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范文

结构主义篇1

似乎是离很远的东西。即使是一些专业的文学工作者，如果不太接触西方理论，也很可能会不以为然地说：“结构主义是什么东西？有什么了不起？”事实上，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早已渗透进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思想方法上的一场广义的革命。结构主义诞生之后，它像一把利剑一样改变着人们看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并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个角落：作为文化思潮，它涉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部门，如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作为文艺思潮，结构主义几乎影响到文学艺术的所有领域，从理论到创作，从小说、戏剧、诗歌到电影。这一思潮还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国际影响，从60年代中期开始，它以法国为中心，迅速扩展到英、美、西德、意大利、丹麦，并对苏联、东德、波兰、捷克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产生了影响。它是战后继英美新批评派和法国现象学派而成为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界的第三大思潮。有人认为，从60年代以后，“结构主义的人”取代了“存在主义的人”。

那么，是谁制造了结构主义这么一把无坚不摧的利剑呢？

谁制造了结构主义？

没有一种思潮可以在一夜间形成并名震天下，结构主义也不例外。尽管结构主义思潮的黄金时代是20世纪60年代，但它并不是在60年代才形成，也不是诞生于法国，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岁月。当时西方有一部份学者对现代文化分工太细，只求局部、不讲整体的“原子论”倾向感到不满，他们渴望恢复自文艺复兴以来中断了的注重综合研究的人文科学传统，因此提出了“体系论”和“结构论”的思想，强调从大的系统方面（如文化的各个分支或文学的各种体裁）来研究它们的结构和规律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1922）中所表达的见解：世界是由许多“状态”构成的总体，每一个“状态”是一条众多事物组成的锁链，它们处于确定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就是这个“状态”的结构，也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这是一种最初的结构主义思想，它首先被运用到了语言学的研究上。

出生于瑞士的斐迪南·德·索绪尔是将结构主义思想运用到语言学研究的始作俑者，他在长期的语言学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与19世纪在语言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比较语言学的观点相对立的新观点。比较语言学把一些语言事实当作孤立静止的单位对待，只注意了它们的历史比较，而忽视了语言要素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关系；忽视了语言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索绪尔则把具体的语言行为（“言语”）和人们在学习语言中所掌握的深层体系（“语言”）区别开来，把语言看作是一个符号系统。产生意义的不是符号本身，而是符号的组合关系。语言学是研究符号组合规律的学问。索绪尔使用的词虽然是“系统”而不是“结构”，但意思是一样的。他把语言的特点看作是意义和声音之间的关系网络，纯粹的相互关系的结构，并把这种关系作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这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要理论原则。索绪尔的理论在他死后由他的学生整理出来以《普通语言学》的书名出版，对结构主义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索绪尔也因此被人们敬称为“结构主义之父”。

1945年法国人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发表了《语言学的结构分析与人类学》，第一次将结构主义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到人类学上。他把社会文化现象视为一种深层结构体系来表现，把个别的习俗、故事看作是“语言”的元素。他对于原始人的逻辑、图腾制度和神话所做的研究就是为了建立一种“具体逻辑”。他不靠社会功能来说明个别习俗或故事，而是把它们看作一种“语言”的元素，看作一种概念体系，因为人们正是通过这个体系来组织世界。他随后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引起了其他学科对结构主义的高度重视，于是，到了60年代，许多重要学科都与结构主义发生了关系。一个如火如荼的结构主义时代到来了。

结构主义为什么能在60年代的法国流行起来并如日中天呢？其原因大概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结构主义最好被看作既是我概述的社会和语言危机的表现，也是对那种危机的反应。它从历史逃到语言－－这是一种讽刺行为，因为正如巴尔特所看到的，没有什么行动在历史上能更有意义。”战后的法国和其他曾经将版图延伸到国土之外其他土地上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因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法国的学者们已不能自由地出入曾经是他们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实地考察，重实地调查、轻理论分析的研究方法已不再适合他们，结构主义的出现，正好迎合了他们的需要。这大概也是结构主义的大师们看上去都是“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学教授”的原因。另外，战后法国经济飞速恢复与发展，以“他人是我的地狱”为宗旨的存在主义哲学同现实格格不入，人们对“个人”、“存在”、“自我意识”等等这些存在主义的概念失去了早先的热情和兴趣，结构主义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存在主义的否定的思潮而兴起。结构主义认为：“我”、主体，既不是自己的中心，也不是世界的中心，这样一个中心，根本不存在。

于是，在存在主义的退潮声中，以后起之秀身份出现的结构主义思潮紧锣密鼓地登台亮相了。

结构主义方法论

结构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学说，而是一些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家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共同应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其目的就是试图使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能像自然科学一样达到精确化、科学化的水平。

结构主义的方法有两个基本特征。

首先是对整体性的强调。结构主义认为，整体对于部分来说是具有逻辑上优先的重要性。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复杂的统一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性质都不可能孤立地被理解，而只能把它放在一个整体的关系网络中，即把它与其它部分联系起来才能被理解。正如霍克斯所说：“在任何情境里、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再如索绪尔认为，“语言既是一个系统，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而且其中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能是因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因此，对语言学的研究就应当从整体性、系统性的观点出发，而不应当离开特定的符号系统去研究孤立的词。列维·斯特劳斯也认为，社会生活是由经济、技术、政治、法律、伦理、宗教等各方面因素构成的一个有意义的复杂整体，其中某一方面除非与其它联系起来考虑，否则便不能得到理解。所以，结构主义坚持只有通过存在于部分之间的关系才能适当地解释整体和部分。结构主义方法的本质和首要原则在于，它力图研究联结和结合诸要素的关系的复杂网络，而不是研究一个整体的诸要素。

结构主义方法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对共时性的强调。强调共时性的研究方法，是索绪尔对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有意义的贡献。索绪尔指出：“共时‘现象’和历时‘现象’毫无共同之处：一个是同时要素间的关系，一个是一个要素在时间上代替另一个要素，是一种事件。”索绪尔认为，既然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同时并存的，因此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是共时性的。至于一种语言的历史，也可以看作是在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内部诸成分的序列。于是索绪尔提出一种与共时性的语言系统相适应的共时性研究方法，即对系统内同时存在的各成分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它们同整个系统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方法。在索绪尔的语言学中，共时性和整体观和系统性是相一致的，因此共时性的研究方法是整体观和系统观的必然延伸。

走近两位结构主义大师

（1）结构主义之父－－－索绪尔

出生于瑞士的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一生最重要的阶段是他在1906年到1911年他去世前的几年间他在日内瓦大学讲授普通语言学的课程，建立起与传统语言学理论完全不同的语言学体系。在此之前他做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了这一事业作铺垫：他年轻时曾经在日内瓦大学和来比锡大学读书，并从事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工作，于1878年完成了《论印欧系语音元音的原始系统》的著名论文，引起轰动。此后，他又在柏林大学和来比锡大学继续深造，1881年到巴黎的高等研究学院教授梵语，并兼任巴黎语言学学会秘书，建立起法兰西语言学派。他还来不及将他的讲稿编写成书就与世长辞。后来，他的学生们根据他的一部份手稿、材料和同学们的笔记，编辑整理成了《普通语言学教程》，于1916年出版，从此，他的语言学理论便以极大的冲击力和影响力被扩散到全世界，并渗透到各行各业的研究中。其影响正如美国学者戴维·罗比所说：“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是使语言学改变发展方向的最重要因素，它的强大影响使现代语言学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超越了纯粹文学语言问题而产生出有关整个文学甚至整个社会文化生活的性质和组织的新理论。” 由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引伸出来的一些普遍性的结构原则，在日后成为结构主义思潮的一些重要方法论的基础，也就是说这些普遍性的语言学原则包含有结构主义的基本思想，这就是索绪尔对结构主义的最主要贡献。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划分引发出结构主义重分析结构的方法。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第一性的，而言语是第二性的。语言是社会性的，是一种抽象记忆的产物，语言优于言语，言语的意义源于语言；语言不是如词典式的集合，而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一种规则的躯干，它是各种因素间关系的系统。而言语是个别性的，是创造的产物，是种受经验控制的线性形式，是一个特定制造的事件。正是因为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划分，才产生了结构主义的一个无处不在的法则：“结构主义者的最终目标是永恒的结构：个人的行为、感觉和姿态都纳入其中，并由此得到它们最终的本质。”它也表明了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语言－－即系统－－是一种自主的、内在化的、自我满足的体系，它不与外界的实体的事物发生关系。

其二，索绪尔对能指和所指的区分引发了结构主义对“意义”的追求。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要求相比，结构主义者更感兴趣的是事实背后的意义，而不是事实本身。这是因索绪尔视语言自身是个符号系统引发而来的。索绪尔认为，声音和书写形式仅是传递意义的符号，任何符号如没有意义，它就不是语言。他的对于符号及其构成关系的强调，导致后人建立了“符号学”。在符号学家看来，现实中任何东西如穿戴、人的行动等，都可视为符号，因而都可建立一个有关穿戴、人的行动等的符号系统。索绪尔视语言为一种符号系统也是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意义的构成只取决语言的各种关系（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所谓语言，就是一个个相互依赖的要素（亦即能指／所指）所组成的符号系统。

其三，从索绪尔对共时分析的追求引发出在特定时空中的定性研究法。共时分析是结构主义者最喜欢用的分析方法之一。结构主义的另一个基本思想也包含其中，即语言符号的识别，只能借助于它与其他语言符号的关系和差异。

事实上，后来的结构主义者正是把索绪尔的各种语言学原则泛化为一切事物的共同性特征，并且将能指与所指、语言和言语、共时性和历时性、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等一系列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对立概念上升为一种固定的二项对立的关系，从而形成一种普遍的结构分析原则，并借用语言学的规则、术语去讨论一切社会－文化现象。而索绪尔关于

语言的符号性质、语言符号系统的内部规律更被用来对文学现象进行分析，用语言学原理对文学的功能系统作出解释，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

（2）结构人类学的缔造者－－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

列维·斯特劳斯1908年生于法国，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神话学家和人类学家，也是法国结构主义的领袖人物。他早年就读于巴黎大学，1935年到巴西圣保罗大学教授社会学，并用了4时间对巴西的原始部落进行民俗学、人种学的调查考察。二战开始，他曾回法国服兵役，巴黎陷落后，他旅居美国，结识了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的领袖人物、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在他的影响下，列维·斯特劳斯把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运用于人类学和神话学研究，用语言学的模式来解释亲属关系和神话结构，从而对结构主义运动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他的大量著作；《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1949）、《热带的忧郁》（1955）、《结构人类学》（1955）、《野性的思维》（1962）和《神话学》（四卷本）（1964－1971）奠定了把结构主义方法引入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基石。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社会是由文化关系构成的，而文化关系则表现为各种文化活动，即人类从事的物质生产与精神思维活动。这一切活动都贯穿着一个基本的因素－－信码（符号），不同的思想型式或心态是这些信码的不同的排列和组合。他通过亲属关系、原始人的思维型式和神话系统所作的人类研究，试图找到对全人类（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心智普遍有效的思维结构及构成原则。他认为处于人类心智活动的深层的那个普遍结构是无意识地发生作用的。其结构主义方法主要有如下原则：

（一）对整体性的要求；

（二）整体优于部分；

（三）内在性原则，即结构具有封闭性，对结构的解释与历史的东西无关；

（四）用共时态反对历时态，即强调共时态的优越性；

（五）结构通过差异而达到可理解性；

（六）结构分析的基本规则：

1．结构分析应是现实的；

2．结构分析应是简化的；

3．结构分析应是解释性的；

等等。

列维·斯特劳斯把结构主义方法应用于神话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也是举世瞩目的。他对神话的考证、确定某一神话的原始真实版本和内容没有兴趣，他所进行的工作是想从神话研究中找到对所有人类心灵普遍有效的逻辑或思维原则，用他的话说，就是全人类的心灵都具有的原始逻辑或“野性思维”。从现代社会的文化中是难以找到这种普遍的野性思维的原则的，因为科学技术的发达和普遍的教育驯化，使现代人的心灵充满了各种特殊的逻辑或思维方式，那种原始的逻辑或野性思维已被掩盖或被埋起来了。神话是不受时间影响的“冷”社会的文化，从中将能寻求普遍的原始逻辑或野性思维。

列维·斯特劳斯在神话学研究中所提供的语言学方法，实际开了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先河，他的神话分析也就成为一切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一个摹本，他所提出的著名论点－－每一个具体神话的各自单独的叙述，即神话言语，都是从神话的语言的基本结构中脱胎而出并从属于这个基本结构的－－也就成为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并为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结构主义是在现代主义这个广阔的背景下产生的若干思想运动之一，后结构主义则是在后现代主义这个广阔的背景下最早产生的思想运动之一。后结构主义以其鲜明标志区别于结构主义：消解形而上学传统。后结构主义的消解策略是以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为主要对象和背景来展开的，它所提出的解构对于文化分析和文化批判确实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关键词】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阅读

【正文】

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在20世纪掀起的思想波澜已无需赘言，更无需按部就班地作一番导论式的介绍。因此本文主要以对比的方式来勾勒出它们各自对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影响，其中以凸现后结构主义的文化贡献为主要着眼点。后结构主义作为一场思想运动，其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从文学批评、文化研究、政治理论、社会学、民族志、历史学到精神分析等诸多领域，后结构主义的踪影几乎无处不在，至今仍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当然，要对后结构主义进行讨论，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便是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划界问题。

一、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划界

不可否认，后结构主义产生于结构主义，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对结构主义的反动。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不少学者认为对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进行划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注：杨大春，1998，第64页。）不过，这反倒给了我们一点启示：既然无法对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作出界限分明的划分，那么不如将着眼点落于二者之间的延续性和对立性方面，由此来澄清二者的异同。这种做法既可以省去许多不必要的争论，又可以使二者各自有一个清晰的轮廓。

