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管理论文范文

基金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概括而言，产业投资基金是指一种主要对未上市企业和公司直接提供资本支持，并从事资本经营与监督的集合投资制度，是通过发行基金受益券募集资金，交由专业人士组成的投资管理机构操作，基金资产分散投资于不同的实业项目，投资收益按资本分成的投融资方式。通常，基金发起人会联合主要投资者出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由其担任基金管理人并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同时选定一家商业银行作为基金托管人托管基金资产，投资收益按投资者的出资份额共享，投资风险由投资者共担。产业投资基金一般定位于高新技术产业，有效率的基础产业，如收费路桥建设、电力建设、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等，以促进产业升级与结构高度化。产业投资基金在我国可以发挥作用的范围很广，凡是符合国家鼓励发展并具有较好回报的产业，均可以运用这种投融资方式。

根据有关研究，中国产业投资基金业的总体目标是成为一个具备一定规模的金融产业，其举足轻重的作用仅次于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参照美国等发达国家金融业结构比重，中国产业投资基金的资产规模应占金融业资产规模的1％—3％。按中国现有金融资产规模约40万亿元匡算，产业投资基金规模应在4000亿元到8000亿元，最终达到占金融资产3％的目标。在影响上，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将改善我国企业的融资格局，加快金融市场的改革进程，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二、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环境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一段高新技术、基础设施投资活跃的时期，投资主体既有政府，也有私营部门。一方面，是国内高新技术、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显著增长，而政府面临财政压力和职能转变，需要减少债务，并将投资风险转移到私营部门；同时相对较高的估值推动更多的资产转手，进而促进了较快的资本投入。另一方面，在需求作用下，资金被吸引到国内高新技术，尤其是基础设施行业，基础设施资产已成为具有长期投资等级，富有吸引力的固定收益产品；而且在宏观经济向好的情况下，股本投资将产生较高的股息收益，能充分利用杠杆实现增长，并与通货膨胀挂钩。这些都为中国私募股本投资创造了极好的机会，也为中国产业投资基金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从法律环境来看，经国务院批准，1995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设立境外中国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办法》，该办法是至今中资机构在境外设立中国产业投资基金的主要依据。对在境内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国家发改委于2004年11月起草了《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虽然至今没有出台，但是有关内容已经在相关政府部门达成共识。而国内已成功设立的中瑞、中比等中外合资产业投资基金，均由国家发改委以特批的方式报国务院批准成立。

从市场环境来看，当前国内经济继续保持强劲增长，社会资金较为充裕，但投资渠道不畅，包括保险资金、社保资金在内的大资金集团，正积极寻找有稳定现金流回报而又能与其负债结构相匹配的项目投资。只要产业投资基金的回报和结构设计有足够的吸引力，就可以完成基金的募集。

三、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融资特点

从国外发展经验来看，产业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行业，包括运输行业(如收费道路、机场、港口和部分铁路)、受监管的公用事业(如供电和天然气网络、供水和废水处理网络)、政府服务业(如学校和医院、卫星等部分国防项目)和其他(如输油管、液化石油气接收站和运输船、合同发电)等。该行业资产均属于社会基础设施，具有稳定、可预测和低风险的现金流，且独立于商业圈之外，通常与本地通货膨胀相关，有能力支撑高负债。

产业投资基金是一个值得中国企业探索的、比较适合大型建设项目的股本融资方式。对于项目主体而言，其通过产业投资基金融资，主要有五大特点：一是投资期限较长，一般为1015年；二是投资者一般不要求占控制地位，只要求参股；三是投资者到期后退出，发起人可拥有优先回购权；四是以财务投资者为主，很少参加经营管理(但会要求改善和强化公司治理)；五是投资者对投资回报要求不高。当然，由于股本投资者比债务融资者承担更多的风险，在收益获得次序上排在贷款之后，因此，产业投资基金的融资成本要高于银行贷款。

与传统的融资方式相比，产业投资基金融资特点如下：

四、产业投资基金的设立方案要点

目前，我国产业投资基金立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已设立的中瑞合作基金、中比直接股权投资基金、以及其他创业投资基金和房地产投资基金，均采取了迂回的方式，对不同的设立模式进行了探索。因此，如何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对产业投资基金设立方案进行研究、设计，不仅直接关系基金本身能否成功募集和运作，而且对于中国整个产业投资基金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结合国内外实践，在中国设立产业投资基金需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基金组织形式：公司型还是契约型。公司型基金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治理规范，管理直接，透明度高等优点；但需承受双重税赋，不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基金单位，无法实现利润100％分红。契约型基金设立简单，便于运作，经批准可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基金单位，基金收入可以全部分配给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本身无须缴纳所得税；但治理相对困难，对投资者的保护不如公司型基金。

2.基金注册地：境内还是境外。在境内注册基金，目前尚无有关的专项法规，无税收优惠政策，审批程序相对简单，投资者以境内保险公司和社保机构为主，期望回报率比债务融资略高；在境外注册基金，法律环境较完善成熟，可选择具有税收优惠的境外地点注册，但审批程序较复杂，投资者群体广，期望的回报率较高(一般在12％一16％)。3.基金投资方向。首先需确定基金定位是稳定收益的基础设施投资基金，还是要求高回报的创业投资基金，并考查拟投资行业的监管要求；然后分析投资者对基金收益率及其分布特点的要求，选择投资成熟项目，还是在建项目；最后检查不同项目的现金流配合情况，确定具体的投资方向或项目。

4.基金规模与存续期。基金规模主要受拟投资项目预计的资金需求，监管机构对基金规模的要求和审批的难易程度，潜在投资者的资金供给规模影响。基金存续期主要受拟投资项目预计的资金需求期间，潜在投资者的资金供给要求，满足投资者一定的预期收益率影响。

5、基金到期后处理方式。基金到期后的主要处理方式包括续期，基金将所持有投资项目股权在市场上出售等。项目出售可由约定的投资者拥有优先购买权，出售价格可按项目账面净值、基金成立时的收购价格，或市场价格进行。

6.发起人认购比例。发起人需确定对基金希望保持的控制力，将基金预期收益率与其现有投资项目回报率进行比较，以及衡量自身的资金来源是否充分。在契约型基金中，由于发起人可通过控股基金管理公司来实现对基金运作的实际控制，因此其对基金的认购比例可以尽可能的低。

五、产业投资基金的治理

产业投资基金的治理包括以下几个层次：

1.基金公司或基金本身的治理。由于公司型基金和契约型基金的组织形式完全不同，二者本身的治理也大相径庭。公司型基金参照《公司法》、《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设立，以基金章程为治理法则，其最高权利机构为股东会，常设机构为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负责制定基金投资原则与投资战略、审定基金管理公司提交的投资方案；同时设立投资委员会，由各股东按投资比例列席，审查基金管理公司提出的投资方案。契约型基金参照《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设立，投资者通过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行使基金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委托权、监督权和处置权等，对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表决。

2.基金管理公司的治理。基金管理公司根据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互分离、相互制衡的原则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以确保公司管理的科学性与规范化；公司董事会下设风险控制委员会，专职负责公司的风险控制，以保证基金资产的安全性；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对投资项目的筛选、价值评估、投资决策和投资管理，在促进所投资产业发展的同时，谋求基金收益的最大化。基金管理公司的责、权和利应在基金公司或基金与其签订的委托管理协议中明确。

基金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以货币投资为例，在澳大利亚，一般来说，由于通货膨胀以及上缴利息税等原因，存款利息几乎所剩无几，因此在货币市场进行短期货币投资不失为一种货币增殖的方法。这种方法包括套汇、对有价证券投资等，其获利通常要高于存款利息。

股票、证券、不动产和货币等四种投资方式在获得的收益上不尽相同，例如一笔10000澳元在十年内对不同资产投资的收益情况：海外股票44800澳元；本地股票36700澳元；

不动产32700澳元；政府债券27600澳元；国际债券27100澳元；货币18800澳元。

诚然，任何一种投资都是风险与收益并存，风险越大，回报越高。因此投资时必须考虑某种投资方式所附带的风险，并充分估量承担这种风险的能力。对风险的评估通常考虑两个主要因素，一是投资期限，二是在投资期限内每一阶段的投资回报，比如一个5年期投资，最终将会盈利，但也许当投资一年的时候，其利润率可能是负数。有经验的管理基金通常会在其所规定的投资期间获得较好的回报。

那么，管理基金是如何保证获得最好的投资回报呢？

最主要的手段是进行分散风险投资，这样可以克服一种投资方式固有的风险几率，通过不同产品如股票、债券、不动产、货币投资的组合搭配，达到减少风险最终获取最大收益的目的。

如何进行搭配是对每家管理基金的技巧、经验与能力的考验，通常来说，股票投资风险最高、收益也最大，但对管理基金来说，对股票的投资不会超过一笔信托基金投资总额的50-60%，其余40%左右的资金要采取与其他投资方式搭配的方法。分散投资的最大特点是每年的投资回报率都有不同，但取得投资期限内的预期目标是管理基金所追求最终结果。

分散投资的另外一种形式是实现对投资行业和证券种类的多样化。例如对固定资产投资，可以同时选择投资期限短、风险小、回报率也小的办公楼、酒店、商业中心以及期限长、风险高、回报率相对也较高的矿业、交通、电讯行业的有价证券。管理基金通过其丰富的市场经验以及具有商业头脑的精算师和训练有素的专业队伍，为投资者进行最好的选择。他们将个人零散投资聚集成庞大的基金，巧妙地经过他们的安排，投入到各种行业领域以及各种金融票据之中。即使对投资人个体来说，其投入的资金很少，但可能这笔钱已经被管理基金投入到若干公司的股票、政府国债、矿山、酒店等等不同的产品中去了。

为了分散投资风险，进行海外投资也是管理基金投资分散化的一种手段。澳大利亚股市成交量不足全球股市的2%，因此世界证券投资市场为澳大利亚投资人提供了98%的获利机会。进行海外投资的好处包括：

一是更大程度地分散投资，不仅对不同行业部门也可对不同国家的有价证券投资；

二是可对世界一些知名跨国公司投资，如微软、雀巢、佳能、麦当劳等，从而获得更大的资金回报；

三是可以对一些经济高速发展的新兴国家投资，其投资回报率要远高于市场相对比较成熟的发达国家。

对于个体投资者来说，由于缺乏对海外市场的了解以及各种原因，直接购买海外有价证券有很大难度。而通过管理基金就是这种操作变成可能。因为管理基金对国际市场有专业研究和监测，长期关注股票和货币走势，可以随时提出各种不同的投资机会以及降低投资风险的方法。

一、发展迅速规模庞大

投资管理基金在澳大利亚被称为单位信托基金（Unittrustfunds）。它和美国共同基金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独立信托人的概念不同。在澳大利亚由资产管理公司承担信托人的财务职责。其他的一些区别还有：资产类型，如投资于地产的信托基金很普遍；基金销售主要通过独立财务计划公司进行，几乎没有基金由经纪商销售；另外，基金费用较高。

从1996年6月到1997年6月，单位信托基金增长达到创记录的25%.其中30%来自于新入市资金。信托基金按资产类型分为四大类：固定收入基金，地产基金，证券基金，期货、期权和货币基金。

信托基金有上市基金和非上市基金之分。上市基金一般是封闭式基金；非上市基金亦即开放式基金，其基金资产由投资顾问评估，主要是由地产信托基金构成。非上市基金由基金公司回购，因此拥有较高的货币平衡水平。按规定，信托基金每周进行一次估值。不过，现在一般都是每天估值。基金卖出价和赎回价是相关的投资组合变现的假设成本。信托基金既可由基金公司直接销售，又可以通过财务顾问或经纪商销售。目前很少通过经纪商销售。在基金募集前，必须订立信托契约。对于养老金业的基金管理来说，作为集合工具的单位信托基金（未注册）越来越普及，这个趋势还将继续下去。澳大利亚证券委员会负责制定有关单位信托基金的监管法规。此外，1991年的《公司法》有关条例也适用基金业的相关活动。近年来基金资产的增长主要源于零售养老基金品种的扩大。

澳大利亚管理基金的发展大约有近二十年历史。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由于高利率政策，资本增殖速度加快、股市兴旺，同时养老金制度在所有雇员中得到普及，澳大利亚基金规模迅速膨胀。管理基金最近几年来发展尤为迅速，尤其在1997-2001年间，行业产值的年增长率达到11%左右。公众对参与管理基金的意识不断增强、管理基金的新品种、新手段、新技术不断涌现，其行业发展的增长率已经超过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水平。

澳大利亚基金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基金之一，也是除美国以外最复杂的基金。至2002年6月底，澳大利亚各基金管理公司共掌管大约7000亿澳元的基金资产，基金数量3000多支。其中养老保险基金大约3500亿澳元，人身保险基金约1700亿澳元，其他零散基金1800亿澳元左右。按资金来源不同，澳大利亚的基金可以分为零售基金（retailfunds）和批发基金（wholesalefunds）。

所谓零售基金，是指个人缴纳的资金形成投资基金，比如个人养老金和人身保险基金等。其他主要零售基金还包括：公共单位信托基金，约1500亿澳元；友好协会基金，60亿澳元；共同基金80亿澳元；货币管理基金300亿澳元。

批发基金则是指由单位、公司或组织机构的出资。批发基金的主要形式有：海外投资基金、政府基金、其他保险基金、捐助基金等。

在澳大利亚，零售基金约占基金总量的60%，批发基金大约为40%.零售基金近年来增长速度很快，主要是由于政府强制实施养老保险计划所致。到2002年政府要求所有雇员必须将9%的工资收入用于养老保险，客观上将大大增加养老基金的规模。预计2005年，澳大利亚养老金将突破5000亿澳元。

从投资方式来看，澳大利亚国内证券和期权投资增长最快，其次是短期国内债券、海外资产及国内不动产投资。

目前各种投资方式所占市场份额大致为：国际固定利率债券为0.4%、不动产投资2%、国际股票8%、澳大利亚固定利率债券12%、澳大利亚股票19%、复合投资49%.

