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论文范文

结构主义论文范文第1篇

法国结构主义是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的。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带来了语言研究的革命性范式的转换，开创了语言研究的新模式，被认为是结构主义的创始人。

首先，索绪尔区分了共时性和历时性，将传统语言学注重语言的历史和发展转向关注语言本身，改变了以往历史性研究带来的混乱局面，开始了他把握语言普遍规律，建构语言结构的宏大目标。

第二，符号的意义与现实世界无关。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两个因素组成。能指和所指犹如纸的两面不可分割。例如，我们所听到的“tree”这个词的声音便是能指，而这个声音形象在我们心里引起的概念便是所指。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符号的任意性不仅指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是任意的，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们的结合是约定俗成的，而且也指作为整体的符号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也是任意的，或说语言符号的意义与现实世界是无关的。索绪尔说“语言符号连接的不识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树”这个符号在我们心中引起的是它的概念意义——一种植物，不同于现实世界中的真实的树。

第三，符号在系统内的区别性特征决定符号的意义。语言符号的意义不是由现实世界决定的，而是由符号系统内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区别决定的。在现实中句子是一个一个的词依次出现的，呈水平方向展开，每个词都与其前后的词形成对立，词的意义在这种对立中表现出来，索绪尔认为这是横的组合关系，而在句子中还隐藏着一种纵的聚合关系。句子中的每个词都与许多没有在句中出现的词形成对立。这种关系表现的是整个语言系统，隐藏在人的头脑中。

每个词，每句话，每个语言符号都在这种纵横交错中意义才得到确定。而后一种关系在索绪尔看来尤为重要。“红”与“黑、黄……”形成对立，而在英语和汉语中它的对立项很不相同，比如在汉语中“红”有大吉大利之意，因此它与喜、福……对立，在英语“red”就没有这些对立项，这样就造成“红”和“red”在汉语和英语中有着不同的意义，这完全是由两种语言符号系统决定的。

最后，语言研究的目的是把握整个语言的内在结构。语言符号的意义是由整个符号系统决定的，在此基础上，索绪尔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区分，分开了语言和言语。语言是指语言符号系统，言语是这一系统所产生和决定的个别交际行为。语言学应以语言而不是以言语为研究对象，尽管言语千差万别，但有着共同的内在结构，在言语中只能体现这一内在结构的一部分，只有在整个语言系统中才能把握决定着生成每句话的内在结构，即存在于每一种语言中的语法体系。二、语言学模式在结构主义中的运用

结构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或学说，而是一场在方法论上的普遍的革命，正如巴尔特说结构主义是“分析文化现象的一种模式，而这模式来自当代语言学的方法”。在这场大规模的结构主义运动中，其在文学领域中的成就最大，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运用也最彻底。

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内部也纷繁复杂，几位结构主义的大师，托多罗夫、巴尔特、热奈特、布雷蒙，各自利用语言学模式建构了自己不同的理论体系，但他们在运用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的过程中形成了共同的理论前提。

首先，结构主义高度重视文学能指，割裂文学和现实的联系。我们已经分析过，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符号和它所指的对象事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语言和现实是分离的。而且词的意义不是由说话人的主观意图和愿望所决定的，也不是由外部现实决定的，而是由整个语言体系所赋予的，是由其在语言符号系统内的与其他符号的对立和区别决定的。同样，结构主义文论家坚决否定作者和现实作为解释文学作品的起点，他们关注所指，忽视能指，关心的是意义产生的方法，而不是意义本身。他们认为作品的意义不是由作家的意图和现实决定的，而是由作品这个自足体决定的。从而文学研究从外部转向内部，文学自身的结构等内部特征重新得到重视。

其次，结构主义将索绪尔的理论运用于文学研究，不是为了分析具体作品，而是建立一种系统地普遍有效的文学科学——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结构主义者用符号和体系的语言学概念分析文本的各个层次的结构，就是遵从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在此基础上把握文学作品的普遍的规律。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的对象是文学的一般规律，具体作品中只能体现诗学的一部分。正如语言学家应该能解释尚未说出的句子的结构和组织，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也应该能够解释尚未写出的文学作品的规律。结构主义正由此出发认为“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的构造，然后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这一注重关系和结构的思维方式，是从整个结构主义的思想的基本假设逻辑的推衍出来的，并渗透到结构主义的方方面面。

最能体现结构主义特色的是，共时与历时、能指与所指、语言与语言、系统差别决定意义等被结构主义者改造为普遍的二元对立原则用于文学研究。

结构主义文论力图建构作品的深层结构和意义，而这一深层结构和意义就是通过二项对立实现的。卡勒在他的著作《结构主义诗学》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二元对立的概念。他说“其实，结构主义分析中最重要的关系又极其简单：二项对立。语言学的模式也许还有其他的作用，然而有一点却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鼓励结构主义者采取二项式的思维，在所研究的各种素材中寻求功能性的对立形式。”言下之意，“二项对立”是结构主义的关键词。因为在结构主义者看来，二项对立不仅是支配语言符号系统的规律，而且是支配人类文化活动各个符号系统的规律。

[摘要]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提出的共时与历时、能指与所指、语言与言语、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等思想原则开创了语言研究的新模式。法国结构主义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将语言学模式运用于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尤其在文学研究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结构主义文论排除文学的所指，专注于能指，力图建构文学的内在结构，把握文学的普遍规律。语言学模式并且被结构主义者改造为普遍的二元对立原则运用于文学研究。

[关键词]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二项对立

参考文献：

[1]索绪尔.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罗兰·巴尔特.符号帝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乔纳森·卡勒.盛宁译.结构主义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4]霍斯特.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5]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6]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M].北京：三联书店，1999.

结构主义论文范文第2篇

1．1传统建筑形态的转变

不同时期的建筑、不同地域的建筑都显现着自身特有的文化特征，这是由于不同环境下的人们对解决问题的方式有一定不同性导致的。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建筑人类学对历史的间断性进行强调，认为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域的人都是所处社会的构成元素。建筑人类学提倡改革创新传统的建筑设计文化，并应用于现代建筑设计，使之为现代建筑设计服务。

1．2现实主义建筑到未来有机建筑形态

高功能的建筑要求和复杂、现实建筑规范是现代建筑设计师创作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两大难点，多数结构主义者认为，将来的的建筑将会如有机生物一般，在某些法则中，像结晶生成一样能够自由组合和繁殖。现代建筑设计师在实际的建筑设计创作中，要不受现实束缚，不能过于刻板，要进行超越时代的、表现主义色彩浓烈的城市规划和建筑方案创作。

2建筑形态学结合结构主义对建筑设计的影响

2．1自然形式有机结构

目前，具有仿生特点的自然形式有机结构层出不穷。许多建筑设计师在设计中加入了自然元素的使用，这里的自然并不是指使建筑物与其周围自然环境和谐存在，而是从仿生学的角度，进行自然生物形态类建筑设计，这种新型建筑的形态类似于自然界某种生物形态，在这些建筑中，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自然的气息和建筑设计的神奇力量。最初，高迪的自然塑性作品给予了现代建筑仿生特点的启发。现代建筑中，具有仿生特点代表作就是国家体育场“鸟巢”和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其建筑形态是鸟类巢穴的形式，融入了现代化先进的钢结构设计［3］。与“鸟巢”相比，水立方体现了女性柔美，其建筑形态模仿水的纹理，由一个个冰晶状水分子和很所小泡泡构成。在现在建筑设计中，具有仿生特点的自然形态建筑是时代的产物，倍受青睐，这一点，我们的建筑师们已经有了强烈的意识。这些建筑从建筑形态上拉近了人类生活与大自然的事务，此外，这些建筑的概念结构表现出人与自然的融合，使生活更加美好。

2．2“高技”派建筑

随着科技的发展，新技术与新结构的不断涌现，许多建筑师开始通过作品向人们进行技术性审美价值的信息传达，这一类作品被称作“高技”派建筑，如今，“高技”派建筑应运而生，不断涌现。高技派建筑师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就是诺曼·福斯特，他设计的建筑结构中，主要使用了玻璃和金属材料，一般都是采用较高的施工技术对外观形态进行金属化表现，存在一定的科幻色彩。伦敦新地铁加纳利·沃夫地铁站就是这类建筑的典型代表之一。我国的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就很好了体现了材料学、材料化工和计算机技术等技术相结合的特性及优势，外表采用膜结构－－－ET-FE材料，不仅仅展现了结构力量美，还体现了设计

2．3地域性建筑设计

随着时代的进步，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也在不断扩散。在建筑设计当面，仅仅只是体现地域特色的建筑物正在逐渐减少，而在世界范围逐渐普遍起来的西式、欧式建筑，使建筑隐藏着特色单一的危机，要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在建筑设计中展现地域特色。我国现代建筑中地域性建筑设计卓见成效，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就是河南博物馆，其建筑形态呈金字塔形，共有9座，根据中国传统中中心对称布置的建筑文化，包含着九鼎中原的蕴意，酣畅淋漓的展现出中原文化的特点。

3结束语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自然生态环境以及经济环境都有了很大的的变化，建筑的设计也有了新的发展趋势，人类设计师也在不断进行探索，各种新型的设计理念和技术层出不穷，高品位的建筑设计不断涌现，深夺人心。建筑师在建筑形态方面大胆尝试实际上也是一种对未来建筑形态转变趋势的反映。人类建筑师们需要对形态和结构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实践方法进行巩固，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创新，挣脱物象化思维的束缚，创造优秀的建筑作品造福世界。

结构主义论文范文第3篇

一、野性的思维

正如被公认为最能理解列维——斯特劳斯理论的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所说的，列维一斯特劳斯的研究以《忧郁的热带》为中心，沿着三个方向展开，分别是：亲属关系理论、原始分类和神话逻辑。这也正是结构人类学研究的三个主要方向。其中除专门对神话逻辑进行研究的领域外，原始分类与结构主义神话学关系最为密切。因为原始分类在列维——斯特劳斯的整个理论体系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它表明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超越了亲属制度范畴，从人类思维角度重新审视自然与文化的关系，探索文化产品背后更深层更本质的东西——思维模式，进而对各类文化事项都有了新的诠释。可以说《图腾制度》和《野性的思维》是对思维原理的阐释，而《神话学》是对这一原理的应用分析。

列维——斯特劳斯反对列维一布留尔认为原始思维受“互渗律”的支配，而且这种“前逻辑思维”与现代思维是截然不同的观点。并认为，这些思维形式是始终存在、活跃在我们中间的。我们常常使用这些思维，它们与依赖科学的思维形式是并存的，它们同样也是现代的。∞这种思维是建立在土著居民对自然的分类基础上，而分类本身就是以对秩序的要求为基础的，而具体科学等理论学科也是进行秩序化的活动，因而原始思维和科学思维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列维——斯特劳斯认为“野性的思维”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具体性的科学。原始人对客观知识有着强烈的渴求“宇宙既是满足需要的手段，至少同样也是供思索的对象。”他们会用几百个词去描述植物的各个部分和特性，当语言细化到这个程度去描述周围的世界，那么“它首先是为了满足理智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动植物不是由于有用才被认识的，它们之所以被看作是有用或有益的，正因为它们首先已经被认识了。”

其次，野性的思维有将对世界的认识进行分类的倾向。人们通过感觉器官对世界进行直观的感受，大脑对这些信息进行理解、思考和整理，确定这些信息的属性。但大脑并不是把这些信息融汇成一个关于世界的整体认识，而是把它进行分类，这样，世界就变成了大量的个别事物的集合体。这一过程就使大脑中形成了对自然世界认识的分类，当人们去创造文化产品时，这种分类就无意识的被赋予到了文化产品上面，即大脑用已有的对自然界的分类系统来排列分类人工产品，这样就造就了文化秩序与自然秩序的一致性。图腾制度体现的正是这一过程，简单来说：动植物为人们提供了一套区分系统，人们通过选取系统中的不同项目使人群产生了对立。氏族的关系是建立在图腾之间的特殊关系上的，图腾制度就是借助自然系统来设立文化系统，进而创建和强化社会区分。

再次，野性的思维在文化产品创造过程的中运作模式——“修补术”。当修补匠面临一项任务时，他就会用手边现有的材料去“修修弄弄”完成任务。在原始人的大脑中，他们的材料就是对自然进行观察而获得的一个分类的形象库，包括动植物及各类事物。当原始人要完成某些“任务”时(如创造文化产品)，他们就会使用“修补术”来安排这些材料，这些材料通过这一过程就被赋予文化的意义。

二、结构主义神话学综述

可以发现的思维结构，因此就应该选择比较简单的社会为研究对象，这样比较容易发现思维结构。第三，美洲神话所形成的庞大的体系包含了诸多的主题，使之可以以美洲神话为主线，同时兼顾到欧洲古典神话的分析。

