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分析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1 20:11:28
经济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在经济学中，关于不确定性的表示有多种。这里，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将不确定性环境理解为一个假想的局中人“自然”参与的博弈，并作如下假设：
1.自然会发生不同的状态，其他局中人在自己的战略选择时看不到自然的选择。自然发生的状态集为(1,…,s,…,S)；
2.其他局中人（个体）具有初始禀赋Ws，其可以选择的行动集为(1,…,x,…,X)；
3.显示所有行动和状态组合所构成的结果函数为c(x,s)；
4.局中人对于自然选择的每个状态的可能性预测形成一个共同信息，即一个概率函数π(s)；
5.度量局中人对不同的可能结果的满足程度的一个基本效用函数为u(c)；
6.在基本效用函数u(c)的基础上，我们使用著名的冯·诺依曼—摩根斯坦效用函数或期望效用函数U(x)表示行动X上的效用函数，即X=(π[,1],π[,2],…,πs;c[,1],c[,2],…cs)，则U(X)=π[,1]u(c1+π[,2]u(c[,2])+…+πsu(cs)；
7.局中人总是要求效用期望效用）的最大化。
（二）风险态度
不同的个体对待不确定性的态度可能是不同的。如果个体偏好一个确定的结果胜于任何期望值与该结果相等的前景，则称个体是风险厌恶的或风险规避的；如果个体偏好恰好相反，则称个体是风险偏好的；如果个体认为二者是无差异的，则称个体是风险中性的。即：u为个体的效用函数，w为个体的初始禀赋（财富），那么，如果个体对于任何满足E[ε]=0，Var[[ε]]＞0的随机变量ε，有：
E[u(W+ε)]＜U(w)，则称个体是严格风险厌恶的；
E[u(W+ε)]＞U(w)，则称个体是风险偏好的；
E[u(W+s)]=U(w)，则称个体是风险中性的。
这里，对于个体的效用函数u(x)，我们可以简单地解释为人们对收入的效用。自然，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效用会增加，也就是说u''''＞0。进一步，我们还可以证明个体为风险厌恶（偏好）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其效用函数为凹（凸）函数。即：对于个体的效用函数u(x)，如果个体为风险厌恶的，则u″＜0；如果个体为风险偏好的，则u″＞0；如果个体为风险中性的，则其效用函数u(x)是线性的，即u″=0。
事实上，不仅不同的人对风险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即使是同一个人，随着其财富及环境的变化等原因，在不同的情况下也会表现出不同的风险态度。例如：如果某人拥有大量的财富，他会对风险所可能带来的损失表现出无所谓的风险中性态度；而随着其财富的缩水，为了避免进一步的损失，他会采取措施规避风险而成为风险厌恶的；当他快要破产时，规避对其来说已无法很快改变近况，他又会凭借剩余的财富以求一搏而表现出风险偏好的态度。不过，一般地，我们均假设人们的风险态度是风险厌恶的，这是因为，风险导致损失的可能是我们所关注和研究的；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也在于风险的发生及其所造成的损失对我们的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后果。
如果个体是风险厌恶的，那么他喜好一个确定的收入，或者愿意处于一个确定的状态。如果个体一开始就处于一个确定的状态，那么，他永远也不会接受博弈，即使博弈是公平的。但是，自然总是令个体处于状态的选择之中；也就是说，个体总是处于不确定性的状态之中。风险厌恶的假设下，个体就可以通过不同状态的交换，由不确定的状态逐渐向确定的状况移动，从而提高自身的效用。而我们所知道的保险就是这样一种契约，可以使个体由不确定的状态变成确定的状态。因此，在风险厌恶的假设下，人们存在自然的保险需求倾向。
二、不确定性与保险供求
上述分析中，假设个体是风险厌恶的，自然使得个体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因此个体当然有转嫁风险、消除不确定性的需求；而保险契约可以满足个体转嫁风险、消除不确定性的需求。那么，什么是保险契约呢？一般地，我们总是把保险理解为投保人缴纳保险费，以换取保险人在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时履行赔偿或者给付责任的一种契约。在保险合同中，当事人双方是投保人和保险人。一般认为，投保人与保险人的交易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博弈过程。由于保险合同是附和合同，也就是保险人先“出招”，制定保险合同的条款、费率，然后投保人进行选择。在假定损失概率是共同信息，而且参与人的行动不改变损失概率的前提下（不考虑信息不对称问题），我们将保险的供求描述如下：
（一）保险契约成立的条件
这里，我们可以假设：(1)投保人为风险厌恶的，具有初始财富w，效用函数为u；保险人的效用函数为u[,1]，其初始财富为w[,1]。(2)自然存在两种状态：状态1是损失发生；状态2是损失不发生。(3)投保人的损失为L，损失发生的概率是π，投保人行动不改变损失概率。
如果投保人购买保险以转嫁风险，保险费率为p，保险金额为q；也就是说，投保人预先缴纳pq的保险费，得到一个损失发生时保险人赔偿q的承诺。那么，投保人在没有买保险时的不同状态下的收入为：
状态1：损失发生，投保人的收益是c[,1]=w-L
状态2：损失不发生，投保人的收益是c[,2]=w
投保人在这种条件下的期望效用为：
U[,0]=πu(c[,1])+(1-π)u(c[,2])=πu(w-L)+(1-π)u(w)(1)
投保之后，投保人在不同状态下的收入为：
状态1：损失发生，投保人的收益是c[,1]=w-pq-L+q
状态2：损失不发生，投保人的收益是c[,2]=w-pq
投保人在这种条件下的期望效用为：
U[,1]=πu(c[,1])+(1-π)u(c[,2])
=πu(w-pq-L+q)+(1-π)u(w-pq)(2)
根据期望效用最大化原理，投保人购买保险的条件是：
U[,0]≤U[,1]，即：
πu(w-L)+(1-π)u(w)≤πu(w-pq-L+q)+(1-π)u(w-pq)(3)
对于保险人而言，他同意承保，即接受pq的保险费，承诺损失发生时赔偿q的条件是：
u[,1](W[,1])≤πu[,1](W[,1]+pq-q)+(1-π)u[,1](W[,1]+pq)(4)
我们不难看出，如果p同时满足(3)式和(4)式，保险契约就可以成立，而且这份保险契约可以增加双方的期望效用。不过，我们也不难看出，(4)式给出了一个保险人提供保险契约的最小费率Pmin，而(3)式则给出了一个投保人可能接受保险契约的最大费率Pmax。
（二）最优保险需求
在给定保险费率p的情况下，投保人总是会选择最大化的保险需求q，即：
maxπu(w-pq-L+q)+(1-π)u(w-pq)最大化的保险需求满足一阶条件：
(1-p)πu[1](w-pq-L+q)-p(1-π)u[1](w-pq)=0(5)
以及二阶条件小于0（投保人为风险厌恶的，u″＜0，二阶条件自然满足）。
我们将(5)式写为：
πu[1](c[,1])/(1-π)u[1](c[,2])=p/(1-p)(6)
这说明投保人通过保险契约使得自身所面临的两种状态进行交换，达到了投保人承担风险的最优。进而可以从(5)式中解出个体的保险需求函数：
q=Q(w,L,p,π)(7)
也就是说，在给定w、L、π的前提下，投保人的保险需求受保险费率的影响；投保人总会根据市场给定的保险费率p的情况，选择最大的保险需求q。
显然，也存在一个使投保人效用最优的费率p。对于购买保险的个体即投保人来说，最优的费率p就是投保后不改变其初始的期望收益，我们称之为“公平精算保险费率”p[*]。公平费率p[*]满足等式：
π(w-L)+(1-π)w=π(w-p[*]q-L+q)+(1-π)(w-p[*]q)
解这个方程得P[*]=π。进一步地，可以把(6)式写成：
u[1](c[,1])=u[1](c[,2])
也就是说，只有在保险费率与损失概率一致的情况下，投保人在两种状态（损失发生与不发生）下的边际效用一致；投保人在这种情况下则认为是公平的、最优的选择。此时，c[,1]=c[,2]，因而投保人会购买全额的保险即q=L。进而，投保人投保之后的期望效用就可以写成：
U[,1]=πu(w-p[*]q-L+q)+(1-π)u(w-p[*]q)=u(w-p[*]q)(8)
这就是说，如果保险费率与损失发生的概率一致，那么，无论损失发生与否，投保人在投保后将面临一个确定的、最优的状态。
不过，投保人面对p＞π的定价，只要满足(3)式，投保人总会根据(6)式来使自己的保险需求最大化。但是，此时投保人将购买部分保险即q＜L。同时，(4)式也给出了投保人可接受的一个最大的保险费率即U[,0]=U[,1]时的Pmax。
（三）保险有效供给
如果保险人是风险中性的，例如股权充分分散的保险公司，(4)式可以简单地表示为：
w[,1]≤π(w[,1]+pq-q)+(1-π)(w[,1]+pq)
从而得出p≥π。也就是说，风险中性的保险人可以提供的最小保险费率是P[,min]=π。由于π是共同信息，那么，保险人在选择P[,min]=π的定价下，投保人会选择全额的保险即q=L。此时有：
π(w[,1]+pq-q)+(1-π)(w[,1]+pq)=π(w[,1]+πL-1)+(1-π)(w[,1]+πL)=W[,1]
即保险人的期望收益与初始财富相等。进而，对于风险中性的保险人而言，有：
u[,1](w[,1])=πu[,1](w[,1]+πL-L)+(1-π)u[,1](W[,1]+πL)
这就说明，在P[,min]=π的定价下，风险中性的保险人会接受个体的投保。
但是，如果保险人是风险厌恶的，保险人会因为：
πu[,1](W[,1]+πL-L)+(1-π)u[,1](W[,1]+πL)＜u[,1](W[,1])(9)
而拒绝个体的投保。进一步，我们可以证明风险厌恶的保险人会选择的保险费率条件是p＞π。也就是说，风险厌恶的保险人只有在得到一笔正的风险保费(riskpremium)时才会提供保险契约。
另外，保险人是风险偏好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例如，一个风险偏好的经理，其控制的保险公司就会表现出与经理人一样的风险态度。因此，在P[,min]=π的定价下，对于风险偏好的保险人而言，有：
u[,1](W[,1])＜πu[,1](W[,1])+πL-L)+(1-π)u[,1](W[,1]+πL)(10)
也就是说，在Pmin=π的定价下，风险偏好的保险人也会接受个体的投保。甚至，风险偏好的保险人，还会选择在低于损失概率的保险费率即p＜π的情况下，提供保险契约。只不过，风险厌恶的投保人大概不会将风险转嫁给一个偏好风险、喜好的保险人，否则会使其自身面临更大的损失。
总而言之，由上述分析可知，保险人将在p≥π的费率情况下提供保险契约，投保人将接受P≤P[,max]的费率水平下的保险契约。也就是说，保险契约成立的条件是保险费率满足条件P∈[πP[,max]]，并且最小的保险费率水平等于损失概率，即P[,min]=π，此时投保人达到最优；而可能的最大保险费率是由(4)式所决定的U[,0]=U[,1]时的P[,max]，此时保险人达到最优。
三、对保险原理与保险本质的再认识
从表面上看，保险是保险人提供的；投保人通过向保险人购买保险，以缴纳一定的保险费为代价将风险转嫁给了保险人。但事实上，保险是通过在投保人之间分散风险以满足人们转嫁风险的需求。保险的本质特征就是通过将风险在投保人之间进行分散，进而实现补偿损失的作用。
我们可以假设，如果个体都是风险厌恶的，而且相互独立，那么，由谁来提供保险呢？根据Arrow-Lind定理，随着所汇集的个体投保人数量的不断扩大(n∞)，只要在损失概率即公平精算费率p[*]=π的基础上筹集保险费，投保人群体之间就可以解决内部个别投保人的损失补偿问题。也就是说，如果相互独立的风险厌恶的投保人汇集起来，对于风险厌恶的个体投保人而言，是将自身面临的风险转嫁给了整体投保人群体；而对于投保人整体而言，则是将可能的损失在群体之间进行分散。而且，只要投保人群体充分大，投保人作为一个整体，仅仅依赖其整体内的期望损失，而与个体投保人的风险厌恶程度无关，这就是说，由风险厌恶的投保人汇集起来的整体，就变成一个风险中性的“保险供给者”。
显然，这个将个体组织起来、并且管理着保险费的人（组织），就是保险人。因此，保险人实质上就是利用上述保险原理来向个体提供保险产品。而最理想、最优的保险供给者，一定是风险中性的。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分析不同性质的保险人是如何供给保险的。
（一）对社会保险、商业保险和自保的再认识
笔者认为，广义的保险包括社会保险、商业保险和自保等多种形式。可以说，社会保险、商业保险和自保都是利用保险原理在投保人之间进行分散风险，进而实现补偿损失的作用；只是根据供给主体的不同，划分为三种形式而已。
1.社会保险。社会保险是由政府提供的；政府具有足够的强制力将个体组织起来，因而政府可以说是风险中性的保险供给者。不过，我们并不能说政府供给保险是最优的。这是因为，政府通过强制力将个体组织起来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自身的风险问题。也就是说，政府供给保险的目的是要达到国家效用U[,g](x)的最大化，而不是个体效用的最大化。换句话说，由于政府有足够的强制力，因此它并不在意个体效用是否达到最大；只要能够保证国家效用得到提高，就是可行的选择。所以，在现实中，往往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险可以是公平的，但并不一定能够达到效率。
2.商业保险。商业保险是由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的；与社会保险不同的是，商业保险是自愿的。保险公司如果要聚集大量的投保人，只能依靠契约的吸引力。也就是说，商业保险必须在保证个人效用得到提高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保险公司效用的提高。为了保证足够的耐心以吸引和鼓动投保人，保险公司必须具备足够的资本金和完善的销售体系。
3.自保。自保是由大型企业或者行业自给的。在某种意义上，自保与社会保险一样，企业自给保险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企业范围的限制，也使得自保形式更多地依靠再保险来转移风险。而更进一步地，目前国际上的自保公司已经逐渐演变成商业保险公司。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政府供给、商业保险公司供给和企业自给的方式，都有各自的优势，都不可能互相取代。因此，社会最优的保险供给还是三者的联合。
（二）对国有保险公司、相互保险公司和股份保险公司的再认识
按照以资本构成和组织形式划分，我们可以将商业保险公司划分为国有独资保险公司、股份制保险公司和相互保险公司。
1.国有独资保险公司。与社会保险不同的是，虽然国有独资保险公司的股东只有一个即国家，但是本质上国有独资保险公司是资本金来源于国家投资的一种特殊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说，由于有国家的信誉背景，国有独资保险公司具备足够的资本金和信誉。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国有独资保险公司有着与社会保险一样的缺憾——并不能够保证效率。不过，由于保险行业关系国计民生，涉及公众利益，因此，有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转轨国家，国有独资保险公司是十分必要的保险公司组织形式。
2.相互保险公司。从合作保险发展起来的相互保险公司，是保单持有人所有的保险组织。也就是说，相互保险公司的投保人在购买保险之后就成为公司的所有人。当公司出现盈利时，保单持有人会得到公司的红利；而一旦出现灾害事故，则由全体的投保人共同承担责任。显然，这是典型的投保人自己“供给”保险的组织形式，最可以体现保险公司是“管理者、中介人”的特征。不过，在国际市场中，由于相互保险公司的融资能力弱，在竞争力受挫的情况下，相互保险公司的非相互化即转化为股份制保险公司，已经成为一种潮流。
3.股份制保险公司。这是由风险厌恶的投资者共同投资向风险厌恶的投保人提供保险契约的组织形式。根据Arrow-Lind定理，随着参与投资的人数的增加，风险厌恶的投资者和投资者群体的风险升水就逐渐消失了。即风险厌恶的股东所拥有的股份制保险公司，就成为风险中立的保险供给者。因此，可以说，在自愿投保的商业保险的供给中，股权充分分散的股份制保险公司是最优的保险供给者。
【参考文献】
[1]（挪威）卡尔·H·博尔奇.保险经济学[M].庹国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美）杰克·赫什莱佛，约翰G·赖利.不确定性与信息分析[M].刘广灵，李绍荣主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蒋殿春.现代金融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经济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市场经济体制是迄今为止我们知道的，也是为实践证明的最有效率的经济制度之一。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它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瞬息万变的全部问题。正是由于现实经济中的市场机制出现了令人失望的结果，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才有了国家干预的必要。
总的来说市场失灵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市场本身失灵：一是自由竞争的结果是必然导致垄断，而垄断必然增加社会成本；二是市场不能很好地解决某些外部经济问题；三是市场机制不能解决宏观经济均衡，经济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时或效用最大化行为引起效率低下、分配不公等问题。第二种市场失灵是由于市场本身发育不完善而出现的功能。市场缺陷的存在要求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在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忽视政府或国家的作用，市场失灵就更加明显。
股市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始终有效的，当股市失灵时，政府干预是必要的。股市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通过与实体经济的内在联系，影响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政府干预股市，就是要保持股市平衡运行，发挥其带动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限制其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
2、政府如何有效干预?
