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机械论文范文

建设机械论文范文第1篇

目前，课程组师资结构合理，副教授以上职称占90％，获得博士学位者达到80％（含1人在读），老中青比例适当，平均年龄41岁。课程组拥有3个农业机械性能实验室，4个农业机械结构实验室和1个畜牧机械实验室，实验设备先进齐全。同时，充分依托兵团农业机械重点实验室、兵团农业机械检验测试中心、机电学院机械工程实验中心和电气工程实验中心的优势资源，进行研究生教学及科研工作。

2课程在国内外现状分析

《高等农业机械学》是农业机械化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的主干专业课。目前，国内农业院校如中国农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等都开设此课程，并均为农业机械化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如北方主要研究旱田作业机械、保护性耕作机械等；南方主要研究水田作业机械、园艺机械等；在东北，主要研究联合作业机械、粮食生产机械等。各个地区的高等院校，都紧密结合本地区的农机化发展特色，形成了以《高等农业机械学》为主干课程农机化工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培养体系。在新疆开设农业机械化工程专业的主要有石河子大学、新疆农业大学。其主要研究方向为播种、风能转化、精准农业、旱田作业机械，保护性耕作等。石河子大学做为教育部和新疆兵团共建的一所综合性大学，更加紧密结合兵团农业机械的发展特色，形成以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番茄生产全程机械化、特色农产品加工、节能技术、保护性耕作机械化工程、信息农业技术等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培养体系。此外，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农业机械逐步融合电子技术、信息技术、智能控制技术，许多新材料新工艺也广泛用于农业机械。做为农机化工程核心课程的《高等农业机械学》，教学内容与体系也在不断充实完善以适应现代农业机械发展的趋势，培养适应时展的农业机械专业高级人才。

3课程改革的具体思路

石河子大学农业机械化工程学科是自治区重点学科，《高等农业机械学》是农业机械化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的主干专业课。新疆是农业大省，农业机械化水平在全国处领先地位。如何将学科建设的优势转变为教学优势，同时结合兵团的发展重点，将学生培养成理论知识扎实、实践动手能力强、能推动兵团乃至新疆、全国需要的有用人才是课程建设与改革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教学内容是课程教学的核心，一方面要从石河子大学农机化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整体目标出发，结合《高等农业机械学》的课程特点，精选教学内容，重点在传授科学的思维方法，为学生探索新问题和新方法提供基础；另一方面，要立足学科发展的最前沿，不断充实教学内容，开拓学生的思路，提升学习和研究的专业高度。在学科发展的大背景下全面介绍课程的基本概念、分析和设计的基本工具及方法，引导学生尽快进入学科的前沿。结合兵团发展的重点，同时将与农业机械化工程专业密切相关的农业科学、生物科学、信息科学、管理科学等多学科知识交叉与渗透反映到高等农业机械学教学内容中，培养学生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高等农业机械学》作为一门专业课，科研是学科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组教师应在科研的取向、课题的来源两方面下工夫。①应用新理论、新方法、新手段对农业机械典型部件进行分析和参数优化；②立足新疆“大农业大农机”的发展特点，加强与相关企事业单位的交流与合作，开阔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

4结束语

研究生专业课程建设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研究生教育应该如何顺应发展趋势，进行课程内容和教学改革，是农业机械化工程专业研究生培养的当务之急。教学内容是课程教学的核心，只有从研究生培养的整体目标出发，精选教学内容，立足学科发展的最前沿,不断充实教学内容，重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传授科学的思维方法，才能为学生探索新问题、掌握新方法和解决新问题提供坚实的基础。

建设机械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分析哲学家赖尔批判了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否认了独立的心的存在，将心灵还原为行为，具有一定理论价值,但同时也面临方法论和本体论上的困难。由于其包含了物理主义的本体论，故成为一种"无头脑"的心理学。行为主义如何对待精神存在的事实?这也正是唯物主义必需直面的问题。

身心关系历来是哲学界反思的对象,在解决自我认知和他心知问题的过程中,哲学家们对心灵的认识范式不断发生转换,并在新的层次上有所迈进。笛卡尔范式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实体：物质和心灵。物质的本质属性是广延，心灵的本质属性是思维，心灵状态只为个人所私有。对心灵的认知就是自我认知。笛卡尔范式引发的心灵认知问题上的唯我论和怀疑论遭到了猛烈的攻击和批评。其中以赖尔为代表的行为主义范式给予人们莫大的启发。豪无疑问,对身心问题的解答还没有理想的答案,也许问题是永恒的,答案是暂时的。文章试图从赖尔的行为主义身心观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以理清脉络促进新的认识。

一

在对心灵的不同方式的理解中,在行为主义学说中,赖尔是其主要代表。赖尔的心身学说主要集中在1949年出版的《心的概念》一书中。在该书中赖尔旨在从语言分析的角度来澄清有关心的问题的陈述和概念，以消除混乱。简言之，他的目的不是建设，而是批判或"治疗"。他在《心的概念》一书导言中开篇便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明确提出自己的目的是想修正我们已经具备的关于心的知识的逻辑地图。他说："可以有所保留地说，本书提供了一种心的理论。不过，它并不给心的问题的研究添加新的信息……本书所做哲学论证的主旨并不在于添加我们对心的认识，而是想修正一下那张描给我们早已具备的种种知识的逻辑地图。"[1]

赖尔在驳斥其身心二元论时是借用逻辑范畴作出了有的放失的分析。他所及的范畴是指语句的逻辑类型--语言习惯。在一般情况下，范畴错误有两种表现，而心身二元论正是出现了范畴错误的两种表现，因而是错误的，这就是赖尔否定心的独立存在性的根本方法。

范畴错误的第一种表现是将某一逻辑范畴的语句误认为属于另一逻辑范畴，也即在表达中使用了不该使用的表达习惯。这种有范畴错误的陈述，从语法形式上看似乎是正确的。如：

（一）华盛顿既可指美国的一位总统，又可指美国的一座城市。

（二）克林顿既可指美国的一位总统，又可指美国的一座城市。

很显然，以上两个句子语法形式完全相同，但句子（二）实际上却是错误的。

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可以说，句子（二）犯的就是一个范畴错误，它被误作为句子（一）的同一范畴。同理，信奉"机器中的幽灵说"的人们相应于"身是什么，身在何处"，他们把不属于同一范畴的"心"归属于"物"并类推出了"心是什么，心在何处"的错误提法。笛卡尔的"心是什么，心在何处"的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所以也就无所谓心的独立存在。

赖尔别出心裁的以范畴理论来反驳笛卡尔的二元论，显示出其高超的逻辑思维水平，虽然这只是其行为主义理论的第一步。

二

赖尔进一步分析了笛卡尔范式的错误根源。在他看来，笛卡尔的权威学说的错误是伽利略的机械论推广所导致的副机械论的结果。物理学发展到笛卡尔时代，正是所向无敌一路凯歌行进的时期。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可以用物理学的机械论来说明、解释。这些解释都可以归于用"事物"、"属性"、"状态"、"变化"等概念概括而成的框架。于是，心是不同于身的事物，它的"属性"、"状态"、"变化"等属于与机械论概念框架不同，却相类似的另一个框架，它也有原因和结果，只是不同于躯体运动的原因和结果。"机械论的否定者把心说成是因果过程的另一个中心，它有点像机器，但与机器又有很大差别。"[2]因此，赖尔认为这些人的理论是一种副机械论的假说。

这种副机械论的假说与伽利略的机械论是属于同一逻辑类型的。笛卡尔力图避免机械论的错误，即不能接受人也是机器，只在复杂程度上与钟表有所不同的观点。笛卡尔想表明，心理事物不是机械事物的一个种类，于是他只是用一些对应的词汇来描述心的状况。但机械论的思维方式使笛卡尔依然使用了机械论的词法，"他对心理活动的描述不过是描述身体的特定词语的否定。说他们不位于空间，不是运动，不是物质的变形，无法被公开观察到，心不是钟表的零件，而是非钟表的零件。"[3]更进一步的考察，身受机械规律控制，相应的，心受非机械规律控制。"物理世界是一个决定论的系统，心理世界也必定是一个决定论的系统。"[4]这无疑又把心纳入了机械论的决定论系统中。可见，身心二元论实则是落入了与机械论同逻辑范畴的副机械论。三

赖尔借以上分析，是要阐明并不存在精神这种与身体相对立的东西，即无所谓独立的心灵的存在。作为一个分析哲学家，赖尔并没有直接回答"心是什么？"，而是换了一种方式，也就是用描述的方法回答"心是怎样的"。因此，他把出发点放在考察那些像"精明的"、"谨慎的"、"愚蠢的"的心理谓词语句，并详细研究了"记忆、知觉、想象、理智、意志"等许多表示心理属性的概念。他说："谈论一个人的精神……就是谈论这个人在做某些类事情时所表现的能力、倾向和爱好……"[5]。他要证明的观点就是：正是由于人们的行为方式才使我们认为人们具有这些心理属性，这是并不涉及任何纯属个人世界的存在。

赖尔事实上是用"作出行为的人"取代了"精神"概念。同很多分析哲学家一样，他并没有明确的回答"是什么"，因为他认为，搞清楚相关概念的含义更为重要。因为，在他看来，心灵是什么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因为不存在独立存在的心，能观察到的，只有人的行为。

通过对描述心灵的相关词汇可以看出，对心灵的描述并没有说明别的，只是描述一种活动、功能，而不是描述实体。心灵不是第二剧场，"谈论一个人的心灵，……就是谈论人在做某类事情时所表现出的能力、倾向、爱好……实际上，认为可能有两个或者十一个世界的说法是毫无意义的。"[6]因此在赖尔那里，真正存在的只有身体和物质，真正发生的只有物理事件和物理过程。他相信描述心理状态的句子等值于描述行为的句子，从而为消除他心知问题上的怀疑论和唯我论提供了一条途径。

四

赖尔的行为主义范式相对于笛卡尔范式无疑是一个突破，然而赖尔的观点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首先，从方法论上来看，赖尔把心灵还原为行为。但这面临一个问题是，对行为倾向的认识为什么就是对心理能力的认识？其逻辑根据或基础是什么？赖尔认为：是归纳，即从所观察的行为和反应向类法则命题的归纳。然而众所周知，归纳法的可靠性是倍受质疑的。即使有一定的可靠性。

再者，赖尔把心灵还原为行为，虽然二者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但却不仅仅是外部可观察到的行为。有些心理状态与某种特定的外部行为并没有明确的关系。而且两个行为上完全相同的人很可能在心理上是根本不同。由行为推断心理过程也是很不可靠的的，而且人的行为也是可以隐藏的，如心怀痛苦却面无痛苦的表情，如此一来如何辨析之？所以行为主义者在解释自我的意识状态时碰到了巨大的难题。

行为主义作为一种温和的物理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从形而上学的层次上对心进行理解的.在本体论上,它主张把心的本质理解为行为,但是科学发展已经证明,逻辑行为主义对心的词汇的物理分析是不可能的。

回首赖尔在批判笛卡尔的理论时说："每当一门新的科学首次获得一个重大的成就时，它的那些狂热的信徒们总是想入非非，认为只要将其解决问题的方法推广开来，那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了。"[7]然而，他有没有想过，他的行为主义心灵观是不是犯了同样的错误？

参考文献

建设机械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博物学 生态文明 生地 共生

【中图分类号】B02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7.05.010

反思人们仍津津乐道的工业文明，憧憬、建设新的生态文明，有许多文化资源可用，博物学只是其一。恰当运用，需要琢磨和创新；如果运用不当，博物学也未必有利于生态文明。

人类历史99.9%的时间中，我们的祖先并非靠最近300多年来才发展起来的科技而过活，而是靠博物学和传统技艺。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如果还想持久延续，博物学依然是可以依赖的，根本的一点是，总体上看它是适应于自然环境的学问。理论上讲，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博物学，但近代以来的人类文明具有典型西方化的特征，并且以展现强力和征服为荣耀。按塞尔（Michel Serres）的说法，西方思想家“一生都在奉献自己的思想，以离开生地”，本来可寄以厚望的自然科学，“在使生地进一步客观化的同时，更是将它置于千里之外”，多种因素的合取使我们进入了一个可与地质力相比拼的“人类世”。①塞尔说的生地（biogée），指水、空气、火、土壤、生物等，简称生命与土地，类似于利奥波德（Aldo Leopold）讲的包括人及其环境在内的土地“共同体”②。其实，无论“生地”还是“共同体”，原则上都没有费解之处，搞懂其含义不需要高深的数理基础和特别的哲学思辨。但是，近代以来恰好无数高智商的人理解不了它们，历史资料显示，仅有少量非主流的思想家（其中包括若干伟大的博物学家）和大量非主流民众，真正理解这类概念。这也是今日在各门学术均十分发达的状况下，依然要重启古老博物学的一个理由。

在解放前的近代中国，博物学名气很大，当时受过一点教育的人都十分清楚其含义。不过，也有夸大的时候。比如钱崇澍曾说：“根本的学术者，博物学是也。”而这与吴家煦（冰心）在《博物学杂志》（上海博物学研究会编）创刊号上说的“我敢大声疾呼以警告世人曰根本的学术者博物学是也”，几乎一个模式。事后看来，当时部分学人误把自然科学放在了博物学内部考虑。随着西方各门分科之学接连引入中华大地，几乎没人再把那“根本的学术”当真了。不过，1949年之前，高等学校中，博物部、博物系、博物地学部、博物地理系等建制还是有的。

新中国成立后，“博物学”三字很少在图书、报刊上出现，各级教育系统中也不再有博物学字样的课程。主要原因是，科学技术向纵深发展，“肤浅”、无力的博物学难以满足国民经济建设的急需，博物学的其他功能当时不可能受到重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科学技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中国高校在全球上每年颁发了数量最多的自然科学博士学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华大地又遭受种各种各样难以对付的环境问题，此时古老的博物学又被重新发现。博物学与生态文明的关系，也在新世纪之初，进入学者的视野。

