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历史理论范文

时间:2023-06-06 17:27:06

建筑历史理论

建筑历史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城市建筑;规划;实践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从过去低矮的土房、农房到现如今让世界瞩目的鸟巢、水立方,其建筑发展的质的飞跃是有目共睹的。作为“世界村”的重要组成成员之一,城市建筑的规划工作能否做好、做得可与世界持平是对我国建筑规划工作的要求,也是重要目标,使历史融在现代中,在飞驰的攻速公路旁有我们古朴的影子。

一 建筑的规划中仍有不足

(一)新生建筑挤压老建筑

不可否认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为了配合经济的发展,对城市进行建筑翻新、建设拓展都是紧要的有非常意义的,但据数据统计,最近五十年间古典建筑的死亡率越来越高,诸如为了扩充北京街道而拆毁了明代建筑的部分城门和城墙等等,我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建筑历史长达几千年,其中不乏让世界为之颤抖的建筑技术,我们不能为发展而发展、为了保护而保护,其实我们要保护的不是建筑而是一种代表着我民族精神的标准,是可持续发展的一种体现。

(二)跟风而建缺乏特性

随着国际化、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我们接触到的世界建筑的规划典范也越来越来越多,其中不乏优秀的建筑规划案例,预示有些地区为了图方便,直接照扒他们的建筑风格和规划方案,而其中就不乏以里门面而进行的规划项目,这些地区地区的建筑规划人员但不结合自己地区特有的情况,而且还采用更大的手笔进行规划建设,这样不但没有其到对历史建筑的保护工作,在建筑上的巨大花费也造成了一定的浪费,得不偿失,真让人可气的是就连其完成的建筑也是照抄国际毫无中国特色而言,这连“拿来主义”都算不上了。

(三)规划偏重经济缺少绿化

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工作,发展低碳经济也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但在注重体现经济实力的城市发展规划中我们找了增加更多更好建筑的要求、却没有看见更多的绿地树木被种植。城市的发展不能忘记环境,要在城市建筑规划方案中重点提出绿化建设,并在实践实践过程中积极开展绿化工作,做到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

二 城市建设规划历史的发展方向

(一)现代化城市建设不能忘本

忘本就代表着脱离中国特色,城市建筑规划也是一样,不能忘本。本指什么,本指本城市的历史风貌、人文特色、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决不能忘本,首先要根据城市所处自然位置对建筑群进行合理规划,比如我们东北部,其地势平坦,地震等自然灾害较少,冬季较冷、适度小等,这些城市中建筑的规划就可以采用较密集建筑建设,最好建设防冻机制;在南部沿海地区,其地势平不平,丘陵地势显著、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可能性大、气候较潮湿等,这样在开展建筑工作时我们首先就要注意地基问题,楼群不易太密集,做好建筑防震措施。在做好这些建设前提之后要根据自己城市的历史风貌以及历史建筑特点与时代结合,发展出适合本省市的现代建筑特点,这样不仅可使本城市的历史特点得到发扬,而且还可以形成属于自己的建筑风格,将其发展成为本城市的建筑特色。对于历史建筑的保护工作我们应做到重点保护、逐级取舍、合理利用、二次使用,具体来说,首先,我们在城市规划之初应该将本城市现存的老建筑进行整合分类,规定出哪些是重点保护对象和次重点保护对象;其次,当城市建设工作必须对老建筑进行拆除时,我们要先拆除次重要的历史建筑,积极争取不拆除重要历史建筑的可能;再次,让老建筑发挥新作用,我城市建筑规划开展的同时尽量发挥历史建筑的经济效率,比如发掘其旅游潜力,为城市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这样能使老建筑被保留,做历史与现代到和谐发展;最后说一下二次使用,我们可以加强对老建筑的翻新和保护工作,可以将政府的办公地点搬入其内,在最大可能还原其外貌的情况下对建筑扩充,以达到利用老建筑的目的。

(二)建筑风格有创新

中国是一个建筑历史悠久的国家,在古代我们的建筑水平之高超总要外国人静态,这些建筑结晶不仅仅是我国广大劳动者的艺术结晶,更是我国一抹亮丽的色彩,是我们在世界建筑中有级高辨识度的根本原因。苏州园林、北京故宫、南京中山陵……都是我国杰出的建筑艺术作品,我们应该在吸收采纳国外先进的设计风格中融入自己的风格而不是完全照抄。诚然,国外建筑尤其优点,建筑干净漂亮、节约占地、提高采光率、低碳材料的使用等等,但如若我们就这样原封不动地照抄这势必将会降低我国国内的建筑设计热情,导致我们建筑毫无自己现代化的特点,更可悲的是在世界建筑园林中缺少辨识度,进而使我国建筑业在世界园林中站不住脚,甚至走下坡。我们应该鼓励年轻的设计师多看看国外的先进建筑风格,充分调动自己创新能力,使国外先进的建筑技巧与我国古典艺术风格完美融合,在节约土地和节约空间的前提下体现出我国特有的建筑工艺和建筑风格。

环保、经济一个都不能少

在城市建筑规划工作中我们还不能忘记最重要的两点——环保和经济,只有使这两点做到有机的共融才能使我国的城市发展走可持续之路、环境和谐之路。在当下,低碳生活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城市居民对绿色城市的渴望也越来越强烈,我们应该在城市建筑规划之初就将绿地、植树面积等考虑进去,并在城市建筑之中合理分配,绿化应该作为和建筑同时进行的规划工作而存在。对城市的绿化建设不仅仅能使城市的环境得到改变,公园、湿地、湖泊、树木的出现也能使城市居民的身心得到放松,使是城市构件工作开展得更深入民心。另外在建设中采用低碳、新型材料也是环保意识的体现。再来说一说经济,经济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支柱是城市发展中不可少的一环,那么在城市规划中如何体现出经济特点呢?经济产业优化就是一个好办法,提高旧城区改造工作速度、优化高污染高排放企业,将大型重工业企业移出城区,在城区扩建工作中注意引入新型产业,形成合理的产业优化链条,使城市带动乡镇、乡镇带动农村进而使城市产业优化链条完整。城市建筑的规划工作绝不仅仅只关系到历史、绿化、产生这么简单,一个拥有良好建筑规划的城市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城市进程都可以走得更远,因为城市规划工作是城市工作基础,是重中之重的工作。

总结:

城市是我们生活的基础,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城市经济不断进步的同时,城市与环境与历史的冲突也一天天增多,城市发展的脚步对环境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也日益严重,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制定一个良好的建筑规划方案势在必行,要集合本城市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制定有特色、有方向、有作用的规划方案,使城市建设工作向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

参考文献:

[1] 李景庆;李大中.中国城市建筑负面之思考[J].科技信息,2007(10).

[2] 韦鲁苹.建筑规划与城市环境的关系[J].科技资讯,2007(16).

[3] 易曼.我国城市建筑规划向科学化发展的转变[J].知识经济,2009(07).

建筑历史理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历史文化街区;古建筑;保护

中图分类号:K928文献标识码: A

0 前言

历史文化街区中的古建筑,具有悠久的历史,不仅体现着建筑本身的艺术价值,同时,作为历史文化街区整体中的组成单元,对于历史文化街区整体风貌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古建筑和其他历史文物一样,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为保护传统文化,对历史文化街区中的古建筑进行保护与更新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对历史文化街区中的古建筑保护和更新的相关理论方法进行梳理是必要的。在本文中,笔者首先对建筑遗产相关国际的保护原则和精神进行了梳理,随后对我国现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变迁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对历史文化街区中古建筑保护的意义与方法进行探讨。

1建筑遗产保护相关国际

1.1雅典

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制定的第一个城市规划纲领性文件――雅典,首次提出了对城市一般历史建筑保护的概念。其主要精神包括:通过创立一个定期的、持久的保护体系有计划地保护古建筑,摈弃整体重建的做法,以避免可能出现的危险;提出尊重过去的历史和艺术作品,在不排斥任何一个特定时期风格的前提下,进行历史纪念物的保护修缮。事实上否定了风格性修复的做法;赞成谨慎地运用所有已掌握的现代技术资源,强调这样的加固工作应尽可能地隐藏起来,以保证修复后的纪念物原有外观和特征得以保留;所使用的材料必须是可识别的;应注意对历史纪念物周边地区的保护,新建筑的选址应尊重城市特征和周边景观,特别是当其邻近文物古迹时,应给予周边环境特别考虑;一些特殊的建筑群和景色如画的眺望景观也需要加以保护[1]。

1.2威尼斯

1964年5 月31日举行的“历史古迹建筑师和技师国际会议(ICOM)” 第二次会议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保护委员会通过了《威尼斯》。它在重申了《雅典》遗产保护范围与意义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更为完整的建筑遗产保护概念。《》指出建筑遗产不仅包括伟大的建筑艺术珍品,也包括建筑的文化意义。强调了建筑的文化含义及为历史所营造环境的功能。

1.3内罗毕建议

1976年11月2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在华沙内罗毕通过了《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简称内罗毕建议 )。文件在单个建筑保护的基础上,增加了历史地段建筑保护的概念。建议中指出“历史地段是指在某一地区(城市或村镇)历史文化上占有重要地位、代表这一地区历史发展脉络和集中反映地区特色的建筑群。其中或许每一座建筑都够不上文物保护的级别,但从整体来看,却具有非常完整而浓郁的传统风貌,是这一地区历史活的见证,它包括史前遗址历史城镇老城区老村落等”。

1.4华盛顿

1987年10月内罗毕建议的内容在《华盛顿》中得到总结。《华盛顿》成为《继威尼斯》之后又一份关于保护历史建筑与历史性城市保护的国际性文件。

《》确定了历史地段及更大地区的历史城镇、城、区保护的意义与作用。《》还明确提出了历史性城市、城区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历史城市的保护应该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整体政策的组成部分;当必须改建建筑物或者重新建造时,必须尊重原有的空间组织,并要把原有的建筑群的价值和素质赋予新建筑等等。它们不仅可以做为历史的见证,而且还体现了城镇传统文化价值”。该的颁布标志着有关城市保护最全面的定义,城市“整体保护”的概念成为西方有形历史遗产保护的最终解释[2]。

2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2.1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发展阶段

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共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文物保护为中心的单一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以文物保护为中心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形成。第二阶段,增加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1982年,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公布,标志着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的形成。第三阶段,重点转向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多层次体系。

2.2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现状

从以文物保护为中心的单一体系到多层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我国基本形成了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为重点内容、与文物保护制度相结合的历史遗产保护体系。现今,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见下图。

图表来源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

古建筑作为历史文化遗产,贯穿于整个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得到了全方位的保护。属于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有相关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实施保护,其他古建筑则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范围。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古建筑属于历史文化名城的范畴内。

3历史文化街区古建筑保护的意义和方法

3.1历史文化街区古建筑保护的意义

古建筑是一种文化载体,它们是城市发展的记号,见证了城市的变化。是一个城市传承的记忆,代表着城市的历史和底蕴。向城市新居民传承着城市的历史,也向慕名而来的游客讲述着城市的过去。古建筑作为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是社会不同发展阶段遗留下来的实物。从对古建筑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某一时期科技发展情况,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及科学技术水平、工艺技巧。一旦破坏,就很难恢复。对于城市而言就失去了自身的记忆,失去了自身发展的见证。记录历史,展示文化,将古建筑的历史信息完全呈现,就是古建筑保护的真正意义和价值。

历史文化街区古建筑除了承载上述信息外,作为群体居住空间,还能够反映当时社会聚居状态和地域居住文化,生产、生活方式。同时,它给人们一个实景体验城市历史、感受城市过去的场所。某些历史文化街区古建筑则仍然代表着城市的符号、街区的符号,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作为城市文脉传承的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街区古建筑以群体呈现在人们面前,同时也是城市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的保护和利用它们,不仅可以让古建筑重新获得活力,也可以给人们提供一个休闲与文化娱乐的好场所。

