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范文

结构主义范文第1篇

似乎是离很远的东西。即使是一些专业的文学工作者，如果不太接触西方理论，也很可能会不以为然地说：“结构主义是什么东西？有什么了不起？”事实上，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早已渗透进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思想方法上的一场广义的革命。结构主义诞生之后，它像一把利剑一样改变着人们看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并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个角落：作为文化思潮，它涉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部门，如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作为文艺思潮，结构主义几乎影响到文学艺术的所有领域，从理论到创作，从小说、戏剧、诗歌到电影。这一思潮还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国际影响，从60年代中期开始，它以法国为中心，迅速扩展到英、美、西德、意大利、丹麦，并对苏联、东德、波兰、捷克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产生了影响。它是战后继英美新批评派和法国现象学派而成为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界的第三大思潮。有人认为，从60年代以后，“结构主义的人”取代了“存在主义的人”。

那么，是谁制造了结构主义这么一把无坚不摧的利剑呢？

谁制造了结构主义？

没有一种思潮可以在一夜间形成并名震天下，结构主义也不例外。尽管结构主义思潮的黄金时代是20世纪60年代，但它并不是在60年代才形成，也不是诞生于法国，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岁月。当时西方有一部份学者对现代文化分工太细，只求局部、不讲整体的“原子论”倾向感到不满，他们渴望恢复自文艺复兴以来中断了的注重综合研究的人文科学传统，因此提出了“体系论”和“结构论”的思想，强调从大的系统方面（如文化的各个分支或文学的各种体裁）来研究它们的结构和规律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1922）中所表达的见解：世界是由许多“状态”构成的总体，每一个“状态”是一条众多事物组成的锁链，它们处于确定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就是这个“状态”的结构，也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这是一种最初的结构主义思想，它首先被运用到了语言学的研究上。

出生于瑞士的斐迪南·德·索绪尔是将结构主义思想运用到语言学研究的始作俑者，他在长期的语言学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与19世纪在语言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比较语言学的观点相对立的新观点。比较语言学把一些语言事实当作孤立静止的单位对待，只注意了它们的历史比较，而忽视了语言要素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关系；忽视了语言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索绪尔则把具体的语言行为（“言语”）和人们在学习语言中所掌握的深层体系（“语言”）区别开来，把语言看作是一个符号系统。产生意义的不是符号本身，而是符号的组合关系。语言学是研究符号组合规律的学问。索绪尔使用的词虽然是“系统”而不是“结构”，但意思是一样的。他把语言的特点看作是意义和声音之间的关系网络，纯粹的相互关系的结构，并把这种关系作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这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要理论原则。索绪尔的理论在他死后由他的学生整理出来以《普通语言学》的书名出版，对结构主义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索绪尔也因此被人们敬称为“结构主义之父”。

1945年法国人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发表了《语言学的结构分析与人类学》，第一次将结构主义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到人类学上。他把社会文化现象视为一种深层结构体系来表现，把个别的习俗、故事看作是“语言”的元素。他对于原始人的逻辑、图腾制度和神话所做的研究就是为了建立一种“具体逻辑”。他不靠社会功能来说明个别习俗或故事，而是把它们看作一种“语言”的元素，看作一种概念体系，因为人们正是通过这个体系来组织世界。他随后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引起了其他学科对结构主义的高度重视，于是，到了60年代，许多重要学科都与结构主义发生了关系。一个如火如荼的结构主义时代到来了。

结构主义为什么能在60年代的法国流行起来并如日中天呢？其原因大概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结构主义最好被看作既是我概述的社会和语言危机的表现，也是对那种危机的反应。它从历史逃到语言－－这是一种讽刺行为，因为正如巴尔特所看到的，没有什么行动在历史上能更有意义。”战后的法国和其他曾经将版图延伸到国土之外其他土地上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因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法国的学者们已不能自由地出入曾经是他们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实地考察，重实地调查、轻理论分析的研究方法已不再适合他们，结构主义的出现，正好迎合了他们的需要。这大概也是结构主义的大师们看上去都是“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学教授”的原因。另外，战后法国经济飞速恢复与发展，以“他人是我的地狱”为宗旨的存在主义哲学同现实格格不入，人们对“个人”、“存在”、“自我意识”等等这些存在主义的概念失去了早先的热情和兴趣，结构主义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存在主义的否定的思潮而兴起。结构主义认为：“我”、主体，既不是自己的中心，也不是世界的中心，这样一个中心，根本不存在。

于是，在存在主义的退潮声中，以后起之秀身份出现的结构主义思潮紧锣密鼓地登台亮相了。

结构主义方法论

结构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学说，而是一些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家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共同应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其目的就是试图使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能像自然科学一样达到精确化、科学化的水平。

结构主义的方法有两个基本特征。

首先是对整体性的强调。结构主义认为，整体对于部分来说是具有逻辑上优先的重要性。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复杂的统一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性质都不可能孤立地被理解，而只能把它放在一个整体的关系网络中，即把它与其它部分联系起来才能被理解。正如霍克斯所说：“在任何情境里、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再如索绪尔认为，“语言既是一个系统，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而且其中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能是因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因此，对语言学的研究就应当从整体性、系统性的观点出发，而不应当离开特定的符号系统去研究孤立的词。列维·斯特劳斯也认为，社会生活是由经济、技术、政治、法律、伦理、宗教等各方面因素构成的一个有意义的复杂整体，其中某一方面除非与其它联系起来考虑，否则便不能得到理解。所以，结构主义坚持只有通过存在于部分之间的关系才能适当地解释整体和部分。结构主义方法的本质和首要原则在于，它力图研究联结和结合诸要素的关系的复杂网络，而不是研究一个整体的诸要素。

结构主义方法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对共时性的强调。强调共时性的研究方法，是索绪尔对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有意义的贡献。索绪尔指出：“共时‘现象’和历时‘现象’毫无共同之处：一个是同时要素间的关系，一个是一个要素在时间上代替另一个要素，是一种事件。”索绪尔认为，既然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同时并存的，因此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是共时性的。至于一种语言的历史，也可以看作是在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内部诸成分的序列。于是索绪尔提出一种与共时性的语言系统相适应的共时性研究方法，即对系统内同时存在的各成分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它们同整个系统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方法。在索绪尔的语言学中，共时性和整体观和系统性是相一致的，因此共时性的研究方法是整体观和系统观的必然延伸。

走近两位结构主义大师

（1）结构主义之父－－－索绪尔

出生于瑞士的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一生最重要的阶段是他在1906年到1911年他去世前的几年间他在日内瓦大学讲授普通语言学的课程，建立起与传统语言学理论完全不同的语言学体系。在此之前他做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了这一事业作铺垫：他年轻时曾经在日内瓦大学和来比锡大学读书，并从事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工作，于1878年完成了《论印欧系语音元音的原始系统》的著名论文，引起轰动。此后，他又在柏林大学和来比锡大学继续深造，1881年到巴黎的高等研究学院教授梵语，并兼任巴黎语言学学会秘书，建立起法兰西语言学派。他还来不及将他的讲稿编写成书就与世长辞。后来，他的学生们根据他的一部份手稿、材料和同学们的笔记，编辑整理成了《普通语言学教程》，于1916年出版，从此，他的语言学理论便以极大的冲击力和影响力被扩散到全世界，并渗透到各行各业的研究中。其影响正如美国学者戴维·罗比所说：“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是使语言学改变发展方向的最重要因素，它的强大影响使现代语言学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超越了纯粹文学语言问题而产生出有关整个文学甚至整个社会文化生活的性质和组织的新理论。”由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引伸出来的一些普遍性的结构原则，在日后成为结构主义思潮的一些重要方法论的基础，也就是说这些普遍性的语言学原则包含有结构主义的基本思想，这就是索绪尔对结构主义的最主要贡献。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划分引发出结构主义重分析结构的方法。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第一性的，而言语是第二性的。语言是社会性的，是一种抽象记忆的产物，语言优于言语，言语的意义源于语言；语言不是如词典式的集合，而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一种规则的躯干，它是各种因素间关系的系统。而言语是个别性的，是创造的产物，是种受经验控制的线性形式，是一个特定制造的事件。正是因为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划分，才产生了结构主义的一个无处不在的法则：“结构主义者的最终目标是永恒的结构：个人的行为、感觉和姿态都纳入其中，并由此得到它们最终的本质。”它也表明了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语言－－即系统－－是一种自主的、内在化的、自我满足的体系，它不与外界的实体的事物发生关系。

其二，索绪尔对能指和所指的区分引发了结构主义对“意义”的追求。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要求相比，结构主义者更感兴趣的是事实背后的意义，而不是事实本身。这是因索绪尔视语言自身是个符号系统引发而来的。索绪尔认为，声音和书写形式仅是传递意义的符号，任何符号如没有意义，它就不是语言。他的对于符号及其构成关系的强调，导致后人建立了“符号学”。在符号学家看来，现实中任何东西如穿戴、人的行动等，都可视为符号，因而都可建立一个有关穿戴、人的行动等的符号系统。索绪尔视语言为一种符号系统也是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意义的构成只取决语言的各种关系（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所谓语言，就是一个个相互依赖的要素（亦即能指／所指）所组成的符号系统。

其三，从索绪尔对共时分析的追求引发出在特定时空中的定性研究法。共时分析是结构主义者最喜欢用的分析方法之一。结构主义的另一个基本思想也包含其中，即语言符号的识别，只能借助于它与其他语言符号的关系和差异。

事实上，后来的结构主义者正是把索绪尔的各种语言学原则泛化为一切事物的共同性特征，并且将能指与所指、语言和言语、共时性和历时性、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等一系列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对立概念上升为一种固定的二项对立的关系，从而形成一种普遍的结构分析原则，并借用语言学的规则、术语去讨论一切社会－文化现象。而索绪尔关于

语言的符号性质、语言符号系统的内部规律更被用来对文学现象进行分析，用语言学原理对文学的功能系统作出解释，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

（2）结构人类学的缔造者－－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

列维·斯特劳斯1908年生于法国，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神话学家和人类学家，也是法国结构主义的领袖人物。他早年就读于巴黎大学，1935年到巴西圣保罗大学教授社会学，并用了4时间对巴西的原始部落进行民俗学、人种学的调查考察。二战开始，他曾回法国服兵役，巴黎陷落后，他旅居美国，结识了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的领袖人物、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在他的影响下，列维·斯特劳斯把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运用于人类学和神话学研究，用语言学的模式来解释亲属关系和神话结构，从而对结构主义运动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他的大量著作；《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1949）、《热带的忧郁》（1955）、《结构人类学》（1955）、《野性的思维》（1962）和《神话学》（四卷本）（1964－1971）奠定了把结构主义方法引入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基石。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社会是由文化关系构成的，而文化关系则表现为各种文化活动，即人类从事的物质生产与精神思维活动。这一切活动都贯穿着一个基本的因素－－信码（符号），不同的思想型式或心态是这些信码的不同的排列和组合。他通过亲属关系、原始人的思维型式和神话系统所作的人类研究，试图找到对全人类（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心智普遍有效的思维结构及构成原则。他认为处于人类心智活动的深层的那个普遍结构是无意识地发生作用的。其结构主义方法主要有如下原则：

（一）对整体性的要求；

（二）整体优于部分；

（三）内在性原则，即结构具有封闭性，对结构的解释与历史的东西无关；

（四）用共时态反对历时态，即强调共时态的优越性；

（五）结构通过差异而达到可理解性；

（六）结构分析的基本规则：

1．结构分析应是现实的；

2．结构分析应是简化的；

3．结构分析应是解释性的；

等等。

列维·斯特劳斯把结构主义方法应用于神话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也是举世瞩目的。他对神话的考证、确定某一神话的原始真实版本和内容没有兴趣，他所进行的工作是想从神话研究中找到对所有人类心灵普遍有效的逻辑或思维原则，用他的话说，就是全人类的心灵都具有的原始逻辑或“野性思维”。从现代社会的文化中是难以找到这种普遍的野性思维的原则的，因为科学技术的发达和普遍的教育驯化，使现代人的心灵充满了各种特殊的逻辑或思维方式，那种原始的逻辑或野性思维已被掩盖或被埋起来了。神话是不受时间影响的“冷”社会的文化，从中将能寻求普遍的原始逻辑或野性思维。

列维·斯特劳斯在神话学研究中所提供的语言学方法，实际开了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先河，他的神话分析也就成为一切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一个摹本，他所提出的著名论点－－每一个具体神话的各自单独的叙述，即神话言语，都是从神话的语言的基本结构中脱胎而出并从属于这个基本结构的－－也就成为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并为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结构主义是在现代主义这个广阔的背景下产生的若干思想运动之一，后结构主义则是在后现代主义这个广阔的背景下最早产生的思想运动之一。后结构主义以其鲜明标志区别于结构主义：消解形而上学传统。后结构主义的消解策略是以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为主要对象和背景来展开的，它所提出的解构对于文化分析和文化批判确实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关键词】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阅读

【正文】

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在20世纪掀起的思想波澜已无需赘言，更无需按部就班地作一番导论式的介绍。因此本文主要以对比的方式来勾勒出它们各自对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影响，其中以凸现后结构主义的文化贡献为主要着眼点。后结构主义作为一场思想运动，其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从文学批评、文化研究、政治理论、社会学、民族志、历史学到精神分析等诸多领域，后结构主义的踪影几乎无处不在，至今仍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当然，要对后结构主义进行讨论，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便是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划界问题。

一、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划界

不可否认，后结构主义产生于结构主义，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对结构主义的反动。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不少学者认为对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进行划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注：杨大春，1998，第64页。）不过，这反倒给了我们一点启示：既然无法对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作出界限分明的划分，那么不如将着眼点落于二者之间的延续性和对立性方面，由此来澄清二者的异同。这种做法既可以省去许多不必要的争论，又可以使二者各自有一个清晰的轮廓。

结构主义，简要地讲，起始于索绪尔和雅各布森的语言学著作，后经列维-斯特劳斯的发展，成为人类学中的一种文化分析方法论。到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在法国，其影响不仅波及到其他社会科学学科，而且通过巴尔特等人的叙事学和符号学研究又扩展到文学批评、历史学乃至哲学等领域。可以说，50年代是一个以结构主义为主导批判话语的年代，它取代了40年代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思潮的地位。然而，在50年代中期，某些结构主义话语的实践者，如巴尔特，已经开始去超越结构主义内在的局限性；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现了新一代的批评家，其中包括M.布朗绍和G.巴塔耶；这些后结构主义批评家深受尼采、海德格尔以及更为自由的思想传统所影响，他们的目标并不仅仅限于拆解结构主义，而是有更远大的目标，只是由于结构主义在当时占据着主导地位，所以他们只能暂且采取一种批判战略。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结构主义是西方形而上学思想传统的最新形式，对于结构主义的批判是作为对于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的序幕。（注：Surber,J.P.,1998,p.191.）从这样一种背景去看，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的划界往往在于如何去理解后结构主义的这个“后”字(post)，因为这是许多争论的焦点所在。（注：Edgar,Andrew&Sedgwick,Peter,(eds.),1999,p.299.）如果从“强”意义上去理解，后结构主义是对结构主义的一种超越和替代；如果从时序的角度去理解，那么后结构主义则是朝着某些新的方向发展和扩展了结构主义。从结构主义的发展脉络来看，它最初是作为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它本身明显带有一种理论上的反人本主义的色彩，因此明确地反对以往的“主体中心化”的思想运动。从这一点上来看，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显然存在着延续性，只不过后者的理论主张并没有走出形而上学的怪圈，而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将它所要反对的东西重新表现出来。后结构主义从索绪尔的语言学纲领中得到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启示，却没有停留在结构主义的基本前提上，而恰恰要对结构主义进行拆除，进而去消解任何以“启蒙”的知识和真理观念为前提的理论。

因此，后结构主义的“后”字可以理解为对以往种种“主体中心化”理论立场的全面告退。换一个角度讲，如果说结构主义是在现代主义这个广阔的背景下产生的若干思想运动之一，那么后结构主义则是在后现代主义这个广阔的背景下最早产生的思想运动之一。也可以说，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分野，如同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分野，尽管很难从时间上作出确切划定，但是后结构主义以其鲜明标志区别于结构主义：消解形而上学传统。

二、后结构主义的标志：消解形而上学传统

消解形而上学传统，（注：严格地讲，应该是“解除形而上学的中心作用”，因为“消解”(decentre)一词原本的意思是“去掉……的中心”或“非中心化”，后来在中文的使用中逐渐简化为“消解”，从字面上反倒看不出与“中心”的关系。不过，这对理解上似乎并未造成太大的妨碍。）无疑是后结构主义最显著的标志。然而，这并非是后结构主义的首创，而是对德国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尼采和海德格尔的思想的进一步拓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尼采和海德格尔是后结构主义的最重要的历史先驱，因此我们不妨从尼采和海德格尔那里来追寻后结构主义的思想源泉。

1.对于西方文明的总体批判

在现代思想家当中，尼采是对所谓的西方传统展开彻底、全面和持久的批判的第一人。在尼采看来，柏拉图关于不变的理念世界与流变的感觉世界的区分所确立的这种基本对立主导了欧洲思想和历史进程。按照尼采对柏拉图的解读，在这种区分下，我们的现实世界在与另一个更完善世界的对比之下被贬低了。那么曾被尼采称之为“大众的柏拉图主义”的基督教从本质上讲正是建立在柏拉图的这种对立之上的，因此基督教要去宣扬此世苦行来世回报的教义。虽然现代性对于宗教的怀疑削弱了对于来世的信念，但并未成功地将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所否认的意义或价值归还于当下世界。其结果便是虚无主义，即在整个西方文明中盛行的一种无意义或无价值感；尼采以“上帝死了”这句名言恰到好处地表达了这种虚无主义状态。

