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关系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3 08:42:54

经济关系论文

经济关系论文范文第1篇

一、会计研究的作用和变革

会计研究主要是指会计理论研究,它是对会计工作规律和会计发展规律进行系统的、综合的探讨,揭示会计工作在一定条件下的发展规律,其目的在于对客观会计现象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和预测。会计理论是在会计领域内形成的,它的建立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对各种会计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观察、分析和推理的过程。列宁指下:"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动动"。①同样的道理,没有正确的会计理论指导,也就不可能有合乎要求的会计实务。会计理论研究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过去会计工作进行总结评价

理论联系实际是一切科学研究的普遍原则。会计理论研究,当然也必须遵循这个原则。也就是说在会计理论研究工作中,要与会计实务相结合,否则这种理论就失去意义而变得没有生命力。怎样进行正确地结合呢?一般地说,主要是对会计实务总结和对会计实务进行评价。

对会计实务的总结,可以从过去合理的会计实务中提炼出理论成份,完善整个会计理论体系;同时可以加深对过去不合理的会计实务的认识,帮助会计人员尽量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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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犯过去的错误,提高会计实务的总体水平。

对会计实务的评价,即是按照评价机制、评价依据评价标准,对过去的会计实务进行评价。例如,依据现有的会计理论体系,来判断过去某项会计实务是否符合逻辑,在理论上是否合理,从而作出相应的评价。对于符合逻辑的和合理的,就是合法的,否则就是不合法。通过会计理论研究的总结评价,不仅有利于提高会计工作水平,而且也有利于会计理论体系的内在合理性不断提高。

(二)为当前会计工作提供理论支持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的日常经济活动越来越趋于复杂化,企业会计面临的新问题也越来越多。许多会计事项是企业会计人员未曾遇到的,而在现有的会计中又找不到相应的规范做法。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强有力的理论支持。通过会计理论研究,可为规范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可以向会计人员解释法规、准则为什么要这么规定,使其真正领会法规的精神实质,深入贯彻执行。会计理论研究与法规建设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我国目前已颁布的几项具体会计准则,无一不是会计理论研究和会计实务相结合的成果。在国外也是如此,美国会计学会发表的《论基本会计理论》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发表的《财务会计概念公告》,都是高水平的理论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为美国会计准则的制定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为未来会计工作指明发展方向

会计理论研究不只局限于当前,更重要的是着眼于事物的未来发展。通过会计理论研究,可以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会计事项及其所带来的会计问题,并提出可行的处理方案。为此,在很多情况下,理论转化为实践是需要一个过程。提前做好理论上的准备,实际应用时才可做到胸有成竹,例如,20世纪60年代,就有人提出建立"事项会计信息系统",来处理和提供会计信息。所谓"事项"是指可能对使用者造成经济影响的事件、现象、交易等,它具有可为人们直接观察的多重属性,对这些属性,会计都要反映,而不应将反映范围局限于事项的价值量。由于受当时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这种理论没有得到普遍重视。但在今天,随着人们对会计信息的需求日益加大,事项会计信息系统理论开始体现出其价值。这说明,会计理论的超前性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

其次,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的要求,会计理论的超前性研究,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自人类文明史以来,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在各个阶段中理论研究也不断变革:

1.劳力经济阶段。即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劳力资源的占有和配置的阶段。这个阶段生产的分配主要是按劳力资源占有或通过土地占有的劳动力资源来进行的。这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经济业务简单,会计研究主要是如何反映劳力经济活动的信息:最早的会计记录方法是简单刻记和绘图记数,以后出现了结绳记事和刻契记数等方法。进入奴隶社会,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财政收支规模的日益扩大,单式薄记法便应运而生,并在管理和控制劳力经济活动中不断发展完善。

2.资源经济阶段。即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自然资源的占有和配置。这个阶段生产的分配主要按自然资源(包括通过劳动形成的生产资料)的占有来进行。这时由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张和经济复杂,迫使会计研究着重于新的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19世纪中叶爆发的工业革命带来了工厂制度的建立,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有利于加强工厂管理的成本管理会计方法。随后以股份公司为代表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创立使得会计对"受托责任"的处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从而促进了专司对外报告的财务会计与专司对内报告的管理成本会计的分野。

在旧中国时代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工商业甚为萧条,经济发展落后,因此,作为工商业语言的会计也就远不如西方国家发达。其会计理论和实务的研究,完全是模仿和抄袭资本主义国家会计。不过,这与当时社会资源的市场配置方式是相适应的,所以说,这种模仿和抄袭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十分必要且有效的。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革,资本主义私有制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取代,社会资源的市场配置方式被计划方式所取代,因此,这种改变不仅影响到会计所提供的信息的种类和数量方面,而且也影响到具体的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的方式、方法等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就要研究如何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会计体系。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投资者开始关注中国,大量的中外合资企业和私营,个体企业得以兴建,纯粹以计划手段来配置资源的方式开始受到挑战。因此,学习和引进适应于社会资源市场配置方式的西方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受到人们重视。而20世纪90年代后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使得以市场机制来配置社会资源的方式得到进一步肯定。这就为研究如何引进和改造西方会计学科体系奠定了基础。

3.智力(知识)经济阶段。即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智力资源的占有和配置,也就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世界经济将在下世纪进入智力经济阶段。知识经济已初见端倪。知识经济有什么特点,它对会计有什么影响及其对策,将在本书以后各章中较为详细地论述。

综上所述,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会计要研究适应该阶段经济特点的会计,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过去会计研究所取犁成果在今天都完全失去了其价值和现实意义。历史是无法全然割裂开的,理论有否现实意义和价值,一方面取决于理论本身的真理性;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他们对其理性的认识和接受程度,过去会计学科体系虽然不同于遭受的学科体系,但作为会计本身,它们之间应当是可以相互沟通的,科学的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只要它们在研究对象方面具有本质上的共同点和内在的一致性,那么,它们最终就必然会融到一起。这是科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所决定的,能否融合,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二、知识经济对会计研究的影响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社会经济形态制约着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并决定着整个社会面貌。那么,知识经济形态,不可避免地要制约会计研究,也就是说会计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方法,都要适应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才能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知识经济全面地制约着会计研究活动,影响着会计研究的各个方面,其中订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会计研究对象的影响

在工业经济时代会计的研究对象,是以物资运动为基础的物质资本运动,共内容主要包括物质资本的筹集、投入、收回与分配的反映和核算工作。而在知识经济时代,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资源运动,其内容主要包括知识的生产、流通与传播以及知识应用的反映和核算工作。

知识的生产是指研究和创造新的科学知识。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属性,尤其是事物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它是人类最重要的知识,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并迅速伸展到人类所及的各个尖端领域。科学知识创造所需要的资源最主要的形式是科学经费,它是国家和社会对科学进行调控的最高要杠杆之一,对科学知识生产方同、速度、数量和质量都有直接的制约作用。知识的生产方式主要来源于基础研究,在基础研究方面,政府应给予政策鼓励和大力支持,同时依靠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鼓励和吸引企业进行部分的基础研究,促进科学知识的生科。与知识生产相对应的是国家创新体系中有关知识创新系统的建立。知识创新系统是由与知识的生产、扩散和转移相关的机构和组织机构的网络系统。知识创新是通过科学研究获得新的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和过程。

知识的流通与传播是指知识生产到知识运用的中间环节。这个环节主要是通过教育和培训机构使受教育者获得知识和掌握技能的过程。但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知识具有与其资源不同的特征,它具有耐用性,可重复使用而不消耗知识本身,而且还具有不完全排它性,你拥有了一种知识,不排除他人同样拥有和享用。因而在流通与传播过程中,存在着公有性和私有性的问题,存在着科学社会学上的科学发展"优先权"问题以及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按照科学的精神气质要求,科学知识的生产家只对他所发现的规律、定理等享有优先权,而不享有占有权,也即不排除他人获得这种知识的权利。而无私利性却给予放弃首创权的举动以肯定和表彰,是一种更高的境界,是科学上一种崇高的品质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经济关系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近年来,我国股票市场走势与国民经济走势呈异动状态。介绍股票市场作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与国民经济不协调的关系,进而分析股票市场与国民经济相互背离的原因。

道理上讲,股票市场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晴雨表”,应该可以反映出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面。但在我国宏观经济基本面日益向好的背景下,与之相对应的,却是我国股市的连创新低。从国际上看,1990年以来,欧美国家股市市值的大幅上升,以日本为代表的一些国家的股市所经历的剧烈波动,对居民的消费水平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最终都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促进或阻碍作用。股票市场作为反映国民经济状况的一个窗口,股票市场的兴衰直接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好坏与快慢,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

一、股票市场与国民经济的关系

(一)股票市场的发展揭示着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向

事实上,股票市场是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能推动企业的发展。投资者之所以会投资于股票市场,最主要的原因是股票市场有财富效应,可以为投资者带来财富增值的机会。投资者购买股票能够通过股票价格的上涨,分享高风险投资带来的高收益。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来迅速筹集到大笔本是闲散的资金用于企业的发展。

而且,股票市场能够优化资源配置,促使国民经济健康地发展。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是广大投资者对公司投资决策、管理水平、经营业绩较为客观的评价,会对公司管理层产生一定的监督压力。朝阳产业、高科技产业的高市盈率会促使上市公司管理层增加对科研的投入,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同一产业内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差异反映了投资者对公司经营管理水平的不同评估,公司的股票价格随着不尽如人意报表的公布而下跌,这些都是投资者迫使企业管理层改善自身管理水平、提高企业经济绩效的一种市场压力。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率的提高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加快了企业的技术进步,推动了国民经济更快的增长。

由此,股票市场发展是金融深化的重要环节,是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一股推动力量,是经济发展潜力的一项重要衡量指标。

(二)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决定了股票市场的发展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为了调节固定投资规模使经济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政府不可避免地将出台一些政策进行宏观调控。这些政策在短期内不可避免地对股市走势构成影响。

2007年,为了遏制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无论是央行、银监会还是政府相应的部门,都纷纷出台了一系列强制经济降温的调控措施。如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收缩信贷;银监会则要求商业银行对于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没有按规定程序审批的项目,停发新的贷款;国务院则要求各地清理检查2003年以来的土地占用情况;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要求控制出台涨价项目等。这些政策推出后,不仅掀起了国内金融市场的巨大波澜,而且很快波及全球金融市场。由此可见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对股票市场的决定作用。

二、股票市场与国民经济相互背离的探讨

尤其是在2007年尾和2008年初,股票市场与国民经济相互背离的情况最为清楚。虽然股票市场和国民经济有上述密切的关系,但是在我国总会出现股票市场与国民经济背离的情况。综其原因,应从一下几方面去分析:

(一)我国是股票市场的发展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不适应如今,多个上市公司似乎远远代表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一些上市公司目前已成为了本行业的龙头,但是,这一“样本”还不到足够大。而且,上市公司中主要还是国有企业,而作为我国目前经济增长中坚力量的民营企业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只有当不断增长的上市公司在各自的行业中不仅仅是龙头地位而且还能够起到群龙之首作用的情况下,它们才能扮演整个国民经济晴雨表的角色。只有随着上市公司数量的增多和质量的提高,它才会更贴近国民经济,两者的相互作用才会更直接、更有力。

(二)证券市场中存在某些计划因素

在我国,证券市场的产生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相关联的。因此,证券市场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改革开放之前,虽然也是社会化大生产,但实行的不是商品经济而是计划经济,因此只能取消证券交易行为和证券市场。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证券市场也逐步地成长起来。但是由于我国至今还不能说是完整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而是伴随有一定程度的计划经济的痕迹,因此,现阶段的我国证券市场也就无法完全体现市场经济的特征,一些人为的因素必然会夹杂其中,这些人为的因素中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主观因素包括了对证券市场的期冀和愿望,客观因素则是通过对其他市场的命令和指挥来影响着证券市场,带有计划色彩的政策性的证券市场也就由此产生。这种计划的色彩其表现形式不一定是直截了当或裸的,但它的影响力度却是不容忽视的。

(三)股票市场中各种违规行为的广泛存在

我国过去十多年股票市场的发展历程也是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这样的一个时期,由于市场还没有完全成熟,不可避免地给各种投机者以可乘之机,在各种投机行为广泛存在的情况下,这个市场已经变得十分混乱,造成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巨大经济损失,

而且由于管理部门的监管不力,致使人们对股票市场的公平性产生了极大怀疑。而且这几年来,随着互联网在我国的迅速发展,人们能够很容易地通过互联网这一便利的渠道收集到很多关于股市和上市公司的信息,这就使得原来那种投资者和上市公司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各种违规行为或者是一些不加证实的谣言更加容易广泛传播。在这样一个获取信息成本越来越低的社会里,违规行为的广泛存在,而管理当局对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够,使得人们容易有充分的理由对这个市场的合理性产生怀疑。

(四)投机行为向投资行为的转化

近年来,随着股票市场的发展,人们的投资意识的提高,人们逐渐对股市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从而减少了以前的那种盲目投机性,逐渐从完全的投机行为向投资行为转换。在2000年的时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年平均换手率为492.87%,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年平均换手率为509.10%,这说明我国股票市场换手率偏高,人们更多考虑的是短期收益目标。从长期来看,作为一个理性的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中最主要考虑的应该是市盈率。市盈率的高低决定了长期的投资收益的多少,因此在市盈率过高的情况下,一个理性的投资者将会考虑将资金投入其他投资渠道,而不是进入股票市场。在200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市盈率为58.22,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市盈率为56.03,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年投资收益率还不足2%,比同期一年期存款利率还要低,而投资股票的风险却是远大于把钱存入银行的风险。正是由于人们逐渐认识到了这点,虽然我国调控部门一再降低利率,甚至是面对现在的实际负利率,居民储蓄不但不减反而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1]巴曙松,中国股市是体制缺陷的晴雨表[J].中国经济信息,2004,(2).

[2]王国刚,中国股市走势与经毒走势的异动机制撂折[D].财贸经济,2000,(1):4651.

经济关系论文范文第3篇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04年前十位贸易顺差来源地资料显示:2003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为586.1亿美元,而美国方面的统计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为1240亿美元。从两份不同的统计数据说明:2003年中美两国贸易顺差是误差600多亿美元,显然两国统计数字有很大出入。

1、中美贸易差额统剖析

中美两国统计数字差别如此之大主要有二个方面的原因:(1)、美国统计时将中国通过香港部分转口贸易重复计算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方面.(2)、美国贸易数据的收集过程存在很多问题。而中国由于_直有出口退税的政策,并实行严格的外汇管理,中国的进出口数字是比较准确的,而美国由于规定对几千美元小额的数据不纳入统计资料,因此,这一部分也造成无法统计进去。

1999年6月7日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报道说:“据美国商务部自己的估计,美国每年有10%的商品出口没有向该部报告,如果把所有的出口都计算在内,1998年美国的外贸逆差只有1010亿美元,而不是政府统计显示的1690亿美元的创记录水平”。

2、中美贸易逆差是什么原因造成

(1)、美国政府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政策,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美国总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中美贸易问题,197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直实行出口管制政策,美国不能以牺牲美国对安全的考虑而换取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但却转过身来对日益增长的中美贸易逆差感到不满,这其实对中国很不公平。

(2)、美国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是贸易差额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尽管对美国存在偏高贸易顺差,但这些贸易顺差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在中国的跨国公司,根据中国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进出口额中的56%是由外资企业实现的,中国正成为美国的跨国公司削减生产成本、增加利润的主要渠道之一。

(3)、美国的贸易统计报告并没有将跨国公司汇回美国国内的投资收益计算在内。根据中美商会及其在上海的姊妹商会9月26日联合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长达4年的调查期内,美国公司去年的盈利状况最佳。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中,有254家接受了这次调查,其中75%的公司实现盈利,并有10%的公司利润非常丰厚,还有44%的公司回答2002年收入大幅增长。另外,调查还出人意料地发现,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中国市场,美国公司2002年所获得的利润率居然高于他们在全球的利润率,而这些美国公司汇回美国国内的收益并未被统计在内。因此,如果包括这一部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基本不存在。

3、撩开美国对外贸易赤字的面纱

美国的进口大量来自本国公司在国外设立的生产线,换言之,美国跨国公司从海外子公司输入货物,现实的贸易许多都是公司与公司,而非国家与国家之单证贸易。据美国《巴隆氏》金融周刊数据显示:这类海外子公司1996年的销售额达2万亿美元,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占65%,其余35%则输往美国,而这35%在美国外贸统计时均被视为对美贸易逆差。

英国经济学家朱利叶斯就曾经对美国贸易收支统计中,如果加上其海外子公司在当地重复计算,那么,1986年美国的贸易收支就从1440亿美元的逆差变为570亿美元的盈余了。另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95年美国跨国公司子公司的销售额超过2.1亿美元,加上同年商品服务出口额7940亿美元,几乎达3万亿美元,而外国对美国出口及外国公司在美国的子公司的内部销售额合计为2.4万亿美元,今天的美国就不是世界最大的贸易逆差国,而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大贸易顺差国之一了。

美国向国外的出口额和美国跨国公司在国外市场上的销售,两者之和2002年达3万亿美元。同期,美国的进口额和外国跨国公司在美国市场上的销售,两者之和为2.4万亿美元,因而造成了美国对世界各国的贸易总盈余6000亿美元,这就是分析美国对外贸易赤字时所应全面把握问题的实质所在。

4、美国贸易赤字的真正原因

(1)20世纪70年代,因两次石油危机导致世界石油价格两次大幅上涨,加上来自日本及发展中国家强劲的经济竞争力和美元汇率之强势,这些都使得美国商品、劳务的贸易赤字在1987年达到1520亿美元的高峰。

(2)美国恶化的低储蓄率,美国必须从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建设资金,即融通资金以进行大量投资建设。但世界各国要能贷款给美国,它们必须通过国际贸易盈余(贸易顺差)来创汇,以积累资金供“美国需求”之用,即美国的贸易赤字反应了美国国内低储蓄率与高投资率之间的“缺口”及其解决办法,或者说,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是其为长期低储蓄率所付出的必要代价。

(3)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进口贸易中所扮演的“自己人”角色,即部分贸易赤字实际上是“商品回流”。

二、人民币汇率并非是美国制造业失业率增加的原因

1、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是全球化趋势

制造业是美国主要的物质生产部门。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制造业的比重不断下降,然而,比重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制造业产量的缩减,1997年制造业生产的产品大约为1960年的16倍,正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利用较少的劳动资源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成为可能。

调查研究发现,美国的制造业工人并非最大受害者,从1995年至2002年,美国大约削减了200万个制造业岗位,降幅为11%,但同期的巴西制造业人数减少了20%;日本减少了16%;中国减少了15%。制造业人数下降的原因在全世界都大同小异:科技进步和竞争压力使工厂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能够在减少工人数量的同时提高产量,虽然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许多,但全球的工业产值却增长了30%。