3.2.2历史文化街区古建筑保护改造方法

(1)规划先行,合理定位。在现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涵盖的历史文化街区,在现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框架下,对保护规划所涉及到的保护区域和控制区域做综合定位和控制,以从整体上保证历史文化街区风貌,从而为历史文化街区内古建筑保护提供相应的环境风貌。

(2)注重环境,整体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古建筑有两类情况,一类属于文物保护单位,应该根据相应的文物保护单位级别进行保护;另一类则不属于文物保护单位,这就需要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范畴内进行保护。首先要对街区整体历史风貌进行确认,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对周边一定区域的风貌控制要求。

(3)单体改造,保护为主。在对历史文化街区内古建筑进行保护的时候,可以根据建筑的特点,进行适当的古建筑的改造利用,旨在恢复古建筑活力,使其更多的融入街区功能。然而,目的必须是充分保护古建筑,在不破坏古建筑文化和历史价值的前提下进行。对融入的功能进行综合的考虑,保护改造为主,开发为辅.。

4 结语

历史文化街区中的古建筑,体现的价值不仅仅是在于单体古建筑,同样在于古建筑群体给人们的观感和体验。承载着比单体更多的文化意义和内涵。同时,对于群体为对象的古建筑保护的难度,所涉及的层面也更加多样和复杂。在本文中,笔者对历史文化街区中的古建筑保护的相关理论研究进行总结和探讨,期望历史文化街区中的古建筑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利用,让历史文化街区中古建筑所承载的文化传承更好的得到继承和发扬。

参考文献:

[1] 吴志强,李德华.城市规划原理(第四版)[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627~628.

[2] 陈蔚.我国建筑遗产保护理论和方法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06.

建筑历史理论范文第3篇

东南大学和《建筑学报》联合主办的“亚洲视野下的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前沿”1)研讨会,会议主旨提出这样一个发问:什么是当代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前沿(问题)?对此笔者试图提出个人的回答及一些相关的观察思考。这个问题,可以从世界角度看,也可以从中国角度看。从世界角度看,当下的建筑历史理论问题,是如何面对非西方的、亚非拉世界的建筑及其历史和理论的“出现”,即如何在历史和理论层面上接受之,并通过自我改造使世界的建筑历史理论成为一个真正的多元多文化体系的问题。非西方建筑当然和西方建筑同样悠久,但不一定在(西方主导的)世界建筑学术话语中存在。而这里所谓的“出现”,特指这些建筑及其历史理论在世界话语特别是世界学术话语中的出现或出场。这种出场,有一个短暂的发展史。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西方学者书写的世界建筑史中有非西方建筑的内容,但其视野和构架却是欧洲中心论的;在1950-1970年代以后,西方中心论受到批判而非西方建筑的出场愈加显著;1990年代以来,非西方国家的建筑、尤其是亚洲、特别是中国建筑及其研讨和论述,以强劲的势头出现在世界文化和专业话语媒体中。今天,在批评西方中心论的理论思潮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中、在七国峰会被二十国峰会取代和金砖五国崛起之际、在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以及中国引领的亚投行成为世界性银行之时,包括中国和亚洲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建筑话语的出场,气势磅礴,无法阻挡。但是,目前关于非西方国家的建筑的研讨话语,基本上是“历史的”和“地域的”,基本上不进入理论层次和思维构架领域,基本上无法和西方理论和思维构架正面交锋;西方中心论在彬彬有礼地包容接受非西方国家建筑叙述的同时,依然含蓄地保留着;以西方的世界建筑话语为基础的今天的世界建筑话语,依然没有在深层的概念和构架上转变成一个多元的、多文化的体系,尽管大家都认为这是必然的方向。如何改造自我,采用多元构架,在历史研究更是在理论思考上真正容纳非西方国家和文化的建筑经验及其内在文化思维逻辑,是目前世界建筑历史理论的前沿问题。就中国角度来看,今天的建筑历史和理论的前沿问题,是世界化,即如何在历史和理论上进入世界建筑话语尤其是专业学术话语体系中,并且改造其内在思维和构架、推动多元多文化体系的建立的问题。这个世界化,也有一个较短的近代和现代史。1930年代营造学社初期关于中国建筑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的论述(朱启钤、伊东忠太、梁思成、刘敦桢),1940-1980年代营造学社工作的英文写作和最终发表(梁思成的APictorialHistoryofChineseArchitecture最终于1984年出版),1980-2000年代对于中国园林、宫殿、民居等类型的大量的对外介绍(对外交流中的推介和大型英文图书的涌现),2000年以来的更广更深的多视角的论述和世界流的蓬勃展开—这些是这一历史的几个重要阶段。今天,中国建筑话语在世界上的出场,异常活跃;伴随的建筑历史理论的一定程度的世界化,也已起步。古代史的深入研究、近代和现当代史的开拓、大量的国内外的学术和课堂的交流,特别是设计实践的大量国际合作,使得中国建筑的学术内涵和外延以及国际性出场,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但是,此次中国建筑的国际化,规模虽然宏大,理论工作却还是浅显的;中国建筑依然是“历史的”、“地方的”、“异域的”,而非“理论的”。今天,在全世界批判理论兴盛(后殖民地批判、欧洲中心论批判、权力批判、女权主义批判、理性主义批判、现代性批判)的大氛围下,在设计实践和学术科研高度国际化的背景下,如何推动中国建筑及其历史和理论的世界化,使其不仅在历史层面上,更是在理论层面上进入世界话语,成为有意义的有理论价值的一部分,甚至在概念和构架上挑战、颠覆、改造现有世界建筑历史理论话语体系,是目前的前沿问题。上述的两个前沿问题,两个我们需要推动的过程,即世界建筑话语对非西方建筑的接纳和中国建筑的世界化,是互相联系的。前者与后者呼应、连贯、统一。前者需要后者,后者也推动前者。我们做好了第二项工作,就是对第一项工作的回答和贡献。

2如何推动中国建筑历史理论的世界化?

今天,应该如何推动中国建筑的历史理论的国际化?根据思考,我认为应该要在以下几方面努力。这些方面是互相联系的,这个单子也是开放的,可以继续发展。1)要面对和承认,而不是回避今天世界建筑历史理论的基本构架的西方性。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各方面,基本都是以欧美理论或原型为基础的;世界建筑学专业的基本构架也如此,其中的历史理论论述更是如此。近几十年,非西方建筑作为历史和地域现象已经得到接受,但是建筑话语基本构架、概念、词汇、标准、参考物,依然是很西方的。2)要积极探索、并且有选择地使用西方发展了的提炼过的词汇、概念、思维。面对西方学术体系,要学习、要进入;回避、关门、另起炉灶,没有出路。对合理的确实有普遍意义的,要采纳;对不合理的狭隘的有偏见的,要质疑、挑战、去除。对西方体系,要与之对话,也可以辩论。要努力跻身于建造理论、建造话语的行列中去,积极参与正在发生的对西方中心的近现代世界话语体系的改造。3)不把中国归于西方体系,尊重中华传统原本的独立性(历史、经验、思维、伦理),强调其独特性及由此产生的对西方主导的世界(建筑历史理论)话语的突破性和革命性。这种对独特性的强调,有利于我们质疑、挑战、颠覆、重构近现代世界(建筑历史理论)话语体系。新的体系,应该是平缓、关联、多元、多极的,而不是金字塔的、树状的、中心的、排他的。4)继续从事中西比较,及东亚体系和欧洲体系的比较。比较作为方法,已经是一个思维策略;其潜台词是假设了两者的独立和平等,以及对任何一方的主导的颠覆(当然,两者的互动交流也很重要,不可忽略)。5)应该把对中国建筑的研究,和东亚地区联系起来。“东亚体系”有内在的文化思维逻辑的连续性和系统性,在和西方体系对话中,具有重要理论意义。6)应该破除“中国建筑史”就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概念;把近代、现代和当代的中国建筑,作为严肃的课题,进行认真研究、分析和理论化。否则,中建历史(和理论)的学术研究,就和今天中国的大规模建设和高度国际关注的现实,太不相符,在国际平台上也显得太弱势。这个对“古代史”的突破,要求大家思考和建构古代和近现当代的“连贯性”(尽管有断裂),以及近现当代本国建筑的“中国性”。这会强化中国建筑(历史理论)在世界专业学术话语中的存在。7)在使用“中国建筑”概念的同时,要破除符号化的“民族国家”的限制,启用地理视野,还原更复杂的地理地缘关系。要关注地缘的丰富、边疆的模糊、大中华区(两岸四地)的关系、东亚的互动、亚洲各地区的互相联系,以及世界性互动(双向的、各时代的,如援外工程)。8)强调“理论”,重新理解“史”和“论”的关系,强调两者的深度统一,把纯历史研究变成历史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提高中国建筑历史经验的理论意义,即抽象的、一般的、能够面对世界的理论意义,由此跨越中国建筑研究仅仅是地域的、历史的建筑研究的局限,进入世界的理论研讨的领域。9)在思考研究的方法上,破除“建筑”,强调“社会”。为了深入研究建筑,挖掘其内在状态和重要理论意义,有必要退出建筑,在方法上突破“技术”和“形式(艺术)”的捆绑,把建筑问题和更广泛的状态、过程、矛盾、问题、构架、学术体系等,联系起来,然后回到建筑问题上,由此获得方法和视野的制高点。这个更广泛的大领域的核心学科,不是一般的人文科学(如历史学、美学、心理学、经济学),尽管这些都很重要;这个核心学科,根据我的长期观察思考,就是社会(学)理论(socialtheory,socio-politicaltheory)。这里的社会理论,包括政治理论、批判理论、哲学思考,社会学内在理论(关于权力、国家、社会分层、城乡关系等),也包括社会政治学理论和某个具体问题/专业的关系的研究和理论(如历史、美学、技术、日常生活,及由此导出的社会史、文艺社会批判、社会技术史、微观日常社会生活史等)。世界建筑学的历史理论的基础构架,已经从艺术史范畴,走向广义的社会政治学范畴,不是偶然,而是成熟的标志。

3三个课题

笔者目前有限的一些工作,都试图回答上述思路的一些方面。研究采用提炼过的西方词汇和概念,也尊重并强调中国历史经验的独特性。最近的研究也关注欧洲传统和中华文化在概念思维上的正面交锋,即将两者放在同一平台上比较思考。这些工作包括3个项目,简要介绍如下。

3.1“大”与“国家”

本研究试图说明,在中华文化中,大视野(天地、万物)和国家伦理的关系2)[1-3]。在诸如“家国天下”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述中,国家成为一个必然的道德范畴,在一个道德构架中和天地万物相联系。这和欧洲的情况几乎相反。在近代欧洲,在国家成型之际,“国家”是个负面的概念:国家必须存在,却是合理的、道德的、进步的个人和市民社会的对立面,需要限制和分权。反观中华文化,国家是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伦理的存在。在此文化中,大的视野,及其与全面的、伦理的国家政府的关系,无处不在:汉字(每字独特而微观、构成文字集合的大)、棋艺(围棋的量和大、麻将的大和杂)、宫廷大型典集的汇编(《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字的帝国/帝国的字)、宫廷山水画(构图、山水和“疆土”的大)、城市的联网(驿道)构成国家地理的全局、木构建筑的“大”和国家的引领(构件帝国/帝国构件)、建筑群体的大构图和国家的在场等,都是例证。研究认为,在中华文化中,整体世界观与整体国家观是联系在一起的。