平行于自然科学的博物学

博物学大致对应于英文词组natural history，natural history来源于拉丁语historia naturalis，与老普林尼的巨著《博物志》有关。而老普林尼的用法与古希腊学者的用法有关，关键的一点是，词组中的history（historia）与现在人们熟悉的“历史”没有直接关系，它原义是探究、记录、描述的意思，对应于英文的inquiry。也就是说是指“时间”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对一定范围事物的某种记录，相当于按下快门拍摄照片。在培根那里history两种用法（指探究和历史）都有，见于《广学论》（即《学术的进展》）、《新工具》和《新大西岛》。据新大西岛上外邦人宾馆负责人介绍，他们还保存着所罗门王撰写的《博物志》，“一部关于一切植物，从黎巴嫩的香柏木至生在墙上的苔藓，以及一切有生命、能活动的东西的著作”③。培根也特别用过natural and experimental history这样的表述，指的是“博物探究和实验探究”，而这两者是为他设想的自然哲学或新科学服务的④。近代以来，博物学对大自然的探究与自然哲学、数理科学、实验科学的探究有所不同，虽然偶尔有风光的时候，但大部分屈居从属地位。

博物学有悠久的历史，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传统，这毫无问题。问题是，如何对这一传统进行定位，这涉及当下及未来人们如何看待博物学，如何复兴博物学。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子问题是，博物学与自然科学是什么关系？如今谈到环境治理、生态保护，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是借自然科学的思想和技术来解决问题，这里有博物学什么事？博物学是科学的一部分，还是它只是科学的初级阶段、肤浅形式，即前科学、潜科学？论及肤浅形式，容易将博物学与“科普”挂钩，于是有人想当然地认为，博物学是地学、生命科学、古典天文学、环境科学的某种普及形式。

博物，涉及认知和知识积累，于是它与自然科学一定有联系，想斩断这个联系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学者通常也不想切断其联系，而是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分强调两者的相似性。

相似性是存在的，特别是从历史上看。现代学校课堂中讲授的自然科学成熟较晚，不过几百年，严格讲不到两百年。之前，自然科学所做的那些探究并不以“科学”之名统一地实施，比如牛顿的书还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呢。回顾历史，人类所进行的各种探究，哪些算在科学题下，哪些不算，有相当大的弹性，这涉及科学编史学理论，与编史纲领密切相关。事实上，科学史的编史纲领一直在变动当中，学者对当下已有的科学通史并不满意，仍然依据新的理念不断重写科学的历史。我们也提出过自然科学的四大传统中包含博物传统，还提了博物学编史纲领的大胆想法⑤，但其着眼点并非只在于人类文化中科学这一子集。

在现代社会，科学具有相当的话语权，人们也习惯于“好的归科学”（田松博士发明的一个有趣的讽刺用语）。“好的归科学”，在操作意义上，展现了唯我独尊的霸权意识。化w了科学，便相当于宣布这东西是正确的、你们应当学习的、遵守的。与未归入科学的东西相比，归队的就有了等级优势。对于博物学，情况如何呢？

博物学中显然有些内容可以经过筛选、提炼而转化正规科学，进入荣誉殿堂，享受某种待遇。比如，可以对怀特的《塞耳彭博物志》和梭罗的作品仔细辨识，找出如今生态学所承认的某些个别论断，从而把他们追认为生态学先驱、生态学家。这样做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不能就此就认为怀特和梭罗的所做只有这一点点可怜的意义。本来，怀特和梭罗也不以自然科学家自称，他们的作品中有多少科学成分未必是作者在乎的。英国1964年成立了生物记录中心（BRC），半个多世纪以来此“公民科学”（citizen science）组织在生物多样性调查、环境保护、自然教育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⑥，补充了科学家研究的不足。BRC号称做的是公民科学，实际上并不纯粹，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严格讲它继承了英国悠久博物学传统，所开展的工作也大部分是博物性质的，仅有一小部分可以归属于科学。

相对于把博物学仅视为科学事业的从属部分，我们愿意在此提出更有吸引力的一种新的“平行论”定位：博物学是平行于自然科学的一种古老传统。在这种新的定位中，博物学的价值、意义并不完全依据科学来评定。此定位有一个宏大的时代背景：在全球范围建设生态文明。

平行论有两方面的优势：第一，平行论更符合历史资料。历史上博物学家做了大量东西，出版了比现在认定的自然科学著作多得多的作品。博物学家的作品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够纳入科学的框架。从平行论的角度看问题，人们能够更公平地看待丰富的博物学史料。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通常提“博物学文化”，而不是简单地提“博物学”。这表明，我们更愿意从文化史、生活史的角度理解博物学，有意淡化博物学的认知方面。当然，这不等于说博物不涉及认知，只是不强调现代实验室科学意义上的认知而已，实际上博物过程涉及许多非常有趣的认知方面，如亲知、具身认知、个人知识等。第二，平行论有利于当下及将来复兴博物学。如果博物学只能借助于科学、科普而获得价值承认，那么没必要单独考虑博物学，趁它式微任凭它死掉好了。的确有人欢呼博物学的衰落，认为它就应该死掉。问题是，也有相当多人的不这样看问题。当今世界面对许多难题，古老的博物学恰好可以大显身手。比如生态环境问题、教育问题、幸福问题。

不利于平行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博物学相对于自然科学中的还原论成果，不够深刻。换言之，博物学比较肤浅。比较好的回应策略是，首先，以退为进，先承认这一指责。接着，追问：那又如何？深刻又怎样，就有利于普通百姓幸福生存，就有利于生态文明？不但不能给出肯定的回答，相当多情况下恐怕可给出相反的回答。这就是关键所在。求深刻、求力、讲究对大自然和人类社会进行支配、控制的科学技术，并非每个因素、结果都是人们欢迎的。博物学纵然肤浅（姑且接受这一“美名”），它也有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博物实践，可以让广大参与者，特别是非科学家，更好地了解人们生存的环境；时刻明白人这个物种只是大自然中数以百万、千万物种中的一个，人的良好生存、持久生存离不开其他物种，离不开养育人们的土地及地球盖娅。这种肤浅的实践，与严格的正规科研相比，各有优势，两者应当是互补关系。就情感和价值观培育而言，博物活动反而更显优势。

平行论并没有否定博物与科学交叉的事实。人类文化本来是一体的，命名活动不可避免地人为划分出若干领域、学科。许多博物学家是科学家，这容易理解。许多博物学家不是科学家，这个人们考虑得不多，稍思考一下也可以认定这是事实。有些博物学家事后被追认为科学家，这也是事实，但这样表述可以会被视为别有用心。其实别有用心是被逼出来的。某个博物学家多出个称号、头衔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遗忘之前他们本来的身份，将博物学的功劳据为己有。这还是“好的归科学”思想在作怪。

当人们津津乐道地谈论生态学、共生、国家公园、保护生物学、化学品污染时，是否还记得怀特、达尔文、缪尔、利奥波德、卡森这些伟大博物学家的名字？也许人们可以事后给他们安上某某科学家的桂冠，但他们无疑个个是典型的博物学家，这是他们天然的身份，如利奥波德所言“we naturalists”（我们博物学家）。强调他们的身份，这有意义吗？回答是：非常有意义。博物学家的身份比科学家身份更有利于生态文明。

世界图景：演化论基础上的共生哲学

哲学雕刻时代精神。理论上，哲学应当是一种宏观的、综合性把握世界的学问，天然带有博物的色彩。但是当今世界主流的学院派哲学是反博物的，它或者模拟、假冒自然科学，或者故作清高、哼唱不着边际的玄学曲调，不自觉中放弃了时代担当，将话语权拱手让给它曾经哺育的其他学科。

在缤纷的现代性大潮中，主流哲学遭遇了危机，越来越丧失对公共政策的话语资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博弈论对于决策和舆论引导显得更为有用。历史上某个时候决策者可能还要听听哲学家的意见，现在则可能转而请教经济学家、金融学家、社会学家、房地产商甚至同性恋问题专家。对于哲学（界）的危机，人们有不同的看法，有人甚至非常乐观，认为哲学从未如此繁荣，比如哲学论文、专著空前高产，各种级别的学术会议此起彼伏。不过，依然能够觉察到哲学的危机：（1）相当一部分哲学模仿或冒充科学，不断专业化、碎片化；（2）脱离“生活世界”，仿佛思想可以不借助经验、历史、数据就可凭论证、演绎而蒸馏出来；（3）过分看重人类中心论的理论算计，实际上是小尺度的短程算计，对大自然的演化适应考虑不够，表面十分理性，实则理性不足、视野狭隘。

大约两千年前的《道德经》《庄子》是优秀的哲学、博物学作品。如今，哲学是外表严谨的一堆东西的混杂（在中国它包含若干人为划分的、几乎不往来的二级学科和若干专业方向），作为一个整体的哲学几近消亡，对霾、经济复苏、文明演进、天人共生等不再发声。哲学应当从博物传统的演化论汲取营养，对自然、社会重新获得感受力和判断力。

从思想史的角度讲，现代世界观源于“从封闭世界向无限宇宙”的转变，此转变也伴随着从人格化的意义世界向客观化的无意义世界的转变。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观念革命与地心说被日心说取代有关，与哥白尼等一系列思想家有关。这些故事已经被描述过无数次，细节、版本有所不同，但总的意思差不多。人类并没有止步于日心说，宇宙学不断在更新着宇宙的边界，实际上现在人们不知道宇宙有多大，也不承认宇宙有单一的中心。对生命的理解，也远超出19世纪地质学、分类学、演化论的结论，而进入了分子层面，科学家正对基因编辑、转基因投入极大的精力，生命科学似乎在暗示遗传密码便是一切。

不过，这只是一种过时的习惯。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的研究成果或许要取代哥白尼，而再次对人们的世界观发生影响。但因为马古利斯的观念太反传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她的观念不可能得到普遍认可，虽然就自然科学层面而言她的理论经历许多曲折后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已经写进了中学教科书。

马古利斯不只是一名普通的科学工作者，或者有足够创新能力的科学家，她同时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她的名字远不如其前夫萨根（Carl Sagan），但就科学成就、思想成就而论，明星人物萨根完全不足称道。他们夫妻的离婚正好也象征了两种科学、两类思维方式、芍质澜绻鄣姆掷搿8绨啄峁刈⒌氖翘焯迦绾卧硕，马古利斯关注的是生命如何演化。一个是简单系统一个是复杂系统。

达尔文对思想史的贡献也不亚于哥白尼，事实上他与哥白尼属于同一类型，他们的工作共同推进了现代性世界观的建立和流行。达尔文的工作属于博物传统，本来包含精致的内容，其成就亦可做多种解读，但着急的现代人迫不及待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来理解达尔文思想的全部。达尔文伟大的工作几乎都被作了相反的解读。比如，他的理论本来蕴涵着非人类中心论，即人只是演化树上一个普通物种，但达尔文之后，人类中心论变得愈加强势。他的理论认为演化是没有方向的，只不过是局部适应，但其信徒和传播者把它曲解为“演化即进步”，一切向着或终将向着某些人认为好的方向发展。回头看，处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及全球扩张变得十分流行的特定时代，达尔文的思想不被曲解，几乎是不可能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达尔文的演化理论在全世界都被无意或有意地曲解，包括在中国。

因此，达尔文在思想史上虽然重要，但他只能扮演承前启后的角色。达尔文把现代性世界观由无机界推广到有机界，最终推动了竞争范式或者斗争范式的建立。对于即将到来的新革命，他的工作处于准备阶段，而新革命的主角是提出连续内共生理论（SET）的马古利斯。马古利斯遭受的非议、受到的阻挠，事后看都非常自然，因为她的理论是反现代性的，完全更新了演化论，她的工作否定了一种旧的世界观，最终将促成“现代性”观念的变革。

马古利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构造了生命演化的连续内共生理论。简单点说，她认为生命的重要基础细胞是“化敌为友”共生演化的结果。比如细胞中的线粒体和叶绿体原来都是“敌人”，但在长期相处过程中，最终“敌人”由外到内成为自己的一部分。竞争中的两个主体长期演化过程中实现了“化二为一”，在新的平台上原来两个主体彼此合作，在新主体下扮演各自的角色。这样的过程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在漫长的生命演化过程中，反复进行，形成了连续多次的共生，于是称连续内共生理论。此种内化过程对于整个生命世界的物种演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终结了原来线性分枝之“生命树”的简单演化图景。如果现在还要用树的形象来隐喻生命演化的话，这种树也不再是只分枝的普通树了，而是类似榕树的那种有分有合的树。就生命演化的大的分类单元的形成而言，比如在域、界的层面，这种内共生占据了主导地位，因而就大尺度生命演化而言，在一对矛盾中，合作共生是主要的、竞争斗争是次要的，至少从结果看是这样的。

从博物的视角可对马古利斯的理论进行哲学阐释：首先，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是不够的、甚至是有害的。竞争与合作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对于理解生命演化，只用一个是不够的，特别是只强调竞争是一种巨大的偏见，严重影响了人们对世界图景的理解，进而降低了人们耐心相处的能力。

其次，自亚里士多德时西方人习惯的“实体/属性”捆绑描述模式有其固有的语言学弱点。语词的命名以及由此产生的指代、指称关系，是近似的过程。好比在量子力学之后，人们虽然仍然可以继续使用位置、速度、质量、能量这样的老概念，但是要明确新体系下的概念仅仅沿用了原有的写法，含义上已经发生巨大的甚至不可通约的变化。对于描述生命体，语词的局限性更加突出。原来自由生存的细菌，在演化过程中形成了如今的细胞器（经过多个阶段），就几何结构而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不是传统的欧氏几何所能描述的，而要用20世纪芒德勃罗发展起来的分形（fractal）几何来描述。现在，仍然可把原来的细菌、中间阶段的细胞器，以“实体”的名义进行粗略的描述，但是它们不可能是分离意义上、客观的自存之物，而是网格意义上内在地包含了异己成分的模糊主体，此主体内部有结构，其部分彼此构成环境，整个主体也生存在更大的环境之中。分离、阻隔后的主体不再是活的生命体，只是方便描述、称谓的对象。