中国从1995年至2002年,制造业人数从9800万人降至8300万人,降幅达15%,超过美国的11%,这些都是客观统计数据。

因此,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是全球化趋势。

2、美国的一轮商业周期结束是失业率增高的又一重要原因

不断创造新的工作机会一直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最突出特色之一。90年代美国就业增长了16%,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5%,是工业化国家中就业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随着美国一轮经济周期的结束,情况发生了变化,2003年美国的失业率为6%,其它工业化国家如法国为9%;德国在10%以上;世界上经济最自由的香港地区的失业率也已超过8%,而发展中国家的显性失业率与隐性失业率之和就可能更高了。因此,各国政府都面临着不断创造就业机会以解决庞大的失业人口的严重问题。

3、9·11恐怖袭击也是造成美国制造业失业率增高的重要原因

9.11之后,美国的各个行业都受到了创伤,航空业无疑是受恐怖事件打击最严重的行业。美洲航空公司裁员和联合航空公司裁员2万人的消息则像瘟疫一样传染了整个航空业,一时间裁员风盛行。

仅在2000年第四季度,加州失业率就较一年前增加了14%,达到15.5万人。印第安纳、密苏里、宾夕法尼亚及威斯康星州的裁员人数紧随其后,分别达到了8.1万、6.4万、5万和4.6万人。

从行业来看,传统的制造业和高科技业是这次裁员潮的“重灾区”,这两个行业的工作在经济下滑冲击下成了名副其实的“玻璃饭碗”。按照美国劳工部的统计,2000年全年美国的裁员人数增加了17%,达到184万人,制造业就占全部裁员人数的42%。

因此,当前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的汇率机制,并不是影响美国制造业失业率增高的原因。把美国制造业失业率增高的原因,说成是因人民币汇率所造成的理由是极不公正和客观的,也是对国际社会极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及其对策建议

从中短期看,固定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不能改变

从长期看,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开放的经济、贸易大国,最佳的汇率制度应该选择浮动汇率制度,以动态变化的汇率来适应快速变化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的变化。但是,当前中国的国情仍然不能这么做。

其一,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由农村释放出来的多余劳动力就业问题是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矛盾之一。如果中国现在让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人民币升值的可能性最大,并且升值将导致中国产品出口价格大幅提高,中国产品将失去价格竞争力,中国不仅无法成为“世界工厂”,连目前取得的良好的制造业发展态势也将出现衰退制造业衰退的第一个直接影响就是失业率上升,很可能引发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

其二、美国是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大国,其GDP将近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全世界的货币除了美元之外,基本上都很容易被它国操纵或被国际炒家狙击,而美元却从未发生过,人民币固定钉住美元后,可使人民币汇率更趋稳定。

其三、美国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人民币钉住美元的稳定汇率政策有许多好处。如:有利于中国的进出口企业有效地避免汇率波动带来的汇率损益、准确地估计成本与收益、便于国际贸易结算、增强国际投资者的信心和吸引外资的流入等。因此,钉住美元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最容易理解也最透明,最容易进行成本核算。

经济关系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国际经济关系 CSSCI来源期刊 文献计量学 论文被引著作被引 机构分布 地区分布

中图分类号:F1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6-0081-06

引言

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涉及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两个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中国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在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出版了许多关于国际经济关系理论和问题方面的论著,相应地,中国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类期刊刊发的国际经济关系论文愈益增多。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本文借助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2000―2007年中国国际经济关系期刊论文的相关数据,主要包括论文收录和引用、关键词及其分布、发文期刊、发文学者和引用文献、学者所在机构和地区分布等数据,对新世纪以来中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一般特征做出初步分析和评价,并指出该领域研究存在的几个问题和发展趋势。

国际经济关系论文概况

本文所分析的国际经济关系论文,依照2000―2007年CSSCI来源期刊目录,选取303种重要和核心的政治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期刊,排除通俗读物、二次文献以及非中文文献期刊,并按照中国图书馆学科分类,在“世界经济”总目录下,通过关键词搜索,挑选出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方面的来源文献6127篇、引文文献33281篇。这是本文分析的出发点。

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我们检索的时期内,国际经济关系论文的发表和引用文献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呈现出一种缓慢下降的趋势。这表明,从事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队伍和成果逐渐减少,反映了该分支领域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不断下降,从而表明其他分支领域的研究不断发展的趋势。其二,引用文献的数量呈曲线波动,2001年后逐步下降,2005年和2006年却连续两年大幅上升,2007年又大幅下降,表明该领域研究状态并不稳定。在6137篇文章中,有引文的3986篇,无引文的只有2151篇,篇均引用文献5.42篇,大致接近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平均量。令人振奋的是,无引文的文章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从2000年到2007年,其绝对数字从492篇大幅减少到148篇,从而反映出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规范性和学术性不断加强。其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随着我国借鉴国外特别是美国方面的研究成果的增多,该领域的研究人员和成果不断与国际规范接轨,学术差距日益缩小;二是随着学科领域的建设和发展,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两个领域的人才培养(特别是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教育)的规范不断扩大,该领域的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研究成果质量和学术规范有所增强。

2000―2007年论文分类、引用文献语种和引用文献分类的统计,也说明了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如表2所示,在本文检索的6137篇文献中,研究论文为5369篇,占87.48%,综述、评论、传记、报告、译文等文章,仅占12.52%。众所周知,研究论文的原创性最强,学术价值最高,这表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成果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处于前列。

在表3给出的引用文献语种中,尽管引用的中文文献数量始终占据绝对领先地位,但所有引用的外文文献数量之和,却远远大于中文文献,特别重要的是,引用的英文文献数量始终接近中文文献,2005年和2006年甚至还超过了中文文献。这表明,第一,由于该研究领域的国际性质,外文文献的引用率始终很高,表明我国学者高度重视借鉴外国研究成果;第二,我国学者始终关注和立足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前沿,外文文献是他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第三,大多数学者使用的外文是英语,德文、法文、俄文和日文文献的引用率较低,而且处于波动之中,说明该领域的研究受到英语世界特别是美国的影响较大;最后,译文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引用对象。

在表4的引用文献分类上,图书引用13788篇次,居于首位,占41.42%,如果加上汇编文献、报告文献和法律文献,则占48.73%。此外,在大多数年份里,引用的图书文献均超过了引用的期刊论文;但在2005―2007年三年里,图书的引用却少于期刊论文。可能的趋势是,图书仍是重要的信息来源,但期刊论文的重要性不断增加。还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报纸文章在所有引用文献中的比例为5.83%,表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新颖性和前沿性。二是网络资源的引用率超过报纸文献,占总引用文献的6.38%,而且大体呈逐年大幅增加的趋势,说明网络成为研究人员获取信息的一个愈益重要的来源。三是学位论文以及汇编文献、报告文献和法律文献的引用率较低,学位论文仅引用62篇次,为0.18%,至少说明我国在该领域的新人才的研究成果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或缺乏应有的创新;汇编、报告和法律文献的引用为2431篇次,占引用文献总数的7.3%,表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不太重视实证研究和问题研究。

期刊学术影响力

学术期刊是学科发展和专业研究的重要平台,期刊对某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发文,说明了它们对该学科领域的重视程度,而期刊论文的引用,又表明该期刊这个学科领域的学术影响力。本文选取303种发表国际经济关系论文的期刊,从发文和引文分布两个方面来说明它们的学术影响力。

我国国际经济关系论文主要发表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期刊上,也有一些发表在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地理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期刊以及大学学报上。这表明,一方面,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人员所瞩目的,仍是本学科专业的重要和核心期刊,其研究成果也主要出现在这些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期刊上;另一方面,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密切相关,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是跨学科专业的。表5给出了2000―2007年期间国际经济关系发文超过60篇的22种期刊,其中,经济学和政治学期刊各10种,其他两种分别属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和社会科学总论。在经济学期刊中,8种为世界经济类,2种为经济总类;而10政治学期刊均为国际政治的重要和核心期刊。这22种期刊在该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的学术推动作用。

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主要表现在发文的被引次数。概括而言,期刊发文被引次数越多,说明它们对某学科领域的学术影响力越大。在本文检索

的303种期刊中,2000―2007年被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学者和研究论文引用10篇次以上的期刊有185种,超过总数的61%;被引用16篇次以上,即年平均被引率为2篇次的期刊,有130种,约占总数的43%;被引用40篇次以上的,即年平均被引率为5篇次的期刊,有45种,占总数14.85%。

在表6被引40篇次以上的45种期刊中,中文期刊30种,外文期刊15种,比例约为67:33;在被引率最高的前20种期刊中,中文有13种,外文为7种,比例为65:35。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外文期刊中,英文期刊有14种,俄文期刊1种;在14种英文期刊中,美国期刊10种,英国和荷兰各两种,表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受美国的影响很大。在这种15种外文期刊中,13种为经济学期刊,2种为国际政治期刊。第二,在表6的30种中文期刊中,经济学期刊13种,其中,世界经济专业期刊9种、一般经济学专业期刊4种,分别为《经济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经济学动态》和《中国工业经济》;国际政治类期刊11种;社会科学总论和其他类型期刊6种,如《中国社会科学》、《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和《改革》等。第三,表6中的大多数中文期刊,无论世界经济类还是国际政治类,大多数的主办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下属研究所以及国家各部委,其中,最著名的世界经济类专业期刊有《世界经济》、《国际经济评论》和《国际贸易》等,较有影响的国际政治类专业期刊包括《世界经济与政治》、《拉丁美洲研究》、《当代亚太》和《现代国际关系》,社会科学总论类期刊的代表则是《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等。这表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期刊及其学术影响,是以北京为中心的。

经济关系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财务管理理论;财务基本理论;财务理论创新

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我国财务理论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三个阶段。即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财务管理理论;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的财务管理理论;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财务管理理论。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又确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十年来,我国财务理论研究有了显著的进展:引进西方先进财务理论成效显著;系统的财务理论论著相继问世;财务理论创新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一时期过去研究过的一些老的论题有了新的见解,同时又开辟了许多新的领域,提出许多新观点。本文择其要者作一概述。

一、财务本质问题

1992年以前,主要有四种观点:(1)资金运动论、资金关系论;(2)价值运动论、价值关系论;(3)货币关系论、货币资金运动论;(4)分配关系论。这些观点的持有者在20世纪90年代大都有进一步的阐述。近年来提出的新观点主要有:

1.本金投入收益论。郭复初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即已形成此观点,见于所著教材,90年代后期明确提出。他认为,财务活动包括筹资、投资、耗费、收入和分配,经济组织进行的本金筹集、投资、耗费(成本)三项可概括为本金的投入;收入与分配两项可概括为本金的收益,整个财务活动由本金的投入和收益两大方面构成。财务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本金的投入与收益活动,并形成特定的经济关系。

2.财权流论。伍中信(1998)从现代产权理论人手,从财权角度论述了现代财务的本质。他认为财务管理不是简单的对资金运动的管理,而是借助于资金运动的管理实现产权管理,是“价值”与“权利”的结合。不管是资金运动还是本金运动都只是一种价值的运动。如果说,“价值”是从财务活动的现象中或从“物质流”中抽象出来的带本质的东西,那么,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某种支配这一价值的“权力”则是隐藏在“价值”背后的更为抽象,更为实在地带支配能力的本质力量。现代企业财务本质可表述为财权流。

以上新老观点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财务的特征,有助于提高人们对财务的认识。笔者认为,财务本质反映财务的最一般的特征,反映财务与其他事物的根本区别和内在联系,体现人们对它的规律性的认识。它是研究财务问题的出发点,必须着力加以探讨,不可回避。至于说意见纷纭一时难以趋同,这在许多学科中都是存在的。现在各种观点已有不少互相吻合之处,我们是可以找到某些基本共同点的。

二、财务职能问题

这个问题历来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进行充分的探讨。尽管提出来的说法很多,但都未展开论述。过去主要论点有:(1)六职能说:筹集资金,垫支资金,增殖价值,实现价值,分配价值,财务监督。(2)五职能说:财务计划,财务组织,财务指挥,财务协调,财务控制。(3)四职能说:计划,组织,领导,控制。近期提出的主要有:

1.四职能说:筹资,调节,分配,财务监督(郭复初,1997)。

2.三职能说:组织,调节,监督(王庆成、郭复初,2000)。

3.二职能说:资源分配(包括筹资、调节、投资、分配等具体职能),财务监督(伍中信,1998)。

笔者认为,这一问题要紧紧把握财务职能是财务本身固有功能这一特征,说明其在一定环境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功效。为此,要把财务职能同财务管理内容,如筹资、投资、分配等区别开来;要把财务职能同财务管理环节(方法),如计划、控制等区别开来。以上大部分表述中都基于财务本质而列有财务组织、财务监督等,沿着这一思路来考虑可能是比较适当的。

三、财务管理目标问题

理财目标问题在20世纪90年表了很多论著,提出了众多观点,是继财务本质之后讨论得最热烈的一个问题。其有代表性的观点是:(1)经济效益最大化;(2)利润最大化;(3)权益资本利润率最大化;(4)股东财富(股票价格)最大化;(5)企业价值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观点目前在一些论著中占显著地位,同时,分别坚持前三种观点的学者依然不在少数。90年代后期新提出了以下两个论点:

1.企业价值最大化同股东财富最大化并不是一回事。长时期来,中外许多财务学者对这两者不作区分,有的甚至强调两者完全相同,这在许多教材、专著中都有反映。荆新等(2000)的论文分析了两者的内涵,说明在质上并不相同,举例表明在相同条件下两者计算的结果会有较大差异,说明在数值上也不一定是相等的。这就澄清了长期困扰人们的一个疑点。

2.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张兆国等(1999)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物质资本的地位将相对下降,知识资本的地位则相对上升,企业不再仅仅归属于股东,而且归属于相关利益主体,如债权人、经营者、员工、顾客等。李心合(2000)指出,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有不同的财务利益要求,企业理财要兼顾和均衡各利益相关者的财务利益要求。

有的学者指出,财务管理目标是企业理财活动希望实现的结果,是评价企业理财活动是否合理的基本标准。笔者认为,既然这样,理财目标的研究,就既要能为企业理财指出明确的方向,又要有可操作性(可以计量,可以追溯,可以控制)。这就是在理财目标问题上形成“现实的不理想,理想的不现实”两难局面的关键所在。企业价值最大化、相关者利益最大化都有道理,但是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指标来衡量和评价却还是个问题。当然,一种理论提出来不可能企求它立即解决所有的实践问题,但需要不断为此而努力。

四、财务管理地位问题

我国企业和企业主管部门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财务管理中心论”,受到人们广泛重视。1995年冶金工业部刘淇部长指出,应当把财务管理放到企业管理的中心地位上来。财务管理中心地位不是人的主观意志确定的,它是企业追求效益的宗旨决定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要求,是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要求。同年,财政部张佑才副部长在全国工交企业工作会议上强调,财务管理是企业一切管理活动的基础,也是企业管理的中心环节。抓好了财务管理,就是牵住了企业管理活动的“牛鼻子”,抓管理也就抓到实处了。在全国企业管理工作会议上,当时的副总理吴邦国充分肯定了这个提法,说这是现阶段管理工作的方针。有些学者指出,法人财产权的核心是企业的财权,产权主体的实质是财务主体,企业经营者首先是一个财务管理者。有的则指出,财务管理中心论既讲了财务的地位问题,更讲了企业管理的突破口问题。它是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以计划管理、生产管理为中心而言的,所以说,这是管理意识、管理方针的一个转变。

对此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人为地拔高财务管理的地位,会误导企业的全面经营管理工作的开展;在特定企业、特定时期,提出以某项管理为中心是完全可以的,但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模式。笔者认为,提出以财务管理为中心,并不是要以财务管理部门或财务人员为中心,也不是指某个时期的中心工作,而是在探究抓管理从何入手的问题;并不涉及管理与生产孰轻孰重问题,而是就各种管理工作之间的配合而言的。现在有的学者提出企业管理以财务管理为导向的表述,意思基本相同,也许更易于为人们理解。

五、宏观财务和国家财务问题

早在1983年,黄菊波就提出要把财务管理和经济核算提高到宏观、微观结合上研究,主张国家要对企业进行有效的财务调节和控制。他的论述对后来宏观财务研究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李敬辉(1994)认为宏观财务管理是一种宏观调控行为,是以国家财政部门为主体对企业财务活动进行的调节和控制。其对象是财务活动,即企业资金运动的全过程以及所体现的财务关系。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国民经济核算就具有这种宏观调控的性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部门管理企业财务活动应以间接为主,一般不直接作用于企业,而是通过制度来约束企业,通过制定覆盖全社会所有企业的财务会计制度制约和调节企业财务行为,使企业面向市场,公平竞争。

陈毓圭(1992)则认为,宏观财务是以国家为主体、国有经营资金运动为内容的,国家与企业之间的价值关系。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实现一般的政权职能以外,还担负所有者组织社会再生产的职能,因而社会主义国家财政除了服务于政权需要外,还担负组织公有资金和安排社会再生产的任务。这种看法的特点是认为这种宏观财务是社会主义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财务问题是郭复初于1986年首先提出来的,随后在1991年、1993年分别通过论文、专著加以论述。他认为,国家财务是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对国有资产生产经营单位所进行的本金投入与取得收益的经济活动及其所形成的经济关系。国家作为资产所有者在资本市场上筹措资金和通过产权市场优化资产结构就形成了财务活动;它也是国家双重身份和两权分离的产物。他还认为国有经济的财务活动具有三个层次,即国家财务、部门财务和企业财务。他强调指出,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财政统管国有经济财务,国家财务活动并未独立出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财务活动必然从原有的财政活动中独立出来,成为独立的经济活动。

持不同意见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是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把国家同国有企业一样都看成是运用和经营国有资金的主体,这种双主体理论是难以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既然具有双重职能,国家财政也就具有双重性,那么国家作为资产所有者对国有资本金的管理,应属于国家财政的范畴,不属于财务的范畴。

六、资本、基金分流问题

郭复初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这一问题。他认为,国民经济中的资金可分为资本和基金。资本是各类经济组织与个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而垫支的资金,包括国家财务资金、企业财务资金和“家庭财务资金”。基金是指国家行政组织与非企业化事业单位为实现其职能而筹集和运用的专项资金,包括财政资金、银行资金、社会保险资金、社会保障资金、社会事业资金。资本的物质内容是各种生产要素,资本运动是循环周转式的,其所形成的经济关系是产权关系和收益分配关系;基金的物质内容是各种社会消费品,基金运动是收支式的,其所形成的经济关系不是产权关系,而是对一部分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关系。他指出,资本投入收益活动及其所形成的经济关系属于财务范畴,而基金收支活动及其所形成的经济关系,不属于财务,应属于财政、社会保障、社会事业等范畴。通常所说的“行政事业财务”应称为“行政事业财政”。

把资金从其来源角度划分为资本和基金是有道理的,这样可区别这两类资金管理的思路(目标、原则、方法等)。但是,基金管理的主体仍然是社会基层单位,而不是国家;把行政事业财务划入财政范畴,则财务和财政这两门学科的划分原则是什么需作通盘考虑。