3.2“建筑与政治”的理论课程

这是最近几年开设的一门研究生课程。核心重点是探索“形式”与“政治”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西方理论和中国体系之间的对话。这里的“形式”可以是美学的、体验的,也可以是空间格局的、社会构架的形式;这里的“政治”包括社会和政治的各方面和各种理论,包括哲学理论,如权力理论、批判理论和政治形式理论等。课程包括3个板块,每个板块包括西方理论的介绍、分析、解读,以及一个对应的中国案例的历史和理论的分析解读,由此构成一种张力,促进前后两者的对话或辩论。1)围绕权力和空间的关系展开,关注机构或机关建筑(医院、学校、监狱、宫廷、城市)中的政治空间和空间政治;重点介绍福柯(MichelFoucault)的理论,以及勒菲夫尔(HenriLefebvre)、西里尔(BillHillier)、马库斯(ThomasMarkus)、埃文斯(RobinEvans)、佩夫斯纳(NikolausPevsner)的有关论述;中国案例是对明清北京和紫禁城政治空间的分析。2)围绕设计批评和批判理论的关系展开,关注西方的批判哲学、批判理论和现代主义建筑批评,介绍康德(ImmanuelKant)、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School)和塔夫里(ManfredoTafuri)的理论论述,以及关于“批判建筑”(criticalarchitecture)的讨论;相应的中国的个案研究,包括1950年代北京的建筑城市设计的分析,以及对作为独特实践形式和组织形式的设计院的分析解读。3)围绕美学和政治的关系展开,关注两者之间各种可能的状态及就此关系的理论,重点介绍的是本雅明(WalterBenjamin)和朗西埃(JacquesRancière)的论述;中国的案例是“大”和“国家”的关系的研究,探讨文化、美学、技术、伦理、政治的不可分割,即政治与形式的不可分割。建筑与政治的关系,还有其他的状态和板块,需要进一步探讨。

3.3《英文中国建筑研究读本》的编辑构架

这是英国Routledge出版社委托的项目,是覆盖世界各学术领域的一套丛书中的一种,英文书名为RoutledgeHandbookofChineseArchitecture:SocialProductionofBuildingsandSpacesinHistory,由我和东南大学的陈薇及李华老师合作主编3)。“中国”(及“中国建筑”)成为一个绝对的单元,受到“民族国家”的符号化的局限,这是一个问题。尽管如此,作为一本全英文的当代的中国建筑研究论文的精选读本,对于推动中国建筑历史理论的世界化,应该是有益的。作为编辑而成的读本,书的构架极为重要。本书遵循了几个基本的构架原则,并由此推出全书的组成部分和每部分中的课题。这些原则是:1)破除“中国建筑”就是“中国古建筑”的概念,把古代、近代、现代、当代都纳入组稿和思考的构架中。2)采用建筑的“社会生产”的概念,视建筑为社会产物和社会场所,而非技术理性或美学形式自身的问题。3)聚焦建筑和建筑空间的“生产者”(生产的人群和机构等),并考虑生产者的各种类型、状态(如“工匠“”建筑师“”设计院”等)。4)在方法上优先考虑“国家”这个最主要的建筑生产者或生产机构;这是从古代到当代中国的一贯现象,为我们寻找各代中国建筑的连贯性提供一个思考;有了国家这个主要生产者,其他生产者也可由此推出:士大夫、民间工匠、自由个人建筑师、设计院等。5)采用并协调一系列重要的概念:生产者及其机构、形态与空间、城乡各场所、知识和技术的制度化、历史断裂和历史境遇。6)尊重和强调某一历史阶段的独特性(独特历史境遇)。7)强调当代视野,即全书提供的历史,是当代观察和研究的历史,而非绝对的历史复原。在这些构架原则下,全书分为5大部分,每部分有3~5个专题,每个专题下有几篇文章。这5大部分是:古代传统;民国早期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当代-世界的中国;理论探索。第1部分的专题是:国家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士大夫的实践领域;民间工匠实践和民间生活世界。第2部分专题:“建筑学”的到来(职业、学科、教育体系);近代建筑技术与风格;近代城市建设与空间组织。第3部分专题:国家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实践、教育和设计知识的制度化;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筑(民族主义和现代主义)。第4部分专题:个人建筑师;国家设计院;中央商务区(世界的物象);城镇村乡连续体;地缘关系(台湾和香港的实践)。第5部分专题:世界观;政治伦理;研究方法。

4结语

上面3个课题,都试图从不同角度推动促进中国建筑话语的世界化,回答上述9项要求中的一部分。这些工作远没有结束;有许多还没有开始。目前的工作,是在路上的努力;重点是对西方概念的选择性使用和中国独特性的研究和强调,以此促进本国建筑历史理论话语的世界化,及世界建筑历史理论的关联化、多元化和多极化。

建筑历史理论范文第4篇

就建筑领域而言,建筑文化的日益丰富及其品位的不断提高,对建筑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时代呼唤建筑师要奉献建筑创作“精品”,而高文化品位的建筑创作必来自于高文化修养的建筑师。如何培养和造就这样的建筑师自然成为建筑学教育界关注的问题。我们认为高文化修养的建筑师取决于建筑学教育和建筑科学的更新,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在建筑学科中突出建筑文化的再教育,以“建筑文化”为基本内容来提高建筑师综合文化的素质和修养,而建筑设计与建筑历史课程的教学整合恰好有益于此。

1国内建筑学教育现状剖析

1.1学生学习方面的问题

我国建筑学专业基本设置在理工科院校,而其专业特点是具有艺术类性质并包含文科教学内容。由于学生素质的差异较大,特别是少数学生的学习目的只停留在实用技能的学习,导致学生只注重方案设计、表现图绘制,而忽视建筑文化的研究与思考。这种现象反映在对建筑历史的学习积极性不高,理解不深刻;建筑方案设计因没有深刻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而经不起推敲。

1.2教师授课方面的问题

讲授建筑历史需要多方面的知识,讲授课程时教师还应触类旁通。讲授一个时期、一个地区的建筑内容,首先应该对其所处时代、地区、自然条件、历史沿革、文化、、政治、经济等内容加以叙述,这些与建筑有关的客观环境背景直接影响着建筑的最终结果。建筑历史涉及古今中外多方面的内容,反映在教学过程上表现为单一教师不能精通全部内容,需要各门课程教师在提高自身专业水平的同时,共同努力使课程内容相互联系、融会贯通;需要建筑设计老师有丰富的中外建筑历史知识和建筑文化知识。

1.3教学条件方面的问题

深入了解建筑历史光靠书本的内容来学习是远远不够的,建筑历史课程的教学特点是以理论教学为主,要求作到尊重历史、尊重史实,所以教学中需要辅以大量的图片资料及实物;建筑设计课中需要列举古今中外建筑,由于现有图书、图片资料、实物教具奇缺,尚不能满足教学需要,从而使教师授课单调乏味,学生学习时感到内容空洞、难于理解。

2建筑设计与建筑历史课程教学整合的目标

①培养学生掌握建筑创作的共性思考方法和设计原则。以了解建筑历史、设计基本原理为主要目的,对建筑思潮、流派、共性设计原则进行剖析,培养学生真正理解“理论源于社会、源于生活”这一真谛,掌握建筑创作的共性思考方法和设计原则。②通过积累建筑历史知识并初步掌握观察、分析建筑的方法以培养学生具备建筑师的基本素质。③通过现代教学手段培养学生对所学内容获得清晰、准确的感性认识。

3建筑设计与建筑历史课程教学整合的具体实施方案

①一年级“建筑初步”中辟有“中国建筑的过去与现在”及中外建筑史基本内容专门章节,教学中的建筑空间构成中引入“中国建筑空间构成”。②二年级在“建筑设计”课程中设置“传统建筑形态”课程设计,强调在平时学习中积累和认识古典建筑的造型语汇。③三年级开设系统的“中、外建筑史”等建筑史课程并进行古建筑考察与测绘实习。④四年级建筑设计是“一体化”整合的,集中体现为以“历史、文化、生态、技术”等为主题。⑤五年级建筑设计以讲座的方式进行“东西方文化比较与建筑创作”,使学生融汇贯通,最终建构有自身文化精神的中国建筑理论框架,在创作中走出自己的路子。

4建筑设计与建筑历史课程教学整合实施的效果

4.1在课程安排中增加一定数量的实践性教学内容,包括建筑测绘、模型制作等。学生在理性认识建筑内容的同时,增强了对建筑的感性认识。学生进一步熟悉了所学的知识,使理论内容具体化,了解建筑的空间组合方式、构件搭接,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更好地完成建筑设计从而达到了整合目的。

4.2通过多媒体课件、制作模型、开展课堂讨论等方式,增加信息量,扩大知识面,开阔眼界。这种方式使学生充分的了解了建筑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有利于学生建筑理论观点的建立,并加深了对建筑历史理论体系的认识。

4.3教师在设计课上,除了培养学生的空间创造能力、形象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以外,还根据设计的内容讲授相应的建筑理论知识。建筑是生活的容器,建筑来源于生活,每一种建筑都有着它起源、发展的历史和一定的文化内涵,也有许多关于建筑里生活着的人的故事。这样,设计能力与历史修养在理论与实践上得到了统一与融合。

4.4开设实验课程,在教师的指导下让学生选择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建筑,制作一些复原模型,加深了对知名建筑的印象,同时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及空间想象力。

4.5提供教学实物教具,包括中、外知名建筑模型以及传统建筑构件,丰富了课堂教学内容。还可以通过开展研究型教学,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建筑历史理论范文第5篇