海德格尔正是由于全面地研究了尼采才在思想上发生了转变，从现象学研究转向了总体批判。尼采对于西方文化的指责主要采取的是一种道德批判形式，针对的是其宗教和政治基础，而海德格尔则将欧洲文化的道德虚无主义看作为某种更深层次的东西的征兆。在海德格尔看来，当思想被禁止提出最为重要的问题，即存在的意义这一问题时，虚无主义就深深印刻于西方文化的起源，其最终结果是当下世界的虚无主义。在这个世界中，科学和技术实际上成为一种自主的力量，最终实现了对所有人类事务的支配。而人类本身却在越来越受管制的生命中失去了意义感或价值感。海德格尔认为，超越这种虚无主义之路在于对西方文明展开一种总体批判，彻底拆除其最深层的和最基本的假定，从而为建立一种新兴的存在与人的关系扫清道路。达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并不是另一种哲学或意识，而是更新的和更为本真的，不再受逻辑、科学和现代技术所支配的经验言说和思维方式。

海德格尔的这种反思方式使得其后来的著述越来越诗意化，甚至神秘化。就这方面而言，后结构主义者总的来说是倾向于追随海德格尔，同时在许多方面仍然贴近于尼采的批判立场，但是后结构主义者对于尼采的接受主要表现为认同尼采对西方文化所作的宣判：西方文化最终是由哲学所决定的，欧洲哲学在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因此任何批判工程必须首先从总体上去动摇和拆除与西方形而上学相关的假定和观念。

2.求真意志与权力意志

尼采在寻找西方文明的虚无主义轨迹的驱动机制中发现，虽然西方哲学及其旁系是以求真意志为其特征的，但这不过是一种更基本的和更普遍的原则—权力意志的历史变体。按照尼采的分析，权力意志不仅仅是个人欲望的一种功能，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形而上学原则。这一原则规定着一切，从自然、社会乃至人的存在，以至于任何事物最终要设法获得其存在都必须划出其形而上学的势力范围。海德格尔认为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是西方形而上学的顶峰，是表达西方传统的最终意义的最后一个伟大的形而上学观念，由此可以走出权力的专制去迎接存在与人的新关系的黎明。

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海德格尔对于尼采的权力意志的解释表明，总体批判的最终目的是去揭示所有文化话语、文化制度以及文化实践是如何在特定的权力形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及如何被用来去支持和强化这些形态的。后结构主义者认为，权力问题并不仅仅是某些形式的经济组织的历史特征或附随现象，而是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和话语赖以生存的基础，从而可以借此来抵御任何严厉的政治批判。

3.语言的中心性

如果说尼采以“真实的幻觉”揭示了西方形而上学的虚假性，那么海德格尔经过反思之后提出了“语言是存在的家”

这一著名论断。（注：Surber,J.P.,1998,p.188.）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形而上学对于人类经验和思想的控制是逐渐地渗透于我们的话语方式，因此必须从语言中去寻找这种控制的根基。那么要重新发现存在的意义，则必须首先确立一种新的语言观和一种与语言的新的关系。显然，尼采和海德格尔对于形而上学的揭示预示了对语言的中心性的消除。

后结构主义汲取了尼采和海德格尔的见识，将话语及其在不同文本的具体作用列为其批判纲领的核心。他们认为，话语与人类关系连接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对文本中的操作机制进行批判就等于批判文化本身。事实上，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文化即是其各种话语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对文化展开批判即是去揭示形形的文化文本显现其特定的权力形态的方式，去揭示为什么文本偏爱于某些术语、隐喻和修辞而压制其他对于文本的意义同样重要的术语、隐喻和修辞。那么，所谓彻底的批判的目标则是去揭示文化文本所造成的“真实的幻觉”，去揭示建构文本所经由的偏爱和压制的过程，从而让人们认识到占主导地位的术语和隐喻如果没有正是它们试图加以遮蔽和压制的这些限定便不会有任何意义。换言之，如果语言是隐喻的集合，而这些隐喻在其起源被遗忘时又成为固定的客观术语或真实概念，那么彻底批判的任务则是通过揭示其历史的、偶然的和任意的谱系来产生一种非神秘化（祛魅）作用，彻底揭穿其妄称客观真理的虚假面目。

应该指出的是，后结构主义的批判之所以往往带有似乎让人难以理解的怪僻风格，其原因显然与这种语言观有着直接的关联。因为后结构主义者认为，语言从本质上讲是语言手段和修辞手段的一种复杂和动态的相互作用，而不是作为一组所谓带有真实性的命题来加以分析的某种东西。同时，从后结构主义者的愿望来讲，他们是不惜一切代价来力求避免建构另一种“真实的”或“概念的”话语，因为这样的话语会使他们陷入他们要去批判的陷阱，这样后结构主义自身的表述风格便成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后结构主义者那里，其批判话语的风格并不是一种随意的或突发奇想的选择，而是一种批判手段，用来对他们所批判的文化话语的术语进行例示、折射、颠倒或游戏。因此，后结构主义的基本策略并不是力图陈述关于某一文本的某些真实论题，而是让其话语风格产生工具、折射和离变作用，进而教授读者如何自己来批判文本，也就是说其目的不是设法让读者相信某种真实的或客观的文本解释。不过这样一种策略是否成功仍然是一个问题。.消解策略

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到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峰，那么要理解后结构主义的“消解中心”策略——即消除传统形而上学的中心性——则需要以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作为出发点。黑格尔的宏大哲学综合是建立在三个不可分割的断定的基础之上的。

首先，关于现代哲学的发展（开启于笛卡儿的“思想的我”这一概念，后经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费希特和谢林作了进一步的发展），黑格尔认为西方传统的最高境界乃是自我意识即人的意识的最终实现，也就是说主观性意识到自身是所有现实、真理和存在的来源。在黑格尔看来，虽然苏格拉底的名言“认识自己”为西方哲学确立了基本议程，但是，苏格拉底的这一规劝只是在后基督教即现代世界才最终得以实现。因此，黑格尔以最为极端的形式确立了意识或主观性的中心地位，认为意识或主观性是所有真理和存在的中心，是不可反驳的终极法庭，它负责裁决一切有关真理、意义和人的价值的断定。在黑格尔看来，一切存在都无法拒绝纳入自我意识所代表的绝对和封闭的循环：自我意识的主体没有“自身之外”（outside,出位）和“他物”（other,他者），（注：Surber,J.P.,1998,p.189.）因此它标志着神在人间的真正的道成肉身，虽然仅仅表现为图形或符号的形式。

其次，与这些思想紧密相连的是黑格尔的文化观，尤其是他把哲学视为文化的最高体现的观点。在黑格尔看来，西方文明的真正可以流芳千古的成就，乃是像黑格尔这样的伟大的哲学家所提出的思想和体系，因为每一位哲学家都表达了他那个时代的最高形式的纯理性思想。也就是说，每一位哲学家都体现出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的自我意识或主观性。黑格尔对于文化和历史的这种解释之根本，在于认为所有文化文本最终必然是哲学的，因而也是合理的，因为它们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哲学所最为清晰表达的“真理”。不过黑格尔认为，将一个文本视为合理的，意味着文本是一个有内在连贯性的有机统一体，它表达的是贯穿于全部文本的惟一的主导思想。换言之，按照黑格尔哲学范式的解释，文本应该被看作为完全明晰的中介，直接地和毫无扭曲地把作者的合理统一的思想传达给读者。对于在哲学上自我意识的解释者来说，他应该能够把握赋予文本以生命的本质和统一的概念，文本的具体内容或风格与其哲学意义和意谓全然无关。后者只能是连贯的、统一的和合理的。因此，黑格尔将文本视为合理的、统一的和中心化的观点，与他把自我意识的主体视为所有文本的最终来源是完全对应的。

最后，黑格尔的观点意味着，历史绝不能被看作为仅仅是经验事件的偶然排列，或各种传统的一种复杂织体(texture)。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在自我意识的主体的发展过程中对现代哲学的统一的、必然的和合理的展开。哲学的历史构成了历史本身的真正本质和范式，因此真正的历史只能是理性的和合理的。实际上，黑格尔甚至走得更远，认为历史是一种普遍的、超越个人的“世界精神”达到自我意识，是对注定要发生的进步所作的一种惟一的、统一的和始终如一的叙述。这种历史观，用黑格尔的一句名言来讲，就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现实的”；那么去解释历史文本不过就是确定它们在自我意识的主体性的这个支配一切的目的论的发展过程当中所发挥的特定作用。

虽然黑格尔以后的几代思想家对黑格尔的哲学抱以摒弃的态度，但是黑格尔哲学赖以为基础的基本概念依然产生着影响。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后结构主义者就是试图一劳永逸地消除西方形而上学的这些残余，他们为此而采取的批判策略则旨在消除形而上学的核心观念。

于是，拉康去消解主体，德里达去消解文本，福柯去消解历史。虽然他们的侧重点各有不同，采用了不同的批判话语，但是他们的消解策略之间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因此要在他们的观点之间划出明确的界线反倒容易引起误解。不过，无论哪一位后结构主义者，他在进行消解之前首先要超越结构主义的种种二元对立。或者说，后结构主义的消解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的为主要对象和背景来展开的。

三、超越二元对立

后结构主义的产生恰恰以结构主义作为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讲，后结构主义是在超越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的过程中来具体实施自己的消解策略的。所以说，消解并不是一种空洞的理论设想，而是具体的理论建树。众所周知，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观念，在于认为一个文本或现象的表层结构与其深层结构之间可以清晰地划分出一条界线，而在后结构主义看来，这种区分不过是在重申生成与存在、意见与真理、表现与实在、现象与本体等等传统形而上学的区分，而且在每个对子中总是轻前重后。后结构主义认为，在每个对子中前者与后者是完全相互依赖的，因此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之间的区分是假定的，是意义或意指(signification)游戏的产物，并不是现实的或终极的区分。不仅仅是深层结构必然要左右表层结构并在表层结构上显现自身，而且表层结构往往要反抗，打破乃至否弃深层结构的所谓逻辑。更具体地讲，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寻找任何文本的意义并不应在文本本身背后或底层的深层结构中去寻找，而应在文本自身要素的不断转换的意义游戏中去寻找。

这样，后结构主义以结构观念的一系列二元对立作为突破口，进而揭示二元对立是人赋予对象的，而不是对象本有的，它是一种构想的结构，是一种人为的游戏。然而，这种突破是具有真正的认识论意义，还是走入了一种更加极端的主观主义？或许，后结构主义的对于二元对立的超越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补救，也就是说在结构的观念处处捉襟见肘的时候，后结构主义以一种更加令人迷惑的意义游戏把人们引入一个更加远离自然世界的文本世界。这中间既可以看到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断裂，也可以看到二者之间的延续，值得注意的是，断裂可能是一种假象，它掩盖的也许是一种转换或延续。从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的所谓超越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种超越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或者说是一种游戏方式的转换。

1.能指与所指的关系

结构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源自索绪尔关于记号的定义。索绪尔把记号定义为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之间的关系，后者被看作为一种心理概念。他认为这种关系是任意的，因为从其根基上来讲并不存在任何自然关系。然而，一旦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被确定，由此产生的记号往往被看作为语言系统中的一个相对稳定的单位。对于这种稳定的、静态的结构，后结构主义者显然不能予以认同。于是他们在能指与所指前面加上“可变”(sliding)一词来标明同结构主义的分歧。所谓“可变能指”与“可变所指”的概念无非是把一种静态的概念转换为一种动态的概念。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在语言的实际使用中，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总是在不断地转换和变化，因此同一能指在不同语境或不同历史时期可以根据与之相关的所指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后结构主义以语言的文学使用，尤其是以诗体和修辞手段作为例证，来强调意指的创造性和不确定性，从而与结构主义的僵化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尤其是他们指出诸如隐喻和转喻这些手段比之结构主义拘泥字面意义(literalism)的做法更能体现语言的实际性质。从后结构主义的观点来看，结构主义所描述的语言结构正如尼采所言，不过是隐喻和其他比喻的残余物，它们通过不断的重复和流传而丧失了其诗的光泽。（注：Surber,J.P.,1998,p.192.）那么，后结构主义者显然是要将诗意归还于语言，因为“语言本身在本质的意义上是诗”（海德格尔语）。这种诗意乃是真正的意指所在，它如同海神普洛透斯千变万化，稳定的语言结构是无法捕捉到这样一种品质的。2.语言与言语以及封闭问题

后结构主义者沿着同样的思想轨迹，拒斥了结构主义关于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之间的严格区分。后结构主义的可变能指与可变所指关系的蕴涵是，一个语言系统的意义可能性不可能脱离语言的实际使用，因为在语言活动的实际发生当中，能指与所指之间总是在铸造新的和有创意性的关系，语言系统本身总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那么，一种语言绝不可能是一个固定的、给定的和封闭的意义可能性母体，实际的言语活动可以从中进行选择，而充其量只能是一个语言创新的历史档案馆，某些意义可能性不断地被抛弃，其他的可能性又不断地补充进来。

后结构主义特别批判了结构主义关于语言系统或它们所产生的文本的封闭性(closure)的假定，认为这种假定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残余。对此，后结构主义提出了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语言和文本是彻底开放和多义性的。这就是说，语言和文本可以传达多重意义，接受多重的解释。因此，语言和文本是进行意义游戏的开放空间。

3.共时性与历时性

虽然结构主义把共时性与历时性作为一个二元对立提出，但是其分析显然更注重于前者，即语言、文本或文化的共时维度，而对其历史的，即历时的发展的注重则逊于前者。后结构主义无意去重新进行历时性的历史叙事，它的关注点是指出共时性与历时性区分的人为性和不充分性。显然，一个“时间片段”是从一个动态的时间过程抽离而来的，正如同任何动态过程都可定格于某一个点，从而产生一个时间剖面进行分析。过程与剖面始终是同一现象的正反面。然而，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更为关键之处在于：正如同结构主义的共时性分析所寻求的系统结构实际上是由于压制意义游戏而产生的一种幻觉，历时性分析所产生的明显的时间延续性同样是有效假定的人为效果。不仅语言及其文本自身是开放的和多义的，而且它们的产生、接受以及相互影响的历史不能按照某

种连续的或没有断裂的弧形来勾勒。后结构主义者意在指出，各种不同的语言产物和文本是随着时间以相当任意的和不可预测的方式相互影响、相互借用、相互评注，而且经常是相互削弱对方的表面意义。为此，后结构主义有时使用“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一词，以唤起对于随着时间而进行的文本游戏的注意。这样，后结构主义拒斥了任何关于某种无所不包的历史发展过程的观念，允许各具特色的文本去相互影响、相互对抗。

4.作为纵向聚合关系的书写

作为结构主义的奠基者，索绪尔对于口头语言的注重显然胜过书面语言，因而“说”处于一种特权位置，而“写”则处于次要位置。在他看来，写只不过是一种“关于记号的记号”(signofasign)，（注：Surber,J.P.,1998,p.193.）是对口头语言进行编码的第二级的即辅助的工具，其自身并没有任何真正的语言学意义。因此，在结构主义的纲领中，写从未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后结构主义则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缺陷，认为对写的压制是结构主义所沿袭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一个典型特征。于是，后结构主义者反其道而行之，对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重要性进行了颠倒。首先，后结构主义者认为，重口头语言轻书面语言，或者重生动的说轻无声的写，自然导致结构主义从心灵的角度或其概念思维过程来推断结构的某种最终来源。比如，列维-斯特劳斯就曾经认为，他所研究的结构是人类心理或文化的固定和不变的特征，（注：Surber,J.P.,1998,p.193.）而这中间所蕴涵的恰恰是后结构主义要去否弃的那种本质主义观点；其次，认为说而不是写是语言的纵向聚合关系的表现，往往加剧了结构主义对于意义游戏和意义多义性的理论盲目性，因为这无形中是鼓励这样一种观点：原则上，任何陈述的意义都可以通过进一步追问说话者来澄清和确定。当然，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在书面文本中发生，但是在结构主义那里，关于确定意义的说话者的在场的观念自然地扩展到关于写的观念。因此，结构主义往往像理解语言系统本身那样去理解文本，将文本理解为封闭和统一的整体，具有与作者建构文本时的意向相对应的确定意义。

在后结构主义看来，写为理解语言的实际功能提供了一个更为充分的聚合关系。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写本身呈现为一个表层上的有形标识组合，它们由不同的间距（spacing,间隔）和标点来分隔，而写者即这些标识的制造者往往并不在场，无法进行澄清。恰恰是写的物质性表现了它的人为构想的性质及其记号的“在场”与间距的“不在场”之间的游戏。这就是说，写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整体，而是一个多义的构成，具有许多“开放”点，解释可以从这些开放点进出。作者作为对其自己的书写的“权威”，他的不在场恰恰显示出读者的活动的重要性。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并不仅仅是去重视作者所要表明的意义，即按照作者在一种语言中选择的结构可能性来确定的意义，而是在读者自己的解释语境中去对书面文本进行破解，重新编码和游戏。

由此可见，所谓对二元对立的超越，无非是从一个语言的、科学的世界转入一个文本的、解释的世界，无非是从结构、逻辑、方法转换到解构、解释、游戏。这种突破能否完成对形而上学传统的彻底摧毁？