七、所有者财务、经营者财务和财务经理财务问题

干胜道(1995)首先提出所有者财务问题,同时相应提出经营者财务的概念,随后出版了相应的专著。1997年,汤谷良等进一步阐述了这个问题。有关作者指出,法人财产概念的提出,使原有集所有者、经营者、财务经理职能于一身的财务管理体制,发展成为所有者、经营者、财务经营人员分工协作的财务管理体制,所有者财务由出资人进行,以确保资本安全和资本增值为目标,着重于决定经营方针与投资筹划,它是一种监控机制,不是决策机制。经营者财务由董事长、总经理进行,以公司经营效益最大为目标,着重于财务决策和财务协调,经营者有独立进行财务活动的自。财务经理财务(财务经营人员财务)由财务经理、财务主管人员进行,以现金性收益最大为目标,着重于日常财务管理的计划、控制,较多精力用于流动资金管理,对长期筹资、投资过问较少,是操作性财务管理。

西方教材往往认为,企业财务管理就是财务经理的财务管理。上述企业财务分层管理理论的提出,是对过去狭义的财务经理财务的一个突破,既继承和弘扬了我国传统财务管理中的行之有效的经验,又建立于现代企业产权理论,体现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者与经营者的受托责任关系。这一理论的提出,是我国财务学者的一个创造,对完善我国公司财务治理结构、构建我国财务管理理论体系都有重要的意义。

八、商品经营、货币经营和资本经营问题

我国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资本经营问题。随后我国一些财务学者根据有关企业的经验指出,现代企业经营财务在内容上应该包括商品经营财务、货币经营财务和资本经营财务。商品经营是商品、劳务的生产经营活动。货币经营是企业在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上进行证券、外汇等的经营活动。资本经营是资本所有者或其机构,以资本保值增值为目的,以价值形态经营为特征,通过资产的流动、重组和优化配置,对企业资产(资本)进行的综合经营,以促进资本的快速集聚和集中。资本经营主要有兼并收购、无偿划拨、参股联合、转让出售、债权转股权、委托经营、租赁、分立等形式。经营者理财的重点是商品经营和资本经营,货币经营主要由财务经理完成。商品经营始终是企业经营运作的基本内容,也是企业货币经营、资本经营的基础。货币经营是商品经营的补充,也是权衡商品经营和资本经营的尺度。企业不应放松本身的商品经营而主攻货币经营。资本经营是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和阶段所采取的一种战略措施,是现代企业的有效运作方式,但它也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实施时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对风险要严加防范。

我国财务理论界和实务界提出资本经营问题适应了产权制度变革和资源配置方式调整的需要,为企业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和途径,也拓宽了财务理论研究的视野和领域。

九、财务管理理论结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一些财务学者开始比较系统地研究财务管理的理论结构(理论体系)问题。一般认为,财务管理理论包括基本理论和应用理论两大部分。就财务管理基本理论而言,目前主要有以下观点:(1)财务管理内容、财务管理原则、财务管理方法;(2)本金理论、对象理论、职能理论、假设理论;(3)本质理论、假设理论、目标理论、要素理论、程序和方法理论;(4)本质理论、主体理论、目标理论、价值理论、效率理论、责任理论、机制理论、评价理论。至于财务理论的研究起点,则有以下几种观点:(1)本质起点论(含资本起点论、本金起点论);(2)假设起点论;(3)目标起点论;(4)环境起点论;(5)产权结构起点论。

目前有关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论著不少,但认识上差别还很大,而且尚未形成较好的体系。笔者认为,当前需研究如何循着一定的标准探讨上述两个问题:(1)财务管理基本理论究竟包括哪几项。列入基本理论的必须是在学科中起核心作用的理论,不应是应用性、方法性的理论;必须是财务的范畴,不能是外在的范畴;必须是有严密逻辑关系的,不能是随意排列的。(2)财务理论研究起点究竟以哪种观点为宜。作为财务理论结构的研究起点,必须具有内生性,应该是财务活动的内在要素,不能是财务活动本体以外的事物;应该是客观存在于财务活动之中的,不能是人们主观确定的要求;应该是财务理论的原始出发点,不能是其他理论要素所派生的。此外,起点理论是列为基本理论的龙头,还是列在基本理论和应用理论之外,亦有明确的必要。

财务管理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下的财务管理学更是为期很短,我们面临的任务很重,要走的路还很长。但是,我国财务理论建设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许多老一辈的财务学者尚在努力耕耘,壮心不已,一支优秀的中青年财务学者队伍已经形成,更是人才辈出,奋发有为。只要我们坚持不懈,锲而不舍,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建立堪与西方发达国家媲美的我国财务管理学的愿望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实现!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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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华。出资者财务论。会计研究,5

王斌。现代流转论:财务经理的财务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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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雄胜。2000.财务基本理论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经济关系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中国史;农村;村落共同体

在关乎人类生存的问题中,最重大的事情是什么?那应该就是以食、衣、住为首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了。人类以一己之力是不能生产那些东西的,只有与他人结成一定的关系,才有实现的可能。在这样的各种生产关系中,基本生产关系的样式决定了那个社会的特质,并据此区别这一社会与其他社会。这里就产生出区分时代的问题。

不言而喻,宋元社会是农业社会,上述的生活资料全都是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人类集团从事这些生产的最小单位是家庭,而其上的单位,就是在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村落”的概念。姑且不论汉代的“里共同体”,至少在魏晋以降,“村落”的叫法已经可以普遍见到。这样的“村落”,对整个社会以至家庭的生产与再生产活动,总不会一点意义都没有罢。一般所谓的“村落共同体”果真没有实际存在过?抑或对社会的再生产承担过固有的作用呢? 沿着这样的思路,农村史对于思考宋元社会乃至整个中国前近代社会的特点,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下将循着前人学说的轨迹,对宋元时代的农村史,尤其是关于村落共同体的问题,试作一个考察。

一 围绕宋元社会历史特点的学说史反思

这里,我们试将战后关于区分宋元乃至明清时代的论争分为三期,以期把握其问题所在。

第一期 围绕地主与佃户关系的论战时期(战后至50年代)

最先不遗余力揭明宋元时代地主佃户制的是周藤吉之。①他指出,中国的庄园,从汉代直到唐代,是别业的意思,唐末以降至宋代,“庄”才指田园的含义。庄园的所有者,从汉代到唐代中期,是宫廷与贵族,唐代中期以后到五代则是节度使与武人。然而,唐代均田制崩溃以后,由于均田农民的分化,其上层农民拥有庄园的情况也已出现。他们接受节度使的保护而成为官僚,入宋以后,则作为官户、形势户而成为庄园的所有者。宋代的庄园,有土地集中与土地分散在各地的两种形式,前者之中有囊括数村的情况。然而,没有不纳赋税的特权,唯有官僚的庄园可以免除劳役。庄园内部设有管理者,是由地主从佃户中指定的。耕种者在唐末是奴仆与庄客,庄客也近乎于奴隶。虽然在宋代,奴仆耕作并不是重要的成分,佃户的耕作已成为主导性的,但他们之中近乎奴隶的占大多数。宋代的庄客一般称为佃户,也叫做客户、佃客、租户、地客、火客、隶农。他们从他乡移来,向地主递上租契,租借土地、住房、耕牛、农具等,缴纳五到六成的租课与附加租,还被役使做各种杂役。地主与佃户的法律地位有主仆之分与上下之分,在刑法上有两个等级的差别,佃户连婚姻也受到干涉。在佃户逃亡的情况下,在淮南,便以契约为后盾迫使其返回;即便在四川,在法律上也没有迁徙的自由。尽管江南在北宋中期佃户就开始可以自由迁移,而荆湖北路等地禁止地主拘束佃户的法令也已经问世,但习惯上佃户还都不能迁转。从全国范围看,南宋初期禁止佃户迁移的一般法也开始确立。而在湖北、四川的佃户中,叫做“随田佃客”而与土地一起被买卖的现象也是很多的。租课以实物缴纳为主,其中有分成租与定额租,此外还有货币地租,或将实物折成价款的形式。如上所述,佃户缴纳沉重的租税,还清借贷粮食的高利贷,过着困苦不堪的生活。因而南宋以后,政府虽然也向地主下令在凶年减轻租课,但效果不大。因此,南宋末年以降,佃户就不向地主缴纳租课,掀起了所谓“顽佃抗租”的活动。更有甚者,在官田上,官户形势户请佃以后,再令种户耕作的双重承佃关系已经出现;在民田上,也有出现佃户包佃制的地方,即确立了佃户种户的双重承佃关系。然而,这种状况无论如何是不太多的。宫崎市定以田主—业主—种户的三重关系来把握佃户的双重承佃关系,针对这一论点,周藤则认为应该以官府—田主—种户或者业主—佃主—种户的三重关系来加以把握,否定了宫崎所说的中间经营者的存在。佃仆是唐代奴仆的子孙,他们虽然是仆,却像佃户那样离开主人家独立居住缴纳租课的,而地客也叫做“仆”。更何况在宋代庄园里,也有雇佣者(人力、女使),他们也被叫做“仆”,与奴仆共同耕作着主人家的直接经营地,而当时直接经营地是不太多的。正因如此,周藤认为,宋代佃户在经济上、人格身份上都是强烈依附于地主的,属于奴隶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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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藤吉之:《宋代的佃户制——与奴隶耕作关联的问题》,《历史学研究》(日)第143号,1948年;《中国庄园的特质》,《历史教育》第2卷第6号,1954年。《宋代四川的佃户制——对最近研究的解读》,《唐宋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年版。

如要举出周藤所说的问题点,一般认为有三点。第一,宋代地主的大土地所有采取庄园这一形式,这点正如宫崎市定所指出的那样,宋代在商品经济相对发展的条件下,土地所有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分散的、零碎的状态,难道还能说有庄园制存在吗?第二,周藤虽然强调佃户的奴隶属性,但为什么从中会兴起顽佃抗租运动,佃户的租佃权是如何形成的,其内在必然性却并不令人了然。第三,他虽然指出禁止佃户迁移的一般法在南宋初期已经制定,但仍缺乏相应的史料依据。虽然残留以上那样的问题,一般认为,基于史料的严密实证,其在其他论点上大体是正确的,即佃户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人格人身上,都受到地主的支配,超强制地依附于地主。这样的结论,应该说是值得首肯的。

富崎市定①指出:“中国的庄园性土地经营,汉代业已成型,盛于南朝而延续至唐。自曹魏开始,土地国有政策形成屯田—课田—均田系列,应该视为出自国家者的庄园经营,其兴起迟于私家庄园,却先于私家庄园而崩坏。从唐末开始到五代宋初,中世的私家庄园也趋于没落。历来的史家往往都取均田崩溃庄园代兴的见解,我则颇不以为然。宋代以后兴起的大土地所有,毋宁应该称之为近世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方式。”(注2《历史教育》论文48页)唐代三百年间,使课田法下隶属农民的课户个人所有权大为高涨,课户虽有成为自由民的,但其中也有自由民没落而成为强有力者之佃户的,他们继续保有自由民的地位,成为缔结契约关系的佃户。与此同时,在作为占田直接象征的贵族庄园里,部曲、官户、杂户等农奴从事耕作,而部曲就是佃客、庄客、庄户、役客、田客等等的法律用语。尽管在唐代,贵族的庄园作为官人永业田而受到认可,但庄园渐次在子孙之间瓜分,分割为小面积的单位。这里,作为皇帝、贵族私有地的庄园制开始崩坏,而转变为宋代以降的近世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方式。再者,关于宋代佃户迁移的自由与否,佃户向地主递交租契(合同文书),若有逃移情状,将视为不法行为而被遣回,因为说到底这是违反契约的,而不能说成是佃户迁移的不自由。之所以必须考虑到这点,就因为这是地主大土地所有的形态。如果是集中的大土地所有,通过土地,在与劳动农民之间容易产生封建的主从关系。而在分散的大土地所有的情况下,依靠土地约束农民而使其隶属,这样的事情显得相当困难。前一土地所有形态,出现在土地有余而劳动力缺乏的宽乡。在这里,就能看到中世的契约关系:佃户如欲移往土地条件更好的地方,就以中世惯例为借口将其遣返。周藤所举的佃户迁移不自由的例子,就是在这种场合。第二种狭乡的场合,就是土地少而劳动力富裕的地方。只要考察史料,就会认识到,由于佃户租赁的土地是分散的、零碎的,因而特地要从不止一个地主那里租借土地,其间并不构成封建的主从关系,而是纯粹的经济关系。这里,佃户彼此之间就兴起了土地的争夺,地主趁人之危,利用这类佃户的弱点,残酷役使他们,这并非法制上的权力,而是资本主义的威力。而且,宋代佃户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分化,佃户中出现了叫做业主的中间经营者,正如田主—业主—佃户(种户)那样,出现了资本与经营的分离。再者,田主的土地所有,为了目前的利益,向着利润率最大化的投资而倾其土地所有。这样,地主与佃户的关系就是纯经济的、资本主义的契约关系,佃户也不过是自由民身份的契约当事人而已。然而,他们生活贫困,不得不从地主那里借钱贷米,从而依附于地主。与此相对照,佃户一旦向地主抗租而发起反抗,政府就站在地主一边加以弹压。佃户这种实际上地位的下降,就那样被法制化,到了南宋,甚至附加刑法上的差别。

倘若要举出以上论述的疑问点,大概有以下几点。第一,宋代佃户是与地主结成对等契约关系的自由民,并以此作为近世资本主义的内容,但与此相反,宫崎又确认南宋佃户对地主的依附化倾向。倘然如此,宋代以后的近世资本主义说本身岂非不能成立吗?第二,浙江等地的地方志里,颇有佃户之名记录于学田簿籍,周藤将此解释为佃户与土地共同买卖让度的结果;而宫崎则与其相对立,认为其中有只借一亩不到的佃户,他们还向其他地主租借土地,这里并不构成封建的主从关系。然而,一个佃户从不止一个地主那里租赁土地的史料,不仅至今尚未发现,而在《元典章》卷42《刑部四·诸杀一》“杀奴婢娼佃”中却有这样的记载:“今江浙之弊,贫民甚多,皆是依托主户售雇或佃地作客过日,即非客户,买致驱奴。亡宋已前,主户生杀,视佃户不若草芥。自归附以来,少革前弊。”由此看来,佃户对地主的依附性不容否认,一般认为,这对周藤的论点是有利的;这样一来,宫崎的主张基本上就不能成立了。那么,宫崎的观点是否应予全面否定呢?似也未必。尤其是他指出,对地主佃户制的理解,有必要考虑宋代商业经济的繁荣。一般认为,这对周藤的论点完全是深中肯柴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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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教育时报社1950年版;《宋代以后的土地所有形态》,《东洋史研究》第12卷第2号,1952年,《中国史上二的庄园》,《历史教育》第2卷第6号,1954年。

仁井田?的学说①,以周藤的论点为基础,而又与其有着相互补充的关系。他认为,从8世纪到10世纪这一时期,是中国史上古代与中世的分界期。古代的生产关系,基于右姓大族的大土地所有,是实行奴隶生产的。奴隶与未充分奴隶化的佃客置身于奴隶制生产的框架内发挥着作用。中世是封建社会,即农奴制社会。中世初期,新型大地主阶层与新官僚阶层取代了右姓大族,成为统治势力的中心。社会生产就是在这种地主与农奴(即佃户)的关系中进行的。他引用周藤的论点,说明其实际的形态。而后对中国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作如下的论述。欧洲的封建主义,连同日本的封建主义,都不过是封建制度的一种类型,而中国的情况则是又一种类型。联系三者共同然而根本的基础,就是来自地主对农民的支配。中国的中世可以宋元与明清分为前期与后期,其主要依据就是“名分”,地主与佃户的关系,从前期的“主仆之分”向后期的“长幼之序”发展,在明清已有所谓“良田不若良佃”的说法。因一田两主制的出现而导致佃户的成熟,封建制也因而被克服。

仁井田氏还全面批判了宫崎的论点,这里只举出其中最重要的对“资本主义”与“契约”说的批判。首先,对富崎的宋代资本主义说,他指出,那种资本是称作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前期资本,宫崎只以商品流通、货币流通作为问题,因而立足于这样的资本主义概念来侈谈资本主义是错误的。第二,关于“契约”,针对宫崎“地主趁人之危,利用这类佃户的弱点,残酷役使他们,这并非法制上的权力,而是资本主义的威力,而这也正是近世的特征”的说法,他批判说,首先“并非法制上的权力”,正是不法行为即加害行为;至于“资本主义的威力”这种说法,这一事实正显示了并不存在可以约束地主意志的客观标准(契约),这里彻底暴露的正是中世地主在身份制中的为所欲为。一般认为,仁井田氏对宫崎学说的这种批评,大体是恰当的。尤其是他指出欧洲、日本、中国的封建制度(封建主义)是由共同的基础构成的,是一个重要的指示。

柳田节子试图谋求周藤与宫崎对立论点的统一。②她概括了周藤主张的宋代佃户奴隶化的依附性即身份的隶属性,或谓之落后性,宫崎所提出的自由性即纯粹的经济关系,或谓之先进性,进而认为:“尝试从地域差别加以审视的话。也就不能理解以上两种见解何以非得两者取一。”而后,她指出:先进的两浙是狭乡,呈现的是土地所有的分散化,细碎化与耕作者的分散性,在那里,佃户恐怕也从其他地主那租赁土地,而且在土地所有者转手的过程中继续耕种同一块土地,而在佃也构成佃户一方拒绝纳租的原因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若从佃户身份的依附性方面去把握。就难以理解了;而作为经济的关系,宫崎的学说正与这种先进区域相吻合。而在荆湖、四川的边境地区,却与周藤的理论相契合,在那里,佃户同奴隶一样,不能与土地分离,而被作为买卖、典入的对象,也被役使从事家内的徭役劳动等等,具有家内奴隶的性质,在人格上、身份上,世代相袭地强烈依附于地主。在这种地方,与先进地区的抗租成为对照,农民的反抗也采取均产起义这种古代的反抗方式。

柳田这一论述,对至今处于完全对立而不相兼容关系中的周藤“落后说”与宫崎“先进说”,试图给以统一的把握,具有划时期的作用。然而,却还遗留下如下问题。那就是,如其指出宫崎说适合先进地区,周藤说适合边境地区一样,这种统一最终是将两种类型并列,却没有能抓住两者的关系。这样,如果在当时社会里具有规定性意义的东西就是先进的话,其结果就是柳田似乎借助于宫崎说来把握宋代的。同时,虽说发达地区先进,边境地区落后,但正如前述《元典章》记事所揭示的那样,发达地带的佃户具有先进的进步性同时,或许也应指出其看似先进中的落后性;而边境地带(后进地带)的佃户具有后进的落后性同时,或许也应指出其看似后进中的进步性。那么,今后应该致力的方向何在呢?那就是对这种显现出落后性与进步性的佃户,探究其具体的存在形态、实体与本质,在此基础上,应该在与先进、后进的地域差别的相互联系中,去把握宋代社会的总体结构。

柳田在次年进一步,提出以下问题。③作为唐代均田农民分化的两种途径,第一条途径是逃亡农民离开本贯成为客户,在乡村中作为佃户而被组合起来;第二条途径是均田农民就原样不动地作为土地所有者,而直接受到国家的掌控。第一条途径就是地主与佃户的关系;第二条就是国家以自耕农为主体,通过户等制控制地主等土地所有者的途径。柳田继续主张,这两者是以“非重叠”的形态而并存着的,并认为第一种地主、佃户关系是规定这时代的主要因素。然而,其间却缺乏任何证明,只将第一、第二两条途径不论述其相互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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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仁井田?:《中国社会的“封建”与封建制度》,《东洋文化》第5号,1951年;《中国的农奴、雇佣者的法律身份的形成与变质》,《封建制与资本制——野村博士还历纪念论文集》,1956年。