但是，列维一斯特劳斯却拒绝为神话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在他看来，任何定义都不足以包含神话的所有意蕴。他试图举一个美洲印第安人对该问题的答复来诠释神话的定义，这个答复是“尚未区分的故事”，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这个定义是很深刻的”，因为人与兽共同生活在一片土地上，相互影响、相依相存，但人与兽却不能沟通，这是令人气愤和伤心的。所以“神话不愿意将这种可能存在的缺陷视为最初就有的缺陷；神话认为，这种缺陷的产生既创立了人的地位，也削弱了人的地位。”这也就是说，，面对“缺陷”，神话试图给出调解和解答：曾经人与兽可以相互沟通交流，但某些改变本民族命运的重大事件破坏了这种关系，文化英雄以这种“沟通”能力为代价，换取了本民族生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东西。这一解释，无疑对伤心气愤的心理是一种抚慰。这种意义上说，神话是一种自发调解内心矛盾的工具。与此同时，人“得到”文化是以脱离自然为代价的，从自然的脱离确立了人的文化地位，但同时也使人不再属于自然，从曾经是朋友或是敌人的“兽”中脱离，在另一个角度上说，这是人的地位的削弱。这种自然和文化的对立深刻的凝结在思维之中，也必然的蕴含在文化产品中，结构主义神话学的目的就是去发现它。结构主义神话学认为：神话的深层结构中体现了文化与自然的对立，而在表层结构(即内容)中又努力去解释和调解这一对立，只有认识到这两方面的对立我们才能真正的读懂神话。

当然，结构主义神话学并非仅仅“读懂神话”那么简单，它所追求的是揭示隐藏在神话表面之下的深层结构，进而推导思维的普遍模式。人通过大脑认识自然，又通过大脑创造文化产品，这些过程都受到大脑机能限制。通过文化产品来观察和理解人类是如何认识自然的、如何发明和运用分类方法的等等现象，就可以推测人类的思维机制，而神话则是记录人们如何认识自然的最原始的材料。以往的神话研究，往往针对神话的表层含义去解释神话，运用历史的、社会的、宗教的、哲学的等等理论去解释神话的内容，列维一斯特劳斯认为这些研究方法并没有真正读懂神话。结构神话学并不是要读懂一个神话，而是要发现使单个神话文本所以然的普遍规则。其研究思路是：人类制造文化产品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大脑的某些普遍特征的制约，而这一普遍特征构成了人类文化产品的共同结构，神话也是如此。所以，在神话研究时我们就要透过神话光怪陆离的情节去探寻隐藏在其背后的深层结构。神话是大脑对自然素材“修修弄弄”的结果，而且这些“修补术”似乎都“师出同门”，透过其表面差别极大作品，可以发现共同的东西。由于各种文化产品都是大脑的产物。在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背后必定存在着共同的结构，这一结构实际上是创造文化的人类本性的表现。研究神话，就不能局限于对单个神话在具体时空中的功能做出解释，而要挖掘神话背后的深层结构。

三、结构主义神话学的关键概念

结构主义神话学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这些概念在整个理论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下面就具体剖析一下这些概念：

1.二元对立

世界各民族的生存环境、历史文化都不相同，但作为人类却要面对一些相同的困惑：生存但必将死亡、年轻但终会衰老、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但又不同于自然、膜拜着祖先但却发现自己是始祖的后裔，等等。神话的功能就是调解这种永恒对立的矛盾，调解由此造成的精神困惑和焦虑，恢复心理的和谐与平衡。而在所有对立中，自然和文化的对立最为突出。

2.深层结构

列维一斯特劳斯认为深层结构就是要素与要素问关系的总和，这种关系有在一系列的变形过程中保持不变的特性。首先，它与文化产品的表现没有直接关系，只有通过对其表层意义的结构分析，以二元对立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深层结构才能被发现。其次，这种深层结构是意识结构的一种体现，它不是思维有意识的去把某些目的性的东西隐藏在文化产品中，而是在构造文化产品时无意识地赋予其中；最后，可以通过广泛的对文化产品的结构分析，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深层结构，这样。就可以发现大脑的运作模式，这对认识论乃至几乎全部的学科都将起到推动作用。

3.神话与语言

许多论述都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观就是把神话视为一种语言，然后用结构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去分析神话，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十分贴切。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神话与语言、言语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所以只能说神话具有语言的性质。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神话既属于言语，又属于语言，同时又在第三个层面上表现出同样的绝对客体的特点。理解这一论述需要参照结构语言学的概念：“语言”是指整个语言系统，它是某一民族语言的整体抽象逻辑及其内部关系共时系统的总和。而“言语”是指在语言系统支配之下，经由个人表达而实现的历时性语言实践。语言赋予言语以意义，而言语是语言的具体体现。反观神话，因其自身固有的发展序列，使神话具有历时性的一面，即“言语”的属性；而神话自身又是一套解释系统，诠释当今世界之所以是现在这样的原因，神话提供的解释体系就形成了一个共时性的系统，也就使之具有了“语言”的属性。至于第三个层面，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该层面强调了神话的“通译性”(原文表述为“超语言”)。因为哪怕是对神话所属民族一点也不了解，而且遇到最糟糕的翻译，全世界的读者仍然会把神话当作神话，所以神话的本质不在于文体风格，不在于叙事手法或句法，而在于它所讲述的故事。总之神话是一种在极高层面上发挥作用的语言行为。

4.神话素

利用尽可能精简的话语反映事件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就是给一个谓语派定一个主语，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关系”，它就是神话素的初级形态。但神话真正的组成单位不是孤立的关系本身，而是一束束的这种关系。所以，真正的“神话素”就是初级形态“关系”的“集束”。列维一斯特劳斯通过对美洲神话的分析，列举了普遍存在的关系束：

(1)亲族地位、友好或敌对、是否被允许、相互依存等一系列人类社会关系。

(2)人类、鸟类、兽类、两栖类、昆虫类、超自然生物等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

(3)食物范畴类之间的关系——如和分娩、饮食与排泄之间一再出现的相似性。

(4)、由动物叫声或人类乐器声造成的吵闹与安静的关系。

(5)地形、季节变化、气候、时间变化天体等范畴之间的关系。或者任何这种关系间的组合。

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神话素的识别是和历时性和共时性表格分不开的，但由于篇幅关系，我们这里就不赘述了。

四、唯一的神话——《神话学》简析

四卷本的《神话学》(《生食与熟食》、《从蜂蜜到烟灰》、《餐桌礼仪的起源》、《裸人》)是集中体现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神话学思想的巨著，书中共对813个美洲印第安人神话进行了分析，并揭示出书中所有的神话及其所构成的整体皆有一定的结构特征。这些神话间结成转换关系，并表现出同构性。神话运用不同的代码：感觉的、社会的、美学的和天文的，传递不同的信息，但却展示了同样的深层结构。也就是说，神话的逻辑结构反映了原始人类的心智结构，而结构分析可以发现这一结构，正如《神话学》中展示的那样。

1.神话之网

列维一斯特劳斯之所以在《神话学》中运用了813个(且不算异文)美洲印第安人的神话来进行分析、阐释，是因为他认为所有的神话都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它们共同编织了一张复杂的神话网，以致于我们不能随意地截取其中的任何片断。

这张网的编制过程即列维一斯特劳斯所说的“圆花图案绘制”的过程：首先任意选择一个神话，按照结构主义方法对该神话进行分析，神话会在不同层次上表现出一个个序列，比如地理层次上、伦理层次上、空间层次上等等。进而给每个序列都建立起一组转化，转化可发生在该神话的内部，也可发生在同源或邻近民族的神话中。这就使神话向四周扩展延伸，进而形成一个以该神话为圆心的圆，而这个圆上的任意一点皆可重复上述过程，正如[片断]图所示。这使列维——斯特劳斯超越了对特定神话的研究，进到考察沿同一根轴分布的某些指导图式。分析每一个神话都要涉及其它的神话，这种语义的传染是逐渐的朝着若干个方向发展的，“就好像我们到达了一个面向广阔前景的观察点，这些前景又促使我们前往其他的观察点，从这些观察点出发又可以朝着新的方向延伸一样”。对每个神话重复该过程的循环就会形成[横面]图一样的图案。但若像[横面]图那样，无限制的铺张开来，这张神话网将是没有穷尽，但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其实每个圆都是向内弯曲的(即每个圆都是类似碗状的立体结构)，最终我们会回到出发点来。这样，最初模糊不清的领域便显示出一个网络立体结构，如[立体图]所示。

上图均为示意图，试图说明《神话学》的分析使得美洲神话有机的结合成为一个网络整体，并不是说通过结构分析。神话在被离解之后又重新结晶成一个稳定的整体，[立体图]也只是这些神话中央部分组织化的图示，其周边仍然是捉摸不定的，不会像图中一样形成边缘明晰的球形。

2.唯一的神话

《神话学》中每卷都可以独立成为一个整体，因为它们各自都研究了不同的侧面，但同时它们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神话学》开始于南美掏鸟窝者的博罗罗神话，结束于北美最北部的一个神话。虽然研究线路纵贯美洲大陆，但列维一斯特劳斯在四卷《神话学》的研究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回归的思想。正如四卷名称所表明的那样：《生食与熟食》、《从蜂蜜到烟灰》、《餐桌礼仪的起源>这前三卷都是表明从自然到文化的过渡，而第四卷《裸人》又回到了出发点，相对于文化而言的“裸人”就相当于相对自然而言的“生食”，而且生与裸，这两个词也是交相呼应的，研究内涵最终又回到了出发点。这正是的列维——斯特劳斯所强调的回归。最后一卷《裸人》以“唯一的神话”结尾，对此列维一斯特劳斯的解释是：这四卷本的巨著所描述的其实只是一个重大主题的变体，该主题正是从自然到文化的过渡。

3.《生食与熟食》的方法论特征

首先，《生食与熟食》书中随处可见对二元对立的确立和分析，它不仅存在于一个具体的神话中，还存在于相关的一组或多组神话的相关情节中。书中涉及的二元对立很多，比如男与女、生与死、内与外、接受与排斥、沟通与拒绝、节制与放纵、姻亲关系与亲嗣关系等等。正是这些对立的发现与确立，才使得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得以深入，可以说二元对立的确立和研究对发现深层结构和进行神话间的转化都起到基础性作用。

其次，深层结构是《生食与熟食》中结构分析能够成立的最终基础，也是能够把813个神话融入到一个体系中的终极原因。正因为所有文化产品中有着共同的深层结构。所以才能把神话看作是其他神话的转化。由于社会制度、生存环境的不同，神话问的转化呈现出或全盘或部分的区别。如谢伦特人的神话M12就可以视为博罗罗人神话M1的全盘转化，并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对称性。这是因为M1所属的博罗罗部落是母系制、从母居，而M12的谢伦特人是父系制、从父居。由于M1情节丰富，除与M12对应部分外，仍有诸多情节，但经过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情节正是谢伦特人神话M124的转化。为此，列维——斯特劳斯还创造了相关术语一骨架：在多个神话中保持不变的那些性质的总体；代码：每个神话赋予这些性质的功能的体系；消息：特定的神话内容。虽然列维—斯特劳斯并没有给我们关于骨架和深层结构关系明确的答复，但可以看到，骨架是建立在深层结构之上，是深层结构的外在表现，这些转换和公式均以深层结构为基础。

第三，神话素的确立和在关联神话中的应用。神话之间除了由上文所提及的因相同骨架这种隐性的模式所关联，还更为明显的表露为具有相同神话素的神话间的关联。前面已经分析过，神话素即关系束，在《生食与熟食》中，它成为神话间相互关联分析的枢纽，使得200余个神话得到表层意义上的关联和对应(经过分析才能发现内部深层结构的一致性)。若把《神话学》比作一张大网，神话素就是网中的结点。M1神话开始于子对母的行为，更抽象的说，就是发生了不被许可的。这是一个关系；而后M1故事发展为父亲向儿子复仇，而最终自己被杀，神话似乎最终判定父亲的复仇是有罪的，而对行为态度是冷漠的，这又是一个关系。这两个关系相结合，我们发现了一个简单的神话素，它是包含两个关系的关系束：的正当性和对不正当的态度。以该神话素为连接点，M1顺利的与M2形成关联，M1、M2都表现了“神话对的漠不关心”。神话间这样的联结在《神话学》中处处可见，它使得神话之网一步步铺陈开来。

第四，历时性共时性表格的应用。对于单一的神话分析，该表格的方法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如分析俄狄浦斯神话那样。但当把视野放在整个美洲神话的分析上，该方法的运用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缺陷在于它不能体现神话与神话之间的关系，基于这个原因，列维——斯特劳斯把历时性和共时性表格的方法加以改进，使之更适用于整个神话群的研究。他用多个表格的对比来体现两个或多个神话的对应关系，每个表格的横行都是一个神话某一情节的历时性体系，如下面Mx神话的a情节的1、2、3片断，b情节的1、2、3片断，My神话的m情节的1、2、3片断，n情节的1、2、3片断；表格的纵行体系的是共时性的对应关系(以二元对立为基础)，比如Mxa(1)体现的是天上，Mym(1)体现的是陆上，Mxa(2)体现的是男性，Mym(2)体现的是女性等等。根据实际分析的需要，这些表格往往不只两个。

经过对表格形式的改造，把运用于单个神话分析的历时性共时性表格，改变成为适用于多个神话或神话群分析个工具。这一工具在《神话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把神话间的关系明晰的表达出来，有利于分析的进一步深入。

以上就是把上文中所阐释的结构主义神话学方法，简单结合《生食与熟食》的有关内容进行的应用说明。一方面也体现了《生食与熟食》的主要方法论特征，一方面可以使这些方法的运用模式更加清晰，这对于阅读《神话学》的四本著作都是有裨益的。