其实，无论是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解读，德里达的解构谋略，抑或福柯的考古学和系谱学，尽管对于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但是只能说他们完成的是一种认识视角的扩展，并不足以颠覆西方形而上学的根基，因为后结构主义本身不过是一种“没有主体的主观主义”。（注：Anderson,P.,1983,p.54.）简而言之，它只是对实证主义的声讨中的一种呼声而已，并不足以形成一种认识论上的革命。

当然，后结构主义并不单纯是一种语言游戏的循环，它所提出的解构对于文化分析和文化批判确实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四、方法与反方法之间：解构之谜及其社会和文化批判意义

正如同结构的观念当初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解构的观念一经提出同样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正如同当年英美人类学界对于结构方法趋之若鹜，一时间结构分析几乎弥漫于所有人类学研究，解构同样在70～80年代红极一时，特别是在美国“耶鲁”学派的推动和普及下，从文学批评领域扩展到整个文化研究领域。这说明解构并不是德里达本人的专利，并非他一人所玩的“游戏”。解构之所以成为一股“思潮”，正因为解构已经走入了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解构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解构，而是具

结构主义是二十世纪下半最常使用来分析语言、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方法之一。不过，“结构主义”并不是一个被清楚界定的“流派”，虽然通常大家会将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的作品当作一个起点。结构主义最好被看作是一种具有许多不同变化的概括研究方法。就如同任何一种文化运动一样，结构主义的影响与发展是很复杂的。

广泛来说，结构主义企图探索一个文化意义是透过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结构）被表达出来。根据结构理论，一个文化意义的产生与再现造是透过作为表意系统（systemsofsignification）的各种实践、现象与活动。一个结构主义者研究对象的差异会大到如食物的准备与上餐礼仪、宗教仪式、游戏、文学与非文学类的文本、以及其他形式的娱乐，来找出一个文化中意义是如何被制造与再制造的深层结构。比如说，人类学与民族志学家李维史陀（ClaudeLevi-Strauss）这位早期著名的结构主义实践者，就分析了包括神话学、宗族以及食物准备这些文化现象。

当用来分析文学时候，结构主义批评者会分析如一个故事中各元素的潜在关系（也就是结构），而非故事中的内容。一个基本的例子就是《西城故事》和《罗密欧与茱丽叶》的相似性。尽管这两出戏剧发生于不同的时间与地点，一个结构主义者会说它们是同一个故事，因为它们具有相似的结构。在这两个故事中都有一个女孩与一个男孩坠入爱河（或者可以说是+LOVE），然而他们的家族彼此仇恨对方（-LOVE），这个冲突最后经由他们两人的死而获得了解决。现在如果有另外一个故事是两个彼此友好的家庭（+LOVE）为他们的小孩安排了一场婚事，然而他们的子女彼此仇恨对方（-LOVE），而最后这场冲突的解决办法是两个子女用自杀来逃避这场婚事。一个结构主义者会说后面第二个故事是第一个故事的“倒置”，因为爱情价值以及两对团体的关系刚好是颠倒过来的。总而言之，结构主义者会说一个故事的“意义”在于将这层结构揭露出来，而非找出作者的意图。

结构主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文化理论；索绪尔；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艺术符号

中图分类号：Jd

文献标识码：A

英国学者彼得-巴里（Peter Barry）将索绪尔作为结构主义运动的思想之根，认为索绪尔特别在如下三方面吸引了后来的结构主义：

第一，语词具有完全的任意性，其意义纯粹靠规约来保证。这就是说，语词与其所指称的对象之间不存在必须如此的、自然的和内在的关联。语词与其意义的任何一种连接都是约定俗成。的结果。这种观点尽管并非什么前无古人的创见，但结构主义则从中嗅出了深意和新意――巴里推论说：“如果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是基于这样的任意性，那么这也必然是说，语言并非世界或经验的反映，而是与之相当分离的一个系统。”语词的“任意性”就是“任”其语言系统之“意”，而不接受现实世界对指涉性的要求。任意的底气来自于语言的自成体系，即语言作为一个自我指涉的、独立于世界和经验的系统。

第二.语词的意义是关系性的。任何一个单个或孤立的语词都是不可理喻的，要理解它、解释它必须将其置于与其他语词的关系之中。一个最简单明了的例子或许是那些成双成对的反义词，诸如男女、日夜、黑白、善恶等等，其每一语词的意义只有从其对立方才能获得界定：男即非女，日即非夜，善即非恶，反之亦然。这种语言的关系性诱使索绪尔得出如下结论：“在一种语言之中，只有差异，而无固定的术语”。接此，巴里发挥说：“那么，所有的语词都存在于‘差异化网络’之中”。意义与符号自身无关，它是符号之间的差异化。

第三，语言建构了我们的世界。语言不只是记录事物或给事物贴标签，它还赋予其意义。在我们言说一个对象时，我们同时就在自己的言说中表达了一定的认识和态度。事物还是那个事物，但不同的言说则建构了不同的意味和不同的世界。例如称某人为“”或是“自由战士”代表了对这同一个体的不同图画。其本人究竟是什么，我们永远不得而知.我们所唯一知道的是那通过语言所建构起来的形象，而语言绝非中立或客观，选择怎样的术语就带有怎样的意识形态偏向。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有人说每个故事都有三个版本，你的版本，我的版本，以及真相。但这里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因为所有可用的术语都纯粹是语言性的――这些事情没有真相，真相绝不安全地栖息在语言之外。”……

称索绪尔在语言的任意性、关系性和建构性三个方面极大地影响了结构主义者，巴里无疑是正确的，但前提是在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像从前法国人那样不作精细的区分（而巴里是区分的），因为索绪尔对如上三个方面的强调也同等地影响了后结构主义者。巴里或许没有意识到，当他说“真相绝不安全地柄息在语言之外”时，他实际上就是在意译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箴言“文本之外无一物”了。这也就是说，在巴里的潜意识中，索绪尔甚至结构主义均可直通后结构主义。我们认为，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同出于索绪尔，甚至我们也能够断言，索绪尔本身就潜在地包涵着两种截然相反的面向：对语言的信任与怀疑。对语言是否掩盖了真相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是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分水岭。如一本辞书所精准地指出的，对符号的质疑构成了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在观念上的根本性转变。

当索绪尔将语言作为一个自我指涉的系统时，即当其斩钉截铁地宣告“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时，结构主义者听到的是，在每一具体的言说背后是一个庞大的语言系统，扩大言之，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等。而要确定每一具体言说的含义，就必须将其置放在更广大的历史语境之中。不是实际的“言语”（parole）决定“语言”（1angue），而是“语言”在背后决定实际的“言语”。就发掘表象背后的决定性力量而言。伊格尔顿指出，结构主义是哥白尼、马克思、弗洛伊德的“现代传承者”。但伊格尔顿没有忘记提醒我们，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存在决定论，而结构主义是唯心主义决定论。更具体地说，是语言唯心主义决定论。于是，如巴特所指认，一个怪异的现象便出现于结构主义批评：就像语言学家不负责解读句子的意义，而只关注使意义传递成为可能的形式结构，批评家不阐释作品的意义，而只对于制约意义生产的种种规则和约束提出新的看法。我们不好因此说结构主义是反文学、反审美、反体验，一言以蔽之，反主体，但至少能够说这些在它看来都是无足轻重的，重要的不是“文学作品”，而是我们据以辨认、阐释“文学作品”的诸如符码、体裁、规约之类的“文学制度”。结构主义如果说仍有文学研究的话，那么其宏伟计划则是系统祛除文学研究的人文性、神秘性，将传统上人文性的文学研究改造成一项科学的、可操作的事业。虽然这样的“科学”不过是观念性的或被物化、被实践的观念性的“科学”，其中飘荡着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幽灵，但它终归是乐观的、充实的、有追求的，与虚无主义无缘。

而后结构主义则不同，它从索绪尔那里听到的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能指链，一个没完没了的“增补”过程。假使能指可以找到其于外部世界的对应物，则意指活动即刻完成或可待完成，但能指的对象并非外物而是同能指在性质上并无二致的所指，这就是说.所指归根结蒂还是能指。期待一个真正所指的出现，但那能够浮现出来的总是能指，意义就这样在能指链中被无限地延宕、被“驱逐”。根据后结构主义，“符指活动”（signifying practice）。不仅意味着使用符号的指意活动，而且更关键的是这一指意活动是指向其所使用的符号的，“符指”永远是指“符”（stgn），即所谓“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

在其通常被视为后结构主义或解构论宣言的霍普金斯讲演《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之中，德里达向“有中心的结构”概念发难，而决计代之以“无中心的结构”。在他看来，“结构”不是赋予确定性或科学性的框架，而是不确定性或游戏性的渊薮。“中心”一旦进入这样的结构便意味着其作为中心的权力和效能被褫夺，因为它要取得和保持自身的位置就必须接受其他一系列能指（在能指链中，“中心”既是所指，也是能指）的限定和文饰：

不存在中心，不能将中心想象为某种形式的在场，中心没有自然的场所，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场所。而是一种功能，一种无场所，在此无场所中符号的替换将无休止地游戏下去。此乃语言之侵入普遍性问题场域的时刻：此乃中心或本源缺席而一切都变成话语的时刻――假定对该词（指“话语”一词。――引注）能够取得一致的理解――这就是说，一切都变成系统，而在此系统之内.中心所指，无论其为始源的或先验的，都永远不会在一个差异的系统之外绝对地出现。先验所指的缺席将无限地延展指意的场域和游戏。

要想成为中心，就必须争取被承认为中心，而只要决意接受这个承认的程序，则又永远无法成为中心。追求中心化的结果只能是“解中心”（d～centrement）”。这真的如西苏所看到的，我们人类在对真理的追逐中竟不期然而然地驱逐了真理！中心缺席.语词增补；中心总是缺席，语词便一直行走在增补的道路上。增补的目的是替代，但替代不会等于被替代者。语词在中心缺席时充任其位，但那是语词的效果而非中心本身。指意活动需要中心，不，需要中心的缺席，需要所谓的“无中心”，微此物则指意活动既无必要亦无可能存续。引文“先验所指的缺席将无限地延展指意的场域和游戏”即此之谓。似乎不必注释。此“先验所指”乃前引之“中心所指”。根据结构主义，中心本是用以结构的，但在德里达的拆解下，中心不仅不能结构，反倒在结构中沉浮不定，因为无论中心或结构，一切都是话语，若稍作区分的话，结构是话语系统，而中心则是话语系统上的一个节点，不言而喻，这样的节点属于符号，将经受无休止的符号替换游戏。在“符号”中，在符号的“游戏”中，总之，在“结构”中，如德里达在其讲演标题所宣示于结构主义的，没有什么可以被把捉、被固定、被确指。在符号体系中，任何把捉将同时是把捉对象的丢失。这是“人文科学”的否定性特质，与实证的即肯定性的科学观念大异其趣。

概括地讲，德里达的解构程序是：以结构主义为出发点，即是说，将一切存在包括上帝、艾多斯（ei.dos）、本质（OUSla）、真理（aletheia）、自然、主体、意识、人等等悉数语言化或符号化，认为它们不过是语言或符号的效果、投射、变身，位处差异系统之内而非逍遥其外；然后与结构主义之通过“语言”来勘定“言语”不同，德里达用符号的差异性指意或日自我指涉而否定了任何存在的“在场”，它们一直在“延异”着或被“延异”着，一直处于“缺席”状态，望之若有，即之也无。

结构主义范文第3篇

从2008年开始,结构主义进入了一个重要的长达20年的适用期;周期波动、结构演进和制度变革三位一体地构成了结构主义分析框架。周期波动和结构演进是结构主义的两个研究主线,罗斯托的工业化理论和熊彼特的三周期嵌套模式是基本的理论基础;在以前的尝试中,我们较好地判断了繁荣的起点、疯狂的终结以及剧烈震荡的到来,近期也很好地指出了周期大拐点的到来。

在未来的20年中,全球经济增长总量的边际递减是不可抗拒的,所以,依据总量进行投资的逻辑只可能是一个波段取胜问题。现实的情况是,在发达国家,货币释放的能力已经达到极限,继续实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边际效用很低,可能无法对冲总需求的下降和生产率的下滑,这意味着实体经济对流动性的吸收和消化已经达到一个极值,长期流动性的拐点已经到来。在长波衰退之后的这个历史阶段,实体经济无法继续吸收流动性,也就是说,微观主体已经无法对货币的宽松和持续宽松做出理性的反应,因为这个阶段,不断下滑的总需求制约了微观主体的行为,他们更加注重经济基本面和未来的预期,而对流动性宽松程度的反应已经事实下降。

资本市场研究逻辑

自2005年以来,我们就在使用结构主义的框架在分析经济和市场,但是这套理论体系真正发挥其效果,是在2007年长波进入剧烈的衰退期之后,我们对重要顶底的预测说明结构主义框架在显示其作用。惊人的巧合是,在上一次长波的衰退及萧条期(1966-1980),西方经济学对结构主义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而在此之后,由于长波进入了复苏期,结构主义的周期研究开始衰落,任何的理论框架都是应运而生,而不可能统治久远,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法则,但重要的是,结构主义在长波的衰退和萧条期,即未来的20年将是一个重要的适用期,这恰如在上个世纪70年论界对长波的研究如火如荼一样。

为什么我们要在此时选择说明这个框架的适用性,是因为结构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探讨经济增长原动力的经济学,所以经济波动和结构变动就是其两条基本线索,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中,我们相信问题的核心在于经济新的增长点,而不是我们还能把泡沫吹得更大,所以,按照康德拉基耶夫所揭示的人类行为规律,未来20年就是洗去过去30年繁荣中的过度需求成分,探索未来新的经济动力源,从而为下一次繁荣进行准备。因此,探索动力源就是结构主义的基本理论核心,在这一点上,结构主义的时代开始到来。

在这样的全球背景下,中国尤其将表现出经济增长结构变动的可能性和资本市场的结构性机会。原因在于,结构变动本身就分为经济特征的结构变动和经济周期中的结构变动两个级别,欧美国家在未来的中周期中只存在经济周期的结构性变动,而中国作为正在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自2008进入了走向成熟阶段,这将是一个经济结构的大级别变动期,通常所讨论的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即是一个大级别的变化。

所以,未来的机会更多的将存在于结构变动中,而不是总量的变化,这是一个投资逻辑的改变。按照对当前资本市场的认识,至少在可以预见的1-2年内,市场对机会的认识和把握都不可能是前十年的重复,而是一个颠覆。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结构主义分析框架是借用了结构主义经济学的部分理论,而不是结构主义经济学本身。根据我们2005年以来的实践,结构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研究经济增长和波动中的必然,而认为政策或者流动性都属于增长中的外生变量,这是一套探讨必然性的理论体系,自然只是说明了经济和资本市场运动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没有一套理论体系能涵盖全部问题。(见图1)

周期波动和结构演进是两条主线

结构变化在周期中的实现

根据多年的探索,对于策略研究的两个核心即趋势和配置而言,结构主义就是以周期波动和结构变动两条逻辑的交汇来完成研究的,对于中国经济的研究而言,显然首先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自2005年开始,我们首先运用罗斯托理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进行探讨,但在后来的工业化进程研究中发现,结构的变化不是孤立存在的,结构的变化是靠经济周期的演变来实现的,最典型的是,长波对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具有极强的约束作用,所以,只有将周期的波动和结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对趋势和配置有一个全面的把握,就在这样的实践中,我们的理论体系开始成熟。

实际上,根据罗斯托理论,2000年到2008年的中国工业化起飞期,是以研究增长为主的理论阶段,而到2009年进入走向成熟阶段之后,罗斯托理论的重点开始进入一个转换期,罗斯托自己也承认,这是一个富有希望的选择期,也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过渡阶段。因为进入走向成熟之后,增长问题的重要性降低,而全社会由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变化,开始进入一个更加关注财富分配的阶段,这是工业化自身的宿命,是起飞期财富集中的结果。核心问题,是如何在结构主义框架下继续解释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潜力,而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比以前十年(2000-2008)大得多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在这个阶段遭遇到不可避免的长波衰退以及随后的萧条,其对一个国家工业化的抑制是不可抗拒的,在这些问题的认识上,我们的理论在2008年实现了第一次飞跃。(见图2)

关于三周期嵌套

随着对周期波动的不断研究,事实证明了熊彼得的三周期嵌套模式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周期解释框架,熊彼特其创新经济学和三周期嵌套理论,是考察经济周期变动的主要分析工具。当长波、中波和短波周期力量的方向性是一致时,就很容易地感受到经济运行的特征,而当三个周期力量是冲突的,就需要辨别哪个力量是主导性的,而这个工作往往超出研究预期的能力,为此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市场就会显得很迷茫、混沌。

在2007年底,我们曾经使用长波理论对全球经济即将步入长波衰退的剧烈阶段做出了预测,当时,应该是长波在经济周期中占主导的阶段,而在2009年以后,主要使用的是库存周期理论做出了中级反弹的顶底和热点的判断,时至今日,本轮库存周期已经运行在了其最后的二次去库存阶段。

今年下半年及未来1-2年,中周期的趋势将成为主导,探索中周期的启动机制已经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研究核心,这就是所谓的新的增长点问题,即新起点,但是,对于经济周期理论而言,新的增长点不等同于创新。结构变动本身即存在周期中的结构变动和经济特征的结构变动两个级别,现在看来,这两个问题对中国同时存在。但是首要研究的该是周期中的结构变动。在这个问题上,再次体现出了我们的框架的要义,即在周期波动中体现结构的机会。