法、英建筑保护学派的理论虽然存在一定缺陷,因而备受争议,但其中也包含富有价值的主张和建议。维奥勒—勒—杜克要求负责修复的建筑师要熟悉各时期各流派的风格,强调修复工作应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根据可靠的文献记录实施修复计划;莫里斯等英国建筑保护学家认为,建筑遗产是历史的纪念碑,价值超群,而建筑师对文物建筑保护认识的局限性破坏了建筑的历史价值。这些思想影响深远,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随着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的大规模展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建筑保护与修复工作,并提出自己的保护理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派开始形成。意大利派的奠基人、著名建筑师波依多(CamilloBoito)教授认为,对历史建筑应该实施保护(Conservation)而不是保存(Preservation)。他说:“加固一幢建筑优先于维修,维修优先于恢复。任何现代的干预都应该被发觉或标记;更新或附加的部分应被看作结构的整体组成部分;被拆掉的任何碎片或要素都应悉心记录,并且,如果可能就保存原址。”①意大利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文物建筑保护学家贝尔特拉密(LucBeltrami)指出,文物保护工作需要事先进行历史的、考古的研究,要证据确凿地进行修复,不能仅仅靠自己的感官进行分析和推断。艺术史学家阿洛瓦斯•里格尔(AloisRiegl)也强调,古建筑应注重保护(conservation)而不是恢复(Restoration)。意大利派是一个后起的学派,它借助法国和英国两个派别的一些观点建构了自己的理论,认为:建筑遗产具有多方面价值,保护过程不仅要尊重原生态建筑物,而且要尊重后来添加、改动的部分;文物建筑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的缺失也是一种历史,不应轻易补缺;对于实际已经破损的建筑物,不能像维奥勒—勒—杜克那样去“创造”原本不存在的风格;此外,文物建筑的环境也要得到相应保护。应该说,意大利学派的理论具有总结性意义,正因为如此,后来的一些国际性建筑保护法规更多是在这个学派的理论上形成的。“敬重历史”的必然逻辑是“留住历史”。而“留住历史”正是对历史的最好敬重。早在19世纪,英国的约翰•罗斯金就说:“建筑应当成为历史,并且作为历史加以保护”,应“小心呵护看管每一座老建筑,尽可能守卫着它,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着它不受破坏”。“留住历史”并非将历史上已有破损甚至毁坏的建筑重新复原。因为复原意味着仿造,不仅欺骗了当代,也欺骗了后人。所以罗斯金说:“所谓的修复,其实是最糟糕的毁灭方式。”②在他看来,废墟同样是一种景观,破损和毁坏增加了历史的沧桑感,诱发人们的思古幽情,有利于教育后人。古代建筑如雅典卫城、罗马斗兽场,中世纪城堡;艺术作品如断臂维纳斯、胜利女神像等,既已残缺,就应原样保存,这才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先进、可行的理论只是实施遗产保护的初始条件,在理论的实施过程中,必须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方能使历史建筑得到保护。而得不到政府相关部门支持,常常一遇障碍便难以排除。随着理论的成熟,英、法、意三国在建筑保护探索过程中实现了由理论到法规的过渡。法国是世界上最早在历史建筑保护方面立法的国家。1913年颁布的《历史纪念物法》是法国文化遗产保护法规体系的基础。在这部法令中,保护范围仅限于文物建筑和与其有直接关联的部分。随着对古建筑价值的认识的提高,范围逐渐扩展到“历史保护区”。1943年颁布《纪念物周边环境法》,规定,古建筑周边半径500米以内的环境必须进行保护。1962年又制定《马尔罗法》(MalrauxLaw),以“保护区”的形式加强了对历史环境的保护,指出,历史建筑与周围环境须一同实施保护,而且强调这种保护须从城市发展的高度进行;1887年出台的《历史性建筑法规》(HistoricBuildingsAct)则强调了法国政府对保护历史性建筑的权力。为了保证历史保护区的地位,法规还规定了历史建筑等级划分制度,对列入保护名录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分级,不同级别的文化遗产实行不同的保护改造和再利用政策。另外,法国十分重视专家在遗产保护方面的作用,法规授予建筑师与规划师以很高的权威性。他们可以充分行使专家权力,参与遗产建筑和周边环境的管理,直接影响政府的相关决策③。在理论形成的基础上,英国政府制定了许多官方文件,如国情介绍、文化主管部门的年度报告以及政府的《英国年鉴》等,并相应颁行了一系列法规。1882年颁布《古迹保护法》(AncientMonu-mentsAct),是英国第一部关于遗产保护的法规,首次将一批建筑确定为历史古迹。1900年,《古迹保护法》进行了修订,将保护范围扩大到具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的普通建筑物。1953年颁布《古建筑及古迹法》,进一步确立了建筑保护制度。1967年出台《城市文明法》,将一些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区域列入保护范围。以上法规无不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放在首位,他们的目标十分明确,即将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妥善保存,以创造新的文化产品,为公民提供更多的享受文化遗产和现代艺术的机会①。同时,英国政府还制定了专门古建筑保存条例,规定,1840年以前的建筑物,一律加以保护,且不得更改外观;1900年前后的建筑物,根据是否有保留价值而定;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筑,若不能加以利用便可以进行重建②。此外,文物登录制度是建筑保护中的重要环节,是欧洲各国普遍采用的制度。英国政府于1947年颁布《城乡规划法》(TownandCountryPlanningAct,1947),确立了登录制度的框架,明确规定地方政府有权不经过财产所有者的同意便可将具有重要价值的建筑登录在册。爱尔兰古建筑保护法规的诞生稍晚。20世纪50年代,爱尔兰的古建筑一度面临被摧毁的命运。当时无论公众还是政府都还没有意识到保护古建筑的重要性,也没有专门资金用以维护,所以常见开发商把价值几百万英镑的建筑推倒而将地皮用作他用。

20世纪50年代之后,随着保护意识的提高,专家与公众的呼吁开始影响政府决策,有关古建筑保护的政府文件和法律法规遂陆续出台实施,对古建筑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得到了比较好的保护,城堡成为现在爱尔兰旅游业的支柱产业,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游览。意大利的建筑保护与修复工作自20世纪40年代起就居于世界建筑遗产保护的主导地位。由于意大利派形成较晚,这个学派吸收了19世纪英国派和法国派的建筑保护理论,所以相对来说更加科学、合理、可行。1872年,意大利制定了第一部文物建筑保护法。这部法律源于教育部1870年拟定的关于保护古建筑的条例,法律将保护对象划分为两级,即部级和地方级,分别由中央政府和地市政府或大区政府负责维护。同时规定,不得任意破坏文物建筑的完整性和稳固性③。1932年又颁布了《文物建筑修复标准》,提出了建筑维护和修复的基本标准,并对现代材料在古建筑中的应用做了详细规定。同年,在这些法规的基础上,国际建筑保护会议制定了《文物建筑修复的意大利》(简称《罗马》),成为指导文物建筑修复的国际技术规范。许多具有指导意义的国际法规都源于意大利派的理论。如前所论,在《威尼斯》制定以前,英、法、意三大派别就已经出台了很多建筑保护法规。后来随着一些建筑保护国际组织的建立,许多文件、宣言、法规、应运而生,从而形成了具有权威地位的建筑保护法规体系。在这些国际组织中,最负盛名的当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nternationalCouncilonMonumentsandSites,ICOMOS),这是一个古迹遗址保护和修复领域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它颁布的许多法规和目前仍具有指导性意义。主要有④:由上表可以看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化遗产保护焦点开始由单体建筑逐渐扩展到广义概念的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历史街区、历史城市、历史园林、甚至无形遗产等。回顾过去50年的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可以看出国际保护组织平均每10年致力于解决一到两个主要问题,同时关注新的问题。60年代形成了统一的理论准则;70年代对遗产进行集中估价;80年代对遗产地进行管理;90年代则采用了新的遗产分类,如文化景观、宗教圣地、乡村聚落等,引发了人们对原真性的激烈讨论;进入21世纪,由20世纪90年代的讨论引发的关于无形遗产保护领域的探索开始受到广泛关注①。这种理论的形成和转变促成了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对历史建筑整体环境的保护具有重大意义。此外,欧洲本土保护组织如欧洲理事会(CouncilofEurope),也颁布了大量宣言、决议和,并举办了一些旨在推动建筑保护工作开展的活动。1975年,推出了“欧洲建筑遗产年”活动,欧洲各地踊跃参加,对于历史建筑、历史城镇及城市的保护具有划时代意义②。这次活动制定了《关于建筑遗产的欧洲》和《阿姆斯特丹宣言》(TheDeclarationofAmsterdam),强调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In-tegratedConservation),标志着遗产保护由单体到整体的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此后,建筑遗产范围不仅包括品质非凡的单体建筑、周边整体环境,还包括城镇乡村等具有历史和文化意义的地区。建筑遗产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地区都应视为整体环境的一部分,予以保护③。

现代意义的文化遗产保护始于20世纪初。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国际组织已经颁行了很多国际和公约等文件,其中涉及建筑保护与修复的举世公认的法规文件主要有《雅典》和《威尼斯》。《雅典》是第一份有关历史遗产保护的国际性文件,首次提出了古迹修缮中的“可识别性”原则④。《威尼斯》是国际文物建筑保护的纲领性文件,也是国际历史遗产保护运动的里程碑。它总结了欧洲各国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科学可行的修复方法和原则,规定:补足的部分必须与整体保持一致,同时又必须与原有部分明显区别,防止补足部分使原有的艺术和历史见证失去真实性①。也就是说,修复和补缺的部分要跟原有部分形成整体,保持景观上的和谐一致,以有助于恢复而不是降低其艺术价值和信息价值;任何添加的部分都要跟原来的部分有所区别,使人们能够识别哪些是修复的、当代的东西,哪些是过去的原迹,以保持历史建筑的可读性和艺术的真实性。而关于原真性(au-thenticity)的定义,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也作了明确规定:物质上保持原始或真实的建造状态,并保留随着时间消逝留下的老化和风化痕迹②。欧洲各国实际建筑保护工作遵循国际法规,严格执行了雅典原则和威尼斯精神。英国温莎城堡(WindsorCastle)的维护就严格遵循着上述原则。温莎古堡是一座规模庞大、历史悠久的英国王家城堡,属于国家财产,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居住城堡,无论是女王宴会厅还是会客厅,都保留了当年的风格,给游人身临其境的感受。1992年,城堡部分房间在一场大火中烧毁,对于这样一座极为敏感的历史建筑,一开始皇家建筑师和皇室就承认,原封不动复原城堡已不可能,因为它的一部分已经在火灾中消失。于是在不改变外观的基础上,出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20世纪的印记便留在了城堡之中。在法国卢浮宫的保护工程中,建筑师贝聿铭采用新要素介入历史建筑的方式扩大了建筑内部空间,这些改造全部融入卢浮宫古老的内部结构中,是古今对比的成功案例之一。在建筑立面就可以看到加建部分的年份和建造者,有助于后人了解真实的历史。增建的“金字塔”式入口将过去和现在完好地融合在一起,在艺术上实现了古与今的对话。卢浮宫改建成功后,游客比原来增加了一倍。这样,所得资金就可以部分用于日常维护,无疑是解决昂贵维护费用的最好办法。意大利维罗纳城堡博物馆也是贯彻执行雅典原则和威尼斯精神的典型案例之一。博物馆的原型是一座建于1354—1356年的城堡。这座建筑曾一度陷入改建误区,直到建筑师卡诺•斯卡帕接手,才开始遵循整旧如旧、修新以新的原则,最终成为建筑改造中较成功的作品。19世纪时,拿破仑曾将城堡改建为防御工事及营房。20世纪早期,又改造为中世纪艺术品博物馆。当时的建筑师试图重建城堡使其恢复原状,以杜克的“风格式修复”理论为指导,结果彻底混淆了原真性与可读性。当斯卡帕接手进行重建时,他不主张恢复原貌,因为在他看来历史正是在与现实的对话甚至冲突中才能充分展现出存在的意义和美感。这次改建留下了多个历史层面,原有肌体与新增部分保持一定距离,游客可以清楚地辨认新老元素,从而使新旧并置与对比在此形成了富有张力的历史对白③。再如,米兰的斯弗尔查城堡的改建,建筑师将城堡公爵庭院的一层改造为一个十分前卫的博物馆,馆内收藏了很多极具历史和艺术价值的作品,与古朴庄重的城堡融合在一起,实现了古典与现代的交流。