二、集约化管理国际化经营

澳大利亚管理基金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1、80%以上的零售基金由大型基金管理公司掌握，而这些公司绝大部分是银行或者保险公司。

目前，澳大利亚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是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其掌管的基金占全部基金总量的13%左右；其次是安保集团，这是澳大利亚最大的保险公司，占市场份额的11%；澳大利亚国民银行，占8%；BT全球资产管理公司，占6%.

2、基金管理的集约化趋势加强

过去，澳大利亚基金管理机构非常之多，小而分散。而近年来，管理基金兼并重组异常活跃。通过大量的并购活动，分散的资金逐步并入到大银行集团或保险公司手中。目前90%左右的基金掌握在29家大型基金管理公司手中，其中10家大型基金公司掌握了52%的各类基金。

3、澳大利亚基金管理行业的国际化经营程度很高，这也是管理基金行业本身特点所决定的。

目前在澳大利亚，外国注册的管理公司大约35家左右，占基金管理公司的33%，基金总额的48%.

澳大利亚一些比较著名的国外基金管理公司有：AXA、BNPParibas、CreditSuisse、FidelityHSBC、Invesco、MerrillLynch、Schroders以及Vanguard等。

4、尽管澳大利亚基金以国内投资为主，但近几年海外投资不断增长。

澳大利亚基金国内市场的特点是市场平稳，风险较小。获利有把握。但毕竟由于市场太小，另外海外股票市场的利润率高于澳大利亚国内市场，由利益驱动，必然使一部分资金转向海外市场，这也是国际资本流动的必然规律。

1997年澳大利亚管理基金中大约只有5%左右的资金对海外投资，而去年这一比例提高到8%.预计随着养老金规模扩大，今年海外投资的比例将达到10%左右。在海外投资的方式上，主要以股票、期权、债券为主，而货币投资非常有限。在国家的选择上，澳大利亚基金主要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金融市场较为发达的国家为主。

亚洲金融危机后，一些金融市场相对比较完善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复苏加快，金融投机的利润率又大大高于欧美等国家，因此一部分澳大利亚基金开始关注亚太市场。目前澳大利亚基金在亚太地区投资最多的国家和地区是韩国，其次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

三、富有潜力可资利用

目前共有两支澳大利亚大型基金着手开拓中国市场业务。一是麦觉理银行的中国地产基金，另一支是安保集团的Henderson环球基金。这两只基金目前从事的主要是中国房地产业务，而安保环球基金也是与麦觉理银行合作在上海从事房地产开发。

针对上海住房市场的兴起和中国房贷规模扩大，这两支基金对中国房地产开发的前景充满信心。然而时至今日，中国证券市场仍未对外资开放，因此以麦觉理银行为先，独辟蹊径，希望籍向中国房贷市场证券化提供经验为先导，进入中国市场并为将来能够直接从事基金投资业务做准备。

1995年初，麦觉理银行在上海以25万美元注册成立麦觉理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并与中国建行达成协议，从事房屋贷款前服务和产权登记服务业务，并成为首家经营此项业务的外资独资公司。双方达成协议，由麦觉理银行提供房贷证券化方面的经验，充当售房中介，并根据建行的个人住房贷款审核标准来收集核实贷款申请材料，从事房屋低压贷款登记等贷后服务等。而建行参照麦觉理银行进行房贷证券化的做法，在国内证券市场发行债券募集建房资金。由于双方的良好合作，以及上海住房市场兴旺，第一期3000套低造价住宅很快就销售完毕。这一成功，激励麦觉理再准备与建行合作继续通过房贷证券化集资，兴建第二期甚至第三期住房。

此外，麦觉理最近还准备与SchrodersAsiaPropertiesLP地产公司签订谅解备忘录，合资组建一个专门在上海开发住宅房的基金管理企业，运用上述方式，目标在今后5至10年内开发将近10个项目，共6000套公寓。麦觉理还与安保henderson环球基金合作，在中国证券市场集资，兴建上海澳丽花苑公寓住宅，并由麦觉理进行项目管理。

目前澳大利亚基金在中国开展的业务与其在世界其他地区开展的投资业务有很大不同。

澳大利亚基金对海外有形资产投资的通常做法是直接投资并控股一家或几家本地企业，获得该企业对某一项目，如房地产或基础设施项目的独家开发与经营权，之后在当地证券市场发行债券筹集项目资本。通过项目的直接经营偿还集资成本并获得利润。

例如麦觉理基建（MIG）最近在美国投资兴建的收费公路项目就是这种类型。麦觉理基建直接投资5480万美元收购美国圣地亚哥高速公司伙伴集团81.6%的股份，特许独家开发造价5.8亿美元的SR125号高速收费公路。麦觉理基建于今年3月在美国资本市场发行首期债券，用于工程的前期费用及营运开支。2006年将发行第二期债券筹措剩余工程资金。该收费公路工程是麦觉理首次涉足美国市场，其投资方式在澳大利亚基金海外投资中比较典型。

可以看出，麦觉理在中国和美国等国家的投资有共同之处，但也有差别。由于中国投资证券市场、人民币本币业务未向外资银行、保险公司开放，因此外资尚无法在中国资本市场从事发行债券为项目集资的业务，从而也不可能进行项目的直接经营管理。

澳大利亚管理基金是世界上最大的基金之一，也是亚太地区仅次于日本最大的基金来源。由于澳大利亚政府实行的强制养老金制度，使澳大利亚基金在近期的增长率之快，在世界上也属罕见。预计至2010年澳大利亚管理基金的规模将达到15000亿澳元，也就是说在现有基础上将翻一番。随着基金规模的增长，澳基金对海外投资也将呈不断增长之势。

海外投资必然要考虑投资对象国政治经济的稳定性，对于基金种特殊方式的投资，除上述因素以外，以下两个要素十分关键。

第一，所在国的法律与金融监管体系是否健全并与国际惯例接轨；

第二，所在国金融信息的公开性及与投资国金融合作的密切程度，比如所在国对投资公司所需要的银行系统资料进行保密，而且相关法律措施不健全，将使投资商无法进行合理索赔，势必造成投资者望而却步。

目前澳大利亚依据上述标准，对世界30个主要金融交易中心和37个次中心进行了评估，并按适宜投资的程度，将这些中心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具有良好法律保障和行为规范的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二类是比较满意的有9个，包括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排在这两类之后的有40个。澳大利亚明确提出对第二类和第三类地区进行基金投资需要采取审慎的策略。

目前中国没有排在第一类国家和地区之内，因此澳大利亚基金大举投资中国尚有困难。然而这并非说明澳大利亚基金对中国没有兴趣，恰恰相反，近年来澳大利亚一些大银团、保险公司纷纷表现出愿意来华投资的热情有的还在中国设立了分支机构或代表处。

例如澳国民银行、西太银行、澳新银行、联邦银行、安保集团、邦联集团等澳大利亚的大型金融机构均表示希望大力开拓中国市场，而这些金融机构每家都掌管着数百亿澳元的管理基金。如果我们能够积极、有效、合理地利用这笔资金无疑将成为中国利用澳大利亚投资新的增长点。

然而，目前中国金融资本市场并未完全对外资开放。尽管可能会在近期推出对合格的外资金融机构放宽投资深圳和上海股市的试点计划，允许部分外资管理基金公司在中国开展经营活动，但开放程度依然有限，外资管理基金仍无法进行长期投资，而且可供选择的股票种类也很少，外资占股市资金的比重也非常小。总之外资直接投资A股市场的余地不大，虽然可以投资B股市场，也可以投资证券公司或基金管理公司，但还无法占主导权。

基金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1.对住房维修基金重视程度的弱化

对住房维修基金重视程度的弱化，主要原因是受政府对其宣传力度的限制。虽然自1998年以来，住房维修基金成为我国法律所保护的基金项目已有十多年了，然而在现今，依然有许多人不清楚住房维修基金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用，更不了解住房维修基金对其切身利益的重要影响。鉴于这种情况，大部分住户在缴纳住房维修基金时不理解、不情愿，不仅给代管部门的工作流程带来一定的麻烦，也不利于住房维修基金监督机制的扩展。

2.对住房维修基金管理层面的弱化

对于住房维修基金管理层面的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缴纳问题。由于国家并未针对住房维修基金管理方面制定诸如缴纳标准、缴纳方式、拖欠惩罚措施等相关的法律政策与法律规定，从而造成了个体住户及开发商的拖欠或侵占现象。例如，开发商受利益驱使，强制性的侵占住房维修基金，在代管人员进行查收时，又利用诸多理由拒绝缴纳，这不仅损害了个体住户的经济利益，也很大程度上成为住房维修基金安全管理层面的障碍。

（2）管理问题。首先，住房维修基金是按照一定比例的分配，是归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大额资产。同时，由于住房维修基金所涉及的领域较为宽广，在代管部门进行管理时，容易出现非法挪用或不按手续私自使用等现象，这无形中降低了住房维修基金的安全系数，同时也是造成群众与开发商、群众与政府代管部门产生矛盾的关键之一。

（3）使用效率问题。住房维修基金虽有一定的增值功能，但发展至今许多住房维修基金仍处于托管状态，这不仅造成了大额基金的闲置与积压，也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住房维修基金的增值效益。尤其在近些年，代管部门及业主对于基金的如何使用存在较大的分歧，且没有明确的使用标准，致使大额住房维修基金成为国民经济的资金负担，不利于其实质性使用价值的充分发挥。

3.对住房维修基金监督力度的弱化

首先，代管部门的监督力度问题。住房维修基金是一笔大额资金款项，关联着较大范围的资金链条，然而大量基金处于托管状态，无形中增加了住房维修基金的安全障碍。同时，法律法规中也并未明示对住房维修基金的具体使用标准、使用规范及与其相对应的管理措施，这也给行为提供了可趁之机。其次，个体住户的监督力度问题。这跟上文中提到的对住房维修基金重视程度的弱化有着连带关系。

二、住房维修基金管理中的问题的解决方案

1.加大宣传力度，提升重视程度

对于住房维修基金国民弱化现象，政府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及时改进，这不仅关系到个体住户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代管部门的社会形象与社会信誉。例如，代管部门可以合理运用传播资源，与媒介进行有效对接，如可以利用地方电视台、地方报纸、网络以及一切可以使用多媒体交互传播的资源作为媒介通道，将住房维修基金的使用、管理、监督等重要性向住户公示，提升个体住户对住房维修基金的重视程度。

2.完善法律制度，强化管理措施

为有效解决住房维修基金在管理层面出现的缴纳问题、管理问题、使用效率问题，首先要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优化住房维修基金法律效应的同时，提升了其法律权威。通过完备的法律体系与规定，保证住房维修基金的专款专用，从而保护业主在物业范围内的公有财产不被侵占[2]。这不仅是对业主个人财产安全的法律维护与保障，也是对住房维修基金合理法律程序的改进与更新，既有利于促进基金管理和谐，也有利于环节代管部门与个体业主所产生的资金矛盾与纠纷。其次，利用法律手段加强住房维修基金的管理措施，对基金的如何使用、如何管理、如何缴纳等进行明确规定，从而有效避免开发商钻取法律漏洞而获取的资金利益。再者，对于处于托管状态的住房维修基金必须安排专业的人员进行看管，并开展经济学家、代管部门代表及住户代表三方意见讨论，为高效提升住房维修基金的增值力度与使用效率出谋划策。这样不仅有利于使闲置的住房维修基金通过合法、合理的手段运作起来，也有利于为业主的资金投资构建有效保障。

3.优化监督机制，增强安全保障

降低行政管理部门对住房维修基金使用的行政干预，将其关注的重点转移到管理与监督上面来，并着力培育业主自治管理机制，建立业主、业委会、主管部门多层面的监管制度[3]。这不仅对住房维修基金管理提供了代管部门与个体业主的双重安全保障，也有利于提升其公众关注力度与监管力度，在有效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优化了对住房维修基金的监督机制。

三、结语

有效管理住房维修基金，不仅有利于保障业主个人资产的真实与安全，也有利于提升住户所按比例分摊的住房维修基金的增值程度；有效管理住房维修基金，不仅有利于完善住房维修基金的管理模式，使基金可以更合理、有序的进行分配与使用，从而达到造福于民的目的，也有利于拓展住户对住房维修基金的监督职能与力度，为其安全有效的使用创设双重保障。

基金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一）社保基金管理存在的风险

1．资金流失风险。在现行的企业中，拖欠、拒缴现象严重，征缴率偏低，有部分企业管理人员利用制度空缺，故意降低缴费基数，逃避缴费义务，造成社会保险基金流失。

2．违规运作风险。由于政策法规调整滞后、管理不到位，导致部分工作管理人员利用内部流程和管理漏洞进行违规操作，其主要表现为擅自更改参保信息，缺失“机审”能力；采用现金方式收取社保费用，缺失基金监督，存在基金挪用和流失风险。

3．信息系统风险。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已经离不开信息系统数据库的支撑，一旦出现问题则影响巨大。危害是直接造成系统瘫痪，数据丢失、泄露、篡改、错误、业务不能正确办理或业务中断；间接造成基金损失，管理失效，声誉受损。由于很难做到资源共享，加之社保部门经费不足，造成社会保险费征管信息网络建设滞后，甚至严重影响业务工作的开展，造成统计数据信誉度低、准确度差。