五、对结构主义神话学的总体评价

无可否认，结构主义神话学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首先，结构神话学批判的继承了之前各理论学派的研究方法，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模式，深化了神话的研究层次；其次，结构主义方法为神话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要求研究者在把握神话表面意义的同时更要探寻神话的深层结构，透过神话纷繁的现象把握具有普遍意义的结构；第三，通过分析神话与思维的关系，揭示出思维具有二元对立的普遍模式，它的发现不仅对神话学，而且对诸多人文学科都有着深远的影响；第四，列维一斯特劳斯在神话分析中运用了科学分析的方法，如神话转化公式等，努力使神话分析更为严谨和科学；第五，一系列神话研究术语的提出，丰富了神话研究的途径。最后，结构主义神话学对整个学界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出现了一大批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对神话进行分析的典范之作。

当然，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完美的，结构主义神话学也是如此，下面我将结合《神话学》谈谈我对结构主义神话学的一些不同看法：首先，在神话的选择和使用方面，列维一斯特劳斯也称813个神话并不是能够见到的美洲神话的全部数目，那么，为何是这813个?剩下的神话难道不能被编织进这张神话之网吗?有剩余就说明了有选择，是否只是选择可以纳入结构主义神话分析体系的神话呢?通过选择而得出的结论是否还有普适性的呢?其次，列维——斯特劳斯为了把二元对立呈现出来，往往把一个可能看似很普通的现象进行高度的抽象归纳。他所归纳的对立元素和神话原本所呈现的现象间经常存在很大的距离，高度的抽象有时就使神话的具体情节丧失了意义，这会使很多情节都轻易的被归纳为同一抽象元素，对立的确被明晰的表现出来，但情节却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再有，神话学中的813个神话的联结关系并不是等同的，有的的确有很紧密的关联，但有的是很松散的，基本上没有什么神话的过渡，仅靠列维——斯特劳斯“这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之后就把另一组神话作为一种补充或是对应进行分析。但事实上，有时看到眼前的神话却“很不容易”发现列维一斯特劳斯看来很明显的关联。这种松散紧密程度不一的关系，就使得这张神话之网很难说是什么样子的，真的能从起点沿着某条线再走回起点吗?也许仅靠走是不够的，还需要时不时的大幅度跳跃。第四，在《神话学》所呈现的分析和讨论中，有许多地方明显具有列维一斯特劳斯的主观性，我们只有跟随他的脚步才能从起点再走回起点。由于《神话学》是列维一斯特劳斯运用自创方法进行分析的成果，我们只能说对结构主义方法认识不足，因为最完善和系统结构主义方法只创造并存留在列维——斯特劳斯的大脑中，也许我们只能跟随。这也是结构主义神话学盛极一时但却无人能继列维一斯特劳斯之后继续把其学说推进重要原因。

结构主义论文范文第4篇

初中化学由于是化学启蒙阶段，主要是普及性知识介绍，因而学生较易掌握，考试分数也较高。而高中化学具有抽象性和逻辑性，强调运用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难度与深度增加，部分学生感到化学难学，有一定的学习困难，再加上考试成绩的刺目低分和那作业批改中的可怕的大红“×”，以及在课堂上得不到教师的鼓励，伤害到学生的学习信心。倘若在课堂上学生回答不出教师的提问，严厉的教师采取的是批评教育，大多数教师比较宽容，会请其他同学回答，而很少去了解是什么原因或提出建议，从而实施了“冷暴力”。从而造成学生兴趣降低，畏难情绪增加，少数同学厌恶化学学习，逐渐放弃化学的学习。足以可见，科学而有针对性的评价的重要性。仔细分析本因，其实是教学评价体系的不合理：其一，由教师单一进行评价，不重视评价的促进作用，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效果没有给予科学的评价；其二，对学生学习结果的评价简单与粗暴，学生得到的是冷冰冰的分数以及“√”与“×”，课堂提问也主要是集中于知识的回顾，忽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其评价只在于结果的对与错，不会考虑学生思维的评价及运用知识能力的评判。这与素质教育及新课程改革的要求是不相符合的，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不仅要关注学生知识与技能的理解和掌握，更要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的变化和发展。构建适合高中化学教学的评价体系很有意义，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克服畏难情绪，提高教学效果。

二、构建科学的高中化学评价体系

高中化学的评价体系应以学生为中心，关注学生的参与性和过程性，评价体系应是多元化和多主性的。评价应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促进了学生的学习成长。

1.评价方式应是多元化的，使评价更真实。

学生是一个群体，个性差异较大，学习能力、学习态度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教师的评价切忌千人一面，应当是有针对性的多元化的评价。（1）评价目标的多元化。针对不同的学生应有不同的评价目标，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基础、能力、个性等方面的差异，因人而宜，实事求是给出每个学生的评价目标，要评估学生的学习能力及表现，要制定学生所能到达的目标，从而激励学生进步，帮助学生掌握更多的知识，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达到所预定的评价目标。（2）评价方法的多样性。目前，评价方法多采用常规作业、单元测试、期中和期末考试、上课提问的方式，这些传统的评价方式有一定的实用性，但不能真实反映学生的学习状况。评价方法应更加全面和科学，如自主评价、访谈评价、家长和同学评价、实践评价等。在常规的考试方法上也应改革与创新。教师在考评高中化学知识时，应把知识寓于真实的生活、科研及生产背景中，注重问题与实际的联系，加大试题的开放性与探究性。在平常练习中，应根据学生的能力设计不同难度的问题，设定多组练习，由学生自主选定完成，在考试时也应设定必做题和选做题，使学生有选择的余地，每个学生都能有成功的喜悦，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从而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2.评价体系构建的多主性，让评价更全面。

传统评价是由教师单方面进行，这与布鲁纳的“结构主义”教学论的评价体系是相悖的，科学的评价体系是以参与者为主的，要突出学生的参与性，学生家长、同班同学都应参与评价，改变教师单一评价的片面性，使评价更具合理性和全面性，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发展。通常的做法是：（1）要求学生自主评价。教师进行完教学单元教学后，教师应要求学生进行自主评价及对教师的教学提出相关建议，主要包括单元知识点掌握、自我评价、学习目标、完成程度、进步方面、存在问题、改进办法、教学建议等。（2）同学评价和家长建议。每一学期结束都要求学生相互评价，主要包括学习态度、上课纪律、作业情况、相互学习等方面，家长应就学生在家庭学习的过程给出评价。

3.评价应注重学习的过程性，建立学生的成长档案。

学生的学习过程是一个较复杂的心理活动，是一个系统工程，教师的评价应贯彻整个教学活动过程，应密切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动态和能力的培养。课后作业的评价应指出学生的进步与不足，应从知识再现、能力提高、知识运用等方面及时给出评价。单元测验后，针对每一个学习单元，应对学生的学心态度、学习方法和技能，给出准确的评价和合理化建议。每一学期及每一学年的结束，教师应对知识点的掌握、方法论的建立、思维能力的提高、学习中的闪光点及存在的问题给出正确的评价，指导学生扬长避短，逐渐成长。教师应以欣赏的态度鼓励学生的进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锻炼学生的学习意志，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4.评价的本质在于评价的发展性，激励学生进步。

教师的评价应是总结学生的过去，考量当下的学习过程，更要重视学生的未来。这不是一个考试分数所能解决的，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接受能力的不同，通过合理的评价，发现学生的进步，找到学生的特长，激发学生的潜能，尤其要关注学生的心理变化，帮助学生改进学习，提高学习效果，使学生朝着学习目标步步推进。

结构主义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学籍管理； 规范性； 建构主义

一、中高等职业教育学籍管理研究现状

1.中等职业教育学籍管理研究现状

⑴中等职业教育学籍管理以学年制为主。关于中等职业教育学籍管理制度探究的4篇相关文献中，一篇是硕士毕业论文，两篇是学术论文，一篇是学籍管理信息系统研发相关论文。其中论述相对较为全面的文献为吉林农业大学2005届硕士毕业生张晋撰写的毕业论文《吉林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学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论文通过综述国内外学籍管理模式，提出截止到2005年，据调查显示，目前吉林省多数学校实行的是学年制。

⑵师资条件相对薄弱影响了中等职业学校学分制进程。在论文中，张晋指出，中等职业学校推进学分制进程较慢，主要原因在于学校师资条件薄弱。从对教师的调研结果看，长期习惯于“一刀切”静态管理的教师，对“动态管理”总存在着不适应。此外还有课程选择指导，学生心理工作，考试组织，学业评价，教材管理等都给学分制的实施带来了困难。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加强动态管理研究，是今后实行弹性学制与学分制的重要课题。并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中职院校“取消学年制，采用学分制”，构建中等职业学校学分制实施办法的建议，

⑶中等学校学籍管理改革方法。针对吉林省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学管理现状，张晋提出了中职学校实施学分制的必要性，中职学校改革学分制的外部和内部条件以及实施方案。这一研究为开展中高等学校学籍管理衔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2.高等学校学籍管理研究现状

⑴研究内容。对于高等学校学籍管理工作，目前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①学籍管理的概念；②学籍管理的重要性；③学籍管理的现状（学籍管理模式研究）；④学籍管理有效性研究；⑤学籍管理规范化研究。

⑵已有研究成果中存在的问题。①对于“学籍管理”的概念阐述停留在内容罗列阶段。关于“学籍管理” 的概念阐述主要侧重于从学籍管理的内容角度定义，属于对各项包含内容的并列列举。本课题组认为对于“学籍管理”的界定将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加以描述。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看，建构主义是与功能主义紧密联系的理论范畴，建构主义属于一种理想类型构建的理论体系，“建构”是基于对研究对象功能的设定而言的，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教育与教学工作。共同的目标可以规范共同的工作对象，共同的工作模式等，学籍管理与教育教学工作是处于动态的互动过程中，而非简单地停留在静态管理与被动管理的阶段，也是学籍管理发挥其积极功能的关键所在。这也是本文所要阐述的主要内容。②对于“学籍管理”的功能阐述停留在单项内容讲述阶段，未能系统化论述。从社会化的角度看，学籍管理是记录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成长的重要记录。学籍管理具有推动学生社会化的重要功能，对于学校、家长、学生与企业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例如，是学生成长的重要记录，是家长观察学生学习的重要渠道，是企业招纳贤才的重要依据。已有的功能研究基本上处于分头论述阶段，而非集中系统论述。事实上上述各个功能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

3.研究意义

⑴概念界定。概念是经验的抽象。对“学籍管理”进行功能定位，对学籍管理模式进行建构，首先离不开对其所包含内容所具有共同属性的集中与抽象。学籍管理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如何深化每项内容的社会功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指导意义。本文在建构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将会对高校各系部负责学籍管理的工作者进行访谈，从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学籍管理”进行科学界定。

⑵功能定位。基于目前学籍管理“重管理，轻教育；”、“重数据，轻绩效”的趋向于机械化操作的现状，本课题拟提出对“学籍管理”功能定位的理想构建，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实现其各项功能。这是一种观察视角的创新与理论创新。

⑶功能实现途径探讨。明确学籍管理各项功能是探讨其功能实现途径的前提。目前高职院校学籍管理主要采取学年学分制管理模式。结合学分制学籍管理制度的主要构成，即学籍管理所涉及的主要内容，针对我们设定的理想功能，从而进行功能实现途径的探讨。

二、“学籍管理”的内涵

1.学籍

在《远距离开放教育词典》中，学籍是“指学生姓名的登记册子。专指在某一学校所获得的学生资格。经过规定手续或升学考试被正式录取的学生，入学办理注册手续后即取得该学校的学籍。标志学生取得参加学习的资格。学校则取得了管理学生的客观依据。逾期未办理注册手续和复学手续，以及因故退学或受到开除学籍处分，则丧失学籍，亦即失去学习资格。”

2.“学籍管理”

对于“学籍管理”，在《远距离开放教育词典》中，是指“根据有关规定对学生的入学资格，在校学习情况及毕业资格进行考核、记载、处理和审核，主要内容有：入学和注册；成绩考核和毕业；转学、休学、退学；纪律和考勤；奖励和处分以及对学生毕业资格的审查等。”

关于“学籍管理”的方法，在《中国成人教育百科全书》中，指出包括：“ （1）审查认定。审查有关材料，按条件认定学生资格。审查优秀学生材料，认定为优秀学生等。（2）证明。就是把审查认定的学生资格加以证明。证明可用各种书面的形式。 （3）按规定办理审查认定、证明的具体手续。（4）整理和保管有关学籍材料资料。学籍材料资料主要有：各年级各班学生名册、毕业（肄业）生名册、学籍卡片、体检以及转学、休学、退学、奖惩等有关材料及统计报表等。学籍管理是学校教学行政工作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保证学校工作的正常秩序，保证学生质量符合要求具有重要意义。 ”

三、建构主义理论在学籍管理体制构建中的应用

1.建构主义

在结构主义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浮现的传统、成熟的传统、延续的传统三个阶段，在每一阶段的具体理论体系中都或多或少能找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不平等模式如何进行自身的“再生产”的基本概念，即1.系统再生产；2.系统矛盾。在结构主义理论发展的早期阶段，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从浮现传统中迪尔凯姆的功能主义与结构社会学到齐美尔形式结构主义、米德的行为结构主义、舒茨的现象学结构主义，结构和结构主义社会学呈现出多样性。在结构主义理论发展趋于成熟时期，出现了列维.斯特劳斯的法国结构主义传统，英国的结构主义传统，美国结构主义传统等。在结构主义延续的传统中，相继出现了吉登斯的结构论，文化理论，布迪厄的建构性结构主义、网络分析、布劳的宏观结构理论。梳理结构主义理论的发展历程，在社会学这样一项知识分子的事业中，结构或结构主义已经发展成为社会学的重要理论分支，成为社会学者观察社会的重要理论视野。对于社会的观察与描述，结构或作为一个现象，或作为一个工具，更加方便于研究者对于研究对象本质或规律的描述，进而服务于预测或展望工作。