中国古建筑保护可以从欧洲古建筑保护体系的形成中获得启示,而这种启示须从新中国建立后对古建筑拆毁的反思开始。新中国建立以迄今天,古建筑拆毁的历史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到爆发。在这一阶段,始建于元代、竣工于明代、世界规模最大、被誉称为“真砖真墙真古董”④、具有无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建筑价值、美学价值的北京城墙惨遭拆毁,可谓拆毁的典型案例。第二阶段从开始至1980年,主要是10年。如果说建国初期的破坏还没有形成规模,那么,随着政治运动的频繁发生,以拆毁古建筑为重要表现的破旧立新运动迅速覆盖全国。特别是初期,在“破四旧”的口号下,古建筑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浩劫①。但是,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古建筑破坏的终结,改革开放后又开始了新一轮拆毁。济南火车站标志性建筑德式钟楼于1992年铲除②,令济南市民扼腕痛惜。一代建筑大师、建筑保护泰斗梁思成和林徽因故居于2011年底和2012年初拆毁。梁、林为中国建筑事业穷尽了毕生精力,设计各类建筑无数,绝难想象连他们自己的栖身之所也成为拆毁的对象,很具讽刺意味。显而易见,三个阶段的拆毁各有不同特征:第一阶段主要出于直观或朴素的阶级意识。第二阶段则经过了意识形态的深度思考,且发展为全国或全民规模的运动。如果说前两个阶段在程度或规模上呈现了不同特点,却也有共同之处,这就是都披了意识形态的外衣。改革开放以来的大拆大建却不同了,意识形态色彩已然淡化,经济利益的强大驱动成为主要动因。但是,无论意识形态还是经济利益,都不可能直接作用于拆毁本身,而必须借助某种力量才能达到目的,这种力量便是不受限制的权力,正是这种权力产生了决定性作用,构成了三个阶段的共同特征。北京城墙动拆之前,梁思成、林徽因等曾予以奋力抵制,但因书生文弱人微言轻而难以阻止一言九鼎的强权推行,而林徽因也终因拆毁的哀痛而含恨离世。爆发后,拆毁虽已演化为全民运动,实际上仍然是“最高指示”起了决定性作用,权力色彩异常鲜明。而这种权力,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以至在改革开放的30年间,在形形的拆除中,仍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与此形成鲜明的比照,西方古建筑保护体系就非常成熟和健全。这个体系将古建筑视为国家和民族的瑰宝,予以倾力维护。以至于同样是城墙,在这里经历了与在北京截然不同的命运。与北京城墙相比,英国约克城墙更加古老,却因为精心呵护,至今仍保存完好。在这种保护体系的作用下,有时为了维持一座有价值的建筑或遗址而保护了一个景观。一座教堂,一座城堡,一所民居,尽管在历史上遭到了自然抑或人为的破坏后仅留下断壁残垣,人们还是设法将它们保存下来,周围植以花草,以供居民和游客来此休闲和观光。而这种断壁残垣置身鲜花绿草中,处处可见,构成了一道道靓丽的风景,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这是西方文明境界的体现,而只有身临其境置身其中,才能感受和体验这种境界的意蕴。在这个成熟的保护体系中,学者居于主导地位,民众发挥重要作用,理论、法规作为修复保护的最高依据而得以遵循,而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只发挥协调作用,负责组织、实施工作。学者是建筑保护专家,提出相关理论设计,制定保护计划,在修复保护过程中发挥指导作用。法规规定和确立学者包括建筑师与规划师的权威地位,以保证他们在保护实践中充分行使专家权力,参与遗产建筑和周边环境的管理,直接影响政府的相关决策。而学者也不能任意而为,必须在相关法律法规下根据相关研究制定指导意见。民众或公民是古建筑的所有者或相关者,自然在是否拆毁或怎样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此,在做出拆除或保留的决定之前,通常首先听取学者的意见,然后举办听证会,以广泛听取公众意见。这样,一座建筑的拆与留,都不是任何一方的决定,自然不会出现权力独断的现象。古建筑的“保护”,针对两个目标:一为古建筑的自然性破坏,如长期风吹、日晒、雨淋而造成的损坏;一为人为的破坏,如搬迁、拆毁。中国现阶段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显然是后者,即如何使更多的古建筑面对城市化造成的强拆而幸免于难。这需要建立一个科学的、合理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保护体系。

建筑历史理论范文第6篇

【关键词】城市更新、文脉传承、城市设计“三理论”

传统街区是城市历史文化的载体,反映着城市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发展。然而,由于众多历史原因,有些街区已经成为人口密集的居住区,区内建筑破损严重,卫生条件不佳,基础设施落后,经济发展严重滞后,面临着亟待改造的问题。随着国内大规模城市建设的展开,能否保留城市文脉的记忆,能否使街区参与到新的城市生活中来,需要我们更加努力的探索和实践。

1、城市设计理论初探

1.1“三理论”概述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罗杰·特兰西克在《寻找失落的空间》一书中,通过对现代空间演进和历史典范的分析,得出有关城市设计的“三理论”:“图-底理论”、联系理论、场所理论。他主张将三种理论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综合理论进行城市设计,主张以“图—底理论”为基础研究建筑实体和空间虚体所占用地的比例关系,通过联系理论研究组织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以形成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分析和理解,场所理论加入了人的需求和文化、历史及自然环境等考虑因素,倡导结合环境的独特形式和内在细节给予物质空间更多丰富的内容,它比“图—底理论”和联系理论更进一步。

1.2 “三理论”在街区更新中的作用

传统街区在更新中,应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寻求保护和更新之间的和谐关系,以恢复地区活力,实现其可持续发展。街区改造应综合三种理论的优点:赋予虚实以结构,建立各部之联系,并回应人性需求和各自环境的独特要素。

利用“图—底理论”分析街区格局和单体建筑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城市街区的空间总体结构,从而在改造过程中创造出更积极的城市空间。

联系理论”则源于研究连接不同元素之间的“线”,这些线由街道、步行道、线形开敞空间或其他在空间上连接城市各个部分的连接要素组成。将之运用于街区更新之中,需要从大的层面,考虑城市整体结构的形成。

“场所理论”是以城市形体环境的社会文化内涵和人性特征为研究主题,关注城市形象结构下的社会文化内涵和人与场所的深层次的情感沟通,有利于寻找有地方特色的生活方式及环境特征,有助于人性化街区的形成。

三个理论都从一个特定的侧面分析研究了城市环境,结合起来,综合运用,有利于我们对街区空间的全面分析和理解。

2、通天街的历史文脉和现状分析

2.1 通天街的历史文脉

通天街位于泰安老城之中,是泰安老城空间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泰安城的“三重空间”(如图1)是其城市发展所依托的重要文化内涵,所谓三重空间是指泰山南天门以上的为“天堂仙境”,以泰安城岱庙为中心的“人间闹市”和以城西南蒿里山为主要场所的“厚土大德”。“人间闹市”中包括的主要城市空间有:通天街、岱庙、岱宗坊、红门路、红门等。因此通天街作为城市的历史文化轴的主体空间、作为泰山文化的承载物,其本身有着得天独厚的文化渊源。

2.2 通天街的现状评析

2.2.1 现状街区概况

泰安城中心区的传统建筑被大量拆除,取而代之的建筑绝大多数是在20 世纪80年代后兴建的。由于在规划设计时没有深入考虑泰安城的历史及文化因素,多数建筑空间沿袭了一般性城市建筑语汇,致使现在的泰安城市空间特征并不明显,其城市空间的文化品质不能体现泰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承担角色的重要性。城市文化中轴线上的历史遗迹——蒿里山、岱庙和历史街区——通天街、红门路等处的空间设计仅仅满足城市的基本的旅游功能和商业功能,并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城市空间组织序列。就目前通天街商业建筑空间承载量而言,其建筑空间容量无法承担其应当的城市文化功能、城市商业功能和城市旅游功能。

2.2.2 土地使用状况

通天街全长394米,以商业用地为主,但商业功能结构较为混杂,两侧有宾馆、银行、理发店、服装店等等。沿街两侧的片区中以民房为主,同时还有行政办公建筑,旅馆服务建筑,科教建筑等(如图2)。

通过对用地现状进行分析,总结其存在以下问题:

2.2.3 道路交通

通天街是泰安城最古老的街道之一,北达岱庙,自古为帝王封禅大典必经之路,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通天街南接财源大街,西临青年路,人气旺盛,区域及人文环境优势突出。

(1)内部空间过于杂乱,缺乏明确的层次感和图形感,建筑实体和外部空间的比例不协调。(2)街区内的外部空间与城市道路缺乏积极有效的过渡和联系,内部空间相对闭塞。

(3)街区内开敞空间不足,缺乏有效的积极空间。

2.2.4 景观环境

通天街两侧聚集有大量居住区,其街巷的构成多保留自由的形态,街巷的名称也更是多样(如图3),如运舟街、卧虎街、卧龙街、关帝庙街、英武街、洼子街。一个又一个的神话传说在这里积淀,赋予了这些街巷不可磨灭的记忆点。保留片区旧有居民的记忆,是延续历史文脉的关键所在。

2.2.5 街区空间形态

街区北侧为岱庙、遥参亭,古建尺度较小,但街区内部建筑高度不一,两侧居民楼4至6层居多。部分建筑如万力大厦尺度过高,在街区各处都可看到万力大厦,影响视线景观。本应该对城市空间具有绝对控制权的岱庙在通天街区内超大尺度建筑的干扰下被大幅度弱化。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小尺度的建筑无法满足现代城市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在街区更新的过程中,需要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寻求平衡,延续历史和文化(如图4、5、6)。

3、通天街城市设计思路探讨

3.1 基于“三理论”的城市设计思路

根据对通天街现状的分析,将之与“三理论”结合,分析思路如下:

(1)将“图-底理论”运用于对街区土地利用的分析之中,对建筑和空间形态进行整合剖析,挖掘街区消极空间,构建传统街区的肌理和结构。

(2)利用“联系理论”,分析城市大轴线之中街区的角色和功能,结合土地使用的布局,以保护文物古迹为根本,合理组织交通和视觉联系,塑造街区空间形态。

(3)利用“场所理论”,塑造具有特色的环境景观;延续城市文脉,营造社区场所;邀请居民参与设计,保留城市记忆。通过街道、绿地或广场等具有“场所”意义空间的叠加来营造一个满足现代与传统的城市生活空间环境。

3.2 通天街的设计整合

3.2.1 功能要素的整合

从建筑的“图-底关系”可以看出,街道与建筑的线型空间较为凌乱,两侧建筑肌理截然不同,但均呈现建筑密度高的特征。街道东部建筑密度极高,构建成细密的网格系统,同时还有部分大体量的保留建筑,将这种小型网格打破。街道西部有很多大体量建筑,但建筑形态较为零散(如图7)。

商业空间是通天街的主体部分,沿通天街已经形成了较为连续的商业界面,但界面形式较为单调。芦原义信《外部空间设计》中提出,外部空间设计,每20至25米,或是有重复的节奏感或是材质有变化,或是地面高差有变化,都可打破空间的单调感,为外部空间带来节奏感。可以通过改变橱窗状态,或是从墙面上做出突出物,用各种办法为外部空间带来节奏感,增加街区吸引力(如图8、9)。

3.2.2 场所空间的营造

用地和场所分别对应于建筑与空间的实体与虚体关系。建筑实体的设计必须考虑到与虚体结构的连接,使建筑和空间有效的共存。通过研究“图底关系”,分析其土地利用状况及空间形态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抽象出城市肌理的尺度。通天街片区肌理密度大,虚体空间不足,但传统城市由于功能的原因,建筑体量不可能太大,空间尺度也就相对较小,比较人性化。场所设计要考虑以通天街的历史人文景观为原型,结合现有的自然条件、空间形态和街道格局,将娱乐、文化、商业、居住、工作一同形成城市组织,创造出具有特定意义的场所空间。街区内部缺乏绿化,借助绿化设计可加强空间场所的连接,增加场所的吸引力。

3.2.3 城市轴线的联系

在城市设计中,街道起着统一社区的作用,以城市范围内的连接作为恢复城市连贯性和城市发展方向的引导,有利于街区的更新。在泰安市的总体规划中的历史文化轴中,通天街作为市民的公共生活核心空间之一,处在其中部,城市区位十分重要。考虑到“联系理论”,通天街的空间设计不能局限于街区本身,必须将街区放入城市的整体层面来考虑。以城市文化脉络为基本点,考虑城市空间的结构塑造,成为城市轴线在文化和空间上的双向延续。可将通天街规划为步行街区,隐喻其封禅大典的礼仪场所,并保持原有历史街区的传统建筑尺度和基本形态,强化街道的端点建筑,从而强调街区的入口序列空间。