我国证券市场上不仅存在违规配股、信息披露问题、内幕交易问题、买卖本公司股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等情况，还包括一些由于历史遗留问题而产生的违法违规操作的特殊情况：证券市场产生于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含有相当的非市场经济因素。同时，证券市场不是依法产生的，其先于证券市场的有关立法而产生。《公司法》和《证券法》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后才出台。在此之前，仅仅是一些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在规范证券市场。
我国政府近年在不断加大对证券市场的干预力度，从直接干预到间接干预，相互配合，共同促进市场健康发展。所谓直接干预，就是政府直接对证券市场的指数做出定性判断，然后通过对资金进出、股票发行的控制调节股票市场指数；相对应的就是间接干预，就是政府主要通过税赋、交易手段调整、货币市场手段来间接地影响股票市场指数。回顾一下中国股市十年来的坎坷，每一个转折点都打着政府干预的烙印。大体而言，我国政府对股市的干预主要采取了直接干预的方式。具体方式如下：
1.树立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在证券市场中，投资者的存在是整个证券市场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无论是从信息的获得还是在市场的参与上，都处于弱者的地位。因此，证券法有必要向中小投资者倾斜，增强其地位，以实现真正的平等。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就是尽量减少投资风险，维护证券市场发行和交易的秩序和安全，在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提供适当的救济。具体表现为贯彻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根据公开原则，任何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都要真实、准确和完整地披露与证券发行和交易有关的各种重要的信息，避免信息披露中的虚假陈述、重大误解和遗漏。公平原则是指证券市场的参与者在法律上应受到公平对待。公正原则要求在证券发行、交易中，对所有投资者实行统一的行为规则。
2.明确监督管理机构职权
在证券市场中，政府干预是必不可少的。政府的出现是为了弥补证券市场本身的不足，促使其规范发展。《证券法》已经明确了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是对证券市场进行统一监管的机构，依法对证券发行和交易等各个环节和各个市场主体进行监督管理。同时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还可以根据需要设立派出机构，各地原地方证管机构由其直接领导，从而使地方证管机构能超脱于地方政府之外，摆脱地方利益的影响，更好地发挥统一监管职能。
本案中，证监会对该公司的信息披露合法性的调查，正是依照《证券法》第四节中，禁止虚假信息出具、传播的法规。政府专职部门调查介入，对维持证券市场的交易秩序，净化交易市场有至关重要作用。
3.政府评论与调整资金准入政策
政府评论是我们比较常见而且还对投资者非常有效的手段。尽管每天都有股评家在大大小小的媒体评论市场，但他们对市场的评论远不及政府来得有效。政府言论对股市有极大引导、制约作用。
政府调整资金准入政策是中外所常见的直接干预手段。从总的趋势看，限制资金入市的尺度越来越松，但在市场发展初期却也存在倒退的现象。
从证券市场的发展趋势看，政府的直接干预手段将逐步减少，间接调节手段逐步成为主流。从其它证券市场的实践看，间接干预手段主要是调整交易成本、税收政策、货币市场政策等。我们也用过的间接手段主要有：调整交易费、红利税、利率政策、调整证券经营机构的货币市场准入政策等。
4.国家(政府)干预是经济法的本质
国家对经济运作的干预与调控在现代社会中，愈显重要，是经济法的基本理论与建构依据。经济法作为政府干预之法，解决了法律手段和经济政策的矛盾，既可以保证政府以法律方式干预经济活动，又能保障政府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采取灵活的经济政策调节市场。“经济法是政府干预社会经济之法”一话，正确概括和体现当代市场经济之复杂条件下经济法所应具有的理论基石，也体现出经济法的本质所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必须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基础之上，这就要求政府干预必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政府干预社会经济必须在守法的前提下以及在科学地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进行，那种不依法或违反方法论干预经济的行为是盲目地干预。坚持干预有据，干预有度，干预有效原则，尽量平衡国家与市场两者关系，充分发挥他们各自功效，实现“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有机结合。
[摘要]股市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始终有效的，当股市失灵时，政府干预是必要的。政府干预股市，就是要保持股市平衡运行，发挥其带动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限制其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经济法作为政府干预之法，解决了法律手段和经济政策的矛盾，既可以保证政府以法律方式干预经济活动，又能保障政府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采取灵活的经济政策调节市场。
[关键词]政府干预经济法市场经济
参考文献：
[1]陈虹，吕忠梅.经济法原论.法律出版社.
[2]《江南时报》第七版.“股市极度低迷急需政府调控”.
经济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一、生产费用
中国传统农业固然是以人力为主，但并非纯粹劳动密集型生产。清代农学家已注意到耕作成本，章谦在《备荒通论》中说：“一亩之田……籽种有费，雇募有费，牛力有费，约而计之，率需千钱。”顾炎武说，苏南“类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1]。
清苑农村调查资料表明，农作物生产费用包括雇工费、耕畜费、种籽费、肥料费、农具费、农舍费等项。雇工费指雇工的工资，犒赏及衣物等杂项还不包括在内。耕畜费包括耕畜资本息（以耕畜总价值的年利8%折算）和饲养费。种籽费包括自有的与购买的两项费用。肥料费仅就购买的部分而言，实际上自制的土肥占多数。农具费包括折旧费（依农具价值的8%折旧率计算）与修理费两项。农舍费包括修缮和部分租金等。根据上述统计范围，1930年清苑农民家庭农场平均每亩生产费用如下表：
1930年清苑平均每亩生产费用支出
*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杂志》第7卷第2期，1936。
从上表可见，中农平均每亩生产费用1.98元。当时清苑1亩地粮食收获价值为8.1元，所以生产成本大约相当于其产值的1/4。在农户实际支出的每亩生产费1.98元中，种籽费用最高，占30%；雇工费次之，占29%；再次为肥料费、农具费等。较富裕农户的生产支出中，雇工的费用大些，开销占第一位，但种籽费仍居第二位，而且其他方面的投入同样不足。投入产出之比与清代农业相去不远，表明当时的农业生产与经营仍然处于比较传统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方式中，没有多少变化。
按照上述清苑每亩生产成本1.98元的数据，又知中农粮食种植面积为18.68亩，那么一个中等农户粮食的生产成本即为36.99元。按户计算，还须加上棉田生产费用的支出。30年代“满铁”在冀东的一项调查表明，棉田生产费用支出比较高，肥料、雇工费等大约每亩支出6.3元[2]。上面曾推算中农的植棉面积为1.32亩，那么棉田费用支出即为8.32元。粮、棉田合计，一个中等农户的农作物生产费用支出为36.99+8.32=45.31元。按此计算，生产费用相当于农作物（包括棉花）总收入（167.31元）的27.08%。
张培刚利用1930年的清苑调查资料，也做了一项以农户为单位（不是以每亩为单位）的生产性支出统计。生产费也是包括雇工费、耕畜费、种籽费等若干项，每农户田场支出多少，随田场经营规模大小而不同。他以500家农户取样为例，在田场的各项支出中，仍然是种籽费和雇工费所占比例最高，与前面平均每亩生产费用的比例及其特点，几乎完全一致；如果按照平均每家生产性支出的统计，并以中农为样本户，每年生产费用为50.26元[3]。巧得很，此数据与笔者按单项数据所作的中等农户生产支出的估算（即45.31元）非常接近。
上述生产成本，都未计入家庭自身劳动力的投入，清苑调查也没有做这方面的专门统计。不过，根据调查资料中提供的有关数据，可以试着进行一下这方面的间接推算，以期得出一个基本概念。1930年清苑11村共有耕地41514.36亩。而当年参加农田劳动的长住人数共3524人（常住劳动力6979人，参加农田劳动的人数占其50.4%）。参加农田耕作的劳动者可能有临时外来的雇工，同时也可能有临时外出打工的本村人，如果假定打工者流出与流入的数量相当，那么可以认为11村田间耕作者的总人数不变。农业劳作有季节性闲置，一般每个劳动者实际上全年平均131.9个劳动日[4]，以不变劳动日利用率计，3524个常住农田劳动力可折合464815.6个劳动日，或者说同等数量的人工数。这些人工数分布在耕地总面积后，平均每亩投入的人工数为11.20个。据估算，清苑三四十年代的复种指数已达126%，即11村的实际播种面积为52308.09亩。按播种面积计算，平均每播亩投入的人工数为8.89个。如果将投入的所有劳动力皆折为货币（包括自家劳动力的投入），生产成本则是其产值的68.40%。
卜凯统计，华北三省农民平均每亩农作物产值为9.59950元，每亩的经营费用（种籽、肥料、牲畜、人工）约占每亩产值的80%以上，以80%计，每亩生产费为7.6760元[5]。
韩德章统计，深泽县梨元村28个田场，平均每个田场每作物亩农业之收入为11.657元，各项费用为10.248元，占每亩农作物收入的87.91%[6]。
二、农民实际负担
租税等赋役负担是农民家庭的另一支出，而且是一项最为不稳定的支出。
先说地租负担。租入耕地者绝大部分是下层贫苦农民，也有一部分中农，为了生活不得不在苛刻的条件下租入土地。租佃前，一般是租佃双方先订立契约，说明所租耕地位置、亩数、租额及地租交纳的办法。如佃户经济条件尚好，也有不订契约，只有口头协议便租种土地的。订约一般在白露前后，租期大多为一年，长期租佃的很少，这样有利于佃主收回土地或抬高租金。地租形式以定租为多，分成租很少。分成租中，如佃主提供牲畜、种子、肥料等，则依提供数量的多少而有主6佃4、主7佃3或主8佃2的分别。在通常实行的定额租中，地租的主要形式还是实物地租。但到1930-1936年间，货币地租占有主导地位，实物地租逐渐减少。1936年后，由于币值暴跌，物价不稳，实物地租又重新流行起来。
货币地租的数量在清苑1930-1936年间，多为3～5元，地租大约占收获量的一半。上缴政府的田赋等一般由佃主担负，1937年后因捐税更加繁重，所以有时佃户还要承担一部分田赋或杂税。关于地租额，当时河北省普遍采取对分制，一部分县按主6佃4比例分配产品，如赵县、大兴、宛平、苏县等。从全国情况看，各地地租额或轻或重不等，对分制仍是比较普遍采用的主佃分成比例。对30年代15省60县的地租率进行的一项统计表明，每亩地租额占产量一半以上者共34县，占统计总数的56.6%[7]，可见30年代各省的地租还是比较重的。而且，主佃之间仍然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比较普遍的现象是佃户年年要给地主送鸡鸭、水果等贡品，义务当马夫、车夫，地主家遇有婚丧等事，佃户须前往帮忙等。
不过，从清苑的总体情况看，20世纪上半叶租佃土地的情况已远远不占主要成分。1930年出租的耕地仅占耕地总面积的3.05%，租入耕地的农户仅占总农户的9.06%，1930年后，不仅未增加，还有减少的趋向。
由于清苑自耕农经济占绝对主体，所以农民的主要负担是政府的田赋、附加税和其他行政或驻军的临时征收。清苑农民家庭的负担有：田税、地亩捐、验契费、公债摊派费、军事特捐及其他各种杂捐等。在这些捐税负担中，以田税、地亩捐最为普遍，凡耕田者皆要交纳，而清苑农户大多数拥有自己的小块土地，所以交田税和田捐者达90%以上。其次为军事特捐，交纳农户大约占一半。至于公债摊派额及其他有关杂捐，交纳的农户是少数，大约不到1/10。
田赋是农民负担的主项，田赋的数额，据清苑11村农户统计，平均每家担负6.08元；其中中农家庭负担7.77元。中农1930年户均耕地为22亩，平均一亩负担0.3532元。这个数据在华北地区有多大普遍性？
据卜凯《中国土地利用》记载：每公顷普通田地农民向县政府所纳之税额，1932年华北地区为4.15元，合每亩0.2767元[5](445)，显然低于清苑的田赋。近年从翰香先生主编的《近代冀鲁豫乡村》则比卜凯估算的还要低。该著统计，1932年，河北省田赋及附加税额征数为1218.4388万元，山东省为2559.77万元，河南省为2193.837万元，共计5972.0458万元。而三省额征地亩为26470.7769万亩，故华北三省平均每亩田赋额应为0.2256元。该著又说，且此数也不能代表华北三省农民的平均赋役负担，因三省额征地亩数与实际地亩数相去甚远。河北省额征地亩数为8647.0279万亩，而实际地亩数为10343.2万亩；山东省额征地亩数为10074.4515万亩，而实际地亩数为11066.2万亩；河南省额征地亩数为7749.2975万亩，而实际地亩数为11298.1万亩，如以三省田赋及附加税额征数与三省实际亩数32707.5万亩相平均，则三省平均每亩实际赋役负担为0.1826元[8]。
按照政府当年征收入库的赋税额，反推回去计算每亩耕地的负担，结果比卜凯调查的数据低不少，比清苑11村的统计数据更是相去甚远，低48.30%。该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呢？其一，各地区的赋役负担是不平衡的，不能排除清苑或卜凯统计地区农民负担高于华北三省平均量的可能。赋役偏重的情况，各省皆有，如河南汜水县即每亩正附税合计竟有三四元之多，但衡之全省，则为罕见，不足为论。清苑有可能高一些，可似乎谈不上赋役偏重的个例。其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充分考虑的黑洞因素对赋税差额的影响。从一县、一省或从数省范围内，经过层层机关最后征收上来的赋税额，与每家每户农民实际交纳的赋税之间，肯定有一个或多或少的落差。在之风愈演愈烈的政府时期，各级官吏瞒产漏报、巧立名目、层层克扣、中饱私囊的情况，决非偶尔有之，因之而使农民的实际负担量比之应当征收的赋税（也就是实际入国库的赋税）增长一二成、二三成甚或更多，都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大概是华北三省估算的每亩地负担低于卜凯的统计、也低于清苑统计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用挨家挨户调查的方法计量而成的11村农民负担量，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尤其在强调和重视农民的实际负担，即进行农户赋役实际支出量统计的时候，当年入户调查的原始记录的价值更不容忽视。由于赋税征收中的这种弹性而增加农民实际负担问题，在苛捐杂税的征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除所谓正赋即田赋外，清苑还有验契费、公债摊派额、军事特捐、其他杂捐等四项临时性附加负担，大约平均每家负担1.24元。再加田地捐税，平均每户共负担7.32元。负担的轻重基本与各类农户的承受能力相合，中农户居中，为9.71元。
农民负担量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由清末传统的田亩赋役制向现代税收制转化而法治又极其不健全的情况下，矛盾和冲突变得更加突出。人们得到的一般印象是：农民的负担愈来愈沉重。
从全国来看，民国田赋总量较清代为重。大约从1909年（宣统元年）开始，田赋附加税逐渐增加，而至民国时期增长尤快，到1927年达到了一个高峰。1909年，附加税约占正税的1/12；民国初年曾把附加税限制在30%以内；其后，该限制一再被突破，1927年不得不作出田赋附加税不得超过正税的规定。以后各省的附加税纷纷接近正税，甚至超出了这一限制。30年代，河北、山东等华北各省的附加税与正税基本相当。当时，国民政府也颁布了一些限制附加税增加的措施，并且重申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中关于“田赋正税附捐之总额不得超过现时地价百分之一”的规定。在政府有关文件中也经常提到这个标准。但在实际的田赋征收中，不少地区的田赋早已超过地价的1%。根据原中央农业试验所在1936年的调查，包括河北省在内关内各省田赋平均比正常标准高二倍以上。国民政府的这一规定，本意是对田赋的附加税进行限制，可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目的，因为地价并不固定，其随丰年歉年及农产品价格而浮动，不能正确反映田赋及附加税的轻重程度。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地方政府或军队向老百姓预征和借垫田赋的情况，这可视为变相增收田赋的一种形式。1929年，清苑就被当地军阀预征了一年的田赋[9]。四川军阀普遍预征田赋，最贪婪的是28军，在其防区内一年征收了59年的田赋！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向管区居民借垫田赋。民国24年（1935年）9月4日，《天津大公报》报道：“（通县）县政府奉财厅令，挪借田赋一万六千元解省，以应急需。当于昨日召开县政会议，讨论办法。议决：由县印刷一元、二元两种田赋借券抵借，并依例按着商二成、民八成摊筹，债券于夏忙完粮时代银通用。”同时，其他苛捐杂税的种类和数量也有扩大的趋势。
一种观点认为，即使田赋及各种捐税确有上升，但就规定的绝对量而言，包括冀中及华北等大部分地区在内，农民的赋役负担并非过量，或者说并非畸重得难以忍受。当时，许多研究赋役的著述都指出过这一点。关于与清苑比邻的定县农民的田赋量，冯华德、李陵就曾指出：“定县人民的田赋负担，一般看来，并不为繁重”，“就把现行税率再提高一倍，以图增加收入，也不为过分。”[10]再如朱其华的《中国农村经济的透视》也提到：“河南省田赋正附税捐统计，不过二千万元，比量民力，非为过重。”[11]一方面，人们在抱怨负担愈来愈重，“其重将何以堪”，另一方面有人似乎又不无根据地主张增加税收。答案好像还要回到刚才的话题。
问题是，在一个非法治化的国家里，制度、法令及各种规定与实际上的操作及其结果之间，总是存在着一个相当的距离。农民的赋役负担极其不稳定，在一些地区、一些年代里，这种落差可能不明显，因而农民还能承受得了；而在另一些地区、另一些年代农民的负担就有可能变得相当沉重而无法忍受。影响农民赋役负担稳定性的因素很多，在20世纪前半叶最为突出的是附加税的增加，兵差的摊派和货币价格的涨落。
以上种种，仅在说明中国农村赋役制度特别是农民的实际负担是相当不稳定的，在实际中也是难以统计的，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然而笔者不能杜撰数字，也不能援引其他旁证代替之。这种不可选择性是微观研究中的无奈，也许它是偏谬的，也许它避免了更大的偏谬。无论如何，按照微观历史研究的法则，在没有获得更充分的证据之前，仍须尊重和依照1930年的原始统计，并据此继续进行农民家庭的收支核算。当年11村农户的平均赋役量是7.32元，这里仍取中农平均每户的赋役负担量，即9.71元。
三、农民家庭的剩余及余论