结构主义，简要地讲，起始于索绪尔和雅各布森的语言学著作，后经列维-斯特劳斯的发展，成为人类学中的一种文化分析方法论。到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在法国，其影响不仅波及到其他社会科学学科，而且通过巴尔特等人的叙事学和符号学研究又扩展到文学批评、历史学乃至哲学等领域。可以说，50年代是一个以结构主义为主导批判话语的年代，它取代了40年代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思潮的地位。然而，在50年代中期，某些结构主义话语的实践者，如巴尔特，已经开始去超越结构主义内在的局限性；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现了新一代的批评家，其中包括M.布朗绍和G.巴塔耶；这些后结构主义批评家深受尼采、海德格尔以及更为自由的思想传统所影响，他们的目标并不仅仅限于拆解结构主义，而是有更远大的目标，只是由于结构主义在当时占据着主导地位，所以他们只能暂且采取一种批判战略。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结构主义是西方形而上学思想传统的最新形式，对于结构主义的批判是作为对于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的序幕。（注：Surber，J.P.，1998，p.191.） 从这样一种背景去看，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的划界往往在于如何去理解后结构主义的这个“后”字(post)，因为这是许多争论的焦点所在。（注：Edgar，Andrew&Sedgwick，Peter，(eds.)，1999，p.299.）如果从“强”意义上去理解，后结构主义是对结构主义的一种超越和替代；如果从时序的角度去理解，那么后结构主义则是朝着某些新的方向发展和扩展了结构主义。从结构主义的发展脉络来看，它最初是作为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它本身明显带有一种理论上的反人本主义的色彩，因此明确地反对以往的“主体中心化”的思想运动。从这一点上来看，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显然存在着延续性，只不过后者的理论主张并没有走出形而上学的怪圈，而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将它所要反对的东西重新表现出来。后结构主义从索绪尔的语言学纲领中得到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启示，却没有停留在结构主义的基本前提上，而恰恰要对结构主义进行拆除，进而去消解任何以“启蒙”的知识和真理观念为前提的理论。

因此，后结构主义的“后”字可以理解为对以往种种“主体中心化”理论立场的全面告退。换一个角度讲，如果说结构主义是在现代主义这个广阔的背景下产生的若干思想运动之一，那么后结构主义则是在后现代主义这个广阔的背景下最早产生的思想运动之一。也可以说，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分野，如同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分野，尽管很难从时间上作出确切划定，但是后结构主义以其鲜明标志区别于结构主义：消解形而上学传统。

二、后结构主义的标志：消解形而上学传统

消解形而上学传统，（注：严格地讲，应该是“解除形而上学的中心作用”，因为“消解”(decentre)一词原本的意思是“去掉……的中心”或“非中心化”，后来在中文的使用中逐渐简化为“消解”，从字面上反倒看不出与“中心”的关系。不过，这对理解上似乎并未造成太大的妨碍。）无疑是后结构主义最显著的标志。然而，这并非是后结构主义的首创，而是对德国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尼采和海德格尔的思想的进一步拓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尼采和海德格尔是后结构主义的最重要的历史先驱，因此我们不妨从尼采和海德格尔那里来追寻后结构主义的思想源泉。

1.对于西方文明的总体批判

在现代思想家当中，尼采是对所谓的西方传统展开彻底、全面和持久的批判的第一人。在尼采看来，柏拉图关于不变的理念世界与流变的感觉世界的区分所确立的这种基本对立主导了欧洲思想和历史进程。按照尼采对柏拉图的解读，在这种区分下，我们的现实世界在与另一个更完善世界的对比之下被贬低了。那么曾被尼采称之为“大众的柏拉图主义”的基督教从本质上讲正是建立在柏拉图的这种对立之上的，因此基督教要去宣扬此世苦行来世回报的教义。虽然现代性对于宗教的怀疑削弱了对于来世的信念，但并未成功地将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所否认的意义或价值归还于当下世界。其结果便是虚无主义，即在整个西方文明中盛行的一种无意义或无价值感；尼采以“上帝死了”这句名言恰到好处地表达了这种虚无主义状态。

海德格尔正是由于全面地研究了尼采才在思想上发生了转变，从现象学研究转向了总体批判。尼采对于西方文化的指责主要采取的是一种道德批判形式，针对的是其宗教和政治基础，而海德格尔则将欧洲文化的道德虚无主义看作为某种更深层次的东西的征兆。在海德格尔看来，当思想被禁止提出最为重要的问题，即存在的意义这一问题时，虚无主义就深深印刻于西方文化的起源，其最终结果是当下世界的虚无主义。在这个世界中，科学和技术实际上成为一种自主的力量，最终实现了对所有人类事务的支配。而人类本身却在越来越受管制的生命中失去了意义感或价值感。海德格尔认为，超越这种虚无主义之路在于对西方文明展开一种总体批判，彻底拆除其最深层的和最基本的假定，从而为建立一种新兴的存在与人的关系扫清道路。达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并不是另一种哲学或意识，而是更新的和更为本真的，不再受逻辑、科学和现代技术所支配的经验言说和思维方式。

海德格尔的这种反思方式使得其后来的著述越来越诗意化，甚至神秘化。就这方面而言，后结构主义者总的来说是倾向于追随海德格尔，同时在许多方面仍然贴近于尼采的批判立场，但是后结构主义者对于尼采的接受主要表现为认同尼采对西方文化所作的宣判：西方文化最终是由哲学所决定的，欧洲哲学在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因此任何批判工程必须首先从总体上去动摇和拆除与西方形而上学相关的假定和观念。

2.求真意志与权力意志

尼采在寻找西方文明的虚无主义轨迹的驱动机制中发现，虽然西方哲学及其旁系是以求真意志为其特征的，但这不过是一种更基本的和更普遍的原则—权力意志的历史变体。按照尼采的分析，权力意志不仅仅是个人欲望的一种功能，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形而上学原则。这一原则规定着一切，从自然、社会乃至人的存在，以至于任何事物最终要设法获得其存在都必须划出其形而上学的势力范围。海德格尔认为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是西方形而上学的顶峰，是表达西方传统的最终意义的最后一个伟大的形而上学观念，由此可以走出权力的专制去迎接存在与人的新关系的黎明。

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海德格尔对于尼采的权力意志的解释表明，总体批判的最终目的是去揭示所有文化话语、文化制度以及文化实践是如何在特定的权力形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及如何被用来去支持和强化这些形态的。后结构主义者认为，权力问题并不仅仅是某些形式的经济组织的历史特征或附随现象，而是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和话语赖以生存的基础，从而可以借此来抵御任何严厉的政治批判。

3.语言的中心性

如果说尼采以“真实的幻觉”揭示了西方形而上学的虚假性，那么海德格尔经过反思之后提出了“语言是存在的家”

这一著名论断。（注：Surber，J.P.，1998，p.188.）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形而上学对于人类经验和思想的控制是逐渐地渗透于我们的话语方式，因此必须从语言中去寻找这种控制的根基。那么要重新发现存在的意义，则必须首先确立一种新的语言观和一种与语言的新的关系。显然，尼采和海德格尔对于形而上学的揭示预示了对语言的中心性的消除。

后结构主义汲取了尼采和海德格尔的见识，将话语及其在不同文本的具体作用列为其批判纲领的核心。他们认为，话语与人类关系连接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对文本中的操作机制进行批判就等于批判文化本身。事实上，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文化即是其各种话语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对文化展开批判即是去揭示形形色色的文化文本显现其特定的权力形态的方式，去揭示为什么文本偏爱于某些术语、隐喻和修辞而压制其他对于文本的意义同样重要的术语、隐喻和修辞。那么，所谓彻底的批判的目标则是去揭示文化文本所造成的“真实的幻觉”，去揭示建构文本所经由的偏爱和压制的过程，从而让人们认识到占主导地位的术语和隐喻如果没有正是它们试图加以遮蔽和压制的这些限定便不会有任何意义。换言之，如果语言是隐喻的集合，而这些隐喻在其起源被遗忘时又成为固定的客观术语或真实概念，那么彻底批判的任务则是通过揭示其历史的、偶然的和任意的谱系来产生一种非神秘化（祛魅）作用，彻底揭穿其妄称客观真理的虚假面目。

应该指出的是，后结构主义的批判之所以往往带有似乎让人难以理解的怪僻风格，其原因显然与这种语言观有着直接的关联。因为后结构主义者认为，语言从本质上讲是语言手段和修辞手段的一种复杂和动态的相互作用，而不是作为一组所谓带有真实性的命题来加以分析的某种东西。同时，从后结构主义者的愿望来讲，他们是不惜一切代价来力求避免建构另一种“真实的”或“概念的”话语，因为这样的话语会使他们陷入他们要去批判的陷阱，这样后结构主义自身的表述风格便成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后结构主义者那里，其批判话语的风格并不是一种随意的或突发奇想的选择，而是一种批判手段，用来对他们所批判的文化话语的术语进行例示、折射、颠倒或游戏。因此，后结构主义的基本策略并不是力图陈述关于某一文本的某些真实论题，而是让其话语风格产生工具、折射和离变作用，进而教授读者如何自己来批判文本，也就是说其目的不是设法让读者相信某种真实的或客观的文本解释。不过这样一种策略是否成功仍然是一个问题。 4.消解策略

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到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峰，那么要理解后结构主义的“消解中心”策略——即消除传统形而上学的中心性——则需要以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作为出发点。黑格尔的宏大哲学综合是建立在三个不可分割的断定的基础之上的。

首先，关于现代哲学的发展（开启于笛卡儿的“思想的我”这一概念，后经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费希特和谢林作了进一步的发展），黑格尔认为西方传统的最高境界乃是自我意识即人的意识的最终实现，也就是说主观性意识到自身是所有现实、真理和存在的来源。在黑格尔看来，虽然苏格拉底的名言“认识自己”为西方哲学确立了基本议程，但是，苏格拉底的这一规劝只是在后基督教即现代世界才最终得以实现。因此，黑格尔以最为极端的形式确立了意识或主观性的中心地位，认为意识或主观性是所有真理和存在的中心，是不可反驳的终极法庭，它负责裁决一切有关真理、意义和人的价值的断定。在黑格尔看来，一切存在都无法拒绝纳入自我意识所代表的绝对和封闭的循环：自我意识的主体没有“自身之外”（outside，出位）和“他物”（other，他者），（注：Surber，J.P.，1998，p.189.）因此它标志着神在人间的真正的道成肉身，虽然仅仅表现为图形或符号的形式。

其次，与这些思想紧密相连的是黑格尔的文化观，尤其是他把哲学视为文化的最高体现的观点。在黑格尔看来，西方文明的真正可以流芳千古的成就，乃是像黑格尔这样的伟大的哲学家所提出的思想和体系，因为每一位哲学家都表达了他那个时代的最高形式的纯理性思想。也就是说，每一位哲学家都体现出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的自我意识或主观性。黑格尔对于文化和历史的这种解释之根本，在于认为所有文化文本最终必然是哲学的，因而也是合理的，因为它们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哲学所最为清晰表达的“真理”。不过黑格尔认为，将一个文本视为合理的，意味着文本是一个有内在连贯性的有机统一体，它表达的是贯穿于全部文本的惟一的主导思想。换言之，按照黑格尔哲学范式的解释，文本应该被看作为完全明晰的中介，直接地和毫无扭曲地把作者的合理统一的思想传达给读者。对于在哲学上自我意识的解释者来说，他应该能够把握赋予文本以生命的本质和统一的概念，文本的具体内容或风格与其哲学意义和意谓全然无关。后者只能是连贯的、统一的和合理的。因此，黑格尔将文本视为合理的、统一的和中心化的观点，与他把自我意识的主体视为所有文本的最终来源是完全对应的。

最后，黑格尔的观点意味着，历史绝不能被看作为仅仅是经验事件的偶然排列，或各种传统的一种复杂织体(texture)。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在自我意识的主体的发展过程中对现代哲学的统一的、必然的和合理的展开。哲学的历史构成了历史本身的真正本质和范式，因此真正的历史只能是理性的和合理的。实际上，黑格尔甚至走得更远，认为历史是一种普遍的、超越个人的“世界精神”达到自我意识，是对注定要发生的进步所作的一种惟一的、统一的和始终如一的叙述。这种历史观，用黑格尔的一句名言来讲，就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现实的”；那么去解释历史文本不过就是确定它们在自我意识的主体性的这个支配一切的目的论的发展过程当中所发挥的特定作用。

虽然黑格尔以后的几代思想家对黑格尔的哲学抱以摒弃的态度，但是黑格尔哲学赖以为基础的基本概念依然产生着影响。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后结构主义者就是试图一劳永逸地消除西方形而上学的这些残余，他们为此而采取的批判策略则旨在消除形而上学的核心观念。

于是，拉康去消解主体，德里达去消解文本，福柯去消解历史。虽然他们的侧重点各有不同，采用了不同的批判话语，但是他们的消解策略之间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因此要在他们的观点之间划出明确的界线反倒容易引起误解。不过，无论哪一位后结构主义者，他在进行消解之前首先要超越结构主义的种种二元对立。或者说，后结构主义的消解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的为主要对象和背景来展开的。

三、超越二元对立

后结构主义的产生恰恰以结构主义作为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讲，后结构主义是在超越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的过程中来具体实施自己的消解策略的。所以说，消解并不是一种空洞的理论设想，而是具体的理论建树。众所周知，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观念，在于认为一个文本或现象的表层结构与其深层结构之间可以清晰地划分出一条界线，而在后结构主义看来，这种区分不过是在重申生成与存在、意见与真理、表现与实在、现象与本体等等传统形而上学的区分，而且在每个对子中总是轻前重后。后结构主义认为，在每个对子中前者与后者是完全相互依赖的，因此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之间的区分是假定的，是意义或意指(signification)游戏的产物，并不是现实的或终极的区分。不仅仅是深层结构必然要左右表层结构并在表层结构上显现自身，而且表层结构往往要反抗，打破乃至否弃深层结构的所谓逻辑。更具体地讲，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寻找任何文本的意义并不应在文本本身背后或底层的深层结构中去寻找，而应在文本自身要素的不断转换的意义游戏中去寻找。