②柳田节子:《宋代土地所有制所呈现的两种类型:先进地区与边境地区》,《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29册,1963年。

③柳田节子:《论宋代中央集权下文臣官僚统治的确立》,《历史学研究》(日)第288号,1964年。

联而并列起来,同时将第一条途径认为是基本的。正如此前以“两种类型”所作的批评一样,这里所果用的还是颖情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柳田虽以第一条为基本的途径,却因场合不同,而以第二条途径为主要的方式。这样,就具有游移不定的危险性,而事实上,在其后的论文中,这种担心成为了现实。①但无论如何。在历来的研究中,只将地主佃户关系作为问题,而由于田中正俊②与柳田,才率先提出国家与自耕农的问题。可以说,这点是有重要意义的。这样,争论就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期 围绕国家与编民关系的论战时期(60年代)

率先挑起这一论争的是重田德。③他认为,直到清代地丁银的确立,中国社会始终是对个人实行人身支配的一君万民式的社会,即古代奴隶制社会。这在唐代租庸调制里体现得最为典型,这是君主以天下万民承担徭役、丁税为其根本,对全体人民逐个实行人身控制的制度。这一本质,在分化为地主、自耕农和佃户以后,由唐宋以来的两税法,以及明代的一条鞭法所延续,经过清代地丁银废弃了丁税,实现了土地税的一体化,才告终结。也就是说,到地丁银确立以前,佃户也要负担丁税,直到这一时期为止,都是古代。这一地丁银制的确立,意味着乡绅地主对以佃户为主体,也包括自耕农在内,实现了领域性的支配,中国封建社会至此可以视为确立。田中正俊的理论,④继续将这一论点的基础作为国家土地所有,把直到明清都视为“奴隶制的亚细亚形态”,一般认为,其主要内容与重田的大致相同。

对这一理论的总结性批判,我想最后归结为国家编民关系论,并试图提出一点质疑。重田虽然把租庸调以来到地丁银视为基于丁税负担的、具体到每个人的人身依附,但说是地丁银,也是国家的税制。确实,在那里,丁税是被废止了,佃户与国家之间虽没有了直接的关系,但也可以认为,国家通过地主仍对佃户实施了控制,因此地丁银依然是皇帝与地主(包括佃户)、自耕农的关系。如果将从唐代到地丁银确立作为奴隶制,地丁银确立以后,或许可以将地主(包括佃户)与自耕农视为国家的农奴与隶农。应该说,这样的考虑是顺理成章的,而重田与田中的理论在逻辑上就有了破绽。

小山正明的论点,⑤与重田的论述大致相同。他认为,唐代国家针对一般农民的体制,宋代以后也能看到,直到清代地丁银,地主对佃户及自耕农的关系,即封建制始告确立。这在从宋至明的两税法与役法的场合,是以户等制为媒介实施的,并未确立对耕田的课税,这要到清代的地丁银才变为直接向耕田课以税赋。在宋代,佃户(客户)是以依附于地主(主户)而受到控制的,奴婢、雇工、佃户、自耕农隶属于地主的名下,前两者为奴隶是毋庸赘言的,与佃户一样,“自耕农”也必须在地主的属下佃作、借钱与赊米,他们作为小农经营尚未确立,仍不稳定,还不能独立进行再生产,而是地主的奴隶。地主大土地所有者建立在这样不稳定的小农经济之上,由于其自身剥削基础的不稳固,再加上面对佃户、自耕农反抗的不稳定性,就需要一个有向心力的专制权力形态,这一权力形态就是通过科举而确立起来的官僚制。然而,其后因明末清初以降生产力的发展,佃户、自耕农等确立了小农经营,独立的再生产已成为可能,这时,以地丁银颁行为契机,农奴制也即封建制得以确立。关于地丁银以后地主的封建统治,一般认为,与重田的乡绅论大体相同。

倘若要指出小山的问题症结,第一,关于小农经营尚未确立就是奴隶论,我已另有拙稿予以批评。⑥第二,他虽然将地丁银以前视为由皇帝支配万民(地主、自耕农、佃户等等)的体制,但另一方面,却确认地主对农民(自耕农、佃户、奴婢、雇工)的奴隶制统治。然而,一般认为,他在这两种支配关系中,并没有证明前者是基本的关系。第三,与此相关联,地主阶层将基础置于不稳定的小农阶层之上,因其剥削基础的不稳固,而要求集权国家,倘真如此,由于集权国家自身的不稳定,应该还要求其他什么东西。其最终似乎是天或神,因为这天或神也是不稳定的,就必须还要求些什么,这样追问下去也就永远没有穷尽。可以说,这正显示了逻辑自身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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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柳田节子在《宋代地主制与公共权力》(《东洋文化》第55号,1975年)里,以地主佃户关系为基点,而在《宋代的官田与形势户》(《学习院大学文学部研究年报》第26号,1979年)中,她却反而只强调国家对地主的支配,以国家与编民关系作为发言的基点。

②详见鹤见尚弘:《关于明代的畸零户》,《东洋学报》第47卷3号,1964年。

③重田德:《在一条鞭法与地丁银之间》,《人文研究》18卷第3分册,1967年;《清朝统治农民的历史特点——地丁银确立所涵有的意义》,仁井田?博士追悼论文集《前近代亚洲的法与社会》第1卷,劲草书房1967年;《地丁银的确立与农民》,《中国史研究》5号,1968年。

④田中正俊:《中国的变革与封建制研究课题》及《经济史大辞典》中的“中国”条;田中正俊等《中国现代史》,山川出版社1984年版。

⑤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特别以江南三角洲地带为中心》,《史学杂志》第66编第12号,1957年及第67编第1号,1958年;《亚洲的封建制——中国封建制问题》,历史学研究会编《现代历史学的成果与课题》(二),青木书店1974年版;《宋代以后国家对农民的支配》,历史学研究会编《历史上民族的形成》,青木书店1975年版。

⑥丹乔二:《关于从宋到清佃户、奴婢与雇佣工人的法律身份》,《松村润先生古稀纪念清代史论丛》,汲古书院1994年版。

岛居一康的立论,①在其论文的“结语”里有简洁的叙述。“在隋唐确立的所谓‘后期均田制’下,…均田小农的小经营一般已达到自立的阶段,唐朝因向两税体制转换,其税役收夺的基础移置到自立小农经营的主户阶层上来,将未能自立的那部分作为客户,与此相互补充而加以控制。主客户制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户等制的控制,作为直接控制小农的体制,在唐末五代宋初完备确立起来,而使宋朝专制统治得以成立。与这一过程相平行,包含着通过地主阶层对客户劳动力的经营也在进行。而国家的官田经营以客户对策为基本方针而逐步展开,由于客户的主户化即小农经营自立的契机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宋代地主经营的主要劳动力,就不能不求诸于下等主户阶层中佃户化的那一部分。宋朝的集权统治体制在其本质上是统治从事小规模独立经营的农民(即主户)的国家机构。宋代的地主佃户制是以国家与主户阶层之间的夺取税收关系为基轴的,并作为从属于此的生产关系而展开的。”(着重点为岛居原有)

换言之,岛居在国家与小规模独立经营的农民(即主户)的关系中探究宋代的基本构造,将其视为国家农奴制。如要举出其问题点的话,第一,根据中村哲②与渡边信一郎③的研究,虽将唐代以前的均田农民等作为未自立的土地占有奴隶。将宋代的主户阶层作为自立的农奴,但前者的“占有”与后者的“事实上所有”的区别并不明确,这点是向来受到指责的。而且,岛居是将“事实上所有”作为“私人所有”。然而,私人所有者似乎绝对不能说是奴隶之类。西方的封建领主也是私人所有者,支配着农奴这种土地持有者。这一情况,与中国私有土地所有者的地主支配土地持有者的客户(佃户),完全是相同的结构。第二,所谓主户是自立的,客户是未自立的,这也是问题。正如主户拥有“经营与家计”一样,客户也有“经营与家计”,以小规模经营而自立。作为均田农民与客户未自立的理由,岛居重视劳动过程乃至再生产结构中国家的作用,然而,譬如生产手段的贷给,这些正是小规模经营得以自立才有其可能。第三,关于官田的理解方法。至今为止,这点也是国家编民关系论者在国家土地所有论上共同遇到的问题。问题在于,有的地方不能把握官田与民田的区别。岛居也指出,官田是可以买卖的,而地主、自耕农的民田也可以买卖,而且耕种官田与地主民田的无不都是佃户(客户)。倘若如此,官田就是皇帝的私人土地所有,民田就是地主与自耕农的私有土地,并不能笼统将两者都视为国家的土地私有。岛居虽然也认为,关于宋代的官田,有一个将其给与客户而使其主户化的过程。但正如在《宋史·食货志》里,国家的赋税分为(一)公田之赋、(二)民田之赋、(三)城郭之赋、(四)丁口之赋、(五)杂变之赋,率先列举的是公田(即官田)之赋,而且秦汉以来直至清代是一以贯之的。这一事实表明,官田的设置决不是一时的或有过程的,作为皇帝的财产,它具有确定不移的意义。

为了更明确弄清以上问题,我想通过平田清明所引证罗贝尔(Robert)编纂的《简明辞典》,④来反思“所有权”的问题。从事实层面处理所有权问题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并不是用原来的德语,而是用外来语Produktion来表示生产这一用语的。14世纪以来,在拉丁语系世界里,Produkfion就作为法律用语与行政用语而被使用,其涵义是“人提出的文书或文件”以及“提出这些文书文件的行为与相关的法律手续”,直到现在,这还是这个词的第一个意思。也就是说,所有法律确认的文书及其提出的行为是“生产”的原意。其后,16世纪以来,这一词汇被加上“艺术上或精神上作品”的意义,具有了表达把人类各种力量的出现作为结果的涵义,同时也转为“自然自身造成的行为及其所产生的”意思,即含有“生殖”、“创造”这样的意味。17世纪末年以来,这一词汇开始表示人类的经济活动及其产出,并且有了“以土地或企业进行生产的行为”、“由农业与工业所创造的财富”的含义。然而,即便其时,其法律行政意义的原意,即获得(领有)这种基于法律诸关系原义的意思,还是保留了下来。也就是说,Produktion在作为生产即“产业”的创造(或制造)及其所产出的同时,继续保存着作为法律诸关系原义的获得(占有)这一意义。

质言之,各种所有关系就是“各种生产关系的法律的表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因此,从这里就能推出,地主佃户制就意味基于地主的私人土地所有,国家编民关系就是国家土地所有。宋代土地买卖与转让是完全自由的,由此似可认为,这是以私人土地所有制(即地主佃户自耕农制)为基础的社会。也许会有反问,买卖与转让未必就是私人所有的标志。然而,即便在私人所有最发达的近代社会,它们也成为私人所有的直接表现。

在以上这样的思路下,不能不认为,第一期的地主佃户关系论是正确的,而第二期的国家编民关系论则是错误的。那么,第二期的各种研究是否全无意义呢?并非如此。这些论述把专制权力与自耕农的问题纳入了视野,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因而从以上第一、二期的回顾,就能导出这样的结论性问题:“作为中国封建关系的地主佃户制,何以要以那样强大的专制权力与广泛的自耕农存在为其必然前提?”到70年代,因思考这一问题,“共同体”论开始登场,就此进入了论争的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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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岛居一康:《宋朝专制统治的基础及其构造——以地主佃户制的展开与小农经营的关联为中心》,《为了新历史学》第143号,1976年。

②中村哲:《奴隶制与农奴制的理论》,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版。

③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社会论》,青木书店1986年版。

④平田清明:《注释<资本>》,第36、37页,日本评论社1980年版。

第三期 以共同体论为中心,试图统一地主佃户关系论(第一期)与国家编民关系论(第二期)的时期(70年代至现在)

这一时期的学说史已在前述拙稿里有过论述,这里且限于就本文的论点,做简单的涉及。

柳田节子认为,①宋代的村落形成了地缘性的村落共同体,由此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在村落水利设施的修筑中,一般认为,不仅上户(地主)与佃户,下户(自耕农)也是参加的。不过,这样的提示一与先前所论的地主佃户关系和国家自耕农关系相关联的话,还有一点尚不明确。柳田在有的场合以地主佃户关系为基础,也使用中世的专制这种词语;而在其他场合,也有以国家与自耕农关系为基础的发言,难以说是成功把握了两者的统一。高桥芳郎②在滨岛敦俊的田头制理论上,进一步展开论述,认为在宋代并不存在共同体。关于社会构成,尽管总觉得他是以国家编民关系作为基本关系的,但由于他并不清晰地明言,因而对其不便做更多的评论。

除此之外,试图在与乡共同体的关联上把握专制权力问题的,则有佐竹靖彦的宏论。佐竹的著作,③规模宏大,识见高明,是近年来罕见的力作。如欲作最简洁叙述,其研究成果是这样的。正如大泽正昭所说,佐竹是把唐宋变革作为“中世”封建制前期向“近世”封建制后期的移行加以把握的。小规模经营从中世大范围经营中得以确立,他是以小规模经营为基础的个别经营、地域社会、全国社会的相互关系,与重叠的再生产结构和地域结构的视角,去把握宋朝中央集权国家与地方分权之间关系的。如果以其捕捉四川社会变形的第四部分第四章论文来归纳这点的话,他认为,大范围大土地所有之下小农经营的自立,与农民层面村落共同体的形成,其中农民的阶层分化(豪强的出现),与土豪、豪强统治向公私领域的发展,在这里都应考虑到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问题。然而,他认为,共同体的各种关系,即包括肥料、燃料等在内的各村落体制,并不仅仅在村落内部实现的,还包括市场关系等,是在乡的层面上展开的,因而也可以称作乡共同体。

不避误解之嫌,若欲归纳佐竹高妙理论的话,大概如上所述。但在此,我还想提出二、三个问题。第一,构成其理论主干的是“小规模经营的自立”,但无论实证,还是理论,都还未十分明确。第二,就是土豪、豪强的领域性统治,究竟显示了怎样的内容?倘若他将其考虑成欧洲中世、日本幕藩体制下的领域性统治那样的东西,那或许还是个问题。第三,如从与本文的关系来说,在共同体问题上,一是在“中世”的大土地经营下,共同体是否存在;二是宋代的“村落”共同体,不正是并非由农民层面相互间的关系,而是包括地主、自耕农、佃户在内的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各种关系构成的吗?最后,尽管将“近世”共同体不是从村落共同体,而是从乡共同体层面上去探求,但乡共同体的实证几乎尚未完成。

经济关系论文范文第7篇

经济法的定义作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被束之高阁,对我国法学、经济学的理论研究,相关专业的教学,立法与司法工作,以及全体公民的普法学习和对外学术交流均形成很大障碍,是我国学术界的一大憾事。笔者认为:经过20年的改革实践和经历剧变、东南亚金融风暴、科索沃战争后的中国学术理论界正在形成较为独立的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这为法学界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奠定了基础。经济法理论工作者,只要大胆解放思想,拓展思路,是有条件解决这一基础性问题的。现笔者将自己近期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分析归纳如下。

一、经济法是一种现代法制思想

纵观历史,法律始终以维持一种社会秩序为基本职能。每一种社会秩序都以一种基本权利为基础而建立。有史以来,关于秩序基础的基本权利观念,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即“君权至上”和“民权至上”。在“君权至上”的观念中,社会秩序的基础是一元性的君权,所谓“普天之下,皆为王土”,就是指一切权利归于君王,法律以维护一元性君权为最高价值目标。对其我们称之为君权本位观。这种法治观念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以前的各个时期均居主导地位,整个法学也表现为以刑为主,“刑”、“法”不分的大刑法体制。

在“民权至上”的法制观念中,权利主体是多元的,作为社会秩序基础的基本权利归属于每一个生而平等的个人。法律以保障个人的权利为最高价值目标。从“英国1627年的《权利请愿书》”、“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4],直至20 世纪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均体现出这一价值追求。在这种观念指引下,确认与维护个人实体权利的民法应运而生,而且成为一国法律体系中最重要的法律部门,如《法国民法典》。整个法学表现为以民法为中心的大民法体制。

不过,早期的民法学者过于强调个人权利的绝对性,认为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如果说,个人的利益应该向公共的利益让步,那就是荒谬背理之论”。[5]他们认为绝对地保障个人权利, 可以实现法的最高价值,并由此确立了民法的“人身自由,契约自由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6]的基本原则。对其我们称之为个人本位观。

但是,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民法学者始料不及的情况。在自由的旗帜下,出现了自由的毁灭,垄断经济破坏了自由竞争的基本条件。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和契约自由的法律原则,同时遇到挑战。经济学的国家干预主义和法学的社会本位论相伴登上政治舞台。一批为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而修正契约自由原则的法案随之诞生。如1890年美国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919年德国的《煤炭经济法》等。为了统一说明和研究这些为追求社会整体经济利益而“修正契约自由原则”[7] 的“社会化立法”,[8]德国学者莱特首先使用了经济法一词。随后, 世界各国法律学者越来越多地借用这一词汇去概括那些利用国家权力干预限制经济活动的法律。与此同时,为了社会整体利益,可以对个人自由予以限制,对私有财产权予以约束的观念,也就是所谓的社会本位观,逐渐为法学界普遍接受,并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各国不仅通过新的立法对原有法制体系进行补充和改善,而且对原有法律本身进行了社会化修正,其重点均集中在经济领域,如一向被认为属民法学核心的物权法也出现了“法律本位社会化”,“法律性质公法化趋势”。[9]

随着经济领域中社会化立法倾向的逐渐扩大,人们发现,用“经济法”这个词去概括经济领域中的社会化立法实体是十分困难的。因为经济领域中的实体法早已有民法、商法等,体现社会化原则的一些修正条款很难将其从原有的法律中肢解出来,另立门户,即使是依据社会化观念新制定的单行法案,如反垄断法,反倾销法等,也很难归纳为一类而冠以“经济法”的大名。“经济法”观念所倡导的为社会整体利益而对经济生活准则予以重新规范的大任,靠这些单行法案很难担当,所以有学者将这些单行法案概括为“经济统制法”[10].经济是一个联系密切的整体。观念更新后,调整经济关系的所有法律部门都随之更新,而不是简单的添加。作为一个时代观念的经济法,如果要落实为一个法律部门,那就只能冠名在修正后的民商法及新补充的“经济统制法”的总体之上。也就是说,民商法应当更名为经济法。但是,在民法的名称及其所包含的个人本位观均根深蒂固的西方,渐进式的改变可以,彻底地改头换面却不可能。尽管仍有许多学者坚持不懈地努力研究,提出了“经济组织法说”、“企业管理法说”、“经济统治法说”[11]等诸多论点,企图在原有法律体系中,不破而立,划出一点范围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使之成为与民商法并列的独立部门,但都因难以与民商法合理区分而得不到公认。经济法一词的含义变得越来越模糊。

