制改革。
总之，改革的相对阻力体现的是社会上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相对差异与相互冲突，而改革的绝对阻力体现的是人们自身利益的冲突（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但同时也体现着在经济制度这个"公共物品"问题上的共同利益——改革"阵痛"对社会的总福利总是具有负面的影响。改革的相对阻力与绝对阻力只是对问题的抽象。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阻力往往是同时发生、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它们有时相互加强；而有时则相互抵消。
二、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非国有部门的成长与国有部门的改革
（一）渐进改革与经济的"体制结构"
1.渐进式改革与国有企业地位的改变
"渐进式改革"的特点，不在于其"慢"，而在于最先实行的改革不立即取消旧体制，而是在暂不触动旧体制的情况下，先发展"新体制"，然后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逐步改革旧体制。
中国过去20年，渐进式改革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发展起了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非国有经济"，包括外资合资企业、私人企业、个体劳动、股份公司、合作经济以及各种形式的集体经济（主要是以社区所有制为特征的乡镇企业）。到1997年，这个非国有经济部门已经创造出70%以上的工业总产值，65%的GDP，95%以上的新增长就业和80%的经济增长。
而这就意味着，无论国有企业无效率的问题多么严重，尽管它仍占用着70%左右的银行信贷资源，但在工业总产值中它的贡献率已不足30%，对GDP的贡献率不到4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到20%.也就是说，国有部门问题再严重，它从统计上说只关系到20%～30%的经济收入与经济增长。只要占70%～80%的非国有经济仍能增长并越来越发展、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中国经济就仍然能够成长。
这里的第一个政策含义就是：要想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必须着眼于发展非国有经济。另一个含义是：要判断中国经济是否还能持续增长，不仅要观察国有部门的状态，而且还要观察非国有经济发展的趋势，观察两个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的变化。
2.经济的"体制结构"
我们现在就来将一个处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经济分为两大部门，国有部门S和非国有部门N；将它们所创造的国民总产值之间的比重，定义为"经济的体制结构"，用J表示。
J0指的是在任一初始时点上（我们可以理解为改革初期）经济的体制结构。
在中国改革初期，这一指数大约为900%（90/10）左右，而现在按工业总产值算约为35%（26/74）。最近几年按工业产值计算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一直以每年高于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
体制改革的原因是因为旧体制的效率较低而新体制的效率较高。我们假定效率的差别在长期内体现在各部门的增长率的差别上。正因如此，非国有部门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才能不断地加大。定义gs为国有部门的增长率，gn为非国有部门的增长率，gs
这一动态关系式看上去很简单，但对于我们理解体制转轨的过程及其性质，以及我们在改革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改革进程的各种后果，具有重要的意义。
3."不改革"或"简单过渡"的可能性
上述公式提出了一个可能性，即"不改国企的可能性"：只要gs
在德国，在一定意义上人们其实就是这么做的：在东德经济解体的过程中，原有的企业基本被解体，同时用西德的"剩余收入"把东德的职工养起来（失业补贴）；如此持续20～30年后，原东德遗留下来的问题将不复存在。在我国的一些沿海地区，由于国有部门所占比重已经很小，非国有经济又发展较快，当地的人们往往会选择对国企"不改革"，而只是不再扩大国有企业，不再雇佣新的工人，把原有的企业或职工，通过"补贴"（包括以银行贷款形式发生的补贴）养起来，等待过一段较长时间后问题本身逐步淡化、消亡。这种"养起来"的作法，实际上也是改革。
（二）结构改变与国有部门改革条件的变化
1.国有部门本身状况的恶化与国企"改制"
国有部门情况的恶化，不一定表现为所有国有企业情况全部恶化，而是首先表现为由于"亏损面加大"及其由此引起的净亏损的加大。当亏损企业越来越多时，改革的要求开始产生。
这里所说的"改革"，实际上是指"国企改制".国企改制会对我们的上述公式产生影响：改革使gs缩小而使gn增大，因为这时一部分原来的国有企业通过改变产权关系而变成了非国有企业。这些年，非国有经济的增长率之所以高，部分原因就是一些原来的国企经过改造后被并入了非国企范畴，或是民营企业通过收购、兼并国有企业而壮大了自己。另一种类似的情况是，由于激励机制不对称，一些人以"占国有经济便宜"的办法来发展非国有经济，甚至包括国有资产的暗中转移。这种可以称为"自发的私有化"的行为，在实际上也起到了加快国有经济改制的作用。
可见，国企改制本身，在我们的理论框架中意味着J值的缩小，意味着效率的改进和经济的增长，这就是所谓"从改革中要增长速率"的基本含义。
2.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与国有企业改革条件的改变