2.建构主义理论在学籍管理体制构建中的应用

学籍管理是一项静态存在与动态管理相结合的学校管理工作，是学校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的重要环节。因此明晰学籍管理的社会功能，是针对性开闸学籍管理工作的重要前提。无论是韦伯“理想类型”的构建，还是布迪厄的建构性结构主义，都是与功能主义理论传统相联系。中等职业院校如何改革学籍管理制度，符合学生成长与成才的规律与需求，高等院校如何完善学籍管理制度，充分挖掘其教育功能，建构主义理论体系是重要的理论依据。

四、中高职业院校学籍管理的功能

1.学籍管理是学生调整学习方式与学习状态的重要依据

学籍从本质上讲是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档案，是学校教育方式与学生学习效果之间进行互动的重要中介。需要将学生学籍管理与学生学习进展有机结构，积极发展学生学习档案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积极预警或激励功能。

2.学籍管理是学校开展教育教学工作研究的重要依据

学分制教学管理在学生的培养过程中， 给学生在一定范围内提供选择课程、教师、学习进程等自由， 但也对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笔者发现高职院校每年都有一些学生因学习方法不当造成学习成绩不能达到要求而造成留级， 甚至延期毕业。因此， 如何有效预防高职院校学生因违纪、成绩不达标而遭淘汰， 如何提升毕业生毕业率， 探索高职院校学籍预警机制的构建， 便成为当前高职院校学籍管理管理工作者所面临一项重要课题有。实行学籍预警机制可以一改传统的 “事后处理型”管理为 “事前、事中预防型”管理，有利于深化以学生为本、教育为主预警为辅的管理理念。

3.学生毕业就业，企业招纳贤才的重要依据

不论是学生自己，还是学校、企业或家长，学籍的本质功能是一样的，是学生在校学习的重要书面记录。因此在当前毕业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企业对毕业生要求越来越高的前提下，如何拓展学籍管理的重要教育与教学功能，将学生的学习记录内容能够更为详实，成绩随年级的增长呈上升趋势，同时能将非学习的成长记录纳入到学籍管理中，并对其考核加以量化。

4.家长与学校进行互动的重要平台

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独生子女正成为我国中高等院校学生群体的主流，因此携之家长开展中职生、高职生教育工作，成为诸多学校的教育策略之一，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五、中高等职业教育学籍管理功能实现的途径

1.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充实学籍管理制度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一方面给高职教育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但同时它又给高职院校的学籍管理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因此， 不断完善和充实学籍管理内容， 制定切实可行的学籍管理制度， 是当前高职院校的首要任务。

2.把学籍管理与思想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

学籍管理是通过对学生的入学、成绩考核、休学、退学、奖励与处分、毕业与结业等一系列规定对学生学习行为进行科学的引导和制约。而思想教育是正面的说服教育， 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榜样示范， 达到教育人的目的。把学籍管理和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人的转化首先是思想的转化， 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确立时期， 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在校学习期间， 他们往往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影响， 这些影响必然会反映在思想上、行为上，因此，必须结合学籍管理因势利导地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使规章、条例成为学生的自觉行动。

3.把激励机制引入学籍管理之中

在学籍管理中， 引入激励机制， 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籍管理规定成为学生的行为准则。在当前改革开放不断扩大和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新形势下， 建立起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的激励机制， 将是实现学籍管理目标的重要保证。为此， 我院根据学生学籍管理的有关规定， 制定了《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综合测评办法》和《关于优秀学生奖学金制度实施办法》， 这是对学生操行评定的依据之一。

4.采取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办法来进行学籍管理

高职院校的学生学籍管理， 不仅要建立健全学籍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 而且更重要的是还要在预防上下功夫。作为学籍管理工作者， 要变被动管理为主动管理， 用防治结合的办法来进行学籍管理。

参考文献

[1] 谢新观 主编.远距离开放教育词典.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404.

[2] 张晋.吉林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学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2005（6）.

[3] 翁丽香.探索提高高职院校学籍管理效果的途径.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12）.

【基金项目】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终身教育视野下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研究”（课题编号：10yja880199）；2010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机制研究”（课题编号：10jwb010）（主持人：朱新生）

结构主义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语言论文论；形式主义；新批评；话语；言语行为

【作者简介1张瑜，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后），浙江杭州300018

【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4）01-0099-07

在进入本论题之前，有必要对“语言论文论”这个概念作一点辨析。本文将20世纪以来从文学语言人手、采用现代语言学或语言哲学理论为基础来构建的文论各派都统称为“语言论文论”，而不再采用文论界以往习惯的“形式主义文论”这个传统概念，这是有考虑的。“形式主义”术语出现很早，最初是随着俄国形式主义流派出现的一个明显带有贬义色彩的概念，随后就迅速演变为一个中性的统指20世纪上半期出现的布拉格学派、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等以语言为核心的文论各派的术语。但也正因为它出现得早，无法预料也不能概括20世纪中后期出现的许多以语言为核心的文论的丰富特色，站在今天立场上考察整个20世纪这类文论的发展脉络和情况时，再使用“形式主义文论”这个范畴就显得捉襟见肘了，其局限性也更加明显。实际上，20世纪采用语言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文论各派不仅贯穿了整个世纪，而且呈现了极为丰富和复杂的特色，它们无论在研究内容，还是理论基础。甚至在发展的地域上，都存在着诸多重大的差别，形式主义只是这类文论中的一条发展路径，以此来概括整个20世纪波澜壮阔的语言文论的发展，就会以偏概全，忽视语言论文论在发展中呈现出的丰富特色和本身内部的发展变化。从这个角度看，采用“语言论文论”概念替代“形式主义文论”概念要更为准确和全面，它不仅能准确概括这类文论都是从语言研究人手发展起来的特征，而且也能最大限度地容纳各类具有不同语言学或语言哲学为基础的文学理论特征。我们用什么理论观点和概念去驾驭和审视西方20世纪名目繁多、错综复杂的各种语言流派和学说，是研究当代西方文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我们就很难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西方语言论文论发展的全貌并揭示其内在本质。由于国内学界对此问题分辨关注得不多，往往以偏概全，张冠李戴，甚至有人由此认为语言论研究已经过时，再没有发展的空间和方向，这些都将影响到当代文论的建设与发展。

本文拟从采用“语言论文论”概念人手，试图勾勒出20世纪西方语言论文论发展的整体格局和版图，力图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和把握20世纪语言论文论的发展和变化规律。本文认为，虽然20世纪语言论文论诸家在各自的研究侧重点和内容上存在着各自的不同，但仍然可以总结出i条规律性的发展路径，即形式、系统路径，象征、语义路径和实践、行为路径，它们分别体现出语形、语义和语用三个视角，并体现出20世纪语言论文论从符号系统到实践行为的发展趋势，它们共同构建了20世纪西方语言论文论的版图。

一、形式、系统路径

语言论文论第一条发展路径是俄国形式主义一布拉格学派一结构主义一解构主义，前三者即国内学界通常认为的“形式主义文论”思潮。把它们联系在一起，不仅是因为它们都是发生在欧陆的文论流派，更主要的是因为在它们各自所受的多种理论来源的影响中，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是一条主线，因而在它们各自的文论研究中，在其诗学的主要原则和精神上呈现出大致相同的特征。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开创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在20世纪初促成了现代语言学领域中的革命，对现代思想和人文社会等多种学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文学研究领域而言，受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影响最重要的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语言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符号系统的观点，索绪尔最具革命性的看法在于他指出语言符号与实在世界的所指物之间不存在自然决定的关系，而是一种人为的“任意性”关系，语言符号的意义来自其系统内部符号之间的关系和差异，由此动摇了语言符号与外界的自然对应的联系，索绪尔的语言学使语言系统内部语言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成为最为关注的重点，这一点对20世纪欧陆形式主义文学研究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从俄国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甚至解构主义，都排斥文学文本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反映”和“表现”特征，强调转向文学文本内部语言符号的研究：其二是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在方法论上采用了差异的方法，建立了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概念和命题。最著名的有四对范畴，即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语言和言语、共时性和历时性、横向组合关系和纵向聚合关系。这些范畴有的不仅直接被吸收到文学理论中，而且更主要的是其显示的方法论对语言论文论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例如早期的语言论文论的出发点都建立在一个基本命题即日常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关系上，这个命题正是采用差异方法建立的。

被伊格尔顿确定为20世纪文学理论变化开端的俄国形式主义，是最早在诗学领域发现和采用索绪尔革命性的语言学理论的，维塞高度评价说：“他们敏捷地承认并且抓住了索绪尔在符号学上的贡献，表明了（俄国）形式主义者对当代智力动向的变更保持了怎样一种警觉的态度。比较而言，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也只是在六十年代初期，才开始在法国文学研究中广泛地体现出来，而他的著作的英文版在1959年之前尚不可得。”俄国形式主义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其分支之一的莫斯科语言小组成员基本上都是语言学家，这一背景使他们能够迅速注意到索绪尔语言理论。俄国形式主义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些重要贡献明显受到索绪尔的影响。例如索绪尔把语言重点由历时性转为共时性，并提出语言是独立的符号系统观点，实际上是把语言看作与外部世界并列的一种实体，这直接启发了俄国形式主义对文学语言及其结构的研究，以及使文学研究变成一门独立科学的追求。他们主张“文学科学”要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什克洛夫斯基在以工厂的生产来比喻文学理论的任务时就宣称，“我感兴趣的不是世界棉纱市场的行情”，“而只是棉纱的支数和纺织方法”：而雅各布森提出的著名的“文学性”概念同样强调对文学作品内部构造和形式的研究，他曾讽刺性地把文学史家比作一名警察，把其他学科的材料拼凑为文学研究对象。这些反对外部研究的观点明显有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影子。此外，俄国形式主义在进行文学研究时，其出发点一开始就在文学语言和（日常）实用语言之间划了一个界线。这一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思路明显受到索绪尔的差异方法影响，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语言是不同于日常语言的，是独特的，著名的“陌生化”概念就是探讨两者不同的产物。

布拉格学派与俄国形式主义无论在人员上，还是理论上都有着直接的延续关系。从文学理论上看，布拉格学派文论更系统地重述了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也更为自觉地采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来对形式主义进行综合，更为重视对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研究，“并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发展了形式主义，这就是：他们把形式主义理论摆进了符号论或符号学的框架”。这使它们在某些意义上超越了俄国形式主义的视野，不仅仅把文学作品只看作是语言构成，只强调语言形式的研究，而是将文学符号与人类生活语境联系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情感和意识形态内容可以作为文学作品的结构组成部分而成为研究的对象，扩大了语言形式的范围。布拉格学派注重对诗歌语言的研究，其独特的贡献尤其体现在开辟了诗歌语言的音位学研究。所谓音位，即语言的能指，布拉格学派从关系、功能与价值角度研究语言内部词形变化与声音选择的复杂关系，这对雅各布森的影响极大，他本人也十分关注音位学的研究。1941年，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美国纽约正是受到雅各布森的影响，率先把音位学运用到人类学研究中，并认为“音位学能为所有的人类科学提供方法论基础”，由此掀起了法国结构主义思潮。

“结构主义”这一术语是雅各布森在1929年为避讳“形式主义”这个明显带有贬义的名称提出的。结构其实是形式的另一个代名词，由此也可以看出它与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的继承关系，布洛克曼就把彼得堡、莫斯科与布拉格视为结构主义的前二站。法国结构主义涵盖多个学科的各个领域，但它们都以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基础，法国结构主义对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的运用可谓达到极致，几乎所有索绪尔提出的概念和原则都被结构主义扩展运用到包括文论在内的许多人文和社会学科，由此确立了以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去研究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的霸主地位。结构主义把对语言及文化系统的内部结构和关系作为一切学科和现象研究的对象，对结构主义者而言，语言模式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社会文化以及人的思想都是符合类似语言的结构，而结构主义的研究任务和目的就是探讨决定这一般系统含义的结构、规则或“语法”。就文学研究而言，结构主义文论就是以第一符号系统的语言为中介来研究作为次一符号系统的文学，由此使用语言学概念和范畴分析文学文本成为主要模式。结构主义文论尤以叙事学、符号学研究最为著名，它认为一切叙述背后都有一个结构或模式在起作用。罗兰・巴特、格雷马斯、热奈特、托多罗夫等人对叙事结构的分析，目的就是探寻一个普遍有效的文学恒定的模式、深层结构。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可以说是对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直接发展和集大成者。结构主义文论把文学视为一个系统或结构，认为文学系统具有内在性，是能够自我生成、自我调节、自我参照的整体，完全排除了作者与外界的影响，这些特点都与形式主义特征一脉相承，都沉溺于、集中于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都坚决地排斥语言符号与外界的指称联系。