第三，生命不是一次性起源，而是演化过程中不断起源着。对某类生命之前状况的追溯，是起源研究的课题。最终起源的问题只是一个问题，甚至只有象征意义，而中间阶段的各次起源才是科学问题、哲学问题。生命演化涉及大尺度过程，对这类现象的洞察、理解自然需要大尺度的思维，需要大历史观。如果眼光仅仅盯注一天、一年、十年、百年，可能根本看不到这种宏大的生命演化进程！在小尺度上重要的力量、因素、事情，在大尺度上看，可能完全不重要，那些纠缠、恶斗和局部得失，可能只是一种可忽略不计的涨落。

来自博物传统的演化论的基本事实、理念，正在超出自身，将全面更新人们的世界观。不过，这不是可以立即完成的，在此之前机械论的世界图景（工业文明与之伴随）还要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恩格斯早就批判过机械论的形而上学，但多少年过后那种哲学依然流行。是不是西方文化传统天生喜欢机械论或者必然导致机械论？似乎得不出这样的结论。科学史家戴克斯特霍伊斯通过西方古代遗产、中世纪科学、经典科学的黎明、经典科学的演进这四个阶段描述了机械论世界图景的形成⑦。但是，这并不表明西方的文化遗产只能提供这样一种世界图景。如果区别于戴克斯特霍伊斯对人物、材料和编史观念的选取，比如不过分将学科限制于力学、物理学，更多地考虑医学和博物志，放弃理论优位而更重视丰富多彩的自然探究实践⑧，则有可能得到不同的世界图景。同样是科学史家，考克罗杰则得出了稍不同的结论，甚至指出了机械论（力学观）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就已崩溃（collapse）⑨。

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的拓展，本来基于神是宇宙大机器的唯一设计师的基督教大前提，发展的结果却导出了令牛顿等人有些担忧的唯物主义机械论：世界从古至今不过是一些原子在那里撞来撞去，想像中的神并不存在，辽阔的宇宙完全无意义。部分科学主义者对此魅过程倒不在乎，甚至得出完全相反的看法，认为唯物并不可怕，“生活世界”不如“科学世界”重要，科普的目的就是要消除百姓的主观而达于科学家的客观。这种客观化进程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结果，颠覆了众生的朴素世界图景，使人们能够从旁观者的角度冷静地审视与自己无关的无限世界。但是客观化将大自然置于对象的角色，让人误以为大自然足够坚韧、资源无限丰富，人类可以为所欲为，结果，仅用了几百年时间人类的行为就危害了天人系统的可持续生存。也许如《无限与视角》作者哈里斯（Karsten Harries）所言，“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地心说”！⑩无限宇宙、无限资源的自然观不利于珍视我们的地球家园。

从拉夫洛克的盖娅理论、马古利斯的内共性思想、阿克塞尔罗德的博弈理论?，到黑川纪章的共生哲学?、张立文先生的和合学?，共生的理念现在已经不局限于“民科”、非正规科学、正规科学，而进入人文社会领域。但显然还远没有成为主流思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似乎也做不到。不过，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生态文明的基础离不开有博物色彩的演化、适应、共生哲学，世界秩序的探讨也与此有关?。高明的竞争不是实质上消灭对手，而是建构新规则和模式，让对手在新体制下自愿为自己服务。实际上，严格讲也不是为“自己”服务，而是各行其职。全球恐怖主义问题、巴以冲突、叙利亚内战、南海争端等热点问题的解决，也可以从上述新世界观中得到启示。解决之道可能在于，发挥想象力，构建各方能接受的“命运共同体”，求得共赢的结果。

博物学文化之于生态文明，不充分但有重要关联

对当下科学要反思，对既有文明也要反思。从批判的角度看，进化即退化，文明即野蛮。推进文明的手法有两大类型，都跟以强凌弱有关。第一种可称之为排污圈地，第二可称之为排污榨取。塞尔在《生地法则》中提出一种见解：文明的前提是肮脏，文明通过圈地、污染而发展起来。具体讲，通过类似于尿、粪、血、的喷撒（即人类的排污）而占有，从而推动文明前行?。如今，展望生态文明，就要对上述文明推进手段进行彻底的批判。塞尔的结论是，大自然需要代言人，即为大自然说话的人，谁能胜任？一种特殊类型的科学家。但并非过去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家，而是一些使用“生地语言”，关注天人共生的研究“生命与地球科学”的学者。我们相信，其中就包括博物学家。除了塞尔讲述的为达圈地目的不惜污染自己疆土的文明推进手段外，还有更裸的通过远程遥控攫取他乡资源、财富或者倾倒废弃物而污染弱势国家、地区的文明推进手段。发达国家转移工业污染已经司空见惯。矿山老板在落后地区建厂采矿，造成当地的水土、大气的迅速污染，而自己却居住在杭州、海南甚至国外度假胜地，他们用资本剥削了贫穷而短视的当地人，留下了一系列癌症村，费金（Dan Fagin）的《汤姆斯河》和蒋高明的《中国生态环境危急》都讲了相关案例。按现代性的逻辑，这一切罪恶都可以做得“合理合法”甚至天衣无缝，你情我愿。当发现不对头时，问题已经相当严重，污染的始作俑者早已逃之夭夭。解决的办法是维持社会公正，加强基础教育，使落后地区的百姓觉悟起来，不再“自愿”地与资本和权力合作，不再为了眼前利益“豁出生命搞开发”。受怎样的教育、如何觉悟呢？博物学有用武之地。“可是，谁能担保这类科学不会再次垄断知识？谁能担保这类科学家不会成为新的权贵？谁又能担保他们不会独霸代言人之位而排斥异己？为此，必须诉诸真正的民主。如塞尔所言，‘真正的民主不仅使获取信息成为可能，而且使得人们的参与变得活跃起来’。在三方游戏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成为‘生地居民’，充当生地的代言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这场游戏更是一场集体游戏，每一位生地居民都有权发出自己的声音，并竭力防止它沦为权贵的独白，无论他们是知识权贵、经济权贵还是政治权贵。”?

也就是说，单有“生命与地球科学”、博物学，是远远不够的，配合以充分的民主与完善的法治，生态文明才有希望。

从科学史的角度看，博物学是自然科学四大传统之一，而且是其中最古老的一个。

作为与西方数理科学、还原论科学相对照的西方博物学经过漫长时间的发展?，本身也具有相当的丰富性，也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有些博物学家视野宽广，在大尺度上思考问题，富有预见力，他们的想法对于今日考虑建设生态文明，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如19世纪的教育家查德伯恩在《博物学四讲》中描述的，博物学与认知、品位、财富和信仰均有关系?。认知与财富方面容易受到关注，而品位和信仰经常被忽略，但恰好是后两者与情感和价值观有密切联系，涉及天人关系。今日尝试复兴博物学，此四个方面均要考虑到，不能只在乎认知与财富。受沃斯特（Donald Worster）环境史研究的启发，近代以来的西方博物学可粗略地划分为两大类型：帝国型和阿卡迪亚型（田园牧歌型）。两者对于如今讨论的生B文明都有关系，但并非都是始终有利的简单因果关系。无法得出结论说，所有类型的博物学都有利于环境保护和生态保育。可以找到反例证明，有些博物学活动中的采集、猎杀、挖掘、贩卖甚至展示，也直接或间接造成了生态破坏，只是影响力相对小些。也就是说，找不到简单的对应关系。无法说某一种类型就完全无害或完全有害。比较而言，两种类型的影响有一定的差异，阿卡迪亚型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更具正面价值。

阿卡迪亚型侧重观察、感受和欣赏，并不很猎奇、并不特别在乎新种的发现和自然珍宝的收罗。从认知、科学史的意义上考虑，这种类型经常被忽视，因为此类博物学似乎没有对近现代科学做出特别重要的贡献。生态学算例外，但生态学并非当今科学的主流范式。帝国型则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虽然远比不上数理、实验科学。帝国型博物学的成果往往立即转化成各门具体科学的知识点，被分解注入到别的学科，成全了地质学、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等，也为还原论科学提供难得的样品。

阿卡迪型博物学的代表人物怀特、梭罗、缪尔、利奥波德、卡森等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极为丰富、重要的思想资源，而他们实践的博物学门槛反而很低，甚至没有门槛。面向普通公众考虑复兴博物学，最重要的也是复兴这一种类型，而不是鼓励实践帝国型博物学。现在缺少的不是个人能力，而是观念和兴趣。基础教育广泛开展博物教育、自然教育应当立足这种类型的博物学。可以从自己的家乡、社区、城市做起，从小培育热爱自己家乡的真情实感。1955年我国引进的一部《研究自己的乡土》的图书，其具体内容早已过时，但标题和基本思想依然很好，可据此编写出各种类型的本土、在地教材，补充当下普适、脱离实际的一般教材的不足。不了解不热爱家乡的土地、大自然，怎么可能关注他乡及整个地球的环境？情感非言语所能穷尽，也非可视的力量可以完全度量。说，当今社会发展快速，“人们为工作废寝忘食，为生计奔走四方，但不能忘了人间真情，不要在遥远的距离中隔断了真情，不要在日常的忙碌中遗忘了真情，不要在日夜的拼搏中忽略了真情”。真情的培养是个慢长的过程，包括人与人的真情，也包括人与自然的真情。中国教育界显然忽视真情的培育，相比于“硬知识”的传授，“真情”在各级教育体系中几乎没有地位。

博物学、博物学文化对于环保、自然教育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并不充分，没有什么东西是充分的，有重要的相关性就很好。如果归纳法还有意义的话，我们就得重视历史上博物学家的远见和博物学家的丰富实践。

大批公众如果实践阿卡迪亚型博物学，不但对个人身心健康有好处，也开通了个体与大自然接触的新窗口（这是现代科学所无法提供的通道）；普通人也能如我们的祖先一样在自然状态下感受、欣赏、体认大自然，更容易把自己放回到大自然中来理解，保持谦虚的态度，确认自己是普通物种中的一员，确认与其他物种与大地、河流、山脉、海洋共生是唯一的选择。以博物思想武装起来的公民还可以如“朝阳区群众”一样，监察环境的变化、外来种的入侵，及时向有关部门反馈信息或直接采取保护行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博物学文化与公众生态意识关系研究”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3&ZD067）

注释

①[法]塞尔：《生地法则》，邢杰、谭弈B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40、67～98页；[美]科尔伯特：《大灭绝时代》，叶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150页。

②[美]利奥波德：《原荒纪事》，邱明江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③[英]培根：《新大西岛》，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0页。

④刘华杰：《从博物的观点看》，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94页。

⑤刘华杰：《近代博物学的兴起》，载刘兵等主编，《新编科学技术史教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2～232页；刘华杰：《博物学文化与编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张冀峰：《博物学不是闹着玩的》，载《中华读书报》，2016年3月4日。

⑥Pocock， Michael J. O.， Roy， Helen E.， Preston， Chris D.， Roy， David B.， "The Biological Records Centre： A Pioneer of Citizen Science"， Biological Journal of the Linnean Society， 2015， 115 （03）： pp. 475-493.

⑦[荷]戴克斯特霍伊斯：《世界图景的机械化》，张卜天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

⑧吴彤：《走向实践优位的科学哲学――科学实践哲学发展述评哲学研究》，《哲学研究》，2005年第5期，第86～93页。

⑨Gaukroger， S.， The Collapse of Mechanism and the Rise of Sensibi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10.

⑩[美]哈里斯：《无限与视角》，张卜天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

[美]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复杂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日]黑川纪章：《新共生思想》，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年。

张立文：《和合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刘禾主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法]塞尔：《生地法则》，邢杰、谭弈B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40、67～98页；孟强：《生地法则：为社会契约补充一份自然契约》，《新京报》，2016年12月17日。

孟强：《生地法则：为社会契约补充一份自然契约》，《新京报》，2016年12月17日。

Farber， P. L.， Finding Order in Nature： The Naturalist Tradition from Linnaeus to E.O. Wilson，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刘华杰：《博物学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37～45页；吴国盛：《西方近代博物学的兴衰》，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18～29页。

Chadbourne， P. A.， Lectures on Natural History， New York： A.S.Barnes & Burr， 1860.