我们这里要着重分析的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不仅支撑着经济的增长，而且改变着国有部门改革的条件和环境。这一点非常重要，虽然它经常被人们所忽视。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对国有企业的竞争压力。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支撑了经济的增长，提供了一定的收入增长和"经济剩余"，使得政府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利用这部分收入增量来对在国有部门改革中受到损害的利益集团进行一定的补偿，这可以减少改革可能带来的痛苦，从而使改革的阻力减小。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转移一部分国有职工提供了就业机会。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既具有资本实力、又具备管理知识的新型企业与企业家，使得通过收购、兼并等较为平和、较为自然的方式改革国有企业成为可能。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国有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国内的"体制示范".在以上所有这些条件的改变中，首先起作用的是"竞争".非国有企业的进入，首先使国有企业原有的"垄断利润"下降，使其体制的无效率暴露出来，进而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生亏损，成为政府的包袱而不是收入的源泉。与此同时，当非国有部门越来越显示出其提值、就业和税收的竞争能力，人们也就越来越具有改革的动机，对改革的阻力也就越来越小，从而使改革得以发生。
改革的阻力首先来自国企职工，而改革意味着国企职工离开国企而转向非国企就业。这又分为两种基本形式："离职"（或"下海"）和"下岗".前者为自愿主动离开，后者为当发生倒闭、减员等情况时被迫离开。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离开"这件事是不可接受的，从而阻碍着改革。但到后来，不仅开始发生自愿离开，而且下岗的阻力也越来越小，变为可接受的，下岗人员也越来越多。
这里根本原因就在于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职工离开后（在非国有部门）的预期综合收益开始大于不离开时（在国企中）的预期综合收益。
3.政府改革企业的动机
国有企业过去一直是政府的权力基础（人事和经济的权力）；改革国有企业是一件十分麻烦的政治运作，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最后一刻"，任何政府和企业官员都不愿进行改革。
是否改革，取决于以下的不改革时的政府净收益和改革后的政府净收益的比较：这里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也是政府决策是体制结构J的函数——当国有企业所能提供的利税收入越来越少，所需的财政、准财政（银行坏债）补贴越来越多，停产企业"开不出工资"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麻烦，而非国有企业提供的税收越来越多，所能提供的就业越来越多，以至可以由民营企业来并购国企，从而政府为安置下岗职工所需支付的补贴可以越来越少（平均到每人较少，不一定总量较少，因为下岗职工越来越多），改革就会越来越实际地发生。而这一切，都是以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
在1992年左右，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第一次超过50%.就在这一年底，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有关改革的"决定"，第一次将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写了进去。在1996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国有企业第一次发生全部门净亏损，1997年上半年又是这样。
在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正式提出了"抓大放小"、"发展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等政策。用本文的理论模型加以观察，这些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道理的。它们从实践中证明了：政府决策本身是随着经济结构和经济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政府在某一时点上做出了什么样的决策，而在于政府政策变化的趋势是什么。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政府有关改革的政策走势，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决策本身不能说有多大的前瞻性，但至少具有务实性，能对现实条件的变化做出较为及时的反应。这有利于经济走出困境、持续发展。
三、结语
体制或制度，就是协调和维持人与人利益关系的一种行为规则，是社会上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一种机制；体制改革则是改变这种行为规则，实际上就是要改变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改革之所以难，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在改革过程中并不是人人都能受益或同等程度地受益（人人同等程度地受益，利益关系也就没有改变），有些人甚至会受到损失或暂时受到损失。正因如此，那些受到损失或没有受益或受益较少的人就这样那样、或多或少地具有抵制或反对改革的动机，形成对改革的阻力。
经济理论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科学；发展趋势
一、管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综述
在人类历史上，自从有了有组织的活动，就有了管理活动。管理活动的出现促使一些人对这种活动加以研究和探索。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总结，对管理活动有了初步的认识和见解，从而开始形成一些朴素、零散的管理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管理理论。管理理论最早出现于西方，先后出现了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管理理论、数量管理理论、系统管理理论、权变管理理论和质量管理理论等许多对人类发展有重大价值的成果。