结构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顶峰之后，从其内部孕育出了后结构主义的反叛思潮。后结构主义相当复杂，有向内与向外两个方向的发展，其向内的德里达一系，对美国文论界影响巨大，被称为“解构主义”，并在七八十年代的耶鲁大学形成了以保尔・德曼为代表的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学派。虽然德里达出于反形而上学的立场对索绪尔的批评十分尖锐，但是，应该看到，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在许多方面仍然遵循着索绪尔语言学规定的主要原则，即强调语言系统的自足性，排斥其与外界的联系。“解构活动并不触动外部结构，只有居住在这种结构中，解构活动才是可能的、有效的；也只有居住在这种结构中，解构活动才有的放矢。”德里达十分欣赏索绪尔就能指与所指关系提出的任意性原则和语言系统内部的差异性原则，认为索绪尔已经踏上了解构主义的道路。但他认为，索绪尔的“解构”并不彻底，他没有彻底切断词与物的联系，仍然囿于在场形而上学的束缚，没有把差异这一原则扩大到所指与能指的纵向关系中。德里达认为，语言活动永远达不到语言之外的“物”，即能指不再能涉及到超越它自身之外的实体、事物和思想，它只能涉及到其他能指。由此，德里达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反形而上学命题――“文本之外一无所有”，这个命题的含义不是否定外在客观世界的存在，而是强调文本的语言世界是自指性的，它不是外部非语言世界的再现，不指向文本之外，所以在耶鲁学派提倡的“修辞性阅读”即解构主义批评中。注重的是对文学文本内部差异和矛盾的寻找，认为文学文本的意义实质是一场不断延异、无法确定的游戏。这一强调文本语言的自指性，排斥语言符号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主要原则与结构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及布拉格学派所遵循的根本原则是一致的。所以解构主义批评是可以归为形式路径的。

综上所述，20世纪欧洲大陆的语言论文论，从俄国形式主义到布拉格学派，再到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其理论资源主要都遵循了索绪尔语言学理论，都共同强调文学语言符号的自指性，把文学视为一个自足的系统，认为文学意义不是来自外部世界，而是来自系统内部的结构，因此走的是一条形式发展路径。欧陆语言学文论的优点在于对文学语言的内部系统特征做了许多开创性和极富有成效工作，使人们对文学语言本身的自指性有了鲜明的认识，但是其缺陷也很明显，即切断了语言符号与外界的联系，使文学与现实割裂开来。

二、象征、语义路径

语言论文论第二条发展路径是英美新批评。英美新批评是语言论文论中最容易被误读的一个流派，长期以来一直被文论界归为形式主义文论行列。事实上，尽管新批评与形式主义有一些共同点。例如都以文学语言和文本为中心，都反对以作家或读者的意图来解读文本，都致力从语言人手力图建立一门“文学科学”等，但新批评与形式主义存在着极为重大的区别，这不仅体现在两者的理论渊源深上，而且也体现在两者在语言论文论的旨趣和特征上。

在理论渊源上，新批评的语言学的理论资源主要不是来自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由于语言的隔阂和地域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欧陆与英美文化上的差异。索绪尔的理论没有对20世纪早期的英美学界产生重要影响。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索绪尔及受其影响形成的欧洲形式主义文论才真正被介绍到英美批评界并产生重要影响，在此之前，新批评则已主宰了英美批评领域达半个世纪之久。新批评的语言学渊源主要来自英国本土的带有经验主义色彩的瑞恰慈的语义学理论。瑞恰慈和艾略特是英美新批评公认的先驱，就语言论文论而言，作为大学教授的瑞恰慈在语言理论上的贡献要更为系统，对新批评的影响要更大和更直接，所以兰色姆在《新批评》第一章里开门见山地指出：“论述新批评必须从瑞恰慈先生谈起。新批评可谓滥觞于他。”用艾略特的话而言，新批评实际上起源于“瑞恰慈教授的课堂方法”。在20年代，瑞恰慈在剑桥等课堂上致力于“讨论如何研究、欣赏、评判诗”的工作，由此开创了微观语义学的批评方法。受英美经验论的文化熏陶，瑞恰慈重视的是对语言意义问题的研究，而非系统抽象的层面，他与奥登合著的《意义的意义》一书有批评索绪尔理论的地方，不满之处正在于索绪尔理论的抽象性与经验论相抵牾。美国学者詹姆逊在1972年出版的《语言的牢笼》一书中曾对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与瑞恰慈和奥登的《意义的意义》作过详细的比较，以显示出英美传统特色与欧陆的差异。他指出，“前者（指瑞恰慈和奥登）是语义学家，他们把词当作象征来研究，而后者（指索绪尔）则坚持把语言界定为符号系统”。他解释了“英美用的那个术语，即‘象征’这个词，总想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词和它们所表示的东西或者是现实世界中的对应物之间的关系。的确，‘象征’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词语物之间的关系根本不是任意的，在最初把它们联系起来的时候是有一种基本的对应关系。从这一观点出发，语言研究的根本任务自然是逐句地，一对一地寻找对应物，是从语言中清除所有非指称的词和纯文字建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差别，即瑞恰慈的语义学理论没有像索绪尔那样切断语言与外部的关联，他们仍然认为语言的唯一目的（至少是首要目的）是象征或表征外部事实。这一特点明显影响到英美新批评的观点。

瑞恰慈把语言区分为两种功能――“符号功能”和“情感功能”，诗歌是对语言情感功能最典型的使用。这里瑞恰慈已经明显带有从语用视角因素来分析的意思了。瑞恰慈认为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大异其趣，科学语言在于“实证”，尽可能做到表述准确、意义单一，没有歧义。而文学语言则主要用来表达情感，是一种无法证实的虚构陈述，即“伪陈述”，它依赖暗示、暗指、联想、想象等丰富细微的意义来表现一种艺术真实。因此，瑞恰慈十分重视对文学语言的多义性和含混性，即“复义”问题的探讨。这对他的学生燕卜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燕卜逊剔除了瑞恰慈文学理论中的大量心理学成分，运用语义学方法对250余个诗节的英文诗作了细读，写出的《朦胧的七种类型》在1930年问世后，引起强烈反响。这可以说是英美新批评派的第一部著作，开创了文本分析和“细读”的先河。美国新批评派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燕卜逊的启发，并沿着燕卜逊的线索找到瑞恰慈的语义学理论，美国新批评运用的文本分析方法也主要来自瑞恰慈和燕卜逊，美国新批评派对悖论、反讽、张力和文本有机体等概念和理论的探讨也都与瑞恰慈和燕卜逊一脉相承。

英美新批评的源头在英国，主体则是以兰色姆师生为中心形成的美国南方批评派。新批评以文本为中心追求建立一门文学批评的科学，因而它反对在批评中融入作者和读者的主观意图，威姆萨特和比尔兹利的《意图谬见》和《感受谬见》就体现了这一原则。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排斥作者和读者主观意图的介入并不是切断文学与外界的关系，它只是切断文学与作者和读者的联系，这一点往往被人们忽视，将新批评与形式主义混淆起来。应该指出，新批评在重视文学语言分析，排除作者、读者主观意图等方面与欧洲形式主义批评有相通之处，但是新批评与之不同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探索文学作品意义的时候，没有切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它始终带有经验主义的特征。新批评的主将兰色姆的“本体论批评”也是最被误读的理论之一。许多人望文生义，把“本体”理解为文学文本本身，这也是新批评往往被文论界误读为类似形式主义的文本自足的原因之一。事实上，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术语，是对存在的研究，但兰色姆的“本体论”已带有现代存在论的色彩，它不是指西方传统哲学中那个最高的抽象概念。而是如韦勒克精确指出的那样，“在兰色姆的论述中，‘本体论’往往用于表示对客观现实关注的同义词”。也就说，兰色姆的“本体论”是外部现实生活的代名词。兰色姆的理论是从文本角度区分诗（文学）与散文（非文学）的差异，兰色姆认为“诗歌作为话语的差异是本体论上的差异，它处理的是存在的条理，一种客观性的层次，这些东西是无法用科学话语来处理的”，兰色姆并没有像形式主义那样，局限于语言和形式内部去探讨两种文本和话语的差异，而是联系到外部世界来说明的，“这并非不可思议。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世界，它必须与我们在科学论文中所处理的那一世界，或种种世界（因为确有许多这样的世界）区别开来。这种种世界只是我们这一世界的简化的、经过删削、易于处理的形式。诗歌旨在复原我们通过自己的感觉和记忆散乱地了解的那个复杂难制的本源世界，就此而言，诗是一种根本地或本体地独特的知识”。显然，兰色姆是联系外部世界来说明文学的特异性的，其根据就在从英美经验主义语义学作出的。可以看出，新批评仍然强调文学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反映作用，所以，韦勒克把兰色姆的“本体论批评”称为是古老的模仿论的翻版。韦勒克这个看法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仍忽略了新批评与传统模仿论的区别，传统模仿论把语言只看作手段，意义达到外部世界，手段就失去了作用。而新批评不同，新批评不把语言视为手段，而视为中心，因此，语词的朦胧、含混意义诚然象征了外部、混乱和矛盾的复杂的现代世界，但正是依靠语词的意义，我们才认识了这个光怪陆离的生活世界。在这里，语言已经初步具有了构建外部世界的含义，这是新批评超越模仿论的地方。

总之，英美新批评与欧洲形式主义的语言论文论是有重要区别的，其根源实际上是语言观的区别，即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与英美经验主义语义学理论的差异，新批评没有像形式主义一样只局限于语言内部系统的研究，而是始终不放弃语词与外部世界的意义联系，这就使新批评的立场和文学理论与欧洲形式主义文论存在本质的差别。

三、实践、行为路径

语言论文论发展的第三条路经是20世纪中后期在欧美逐步兴起的以“话语”和“言语行为”为理论基础形成的一系列文论派别，其语言论基础来源复杂，资源众多，主要代表有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理论、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和英美言语行为理论等，它们都体现出一个共同的趋向和特征，即强调以现实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为研究对象，侧重从语用的角度进行研究，其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语言是一种实践或行为”，显然，不同于索绪尔提出的“语言是一个独立的符号系统”和英美经验主义认为的“语言是一种意义实体”的观点，这类语言论旨在恢复和重建语言与外部人类生活世界的广泛联系，体现了鲜明的回归现实生活“向外转”的趋向。由于切人视角不同，它们在主要内容方面都存在各自鲜明的特征，呈现出语言与生活世界复杂而丰富的联系。

巴赫金是最早提出并在文学研究领域运用话语概念的文论家，但是由于他早年命运曲折多桀，生前几乎藉藉无名，他的理论贡献一直被淹没。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被学界发现，并被介绍到西方，引起了轰动，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俄苏思想家之一。巴赫金思想深邃，才华出众，在人文学科各个领域均有重要建树，他的文学理论是建立在他独有的语言哲学――“超语言学”理论基础上的。“超语言学”理论主要是针对20世纪早期俄苏语言学界流行的语言流派和文艺界当时盛行的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巴赫金认为真正的语言是现实中使用的语言，是人们交往中使用的语言，即“活的语言”，也就是话语，它是“活”生生的，具有丰富的变异性和具体多样性。他的超语言学理论就是以话语为研究对象的，这与索绪尔和形式主义路径完全相反。巴赫金批评索绪尔抽象封闭的语言学研究，指出他把生动的语言变成抽象的概念系统，在巴赫金看来，人类语言活动的真正中心不是语言体系，而是现实生活中具体的话语。并且巴赫金认为语言的本质在于交往对话，“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生命的真正所在之处”。巴赫金不仅指出了话语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对话性”，而且坚持从社会学观点出发研究语言，把语言看成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的载体，认为语言具有意识形态性，并辩证地阐释了语言符号与意识形态不可分离的复杂关系。巴赫金把超语言学理论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取得了许多具有独创性的理论成果，提出了“复调”、“狂欢化”等重要成果，其在语言文论上最大的理论贡献就是把文学语言纳入到“话语”范围，这就打破了形式主义把文学语言与日常生活语言隔绝的做法，恢复文学语言、文学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实践的密切关系，突破了前期语言论的封闭缺陷，给诗学打开来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对文论界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法国后结构主义是使“话语”概念名扬天下的理论学派。前面我们已经指出，法国后结构主义比较复杂，有向内和向外两个发展方向，话语理论即是其向外发展的主要贡献，以罗兰・巴特和福柯为代表，侧重从文化实践和社会学方面进行文化研究，他们都把话语看作是日常生活中一种活生生的活动和实践，而不是索绪尔所说的封闭抽象的符号结构和系统，并极为重视话语的建构功能。罗兰・巴特认为日常生活中许多被认为是“自然”的事物和文化，实质都是人为使用话语进行的建构和创造，是一系列文化的实践及其产物。他对日常许多通俗文化活动，如流行时装、食品、职业摔跤、汽车式样、洗涤用品的广告、法国葡萄酒、脱衣舞、旅游手册和电影明星等等都作了一系列独特解读和分析，力求揭示和解构这些日常“神话”背后“自然”的伪装，破除这些文化现象的“神秘感”，开创了西方“文化研究”的先河。20世纪90年代西方兴起的“文化研究”中，话语实践和分析是其主要的运用工具。

而福柯更是视历史为话语的构造，深入到文化史、知识学、社会学史的深处进行“知识考古学”研究。他指出“疯癫”、“性”等概念和事物都是话语构建的产物，“是由一系列社会实践、调查、言论和书面文字――也就是‘话语’，或者‘话语实践’制造出来的”。显然，福柯的“话语”概念重视的也是其构建功能。此外，福柯还独特地指出话语与权力有密切的共生关系，权力制约着话语，话语反过来也巩固权力。福柯通过对话语的谱系学研究指出，任何时代的任何话语都不是个人的创造和想象的结果，也不是自然而然延续的结果，而是权力的产物。权力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和隐蔽的手段控制、选择、组织和传播作为话语形式的知识，它决定了知识真假之分和正确错误之别。也决定了我们可以说什么和不可以说什么。福柯不仅揭示了话语受权力运作控制特征，而且对西方文化中权力话语的发展演变作了深入的历史考察，总结概括了任何社会对话语生产和流通的控制方式、组织原则和构成规则，对话语理论作出了独到的贡献。福柯本人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美学和文艺学著作，但是他的话语理论对文学研究影响巨大。20世纪后期兴起的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批评流派都从中获得重大理论资源。