建设机械论文范文第4篇

一、 引言

科学与哲学，远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分支，科学哲学创立于20世纪初，它的两端连接着科学和哲学，是哲学家和科学家共同关注的一个领域。它以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为研究对象，探讨科学的本质、科学知识的获得和检验、科学的逻辑结构等有关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

相类似的，城市规划作为一门学科，是19世纪末工业革命对城市产生巨大影响之后才兴起的。而城市规划活动及其理论思想，则是伴随着城市的形成、发展而不断演变的。城市规划本身是一个复杂而综合的社会与技术过程，主导其思想演变的除却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外，作为哲学一个影响深远的分支，科学哲学也起着不容忽略的作用。

如前所述，科学哲学萌芽于古希腊时期，真正创立于20世纪初，这两个时期也是城市规划思想起源和发展最重要的时期。与古希腊时期相比，古罗马的哲学和社会思想总体上处于一种全面的庸俗化状态，虽然在技术尤其是工程技术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可是在哲学与科学方面取得的建树很少，其城市规划思想主要也是为实用主义和歌颂皇权、炫耀财富、表彰功绩服务的。而中世纪时期，基督教对世俗和精神世界全面占领，学者们基本上没有学术自由，经院哲学方法上的基本取向是反经验的，科学没有存在的基础，也没有生存的理由和空间，科学方法论的讨论基本上被忽视了。中世纪时期的思想基本上对哲学与科学贡献并不多，其城市规划思想以体现宗教图景和自然秩序为主。因此，本文试图从科学哲学这一视角，着重分析从古希腊时期和近代在学科的萌芽和起源时期，科学哲学的发展对西方城市规划思想演变的影响。

二、 古希腊时期哲学对城市规划思想的启发

古希腊是科学思想的摇篮，近代科学的各个学科，几乎都能在古希腊的科学里找到其思想源头。科学史上的古希腊，不仅指政治历史意义上的古希腊，而是包括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2世纪，跨越政治历史意义上的古希腊、马其顿帝国、古罗马的近8个世纪的时间［1］。

古希腊人对宇宙万物充满着好奇，其思考的对象已触及世界的起源、理性的作用、方法论等方面。古希腊哲学一方面是一种以理性为取向的自然哲学，承认世界论文联盟运动是有规律的，整个宇宙万物之间是和谐有序的。其中代表的思想有以泰勒士（thales）和德谟克利特（demokritos）所代表的自然实体主义和以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和柏拉图（plato）所代表的数学形式主义。所谓实体主义是相对于形式主义而言的，它们的共同目标是追问事物的本性。实体主义者把本性问题转换成事物的实体构成问题，形式主义者则把问题转换成事物的构成形式问题。而另一方面，怀疑论者们又认识到知识和理性的相对性和局限性，提倡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这种种的哲学思考和探索，都对古希腊的城市规划思想起着深刻的影响。

（一）《理想国》与泰勒斯和德谟克利特所代表的自然实体主义自然哲学

泰勒斯首先认识到宇宙的和谐性。他提出“万物源于水”的命题，认为宇宙万物起源于水，又复归于水，因此世界是统一的。［2］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则提出原子和虚空的概念，认为万物的本原不是自身也会发生变化的水、土、气、火等具体的物质形态，而是自身不变的物质元素，即原子。原子是最小的、不可见的、不能再分的物质微粒，而虚空是原子运动的场所。由于原子的大小、形态、次序、位置不同，原子彼此的碰撞结合成世界万物。［3］

尽管对宇宙万物本原的描述不同，但古希腊的哲学家们都意识到，在多变的经验感觉之下，大自然其实是有着不变的性质和规律的。这种思想被广泛接受，并被运用于对社会事务的有序安排中。他们认为，在家庭、团队、政府、社会等不同层面上，不同的构成单元有不同的角色和位置，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但同时又相互依赖和协助，共同构成一幅和谐、统一、有序的图景。这些理念为柏拉图的《理想国》提供了思想基础。

《理想国》是柏拉图的著名代表作，书中以对话的形式，叙述了柏拉图对于政治制度和理想城市形态等问题的探索和设想。柏拉图强调这个“理想国（城市）”是用绝对的理性和强制的秩序建立起来的，首先，应该通过劳动分工和社会角色的分类来重整城市秩序；其次，城市居民应分为各个阶层，即哲学家、武士、工匠、农民和奴隶。柏拉图认为，理想国的完整性和均衡性只存在于整体之中，为了城邦应不惜牺牲市民的生活。［4］这种思想对于古希腊后期的城市规划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希波丹姆斯模式”与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所代表的数学形式主义自然哲学

形式主义者力求找到变化背后不变的东西，因而更加发展了抽象思维，强调了概念的重要性。毕达哥拉斯最先提出了数的形式主义，认为“数为万物的本质，宇宙的组织在其规定中是数及其关系的和谐体现。”其后，以巴门尼德（parmenides of elea）为首的爱利亚学派从逻辑上论证了不变的概念才是事物的本质。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进一步发展了理念论，把形式主义推向极端，同时也高扬了理性的地位，把自然之秩序、规则高悬于感性具体多变的自然事物之上。“万物皆数”的数理主义和理性主义思想，不但对天文学、物理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也被成功应用到社会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中。

这种哲学思想同样在建筑学和城市规划中得到充分诠释。在建筑学中，不仅可以利用数学原理取得工程成就，而且在建筑形式上追寻数学比例可以求得形式美，以直达世界的本质，感受到和谐的宇宙秩序。古希腊建筑的各部分之间，以及部分与整体之间大多构成和谐的比例关系，直至今日，比例依然是当今建筑师处理建筑形式考虑的重要因素。而希波战争后的城市规划建设中，古希腊法学家希波丹姆斯（hippodamus）提出了一种显现强烈人工痕迹的城市规划模式，即“遵循古希腊哲理，探求几何与数的和谐，强调以棋盘式的路网为城市骨架并构筑明确、规整的城市公共中心，以求得城市整体得秩序和美”。［5］希波丹姆斯模式被大规模应用于希波战争后城市的建设以及古罗马大量的营寨城中。

（三）雅典卫城与普罗泰哥拉为代表的怀疑论学派

在庞大的古希腊哲学体系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毕达哥拉斯等学者在哲学方向上坚持理性主义，注重客观性，认同认识论上的可知论，表现出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但同时，有一批学者从批判的角度，坚持用怀疑的眼光审视一切，致力于寻找理论中的不足和不完备性，寻求理论自身的有效适用边界，从而从另一个角度大力推动了哲学与科学的发展。［6］这些学者被称之为“怀疑论者”。

怀疑论者的代表人物普罗泰哥拉（protagoras）提出了其学派最基本的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他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万物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衡量者……在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之间恰好存在着重大差别。那些事物是什么，对于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来说是不同的。” 普罗泰哥拉相信民主体制和个人主义，反对权威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于效用和价值的感受和标准，统一标准既没有必要，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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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古希腊诸多的城市和建筑群，都突出反映了注重人的尺度、人的感受以及同自然环境协调的思想，不追求平面视图上的平整对称，而是顺应和利用各种复杂地形以构成活泼多变的城市和建筑景观。雅典卫城就是其中的典范代表。“雅典卫城的建筑群布局以自由的、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为原则，既照顾到从卫城四周仰望它时的景观效果，又照顾到人置身其中时的动态视觉美，堪称为西方古典建筑群体组合的最高艺术典范。”［8］

三、 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对城市规划思想的影响?

（一）近代主要自然科学与哲学发展回顾

17~19世纪，是欧洲封建社会制度瓦解和灭亡的时期，也是自由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时期，是西欧社会结构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起源于法国的理性与科学思想启蒙运动极大地推动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自然科学精神。启蒙运动使人们相信人类凭借理性能够完善地认识整个世界。近代的自然科学家们相信，确定的知识必须是精确的、经过数学分析的，事物可以通过精确量化来达到确定性的目的。而笛卡尔（rene descartes）的分析几何、牛顿（sir isaac newton）和莱布尼兹（gottfriend wilhelm leibniz）的微积分等新数学手段的发明，也为研究复杂现象提供了精确的手段。

与此同时，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偏重于逻辑理性推演的唯理性主义成为推动近现代自然科学进步的有力武器。笛卡尔主义者认为，客观世界是可以被认知的，只要为人类知识找到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即绝对正确的、不容怀疑的第一原理），然后按照演绎逻辑的规则，就可以推导出一切人类知识。这种认识论后人称之为基础论。笛卡尔的哲学思想还强调，认知事物的基本方法是把每一个考察的难题分解为细小的部分，直到可以适当地、圆满地解决的程度为止，然后按照顺序，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地上升到对复杂对象的认识。［9］

另外必须一提的是牛顿力学的机械论自然观，其机械运动观念在几个世纪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正是这种对物质世界存在客观规律性的主体思想和信仰，不断鼓舞、推动着人们对自然的无穷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18、19世纪不仅开启了一个科学方法的新时代，也使之成为一个信仰科学的时代。

在近代一系列的科技革命中，一场生物学的革命极大地动摇了之前人们对人与世界的认识，这就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有关进化论的思想，它指出人类只不过是宇宙中整个生物进化链条中的一环。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摧毁了以人为宇宙中心的传统宇宙观，沉重地打击了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的自我陶醉观念，使人们对世界、对人与人的制度的本质等进行了重新思考，人们开始不再把社会看成是静止的、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进化过程。”［10］

（二）科学哲学影响下的近代主要城市规划思想简述

上述的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发展，对社会各方面的作用广泛而深远，包括催生了城市规划学科的诞生。

在17世纪西方建筑、园林和城市的建设中，强调唯理秩序的古典主义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从思想根源上来说，此时的古典主义是唯理主义的直接产物。“它要求在社会生活和一切文化艺术的式样中建立起高贵的体裁和统一的规则，这些规则是不依赖于感性经验的，是理性的、绝对的、唯一的、超时空的，这种文化为较严格地创造自然或人工环境提供了依据。”［11］在唯理主义思想的主导下，西方古典主义园林呈现出一个个完整而有序的景观。而建筑师和规划师们随即从中提取了规整、平直的道路系统和圆形交叉点的美学潜力，并迅速将之运用到整个城市空间体系中。这种古典主义城市规划思想，为其后西方各国的城市建设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18、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更由于工业革命的巨大推动力，使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但与此同时，急剧城市化使城市产生了大量严重的社会问题，城市生活质量的极度下降使人们深感不安，力图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前述的基础论和唯理性，使人们相信物质世界存在基本原理和客观规律性，不少怀有社会良知的思想家们开始构思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国家和城市形态。摩尔（thomas more）、圣西门（henri saint-simon）、傅立叶（charles fourier）、欧文（robert owen）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哲学背景下产生的，而他们所认同的解决问题的基础和根本途径，是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民主社会。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虽然很不成熟，在当时的小范围社会实践中也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但其进步性对其后的城市规划思想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的“田园城市”思想。

近代自然科学对自然界的全面探索，也促使了人们对社会现象的全面考察。19世纪90年代，霍华德受伦敦政府的委托，对当时英国的城市进行调查，并提出一整套整治方案。于是，霍华德对各种社会问题如土地所有制、税收、城市贫困、城市膨胀、生活环境恶化等，都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思考。他认为，只要牢牢掌握了简单的事实，社会的剧烈变革就会迅速开始。他倡导一种全面社会改革的思想，对城市的性质定位、社会构成、空间形态、运作机制、管理模式等进行了全面的探索。［12］霍华德的规划思想，充分体现了19世纪末人们对于人与世界之间关系认知的改变，把严峻复杂的社会问题与环境问题综合考虑，以改良社会为城市规划的目标取向，设想了一种先驱性的模式，将物质规划与社会规划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霍华德也被誉为近代人本主义规划思想的两位大师之一。

作为一名生物学家，另一位人本主义规划思想大师盖迪斯（patrick geddes）的规划思想，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烙印更加明显。盖迪斯强调城市规划不仅要注重研究物质环境，更要重视研究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他提出“城市学”的概念，指出“城市改造者必须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复杂统一体，其中的各种行动和思想都是有机联系的”。除了强调城市研究方法的综合性，盖迪斯还提出了区域协同的综合观，首创了区域规划的综合研究。同时，他还极度重视人文要素与地域要素在城市规划中的基础作用，他的思想体现了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13］盖迪斯对城市问题的认识，在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更飞跃了一个层次，不但为近现代城市规划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

近代各类城市规划思想活跃，与霍华德、盖迪斯等人文主义者不同的，是一些深受唯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影响的工程师和建筑师。他们基于近现代技术提出了各种被后人称之为“机械理性城市思想”的城市规划主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马塔（autoro soriay mata）的带形城市模式和戈涅（(tony garnier）的工业城市模式。这些城市规划思想，深受笛卡尔由分解到综合的机械论思想影响，强调功能分区和城市空间分布的秩序，对此后的《雅典》的城市功能分区思想奠定了基础。

四、 结语

科学哲学的萌芽、起源和演变，都与同时代的自然科学发展密切相关。同样，西方城市规划

建设机械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从地方一般本科院校教学质量管理的现状出发，基于教育生态学原理剖析了地方高校教学质量管理的本质特点，有针对性地提出创新高校教学质量管理的有效途径。

大众化高等教育给地方高等院校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机遇，但同时也使得人才培养质量问题变得越来越严峻。如：教学质量保障主体单一，教学质量评价制度不完善，教学管理制度不健全等等，这些问题最终可归结为缺乏科学的质量观，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教学管理改革滞后…。地方高校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立稳脚跟，求生存，谋发展，就必须更加注重内涵建设，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如何加强教学质量管理，建立有效的教学质量保障机制，是地方高等院校共同关注的重点问题。

一、教育生态学与高校教学质量管理

教育生态是指教育应按生态学原理，致力于解决教育过程中“本体自然”、“体外自然”以及两者之间的矛盾，并通过两者的调适和超越，实现教育的和谐发展和良性循环，从而推动社会不断进步。现代生态哲学的广泛影响，必将导致大学教育的思想变革。教育生态化是以生态学的生态观念为价值取向形成的一种教育新理念，是社会可持续发展对教育的必然要求，也是教育系统自身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J。早在1966年，英国教育学家阿什比(Ashby，E．)就已经提出“高等教育生态学(ecologyofhighereducation)”概念，他运用生物学“遗传”的内涵通过对中世纪大学的世界主义的理想、19世纪欧洲大学的主要区别以及欧洲大学向外早期移植的历史背景进行分析，认为“大学构造必须继续使它们自身适应变化的大学环境”L3J，并得出“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的著名论断，为高等教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从1999年开始，中国高校招生规模逐步扩大，使得高等学校存在的矛盾日益突出：一是师资紧缺，生师比迅速提高；二是教学资源日益紧张，教学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生均设备值达不到办学要求。这使高等教育生态系统负载加大，同时引发与教育质量的冲突。高等教育大幅度超常规的扩展，高等教育系统的生态资源承载力和生态环境承载力还未来得及提供足够的容纳能力，也没有足够的资源从外界输入，使发展规模与系统的生态承载力不协调，最后必然导致高等教育系统的生态失衡。因此，从生态角度来探讨高校的教学质量管理成为一种有益的探索。