在对农民家庭的剩余进行分析之前，我们先计算一下农民家庭经济的总收入。这里所说的总收入系生产性收入，不外乎农作物生产和工副业生产的收入，前者包括粮食和经济作物（主要是棉花）；后者包括家畜饲养、家庭织布、食品作坊、贩卖和充作工匠以及苇编、猪毛加工等手工业，还有打工的工资收入等几项。以中等农户为例，每年共收入228.97元。农民家庭的总支出包括生产费用支出、农民赋役支出和生活消费支出三项。从上文得知，按中等农户的标准计算，粮田、棉田的生产成本分别为36.99元和8.32元，共计45.31元。农民的实际负担量问题也是在本文讨论过的，除地亩捐等正税外，还包括军事捐等各种附加税，仍以中农为样本户，按照当年的统计一年大约支出9.71元，再加以生产成本两项总计55.02元。另从下表得知，以中等农户计，生活消费每年共支出194.75元。下面，综合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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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的数据难免存在误差，但它总体上还是给人以大体不差的比例关系：从支出部分看，生活消费占去78%，而饮食部分又占去生活消费支出的80.62%，因此，其恩格尔系数为绝对贫困型。饮食支出占总收入之比则是68.70%，“糊口农业”的经济特征在这里可以得到充分的量化证明。近10%负储蓄率与这样的收入消费结构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一种绝对贫困型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农民家庭连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为继，更谈不上持续的剩余和积累，以及普遍地投入和扩大再生产。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清苑负债户占村民总数的60%以上，以及为什么高利贷经济那么活跃。从这里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笔者称冀中农业的商品化有一定的虚假成分，因饥饿、负债而被迫走向市场与普遍富裕、追求利润而走向市场，自然不能期许二者产生相同的结果。英国农村商品率达到一定比值的时候，其流通结构、生产结构和阶级结构都相应发生极其深刻且不可逆转的变化；而清苑农产品商品率接近60%，但对乡村传统经济与政治结构的冲击远没有英国那么显著，其直接原因不能不归结为农民的普遍贫困化。显然，冀中是糊口农业，甚至是不能糊口的农业。
如按照计算企业经费的方法，将包括自家人在内的所有劳动力投入都计入成本，其结果则是更大面积和更大份额的亏损。
清苑中等水平的农户是这样的，中国北方其他地区的农民大致又是什么状况呢？整个中国北方地区都是这样，农民以小农最多，每至春夏之交，皆感有青黄不接之苦，衣食尚感不足，春季纳粮，如非富农，未有不感困难者。以每亩之收获量而论，除去人工种子肥料等之种种费用外，实余者寥寥，或辄有不足之虞。据马扎亚尔的统计：华北“棉花每亩生产费用，平均为8.72元，每亩收入，平均为13.84元（棉13.46元，芝麻、黄豆等副产物0.38元），故每亩纯利为5.11元；稻子每亩生产费用为8.48元，收入为6.08元，亏损2.40元，晚稻纯利为0.75元，稷黍纯利为1.68元；高粱净亏2.57元；玉米净亏0.33元；菜蔬净亏0.40元”[12]。
1926-1929年，李景汉对北平西郊和河北省定县农村进行了3次调查，共调查了198户农家。1922-1924年，卜凯等人对河北、山西、河南、安徽等六省进行了13次调查，共调查了2370户农家。他们调查的结果是：在这总共2568户农民家庭中，亏损户占60%以上[13]。
显然，粮食生产率始终没有走出低水平徘徊格局。从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出率上看，近代以来，因战乱等种种原因呈下降的趋势，直到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以前才恢复到清代最高水平，何况冀中的亩产量还低于华北及全国的平均水平。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农村市场的发展规模和质量。即使这一时期外部市场条件的改善给农民带来一些生计，甚至小小的繁荣，但总的看颇为有限，颇为不充分，而且还有一部分虚假成分，不足以改变个体农民世世代代积贫积弱的状态。前面关于清苑一般农户每年生产储蓄率的计算以及其他地区相关情况的列举，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农民个体财产与财富的积累极其薄弱，在正常年景下都不能收支相抵，稍有三长两短，就难以度日。商品生产说到底是产品剩余的产物，近代意义上的商品生产尤其如此。显然，众多农户的普遍贫困是农村市场，大概也是全国市场发展的瓶颈。
直至20世纪中叶，中国没有像工业化以前的英国农村那样，个体农民从物质到精神曾普遍经历了相当一段较为宽松、较为充分发展的时期。在那样的环境下生产者个人财产和财富普遍与持续的积累，社会地位、个人权利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由于没有这样一个前提，所以中国农村既没有普遍出现面向市场、追求利润的经营型农业，也没有产生一批像英国约曼那样的富裕农民阶层，成为现代农业的发起人。即使乡村中一小部分人手里聚积起了一批货币，由于缺乏一系列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基础，那些货币也难以转化为创造利润的资本。
冀中上等农户的状况究竟如何呢？
清苑11村的统计资料表明，富农中也有负债户，但毕竟是少数，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有相当比例的剩余，逐年有了一定的积累。个别人丁兴旺的富农户，想方设法增加土地耕作面积，甚至租进土地经营，使用雇工，也有一定的土地投入，出现了扩大再生产的趋势。
对于自耕以外的土地，是出租出去还是雇工经营，人们往往选择后者，他们认为雇工经营比土地出租更有利。人们倾向于选择雇工经济，表明已开始形成比19世纪及其以前更有利于雇佣经济发展的社会条件，而19世纪仍然把出租土地认作地产经营最佳的、也是惟一的选择[14]。不过，大概正是由于那样的社会条件发育还不够充分、不够成熟，当然还有其他一系列的政治与经济缘由，所以从整体上看农业雇佣经济发展的规模和质量是颇为有限的。清苑农村没有出现一批面向市场、有实力、有地位的资本主义农场主，同时也没有形成一大批独立的、自由的雇工队伍。也就是说，20世纪上半叶清苑农村没有形成近代有效率有规模的生产组织，当然农村财力与人力的主体也没有向其集中；恰恰相反，就主要的资金流向而言，依然停留在传统的储存方式中，而集中起来的货币依旧与高利贷结有不解之缘。
一部分富农和地主，尤其是拥有百亩以上田权并兼有比较活跃工副业和商业收入的大户，已经聚集起一定数量的货币。其中一部分成为农村借贷经济的来源，更大部分资金则在地主和富农手里存储起来。值得深思的是，上等农户手中的这些货币并没有转化为开发现代化农业的资本，而是进入了“沉淀状态”——埋入地下。这些资金本来可以用于生产投入，事实上并没有这样做。农业投入的风险成本过高是没有这样做或者说没有普遍这样做的原因之一。一场干旱就会使肥料失去作用，一场战乱会使所有投入化为灰烬，更无完善的法律体系保证投入者切实获得其成果。在这种情况下，没人愿意在生产要素上投入大本钱。
把剩余的资金埋藏起来，只会加深和延长经济的停滞，使急需得到发展的农村和农业不能利用仅有的一点资金。许多急待开发的农业和工副业生产因缺少资金而不能进行，甚至为得到一头牛、一张犁都可能意味着农民全家不得不饿上一年肚皮。生产性资金几近枯竭，一般小农的简单生产都常常难以为继，普遍扩大再生产的前景更是渺茫；同时，剩余资金“沉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不得不大批闲置。
这样，在20世纪中叶，冀中农村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一方面，在国内外市场诱导下，各级交易市场逐渐扩大，自然经济的平衡性进一步破坏，同时化肥良种等新的生产要素初露头角；另一方面，由于战乱与社会动荡，政府低能腐败，缺乏基本的法律制度等一系列社会经济条件，使大部分农业生产者入不敷出，负债挣扎，少部分上层村民稍有剩余，而资金又远离市场，陷于停滞；劳力浪费、技术陈旧、生产凋敞，广大农民仍然在传统经济社会中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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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马扎亚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第三章．上海：神州国光出版社，1932．
经济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一、虚拟经济、泡沫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涵义
实体经济是指物质产品、精神产品的生产、销售、及提供相关服务的经济活动，不仅包括农业、能源、交通运输、邮电、建筑等物质生产活动，也包括了商业、教育、文化、艺术、体育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
虚拟经济是指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的虚拟资本的持有和交易活动。虚拟资本是市场经济中信用制度和货币资本化的产物，包括银行信贷信用如期票和汇票、有价证券如股票和债券、产权、物权及各种金融衍生品等。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加深，金融活动占总经济活动的比例也越来越大，金融深化的程度日益提高，其结果是资本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大量创新。由于证券市场和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中存在大量的投机活动，金融市场的交易额和金融活动本身的产值迅速增长，形成规模不断扩张的虚拟经济。
泡沫经济是指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引致的股票和房地产等长期资产价格迅速的膨胀，是虚拟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实体经济增长速度所形成的整个经济虚假繁荣的现象。其形成过程为一种或一系列资产在一个连续过程中陡然涨价，价格上涨的预期吸引了大量新的买主，这些新买主一般只是想通过投机获取价差、牟取利润，而对所买卖的资产的实际使用价值或盈利能力不感兴趣；由于新买主的不断介入，价格节节攀升，形成泡沫经济现象；一旦价格上涨的预期发生逆转，价格暴跌，泡沫破裂，便引发金融危机并导致整个经济衰退。历史上著名的泡沫经济案例有1636年发生的荷兰郁金香泡沫、1791――1720年发生的巴黎密西西比泡沫、在伦敦发生的南海泡沫等，近年来发生的典型的泡沫经济案例拉美地区的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日本金融危机等。
在讨论泡沫经济时应严格区分泡沫经济和经济泡沫，泡沫经济并不等于经济泡沫。经济泡沫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不均衡现象，具体表现为上下起伏的经济周期。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市场机制会对经济泡沫起制衡作用，无论速度快慢，最终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总会出现一个均衡点，突出表现为价格上升，需求将下降。但市场机制对泡沫经济则无能为力，因为泡沫经济中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均衡点，突出表现为价格上升，需求随之上升，市场充溢着买涨不买落的投机气氛，泡沫经济运行不遵循市场的基本运行原则，是市场失灵的特殊典型。1846――1847年英国铁路狂热，1919――1920年伦敦和纽约股票和商品价格暴涨暴跌，1920――1923年德国物价剧烈波动，1982年黄金价格从每盎司850美元跌至350美元等，均是比较典型的经济泡沫的案例。
二、虚拟经济的特征
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最终目的。随着虚拟经济迅速发展，其规模已超过实体经济，成为与实体经济相对独立的经济范畴。与实体经济相比，虚拟经济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等四个方面。
1、高度流动性。实体经济活动的实现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即使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其从生产到实现需求均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但虚拟经济是虚拟资本的持有与交易活动，只是价值符号的转移，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其流动性很高；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股票、有价证券等虚拟资本无纸化、电子化，其交易过程在瞬间即刻完成。正是虚拟经济的高度流动性，提高了社会资源配置和再配置的效率，使其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不稳定性。虚拟经济相对实体经济而言，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这是由由虚拟经济自身所决定的，虚拟经济自身具有的虚拟性，使得各种虚拟资本在市场买卖过程中，价格的决定并非象实体经济价格决定过程一样遵循价值规律，而是更多地取决于虚拟资本持有者和参与交易者对未来虚拟资本所代表的权益的主观预期，而这种主观预期又取决于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前景、政治及周边环境等许多非经济因素，增加了虚拟经济的不稳定性。
3、高风险性。由于影响虚拟资本价格的因素众多，这些因素自身变化频繁、无常，不遵循一定之规，且随着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其交易规模和交易品种不断扩大，使虚拟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变得更为复杂和难以驾驽，非专业人士受专业知识、信息采集、信息分析能力、资金、时间精力等多方面限制，虚拟资本投资成为一项风险较高的投资领域，尤其是随着各种风险投资基金、对冲基金等大量投机性资金的介入，加剧了虚拟经济的高风险性。
4、高投机性。有价证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的交易虽然可以作为投资目的，但也离不开投机行为，这是市场流动性的需要所决定的。随着电子技术和网络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巨额资金划转、清算和虚拟资本交易均可在瞬间完成，这为虚拟资本的高度投机创造了技术条件，提供了技术支持。越是在新兴和发展不成熟、不完善、市场监管能力越差，防范和应对高度投机行为的措施、力度越差的市场，虚拟经济越具有更高的投机性，投机性游资也越容易光顾这样的市场，达到通过短期投机，赚取暴利的目的。
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内在联系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是相对独立的两个经济范畴，二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虚拟经济的产生源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无论虚拟经济发展多快、规模多大，其根本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没有实体经济，则虚拟经济将无从谈起，即实体经济是第一性的，虚拟经济是第二性的。同时，实体经济的发展又离不开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中的货币、资金、电子货币、股票、债券、ABS等金融工具，已经渗透到实体经济的各个环节，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快速发展，离不开虚拟经济的支持，落后的虚拟经济会成为快速发展的实体经济的障碍。
但是，我们应看到，虚拟经济的发展必须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虚拟经济的超前发展，并不能带动实体经济的超速发展，反而会引发泡沫经济，而泡沫经济破裂又会引致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破坏。以EdwardS.Shaw为代表的众多经济学家认为，金融活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随着金融深化而不断增加，因此主张通过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促进经济增长。但经济发展的事实表明，这一主张是片面的。西方发达国家自80年代以来已相继实现金融自由化，金融深化程度不断提高，金融资产总量迅速膨胀，目前均已大幅度超过本国的GDP，但在金融资产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GDP并没有随之快速增长，其增长速度反而有所下降，而且，在欧洲还引发了90年代的货币危机，在日本则产生了严重的泡沫经济现象。许多发展中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等在80年代中后期推行金融自由化之后，金融深化程度迅速提高、虚拟经济膨胀速度超过发达国家，经济的泡沫化现象日益严重，并引发了一系列的金融危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程度不断加强，这些金融危机的发生，不仅对本国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损害，还通过国际贸易、汇率变动以及资本流动等渠道，对周边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形成区域性或世界性金融危机。
四、虚拟经济的功能及其对实体经济运行的影响
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一方面，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不仅可以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实体经济的运行效率；而且资本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提供的套期保值等服务，还为实体经济提供了稳定的经营环境，降低实体经济的经营成本和因价格或汇率波动引致的不确定性经营风险，使实体经济能够稳定增长。另一方面，虚拟经济自身产值的增加本身即促进了GDP的增长，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直接促进了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具体而言，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有助于提高社会资本的配置效率。金融市场的基本功能是实现资本在不同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发现的虚拟资本所代表的权益价格，是实现增量资本在实体经济各部门之间优化配置的主要诱导工具。通过发行并交易虚拟资本，使发行主体如企业等能及时并充足地获得发展所需资金，促进优良企业的快速发展，同时获得社会资金的企业有义务提高其经营透明度，由广大虚拟资本投资者予以监督和审查，通过市场的力量，自动调节资金流向，使社会资本流向前景好、发展潜力大、经营效益好、管理规范的行业和企业，使没有前途的企业由于资金匮乏而自生自灭，提高社会资本配置效率，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同时，金融市场还为存量资本优化配置提供了有效途径，通过资产重组等产权交易，可以实现存量资本在不同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再次优化配置，盘活因投资决策失误或市场需求结构转变而闲置的存量资本，提高社会资本的利用效率。在这一方面，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例子是美国经济近十年的强劲增长。美国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与技术进步、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和经济结构的成功转换有关，但风险资本市场提供的巨大支持也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风险资本市场为美国的网络经济等新兴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了充足的发展资本，使其在短期内能够迅速发展，并成为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2、有助于提高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其一，虚拟经济在促进社会资本优化配置的同时，也带动了劳动力、技术以及自然资源在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使有限的经济资源流向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实体经济部门，提高整个经济资源的利用效率。其二，股票、债券等证券市场的发展，拓宽了企业的融资渠道，为企业的规模扩张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股权置换、控股收购等产权交易方式的创新，为企业低成本规模扩张提供了便利渠道，有助于社会规模经济的发展。其三，制度创新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虚拟经济的发展是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源泉。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对社会经济发展最具影响也最具推动力的企业组织形式就是股份制，而股份制的建立和完善离不开股权的分割、设置和股权交易，这些均是虚拟经济的重要范畴。