4．基金冒领风险。造成冒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养老金实行社会化发放以后，离退休人员与原单位的关系不再紧密，致使一些离退休人员特别是异地居住的退休人员去世后，其家人因经济利益的驱动，心存侥幸，故意迟报或隐瞒不报，设法造假来冒领养老金，加之手段落后，走访慰问和查处冒领难度非常大。

（二）社保基金管理风险存在的原因

1．社保基金多元化，参保群体差异化。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健全，社保基金种类也朝着多元化发展，参保群体也更加复杂化。近年来，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已基本建立，基金监督的领域更广了，对象更多了，情况更复杂了。以城镇为中心的工作重点转向城乡统筹，以企事业单位职工为主的参保对象转向所有民众。

2．管理环节繁杂，监管难度大。近年来，随着社保基金多元化发展和管理体制的变化，涉及社保基金经办管理使用的部门和机构越来越多，基金链条越来越长，风险点逐步增多，监管难度加大和任务加重。

3．专业管理队伍数量和质量有待提升。社保基金管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较稳定的专业队伍。随着社保基金涉及面的不断扩大，基金监督管理工作的业务量加大，专业知识水平要求进一步提高，这就要求基金监管人员必须具备过硬的业务知识，同时还要加强队伍整体力量的建设，基金监管人员短缺成为当前基金监管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防范和化解社保基金管理风险的措施

（一）开拓思路，转变意识，确保基金安全有效控制

1．取消社保经办中心下属各经办机构的支付中转职能。将各项社会保险待遇发放职能全部收回由经办中心集中管理，做到征缴直接到企业，支付直接到个人，可有效减少中间环节，方便参保人员，降低基金支付风险。改变支付职能实施基金直付，既可以把基层社保经办人员从繁忙的业务中解放出来，又可以腾出更多精力投入业务基础工作，不仅有效预防了基金支付过程中的滞留现象，而且可大大提高经办人员的综合能力。

2．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实现银行代扣代缴模式，避免了收取现金的繁琐及不安全因素。在实施银行代扣代缴模式之前，大部分地区的个体人员缴费实行的是POS机刷卡并一次性缴纳全年的社保费用，虽然此方式结束了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现金的历史，也为参保缴费人员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还是存在不足的方面：一是一次性缴纳给参保人员带来资金压力；二是在约定的期限集中缴费会出现缴费时间过长缴费难的现象发生；三是全天大量的资金流入给业务人员和财务人员对账造成疲劳工作、收款差错的现象发生。改用银行代扣代缴只需在规定的期限内按月注入足额资金就可以轻轻松松实现缴费了，不仅给经办人员减轻了工作量，而且提高了财务对账准确率，确保了资金安全及时准确划入基金专户。

（二）全方位稽核，确保各项制度、工作落实到位

1．严把养老金的发放关。养老金的发放要求退休人员一人一卡，不允许多人一卡或是夫妻一卡。对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发放进行重点稽核，主要核对是否存在大幅度增高和降低的情形发生；核对当月的银行卡与上月银行卡是否有变化，并进行全程跟踪，切实将养老保险金的发放风险降至最低。

2．加强医保稽核力度。对外伤病人、住院及门诊病人用药是否合理、用药量是否得当、待遇支付情况进行稽核。各项待遇只允许发放到本人卡上，并要求领取待遇人员将银行卡及身份证复印在同一张纸上，充分发挥稽核部门在支付环节的监督检查作用。

3．严格征缴基数的稽核。首先对企业参保人员的收入情况进行稽核；其次是抽查企业实地进行稽核。要求少报基数的单位进行整改，做到应收尽收，切实保障参保人员切身利益，为防止基金流失夯实基础。

4．定期开展退休人员的生存认证。积极开展视频认证工作，将年龄超过70岁的离退休人员列入重点监控行列，对高龄人员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网上视频监控。同时建立举报奖励制度，加大对冒领人员的处罚力度。通过QQ视频宣传政策、交流参保及待遇支付信息，确保社保基金安全不流失。

基金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指数化策略，问题，中国

根据有效市场假设，在定价有效率的市场中，“市场组合”(即那些由整个市场的全部金融资产组成的投资组合)对每单位风险提供了最高的收益水平，因而在特性上与市场组合相似的资产组合能够捕获市场的定价效率，而如果采取那些试图取得优于市场表现的策略，除了幸运之外，不可能取得彻底成功。指数化策略是以这样一种理论为基础通过复制特定的市场指数而实施的一种消极的投资组合策略。虽然评价指数化策略的好坏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国外学者在这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是，指数基金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盛行已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我们应该考虑如下问题：既然我们一直强调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投资应该多元化，应该利用适合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特点的一切投资工具和投资策略，以确保其保值增值，那么，中国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是否可以运用指数化策略呢?中国的金融市场还不成熟，指数化策略基本上还没有在中国的基金运作实践中起到真正的运用，中国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人市也还处于酝酿和试验阶段，这些因素又会对指数化策略的运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本文通过分析养老基金指数化策略的依据、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回答了这些问题。

1、指数化策略适用子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的理论依据

1.1指数化策略的优点

一般来说，实行指数化策略的养老基金管理者并不试图用基本分析方法来区分价值高估或低估的股票，也不试图利用技术分析方法预测股市的变化并由此来构造投资组合，在预测投资回报方面也不做任何努力，他们唯一的目标是根据基准指数来设计投资组合并获得该指数的投资回报率。与积极的投资策略相比，指数化策略至少具有以下优点：

(1)可能获得更高更稳定的投资回报。从理论上讲，如果市场是相当有效的，那么，对于积极的管理者来说获得额外回报将是很困难的，而且他们得因此支付更高的费用和成本。因为，与积极管理的养老基金相比，运用指数化策略的养老基金一般倾向于进行更小的交易量，佣金、手续费(含保管费和转让费)、执行成本(含市场冲击成本和市场同步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可能较低，这使得其交易成本大幅度降低，缴纳的有关税收也少得多，因而投资回报可能更高。有研究表明，指数基金的成本费用与积极管理的基金相比，每年约低0.83到2.72个百分点。在控制了影响支出的一些因素后，也有研究发现，指数基金的成本每年大约低30-40个基点：”。如果把指数基金与积极管理的基金的投资业绩历史记录相比较，同样可以发现积极管理的基金并不占优势。例如，尽管美国的指数基金落后于市场指数回报率近40个基点，但大多数积极管理的基金同样被证实落后于与他们标准相同的市场指数，而且平均水平比市场指数回报率落后得更多，达110个基点。而且，运用指数化策略的养老基金倾向于追求长期收益，投资回报相对来说也比较稳定。

(2)更好地解决委托—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基金管理者的能力、职业道德和努力程度很难准确把握，投资者很难确定基金管理者是否在全心全意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服务，特别棘手的委托—问题就凸现出来。而且，无论什么样的行为评估程序，其统计有效性都可能由于过低的讯杂比(SignaltoNoiseRatio)而降低，基金管理者的真实能力也可能被市场波动的干扰因素所掩盖。在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的回报率可能更反复无常，讯杂比将会极差。在这种情况下，在养老基金委员会选择基金经理时，政治上的游说及门弟、学历、工作经历等因素将起很大的作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于基金管理服务业的竞争性及效率。因此，养老基金投资者在判断基金经理能力和忠诚度从而选择基金经理上遇到了困难。这种困难使得养老基金投资者更喜欢指数化策略，因为，与积极管理的基金相比，指数基金经理的能力更容易判断——主要是把他们获取的回报率与相关指数回报率相比较，也更容易比较——主要是比较各基金经理的跟踪误差(指数化策略组合的回报率与基准指数的回报率之差)。基金经理的经营活动更容易得到监督或控制，因为，基准指数一般由投资者选定或批准，基金经理的工作只是复制或模拟基准指数来设计投资组合并获得该指数的投资回报率，基金经理利用投资决策权为自己谋利的现象将受到一定的限制，例如：基金经理一般不能购买对自己有利但不包含在基准指数中的股票。这样，棘手的委托—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2养老社会保险基金基本特征决定了指数化策略的适用性

指数化策略是否适合于养老社会保险基金不仅取决于其本身的优点，更要取决于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基本特征。从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本质来看，它是国家为解决养老问题而运用法律手段筹集的专款专用的资金，是对养老社会保险计划的参与者的一种负债，是退休人口的基本生活来源。一般来讲，养老社会保险基金具有法律强制性、社会政策目的性、政府干预性、社会化精算测定、数额庞大和从收到支时间间隔长等几个基本特征。

前3个基本特征决定了养老社会保险基金在强调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多元化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同时，把安全性作为首要的最基本的原则，并更强调社会效益性。后3个基本特征表明，养老社会保险基金不仅有数额庞大的稳定的可用于长期投资的资金，而且这些资金的投资目标应该是获取比较稳定的收益以支付养老金。这就使得养老社会保险基金对流动性的要求主要局限于满足支付养老金的需要，而一定时期内的养老金支付又是可以大致测定的(包括支付时间和支付金额)，因而养老社会保险基金对流动性的要求比一般的投资公司要低。在这种情况下，养老社会保险基金当然会把提高长期总投资收益率作为投资的核心目标，而使短期收益率的重要性大大降低。

我们知道，指数化策略需要大额资金，因为，市场指数为了反映市场的定价效率与整体走势必须包括大量证券，资金数额太小根本就无法复制市场指数；指数化策略需要可用于长期投资的资金，因为，指数化策略倾向于较少的交易，倾向于避免市场的短期波动而追求比较稳定的可观的长期收益。此外，指数化策略有利于抑制市场过分投机带来的波动，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这有利于国家宏观政策目标的实现。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基本特征决定了指数化策略比较适合于养老社会保险基金。这就为指数化策略成为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策略之一提供了重要依据。

2、指数化策略可能存在的问题

最近十几年来，世界范围内指数基金的发展引起了人们对指数化策略可能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关注。

2.1扭曲基准指数中所包含的证券的价格

许多研究者十分担心运用指数化策略的养老基金会盲目购买基准指数中所包含的证券。因为，养老基金的资本数额十分庞大，如果1只运用指数化策略的养老基金在1个既定指数上投入了100亿元，而一种证券以0.5%的权重进入了这一指数，那么该养老基金就必须购买0.5亿元的这种证券。反之，若一种公司证券被从指数中剔除，该养老基金将不得不出售该公司证券。有人认为，养老基金的这种行为可能会导致基准指数中所包含的证券的价格被明显扭曲，或者基准指数所包含证券的价值被人为提高或贬低，因而会降低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

这些顾虑乍一看好像是正确的，但它们应该以证券市场的其余部分作为背景来加以解释。若运用指数化策略的养老基金购买了0.5亿元的某一股票，且这一股票的价格上涨超过了某一“公正的价值”，许多了解情况的投资者将选择出售该股票。如果市场是有效的话，我们将会发现，随着许多股票从投机者手中转至该养老基金，发行此股票的公司的所有权结构会被改组。在理想的有效的市场上，这种变化对价格的影响应该是零。对标准普尔500指数等指数的研究表明，在一个拥有大量的指数和运用指数化策略的机构投资者的地方，上市公司证券被选人指数或被从中剔除通常会导致证券价格及其资本成本的扭曲。然而，这种影响看上去并不是很大田。我们认为，如果规模过于庞大(相对于所在的金融市场规模而言)，养老社会保险基金大规模运用指数化策略及其带来的羊群效应(HerdingEffect)有可能扭曲证券价格，降低证券市场的资源分配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养老社会保险基金交由多个不同的投资经理运作，控制单个投资经理运作的基金规模，并引导他们相互竞争，投资经理之间将在投资策略上产生分化，即：一部分采取积极策略，一部分采取消极策略；采取消极策略的投资经理又以不同的市场指数为基准，那么，上述问题应该可以得到比较有效的解决。

2.2恶化公司治理

一些研究者批评运用指数化策略的养老基金经理不关心上市公司股东和经理之间的委托—问题，称这些养老基金是公司治理的搭便车者，因为其他人在这方面付出了努力。他们认为，如果一家企业因为对经理的不恰当激励而导致了现金流的减少，一个积极的投资组合经理还有机会夺取公司的控制权，改变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以获取更多的现金流，并在一定程度上从由此带来的股票价格上涨中受益。我们认为，这些情况的存在以及参与此类活动的投机者的重要性是不可否认的。然而，虽然我们可以将公司治理的失败看作是对市场有效性的破坏，但是，有限责任公司的正常逻辑是给予股东投票的权利而不是投票的义务，所以任何投资者都有参与公司治理的权利，也有不参与公司治理的权利。此外，积极的基金管理者对公司治理的过分参与也有可能会影响有限责任公司管理者的决策，从而使原有的问题进一步恶化。

2.3降低市场有效性

运用指数化策略曲养老基金还因为不参与证券投机，不预测未来的投资回报，不购买“贬值”证券等行为而受到批评。从理论上讲，如果整个经济转向了指数基金，市场有效性毫无疑问会急剧恶化，问题也将会恶化。然而，在一个无数经济人竞争市场投机利润的世界里，接近市场有效性的状态是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指数基金是有益的。指数基金的优点是与投机者之间的竞争程度有关的，这种竞争将使得通过积极管理很难获得超额回报。如果在一个国家里有“太少”的投机者和太多的指数投资者，那么，通过积极管理获得的投资回报率将大大超过指数的回报率。然而，实际情况是，在任何国家里都是投机者远远多于指数投资者。

2.4强化基金产业的集中

由于运用指数化策略本身是一个固定成本的行为。一个管理小规模指数基金的计算机系统一旦建立，同样的系统就可以适用于规模更大的资产。对更大规模的基金而言，每单位资产的销售成本和分配成本也会更低。这就使得大投资者的费用十分低，较大的指数基金因此也可能获得丰厚的垄断收入。而且，这种情况可能会使那些寻求管理指数基金的新公司面临进入障碍，从而导致指数基金行业的显著集中。这是指数基金发展的不利影响之一。与之相比，积极管理的基金没有这么大程度的伴随基金规模增长的回报增长。相反，许多积极管理的经理把大规模资产管理当作妨碍他们获取超额利润的障碍。有证据表明，在美国增长型基金的“最优”规模是15亿美元左右，价值型基金的“最优”规模是5亿美元左右，混合基金的“最优”规模是20亿美元左右。这种适度规模与美国指数基金业的现状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指数基金业已经被特大型基金所控制。我们认为，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由于规模庞大很容易产生这样的不利后果，这就需要政府通过立法等手段加以调控，例如，把养老社会保险基金交给多个基金管理人运作，以降低每个基金管理人所控制的资金数额；建立养老基金管理人之间的恰当的竞争机制，抑制羊群效应；禁止垄断或操纵市场等。

3、中国养老社会保险基金运用指数化策略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养老社会保险基金运用指数化策略将面临4个主要问题：第一，较低的市场有效性使得人们怀疑指数化策略在中国运用的理论基础；第二，养老社会保险基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指数化策略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第三，乏流动性的证券市场导致的较大的运行错误，将影响养老社会保险基金运用指数化策略获得预期回报；第四，政府能够做些什么来帮助养老社会保险基金运用指数化策略?