3.2.5 历史文脉的延续

城市建设在满足城市功能的同时会削弱其文化功能,所以在街区的更新发展上应采用渐进的历史街区更新整治方法,对通天街进行空间改造。从城市整体空间文化出发,考虑城市历史文化轴线,强化通天街南北两端的牌坊,塑造吸引人流的入口开敞空间,引导行人进入历史街区,隐喻泰安古城南门的所在地和其历史文化核心作用。鼓励与历史文化有关的商铺进入,恢复泰安历史上传统商业街的经营特色。并结合通天街沿街建筑立面的整治,突出其作为泰安历史文化中轴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城市的文化建设。在街道设施的设计上,尽可能的将泰安的帝王封禅文化和泰安自然及人文文化等信息加载到这些城市设施中,使这些环境小品在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的同时还能起到向使用者讲述城市文化历史的作用。

4、结语

传统街区的更新改造,需要考虑城市空间结构及文化传承的双向要求,因此在城市建设实践中,容易激发出大量的矛盾点,从而影响城市建设的实施。利用“图底理论”和“联系理论”进行分析,可达到整合街区空间结构,延续街区肌理特色,保留城市现代特征的目的;“场所理论”有助于营造人性化社区,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留居民记忆,达到文化上的可持续发展。将城市设计的“三理论”相互连接的,发挥其优点长处,对解决街区现代更新建设与历史文脉传承的融合问题有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罗杰·特兰西克,寻找失落空间.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2]芦原义信,外部空间设计.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

[3]诺伯格·舒尔兹,存在 空间 建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

[4]扬·盖尔,交往与空间.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5]冯伟、李昊,解读城市历史,寻求空间答案——以泰安通天街城市设计为例 城乡规划·园林建筑及绿化,2007

[6]姜利勇,传统与现代: 一个变换的图与底. 2005

[7]刘定伟,历史街区的有机更新与持续发展. 硕士学位论文,2007

建筑历史理论范文第7篇

关键词:文化;趣味性;专业;延伸性

中外建筑史是建筑学、环境艺术设计等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但是在比较传统的教学模式中主要还是以遵照教材为线索,着重对每个时代具有代表建筑做着重讲解,就建筑的造型特征,风格特点等方面做主要讲解,学生虽了解古建筑的表象却很难进一步理解建筑与其当时的文化传统,政治历史的联系,难以理解建筑文化的内涵。建筑史是研究建筑发展的历史,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印射出社会发展的历史,建筑所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结构、材料、空间,它又以特定的艺术形象反映出时代特征、地域风貌,人文历史等因素。若在教学中只是对建筑结构、空间特点等内容进行讲解,而忽视对建筑所处年代的社会背景、历史人文等知识的融入,则会使学生无法认识到建筑的历史性和时代性,无法认识到与建筑相关的文化传统,导致很多学生在学习建筑史的课程中处于盲目无序、被动接受的状态,久而久之失去了对此课程的兴趣,而又由于较多的文字理论讲解,使学生觉得教学内容枯燥乏味,上课没有积极性。在严肃的建筑史教学中增加学习趣味,丰富完善知识体系,成为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方式之一。

一、文化与建筑史实的融合

一座伟大建筑的产生,一种建筑风格的形成与建筑当时当地的文化传统,地域风俗以及政治历史等方面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建筑所涵盖的文化层面非常广泛。单方面围绕着建筑主体结构,建筑造型,风格特点等问题展开研究则显得教学思路比较单薄,缺乏知识体系的完善性。学生往往只是被动接受教师所灌输的知识,很难多层面、多角度地去理解去思考建筑与文化传统的关系,难以理解一种建筑风格的产生与那个时代的渊源,以及建筑背后所折射出的某种文化,某种意志,某种精神。缺乏了主动思考的积极性和学习的趣味性。这与单薄的教学思路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建筑史教学虽不能主动扩展为文化史,但可以将一段时间的建筑成就,发展特点融入当时文化传统的框架之中。以教材为主线索,将有关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艺术人文甚至名人轶事等等丰富的内容灵活有序地贯穿于教学之中,以便有助于了解建筑文化的内涵。这一方面可以丰富学生的知识层面,完善知识体系,辅助学生对建筑造型,结构特点等建筑本体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增加了课程的趣味性,提高了学生学习此门课程的积极性,对于史实理论自然也能轻松接受。

二、多媒体教学手段的介入

书本中虽有大量文字史实的介绍和建筑结构图样的分析,但仍有许多学生难以理解和想象建筑的真实效果,利用多媒体对主体建筑进行直观的图片赏析,来引入课程的主要内容,配合运用生动形象的文学语言,以丰富的建筑文化为背景,将理论学习与图片欣赏结合一体,将文化传统与建筑史实有序融和,将轻松的文学语言与建筑结构分析的严谨讲解相结合,有效增加建筑史课程的趣味性。化枯燥为生动,化被动接受为主动思考,其教学效果比直接生硬的灌输式教学方式要好得多。

三、理论与设计的关联

建筑史作为建筑学、环境艺术设计等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其对专业的重要作用自然不必多说。每个专业又根据其专业特点在教学重点上又各有偏向,怎样在教学内容上与所属专业紧密联系,做好理论讲解向专业设计的延伸,这又是在教学中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主要课题之一。就环境艺术设计专业而言,在建筑史与专业设计的联系上需体现具体化与细致化的特点。在教学中只是提到相关内容与设计的关系是不够的,需在教学内容上和教学过程中配合设计实例进行讲解,启发学生主动从所学内容中吸取精华,并且灵活运用于设计之中。如讲到古典柱式时,不妨有意识的延伸到欧式风格的室内设计中,分析西方古典柱式作为一装饰元素在欧式设计风格中的体现,引导学生对建筑与室内设计关系的思考,引导学生有意识地灵活地运用设计元素,以及设计元素的运用与室内风格体现上的思考。又如在讲解中国建筑史部分内容时同样可以有目的地延伸到中式风格的室内设计中。中国古代建筑以其鲜明的特点而自成体系,无论是建筑群体的空间形象还是建筑单体的外观,还是建筑各个部位的造型都具有多彩的艺术形象,在引导学生认识了解不同的屋顶型制,以及屋顶上塑造出来的鸱吻、保顶、走兽等装饰形象,引导其认识门窗上多样的窗格花纹,以及梁枋柱础的巧妙处理后,有意识地将这些建筑中的元素与中式风格的室内设计相结合,引用中式装修中灵活运用此类装饰元素的成功实例,启发学生活学活用的意识,将建筑史理论教学延伸到室内设计之中,让基础理论课程与专业紧密联系。再如讲解中国传统民居时,对于各地特色建筑如北京四合院,安徽徽派民居,大理白族民居等传统建筑,其独特的空间组合方式,墙面的装饰处理手法以及建筑细部的巧妙装饰等方面,会给室内设计的内部空间划分,空间形象的塑造以怎样的启迪,大理四合院照壁的装饰处理和北京四合院影壁的装饰形象,相对于室内的界面处理有何借鉴之处等等问题可以在学生中展开讨论,选择一两个专题组织学生收集资料,准备论文,对于所研究的结论,提出的观点展开集中讨论,这不仅可以培养学生探究历史,思考建筑文化的兴趣,同时在共同探讨中改变以往灌输式教育的沉闷气氛,培养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更重要的是将史实理论与室内设计联系更加紧密。

目前对着书本满堂灌的教学方式越来越不受学生的欢迎,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在建筑史课程中融入相关的传统文化、历史人文等内容,丰富学生知识层面,将建筑欣赏与理论讲解相结合,增加课程的趣味性,同时有意识的将理论学习延伸到专业设计中,从教学的趣味性和对专业的延伸性方面入手打破单调的教学思路,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化枯燥为生动,化被动接受为主动思考,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促进教学品质的提升。

作者:潘文敏 单位: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艺术与旅游学院

参考文献:

[1]楼庆西.中国古建筑二十讲.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建筑历史理论范文第8篇

【关键词】连续性;主观性;现代主义;流变

在进行建筑史学理论研究时,很多人习惯了对一段时期内的建筑发展史进行研究,从而归纳总结出一套理论体系这种方式,而在这里我却想从大师的作品及理论中重新审视那段历史。有关建筑史的思辨并不是简单地指建筑的发展史,而是将通过对已有理论的认知和其延展所得到对应的历史片断和现有的对历史的描述进行碰撞,看看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

理论与历史往往是联系着的,但历史本身也应当是理论,史学不可能是纯客观的。建筑的历史发展,其中的涵义、形态等等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在这里首先强调对史学研究的主观性,如果试图客观的描述只能是泛泛而谈,所能达到的深度便值得怀疑了。然而只要深入的分析,彻底的理清头绪,便会渗入自己的观点。与其如此,莫如采取一种主动的态度,所以本文会有大量的大师自述和笔者的主观感受,或许最后也未能得出明确的观点与结论,但这种尝试应该是有意义的。

一、从现代主义说起

首先,着重从现代主义建筑说起,现代主义建筑的指导理论在后来被概括为是“功能决定形式”的一种一元论的理论体系。谈到现代主义大家马上会想到他是对以往历史的一种反叛。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势必要从历史中划出它的起点以验证反叛性的彻底。可是经过查资料进行分析时,便会发现这个起点好像并非始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现代主义建筑的四巨头开始活跃时,而在此之前的两个重要人物是否已经给过人们以提示,已预示后来建筑界动荡即将开始。这两个人物便是路斯和贝伦斯,当然也不能简单地说他们就是现代建筑的发起者,他们也属于在此之前的各个流派运动一部分分子。所以说这种反叛并非是完全推倒式的,它也是一个过程,也从古典建筑中吸取了精髓。之所以称它反叛,究其原因可能是它彻底放弃了刻意的装饰以及否定了以前那种形式大于功能的这种设计思维,所以说“功能决定形式”这一说是相对于这种反叛性的特点而言,这就提示我们在研究建筑史时,不要泛泛了解,而是应从怀疑态度中进行研究,从而理清各种关系。但这些也还仅仅是个开头,而后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入了解当时建筑大家的主观言论进行分析,从而自己获得主观上的感受,再与现有的对历史的描述进行对照,或许就会脱离对历史理论那种流于形表的理解。