这个问题从行业的角度出发,通过工业化理论及其结构的演进,来分析经济体系中产业链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从而为市场提供“结构性”机会。各个行业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弹性是不一样的,为此行业演进的次序和程度是有区别的,我希望通过结构变迁这个中观视角来剖析市场机会。但同时,在周期的运动中,各个行业的变迁又有其特定的规律,这一点对于配置更有短期意义,所以,要厘清周期中的结构变动和经济特征发展中的结构变动的不同意义,这对于配置极为重要。(见图3)

结构和制度刚性是深层因素

更深层次的因素是制度性的。结构主义经济学分析的视角是多样的,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是结构主义最终的一个归宿就是制度。这既是结构主义的一个缺陷,但同时也是一个优势。缺陷在于它无法获得总量分析框架下的定量结论,优势在于它可以获得总量分析框架下难以企及的方向性。对于投资而言,这个方向性很多时候是具有实质性意义的。

拉美结构主义的代表普雷维什说“经济进程趋向于使发展的成果局限于社会的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这就是结构主义的必然理论归宿,所以,“民主化趋向于将这些成果作为社会性的扩散”,结构主义最终问题的解决是制度问题,而在这方面,罗斯托对走向成熟这一工业化阶段中对分配制度的关注也体现了结构主义的归宿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奥尔森是从社会调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打破制度刚性的改良理论,他的公共选择理论诠释了如何打破制度刚性。

当经济增长趋缓,财富分配重要性就凸现,这种局面的产生从技术层面上看是资本边际收益递减与人口红利减少的结果;从制度层面上看,由于分利集团的膨胀对创新的抑制,为了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进行实质性的制度变革。

结构主义在投资策略中的运用

结构主义的试探:罗斯托工业化理论的实践

早在2005年底,结构主义分析框架就以罗斯托工业化理论中的工业化转型期的投资路径出发,研究中国虚拟经济繁荣的起点,认为2005年以来的中周期投资增长可能是未来一段较长历史阶段无法逾越的,中国高速增长和工业化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期,工业化起飞及其城市化是当时经济周期起飞的原动力,产业多样化过程中的主导产业将会沿着市场化的线索展开,城市深化过程汇总的房地产、金融、基础设施、流通、零售业态等将不断创新,日益成为未来的主导产业。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在2005-2006年正好处在虚拟经济繁荣的起点阶段,工业化深化阶段的实体经济将会对虚拟经济产生支撑作用,从一个相对较长的视野来看,虚拟经济大繁荣将超越周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伴随着一些临界条件的发生,虚拟经济将走向大繁荣,而且时间将比较长。随后,市场从2005年开始启动,直到2007年,实际上也是一种超越经济周期的趋势。

周期波动与结构演进的首次结合:周期内核

2007年的市场演绎疯狂行情中,观察到全球市场的疲态之后,结构主义的分析框架从资源约束、信用膨胀和美元币值为要素的周期内核分析中指出,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了长波衰退中的通胀阶段,而这个阶段,信用的膨胀和以资源、资产爆发式上涨扮演了经济增长的“掘墓人”,全球经济注定进入一个大衰退阶段。2007年底,结构主义分析框架就根据长波的演进得出,全球经济将在2008年陷入一个衰退的巨大转折中。

对于中国而言,在全球产业链中,中国是美国的上游,为此经济将紧紧受到美国经济的制约,陷入一个国际化博弈中,中国经济的走势和中国市场的表现将取决于国际化博弈的结果。但是,在国际化博弈中,中国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被动方,并没有主动性,为此,中国可能被迫进入一个衰退的进程中。而且,中国工业化进程也到达一个工业化起飞结束的阶段,“工业化萧条”作为一种常态,也将降临。对于市场策略而言,转攻为守的时刻已经到来。

周期波动与结构演进的二次结合:结构内核

美国次贷危机以其意外性和巨大冲击性,极大地摧毁了市场的信心和经济增长的动能。危机的酝酿、爆发和深化标志着长波周期大拐点的到来,以一种极其暴力的方式演绎了结构主义对长波周期演进的判断,这个冲击的猛烈程度甚至超出我们的预期。全球经济在2008年秋季之后,开始进入一个风声鹤唳的年代。中国经济在国际化博弈中被动陷入一个大衰退中,这也是改革开放及工业化开启以来所未曾有过的。当然,这个衰退是以外部冲击的方式展开的,但是,按照我们的研究逻辑,即工业化理论,中国工业化起飞完成之后的起飞萧条是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的。同时,按照这个逻辑,我们认为2008年底的衰退程度将是一个最剧烈的阶段,其后的经济将在工业化的主导下进入一个向成熟阶段的过渡,经济将逐步复苏,市场也将开始一个基于估值修复和复苏预期的中级反弹。

经济结构转型:周期的大拐点

从工业化起飞向工业化成熟的过渡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由于消费的双低点模式,实际上收入滞后调整导致的消费回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政府投资的潜力和深度伴随着去政策化的过程和财政收入的约束,经济逐步回落是更为可能的大概率事件。特别是,通货膨胀预期的显性化,市场将逐步转向未来通胀和去政策化,这都将影响市场信心,从这个角度出发,市场将达到一个关键的选择时点,中期反弹的顶部已经构筑,2009年下半年的主旋律将是调整,市场将开始演绎结构转型的特征。此后,市场和经济也演绎了一个下滑的过程。

在结构主义分析框架的逻辑中,当市场大幅下跌之后,市场开始处在一种混沌状态,看多和看空的力量僵持不下。而根据经济周期的此起彼伏,我们判断2010年第二季度是库存周期的大拐点,也是长波周期的一个阶段性拐点,其后经济将进入一个大拐点之后的景象,即过渡和萧条的特征。为此,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趋势已经确立,在新动力尚未建立之前,经济和市场将是一个趋势性下行的过程。2010年二季度以来,经济和市场再次演绎我们的策略逻辑。

结构主义需要回答的现实问题

对全球而言,结构主义要研究的是一个周期运动的问题,而结构的问题是次要的,因为对发达经济体而言,短期内不存在升级式的大级别结构变动,而且,由于长波处于衰退后期,其拐点特征十分明显,是一个总量增长向结构增长的过渡阶段,而同时又将在一段时间内存在虚实分离的特点,所以,这是一个虚拟财富的下降阶段,需要解决2010年第二季度周期大拐点之后,全球经济和美国经济的景象是如何的,长波统治下,短波和中波的力量能否带来结构性的上升机会。特别是,在面临主要发达经济体去杠杆的过程,不同经济体的投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将会如何演进,即全球经济再平衡对总需求及其结构变化的影响。

对于中国经济和市场而言,在结构主义分析框架下,最需要回答的问题主要有三个:

第一,中国未来经济波动中的市场的底部和顶部是由中周期的运行所决定的。在全球经济长波遭遇大拐点之后,中国经济的短周期、中周期与全球经济长波周期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这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周期嵌套中的主导性选择问题,也是一个周期运动的问题。

第二,发展模式转化和经济结构演进中的结构性机会或成长的线索。是继续走投资和出口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还是转向以内需为主、消费为主的增长模式,即是中国工业化演进的结构性问题。当然这里面还涉及到要素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产业之间的关联及顺序可能会发生变化,即所谓的前向和后向效应的考察。这个问题的本质实际上是资本积累问题,各个行业的资本积累速度和程度的不同,将决定了未来经济的结构。从这个路径出发,我们需要寻找到弹性不同的各个行业的发展趋势以及带来的成长线索,或投资机会。这实际上是一个结构问题,与发达国家不一样,这是一个根本性的结构变迁,即大结构,而不是一个次要的问题。

第三,是增长与分配的关系。当经济增长到达工业化起飞完成阶段,社会矛盾就十分明显,社会利益集团分立,收入分配差距达到高点,经济效率开始明显下降,分配等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十分明显。即中国是否存在制度红利问题,制度红利能否对冲其他风险。

当然,不管是全球经济、美国经济还是中国经济,对其经济周期波动和结构演进的研究实际上是为了指导我们的投资。而在我们周期和结构两个研究主线中,我们也是在寻找成长的线索,用以指导投资的逻辑,一方面避免在周期的力量中陷入起伏的无序性,另一方面又能掌握好周期起伏的波段和结构变化中的机会。

(作者供职于中信建投证券研究部)

结构主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横组合和范式

中图分类号：H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1-252-01

简介：作为本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语言学家之一，语言学索绪尔的理论奠定了现代语言学的基础。他的研究不仅与本世纪语言学的研究有着巨大的关系，同时也对文学理论，尤其是结构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语言和言语

索绪尔清楚的解释了言语和语言之间的区别。言语意味着在日常生活条件下，人们对语言的使用，是个人社会行为。而语言是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存在于人们的头脑的印象。在语言和言语之间，索绪尔强调任何具体的语言都有其意义。由于语言系统本身以外的结构性质，这直接促进了文学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模式的研究。列维-斯特劳斯发现，一方面，神话没有逻辑或一致性；在另一方面，神话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认为，神话在本质上，他们是基于一个国家的一般人类的基本语言活动。结合神话和语言，在列维-斯特劳斯心中，神话已经被深入了“语言”和“言语”的区别，神话唯一的具体描述被称为“言语”，而整个“基础结构系统被命名为”，“语言”。神话的每一个“言语”来自神话的基本结构体系，这个体系则属于语言系统。在具体的神话模型分析中，列维-斯特劳斯注意在不同的品种不同或相同的神话的相似关系。因此，对于神话的分析，他认为神话不仅应当被历时描述并且分析，但也同时应该对其进行共时性研究。这样，一个完整的神话结构体系初步形成。

二、能指和所指

索绪尔指出，语言符号，如同语言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连接概念和声音，而不是对象和名称。除此之外，索绪尔认为能指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连接是任意的。语言符号产生的时候，人们命名一定的声音形象，而某些概念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固定的。当然，能指和所指的标志之间的关系是一般是固定的，人们不能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随意改变它们之间的关系。索绪尔的上述理论告诉我们，符号的意义，在本质上，是由系统它所属决定。语言的语言系统作为概念或声音之前，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有概念，所以才造成系统声音图像之间唯一的区别。这一理论使法国理论家Roland巴特提出了“文学的代码”。Roland巴特认为，文学是一种对“代码”或符号进行处理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包含多种自身标志并导致文学的二重性的行为。一方面，它提供了一定的指导意义，这是能指功能；在另一方面，它使本身代表了特定的指定对象，这是是所指功能。这就是说，文学要根据语言的变化随之发生改变。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文学符号和语言符号之间的差异和相似之处。他认为文学符号实际上涉及两个层面：表面语言系统，这表明它的意义是在语言应用的帮助下完成的；深层语言系统，即生成新的能指。这两个层次互相进入对方创造了一个艺术世界。他对文学的迹象分析带来了文学作品结构层次的划分。并为路结构主义叙事学铺平了道路。

三、横组合关系和范式的关系

索绪尔认为，一切言语状态的发生都是是基于语言的基本关系，这表明两个方面：横组合和范式的关系。前者提到句子和段落之间的关系，要实现句子，就要按照稳定的秩序规则。后者称为“关联关系”，这意味着在句子中的词有许多相似之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语言符号的意义由语言结构限制。根据这一理论，罗曼・雅各布森做对文学语言的“诗情画意”功能进行研究。他认为，考虑到诗的语言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它使诗的语言强调语言本身，而不是表意功能。传统的文学理论关注的“外部”格局，而忽略了“内部”的规律。结构主义强调文学本身的“内部”的格局。它直接把语言学模型来分析文学，忽略了艺术和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甚至排斥作者和读者的感觉和经验。更关键的是，它切断了文学与社会生活，而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形式主义。后结构主义实际上是结构主义的解构。解构过程的前奏是解构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结构主义应用语言学文学研究认为系统性结构是基础和起源，后结构发现并对此进行攻击，他们坚持出现在文本中的迹象是有信号可接收的。互文性决定文学作品总是超越了文本并且蕴涵深层含义。文学作品不是由能能指和所指构成，又没有一个稳定的结构或系统中心。即使读者有话语权，他们的理解也不见得是统一的。考虑到这结构主义彻底否定结构在文学作品的可能性。

结构主义范文第5篇

关键词：结构主义；语言学；文学批评

20世纪以来，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风靡各个领域，以致各个学科都产生了自己的结构理论，为科学研究的进行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和方法。在语言学和文艺学领域中，结构主义更是形成了一种独特而切实有效的研究流派，并且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理论对文艺学中的结构主义批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拟从结构主义语言学出发探索其究竟是如何影响结构主义文论的。

1. 结构主义语言学

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之父”，同时也可以被称作是结构主义的鼻祖，他去世后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在语言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索绪尔的理论主要体现在他对共时和历时、组合和聚合、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等概念的提出和划分上，这些理论对语言学及其他学科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通过言语实践存放在某一社会集团全体成员中的宝库，……潜存在一群人的脑子里的语法体系；……相反，言语却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①也就是说，语言是隐藏在实际话语背后的语音、语义、词汇、语法的规则系统，它存在于言语之中，言语则是实际的话语，是对语言的运用。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一个符号就是一个整体，它由能指和所指两方面组成：能指是表达某一意义的声音或图像，所指是声音或图像在人脑中唤起的形象和在现实生活中所对应的实体。

共时语言学研究语言在某一历史时期的语言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例如我们可以截取某一历史阶段的语言，对其语音、词汇、语法等结构要素进行研究，如：词汇学、语音学等。历时语言学研究某一语言要素在历史中的发展变化及变化规律，如汉语史、语法史等。索绪尔认为在语言符号序列中，一个符号的价值不仅取决于他和可以替代他的其他符号的对应关系，也取决于他和前后符号之间的关系。前者就是聚合关系，后者是组合关系。聚合关系就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各个成分之间的对应关系，组合关系是组合序列中各个成分之间的关系。

2. 语言学影响下的结构主义文论

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延伸到文学研究方面就形成了结构主义文论，它与结构主义语言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的研究都是以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为基础研究出来的，但二者之间也存在着本质差别，他们是在各自领域的创造性应用。语言学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上：

2.1 神话结构分析

索绪尔对言语和语言进行区分的思想对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模式研究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列维・斯特劳斯发现，表面看来神话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但从各地搜集起来的神话却又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它们都表现了人类所面临的一些共同的生存问题。他认为，这说明了这些神话跟人类语言活动一样，都来自一个人类永恒的普遍结构，而正是这一普遍结构使得各种不同的神话具有了相似性。他认为，神话和言语活动一样也具有“语言”和“言语”的区别，各地神话的不同表述是神话的“言语”，而所有神话的系统结构则是神话的“语言”。

列维・斯特劳斯还把神话叙事分解成许多单位，并提出了“神话素”的概念，他认为每个神话叙事单位都能够用一个短句来概括，他们就像语言的基本单位“音素”一样只有以特别的方式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意义。他还强调在分析神话时，我们不仅要分析同一神话在各历史阶段的不同叙述，还要分析他在同一历史时期存在的不同变体描述。各历史阶段的描述和同一时期的不同描述在“神话素”的关联下成为了一个完整的结构系统，就如同音素把声音和意义结合成一个整体一样。也就是说，神话也是在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上同时发展着的。

2.2 叙事理论

索绪尔关于能指和所指的理论同样影响了不少文学界人士，罗兰・巴尔特就是其中一位。他认为，文学不止是我们传统观念上所认为的那样只是单纯的客观世界的反映，它还是我们借以改造世界的工具，是一种符号。由于符号在一方面指代所指的具体事物，一方面又有自己的意义，所以文学也具有这样的两面性。文学语言可以像符号一样表示某种意义，也就是它具有语言学的能指功能，同时他也可以指向自身，而不是文学之外的世界，这就相当于语言学的所指功能。

通过对文学两面性的区分，罗兰・巴尔特还进一步分析了文学符号和语言符号的差别，并认为文学符号系统实际上包含着两个相关的层次。一个层次由能指符号组成，他通过语言在实际中的不同运用来说明语言本身的涵义，这是文学语言的表层系统。另一个层次是深层文学语言系统，他形成于能指和所指的相互作用，并在它们的作用中产生新的能指，这种新产生的能指可以指向文学语言之外的东西。比如说象征气质高洁的兰花，“兰花”这组汉字的字音、字形和实际生活中的实物兰花都属于表层系统中的能指和所指，而气质高洁则是在这一表层系统中所形成的新的能指，属于深层的语言系统。因此，巴尔特认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存在表层和深层两个结构系统，即形成了结构主义对文学作品结构层次的划分。

2.3 矩阵模式和文学叙事语法

索绪尔和雅柯布逊都对语言二元对立的基本结构进行了研究，他们的这一研究同样影响广泛，文学研究家格雷马斯将这一思想成功引入了文学研究领域。他认为由于有了“语义素”单位之间的二元对立，才产生了人们通常所说的“意义”。 “语义素”单位的这种对立既包括现实生活中的实体和他的对立面，又包括实体和对自身的否定。在对这一思想的继续研究扩充后，他提出了用来解释文学作品的矩阵模式，这不可谓为结构主义语言学对文学理论的一大推动。

格雷马斯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所提出的理论不止如此，他还认为文学作品的叙述与语言学的句子是一样的，他们都可以进行语法分析。我们可以把文学作品的叙事看成是一个被扩展了的句子，句子里有主语、谓语、宾语及其他成分，文学作品的主语就是主人公，谓语是其的行为和经历，宾语是与其相关的其他人物。由此看来，文学也不过是一个个的叙事结构而已，也就是说看似千变万化的文学作品的形成规则是有限的。这就如同我们掌握了一定的、有限的语言规则后就可以说出无限的句子来。

3.分析与总结

总的来说，结构主义文论的主要特点是认为文学作品取决于结构和系统，要理解文学作品，就要把握好结构、系统及深层规则，把握好作品中的“二元对立”的元素。这些语言学中的主要观点和方法被运用到了文艺学中，突出了文学的语言意义，使得文学开始重视自身内部规律的研究，并希望通过具体的文学现象研究揭示出文学的内在本质。结构注意语言学思想的盛行恰好为文学研究提供了这样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和思维方法，他使得文学研究从外部走向了自身。

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文学是与社会、与人密切关联着的，脱离了社会，脱离了人的价值观，将文学作为一个封闭的结构系统来研究是不科学的。我们评价、欣赏文学作品时更不能脱离社会现实，只抽象的研究其中的模式、结构，而应该把其作为对文学作品进一步研究的一个补充。（作者单位：鲁东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程国安.论结构主义与文学结构[J].河北学刊，1997（6）.