（1)较低的市场有效性的影响。最近几年的有些研究表明：与OECD国家的基金状况相比，刚出现基金的国家的基金价格演变存在着显著差异。新兴市场被认为有更高的违规性，更高的长期回报，更高的交易成本和更大的可预测性mo因此，一般来说，如果中国的市场有效性整体上比较差，对积极管理的经理来说就很有可能在基金管理过程中获取额外收益。

关于这个问题，认为，要看市场缺乏有效性的原因。理论上认为，在中国，可能导致较低的市场有效性的因素主要有：第一，信息的取得。较差的信息披露法律制度、不发达的信息产业潜在地说明了中国的信息可获得性较差。第二，人力资本。较差的人力资本暗示了只有很少的资金人能够在可观察到的价格水平上果断避免错误。第三，交易成本。不完善的市场机制常常会产生高额交易成本，因此，看起来某一统计水平上的市场有效性被打破，实际并不是一个获利机会。然而，如果这些因素在导致较低的市场有效性方面起作用，它并不一定说明积极的管理就一定是较好的选择。积极管理同样将因信息不充分、金融工具缺乏而受损。如果由于高交易成本而形成市场无效率，这种无效率对积极管理者也不是获利机会。关键是，在中国，投资者与基金经理之间的委托—问题更为严重，金融法律制度还很不成熟，对金融部门的监管受到很大的限制，这只会使指数化策略更有吸引力。

(2)如何运用指数化策略。信奉指数化策略的投资者认为，金融市场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人们很难提前预测，通过积极预测单个证券的回报来获取额外收益只不过是一种幻想，最好的选择是被动地模拟市场变化。为了最好地模拟市场、分散风险，就应该选取特定的市场指数，建立指数化资产组合。由于指数化策略的运用者更注重长期的盈利目标，一般不过多地考虑市场的短期波动，交易仅仅在股票发行、合并等情况发生时才进行。此外，与积极管理的基金经理对未来回报不做任何许诺不同，指数化策略的运用者一般允诺获取公众可观察得到的市场指数回报率。可见，指数化的投资组合也就是一个被动地获取等同于市场指数的回报的资产组合。然而指数化策略的运作并不像一般人想像得那么简单。只有高明的基金经理才能很好地运用指数化策略获取近似于市场指数的回报。

指数化策略的第一步就是基准指数的选择。在选取市场指数时，一般认为，最有用的一种市场指数是那种使每种证券的权重同其市场资本总额成比例的市场指数。对于这种指数容易建立指数化资产组合，而这样的资产组合不需要针对市场价格波动做出反应。事实上，每一种证券市场指数都是对分散化与流动性进行权衡的结果。大的市场指数倾向于高度分散化和缺乏流动性；较小的市场指数有时在分散化上似乎显得不够充分，但相比较而言一般更具流动性。而且，如果在某一金融市场内选择的资产组合是高度分散化的，这些资产组合之间多数被证实是高度相关的。只要能够充分分散化，在考虑指数的风险二回报特性时，指数定证券的作用并不太重要。一般认为，选择高流动证券以形成良好分散的指数将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当然，要考虑市场流动性，应注意2方面因素：市场影响成本(当发出市场交易指令时遇到的价格降低)和市场恢复能力(市场在一次交易后恢复到最初状态所需的时间)。在进行指数的程序化交易时降低市场影响成本，可以降低指数化基金的跟踪误差，而市场恢复能力的大小也会对跟踪误差产生影响。

在确定基准指数后，接着要考虑的问题是用何种方法来复制该指数。很显然，最简单的方法是“全复制法”，即按照权重比例购买基准指数中的全部证券，构造复制性投资组合(RepeatingPortfolio，使得基金持有的资产组合与基准指数完全一致，因而将获得与基准指数相同的回报率，同时面临支付交易成本的风险。“全复制法”的优势在于：因为包含了基准指数中的全部证券而显得比较容易操作，也减少了不断更新组合以寻求再平衡的需要。但是，由于兼并、破产、股票分割、发放股利、新股上市、股票回购等事件的发生会使所使用的权重发生变化，因而在这些情况下还是需要进行调整以避免投资组合价值的不连续变化。然而，许多国家的市场指数都有设计缺陷，其中最常见的一个问题是市场指数中包含高度不流动的证券(这一点在中国十分明显)。当一个市场指数包含有过多的非流动性证券时，这一市场指数通常将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此时，“全复制”的投资组合将由于对整个指数进行交易时面临的较大的交易成本而导致较大的运行错误(与市场影响成本和跟踪误差有关)。

为了克服这种缺陷，有人主张运用另一种指数化：持有一个与基准指数资产组合P不同的资产组合P，，并且使与P，相连的交易成本比真实指数P的交易成本更低，P和P，仍然保持高度相关，目的是通过解决交易成本问题来使运行错误最小化。一般情况下，就是用少于基准指数中证券数量的证券构造有代表性的复制性投资组合。

运用指数化策略的第3个方法是运用指数期货。由于与构造并维持分散的投资组合相比，运用指数期货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托管费用，降低市场冲击成本，所以，指数期货在养老基金投资中可以得到比较广泛的运用：养老保险基金经理可以通过购买或出售指数期货修改投资组合的B值(购买指数期货会提高投资组合的B值，出售会降低e值)从而控制投资组合的风险；可以利用套头交易防止不利的股价波动；可以构造指数化投资组合；还可以创造投资组合保险。

当然，适当的时候也可以运用指数期权。一般来说，投资者可以通过购买股票看跌期权来保护投资组合中的该股票，防止股价下跌带来的损失。但是，养老基金持有的投资组合一般是由大量的股票构成的；如果购买股票中每种股票的看跌期权，交易费用将相当昂贵。在这种情况下，养老基金如果通过在一个合适的股票指数期权中取得适当的头寸，就可以在投资组合分散化的同时抵御不利的价格变动。但是，运用指数期货存在2个缺点：(1)指数期货合约到期，养老基金将需要应用下一个可得到的合约来重新建立这种关系，这称为“滚动”(Rollover)的过程。在进行这种滚动时，大规模的指数化养老社会保险基金将损失数额相当大的交易成本。(2)在经济水平上，当指数期货是“净零供应”(NetZeroSupply)时，指数期货的运用有一个基本的缺陷：因为每当有一个期货购买者时，就必须有一个等规模且方向相反的出售者。假设一国GDP的50%投资于应用指数期货的指数化基金，很难找到处于交易另—端的销售者。运用指数期权也存在着市场规模约束问题。如果指数期货期权被特大规模的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所运用，指数期货棚权市场的有效性可能会被破坏，运行错误将增加。这些正是规模巨大的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所面临的难题，它也决定了指数期货期权在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投资中的运用将是比较有限的。

概括以上分析，我们认为：

第一，当组成基准指数的证券的流动性满足在整个指数的基础上进行低成本程序化交易的要求时，“全复制”是可行的。对于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来说，“全复制”对分析和计算能力的要求也是最低的。

第二，当基准指数中含有较多的非流动性证券时，有代表性的复制性投资组合策略能够起作用；然而，它在分析和计算方面的要求相当复杂。

第三，当流动性指数期货市场存在时，合成指数基金常常是比较好的选择。在成熟的市场上，其交易成本比较低，监管和行政成本也都比较低。另一方面，运用指数期货将放弃运用“全复制法”可享有的某些权利，如贷出证券收入。

第四，当基准指数含有不成比例的非流动性成份时，指数期货和指数期权尤其具有吸引力。但由于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巨大规模，应用将受到限制。

在中国，由于证券市场缺乏流动性，现代金融经济方面的技术还比较落后，衍生金融工具市场十分不发达，运用指数化策略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全复制，指数基金与指数构成相同。但如果能从指数构成中有效地剔除不成比例的非流动性证券，效果可能更好。如果适当地发展流动性高的指数期货期权市场，实施全复制策略的养老基金运用指数期货／期权还可以获取高额边际收益。当然，指数化策略还可以用来构造一种可以保证投资回报率的金融产品变体，而这正是中国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统筹部分(具有确定收益的特性)所需要的。

(3)中国养老社会保险基金运用指数化策略是否可以获得预期回报。有些专家担心，在发展中国家，较差的证券市场流动性以及证券市场指数的缺陷会使得指数化策略产生严重的跟踪误差。在中国，由于金融市场还不完善，运用证券市场指数进行指数化策略同样存在着一些困难：一是，现有的市场指数中的大量证券不是充分流动的，降低了市场指数所代表的信息的真实性，使得应用这些指数进行指数化策略变得十分困难。因为，缺乏流动性的证券市场会通过“陈旧价格”(在时间t2时的指数计算被迫应用时间t1时的非流动证券交易的信息)使指数的信息内容受损，指数将因此无法准确反映金融市场的变化。二是，证券市场指数的管理程序有待改进。指数的组成应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进，并反映经济形势的变化，并且这一程序应当独立于各种特殊利益。三是，指数的种类和数量都不丰富，特别缺乏特殊指数和次级指数，使得基金在选择指数时显得捉襟见肘。但是，有研究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实行某些证券市场指数的交易计划是可行的。尽管在一天之内能够达到的一篮子规模(BasketSize)显然比美国要小得多，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基金可能比美国的指数基金资产规模小得多，因而，这并非一个关键性的制约因素。而且，有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养老基金运用指数化策略可以获得理想的回报。在印度，IDBI共同基金以NSE50指数为基准进行指数化策略，它每年的运行错误仅为0.35%。

我们对我国目前的指数型基金进行了考察，发现指数型基金天元1999年9月20日至2000年11月24日之间的平均周收益率为0.6721%，而同期上市综合指数的平均周收益率为0.4782%；优化指数型基金兴和、普丰1999年8月2日至2000年11月24日的平均周收益率分别为0.4879%和0.5389%，同期上市综合指数的平均周收益率为0.4769%。而且，无论是根据夏普指数，还是根据特雷纳指数和詹森指数；这3只基金的表现都不错(见表1)。此外，我们还对安顺、天元等10只基金的表现进行了研究，我们发现(如表2和图1所示)，基金的超额收益率与贝塔系数(***)基本上是负相关的，这就是说，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基金的风险偏好越高，则其回报率越低。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消极的投资组合策略的优势。可见，只要操作正确，中国养老社会保险基金运用指数化策略是有可能获得预期回报的。但是，随着养老社会保险基金可投资资金的规模逐渐膨胀，大规模的指数化策略有可能影响金融市场的竞争和有效性，因此，中国的金融市场必须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才能为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指数化策略提供市场基础。

基金每周收益率根据《中国证券报》各基金每周一的净值公告计算而来，并根据《中国证券报》上同期刊登的新股配售公告采用以下方法对新股配售的影响进行剔除：根据新股发行配售和上市的实际日期，在发行日到上市日之间的配售成本按银行存款利息计算，将上市日当日的成交均价与资金成本之间的差作为新股配售带来的超额收益。在各基金的当期收益率计算中从期末净资产值中扣除这一部分添加的资产。在下一个时期的期初，这一部分新增的资产看成是基金中新添加的份额，因为这一部分资产价值实际上已经加入到了基金的净资产值中，它是一笔暂时不可流动的资产。本文每一时期的分析结果都使用这一扣除新股配售影响之后的收益率序列。

由于各基金的设立时间有一定的差异，本文针对不同的基金采用了不同的考察期，分别为：基金普惠、安信、裕阳、兴华的考察期为1999年3月29日至2000年11月24日；基金安顺、裕隆的考察期为1999年6月21日至2000年11月24日；基金兴和、普丰的考察期为1999年8月2日至''''2000年11月24日；基金天元的考察期为1999年9月20日至2000年11月24日；基金裕元的考察期为1999年11月29日至2000年11月24日。

基金每周收益率根据《中国证券报》各基金每周一的净值公告计算而来，并根据《中国证券报》上同期刊登的新股配售公告采用以下方法对新股配售的影响进行剔除：根据新股发行配售和上市的实际日期，在发行日到上市日之间的配售成本按银行存款利息计算，将上市日当日的成交均价与资金成本之间的差作为新股配售带来的超额收益。在各基金的当期收益率计算中从期末净资产值中扣除这一部分添加的资产。在下一个时期的期初，这一部分新增的资产看成是基金中新添加的份额，因为这一部分资产价值实际上已经加入到了基金的净资产值中，它是一笔暂时不可流动的资产。本文每一时期的分析结果都使用这一扣除新股配售影响之后的收益率序列。