3、有助于分散企业经营风险。其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企业制度的创新，使企业的投资主体多元化、社会化，同时也使企业产权的所有权、经营权和受益权相对分离，企业所有权的转让与处置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影响弱化，企业经营的稳定性增强。其二，资产证券化、ABS（资产担保证券）、期权交易等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对企业资金安排、投资选择、规避经营风险等具有重要影响，如通过期货市场套期保值和外汇掉期业务，可使企业有效规避市场价格波动和汇率变动带来的经营风险，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等。其三，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反映了现货市场供求关系的未来转变，有助于企业及时调整经营战略，选择正确的经营方向；股票市场的价格发现反映了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也有助于企业及时调整发展战略，规避投资风险。
4、虚拟经济规模的扩张，在增加GDP规模的同时，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在虚拟经济日益发挥出对实体经济巨大的促进作用的同时，虚拟经济自身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1980年相比，1996年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金融资产总额均成倍增长，特别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金融资产的增长迅猛，并带动了相关服务业的发展，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1980-1996年主要工业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金融资产
1980-1996年主要工业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服务业增加值的变化（1995年不变美元）
1980-1996-年主要工业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变化（％）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中经网数据处理中心整理。
五、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的关系
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是通过将储蓄有效地转化为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实现的。但虚拟经济的发展与投机活动始终是共存的，虚拟经济所提供的资本配置的高效率，取决于虚拟资本的高度流动性，而虚拟资本的高度流动性是依靠投机活动实现的；虚拟经济所提供的风险规避功能如套期保值和外汇掉期业务等，风险也是通过投机者分摊的。虚拟经济相对于实体经济所具有的高风险、高收益特点，很容易吸引大批资金滞留于虚拟经济领域进行投机活动，而投机过度会引致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并形成泡沫经济。从日本、东南亚各国以及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经验看，泡沫经济的产生是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直接结果，但与实体经济也有密切关系。引发泡沫经济的因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货币政策失误与金融监管不当是产生泡沫经济的体制性因素。在金融监管不利的情况下，低利率和超量的货币供给会使大量资金流入股票、房地产等容易产生泡沫经济的领域，导致投机活动猖獗，引发泡沫经济。如日本货币供应量在1982――1985年期间十分稳定，经济也稳步增长，出现大量外贸顺差，导致本币升值；且由于日本居民储蓄率始终很高，银行拥有大量过剩资金。为了继续保持其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日本央行在坚持零利率政策的同时，多次放松银根，增加货币供应量，1987――1990年日本货币供应量（M2＋CD）超过了10％；日本银行积极向房地产经营者提供贷款，1985－1987年间对房地产的贷款增加了20％以上。由于大量新增资金并未投入实体经济部门，而是流入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导致投机活动日益猖獗，并使日本经济迅速泡沫化：日经指数1985年为12000点，1986年开始急剧上升，到1989年底已突破39000点，四年之内翻了二倍多；日本土地价格以1980年为100，1985年上升为154，1990年上升为626，日本土地面积只有37万平方公里，按当时市值计算，1990年日本的土地总值已达15万亿美元，比美国土地资产总值多四倍（美国土地面积为93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倍多。日本的泡沫经济与其货币政策的失误是密切有关的。
2、银行等金融机构信贷扩张过度，金融资产质量低下，大量呆账、坏账的存在是引发泡沫经济的重要原因。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追逐高利率的利益驱动下，放松金融监管和金融审查，银行信贷过度扩张，大量信贷缺乏必要的可行性论证，贷款抵押品手段非常软弱，许多贷款以被高估的股票和房地产作抵押，当泡沫经济迸裂，股票和房地产价值回归其合理价格时，被抵押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股票和房地产等抵押品出现大量缩水，不仅高息无法收回，而且贷款本金亦难以到期收回，致使银行等金融机构帐面出现大量呆账、坏账，金融资产质量低下，当广大民众对银行等金融机构失去信心，便会发生挤提，致使银行等金融机构出现流动性危机，进而引发金融危机。如泰国银行坏帐占银行总信贷的比例，1996年为9.8%，到1997年就上升为11.9%，1997年8月国际债信评价机构认为，泰国金融贷款中25%付不出利息。银行体系存在的大量呆帐、坏帐已经严重扭曲了泰国的金融体系，积聚了极大的金融风险，引暴了金融危机。
3、发展中国家在实体经济实力不强、结构性问题突出的情况下，金融市场过度开放，会导致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引发泡沫经济。七十年代以后，拉美和东南亚等地区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受金融深化理论的误导，上述各国相继开放金融市场，企图通过金融完全自由化，依靠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刺激实体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但由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偏低，且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虚拟经济过快发展超过了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最终引发了泡沫经济并导致了一系列金融危机。以泰国为例，泰国在工业基础设施落后、建设资金匮乏、出口以资源型产品而非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虽然泰国政府力主投资并着重发展重化工业和高科技产业，但受教育和科技水平限制，严重制约了泰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在实体经济存在比较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和金融监管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泰国政府却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外汇管理上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加速了金融自由化和对外开放步伐，使虚拟经济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该国实体经济发展速度，特别是短期外资大量流入，且被投入到房地产和股市炒作而非实体经济领域，使泰国经济的泡沫化现象日趋严重，并成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1980-1996年期间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金融资产占GDP<的比例（％）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鉴1997》
4、国际游资的大量存在也是产生泡沫经济的重要因素。国际游资属于短期投机资本。从新兴工业化国家泡沫经济的形成及其破裂过程看，国际游资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较快，金融市场开放度较高，且在金融监管方面经验不足，使国际游资有了大肆进行投机牟取暴利的机会。
1988-1997年新兴工业化国家股票证券投资流入（亿现价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99年世行发展指标》
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必然引发泡沫经济，但并非说虚拟经济快速发展中形成的经济泡沫即为泡沫经济。由于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发展举足轻重，且美国股市最近持续高涨，引致全球经济学界对美国经济是否泡沫化的担忧。事实上，美国目前仅仅是存在一些经济泡沫，整体经济并未泡沫化：其一是美国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是由实体经济中高科技、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带动的，80年代之后一直维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80年代后为5％，90年代为1－2％，目前为1.5％，失业率不断降低，98年跌至4.3％，消费持续旺盛，兼并收购浪潮风起云涌等，使美国实体经济稳步、持续增长，足以支撑美国虚拟经济中的金融泡沫；其二是美国虚拟经济中存在一些金融泡沫是合理的。首先，美国股市虽然频频创出新高，但主要是由NASTAQ科技股的强劲上扬所带动，工业、运输业、银行业等行业的股票走势较为平稳。NASTAQ的平均市盈率虽已经高达90倍，但以美国工业类股票的平均PE（市盈率）仅为25倍，运输业股份的PE平均为12倍，银行业平均为13倍，公用事业股平均为20倍，均处于合理区间，不能仅仅因为一个科技股板块市盈率偏高而认为泡沫成分过大。其次，科技股板块整体市盈率偏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根据现代的现金流量模型，股票价格更多地反映了投资者对该企业的成长性的预期，股票的内在价值由拥有这种资产的投资者在未来时期所预期并接受的现金流所决定，等于预期现金流的贴现值。其公式为：
V＝D1÷〔1＋K〕
若按此方法计算，除个别市盈率过高的股票，如有的科技股市盈率达2900倍，存在过度投机现象，大多数科技股若长期保持现在的增长势头，则美国科技股的定价尚不太高。其三，美国拥有全球最为健全、规范、高效的金融体系，具有较高的金融监管水平，金融机构资产质量较好，抗风险能力普遍较强。因此，美国经济虽然存在一定的金融泡沫，但并未泡沫化。
六、泡沫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危害
在看到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产生积极促进作用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引致的泡沫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的巨大危害。泡沫经济产生后，无论其持续时间有多长，最后均会发生破裂并引致严重的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构成多方面的损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扭曲资源配置方式、降低资源配置效率，阻碍农业、工业等实体经济的发展。在泡沫经济兴起阶段，投资于股市、汇市和房地产等可以得到远非实体经济能够企及的很高的回报率，高回报率使大量资本从实体经济部门流入股市、汇市或房地产，使股市、汇市和房地产异常繁荣，资金供求失衡又会引致利率大幅上升，使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因融资成本过高而萎缩甚至停滞；同时，股市、汇市和房地产业的高收益使大批人才流入泡沫经济领域，使劳动成本因人力资本短缺而迅速提高；生产成本的过度膨胀会降低实体经济部门的国际竞争力，阻碍出口贸易的增长。泡沫经济所扭曲的资源配置方式，会严重损害一国的综合经济实力，阻碍一国的经济增长。
2、扭曲消费行为，恶化国际收支状况。泡沫经济引致的虚假繁荣景象扭
经济分析论文范文第5篇
首先,青海的省情决定了经济发展必须在选择特色上下工夫。青海地处偏远,区位条件差;自然条件严酷,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薄弱,交通通信不畅;科学教育落后,人口素质偏低。这些都给经济发展带来了直接的影响。青海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产业构成如果不突出青海特色,与外省趋同,那么肯定会在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产业发展的路子势必越走越窄。同时,青海地域辽阔,省内各地区之间差异性也很大。因此,青海以及省内外不同地区应当对产业发展进行区域调整和区域布局,突出地方特色,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这样,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并逐渐发展壮大。
其次,青海的资源决定了我们有条件在发挥特色上出优势。青海地处世界屋脊,由这一特殊地理位置所决定,它具有独特的自然地貌和海拔高度,不仅山川藏珍、戈壁埋矿,而且具有其他地方少有的高原特殊气候和在这一气候条件下派生的珍稀生物资源,有在全国独具优势的水电、盐湖资源,独特的畜牧草地资源,太阳能、风能资源,独树一帜的高原地貌景观,众山之巅、众水之源和颇具特点的民族文化、人文景观等。这些丰厚的特色资源为青海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奠定了得天独厚的基础和条件。只要善于开发这些优势资源,就能够形成具有青海特色的产业发展模式。依据省情,青海特色经济的构建可以从四个方面展开。第一,着力发展壮大盐化工业,逐步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第二,重点发展中藏药业、绿色食品业、有机食品加工业和高原生态农牧业,逐步形成国内具有影响力的产业链。第三,发展水电、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和特色高新技术产业,逐步形成在西部地区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链。经过努力,最终形成世界高原生态基地,全国盐化工加工基地,中藏药生产基地,西部水电——高耗能工业基地和石油天然气开发基地。第四,以发展特色旅游业为龙头,经济推进现代服务业。在保护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有规划、高起点、高水平地面向市场开发各类旅游资源。
2发展生态经济是青海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选择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经济与生态,二者是相辅相成、水融、互为条件的关系。生态系统对经济活动有着极大的制约能力,经济要想求得可持续发展,必须保护和建设好生态系统,发展生态经济。生态经济是以保护和发展生态产业为核心的一种新型经济模式,具有生态系统性、公共性、全球性、持续性的特点。
青海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是亚洲孕育大江大河最多的区域,起着江河水文循环的重要作用。青海生态又十分脆弱,水土流失、沙化现象日益严重。尤其是湟水流域、青海湖流域和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已经成为青海发展特色经济的严重阻碍和最大的隐患。因此,在青海未来的发展中必须把保护和建设生态作为根本任务。
青海生态总的看是在经济发展滞后的情况下不断恶化的。解决这一问题,关键还是在于加快生态经济的发展,把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一是加大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力度。草业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的农业走向现代化的标志。草业的发展可以兴起一个大产业,推动产业化发展。种草本身(从种草到加工、储存、销售、繁育草籽)能创造出较高的经济效益,同时拉动畜牧业。草既是经济作物,又是生态作物;既可以体现长远的生态效益,又可以当年转化养畜,实现眼前利益。搞得好,就可以从根本上调动农牧民治理改善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因此,要充分利用国家的政策扶持,加大力度,不断扩大退还规模。这里关键是要搞好规划,把种草种树同结构调整、产业化发展结合起来,退耕还林还草,恢复生态,发展畜牧业。