笔者认为:根据“经济法”一词在中外的实际使用中的情况来看,其含义是指用社会本位观念建立的调整经济关系的实体法。但是在西方法学中,调整经济关系的民商法早已有之,且形成十分牢固的传统观念,重新构架或另立门户均是困难的,只能在原有体系中进行修订和补充。所以,“经济法”一词,比较统一的含义是指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法律社会本位观念。在西方,它可以渗

透在各个法律部门中,但并未能形成一个法律部门。

二、经济法可作为一个法律部门

西方法学以追求公民个人权利起源,建立了以推崇私有财产神圣,个人自由,契约自由等原则的个人本位论为基础的法律体制,对人类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这种根深蒂固的个人本位观也对西方法学的发展产生某些不利影响。如前所述,“经济法”这一代表新时代法制意识的概念,很难在大民法体系中找到恰当位置,无奈地成为一个无枝可依的悬浮着的思想观念。但是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我们应当落实经济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的地位,使其成为我国法律体系的中心部门。理由有以下两点:

1.我国具备重新构建现代法律体系的条件。我国浓厚的封建传统文化,曾顽强地抵制了西方文化(包括法律文化)的传入,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些方面的功过是非,另当别论。但是在更新法制思想、重新构建法制体系的时候,也有一定的优势,即传统观念的阻力较小。传统的西方民法观念,除在30年代成长起来的法学学者思想中影响较深外,对其他人员影响力不大,或说对其他学说不具备绝对的排斥性。广大公民和青年法学学者的法律意识建立于改革开放后的20年,对外学习的也是当代“社会化”(或曰经济法化)了的西方法学,容易接受新的法律观念,我们应当充分地利用这一优势。

2.我国与经济法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经济法”一词的源头在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为社会主义社会规划的“法制蓝本”里。虽然摩莱里将经济法与分配法相提并论,与现代法学使用的含义有所不同,但也表明了经济法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法制蓝本”中最重要的法律部门[12].另外,西方近百年的理论研究,未给“经济法”找到定位, 而原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在1964年就颁布了《经济法典》,[13]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这也说明社会主义社会较容易接纳经济法的价值观。再次,西方法学家也认为,经济法所包含的“社会本位立场”与“社会主义有关”,[14]西方法学也在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所以,我们更有理由大胆摆脱旧的西方法律体系的影响,重新构建我国社会主义的法制体系。

三、我国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应涵盖民法、商法等

专业名词的定义应当尽量与普通名词的一般含义贴近,以便于广泛传播。在我国,经济法、民法、商法等词汇几乎是同时为人们所熟知。对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包括法学专家来说,这些词汇都是崭新的,不存在根深蒂固的含义。我们有条件依据普通的语言逻辑去定义,除非遇有不可排除的特定含义。20年过去了,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人们的法律意识大大提高,却仍然弄不清什么是“经济法”。虽然有一个比较符合普通逻辑的概念已深入人心,即经济法是“规定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相互关系的法律的通称”。[15]但许多专家认为那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与西方法学的概念不接轨,对西方已定型的法律部门有破坏作用。专家们力求使中国的概念与西方的概念完全接轨。力求在不破坏民商法旧有疆域与地位的前提下,划定经济法的调整范围,使其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但西方的概念本身是混乱的,由于历史及其他原因,西方法学已不可能归纳出符合普通语言逻辑的经济法定义。然而,国内的许多学者却仍企图用西方的观念,解决西方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些学者们认为:经济法只能与民法并列,调整一部分经济关系,不能调整全部经济关系。但是究竟调整哪一部分,却众说不一,难成定论,完全重蹈了西方的覆辙。于是,有学者提出了模糊概念论,交叉关系论,又有学者采用暂时搁置疑问的方法,称经济法是“调整一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16]但是,又有专家说:“在经济法的定义中,使用:‘一定条件下’、‘纵向’、‘横向’等含混的概念,是不符合定义规则的,是不可取的”。[17]于是,经济法一词在我国学术界便成了一个鸡肋。与学术界情形相反,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包括非专业理论研究的法律界人士中,经济法一词的含义简单明确,非常容易理解,经济法是“规定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相互关系的法律的通称”。笔者从1986年起开始在大学讲授经济法,并广泛地从事法律实务,却一直为这个问题困挠。按照经济法只“调整一定经济关系”的思维方式,笔者也曾尝试在保持民商法调整范围的前提下,在经济领域中抽象出一些特定的经济关系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使其成为与民商法并列的“独立法律部门”,[18]但在讲学和实践中,仍然发现有逻辑上的矛盾,不得不怀疑,这种思维定式是不是可行?是不是西方法学的部门划分方案决不可改?为什么摩莱里敢改?为什么捷克斯洛伐克人敢改?笔者认为:中国学者应当有勇气创建自己的法学理论和法律体系,如果外国人的学说很别拗,不符合逻辑,则我们更应该在学习中重新构建,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根据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法制建设历史,我国人民的思维模式与文化习惯,笔者认为:我国经济法,应当作为一个与宪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并列的基本法律部门,其定义可以概括为: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发生的各类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法为适合不同的需求,可以进一步做二级划分:如依市场经济活动的环节不同,可分为:主体法、行为法、宏观监控法、社会保障法等;依据行为主体类型的不同,可分为:民法、商法、劳动法、经济管理法等;根据调整范围或关系性质不同,可分为,计划法、财政法、金融法、工业法、农业法,……环境保护法等。

综上所述,在我国法学理论中,经济法一词的定义应有两个,一是指现代法学上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社会本位观念。二是指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以经济法为中心部门进行构建,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传播社会主义的法律观念,促进全体公民对法律的学习、理

解和掌握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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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严传东。新经济法概论[m]。法律出版社,1997。

经济关系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经济法、社会法、干预

经济法与社会法的界域划分问题是近几年来经济法学界与社会法学界探讨较甚的一个问题。在经济法学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经济法是社会法法域下的一个法部门现象;[①]而在社会法学界,有学者从社会法视角对经济法之本质与存在进行了检视,此以董保华先生为代表,他在其著作《社会法原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和论文《论经济法的国家观-从社会法的视角探索经济法的理论问题》(《法律科学》2003年第2期)中以其社会法的视野阐述了他所理解的经济法观点。在这种阐述过程中,我们惊讶地发现董先生对李昌麒教授的经济法观点“需要国家干预论”产生了许多重大的误解,与此相适应,他所提出的有关社会法的立论也是建立在对经济法理论的误读的基础上的。我们是赞成学术批评乃至批判的,因为真理总是愈辩愈明的,但是我们又认为,学术批评应当建立在对被批评者的观点的真正的理解基础之上的,如果离开了被批评者的观点的原意,这种批评往往达不到有的放矢的目的,反而还会引起一些学术混乱。因此我们在讨论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的时候,也有必要对董保华先生的批评作出相应的回应,无非是为了更好地开展讨论。

一、社会法学者对经济法的误读

董保华先生的研究成果中,对经济法的误读倾向极为浓烈,其基本分析立场是国家干预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基础。对于这种误读,我们觉得有必要从理论上加以廓清。董保华先生的误读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将经济法的控权观误读为滥权观

董保华先生指出:现代行政法的本质是控权法,而现有经济法理论所总结的经济法既不是也无须是控权法,经济法理论对作为经济法主体的行政机关制定经济政策的行为进行控制是荒谬的;经济法将其调整对象概括为“国家需要干预的社会经济关系”,是为了给政府一个随心所欲的空间;他进而总结出经济法存在着理论危害,这种危害性表现为要让政府权力摆脱控制,使经济法脱离行政法。[1]

董保华先生的上述论点是对经济法理论研究中所明确提出的“国家有限理性假设”与“控权观”视而不见的情况所作出的误读结论。

事实上,“需要国家干预说”经济法理论是建构在以下两个基本立论的基础之上的:(1)国家的有限理性假设。“需要国家干预说”对经济法的哲学认识论基础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传统经济法理论是以对政府的完全的理性假设为立论基础的。完全理性假设认为,人的理性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由此导致传统经济法认为,由一批具备完全理性的人类精英所组成的政府是可以无所不能的,而这个无所不能的政府又是有能力左右社会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而主张国家应当全面干预经济。于是,传统经济法呈现出强烈的扩权趋势。而现代经济法理论是以对政府的有限理性假设为前提的。有限理性认为个人理性在认识社会生活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从而认为,人是不可能完全洞察并精确计算社会发展的各种变数的。这一方面表明政府不可能是无所不能的,因而不应当全面干预经济;另一方面也表明,即使是一个“好政府”,也会出现某种失灵。而“需要国家干预说”正是基于对政府失灵的普遍性的考虑而提出来的。[2] 承认有限理性就意味着认同国家不可能完全代替市场并成为资源配制的主宰性力量,也就是说国家的干预是适度的干预,[3] 政府的权力应当被控制,而并非像董保华所描述的是一种滥权观。(2)经济法是一种控权观。对于国家权力的认识,经济法理论从来没有认为国家权力应当不受限制,相反早就认识到国家权力可以从促进、破坏或者阻碍三个方面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需要国家干预说”认为国家权力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促进和破坏经济发展的“二重性”。国家权力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通常是在国家权力的行使符合客观经济规律或者有利于调动作为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人的积极性的时候才发生的,反之,则对经济的发展起阻碍或者破坏作用。[4] 另外基于有限理性的假设,“需要国家干预说”早就指出了政府失灵也是一个普遍现象,如决策失误、运行效率低下、提供信息不完全等失灵现象,从而认为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在调整社会关系时必须体现“政府干预”和“干预政府”的辩证统一。[5] 该说在批判了那种人们在谈论经济法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的形式时,更多的是着眼于“政府如何干预”,而很少论及“怎样干预政府”的倾向,同时还指出了我国现行的涉及政府干预经济的立法也存在着这种倾向,进而认为“政府干预”与“干预政府”是我国经济法必须正确处理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偏向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影响经济法应当具备的功能的全面发挥。“[6]

(二)将经济法的“需要国家干预说”的“有限干预观”和“适度干预观”误读为“全面干预观”和“随意干预观”

董保华先生认为“需要国家干预说”在于模糊政府责任,没有科学性可言,并认为“需要国家干预说”为了给这种理论找到根据,不惜将一部人类发展史描绘成一部国家干预史。[7] 在董保华看来,“需要”两字是用来故意模糊干预的范围和条件的,以便为全面干预和随意干预找到理由。并且董保华先生还认为现今的经济法理论是以国家为本位的,强调国家可以对经济生活随意干预。[8]

董保华先生的上述论点是对“需要国家干预说”的科学性的严重歪曲,表现在对“需要”两字的任意解释和对“需要国家干预说”的“有限干预观”与“适度干预观”的曲解。

⑴对“需要”所蕴涵的合理性的曲解。董保华先生认为“需要国家干预说”所言的“需要”反映出了经济法干预的随意性。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董保华先生对“需要”一词的过分简单和肤浅的认识。在我们看来,人类发展的历史从根本上来说是人们对需要的不断提高和满足的历史。“需要”从表面上看是模糊的,但实质上它是确定的,事实上,“ 国家需要干预说”中的“需要”二字正是基于对市场经济规律的尊重和对政府能力并非全能的客观认识所作出的科学界定。正如有学者评论的那样,“需要国家干预说”的特殊价值就在于:第一,有准确的切入点导入干预(市场缺陷理论)并运用了“需要”两字加以配合,这就使得该论十分得体;第二,由于市场缺陷出现的逐步性、阶段性、市场缺陷的相对性以及不同性质的市场缺陷的存在,导致在不同时期市场对国家干预的需求在质和量上有差异;第三,由于干预成本、干预能力及经济法的功能局限等因素,使干预的范围不可能一成不变,而“需要干预”的概念则能反映出经济关系的动态发展及干预环境的复杂性,有助于我们动态地把握市场和国家的职能边界,最终达到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和谐。具体而言,“需要国家干预说”又从三方面界定了国家干预的范围:其一,市场失灵的范围就是国家干预的范围,市场失灵决定了国家运作的空间范围;其二,并不是所有的市场失灵都可由国家干预,当干预成本过高或干预能力过弱时,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范围就要受到限制;其三,与法治手段相比,道德也有克服市场失灵的优势,在一定范围内,法治不能替代道德。[9]

⑵对有限、适度干预观的曲解。“需要国家干预说”认为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对经济的一种介入状态,在不同体制下应当有不同的表现: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全面的,它近乎于排斥经济民主的“经济专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干预是一种有限干预。[10] 同时“需要国家干预说”还认为适度干预是指国家在经济自主和国家统制的边界条件或者临界点上所作的一种介入状态,是体现经济法本质特征的原则。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一方面表明国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对经济生活进行过多的干预;另一方面也表明国家不能完全放弃对经济生活的适度干预。这里所指的适度,既包括干预范围的适度,又包括干预手段的适度。衡量干预是否适度的根本标准是要看这种干预是促进还是阻碍经济的发展。[11] 可见“需要国家干预说”绝非如董保华先生所认为的是全面干预和随意干预,相反“需要国家干预说”认为经济法的干预只能是有限的和适度的。

这里我们似乎觉得董保华先生并未了解“需要国家干预论”的全部论据,甚至极不严肃地“篡改”了(当然我们并不希望是篡改,而是笔误)李昌麒教授关于对国家运用经济法形式干预经济的五个阶段的概括。李教授在其《论经济法干预经济的历史》一文中,将经济法干预经济的历史概括为原始干预阶段、消极干预阶段、全面干预阶段和混合干预阶段等五个阶段,然而在董保华先生的《社会法原论》中,“混合干预”被“笔误”为“全面干预”。这一“笔误”非同小可,读过李教授上述文章知道其观点的读者也就罢了,未曾读过上述文章的读者还真以为李昌麒是一个极其顽固的“全面干预论”者。

如果我们全面了解了“需要国家干预论”所持的立论基础,我们就会发现,该论是有其科学性的,正如有学者所评价的那样:“需要国家干预说”内含均衡干预、有效干预、预者对干预者进行干预、经济民主、经济法权威的理念,可以克服“单纯干预论”的不足,并有助于确定国家干预范围,建立国家和市场的良性关系;有助于及时进行制度变迁,克服政府惯;有助于促进中国的政府体制改革和有助于改变国家完全理性之假设。[12]

(三)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观误读为国家本位观

董保华先生认为:经济法是虚置的“社会本位”,实质上是“国家本位”;经济法所遵循的本位思想,是一种不受限制的国家本位观;经济法理论归根结底是要给国家以更大的“自由裁量权”;经济法学是以维护所谓的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使国家(政府)摆脱社会的监督,通过“暗渡陈仓”的方式,使“国家本位”与“管制经济”联手。[13] 这些论点无疑也是对经济法社会本位观的一种误读。

首先,从经济法理论的基本分析立场而言,“需要国家干预论”所认为的法律部门的本位思想是指体现在这个法律部门中的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立场,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部门的本位思想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国家本位”,这是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行政法的本位思想;二是“个体本位”,这是以当事人利益为主导的民法的本位思想;三是“社会本位”,这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经济法的本位思想。[14] 董保华先生在论述中引用了“需要国家干预说”理论中的一句话:“就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言,有时很难找出它们的区别,因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从根本上来讲是一致的。”据此就批评“需要国家干预说”所称的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一致的,社会本位实质上就是国家本位。如果我们把与这句话紧接的前一句话和后几句话完整地引用出来,大家就会清楚地看到董先生是怎样的断章取义。这一句话的前句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三个既有密切联系,又有严格区别的不同范畴,它们彼此相辅相成,但又不能相互代替。”[15] 后句是:“但是,它们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在有的情况下,如果从国家利益出发,就会妨碍社会公共利益。比如扩大积累、增加货币发行、加重赋税等,可能暂时对国家有利,但是,却对社会公共利益有损。”[16] 这表明“需要国家干预说”的社会本位与国家本位是有区别的,其所主张的社会公共利益不局限于国家与个体,而是强调公共与整体,强调利益分享机会的公众性。

在这里我们还不得不指出,董保华先生实际上是机械的认为社会利益是绝对独立于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事实上,利益的划分只能是相对的,不同的利益可能相互沟通和转化,甚至同一种主张可以以不同的名义提出,庞德早就指出了“国家利益包括国家作为法人的利益以及国家作为社会利益捍卫者的利益两个部分,”[17] 谁也无法否定政府在大多数时候是在提供社会利益,同时它所提供的社会利益又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所以如果客观和辨证地看待问题,我们就应当承认利益独立的相对性,相对独立的利益范畴并不影响作为法学研究的范式,相反在此基础上建构的法部门理论就会少几分霸气而多几分科学性。

其次,如前引文中所表明的那样,董保华先生对“管制经济”是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的。我们不知道他是从何种意义上谈管制经济的,如果说管制经济是指把所有的经济都纳入管制的范围,那么对这种管制我们也是持反对态度的。然而管制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概念,在这里我们觉得至关重要的是要对“管制”本身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对于管制究竟是什么,经济学界和法学界都有一些界定。与管制相对应的英文为“Regulation”,对此有的将其译为“规制”,有的将其译为“管制”,这两种译法如果从语言学和文体学上去考察,它们并无多大差异。《布莱克法律大辞典》将管制解释为某种规则或限制所支配的控制或过程,或者由行政机构或地方政府颁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则或命令。这大体上揭示了管制的内涵。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应当一般地去反对管制。管制是一个内容比较广泛的概念,包括政治管制、经济管制、社会管制等,但是人们通常是把管制一词使用在公用事业上,称为公用事业管制。董保华先生反对经济法与管制联手,而在我们看来,公用事业管制恰恰是经济法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围绕着公用事业管制,曾经出现了各种学说,比较典型的有公共利益说、自然垄断说、管制俘获理论说、管制经济说、公共选择说、新制度经济学等。综观这些学说,它们都不是一般地反对管制,它们都在力图构建一种社会控制机制,所不同的仅仅在于管制的价值取向、管制的方式以及管制的范围。考察管制的发展历史,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管制绝非万能,管制也绝非有害。现在各国所追求的并不是取消管制,而是改革和完善管制,其基本目标是通过管制寻求一种利益平衡。现在我们姑且不说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因过度管制而造成的对经济的阻碍以及因适度管制而产生的经济奇迹,而只说911事件之后各国政府对管制的态度的变化。资料显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仅美国空军应航管机构的要求出动战机为可疑民航飞机警戒护航的费用就高达3.78亿美元;[②]美国安然 公司、世通公司财务造假丑闻出现之后,美国政府为防止金融欺诈行为采取了若干加强管制的措施;美加大停电之后,在美国国内掀起了电力管制利弊之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指责大停电的重要原因是电力行业解除管制而造成电网的不稳定。[③]就我国目前而言,面临着美日等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仍然保持了对人民币汇率的管制。以上旨在表明,根据“需要”进行某种管制是必要的,或者说,经济法与管制是必须联手的。

二、经济法与社会法的殊别

当下学界对于经济法与社会法关系的认识非常混乱,主要表现为对社会法与经济法的关系认识上,两者是包容关系,还是等同关系,或是差别关系,存在着各不相同的看法。我们认为经济法与社会法是同属于第三法域下的两个并行的法部门,二者是有区别的。