基金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养老保险基金；政府监管；适度性；多层制衡模式

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基金规模逐步扩大，截至2006年底，我国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等五项基金累计结余达到8006亿元，其中养老基金结余达5268亿元，占基金结余总量的65.8％。与此同时，发生在社保基金管理领域的违规和犯罪也逐年增加。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消息，全国已发现违规使用社保基金约71亿元，涉及上海、宁夏、北京、天津、浙江、湖南、福建等多个省份，违规主体包括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2006年上海市的社保基金案更是引起了举国震惊，由此引发了人们对于社保基金监管问题的思考，而养老保险基金以占社保基金结余总量65.8％的比重，更成为监管的主要对象。

一、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概述

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既是对养老保险基金运营与管理的一种过程控制，也是对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一种结果控制。从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内容可以看出，主要涉及了基金发展模式的选择、基金的缴费模式、运营规范、监管手段与模式以及对基金投资渠道的约束和规定等。

之所以要对养老保险基金加以监管，动因在于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重要性与特殊性，对于退休者的“养命钱”要采取审慎与科学管理的态度，对于托管方和运营方要进行严格的筛选，对于投资方式的组合要加以全面地分析，保证基金管理和运营的规范性、安全性、收益性、可持续性与协调性，注意对风险的防范和分化。

二、政府在养老基金监管中的定位

养老基金本身的重要性与特殊性，要求公共组织实施监管。政府作为公共组织的主体，必然要承担起基金监管职能。

长期以来，“公共利益论”为政府监管提供了理论支撑。该理论认为监管是对公众要求纠正某些社会个体和社会组织的不公正、不公平和无效率或低效率做法的一种回应。监管被看成是政府用来改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手段，如果不实施监管，市场机制本身的作用可能导致社会资源的无效率或低效率以及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甚至经济不稳定。在这种理论背景下，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出面对市场进行监管是有其合理性依据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公共利益论”中，政府监管行为的一个隐含前提条件是：政府监管是完全有效的。然而，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就对这一假设给予了有力驳斥。它认为，政府是由一个个政府官员组成的集合，组织有自己的目标和利益追求，同时作为个体的政府官员又具备理性经济人的特征，在行动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组织目标和官员的个体目标与基金监管的现实需求之间发生冲突时，他们可能不依据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实施监管，而是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行事，甚至可能出现“寻租”行为。“政府管制俘虏论”对上述分析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认为具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为了自身利益，针对管制者的自利动机，进行“寻租”活动，将管制者俘虏，双方共同分享租金。在这里，个人由于前述的分散性特征，无法形成合力，相反人作为组织严密的团体，会对管制者形成有效的游说，使得政府出于自利动机，放弃对人的有效监管，产生“合谋”行为，此时出现了“政府监管失灵”，委托人的利益无法得到维护。

另外，我国学者李绍光根据阿瑟的“自增强理论”对政府监管失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他认为：政府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如果出于某种内部的目的而决定对养老基金实施某一监管的时候，其结果往往可能是报酬递增的。例如，管理成本的存在，可能会使政府并不采取成本最小化的方式，而是继续加强管制，以寄希望于能够从中获取更多的收益，弥补管制成本。此时，会出现一种自增强机制，使得管制范围不断扩大。其结果就是政府监管无限扩大，甚至侵犯到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造成非市场的无效率。这样就存在一对矛盾：政府监管不能缺失，但是政府监管又可能存在不足。所以，养老金的政府监管必须注意适度性问题。

三、我国养老基金的监管现状与问题

(一)我国养老基金的监管现状

对我国现阶段养老基金监管现状的把握，可以主要从法律制度建设和组织建设两方面进行分析。

1、法律制度建设。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涉及各方利益，为了保障基金监管有章可循，国家高度重视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基本建立了涵盖各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主要有《保险法》、《信托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商业银行法》、《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工作管理办法》、《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信息产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邮政局关于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所有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都为社会保障基金监管部门有效履行权力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

2、组织机构建设。1998年，我国成立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作为制定养老保险相关政策和法规与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专门机构，从而在组织上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多头分散管理的局面。④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管理模式是基于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并存的科层制养老保险组织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实质是由政府行政部门将基金的管理运营权交由各级全民事业单位(如养老保险经办中心等)，进行集中性管理和投资运营。此外，我国对养老基金投资运营实施监管的主要机构是劳动保障部门的基金监督机构，履行的是行政监督职能，按照政府提出的“建立以行政监督为主导、基金管理机构内控自律为基础、社会监督为补充的基金监督运行模式”的目标原则开展工作。

(二)我国养老基金监管存在的问题

从政府对养老金监管的适度性角度考察，我国政府养老基金监管存在着要么监管过度，政府包揽一切，既当裁判员，又做运动员；要么监管缺失，法律建设滞后，基金安全缺乏保障。

1、法律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如前所述，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社会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仍然没有一部关于社会保障的统一法典，或者是针对某一问题较为全面的法律规章。比如针对养老基金投资，虽然颁布了许多相关法规，却仍没有一个系统的具有较高法律效力的法律文本。在国外，以美国为例，早在1935年就颁布了《社会保障法》，作为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法典。另外，在补充养老保险方面，美国1974年通过的《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对涉及到的相关问题作了详尽完备的阐述。可见，我国的法律制度建设相对滞后，不利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康发展。

2、职能分工不科学，缺乏监督制衡。目前政府对养老金监管的模式，是由政府行政部门将基金的管理运营权交由具有全民事业单位性质的养老保险经办中心等进行集中性管理和投资运营。在这种组织管理模式下，基金经办机构受行政机构的领导和监管，这就存在着“政资不分”、“执监不分”等问题，即社会养老保险行政管理和资金管理职能分配不清；基金投资运营权和运营监管权分工不清，政府行政监管部门既充当“裁判员”，又充当“运动员”。另外，政府职能部门的强制，使得作为初始委托人的参保公众没有选择机制和退出机制，社会共同体规模又大，削弱了公众行使监督的激励。可见，现行的组织管理模式存在制度缺陷，不利于对人实施有效监管。此外，政府对养老基金投资运营实施的监管还存在很多不足，最重要的一点是缺少社会监督。各地虽然建立了以行使社会监督职能为目标的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并制定了章程，但其实质仍是政府性质，只是较之于行政监督的成员代表较为广泛，并且较多的流于形式，并没有发挥实质作用。3、养老基金被挤占、挪用问题严重。根据国家规定，养老保险基金结余采取财政专户储存，由社保经办机构负责基金的管理和保值增值，结余的养老基金必须购买国债或存入银行。但是，受我国现行的养老基金管理体制的影响，⑤出现了挤占、挪用养老基金等问题，被挤占挪用的基金大部分用于搞基础建设项目、参与房地产投资、直接参股或购买股票和债券、直接投资或委托放贷、兴办经济实体、公款私存及存入非银行金融机构、主管部门挤占管理费等，另外，有的社会保险机构超标准提取和滥用管理费，更有甚者，少数社会保险机构工作人员由于挪用、贪污基金或管理费而被司法机关逮捕。养老基金的违规违法使用，严重危害到基金的安全，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4、养老基金投资出现亏损，无法有效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养老基金属于长期资金，通过资本化运营，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是其应有之意。但是，考虑到我国资本市场不健全，缺少高质量的投资管理人，国家规定养老保险基金只能投资于国债、银行存款，不得进入资本市场。2001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的颁布为社保基金入市运营提供了法律保证。根据办法规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可以委托基金管理公司进行投资，也可以直接投资。有关资料显示，以《办法》为依据，2002年，社保基金开始涉足中国股票市场，社保理事会以战略投资者身份投资12.66亿元获得3亿股中石化A股。这是社保理事会2002年惟一一次股票投资，但“中石化套牢社保”，当时颇遭市场诟病。除了这部分投资之外，其余1200多亿元仍然局限在低风险低收益的国债投资和银行存款上。2002年年报显示，社保基金总额为1241亿元，其会计收益为21亿元，收益率为2.75％。可见，养老基金保值增值面临很大压力，投资渠道有待拓宽，改革现有的养老基金监管现状，寻求政府适度监管的机制，成为关系养老金安全的重大问题。

四、构建多层次制衡式基金监管模式

实践证明，政府对养老金的监管不能缺位，但是完全依靠政府行使养老基金监管职能同样无法达到预期目的，必须积极寻求其他的渠道，积极发挥社会力量、社会中介机构和专门机构的监督作用，同时充分利用制度本身的优势，弥补政府监管的缺陷。根据监管主体和监管职能的不同，将基金监管分为宏观层监管、中观层监管和微观层监管。其中，基金监督委员会为核心处于整个监管体系的最高层，是最高层次的监管者；劳动保障部门的监管处于整个监管的中观层次，起着承上启下的协调作用；以投资运营机构为主体的监管处于微观层次，起着内部监督、制衡的作用。各层次的监管机构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构建起一个完备的基金监管体系。

(一)社会保障基金监督委员会一宏观层监管

关于基金监督委员会，可以效仿保监会、银监会、证监会的模式，应直接隶属于国务院，实行事业单位编制，理事长由总理提名，全国人大任命；其他人员由理事长聘任，并向其负责。监委会人员包括：政府的财政、社保、税务、证监会、银行等部门，精通精算、基金投资业务的专业人员，参保人代表等。委员会设理事长一人，另设秘书处、风险评估委员会、投资监管专业委员会、资格审查专业委员会等具体业务部门。理事长负责监督委员会的全面工作，提名各专委会人选，并向全国人大汇报工作，接受人大代表质询；秘书处负责日常事务处理；风险评估委员会负责资料收集、整理、加工工作，对各投资工具做出风险评估，确定投资组合限制；投资监管委员会负责对基金公司的投资运营过程、结果进行监管；资格审查专门委员会负责基金会、基金托管银行和私营基金管理公司准入资格的审查。各部门各司其职，实现对个人账户基金的有效监督。

基金监督委员会主要职能包括：实施市场准入制度，对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资格进行审查；加强对投资风险的评估，设立投资组合的投资限制；重视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定期向全社会公布养老保险财务状况表；对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以及基金会的运营行为实施监管并进行处罚和制裁；设立最低收益率水平限制，清收不良资产。

(二)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监督和相关部门的专门监督—中观层监管

行政主管部门监管为主、行政专项监督为辅的行政监督体系是我国目前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体制的基本框架。

1、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监督。劳动保障部门的基金监督机构对基金监督负有法定责任，《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对其履行职能作了详细的规定。政府机构的主要监管职能为：贯彻执行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定期或不定期的对养老保险管理运营机构进行监督检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处理社会力量对基金运营和其他监管机构的投诉；根据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规定的投资方向和审定托管金额，协调各方关系。

2、相关部门的专门监督。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运营涉及到许多领域，主要有：财政部门、审计部门、证监会、银监会等。它们较强的专业性，有效地保证了监督质量。(1)财政监督：通过设立三个账户，即养老保险收入账户、财政专户、支出账户，来监控基金的流向。(2)审计监督：对养老保险基金内部控制制度进行审计，包括财务管理的规章、制度是否健全；财务和内部审计机构是否健全，能否发挥核算监督和控制作用。对基金经办机构财务收支状况进行审计。⑥(3)证监会和银监会监督：通过对基金管理公司和银行等基金管理和托管机构的监管，净化市场，并向社保监督委员会反馈情况，为其选择合格的基金管理运营机构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3、社会中介机构的监管。社会中介机构一般是某一领域的专家，掌握先进的技术，具有雄厚的人力资源储备，有能力对管理运营机构的行为实施有效的审查。社会中介机构可以受行政部门或者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的委托对运营机构实施监管(如实施现场监督)，还可以接受运营商的委托，对本机构的运行情况进行评估并形成权威报告以向监管机构汇报。

(三)运营机构的内部监管-微观层监管

养老基金管理运营，涉及到养老基金的受托人、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各基金管理机构之间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

1、基金会的监管职能。基金会作为委托链条中的中间环节，在基金运营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在监管中的主要职能：根据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筛选的结果选择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并对基金管理人日常的投资行为依法实施监督，对其违规违法行为提出警告，并上报监督委员会，并有权取消其管理人资格。

2、基金管理公司的监管职能。基金管理公司是整个基金投资运营的核心，它必须依法履行投资职能，并有权要求基金托管人执行投资指令，对基金会和基金托管人的管理提出异议。

基金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统账结构，费税之争，资本市场

基本养老保险亦称国家基本养老保险，是指国家和社会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为劳动者解除养老后顾之忧的一种社会保险。在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中，基本养老保险可称为第一层次，也是最高层次。但新制度还未定型，整个社会保障政策仍处于选择阶段(郑功成，2002)。鉴于此，学术界关于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尤其是对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度，养老保险基金问题更是引起研究者的兴趣。目前，中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核心问题——基金究竟如何营运，只有在对以往的研究作一综述，甄优汰劣，才能有所把握。

一、关于基金运行模式：统账结构

关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指城镇，下同)运行模式的选择问题，理论界分歧还非常大，远未达成一致认识，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主张实行养老金现收现付制的社会统筹模式。何樟勇、袁志刚在深入分析两种有代表性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的内在机理的基础上，认为基金制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引入并不会改变行为人的最优行为，而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引入却会改变行为人的最优行为。因此，当前养老保险制度转轨的时机并不成熟，现收现付制仍是当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一种养老保险筹资模式。朱青认为应付人口老龄化趋势，关键是要选择一种有利于提高未来劳动生产率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从目前情况看，我国还没有必要进行这种转轨。