这样，后结构主义以结构观念的一系列二元对立作为突破口，进而揭示二元对立是人赋予对象的，而不是对象本有的，它是一种构想的结构，是一种人为的游戏。然而，这种突破是具有真正的认识论意义，还是走入了一种更加极端的主观主义？或许，后结构主义的对于二元对立的超越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补救，也就是说在结构的观念处处捉襟见肘的时候，后结构主义以一种更加令人迷惑的意义游戏把人们引入一个更加远离自然世界的文本世界。这中间既可以看到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断裂，也可以看到二者之间的延续，值得注意的是，断裂可能是一种假象，它掩盖的也许是一种转换或延续。从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的所谓超越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种超越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或者说是一种游戏方式的转换。

1.能指与所指的关系

结构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源自索绪尔关于记号的定义。索绪尔把记号定义为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之间的关系，后者被看作为一种心理概念。他认为这种关系是任意的，因为从其根基上来讲并不存在任何自然关系。然而，一旦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被确定，由此产生的记号往往被看作为语言系统中的一个相对稳定的单位。对于这种稳定的、静态的结构，后结构主义者显然不能予以认同。于是他们在能指与所指前面加上“可变”(sliding)一词来标明同结构主义的分歧。所谓“可变能指”与“可变所指”的概念无非是把一种静态的概念转换为一种动态的概念。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在语言的实际使用中，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总是在不断地转换和变化，因此同一能指在不同语境或不同历史时期可以根据与之相关的所指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后结构主义以语言的文学使用，尤其是以诗体和修辞手段作为例证，来强调意指的创造性和不确定性，从而与结构主义的僵化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尤其是他们指出诸如隐喻和转喻这些手段比之结构主义拘泥字面意义(literalism)的做法更能体现语言的实际性质。从后结构主义的观点来看，结构主义所描述的语言结构正如尼采所言，不过是隐喻和其他比喻的残余物，它们通过不断的重复和流传而丧失了其诗的光泽。（注：Surber，J.P.，1998，p.192.）那么，后结构主义者显然是要将诗意归还于语言，因为“语言本身在本质的意义上是诗”（海德格尔语）。这种诗意乃是真正的意指所在，它如同海神普洛透斯千变万化，稳定的语言结构是无法捕捉到这样一种品质的。 2.语言与言语以及封闭问题

后结构主义者沿着同样的思想轨迹，拒斥了结构主义关于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之间的严格区分。后结构主义的可变能指与可变所指关系的蕴涵是，一个语言系统的意义可能性不可能脱离语言的实际使用，因为在语言活动的实际发生当中，能指与所指之间总是在铸造新的和有创意性的关系，语言系统本身总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那么，一种语言绝不可能是一个固定的、给定的和封闭的意义可能性母体，实际的言语活动可以从中进行选择，而充其量只能是一个语言创新的历史档案馆，某些意义可能性不断地被抛弃，其他的可能性又不断地补充进来。

后结构主义特别批判了结构主义关于语言系统或它们所产生的文本的封闭性(closure)的假定，认为这种假定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残余。对此，后结构主义提出了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语言和文本是彻底开放和多义性的。这就是说，语言和文本可以传达多重意义，接受多重的解释。因此，语言和文本是进行意义游戏的开放空间。

3.共时性与历时性

虽然结构主义把共时性与历时性作为一个二元对立提出，但是其分析显然更注重于前者，即语言、文本或文化的共时维度，而对其历史的，即历时的发展的注重则逊于前者。后结构主义无意去重新进行历时性的历史叙事，它的关注点是指出共时性与历时性区分的人为性和不充分性。显然，一个“时间片段”是从一个动态的时间过程抽离而来的，正如同任何动态过程都可定格于某一个点，从而产生一个时间剖面进行分析。过程与剖面始终是同一现象的正反面。然而，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更为关键之处在于：正如同结构主义的共时性分析所寻求的系统结构实际上是由于压制意义游戏而产生的一种幻觉，历时性分析所产生的明显的时间延续性同样是有效假定的人为效果。不仅语言及其文本自身是开放的和多义的，而且它们的产生、接受以及相互影响的历史不能按照某

种连续的或没有断裂的弧形来勾勒。后结构主义者意在指出，各种不同的语言产物和文本是随着时间以相当任意的和不可预测的方式相互影响、相互借用、相互评注，而且经常是相互削弱对方的表面意义。为此，后结构主义有时使用“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一词，以唤起对于随着时间而进行的文本游戏的注意。这样，后结构主义拒斥了任何关于某种无所不包的历史发展过程的观念，允许各具特色的文本去相互影响、相互对抗。

4.作为纵向聚合关系的书写

作为结构主义的奠基者，索绪尔对于口头语言的注重显然胜过书面语言，因而“说”处于一种特权位置，而“写”则处于次要位置。在他看来，写只不过是一种“关于记号的记号”(signofasign)，（注：Surber，J.P.，1998，p.193.）是对口头语言进行编码的第二级的即辅助的工具，其自身并没有任何真正的语言学意义。因此，在结构主义的纲领中，写从未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后结构主义则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缺陷，认为对写的压制是结构主义所沿袭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一个典型特征。于是，后结构主义者反其道而行之，对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重要性进行了颠倒。首先，后结构主义者认为，重口头语言轻书面语言，或者重生动的说轻无声的写，自然导致结构主义从心灵的角度或其概念思维过程来推断结构的某种最终来源。比如，列维-斯特劳斯就曾经认为，他所研究的结构是人类心理或文化的固定和不变的特征，（注：Surber，J.P.，1998，p.193.）而这中间所蕴涵的恰恰是后结构主义要去否弃的那种本质主义观点；其次，认为说而不是写是语言的纵向聚合关系的表现，往往加剧了结构主义对于意义游戏和意义多义性的理论盲目性，因为这无形中是鼓励这样一种观点：原则上，任何陈述的意义都可以通过进一步追问说话者来澄清和确定。当然，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在书面文本中发生，但是在结构主义那里，关于确定意义的说话者的在场的观念自然地扩展到关于写的观念。因此，结构主义往往像理解语言系统本身那样去理解文本，将文本理解为封闭和统一的整体，具有与作者建构文本时的意向相对应的确定意义。

在后结构主义看来，写为理解语言的实际功能提供了一个更为充分的聚合关系。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写本身呈现为一个表层上的有形标识组合，它们由不同的间距（spacing，间隔）和标点来分隔，而写者即这些标识的制造者往往并不在场，无法进行澄清。恰恰是写的物质性表现了它的人为构想的性质及其记号的“在场”与间距的“不在场”之间的游戏。这就是说，写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整体，而是一个多义的构成，具有许多“开放”点，解释可以从这些开放点进出。作者作为对其自己的书写的“权威”，他的不在场恰恰显示出读者的活动的重要性。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并不仅仅是去重视作者所要表明的意义，即按照作者在一种语言中选择的结构可能性来确定的意义，而是在读者自己的解释语境中去对书面文本进行破解，重新编码和游戏。

由此可见，所谓对二元对立的超越，无非是从一个语言的、科学的世界转入一个文本的、解释的世界，无非是从结构、逻辑、方法转换到解构、解释、游戏。这种突破能否完成对形而上学传统的彻底摧毁？

其实，无论是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解读，德里达的解构谋略，抑或福柯的考古学和系谱学，尽管对于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但是只能说他们完成的是一种认识视角的扩展，并不足以颠覆西方形而上学的根基，因为后结构主义本身不过是一种“没有主体的主观主义”。（注：Anderson，P.，1983，p.54.）简而言之，它只是对实证主义的声讨中的一种呼声而已，并不足以形成一种认识论上的革命。

当然，后结构主义并不单纯是一种语言游戏的循环，它所提出的解构对于文化分析和文化批判确实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四、方法与反方法之间：解构之谜及其社会和文化批判意义

正如同结构的观念当初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解构的观念一经提出同样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正如同当年英美人类学界对于结构方法趋之若鹜，一时间结构分析几乎弥漫于所有人类学研究，解构同样在70～80年代红极一时，特别是在美国“耶鲁”学派的推动和普及下，从文学批评领域扩展到整个文化研究领域。这说明解构并不是德里达本人的专利，并非他一人所玩的“游戏”。解构之所以成为一股“思潮”，正因为解构已经走入了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解构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解构，而是具

结构主义是二十世纪下半最常使用来分析语言、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方法之一。不过，“结构主义”并不是一个被清楚界定的“流派”，虽然通常大家会将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的作品当作一个起点。结构主义最好被看作是一种具有许多不同变化的概括研究方法。就如同任何一种文化运动一样，结构主义的影响与发展是很复杂的。

广泛来说，结构主义企图探索一个文化意义是透过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结构）被表达出来。根据结构理论，一个文化意义的产生与再现造是透过作为表意系统（systemsofsignification）的各种实践、现象与活动。一个结构主义者研究对象的差异会大到如食物的准备与上餐礼仪、宗教仪式、游戏、文学与非文学类的文本、以及其他形式的娱乐，来找出一个文化中意义是如何被制造与再制造的深层结构。比如说，人类学与民族志学家李维史陀（ClaudeLevi-Strauss）这位早期著名的结构主义实践者，就分析了包括神话学、宗族以及食物准备这些文化现象。

当用来分析文学时候，结构主义批评者会分析如一个故事中各元素的潜在关系（也就是结构），而非故事中的内容。一个基本的例子就是《西城故事》和《罗密欧与茱丽叶》的相似性。尽管这两出戏剧发生于不同的时间与地点，一个结构主义者会说它们是同一个故事，因为它们具有相似的结构。在这两个故事中都有一个女孩与一个男孩坠入爱河（或者可以说是+LOVE），然而他们的家族彼此仇恨对方（-LOVE），这个冲突最后经由他们两人的死而获得了解决。现在如果有另外一个故事是两个彼此友好的家庭（+LOVE）为他们的小孩安排了一场婚事，然而他们的子女彼此仇恨对方（-LOVE），而最后这场冲突的解决办法是两个子女用自杀来逃避这场婚事。一个结构主义者会说后面第二个故事是第一个故事的“倒置”，因为爱情价值以及两对团体的关系刚好是颠倒过来的。总而言之，结构主义者会说一个故事的“意义”在于将这层结构揭露出来，而非找出作者的意图。

结构主义篇2

一、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

国内外的学者都把阿尔都塞归结为结构主义者，甚至他本人也有这种倾向，这主要是因为在阿尔都塞从事“保卫马克思”运动时法国“结构主义运动”盛行，另一重要原因是他直接借用了结构主义者拉康的“症候阅读法”来研究《资本论》。

因此要研究他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必须要从他独特的研究方法入手。

（一）结构主义的方法论。

结构主义是人文历史学科的结构方法论，最早起源于20世纪初索绪尔提出的基本语言学结构主义原则，后来通过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家雅克布森，被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继承和发展，不仅影响了人类学的研究，而且深刻的影响了哲学和社会理论的研究。结构主义的方法也逐步贯穿于历史学、心理学、文学等人文学科。阿尔都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解读马克思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

结构主义强调整体性、非个体性和非历史性，这对于以反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保卫马克思”为己任的阿尔都塞来说，无疑找到了一种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也正因如此，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思想进行重新解释和论证的就带有结构主义的色彩。

（二）“症候阅读法”的思想。

阿尔都塞受到结构主义认识方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中的结构主义方法的模仿。在当时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把结构主义运用于人的无意识活动，认为无意识活动和语言学结构类似，认为一个作者的无意识结构往往在他写作时通过文字运行中标点符号的间断、论证的空缺、思想的沉默以及叙述的遗漏等表现出来。人们在解读的过程中，必须首先假设一个想象的理论模式，并以此来解释、说明一切问题。如能获得成功，那就表明找到了这种内在结构；否则，就必须重新更换或修改想象的模式，直到获得成功。

阿尔都塞认为对于马克思思想的不同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同对马克思的文本阅读方法密切相关，而阅读方式的不同又与文本本身的结构特点相关。阿尔都塞认为，任何以文字构成的著作都是一个双重构体：第一层是表层结构，即表面间的文字结构、语言间的逻辑关系等等；第二层是深层结构，即思维理论结构。为了能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的解读，阿尔都塞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法论思想提出了“症候阅读方法”，认为应该通过文字的阅读和分析，去挖掘出“字行之间”、文字背后的理论框架或内在的结构。文章的第二层即理论思维结构是著作无意识地投射于理论中的，通过一般的阅读方法无法获得，必须运用对症解读法才能“挖掘”出这种暗藏在深层的理论结构。

二、认识论上的决裂

阿尔都塞根据自己确立的具有结构主义色彩的症候阅读法，重新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首要发现便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个“认识论上的决裂”。正是由于这一决裂，使马克思彻底割裂了与旧哲学的联系，使其思想过程也就被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意识形态阶段和科学阶段。他认为这一认识论的断裂发生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阿尔都塞认为在1845年以前，马克思在理论上主张人性论，提出了“新式”的人本主义思想，但在本质上仍旧停留在人道主义尤其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的总问题的框架内，属于一种非科学的意识形态。从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到1857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主义进入了“认识论的断裂期”。“这一断裂和转变并不是一下子就以完美无缺的行使，产生出它在历史理论中和哲学理论中开创的新问题”。在此以后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与以前的经验主义、历史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想实现了“认识论上的决裂”，马克思的思想才进入了成熟的时期。

阿尔都塞指出，经历了“认识论决裂”之后的马克思哲学是一种与早期的人道主义立场，即意识形态相对立的科学，这包括三个方面：

（一）反人道主义。

阿尔都塞断言，是否坚持反人道主义立场，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成为科学的关键问题。