二、地方高校教学质量管理现状的生态分析

高校教学质量管理的生态学分析，其核心就是着眼于高教管理的可持续发展与不断创新。高校管理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要营造一个有利于高校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通过生态分析可以开拓管理的新空间，挖掘形成新的活力，推动管理选择最适宜本校改革发展的办学思路，调动校内外各方面的积极性，凝聚并有效利用各种资源，使学校的教学质量、科研档次及服务社会的水平不断提高，形成内有凝聚力、外有竞争力、发展有潜力的优势和特色。

(一)生态管理问题分析

生态管理问题分析就是用生态管理方法对地方高校管理现状进行剖析。如：把地方高校质量管理对象模拟为生命体和生态系统，然后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地方高校质量管理生态系统的层次结构、功能结构、动态演进、协同进化等。目前，教学质量标准的单一性与培养人才的社会适应性之间矛盾凸显，表现为人才质量的多样化、异质化需求与人才培养单一化模式之间的冲突与挑战。地方高校的教学质量管理还呈现出自身突出特点，重视行政管理而忽视学术管理，全员参与管理的机制不畅、积极性不高，管理的刚性太强、柔性不足，从而导致教师教学自由空间少，教学创新积极性不高，教学任务重，知识更新与科技创新时间不足；学生弹性学习选择范围不大，不利于自主学习与个性发展。而且，教学管理队伍尚存在着数量过于庞大，结构不够合理，总体素质不高等问题。地方高校领导者仅凭个人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来管理学校显然已经远远不够，他们在学校的管理和领导方面的“有限能力”和“有限理性”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些问题的出现是机械管理观的体现。生态管理观则强调把高校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科学生态世界观要求进行教学质量管理时，必须树立“大管理”的管理观，彻底抛弃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机械论世界观。就是要抛弃只见个别现象，不见质量管理各个要素之间联系的、僵化的、机械的管理观。现在，以还原分析为根本特征的思维方式已经让位于整体性的生态思维方式。生态方法既给出了从整体上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新模式，从而实现从机械论的还原性世界现向有机论的整体性世界现的转变。

(二)生态环境分析

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与社会生态系统不断地进行着物质与能量的交换，与其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当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中的各种循环断裂时，为了重新建立平衡，一方面，需要引进能量和资源，另一方面，需要进行内部的环境改造和组织变革，以此进行自我调节，建立新的平衡。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地方本科院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规模的快速扩张，造成了优质资源的稀缺，加之地方一般本科院校的发展历史不长，所处地域、经费来源、生源和就业面向等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其师资、教学条件等均呈弱势。主要表现在对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需求与国民经济承受能力的冲突、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输出结构与社会就业岗位和产业结构冲突、高等教育的人才输出流向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冲突、高等教育的传统文化观与社会文化观念的更新及文化导向的冲突、高等教育的功利主义与理性精神的冲突等。这些冲突将导致高等教育系统生态平衡的失调。地方高校只有根据社会环境及未来发展趋势及时调节和完善自身内部结构，才可能与社会形成和谐共生关系。

(三)生态发展分析

地方高校作为高教发展的急先锋，其突出表现为教育质量发展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失衡，表现在有限的教育教学水平、教学条件与不断发展的办学规模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从而教育教学质量问题随着招生数量的膨胀而成为关注的焦点。短时间内，地方高校在规模上急剧发展，教育投人明显不足，可能会使自身的教育系统超越其生态承载力而破坏系统的生态平衡，最终导致教育危机的发生。目前有调查表明，地方高校发展所需的生态承载力已接近甚至部分超出系统生态承载力的阈值，这必须引起全社会高度重视。地方高校只有在进行校情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国家社会发展需要和世界教育发展趋势，寻找和开拓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新空间，确定高校管理的生存策略和发展策略，使得人一教育一环境这一复合生态系统更加合理、高效地运行。

三、创新地方高校教学质量管理的新思维

地方高校立足于自己的生态环境，着眼于生态适应与生态改造，创新管理思维，实现高校管理与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和谐共生。

(一)从统一到分类指导，多样化、特色化发展的追求

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和平衡能力主要决定于系统成分的多样性和结构的复杂性。因此，多样而异质有利于高教管理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具有发展生机和潜力，是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基础。为此，必须抛弃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大统一”观念，鼓励分类指导，追求高等教育的多样化、特色化发展。在共生与竞争的生态环境中，由重统一管理向重多样化管理转变，在管理中努力实现教育效益的最大化，鼓励共生基础上的错位竞争、特色竞争。

(二)从盲从到理性，在开放中不断优化生态环境平衡是高教管理生态系统的核心和灵魂。在动态平衡下，该系统内容的整体性以及功能上的整合性，生态环境的层次性、相互影响性要求高等教育教管理必须国际化视野、全球化思维，形成一种开放的、整体的、更具哲学涵盖性的全方位观照，注意分析环境因素的复杂性、矛盾性和不同环境因素的关联性，营造和谐的生态文化，优化资源配置，增强高等教育生存发展与竞争能力，促进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三)合而不同，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探寻大学理念，回归大学本然，实现高等教育管理的适应与超越学术和市场力量的上升，形成高等教育管理中政府、市场、学术之问的三角力关系，如何平衡这三种力量，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管理文化是一个重大问题。高校其任务来自社会需求，所需条件与资源来自社会供给，高校管理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要充分在政府行为，以及市场力量的背景下界定和捍卫学术自主，彰显大学内在逻辑，营造一个有利于高校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

四、地方高校教学质量管理的生态方法

(一)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的生态环境“以人为本”，营造和谐的生态教育环境，这是由高等教育的职能——担负着培养人才、知识创新、服务社会的历史责任，以及人在大学教学管理中的地位决定的。人既是高教管理的主体，也是高教管理的客体，大学教学管理是通过管理人员与教师、学生以及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双向互动进行的。

“以人为本”管理理念的确立，不仅是观念上的转变与更新，更重要的是贯彻落实在具体管理工作中；高校领导要率先垂范，各级管理人员模范执行，广大教师也要认真履行。体现在人才培养上，就是要以育人为本，建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体制，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促进学生最大限度的发展。体现在办学上，就是要以人才为本，坚持学校工作的学术本位，充分发挥教代会、学术委员会等在学校民主管理中的作用，促使教师在管理他人和接受被管理这二者上实现内化为自主行为的双赢。

在教育这个大的生态系统中，汲取生态学的运行法则，利用有限的资源，协调好内部各方面以及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保证高校教学质量管理有序和谐地运转，使各子系统与诸因素互利共生，不仅要有竞争而且要有合作、互相促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教育与经济社会以及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高校建设和发展的根本目的。新晨

(二)加强教学管理队伍建设，建立生态价值链

教学管理人员作为管理实践活动中的主体，首先，应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和创新意识，学会及时收集、加工、处理、利用各种信息的能力；了解一线的教师和学生的需求，为其作好相应的服务；根据教学管理中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调查、研究并及时处理和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其次，要善于利用教育生态学原理指导实践，强调对人的激励和引导来实现管理目标和效果，注重在管理工作中开发教师及学生的聪明才智，实行制度管理与人心管理相结合，谋求量化管理与模糊管理相统一。与此同时，还要在教学管理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教学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尽快掌握现代化的管理手段，使之应用到教学管理实践中去，从而提高管理质量与效益。高校教学管理是全员管理，就是要充分调动每个师生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提高教学质量不懈努力。

(三)构建生态管理工作运行体系

在管理机制上，加强学术管理、层次管理与制度管理，引入创新、激励和竞争机制提高管理效率，加强引导型服务，如：政策引导、信息引导等。在管理程序上，公开透明，职能部门的责任公开、办事程序公开、制度公开以及办事结果公开等。在管理功能上，寓管理于服务中，为学校发展创造良好的、宽松的竞争环境，为学生、教师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全方位实现为一线教学服务的职能。在管理技术手段上，建设好教学网络管理平台；通过管理信息化，不仅建立职能部门、学生、教师共同参与的、双向互动的咨询与决策机制；而且还可以为学生、教师提供更广泛、便捷的信息和服务，减少滋生腐败现象产生的温床，提高管理效率。

(四)积极推进教学管理制度创新

在制度上要切实保障服务理念贯穿于教学管理权力运作的全过程，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强监管、弱审批，并明确界定各级管理的职责范围，进一步下放权力。进行教学管理制度创新，一方面积极推进学分制，为学生提供自主选择学习和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要进行学生学习评价制度的创新，树立多元质量观，重视学生的能力培养、成长与发展，由运用统一标准过渡到多元的质量评价。还要建立有效的科学绩效评估制度，如：设立绩效目标、进行绩效考评、建立绩效诱因机制等，扬长避短，激发教学管理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促进教学管理绩效的提高。

(五)构建与地方互动机制

建设机械论文范文第6篇

自达尔文进化论产生之后，大量相关的边缘学科应运而生，如：进化认识论、社会生物主义思想、进化论生态学等等。这些广义进化的思想在生物和社会两个层面上对人类知识的许多疑问作了探索性的研究，对人类文化各方面造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总的说来，进化论在建筑学领域还鲜有作为，这一方面可以归咎于建筑学的学科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它的忽视。关于广义进化论，一个相对科学的定义是：“在达尔文进化论基础上强化了评价系统的认识论。”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论核心是“变异”、“选择”。相对来说，生物性选择的过程涉及到的评价机制比较简单，但广义进化的评价判断系统则复杂得多。也正因为如此，它可以在更广的范围用来分析社会进化、文化进化等，也可以在更微观的范围内研究认知思维的机制。有了这样的基本认识，通过分析建筑学的广义进化特征将有助于我们建立正确的工程认识观。

一建筑学的“非”进化性脱胎于自然科学的进化论从它拓宽疆土的一开始就受到顽强“狙击”，在艺术和宗教领域更是如此。的确，宗教排斥变异，艺术以变异求存，艺术领域不存在稳定的、明确的价值观，在不同的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之间我们通常难断优劣。艺术和宗教都显现出某种“非”进化性，这是进化论介入建筑学的一个难点。然而，这其中又有所区别。宗教在它的体系成熟之后就保持着超常的恒定，而艺术在创新过程中不断建构着自己的系统。因此，如果说宗教不具有进化性的话，对艺术我们就不应妄言了。更何况，建筑学兼备科学与艺术两类学科的特点。“建筑学非进化性”还来源于“进化”与“进步”这两种概念的混淆。“进步”概念源于亚里士多德，它断言万事万物向着自我完美的或是由低级向高级的方向发展，这是一种典型的“目的论”。由于它不能解释创造力的来源，现代科学已抛弃了目的论。严谨的生物学者十分注意区分“进化”与“进步”概念的不同含义。这启示我们，建筑上的每一次“变化”都昭示着新事物的出现，但这并不意味它更高级。比如说，我们很难说现代主义建筑就比古典主义建筑高级，只能说它在某些功能方面更加适合于现代生活方式的要求。我们也很难说解构主义建筑思想比现代派建筑思想更加高级，也只能说他更加适合于当代大众心理的需求。因此，如果说在生物学上“进化”与“进步”的概念可能重叠的话，在建筑学上的进化概念就不一定具有进步的含义了。

二软、硬结构模型对设计思维的启示!模型的思想广义进化倚重的模型策略针对的是机器工作的创造性问题，它使用了一些“地形图模型”、“软、硬结构模型”等理论模型的方法对许多自然或文化现象作出了有益的探讨。它希望这些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模型能代替以“符号主义”和“连接主义”为基础的机器模型，从而创造人工智能，实现人机对话。这种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借鉴。树立模型分析的方法对于建筑学这种带有模糊判断性质的学科来说，不失为一种良好的分析方法。它不仅使我们的分析过程更加直观，还可以通过定量的数据得出更加明确的结论，并用以指导创造性的设计实践工作。"软、硬结构模型赵南元先生在《认知科学与广义进化论》中提出的软、硬结构理论的基本思路是：在人的认知过程和社会科学中存在着“自举”现象，即前一级的成果对后一级的成果有制约作用，它们是“自我表述系统”（图!）。自我表述系统必须包括相互作用的软、硬两部分结构，其中，硬结构保证系统的存在，软结构在硬结构支持下对硬结构进行建构，完成系统的自举。使用这个概念可以对建筑设计思维过程作出理性的分析#!$。建筑师思维中存在着软、硬结构。建筑师头脑中的知识体系是硬结构，建筑师在学习或与外界时接触得到的新思维可以视作软结构。软结构不断产生新的设计思想，进而优化其知识结构。而硬结构在领会和捕捉新思想上至关重要。建筑师的成功与否视乎软硬结构关系的均衡性。在建筑创作过程中，建筑师通过草图表达思索的轨迹，当其从纷乱的线条中选择出合适的线条时，就完成了一次创造过程。

其后，经历过多次类似的过程，在建筑师的笔下产生出数种甚至许许多多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和建筑形象。之后，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选择，选择范围大大缩小，直至最后确定针对特定过程给出的答案。建筑师在设计作品时，常常出于建筑师的职业心，反复勾画，也就是为了给自己多几种选择，以便优化设计方案（图"）。我们在进行项目操作时使用的也是软、硬作用机制。方案招投标或方案咨询阶段是项目操作的软结构阶段，经过评标，根据专家或业主综合的价值判断，决定某个方案或结合某几个方案的过程就是项目设计的硬化过程。软结构阶段的思维活动带有相当程度的发散性，在这个阶段非理性的思维模式占主导地位，而后期的判断决定过程则是理性思维的结果。因此，可以认为一个设计的好坏是由理性与非理性思维协同作用的结果（图%）#"$。%关于评价评价即价值评判。《辞海》对评价的解释为：“泛指衡量任务或事物的价值。”评价包括评价主体和评价客体两个方面。在建筑设计中，主体指的是设计师、业主、城市管理部门等对设计有需要的人，而客体则指设计目标、策略和图形成果等。设计过程本质上就是不断进行评价的过程。评价在软、硬结构模型中起到的是中介作用。在以“求异”为任务的创造性活动中，正确完善的评价活动是“硬化”过程的推动力。因此，广义进化理论的核心是其价值理论体系。