第二种观点是主张实行养老金完全积累制的个人账户模式。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2000)通过一个宏观增长模型比较了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两种养老保险制度在长期的差别，认为从经济增长与福利角度看，基金制优于现收现付制。卢元认为实现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重构养老基金筹集模式，变部分积累制为完全基金制。降低基本养老金替代率，实现个人账户“实账化”。

第三种观点是主张实行“部分积累”制，在我国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模式。王开发认为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方式决定于其制度的内在规定性、历史继承性和现实性三个方面。考虑到社会保障制度的这些特性，我们应该选择现收现付制和积累制相结合的筹资模式。赵曼则指出，部分积累模式在保留部分社会统筹前提下，因引入个人账户而使其具有较强的激励相容性。需要说明的是，“部分积累”是一个在解释上存在明显歧义的概念。其中一种解释和设计思路是，建议将养老金收入和支出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现收现付，提供最低养老保障，实行互济；另一部分则存入个人账户，形成实在的基金积累。这一观点的竭力推崇者当属世界银行，中国目前的制度就是在世界银行的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并且也受到国内大部分学者的认可，与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多支柱模式”也基本一致。

在赞同统账结合模式的基础上，许多学者对该模式进行了评价。一是分解说。郑功成认为要在现有基础上，将统账结合中社会统筹部分与个人帐户部分分解并发展成为普惠式国民养老金与差别性职业养老金。刘贵平和戴卫东则认为将基本养老保险中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帐户养老金分离开来，将个人帐户放到退休保障制度的第二个支柱——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中去，“个人账户”逐渐变成实帐户，即有实物货币相对应。

二是并重说。李珍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并重的“统账”养老制度。社会统筹有它的缺点，个人账户制度也有其缺点。在中国，较好的办法是折中道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各占一半，社会统筹部分的收入实行工薪收入累进税，使终生低收入者能从中得到较多的获益。作为最基本的养老金筹资方式，现收现付制与个人帐户制的特征与对经济的影响不同，但并不能简单地由此分出两者谁优谁劣，不是由现收现付制完全转为个人帐户制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张松等认为，未来养老保险筹资模式的上佳选择是建立多支柱、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此前提下，现收现付制与个人帐户制相互协调，共同存在较之相互替代更有助于缓解不可避免的养老金支付困难。

三是转换说。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目前仍然采用现收现付制的DB计划。1995年中国政府已决定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险模式，其中第二层次为FDC计划。但目前的情况表明，上述改革思路面临重重困难。从很多方面来看，NDC模式可以被看作是现收现付DB模式和FDC模式的混合物。类似于现收现付DB模式，NDC模式的资金源于工薪税，用于当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支付。但不同之处在于，NDC模式建立个人账户，并将其缴费计入账户，但是没有真实的资产，这点更类似于FDC模式。相对于现收现付模式而言，NDC强化了缴费和待遇之间的联系。NDC计划是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更为合理的选择(约翰·威廉姆森、孙策，2004)。

二、关于筹资模式：费税之争

筹集足够的社会保障基金是实现国民社会保障权利的物质基础，拓宽社会保障筹资渠道可以缓解政府财政风险，同时大量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可以调节资本市场和经济发展。

第一种观点主张开征社会保险税。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已有70%的国家开征了社会保障税。在一些西方国家社会保障税收已成为收入最多的税种。中国现行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形式不规范，统筹范围小，覆盖面窄，社会化程度低，导致社会保障负担不公平，也不利于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宏观调控。一些人提出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思路，主张建立社会保险税的专家(财政部门)认为，将现行各项社会保险以社会统筹收费的方式改为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社会保险税，这样可脱离目前在“统账结合”框架中“空账”与“实账”左右为难、举步维艰的停滞阶段，提高强制性和收缴率，实现费率统一和最终制度统一，改变目前的基金分散状况，实现高度社会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开征社会保障税可行性研究”协作课题组的实证研究认为：用征收社会保障税模式取代现行社会保障统筹办法是最佳选择，有利于社会保障事业社会化和法制化管理；有利于资金统一调度，也有利于公平负担。他们对某大型老工业城市进行了抽样调查和论证，通过实证分析，方案是可行的。

第二种观点反对“费改税”。汪泽英认为社会保障费改税与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运行模式相矛盾：一是税收的公用性与社会保障个人帐户的私有性冲突；二是税收的不直接偿还性与社会保障的专用性冲突。李绍光也认为，开征社会保障税解决收费难和融资问题，将使政府陷入财政负担不断加重的境地。

第三种观点对目前社会保险费改税存在质疑。其观点有三：一是还应当有专门的社会保险基金积累。二是税与费在强制性上的孰优孰劣，不完全取决于“税”或“费”的名称，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的规范、执法的力度和当时当地的经济发展状态。三是在目前政府财力有限、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下，税率能否实现自然走向统一仍成为问题。而费改税后，国家财政成为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的直接责任人，不再存在社会保险管理部门作为收费机构中间层，国家财政的责任被放大，政府可能背上沉重的包袱。

三、关于基金营运模式：公营、私营与资本市场的选择

1.关于基金公营、私营

由于养老保险是积累性保障项目，基金的管理与保值增值便构成了整个养老保险制度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因此，对养老保险基金需要采取既审慎又积极、既封闭又开放的管理政策。郑功成等认为，国家可以建立专门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组织，可以设置中央和省(直辖市、自治区)两级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分担管理责任。李珍通过对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制度进行国际比较，从我国资本市场的现状出发，提出了这样的构想：由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府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管理社会统筹部分的基金，由基金管理公司来经营管理个人帐户上的基金。

殷俊等认为，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模式应采取分权制衡式的政府监管体系，以适应我国的国情。统筹账户资产经营权交给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养老保险基金信托委员会；个人账户资产经营管理权交给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会，由其遴选指定投资管理机构(基金管理公司)负责基金的投资；统筹账户的负债管理权交给财政部门，由其按社保部门的指令按时足额划出给付资金入职工在商业银行的个人退休金账户，以建立一个“多权分离、各行其职、各负其责”的分权式管理制度。另外职工退休后其在个人账户上积累节余的资金，可由其自行选择并决定由基金管理公司继续经营或向保险公司购买养老保险年金。

2.关于基金入市

第一种观点是入市时机尚未成熟。但养老金基金最终要进入资本市场投资。在理论上，国内主要研究机构、实际部门以及相关学者对此已基本形成了公开性共识。但是即使支持这一改革取向的人们也有一种担心：以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的不规范的现状，很可能会使人市后的养老金基金承担很大的投资风险。如李绍光就并不主张养老金基金可以立即进入资本市场，其短期的融资不足问题可以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征收一般性税收的办法来解决。

第二种观点是赞同基金人市。目前虽然因种种原因养老保险投资采取购买国债这种方式，但也有必要探索与资本市场结合的方式与途径。养老金要与资本市场“理性结合”。1993年，吴敬琏提出，应当允许社会保障基金进行投资，以获取收益来支付社会保障开支，而且，购买股票是基金投资的重要形式。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情况看，按照商业化方式运作社保基金，并引导其投资于证券市场，是一个必然趋势和理性选择。平安证券综合研究所课题组的研究认为，社保基金入市一方面可以使其更好地实现保值增值，另一方面对改善市场结构、稳定股票市场和促进金融创新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关于个人账户“空账”

1.“空账”成因与问题

养老保险隐性债务构成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制度因素与管理因素。除了历史债务外，养老金替代率难以降低到规定水平，个人账户储存额记账利率与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不确定，养老保险基金征缴困难，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国家与地方财政困难及企业经济状况不佳等困难，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种转制成本一方面使现有的“统账结合”养老保险制度代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空帐显性化”。另一方面迫使政府不得不加大养老保险的确保性支出，财政风险进一步加大。王诚认为当前社会保障制度中的突出问题是资金来源不足。为了保证充足的资金来源，以职工工资总额计算的总缴费率必须等于失业率、离退休率、综合患病率等项之和。以国有资产切块建立社会保障基金的归还欠账思路有诸多欠妥之处。通过“发行特种国债、提高缴费率或征税率、征收国家土地地租”的统筹解决办法有望建立起一个稳定、规范和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

偿付社会保障债务的手段有很多，可以用国民财富的增量来偿债，也可以用存量来偿债，也可以是增量偿债法和存量偿债法并用。李珍认为，最后一种方法可能是上策：其一，将一部分住房商品化，将其收入作为“老人”的退休金。其二，考虑出售房产以外的其他国有资产，包括国有企业。其三，对“中人”发放一部分“认可债券”。其四，也可以考虑到借用一部分个人账户上的基金偿债，这里的债务人是政府。

2.做实个人账户与建议

郎立研坚持认为中国应继续完善试点，积极探索做实个人账户的有效方式，着力解决个人账户的隐性负债问题。名义账户制作为一种过渡安排，并不能解决养老保险制度的根本问题。郑功成认为，对旧制度下的养老金赤字(或历史欠账)需要明算账、细分账，一方面应当通过对中老年职工养老金历史欠账进行精算，尽快查清需要补偿多少钱才能真正完成制度的转型；另一方面，根据国家、企业和个人分担的原则，采取分账负责的办法来解决上述历史欠账。李绍光认为，解决“空账”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这一问题本身不再扩大。因此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必须首先切断“空账”的传导机制，将其隔离起来单独处理。总之，多数学者都认同养老基金账户要从空账转为实账，以便移交市场管理。

3.空账运行，保持“名义账户”

该观点的典型代表人物是郑秉文，他认为采取“名义账户”制对于目前我国的具体国情是非常适应的：它既可以避免天文数字的转型成本，又可以避免资本市场不发达而导致投资损失。而且建立名义账户是人市的理性化前提。

五、综合评价

在理论界、学术界的共同研究下，政府经过综合考虑，目前，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模式有了明确的决策：基金运行采取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筹资模式仍是征收社会保险费；基金与资本市场结合初步用来购买国债，基金的公营、私营问题仍在探讨之中；个人账户“空账”的做实正在试点。

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研究本身来说，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第一，国际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经验借鉴上过多地看好智利的私营化，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国情，这方面对新加坡、香港的经验也关注得较少。第二，对基金征缴缺乏实证研究。基金征缴研究多局限于理论探讨，应从实证角度研究征费与征税对于社会保险基金究竟有多大差别。第三，基金管理主体研究空缺。社会保险基金理事会与社保经办机构之间各自承担什么责任、它们的关系如何都很少研究。投资主体的研究也过多地放在资本市场上。第四，没有基金平衡项目方面的研究。最后，对个人账户“空账”缺乏充分的精算研究。空账数目有多大，要多少年才能化解，通过什么方式怎么分担这笔债务。

以上都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研究亟待加强的方面，期待着更多这样的成果奉献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

参考文献：

[1]吴敬琏著：《大中型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郑功成等著：《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何樟勇.袁志刚：《基于经济动态效率考察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研究》，《世界经济》2004年第5期。

[4]朱青著：《养老金制度的经济分析与运作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卢元：《论老龄化过程中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发展》，《人口学刊》2000年第4期。

[6]王开发：《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方式选择》，《浙江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7]赵曼著：《社会保障制度结构与运行分析》，中国计划出版社1997年版。

[8]刘贵平著：《养老保险的人口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1999年版。

[9]戴卫东：《虚与实：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中国社会保障》2004年第6期。

[10]李珍著：《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1]张松、王怡：《论我国养老保险的筹资模式》，《人口学刊》2004年第3期。

[12]约翰·威廉姆森、孙策：《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从FDC层次向NDC层次转换》，《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第3期。

[13]“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开征社会保障税可行性研究”协作课题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经济研究》1994年第10期。

[14]汪泽英：《社会保障基金不可纳入财政预算》，《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1期。

[15]李绍光：《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责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5期。

[16]李珍、辜胜阻：《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制度的国际比较》，《财政研究》1998年第2期。

[17]殷俊等：《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研究：国外模式及中国的政府监管选择》，《湖北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

[18]平安证券综合研究所课题组：《社会保险资金人市问题研究》，《证券市场导报》2000年第11期。

[19]王诚：《当前社会保障突出问题的理论探讨》，《社会保障制度》(人大复印资料)2001年第2期。

[20]郎立研：《名义账户制探析》，《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8期。

[21]曾湘泉、郑功成主编：《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2年版。

基金管理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农村养老保险；基金；保险证质押贷款

一、几种农村养老保险筹资模式

从各地改革的实际来看，在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上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种是以烟台为代表的“政府倡导、个人自愿”模式。主要以农民个人缴费为主，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的开展中只起政策倡导和推动作用，对农民参保不补贴。一种是以青岛为代表的“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扶持相结合”模式，实行财政补助和兜底。这种模式采取行政信誉支持的方式，财政补助资金允许先行“挂账”，视情况分期支付到位。另外一种就是以苏州为代表的以政府高补贴为特征的社会保险与社会福利相结合模式。政府对于推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之前男满60周岁、女满55周岁及其以上的老年农民无条件给予补贴。正常参保人员实行个人、集体和财政分别负担50%的缴费政策，并且财政补助资金当期全部到位。这三种模式反映了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体现了经济基础与制度模式选择之间的相互关系。烟台模式体现了政府以最小责任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良好愿望，但它既难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也难以反映制度的公平性，无疑终将淘汰。而青岛模式与苏州模式则代表了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模式，青岛模式是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进入初级阶段的主要模式，苏州模式则是建立经济高度发达基础上的高级阶段的主要模式。总体而言，笔者认为在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筹集模式的选择上必须坚持“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和“个人负担、财政补贴和集体补助”相结合原则。