他认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对一切人本主义的理论进行了批判，把人本主义本身界定为一种意识形态而予以彻底抛弃。马克思又在与人本主义不同的科学的概念之上“制定出建立在崭新概念基础上的历史理论和政治理论，这些概念是：社会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经济其最后决定作用以及其他特殊的决定性因素等等”。他不再从人出发来解释社会历史，不再从人性中寻找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二）反经验主义。

阿尔都塞把实践分为理论实践和非理论实践，在他看来，知识和理论不是主体对客观现实的反应，而是一种纯粹理论的实践的产物。马克思进行理论创造的原材料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创造的方法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最后产生的是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纯粹的理论实践活动，而与经验主义所主张的具体的生产活动、政治斗争无关。

（三）反历史主义。

在阿尔都塞看来，历史主义和人道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是相辅相成的，但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清算了自己过去的思想，反对黑格尔那种强调同质的、连续的历史观念，不是历史主义。他提出，马克思强调结构的各个层次相对对立、相互制约的历史，马克思从社会整体出发来分析和揭示社会历史现象，其核心是“结构”，“首先思考整体的特殊结构，才能理解结构的各个环节和构成关系的共同存在的形式，理解历史的结构本身”。马克思否认了历史发展的过程和方向性，反对把历史归结为人的本质展开的统一过程，而主张在复杂的整体结构中分析历史结构。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同时反对历史主义、经验主义和人道主义，这是他实现“认识论断裂”并且建立科学理论的前提。这一认识论决裂和理论总问题的转换具有革命的意义，真正体现了马克思在人类哲学史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的实质，即从早期的非科学的、意识形态的立场转到后期的反人道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科学立场。

三、多元决定的辨证方法

阿尔都塞在研究中发现，马克思和黑格尔都强调矛盾对于推动事物运动的重要作用，但是他们所理解的矛盾却有着本质的差别，这也决定了他们的辩证法之间的区别是本质性的，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阿尔都塞看来，黑格尔虽然看到事物整体和各个部分的相互关系，但他强调矛盾的单一性、简单性和可还原性，试图以简单的还原主义来解释整体的复杂性，强调事物发展自始至终是单纯矛盾一元决定的，否认了发展的复杂性和结构性。因此黑格尔的辩证法体系虽然十分的复杂，但就其根本特征来说就是“一元决定论”。黑格尔坚持目的的因果观，只肯定整体对部分的决定作用，把社会发展的历史归结为绝对精神。阿尔都塞认为这主要是由其黑格尔的唯心史观所决定的，解放黑格尔辩证法必须首先剥去唯心主义的外壳，其次必须剥除与他的辩证法同本质的成分，也就是要改造其内核。

马克思的认识论决裂实现了总问题的转换，把黑格尔的头足倒置的体系颠倒过来了，把观念的辩证法归结到物质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一元决定论”相反，马克思所理解的矛盾是复杂结构整体的矛盾，况且这种复杂矛盾是非还原的，真正体现发展的矛盾。阿尔都塞认为只有建立在这种有结构的复杂矛盾运动基础之上的辩证法才可能是科学的辩证法。与他所提出的的复杂的矛盾观相适应，马克思理解的发展是多元决定的模式。在因果观上，马克思坚持结构的因果观，既肯定了整体性结构对局部性结构的决定作用，又坚持局部性结构对整体性结构的相对独立性。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正是以这种“结构的因果性理论”为基础承认社会历史发展种各种结构的不同作用。结构因果观在某种意义上也概括了阿尔都塞的辩证法理论和他重新解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它们都把中心作用分派给意识形态，分派给其独特角色在于使社会形态的活动神秘化的结构，分派给能够解释清楚社会整体的复杂情况的历史唯物主义。由此可见，马克思不仅与黑格尔的唯心史观彻底决裂，而且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彻底决裂，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多元决定论，把历史的本质归结为关系和结构。

阿尔都塞明确指出，多元决定的矛盾观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他直接体现在社会历史运动中。所以，阿尔都塞把马克思的科学理论称之为“结构的辩证法”，认为其实质就是以多元辩证法为指导的理论实践，并以此为指导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由各种相互依存的成分组成的有机结构的整体，结构的每一方面的力量都是均等的，其作用相互交织。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各种矛盾，不同的矛盾又可以汇成一股促使社会革命爆发的统一体，各自在社会变革中实现着自己的目的。由此可见，多元决定的矛盾观贯穿于马克思全部的社会历史思想之中。

四、结语

通过对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我们可以不难看出，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是阿尔都塞的一以贯之的理论出发点和落脚点。他关于“症候阅读法”的论述，关于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的划分，关于总问题的转换以及多元决定的矛盾观的分析，对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确实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他的思想中的不足之处：

首先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主张从主观想象的理论模式出发，虚构出一个“结构”，不是在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结构，而是基于他自己的想法而捏造出来的一个“结构”，实际上是一种主观主义的方法；其次，他关于“认识论断裂”的理论，并将“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定义为意识形态，将其与成熟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僵硬地对立起来，这在实际上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统一，否认了实践在理论发展中的作用，混淆了理论实践和物质实践的差别，否认了青年马克思和成熟时期马克思的思想的内在联系，从而违背了唯物主义的立场，陷入了唯心主义。再次，阿尔都塞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阐释马克思主义，但他基本上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径上讨论问题，他的论述虽然明显带有结构主义的色彩，为了论战的需要，甚至发表了一些“矫枉过正”的观点，这种多元决定理论，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理解。由于阿尔都塞否定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肯定了社会发展中诸多因素的均等地位和交替作用，这种观点在强调科学性的同时，实际上走向了对唯物史观的否定的极端，从而走向历史唯心主义。

结构主义篇3

一、何谓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

（一）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经济学的概念界定众说纷纭，并不统一。本文采用我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的解释：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他认为“发展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发展经济学是指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和学说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其理论可以溯源到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中涉及到的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发展经济学，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农业国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本文所谈的发展经济学是指狭义的发展经济学。

（二）结构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的基本理论要素包括其发展观、对经济发展运行机制的描述、资本形成理论、伪装性失业理论和国际经济理论。而指导这些理论的分析方法的对象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1.对经济结构构成的分析：经济结构的构成在结构主义者当中说法不一，根据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马颖和陈波的归纳分析，其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结构构成是指宏观意义上的整个经济各个部门的构成及相关变量，包括有关的经济活动部门和作为生产中主要投入的劳动力和资本投资等变量；第二，结构构成是指按经济活动部门所组成的部门结构或者按某种需要来划分的经济结构。”[1]其中大多数学者运用第二种含义进行分析。例如W.A.刘易斯有关二元经济结构的分析。霍利斯·B·钱纳里的“两缺口”模式即是按经济活动的部门结构进行分析的。且霍利斯?B?钱纳里是按积累过程（包括投资、政府收入和教育三个类目）、资源配置过程（包括国内需求结构、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三个类目）、人口与分配过程（由劳动力配置、城市化、人口转型、收入分配四个方面构成）这三个过程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进行分析的。其认为，结构构成表现为“一个经济和社会系统中相对稳定的关系。”[2]2.对经结构变迁或结构转型的分析：结构主义方法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转型”(thestructuraltransformation)的分析一直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学派研究纲领中占据着中心位置。“结构转型”亦称“结构变迁”(thestructuralchange)。它们被钱纳里定义为“需求、生产、贸易和就业构成的一组互相关联的变化，而“需求、生产、贸易、就业构成的各自的变化又反映了因收入水平提高而产生的资源配置格局转移的不同方面”[3]；赛尔奎因则把“结构变迁”定义为“从生产和要素使用角度来考虑的各部门在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工业化便成了结构变迁的中心过程”[4]从钱纳里和赛尔奎因两人对“结构转型”或“结构变迁”的定义中可看出两层含义：第一，“结构转型”本身就涵盖了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而赛尔奎因的定义中提到的“各部门”实际上也是指“产业结构”；第二，“产业结构转变”过程同“结构转型”过程是一个同步进行的过程，“结构转型”的作用因素，影响着“产业结构转变”。3．对经济结构与经济现象之关系的分析：结构主义者还透过经济运行中的众多变量，强调经济结构作为“深层因素”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他们看到了影响经济运行的诸多因素，指出，在一国经济中，劳动市场二元结构、农业、运输、动力、进出口等行业都被列举为结构刚性。如农业部门对价格激励做出的反映严重滞后于工业部门，往往会成为导致发展中断的瓶颈；运输和动力等基础设施部门中的刚性表现为生产缺乏伸缩性，对价格反映存在滞后性；这些部门还会因为投资不足而拉整个经济的后腿。

二、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工具例析

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指导之下形成了具体的研究方法，著名经济学家霍利斯·B·钱纳里、M·赛尔奎因即在产业结构转型研究中倡导“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和“广义的结构转型”分析方法。以下通过对两种研究方法的概述，对这两种方法做出评价。

(一)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方法。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主要指统计方法与投入——产出法。最早对产业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是克拉克。他在其《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从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三个部门就业人数的变动入手，研究了产业结构的转变，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农业部门的相对规模不断缩小，工业部门先增大后缩小，而服务业处于部门不断增大趋势；第二，效率和需求是促成产业结构转变的两个基本方面。库兹涅茨对克拉克的研究方法作了进一步发展，他在《现代经济增长：速度、结构与扩展》一书中，指出了有关农业、工业、服务业这三个部门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关系式：

ri=ai(1+rT)—1

式中，ri和ai分别表示部门产出和国民总产出每10年的增长率，ai为部门某一时期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对10年前该部门占总产出比值的比例。通过分析一个世纪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各自占国民总产出比重的变化可以得出ai，再经过对国民总产出增长率进行估算得出各部门的产出增长率，进而描述各部门的变动趋势。该公式基本描述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的变动趋势，为结构主义研究的精确化作出了贡献。

霍利斯·B·钱纳里将克拉克和库兹涅茨的统计研究方法又作了进一步推进，在他与M·赛尔奎因1975年合著的《发展模式：1950——1970》一书对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变动作出广泛的统计上的解释。在该书中其除了使用传统的统计方法之外，还巧妙地使用了相关分析。他们为了创造一整套可以对更为广泛的可获得的数据进行度量的方法，专门设计了对包括积累、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等在内的10个基本过程进行描述的27个变量，以便分析与各国经济增长相伴随的产业结构转变。

钱纳里率先用投入——产出方法来分析产业结构转变，早在1959年，在他与克拉克合写的《产业关联经济学》一书中，就第一次运用投入——产出模型系统地论述了产业间的结构关联问题。这一分析方法共两个步骤：第一，用于投入产出方法来细化行业分类，建立起全面的产业结构转变分析框架，用以克服传统的统计方法在分析结构转变方面的缺陷。他们通过对中间产品使用比例wi和中间产品投入比例uj进行计算，将产业结构中的各行业细分为四种类型：中间产品使用和投入的比重均偏高的产业(钢铁、石油制品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高但中间产品投入比重低的产业(农林业、煤矿业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低但投入比重却偏高的产业(服装、造船、食品加工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和投入比重均偏低的产业(渔业、运输业等)。wi值和nj值的高低代表着产业关联程度的强弱。

（二）广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CGE模型于20世纪60——70年代问世，起初由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运用该模型讨论经济问题。由于CGE模型具有能够对经济全面地加以模拟的巨大优势，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们以结构主义的假设，使之能按照结构主义表述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型问题。结构主义这一研究方法至今影响尚存，被新一代结构主义经济学家所继承。恰如新一代结构主义领军人物泰勒所言，结构主义思路的基本假设“在于一个经济的制度以及各生产部门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配关系，在决定这个经济的宏观经济行为方面起主要作用”。[5]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结构主义学家改变传统方法一般地分析产业结构的转变，而是从某一具体角度来研究包括产业结构转变在内的广义的结构转型。例如,CGE模型被用来分析短期内在外汇短缺前提下调节政策的选择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以说明宏观调节与结构转变之间的关联所在；CGE模型还被用来讨论包括货币、债券和分割的可贷资金市场在内的金融压抑问题,使其既能体现发展中国家的结构特征,又能解释市场不完善条件下各种替代机制的宏观经济学本义；而且，工资水平、生活状况、金融资产收益、资本利得等方面也被纳入CGE模型,以便分析贸易条件变化对发展中经济所造成的收入分配效应。其最具代表性的是阿德尔曼——罗宾逊模型。其是1978年阿德尔曼和罗宾逊在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CGE模型的基础上,建构了第一个结构主义CGE模型,讨论了韩国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与广义的结构转型相伴随的收入分配问题。

三、对发展经济学经济结构主义方法的评价

结构主义方法产生于早期新古典主义方法之后，一定意义上弥补了早期新古典主义方法的缺陷，但由于其是二战之后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必然会显现出许多不足。

（一）理论框架的粗糙。虽然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为发展中国家的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但理论框架过于松散。同新古典思路相比，结构思路更接近现实,但不如新古典主义方法那样严密。结构主义的各主要假定前提只是以描述性陈述为特征，还远未达到公理化程度。其分析方法初衷显然是想建构能将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非经济参数包纳进来的理论模型，但由于变量太多,致使理论框架显得过于松散和粗糙。造成结构主义框架此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结构主义所依赖的逻辑基础主要是归纳法。而新古典思路所依据的逻辑基础主要是演绎法,故而这一方法从根本上很难达到精密化的程度。第二，结构主义方法的数学化形式表达难以包括所有影响经济运行的因素，本身就受分析方法局限性的制约。

（二）微观基础的不足。结构主义方法从总体上是可以说是一种宏观理论。在建构上深受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方法的影响。虽然早期结构主义方法有着比新古典方法更为广阔的视野，但缺乏微观基础的不足酿就了结构主义方法的“阿基里斯之踵”。这方面从结构主义方法所使用的弹性这一术语上可以看出。而弹性概念是早期新古典方法的微观分析工具。结构主义方法将其借来应用于结构与制度分析工具的辅手段。而且严格地说,结构主义者所使用的“刚性”术语,实质上也是对弹性不足的另一种表述。从而显现出其微观基础的不足。

结构主义篇4

关键词：福克纳；后结构主义；《喧哗与骚动》；语音中心主义

有人问一个俄国舞蹈家，她跳的舞是什么意思，她回答说：“如果我能用几句话来表达，我何必那么麻烦地跳舞?”同样，96000多字的《喧哗与骚动》又岂能从一种解读角度、用一种分析方法解读其全部意义?因此，研究者用各种方法、从各个角度尝试解读福克纳这部伟大作品。对作品的追问从其诞生那刻起就开始了_，也许会一直持续下去。伟大作品之伟大，也许正在于对其不同的追问方式。意义在不同的时空中吝啬地一点点彰显，其魅力跨越时空，在不同探索者心中永存。

福克纳是20世纪美国最好的小说家之一，也是美国小说家中被评论最多的一个。瑞典科学院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的概括是：美国南方伟大的史诗作家与20世纪小说家中伟大的实验主义者。

“Itisatale/Toldbyanidiot，fullofsoundandfury/Signifyingnothing.”(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喧哗与骚动》第一部分叙事者的选择在现代小说史上可能是空前绝后的，就是因为叙事者班吉是一个。自从这个文本问世，人们就在追问，福克纳写的这部“痴人梦语”文本表达了什么呢?应当如何解读?