二是大力发展高效农牧业、促进生态保护和治理。在退耕还草的同时,要把着眼点放在高效农牧业上来。要围绕结构调整和特色农牧业经济大搞设施农牧业,在牧区进一步加大力度建设防灾抗灾基地,种植高产优质牧草,利用温棚种植根茎类作物,大搞牛羊育肥、自繁自育,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改放牧为圈养。在农区把种草和种植经济林结合起来,进行牛羊育肥和西繁东育,支持发展农畜果菜加工业,鼓励发展新的高收益产业,开辟更多的收入增长渠道,对农畜产品龙头企业给予更加优惠的政策,带动广大的农牧民获得更高的市场效益,走经济发展与生态改善的良性发展道路。
三是积极推动农牧区能源结构调整。我省电力、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在农村牧区有条件的地方逐步推广用电用气取暖、做饭,替代传统的烧柴烧草习惯,把林草效益转化为养殖效益,这对保护生态,净化空气都有重大意义,应选若干地方进行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推广。
3发展循环经济是青海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战略
循环经济是人类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建构的经济系统,并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去。其特征是自然资源的低投入、高利用和废弃物的低排放。所有的物质和能源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地利用,以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循环经济使环境合理性和经济效率性得到了有效的结合。青海经济的发展,更迫切需要循环经济。
青海循环经济实践中,较成功的经济体有锡铁山铅锌矿循环经济共生企业群,其产业链主要由西部矿业公司锡铁山分公司铅锌矿及选矿厂、青海创新矿业公司的硫酸厂、中汇矿业铁金矿、海西化建有限公司水泥生产厂、大柴旦硼矿、大柴旦地区的八家硼酸厂以及拟建的硼镁肥厂和余热综合电站组成。根据核心产品特点,该产业链中包含以锡铁山铅锌矿开采为核心的铅锌矿生产生态工业群落、以青海创新矿业公司硫酸产品为核心的硫酸生产生态工业群落和以海西化建有限公司水泥生产厂为核心的水泥生产生态工业群落。该企业群每年产生1000余万元的循环经济效益,同时也带来了良好的环境效益和显著的社会效益。
青海发展循环经济,主要以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减少废弃物排放量为目标,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动力,强化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意识,加强法制建设,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为此,要用循环经济的理念和原则,规划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强化政策导向,营造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制环境;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发展循环经济的管理体制机制;以矿产循环发展为突破口,不断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以保护与开发并重,大力推进生态工程建设;加强废物回收利用,积极开展城市循环经济试点工作;突出重点,加快制定推进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型生态农业,努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建立循环生产技术体系,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技术支撑;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民发展循环经济的意识。
参考文献:
李战奎.西部生态经济发展的机制创新初探[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论文关键词]特色经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
经济分析论文范文第6篇
一、经济分析的必要性
研究方法是学科水平的标志。巴甫洛夫认为，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某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①。将经济分析的方法引入民族经济法的研究可能会招致两方面的诘难：一是认为这种“不伦不类”会混淆学科之间的界限，甚至会造成某种“领地”的混乱。我以为，经济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虽来自经济学，但是，它能够较好地将法学的实证方法和规范分析方法连接起来，从而达到法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何况，学科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给学术领域划分界限的任何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有些东西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我们小社区牢不可分的一部分，但它昨日可能曾是一块格格不入的飞地，而明日它也许会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我们分离，企图划定自己的界限了”②。另一种诘难也许来自那些崇尚正义价值的法学家。他们认为经济分析方法的应用将导致对法的正义价值的削弱。笔者认为将正义与效率对立起来的观念是不可取的。事实上，任何法都包含着正义和效率，只不过这种正义和效率都是有限度的。经济分析方法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历史必然性。把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来分析，解析法律现象的社会经济根源，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德斯鸠研究了法的精神和古罗马民族兴衰的原因，揭示了法律现象的经济逻辑：“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①。德国著名法学家历史法学派代表萨维尼认为，法并不是立法者创造的，而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的体现。他认为法律的存在同民族的存在和民族的特征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法律就已经具有了某个民族所固有的特征……它们不过是自然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某个民族所独有的才能和取向，它们只是特定属性的表象。②历史法学派代表英国的梅因教授运用历史的、对比的研究方法，考察了法律的发展史。他对雅利安的民族的各个不同支系，尤其是罗马人、英国人、爱尔兰人、斯拉夫人以及印度人的古代法律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这些民族法律制度中的诸多经济因子：财产、契约、遗嘱，并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范畴：所有权、债、和继承权，从而形成了一系列贯穿着这些特定民族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经济法律范畴：财产——所有权，契约——债，遗嘱——继承权③。功利主义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边沁的思想大概是法律的经济分析的最早萌芽。边沁认为：人类的规律就是“避苦求乐”，正是它支配着人的行为，是人生的目的。无论是从人性还是从自然出发来看，减轻痛苦并增加快乐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善良的，在政治上是优越的，在法律上是有权利的（正义的④）。在他看来，增进人类幸福的办法，应从立法开始。在论述法律的经济逻辑时，边沁认为，财产和法律是同生共死的，法律产生以前是没有财产的，而一旦消灭了法律，财产也不会存在⑤。边沁的法律思想，直接被后世的学者所继承。
以上法学家对法律这一现象的研究均以某一特定民族作为对象。孟德斯鸠重点研究了罗马民族的兴衰，萨维尼的重点在德意志民族，梅因则全面考察雅利安民族的各个支系，边沁则以英吉利、法兰西、意大利及俄罗斯民族为嚆矢。他们研究的共同点在于：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研究特定民族主体法律的经济因素和民族因子。不管他们的研究结论如何，都是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的历史开创者。
真正开创民族经济法律经济分析先河的是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亚当．斯密首次将经济分析的方法应用于法律领域，以此来研究自然法学的经济理性。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不仅分析了法律这一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而且以资本主义为例，剖析了其经济基础的全貌并将古典经济分析所遗漏的相关法律因素如产权⑥、制度、国家和意识形态统统包括进去，进而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的本质在于便于资产阶级攫取最高额利润，三权分立的本质在于
便于各种资本家分享平均资本收益，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的本质是资本阶级私有财产权的体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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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页。
参见[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参见[英]梅因著，沈景一译：《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9章中有关民事法律思想的表述。
笔者注：法律上的权利是该法所持的正义的体现，当然是有限度的，是相对的。
参见张宏生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2页。
在《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被译为“财产权”。
结论。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与孟德斯鸠、萨维尼、梅因、边沁等人一样，考察的是欧洲国家和民族的经济法律制度，他们在批判地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和论证了自己的理论，使得每一种理论都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了制度经济学派，他们对本国民族经济法律的分析更趋于系统化。其代表人物凡勃伦创造了一套完整的制度经济学体系，重点强调对古典经济学重市场轻制度的批判和修正，建立以研究制度演进过程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理论。主张从制度上修正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律结构。该学派的其他人物如康芒斯和米契尔还强调从法律制度发展的角度论述特定国家和民族法律经济发展的关系，并进一步强调法律对经济的作用。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伴随着跨国公司的涌现以及全世界的企业兼并浪潮，各国为发展本国本民族经济大量立法，1973年，美国波斯纳教授出版了《法律的经济分析》①一书，将经济分析的视角由经济领域扩大到非经济领域，完成了经济学对法学的全面渗透。就像经济是法学的基本范畴一样，法律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同样，法律、民族、经济是民族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各学科的相互渗透与接纳以及研究方法的借鉴反映了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的复杂关系以及边缘学科产生的必要性，民族经济法学正是克服学术界“占山为王”现象的基本学术力量。
诚然，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差异，中西方学者所使用的“民族”概念不尽相同。尤其在考证源流时，这种差异往往成为障碍。然而，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才使得“此民族”与“彼民族”的共性体现出应有的学术价值，使得理论的借鉴、移植和修正有了立足点、方向和归宿。事实上，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绵延了数千年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最终解体，中国的法制也由此开始了极其艰难的近现代化进程。中国法学研究作为中国法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一直致力于研究内容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借鉴。因此，把经济分析的方法引入我国民族经济法学研究具有历史必然性。
（二）逻辑一致性。这里所讲的逻辑一致性是指民族、经济与法律三者之间的内在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表现在两个层次上。
1、民族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总是处于一定的经济形式之中。孟德斯鸠在他的著作《波斯人的书札》、《罗马兴衰原因论》和《法的精神》中，应用了许多民族学的材料。他认为一切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有它的客观必然性，世界各民族间的一切现象，虽说千差万别，十分别致，但全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产物，全有规律可循②。这种把民族现象归为一种自然与历史过程的观点，充分展示了民族的社会历史属性。马克思、恩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英国工人的状况》《论波兰》及《共产党宣言》中，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他们论证了资产阶级民族是工业发达基础上，打破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之后形成的，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民族之间的
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④，这种关系就是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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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中译本已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
参见《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宋蜀华﹑白振声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1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共产党宣言》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页。
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描述的社会经济结构。之后，马克思创立了其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并把社会形态研究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密切联系，甚至认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①。随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自古至今，世界上民族虽然千差万别，但各民族的发展都是沿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进行的，都是由低级向高级，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前进的；同时，每一个民族在一定时期内，不管这个民族认识与否，客观上都处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即属于一定的经济形态之中的②。
2、民族经济与民族法律具有逻辑一致性。
如前所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把社会形态的研究置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之中考察，提出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一般关系的原理。据此，我认为，任何民族的生产方式以及该民族所处的国家中的生产方式都制约着有关该民族的法律制度；特定民族的经济关系产生相关的法权关系，这些法律只是表明和记载了该经济关系的要求，并与该民族的生产关系相适应，以该民族的经济发展为基础，并对该经济关系有反作用。由于马克思是从经济对法律的决定作用和法律对经济的反作用两个方面来论证经济与法的关系原理，于是，在理论界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产生了重经济建设轻法制建设的不平衡倾向。建国以来，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忽视了经济建设，带来了新中国经济发展长期滞缓之后果，后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轻视法制建设，使得经济建设受到影响。为了克服这种不平衡性，理论界做了深刻的反思与探索。有学者指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一种矛盾的运动，相互决定的关系。不同的是，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具有阶段性，而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体现于各个阶段之中。这种关系也近似体现了经济与法的关系③。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认为，法律既不是消极被动地反映经济关系，也不是仅从经济关系的外部对经济运行产生作用，它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对经济运行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显然，我们传统理论认为的“经济决定法律”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看来截然相反，如果从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看，既重视经济对法律的决定作用，也重视法律对经济的决定作用，“抛开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它说明了思想史上对法与经济关系的认识由片面到全面，由外部到内部、由个别到一般的理论深化过程，这符合认识论的逻辑规律。”④这也是我们提出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逻辑一致性的基本理论依据，这种逻辑一致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⑴、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民族经济法律的经济分析具有逻辑实质性。由于物质生产方式对生产关系（法权关系）极其附属的法律上层建筑具有决定作用，所以，每一时代每个民族法律的基本使命必须与同时代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相一致。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经济法律规范不但在单行的民族经济法规中存在，而且也体现在刑法、民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基本经济法律甚至宪法当中。宪法明确规定保护、鼓励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民族区域自治法从第25条至底35条都