[3]赵一凡.结构主义[J].外国文学，2001，（1）.

[4]张良林.构主义文学批评产生的背景[J].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6）.

[5]赵东旭.结构主义文论中的语言学方法[J].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2）

[6]何立新.浅议结构主义与文学[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5）.

[7]赵军.略谈结构主义与文学批评[J].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3）

注解

结构主义范文第6篇

关键词：结构主义神话学；野性的思维；列雏--斯特劳斯

作者：韩鼎，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南京，210093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2-0091-007

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结构主义对20世纪后半期的诸多人文学科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文化人类学中，有着“结构主义之父”之称的列维--斯特劳斯把结构主义方法运用得炉火纯青，形成了具有独特方法论体系的“结构人类学”，成为战后文化人类学中独树一帜的理论学派。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体系中，结构主义神话学占有着异常重要的地位，对它的探讨不仅能够展示结构主义的理论核心，而且可以全面体现结构主义的方法论特征，其价值不仅是理论体系上的，更是为分析神话提供了一套实践工具。本文拟对结构主义神话学进行概要式的绍介，并且对之进行客观的评价，以向列维――斯特劳斯这位人类学大师百年寿辰表达一份敬意。

一、野性的思维

正如被公认为最能理解列维――斯特劳斯理论的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所说的，列维一斯特劳斯的研究以《忧郁的热带》为中心，沿着三个方向展开，分别是：亲属关系理论、原始分类和神话逻辑。这也正是结构人类学研究的三个主要方向。其中除专门对神话逻辑进行研究的领域外，原始分类与结构主义神话学关系最为密切。因为原始分类在列维――斯特劳斯的整个理论体系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它表明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超越了亲属制度范畴，从人类思维角度重新审视自然与文化的关系，探索文化产品背后更深层更本质的东西――思维模式，进而对各类文化事项都有了新的诠释。可以说《图腾制度》和《野性的思维》是对思维原理的阐释，而《神话学》是对这一原理的应用分析。

列维――斯特劳斯反对列维一布留尔认为原始思维受“互渗律”的支配，而且这种“前逻辑思维”与现代思维是截然不同的观点。并认为，这些思维形式是始终存在、活跃在我们中间的。我们常常使用这些思维，它们与依赖科学的思维形式是并存的，它们同样也是现代的。∞这种思维是建立在土著居民对自然的分类基础上，而分类本身就是以对秩序的要求为基础的，而具体科学等理论学科也是进行秩序化的活动，因而原始思维和科学思维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列维――斯特劳斯认为“野性的思维”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具体性的科学。原始人对客观知识有着强烈的渴求“宇宙既是满足需要的手段，至少同样也是供思索的对象。”他们会用几百个词去描述植物的各个部分和特性，当语言细化到这个程度去描述周围的世界，那么“它首先是为了满足理智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动植物不是由于有用才被认识的，它们之所以被看作是有用或有益的，正因为它们首先已经被认识了。”

其次，野性的思维有将对世界的认识进行分类的倾向。人们通过感觉器官对世界进行直观的感受，大脑对这些信息进行理解、思考和整理，确定这些信息的属性。但大脑并不是把这些信息融汇成一个关于世界的整体认识，而是把它进行分类，这样，世界就变成了大量的个别事物的集合体。这一过程就使大脑中形成了对自然世界认识的分类，当人们去创造文化产品时，这种分类就无意识的被赋予到了文化产品上面，即大脑用已有的对自然界的分类系统来排列分类人工产品，这样就造就了文化秩序与自然秩序的一致性。图腾制度体现的正是这一过程，简单来说：动植物为人们提供了一套区分系统，人们通过选取系统中的不同项目使人群产生了对立。氏族的关系是建立在图腾之间的特殊关系上的，图腾制度就是借助自然系统来设立文化系统，进而创建和强化社会区分。

再次，野性的思维在文化产品创造过程的中运作模式――“修补术”。当修补匠面临一项任务时，他就会用手边现有的材料去“修修弄弄”完成任务。在原始人的大脑中，他们的材料就是对自然进行观察而获得的一个分类的形象库，包括动植物及各类事物。当原始人要完成某些“任务”时(如创造文化产品)，他们就会使用“修补术”来安排这些材料，这些材料通过这一过程就被赋予文化的意义。

二、结构主义神话学综述

可以发现的思维结构，因此就应该选择比较简单的社会为研究对象，这样比较容易发现思维结构。第三，美洲神话所形成的庞大的体系包含了诸多的主题，使之可以以美洲神话为主线，同时兼顾到欧洲古典神话的分析。

但是，列维一斯特劳斯却拒绝为神话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在他看来，任何定义都不足以包含神话的所有意蕴。他试图举一个美洲印第安人对该问题的答复来诠释神话的定义，这个答复是“尚未区分的故事”，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这个定义是很深刻的”，因为人与兽共同生活在一片土地上，相互影响、相依相存，但人与兽却不能沟通，这是令人气愤和伤心的。所以“神话不愿意将这种可能存在的缺陷视为最初就有的缺陷；神话认为，这种缺陷的产生既创立了人的地位，也削弱了人的地位。”这也就是说，，面对“缺陷”，神话试图给出调解和解答：曾经人与兽可以相互沟通交流，但某些改变本民族命运的重大事件破坏了这种关系，文化英雄以这种“沟通”能力为代价，换取了本民族生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东西。这一解释，无疑对伤心气愤的心理是一种抚慰。这种意义上说，神话是一种自发调解内心矛盾的工具。与此同时，人“得到”文化是以脱离自然为代价的，从自然的脱离确立了人的文化地位，但同时也使人不再属于自然，从曾经是朋友或是敌人的“兽”中脱离，在另一个角度上说，这是人的地位的削弱。这种自然和文化的对立深刻的凝结在思维之中，也必然的蕴含在文化产品中，结构主义神话学的目的就是去发现它。结构主义神话学认为：神话的深层结构中体现了文化与自然的对立，而在表层结构(即内容)中又努力去解释和调解这一对立，只有认识到这两方面的对立我们才能真正的读懂神话。

当然，结构主义神话学并非仅仅“读懂神话”那么简单，它所追求的是揭示隐藏在神话表面之下的深层结构，进而推导思维的普遍模式。人通过大脑认识自然，又通过大脑创造文化产品，这些过程都受到大脑机能限制。通过文化产品来观察和理解人类是如何认识自然的、如何发明和运用分类方法的等等现象，就可以推测人类的思维机制，而神话则是记录人们如何认识自然的最原始的材料。以往的神话研究，往往针对神话的表层含义去解释神话，运用历史的、社会的、宗教的、哲学的等等理论去解释神话的内容，列维一斯特劳斯认为这些研究方法并没有真正读懂神话。结构神话学并不是要读懂一个神话，而是要发现使单个神话文本所以然的普遍规则。其研究思路是：人类制

造文化产品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大脑的某些普遍特征的制约，而这一普遍特征构成了人类文化产品的共同结构，神话也是如此。所以，在神话研究时我们就要透过神话光怪陆离的情节去探寻隐藏在其背后的深层结构。神话是大脑对自然素材“修修弄弄”的结果，而且这些“修补术”似乎都“师出同门”，透过其表面差别极大作品，可以发现共同的东西。由于各种文化产品都是大脑的产物。在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背后必定存在着共同的结构，这一结构实际上是创造文化的人类本性的表现。研究神话，就不能局限于对单个神话在具体时空中的功能做出解释，而要挖掘神话背后的深层结构。

三、结构主义神话学的关键概念

结构主义神话学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这些概念在整个理论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下面就具体剖析一下这些概念：

1.二元对立

世界各民族的生存环境、历史文化都不相同，但作为人类却要面对一些相同的困惑：生存但必将死亡、年轻但终会衰老、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但又不同于自然、膜拜着祖先但却发现自己是始祖的后裔，等等。神话的功能就是调解这种永恒对立的矛盾，调解由此造成的精神困惑和焦虑，恢复心理的和谐与平衡。而在所有对立中，自然和文化的对立最为突出。

2.深层结构

列维一斯特劳斯认为深层结构就是要素与要素问关系的总和，这种关系有在一系列的变形过程中保持不变的特性。首先，它与文化产品的表现没有直接关系，只有通过对其表层意义的结构分析，以二元对立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深层结构才能被发现。其次，这种深层结构是意识结构的一种体现，它不是思维有意识的去把某些目的性的东西隐藏在文化产品中，而是在构造文化产品时无意识地赋予其中；最后，可以通过广泛的对文化产品的结构分析，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深层结构，这样。就可以发现大脑的运作模式，这对认识论乃至几乎全部的学科都将起到推动作用。

3.神话与语言

许多论述都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观就是把神话视为一种语言，然后用结构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去分析神话，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十分贴切。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神话与语言、言语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所以只能说神话具有语言的性质。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神话既属于言语，又属于语言，同时又在第三个层面上表现出同样的绝对客体的特点。理解这一论述需要参照结构语言学的概念：“语言”是指整个语言系统，它是某一民族语言的整体抽象逻辑及其内部关系共时系统的总和。而“言语”是指在语言系统支配之下，经由个人表达而实现的历时性语言实践。语言赋予言语以意义，而言语是语言的具体体现。反观神话，因其自身固有的发展序列，使神话具有历时性的一面，即“言语”的属性；而神话自身又是一套解释系统，诠释当今世界之所以是现在这样的原因，神话提供的解释体系就形成了一个共时性的系统，也就使之具有了“语言”的属性。至于第三个层面，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该层面强调了神话的“通译性”(原文表述为“超语言”)。因为哪怕是对神话所属民族一点也不了解，而且遇到最糟糕的翻译，全世界的读者仍然会把神话当作神话，所以神话的本质不在于文体风格，不在于叙事手法或句法，而在于它所讲述的故事。总之神话是一种在极高层面上发挥作用的语言行为。

4.神话素

利用尽可能精简的话语反映事件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就是给一个谓语派定一个主语，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关系”，它就是神话素的初级形态。但神话真正的组成单位不是孤立的关系本身，而是一束束的这种关系。所以，真正的“神话素”就是初级形态“关系”的“集束”。列维一斯特劳斯通过对美洲神话的分析，列举了普遍存在的关系束：

(1)亲族地位、友好或敌对、是否被允许、相互依存等一系列人类社会关系。

(2)人类、鸟类、兽类、两栖类、昆虫类、超自然生物等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

(3)食物范畴类之间的关系――如和分娩、饮食与排泄之间一再出现的相似性。

(4)、由动物叫声或人类乐器声造成的吵闹与安静的关系。

(5)地形、季节变化、气候、时间变化天体等范畴之间的关系。或者任何这种关系间的组合。

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神话素的识别是和历时性和共时性表格分不开的，但由于篇幅关系，我们这里就不赘述了。

四、唯一的神话――《神话学》简析

四卷本的《神话学》(《生食与熟食》、《从蜂蜜到烟灰》、《餐桌礼仪的起源》、《裸人》)是集中体现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神话学思想的巨著，书中共对813个美洲印第安人神话进行了分析，并揭示出书中所有的神话及其所构成的整体皆有一定的结构特征。这些神话间结成转换关系，并表现出同构性。神话运用不同的代码：感觉的、社会的、美学的和天文的，传递不同的信息，但却展示了同样的深层结构。也就是说，神话的逻辑结构反映了原始人类的心智结构，而结构分析可以发现这一结构，正如《神话学》中展示的那样。

1.神话之网

列维一斯特劳斯之所以在《神话学》中运用了813个(且不算异文)美洲印第安人的神话来进行分析、阐释，是因为他认为所有的神话都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它们共同编织了一张复杂的神话网，以致于我们不能随意地截取其中的任何片断。

这张网的编制过程即列维一斯特劳斯所说的“圆花图案绘制”的过程：首先任意选择一个神话，按照结构主义方法对该神话进行分析，神话会在不同层次上表现出一个个序列，比如地理层次上、伦理层次上、空间层次上等等。进而给每个序列都建立起一组转化，转化可发生在该神话的内部，也可发生在同源或邻近民族的神话中。这就使神话向四周扩展延伸，进而形成一个以该神话为圆心的圆，而这个圆上的任意一点皆可重复上述过程，正如[片断]图所示。这使列维――斯特劳斯超越了对特定神话的研究，进到考察沿同一根轴分布的某些指导图式。分析每一个神话都要涉及其它的神话，这种语义的传染是逐渐的朝着若干个方向发展的，“就好像我们到达了一个面向广阔前景的观察点，这些前景又促使我们前往其他的观察点，从这些观察点出发又可以朝着新的方向延伸一样”。对每个神话重复该过程的循环就会形成[横面]图一样的图案。但若像[横面]图那样，无限制的铺张开来，这张神话网将是没有穷尽，但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其实每个圆都是向内弯曲的(即每个圆都是类似碗状的立体结构)，最终我们会回到出发点来。这样，最初模糊不清的领域便显示出一个网络立体结构，如[立体图]所示。

上图均为示意图，试图说明《神话学》的分析使得美洲神话有机的结合成为一个网络整体，并不是说通过结构分析。神话在被离解之后又重新结晶成一个稳定的整体，[立体图]也只是这些神话中央部分组织化的图示，其周边仍然是捉摸不定的，不会像图中一样形成边缘明晰的球形。

2.唯一的神话

《神话学》中每卷都可以独立成为一个整体，因为它们各自都研究了不同的侧面，但同时它们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神话学》开始于南美掏鸟窝者的博罗罗神话，结束于北美最北部的一个

神话。虽然研究线路纵贯美洲大陆，但列维一斯特劳斯在四卷《神话学》的研究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回归的思想。正如四卷名称所表明的那样：《生食与熟食》、《从蜂蜜到烟灰》、《餐桌礼仪的起源>这前三卷都是表明从自然到文化的过渡，而第四卷《裸人》又回到了出发点，相对于文化而言的“裸人”就相当于相对自然而言的“生食”，而且生与裸，这两个词也是交相呼应的，研究内涵最终又回到了出发点。这正是的列维――斯特劳斯所强调的回归。最后一卷《裸人》以“唯一的神话”结尾，对此列维一斯特劳斯的解释是：这四卷本的巨著所描述的其实只是一个重大主题的变体，该主题正是从自然到文化的过渡。

3.《生食与熟食》的方法论特征

首先，《生食与熟食》书中随处可见对二元对立的确立和分析，它不仅存在于一个具体的神话中，还存在于相关的一组或多组神话的相关情节中。书中涉及的二元对立很多，比如男与女、生与死、内与外、接受与排斥、沟通与拒绝、节制与放纵、姻亲关系与亲嗣关系等等。正是这些对立的发现与确立，才使得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得以深入，可以说二元对立的确立和研究对发现深层结构和进行神话间的转化都起到基础性作用。

其次，深层结构是《生食与熟食》中结构分析能够成立的最终基础，也是能够把813个神话融入到一个体系中的终极原因。正因为所有文化产品中有着共同的深层结构。所以才能把神话看作是其他神话的转化。由于社会制度、生存环境的不同，神话问的转化呈现出或全盘或部分的区别。如谢伦特人的神话M12就可以视为博罗罗人神话M1的全盘转化，并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对称性。这是因为M1所属的博罗罗部落是母系制、从母居，而M12的谢伦特人是父系制、从父居。由于M1情节丰富，除与M12对应部分外，仍有诸多情节，但经过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情节正是谢伦特人神话M124的转化。为此，列维――斯特劳斯还创造了相关术语一骨架：在多个神话中保持不变的那些性质的总体；代码：每个神话赋予这些性质的功能的体系；消息：特定的神话内容。虽然列维―斯特劳斯并没有给我们关于骨架和深层结构关系明确的答复，但可以看到，骨架是建立在深层结构之上，是深层结构的外在表现，这些转换和公式均以深层结构为基础。

第三，神话素的确立和在关联神话中的应用。神话之间除了由上文所提及的因相同骨架这种隐性的模式所关联，还更为明显的表露为具有相同神话素的神话间的关联。前面已经分析过，神话素即关系束，在《生食与熟食》中，它成为神话间相互关联分析的枢纽，使得200余个神话得到表层意义上的关联和对应(经过分析才能发现内部深层结构的一致性)。若把《神话学》比作一张大网，神话素就是网中的结点。M1神话开始于子对母的行为，更抽象的说，就是发生了不被许可的。这是一个关系；而后M1故事发展为父亲向儿子复仇，而最终自己被杀，神话似乎最终判定父亲的复仇是有罪的，而对行为态度是冷漠的，这又是一个关系。这两个关系相结合，我们发现了一个简单的神话素，它是包含两个关系的关系束：的正当性和对不正当的态度。以该神话素为连接点，M1顺利的与M2形成关联，M1、M2都表现了“神话对的漠不关心”。神话间这样的联结在《神话学》中处处可见，它使得神话之网一步步铺陈开来。