古典管理理论形成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欧，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和以法约尔、韦伯为代表的组织管理理论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古典管理理论对人类生产率的提高指明了方向。行为管理理论始于20世纪20年代，梅奥的霍桑实验揭示了人是社会人，除了物质方面的条件外，还有社会、心理方面的需求，因此不能忽视社会和心理因素对人积极性的影响。数量管理理论产生于第二次世界期间，它是以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最新成果为手段，运用数学模型，对管理领域中的人、财、物和信息资源进行系统的定量分析，并作出最优规划和决策的理论。系统管理理论是指应用系统理论的范畴、原理，全面分析和研究企业和其他组织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重视对组织结构和模式的分析，并建立起系统模型以便于分析。权变管理理论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它把环境对管理的作用具体化，并使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质量管理理论则出现在日本，它强调产品质量的不断完善和再造，从而实现企业的节约型生产。
二、知识经济时代更需要管理科学
知识经济时代，管理依然需要，甚至更加重要，只是管理模式必须改变；管理科学理论依然需要，但必须有新理论取代。因为管理科学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海外，都是现代国家的兴国之道。在科技兴盛之世，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企业乃至社会各系统都必须全方位管理，必须科学化，同时还将人性化。因为分散式的生产方式和资源配置本身就是一种管理的式样，有序则生气盎然、万事俱兴，无序则无以繁荣、发达。各国企业经营多角化的过度展开或收缩使企业界面临着不同的命运，IBM与联想的购并、波音与麦道、埃克森与美孚、上海大众汽车公司与美国及德国公司合作等新趋势，不仅强化了人们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也使人们到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管理问题的判断、决策、实施、反馈等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哲学思想来指导；越来越感到管理活动中不仅有着数理方面的科学方法问题，而且也还大量地存在着属于管理文化范畴的问题。我国日前要解决的不仅是具体方法和理论的问题，而且首先是管理的社会属性的各类问题。管理科学的哲学研究，为上述问题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如果说哲学本身面临着一场革命，那么，管理科学取得哲学的灵魂后也会发生一场革命。这种“双重革命”，将使管理科学变成具有“灵魂趋使”的巨大力量，变成有血有肉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的严密体系。知识经济时代呼唤管理科学的发展。
三、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科学的内涵
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科学是以自然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科学体系为母体和父体孕生出的子体科学。管理科学是充分运用两大科学体系的现有成果全面地转化为生产竞争力，通过管理科学的理论、方法、措施的优化，激励人们的行为优化，从而导致总体生产力的最大化与成本、质量、效益的最佳化。管理科学的现实价值更在于为解决各种社会提供有创新意义的、切实可行的科学管理办法。知识经济时代决定性的要素是人群的整体知识水平。“五商”素质和创新能力（“五商”指人的智商、情商、德商、性商、体商）。知识是寄生在人头脑里的最宝贵资源，而且是一种“绿色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无污染的、可再生资源），中国拥有大量的这种深埋在人力矿山里面的初级原料资源，管理科学就是从开掘人力矿到冶炼、加工、应用、输出高级人才并促其发挥巨大作用的现代科学手段。管理科学研究的范围很广，凡是有人群行为的地方，便应有管理科学的介入，以求得组织的科学化、行为适应化、内耗的最小化、产出与投入的比值最大化、错误与风险的最低化。管理科学是多层面的。
1.管理科学方面的能力是一种重要的管理技能。管理科学的知识有助于大至政府小至企业的决策者们分析决策形势，防止出现难以应付的局面，识别新的机遇，经常能使政府和企业取得政治或经济价值的最大化。
2.管理科学在适当条件下是持续性竞争优势的源泉之一，擅于运用管理科学的组织较其竞争者更能形成成本优势。
3.管理科学还是由成百个公司及众多个人组成的行业，他们给工商业、政府和个人提供管理科学服务。大至国家的科学管理，如政体、法治的演变与设计；研究各级政府、议会、司法、监督机构的设置、制衡、运行、反馈、纠偏、防腐；同时采用计算机网络系统与“专家程序决策系统”，“风险评估否决系统”建立起“电子政府”设立政府各级官员、议员、司法执法人员的资格标准与核查办法，候选人先通过公开资格选拔，然后竞选或任命上任，使权力处于相对透明被监督之中。管理的科学性就在于设立一套高效而完整的构架运行机制，不致衍生“制度性腐败”。
四、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科学的发展趋势
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科学和实践将在管理理念、管理对象、管理方式、目标模式、组织模式、效益模式等六个方面发生变革。