(一)经济法与社会法存在着经济性与社会性的区别

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经济法调整的范围是需要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经济性是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的特征。而“在社会法理论和实践相对发达的德国,一般理论认为,社会法的产生是福利国家推行的政策,保护社会中处于弱者地位的社会主体的结果。”[18] 我国有学者将社会法的调整范围归纳为:社会保障关系、弱势权益保护关系、公益事业举办社会关系和教育权利保障社会关系,并明确指出这种新质社会关系不能由经济法来调整。[19] 虽然对于社会法的界定和调整范围还有待深入的研究,但我们基本认同此种观点。我们认为经济法与社会法的特征是不同的,前者具有经济性,而后者具有社会性。

1、经济法的经济性

经济性是经济法的一个基本特征与显著特征。经济法的经济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调整对象的经济性。经济法直接作用于市场经济,直接调整经济领域中的经济关系。被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商品、资本、价格、货币等多重要素的集合体与交互体,经济法的调整在于将这些生产要素在政府与私人间、国家与市场间以权利义务的关系形式配置得合理与和谐、公平与有效。

(2)法益目标的经济性。经济法的法益目标在于促进经济快速、公平、安全的发展。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方面,经济法一方面从制度补给上排除市场障碍,界定财产经营收益的归属和成本的分配,合理分配企业的增量利益分配权及相应的企业控制权,保障竞争机制的功能主导性;另一方面又从制度能动上直接诱导经济增长,发挥政府在资源与信息上的能力优势,通过将宏观调控政策置换为法律而发挥功效。在促进经济公平发展方面,经济法一方面注重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通过经济法制手段尽可能消弥地区之间自然资源分布不均衡及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现象,达到地区发展公平目的;另一方面,注重控制由于个人自利性的极度膨胀和竞争者的实力差异而给竞争机制带来的损害,通过竞争法来保护竞争公平。在促进经济安全发展方面,经济法着眼于整体经济秩序的协调,通过对市场准入控制、竞争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保护,适度限制市场机制的消极作用,从国家的视角建立一种成本较低的监控与保护机制,维护市场的基本秩序与交易安全。同时经济法建立的宏观调控法律机制,通过对经济增长、经济调节、经济管制的法律补给作用,合理配置与市场适当的国家经济资源,营造符合国家整体安全的宏观环境。

(3)运行机制的经济性。经济法是克服市场失灵而对经济进行干预之法,经济法的运行仍然是为了使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而在市场机制中,最核心的又是竞争机制与企业机制。

-竞争机制。竞争是一种比较法则与选优机制,使竞争发挥功效的核心因素是需求与价格。需求意味着商业机会,意味着生产目的。在一次性竞争机会面前,竞争机会的垂青机率应倾向于机会实力与机会能力强的竞争者,在这样的前提下完成的竞争可以称之为正当的商业行动。但也可以通过实力与能力外的一些手段,如商业行贿、巨奖销售、欺诈宣传等,改变竞争机会的安排,使本该正当的商业行动转为不正当的商业行动。而价格则是竞争的基本评价尺度,它通过生产成本反映可获利润的比率。在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条件下的价格竞争可以称之为正当的商业行动。但基于价格竞争的正当商业行动是可以改变的,一些竞争者利用供求关系中经营者与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状态,用假冒伪劣、谎称降价、虚假宣传等方式,一方面弥补生产成本比较的劣势,另一方面谋求与其他竞争者同样的对消费者的信息均势或信息优势。法律行动于竞争的作用目的在于使竞争机制能够发挥其固有的机制张力,使一切商业行动归于正当性目的之要求。而经济法则具备对因需求与价格等因素所致的不正当商业活动的纠错能力。

-企业机制。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其核心机制的替换在于市场经济以企业机制取代了自然经济的家庭机制,使生产真正成为一个社会化的概念。企业地位愈凸显,企业的社会化功能则愈强,经济效率也愈高。因此企业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市场对企业的拉动,另一方面现代企业与国家的关系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显得更加密切,企业的活动维度如贸易与投资要受到国家的节制,企业的活动成本如税收利润要受到国家的调节,企业的活动激励如政策支持则要取决于国家意志,企业不再是私人行动的区域,而是市场与国家共同作用的合成。以企业促进法、企业振兴法等形式表现出来的企业政策法最适合于为经济法所涵括,经济法从政策角度促进企业的发展是它的法律追求。

-竞争机制与企业机制协同运行。竞争机制与企业机制在运行至一定的区间时往往会产生相互排斥与相互压制。而市场经济的活力恰恰是通过竞争机制与企业机制的交相辉映而形成的。要达致两种机制的平行功效与协调功效,一方面竞争法要允许有适度的企业规模,使企业的内在张力转化为市场动力;另一方面竞争法又要控制过度的企业规模,使企业的规模张力不致于压制市场中的竞争动力。两种机制的协同功效是否能够发挥出来,这就依赖于以“反垄断法”等形式表现出来的经济法制度。

(4)效果评价的经济性。经济法制度的实施效果以经济效益是否得到提高来评价的。所谓经济效益,一般的讲是指经济活动中的投入与产出的比较。“经济效益包括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微观经济效益应当符合宏观经济效益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效益又是微观经济效益的总和。提高经济效益是我国全部经济工作的重点和归宿,同时也是国家加强经济立法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20]“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的调整可以节约交易成本、节约资源消耗、节约权力配置的费用,而这些成本、费用的节约都有助于提高市场经济运行的效率,体现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的要求。”[21] 因此经济效益是经济法运作所追求的目的。

2、社会法的社会性。社会法的社会政策目标与社会法的 社会效益指标决定了社会法具有鲜明的社会性。

(1)社会法的社会政策目标。社会法的产生直接导源于社会问题,在社会差异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分化与失衡现象在资本化与工业化的双重作用下,已形成为带有普遍性并具有社会危机性的社会问题。为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社会法方式被普遍采用。社会法“是一种社会保障,是为一国的社会政策服务的”。[22] 社会法的社会政策目标主要有:

-保护弱势群体。“社会法产生的目的是基于对社会中弱者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权力的保障,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是社会发展进入现代或‘后现代’之后,社会竞争必然产生弱者,必然产生弱势群体。”“社会法的宗旨是弱者救助、反歧视与倾斜保护。”[23]

-社会安全。“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必然存在着弱势阶层或弱势群体。可以说,弱势阶层的生存状况决定着一个社会的稳定程度。任何统治阶级总是想方设法把保持社会稳定作为第一要务。保持社会稳定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通过高压控制获得的消极稳定,二是采取主动疏导形成的积极稳定。无论采取哪种形式,社会稳定最终决定于统治阶级和上层社会对弱势阶层的态度。”[24] 保护弱势群体就可以缓解社会压力,维护社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因此社会法的目标之一也就是维护社会安全。

-社会保障。当劳动者或全体成员中在年老、疾病、伤残、生育、失业、灾害等危险失去收入或生活来源时,通过社会法的扶助向其提供物资帮助,以保证其基本生活需要。在一些国家,社会法与社会保障法的概念甚至是可以相互置换的。

-社会发展。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实体,但个人是这个实体的活的载体,个人的发展必然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而社会的发展首先是通过实现个人的发展来获致的。社会法通过卫生法维护公民健康、通过教育法提高公民素质,从而保证人的发展,并最终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此外社会法还关注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通过环境法保护生态环境从而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公益。社会法通过保障社区服务关系、福利关系、人体器官与遗体捐赠形成的社会关系、献血关系、见义勇为形成的法律关系等来促进公益。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这些社会目标也并非由社会法所能全部满足,它只能满足其中的一些部分,有的还需其他法律部门包括经济法部门的合作,才能形成完善的对社会性关系的法律调整机制。在经济法的理论框架中,之所以也涉及到一些具有社会性的关系,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

(2)社会法的社会效益指标。社会效益通常是作为与经济效益相对的一个概念而存在的,“社会效益的外延十分广泛。就法律的效益价值来说,至少包括着权力运作效率的提高和社会公正的维护等。”[25] 社会效益越高,表明社会公众分享社会成果的机会越多。我们认为就社会法这一特定语境而言,社会效益至少表现为四个方面:即受教育水平、医疗卫生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这些指标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准,也是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数量与质量水平的评价尺度,经济法所指向的经济效益目标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是应当由社会法所追求的目标。

(二)经济法与社会法存在着积极公平观与消极公平观的区别

“公平问题是一个人类价值问题,是人类的一个恒久追求,是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一个最高目标。一切社会规范形式,诸如政治规范、经济规范、法律规范、道德规范、宗教规范等等,都将公平作为重要的价值内容和价值目标,体现在和渗透在自身的规范结构之中。”[26] 公平是人类与社会的道德容器与利益容器。作为道德容器,公平是社会承受差异与区别的道德底线,控制着人们的选择心理。作为利益容器,公平是社会分配水平的均势与平衡机制,控制着社会分配中的溢出效应。在讨论经济法与民法关系的时候,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法保障的是机会公平(形式公平),而经济法实现的是结果公平(实质公平)。从这样的分类角度对公平进行讨论,的确可以非常成功地界分出民法和经济法的区别,但如果我们在界分经济法与社会法时,还是依据这样的分析进路来讨论,就会遭遇到困境。因为经济法与社会法两者均强调结果公平(实质公平),这也是两者容易混淆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我们认为经济法的公平观和社会法的公平观仍然是有区别的,因为前者的公平观是积极的公平观,而后者的公平观却是消极的公平观。

我们之所以认为经济法是积极的公平观是因为经济法的精神与核心是保障市场机制持续、高效地发挥作用,当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时,国家就积极干预经济,干预的目的是复苏市场和发展经济。而只要存在市场机制的运作,就会产生因竞争分化而形成的弱势群体,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竞争机制产生弱势群体,如果竞争产生效益,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那么,弱者的产生就是竞争的副产品,任何社会无法回避后竞争时代的弱者”。[27] 强调对于竞争的保护、强调制度的实施效果是优胜劣汰、强胜弱出,是经济法的公平观。而强调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对弱势群体利益分配的倾斜,则是社会法的公平观。经济法的公平观是一种发展公平观,发展促进观,强调在经济更快的发展进程中用发展来积极地、动态地解决社会分化的矛盾。经济法所强调的发展要考虑弱者的付出与整体的和谐、合作与依赖,弱者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强者的支持与合作,强弱之间利益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经济法对优劣、强弱的评价有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其不仅不至于对市场机制造成破坏与损害,同时还应使市场机制继续发挥效率甚至更高的效率。但是经济法并非不考虑弱者的利益,只是经济法并非因扶弱而抑强,而是为了更强而扶弱。换句通俗的话说,经济法认为只有经济发展了,增量利益增加了,弱势群体才可能得到更多的利益。而社会法的公平观主要关注的是对已形成的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扶助,因此它是一种弱者保护机制,是一种利益分配的平均正义立场。社会法的公平观是一种对弱者保护的利益倾斜观,其目的在于避免利益的边缘性,控制利益边缘群落的形成,使社会利益心理控制在道德与秩序的承受底线之内。从此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认为经济法的公平观是动态的发展公平观,而社会法的公平观则是静态的扶弱观。

三、社会法不是经济法发展的终极进路

前面已经论述了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区别,那么经济法与社会法还有没有可能在发展中达到一种归并与融合,最终形成为社会法法域统率下的经济法部门结构态势。我们的结论是不可能,社会法不是经济法发展的终极进路。

(一)社会不是社会法专有之域

社会法学者认为经济法属于社会法的理由之一就是认为现代社会的结构已由“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转为“政治国家-团体社会—市民社会”的三元结构,与之相对应的就应当是,政治国家由公法调整,市民社会由民法调整,团体社会则由社会法调整,而经济法就只能调整团体社会中的部分关系,当然经济法就属于社会法。这样的推论表面看无懈可击,但如果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一论证的不科学性。社会法学者的理论根源是政治学、社会学的三元分析范式,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范式本无可厚非,但社会法学者在使用中为达到自己的论证目的却扭曲了该范式的真实含义,依靠一个没有获证的研究范式而推论出的结果,它不仅会远离社会法所追求的的真正社会观,而且还会对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造成某 种混淆。我们认为社会不是社会法专有之域,经济法的社会观与社会法的社会观存在着本质区别。

1、对社会法学者的社会观内在理路的检讨

社会法学者热衷于使用三元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法,这一研究范式的理论根源在于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董保华先生在对社会法所依托的“社会领域”探讨时就首先分析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经济-国家”的分析框架,继而在分析柯亨和阿托拉的“市民社会-经济-国家”,赛拉蒙的“政府部门-营利部门-非营利部门”和康晓光的“政治-经济-社会”的三元分析框架后,总结出社会法所依托领域具有如下特征:(1)社会领域更接近私域;(2)社会领域特征是团体社会,实现的是团体利益;(3)社会领域是私域与公域之间的一个弹性空间。[28] 并认为把哈贝马斯的“这种‘公共领域’其实说成‘社会领域’恐怕更准确,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利益”[29] 事实上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是这样概括的:“公共领域当然像行动、行动者、团体或集体一样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现象,但它是无法用表示社会秩序的那些常用概念来把握的。公共领域不能被理解为建制,当然也不能理解为组织;它同样也不能表现为一个系统;虽然它是可以划出内部边界的,对外它却是以开放的、可渗透的、移动着的视域为特征的。公共领域最好被描述为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在那里,交往之流被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加以过滤和综合,从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舆论。”[30] 哈贝马斯眼中“公共领域”也是不同于“社会”的,他指出公民实际上具有两个身份,一方面作为政治公共领域的承担者,一方面作为社会的成员。[31] 社会与公共领域显然不能等而视之。由此可见董保华对公共领域的理解与哈贝马斯所定义之“公共是作为恰巧与政府对峙的公共舆论的一部分而出现的”这个“公共领域”的一般特征相距甚远。[32] 因此依据这样的理论路径难以探求到本质上的社会法的社会观,其得出的结论也更加混乱。

2、经济法的社会观与社会法的社会观的界分

社会是什么?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我们认为讨论社会是什么应当置放在一个特定的语境下才有意义,换言之当我们欲追问社会是什么时,应当考量经济法的社会观是什么,或者社会法的社会观是什么,因为不同的法部门对社会的认识是不同的。我们认为经济法的社会观不是社会法的社会观所能替代的。

社会法学界对社会的认识向来有两种对立的观点:部分社会说和全体社会说。所谓部分社会说是将“社会”理解成“特殊的部分社会”或者“社会阶层”,亦即将之视为与全体社会相对的“部分社会”。[33] 日本学者沼田稻次郎就曾明确指出:社会法所谓的“社会”,是指特殊部分的社会阶层,尤其是指在资本制度的经济法则下为生活所苦的社会阶层。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实践上,均有必要在承认此等集团的此种特征的前提下,建构顾虑到其生存权要求的社会法。[34] 这种认识是有道理的,哈耶克就指出:“‘社会立法’(Social Legislation )也可以意指政府为某些不幸的少数群体(亦即那些弱者或那些无法自食其力的人)提供一些对他们来说具有特殊重要性的服务。”[35] 而全体社会说则将“社会”理解成“社会共同体”或是“组织化的共同社会”,亦即此时的“社会”意味着“全体社会”的含义。日本学者菊池勇夫就持这样的观点。 [36] 但美国学者海伦?克拉克(Helen Clarke)在其所著《Social Legislation》一书中曾评述道:“我们今天之所谓社会立法,这一名词第一次使用与俾斯麦的贡献有关。他在1880年代,曾为防备劳工遭受疾病、伤害、残废、老年等意外事故而立法。后来有些人限制其意义是为处于不利情况下人群的利益而立法,另一些人则扩大其意义为一般的社会福利立法。我们使用这个名词应该包含这两者的意义。”[37] 因此我们赞成这样的观点:“社会法上之‘社会’,从历史趋向和当前实践看, 则兼有‘全体社会’与‘部分社会’的两种观点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38]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社会法既包括了维护整体社会利益的卫生法、教育法,也包括了维护弱者利益的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 但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对“部分社会”给予特殊关照是社会法重要的特征和历史传统,因此社会法的社会观必定要强调“部分社会”。

而经济法的社会观只能是一种全体的社会观,或称为整体的社会观,因为经济法是由于市场和政府失灵而由国家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产生的法律,市场失灵很容易导致整体社会经济功能的紊乱,国家对经济干预的目的不是为了某个群体的利益而只能是社会的整体利益。在经济法律关系中,国家参与此种社会关系的目的不是为了盈利或者帮助某类弱势群体,而是为了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地发展。有学者就指出:经济法立足于国家经济生活而以整体为本位,即以社会整体为法律的始点,奉社会共同价值目标为上,其深远意义在于实现社会整体控制与协调发展。[39] 所以从经济法的视角看 “在严格意义上,社会团体代表的只是一种团体利益,团体利益具有相当的狭隘性,它不能与社会利益划上等号”。[40] 并且社团的局部利益本身也可能相互排斥,甚至完全对立的。为了维护社团的利益就可能侵害整体的经济利益。因此社会法的部分社会观是不契合经济法的本质的,经济法的社会观只能是整体社会。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界分出经济法和社会法的社会观,二者相似之处在于经济法和社会法都从各自的追求出发,注重整体的社会观,所以他们都关注社会整体利益。但不同之处是社会法同时还把部分社会作为了其社会观,因此某些组织、群体、社团的利益也被视为社会利益,而经济法却不会从“部分社会”这一视角出发考虑社会利益,经济法是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而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范围则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特征,这就表明经济法考量的是整体社会。虽然经济法也考虑“部分社会”,比如在分配法领域,但经济法的着眼点仍然是因为分配不公影响了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才进行干预,而社会法干预的着眼点则是给分配关系中的弱势团体一种补助,两者出发点不同,因此部分社会观显然与经济法的品质不符,在这一点上经济法与社会法有着根本的差异。

(二)社会利益不是社会法专有之利益

依据社会法学者的观点,社会法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法,如果经济法也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经济法当然就属于社会法。这样的逻辑推理犯了一个非常幼稚的错误,那就是社会利益并不是社会法专有之利益,社会法可以以社会利益为本位,这并不妨碍经济法也可以以社会利益为本位。因为两者所指的的社会利益是有区别的。

相较“社会”而言,“社会利益”是一个更具争议的概念。但对于社会利益的内涵人们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对利益理论有专门研究的法学家庞德认为社会利益是指“包含在文明社会的社会生活中并基于这种生活的地位而提出的的各种要求、需要和愿望” .具体包括一般保障利益(一般安全、一般的健康状态、占有物的保障以及买卖的保障);保障家庭、宗教、政治和经济各种社会制度的利益;一般道德方面的利益;使用和保存社会资源方面的利益;以及在社会、政治、经济和 文化等方面的一般进步的利益;个人生活中的社会利益-即以文明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名义提出的使每个人的自由都能获得保障的主张或要求,这种要求使他获得了政治、社会和经济各方面的机会,并使他在社会中至少能过一个合理的最低限度的人类生活。[41] 我国有学者认为社会公共利益 “是公众对社会文明状态的一种愿望和需要”,包括:(1)公共秩序的和平与安全;(2)经济秩序的健康、安全及效率化;(3)社会资源的机会的合理保存与利用;(4)社会弱者利益(如市场竞争中的消费者和劳动者利益等);(5)公共道德的维护;(6)人类朝文明方向发展的条件(如公共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等方面。[42] 从上述可知社会利益的内涵极其丰富,任何一个法部门都不能完整地体现所有的社会利益。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社会公共利益在不同的社会关系领域或不同的法律部门,各有侧重,也各有不同的表现。”[43] 因此任何一个法律学科都不可能把社会公共利益的调整作为自己专利。但董保华先生却认为他所认识的社会利益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并以其社会利益观来指责经济法的社会利益观。这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所认识的社会利益最多是社会法可能有的一种社会利益,但它并不适合经济法。正如本文前述,经济法的重要特征是经济性,而社会法是社会性,经济法的社会观是整体的社会观,社会法的社会观是整体和部份社会观的兼有,所以二者的社会利益的内容当然就不同。我们至少可以认识到的是:经济法的社会利益强调经济秩序的健康、安全、可持序发展,社会法的社会利益则着眼于社会稳定以及弱势群体利益的维护。