言语行为理论是20世纪中期由英国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奥斯汀提出，后经美国哲学家塞尔、格莱斯等人发展形成的一种语言哲学理论，其独特视角是从人的行为角度对语言进行考察。言语行为理论最有价值和最为革命的贡献是发现和提出了语言在日常使用中具有一种“做事”的功能，并强调指出语言的首要功能不是传统认为的反映和描述功能，而是这种“施为性”功能，由此言语行为论把说与做、言与行统一起来，提出“言就是行”、“说话就是做事”的新思想。言语行为理论实质是一种语言实践论，它认为语言从本质上说就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交往实践行为，这一看法同样突破了纯语言学的范围，将其扩展到人的行为这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中加以考察，为语言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言语行为理论一面世就引起普遍关注，它不仅在语言哲学、语言学领域迅速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也逐步被广泛运用到人类学、心理学、法律、文学理论和批评等人文学科领域中。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言语行为理论就被英美批评界运用于文学研究领域。形成了文学言语行为理论。文学言语行为理论最初是以一种挑战或矫正形式主义缺陷的面貌出现的，它批判前期语言论文论封闭的缺陷，称形式主义的语言自足性理论为“诗的语言的谬误”，重新讨论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关系，恢复文学话语的日常交往性特征，特别关注和强调了文学的交往性性特征。80年代之后，言语行为理论吸收了解构主义的观点，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乔纳森・卡勒等批评家运用言语行为理论阐释了文学的创造性、文学阅读、文学文本对读者的说服作用、文学修辞研究等问题。文学言语行为理论把文学视为一种言语行为，它不只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和描述，更重要的是文学是一种以词做事的施为性实践活动，它能够以一种特殊使用语言的行为方式直接介入人类现实生活，参与构建和创造人类社会生活实践，直接作用于人类的社会生活。这些都表现了鲜明的“实践性”特征。

言语行为概念实质就是话语，法国著名文论家托多罗夫明确分析指出过这点：“言语不是由句子构成，而是由被陈述的句子构成，或者简单地说，由陈述句组成。然而，对言语事实的解释，一方面取决于被陈述的句子，另一方面取决于言语行为本身。此言语行为包括说话人、受话人、时间和地点、前后话语，总之，它包括一个语境。换言之，话语始终是，而且必然是言语行为。”上述三个代表文论以及80年代兴起的文学语用学在共同推动西方文学研究在20世纪后期重新出现“向外转”的趋势起到了重大作用。直到今天，实践和行为路径的语言论文论仍在蓬勃地发展，它对我国当下的文论建设，尤其是重建文学实践论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结构主义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关键词：艾特玛托夫；俄苏文学；文学批评

20世纪60年代，苏联时代吉尔吉斯地区的著名作家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开始走进中国，力冈先生翻译他的成名作《查密莉雅》，在《世界文学》1961年第1期一经问世，即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此后，其作品陆续被翻译过来。1981年，石南征的《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的长篇小说(一日长百年)》(《外国文学动态》1981年第3期)，打破了此前学界有译无评的局面(“”中庸俗的政治批判除外)，此后，关于艾特玛托夫其人其作的评介在各种文艺刊物上不断涌现。因此，严格说来，国内关于艾特玛托夫的学术研究应该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本文拟对近30年来艾特玛托夫的研究状况作以系统的梳理。

一、启蒙语境中的艾特玛托夫研究

20世纪80年代，艾特玛托夫及其作品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文艺理论家刘再复认为：“艾特玛托夫的作品被热烈传诵的程度大约不亚于海明威。”…学者汪介之指出：“对中国新时期文学影响最大的当代苏联作家莫过于艾特玛托夫。”众多名家之所以盛赞艾特玛托夫，是因为他的作品契合了国内新时期人们的精神诉求。基于“”反思与改革开放的政治语境，现性启蒙在当时的中国，逐渐成为思想主潮，“新启蒙主义”是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公共话语，人的“主体性”也成为知识精英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别求新声于异邦”，此时期中国学界从苏联文学中找到了精神价值的高度认同感，俄苏文学的译介掀起了一个高潮。

艾特玛托夫是一个典型的人道主义作家，其作品努力讴歌真诚美好的人性，批判践踏人性的。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他不仅注重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还强调社会对每一个公民的责任。艾特玛托夫思考问题的辨证性和圆融社会主义人道价值观的理解，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民的普遍心态。“如果说50年代那批青年还不大容易理解，那么，他们从22年‘炼狱’，从极左路线与个人崇拜的灾难中，重新返回文坛的时候，由于有了切肤之痛与情感体验，他们重新阅读《一个人的遭遇》以及艾特玛托夫的《扎米莉亚》、尼林的《冷酷》……怎能不痛思连翩，怎能不情感爆炸，满腔热忱地呼唤人性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复归!”学者偏重于挖掘艾特玛托夫作品中人性美的内质，但是批评者并未剥离具体的政治历史语境，对“人性”概念作抽象理解，而是把“人性”与社会现实密切结合起来思考。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探讨艾特玛托夫作品中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论文，如浦立民的《“严格的现实主义”——谈艾特玛托夫的创作特点》(《俄罗斯文艺》1985年第4期)、曹国维的《走向现实美与幻想美的结合——试论艾特玛托夫的创作特色》(《文艺研究》1986年第1期)，等等。尽管当时国内学界对现实主义的理论内涵还存有争议，但学者对艾特玛托夫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总体上持褒扬态度，大多认为其作品饱含一份厚重的现实关怀和人文精神。这其中渗透着知识分子对“”历史的沉痛反思与新人文主义的精神渴求。

二、形式主义文论视野下的艾特玛托夫研究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上个十年形成的艾特玛托夫研究热已降温。对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检索发现，从1990年到1999年，关于艾特玛托夫的研究论文仅有68篇，其中关注小说艺术形式的论文24篇，超过研究成果的l／3，出现了“形式的转向”。有学者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去研究艾特玛托夫小说的形式技巧，其中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关注小说故事的叙述结构以及叙述视角。孙兆恒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归纳出艾特玛托夫不同时期小说的结构方式有三个基本特征：内聚焦为主的视点结构、辐射型的情节结构和隐喻型的意象结构。其二，探讨小说中的神话功能和结构规律。此时期部分学者注意到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花狗崖》《一日长手百年》和《断头台》等作品中包含神话传说元素。他们运用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方法，挖掘小说中神话模式的原型意义，进而呈作者对人类的现代处境及其悲剧性命运的独特思考，如何云波的《论艾特玛托夫小说的神话模式》(《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

中国学者运用结构主义方法研究艾特玛托夫，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结构主义理论的原初形态，呈现出鲜明的本土化色彩。有学者通过借鉴和改造原有的结构主义模式，建构新的结构主义理论框架，来评析艾特玛托夫的创作。阎保平在《论艾特玛托夫小说的“星系结构》中认为，“世界”是艾特玛托夫小说的基本要素，小说的结构特征是众多各自独立的世界构成的“星系结构”。还有学者将结构主义分析与其他形式分析结合起来，对艾特玛托夫的作品采取一种综合性的阐释方式。孙兆恒《也谈艾特玛托夫小说的结构特征》一文运用结构主义叙述学理论，指出艾特玛托夫的小说具有内聚焦为主的视点结构；又借鉴俄国形式派对作品情节与情节分布的讨论，指出艾特玛托夫的小说具有辐射型的情节结构；同时运用神话原型批评，得出小说具有隐喻型的意象结构的结论。可以说，中国学者对形式文论的创造性运用，使得艾特玛托夫作品的形式研究呈现出灵活多变的特点，从而丰富了人们对艾特玛托夫文学作品形式与意义的认识。这些研究成果共同推动着艾特玛托夫研究朝着现代学术的多元化方向发展。

三、文化批评视域中的艾特玛托夫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艾特玛托夫的学术研究重新活跃。据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统计，2000—2008年关于艾特玛托夫的研究论文有77篇，仅2002年就有20篇。据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统计，2000—2008年，关于艾特玛托夫的硕士论文有11篇。此时期还出现了两部研究专著：韩捷进的《艾特玛托夫》(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和史锦秀的《艾特玛托夫在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这一时期，学者主要运用文化批评理论去分析艾特玛托夫小说中的民族性、宗教意识、女性意识和生态意识等。有学者从生态主义的视角评价艾特玛托夫。杨素梅认为：“自20世纪70年后，艾特玛托夫创作了一系列生态题材的作品，凸显了具有时代性的生态伦理观。”有学者从后现代的视角去剖析艾特玛托夫的宗教观。刘伟锋运用互文性理论去阐释《死刑台》，认为小说大量地借鉴了《大师与玛格丽特》以及《圣经》有关彼拉多的内容，从而形成一部典型的互文性小说。有学者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切入，如韦建国认为艾特玛托夫“站在更高的层次、在更广的范围里思考本民族的伊斯兰文化、新母语民族的东正教文化与世界其它文化的关系”。从方法论层面看，文化批评的视角既吸收了形式主义文论的文本分析之长，又兼顾了文本与社会历史语境的复杂关联。

总的来说，21世纪以来，学者们从“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双重视域出发，开拓了艾特玛托夫研究中的文化批评空间。在宽宏的文化研究视域，艾特玛托夫独特的民族身份与作品的文化意义得到了多维诠释，他在俄语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的地位由此得到彰显。学界普遍认为，艾特玛托夫以其个性化的写作方式，将个体生命熔于本民族文化的深层机制之中，将吉尔吉斯与俄罗斯文化置于全球化视野中进行通观，以此表达对生命、人性和文化等方面的独到见解。

四、问题与反思

从20世纪80年代单维的政治一人性批评，到当下多维视角的文化批评，整个历程相当于中国文艺批评观念演变的一个缩影，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学者研究俄苏文学的方法论转向。在关于艾特玛托夫的学术研究中，还有一些问题期待深化和突破。

其一，艾特玛托夫的宗教观问题。国内学者对艾特玛托夫的宗教观存有争议。任光宣认为，艾特玛托夫“从不庸俗化地看待宗教……他肯定宗教的某些道德伦理观念以及宗教对社会发展和人的思想所起的能动作用”。…陈慧君则措辞严厉地批评艾特玛托夫的宗教观：“《断头台》和主人公阿弗季鼓吹的‘宗教济世’，是荒诞的，是有害的，必须给予批判。”很显然，这种“大帽子扣人”的批评方式和结论，非常僵硬干巴。其根本原因，一方面是论者对俄罗斯悠久复杂的宗教文化历史认知不足，另一方面则是缺少一份真正的宗教情怀，从而无法对宗教抱以“同情之理解”。

其二，作家与政治家的双重身份对艾特玛托夫创作的影响。艾特玛托夫前后分别属于苏联和吉尔吉斯国的公民，还曾担任过驻外大使、总统顾问和公正党主席等重要的政治角色。对于评价具有双重身份的艾特玛托夫及其作品，有学者认为“总统委员会成员和苏联驻外大使的政坛职务已经严重地影响了艾特玛托夫的文学创作”。显然，这其中牵涉到艾特玛托夫个人的文学与政治的复杂纠葛，也隐含着作家与政治家的身份转换的难题。

结构主义论文范文第8篇

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成熟的理论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以法国学者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结构主义强调事物的整体性、有序性和稳定性，认为事物是由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各部分组成的整体，各部分的“关系”就是结构。整体的功能大于各部分的简单相加，各部分又“共时性”存在着。将结构主义运用于阅读教学，就要重视文本的整体性。阅读就是对文本进行感知，理解其中表达的意义。文本的结构表达的中心意义（即主旨）是相对稳定的。教学一般做法是解释词语、归纳段意、分析结构和探索主旨。这是阅读必经的步骤。结构主义不足之处在于把文本作为一个固定的封闭的系统，过分强调中心意义的稳定性、绝对性。在阅读教学中把教学参考书、教师本人个性化的意义解读作为权威和标准答案，牵着学生的鼻子走，忽视学生的学习主体性，限制学生的智力发展和创新精神的培育。

解构主义是在结构主义之后形成的，活跃于20世纪60年代，以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为代表。解构主义以反传统、反权威的姿态对结构主义进行批判。解构主义强调“历时性”，把作者、文本、读者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更加重视读者对文本的意义生成、创造性阅读，提出了延异、撒播、替补、踪迹等概念，反对固定不变的中心概念。肯定每个人阅读的差异性，这种差异在阅读中不断延伸、丰富，即“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解构主义对培养学生的创新性阅读能力，实现文本的多元价值，张扬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有其优势。但如果“过度”使用解构主义，否定文本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又可能会造成许多误读，甚至牵强附会、走火入魔，把正确的解构为错误的，偏离教育的宗旨。

既然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各有优点与不足，有各自最适应的使用范围，况且一种方法不能包治百病，因此辩证地运用，有效地合用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一、采结构主义以尊重文本，用解构主义以尊重读者