“进化离不开变异与选择，而选择离不开评价，如果没有一个具有客观性的价值理论体系，进化论向生物学领域以外进行推广是缺乏理论基础的。”广义进化关于“负价值”的理论对我们的认知思维带有宏观的指导意义。在这里涉及到“复合地形图模型”的概念。“地形图”是生物与社会进化现象的一种形象化模型，它是由空间和时间要素构成的四维体系。而“复合地形图模型”则是大小两个系统的地形图的叠加。由于价值观是向量而地形图却是非线性的超曲面，与地形图下降梯度一致的价值观，在超过临界点之后必定成为“负价值”。而且，负价值的自我保持性越强，系统越有“逃离”的危险，从而使系统崩溃。例如，从生存竞争的角度出发的价值观是“生育人口”，但是超过一定数量，也会造成人类的生存危机。因此这时“生育人口”就成了“负价值”。在建筑上，思维评价中的负价值主要是由评价主体之间的不均衡性造成的。在设计师、业主或其他相关人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制约性，它们有各自不同的价值观，一个好的价值取向也只是在各方价值保持平衡下才有意义，任何一方的独断专行都会导致设计的失败。因此，设计师作为协调性的评判主体应发挥主动性。

三建筑现象的广义进化思考典型江南水道空间的模式由以下因素构成：桥、水道、建筑界面、人的活动方式、尺度。现代生活方式使“建筑界面”、“人的活动方式”和“尺度”这三种因素已发生了变化，因此现在我们不可能再期望简单地通过开河和架桥来获得什么“水乡风情”。同样的情形体现在“岭南骑楼街”模式的演变中。人的活动和合适的尺度感是近代骑楼街空间形态的模式语言。在当代城市中心区的改造建设中，我们采取的常常是一种错误的策略：拆除古建筑、拓宽道路、建沿街高层建筑。为了给大拆大建、破坏文脉寻找出路，骑楼文化被表达为沿街底层（或二层）架空的非连续走廊。事实上，我们很难在失去尺度的骑楼和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前找到城市的历史印象。以上例子表明，传统的审美律在很多情况下已不再适用了，社会生活环境赋予了建筑文化新的选择压力。超级秘书网

正如德国建筑评论家威廉•克劳泽尔在论述建筑与环境的关联时给我们的忠告：“建筑师倾向于根据视觉规则理论来组织环境……由于它赖以存在的假设条件已经改变，传统的视觉规则理论已不再真实可靠，曾经在建筑形体中建立起来的视觉和谐模式将不再重现。”在新的社会环境要求下，“涉及不同环境层面的综合体系”的新理论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在这里，笔者是从建筑与环境的关系方面阐明建筑文化观念的演进机制的。建筑学的发展轨迹是非线性的。用完形心理学对建风格的研究强烈地表明了这一点。古典建筑以构件精细取胜，忽略虚实、阴影等完形因素；现代建筑则从整体完形出发，忽略门、窗、柱等细部的表现。当代的解构建筑学说则将整体完形打散，后现代建筑则将细部装饰重新拾起，甚至加以分解突出表现。从“古典建筑”到“现代建筑”再到“后现代建筑”，建筑文化呈现出跳跃发展的趋势，而且带有明显的“返祖”现象，这是建筑文化的广义进化特性。四建筑学引入广义进化思想的意义广义进化主要的目标是“研究人脑的认识与思维过程，对于认知过程给出机械论的解释，也就是研究认知和思维的机制，使其有可能在机器上实现”。达尔文进化论揭示出自然进化过程的创造性。

“自然界中已经存在的最富有创造性的过程是进化过程，而且进化论是一个机械论的理论，进化不需要依赖任何外在意识或目的论的帮助。”“软硬结构理论”、“自我表述系统”、“地形图模型”和“超稳定系统”等都是这样的一种尝试。阿希贝的“超稳定系统”更是在机器上小范围地实现了变异与选择机制。进一步的研究将集中在“小创造积累到大创造”的问题上。软硬结构模型在这方面有优势和潜力，“硬结构是软结构创造性建构的积累结果，同时也是软结构走向更高级创造的支撑”。尽管机器实现创造的过程还会相当漫长，但可喜的是我们已有了一写作论文系列的探索。很早以前，我们就已经开始了用计算机进行建筑评价的研究工作，开始探索模糊思维的量化过程。这些工作对于创造过程的量化做出了贡献。

建设机械论文范文第7篇

自达尔文进化论产生之后，大量相关的边缘学科应运而生，如：进化认识论、社会生物主义思想、进化论生态学等等。这些广义进化的思想在生物和社会两个层面上对人类知识的许多疑问作了探索性的研究，对人类文化各方面造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总的说来，进化论在建筑学领域还鲜有作为，这一方面可以归咎于建筑学的学科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它的忽视。关于广义进化论，一个相对科学的定义是：“在达尔文进化论基础上强化了评价系统的认识论。”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论核心是“变异”、“选择”。相对来说，生物性选择的过程涉及到的评价机制比较简单，但广义进化的评价判断系统则复杂得多。也正因为如此，它可以在更广的范围用来分析社会进化、文化进化等，也可以在更微观的范围内研究认知思维的机制。有了这样的基本认识，通过分析建筑学的广义进化特征将有助于我们建立正确的工程认识观。

一建筑学的“非”进化性脱胎于自然科学的进化论从它拓宽疆土的一开始就受到顽强“狙击”，在艺术和宗教领域更是如此。的确，宗教排斥变异，艺术以变异求存，艺术领域不存在稳定的、明确的价值观，在不同的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之间我们通常难断优劣。艺术和宗教都显现出某种“非”进化性，这是进化论介入建筑学的一个难点。然而，这其中又有所区别。宗教在它的体系成熟之后就保持着超常的恒定，而艺术在创新过程中不断建构着自己的系统。因此，如果说宗教不具有进化性的话，对艺术我们就不应妄言了。更何况，建筑学兼备科学与艺术两类学科的特点。“建筑学非进化性”还来源于“进化”与“进步”这两种概念的混淆。“进步”概念源于亚里士多德，它断言万事万物向着自我完美的或是由低级向高级的方向发展，这是一种典型的“目的论”。由于它不能解释创造力的来源，现代科学已抛弃了目的论。严谨的生物学者十分注意区分“进化”与“进步”概念的不同含义。这启示我们，建筑上的每一次“变化”都昭示着新事物的出现，但这并不意味它更高级。比如说，我们很难说现代主义建筑就比古典主义建筑高级，只能说它在某些功能方面更加适合于现代生活方式的要求。我们也很难说解构主义建筑思想比现代派建筑思想更加高级，也只能说他更加适合于当代大众心理的需求。因此，如果说在生物学上“进化”与“进步”的概念可能重叠的话，在建筑学上的进化概念就不一定具有进步的含义了。

二软、硬结构模型对设计思维的启示!模型的思想广义进化倚重的模型策略针对的是机器工作的创造性问题，它使用了一些“地形图模型”、“软、硬结构模型”等理论模型的方法对许多自然或文化现象作出了有益的探讨。它希望这些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模型能代替以“符号主义”和“连接主义”为基础的机器模型，从而创造人工智能，实现人机对话。这种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借鉴。树立模型分析的方法对于建筑学这种带有模糊判断性质的学科来说，不失为一种良好的分析方法。它不仅使我们的分析过程更加直观，还可以通过定量的数据得出更加明确的结论，并用以指导创造性的设计实践工作。"软、硬结构模型赵南元先生在《认知科学与广义进化论》中提出的软、硬结构理论的基本思路是：在人的认知过程和社会科学中存在着“自举”现象，即前一级的成果对后一级的成果有制约作用，它们是“自我表述系统”（图!）。自我表述系统必须包括相互作用的软、硬两部分结构，其中，硬结构保证系统的存在，软结构在硬结构支持下对硬结构进行建构，完成系统的自举。使用这个概念可以对建筑设计思维过程作出理性的分析#!$。建筑师思维中存在着软、硬结构。建筑师头脑中的知识体系是硬结构，建筑师在学习或与外界时接触得到的新思维可以视作软结构。软结构不断产生新的设计思想，进而优化其知识结构。而硬结构在领会和捕捉新思想上至关重要。建筑师的成功与否视乎软硬结构关系的均衡性。在建筑创作过程中，建筑师通过草图表达思索的轨迹，当其从纷乱的线条中选择出合适的线条时，就完成了一次创造过程。

其后，经历过多次类似的过程，在建筑师的笔下产生出数种甚至许许多多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和建筑形象。之后，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选择，选择范围大大缩小，直至最后确定针对特定过程给出的答案。建筑师在设计作品时，常常出于建筑师的职业心，反复勾画，也就是为了给自己多几种选择，以便优化设计方案（图"）。我们在进行项目操作时使用的也是软、硬作用机制。方案招投标或方案咨询阶段是项目操作的软结构阶段，经过评标，根据专家或业主综合的价值判断，决定某个方案或结合某几个方案的过程就是项目设计的硬化过程。软结构阶段的思维活动带有相当程度的发散性，在这个阶段非理性的思维模式占主导地位，而后期的判断决定过程则是理性思维的结果。因此，可以认为一个设计的好坏是由理性与非理性思维协同作用的结果（图）。关于评价评价即价值评判。《辞海》对评价的解释为：“泛指衡量任务或事物的价值。”评价包括评价主体和评价客体两个方面。在建筑设计中，主体指的是设计师、业主、城市管理部门等对设计有需要的人，而客体则指设计目标、策略和图形成果等。设计过程本质上就是不断进行评价的过程。评价在软、硬结构模型中起到的是中介作用。在以“求异”为任务的创造性活动中，正确完善的评价活动是“硬化”过程的推动力。因此，广义进化理论的核心是其价值理论体系。

“进化离不开变异与选择，而选择离不开评价，如果没有一个具有客观性的价值理论体系，进化论向生物学领域以外进行推广是缺乏理论基础的。”广义进化关于“负价值”的理论对我们的认知思维带有宏观的指导意义。在这里涉及到“复合地形图模型”的概念。“地形图”是生物与社会进化现象的一种形象化模型，它是由空间和时间要素构成的四维体系。而“复合地形图模型”则是大小两个系统的地形图的叠加。由于价值观是向量而地形图却是非线性的超曲面，与地形图下降梯度一致的价值观，在超过临界点之后必定成为“负价值”。而且，负价值的自我保持性越强，系统越有“逃离”的危险，从而使系统崩溃。例如，从生存竞争的角度出发的价值观是“生育人口”，但是超过一定数量，也会造成人类的生存危机。因此这时“生育人口”就成了“负价值”。在建筑上，思维评价中的负价值主要是由评价主体之间的不均衡性造成的。在设计师、业主或其他相关人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制约性，它们有各自不同的价值观，一个好的价值取向也只是在各方价值保持平衡下才有意义，任何一方的独断专行都会导致设计的失败。因此，设计师作为协调性的评判主体应发挥主动性。

三建筑现象的广义进化思考典型江南水道空间的模式由以下因素构成：桥、水道、建筑界面、人的活动方式、尺度。现代生活方式使“建筑界面”、“人的活动方式”和“尺度”这三种因素已发生了变化，因此现在我们不可能再期望简单地通过开河和架桥来获得什么“水乡风情”。同样的情形体现在“岭南骑楼街”模式的演变中。人的活动和合适的尺度感是近代骑楼街空间形态的模式语言。在当代城市中心区的改造建设中，我们采取的常常是一种错误的策略：拆除古建筑、拓宽道路、建沿街高层建筑。为了给大拆大建、破坏文脉寻找出路，骑楼文化被表达为沿街底层（或二层）架空的非连续走廊。事实上，我们很难在失去尺度的骑楼和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前找到城市的历史印象。以上例子表明，传统的审美律在很多情况下已不再适用了，社会生活环境赋予了建筑文化新的选择压力。

正如德国建筑评论家威廉•克劳泽尔在论述建筑与环境的关联时给我们的忠告：“建筑师倾向于根据视觉规则理论来组织环境……由于它赖以存在的假设条件已经改变，传统的视觉规则理论已不再真实可靠，曾经在建筑形体中建立起来的视觉和谐模式将不再重现。”在新的社会环境要求下，“涉及不同环境层面的综合体系”的新理论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在这里，笔者是从建筑与环境的关系方面阐明建筑文化观念的演进机制的。建筑学的发展轨迹是非线性的。用完形心理学对建风格的研究强烈地表明了这一点。古典建筑以构件精细取胜，忽略虚实、阴影等完形因素；现代建筑则从整体完形出发，忽略门、窗、柱等细部的表现。当代的解构建筑学说则将整体完形打散，后现代建筑则将细部装饰重新拾起，甚至加以分解突出表现。从“古典建筑”到“现代建筑”再到“后现代建筑”，建筑文化呈现出跳跃发展的趋势，而且带有明显的“返祖”现象，这是建筑文化的广义进化特性。四建筑学引入广义进化思想的意义广义进化主要的目标是“研究人脑的认识与思维过程，对于认知过程给出机械论的解释，也就是研究认知和思维的机制，使其有可能在机器上实现”。达尔文进化论揭示出自然进化过程的创造性。超级秘书网