弗莱在其名著《批评的剖析》中强调，批评家必须创造性地进行批评，批评的任务不只是为了追求一部文学作品的原初之意义，更重要的是要创造性地研究它在不同关联域中的意义，而这种意义是无限地发展的。

文学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诗学的方法，一种是解释学的方法。乔纳森·卡勒在《文学理论》中认为：“诗学以已经验证的意义或者效果为起点，研究它们是怎样取得的。而解释学则不同，它以文本为基点，研究文本的意义，力图发现新的、更好的解读。”

本文尝试从后结构主义理论视角解读文本的这个核心人物，希望使这个开放性的文本增加一种新的视角与阐释。

一、后结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原是哲学领域里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一种颠覆，后扩展到文学批评和创作领域，是西方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的重要转折点，其滥觞者为雅克·德里达。他的解构主义哲学被公认为后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理论，解构批评也成了后结构主义批评中最主要的批评方法。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最主要的目标是反对西方思想传统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既包括“理性中心主义”又包括“语音中心主义”，认为语言与思维是同一的，在诉诸语言之前即存在一个明确的意义或中心，语言只是这个意义的外在特征和“服饰”，语言比意义小一个等级，而语言中的文字又比口头语小一个等级。

“后结构主义”利用结构主义提供的基本命题继续推导，对符号、知识、主体性等范畴作了新的阐释，形成了对整个西方思想理论的质疑，从而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基础理论部分。后结构主义的中心议题或首要议题是消解中心。主体的消解，是后结构主义消解中心工程的一个必然后果，因为“中心”实际上是自我的一种需要的产物，如果没有一个中心，人们就无所适从，甚至不知道“我”是谁，会失去自我，因此“中心”的中心是“主体”。

后结构主义作为一个流派，存在诸多分歧，但仍然在以下这些方面是一致的：主张“主体离心化”，从不同角度削弱西方传统文化努力建构的“主体性”概念，如拉康就以说话主体(speakingsubject)取代了实体性主体(自我)的位置；通过批判语音中心主义、逻辑中心主义和西方种族中心主义来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主张由外部分析回归文本内部分析，主张文本的生产性，读者在阅读中进行文字游戏，消解文本的单义性，让文本自我解构，从而导致文本的意义增值和不确定性。

严格地说，所谓“解构”，就是把传统形而上学和一切传统文化通过逻辑中心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而确立的概念和思想体系加以粉碎，以模糊化的符号游戏取代它。但是，模糊化并不单纯是解构的出发点，而且也是其方法和整个过程。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的“解构”就意味着：“使原有各自封闭而独立存在的传统论述单位(语词、语句或段落等)，转变成为多元开放的、非同质的可能表达结构。……通过‘解构’，不但破除了传统形而上学和传统话语论述表达结构的逻辑性，破除其‘符号／意义’二元对立的语音中心主义原则，破除其主次关系分明的体系性。”

在介绍《喧哗与骚动》创作过程时，福克纳说：“我先从一个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由一个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人说出来，可以更加动人。虽然它们都是表面的，局部的，但却是可靠的、客观的、未被观念和理性加工和扭曲的。”小说四个部分中，班吉的部分最重要、最具代表性。其一，班吉是康普生家族的成员，身在其中，决定了他的感受的真实性；其二，“”的身份，保证了其意识流内容的客观性、现象性，不带任何具有“先见”的分析，只是照相机式的叙事。在该小说的四个叙述者中，班吉的意识流是最可靠的叙述，最能反映南方的这个家族的崩溃史，因而尝试解读班吉的后结构主义象征意义也可以说是一种有益的文本解读。

二、班吉的“声音”与“愤怒”

《喧哗与骚动》中的众多意象、明显的神话结构、文学性语言的改革使看起来只是描写南方一个家庭日常琐事的文本，成为一个探讨人类命运问题的寓言。该文本的人物之怪诞，往往首先吸引了文本研究者的注意，注意到此类病态畸形的人物“几乎毫无例外地偏离了常轨”。怪诞人物形象往往是造就令读者惊异、迷惑、震撼的艺术效果的关键。这些人物在作者精心设计的文本结构中、独具风格的文学语境下常成为某种象征，深深地吸引着读者透过文本有意的变形、错置的描述，体会文本后一种更为真实的现实。正如美国批评家布鲁克斯所说：“象征贩子们一直为班吉这个《喧哗与骚动》里的忙个不休”。

班吉是位先天性，33岁却只有3岁孩子的智力。他不会说话，情感只能靠嚎叫、或沉默来表达。对他所有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感觉到的，只能在意识流中流淌，只能“嘟嘟哝哝”(moaningandslobbering)，虽然这些“嘟嘟哝哝”跟随着他的意识流，福克纳在班吉这部分重复使用“moaning”达21次，但只是“声音”，没有意义。班吉只能发出这些没有意义的声音。这些声音对班吉而言是有意义的，是他的意识流的自然外流。但他无法与他所面对的人和社会交流，无法获得他人的理解。对其他人而言，那些声音只是“嘟嘟哝哝”，没有任何意义，声音与意义相分离。

班吉的“言说”欲望与他的意识流中不断重复出现的火、水、影子、镜子等意象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意象对班吉来说是有意义的，而不是消极、被动甚至低级的感官印象。对班吉来说，火是温暖和家庭温情，所以他只要望着燃烧的炉火就会马上安静下来；而水则似乎与不祥、堕落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班吉一走进水里，就会马上想起他小时候和凯蒂在小河沟里玩水的情形。他想起了“凯蒂拿了厨房里的肥皂到水池边使劲搓洗她的嘴。凯蒂像树一样的香。”凯蒂是他的爱与依靠，但凯蒂走了，离开了他。

影子(shadow)在班吉的意识流中出现了12次之多，此外，在班吉的眼中也具有影子意义的还有十多次。这些影子在班吉的意识中始终意味着某种很特别的、不好的征兆。

镜子是班吉观察其他人物的中介物。通过镜子，他看到了“凯蒂跟小杰生在镜子里打了起来。”只有凯蒂对他的爱护，他才“可以又看垫子又看镜子又看火了”。正是通过镜子，他看到了他身边的人对他的不同态度：一类人视班吉为耻辱，瞧不起他，如康普生太太和杰生等；另一类人真心地爱护班吉，如凯蒂和迪尔西。

班吉的“哭”是他表示不满、“愤怒”的方式。在《喧哗与骚动》第一部分，班吉的“哭”似乎总是和凯蒂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凯蒂14岁开始使用香水时，班吉大哭大闹，凯蒂为了顺从他，将香水送给了迪尔西。一次，姐弟俩在荡秋千，班吉突然哭闹起来，因为此时凯蒂的情人查理出现了。“坐在秋千架上的那人站起来走了过来、我哭着，使劲拽凯蒂的衣服。”班吉潜意识里感到这个男人将夺走姐姐。凯蒂第一次失身后回到家里，班吉闻到她身上的巨大变化，放声大哭，拼命拽她进洗澡间，想让她洗去不贞，恢复往日的“树香”。

班吉有着强烈的言说欲望，这种强烈的言说欲望来自他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这些感官把他所经历的过去和现在全都调动起来了，产生了“想说话”，“一个劲叽地想说话想说话”的强烈欲望，但班吉只是“嗓子里不断地发出声音。它不断地发出声音，”无奈的班吉只能“把住了栅栏”，似乎希望把这个限制了他的行动自由、表达自由的障碍移开，“一边用嘶哑、绝望的声音哭喊着。”班吉不是不能发出声音，不是不想发出有意义的声音，但对他而言，声音与意义是相脱离的，他只能“可怜巴巴地干嚎着”，发出“世界上所有无言的痛苦中最最严肃、最最绝望的声音了。”福克纳曾说班吉这个人物代表了他对人类的同情和悲伤，班吉的声音在书中也被描述为“声音里所包含的不仅仅是惊愕，而且也有恐怖、震惊，是一种没有外形、不可言状的痛苦”。大声嚎叫是班吉的痛苦不堪、无言绝望的表达方式，他的所见所闻勾勒出康普生家族的衰败，也象征着整个南方种植园主阶级的没落与崩溃。人与人之间的疏远、沟通的声音的无意义，使班吉被迫待在他完全封闭的世界里，忍受“无言的痛苦”。声音与意义的分离，正是许多像班吉那样的人在眼看着自己时代的社会制度与道德体系崩溃时无奈而面对的现实。

班吉在说着“话”，也在发出“声音”，甚至表达他的“愤怒”，但其发出的“声音”和“愤怒”是与意义相分离、断裂的，没有人能理解他的“声音”和“愤怒”，因而他的“声音”和“愤怒”便不具有任何意义。声音并不必然地携带意义，意义也不必然地伴随声音。西方传统文化中以“声音／意义”二元对立关系为基础而建立的语音中心主义不攻自破，遭到彻底颠覆。班吉的“愤怒”是“无言之痛”。

三、班吉的意识流言说

对福克纳而言，意识流是《喧哗与骚动》所使用的一种文学写作方式探索，但意识流也是一种现实，是人类的本能与直觉。柏格森在《形而上学导论》中认为：“生命是一种绵延，它既不是同质的，也不是不可以分解的，不是从运动中抽象出来的某一种属性，而是像河水一样川流不息，各阶段相互渗透，交融汇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永远处于变化中的运动过程。”

时空是叙事与逻辑的重要基础，但班吉意识流的无序时空不仅颠覆了家族的整个历史，也颠覆了所有家庭成员的所有的意义，闻到的只是“死的气味”。

班吉的思维不受理性和逻辑的制约，也不具有任何道德因素，而是依靠直觉来认识身边的人和事。班吉的意识流不受时间限制，任凭本能追求并努力维护能引起他快乐的东西，如爱他的凯蒂、暖的炉火和青青的牧场。他的哭是表达不满、愤怒的方式，而别人的哭，却是他听到的“唱歌”。

在班吉的意识流中，没有时间概念，没有过去和现在，也没有事情的先后顺序。几十年所发生的事像一团乱麻搅在一起，汇成各种复杂的前后颠倒、混乱模糊的印象之流。在他的意识流中，大量的回忆与凯蒂有关，或通过回忆凯蒂跳到其他的事情。

班吉意识流的混乱实际上是其思考“话语”的能指与所指的分裂与游弋造成的。巴特认为，文本语言能指与所指并不能构成索绪尔的完整、固定的符号，语言中每一所指的位置可能被其他能指取代过，能指所指涉的与其说是一个概念，不如说是另一些能指群，这就导致能指与所指的分裂，能指的意指活动还未及达到其所指前就转向了其他能指，能指因而只能在所指的岩层表面“自由漂移”。班吉的意识流中的“话语”无所指，但也无所不指，并不停驻在某一固定时空。他所发出的“嘟嘟哝哝”更是一种能指意蕴庞大的符号。的“话语”与“声音”，也就成了没有意义的“喧哗与骚动”(thesoundandthefury)。

班吉听到叫球童(caddy)捡球时，意识里出现了姐姐凯蒂(Caddie)。与勒斯特穿过栅栏，衣服被钉子挂住时，意识中又出现了28年前凯蒂带他穿过栅栏时的情景。当时是圣诞节，非常寒冷，凯蒂叫他把手口袋，当他意识流到这里时，马上又出现当天稍早些时候在家里的情景。他的内心独自充满了流动的感觉、知觉和表象。他意识中的“现在”可以跨越所有的时间段，囊括过去发生的一切，因而同一事物可以激发他各类跳跃的、重叠的、并列的、混合的、不完整的联想。这些联想之间没有时间的区分，也没有性质的不同。

这种无序的随各种情景而产生的意识流，没有逻辑顺序，只是无序地跳跃着。“德里达在批判语音中心主义时强调，说话和论述就是‘逻各斯’(log-os)，就是说话者理性的表达和展现。在这个意义上说，语音中心主义就是逻辑中心主义。”在后结构主义视域下，意识流的非逻辑性正是解构西方传统的逻辑中心主义的极好方式。班吉意识流中的无序时空与各种片段意识正是南方种族制度溃败中的现实表现。

四、班吉眼中的“凯蒂”与“迪尔西”