第四，历时性共时性表格的应用。对于单一的神话分析，该表格的方法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如分析俄狄浦斯神话那样。但当把视野放在整个美洲神话的分析上，该方法的运用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缺陷在于它不能体现神话与神话之间的关系，基于这个原因，列维――斯特劳斯把历时性和共时性表格的方法加以改进，使之更适用于整个神话群的研究。他用多个表格的对比来体现两个或多个神话的对应关系，每个表格的横行都是一个神话某一情节的历时性体系，如下面Mx神话的a情节的1、2、3片断，b情节的1、2、3片断，My神话的m情节的1、2、3片断，n情节的1、2、3片断；表格的纵行体系的是共时性的对应关系(以二元对立为基础)，比如Mxa(1)体现的是天上，Mym(1)体现的是陆上，Mxa(2)体现的是男性，Mym(2)体现的是女性等等。根据实际分析的需要，这些表格往往不只两个。

经过对表格形式的改造，把运用于单个神话分析的历时性共时性表格，改变成为适用于多个神话或神话群分析个工具。这一工具在《神话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把神话间的关系明晰的表达出来，有利于分析的进一步深入。

以上就是把上文中所阐释的结构主义神话学方法，简单结合《生食与熟食》的有关内容进行的应用说明。一方面也体现了《生食与熟食》的主要方法论特征，一方面可以使这些方法的运用模式更加清晰，这对于阅读《神话学》的四本著作都是有裨益的。

五、对结构主义神话学的总体评价

无可否认，结构主义神话学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首先，结构神话学批判的继承了之前各理论学派的研究方法，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模式，深化了神话的研究层次；其次，结构主义方法为神话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要求研究者在把握神话表面意义的同时更要探寻神话的深层结构，透过神话纷繁的现象把握具有普遍意义的结构；第三，通过分析神话与思维的关系，揭示出思维具有二元对立的普遍模式，它的发现不仅对神话学，而且对诸多人文学科都有着深远的影响；第四，列维一斯特劳斯在神话分析中运用了科学分析的方法，如神话转化公式等，努力使神话分析更为严谨和科学；第五，一系列神话研究术语的提出，丰富了神话研究的途径。最后，结构主义神话学对整个学界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出现了一大批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对神话进行分析的典范之作。

当然，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完美的，结构主义神话学也是如此，下面我将结合《神话学》谈谈我对结构主义神话学的一些不同看法：首先，在神话的选择和使用方面，列维一斯特劳斯也称813个神话并不是能够见到的美洲神话的全部数目，那么，为何是这813个?剩下的神话难道不能被编织进这张神话之网吗?有剩余就说明了有选择，是否只是选择可以纳入结构主义神话分析体系的神话呢?通过选择而得出的结论是否还有普适性的呢?其次，列维――斯特劳斯为了把二元对立呈现出来，往往把一个可能看似很普通的现象进行高度的抽象归纳。他所归纳的对立元素和神话原本所呈现的现象间经常存在很大的距离，高度的抽象有时就使神话的具体情节丧失了意义，这会使很多情节都轻易的被归纳为同一抽象元素，对立的确被明晰的表现出来，但情节却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再有，神话学中的813个神话的联结关系并不是等同的，有的的确有很紧密的关联，但有的是很松散的，基本上没有什么神话的过渡，仅靠列维――斯特劳斯“这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之后就把另一组神话作为一种补充或是对应进行分析。但事实上，有时看到眼前的神话却“很不容易”发现列维一斯特劳斯看来很明显的关联。这种松散紧密程度不一的关系，就使得这张神话之网很难说是什么样子的，真的能从起点沿着某条线再走回起点吗?也许仅靠走是不够的，还需要时不时的大幅度跳跃。第四，在《神话学》所呈现的分析和讨论中，有许多地方明显具有列维一斯特劳斯的主观性，我们只有跟随他的脚步才能从起点再走回起点。由于《神话学》是列维一斯特劳斯运用自创方法进行分析的成果，我们只能说对结构主义方法认识不足，因为最完善和系统结构主义方法只创造并存留在列维――斯特劳斯的大脑中，也许我们只能跟随。这也是结构主义神话学盛极一时但却无人能继列维一斯特劳斯之后继续把其学说推进重要原因。

结构主义范文第7篇

关键词：罗兰・巴特；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活动》

法国当代著名文学思想家和理论家罗兰・巴特，是结构主义运动代表者之一。他以独特的思维方式，不断地挑战传统，不断的追求创新，他处在结构主义猛发展势头的时期，他以思想涉猎的广泛性在这一时代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在列维―施特劳斯，雅各布森、格雷马斯等人的引导下，构成了罗兰巴特结构主义理论体系。

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主要观点在其作品《结构主义活动》中有详细论述。首先以索绪尔语言学为起点，追溯结构主义的起点，试图定义结构主义的概念，认为语言学中能指/所指.共时/历时的概念能将结构主义与其他思维模式区分开来。结构主义依据语言符号但更应该由思想上体验结构的方式来界定。而且结构主义包含了对于历史的二度审视，认为马克思主义关注历史阻碍了结构主义的发展。进而谈论结构主义的目的，他认为结构主义的目的在于“重新建构一个认识“客体” 而建构的方式必须要表现出这个客体中起作用的规律。结构实际上是这个客体的幻象而且是一个直接的、有利害关系的幻象”。他认为结构是对客体 的“幻想要另辟蹊径将原本无法看到的东西呈现出来，对真实的东西重新组合，进行包装，使之焕然一新。”又认为结构主义在根本上是一种模仿活动，是对世界的一种模仿，是从功能意义上模仿世界，从而使世界变得可理解，现实主义艺术也是对世界的模仿，但现实主义世界模仿世界的实体，模仿世界的表象，而结构主义活动则是同世界进行功能上和结构上的类比。“结构主义之能以与其他形式的分析和创造截然不同的方式存在，这完全取决于结构主义活动的目的是与一定的技巧牢固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重新建构认识客体。目的是使某些功能得以呈现，这无异于说，是手段方法成就了这项工作；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谈论结构主义的活动，而不是结构主义的工作。”罗兰巴特认为结构主义关注的是结构这一活动的意义，所使用的方法，而不是经过结构加工出来的物质本身。这期间他反对将结构主义定义为“无谓”“无聊”“无用”的概念认为结构主义是将真实的东西拆解并重新组合从而形成一种“新东西”，它体现出的不仅是自己本身，还有有关于它的历史，自由等等关于人类学的价值。又对结构主义活动的运作方式进行了阐述，他认为结构主义首先应该做的是分解，对客体进行分解，从中找出一些断片，这些断片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它其中的任何一点微小的变异会引起整体的变化。一个组织中的断片可以组成一个类型，组成一个功能类似的客体储存库，而在具体的形态上又有所差别的类型集合，犹如隐喻中的情况：各个断片单元虽然并不相同，但发挥同样的功能。显然罗兰巴特的分解原则也是他所说的提炼原则实际上遵循着隐喻法则。同样，表述也遵循着换喻法则。它旨在强调这些断片单元是通过什么规律联接表述的，①就此而言，表述活动可以证明艺术使人从偶然中夺取之物，艺术是对偶然的征服。正是在这里结构主义显示了它的重要性，他既不关注真实性，也不关注否理性，他关注的是作品的功能，关注的是意义如何产生的而不是意义本身，关注的是人赋予万事万物以意义这一仅为人所有的过程，最终将视角转向能构造各式各样意义的人、表达意义的人。从结构主义方式分析事物，从人的主观意志出发，赋予事物意义，才能达到“结构”的目的，从而发现“结构者”的意义和价值。

罗兰巴特认为自然万物原本只属于自然，就是因为有人类的介入，使其发生了变化，从原本归属于自然或宇宙的秩序中转换为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变成了社会性的，赋予人的一切都已经人化了。结构也是如此，他从文化中发现的自然地东西并不稳固也不真实，他所关注的是意义的建构大于意义本身。事物现存的状态是其被制造过后的存在，结构主义是将其重新审视，重新创造意义。文学也是一样，只关注意义的建构和所在，并不指明意义是什么，“他把世界提供的意义重新加以改造、并沿着这种意义的走向介入世界”。自然地将结构主义引向文学领域，称为文学领域的“结构主义大师”。

罗兰巴特并不认为结构主义是不切实际的，它所关注的是事物的形式，认为结构主义是世界的形式，运用语言学的抽象理论去分析世界万物的方法。或许大多数时候只关注这一事物的外在特征，就像戏台上的聚光灯，或者衣服的边裾等等，避开大众视角另辟蹊径关注细节。但罗兰巴特反对结构主义避开历史，将历史从世界中抽走的概念，认为结构主义并未抛弃历史，是通过历史的结构位置，所占据的空间点，以及他们的关系构成等为历史增加某些内容和形式，不仅是物质的，而且是知识的。不仅是意识形态的，而且是审美方面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历史。罗兰巴特反对挖掘叙事作品中的内容、隐秘和深度，他的结构主义清除了一切主题学幻想，遵循唯文本原则，只有文本是值得关注的，文本以外的东西都赶走，背景、时代、作者都赶走，只剩下光秃秃的文本。

结构主义是列维―施特劳斯利用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来解释种种社会现象，从而在法国发起的一场哲学运动。基于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活动》我们可以看到结构主义用结构说话只有无处不在的规则系统，无处不在的律令系统在起作用，人只是结构中的一个符号，一个语法功能。只关心共时性的东西，关心精致的结构法则，回避了历史，时间概念也被抛弃。这与萨特的存在主义完全对立。罗兰巴特在索绪尔语言学的启发下，在结构主义前辈的引导下，扩大了结构主义的疆域，大大延伸了结构主义的波及范围，尤其将它用于文学领域，影响十分广泛。作为20世纪“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他在法国开创了研究社会、历史、文化、文学深层意义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方法，发表了大量分析文章和专著，其丰富的研究成果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性。从崭新的角度，以敏锐的目光，剖析了时装、照片、电影、广告、叙事、汽车、烹饪等各种文化现象的，从而深刻地改变了人们观察和认识世界及历史的方式。更展现科学性与言语写作形式二种形式关系，重新替语言学系统提供崭新的思考角度，更打破传统分析的藩篱与局限，对于解释各种社会、文化、艺术、与政治现象提供了大胆挑战，且可作为分析意义的明晰分析利器。

注释：

①汪民安.罗兰巴特[M].河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164页.

参考文献：

[1]俞吾金. 《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英美哲学卷）[Z].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2][法]罗兰・巴尔特.《罗兰・巴尔特文集：文艺批评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卡勒尔. 《罗兰・巴尔特》[M].方谦译. 三联书店，1988.1.

[4][法]罗兰・巴特.《罗兰・巴特随笔选》[M].怀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104-105页.

[5]瑞士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明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6][法]罗兰・巴特.《罗兰・巴特自述》[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7] 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8] 汪民安.《罗兰巴特》[M].河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9] 路易-让・卡尔韦著，车槿山译.《结构与符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

结构主义范文第8篇

关键词：结构；结构主义；音乐结构

中图分类号：J601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1.02.016オオ

一、结构与结构主义

在汉语中,“结构”一词的含义有：①构造房屋；②屋宇构造的式样；③各个部分的配合、组织；④文章的组织、布局；⑤组成一个系统的各个因素之间的排列组合。而在英文中,与结构对应的是structure,可以指作为整体的一般特征所制约的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可以指一个统一体的结构要素或部分,或这些要素或部分在它们的外部相互关系方面所处的位置。从词义上讲,“结构”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事物的整体与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框架及配合或组织方式。

英语单词“structure”源于拉丁词struere，建造的意思。后缀-ure在英语中用来形成一个名词，意指一种行动或者过程，或者指一个过程的结果或后果。因此，“structure”在两种主要的含义上可以意为“building”。它可以指建造某事务的行动，也可以指一个建造过程的最终产品。因此，“structure”一词的核心意义和其他诸如“constructing”和“forming”的单词有关。15世纪，这个词语被广泛用来指一个实际的实体建筑或者大厦（例如一栋房子或者一座教堂），也指形成其建筑物的原理。后一个用法就是指使建筑具有特别的外形或形状的力量之间的平衡。因此，“structure”又指一个建筑物构成元素之间的内部安排、成分、或组织。在17和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structure”的使用是在实际的建筑学和几何学中，用来探索不同类型结构的抽象数学特性。在19世纪期间，“structure”一词已经在生物学里用来指那些组成一个有机体的彼此联合和互相独立的各个部分的组合体。同时期，“structure”也开始在地质学中用来描述组成地壳和地表的岩层模式；在化学中，它被用来描述分子中原子的排列。\+\{\[4\]\}20世纪以来，“structure”一词开始被看做是一个专业的、科学的术语，被广泛用来描述一些复杂事务的内部组织关系，以至于形成了一个结构主义方法论的思潮。

结构主义方法论思潮主要以瑞士的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1857-1913）、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Piaget，1896-1980）和法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évi-Strauss，1908-2009）为代表。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是“关于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它认为“事务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务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务之间构造，然后又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皮亚杰认为，作为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结构主义并不排斥其他方法的存在或作用；“作为方法论，结构主义是开放性的，……因为结构主义是最新的产物，还充满着丰富的预见不到的东西，不过它要整合大量的资料，并且有种种新的问题要解决。”作为一种认识方法，结构主义特别强调事物的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对象是由诸成分组成的，这些成分之间关系的总和就是结构；重要的是结构的整体性，作为组成部分的个体并没有独立的个别属性，一切个体的性质都由整体的结构关系决定的，因而个体只被看作整体结构中的诸‘节点’，它们只能起传递‘结构力’的作用。”同时，结构主义者往往将结构分为表层与深层两种，表层结构可被直接观察，深层结构是事务的内在联系，只有通过认知才可探知。结构主义者所说的主要是深层结构。皮亚杰认为，“结构之为结构是观察不到的，结构所处的不同水平，必须通过抽象出形式的形式或第n次幂的体系才能达到的；这就要求作出特别的反映抽象的努力才行。”另外，在结构主义的观念中，往往是凭借成对的概念来建构结构，如索绪尔的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历时与共时等。因此，“‘二元对立’概念显然是结构概念的基础”

我国当代音乐学家王耀华认为，结构主义的“目的不仅在于认识对象的表层结构(物质结构)，而且还在于探求其深层结构(对象的精神内涵)，同时还力图在这二者之间建立一种逻辑关系，这就是所谓结构的转换性，这种转换性是通过转换层，将表层和深层联系起来，或者是从深层转向表层，或者从表层向深层转换。”中央音乐学院王次萁淌谝踩衔:“结构并不仅仅是针对某些个别事物而言的，它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概念”。“我们需要吸取并发展结构主义和系统论关于结构论述的合理因素，用一种辩证的眼光去看待结构的存在”。“结构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客观存在”。“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的”。他还认为，任何事物的结构框架一旦形成就保持着它的稳定性，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对象之所以为某种对象，就在于它已形成了固定的结构框架。任何文化也一样，我们之所以称它为某种文化，就因为它有自身的结构框架。当然，结构的稳定性并不意味着结构的封闭性，结构也必将随着人类的社会实践再发生变异，但是这种动态性的变异并不会跃出结构框架的边界；结构的动态性不在于结构框架的变异，而在于结构框架内部的质变。

结构主义作为一个文化思潮，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有了广泛的影响，其方法论和主要观点被运用到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等许多学科的研究中。

二、结构主义与音乐

尽管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结构主义理论曾受到后现代主义许多学派的批判，但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和主要观点对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这种影响，音乐学领域也引入了结构主义的方法论。

在西方，将结构主义方法论引入音乐学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德国的卡尔•达尔豪斯（CarlDahlhaus，1928-1989）。达尔豪斯在其《关于结构性历史的思考》一文中阐述了“结构性历史”的理念，并将这种理念实现于他的《十九世纪音乐》一书中。自1885年，奥地利著名音乐学家阿德勒（GuidoAdler，1855-1941）发表《音乐学的范围、方法和目的》一文后，西方音乐学一直在历史音乐学和系统音乐学两个领域发展。而在发展过程中，这两个领域逐渐相互独立、产生了各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模式”，历史音乐学侧重历时性的作家及其作品风格的叙述，系统音乐学侧重音乐作品的形态描述，这无疑对音乐的理解和把握带来非全面、非整体、缺乏逻辑因果关系的不足。而在整个史学领域，如果说，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世纪”的19世纪的德国兰克（LeopoldvanRanke，1795-1886）学派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是传统史学的话，而20世纪兴起的法国“年鉴学派”则是一种新史学。传统史学主要以遵循年代学顺序的叙述方法来重构历史，把历史看作一种持续，而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则反对传统史学以政治事件为主题的“上层史学”、以编年体和纪事体的史著表述以及纯客观和闭门考证的研究方法；扩大史学研究领域，将研究由上层转向下层，注重历史中社会、经济、心态史、生活史层次的研究；主张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把当代社会科技发展的各种新观念、新方法引人历史研究领域，特别是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计量学的方法引入史学研究。新史学的兴起被称作“哥白尼式的革命”。正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结构主义的概念和方法论进入音乐学领域。