是关于发展民族经济的法律规定。其它基本法律具有相应规定。在全社会倡导“西部大开发”，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今天，必须将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演变为法律逻辑，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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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共产党宣言》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87页
胡泰来《经济与法之学——经济法学科内涵另释》载《政法论丛》1999年第5期第22页。
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族经济法治贯穿于民族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并与民族经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实践环节相适应。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长期受封建专制影响、目前仍奉行“政策主导”的国度，强调民族经济法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相一致、与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相一致、与国家的民族经济政策相一致具有十分重要意义，这也是我国当前物质生产方式制约性的必然要求。
⑵、从新制度经济学“法律决定论”的角度看，民族经济法的经济分析具有逻辑的应然性。这种应然性是指，民族经济法的不同层次的立法者的立法行为应当在符合《立法法》的实体规定和程序规定的前提下，只能从同时代本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主题中领悟立法的价值取向，确定法律制度的内容和结构。这些法律规范作为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变量，直接影响着本民族社会经济运行的成本效益的高低。这就提出了一个民族经济法“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在基本理论层面上，需要一批懂得民族学、经济学和法学的复合型学者对当前民族经济法的实然性进行彻底的反思与修正，使得民族经济法获得“先入为主”的地位，为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保驾护航。当前，国内已有学者提出西部大开发应当以法律为主导的观点，在我国这样一个民商法和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很不发达的国家，解析法律的经济逻辑对法律学科建设本身来讲意义也非同寻常，更不用说法律对经济运动过程和结果的决定性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和民族经济日趋国际化的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认可了法律作为经济的内生变量的角色并加以重视。早在1981年，美国就通过了12291号总统令，要求所有新制定的政府规章都要符合成本——收益分析的标准①。显然，民族经济法作为一种法律资源，其经济逻辑是不言而喻的。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国家与民族地区以及民族地区之间、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权利义务的选择和效益化设计问题。立法者只有正确地评估法律供求，合理地设计权利义务关系，建立预防冲突和消解矛盾的法律机制，才能保证民族经济法的实现。
由是观之，“经济决定论”反映了它是对民族经济法律经验分析基础上形成的，解决了民族经济法实然性的问题。而“法律决定论”则反映出它是对经济价值分析基础上形成的，解决了应然性的问题。二者的结合与相互平衡将标榜一种中立的价值观，使民族经济法的经济分析能够对实际的法律运作和经济发展提供可选择的优化方案，从而印证了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两种路径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逻辑一致性，也使得对民族经济法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统一的高度。
二、经济分析方法的可能性
把经济分析的方法从经济领域引入非经济领域尤其是法律领域，在法学研究上具有革命性。而把它引入对民族经济法的研究虽是笔者的一个尝试，但这种可能性是显然的。对于可能性问题的解决，将有利于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高度来增强理论研究成果的实践能力。民族经济法的下述特点将构成其经济分析可能性的基础。
（一）民族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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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蒋康兆译：《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7年，第11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不是在创造经济关系，而是翻译和描述经济关系。民族经济法作为适用于经济领域的经济法下属的一个独立的次级法律部门，有着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即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地区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具体地讲包括：民族地区企业的组织管理关系，民族市场管理关系，民族经济宏观调控关系以及民族社会保障关系。以上四种关系归结到一点，是一个关于民族经济管理问题（当然也有民族经济协作关系的因素）。这些关系的显著特点在于经济性，即每一种关系的客体（如人力、资金、政策等）都是一种资源，需要相关管理机制，调控机制和保障机制，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效率的最高化、成本的最低化、收益的最大化以及社会福利与个人福利的最佳平衡。实际上，从当前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情况看，经济法打通了经济学与法学之间长期存在的壁垒，经济法的一些基本范畴也分别来自于经济学和法学（如效率与公平最具代表性）。尤其是近些年随着人们对经济实践和法律实践的等量齐观式的双重关注，经济学实现了向法学的全面渗透，以至于人们形象地认为经济法是“三分法律，七分经济”构成。这正是经济法经济性的显著标志，而民族经济法作为经济法的子系统，其经济性当然是显而易见的。
（二）民族经济法两个世界观的统一。
无论是古代自然法学派，先验唯心主义法学派、历史法学派、功利主义法学派、还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派、以及当代西方的社会法学派和法律现实主义派别，基本都涉及到了对法的价值取向的选择。也就是对法的公平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认识。法史的发展表明，简单地将二者对立起来的做法必将把法律引入死胡同。当代西方法学界基本上把法的价值概括为：自由、安全和平等。自由感鼓励人们去从事那些能够自我发展并促进个人幸福的活动，对安全的追求促使人们寻求公共保护，以抵制他人的非法侵害。对平等的追求则促使人们依据一定的公平标准与一切有悖于公平的行为抗争①。自由、安全与平等不但包含了人身的自由、安全与平等，也包含了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财产的自由、安全与平等，这恰是公平与经济两种世界观的题中之意。民族经济法同样有两种世界观：公平的世界观与经济的世界观。由于我国的民族地区地处边陲，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与内地经济上存在一定差距，为了缩小和消除这种差距，落实民族地区的公平发展权，国家通过各层次的民族经济立法体系加强民族经济立法，使民族经济的发展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可以说，民族经济法正是担负着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各民族经济平等的责任，这也是民族经济法公平世界观的体现。另一方面，我国多年来倡导的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出“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体现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我国的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强调“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取向。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才出现了把政策和法律作为资源优先向东部和沿海地区配置的“不公平”现象，从而导致了东、西部经济社会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是基于西部地区也需要发展经济这样一个客观要求。而从法制意义上讲，民族经济法正是从民族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使民族法律和政策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给民族地区，以弥补以往的配置失衡缺陷，达到法律配置的公平，最终实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经济法的公平世界观和经济世界观是统一的。因此，用效益原理即成本效益的经济分析的规律来反思和重构我国的民族经济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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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05—108页。
（三）民族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对稀缺性。
我国民族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当稀缺性主要表现在：第一、没有专门的民族经济法典。专门的民族经济法典是调整民族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它应当对民族经济关系中的基本问题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诸如民族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民族经济法律关系，民族经济法律责任等。当然，有的学者认为，从全国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角度上看，国家很难对全国的经济问题制定一个经济法典，同样也很难制定一个民族经济法典①。在笔者看来，制定统一的经济法典有困难的原因在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的生产方式存在较大差异，诚然在法制上不能搞“一刀切“。然而，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才使得我们制定专门的民族经济法典成为需要。当前，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的法制环境越来越成为制约因素。为此，法学界要求制定《西部开发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并有一些理论研究成果问世。这些成果完全可以作为制定民族经济法典的借鉴和原材料。第二、我国的民族经济法规范过于笼统、简单，缺乏可操作性，有些法律条文孤立无援，无法形成严密的法律规范。宪法序言规定：“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民族共同繁荣”。第4条规定：“国家根据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个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第122条规定：“国家从财政、物资、技术等方面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民族区域自治法第25条至第35条基本上也是相关的一些笼统性规定。如第26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根据法律规定和本地方经济发展的特点，合理调整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规定在其它基本法中也很多。我们知道，民族经济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是由相关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构成的。法律规范有其特定的逻辑结构：假定、处理和制裁。假定是把规范同实际状况联系起来的部分，它指出在什么情况下这一规定生效；处理是行为规则本身，指权利义务的安排；制裁是指对违反这一规则所采取的国家强制措施。上述法律规定不但从条文本身来讲不构成法律规范，而且在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中也找不到其缺失的要件。由此看来，从部门法意义上考察民族经济法，它的供应是相对稀少的。第三、从民族经济法效力等级上看，我国的民族经济法的效力较低。这主要是由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关系相对简单，国家在制定统一的基本经济法律时，往往赋予民族地区一定的变通适用权，或由民族地区另外立法，制定实施细则。这种委任立法是一种从实际出发的务实做法，但却导致了民族经济法的低效力等级低以及地方立法中所体现出来的民族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等法制混乱现象的泛滥。
由此看来，在我国，民族经济法的供给相对于丰富多彩的民族经济关系来讲，具有稀缺性。为了实现对这种法律资源有效、合理、高效的配置，经济分析是一个基本的方法。
三、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
（一）成本效益分析法。民族经济法是一种稀缺性的法律资源，它以调整民族经济关系为己任并且带有强烈的经济性。在民族经济实践中，不但存在着资本市场、人力市场和技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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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吴宗金：《民族法制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227页。
而且存在着作为民族经济发展内在变量的民族经济法的市场——民族经济法市场。在这个市场上，民族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国家、地方、政府、民族经济组织及其它单位）都作为自身利益的最忠实代表选择使用相关的民族经济法律，并尽可能地选择效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交易路径。因此，成本——效益分析法成为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由于效益总是由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两部分构成的，因而成本——效益分析法将不可避免地分解为成本——收益分析法和成本——效果分析法。前者属于市场经济的基本方法，通过对净收益的计算来进行分析。即净收益等于总收益减去总成本。该收益并非民族经济法实际的生产所得，但是，它预防了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并将失衡的经济关系恢复原位，实现了民族经济关系中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的双向平衡。诚然，对民族经济法律效益的评价除了净收益的分析之外，还应当考虑机会成本的大小。民族经济法的选择性规范的存在以及民族经济法律关系主体超越法律界限的选择表明在不可兼得的条件制约下，选择任何一种行为都意味着不可能选择另一行为，亦即以另一行为作为机会成本的，所以主体往往选择直观看来效益最大的行为以求得利益的获取。成本——效果分析法因其不可量化显得难以操作，因此并未作为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的主要方法。但是，非经济效益不但可以在经济效益上反映出来，而且还有诸多的现实表现。如果由于民族经济法的实施而使得民族地区经济滑坡，那势必会引起民族地区秩序、安全、公平等价值的扭曲，这当然是一种反面效果，应当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实践的某一个环节上找出原因，解决问题。如果由于民族经济法的实施使得民族地区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那么它的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都得到体现。如果经济发展了，却带来了社会道德沦丧、环境污染、资源破坏，那就说明机会成本太大或者民族经济法制不健全，需要进行彻底的反省。