那这里研究现代主义就从路斯和贝仑斯开始,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如前面所说的那样,现代建筑的反叛性并不是从某一阶段突然全面推倒式,而是与十八世纪中叶以后的各种流派运动有着很深的渊源。阿道夫.路斯是一个彻底的批判主义者,他在其著作《装饰和罪恶》一书中,坦诚提出了自己反装饰并同装饰决裂的原则立场。他对建筑的形式和材料有这样的认识:“丰富多样的材料和优异的做工不应该仅仅被认为是弥补装饰的不足,而应该被认为在丰富感上远远超过装饰。”1910年他设计的维也纳的斯坦纳住宅是他理论认识的一种体现,这座住宅简单朴素,被不少评论家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座真正的、完全的现代建筑。在这个作品之后,路斯又开始了他的“体积规划”观念的建筑,在那时路斯就已经提出了现在我们还在研究的类型学问题。路斯的这种强烈的反叛精神支撑着他大半生的激进的创作,但在晚年时,他却回复到上层资产阶级的国际圈子里,并设计了几座富有华丽装饰的别墅,这多少为他的创作生涯留下了一点遗憾。提到贝仑斯,没有人会不认为他是一个绝对重量级的人物,他不仅设计德国电器公司总部涡轮机工厂这座里程碑式的建筑,同时还直接影响了现代建筑的三位重要奠基人,而实质贝仑斯并不是一个激进的革新主义者,其在《什么是纪念性艺术》一文中表露了自己的基本上是保守派的本性。他在他的很多建筑创作中保留了不少的古典主义的装饰,而他在1920年设计的埃格法本公司于法兰克福新基地时,采用了多样的“象征主义”手法令我们或多或少地想起了后现代主义设计手法的一些特征。而1925年以后贝仑斯的创作就更接近于“装饰艺术”风格了。从路斯和贝仑斯的身上,会看到现代主义已经开始发力,但又觉察到他们对现代主义建筑革新的不彻底性。一般的历史书籍上对这些被认为是现代主义之前的历史只做简单客观的介绍,所以容易认为路斯和贝仑斯是对古典建筑进行彻底反叛的现代主义建筑的先驱者。但实际他们的理论和思想有很大的不彻底性,也可能正是因为对这种追求的模糊状态甚至让他们的一些思想延伸的比现代主义建筑还要深远,这样也会提示我们对模糊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下面该着重谈谈格罗庇乌斯、密斯和柯布西耶这三位现代主义的奠基人了。格罗庇乌斯是一个彻底的现代主义建筑的革新者,他不仅有着激进的言论,还抨击了他的启蒙老师贝仑斯的保守思想。他在1911年设计的法古斯鞋楦工厂被认为是第一个真正把现代建筑全部特征表现出来的建筑。这个建筑体现了格罗庇乌斯本人的很多观点,同时是对当时古典主义手法被滥殇使用的一种强烈反叛。他的言论是极为激进的,“建筑,别再欺骗我们自己了,别再用欧洲式的傲慢,吹嘘说我们时代的这些倒霉的建筑物能够改变整个的世界面貌了。我们的全部作品都不过识破片而已。” “我们要最终地推倒误人子弟的学院派教育在艺术与我们所有人之间的那道墙,艺术家要重新成为建造者。”这些言论不仅是他对当时建筑界情况的一种全面否定,也是他日后主持包豪斯的第一个宣言。 “思想只要一调和折衷就会立刻死亡。”他的激进甚至有些极端,但也正是这接近于极端的激进使得他有了坚定的革新信念。后来他所做的包豪斯校舍等一系列作品甚至可以作为现代主义建筑国际式的标志物。而1938年后他移民到美国,开始了对建筑教育体系的全面改革,格罗庇乌斯的革新信念是坚定的,也是彻底的。但不管格罗庇乌斯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在晚年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设计理论的局限性,即所有各种类型建筑一概保持了一种麻木,冰冷和不尽人情的状态。格罗庇乌斯所创作的大量建筑都塑造性的、规整的,但笔者主观的认为这些作品虽很好的表达了格罗庇乌斯的设计理念,但与他早期的设计民主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轻享有一定的相悖性,所以后现代主义批判现代主义仍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后现代主义的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和否定又是不尽情理的,密斯和柯布西耶的晚期创作多少都为晚期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提供了一些启示。

密斯是三位大师中理念最为理性和坚定的,他身上体现的是德国人一种超理性的严谨,这表现在他对材料和结构的研究上,玻璃方盒子曾经是他研究的重点,而巴塞罗那德国展示馆无疑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充分体现了密斯“少即是多”理论思想。一般史书上对密斯的客观介绍往往会引起很多人误解,认为密斯和格罗庇乌斯和勒柯布西耶一样,支持工业化成批生产的做法,其实不然。密斯的唯心主义和他对德国浪漫古典主义的自然亲近感很明显的是他远离新客观派的成批生产手法。他喜欢用玻璃和钢这些新材料来建造极度理性化的新结构的建筑。“对结构我们有一种哲学观念,结构是一种从上到下乃至最微小的细节全部都服从于同一概念的整体,这就是我所谓的结构。”“我们拒绝一切美学空论,一切教条和一切形式主义,建筑使用空间的词语构思的时代的意志。活着的,变化着的,新的。既不是昨天也不是明天,只有今天才能产生形式,只有这样的建筑在创造。”这些言论便是体现。“少就是多”的原则不是强调极度简化,而是将构件,空间简化成最精致,最纯净的形式。然而除此之外我还必须提醒大家一点不常在意但又不能忽略的一点是:虽然密斯的作品极具现代气质,但其严谨的平面格局和精到的建筑尺度与比例,多少体现出一种古典的气质。由于受贝伦斯和辛克尔的影响,密斯在创作上的至上主义的理智仍不时地体现出倾向于统治阶级的权威性,所以笔者主观认为密斯在对现代主义的理解上与另外两位大师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但是密斯对钢和玻璃这些新材料以及新结构形式探索给了晚期现代主义主义者和高技派以深刻的启示。

虽然格罗庇乌斯和密斯晚年都面临过矛盾阶段,但是他们始终都未动摇自己的信念。而柯布西耶却经历了由极端理性向极度浪漫的转变。一提到年轻时代的柯布,我们就禁不住会想到《走向新建筑》中的豪言壮语。“一个伟大的时代已经开始,存在着一个新的精神,象洪水一般向我们冲来的工业,滚滚流向他的目标,她给我们提供了适合于这个受新精神鼓舞的新时代的工具。”“住宅是居住的机器。”柯布西耶早期的追求和格罗庇乌斯是一致的。萨伏伊别墅式国际式的典例之一。而马赛公寓和印度昌迪加尔会议中心则是现代主义建筑中塑性建筑的代表之作,同时也预示着柯布的绝对功能主义设计中开始出现了个人表现主义特征的转折。到了朗香教堂建成时,柯布已经很少发表什么思想言论了,这个隐喻主义式的建筑表明了柯布西耶极大的转变,所以象柯布西耶这样的人物,完全把他划归为现代主义者,我持保留意见。因为隐喻主义的手法是后现代主义建筑惯用的手法之一,另外柯布西耶的不断的尝试与探索促使他不断的改变,到后期他已经完全抛弃了国际式的那套做法,而开始个性化的创造,并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深深的影响了建筑形式的演变。所以要深入地了解一段历史,就应该怀疑先前的学者对某一历史阶段的归纳总结,因为其极有可能表现为一种断章取义的论断。所以刚学建筑史为了了解全面,自然多以客观描述方式传达知识,但是要究其深度时,就必须要有主观性了。

二、历史的一种延续性

在由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的阶段,既有过渡式的人物路易斯康,也有叛逆性的人物如斯特林,菲利普.约翰逊。康打破了“功能决定形式”这一法则,并在古典格局中注入了新时代的精神,被称为跨越了两个时代的杰出人物。而斯特林早期是“粗野主义”的现代主义建筑中的塑性建筑的追随者,而后来他做的德国斯图加特美术馆则是一个典型的使用多种符号的后现代主义作品。同样菲利普・约翰逊也是用美国电报与电话公司总部大楼这座里程碑式的建筑宣告了自己已由现代主义者转变为了后现在主义者。这些都说明了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一种关联。在当代我们称为后现代主义理论是多元化发展趋势,但其历经变革之后,后人也可能将其简单的归纳为一种表述方式。所以对待历史不仅需要有主观性,还要注意历史的连续性。

再来看一段对现代主义较为经典的论述。“现代主义者将建筑的意义托付给了理性的物理结构。他们‘相信建筑形式本质上就是结构形式,而不论最后怎样加工和装扮这些基本的结构形式。’他们的方法根本是抹去了已经存在的东西,一切重新开始;但同时也抹去了差异性的结构,抹去了绵延的文化背景,最终抹去了指向建筑平等交流的可能性;取而代之的是设计者将创造的纯粹意义纳入‘新建筑’之中。”这时再与之前通过研究得出的片段进行一下比较,通过研究得出的片断是细节性的,而已有的理论往往是对某一段历史的总体归纳,所以他抹杀了一些能说明细节问题的背景。而我们抛开这些理论对片断进行研究时,就会得到一些细节性的认识,这样反而会让你对已有的总结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从而避免了断章取义。同时也让你对现有的理论提出疑问,从而得出自己的观点,可以对现有理论进行更正或补充。

三、结语

所以在研究现代主义的塑性建筑和结构主义建筑等各大类建筑时,同样要注重这种对历史连续性的对待,查其渊源所在,并进行一定的主观分析,才会得到更多的认识。另外,注重对这种理论的研究固然重要,但更有价值的可能却会是它的流变。

参考文献:

[1]王受之著,《世界现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2]肯尼斯・弗兰姆敦著 . 原山等译 .《现代建筑 ---一部批判的历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3]乌尔里克・康拉兹选编,陈志华译,《二十世纪建筑各流派的纲领和宣言选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建筑历史理论范文第9篇

关键词:建筑史

现状

对我们这些青年学者群来说,整个8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方法论的年代,建筑历史与理论亦不例外。自70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在这些方法论的下,青年学术导向着眼于对建筑历史的宏观概括,抽象思辨,及大胆的诠释和推论,希冀启迪现实,预见未来,而不甘于传统的考据与实证式的“做学问”。一批才华横溢,西学中用,推古论今的佳作就此涌现出来。

但是在正统的历史科学看来,正如任何历史理论研究一样,建筑史研究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其目的都应是解决某种,引发某种思考,或提供某种借鉴。而如果没有较深厚的实证基础和学术素养,各种有关建筑的“历史哲学”、“理论框架”、“模式”等终不过是昙花一现,多雷电而少雨露。因为推论仓促,于史无补;思辩高寒,于世无缘。这些看法对青年学子未免苛刻了些,也未必就能言中,但却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对建筑哲理的“论”偏多,尽管其中层次高下悬殊,而对建筑史的探究则少人问津,至于对建筑现实的评论更是少的可怜。这里先撇开“论”,从“史”的一方面来说,应该承认,哲学方法论层次上对逻辑实证的批判与具体问题研究上对实证方法的否定从来不是一回事,建筑历史研究上的“先锋派”是很难担当的。确实,10余年来以这些“新方法论”、“新角度”来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高水平成果并不多。这是否说明,方法论本身虽自有其生命力,但建筑史研究上片面对待方法论的却应该结束了。然而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真正危机还不在于此。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为例即可说明。首先,这方面研究的任何实质性进展,都倚重于扎实的实物及资料功底,有时甚至还会借助于音韵、训诂等旧国学考证方法。但实际情况则往往是“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尤其对于不少青年学者来说,由于主客观原因而在这方面显得薄弱。其次,“全国一盘棋”的协作奉献式研究局面已难维持。而造就信息共享的当代研究条件却为期尚远。再加上乃至有关机构对建筑史研究的实用主义态度,以及经费来源的枯竭等。使这门学问愈来愈显冷僻、萎缩,且后继乏人。

尽管如此,近些年来中国建筑史研究方面依然成绩裴然,令人振奋。如傅熹年先生对元、明清皇家建筑型制、构图与象征的研究。杨鸿勋先生对古代著名建筑的复原研究,潘谷西先生、郭湖生先生及其学术梯队分别进行的建筑文化和中外建筑关系系列研究,汪宁生先生对古代明堂的文化人类学,龙庆忠先生及其学术梯队的古建筑防灾系列研究,陆元鼎先生、黄汉民先生、路秉杰先生等各自对华南一些典型传统民居的调查研究、曹汛先生对古建命题的缜密考证,张良皋先生对华夏建筑亚文化圈的推论,萧默先生的敦煌建筑研究,王其亨先生等对风水内涵的发掘诠释,以及各地民居和古建筑的研究拓展等,当然还应特别提到汪坦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陈志华先生等所进行的乡土建筑调查研究等。凡此种种,举不一一,都对中国建筑史的领域拓展和深化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即将付梓的五卷集《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艺术史》将全面反映近年来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水平和成果。