(三) 社会公共干预不能替代国家干预

社会法学者认为社会公共干预是社会法的调节机制,经济法也应当是社会公共干预之法。[44] 我们的观点是“社会公共干预”是社会法学者 “创造”的概念,这一概念本身不具有科学性,当然更谈不上替代国家干预。

1、社会法学者对其借用的理论渊源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就把“治理”直接转变为“干预”。社会法学者在使用“社会公共干预”一词时并没有对其理论渊源作出说明,但如果我们稍加检视就会发现这一概念的理论渊源是来自于政治学的“治理”(governance)。为了方便比较,不妨将社会法论者的观点作一列举: 社会公共干预不同于国家干预,区别在于:(1)从干预的主体来看,国家干预主要是指政府机关所行使的干预,社会公共干预不仅包括政府机关的干预,还包括社会性团体的干预;(2)从性质上说,国家干预起源于纯粹的公法行为,社会公共干预兼具公法和私法性质;(3)从干预者的身份来说,国家干预既可以社会管理者身份来实施,也可以者身份来实施,社会公共干预主体只能以社会管理身份进行;(4)从目的来看,国家干预主要以基于维护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安全,而社会干预主要是为了社会利益和社会安全;(5)从调节机制来说,国家干预在于建立国家调节机制,而社会公共干预在于确立社会调节机制。“[45] 如果我们将其与”治理“的基本理论作一比较 ,就会明显发现两者惊人的相似。治理的主要观点有:(1)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动者。…… 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只要其行使的权利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46].(2)治理意味着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存在着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它表明在现代社会,国家正在把原先由它独自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公民社会,即各种私人部门和公民自愿性团体,后者正承担越来越多的原先由国家承担的责任。这样,国家与社会之间、公共部门与私人之间的界限和责任便日益变得模糊不清。[47] (3)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目的是增进公共利益。[48] 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49]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社会公共干预的理论渊源是治理理论,但治理与干预是不完全相同的两个概念,有学者就指出:“治理的概念是,它所要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它之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50] 而“干预”是指当某种组织、机制不能自行解决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障碍时,由外力介入加以解决的情形。[51] 所以两者不能混用。此外作为一种管理方式的“治理”是与“统治”相对的一个问题,而国家干预是与市场调节相对的一个问题。但社会法学者却把“治理”的概念换成社会公共干预后与国家干预进行比较,这本身就存在逻辑上的混乱,正如本文前面所分析的,社会法学者所谓的社会公共干预与国家干预的区别实际上是“治理”与“统治”的区别,这样的分析又怎么会有说服力呢?所以社会公共干预说是不成立的。

2、社会团体不是干预的主体。社会公共干预与国家干预最核心的区别是:后者的干预主体不仅包括政府机关,还包括社会团体。如果社会团体不适格,那么这一理论当然也不能成立。我们知道干预的实质是一种外力的介入,制度层面的干预有四个特征:(1)存在一种基础关系。干预是外部力量对内部关系的一种介入,所以干预的前提是必须存在两种异质的主体或关系。(2)基础关系出现危机而不能自行克服。(3)公权的形式。这种异质主体必然是国家,其干预的手段是与自然关系或私权的运行机制完全不同的公权。(4)其目的在于缓解或克服危机。[52] 而社会团体,它只是市场体系这一基础体系中的一个普通主体,它与市场上其它的主体,如企业、个人、其他组织是同质的主体,与其他主体的地位是平行的,而国家是指居于社会成员之上并与之相对立的一套政治机构,其含义接近“政府”,[53] 它显然是与市场经济体系中其它主体是异质的,它与市场经济关系也是相异的,“国家是人类社会中唯一能够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性组织,它的立法权能够强制性地促成私人间的合作;它的处罚权能够增大私人主体的不正当行为的成本,从而促使其作出正当的行为;它汲取财富的行为无须直接的对价而不构成对财产权的侵犯,因此使公权的介入有了财政基础”。[54] 这些条件都是社会团体所不具有的,国家才是唯一的干预主体。有学者就指出在当今的世界上,“随着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的逐步加深,国家已经成为与市场并驾齐驱的人类分配有限资源的另一种基本方式。”[55] 美国政治学家查尔斯?林德布洛姆甚至认为,在现代社会,“一个政府同另一个政府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市场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场的不同程度。”[56] 这充分说明国家干预的理论及实践的合理性,而社会团体显然不具有干预的资格。因此,社会公共干预替代国家干预这一论题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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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董保华,郑少华。 社会法-关于第三法域的探索[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1999(1)。

[45] 郑少华。 经济法的本质:一种社会观的解说[J]。法学, 1999(2)。

[46] 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1999年2月号 俞可平。 权力政治与公益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31.

[47] 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1999年2月号 俞可平。 权力政治与公益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32.

[48] 俞可平。 权力政治与公益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33.

[49] 俞可平。 权力政治与公益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33-134.

[50] 库伊曼和范?弗利埃特。治理与公共管理(Government and Public Management),库伊曼。管理公共组织(Management Public Organizations),俞可平。 权力政治与公益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31.

[51] 应飞虎, 王莉萍。 经济法与民法视野中的干预-对民法与经济法关系及经济法体系的研究[J]。现代法学, 2002(4)。

[52] 应飞虎, 王莉萍。 经济法与民法视野中的干预-对民法与经济法关系及经济法体系的研究[J]。现代法学, 2002(4)。

[53] 《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adia Britanica)1977.609. 吴惕安 俞可平 当代西方国家理论评析[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239.

[54] 应飞虎, 王莉萍。 经济法与民法视野中的干预-对民法与经济法关系及经济法体系的研究[J]。现代法学, 2002(4)。

[55] 吴惕安, 俞可平。 当代西方国家理论评析[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239.

[56] 查尔斯·林德布洛姆 政治与市场(Politics and Markets),纽约基础图书公司 1997.转引自吴惕安 俞可平 当代西方国家理论评析[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239.

注释:

[①] 将经济法归并于社会法的学者主要以王保树、王全兴、邱本、郑少华等为代表,参见王保树、邱本:《经济法与社会公共性论纲》,《法律科学》2000年第3期;王全兴:《经济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邱本:《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基础建构与原理阐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郑少华:《社会经济法散论》,《法商研究》2001年第4期。

[②] 据中国中央电视台2002年8月24日晚间新闻报道。

经济关系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土地利用;特点;方法

中图分类号: C35 文献标识码: A

一、土地利用规划的特点

1、公共政策属性

土地利用规划是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而产生的,具有与社会经济同步演化的特点。总结国际上土地利用相关规划的特点,土地利用规划总体上可分为以科学和理性为特点的蓝图规划阶段、系统综合为特点的过程规划阶段以及倡导人的社会价值理念为特点的参与式规划阶段。中国处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阶段,规划更应该采用过程规划模式,土地利用规划不仅是描绘未来变化的图景,更重要的是通过行动纲领和政策的制订,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引导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发展方向、行动步骤,促进社会经济在客观规律和规划的综合作用下,符合未来发展的要求。因此更具有政策属性,在某种程度上,土地利用规划成为政府的公共政策的工具或者一部分。

2、综合性

综合性不仅仅是指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社会、经济和生态的综合,部门的综合,多学科的综合,更强调作为政治、经济、环境、社会与土地利用空间相互作用基础上的综合。中国的土地利用规划编制过程中也经过大量的社会经济调查和预测,在规划的内容中也有社会经济的内容(人口、GDP等),但是这些社会经济的分析、预测及结论均未很好地转化为规划的组成部分,或者并没有有机的结合进规划内容之中,两部分是脱离的。而实际上,土地利用规划是将社会经济和环境发展的内容转化为空间层次的内容,土地利用规划通过协调和调节土地使用关系,建立社会经济和环境要素在土地使用上的关系,为社会经济和环境发展提供空间支持。因此,土地利用规划的综合性体现在土地利用系统和社会经济和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之中。

3、空间层次性

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使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权、事权等方面有了不同划分。具有鲜明政治经济特点的土地利用规划也相应的有所不同。土地利用规划的空间层次性体现在不同层级的土地利用规划有不同的目标、内容、方法和保障手段等。

二、土地利用规划方法

土地利用规划的方法取决于规划的理论或模式。首先,不同发展阶段的土地利用规划方法有所不同。需要指出的是,新方法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旧方法的失效,随着问题导向的土地利用规划的发展,方法也在不断地发展之中。其次土地利用规划的要素综合性和学科集成性决定了其方法的多样性,总体上可分为普遍的方法和具体的方法两个层次。

1、土地利用规划方法比较

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制定的《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规定土地利用规划必须在土地利用现状分析和各类用地需求量预测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协调各部门和产业间的用地矛盾。但《规程》中没有给出具体“综合协调”的方法,导致实践操作中,地方只是将各类用地需求预测结果拼凑成一个规划方案,提出了各类用地间的矛盾,而对于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即如何进行矛盾的“综合协调”这个本质而关键的问题却悬而未决。为了有效利用土地资源,保证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减少人为因素对土地利用主观随意性的干扰,就必然要依靠科学合理的规划方法。下表从土地利用规划方法取决于规划理论的观点出发,对土地利用规划方法进行总结。

基于土地利用规划理论的土地利用规划方法分析

理论基础 理论分支 规划方法

地理学 人地关系论

区位论

地域分异理论

地理信息系统 土地适应性分析、土地潜力评价

土地集约利用、土地规模效益、级差地租分析

土地利用分区、土地用途管制

元胞自动机(CA)分析法,多智体(NfAS)分析模型

经济学 经济增长论

运筹学理论

自然资源价值理论 成本收益分析法

博弈论方法、线性规划法、目标规划法

资源环境经济核算法

管理学 非理性理论

外部性理论

行为科学理论 有限性规划法、弹性规划法

环境影响评价分析、外部性内部化方法

行为分析法

生态学 种群生态学理论

景观生态学理论 生态位方法

景观格局分析法

哲学 可持续发展理论

低碳经济理论 生态足迹方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测度方法

碳源(汇)分析法

社会学 公共关系理论 交互式方法、参与式方法

心理学 实验心理学 决策分析法

系统科学 系统工程 系统动力学分析法

2、土地利用规划方法

从土地利用规划的特点而知, 意识形态和经济体制对土地利用规划起着根本性的制约作用。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和与此相关的土地利用变化规律, 土地利用规划管理的特点是创新土地利用规划方法的重要基础。进而发展以下方法:

1.加强土地评价

从土地利用规划的空间性出发, 土地资源的空间配置需要以评价为基础, FAO 土地利用规划指南强调土地利用规划作为最佳土地利用的选择, 是以土地计价为基础的, 而且不包括自然的适宜性评价, 也包括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评价, 如农业生态区方法, 以及基层规划服务的土地评价, 如土地评价和立地评价, 以及包括土地不同层次上的生态经济评价, 方案的环境影响评价等在内的土地评价系列方法都可以为规划的协调和决策提供科学支撑。

2.建立土地利用变化与社会, 经济发展关系的模型

工业化, 城镇化的加快与农用地尤其是耕地的减少的双向过程是一个客观的规律。但由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 这种双向的过程不会是线性的, 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 土地利用结构会出现相对平稳状态, 既土地利用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偶合关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使这一过程变得更为复杂。为此, 借鉴“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的驱动力模型”, 引入投入产出的宏观经济模型, 度量区域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状态, 考察地区变化的城镇化速率, 通过典型地区的案例研究提取所需参数, 建立动态经济, 发展土地利用变化的耦合关系模型, 可为这一复杂过程的分析找到解决的方法。

3.建立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环境演变的模型

土地生态环境的演变与土地利用规划引致的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的变化及土地利用方式的选择是密不可分的,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土地利用的规划应以不导致土地生态环境的退化或不超时土地资源的生态安全为基础。为此, 需要建立土地利用变化和生态环境演变关系的模型, 合理确定土地生态安全标准下的土地利用模式。国际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的研究, 把土地利用引起的环境效应作为重要内容, 并主要在微观和小流域尺度上建立相应的模型。借鉴这一方法, 建立不同利用尺度的土地利用变化和生态环境演变关系模型以及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为寻找土地资源生态安全下的土地利用方案提供有效的途径。

4.制定土地用途管制分区的法则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土地利用规划转向以技术领域为重点转向非技术领域为重点的趋势。基于土地利用规划作为政策工具的特点, 土地用途管制作为基层土地利用规划的主要方法为核心内容, 其本质是制定一种土地用途管制的规则, 或者说是法规。尽管土地用途分区管制法在国外比较成熟, 但其特点是一个国家的基本政体、法律传统、历史基础、经济体制、社会发展阶段、自然资源和条件的禀赋以及文化背景都密切相关。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阶段特点, 分析中国进行土地用途分区的背景, 在探讨不同地区用途分区法令化的可能框架基础之上, 制定土地用途分区的法则, 使之真正成为土地利用规划的重要方法之一。

参考文献

[1]梁鹤年.简明土地利用规划[M].北京:地质出版社,2003

[2]刘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理论方法及其应用.北京人学博士论文.1989.4

经济关系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伦理关系;道德文化建设;政治制度;经济制度

中图分类号:B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6?0112?06

反思现代中国道德文化乏力与建设的不足,查找道德文化建设的误区与症结,厘清道德文化建设的伦理生活场景,是有效、系统进行道德文化建设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探究道德文化建设的现代模式与出路。

(一)道德文化问题的“伦理关系”症结

现代中国道德文化建设受制于多重的二元逻辑,常见的一种情况是:人们往往是在道德文化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中抒发“伦理乡愁(Ethical Nostalgia)”,甚至是作为自我道德放纵行为的借口;而对于无奈的道德个体,却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因而,现代中国社会的道德文化建设,基于民族共同的文化传统①,首要的问题就是对道德文化的理解,如何认识、对待道德文化建设的问题。从外在的、制度化了的社会秩序、规章规范、法制条文可以窥见道德文化建设的客观形式;另外,这种建设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更是一种实现于社会秩序中,但仍然出于活生生的和不断实现的过程中的精神文化。因而,从历史经验案例到学理逻辑结构,两方面都告诉我们,道德文化建设需要其自身结构的两个方面的良性互动,道德文化建设说到底,是对“伦理关系”(ethical relation)的重建。

中国近现代生活中,“伦理关系”不仅包括古今中西外在的逻辑关系,而且尤其重要的是在道德文化内部的二元关系。相对于前者而言,古今中外道德文明的传承,更多的是传统习俗、日用伦常的质料方面,这是外在的、宏观的伦理关系;内在的、微观的伦理关系则是道德文化内在的逻辑关系,它是形式方面的,道德哲学层面的任务。对于伦理关系的研究,“一方面必须深入到日常领域——自然的和社会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必须超出日常范围,进入绝对精神的王国,进入审美凝视、沉思和纯粹的思辨活动中。”[1](11)这不仅是作为学科的伦理学的现代性样态,对于现代道德文化及其建设而言同样如此。一定意义上,现代伦理学作为学科建设的理论逻辑与现代道德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相适合,或者说道德文化建设的内在性要求正是现代伦理学发展、转变的外在条件。

在此,“伦理关系”作为对中国现阶段道德文化问题症结的认识,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相对于道德文化的内部系统而言,道德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文化现象与存在形式,伦理关系本身规范和引导着对现代生活的认识与重建,从而为现代生活一体化构建提供了认识前提与形式条件;其二作为社会生活整体的一部分,伦理关系是作为社会关系的有机构成部分,伦理关系与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不发生关系,伦理关系就还是思维意识中,无法成为现实的生活方式。因而,以“伦理关系”的重构为线索的道德文化建设,注定要在个体与整体的辩证逻辑中蜿蜒前进。

(二)道德文化建设的误区

在道德文化的建设中,尤其是在现阶段的社会转型时期,一方面,道德文化的建设是社会整体改革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忽视道德文化的内在性、独立性特征,道德文化的负面社会效应也日益突出。总理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法制的推进,文化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举例来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2]因而,重新强调和重视道德文化建设的关键,首先就是重审、检视传统道德文化建设的路径。

其一,道德文化建设不是历史性阐释基础上的适应性建设。因为,马克思曾指出,“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它们“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3](30)据此,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下,道德建设被统筹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同时,在社会经济发展主流与强势逻辑下,道德文化成为服务于经济的文化环境。因而,一定程度上,正如赫费所说,道德就成为现代化进程的“代价”。

其二,道德文化建设也不是针对现实具体问题的应用型建设。现阶段,在对道德文化建设的资源选择或问题取向上,我们不愿意再认真地对传统道德文化进行梳理与阐释,而是要直接立足现代、面对现代性问题并提出一种所谓的从“主义”到“问题”的道德文化建设的转向。但是,在此我们要指出的是,道德文化正是在传承传统中而获得新生的,“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世界优秀的文明成果”历来都是道德文化建设的宝库;并且,道德文化的建设也不能急功近利的以解决具体问题为取向,它是社会整体生活中的重要一维,是要与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协调存在的伦理关系。最近公布的一项针对传统道德文化的社会调查也显示,虽然受到现代消费主义文化的冲击,但是,公众仍认为孝、诚、和、廉是最重要的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而且“孝”“智”“和”践行较好[4](140)。

同样,在进行道德文化建设时,我们也要注意片面夸大和突出道德文化在社会整体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能因为道德文化的社会有机构成被忽视、否定而反弹,过犹不及。同时也要警惕那些认为单纯道德文化的建设就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思想认识,这同样是不科学的。

(三)回归“伦理生活”的道德文化

实际上,从伦理关系的现代形态来看,以某些或某一种生活形态、关系形态掩盖伦理生活及其关系,或者片面突显社会生活中的道德文化、伦理关系进而强化其建设的做法,只会割裂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社会文化的整体性,这无论对于道德文化本身还是社会生活的整体,都是无益的。

因为,一种道德文化,一个民族的道德文化传统,如果不是在日常习俗、日用伦常中得到保有和存续,那么这种文化就只能是文化考古的知识文本中;然而,道德文化是一种“活知识”而非“死文化”,是在民族生活中“活生生”的存在。东西方传统的伦理生活无不是如此:古代中国,在一个可靠、稳定的伦理空间、伦理场域中共同分享“德-得”相通、德福统一的道德观念,无论是在以儒家文化为主的士大夫、文化精英阶层,还是在日用伦常而不自知的百姓生活之中都是如此。对于希腊人而言,伦理概念的最初意义是“灵长类生物生长的持久生存地”,那些可以导致可靠性预期的行为被称为“伦理”,这种可靠空间即“伦理生 活”。[5](155)因而,道德文化的发生源头及其存在是在伦理生活之中,而对道德文化的理解及其建设仍应在伦理生活之中,而只不过是在普遍形式与民族质料中得到统一。