结构主义偏于文本。文本是阅读的对象。但语文教材中的课文有不同的内容和体裁。内容的意义有显露的，也有隐晦的；有丰富的，也有单义的。体裁有散文、小说、诗歌、议论文、说明文等。议论文、说明文，文意显露、明确，结构严谨，材料服务于观点，比较适合于结构主义分析，要解构其主旨则比较难。如清代彭端淑的《为学》，中心论点已明确：“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后采用例证法，举西蜀边境两个和尚朝南海学佛的故事来论证。“为”就是“实践去做”。贫僧条件艰苦，但决心大，凭“一瓶一钵”去南海取得了成功。富僧决心不大，无行动，只是“欲”买舟南下，停留在“想”的阶段，缺少行动，终没有成功。我们不能把贫僧解构为“冒险”“蛮干”，把富僧解构为“聪明”“稳重”。

内容丰富、主旨较模糊、哲理性强、能引人深思的文本，比较适合解构主义，如寓言、童话、小说等。柳宗元的《黔之驴》是一篇寓言，主旨有不确定性。“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老虎初见驴“庞然大物也”，有点怕。后来不断试探，发现驴的看家本领就是“蹄之”而已，于是把驴吃了。柳宗元“不在场”，不好问他写作的用意，这就给人解读的自由空间。一般人认为驴是外强中干，没有真本事的反面人物形象。但从驴的角度看，它的本领是拉磨、载物，这是老虎不会做的。好事者把驴引进贵州没有发挥驴的特长，而是把驴放在山下不用，给老虎吃了也不为怪。这是对引进人才而又不用人才的批判。柳宗元是个人才，17岁中进士，29岁作监察史，后因参加王叔文政治改革失利，被贬为永州司马。写此寓言也可能有怀才不遇之愤。这是一种个性化解读，因其主旨不确定。

解构主义偏于读者，不承认文本意义是固定不变的，文本具有未完成性，因读者而变异。读者的情况很复杂，学生的年龄、性别、教育水平、生活经验、情感、价值观等均不同，对同一文本的解读也必然有差别。学生的阅读是在已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上进行的，往往以自己的眼光去看文本描绘的多彩世界，有的学生读朱自清的《背影》，会认为父亲穿过铁道为儿子买橘子，违反交通规则。有的学生读安徒生的童话《丑小鸭》，认为从物种看，丑小鸭变成白天鹅是不可能的。这就把科学与文学的虚构混为一谈，产生误读。

周庆元教授在《语文教育哲学研究》一书中指出：“我们的汉语文教育尤其需要理性的思维，哲学的思辨。”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在语文阅读教学中也应辩证运用，不要跟风，走极端，语文教育的历史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和启示。

二、依结构主义进行理解性阅读，循解构主义进行创造性阅读

结构主义的阅读偏于理解性阅读，解构主义的阅读偏于创造性阅读。其实，任何一个完整阅读都必须经过这两个阶段。理解性阅读是阅读的基础、核心。语文新课标指出：“阅读教学应引导学生钻研文本，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理解性阅读以感受语言为基础，再进行分析、推理。皮亚杰归纳为：发现、识别、认同、组建、扩展、记忆六个阶段。江西潘凤湘的“教读法”，将阅读教学归类八步：默读课文、查疑难字、小组朗读、个人写出分析笔记、小组讨论课文、听老师分析、个人写出分析文章、写读写笔记和背诵课文。这八步的功夫很扎实，效果也很好。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语文教学中有些教师对理解性阅读不够重视，做得不扎实，热衷于搞形式、变花样，追求课堂热闹，真读变成假读。学生没有原生态的阅读，琅琅书声也少了，讲台变舞台，表演很精彩，或滥用多媒体，使人眼花缭乱，或让学生给老师问题找答案，热烈讨论，结果是学生学了语文，还是错别字连篇，不能正确说与写，让社会骂语文课“误尽天下苍生”。

理解性阅读是基础，但阅读也是一种再创造的活动。语文新课标指出：“阅读是学生个性化行为”，“要珍重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在理解课文基础上，提倡多角度、有创意的阅读，利用阅读期待、阅读反思和批判等环节，拓展思维空间，提高阅读质量”。这就借鉴了解构主义的观点。宁鸿彬老师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方面提出了：“三不迷信”，即不迷信古人、名家和老师；“三个欢迎”，即欢迎质疑、发表与教材的不同见解和发表与老师的不同见解；“三允许”，即允许出错、改正和保留意见。这有利于学生独立思考，实现德里达提出的“延异”。学生的创造性阅读是有层次之分的，原始创新固然很好，点滴创新也应鼓励。在阅读教学中，结构主义阅读与解构主义阅读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应辩证运用。

三、遵结构主义教师要有所为，按解构主义教师要有所不为

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在阅读教学中辩证运用需要靠教师与学生的紧密合作、共同努力。而教师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应发挥主导作用，须有所为有所不为。语文新课标倡导“个性阅读”。张良田教授在《语文教学与开发学生创造力问题》一文中指出：“由于语文本身的多义性和理解的歧义性以及语言组合的多样性，使这种思维同一性不具有唯一性，也就是说，对同一词语、同一语句或同一语段，可以有多种理解。”这就用了解构主义的思维方法。教师“有所为”就是要引导学生独立思考、独立体验，不包办代替，不把“主导” 变为“主宰”。教师“有所不为”就是把阅读的主动权交给学生，给学生创造良好、宽松的自主阅读空间，但这不等于教师“不作为”，而是做教练员。这样，学生就有自主性、体验性和差异性的阅读。当前，在个性化阅读的条件下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有几个问题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第一，如何正确对待教学参考资料和教师的个性解读？语文新课标指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教科书编者、文本之间的对话。”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教学需要“一杯水”，教师就要有“一桶水”。教科书编者、教师对文本的阅读是“成熟者”的阅读，学生首先应当尊重，不要轻易否定。但教参只供参考，教师的理解也不是绝对权威，学生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是值得提倡的，但如果过度解构，随心所欲，胡乱猜想，就会与教育目标相背。

第二，如何正确对待教师的“预设”？教学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育人活动，否定“预设”是不可取的，会导致教师“无作为”、放羊式教学，关键在于如何“预设”，在施教中如何“调节”预设。但不顾学情，“死守”预设，也会限制学生思维，使学生主体迷失。

第三，不要忘语文姓“语”，决不可脱离文本中的“语言”架空发挥。解构要合理、适度，不要冲破结构稳定性的底线，如把舍生取义、为国捐躯的英雄解构为不珍惜生命，这是误入歧途。教师要纠正学生的误读。教师“不作为”，学生就可能“乱作为”。

结构主义论文范文第9篇

引言

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语言学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并已成为社会科学的主要分支，是一个兼具理论研究和实际意义重要性的多彩领域。西方语言学发展中，早在两千年前的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就比较深入地探讨了语言的性质和语法问题。近几十年来，西方语言学已经越来越普遍地对其它学科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在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日益广泛的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形成了众多新的交叉学科和分支学科。

刘润清主张，进入一个领域时，首先要宏观，其次要对思想感兴趣。首先从宏观上做研究，分析和掌握理论知识，而不是一开始就从微观上的小题目去做研究，同时，不急于赞成哪个流派或反对哪个流派，在小领域研究之前了解宏观背景，这样能够不迷失方向，为进一步的研究从理论框架和宏观理解上打好基础。因此，对西方语言学及其流派的宏观认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特别是对中国语言学流派的建立及发展有重大意义。

1　流派与分支及风格

对语言的宏观研究，必然涉及到语言学的流派，分支及其风格等。本文在重点探讨流派之前，对流派与分支及风格进行了简要的比较分析。

刘润清对流派与分支进行了区分。流派，也叫学派。多指思潮, 有代表人物, 代表著作, 主要观点, 研究方法, 盛行时代,有其不同程度的影响, 而且往往有历史视角，它未必对领域中的诸多问题都有论述。分支是相对于语言学总体而言的领域, 研究范围, 也有经典著作, 有影响的人物, 多用共时观点。可能多个流派都对它有过贡献。分支可分为内部分支和外部分支。

风格，也叫语体，文体。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辞典把语体定义为：一个人说话或写作的格调，一般从非正式到正式之间变化，看情景的类型，说话的对象、地点、话题等而定。风格还可以指某个人历来的说话或写作方式，或者指某一段时期的说话或写作方式，如莎士比亚的风格，十八世纪的写作风格等。

流派与分支及风格在语言学理论的研究中既有相同的重要基础地位，又有明显的不同。流派要有代表人物，要有追随者，追随者必须要一样，学精华，学本质上的东西，克隆这个流派的研究者，才能称得上这个流派的继承人。分支体现的是总体范围当中的个体，总体领域中的部分，各个流派都可以对分支有贡献。风格张扬个性，总体上体现语体类型的多样化。

语言学流派更多的属于基础理论研究；语言内部分支也有理论价值, 但有更多的实用价值;外部分支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应用价值；风格更多的是实用价值的研究。分支是从研究内容、对象上进行区别，流派是从研究方法、角度、风格等上面的区别。一个分支上也有不同的流派。每个流派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因此，对于同一个研究者来说，流派是其理论基础，某个流派是其语言学观点的体现；分支是其研究方向，某个分支是其语言学研究兴趣和观点分歧的体现；风格是特点，某种风格是其在语言学研究共性中的个性体现。不同的研究者可以隶属同一个流派，研究不同的分支，呈现相近的风格；或者，隶属同一个流派并且研究同一个分支，但可以有不同的风格。

2　西方语言学流派

语言学流派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传统语法阶段(600bc—18世纪)，历史语言学阶段(19世纪100年)，和现代语言学阶段(索?尔, 20世纪初至今)。

传统语法经历了从希腊语到拉丁语, 再从拉丁语到其他欧洲语言;注重语音和词汇, 句法很少, 以教学语法为主,多为规定性语法,不是描写性语法;影响很大,时间很长; 其贡献是创造了描写工具，其术语至今还在使用。历史语言学注重语言比较,语言历史,语言谱系, 语音变化规律;其后期的新语法学派为20世纪培养了人才;传统语法和历史语言学为20世纪现代语言学开端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现代语言学以索绪尔为开端。

本文重点综述了语言学的发展历史中有代表性的三个流派：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

2.1　历史比较语言学

历史比较语言学是历史语言学的重论文联盟要组成部分，从前又称比较语法，是在19世纪逐步发展和完善的，主要是印欧语系的历史比较。19世纪进入系统的研究，并使语言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初始阶段，丹麦的拉斯克、德国的格里姆和葆扑被称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者。19世纪中期，历史比较语言学发展到第二阶段，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德国的施莱歇尔，其代表作是《印度日耳曼语系语言比较语法纲要》。19世纪的最后25年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新语法学派”时期。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奥斯特霍夫和布鲁克曼，他们在自己创办的刊物《形态学研究》上正式宣布：语音演变规律不允许任何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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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比较语言学在语言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历史语言学产生以前，语言学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一般称之为语文学，还不是独立的学科，只是别的学科的附庸。历史比较语言学是语言学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标志，是语言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历史比较语言学所取得的最大成绩就是对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其次是有助于人们对于有关原始母语的表现形态和使用地区的了解。但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在方法上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偏重语言的前后相继，却忽视了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语言分支的研究和确立。

2.2　结构主义语言学

结构语言学内部又分为三大学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以及美国结构语言学派（也称美国描写语言学）。美国结构主义跟欧洲结构主义都强调语言结构的系统性，但又有各自的风格：布拉格学派注重对语言结构的功能进行研究，哥本哈根学派重视结构间的关系，美国结构主义着重结构形式的描写。

（1）布拉格学派，又称“结构-功能学派”或“功能学派”。其先驱者是马泰修斯，成员主要有雅科布逊、特鲁贝茨柯伊、哈弗阿奈克等。布拉格学派集体观点的全面论述见于他们在第一届国际斯拉夫学会议上所提出的《论纲》，强调语言是一个功能体系，对语言现象的评价应着眼于它的功能。布拉格学派所说的功能主要包括语言在交际行为中的功能、语言在社会中的作用、语言在文学中的功能以及从功能观点看语言在不同层次方面的问题。伦敦学派的兴起稍为晚一点，由英国语言学家弗思教授开创，后来由他的学生韩礼德教授继承和发展，形成现在人们称之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学派。

（2）哥本哈根学派，又称丹麦学派。代表人物有叶尔姆斯列夫、布龙达尔、乌尔达尔等。1931年，叶尔姆斯列夫和布龙达尔共同创建了“哥本哈根语言学会”，该学会成为当时欧洲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个中心。这一学派以索绪尔的语言系统的学说为基础，着重语言形式的研究。它特别注重语言的组合关系，这是这个学派区别于布拉格学派的一个主要方面；它把语言理论看成一个“纯演绎系统”，采用“假设-推理”法对语言进行分析，不大涉及具体语言事实的研究，因而其影响面比较小。

（3）美国结构语言学又称美国描写语言学，区别于布拉格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共同组成的欧洲结构主义语言学。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是结构语言学中发展最完善、最重要的一个学派。先驱者是鲍阿斯和萨丕尔，分别著有《美洲印第安语手册》和《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二人都强调要对语言作客观的共时描写。这个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是布龙菲尔德，1924年他和鲍阿斯、萨丕尔等人一起创立了“美国语言学会”，1925年出版会刊《语言》。1933年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出版，对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是这一学派的奠基性著作，使它进入“布龙菲尔德时期”。50年代，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进入“后布龙菲尔德时期”，哈里斯和霍盖特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

结构主义语言学不仅影响到语言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流派，而且还影响到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其严密的分析方法已渗透到人类学、哲学、心理学和文艺批评等其它领域。这样，结构主义就由一种语言学理论演变成一股几乎对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都产生影响的思潮，因而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2.3　转换生成语言学