在达尔豪斯看来，随着19世纪“自律性美学”的出现，“艺术”与“历史”之间存在着“二律背反”的矛盾：“音乐的历史，作为一种艺术的历史，似乎注定要失败：一方面，音乐史受到来自‘审美自律论’的压力；另一方面，音乐史遭到执着于‘连续性’概念的历史理论的攻击。音乐史，要么不是‘历史’――它仅仅是单个作品的结构分析的集合，要么不是‘艺术’的历史――它仅仅将音乐作品降格为社会史或思想史的发生事件”。的确，进入近代（modern）以来，在“自律性美学”理念的指导下，将分离的、自足的作品视为艺术的中心范畴。卓越的艺术作品虽然产生于具体的历史时空，受制于具体的文化条件，但它们最终超越自己的时代，针对每一个时代“说话”，从而具有了明确的当下现时感。而历史作为一种叙事写作，它必须以连续性的联系和历时的发展作为脉络，以叙述的连续性和因果的逻辑作为前提。因此，在音乐史的视野中，艺术作品必须被放回到它产生时的历史环境和文化条件中去。于是，“艺术”和“历史”之间的矛盾也就出现了。在达尔豪斯的看来，调解“艺术”与“历史”最佳途径就是运用“结构性历史”的理念。上海音乐学院杨燕迪教授认为，从历史理论的角度看，现代的结构性历史似乎构成了传统的叙事性历史的颠覆。在传统的“事件历史”中，一般总是假定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叙事主体和叙事角度，因而给人造成一种“讲故事”的“连续感”和“统一性”。但在结构性历史中，事件的先后序列和因果关系的重要性被推到后景，凸现出来的是各种复杂的、平行的、交错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和对抗的体系与“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正是这种“结构”与“亚结构”之间的复杂互动与相互冲突才是历史进程中所呈现的真正“节奏”。历史写作，对应于这种复杂的“复节奏”形态，必然放弃单维、直线的叙事模式，起而代之的是多维、复合的分析论述。结构性历史之所以可以有效地调解“艺术”与“历史”的不同诉求，正在于这种历史中，由于允许存在不同的“复合节奏层”，因而可以一方面包纳针对个别、具体音乐作品的“静态的”结构分析和批评，另一方面又鼓励对更为广阔的社会环境和思想语境进行“动态的”深入勘察。由此看来，达尔豪斯的音乐结构史，不仅调解了“艺术”与“历史”之间的矛盾、缓和了音乐学研究中“自律论”和“他律论”的对立关系，同时也有效的整合了历史音乐学与系统音乐学，从而使音乐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模式”或轨道。

受国外影响，近年国内音乐学界也开始引入结构主义的概念方法，笔者见到的具有代表性的文论有：

上海音乐学院贾达群教授的《结构诗学：关于音乐结构若干问题的讨论》一书是国内较早运用结构主义的著作，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言，结构诗学“是关于音乐结构及其生成现象的探讨，是关于结构的艺术的探讨。”该书从“结构、音乐结构”、“结构与曲式的关系”、“结构的律性与灵性”、“结构元素”、“结构力探讨”、“天然结构态”、“结构功能的演化”、“结构对位”等方面对音乐中的结构因素进行了简要的探讨。从草草8万多字的阐述中看出，作者更多的是站在音乐分析的角度将音乐创作的程序和过程逆行的一种分析音乐的思路，是作者多年在音乐创作和作品研究方面的感悟和心得，也是作者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分析音乐的初步尝试。为此，作者于2010年以“音乐结构：元素、构态、对位及其二重性”为题申报并获批了国家艺术规划研究项目，相信随着这一国家项目的研究，作者对音乐结构的相关问题会有更深入的诠释。

中央音乐学院李吉提教授的《中国音乐结构分析概论》}一书也是运用“结构”概念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结构分析的一本专著，其特点是在大量的实例中分析中国传统音乐的结构，而对于“音乐结构”本身的理论阐释相对较少。此外，福建师范大学王耀华教授的《中国传统音乐结构的思维方式、创作方法及其特点》、《中国传统音乐结构学研究四题》、《中国传统音乐的结构特点及其哲学基础》三篇文章也是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结构学研究的一些初步见解。作者不仅阐述了“结构与音乐结构”、“音乐结构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结构学”等理论问题，还深入阐释了中国传统音乐结构的思维方式、创作方法及其特点以及中国传统音乐的结构特点及其哲学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薛艺兵研究员的《论音乐的二元结构》一文是目前国内运用结构主义理论阐释音乐结构较深入的文论。该文以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二元对立结构的理论为出发点，探讨了音乐中存在的二元对立结构模式，并从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音乐感知的生理特性与心理特征、人脑的秩序与音乐的秩序等几个方面阐释了音乐二元结构的基本原理。通过分析音乐中二元结构的多重关系，文章还提出了突破单一性二元对立结构的多重性二元关系复合结构的理论。这些论述不仅从哲学角度讨论了音乐构成的逻辑与秩序，为具体音乐作品的结构分析提供了新的思维方法，同时也探讨了人对音乐结构的特殊认知与人类思维结构一般模式之间的关系。

从上述简要介绍看，运用结构主义的“结构”概念研究音乐问题可从不同的视角切入，既可以偏重历史音乐学，也可以偏重系统音乐学；既可以是纯理论的思辨阐述，也可以结合具体的音乐作品；既可以研究外国音乐，也可以研究中国音乐；既可以研究历史中的音乐，也可以研究当下的音乐；等等。无论哪种研究，更多的是借用结构主义的理论方法，为认识音乐、理解音乐、研究音乐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或思维模式。但无论哪种研究，运用“结构”概念研究音乐时都不可避免一个理论问题，即“何谓音乐结构？”

三、何谓“音乐结构”

中央音乐学院王次萁淌谠凇兑衾置姥新论》一书中认为，音乐的结构从本质上来说是体现了一种物质形态与精神内涵之间的关系。这种逻辑关系是建立在特殊的物质形态基础之上的，这就是音响。音乐中的任何音响(包括乐音和噪音)都不是孤立的物质形态，它必然通过某种逻辑手段与精神内涵组合成结构关系。音乐的音响应该具备两个先决条件，其一，它必然体现某种精神内涵；其二，它与精神内涵之间并非是一种直接的对应关系，而是依靠某种逻辑手段联系而成。音乐音响的本质特征应该体现在第二先决条件之上，即音响与涵义之间的逻辑手段。还认为，音响是音乐结构中的物质形态、形态表现是音乐结构中的逻辑手段、而意义是音乐结构中的精神内涵，这三个基本层次之间并不是一种因果关系，而是一种依存关系，是一个整体。作为一门艺术，音乐的形成是以音乐结构的形成为标志，也就是作为音乐艺术的物质形态与精神内涵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形成。王耀华教授赞同王次莸恼庖还赜谝衾纸峁购义的解释，并“认为音乐结构应当是物质形态(音响)与精神内涵(意义)之间的逻辑关系(表现)。”薛艺兵在从音乐形式的构成原理角度认为“音乐的结构是人类哲学思维结构的映射物；在二元对立基础上形成的二元依存、二元互补、二元变量和多元交叉这些多重关系以及由这些关系共同构成的复合结构模式，不仅是音乐的结构模式，同时也是人类哲学思维的结构模式；这种结构模式并非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说是存在于人类的“无意识”之中，而是可以用太极图这样的象征符号明确表示的人类“显意识”思维模式。”贾达群认为，“音乐结构是由相互依赖的音乐诸结构元素组成的具有连贯性整体意义的系统。”“音乐结构的基本元素有音高、节奏、音色、力度等，而这些元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结合在音乐作品中都有其自身的，或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结构、结构层或结构体。”李吉提认为，“音乐结构，属于音乐创作的形式范畴，即音乐的‘载体’。”

结合以上学者的观点，按照“结构”一词的基本含义（事物的整体与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框架及配合或组织方式）理解，音乐结构是音乐（作品）的整体与组成音乐的各元素之间所形成的一种框架及组合方式或组合关系。这其中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声音在横向和纵向上所形成的一种框架，这是一种显性的音乐结构；二是构成音乐的旋律、节奏、音色、力度等元素之间的一种组合关系，这是一种隐性的音乐结构。在隐性结构中，这几种元素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互为依赖的。就音乐的显性结构而言，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声音在横向上所呈现出的一种段落框架；二是声音在纵向上呈现出的织体框架。只不过音乐界已经习惯于将声音纵向关系的立体框架用“织体”一词来表述，而将声音横向关系的段落框架用“曲式”来表述。音乐隐性结构体现的是音乐内在的组织关系，而显性结构是音乐结构形式化的表现，是音乐结构定型化和模式化的产物。无论是隐形结构还是显形结构，都有三个层次构成，即王次菟说的物理化的音响形态、逻辑化的表现手段、意义化的精神内涵。正是这三个层次的相互依存，音乐成为人类文化中的艺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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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序言.

\[14\]同\[13\].

\[15\]（德）达尔豪斯，杨燕迪.音乐史学原理\[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37.

\[16\]（德）达尔豪斯，杨燕迪.音乐史学原理\[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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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王耀华.中国传统音乐结构的思维方式、创作方法及其特点\[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1）.

\[20\]王耀华.中国传统音乐结构学研究四题\[J\].艺术百家，2010（3）.

\[21\]王耀华.中国传统音乐的结构特点及其哲学基础\[J\].艺术百家，2010（5）.

\[22\]薛艺兵.论音乐的二元结构\[J\].中国音乐，2006（2）.

\[23\]王次.音乐美学新论\[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

\[24\]王耀华.中国传统音乐结构学研究四题\[J\].艺术百家，2010（3）.

\[25\]同\[24\].

\[26\]同\[22\].

\[27\]同\[17\]，31，27.

结构主义范文第9篇

一、结构主义语言学创立的背景

结构主义语言学创立之前，语言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古希腊哲学家和语文学家创立的“语法”。这种“语法”是以逻辑为基础建立的一些规则，没有涉及到语言结构。第二阶段是到了十八世纪末出现的语文学。语文学派认为语言不是唯一的研究对象，相反他重视的是古文献，因此，语文学主要是确定、解读和评注古文献，币忽视活的、现时的语言研究。最重要的是第三阶段，比较语文学或称比较语法阶段。比较语法源于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他曾在东印度公司任职，精通梵语和波斯语。在长期的语言实践过程中，他发现印度的古语言—梵语，有许多语法形式和词根跟欧洲的一些语言有联系，1786年他在印度..亚洲学会”宣读论文.阐述了这些新的看法。

进入十九世纪初，威廉•凉斯的看法被人们所重视，这样，在欧洲掀起了语言比较研究的热潮，先后出现了一连串著名的学者和著作，如法朗兹•葆朴、雅各布•格里木、波特、库恩、马克思•缪勒、布劳恩、古尔替乌斯、施来赫尔等等，著作如葆朴的《梵语动词变位系统》(1816年)、缪勒的《语言科学讲话》(1861年)、古尔替乌斯的《希腊语词源学原理》(1879年)、施来赫尔的《印度日耳曼语比较语法纲要》(1861年)等等。在十九世纪整整百余年时间，比较语法达到空前繁荣的阶段，尤其是印欧语系语言的比较研究做得非常细致和深入。

人们对印欧语系的语言已经有了详细的了解。比较语法虽然对开辟语言研究这个领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它还没有去弄清楚自己所研究的对象的性质，它也从来没有关心过所作的比较有什么目的，所发现的关系有什么意义。今天看来，比较语法的研究最主要的功绩只是为重建语言的历史做了一些具体和实质性的工作。

比较语法学派既然不关心研究目的和关系意义，那么他们所研究的必然是“纯粹”的语言，所以比较语法学家对语言的看法绝大多数抱着自然主义的观点。例如施来赫尔在他的《语言比较的研究》中说“语言有它的将来，这将来就词的广义来说也可以叫做历史，但是这历史的最纯粹的形式，我们也可以在自然界比方一棵植物的增长里找到，语言是属于自然界的范围，而不是属于自由的心理活动的范围。”再比如马克思•缪勒在他的《语言科学讲活》中说:“语言学以语言为研究对象，应该属于自然科学。”又说语言的一切变化“都不是真正历史的变化，而只是自然的增长;艺术、科学、哲学和宗教可以有历史，而语言或任何其他自然界的产物，严格地说，没有历史，而只有增长”“我们必须考虑到语言虽不断起变化，但不是任何人所能产生或阻止的。••，…随意创造新的词语，将好象变更血液循环的规律。”象施来赫尔和缪勒一样，把语言及其发展变化看作是类似植物增长和人体血液循环一样的自然主义观，有一大批人。

到了1870年，比较语法有了一个新的转变，出现了一个新语法学派，也称“青年语法学派”。他们开始提出质疑:语言生命的条件究竟是什么?语言的生命真的象植物增长和人体血液循环一样的吗?以德国勃鲁格曼为代表，他们背叛了自己的老师古尔替乌斯，宣称古尔替乌斯等以前的比较语法学家所从事的只限于语言的研究，而很少注意到说话者个人方面的研究。他们认为言语的机构应该包括个人心理的和生理的两个方面。生理方面比如语音。发音是由人的发音器官发出的，是比较接近于自然的，所以语音定律(语音变化规律)跟物理定律一样产格，不容许有例外。另一方面，心理方面是与人的因素相关的，比如由类推作用构成.新的形式，发生类推作用完全是由人的心理联:想造成的。象英语的复数形式、被动态、完成:时等等形式。在新语法学派之厉，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学派，如保罗等的个人心理主义学派。总之新语法学派的兴起，使比较语法发生了转折，人们对语言研究的思考更进一步深入。正是在比较语法学末期这种背景下开始诞生了结构主义语言学。

结构主义语言学创始人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是一位天才语言学家，1878他就写出了《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这篇震惊欧洲语言学界的论文，那时他才21岁。早期，索绪尔站在新语法学派的立场，到二十世纪初，欧洲各国掀起了一种所谓的.‘格式塔思想”，后来扩展到包括语言学在内的各个领域，;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语言学界特别注重对语言，结构、系统和功能的研究，索绪尔也深受影响，这样他对语言的观点逐渐与新语法学派发生了脱离，渐渐创立了自己一个新的学派—心理社会学学派。

“格式塔思想”转变了索绪尔当初的语言观，但由他所建立的心理社会学学派理论却直接来源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社会学模式，而涂尔干的社会学学说又来源于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心理社会学学派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事实”，而社会是由“观念的总体”构成的，观念又体现于人的心理，所以“社会事实”就是“集体心理现象”，语言就是集体心理现象。索绪尔深感当前语言学的原理和方法中存在的缺陷，他毕生致力于探索，一生中很少发表著作和文章，但潜心于教学和研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语言学家，如梅耶、巴利、施薛皿等。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在他逝世后，由他的学生巴利、施薛霭等于1916年整理出版的。有的人认为，索绪尔的沉默正表现了一位伟大的科学家站在时代前列的悲剧。

《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称《教程》)的问世，全方位革新了以前人们对语言的认识及研究方法，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由各个要素构成的一个系统，语言学研究的不是各个要素，而是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构主义的“结构”，指的就是索绪尔的“系统”。《教程》的出版，标志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立，也标志着普通语言学的建立。这时，语言学才真正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索绪尔成为本世纪直到目前为止，影响最深远的一位语言学家。

二、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语言的方法

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语言的方法充分阐述于《普通语言学教程》，《教程》内容丰富，范围非常广泛，语言研究的各个方面几乎都能管到。又因其阐述问题概括性强，包含的思想深邃，故初学者读此书感到困难。但总的看，《教程》始终贯穿主要几条大纲，这几条大纲就是索绪尔语言观的核心，它给我们指明了研究的方向。1、区分语言的研究和言语的研究

按照索绪尔的语言观，语言既是社会的，又是心理的，而心理总归是属于个体的。他把以前人们所说的语言这个笼统概念称为“言语行为”。言语行为又区分为语言和言语，认为言语是“言语行为的个人部分”，语言是“言语行为的社会部分”。言语包括说话者的意志组合(即心理)和语音表达，是次要的;语言是纯心理的东西，是在言语活动范围内人们的心理印象，是不依赖于个人的，是主要的。因此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关系是:语言由言语构成;言语要产生表达效果，为人所理解，也离不开语言。但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属于社会部分的语言，而不是属于个人部分的言语。

2、指出语言研究就是要从所指和能指中找出它本身的价值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这种符号系统之所以这样有用，就是因为它有价值。语言的价值不同于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是在劳动和工资这两者之间的对等关系体现出来，语言的价值是在索绪尔所说的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对等关系体现出来。通俗一点，所指就是概念，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语义(或内容)，能指是音响形象，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语言形式。一定的形式总是表示一定的语义，一定的语义要用一定的形式表达，它们之间是互相对应的。正因为这样，语言才能完成交际的功能，才体现出它的价值，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语言就是由所指和能指构成的符号系统。这里，索绪尔给我们指出了语言研究的着手点。

3、区分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

由于语言和言语的存在，索绪尔又区分出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这两个对立的概念。什么叫做共时语言学?什么叫做历时语言学?索绪尔在《教程》里说:“有关我们的科学的静.态方面的一切都是共时的，涉及进化的一切都是历时的。”索绪尔认为，言语是个人的，言语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时间阶段上的演变，言语是千变万化的东西，所以言语是属于历时的。相反，语言是属于社会的，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是比较稳定的，虽然语言在漫长的历史上有变化，但变化最终还是出自于言语上，所以语言可以看作静态的，共时的。索绪尔认为共时语言学研究的是同时存在的语言的各成分之间的联系，是属于整个系统的逻辑和心理的关系，是最主要的，而把以前比较语法学所重视的历时研究认为是次要的。