种族中心主义向来是西方文化传统的核心和根基，也是西方人编纂人类历史时所遵循的最高原则。在班吉的意识流所反映的“他者”与社会中，没有黑人与白人的区别，没有任何种族的意识。而对班吉而言，只有对他好的身上有“树的香味”的姐姐凯蒂，对他不好并在镜子中与凯蒂打架的杰生；黑人迪尔西，对班吉而言，是厨房、生日蛋糕，是他喜欢的“火”的提供者，回忆起迪尔西，更多的时候是“她拿来了我的碗。碗里热气腾腾的，挠得我的脸直痒痒。”班吉喜欢迪尔西的儿子T.P.，“迪尔西安顿我上床睡觉。床上的气味跟T.P.身上的一样，我喜欢这气味。”种族中心主义在班吉的意识流中没有任何位置，没有任何意识。

在班吉的意识流中，有一段改名字的回忆。康普生太太发现小儿子是个低能儿后，把他的名字从“毛莱”改为“班吉明”，她以为，这样就可以摆脱自己这方面的责任。

“按照德里达的说法，西方人所谓‘命名’，就意味着以命名者的‘主体’为中心，以命名者所树立的法制和规范作为标准，对作为‘客体’的‘被命名者’给予并确认其身份。”班吉的主体意识缺乏并不会因为改名而有任何改观。正像迪尔西所说：“换个名儿可帮不了他的忙。但也不会让他更倒霉。……我的名字在我记事前就是迪尔西，等人家不记得有我这个人了，我还是叫迪尔西。”。福克纳的这段对话对于西方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建构方式进行了有意义的反驳。新晨

五、结语

“整个西方文化，从古希腊摇篮时期开始，当建构以人为主体的人文主义传统的时候，就强调语音中心主义、逻辑中心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的基本原则的一致性。按照这个原则，人面对自然和整个客观世界的主体地位以及人面对他人和整个社会的主体地位，都是以‘说话的人’和‘理性的人’的基本事实作为基础和出发点。”

在《喧哗与骚动》中，班吉作为“说话主体”，其意识流就是他的言说；班吉这个只有3岁智力的叙事者的叙述是“客观”的，因而也是“理性”的。然而，班吉的意识流不仅证明了这个人物的非主体性，而且也证明了主体性的无法建构。对西方传统文化从一开始就强调的“主体性”概念的至高无上性，班吉的“无言”、被“去势”，也宣告了“主体性”概念中蕴含的试图建构他们在全世界的统治中心地位的野心的破灭。

在后结构主义视域下，通过班吉这个人物，《喧哗与骚动》解构了西方思想传统中的语音中心主义、逻辑中心主义和西方种族中心主义，进而消解了西方思想传统的主体性原则。

结构主义篇5

[关键词]福克纳；后结构主义；《喧哗与骚动》；语音中心主义

有人问一个俄国舞蹈家，她跳的舞是什么意思，她回答说：“如果我能用几句话来表达，我何必那么麻烦地跳舞?”同样，96000多字的《喧哗与骚动》又岂能从一种解读角度、用一种分析方法解读其全部意义?因此，研究者用各种方法、从各个角度尝试解读福克纳这部伟大作品。对作品的追问从其诞生那刻起就开始了_，也许会一直持续下去。伟大作品之伟大，也许正在于对其不同的追问方式。意义在不同的时空中吝啬地一点点彰显，其魅力跨越时空，在不同探索者心中永存。

福克纳是20世纪美国最好的小说家之一，也是美国小说家中被评论最多的一个。瑞典科学院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的概括是：美国南方伟大的史诗作家与20世纪小说家中伟大的实验主义者。

“It is a tale/Told by an idiot，full of sound and fury/Signifying nothing.”(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喧哗与骚动》第一部分叙事者的选择在现代小说史上可能是空前绝后的，就是因为叙事者班吉是一个白痴。自从这个文本问世，人们就在追问，福克纳写的这部“痴人梦语”文本表达了什么呢?应当如何解读?

弗莱在其名著《批评的剖析》中强调，批评家必须创造性地进行批评，批评的任务不只是为了追求一部文学作品的原初之意义，更重要的是要创造性地研究它在不同关联域中的意义，而这种意义是无限地发展的。

文学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诗学的方法，一种是解释学的方法。乔纳森·卡勒在《文学理论》中认为：“诗学以已经验证的意义或者效果为起点，研究它们是怎样取得的。而解释学则不同，它以文本为基点，研究文本的意义，力图发现新的、更好的解读。”

本文尝试从后结构主义理论视角解读文本的这个核心人物，希望使这个开放性的文本增加一种新的视角与阐释。

一、后结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原是哲学领域里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一种颠覆，后扩展到文学批评和创作领域，是西方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的重要转折点，其滥觞者为雅克·德里达。他的解构主义哲学被公认为后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理论，解构批评也成了后结构主义批评中最主要的批评方法。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最主要的目标是反对西方思想传统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既包括“理性中心主义”又包括“语音中心主义”，认为语言与思维是同一的，在诉诸语言之前即存在一个明确的意义或中心，语言只是这个意义的外在特征和“服饰”，语言比意义小一个等级，而语言中的文字又比口头语小一个等级。

“后结构主义”利用结构主义提供的基本命题继续推导，对符号、知识、主体性等范畴作了新的阐释，形成了对整个西方思想理论的质疑，从而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基础理论部分。后结构主义的中心议题或首要议题是消解中心。主体的消解，是后结构主义消解中心工程的一个必然后果，因为“中心”实际上是自我的一种需要的产物，如果没有一个中心，人们就无所适从，甚至不知道“我”是谁，会失去自我，因此“中心”的中心是“主体”。

后结构主义作为一个流派，存在诸多分歧，但仍然在以下这些方面是一致的：主张“主体离心化”，从不同角度削弱西方传统文化努力建构的“主体性”概念，如拉康就以说话主体(speaking subject)取代了实体性主体(自我)的位置；通过批判语音中心主义、逻辑中心主义和西方种族中心主义来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主张由外部分析回归文本内部分析，主张文本的生产性，读者在阅读中进行文字游戏，消解文本的单义性，让文本自我解构，从而导致文本的意义增值和不确定性。

严格地说，所谓“解构”，就是把传统形而上学和一切传统文化通过逻辑中心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而确立的概念和思想体系加以粉碎，以模糊化的符号游戏取代它。但是，模糊化并不单纯是解构的出发点，而且也是其方法和整个过程。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的“解构”就意味着：“使原有各自封闭而独立存在的传统论述单位(语词、语句或段落等)，转变成为多元开放的、非同质的可能表达结构。……通过‘解构’，不但破除了传统形而上学和传统话语论述表达结构的逻辑性，破除其‘符号／意义’二元对立的语音中心主义原则，破除其主次关系分明的体系性。”

在介绍《喧哗与骚动》创作过程时，福克纳说：“我先从一个白痴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由一个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人说出来，可以更加动人。虽然它们都是表面的，局部的，但却是可靠的、客观的、未被观念和理性加工和扭曲的。”小说四个部分中，班吉的部分最重要、最具代表性。其一，班吉是康普生家族的成员，身在其中，决定了他的感受的真实性；其二，“白痴”的身份，保证了其意识流内容的客观性、现象性，不带任何具有“先见”的分析，只是照相机式的叙事。在该小说的四个叙述者中，班吉的意识流是最可靠的叙述，最能反映南方的这个家族的崩溃史，因而尝试解读班吉的后结构主义象征意义也可以说是一种有益的文本解读。

二、班吉的“声音”与“愤怒”

《喧哗与骚动》中的众多意象、明显的神话结构、文学性语言的改革使看起来只是描写南方一个家庭日常琐事的文本，成为一个探讨人类命运问题的寓言。该文本的人物之怪诞，往往首先吸引了文本研究者的注意，注意到此类病态畸形的人物“几乎毫无例外地偏离了常轨”。怪诞人物形象往往是造就令读者惊异、迷惑、震撼的艺术效果的关键。这些人物在作者精心设计的文本结构中、独具风格的文学语境下常成为某种象征，深深地吸引着读者透过文本有意的变形、错置的描述，体会文本后一种更为真实的现实。正如美国批评家布鲁克斯所说：“象征贩子们一直为班吉这个《喧哗与骚动》里的白痴忙个不休”。

班吉是位先天性白痴，33岁却只有3岁孩子的智力。他不会说话，情感只能靠嚎叫、呻吟或沉默来表达。对他所有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感觉到的，只能在意识流中流淌，只能“嘟嘟哝哝”(moaningand slobbering)，虽然这些“嘟嘟哝哝”跟随着他的意识流，福克纳在班吉这部分重复使用“moaning”达21次，但只是“声音”，没有意义。班吉只能发出这些没有意义的声音。这些声音对班吉而言是有意义的，是他的意识流的自然外流。但他无法与他所面对的人和社会交流，无法获得他人的理解。对其他人而言，那些声音只是“嘟嘟哝哝”，没有任何意义，声音与意义相分离。

班吉的“言说”欲望与他的意识流中不断重复出现的火、水、影子、镜子等意象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意象对班吉来说是有意义的，而不是消极、被动甚至低级的感官印象。对班吉来说，火是温暖和家庭温情，所以他只要望着燃烧的炉火就会马上安静下来；而水则似乎与不祥、堕落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班吉一走进水里，就会马上想起他小时候和凯蒂在小河沟里玩水的情形。他想起了“凯蒂拿了厨房里的肥皂到水池边使劲搓洗她的嘴。凯蒂像树一样的香。”凯蒂是他的爱与依靠，但凯蒂走了，离开了他。

影子(shadow)在班吉的意识流中出现了12次之多，此外，在班吉的眼中也具有影子意义的还有十多次。这些影子在班吉的意识中始终意味着某种很特别的、不好的征兆。

镜子是班吉观察其他人物的中介物。通过镜子，他看到了“凯蒂跟小杰生在镜子里打了起来。”只有凯蒂对他的爱护，他才“可以又看垫子又看镜子又看火了”。正是通过镜子，他看到了他身边的人对他的不同态度：一类人视班吉为耻辱，瞧不起他，如康普生太太和杰生等；另一类人真心地爱护班吉，如凯蒂和迪尔西。

班吉的“哭”是他表示不满、“愤怒”的方式。在《喧哗与骚动》第一部分，班吉的“哭”似乎总是和凯蒂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凯蒂14岁开始使用香水时，班吉大哭大闹，凯蒂为了顺从他，将香水送给了迪尔西。一次，姐弟俩在荡秋千，班吉突然哭闹起来，因为此时凯蒂的情人查理出现了。“坐在秋千架上的那人站起来走了过来、我哭着，使劲拽凯蒂的衣服。”班吉潜意识里感到这个男人将夺走姐姐。凯蒂第一次失身后回到家里，班吉闻到她身上的巨大变化，放声大哭，拼命拽她进洗澡间，想让她洗去不贞，恢复往日的“树香”。

班吉有着强烈的言说欲望，这种强烈的言说欲望来自他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这些感官把他所经历的过去和现在全都调动起来了，产生了“想说话”，“一个劲叽地想说话想说话”的强烈欲望，但班吉只是“嗓子里不断地发出声音。它不断地发出声音，”无奈的班吉只能“把住了栅栏”，似乎希望把这个限制了他的行动自由、表达自由的障碍移开，“一边用嘶哑、绝望的声音哭喊着。”班吉不是不能发出声音，不是不想发出有意义的声音，但对他而言，声音与意义是相脱离的，他只能“可怜巴巴地干嚎着”，发出“世界上所有无言的痛苦中最最严肃、最最绝望的声音了。”

福克纳曾说班吉这个人物代表了他对人类的同情和悲伤，班吉的声音在书中也被描述为“声音里所包含的不仅仅是惊愕，而且也有恐怖、震惊，是一种没有外形、不可言状的痛苦”。大声嚎叫是班吉的痛苦不堪、无言绝望的表达方式，他的所见所闻勾勒出康普生家族的衰败，也象征着整个南方种植园主阶级的没落与崩溃。人与人之间的疏远、沟通的声音的无意义，使班吉被迫待在他完全封闭的世界里，忍受“无言的痛苦”。声音与意义的分离，正是许多像班吉那样的人在眼看着自己时代的社会制度与道德体系崩溃时无奈而面对的现实。

班吉在说着“话”，也在发出“声音”，甚至表达他的“愤怒”，但其发出的“声音”和“愤怒”是与意义相分离、断裂的，没有人能理解他的“声音”和“愤怒”，因而他的“声音”和“愤怒”便不具有任何意义。声音并不必然地携带意义，意义也不必然地伴随声音。西方传统文化中以“声音／意义”二元对立关系为基础而建立的语音中心主义不攻自破，遭到彻底颠覆。班吉的“愤怒”是“无言之痛”。

三、班吉的意识流言说

对福克纳而言，意识流是《喧哗与骚动》所使用的一种文学写作方式探索，但意识流也是一种现实，是人类的本能与直觉。柏格森在《形而上学导论》中认为：“生命是一种绵延，它既不是同质的，也不是不可以分解的，不是从运动中抽象出来的某一种属性，而是像河水一样川流不息，各阶段相互渗透，交融汇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永远处于变化中的运动过程。”

时空是叙事与逻辑的重要基础，但班吉意识流的无序时空不仅颠覆了家族的整个历史，也颠覆了所有家庭成员的所有的意义，闻到的只是“死的气味”。

班吉的思维不受理性和逻辑的制约，也不具有任何道德因素，而是依靠直觉来认识身边的人和事。班吉的意识流不受时间限制，任凭本能追求并努力维护能引起他快乐的东西，如爱他的凯蒂、暖的炉火和青青的牧场。他的哭是表达不满、愤怒的方式，而别人的哭，却是他听到的“唱歌”。

在班吉的意识流中，没有时间概念，没有过去和现在，也没有事情的先后顺序。几十年所发生的事像一团乱麻搅在一起，汇成各种复杂的前后颠倒、混乱模糊的印象之流。在他的意识流中，大量的回忆与凯蒂有关，或通过回忆凯蒂跳到其他的事情。