1957年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出版，标志着“转换生成语法”的诞生。这一理论是建立在理性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的，它完全不同于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之上的美国结构主义，因此，它的出现是对当时居于主流地位的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大挑战，被人称作“乔姆斯基革命”。

转换-生成语法强调对人的语言能力做出解释，而不是仅仅描写语言行为，它要研究的是体现在人脑中的认知系统和普遍语法。乔姆斯基认为“语言”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这个概念是从语法中派生出来的，只有语法才是实际存在的，因此，转换-生成语法研究的对象是语法而不是语言。另外，转换生成语法采用的是现代数理逻辑的形式化方法，根据有限的公理化的规则系统和原则系统用演绎的方法生成无限的句子，以此来解释人类的语言能力。所以说，转换-生成语法无论是在研究目的、研究对象，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和传统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有原则的区别。它为语言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展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方向，使语言学以新的面貌呈现于世。它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转换-生成学派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语言学方面，在其它学科，如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以及认知科学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各派学者接受乔姆斯基的某些观点，却又反对他的一些观点。不管怎样，生成语法在以往的理论基础上有重大的根本突破，同时对后来的理论又有深远的积极影响。

3　结语

结构主义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关键词]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诗学；作用

一、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

自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问世以来，世界的语言学研究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他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同时对其它科学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结构主义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其影响已远远超出语言学领域，它的一套理论方法被其他社会学科所采用。人类学使用这一套理论方法，形成结构人类学学派，神话学用符号理论分析神话结构类型，取得丰硕成果，精神分析学从结构上分析无意识活动和梦，文学批评从结构上品评诗歌，等等。都借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把各自研究的对象看成是一系列符号组成的结构组合。

索绪尔采用共时的方法研究语言，认为语言是一套在特定的体系中由相互关系决定的符号系统。他把一个个符号看成是能指词和所指词的结合，而这种结合关系是随意性的，是由历史文化发展约定俗成的；符号的能指词这一特性是线性的，也就是说是符号之间是因为不同或者差异产生自己的独特性，体系中每一个符号只是凭着它与其它符号的差异或不同而具有意义。也就是说，意义不是客观存在于每一个符号中，而是功能性的，是与其它符号区别的结果。正是这种不同或者差异关系开拓了文学批评上的结构主义，它使二十世纪以至到现在的文学批评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壮观，并将继续发挥巨大的作用。

二、诗学批评中的结构主义

从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发展到诗学研究的结构主义，有一个重要的人物不能不提，这就是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罗曼雅各布森。他于1920年移居布拉格后成为捷克结构主义的重要理论家，二次大战爆发后他又移居美国，在那里他遇到法国人类学家洛德一列维斯特劳斯．两人交往很深，产生了很多结构主义的思想。雅各布森把诗学看作是语言学的一部分，那么．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就可以在诗学研究里游刃有余了。他认为诗学只有在语言被置于某种对语言本身的清醒意识中才得以存在。语言的诗的功能“促进了符号的可知性”，使人们注意到它们的物质特性，而不仅仅将它们作为交流的筹码来使用。在诗学中，符号脱离了它的对象；符号和所指对象之间通常的关系给打乱了，这就给符号以某种独立性，作为本身就具备价值的客体出现。对雅各布森而言，所有的交流都含有六种成分：说话者，听话者，他们之间传递的信息，使这信息可以理解的共通的代码，交流的接触点或物质媒介，以及这信息所指的背景。这些成分中的每一点都可能在某一个特定交流中起主导作用；从说话者的角度看，语言是某种思想状态的激动或表达；从听话者的角度看，它是意动的或是试图取得一定的效果；如果交流中关注的是背景，语言就是参照性的；如果交流中针对代码自身，语言就是超语言学的；针对接触点本身的交流是交际性的；当交流集中于信息自身时，诗的功能是起主要作用的。而什么人，为了什么目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说了些什么都无关紧要了。

另外一个结构主义理论家，兹维坦·托多罗夫，在他的《诗学的定义》里首先区分两种观点：一种是把文学文本看作完全的知识的传统观点；另一种把每一个具体的文本看作抽象结构的表现，也就是结构主义的观点。结构主义认为这两种观点不是不相容的，而认为它们是互补的；然而，根据强调哪一个方面，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区分这两种观点。在结构主义看来，这种传统观点认为文学作品是崇高的，独一无二的，结构主义把这观点称为解释。解释有很多同义词，如评论，诠解，细读，分析，甚至“批判”。这种观点的目的就是要让文本说话，也就是说忠实于客体，忠实于那个结构之外的”其它“。作为结果，这种传统观点抹杀了主体，也抹杀了主体产生的戏剧效果。这种结构主义观点认为，如果不把一部文学作品暂时放置一下然后把它投射到其它什么上而不是它本身，那么要理解它是不可能的。这种观点如此紧密的支持作品的形式以至于它和作品的形式是等同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每部作品都有它自己的最好的解释形式。

如果解释，也就是所谓的传统观点，是分析的一般术语，文本就是问题的关键了，那么第二种观点，也就是结构主义的观点，可看作是科学体系里的上下文。用这个一般文人不喜欢用的术语，目的是少指向这种活动产生的精确度(精确度必须是相对的)，更多的指向分析家采用的方法；分析家的目的不再是具体作品的分析，意义的定位，而是确定一般的规律，具体的作品则是这些一般的规律的产品。

就第二种观点，也就是结构主义观点而言，可以区分几种不同的看法，乍看起来，这些看法差别很大。的确，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接一个的学科，有分析学的，社会学的，道德学的，还有从哲学及思想史派生出的其它学科。所有这些学科都否认文学的特性是内在的，而把这特性看成是存在于文学作品外部的规律的表现，或那些和心理。社会，甚至人的大脑相关的规律的表现。所有这些科学研究的目标就是把文学作品转化为一个永恒王国——也就是解码和翻译的劳动。文学作品是某种东西的表达，这种研究的目的是通过代码达到这个某种东西这种研究取决于研究的目标是否是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或是什么东西，然后归入某一类范畴的语言中去(这些科学之一种)，而每一种语言都有好多分枝。这种活动和科学相关，到目前为止，它的客体不是特定现象而是一些规律(心理学，社会学等)，这些规律却由现象解释。

兹维坦·托多罗夫认为诗学打破了解释和科学在文学领域建立的对称性。和对具体文学作品解释相反，他认为诗学不追求意义，目的是一个一般规律的知识体系，这体系主导着每一部作品的诞生。和其它科学如心理学社会学相反，诗学追求文学内部的规律，因此，诗学是对文学的一种“抽象的”“内在的”方法。

由这些观点引伸开来，文学作品本身并不是诗学的对象；诗学关心的是文学话语的特性。每个作品都是这些一般和抽象的结构的表现，都是实现了这些结构中的某一部分。因此这种科学(结构主义)不关心具体的文学，而是一种可能的文学，换句话说，就是那种文学现象的抽象特性，这种特性构建了文学现象的独特性。这种研究的目标不再是解释一段文章，一部具体文学作品的履历，而是提出一个结构和文学话语功能的理论，这种理论提供了一份文学可能性的清单以便现存的文学作品看起来是取得的具体的成就。作品将被投射到其它别的什么东西上面而不是它自己上面，如同心理和社会学批判那样的情况。这个别的什么东西将不是共容的结构，而是文学话语的结构。具体的文学作品将是我们用来解释文学特性的例子。

按这个结构主义观点广泛的意义来看，所有的诗学，不仅仅是它的一个分枝，都是结构性的；因为诗学的目标不是那些实验性的现象的总和(文学作品)，而是抽象的结构(文学)。那时，引入每个科学领域的理论观点总是结构性的。

另一方面，如果这种结构主义观点只赋予有限的假设，而这个假设却是由历史因素决定的，因之把语言归纳于一个交际系统或者是符号代码的社会现象，那么，呈现在这里的诗学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结构主义了。因此可以说文学现象，以及相应地决定这现象的话语(诗学)，通过它们的存在，来反对在结构主义形成之初的把语言当作工具的观点。

兹维坦·托多罗夫进一步具体化诗学和语言学的关系。在他看来文学，就最重要的意义而言，是语言的产物。根据这个道理，任何语言知识对诗学家来说都是有趣的。由此公式引伸，联结诗学和语言学的关系没有联结文学和语言的关系重要。同理，这样的关系对于诗学和所有语言科学一样重要。如果语言学是唯一的语言科学的话，只有诗学才是唯一的把文学当作目标的科学(至少因为它现在存在着)。诗学的目标是某种语言的结构(音素学，语法学，语义学)，不把那些人类学，心理分析学，或者语言哲学要研究的对象包括在内。因此，诗学可以在这些科学中找到帮助，限度是语言在这些学科的目标中的程度如何。诗学最近的亲戚会是那些和话语有关的学科一那个构成修辞的团体，它被广义的理解为话语的科学。

在这里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另外一个结构主义理论家的观点，即劳特曼。他在《艺术文本的结构》(1970)和《诗的文本的分析》(1972)这两本著作中，把诗本身看成一个分成层次的体系。其中，意义只是在有上下文的情况下才能存在，并受相同和对应这一套套成分统驭。文本里的差异现象和平行现象本身就是相对的，只有在相互之间的关系上才能显示出来。在诗歌中，正是由落在纸上的各种记号组成的能指词的性质，声音，节奏的模式决定了什么是所指。一篇诗作本身“是渗透着语义的”，较之其它任何话语凝聚着更多的“信息”，但是从一般现代交流理论的角度看，“信息”的增加导致“交流”的减少(因为听者无法统统吸收言者高度浓缩的内容)，而在诗歌中情况则不然，因为诗歌具有自己独特的内部组织。诗歌最少累赘——即那些在话语中出现的旨在促进交流而非传递信息的符号——然而照样可以产生较之任何其他语言形式更为丰富的一套信息。倘若诗不包含充分的信息，那就是劣诗，因为正如劳特曼所说，“信息即美”。每个文学文本都有若干“系统”组成(如词汇，拼写，韵律，音韵等系统)，并通过这些系统之间的不断冲突和对峙而取得效果。

因此劳特曼认为诗的文本是“体系的体系”，各种关系的关系，是所能想象的最复杂的话语形式，它把若干体系浓缩在一起，其中每一体系都有自身的张力，平行，重复和对应的成分，每一体系都在不断地修正所有其他诸体系。实际上一首诗只能反复阅读，而不可能一读便懂，

因为其中的某些结构只有回味方可认知。诗充分发挥了索诸尔语言学中的”能指词”的作用，使其在周围文字的巨大压力下发挥最大的功效，从而释放出最丰富的潜在能量。不论我们在文本里领会到什么意义，都是通过对照与差异而获得的；一个与其他因素毫无差异的因素始终是隐而不现的。甚至某些技法的空白也会产生意义；如果作品制作的那些代码致使我们期望读到某个诗韵或是幸福的结局，但这个诗韵或结局并未出现，那么劳特曼所说的负技法就可能像任何一个意义单元一样效果显著。

劳特曼最为显著的地方是他看到了：虽然诗歌具有语词的丰富性，但诗歌或文学却不能用其固有的语言属性来加以界说。文本的意义不仅是内在的问题，而且，它生来就存在于文本与其它范围更广的意义体系的关系之中，存在于文本与文学和社会这个整体中的其他文本，代码，和准则的关系中。文本的意义在读者的期望的视野中也是相对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和兹维坦·托多罗夫的差别，后者则认为一切都在文本的结构之中。

这里劳特曼把读者提高了一步，正是读者通过他／她掌握的知识才能把作品中的某一成分认定为一种手法，这一手法不仅仅是作品内在的特征，同时是读者通过特定的代码，根据确定的作品背景才看出的。正是如此，劳特曼已经从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结构主义的限制，向前走了一步。

三、结构主义诗学批评和其他理论的分歧

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流派，结构主义也受到了其它流派的批评和挑战。在这些和结构主义冲突的流派中，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究其实质，有这样几个不同看法值得商榷。

在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看来，结构主义的相对定位方法实在是没有标准的。比如为了确定一个能指词的意义，我们不得不连续的从一个能指到另外一个能指，从它们的差别中定位。这样一个过程，会变成无穷尽的。从常识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这是结构主义的一个极容易受到攻击的地方。

其实结构主义在这里正是闪光的地方。如果我们不和其它事物相比较，我怎么能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比如，一个男人如果不和女人相比较，那么他怎能是一个男人?不和妻子相比较，怎么能是一个丈夫?从批评者的眼光来看，我们应该一下子找到真理，而不是在相互确定中，相互对比中找到，一步步接近真理。

另外一个重要的反对者是前苏联的哲学家兼文学评论家哈伊尔·巴赫金，虽然他攻击的重点是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方法，也是朝着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而来的。在他1928年发表的《文学研究中的形式方法论》中，他认为符号是斗争和矛盾的焦点。问题不在于简单地问“这个符号意味着什么?”而在于调查它的复杂历史，因为相互冲突的社会团体，阶级，个人以及话语都企图占有这个符号，并赋予它以他们各自的意义。也就是说不同的阶级会有不同的语言，那么索绪尔的语言的共性一说就站不住脚了。

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的贡献自然不能在这里一一列出，但如果什么方面都要以阶级斗争来界定，那么，正如特里·伊格尔批评索绪尔“没有中介物”那样，这世界就没有所有阶级可以共用的东西了吗?比如语言。这一个阶级有这种语言，那一个阶级有那一种语言，互不相同。还有什么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