二、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筹集途径的探索

一是可探索通过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来筹集农村养老保险资金。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是土地的使用权流转，即在坚持农户对土地承包权不变的前提下，将土地集中耕种，规模经营，产品则在承包者和实际使用者之间进行分配，农民依据土地的承包权得到用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相应收益。通过土地承包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实现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既为农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又促进土地的规模经营，既提高土地对农民的保障作用，又提高土地的经济效率。从制度条件看，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没有改变现有农村的土地制度，符合中央“承包经营权30年不变”的政策。实行股份制后，土地的所有权仍归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承包权归承包者所有，转让的只是土地的使用权[1].在具体操作中，可在科学测算、加强试点的基础上，将农民的土地转让所得，拿出一个固定的份额，用于建立农民的养老保险基金，如浙江省绍兴柯桥镇新风村的土地股份合作社。2001年该村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全村土地100%实现流转，结构调整面积达60%.合作社股份分为农户承包股、村集体所有股、现金股三种。农户承包权根据农户入股申请和土地承包权证的承包面积，并依照上年人均征农补贴水平，每一百元一股。股份制改造完成后，农户股占8.2%，村集体占31.18%，浙江新风热电公司占60%.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村集体就有能力拿出一部分资金来建立养老保险基金，这样不仅拓宽了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筹资渠道，也可以最大限度发挥土地的经济效益。

二是可探索“粮食换保障”养老保险资金筹集模式。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粮食是农民最主要和最稳定的收入来源。但自1996年我国粮食产量大丰收以后，粮食价格低迷，农民种粮收入持续下降，各地土地抛荒现象严重，直接导致全国粮食减产，粮价上涨和粮食安全问题。在农村养老保险资金的筹集上，如果能够采取粮食换保障形式，在粮食主产区实行农民直接用粮食代替现金缴纳来筹集养老保险费，同时进一步改变现行的粮食补贴政策，将原来对粮食流通环节提供的补贴转移给参加“粮食换保障”的农民支付保险费。这样一种形式不仅可以刺激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扩大农村养老保险资金来源，而且还可通过这样一种制度创新，将农民补贴方式、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粮食安全机制的重建、农村基层组织职能转换有机结合起来。政府只需将原来用于粮食储备的资金转为定额补贴资金，完全可以在不增加甚至减少财政负担的情况下，通过农民缴纳保险费（上缴粮食），就能满足国家粮食储备需要，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以低成本建立起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完成粮食流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

三是可积极探索与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相结合的办法。长期以来，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经费的投入是巨大的，在广大城市取得了良好效果，然而在农村，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养老保险制度作为一项社会养老制度对于农村人口普遍抱有的“养儿防老”思想是一个巨大冲击和转变。很多农村人口不愿意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养儿防老”和“多子多福”这样一些陈旧观念。如果在农村地区建立普遍的养老保险制度，由社会为进入老年的农村人口提供稳定可靠的养老保障，就可以促使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贴近生育政策，自觉自愿地实行计划生育。因此，养老保险制度可作为计划生育的治本措施积极发挥作用，最终实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发展与计划生育政策推行的“双赢”。如可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中，运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经费，对于实行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户增加政府补贴，提高养老待遇，达到充实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来源，促进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良性发展和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可持续发展的目的。2004年，中国政府开始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的试点：农村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的计划生育夫妇，每人从年满60周岁起享受年均不低于600元的奖励扶助金，直到亡故为止。奖励扶助金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负担。山东青岛市城阳区在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也实行了对实行计划生育家庭的优先优惠政策，规定独生子或独生女父母到领取养老金年龄时，基础养老金分别增加10%和25%，根据现行的养老金测算标准，独生子及其父母每月将分别多领取41元；独生女及其父母每月将分别多领取103元。这一政策对进一步改变广大群众养儿防老的传统生育观念，对解除计划生育家庭的后顾之忧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三、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与制度创新

农村养老保险资金的管理目前主要由当地经办机构负责。但是，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一方面，由于银行利率不高和投资渠道狭窄，基金难以实现保值、增值。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法律法规保障，基金的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挤占、挪用和非法占用基金的情况时有发生，基金的正常运转受到严重影响。一项在江苏省的调查显示，涉及的7个城市已经流失的农村养老保险资金占到基金总额的35%，基金流失的原因有地方政府挪用、养老保险机构挪用、违规投资和违规使用等。此外，高额管理费用的提取也导致了基金流失。据调查，一些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管理费用占到实收保费的30%以上。这些都给农村养老保险工作的顺利推进造成了极大的隐患，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亟待规范和创新。

首先，在基金的管理上，笔者认为可考虑将原来分散的县级管理提高到省级或部级管理的层次。通过设置中央与省、直辖市、自治区两级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分担管理责任。制定养老基金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执行严格的财务审批制度，对养老保险费实行专户存储，专款专用。同时，还要建立明确的监督审核制度，国家审计部门要定期对养老保险资金进行检查，保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的正常运转，切实杜绝基金的挤占、挪用、截留甚至贪污、挥霍现象的发生，确保农民“养命钱”的安全。此外，在利率的设定和缴费标准上，笔者认为，应改变原来的预定利率方式，避免因利率变动引发的养老保险基金不平衡。改进后的利率设定方法应在核定收益的基础上，充分考虑物价变动的影响，采取变动利率分段计息的办法，以规避制度的系统风险，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平衡。

其次，在基金的运营上，要实行行政管理与基金运营相分离、坚持市场化运营的原则。成立省级农村社会保险基金理事会，依法建立基金委托人、托管人、投资人制度，通过市场化公开招标的方式选择专业的基金管理公司负责运营管理。在具体投资渠道上，可参照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的做法，结合国内资本市场发育程度和省情进行多元化组合投资运营，如购买国家债券、企业债券、房地产市场、参与国家重点项目建设等。此外，根据各地对于农村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探索，笔者认为以下方式值得借鉴和推广，即引入资产建设要素，①通过实行保险证质押贷款项目，来实现基金保值增值。

保险证质押贷款是指已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农民，经经办机构允许，可直接用自己持有的或借用他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缴费证》（下文简称“保险证”）作为抵押物，依据一定程序和规定到有关部门办理借款手续。所借款项仅限于农户发展生产、子女教育、疾病医疗等生产生活中急需解决的重大事项。具体规定借款对象必须是已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民，由农保部门对借款人和借款事由进行审核，条件符合的签订借款协议，并留置保险证作抵押。借款金额必须限定在保险证面值的一定比例范围内，可随还款信用的提高而逐步提高，最高控制在90%以内。农保部门与银行签订委托放款协议，借款利率与银行同期基准利率相同，逾期还款同样按银行罚息标准罚息，当遇到借款农民无法归还借款时，银行用被质保的保险证余款核销顶账。

新疆呼图壁县从1998年初开始这一项目的小范围试点，2002年正式在全县大面积推行。实践证明，这样一种形式具有参保农民受益面广，资金使用率高，基金保值增值效果好，农保制度吸引力强等综合效率。1998年至2004年七年间，该项目借款人数占到该县参保人数的42.39%，累计借款金额占农民参保资金总量的47.89%.农保基金运营收益达759.41万元，年平均利息收入突破百万元，年平均收益率达7.7%.并且据调查，在此期间农民以保险证质押借款的还款率一直保持在99%以上。

保险证质押借款项目把取之农民的资金重新借贷给农民，让他们直接参与资金的管理与运营。这不仅拓宽了农保基金保值增值渠道，在此过程中也增进了农民个人、家庭和社区的福利。更为重要的是，保险证质押贷款项目创建了一个积累家庭资产和本地财富的新循环，它使得农保基金在本地社区内部运行，避免了农保资金通过金融体系流出社区，这就是用农民的钱做农民的事情。这一项目其创新在于它突破了传统制度中农民在其生命周期内的“收入再分配”模式，把农民个人账户单一的养老功能转变为具有综合功能的发展账户，在确保农民实现养老功能的同时，支持农民把个人账户上的资金投资于他们当前急需的生产、教育、医疗以及其它创收活动，极大缓解了农民参保愿望与资金紧缺之间的矛盾，激发了农民参保的积极性。呼图壁县的农村养老保险证质押贷款解决了贷款难的问题，金融部门也很放心，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上都很好，这不仅在农村适用，包括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转移就业、城镇下岗的再就业人员的小额贷款等都可以借鉴这一模式。因此，非常值得相关部门进一步探索和关注。

最后，在资金的监管上，要建立严格的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机制。首先，政府要建立相应的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机构，对基金的管理和运营实施严格的内部和外部监督，以防范经营和道德风险。其次，要严把准入关。要对相应的基金委托人、托管人、投资人进行法人资格认定，要将经营不正当、管理不规范的机构拒之门外。第三，政府要制定农村养老保险基金限制性投资政策，规定安全投资和风险投资的比例，并根据专业管理机构的自律和资本市场的规范程度，收紧或放松其投资政策，力求使监管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此外，还可通过公开的信息披露制度、定期检查以及强制执行投资基金再保险等方式来确保基金投资的安全。

参考文献

[1]李郁芳。试析土地保障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作用[J].社会保障制度2002（4）。

[2]卢海元。创新农村社保制度[N].经济参考报，2003-04-30.

[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社会保障状况和政策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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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山东：青岛城阳区在建立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中对计生家庭实优先优惠情况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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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论文范文第9篇

医疗保险基金关系到参保人员切身利益，也是医疗保险制度正常实行的必要条件，而做好医疗保险基金管理，必要的两件事就是做好外部基金监管和加强内部基金控制。以保护参保者的利益为原则，制订合理的对策，加强管理，从而保证基金正常运行[1]。由此看来，基金监管尤为重要，如何合理的进行基金监督，对于加强医疗保险基金管理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二、科学合理运用基金

医保基金的数额是有限的，医保基金是参保人员在患病时用于治病的费用，一定要合理慎用，保证所有费用都用在治疗上，用在参保者最需要的地方。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用人单位及个人按比例缴纳筹集。正确的缴纳筹集后，分别用于门诊治疗的个人账户和职工住院。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缴纳筹集，则是各级财政补助与个人具体情况决定，基金缴纳筹集后，分别用于居民的就诊就医方面和住院治疗方面。

三、加强基金管理力度

目前，滥用医保基金情况严重，必须要加强基金的管理力度[3]。在参保者就诊时，利用患者急于治病的心理，给患者开具大量的非必须药品、各项非必要的检查、制造假病历挂床、用医保基金销售日用品等现象，医疗保险相关部门要加强管理力度[3]，及时从根本上制止此类事件，保证每一笔保险基金都用在刀刃上，既要做到公开公正，又要做到基金使用的透明化。医保基金的管理是整个医疗保险工作的重要环节，随着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参保，确保基金正确科学的运用，将会成为实行全面医保的重要部分。完善的医疗保险基金管理制度、素质良好的专业性人才、遵规守法的基金管理团队，是医疗保险继续顺利运行必不可缺的部分。证缴难度取决于基金管理，合理运用基金，这些难度一点都不亚于征缴难度，其重要性也可想而知。把基金监督管理当成是各项管理的重中之重，才能保证医疗保险顺利合理的稳步发展。

四、加强社会监督管理力度

合理的管理医保基金，其目的是参保者能够有医疗保障，因此，医疗保险基金应当纳入财政专户管理，坚持专款专用，绝不滥用，收入与支出记录清晰，医疗保险基金只能供参保人员看病治病使用，余下的基金可以适当的用来科学周转或定期存款，坚决不允许搞投资，更不准买股票；其次，统筹基金要收支合理，支出的部分保证是收入范围以内的基金；再者，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的中介费不可以划在基金内，应由各地财政预算支出。医保部门要不定期向社会公布基金收支明细，加强社会监督管理力度。

五、结束语

总之，加强医疗保险基金管理工作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医疗保险基金管理工作涉及到医疗保险经办的每个阶段，在现实管理中，一定要顾全大局，注重细节，确保基金科学合理的运用，为医疗保险可持续发展做到铺好路、铺对路、铺宽路，为实现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基金管理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投资基金不对称信息治理和监管

我国的投资基金是伴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而出现的。它的出现的自发性、相关制度及监管的缺失或不完善使得投资基金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从理论界和政府部门的角度看，投资基金的引入，一方面是因为投资基金已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金融运作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美国在2000年底共同基金的总资产达到69668亿美元，约占美国股票总市值的45.64%）；另一方面，也是基于投资基金的功能和我国经济的发展趋势而在金融领域进行的制度创新的尝试。在西方，投资基金业已有150多年的历史，在经历了漫长的探索过程之后逐渐建立了非常完善的制度和监管体系。我国需要借鉴西方的经验来缩短这个探索的过程。

一、投资基金运作中的不对称信息问题

长期以来，因非资本所有者的管理者控制企业而产生的动力问题，一直为经济学家所关注。由此形成了早期的“经理型厂商理论”和“行为型厂商理论”，这些理论摒弃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所有者和管理者合一的古典企业模式，而倾向于把重点放在研究经理的动力问题的理论上。对同一问题的近期研究则形成了“委托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情况下，会出现内部的利益冲突，委托人（企业的所有者或称股东）追求的是利润的最大化，而人（经理）追求的是自身的效用最大化，如收入、权威、在职消费等。由于经理人员不是或不完全是企业的所有者，在努力工作的前提下，努力成本完全由自己承担，而因努力工作提高的产出却被股东分享，故经理人员没有足够的动力努力工作。同时，假如经理人员追求在职消费的话，所耗费的成本由企业承担，自己却可以得到全部好处，故经理人员就有足够的动力追求在职消费等不利于股东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实际价值就减少了，所减少的部分被称为“成本”。这种成本广泛地存在于各种委托关系及其他不同利益主体之间。总之，只要所得和所付出不相称，就意味着某个当事人的行为会带有外部性，因而产生了激励问题。不过，无论是哪种问题，其根源都可归结到一方没有足够的能力监督另一方的行动。委托理论把这种监督能力的缺乏视为信息的不对称造成的，即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是人，他利用委托人对自己的不了解来采取谋私利的行为。如果要解决这种问题，委托人必须设计恰当的契约或制度促使人说实话。