（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法学史上，规范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经常存在某种程度的对立。规范主义总是以既定的价值标准作为出发点，对法律行为的选择作出伦理判断，并力图通过这种价值来矫正法律行为，使之与法律的目标相一致。实证主义则不然，它作为一种科学的态度，反对任何先验的思辨，并力图将其自身限定在经验材料的范围内，从而把学术研究的对象限定在“给定事实”的范围之内，这实际是把价值排除在法学研究之外，把法学的任务局限在分析和剖析实在的法律制度的范围之中。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脱胎于法学、经济学的母体，民族经济法学首先应当确立一定的价值，这种价值就是实现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社会的全面公正，这就耦合了法学的规范主义方法。同时，由于这种价值的核心是经济的世界观和公平的世界观的结合，它也和经济学的要求相一致。这样，规范分析对民族经济法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同样由于民族经济法学与民族学之间的“血缘”关系，民族学强调的田野调查方法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经济法的研究必然要继承这种传统，并将它发扬光大。具体地讲，应当通过对民族经济法律问题基本事实和现象的再现和描述，揭示民族经济法律运行过程中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实然面貌，并对影响它的主客观因素进行分析和综合，以说明民族经济法律现象背后的经济逻辑。如果说规范主义为民族经济法设立了价值目标，实证主义则通过实然性研究以便更好地实现民族经济法的应然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经济法的研究必须抛弃传统法学“即此非彼”式的方法论上的一元论，为民族经济法方法论开辟一片希望的田野。
参见欧阳康：《哲学研究方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经济分析论文范文第7篇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基本关系
在经济运行中，"实体经济"是用于描述物质资料生产、销售以及直接为此提供劳务所形成的经济活动的概念。它主要包括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建筑业、邮电业等产业部门。
"虚拟经济"则是用于描述以票券方式持有权益并交易权益所形成的经济活动的概念。在现代经济中，它主要指金融业。"虚拟经济"目前尚未成为学术界通用的概念，人们较多使用的是"虚拟资本".在马克思理论中，虚拟资本是指在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基础上，资本的所有者以股权（或股票）形式所持有的资本。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虚拟资本是指通过信用手段为生产性活动融通资金"（第二券，第340页）。由此来看，虚拟经济不仅包括证券业、资本市场，也不仅包括货币市场，而且包括银行业、外汇市场等，是一个含盖金融业的概念。在历史过程中，虚拟经济产生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并以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基本目的。从这方面说，虚拟经济的主要功能有二：一是通过发行和交易相关票券，透明企业的财务信息及其他有关信息，引导资金流动，促进和调整经济资源在各实体经济部门和企业间的配置，提高经济效益；二是促进企业组织制度的完善（例如，没有股权分散、股票交易，则没有现代股份公司及其内部治理结构），同时，通过提供各种金融工具，促使实体经济部门运作风险的分散。在现代经济中，货币已不是黄金等贵金属。纸币、电子货币等作为信用货币，本身就是"虚拟"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经营货币及创造货币的过程，与实体经济相比，也属"虚拟"范畴。货币、资金等金融工具，有如血液，已深入到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已离不开虚拟经济。一个典型的例证是，银根一收紧，实体经济部门立即就有反映。纵观世界各国，可以说，没有虚拟经济，就没有现代经济。
近50年来，尤其是80年代以来，虚拟经济中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是，在金融创新中，金融衍生产品快速发展。金融衍生产品的主要功能在于，分散和防范金融风险，并通过促进资金流动（包括国际流动）来促进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80年代中期，随着"广场协议"签署，日元大幅度升值（日元与美元的比价从240：1急速升至140：1），由此导致了我国的日元外债在价值上的严重损失（一些使用日元外债的企业，迄今难以"翻身"），如果我们在借入外债中，能够及时地运用外汇期货中的某些运作手段（如套期保值），则不致发生这类损失。在国际社会中，运用金融衍生产品来防范金融风险的例子，不胜枚举。毫无疑问，正如世间其他事物，金融衍生产品也有其负作用，但这些负作用，是可通过严格金融法治、加强金融监管等予以控制和防范的。
实体经济与虚假经济的关系
"虚假经济"是用于描述经济运行中虚假成份的概念。在国内外学术界，这一概念用得不多，近年较为流行的是"泡沫经济".实际上，所谓"泡沫"，指的就是经济运行中的虚假成份。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与银行、股市等金融活动直接相关，东南亚危机冠以"金融"危机，这是一些人认为，虚假经济主要来源于金融部门，是虚拟经济的产物。但是，这一认识，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现实，更不利于实现"两个转变"，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历史上看，从1825年至1920年的95年间，主要西方国家先后发生了11次经济危机（其中，1857年以后的经济危机成为世界性经济危机）。这些危机主要不是由虚拟经济引发（此时，虚拟经济并未成为与实体经济相对独立的经济现象）的，而是由实体经济部门中的虚假因素导致的。对此，恩格斯曾深刻地描述说："运动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拼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如此反复不已。"（《反社林论》，单行本，第273页）从现实来看，日本泡沫经济与房地产"热"直接相关，而房地产业属实体经济范畴；东南亚金融危机虽从金融市场发生，但其深刻原因则在于实体经济部门缺乏足够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导致对外贸易的持续逆差，外汇储备剧减。如果说，在日本泡沫经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还有虚拟经济的负面作用的话（例如，在日本泡沫经济中，有股市"热"、银行信贷不严等问题；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也有汇市和股市的"热炒"、银行信贷不严等问题），那么，韩国的危机，则主要是由实体经济部门（大企业）的虚假问题所引致的。
事实上，实体经济中并非没有虚假经济。在实体经济运行中，虚拟经济的形成的原因相当复杂，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情形：其一，虚假的市场繁荣，使已生产出来的相当一部分产品实际上已成为过剩产品，这部分产品成为经济的虚假部分。1920年以前，主要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属这种情形；日本、东南亚等国房地产"热"的后果，也属这种情形。其二，由于科技进步缓慢、设备陈旧、工艺落后等原因，造成产品（服务）缺乏基本的市场（包括国际市场）竞争力，难以销售。这些生产能力及产品，成为经济的虚假部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卢布大幅贬值，不是由于卢布发行过多，根本原因在于，由科技进步缓慢、设备陈旧、工艺落后等所造成的经济严重贬值。其三，由于体制弊端、管理制度混乱、资产质量低下等原因，使产品成本过高、性能不全、使用不便，从而，在国际市场竞争中，难以为客户所接受。这些生产能力及其产品，形成了经济的虚假部分。东南亚国家、韩国的危机，相当程度由此引发。
此外，"假、冒、伪、劣"、走私、地下经济也属实体经济中的虚假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经济产出的低估，属虚拟经济的另一种形态。例如，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相当一部分产品价格低于价值，相当一部分实物采取非货币化形式直接分配或消费，由此，造成实际的经济产出大于宏观经济统计数据，或者说，宏观政策调控的经济活动小于实际经济活动。这种低估型虚假经济，在直接关系上，虽不致于引发经济运行中的风险及危机，但对市场经济建设、资源的有效配置、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均有负面制约。
虚拟经济与虚假经济的关系
虚拟经济与虚假经济的联系，似乎一目了然，但事实并不如此。虚拟经济运行中，虚假成份的形成原因相当复杂，表现也各种各样。简单地说，主要有三种情形：
其一，货币发行过多，导致投资膨胀、消费膨胀和通货膨胀。货币投放量过大，一方面由中央银行投入流通中的货币造成，另一方面则由商业银行创造的派生货币造成，在经济膨胀的场合，大于真实经济的部分，形成泡沫，即经济的虚假部分。
其二，金融资产质量低下，金融资产价格膨胀。金融资产质量低下，有多种表现。对银行等存款机构来说，坏账、呆滞帐过多，是资产质量低下的表现；对证券市场来说，债券到期不能如期兑付本息、股票市价远高于其内在价值等，也是金融资产质量低下的重要表现。在资产质量低下的场合，金融资产的实际价值已大大低于帐面价值，其差额属虚假成份。所谓金融泡沫、股市泡沫，实际上，指的就是这种由金融资产质量低下或金融资产价格膨胀所形成的虚假成份。
其三，币值高估或低估。在币值高估的场合，以外币计算的经济总量被扩大，扩大的部分属虚假范畴；在币值低估的场合，以外币计算的经济总量被缩小，缩小的部分也属虚假范畴。
虚拟经济中的虚假成份，是引发金融风险甚至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1929年的世界大危机，主要原因在于纽约股市崩溃。但是，虚拟经济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虚拟经济中所发生的诸多虚假，与实体经济的虚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大多数场合，前者主要是由后者引致的。简要地说：
第一，货币投放量过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实体经济挤压引致的。我国1992－1994年间的货币投放量大幅增加，就主要原因来说，是计划经济体制尚在银行等金融机构中发挥作用的条件下，实体经济部门通过"倒逼"，而迫使金融机构投放的。一个典型的现象是，我国的通货膨胀总是与投资膨胀联系在一起，同样，每次抑制通货膨胀，也首先从压缩固定资产投资入手。
第二，金融资产质量低下，主要是由实体经济部门中的企业资产质量低下引致的。我国银行等金融机构中存在着大量不良贷款。这些贷款所以不良，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在实体经济部门中，以企业的不良资产形态存在着。证券市场中，股票市价所以高于其内在价值，主要原因在于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等重要经济指标年年下滑；公司债券所以质量低下，主要原因在于，企业无力到期还本付息。
第三，币值高估的主要原因在于，实体经济部门的科技进步缓慢、市场竞争力减弱、产出成本增高等。东南亚、韩国等国家的情形就是如此。
若干政策建议
从现实情况来看，实体经济部门的资产质量将是一个基本的关节点。企业资产质量不高，主要表现在：
第一，资产负债率过高。我国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大致在70％左右，这意味着，它们的净资产已100％地抵押过2遍以上，已再无可供抵押担保从而获得贷款的资产。因此，这些企业缺乏的不是债务性资金，而是资本性资金。缺乏资本金，直接意味着，企业严重缺乏增加资产、推进经营发展的后劲。我们估计，要将工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降低到50％左右，目前需要补充的资本金达30000亿元以上。
第二，资本结构不合理。我国国有企业，目前大多数为独资性国有企业，虽然有些已改为有限责任公司，但大多数情况是，各国有企业相互参股。在各级政府财政资金极为有限的条件下，继续采取这类方式，就是意味着，这些企业的资本性资金将难以得到充分的补充，同时，"政企不分"的状况也难以根本改变。
第三，资产的科技含量不高。80年代以来，我国企业的技术进步相当快速，这对支持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关键作用。但这些技术进步，主要是通过"引进"形成的。企业资产质量的高低，在极大程度上，由其技术的先进性和市场竞争力决定。开发并运用高科技，是促使不良资产转变为优良资产的关键性机制。
第四，资产规模过小。我国企业的资产规模以"小"为典型，绝大多数企业的资产规模，难以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高科技的大规模运用，导致了资源配置不合理、产品成本过高。一些企业集团，虽名义上有较多的资产，但这些资产投于多个产业、多种产品生产，其结果，仍然是没有规模经济。面对国际大公司的市场挑战，我们需要发展自己的"航空母舰舰队"，而这种舰队，不是拼凑，而是有机整体。
解决实体经济部门资产质量低下的问题，从金融机制上说，运用银行机制，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但鉴于企业资产中目前严重缺乏的是资本性资金，鉴于推进高科技产业化，迫切需要资本性资金的有力支持，鉴于改善企业资本金结构，只能运用资本性资金来解决，鉴于推进资产购并重组，需要补充资本性资金，同时，鉴于我国目前资本性资金最大的供给者已由政府财政转变为广大居民，所以，关键点在于，发展资本市场，动员千百万居民的资金转化为实体经济运行所需的资本性资金，为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长期性财产基础。为此：
第一，在加快资本市场规范化建设的同时，应着力加快资本市场的发展。这不仅包括扩大证券品种的规模，也不仅包括增加新的证券品种，而且包括拓展和开辟新的市场，扩大居民投资渠道和企业获得资本性资金的渠道。其中，存量股份制、债权转为社会股权、将建设国债建立在运用资本经营方式运作国有资产的基础上等，都是应当重视的具体措施。
第二，积极推进创业投资，加快高科技产业化步伐。知识经济是将知识转化为经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创业投资的功能极为重要。为此，积极创造条件，鼓励社会各届参与创业投资，开发新技术、新工艺、新市场，至关重要。
第三，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实物经济的货币化和资产证券化。实物的货币化和资产证券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实物的非货币化，有着诸多弊端；资产的非证券化，严重限制着资产的准确定价和资产存量的盘活。
经济分析论文范文第8篇
FPR生产工艺路线有溶液聚合法、悬浮聚合法和气相聚合法三种。下面将分别详细论述其技术状况及待点，并进行技术比较。
1、溶液聚合工艺
1．1技术状况
60年代初实现工业化，经不断完善和改进，技术己成熟，为许多新建装置所使用，是工业生产的主导技术，约占FPR总生产能力的77．6％。
该工艺是在既可以溶解产品、又可以溶解单体和催化剂体系的溶剂中进行的均相反应，通常以直链烷烃如正己烷为溶剂，采用V一A1催化剂体系，聚合温度为30～50C，聚合压力为0．4～0．8MPa，反应产物中聚合物的质量分数一般为8％～10％。工艺过程基本上由原材料准备、化学品配制、聚合、催化剂脱除、单体和溶剂回收精制以及凝聚、干燥和
包装等工序组成,但由于各公司在某部分或控制方面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因而各具独特的工艺实施。代表性的公司有DSM、Exxon、uniroya1、DuPont、日本三井石化和JSR公司。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DSM公司，它不仅是全球最大的EPR生产者，而且在荷兰、美国、日本、巴西所拥有的四套装置均是采用溶液聚合工艺，占世界溶液聚合工艺生产EPR总能力的1/4。下面将以该公司为例进行说明。
DSM公司采用己烷为溶剂，乙叉降冰片烯（ENB）或双环戊二烯（DCPD）为第三单体，氢气为分子量调节剂，VOCL3一1／2AL2Et3CL3为催化剂。此外，为提高催化剂活性及降低其用量，还加入了促进剂。催化剂的配比用量、预处理方式、促进剂类型是DSM公司的专有技术。反应物料二级预冷到一500C，根据生产的牌号，单釜或两釜串联操作。聚
合釜容积大约为6m3。聚合反应条件为：温度低于650C，压力低于2.5MPa，反应热用于反应器绝热升温。在碱性脱钒剂和热水作用下，聚合物胶液中残留的钒催化剂进入水相，经两次转相过程被彻底脱除。未反应单体经二次减压闪蒸回收并循环使用。此时向胶液中加入稳定剂等助剂（生产充油牌号时加入填充油）。汽提蒸出残存的乙烯、丙烯和大部分溶剂
后撇液送至两台串联的凝聚釜进行凝聚，并进一步蒸出回收残余己烷溶剂循环使用,JC胶粒浆液脱水后进入干燥系统，然后压块或粉料包装。含ENB的废热空气送至焚烧炉焚烧，含钒污水送至污水脱钒单元，在脱钒剂的中和絮凝作用下，钒进入钒渣中，定期送堆埋场掩埋，经脱钒的污水排至污水处理厂处理。
DSM公司EPR溶液聚合工艺技术成熟，比较先进，有下列优点：（1）投资低，工艺最佳化。反应器的优比设计能满足反应物料混合要求，能准确控制聚合反应工艺参数和产品质量，聚合物胶液浓度高而循环溶剂量少，聚合釜体积小但生产强度高，原料和循环单体不需要精制，催化剂效率高，三废中钒含量低，生产弹性大。（2）生产操作费用低，装置年操作时间长，原料和催比剂的消耗低，采用先进控制系统对生产进行控制。（3）产品质量具有极强的竞争力。产品中催化剂残渣含量低，生产中次品少，产品牌号切换灵活，切换废品量少，产品特性能够按用户要求进行调整，产品牌号多，门尼值可在20～160宽范围内调节，质量稳定，重复性好，产品规格指标变化幅度窄和产品加工性能优异。
1．2技术特点
技术比较成熟，操作稳定，是工业生产EPR的主要方法；产品品种牌号较多，质量均匀，灰分含量较少，范围广泛；产品电绝缘性能好。但是由于聚合是在溶剂中进行，传质传热受到限制，聚合物的质过分数一般控制在6％～9％，最高仅达11％～14％，聚合效率低。同时，由于溶剂需回收精制，生产流程长，设备多，建设投资及操作成本较高。
2悬浮聚合工艺
2．技术状况
EPR悬浮聚合工艺产品牌号不多，其用途有局限性，主要用作聚烯烃改性，目前只有Enichem公司和Bayer公司两家使用，占EPR总生产能力的13.4%。该工艺是根据丙烯在共聚反应中活性较低的原理，将乙烯溶解在液态丙烯中进行共聚合。丙烯既是单体又兼作反应介质，靠其本身的蒸发致冷作明控制反应温度，维持反应压力。生成的共聚物不溶于液态丙烯，而呈悬浮于其中的细粒淤浆。又可分为一般悬浮聚合工艺和简化悬浮聚合工艺。
2．1．1一般悬浮聚合工艺
Enichem公司采用此工艺：以乙酰丙酮钒和AlEt2Cl为催化剂，二氯丙二酸二乙酯为活化剂，HNB或DCPD为第三单体，二乙基锌和氢气为分子量调节剂。视所生产产品牌号的不同，将乙烯、丙烯、第三单体以及催化剂加入具有多桨式搅拌器的夹套式聚合釜中，反应条件为：温度一20～20oC，压力0．35～1．05MPa。反应热借反应相的单体蒸发移除。反应相中悬浮聚合物的质量分数控制在30％～35％，整个聚合反应在高度自动控制下进行，生成的聚合物丙烯淤浆间歇地（10～15次／h）送入洗涤器，用聚丙二醇使催化剂失活，再用NaOH水溶液洗涤。悬浮液送入汽提塔汽提，未反应的乙烯、丙烯和ENB分别经回收系统精制后循环使用。胶粒一水浆液经振动筛脱水、挤压干燥、压块和包装即得成品胶。该工艺特点是聚合精制不使用溶剂，聚合物浓度高，强化了设备生产能力，同时省略了溶剂循环和回收，节省了能量。