班吉意识流的混乱实际上是其思考“话语”的能指与所指的分裂与游弋造成的。巴特认为，文本语言能指与所指并不能构成索绪尔的完整、固定的符号，语言中每一所指的位置可能被其他能指取代过，能指所指涉的与其说是一个概念，不如说是另一些能指群，这就导致能指与所指的分裂，能指的意指活动还未及达到其所指前就转向了其他能指，能指因而只能在所指的岩层表面“自由漂移”。班吉的意识流中的“话语”无所指，但也无所不指，并不停驻在某一固定时空。他所发出的“嘟嘟哝哝”更是一种能指意蕴庞大的符号。的“话语”与“声音”，也就成了没有意义的“喧哗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

班吉听到叫球童(caddy)捡球时，意识里出现了姐姐凯蒂(Caddie)。与勒斯特穿过栅栏，衣服被钉子挂住时，意识中又出现了28年前凯蒂带他穿过栅栏时的情景。当时是圣诞节，非常寒冷，凯蒂叫他把手插进口袋，当他意识流到这里时，马上又出现当天稍早些时候在家里的情景。他的内心独自充满了流动的感觉、知觉和表象。他意识中的“现在”可以跨越所有的时间段，囊括过去发生的一切，因而同一事物可以激发他各类跳跃的、重叠的、并列的、混合的、不完整的联想。这些联想之间没有时间的区分，也没有性质的不同。

这种无序的随各种情景而产生的意识流，没有逻辑顺序，只是无序地跳跃着。“德里达在批判语音中心主义时强调，说话和论述就是‘逻各斯’(log-os)，就是说话者理性的表达和展现。在这个意义上说，语音中心主义就是逻辑中心主义。”在后结构主义视域下，意识流的非逻辑性正是解构西方传统的逻辑中心主义的极好方式。班吉意识流中的无序时空与各种片段意识正是南方种族制度溃败中的现实表现。

四、班吉眼中的“凯蒂”与“迪尔西”

种族中心主义向来是西方文化传统的核心和根基，也是西方人编纂人类历史时所遵循的最高原则。在班吉的意识流所反映的“他者”与社会中，没有黑人与白人的区别，没有任何种族的意识。而对班吉而言，只有对他好的身上有“树的香味”的姐姐凯蒂，对他不好并在镜子中与凯蒂打架的杰生；黑人迪尔西，对班吉而言，是厨房、生日蛋糕，是他喜欢的“火”的提供者，回忆起迪尔西，更多的时候是“她拿来了我的碗。碗里热气腾腾的，挠得我的脸直痒痒。”班吉喜欢迪尔西的儿子T.P.，“迪尔西安顿我上床睡觉。床上的气味跟T.P.身上的一样，我喜欢这气味。”种族中心主义在班吉的意识流中没有任何位置，没有任何意识。

在班吉的意识流中，有一段改名字的回忆。康普生太太发现小儿子是个低能儿后，把他的名字从“毛莱”改为“班吉明”，她以为，这样就可以摆脱自己这方面的责任。

“按照德里达的说法，西方人所谓‘命名’，就意味着以命名者的‘主体’为中心，以命名者所树立的法制和规范作为标准，对作为‘客体’的‘被命名者’给予并确认其身份。”班吉的主体意识缺乏并不会因为改名而有任何改观。正像迪尔西所说：“换个名儿可帮不了他的忙。但也不会让他更倒霉。……我的名字在我记事前就是迪尔西，等人家不记得有我这个人了，我还是叫迪尔西。”。福克纳的这段对话对于西方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建构方式进行了有意义的反驳。

五、结语

“整个西方文化，从古希腊摇篮时期开始，当建构以人为主体的人文主义传统的时候，就强调语音中心主义、逻辑中心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的基本原则的一致性。按照这个原则，人面对自然和整个客观世界的主体地位以及人面对他人和整个社会的主体地位，都是以‘说话的人’和‘理性的人’的基本事实作为基础和出发点。”

在《喧哗与骚动》中，班吉作为“说话主体”，其意识流就是他的言说；班吉这个只有3岁智力的叙事者的叙述是“客观”的，因而也是“理性”的。然而，班吉的意识流不仅证明了这个人物的非主体性，而且也证明了主体性的无法建构。对西方传统文化从一开始就强调的“主体性”概念的至高无上性，班吉的“无言”、被“去势”，也宣告了“主体性”概念中蕴含的试图建构他们在全世界的统治中心地位的野心的破灭。

在后结构主义视域下，通过班吉这个人物，《喧哗与骚动》解构了西方思想传统中的语音中心主义、逻辑中心主义和西方种族中心主义，进而消解了西方思想传统的主体性原则。

结构主义篇6

建构主义理论是继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学习理论后的又一发展，是目前比较盛行的一种学习理论。“这一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它强调学习是在已有的经验基础上通过与外界的相互作用来获取、建构新知识的过程。这种建构不是外界刺激的直接反应，而是通过已有的认知结构对新信息进行主动加工而建成的。这种学习更强调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情景性和协作性。”其理论核心是“：以学生为重心，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由教师起组织者、灌输者、指导者和促进者的作用，利用情境、协作、会话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最终达到使学生有效地实现对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的目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知识观指出

人类的知识只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解释，它不是最终的答案，更不是终极的真理，而是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被新知识和新理论所超越、所取代。所以知识是个动态的过程，它会随着认识程度的深入不断深化，会被新的知识所取代，我们不能将知识作为预先决定了的东西让学生接受。虽然语言符号赋予了知识一定的外在形式，而且也获得了较为普遍的认同，但是同样的知识针对具有差异性的个体而言会存在不同的理解，真正的理解需要在特定的学习环境下，基于个体经验的自主建构。福斯诺如是说：学习并不意味着有更多发现，而是通过一种不同的方式或结构去解释。

2.学习观指出

学生知识的获得不是通过老师的教授而习得，是学生对知识的自我建构，是通过主动的信息吸收，然后在原有认知基础上对新信息进行加工整合，通过通化和顺应两种图式来实现知识量的一个丰富和质的一个提升。这种自我意义建构知识的学习过程，强调特定背景下的主体能动性。

3.教师观指出

在学习过程中，师生关系的平等性，教师的主导性，学生的主体性。教师不是“真理”的直接给予者，而是在一定的领域中，在学生概念的意义建构上给予引导和帮助，是“助产士”而非“工程师”。学生在进行知识的建构中，教师从教学的决定者、权威者变成了组织者、引导者、维持者、提供者。

二、从建构主义理论的视角探究“结构化学”学习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学习的恐惧心理和情感体验的缺失。

可能在学生还没有开始正式学习这门课程的时候，就从老师或高年级同学那里得知它的抽象难懂性，从心理上对课程产生了一种害怕和抵触情绪，它本身的高难度性也易滋生学习的厌倦和焦虑心理。而平时的教学中，教师“仅仅将知识作为一种工具和经验传授给学生，他们将无法体验和感受在知识形成中的愉悦感和合作、会话、交流的过程，进而难以得到需要的满足和被尊重、被接纳的情感体验”。

2.学生对知识的碎片化认识。

一直以来老师把知识当成一种定论直接对学生进行传授，虽然学生能够机械地记忆一些知识，能简单地运用，但是由于对知识习得的过程缺少体验和能动参与性，所以无法从本质上去理解它的来龙去脉，很难从整体上形成对知识的理解。

3.微观分析能力的缺乏。

“结构化学”是以微观思维为主的课程，研究的是一种看不清摸不着的微观粒子和运动规律，具有高抽象、强理论并且脱离生活实际的特性，需要学生跳出传统思维模式，立足新的视角去找到学习的新起点。而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不够丰富，且易受宏观思维定式的缚束，微观分析能力相对缺乏。上述问题的存在，给教学提出了一个刻不容缓的难题。如果不注重教学方式的改变，不注重兴趣的培养，不能调动学生的能动参与性，不仅学生难以顺利地完成对知识的把握，而且对教师的教学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三、运用建构主义理论激发学生学习“结构化学”的兴趣

基于以上问题，要想提高教学的质量，真正让学生内化吸收所学知识，必须从新的视觉出发，引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

1.正确对待书本知识。

建构主义理论不把现有的知识当真理，而是对特定情境做出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这些知识在被个体接受之前，它对个体来说是毫无权威可言的，不能把知识作为预先决定了的东西交给学生，不要用我们对知识正确性的强调作为让个体接受它的理由，不能用科学家、教师、课本的权威来压服学生，学生对知识的接受只能靠他自己的建构来完成。”长期以来，受行为主义的影响，学生对老师所讲授的知识形成了麻木接受的习惯，他们不会问“为什么”，不会怀疑，老师和书本就是权威。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和创新思维的土壤被移走，学生的能动性更是无从发挥。欲提高学习的兴趣，必须转变知识观。课堂教学，老师不能做书本的奴隶，把书本看成是对真理的一个系统整合，不能把知识的讲授看成是对书本的简单解读，原封不动地进行移植。直接向大脑转移的学习，压制的是学生的探索创新能力。形成于复杂环境下的特定知识，需要深化，因地制宜地去应用，而不是满足教条式的掌握和复杂环境下的简单套用。

2.激发学习的能动参与性。

“学”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强调学生的能动参与性，老师通过发挥组织者、指导者和帮助者的角色，引导个体的主动建构。老师不能直接向学生“呈现”知识，学生也不能全盘机械地对所“呈现”的知识进行接收，相反对知识的真正理解和吸收很重要。知识的建构和转化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即便是得到普遍认同的结论，随着认识的深化，也会出现局限性。对待知识需要学生发挥能动性，充分表达自己的看法，对知识提出质疑，来调动思考的积极性。教师不能做统一答案的给予者，而要善于引导学生去分析和总结，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让他们自己从思考和探索中获得启示。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一把梯子，是学生向上攀爬的“工具”，学生借助这种工具逐步深化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不断创造新的能力。重视个体的主体性，激发个体的自主精神。教师要因材施教，要为学生提供能够独立从事创造性活动的机会。教师通过方法的指导、方向的引导和自我完善内在动力的激发，为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提供条件。在对现象或规律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要注重学生思维的流畅性、灵活性和独特性培养，注重鼓励学生在学习中提出新问题、新看法和新思路，培养学生对事物的好奇心，用探索的眼光去追溯事物的本源，培养学生在主动接受外界刺激的过程中，科学处理信息的能力。

3.注重创新思维模式的培养。

创新思维模式是“结构化学”课程教学的核心要求，它是以演绎思维模式为主，以类比思维模式为基本元素，以学生独立的思考判断能力为指南针来进行架构的。回顾有关量子力学的建立和应用于化学的发展过程，都不难发现只有敢于打破理论的缚束，基于实验事实基础上的科学概念，才能真正地推动科学的发展。创新思维模式培养的基本过程要从化学课程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入手。“结构化学”课程的学习少不了公式的推导，教师要尽可能地弱化推导的过程，强化对整体知识框架的认识，引导他们在推导的过程中学会自主解决问题，得出结论，由得出的结论再对推导过程进行一个回归，达到对所学知识的本质把握。学生在一个清晰的思路指导下继续向后学习，就不会出现对所学知识的一个断层。在对知识本质把握的前提下，才能对概念和理论进行融会贯通，才能运用自如。创新思维模式的培养要以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为核心。教师要不断地对学生进行启迪，要有积极的心态情绪和丰富的形象化言语，对学生进行因势利导。在课程设置上，要打破传统，拓宽内容，丰富信息，把最新的科学成果纳入教学，激发学习的兴趣。改革注入式的教学模式，注重启发引导和鼓励学生提出问题，激励学生从多角度对自己所提出的问题找出解决的方案。这是对教学过程的一个活化，是对学生探索精神的一个强化。

四、结语

本文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视角出发，介绍了“结构化学”课程的特点，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如何借鉴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来改变课堂教学，激发学习的兴趣，从而提高教学的质量。那么如何在教学中将抽象的知识形象化，如何运用有效的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建构性，如何在主动的学习中学到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以怎样的方式才能实现教学和学习的最优化仍然是教师需要长期思考的问题。

结构主义篇7

关键词：冰人 白日梦 谎言 死亡 拯救

完成于1939年的《送冰的人来了》是尤金•奥尼尔后期的重要剧作之一。剧本刻画了一群生活潦倒失意者。这些社会的畸零人绝大部分寄居于霍普酒店，终日无所事事，与外界生活隔绝，恐惧现实，希求救赎，却因对过去的无限追缅、感怀而继续自弃。本文以结构主义的批评方法对该剧进行细读，并以A•J•格雷马斯的语义矩阵总结全篇，揭示剧本的深层意义。

结构主义受语言二元对立的直接影响，认为二元对立的概念在文学文本中是无处不在的，并以此作为结构概念的基础，寻求批评的恒定模式。受此启发，法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A•J•格雷马斯提出了他的叙事理论。他主张叙事是一个有机的结构，以行动元和行动来推动故事的发展，并将故事的行动以二元对立的方式简化为如下的“符号矩阵”。其中，S1和S2是一组最基本的对立关系“肯定主语对反主语”。行动的实现不仅需要主语，而且需要宾语，2和 1因此派生出来。S1与S2、2与 1、S1与1、S2与2是相互排斥的否定关系。S1与2、S2与1是两对不产生逻辑矛盾的涵盖关系。

（肯定主语）

（涵盖关系） （否定关系）（涵盖关系）

（肯定宾语）

《卖冰的人来了》沿袭尤金•奥尼尔对人生意义的一贯关注，取材其早年不羁岁月的故友旧识，探索了现在/过去、忘却/记忆、拯救/背弃、爱/恨、真/假、生/死等一系列主题。这些主题在该剧中相互交织，呈现了失意者矛盾的内心世界和对人生彻底绝望后的痛楚，这也正是现代人共同的生存现状。