“自然界中已经存在的最富有创造性的过程是进化过程，而且进化论是一个机械论的理论，进化不需要依赖任何外在意识或目的论的帮助。”“软硬结构理论”、“自我表述系统”、“地形图模型”和“超稳定系统”等都是这样的一种尝试。阿希贝的“超稳定系统”更是在机器上小范围地实现了变异与选择机制。进一步的研究将集中在“小创造积累到大创造”的问题上。软硬结构模型在这方面有优势和潜力，“硬结构是软结构创造性建构的积累结果，同时也是软结构走向更高级创造的支撑”。尽管机器实现创造的过程还会相当漫长，但可喜的是我们已有了一写作论文系列的探索。很早以前，我们就已经开始了用计算机进行建筑评价的研究工作，开始探索模糊思维的量化过程。这些工作对于创造过程的量化做出了贡献。

建设机械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地质公园；系统集成；内涵；框架模型

作者：黄松，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桂林。541001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2-0179-005

一、引 言

地质遗迹是地球46亿年演化历史的遗存，是具有极高美学价值和重要科学价值的自然遗产和旅游资源。为了保护与合理开发珍稀的地质遗迹资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9年正式启动了“世界地质公园计划”(UNESOD Geopark Programme)，并将地质公园界定为“以稀缺性地质遗迹为主体并融合深厚人文底蕴的综合性公园”，同时强调建立地质公园在“保护地质遗迹，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地质公园已成为当今旅游市场上的生力军。地质公园研究得到国际学术组织的高度重视，成为倍受关注的新兴研究领域，并在中外学者的努力下积累了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随着研究的逐步推进，科学方法论的指导对于地质公园研究发展的重要性日益显现。

系统集成方法论的出现是20世纪人类方法论的重大突破。同机械论方法不同的是，系统集成方法着眼于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以及建立在这种联系基础之上的系统整体功能的优化。系统集成方法的应用因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牛顿机械论在认识复杂系统方面遇到的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倍受科技界、产业界的关注，并作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各个层面得到广泛的应用，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基于此，本文尝试将系统集成理论引入地质公园研究领域，从地质公园系统的结构入手，从概念、定位、属性、与狭义系统集成的区别和联系等方面界定地质公园系统集成的内涵，进而构建包含宏观目标层、中观单元层和微观过程层三个层次的地质公园系统集成理论框架模型，试图以此回答何为地质公园系统集成、地质公园研究为何需要系统集成、地质公园系统集成集成什么等关键性问题。以期实现地质公园研究方法论上的创新尝试，为地质公园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先进、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二、地质公园系统结构

我们把极其复杂的研究对象称为“系统”，即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且这个“系统”本身又是它所从属的一个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任何系统都是有结构的，所谓结构，是指系统的各个要素相对稳定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亦即系统内部的组织形式、结合方式和秩序。这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实质，就是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和传递。

地质公园系统作为一个具有多重功能的复杂系统，具有自己特殊的结构组成。概括起来，地质公园系统是一个由资源、开发、保护、管理四个子系统构成的结构严密的复杂系统，其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在地质公园系统结构中，资源、开发、保护、管理作为四个相对独立而又紧密联系的要素构成了系统的内部要素组织方式。这种组织方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包含了四者之间发生联系和作用的方式，也隐含了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组成之间的结合方式和相对次序。地质公园系统的各个子系统之间及其与外部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等相关因子之间时刻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维持着地质公园系统动态平衡和稳定。

三、地质公园系统集成的内涵界定

(一)地质公园系统集成的概念

地质公园系统集成(GeDpark system Integration)是将地质公园视为一个由资源、开发、保护、管理四个子系统构成的开放性复杂系统，为实现系统整体功能最优的目标，充分整合、调控地质公园系统中各相关子系统及其要素的理论、方法与技术有机集合的完整体系，其要义可概括为：增强整体功能，提高有机关联，把握过程变化，重在协调匹配。

(二)地质公园系统集成的定位

地质公园系统集成是把地质公园视为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从系统角度把组成地质公园的各子系统及其要素集成起来，从战略角度把地质公园的资源、开发、保护、管理策略的制定、实施与控制集成起来，从而推动地质公园系统整体功能最优目标的实现。

(三)地质公园系统集成的属性

地质公园系统集成的属性可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全局性。表现在地质公园系统集成从地质公园系统的整体出发，着重对影响系统全局的资源、开发、保护、管理等核心集成单元进行集成；综合性。地质公园系统集成涉及资源集成、开发集成、保护集成、管理集成等集成单元，单纯针对某一单元的优化均无法实现地质公园系统整体最优，而必须采用系统集成的方法对各集成单元进行综合集成；复杂性。地质公园系统集成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复杂性是地质公园系统集成客观存在的基本属性；层次性。不同层次的地质公园系统集成具有不同的特征、性质和内容；动态优化性。地质公园系统集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系统工程，强调对地质公园系统的持续整合和调控，并以地质公园系统整体功能最优为最终目标；进化适应性。是由地质公园系统的自组织性决定的，表现在地质公园系统集成在适度的弹性范围内可进行调整，以适应地质公园系统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变化。

(四)地质公园系统集成与狭义系统集成的联系和区别

地质公园系统集成与狭义系统集成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两者的联系表现在：地质公园系统集成与狭义系统集成都运用了系统集成的哲学思想；都涉及各个集成单元的方方面面；都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两者的区别表现在：地质公园系统集成是对地质公园系统这一特殊类型系统的集成，而狭义系统集成是指对工程技术系统的集成；地质公园系统是一个由资源子系统、开发子系统、保护子系统、管理子系统组成的复杂系统，而工程技术系统则是一种纯粹的物理系统；地质公园系统集成需要运用综合集成，而狭义系统集成只是一种技术集成；地质公园系统集成理论属于软科学理论，而狭义系统集成理论属于硬科学理论。

四、地质公园系统集成单元及其耦合关系

(一)地质公园系统集成单元

与地质公园系统的资源子系统、开发子系统、保护子系统、管理子系统相对应，地质公园系统集成单元由资源集成(Resoutses Integration)、开发集成(Development Integration)、保护集成

(Protedtion Integration)、管理集成(Managrment Integration)四个部分构成，分别是实现地质公园系统整体功能最优目标的各种资源要素(地质遗迹资源、生态环境资源和人文环境资源等)、开发要素(总体布局、形象策划、市场营销、产品设计、设施建设等)、保护要素(地质遗迹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人文环境保护、其他资源保护等)、管理要素(地质遗迹管理法律体系、地质公园管理模式、地质公园投融资体制、地质公园管理信息系统、地质公园教育科研体系等)的集成。

(二)地质公园系统集成单元的耦合关系

空间耦合关系：堆栈是计算机科学中的一个概念。指在内存中开辟的一个按照后进先出原则组织的一个专用区域。本文将其引入地质公园研究领域，用地质公园系统集成堆栈(图2)对地质公园系统集成中资源集成(RI)、开发集成(DI)、保护集成(PI)、管理集成(MI)之间的空间耦合关系进行直观表达：资源集成(RI)属于地质公园系统集成中的基础集成，位于在地质公园系统集成堆栈中的最底层；开发集成(DI)和保护集成(PI)属于地质公园系统集成中的应用集成，位于地质公园系统集成堆栈的核心部位；管理集成(MI)属于地质公园系统集成中的组织集成，位于地质公园系统集成堆栈的最顶层。

逻辑耦合关系：基础集成是地质公园系统整体功能最优的资源保障。基础集成除了有组合的含义。更有集中、突出重点之意，基础集成的过程是不同类型资源相互激发和协同作用的过程，是实现地质公园中各类型地质遗迹资源，以及地质遗迹资源与生态环境资源和人文环境资源等其他资源有机整合，从而创造地质公园综合资源优势的过程；应用集成是地质公园系统集成中以保护、开发为核心内容的实施操作。从应用集成内部来看，包括开发集成和保护集成两部分，是开发集成和保护集成各要素的有机整合。从整体来看，应用集成处于地质公园系统集成中承上启下的核心位置，既是对基础集成实施的保护、开发操作，又是对组织集成措施的响应；组织集成是地质公园系统整体功能最优的措施保障，是实施基础集成与应用集成的关键。组织集成不仅是其内部诸要素的有机整合，同时还通过有效的沟通实现地质公园系统集成中资源集成、开发集成、保护集成、管理集成等各个集成单元之间的有机整合。

五、地质公园系统集成框架模型

系统集成理论具有知识综合性与方法实践性俱强的特点，与之相适应，地质公园系统集成框架模型首先是多层次、多视域和渐进展开的，并包含宏观目标层、中观单元层和微观过程层三个层次，框架模型贯穿了并行工程思想，即体现每个层次的主体内容与相关层次的同时性原则，使得地质公园系统集成具有广泛的横断关联和学科支持。

建设机械论文范文第9篇

研究会理事长王国聘教授在文集的序言中写道：“江苏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年来，始终以研究、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和科学技术社会论为己任，历经多次换届，薪火相传，形成为一个视野开阔、思想活跃、根基稳固、实力雄厚、后劲十足的江苏科学技术哲学共同体。”

30年来，江苏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同仁们与时代同步前进，勤于探索，善于思考，勇于创新，在国内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纪念文集《科学技术哲学论》甄选了研究会老中青三代学者于不同时期发表在国内重要期刊上的43篇论文，代表了江苏自然辩证法研究会30年来所取得的部分重要成果，内容涉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环境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方面。

自然哲学方面。《科学技术哲学论》编选了研究会第一、二届理事长萧j焘先生在20世纪80年表的一篇研究黑格尔自然哲学的论文。在国内学界，萧先生以研究黑格尔而著称。这篇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黑格尔的自然整体观和发展观进行了深入研究，阐发了黑格尔的“自然界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思想。研究会名誉理事长、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荣誉资深教授林德宏先生在《改造自然与保护自然》一文中指出，自然界既是我们的改造对象，又是我们的保护对象；人与自然的协调，是人类改造自然与保护自然的辩证统一，是二者之间的某种平衡。研究会名誉理事长陈文林教授的论文对生命活动的高序性、生命活动的层次性等遗传工程认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强调必须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来探讨和理解这些问题。在论文《三个世界的关系》中，吕乃基教授从本体论角度对波普尔所区分的“三个世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重点论述了世界3（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的知识阶梯。

科学哲学方面。郑毓信教授的论文对20世纪数学哲学的历史发展作了回顾，分析了数学哲学现代研究的两种不同范式：实际数学工作者的“活的哲学”和哲学家的数学哲学，并对数学哲学的未来发展作了展望。严火其教授的论文指出，东西方科学的本质不同，在于对自然认识“察同”和“察异”的选择不同。刘魁教授的论文通过对伽利略受审根源问题的反思，阐明科学研究的自由权只能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自由权，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由权。王岩教授评述了著名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观。王荣江教授研究了知识论与科学哲学之间的关系及其当展。黄政新教授结合贝尔和莱格特不等式的实验校验分析了物理学“实在论”与哲学实在论的关系。马雷教授论述了经验确定性对于理论创新的重要意义。董美珍副教授研究了女性主义科学认识论。此外，蔡仲教授、熊登榜教授、吴建国教授、刘鹏副教授等人的论文分别对地方性知识之困境、“后现代科学”概念、科学知识的主体建构、现代性的本体论审视等后现代科学哲学问题进行了研究。

技术哲学方面。肖玲教授的论文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对于重建人性化的科学技术的世界观、方法论的重要价值。曹克教授的论文指出，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并不完全是属于技术的，而更多的是作为理解历史的一种手段。夏保华教授在论文中研究了两位重要的技术哲学家――“人文学的技术哲学”代表人物卡普和“工程学的技术哲学”代表人物德克斯，评述了他们的生平和学术思想。刘启华教授分析了技术科学的发展模式，阎莉教授研究了转基因技术对生命自然存在方式的挑战，吴红副教授对奥格本学派的形成及其对技术社会学的意义进行了研究。

环境哲学方面。研究会理事长王国聘教授在论文《现代生态思维的价值视域》中指出，生态学所揭示的生态系统整体性、有机性、多样性，不但提供了一幅和传统的机械论自然观迥然不同的世界图景，而且在这种世界观的内部孕育了一种强调相互依存、协同进化、关注未来、适度节约的价值观。可以说，现代生态学为传统的价值内涵进行实质重建和拓展提供了理论支持，生态学不仅承认和重视自然生态的服务价值，还承认自然具有自身存在的“内在价值”。王建明教授、高中华教授、周兰珍教授和潘洪林教授深入研究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哲学问题，强调不能脱离人类利益来谈论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不能通过彻底否定“人类中心”去追求所谓的“自然中心”或“生态中心”。曹孟勤教授深度发掘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资源，指出儒家“成己成物”观要求人们在成就自己美德的过程中“善待万物、尽物之性”。黄爱宝教授提出了建设“生态型政府”的构想。曹顺仙教授和李丽副教授指出克服环境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破除“资本的逻辑”。郭兆红副教授研究了汽车与城市发展问题，认为生态城市建设要“放弃对汽车依赖”，应树立这样的城市发展理念：为人而不是为汽车设计城市。陈伟华副教授的论文在国内较早地对生态女性主义进行了深入研究。

科学技术与社会方面。研究会名誉理事长张相轮教授的论文《网络文化及其哲学问题》通过分析网络文化的发展动向及其所引起的现实的社会变革，提出人和社会都应对网络文化所引起的社会效应及其发展趋势有科学的认识和预测。钱兆华教授的论文强调，我们在科学史研究中必须严格区分四对范畴：中国科学与西方科学、科学与技术、科学与经验、经验技术与科学技术，否则会导致了科学史研究的混乱局面，并直接削弱了科学史对科学研究的启示、借鉴和解释功能。陶军教授在其论文中指出，信息技术时代，科技的发展始终是影响人类历史观的一个重要因素，信息科学和复杂性科学所蕴含的思维方式实现了对历史决定论的超越。罗蕾教授的论文阐述了“自下而上”这个新世纪理念对未来科技进步、系统管理和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孙孝科教授从“是什么”与“不是什么”两个层面探讨了科学家对于整个人类的发展与进步所应担负的道义责任。陆礼教授概述了交通伦理学的研究方法与学科创新。此外，胡金波研究员对研究生人格塑造的研究，钱振勤教授对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丁长青教授对爱因斯坦的“世界政府”思想的研究，张云霞教授对企业自主创新政策的研究，张宗明教授和张艳萍副教授对自然辩证法教学改革的探讨，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的说来，江苏自然辩证法研究30年纪念文集――《科学技术哲学论》主旨明确、脉络分明、框架清晰，系统展示了江苏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30年来的部分重要学术成果，展现了江苏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特色和风采。《科学技术哲学论》编选的论文有几大特点：一是研究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二是研究具有前瞻性、前沿性和开拓性；三是体现了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四是秉承“以人为中心，文理哲结合”的学术理念。

建设机械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科学内涵；现实意义

[中国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2）06-0081-06

[作者简介]严文波（1988—），男，江西鄱阳人，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专职教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研究。（江西南昌 330022）

Titl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Eco-ethic Thought of Marx

Author： Yan wenbo

Abstrac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theoretical sources of eco-ethic thought of Marx and holds that ancient Greek concept of nature， modern mechanical view of nature and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ical view of nature are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sources which construct eco-ethic thought of Marx.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eco-ethic thought of Marx derives from critique of eco-destruction of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the capitalist system， and prospect of the ideal communist society as well. In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eco-ethic thought of Marx provides scientific theoretical support which helps us construct socialist eco-civilization and solve current global eco-crisis.