前景

建筑史的对象是上建筑所包含的思想和技巧(或曰意匠),其时空序列,其历史价值以及对后世、对现实以至对未来的。太史公的“究天入之际、通古今之变”至今也依然是治建筑史的要旨。当然还可以加上“辨中外之异同”等。跨世纪的建筑史研究仍存在两大方面。一是史的方面,以中国古代建筑史为例,近l0余年来随着新的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加,如大汉口原始建筑群遗址和广汉上古三星堆遗址的性质,郑州邙山早期城市遗址对版筑技术的上移。歧山周原遗址对造砖技术的推前,始皇陵遗址对陵寝制度的佐证,唐九成宫建筑布局和型制的发现,以及各地民居的深入研究等,都为补充和部分改写中国古代建筑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基础。应该指出的是,未来的中国建筑史或应更多地渗入和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史、史、史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和研究经验。另一个方面的研究涉及建筑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面向社会,接触实践,是使建筑历史研究走出困境的契机。如乡土建筑的研究,不仅是对民居资料的调查,也不仅是对人文景观的记录,而且应该是在乡村迅速的城市化中,对一些曾与生态相适应的中国传统聚居方式进行保护性改造的对策研究。这一任务可能部分地要由中国建筑史研究来担当。当然这些工作需要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乡村规划等方面的知识准备。再如文物建筑的保护及其技术研究,国外许多建筑院系都设有建筑保护专业(preservation),笔者曾在科伦坡参加“国际纪念遗址理事会”(ICOMOS)第十届大会,亲眼看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其历史建筑具有很强的保护意识,保护措施中技术含量很高,研究相当深入。这些研究主要由考古学家和建筑史专家来完成。而且不仅是保护文物建筑本身,随着城乡改造的大规模开展,历史地段人文景观的保护性改造与开发利用课题亦会愈来愈多,是改造项目一揽子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因而想到我国的一流建筑院系亦应设置历史建筑保护专业,以便深入进行这方面研究,和培养高层次的专门人才提供基地。这一领域应引入电脑辅助研究,建立历史建筑数据、图像库等,以配合维修、复原及保护性设计。

此外,还有对建筑文化和现实建筑创作关系的讨论,这也是未来中国建筑历史与研究的一大领域。一些建筑文化理论常用“三段式”,先释何为“文化”,再论何为“建筑文化”。最后再谈及一点建筑。其实建筑自古就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史留下烙印最集中、最深刻的东西。建筑文化的讨论应从建筑本身谈开去,然后向其他相关文化领域延展与交织,并且形成关于社会、文化,与空间、建筑间相互关系的评论及批评氛围。应该指出,建筑历史和建筑文化研究与现实创作脱节的最明显表征之一,就是近几年来北京高层建筑上泛滥的“小亭子”。建筑学界由于对大半个世纪的传统与创新之争没有一个理论与实践层面的与升华,缺乏城市空间及其历史理论的多元批评和价值判断;城市设计控制作用的滞后,对使传统建筑语言转译为建筑语言的迷茫,从而导致修辞手法上的平庸与退化;以及决策方面在城市景观历史意识与现代观念上的误解和误导,从而提出对古今生硬“嫁接”的强制性要求等。都使现在的“高层十小亭子”形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犹如旧“民族形式”概念的回光返照,但又远不及中国现代建筑史上几次复古思潮及其作品来的明亮。这显然也涉及今后一个重要的历史理论研究课题——城市景观脉络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是一个“古都风貌”如何保留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如能从一个角度对此有所贡献将是颇有现实意义的。

建筑历史理论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建筑学;建筑教育

Abstract: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but also an art, is the solidification of the art, is the carrier of history. The building is the huma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product, represents a kind of culture, is not only a historical phenomenon, is a regional phenomenon.

Keywords: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中图分类号:TU-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中国历史悠久,中国的传统建筑己有4000多年的历史,并在世界建筑之林中独树一帜。然而,把建筑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筑学和与其相应的建筑教育在中国只有不到80年的历史,其中缘故值得思考。中国传统建筑具有严谨的程序和对称均衡的层次,从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都是如此。我国的许多传统建筑如宫殿、孔庙、寺院、道观便是很好的例子。中国传统建筑的每一单位,基本上是一组或者多组的围绕着一个中心空间(院子)而组织构成的建筑群。这一原则一直采用了几千年,成为了一种主要的总平面布置方式。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美是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的独特魅力是任何别的建筑艺术形式都无法取代的。

一、传统建筑概念与建筑学

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失去了许多永远无法复得的东西——历史文脉。比如历史形成的街道、胡同、牌坊、宗教圣地等等城市建筑,被成片成群地拆除,威胁到城市形态的相容性和延续性。尊重历史传统并不等于食古不化、拘泥于传统。相反,有意识地保留这些传统,将使得这个城市更富有地方风味。

如果我们认真读一下中国历史和中国建筑史,了解中国传统“建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位置和发展脉络,就不难发现中国传统建筑的概念和现在的概念之间存在着差异。工地上的参照物是由大师傅根据建筑的类型和所备的建筑材料制作的建筑木构模型;建造过程中如遇问题,现场解决。此外,中国传统建筑的彩画画幅主要取决于结构构件的形状,表现的和西方建筑室内的绘画也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的画面和结构构件合二为一,后者绘画具有自身的独立性。

综上分析,从建筑学的意义上看,中国传统建筑的概念和西方建筑的概念存在本质的差异。几千年来直至上个世纪初,中国没有建筑师,因而也就没有为此而专门设立的学校和建筑教育;建筑技术的传承主要依靠师徒式的传授体系。中国传统建筑业没有产生出建筑师这个职业,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建筑本身落后,而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意识形态上对建筑的定位不足以产生建筑师。建筑在西方是西方艺术三大门类之一,即绘画、雕塑和建筑;而中国的传统建筑本质上是“器”不是“艺”,没有获得与中国传统绘画和书法同等的地位而成为艺术的一个分支。造房子所需要的“技能”没能作为“学问”,“建筑形式”的美主要源自于技术和构造,而不是源自于以形式为目的的设计,建筑物本身并没有向西方建筑那样成为美学讨论的对象。20世纪初,随着国门的打开,许多新事物和新学科也随之进来,“西学东进”是当时的潮流;体现在许多方面,其中也包括了建筑师的职业和建筑设计的概念。因此,尽管中国建筑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建筑学仍是一个新的学科。

二、回顾建筑教育

众所周知,中国第一所建筑院系正式诞生于1927年,即现在的东南大学建筑系,其教员和系主任都是由回国的留学生组成。显然,由于所受建筑启蒙教育的原因,对建筑学的理解一开始就是以西方传统建筑学的观念为基础,以理解西方古典建筑的方法去理解建筑事物,并且以此解释中国已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建筑。因此,第一代建筑师对中国传统建筑以及“民族特征”的解释和西方建筑师的理解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有“地道”与否的差异。这一观点无论从他们的作品中或对中国建筑形式的分析上都明显反映出来。

这样,建筑的概念由“器”而转成“艺”,成了学问的对象。建筑是艺术的地位在建筑院系里得到普遍承认,这和西方传统建筑学是一致的。作为艺术的建筑,其形式(外观)就变得尤其重要,所以对形式的研习就成了设计训练中的中心内容,也成了建筑教育的主要内容。由于对建筑概念的理解是西方的,因此学习建筑、认知建筑的手段也是西方的。西方古典建筑学由于阿尔伯蒂(Arberti)和帕拉蒂奥(Pladio)的贡献,形成了一整套形式美的生成方法作为设计的原则。然而,有意思的是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研习也使用了相同的办法,但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产生则是另外一回事了。教学体系统一化、教学大纲和统编教材等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特点之一,因此,在中国建筑教育的教学模式普遍大同小异。仔细分析,在建筑教育发展过程中似乎缺少了在建筑学中国化之后对建筑学知识主体的讨论,知识体系和教授方式存在问题。

三、建筑学与建筑教育

建筑教育应该建立在建筑学学科的基础之上,建筑教育模式应取决于对建筑学基本概念的理解。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筑学最初延生在法国巴黎路易十四皇家学院,首先建筑是被作为艺术门类之一而被学院接受,并要求其有能阐述自身审美原则的理论,即必须有可用于直接教授的理论。巴黎美院是学术型机构,因此,对建筑学也要求要把它纳入可以接受的学术规范。在巴黎美院里,建筑教育被分为两个部分:建筑设计理论和建筑设计训练。这两种不同的训练来自不同的教授群体,学院内的教授和学院外的建筑师。学生们在学院内学习文学、历史、哲学和美学以及数学,同时要到建筑师工作室进行实际操作训练,并通过设计竞赛获得设计成绩。在学院内,建筑设计理论的美学基础是建筑艺术的普遍原则,即以阿里斯多德的美学原则为基础,形式美被提纯到美的定律,如对称、韵律、和谐和比例等。其中占统治地位的优秀建筑的标准是固定的形式美的原则和范例,它建立在意义利文艺复兴文学和艺术作品之上。根据阿里斯多德形式美的普遍原则把美术从匠人的活动中分离出来,把建筑师从工匠的地位提升到哲学家的地位.

中国在美国的建筑学留学生中,比较集中的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尤其是宾大建筑系的建筑设计课,有着完整的训练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了巴黎美院的设计原则。当时是帕尔·克瑞主管建筑设计教程,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学院派建筑设计师和教师。帕尔·克瑞对建筑形式构件分析的态度实际上是坚信古典的、无时间性和延续性,尽量避免认真地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要学生分析古典建筑的形式构件,并不重视形式的历史意义。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教育模式对中国建筑教育模式的影响较大,严格地说,奠定中国建筑教育基础的是源自美国巴黎美院式的教育模式。然而,巴黎美院的教学模式通过强调一般的、抽象的理论而不是特殊的、具体的实践,把建筑设计活动理论化,奠定了建筑学学科的理论基础,构成了建筑学的知识主体。这一点作为西方学术传统的一部分始终保留在建筑学的学科之中。建筑理论作为建筑学的知识主体,是建筑设计思想源泉,也主导了建筑设计者的思维方式。但是,作为知识主体的建筑理论始终没有在中国建筑学的学术框架中占有相应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形式”“、风格”和“手法”.因此,也就造成了建筑形式构件的组合成了建筑设计的主要方法,对形式的敏感和反应成了主要的设计能力,但巴黎美院设定的关于建筑学的知识主体和学术规范并没有真正被中国建筑教育所接受。

所不同的是,美国的建筑教育自1939年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朝着现代建筑的方向发展,原先巴黎美院古典建筑的研习手法被放弃了,但建筑学的基本概念和学术规范依然保留下来。这种对建筑学知识主体理解的差异是中国建筑学和西方建筑学本质上的差异,虽然这种差异并不一定反映在建筑物的形式上,甚至也不反映在学院中设计课教学的成果上,但却反映在建筑教育的理论框架上和学术规范上。最终,形成了所谓建筑设计的学习“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一点是中国建筑教育和西方建筑教育最大的不同点,也就是对建筑学认识的不同点。

四、结语

在中国,当建筑学作为一门学问在大学里教授之时,就已经打破了中国传统上对建筑事物的认识,建筑学不是建筑,建筑学的知识主体也不仅仅是建筑设计。也就是说,建筑学作为一门学科应该和其他学科一样,有相应的学术规范和理论基础,这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虽然近十几年来,中国的建筑教育也已放弃了古典学习方法,但并没有开始建构规范的建筑学体系;由于最初对建筑学理解的偏差,导致了思维方式和认识论上的偏差。以这样的视角看西方建筑的发展历程,就很容易理解成是一部“风格”变换的历史;用同样的视角去看欧洲的现代建筑、后现代建筑以及美国的后现代建筑等,就只能感兴趣其形式的差异,或从形式的差异去理解名词的差异,并不能认真地去研究其根源。因此,当务之急是健全建筑学的知识主体,建立自己的建筑理论框架和学术体系,为建筑学真正的中国化打下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 陈凯峰. 建筑学. 天津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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