从伦理生活的普遍性与整体观着手,伦理生活对于生活中的每一个有限的理性存在者而言,这种关系是“在先”的,我们在确立自身与众不同的同时,就认可了这种关系性的存在,无论如何呈现,伦理生活意味着以彼此不同,相互区别,甚至相互对立的“关系”为生活底色。同时,在现代意义上的伦理生活,不同于希腊城邦伦理生活原型中城邦对个体行为的绝对权威,伦理生活是“经过个体反思(individual reflection)而获得深化、提升的道德观点”。因而,在现代伦理生活中哪怕是最初级的“自然伦理”阶段,个体“需求-满足”的伦理普遍性意义在于寻找到了其中“人与人之间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对于将我们自身置入其中的伦理生活来说,离开了关系论伦理生活也将失去“现代性”的自身色彩。

如上所述,道德文化总是纠缠于多重的二元逻辑之中,传统与现代、个体与整体以及现实与逻辑等等,诸多的二元关系归纳在一个整体性的分析框架中,这就是“伦理关系”,是作为道德文化整体性对象的存在形态。

(一)伦理关系形态的两个方面

道德文化是一种“活生生”的存在,一方面,道德文化是一种本真的、真挚的生活,作为这个生活共同体的一份子就自然如此,伦理生活是自然而然的,这本身构成一种文化并具有文化的功能;另一方面,道德文化是在民族“整个个体”的传承与创新中得到延续和发展的,道德文化的建设或重建又构成其存在必不可少的环节,道德文化的存在就是在不自觉与自觉的辩证发展之中。因而,回归伦理生活的道德文化,本身包含着伦理生活“应然”与“本真”的两个方面,这两方面又统一于伦理关系之中;无论是古代-现代的历史逻辑,还是应然-本然的理论逻辑。

道德文化是民族的全体生活的伦理关系。在伦理生活中发生、生长的伦理关系,具体而言是由诸种伦理元素、秩序、规范共同作用、建构而成的伦理关系,无论是在客观层面还是主观层面,个体心理的发展阶段还是民族精神的成熟阶段,道德文化弥散期间,这是伦理关系本然的契合道德文化的一方面。伦理关系的发生是在伦理生活的“场域”之中,它所表征的是以主观与客观、自律与他律、感性与理性、应然与本真、个体性与普遍性、自然与自由为形式的伦理关系的和谐统一,使其具有独特的理论生长点与现实解释力。现代道德文化建设,就是建基于民族伦理生活的现实伦理关系之上,对其内在需求与本真逻辑的梳理。这不仅能够为“晚飞的猫头鹰”伦理学提供丰富的经验材料,而且是有效反思道德文化建设方针政策的道德意识、观念基础,从而实现二者的相较促进。

另一方面,在道德文化的重构、重建的层面与含义来说,“伦理关系论”(Ethical Realation Theory)成为现代中国道德文化一种可行的建设模式。现代性生活中,黑格尔认为:伦理生活成为人的“第二天性”,这其中尤为重要的一条就是伦理秩序作为自然的、本然的生活解体了,自然、朴素的伦理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经过个体反思之后而再次显现出来的伦理形式。这样,“黑格尔以一种道德潜能充实了亚里士多德的 伦理生活方式概念,这种道德潜能再也不是单纯来 自于人的本性,而是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特殊关 系。”[6](22)伦理关系,随着道德文化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形态的变化,社会伦理秩序、公共规范、身份认同等等伦理生活元素也随之发生改变,道德文化建设也必将随之改变而变化。

(二)应然逻辑与“被规范”的伦理生活

在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生活中,道德文化的应然逻辑在于,成为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体成员应然行动的原初动机与辩护理由。因为,在现代伦理生活中,道德文化的存在及其功能的确证,必须通过社会成员的行动、实践。“从古代世界到现代世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变——或者说很彻底的一次革命。这个世界的位置完全颠倒过来,价值问题的表现形式跟过去也完全相反。”相对于古代自然德性的理论,世界中善的质料与形式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同一,相反,“价值必须找到进入这个世界的路径”[7](3),善的问题就成为“人为的事务”[7](6)道德文化成为“做的逻辑”而非“沉思”。

但是,在当前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伦理生活的主体性与普遍性、整体性关系,二者之间的矛盾造成道德应然性逻辑下“被规范”的伦理生活。道德文化所维护的道德行动动机与理由辩护成为外在于行动主体的存在,哪怕行动主体的行为仍然发生;但是,该行为的行动动机与理由并不是依据于道德文化中的规范,社会公共规范无法通过个体自律、自觉的道德行动得到确证,从而,相对于个体出自主体能动性的道德行动,自律的规范反而成为一种外在的强制,道德文化的规范与教化作用沦为“被规范”的工具。在此,可以得出,“被规范”的道德文化具有两重含义:其一是对于行动个体而言是一种无奈的规范行动,是没有主体主动精神的道德文化;其二它还是一种社会“规范”被动形态的道德文化,虽然是一种不成功的行动规范,不被行动者所认同的道德规范的证成方式,但是它却真实的存在着。于是,没有得到行动者认同的道德规范却现实的存在,成为调节伦理生活中道德行动的准则;如此一来,公共生活中以道德习惯、伦理风俗为形式的道德文化便陷入空壳化、自我僵化的境地。

道德文化的乏力不仅如此,在市场经济、物质利益的强大逻辑下,伦理道德沦为论证经济行为合法性的工具,道德成为获取最大经济利益的工具和帮凶。道德文化的“异化”,成为滋生唯利是图、坑蒙拐骗、贪赃枉法等丑恶和腐败行为的文化土壤。道德文化,这种活生生的伦理关系,由于道德主体在伦理规范中得不到有效的认同,而导致道德文化缺乏活力,并且道德文化资源不断亏空。

(三)本真逻辑与“被幸福”的伦理生活

伦理共同体中诸成员的最终目的就是“幸福”,这也成为“伦理生活”本身存在的自然目的性。在现代生活中,伦理共同体作为幸福生活的本真性存在,被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任务所替代。这体现在政治共同体一方面以人民的幸福、福祉为目标的政治合法性的自我塑造与完善,另一方面在社会发展中又是以经济功利主义目标之上,当“功利”目标成为唯一原则的时候,规则的幸福就成为自反的结果,即“被幸福”。

伦理生活境况的本真性与目的性(德福)关系,二者的矛盾造成道德本真性逻辑下“被幸福”的伦理生活。被幸福的伦理生活,并不是相对于个体而言的幸福算计所造成的道德危害,而是现代共同体生活中总体性的、为了政治合法性而对幸福的谋求。在黑格尔看来,现代生活中的“不幸”首先就是生活共同体的“异化(alienation)”,即社会公共生活中我们应当遵守的“规范”,不被社会成员所认同(情感上),更没有认同行动(或者是被规范下的被行动),因而,“诸社会成员赖以界定其人类身份(identity as human being)所凭借的最重要基础”不复存在了。现代人的“共同体”世界坍塌了,哪怕是一个有形的社会共同生活仍然存在,但是其伦理精神的内涵消失了;在这个公共平台上,有的只是权力、利益的角逐,社会公共生活陷入以“利益”为主题辩护的道德喧闹之中,并且,各种利益主体的行动不时地发生着对公共生活造成严重“伦理伤害”的风险事件②。

被幸福的伦理生活中,幸福生活的主体与幸福状况的面临双重危害:一方面,追求幸福的生活主体存在要依据于幸福功利目标的实际后果,假如没有幸福,生活的主体就被瓦解了,不是为了“人”的幸福,而是人“为了幸福而在”;而且,往往在现实生活中,幸福被界定为一种俗世的具体目标,幸福生活沦为“物化”的生活逻辑。另一方面,在“幸福的人”的面孔被抹去,幸福本身的面目也就变得狰狞;于是,在现世不幸的生活境况中“幸福”不应是被追求的对象,而应是被“否定”“消除”的对象,这就是首先要对不幸的现世生活状况的改变。

在现代伦理生活中克服二元道德文化逻辑,就不仅仅是伦理生活系统内部的二元逻辑的超越,同时也是作为现代性的生活世界二元逻辑的超越。从一种更为远瞻的视角看,现代伦理生活对哲学要求就在于从生活本身出发而又不断超越自身的自在存在,从而拯救现代伦理生活内在的危机与不足。这种自我否定而又自我超越的发展路径在“伦理生活”这一概念是如何实现的呢?出路在于“伦理关系”,这包括道德主体间、传统与现代以及伦理道德与政治、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等等。当然,在此诸种的伦理关系是一种重构、重建,不是对朴素的普遍性的恢复,而是重新的建构。

(一)主体间的伦理关系:承认维度

伦理关系,从其狭义层面来看就是指道德主体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也包括主体内在的道德心理层面。面对现代伦理生活中伦理规范的普遍性与个体成员的自我实现之间的矛盾,主体之间需要重建相互承认的伦理关系。而且,就承认关系的伦理意义而言,“承认理论正好居于康德传统的道德理论和社群主义伦理学的中间。与前者相一致的地方在于关注最普遍的规范,而这个规范被认为是特殊可能性的条件;与后者相一致的地方则是那种以人的自我实现为目的的取 向。”[6](179)我们并不是对这种从主体间维度对现代伦理生活乃至现代性问题的解决方式的完全认可;但是,基于承认的个体一体化方案至少为我们解释以及重构道德文化提供了可能。

相对于现代伦理生活而言,伦理秩序确立的自然合法性不存在了;而且,社会生活既有的被宣称的伦理秩序合法性仍面临否定与承认危机。也就是说,公共生活的伦理秩序与道德行动对规范的实践认同(practical identity)二者之间是交互确认的关系。一定意义上,交互承认的内在张力引导着伦理的不成熟状态向伦理关系的更成熟水平发展。

公共规范的价值在于“既非主体性也非客体性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8](276),因而,行动者之间行动理由的“相互承认”确证了公共规范;同时,在其“形式”意义上可以说,“承认”是伦理规范概念的主体间条件。另外,在公共生活的道德实践中我们认同自己的实践身份,道德实践行动的同一性、道德自我的完整性以及伦理生活谋划的整体性在这里交汇统一。公共空间中的行动者通过自己有理性的审思行动,将自己带入到有意义的生活世界;在伦理生活中具有行动规范的举动就超出一般的动物,而成为确证自己作为道德王国的成员的根据。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即是确证了道德行动发生的稳定空间——“居留地”,从而也重新塑造了伦理可能的“策源地”。

(二)传统与现代道德文化关系:生活方式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伦理关系,在于传统的伦理资源如何进入现代生活之中,同时也是作为伦理关系的微观与宏观的过渡阶段,因而,面对古今之争,以一种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作为中介,在伦理生活中保持古今、中外、内在与外在之间的适当张力与平衡,从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建构起有效的道德文化。

从传统到现代的道德文化的构建,在中国社会尤为艰难与复杂,早在时期,新旧文化之间的冲突就开始成为社会问题,并伴随着整个现代过程。在当前被称作为社会转型的改革开放30年间,针对当下社会规范失效、精神家园失落的道德文化状况,道德滑坡论、道德爬坡论、道德真空论等等论断相继产生。这些论断的依据在于,旧有的社会规范失效了,而新的社会规范还没有建立起来。于是,与市场经济、民主法制、政治体制等制度的不断完善一样,道德文化建设也必将在改革发展得到改善;但是,经济发展并没有决定性的带来伦理道德的发展,一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正吞噬整个社会诚信。

在此,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我们无所适从,一方面自我置身其中,另一方面各种矛盾的想法和做法真实地发生在自己身上。在现实生活层面,生活的碎片化与整体性(integrity)之间的分裂。现实世界缺乏一个整体性的生活价值观,不同生活领域之间价值观念的冲突尤为严重,人们在其中得到的只是一个个碎片化的生活价值感受,生活于其中的人难以逃脱“被分裂”的命运。具体而又典型的表现是,人们一边倡导“低碳”的生活,另一边却在以豪华的轿车、精美的别墅作为生活的目标;一边对社会腐败现象愤世嫉俗,另一边却与这些人生活在一起,其乐融融;一边对自我做人、做事的真诚确信不疑,另一边却以自身行为的“身不由己”而心安理得。

因而,在现代性的语境中,这种分裂、矛盾解决的关键在于以“生活方式”为中介,协调各方面的张力从而达到平衡。在洞悉现代性生活中分裂症状基础上,黑格尔认为现代伦理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而非理论,伦理生活成为道德个体与伦理普遍性辩证发展的生活空间。现代性问题就在于依赖于个体抽象的理性去观察、认识世界,伦理道德要重新放回它应当存在的场所——伦理生活(Sittlichkeit)之中去观察与认识。“伦理生活意指我们对于我们作为其一部分的一个现行社会所应担负起来的道德职责。这些职责是建立在现行规则和用法基础之上的”,同时,“伦理生活的重要特征是,它责成我们造就出本已存在的东西”。[9](575)后者的根据在于,伦理生活“是活生生的伦理精神,当它实现于社会秩序中时,它仍然处于活生生的和不断实现的过程中,而决不会完全具体 化。”[1](14?15)通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伦理理念,把伦理规范与社会习俗相结合,将特殊性统一于普遍性,将普遍性寓于特殊之中。

在一种“伦理性”的生活方式中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能够协调、缓解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冲突表现,另外,也为传统的伦理文化资源进入现代提供了具体、有效的方式[10](112),在每一个个体成员的生活中输入道德血液,过一种道德的生活。

(三)伦理道德与政治、经济间的关系:改变世界

对于现代伦理生活而言,伦理生活、伦理关系既在其中,又要置身其外,成为与政治、经济关系一起构成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伦理生活与政治经济生活、伦理关系与政治经济关系不发生关系,伦理生活就还是思维意识中的。所以,现代伦理生活中伦理关系要得到有效的构建,就必须在实践论的范畴中,在改变现有世界(关系)的路径下谋划伦理生活,构建道德文化。

在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社会关系的关系中,构造宏观层面的伦理关系,这也是道德文化客观化的体现。这要表现在:其一,在伦理生活中,对于伦理道德的应然性存在不再是希翼通过“彼岸世界”来实现,而是要在“现世世界”中确立其存在;这样,伦理学的应然性规律就从彼岸的、观念世界回归到此岸的、现世的现实生活之中。马克思把伦理学从形而上学体系中拯救出来,根本上把伦理学“因地而异的改变现在似乎是无关宏旨的”认识扭转过来。其二,社会生活中,道德文化的建设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指出,“要把依法治国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完善法律法规”;道德文化要“同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2]

道德文化建设从“决定论”到“适应论”,这不仅是历史唯物论的彻底贯彻,将道德文化放置在社会关系中来认识;而且,道德文化这种伦理关系是与其他社会关系相互关联中共同发挥作用的,因而,适应论就不是被动的、带有决定论残留的相适应,对于整体性的社会关系而言,是互补性的相适应,相互适应;因而,也有国内学者将此种道德文化的建构机制成为“生态论”,一种“伦理-生态”“文化-生态”的道德文化建构模式③。

在这种相互适应的社会关系氛围中,道德文化建设就呈现为现实具体的伦理生活元素:劳动-工作-服务。在人的感性的历史存在中,劳动的伦理本性④在于人通过劳动创造了一个属人的世界,在劳动中以及劳动产品的共享中连接、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是通过劳动人的价值世界得以生成,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得以确认。正是通过从无意识的劳动到“主动性”的工作以及“为他人”的服务,伦理生活才具有了具体化的生活形态。通过劳动,个体不仅获得了个性与自由,而且也通过服务获得自我实现。在以具体劳动为存在形态的伦理生活中,劳动的异化使得劳动实践的伦理本性“褪色”。马克思指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到那个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别以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 了。”[11](51)从而得出,伦理是为了人的不断解放的生活形态,道德是为人的,而不是人为道德的。在人的自我解放、自我实现的伦理生活中,实现全人类的团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成为现世伦理生活中作为行动者(无产者)的一种行动邀请,通过无产者的实践行动从而为伦理关系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一种可能、可行的历史方案。

注释:

① 相对于不同文化背景民族的道德文化建设,文化的差异首先成为要关注的问题,所以相对于道德文化的词语构成,西方学界相关研究中大多将其分离,道德(morality)与文化(culture)并不是天然一体的。参见:Elliot Turiel, The Culture of Mor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② 现代公共生活中的任何个体行动都可以进行无数、无限的道德辩护,明明是利益攸关却以“道德借口”为掩饰,伪善的社会风气下,“真小人”反倒站在了道德高地,比如“范跑跑”;另

外,各种社会组织主体(如企业、公司)的不道德行为所造成健康伤害固然严重,但是伦理伤害更为严重,比如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家乐福价格欺诈、易思买、芭比娃娃旗舰店突然关闭、双汇火腿的“瘦肉精”事件等等。

③ 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见樊浩教授著作《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建构》,以及学术论文《伦理-经济生态:一种道德哲学范式的转换》《“生态文明”的道德哲学形态》等。

④ 关于劳动的伦理本性及其属性的论述,可参见:晏辉.劳动之伦理本体地位的消解与重建[J].学术月刊,2010第3期。

参考文献:

[1] 张颐. 张颐论黑格尔[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0.

[2] . 讲真话察实情—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的讲话[DB/OL]. 新华网, 2011?04?14.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4] “中国道德文化的传统理念与现代践行”课题组. 当代中国民众对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状况评价的实证分析报告[J]. 道德与文明, 2011, (3): 133?141.

[5] 克劳斯·黑尔德. 世界现象学[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

[6] 霍耐特. 为承认而斗争[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7] 克里斯蒂娜·科尔斯戈德. 规范性的来源[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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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高兆明. 民族道德文化: 从传统到现代[J]. 哲学研究, 2010(4): 109?116.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Ethical relation: problems of and solutions to

moral culture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

WANG Qiang, FANG Xiaoche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hanghai Party Institute, Shanghai 200233;

Graduate School,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China)

Abstract: Moral cultural is the nation life of all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 in the final analysis it is the “ethical relations” reconstruction. Moral life of modern China, the ethical relation has two main features: First, subjectivity and universal, holistic relationship in ethical life, the two conflicts caused by the logic of moral ought to “be norm” of ethical life; Second, ethical living conditions of authenticity and purpose (virtue and happiness), the two conflicts are moral logic of authenticity “be happy” in ethical life. Thus, to overcome the paradox of moral culture, it is necessary to be more ambitious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life. It including three levels of the system: the ethical relations of moral inter-subject’s mutual recognition,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 of lifestyle as the intermediary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and the modern,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ics and politics, economic system. Only by doing so, can we reconstruct modern ethical life in the interaction of the “whole” social life.

Key Words: ethical relation; moral culture development; political system; economic system

收稿日期:2012?08?03;修回日期:2012?09?1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伪善的道德形而上学研究”(11CZX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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