Key words： Marx；eco-ethic thought；scientific connotation；practical significance

当前，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现，环境污染、资源短缺、自然灾害、疾病和生态失衡等危机越来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使人类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并引发了人们对以往“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深刻思考与批判。在反思与批判中，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却又逐步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即“环境中心主义”。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正是因为人类无休止的掠夺才导致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人们当今所面对的生态问题都是因人而生。在他们看来，存在和价值是密不可分的，它们都是自然的属性，正如罗尔斯顿所阐述的那样，“事实上，一旦某处充满了事实，也就有了价值，而且无论是价值还是事实，往往是与系统的性质相同的。”①他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强调以人为主体地位的观念已然过时，应坚持“自然中心”的原则，强调一切生命的价值和地位都应当是平等的，因为所有生命都有其固有的“内在价值”。很显然，在这里人与自然的联系被割裂开来，人站在了自然的对立面，这明显有悖于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辩证统一的核心理念。而随着现代生态哲学研究的深入以及环保运动的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受到了来自环境主义的严峻挑战。马克思的一系列核心概念和思想，诸如自然、劳动、生产力等，都成了环境主义的批判对象。甚至有人断言，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反自然哲学。正是在此意义的基础上，只有通过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解读马克思的生态伦理思想，挖掘和探索长期以来马克思理论中被遮蔽和忽视的生态思想，才能有力地消解来自各方价值观中各执一词的偏见，才能更好地为当前社会的发展和生态环境危机的化解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一、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是无产阶级实践的产物，同时也是扬弃人类优秀思想文化的成果，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理解马克思的生态伦理思想，首先必须要追溯建构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来源。西方哲学史上，对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影响较大的理论，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古希腊朴素自然观、近代的机械自然观以及德国古典哲学自然观。

西方哲学的历史是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古希腊哲学对西方的哲学、自然科学和宗教的发展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早期古希腊人相信，自然界是一种复杂的生命系统，其本身就是一个大的生命机体，它在被创造同时，也在不断创造自身。无论从泰勒斯的“世界的本原是水”、阿那克西曼德的“万物都源于一种简单的元质”、毕达格拉斯的“万物皆数”，到赫拉克利特用“火”来说明世界发展的思维图景，还是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到柏拉图的“理念论”，它们均体现了朴素的自然观。其中，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可以被看作是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最高理论成就。他认为，世界是由无数不可分割的微小粒子——原子构成的，它们在空气中运动，它们互相结合起来，就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复合物。他提出了原子是以一种自由自主地运动的形式存在。可以看出，德谟克利特的理论还是具有机械论和单向决定论倾向的。此后，伊壁鸠鲁丰富和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思想，提出了“原子偏斜说”的理论。伊壁鸠鲁认为“原子规律”就是“排斥”，是原子间的碰撞，它完全没有任何形式的“固定不变”。伊壁鸠鲁进一步认识到了偶然性、意外性和自由的可能性，在这里，德谟克利特的单向决定论被超越了。马克思由此认定伊壁鸠鲁强调的“原子偏斜说”已使他创造了一个偶然的王国和脱离单向决定论的可能性，他也因此称赞伊壁鸠鲁为“最先打倒众神和脚揣宗教的英雄”。②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他详细分析了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的差异，并通过肯定伊壁鸠鲁对宗教目的论的批判逐步开始形成了唯物主义。正如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J·B·福斯特所认为的那样：“对马克思来说，伊壁鸠鲁象征着带来了光明或启示，这种启示就是对自然宗教观说‘不’，就是一种唯物主义，也是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一种形式。伊壁鸠鲁哲学重视感觉和经验世界，也看到了理性在解释这一世界中有其作用，从而在用理性在对世界做出解释时无需在世界之间的夹缝中生存着的诸神。”③可以说，虽然古希腊朴素自然哲学有其特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其从自然本身的规律去理解自然的本质属性及其运动的这种思维模式，为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最初理论来源。

随着16～18世纪近代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一种与古希腊朴素自然观相对立的新的自然观——近代机械自然观逐步兴起，这种自然观坚持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貌来认识世界，坚持以科学真理来解释世界，要求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它坚持用物质世界本身所具有的某些特性来解释自然界，重视对在观察和实验中获得的感性经验进行归纳、总结，克服了古希腊朴素唯物论直观性、猜测性的缺点。因此，无论从哥白尼到牛顿，还是从笛卡尔到拉美特利，他们在自然科学领域都是唯物主义者，但是这种唯物主义必然带有形而上学的、机械论的特征。因为当时人们的认识，更多的只是通过已知去探索未知。当时力学在说明自然现象时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导致了人们在认识其他未知领域时，无一例外地都是用力学理论去解释，用力学的机械运动模型去阐释其他复杂的物质运动。16～18世纪哲学家们的观点，更是直接受此理论的影响，如笛卡尔就从机械决定论的观点出发，认为包括人在内的一切动物都是机器。拉美特利更进一步专门撰写了《人是机器》这部著作，宣称“人的身体是一架钟表，不过是一架巨大的、极其精细的、极其巧妙的钟表。”①这种从机械力学的观点去描绘整个物质结构和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自然观，虽然在反对宗教神学的斗争中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它不能从自然界本身来解释说明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既然自然界的一切都是从来如此的，那么地球绕太阳的运动起初是如何形成的；地球上形形的动植物的种类是如何产生的，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持机械决定论者显然是无法作出回答的，他们最终只能求助于造物主的智慧。如牛顿就用神的“第一推动力”来说明地球和太阳系之间最初的运动。这样导致的结果是科学再一次被深深禁锢在神学之中。马克思深刻地意识到了这种自然观的历史局限性所在，他认为这种自然观会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彻底割裂开来，最终在社会历史领域会陷入唯心主义的窠臼，因而其根本无法正确解释生态问题的根源。因此，马克思在批判近代机械论自然观的基础上创建了自己的科学的生态伦理观。

德国古典哲学自然观是对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影响最深的理论来源。马克思在自然观上所完成的哲学革命，正是建立在对黑格尔的人化自然观和费尔巴哈的抽象自然观的批判和扬弃基础之上。与机械自然观相比，黑格尔的自然观则蕴含了极为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在黑格尔看来，精神是自然的本质，自然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扬弃自然的外在性和异己性，同精神特性相分离，使精神能够认识自己在自然内的本质。他认为近代机械自然观的一个主要的缺陷就在于：过于单纯机械地去认识自然界，尤其是有机自然界，完全不顾这些机械范畴与朴素的直观之间的矛盾，因而阻碍了获得正确知识自然的道路，机械性乃是“一肤浅的、思想贫乏的观察方式，既不能使我们透彻了解自然，更不能使我们透彻理解精神世界。”②但是，黑格尔所述的是没有历史的自然，自然的起源和发展都根植于一种概念世界里的逻辑后果，人自身完全被抽象化了。因此，黑格尔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机械自然观的统治地位。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费尔巴哈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在批判宗教神学的同时，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自然观进行了批判，创立了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他宣称：“新哲学将人连同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惟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因而人类学连同自然学当作普遍的科学。”①可是，由于费尔巴哈停留于纯粹的自然界的客观性和本原性，停留于人的自然性和生物性，他过分突出了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性，却未看到人的能动的反作用。因此，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自然观依然是一种直观唯物主义的机械自然观。马克思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自然观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机械自然观的“基本内核”，从现实中存在的个人和现实的自然界出发，阐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的人化自然观，形成了科学的生态伦理思想。

二、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价值意蕴

在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及科技水平的日益发展，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大量凸现，当时的生态问题主要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因此马克思对于生态问题的思考主要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中所形成，他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生态破坏性进行了深刻批判。这可以从马克思各个时期的相关著作中找到理论依据。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认为“私有财产和自然的对立”普遍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自然的异化是人为造成的。“按照马克思的描述，大城市中环境的退化已使工人的异化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在那里，光、空气、清洁都不再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而黑暗、污浊的空气和未经处理的污水构成了他们的物质环境。”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分析和批判，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的深入研究，马克思用大量篇幅描述了资本主义制度给生态自然环境和工人的生产、生活环境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痛斥当时恶劣的生活工作环境对人的身心摧残，揭露了资本家从经济、生产与生活环境等各个方面欺压工人的实质，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才是生态环境恶化的最终根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资源的进步。”③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趋势时，他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了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④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与生俱来所具有的极度贪婪和唯利是图的阶级本性，决定了在经济运行的过程中，资本家眼里追求的经济利益高于一切。为了降低成本、提高自身竞争力，资本家根本不愿将资金用于改善工人的生存环境上，对新鲜空气、安全饮水、减少粉尘与噪音等自然环境的需求更是纯属多余。资本家置工人们的死活于不顾，置其行为产生的自然影响与社会后果于不顾，势必加速了生态环境的污染进程。

正是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生态破坏性的批判，使马克思认识到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人类社会必须与自然环境相统一、相协调，否则必然会给人类自身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人化自然观的理念，强调坚持人的主体性和自然的先在性相统一，要求把自然界放在人类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来考察。与此同时，在对未来社会制度的设想当中，马克思的生态伦理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在研究发现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后，马克思指出，只有变革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同自然关系异化的状态。在他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蓝图中，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自然与人、自然与社会、自然与历史相对立的状况才能得到彻底解决，那种由于土地私有制而产生的人与自然相异化的情状才能得以化解。在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①“物质变换”是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概念，他认为，“物质变换”的断裂是生态危机产生的实质性根源。因此，必须通过“物质变换”的不断循环来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进行这种物质变换，才能实现自然界的真正解放，摆脱异化状态实现人与自然自由自在的活动，才能实现“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②

三、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全球化时代，全球工业文明进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效应已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已使得越来越多人开始认识到研究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西方，不论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环境保护主义者，都从马克思的生态伦理思想中摄取了丰富的养料。一方面，研究马克思生态思想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解，对在新时期下坚持马克思指导思想一元化也有极大的帮助，在面对当前来自不同层面的生态价值观思潮，我们可以用马克思的生态伦理思想来对各种错误观点予以辩驳；另一方面，在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人们在不断探索寻求解决途径的今天，研究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更是对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很好的理论支撑。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就是党的十七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五大新要求之一，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认识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性的提升，也是对全球环境问题主动承担大国责任的庄严承诺。尽管马克思本人没有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但他的生态思想无疑为我们构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思想以及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持。

首先，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中关于人化自然观的理念，为我们确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奠定了基础。在当前生态环境恶化导致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塑认知问题上，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即“人类中心主义”和“环境中心主义”。这两种观点都是对传统实践框架的反思。只是两者的反思都各执一端。“人类中心主义”过于强调以人自身为中心的理念，认为人类利益是一切问题的中心，如果自然存在物对人类失去了价值，那么对人来说它就没有意义。“环境中心主义”者则恰恰相反，他们强调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中应该尊重自然，与自然为伴，主张消除人类的主体性地位，人和动物一样应该享有同等的价值权利，主张抽象的“万物平等论”。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既从人的实际发展需要出发，又从自然的需要出发，强调要坚持人的主体性和自然的先在性相统一，提出了“人化自然观”的理论，详细阐述了人与自然间的辩证关系，它所贯穿的不是一般的“人类中心主义”意义基础上的人本主义，“也不是今天狭隘的自然中心主义意义上的反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人本主义意义上的生态主义。”①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从方法论的高度告诉我们，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是可以同时兼顾的，我们“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标准就在于“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善待自然”的理念必须要建立在“以人为本”的价值基础之上。

其次，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中关于“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理念，为我们确立正确的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无法循环和持续会同时危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人类的生产活动中，一旦这种“物质变换的过程”超出了自然的实际承载能力，必然会影响自然的正常物质循环和能量循环，从而引发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冲突，这便是生态环境危机产生的本质原因。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如何有效地平衡“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进行了详细地阐述，他强调，要“把生产排泄物减少到最低限度和把一切进入生产中去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到最高限度”②，同时，他还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在改善人与自然物质交换中的作用，“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同时，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③可以看到，马克思所谈到的这些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过程，正是一种“再利用”或“再循环”的过程。它依据一种“资源—生产—再生资源”的新陈代谢模式来实现物质的不断循环，减少人类社会线形物质代谢对生态系统的压力，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当前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充分发展循环经济，建构循环型社会，不仅可以缓解资源短缺的压力，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和高效利用，又可以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率，这也正是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