4、确定语言成分的句段关系(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聚合关系)

索绪尔认为语言各种成分的关系，可以分成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两种。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一方面，在说话的时候，各个词(或称各个要素)是一个挨着一个排列在言语的链条上面。这些个要素可能只有一个词，可能是一串词组成的句子。总之，这些各要素之间结成的关系，就是句段关系。句段关系在语言研究中僻如句子层次分析、词组结构分析、词的结构分析等.另一方面，在说话的时候，话语之外总是有一些东西出现在说话者的记忆里，这些在记忆里被唤起的东西，与说出的每个词(或称每个要素)有一些共同点相联系着，这种联系称联想关系。联想关系在语言研究中僻如名词的词形变化:复数、格。动词的词形变化:进行体、完成体、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等等都属于联想关系。

后来的结构主义追随者修改了索绪尔这两个带有心理学概念色彩的术语，把句段关系称为组合关系，把联想关系称为聚合关系，被人们所公认。

《教程》洋洋大观，内容远不止上面所述，如在绪论中讨论到了文字、音位学，第三编讨论了历时语言学，第四编讨论了地理语言学，第五编讨论了原始语言，语言的史前史。但总.的说，重点在绪论和第一、二编，这三部分是《教程》的精髓。而关于语言和言语、所指和能指、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的区分又是结构主义的精神核心，是贯穿《教程》的骨架，也是《教程》占有最大篇幅论述的内容，故此文仅作精要介绍。索绪尔对语言的种种看法，形成了结构主义研究语言的最基本方法。

在索绪尔的《教程》问世之前，没有一个人能对语言提出这样深刻而自成体系的观点，《教程》的出版成了一部划时代著作。

三、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要流派及其观点

索绪尔之后，结构主义发展分成了三个主要的流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学派。

这三个学派都遵循语言符号系统理论，把语言看作语言学研究对象，把言语排除在语言学大门之外，这是结构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这三个学派的研究侧重点不一样，在具体程序操作中，一些细节也有分岐，形成各自不同的特点。

1、布拉格学派

1926年，特鲁别茨科依等在布拉格成立语言学会，标志布拉格学派成立。布拉格学派主要研究成就在音位学，这方面成绩最突出是特鲁别茨科依，他最先把语言系统理论运用到语音研究，发展成音位学，他把音位定义为:在语言中相对立的不能分解为更小的辨义单位的成员。这个定义从语音对立和辨义特征两方面相结合，今天看来一直是比较科学的。

特鲁别茨科依对音今学和语音学的区分是很清楚的，他明确指出:研究言语的能指的

学科叫语音学，研究语言的能指的学科叫做音位学，语音学是纯粹的语音现象的研究，音位学是语言语音功能的研究。在他之前，索绪尔也没有给音位学作出过这样明确的定义，索绪尔《教程》里的音位学概念大致相当于语音学，索绪尔所说的音位也只相当于通常说的音素。索绪尔的这些概念称呼也只是沿用比较语法学派的称呼法，但索绪尔又说:“许多音位学家差不多都只注重发音动作，即用发音器官发出声音.而忽略了听感方面。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在我们耳朵里产生的印象不仅与器官的发动形象一样直接，而且是整个理论的自然基础。”从这里看出，索绪尔对音位学的概念不仅只注重语音，而且考虑到了听感(辨义)的一面，并且说“是整个理论的自然基础”，也就是意味着要从语言的角度来认识音位学。所以说，索绪尔为特鲁别茨科依的现代音位学概念事实上莫定了理论基础。

同时，特鲁别茨科依也批评了其他一些音位学家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给音位下定义。

特鲁别茨科依还全面论述了音位在语言中的地位，如何确定音位，如何划分音位和音位组合的界线，音位组合时各种对立出现的情况等等，这都集中论述在他的著作《音位学原理))(有译为《音位学纲要)))。这部著作是特鲁别茨科依去世后不久出版的遗著，书中所用语

言材料多达220种，是布拉格学派在音位学研究方面的一部总结性著作。

2、哥本哈根学派

哥本哈根学派是一个纯理论研究学派。这一学派主要研究语言的符号性质，及从符号的角度确定语言在人文事实中的地位，从形式和实体方面来分析语言，给语言的本质以更严密准确的分析，形成一个严密的语符学理论体系。

语符学理论是对索绪尔关于语言是符号系统理论的发展。索绪尔在《教程》中说，社会生活中有一门研究符号生命的科学叫符号学，语言是其中的一个成员，并且是一个自成为特殊系统的成员。接着又提到，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语言符号则是能指(形式)和所指(内容或意义)之间的关系。哥本哈根学派据此发挥更细，区分为:内容形式和表达形式，内容实体和表达实体。并进而把内容实体和表达实体排除在语言之外，而把内容形式和表达形式及其所构成的种种关系看成是语言之内，并由此构成语言符号系列。

哥本哈根学派认为，语言学不同于历史、文学、艺术等人文科学，我们研究语言•要在其中找到一个常数，使之投射于现实语言中，不论有任何变化，都是适用的，永恒的。他们极力拼弃以往语言研究中采用的归纳法，认为采用归纳法不科学，归纳只能寻找语言中的差异，而不能发现常数，只有采用演绎法才能找到常数。而哥本哈根学派的所谓常数就是符号，认为只有符号是永恒的，所以要研究有关于符号的一切.语言学家用语符学理论套用到各种语言研究中去，确实也没有发现什么差错。但实际操作性很差，所以它基本上是一种纯理论的东西。所以有人说，当你理解了哥本哈根的理论观点时，它给你一种清心明目的感觉，甚至让人感到兴奋。但另一方面，它对具体的语言分析帮助不大。

哥本哈根学派最主要代表人物有乌尔达尔、叶尔姆斯列夫，他们的理论观点集中体现在叶尔姆斯列夫的名著《语言理论导论》里。

3、美国结构主义学派

美国结构主义学派又称描写语言学派。

描写语言学派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基督教的传播和战争的需要。伊斯兰教、佛教、婆罗门教等教派都规定其经文不能随便译成其他语文，基督教却不一样，相反要求它的教徒尽可能将其经文译成世界上的各种语言和方言。因此，在二十世纪初，美洲有大量基督教徒进入印第安语区学习研究印第安语等土著语言，进行布教活动.，他们当中有些还是很有语言修养的教士。这些教士们记录土著语言，给当地人创造文字，然后用当地文字翻印福音书，客观上积累了大量的语言新材料，同时也形成了他们独特的语言调查方法，从而引起了语言学家的注意。1911至1939年，人类学家、语言学家鲍厄斯对这些语言作了综合研究，写成很有名气的《美洲印第安语手册》(共三大册)。一般认为鲍厄斯的工作，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开端。

另一个原因，也可称为次要原因，是二战爆发期间，为适应全球战争的需要，美国人需要学量外国语，描写语言学大师之一布龙菲尔德本人就参与编写过几种外语教材。以上这两种语言工作方法都是不谋而合的。

描写语言学顾名思义，注重的是对语言的描写，当接触一种陌生的语言时，学习它必须从语音结构和结构组合入手，因此描写语言学的大量工作是描写语言的音素组合，找出它的特点和规律。许多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在调查印第安民族时，他们首先遇到的也是语言问题，他们首先也得从学习和研究印第安语入手。所以在美国，许多有名的人类学家同时也是语言学大师。

描写语言学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也是一脉相承的。首先，开始调查印第安语的都是欧洲语言学家，只是在长期大量的调查工作中，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很讲时效的一套方法特色。但总的，描写语言学完全遵循索绪尔的语言理论，首先他们亲身感受到语言是由各要素组合起来的，语言的价值体现在各要素之间结成的关系，他们就是要渴诚找出这些关系的规律。语言的符号事实显而易见，一种语言是由有限的符号组合而成的。学习研究的是社会共用的语言，而不是某人特征的言语。研究语言重在现时的，也就是共时研究，历时研究是不重要的。这些都是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原则。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大师是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萨不尔生于1884年，布龙菲尔德生于1887年，是同一时代的人。两个人各写有一本书，都叫《语言论》。萨丕尔的《语言论》是一本小册子，论述很精辟;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有600多页，结构很严密，论述没有漏洞。都是语言理论的经典，同齐名。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同是结构主义大师，但他俩的语言观有所不同，可能与职业有关，萨丕尔持观念主义(或称心灵主义)语言观，强调语言有结构模式，语言的结构模式大大地制约着人们的思维观念。主张一些难于解释清楚的细节不必过于纠缠;布龙菲尔德持的是机械主义(或称行为主义、形式主义)语言观，主张研究语言是描写其形式构造，排除任何带意义的因素。因此，有的人把萨丕尔排除在描写语

言学派之外。萨丕尔又是一个著名的人类学家，他1933当选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1938主又当选为美国人类学协会(下转第68页)会长，足见他在这两个领域中占有的领袖地位。无论怎样，两人同为美国结构主义大师，并因这两人所作出的成绩，使这一派成为结构主义三大派中势力最大，影响最大的一派。

四、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

结构主义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其影响已远远超出语言学领域，它的一套理论方法被其他社会学科所利用。人类学使用这一套理论方法，形成结构人类学学派.神话学用符号理论分析神话结构类型，取得丰硕成果，文学批评从结构上品评诗歌，精神分析学从结构上分析无意识活动和梦，等等。都借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把各自研究的对象看成是一系列符号组成的结构组合。

结构主义范文第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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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元对立理论分析消费者幻想

结构主义认为，在任何文学作品深层结构中，“二元对立”是结构框架的基本要素，任何文学作品都存在“二元对立”要素，它是故事发展的“命脉”。[1]

当研究对象被分解为一些结构的成分后，研究者就可以从这些成分中找出对立的、相互联系的排列、转换等关系，而这些关系或结构又总是体现为两事物被置于相互对立的位置，形成区别和对比，从而产生另一层次上的各自意义，[2]研究者因此可以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认识和把握对象结构的复杂性，这就是所谓“二元对立”的结构原则。

具体在此广告篇文案来说，虽只有175个字符，但“二元对立”的结构原则仍然得以清晰展现。二元对立构成了故事的主要情节，二元对立也呈现了故事的主要意义和价值。

文案中，女孩的“便利贴女孩”“凑数”“存款没多少”“车子没人家好，偶尔还抛锚”的生活状况，与之相对的公司地位较高者、联谊中的主角和明星以及公司有钱人和开豪车的朋友形成了鲜明的二元对立，这一二元对立的深层对立则是社会地位高低的对立，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对立。

这样的对立的设置首先刻画了女孩的鲜明形象。结构主义认为，二元对立是一种由两类相互关联的分类所组成的系统，它以最纯粹的形式构成宇宙。在完美的二元结构中，任何事物如果不在A类中，就必然在B类中，而通过这种分类加诸世界，我们开始认识世界。[3]因此，A类作为基本分类并不能单独存在，而只能在与B类的结构关系中存在。对于A类事物的理解也只能因为它不是B类事物。如果没有了B类，就没有了区分A类的界限，也就没有了A类。

通过这样的对立，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了女孩的经济、工作、感情状况。一个一分钟的广告要想讲好一个故事，主人公必要背景的交代方式就显得特别重要，对比式的交代不仅能够便于受众在最短时间内接受信息，同时也比单纯的介绍能更加立体地刻画人物形象。

另外，对立情节的设置才使文案有了真正的意义。结构主义认为“差异就是意义”，上文所提到的不管是公司的地位、联谊的角色还是存款以及交通工具的差异，归根结底均是社会地位的差异。这样的对立地位给观众呈现出的是一个生活没有光环包围的普通人，就像现实生活中的绝大多数的年轻人一样。

而故事情节的设置无处不体现出对这一类普通人的关怀，这让观看广告的“他们”得到了心灵的抚慰。这么一群人，恰恰是广告主所希望紧紧抓住的目标客户。

同时，不仅仅是抚慰，文案还想方设法来为“他们”寻求一种社会地位失衡下的心理支撑，就是“自己认为最好”。凡事都向好的一面看，便可以得出“能者多劳”“人缘好又可以吃得饱”“不甩金融海啸”乃至“我们一起散步回家”这种由困顿生发出的足矣令人艳羡的浪漫。

这让广告的目标受众生发出了无限的幻想，幻想在这样的困顿生活中，社会地位一时无力改变的状况下，自己也可以是最好的女人，自己也可以收获一份浪漫的爱情。

最终的结果是，人们的这样一种幻想，因为这样一个广告，而与PayEasy的品牌混为一谈。好像拥有了这个品牌，便拥有了这样的浪漫，至少是拥有了对浪漫的渴望。

二、迷思的结构分析文化深层意义

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迷思就是一个故事，也是二元对立概念的深层结构的一种独特的本土化转换。最有力也最重要的迷思能减轻二元对立结构内在冲突所造成的焦虑。尽管它们不能完全化解焦虑，但是的确提供了一种富于想象的与冲突共生的方式，从而使这种矛盾冲突不会太有干扰性，也不会产生太多文化焦虑。

迷思的叙述者或许只知道其表面含义，例如一个传统的对妇女的迷思认为妇女天生比男子更擅长养育和照顾，因此妇女的天然位置是在家中养育孩子和照料丈夫。这一迷思现在占对于妇女地位迷思的最主流地位，得到了大多数的社会成员的认可，但这一迷思的产生以及男子气概和女性气质的定位其实是在服务于当时的经济体制和强势阶级——中产阶级男性的利益这一本质却鲜为人知。[4]

迷思运作的主要方式便是将历史自然化，迷思的来源则隐藏在部落或者文化潜意识中被压抑的焦虑和没有解决的冲突之中。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财富的不断分配和流动，现代社会的阶层差异显现为与封建社会形式较为不同的新样式，阶层划分越来越集中在社会财富的占有份额之上，而不再是血统或者出身。虽然这一改变为大多数的普通人提供了改变现状、实现诸如“美国梦”的可能，但一方面一时无力改变底层现状的人仍然占社会中的大多数，另一方面社会上下层的贫富差距随着经济发展在不断扩大，两方面的现状让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出现暗涌，也被慢慢固化在人们的潜意识之中。

这便是PayEasy广告的迷思本源。广告通过一个故事的巧妙方式展现这一迷思，又通过对这一迷思的深刻理解和把握来对这一社会焦虑和冲突进行心理上的疏解。疏解的过程也就是目标受众的取得过程。

列维·斯特劳斯曾复述过这样一个北美神话，神话的反面角色是南风，它强劲而寒冷，一旦刮起来，动物们的正常生活就没办法进行。因此所有生物都出来捕捉并试图驯服它。成功的猎者是鳐，鳐和南风谈判，只要南风同意隔日吹，让动物们在其余时间能外出正常活动，鳐就放过它。这个神话迷思要解决的就是自然既仁慈又残酷的对立性，鳐因为其独特的体貌特征即从侧面几乎看不见而从上面或者下面看却无比庞大而被选为英雄。鳐将大自然的残酷和仁慈的两面具体化为风的“出席”和“缺席”，从而使两者联系起来。[5]

同样，对比来看广告文案所讲述的一个白领女孩的故事。整个故事只有四个情节，第一个情节是她在公司是一个处处被人使唤的便利贴女孩，但她乐此不疲，认为能者多劳；第二个情节是她在公司联谊时候总是被叫去凑数，但她觉得收获很多，人缘好又可以吃得饱；第三个情节是她目前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但她心态很好，金融危机跟她关系不大；第四个情节是讲述她的爱情，男朋友只有一辆摩托车而且还经常抛锚，她却忠于爱情，安慰男朋友说“这样最好，我们一起散步回家吧”。白领女孩将社会上层和下层的两面具体化为生活的幸福与不幸，这个迷思的结构可以用下图来加以模式化。

社会阶层的上层和下层这组词汇被隐喻性地转化为“生活的幸福和浪漫”与“生活的不幸和乏味”这一对等词汇上来，概念缩小了但意义更加具体而变得容易接受，而这两组词汇的差异却在白领女孩这一对立统一体上完全瓦解。女孩的生活确实窘迫地位不高，但她却能将这一状态在自己的调试之下转化为一种幸福和浪漫。生活的幸福与不幸就是社会阶层高低的一个具体的隐喻，而女孩则是生活的幸福与不幸的具体隐喻。

迷思的转变是渐进式的演化，而不是革命。对一个品牌的迷思同样需要长期的自然化的过程，才能够让受众将核心理念与其产品联系在一起。就像将万宝路的香烟与西部牛仔、可口可乐与美国自由联系在一起一样。

三、结语

一则广告的成功，在于当下对目标受众的吸引，更在于对长期的品牌塑造的贡献。正是由于PayEasy品牌的系列广告的持续塑造和强调，才有了今天消费者心目中的PayEasy。本文选取其中的一个广告篇加以分析得出的结论，其实具有着系列广告的普遍意义。

同样，广告之所以能够逐渐地塑造品牌的前提和基础是广告的大范围传播，然而大范围传播的基础则是对社会和文化意义的深层解构和重组，让受众得到潜意识中文化意义的认同和暗示，这种认同和暗示反映在表象上即是对广告的认可和不信任感的终止，从而巩固其对该品牌产品的信赖和购买欲望。

推销和叫卖的时代已经末日黄昏，一个成功的广告人首先应该具有对社会深刻理解和解构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彭卓.电影《刮痧》的结构主义分析[J].时代文学（下半月），2011.4.

[2]孙岭，张莉.二元对立视域下的《了不起的盖茨比》[J].时代文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