一、时间现在/过去真/假

1.今天：酒精

剧本第一幕幕起时，舞台说明呈现出一幅霍普酒店的酒鬼群像。他们断断续续地说着话，围绕的主题就是酒精：“酒是治愁药”。比如：曾经的社会活动家、无政府主义者雨果•卡尔马仿佛永远都在沉睡，除非“资本家的走狗，中产阶级的坐探” 惊扰他的美梦：而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喝酒，然后继续安睡；牛津大学学生威利•奥班每次从噩梦中惊醒，总是要威士忌来安神；……而所有的人都在等待五金推销员西奥多•希克曼（希基）的到来―希基是他们的救星,“每年按时到这里来两次，同大伙儿开怀畅饮，把身上的钱统统花光。”

2.明天：白日梦

与之相对应，白日梦是他们生活的另外一个主要内容。酒精给他们以精神麻醉，让他们暂时进入白日梦的呓语，并渴求在其中永生。“哈里•霍普二十年来一直希望自己出去走动走动；詹姆士•卡梅隆，绰号“吉米•特莫罗”多年来梦想着重回工作岗位；雨果渴望领导无政府主义运动，重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帕特•莫格洛因梦想着“把（我）原来在警察局的那份差事弄回来”；威利则怀抱着一线希望：“你（帕特•莫格洛因）的案子正是我初试锋芒的好机会。”霍普的小舅子莫舍也信誓旦旦“……过一两天就去见老板，要求恢复我原来的工作”；科拉和酒店的日间侍者查克则梦想着“结婚，到农场去安个家”。此外，霍普之妻贝西，希基之妻伊芙琳，吉米之妻玛乔里和科拉都执着于同一个白日梦――她们的丈夫或者未婚夫总有一天会把酒戒掉，脱胎换骨。罗莎•帕里特则视她的政治运动为生命，始终坚信情人拉里不会背叛运动：“拉里已经献身于运动，要是他失去对它的信念，他自己也就完蛋了。”事实上正是因为运动的缘故，她的儿子同样背叛了她，将她送入监狱。

要实现这些白日梦，机会不在“今天”，而是永远指向“明天”，一个又一个“明天”。

3.昨天：谎言

刘易斯上尉和韦乔恩将军都自夸曾经是波尔战争中的英雄，多年来一直怀揣着梦想――攒钱回家，期待乡人的夹道欢迎。似乎路费是他们此行的最大障碍。而事实上，耻辱才是根本原因。刘易斯上尉挪用公款，输得一穷二白，走投无路下逃遁到霍普酒店；韦乔恩将军则是波尔战争的逃兵……

过去，因此，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阴影，塑造并决定着现在以及将来。这也是奥尼尔在人物塑造方面的一个典型特征，如：《长日入夜行》中的玛丽•蒂龙，《月照不幸人》中的小詹姆斯•蒂龙。对于他们而言，过去―现在―未来构成了一个封闭的怪圈，时间在这里成为宿命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酒鬼们的人生是灰暗的。

二、霍普酒店孤独者的监狱

剧本的另外一个主题是关于孤独。通过阅读剧本我们发现，霍普酒店是封闭的，外面的人很少来，里面的人也决不跨出一步。酒店的食客罕有亲友，几乎都是作为孤独的个人在这里寄生，各自在二楼拥有自己的房间。可以说，霍普酒店囚禁了他们肉身的同时连精神也一并冻结起来。这个世界因而与监狱有着某种相似之处。这种“体制化”在现实生活中体现为惯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惰性，逐渐磨掉生活的斗志和理想，使生活平庸化的同时突显人对孤独的恐惧。霍普二十年从未离开酒店一步，是希基喋喋不休的“到区里去走走”打破了霍普原本宁静的生活。霍普为此先是烦躁不安，之后勉强走出大门，还没过马路就迅速折回酒店，抱怨自己耳聋眼花、街上汽车又多。而一旦踏出酒店，他就是一个一事无成的庸人。其实，不仅霍普，酒店的每个人都在这种长期的寄居生活中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努力的意志，他们惺惺相惜，藉此从怯懦和孤独中暂时抽身。众酒鬼们在将霍普酒店视为避难所的同时也心甘情愿地将其变为灵魂的牢笼，不但拒绝陌生的外界和可能的孤独与挫败，甚至竭力避免一个人待在自己的房间里。

三、冰人拯救/背弃生/死

1.拯救/背弃

希基宣称自己是一个拯救者，要大家“生活在今天”，摆脱过去的噩梦。拯救与背弃因而成为剧本的又一个主题。剧本一开始，众人就在热切期盼他的到来。长期以来，希基都是他们当中的一份子―每年定期来一次，给他们付酒钱，同他们一起开怀畅饮，尘封记忆。而酒店老板霍普60岁生日这一次他却姗姗来迟，似乎还有什么难言之隐，与往常的玩世不恭判若两人。他一进门，就宣布：“……我已经戒酒了。这辈子再也不喝了……我总算有勇气正视自己了，把那个害我活受罪的该死的白日梦扔到海里去了，也总算有勇气为了一切有关的人的幸福……我立刻就感到心安理得，再也不需要什么酒了……”这一番话先是引起了大家的怀疑和嘻笑。之后，每个人都开始对他敬而远之。他与众人的关系由是由亲密以至于疏离。他坚持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拯救大家，而事实上他正因为如此而背弃了众人―他们业已为白日梦和威士忌的生活“惯性化”了，而希基的拯救则要求众人从这种常态脱离，走向众人默认的“现实的噩梦”。 如上文所说：众人的怯懦已将其共同困在这里，剧终希基被捕以后，他们重又恢复了往日的醉生梦死，因此，他们占据了背弃、非拯救一项。而背离“惯性”的结果有可能是毁灭性的，如同如同帕里特和拉里。

帕里特是在剧中惟一一个受了希基说教鼓舞而付诸于行动的人。他彻底放弃之前由爱、爱国主义和金钱编织的白日梦，坦言自己是因为恨的缘故背叛了自己的母亲，以死亡结束了对人生答案的追问。在某种意义上，海涅的诗可以概括他的生活。尽管海涅的诗并未直接促成他的自杀，但他的死亡方式却恰好实践了海涅的诗歌哲学：“瞧，睡着了是好的，更好的是死去；说真的，最最好的还是永远不出世”。既然无法选择“最最好”，“更好”就成为最完美的选择。帕里特的死亡给拉里以极大的震撼。他第一次承认：“天啊，哪儿有什么希望啊！……我已经受够了，活不下去了！”在这一刻，拉里精心构筑的白日梦也瞬间倒塌。虽然他没有马上步帕里特的后尘，但死亡已渐渐向他逼近。占据了非拯救/非背弃一项的是生活。生活本身是中性的，位于意义与非意义之间，其价值或意义是由希基及众人共同确认的。

2.生/死

希基的意义何在？诚如上文所言，希基一开始就与冰人、死亡不可分离。该剧的表面意义是一个关于妻子和冰人通奸的俏皮话，但是，随着故事的推演，“冰人”成为指称人生意义的一个象征，渐渐指向死亡，并经由拉里的总结和希基的陈述而得到强化，以帕里特、希基的死亡和拉里的第一次渴望死亡而完成了死亡的指称意义。由此，白日梦就构成了众人生活的意义，藉由自欺和欺人继续逃避生的痛苦和死的恐惧。或者，如残雪所言，“人之所以能够生存，就因为他拥有自欺的法宝作为自我保护的武器，这种前提在社会中成为强大的惯性，让人能够忘却，能够沉溺于尘世短暂的欢乐。”

四、结论

事实上，《送冰的人来了》不仅是奥尼尔献给故友旧识的一曲爱的挽歌，也折射了现代人灵与肉分裂的痛苦现实。剧中人与现实生活的疏离，在幻想世界中的游离，在爱与恨之间的徘徊以及对罪与罚的深刻反省无一不回应着《新约•保罗致罗马人书•灵与肉的交战》：“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做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神明与现代人渐行渐远，充溢人心的是无处不在的虚无，对奥尼尔而言，摆脱虚无的方法即是拥抱梦想，即使是毫无希望的白日梦。

参考文献：

[1]Bressler, Charles E. 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 2nd ed., Houghton College, 1998.

[2]O’Neill, Eugene, The Later Plays of Eugene O’N-eill, ed. Bogard, Travis.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andom House Inc., 1967.

[3]残雪著：《地狱中的独行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4]特拉维斯•博加德编，汪义群等译：《奥尼尔集》(下)，三联书店，1996。

[5]尤瑟夫•库尔泰著，怀宇译：《叙述与话语符号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李红梅：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

结构主义篇8

[关键词] 结构主义 语言学模式 二项对立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法国结构主义思潮堪称一场革命，它不仅树立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而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渗透进了文、史、哲、艺等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究其革命性的根本在于它对语言的高度重视，并将分析语言的模式用于解决一切非语言问题，在文学理论方面成就很大。

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模式

法国结构主义是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的。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带来了语言研究的革命性范式的转换，开创了语言研究的新模式，被认为是结构主义的创始人。

首先，索绪尔区分了共时性和历时性，将传统语言学注重语言的历史和发展转向关注语言本身，改变了以往历史性研究带来的混乱局面，开始了他把握语言普遍规律，建构语言结构的宏大目标。

第二，符号的意义与现实世界无关。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两个因素组成。能指和所指犹如纸的两面不可分割。例如，我们所听到的“tree”这个词的声音便是能指，而这个声音形象在我们心里引起的概念便是所指。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符号的任意性不仅指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是任意的，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们的结合是约定俗成的，而且也指作为整体的符号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也是任意的，或说语言符号的意义与现实世界是无关的。索绪尔说“语言符号连接的不识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树”这个符号在我们心中引起的是它的概念意义――一种植物，不同于现实世界中的真实的树。

第三，符号在系统内的区别性特征决定符号的意义。语言符号的意义不是由现实世界决定的，而是由符号系统内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区别决定的。在现实中句子是一个一个的词依次出现的，呈水平方向展开，每个词都与其前后的词形成对立，词的意义在这种对立中表现出来，索绪尔认为这是横的组合关系，而在句子中还隐藏着一种纵的聚合关系。句子中的每个词都与许多没有在句中出现的词形成对立。这种关系表现的是整个语言系统，隐藏在人的头脑中。

每个词，每句话，每个语言符号都在这种纵横交错中意义才得到确定。而后一种关系在索绪尔看来尤为重要。“红”与“黑、黄……”形成对立，而在英语和汉语中它的对立项很不相同，比如在汉语中“红”有大吉大利之意，因此它与喜、福……对立，在英语“red”就没有这些对立项，这样就造成“红”和“red”在汉语和英语中有着不同的意义，这完全是由两种语言符号系统决定的。

最后，语言研究的目的是把握整个语言的内在结构。语言符号的意义是由整个符号系统决定的，在此基础上，索绪尔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区分，分开了语言和言语。语言是指语言符号系统，言语是这一系统所产生和决定的个别交际行为。语言学应以语言而不是以言语为研究对象，尽管言语千差万别，但有着共同的内在结构，在言语中只能体现这一内在结构的一部分，只有在整个语言系统中才能把握决定着生成每句话的内在结构，即存在于每一种语言中的语法体系。

二、语言学模式在结构主义中的运用

结构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或学说，而是一场在方法论上的普遍的革命，正如巴尔特说结构主义是“分析文化现象的一种模式，而这模式来自当代语言学的方法”。在这场大规模的结构主义运动中，其在文学领域中的成就最大，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运用也最彻底。

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内部也纷繁复杂，几位结构主义的大师，托多罗夫、巴尔特、热奈特、布雷蒙，各自利用语言学模式建构了自己不同的理论体系，但他们在运用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的过程中形成了共同的理论前提。

首先，结构主义高度重视文学能指，割裂文学和现实的联系。我们已经分析过，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符号和它所指的对象事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语言和现实是分离的。而且词的意义不是由说话人的主观意图和愿望所决定的，也不是由外部现实决定的，而是由整个语言体系所赋予的，是由其在语言符号系统内的与其他符号的对立和区别决定的。同样，结构主义文论家坚决否定作者和现实作为解释文学作品的起点，他们关注所指，忽视能指，关心的是意义产生的方法，而不是意义本身。他们认为作品的意义不是由作家的意图和现实决定的，而是由作品这个自足体决定的。从而文学研究从外部转向内部，文学自身的结构等内部特征重新得到重视。

其次，结构主义将索绪尔的理论运用于文学研究，不是为了分析具体作品，而是建立一种系统地普遍有效的文学科学――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结构主义者用符号和体系的语言学概念分析文本的各个层次的结构，就是遵从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在此基础上把握文学作品的普遍的规律。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的对象是文学的一般规律，具体作品中只能体现诗学的一部分。正如语言学家应该能解释尚未说出的句子的结构和组织，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也应该能够解释尚未写出的文学作品的规律。结构主义正由此出发认为“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的构造，然后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这一注重关系和结构的思维方式，是从整个结构主义的思想的基本假设逻辑的推衍出来的，并渗透到结构主义的方方面面。

最能体现结构主义特色的是，共时与历时、能指与所指、语言与语言、系统差别决定意义等被结构主义者改造为普遍的二元对立原则用于文学研究。

结构主义文论力图建构作品的深层结构和意义，而这一深层结构和意义就是通过二项对立实现的。卡勒在他的著作《结构主义诗学》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二元对立的概念。他说“其实，结构主义分析中最重要的关系又极其简单：二项对立。语言学的模式也许还有其他的作用，然而有一点却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鼓励结构主义者采取二项式的思维，在所研究的各种素材中寻求功能性的对立形式。”言下之意，“二项对立”是结构主义的关键词。因为在结构主义者看来，二项对立不仅是支配语言符号系统的规律，而且是支配人类文化活动各个符号系统的规律。

参考文献：

[1]索绪尔.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罗兰・巴尔特.符号帝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乔纳森・卡勒.盛宁译.结构主义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4]霍斯特.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5]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6]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M].北京：三联书店，1999.

[7]方汉泉.二元对立原则及其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