交易之前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交易之后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道德风险。金融市场上的逆向选择指的是：那些最可能造成不利（逆向）结果即造成偿还风险的资金使用者，常常就是那些寻找资金最积极，而且是最可能得到资金的人。道德风险是指资金使用者可能从事从投资者的观点来看不希望看到的那些活动的风险，因为这些活动使得这些投资血本无归。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得存在巨大的投资风险，投资者可能最终放弃投资的打算。信息不对称理论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仍不失为一种较为有效的分析工具。

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投资基金有不同的称谓。无论称谓如何，作为金融创新的产物，投资基金既是一种组合资产和投资工具，也是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制度。投资基金是指按照共同投资、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基本原则，运用现代信托关系的机制，以基金方式将各个投资者彼此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交由投资专家运作和管理，主要投资于证券等金融产品或其他产业部门，以实现预定的投资目的的投资组织、投资机构和投资制度。可以看出，在投资基金的运作体系中，投资人和基金的运作和管理者之间是一种典型的委托关系，因此也必然产生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由于巨大的风险，投资人会选择不投资于基金，投资基金就得不到发展。如果信息不对称问题能得到解决或最大限度的缓解，投资者能选择优秀的基金运作和管理者，基金运作和管理者能够基于投资人的利益谨慎行事，投资人的投资利益将得到保证。实际上，投资基金的治理制度和监管体系都是围绕着解决投资基金运作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当然，在现阶段，我国这个问题解决得还不太好，因此才出现了投资者利益得不到保护、“基金黑幕”等种种问题。

二、投资基金的治理和监管

投资基金在我国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与其刚出现时的完全无序状态相比，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们已初步建立了投资基金的治理和监管框架，但离相对成熟的治理和监管体系还有很大的差距，投资基金也未得到投资者的完全信任。

1.投资者分类及监管的特殊性

建立投资基金的治理和监管体系，并不是要构建一个让投资人“只能如此”的僵化体制，更不是代替投资者做选择。在金融服务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放松金融管制、鼓励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促进金融效率的提高，同样是金融监管部门面临的课题。既要防止过大的金融风险，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又要避免抑制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效率，监管者必须找到均衡点。在投资基金的监管上，如果从监管措施上着手效果恐怕不会太理想；但如果按投资者信息收集能力、对风险的认识能力和承受能力进行分类监管，监管者的上述困境似可迎刃而解，同时也可使监管者有效地分配监管资源。这一认识的理论基础同样是上述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既然投资人委托投资的主要风险来自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那当投资者获取人信息的能力很高时，监管自然就可放松。西方国家在投资者分类和分别监管方面的成功经验也证明了信息不对称理论在分析这类问题时的有效性。

在美国，监管规定把投资者分为普通投资者和高深投资者，并根据投资者的不同分类，对基金业务给予了一定的豁免，具体包括两种情形：

（1）投资顾问根据客户账户资本收益或资本升值收费的豁免。

美国的《投资顾问法》只允许投资顾问对所管理的资产（包括投资基金）按资产的规模收取固定比例的费用，而不能按业绩收取费用，目的是避免投资顾问追求短期利益，滥用权利，损害投资者的利益，但国会给予证券交易委员会豁免的权利。具体说，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下列情形的客户实行豁免：①如果客户有750000美元以上的资产接受该投资顾问的管理，或客户有不少于1500000美元的净资产。②客户是符合资格的购买者，即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个人或配偶拥有至少500万美元的投资；具有至少500万美元投资的家庭公司；至少具有2500万美元随意投资支配权的公司（机构投资者）；一些信托机构（如果不以控制该证券为目的，并且得到信托人的批准，则该信托机构符合条件）。③客户是投资顾问中有专业知识的雇员。

（2）私募投资公司的豁免。

在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中，有一类特殊的投资公司即私募投资公司得到了豁免。如果投资公司不公开募集股份；并且股东不超过100个，或者股东全是符合资格的购买者。私募投资公司（民间习惯上被称为对冲基金）不需要根据《投资公司法》注册为投资公司，也不需要按《证券法》注册其股份，因为其不公开发行股份。私募投资公司几乎摆脱了所有有关投资基金的联邦法律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则的约束，其投资目标、投资方法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的安排没有固定的模式，很大程度上由基金发起人和投资者协商而定。私募投资公司的投资顾问补偿费用主要或完全取决于投资业绩。当然，对私募投资公司投资顾问的监管不能豁免，《投资顾问法》包括许多反舞弊的条款，投资顾问必须全面地向客户披露业务、费用以及利益冲突的事项。在发生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之后，有关对私募投资公司监管过松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议，美国对此进行了评估和反思，认为应该加强私募投资公司的信息披露，但仍然不应对私募投资公司采取实质的监管。除美国之外，其他发达国家如欧盟国家也有类似的安排。

我国目前在监管文件中尚未对投资者进行明确分类，在监管上还没有把金融产品与投资者分类对应起来。中国法律对证券类经营机构的业务活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这对于保护普通投资者无疑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却牺牲了高深投资者特殊的投资需求和金融创新。另一方面，虽然法律没有规定，我国实际上已存在大量的处于地下的、隐蔽状态的具有私募基金性质的机构，据估计其总规模已达2000～5000亿元人民币。由于缺乏法律的规范，这些“私募基金”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不但投资者利益得不到保护，而且存在巨大的金融风险。

2.投资基金的治理结构及其独立性

根据委托投资的关系，各国设计了两种投资基金形式及相应的组织架构。契约型基金也称信托型基金，它是根据一定的信托契约原理，由基金发起人和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订立基金契约而组建的基金。基金管理人依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契约负责基金的经营和管理；基金托管人负责保管基金资产，执行基金管理人的有关指令，办理有关基金的各种资金往来；投资者通过购买基金单位享有基金的投资收益。公司型基金是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而设立，通过发行股票的方式募集资金，组成具有法人资格的股份制投资公司。基金持有人既是基金投资者又是公司股东，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公司型基金成立后，一般委托特定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基金资产，委托托管机构保管资产。两种组织结构的组建和运作都遵循“管理和保管分开”的原则，在投资者、管理人和保管人之间形成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和相应的制衡约束机制，可以较好地防止信息的垄断和内部人控制，从而抑制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从治理结构的角度看，公司型基金由于本身即是法人实体需建立自己的治理结构，这个结构再加上与基金管理人、保管人之间的制衡机制，更加有利于保护投资人的利益。而且在美国，《投资公司法》通过规定基金董事会的结构来保证董事会的独立性（即董事会必须拥有40%的独立董事），从而进一步保证投资者的利益。独立董事作为董事会的成员，和其他董事享有同样的权利，共同参与、监督和表决有关投资基金的重大决策。通过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与相当的表决比例来影响董事会的决策。此外，法律还赋予独立董事独特的权利，以此突出与投资者利益有重大冲突方面独立董事的作用。这一点对于我们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3.信息的私人生产和投资基金的风险评级

解决基金投资中逆向选择的办法，是向投资者提供各基金或其管理者、托管者的详细情况，以消除信息不对称问题。使投资者获得这些材料的途径之一，就是设立私人公司，由他们负责收集基金或其管理者、托管者的信息，然后卖给投资者。风险评级实际上就是这种方法的体现。基金的风险评级是指在对基金当前状况和过去业绩的客观因素进行评价的基础上，投资组合和市场资产对市场条件和一般经济条件变化的敏感性。一般的基金信息披露注重合规性和客观性，而且主要是历史信息的披露，即使这样的披露相当完善，投资者仍然可能没有足够的信息作出正确的决策，因为他们必须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对披露给他们的专业信息进行从新加工，评估基金未来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并对这些风险进行正确的综合。而风险评级结果是一种前瞻性的信息，与历史信息相比，对投资者的未来投资决策更有参考作用。投资者从风险评级的信息中可以得到更为独立的、可靠的和专业性的信息，据此可以更好地作出合理的投资决策。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为监管机构减轻监管的压力。如果能把这种风险评级和政府要求的信息披露结合起来，将非常有利于投资者的投资选择和利益保护。

现代风险管理技术的发展，为前瞻性地度量基金的风险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由于基金投资的高流动性和透明性，最有可能运用现代的风险管理技术向投资者及时提供基金的风险评级信息。实际上在发达国家，几乎所有大的基金管理集团已经使用量化的风险管理技术进行内部投资组合的风险管理，现在是让投资者分享这种信息的时候了。美国正在进行证券基金的风险评级试点，并制定了一系列很有参考价值的规定。

4.政府监管和基金的信息披露制度

私人生产信息固然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但其独立性仍然值得怀疑；况且其操作的相对复杂性和有偿性使得这种评估不能是经常性的，评级结果出来后，据此决策依据的仍然是过去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基金的风险评估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也是未来的事情，短期内中国还无法操作。

无论如何，私人市场不能够生产出足够的信息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人们当然只能寄希望于政府的干预。比如，让政府生产信息，帮助公众识别基金管理者、保管者的好坏及避免其道德风险。直接由政府公司的负面信息在政治上是困难的，更好的办法是鼓励或迫使基金管理者、保管者披露真实信息，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事实证明，信息披露制度对于基金的运作、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般来说，基金信息披露主要包括招股说明书、定期报告（年报和中期报告）、公开说明书、净资产价值报告、临时报告等内容。在美国以风险为基础的信息披露中，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以图表化、定量化和标准化的方式，披露特定基金的总体风险，并讨论有可能负面影响基金净资产价值、总收益的情形。我国由于基金产生的时间短，信息披露显示出明显的试行特征，信息披露的要求是粗线条的，主要集中在合规性的披露，缺少技术性的披露，对风险披露的要求很一般化，只是在中国证监会的《信息披露准则》里要求提供“市场风险，管理风险和其他风险”，至于其包含的内容、披露的方式与程度均未做具体的规定。

5.政府监管和基金业的检查

信息披露制度极大地弱化了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但它同样不是万能的。基金管理者披露的信息仍然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可能对信息进行包装。这样，对基金业的检查就必不可少。具体来讲，对基金业的检查包括3个部分：（1）管理：向行业被监管企业、投资者等解释监管法律和有关监管规定，审查被监管机构如投资基金、基金管理公司的申报材料；审查有关被监管机构的执法事项；修订和制定规则来使监管体系适应新的要求。（2）检查：促进被监管企业遵守法律和其他规定，发现违法行为并使监管机构保持了解行业的最新发展。（3）执法：调查可能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或协助司法机构处理案件。在我国，基金业的检查职能由中国证监会负责，基金部、机构部、期货部同时具有批设和检查的功能；稽查局主要是调查与执法功能。我们不难看出弊端所在：检查功能不明确不突出，批设和检查不分导致在出问题时容易因推卸责任而妥协等。

6.人的自我约束和投资基金业的自律监管

基于委托人与人目标函数的不一致性，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我们需要设计一套制度来避免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但另一方面，委托人和人的目标也并不总是矛盾的，例如，没有基金业的发展，投资者和基金从业者的利益都难以实现。作为一个整体，基金从业者和机构有足够的积极性来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尤其是避免某些害群之马损害他们的整体声誉，况且，一部分从业者的不当甚至违法行为通常都会在竞争中置另一部分从业者于不利地位，利益受损者有积极性来反对不当甚至违法行为或把信息提供给监管部门。总之，基金业自律监管实际上是通过基金参与人员之间的相互制衡来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基金业自律监管的有效性一方面源于市场参与者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主要由基金从业者组成的自律监管组织具备更为丰富的专业知识，更加熟悉市场的运行规则和竞争中存在的不当甚至违法行为，对于市场一线的不当甚至违法行为，可以灵活地根据事件的大小作出反应：例如可以自己处置，亦可提交政府主管部门进行处理。在投资基金业正处于探索、发展过程的国家或地区，由于对基金业的发展规律正处于认识之中，治理监管体系还不完善，因此信息不对称问题会更加严重，依靠基金业内部的相互制衡来减少不当甚至违法行为会更有效。建立基金业自律监管组织在我国显得非常迫切。

一个完善的治理和监管体系，对于投资基金的运作是极其重要的。从西方的经验看，投资基金的大规模发展始于投资基金制度和监管体系的相对完善之后（例如，美国是以1940年的《投资公司法》和《投资顾问法》颁布为标志）。对我国来说，探索一个适合中国的投资基金治理和监管体系同样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现在要做的并不是满怀希望地去迎接“投资基金时代”的到来，而是脚踏实地地在投资基金的稳步发展中逐渐把握基金运作的规律，建立比较完善的治理和监管体系。忽略这个过程，“投资基金时代”就永远不会到来。

主要参考文献：

1.〔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2002.

2.Arrow，K.J.“TheEconomicsofAgency，”InJ.PrattandR.Zeckhauser，eds.PrincipalandAgents：theStructureofBusiness，Boston：HarvardBusinessSchoolPress，1985.

3.段文斌。分工、报酬递增和企业制度[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4.何德旭。中国投资基金制度变迁分析[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5.杨瑞龙，周业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运用[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6.李仲翔等。以风险为基础的基金监管现代化[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7.GeorgeG.Kaufman.TheU.S.FinancialSystem-Money，MarketsandInstitutions，PrenticeHall，1997.

8.陈立。影响未来的中国基金产业[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9.厉以宁，曹凤歧。跨世纪的中国投资基金业[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