1.管理理念：从基础型、理性型转向发展型。管理理念是领导者在管理科学活动中所持有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作为观念形态的管理理念，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知识经济的崛起导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必然引起管理理念的变革。20世纪90年代英国城市大学罗尼·莱森首先提出了一种与传统的基础型和理性型管理理念不同的发展型管理理念。莱森把管理理念作为生长在不同土壤里的一棵大树来描述三者的区别：从生长的土壤来看，认为基础型管理生长的土壤是古典经济学，理性型管理的土壤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型管理的土壤是浓郁的人文思想。从三者的根来看，基础型管理的根是政治经济学，理性型管理的根是行政学、行为科学，发展型管理的根是发展生物学和社会生态学。从三者的枝干看，基础型管理的枝干是追求卓越，理性型管理的枝干是成效管理，发展型管理的枝干是发展中的组织，这个组织是学习型组织。从三者的结果来看，基础型管理的结果是最终导致经济的个人化；理性型管理的结果是企业组织化(发展型管理的结果是个人、企业和社会都获得了自我实现和发展。因此，发展型管理理念不再是表现为个人对财富、成就的追求，也不完全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强调科学和理性、硬性和数量化，而是在管理中加入非理性因素，强调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共同发展；决策的目的是引导企业与社会之间的交易行为，促进企业与全球社会的相互依存；决策过程的基本要素不再是传统意义的个人、信息、资本、设备，而是行动、思想和感情。这三个基本要素不断成长和组合的过程使决策不断优化，而承担这种成长和组合的载体是“学习型组织”。
2.管理对象：从有形生产要素为主转向无形生产要素为主。传统的决策主要是对劳动力和物化劳动（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等有形生产要素的管理。随着社会财富生产过程和结果的科技含量的增大，科技知识等无形生产要素对一个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越来越举足轻重，从而知识资源的开发与有效利用，逐渐成为重要的管理科学方面的课题。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价值和作用超过资本的价值与作用，知识生产力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任何国家和企业都必须重视知识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迅速将知识转化为直接生产力，才能适应知识经济的运行节拍，求得自身的发展。
3.管理方式：从传统管理转向综合集成管理。信息网络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使企业面对一个全球的竞争环境和经营形式。传统的依靠企业自身可利用的资源来建立竞争优势的决策方式，将束缚企业的视野，限制创新思维，从而影响企业的市场应用能力和经营活力。集成概念的提出可以认为是为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奠定了基础。集成管理实际上就是将集成的思想和观念创造性地运用于管理科学的实践过程。也就是说集成管理是以企业内外软硬资源要素为基础，以创新机制为动力，以实现社会责任为条件，以整体优化、优势互补、聚变换大为手段，兼容各种决策手段和文化，在集成对象连锁互动、共同得益、协同推进中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决策方式。
4.目标模式：从注重经济目标转向更注重社会目标，实现双重目标统一。在工业经济社会初期，企业管理的目标是裸地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主可以牺牲工人的利益、顾客的利益、社会公众的利益实现自身的利润目标。企业利润几乎成为企业管理的唯一追求。随着社会生产力进步，如果一个企业不能对资源利用、生态平衡、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承担责任；如果不能对消费者的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承担责任；如果不能对部属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承担责任；如果不能为投资者带来应有的收益，那么，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市场竞争中，就会被淘汰出局。追求企业利润和社会责任双重目标的统一，是22世纪企业管理科学领域的基本趋势。
5.组织模式：从纵向层次结构转向横向网络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的变革，是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网络化的必然结果。传统的组织形式一般是根据物流程序设计的。专业分工和职能部门是物流的基础和程序。在传统的金字塔型的分工协作关系中，分工越细、越专业化，企业协调监督就越复杂，导致了管理环节增多，管理成本增高，企业效益降低，突出的问题。在信息化的知识经济时代，这种管理组织结构与信息开放性和企业快速应变的要求不相适应。信息具有开放性的特点。标准化的信息可以通过计算机进行适时处理和提供共享。因此，企业决策中凡是属于标准化的信息，如生产、技术、财务、劳动工资等都有条件实现电脑操作；而非标准化的信息，主要是市场信息和环境信息，则可以通过信息网络提供给人脑进行分析决策。这样，企业管理的部门和层次可以大大减少，使“企业流程再造”成为可能。
6.效益模式：从规模、质量型效益转向速度型效益。在工业经济时代，以规模求效益、以质量求效益，是企业管理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创新。规模和质量型效益模式虽然都是成功的管理创新，但它们毕竟是工业经济时代以企业为主体的管理模式。还不能解决在科技迅速发展和信息网络化条件下的市场需求个性化和对市场的迅速反映问题。因此，伴随知识经济时代的崛起，美国企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创造了以迅速求效益的迅速型效益模式。速度型效益规模要求：第一，把效率作为衡量企业组织功能的首要标准-第二，提高企业的预测力、判断力、决策力，健全应变机制；第三，企业应在利润增长、市场份额、企业成长及社会责任三者之间实现动态平衡，在技术和市场双重驱动下实现效益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