2．1．2简化悬浮聚合工艺
该工艺是在一般悬浮聚合工艺基础上开发成功的，主要是采用高效钛系催化体系，不必进行催化剂的脱除，未反应单体不需处理即可返回使用。通常用于生产EPM，这是因为闪蒸不易脱除未反应的第三单体。其工艺流程为：反应在带夹套的搅拌釜中进行，采用TiC1、一MgC12一A1（i一Bu），催化剂体系，催化剂效率为50kg聚合物／g钛，反应温度27C，压力1．3MPa，聚合物的质量分数为33％。反应釜出来的蒸汽物料压缩到2．7MPa并冷却后返口反应釜。聚合物淤浆经闪蒸脱除未反应单体，不需精制处理，压缩和冷却后直接循环到反应釜使用。脱除单体的聚合物不必净化处理即可作为成品。产品可以为粉状、片状或颗粒状。近年来，Enichem公司采用改进后的V一A1催化体系，催化剂效率提高到30～50kg聚合物/g钒，省去了洗涤脱除催化剂工序，同样简化了工艺流程。
2．2技术特点
EPR悬浮聚合工艺的特点是：聚合产物不溶于反应介质丙烯，体系粘度较低，提高了转化率，聚合物的质量分数高达30％～35％，因而其生产能力是溶液法的4～5倍；无溶剂回收精制和凝聚等工序，工艺流程简化，基建投资少；可生产很高分子量的品种；产品成本比溶液法低。而其不足之处是：由于不用溶剂，从聚合物中脱离残留催化剂比较困难；产品
品种牌号少，质量均匀性差，灰分含量较高；聚合物是不溶于液态丙烯的悬浮粒子，使之保持悬浮状态较难，尤其当聚合物浓度较高和出现少量凝胶时，反应釜易于挂胶，甚至发生设备管道堵塞现象；产品的电绝缘性能较差。
3气相聚合工艺
3．1技术状况
EPR的气相聚合工艺是由Himont公司率先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实施化的。UCC公司则于90年代初宣布气相法EPR中试装置投入试生产，其9．1万吨/年的气相法EPR工业装置于1999年正式投产。，该工艺占EPR总生产能力的9％。UCC公司的EPR气相聚合工艺最具代表性，它分为聚合、分离净化和包装三个工序。质量分数为60％的乙烯、35．5％的丙烯、4．5％的ENB同催化剂、氢气、氮气和炭黑一起加入流比床反应器，在50～65C和绝对压力2．07kPa下进行气相聚合反应。乙烯、丙烯和ENB的单程转化率分别为5．2％。0.58％和0.4％。来自反应器的未反应单体经循环气压缩机压缩后进入循环气冷却器除去反应热，与新鲜原料气一起循环回反应器。从反应器排出的EPR粉未经脱气降压后进入净化塔，用氮气脱除残留烃类。来自净化塔顶部的气体经冷凝回收ENB后用泵送回流比床反应器。生成的微粒状产品进入包装工序。
3．2技术特点
与前两种工艺相比，气相聚合工艺有其突出的优点：工艺流程简短，仅三道工序，而传统工艺有七道工序；不需要溶剂或稀释剂，毋需溶剂回收和精制工序；几乎无三暖排放，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但其产品通用性较差，所有的产品皆为黑色。这是由于为
避免聚合物过粘，采用炭黑作为流态化助剂之故。虽然开发成功了用硅烷粘土和云母代替炭黑生产的白色和有色产品，但第一套工业化生产装置仍然只能生产黑色FPR。
4各种生产工艺的技术比较
FPR各种生产工艺技术经济比较如表：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在FPR的各种生产工艺路线中，溶液聚合工艺投资和成本最高。投资高是因为流程长，高粘度散热难，设备生产强度低，反应后聚合物流浓度太稀（仅为6％～14％，悬浮聚合工艺为33%），单体、溶剂回收需较高的费用；成本高主要是因为公用工程费、折旧费、固定成本费用高。这是由于生产过程中消耗较高的电和蒸汽所致。
悬浮聚合工艺的投资与成本工艺分别相当于相同规模溶液聚合工艺的77％和88％，具有投资少、原料消耗和能耗低、生产成本低、三废处理费用少等特点。
气相聚合工艺的投资和产品成本最低，分别相当于同等规模溶液聚合工艺的42％和68％。
表：EPR各种生产工艺的技术经济比较
项目溶液聚合悬浮聚合气相聚合
生产能力／（万t/a）4．54．59．1
投资，／百万美元
界区内690052506000
界区外251020201900
总投资941072707900
相对单位投资／％1007742
生产成本／（美元／t）
原料691688686
公用工程17810334
其它353513
可变成本/(美元／t)904826733
固定成本/(美元／t)20016883
总现金成本/(美元／t)1104994816
折日费／(美元／t)261201109
总成本(美元／t)13651195925
相对总成本／％1008868
5结论
综上所述，虽然EPR溶液聚合工艺的投资和成本最高，但其产品综合性能好，硫化速度快，产品范围广，是目前国外最广泛使用的。悬浮聚合工艺生产流程短，投资和成本较低，然而产品性能没有突出优点，应用范围较窄，故目前不及溶液聚合工艺使用广泛。气相聚合工艺产品中含有大量炭黑，通用性较差，限制了它的使用范围，但其工艺流程短。
经济分析论文范文第9篇
经济基本面分析是一种专业素养
实事求是的分析就是专业素养。我的分析是分三个层次经济模式分析可变因素分析可能出现的状况。我将以此逐步展开分析。
经济模式分析：
经济的平衡是供给=需求，可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是什么呢？回顾历史我发现：有时候供给能推动经济增长，有时候需求能拉动经济增长，（附：凯恩斯的需求理论结束了大萧条，供给学派成就了里根的执政辉煌）。再深入想想，结果是等式哪边偏小，那边就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是内需不足，产能过剩，而美国是供给不足，过度需求。
中国产能还有继续过剩的客观要求
经济循环过程中提升消费的速度不及提升资本存量的速度，就会导致严重漏出，产生左边的循环，左边的循环是无效循环，会产生泡沫，特别是在外部需求出现较大变化时，产出和需求会严重失衡。
中国的人口状况包含两个因素，一是基数过大，二是贫富差距大，政府和富人拥有大量资产，这就导致劳动力贸易条件逐步恶化，（2001年至2007年，我国GDP按要素法计量，劳动报酬占比不断萎缩，而企业利润占比不断扩大，趋势明显）。这就是最终消费增长过慢，而资本积累过快的根本原因。至于其他“背景因素”是有利于经济发展，促进产出增加的，不多讨论。
过去经济增长过快是由于外部需求变大，放大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结构失衡导致左边循环加大，进一步放大总需求，进一步拉动经济快速增长。
当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时，外部需求下降总需求下降总需求小于总供给左边循环被迫停止进一步收缩总需求左边循环逆转产出大幅下降抑制右边有效循环，这就是我国经济在去年三季度末开始的经济大跳水路径。
促增长，保就业，是政府工作的重点。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是增加总需求，而总需求的外部需求是无法控制的，消费需求是取决于财富分配状况，一时难以改变，政府只能改变中间的投资需求，恰好政府手上拥有大量资产，可以提高资本投入，但资本投入引致的是左边的循环将是无效的，所以能否通过刺激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改善右边的有效循环才是一条中国经济的出路，这就是我提出的国内第一问题，关注点是政府刺激内需的效率。国内第二问题是“背景因素”里的自然资源可持续性，我国必须在全球配置战略资源，恰好我国又有巨额外汇储备，如何有效的进行国际战略资源的并购是关键。
还有一条需求等待外部需求恢复，来弥补我们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矛盾。接下来我将引入国际经济学。先说说美国，美国情况跟我们相反，还是从人说起，美国的人力成本高，劳动报酬占比高，从而会加速右边的循环，放大总需求。另外美元具有国际货币的特性，以及国际贸易的政治因素（稍后在国际贸易理论里讲）导致大量资本流入美国，从而推动左边循环，使得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在有负的外部需求下，物价表现为缓慢上涨，量变会发生质变，物价的推高，刺激利率的上涨，利率上涨会抑制投资需求，从而导致左边循环放缓，引致需求下降和产出下降，失业上升，同时，利率上涨促使广大负资产的消费者消费能力大大下降，右边的循环也放缓了，经济由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开始倒过来了。那么美国经济接下来如何？美国经济最先出问题就是利率联邦提升利率，利率是对资产收益与风险的衡量，这个指标可以间接反映美国清理“金融危机废墟”的进度，这是外部关注点，即外部第一问题。美国的经济内需动力来自于生产分配中人力分配比例高，而这种方式取决于经济模式，所以美国经济的重振是要靠新经济模式的创新，即外部第二个问题，关注点是美国经济创新速度。
国际贸易经济理论与政府行为
说国际贸易情况。自由贸易情况下，顺差可以用黄金结算，或者让顺差国货币升值，平衡点在于产品价格差异=国际贸易交易成本+汇率升值内含货币溢价（假定产品同质）。但是加入了政府干预行为，就不一样了。顺差国可以实现以下好处：顺差可以释放外部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实现规模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扩大市场份额，挤垮竞争对手，提高垄断地位，还可以带来充足外汇储备等，所以大多顺差国不愿意本币升值，中国更是如此。逆差国，拿美国来说，经济市场行为希望进口低廉的产品，出口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品，但政府行为是保障就业，防范技术扩散，阻碍进口低廉产品和出口高科技产品，于是频设贸易障碍。
可变因素分析：根据我对经济结构、政治形式、社会文化等分析判断哪些是可以改变的以及改变的速度和程度，哪些是很难改变的。
国内情况：关注点一、刺激经济的效率，主要就是提高内需的情况，我们可以关注就业和收入分配的改善情况，但是人口的基本现状和制度因素是短时期难以改变的，因此我乐观的给政府此项效率评估是40分，也就是说政府将不断通过加大投资来带动就业，但是消费占比难以大幅提升。所以中国产能继续过剩有客观要求。
关注点二、中国用巨额外汇进行国际资源的并购活动，恰逢全球经济缺少流动性，但我国并没有丰富的境外资本运作经验，所以此项评估我给60分。可以一定程度缓解以后关键资源不足的问题。
国外情况：“清理金融危机废墟”在于挖掘“废墟”的存量，就是说金融危机的残余能被充分暴露，解决起来就会十分顺畅，而解决危机的方式也会影响危机的蔓延，所以处理危机的能力和时间都是重要关注点，我对美国政府及机构处理危机的能力评估是70分，对剩余美国金融危机的状况担忧不是很大（原因见我的《美国金融危机专题研究》）而欧洲问题较大，值得关注。新经济创新模式的进展值得关注，不过我个人认为短期难以有较大科技进展，所以美国经济接下来靠去杠杆化和出卖“廉价”劳动来增加收入来增长的话对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将无贡献，我对两年内这种现象出现的概率评估是70%。
最后提及一下汇率问题，中美各自政府利益的博弈将最有可能出现人民币外汇储备继续增加，汇率长期具有升值压力并且实际升值速度缓慢。
可能出现的经济现状：
未来两年内投资推动的总需求会有一定的放大，带动经济增长，但结构的改善将十分有限，很可能进一步失衡，外需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增量有限，中国经济系统性风险会进一步提高，但关键外部原材料资源的可获得性降低系统性爆发的可能性，经济增速放缓但硬着陆风险较小，而两年后外部需求恢复后，又可以掩盖国内经济的不平衡，宏观经济将有望继续快速增长，但结构性失衡问题仍将是长期困扰我国经济的内生根源性问题。
股市策略分析是一门艺术。
宏观基本面是做策略的前提，回顾股指与经济增速关系，大多表现为经济的大体波动形态决定股市长期走势。预期基本面向好要在复苏是时间表得以确认时才会形成，但对股市的预期涉及的因素众多，大体上需要考虑基本面、资金面、政府行为、大众投资行为、机构投资行为以及自身心态等，因为信息不对称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导致这些因素相互和交叉影响，如政府放宽货币政策或直接推高股市投资者对经济的信心增加实物投资提高经济增长增加收入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增长，因为大家不知道股市上涨是源于实体经济的改善还是政府行为或机构行为，但干预有限性决定股市长期走势基本符合经济内在调整规律。而长期是由无数短期构成，短期股市是可以被其他因素干扰的，因此光看基本面是不够的，就是这个道理。今年我得出大盘“N”型走势的基本判断是基于以下考虑因素：年初上涨的理由：货币政策放松带来流动性增加、财政政策放松推高投资热情、政府希望通过股市上涨带动民间投资、机构看到前面三个因素后有意做多以引致更多资金流入投资产品、大众会在持续上涨中逐步步入股市，而年报披露拉开、大小非解禁高峰来临以及实体的经济数据逐步公布，股市回调压力增加，股市开始回调。等到企稳，经济恢复预期时间表确认时，即经济基本面向好的预期形成时，股市开始反弹。
经济分析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战略
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活动在最近的二十年中呈现飞速发展的趋势。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的行为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后的十多年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根据国家商务部的数据，2005年已经达到750余家。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活动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研究其在华研发的战略特征，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分别从投资规模、区位特征、组织特征和功能特征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的投资规模
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刚开始的资本投资规模都较小（从科研人员的数量看），研究人员一般只有十几到几十人,但最近几年规模增长较快。比如，摩托罗拉在华科研人员已超过2000人、德尔福（中国）科技研发中心一期招聘科研人员500人、西门子（南京）公司2005年扩招200名研发人员。另外，母国来源不同，研发机构的规模不同。从主要几个母国来源地看，欧美公司的研发机构规模较大，日本、韩国公司研发机构的规模次之，中国香港及中国台湾公司的研发机构较小。比如，2003年全球研发投入前十名的公司中，除日本丰田公司排第五外，其他都是欧美的公司。
二、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的区位特征
首先，区位分布比较集中。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集中分布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四地。截至2005年底，总计750余家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中，有200余家位于北京、170余家位于上海、150余家位于广东、120余家位于江苏，这四地所占比例超过了85%。余下的100家左右主要分散在天津、杭州、成都、西安、大连等地。
其次，不同区位有不同的行业特征。各地区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行业分布有所侧重。北京吸引的跨国公司研发投资侧重于电子、通讯、软件等行业；上海还包括了不少汽车、化工、制药等行业；而以深圳、广州为代表的广东的跨国研发机构侧重于通讯行业；以南京、苏州、无锡为代表的跨国研发机构侧重于电子、通讯、软件行业；西部的跨国公司研发机构主要侧重于通讯和软件行业。见下表1。
主要地区高新技术产业与当地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产业对应关系
资料来源：北京统计年鉴2005；2004年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主要数据统计公报；上海统计年鉴2005；2003年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统计公报
对每个地区的两组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得到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8、0.996、0.99和0.97。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的计算结果都近乎完美地显示了区位/产业相关特征的存在。
最后，不同区位的研发机构功能和规模有所不同。由于北京和上海分别是我国政治和经济中心，集聚了我国大部分的尖端科技人才，另外，著名高校的云集、基础设施的完善和较完善的政策措施，使得北京和上海成为跨国公司设立研发机构的首选地，绝大多数早期的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设立于这两地。广东和江苏由于利用外资最多，有大量的在具体业务部门或合作企业内部设立的研发部门设立于此。西部地区的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则多为其在华研发网络中的一个分支机构。
三、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的组织特征
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设立方式通常有四种：设立独立的研发机构；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设立研究机构；在具体业务部门或企业内部设立研发机构;与其他企业合资设立研发机构。资料分析表明，欧美国家偏爱设立独立研发机构，日韩国家则较多地在具体业务部门或企业内部设立研发机构。为了技术保密，以及其绝对优势的保持，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采用与中方的企业或高校、科研机构合作方式的很少。
早期的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多为非独立法人，作为其在华公司的一个部门或一个机构存在。但是，它们一般不隶属于中国的总部管理，其活动与业务有较大的独立性。随着政策的开放，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研发机构。
另外，其治理模式还与所属行业有关。高新技术行业，如电子、信息、软件等行业的研发机构大多是独立的,如摩托罗拉中国研究院,朗迅贝尔实验室等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一些传统行业,如化工、汽车等，其研发机构一般都以非独立法人的形式存在。
四、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的功能特征
根据研发机构的功能，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可分为五种类型：技术开发型、技术跟踪型、技术支持与技术改进型、基础技术研究型及综合性研究与开发中心。
首先，技术支持与技术改进型为主。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从其功能上绝大多数可以归为技术支持与技术改进型。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与欧美、日本等还有较大的差距，这使得其他四种功能类型存在的基础条件不能很好满足。
其次，行业不同，研发功能不同。电子、软件等高新技术行业总体上更加侧重研究。比如：微软、IBM已经开始了一定的基础研究活动。汽车、化工等行业则更侧重开发。比如：为了适应中国的路面而调校汽车的悬挂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