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条件范文
时间：2023-03-17 16:18:44
监管条件范文第1篇
[关键词]监管条件下；护理风险防范；安全措施
[中图分类号]R4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4721(2009)12(b)-134-02
罪犯医疗保健权是罪犯的基本权利之一。它也是评价监管场所文明管理的重要指标之一。监管场所的医疗纠纷也同社会医院一样时有发生，究其原因与在监管条件下的医疗、护理工作特点有直接关系。提高监管病区护士的风险意识，采取积极、主动而且有效的防范措施，是减少在监管条件下护理纠纷和护理人员人身安全的关键。
1 在监管条件下护理风险分析
1.1 监管条件下护理的特殊性
我院监管病区承担了全省监狱危重病犯、手术病犯的救治工作。它作为一种特殊的医疗机构，必须兼顾监管改造和医疗的双重任务。由于受条件的限制，监管病区设定为综合病房，有外科、内科、妇科、皮肤科、精神科等，患者绝大部分都是重症罪犯。监管病区受许多因素影响，存在不可预测的危险，这是护理风险概率要明显地高于其他科室的主要原因。监管病区病房必须实行封闭式管理，护士进入病房必须由监管警察开门、警戒，没有家属，没有专一的陪护。这些都给日常管理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危重病犯病情变化快，工作预见性不强，床位周转快，工作量大而且繁琐，容易造成工作忙乱，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纠纷。
1.2 监管病区病犯的特殊性
在监管条件下，大部分病犯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罪犯进入监管场所后的境遇变化，人际关系的改变，远离亲人、朋友、人身自由受到限制，难免会产生孤独感，加上疾病的影响也会促使其心理负荷加大，甚至发展为变态心理。病犯是依法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特定人群。在监管条件下，病犯的临床表现往往不同于普通人群，常常会出现一些症状或体征的不确定性。有些对自己的病情有不真实的夸大，甚至伪病，企图逃避法律制裁；有些刑期长的患者。可能悲观厌世，拒绝各种治疗；有些思维及行为异常的患者。经常会发生自伤或伤人等；还有些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对不同类型、不同心理状况的病犯，护理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因此。护理工作是艰巨而繁琐的。
1.3 医疗纠纷的特殊性
在监管条件下，监管医疗单位与被监管病犯及家属常常因医疗效果在认识上存在分歧，发生的医疗纠纷与社会医院发生的医疗纠纷有很大区别，更复杂也很难处理。甚至有些病犯采用自伤、自残等手段，人为制造医疗事故，从而加害医疗单位和医护人员，达到抗拒劳动改造的目的；还有的病犯对监管医疗机构的医疗条件和技术不信任，特别是在保外就医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可能存在仇视心理进而采取报复手段，这些都可能造成非医源性纠纷。受监管条件的限制，病犯的家属无法见证监管医疗单位的日常诊疗活动，缺乏了解，也给某些医疗纠纷带来隐患。由于这种医疗单位同时又是监管单位，发生纠纷时既可能损害医患关系，又可能涉及到监管政策和执法效果，在处理和认定此类纠纷时更加复杂。
1.4 护理查房和治疗受限制
在监管条件下，危重症病犯所有的生活护理都落在护理人员身上，尤其对一些长期卧床病犯要求定时翻身、定时喂养。按照规定，女性护士进入男性病犯病房时必须由男性监管警察开门、警戒，而监管警察不能同时开两间病房门，有时会造成查房和护理工作不及时，从而直接影响护理和治疗的质量，导致投诉和发生医疗纠纷。
1.5 部分年轻护士工作责任心不强
目前，医院各临床科室年轻护士比例大，部分年轻护士在日常工作中存在缺乏进取心、责任心不强的情况。主要表现在病犯人院后宣教不到位，检查不细致，记录不全面。在监管病区。危重病犯、手术后病犯需要护士严密观察生命体征和各种病情变化，而有些护士观察欠细致，有些护士忽视查对制度、床边交接班制度、巡视制度等。
1.6 心理压力大
1.6.1 心理原因 近年来。护理职业不被社会重视、护理人员严重缺乏，责任大、社会保障低。护士的学历普遍较低，为了应付各种挑战和竞争。不得不想办法提高学历，参加各种自考、夜大的学习；职称和与职称有关的考试永无休止，这些无形中就增加了护士的心理压力。有时也因为医生诊疗水平参差不齐，治疗效果也不尽相同，医疗费用过高等问题，一些监狱单位和患者把矛盾直指护士。常年扰乱正常生活规律的夜班工作，以及在工作中产生的各种问题，都使护士们被迫常年在巨大的压力下生活，久而久之，各种心理问题也接踵而来日。
1.6.2 心理状态 监管病区护士心理状态明显比其他科室护士差。由于监管病区的病犯素质较差，犯罪性质也不尽相同，有经济犯罪的、有暴力犯罪的、有吸毒的，病区中绝大多数又是男病犯。做任何护理操作时又需要干警警戒，时间长，会担心干警有意见。因此，护士工作起来常表现做事快、精神高度紧张，又存有担心自身安全，无形中又会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
2 预防措施
2.1 加强有关法律、法规知识学习
我院监管病区定期组织护理人员学习医疗卫生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案例。使每一位护士都充分认识护理记录在医疗纠纷中举证的重要性，增强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增强护理记录书写的责任感，懂得在护理中如何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护患双方合法权益，避免侵犯病犯权利，满足其合理要求。
2.2 加强护理业务学习，熟练掌握各种护理操作
我院监管病区利用早交班时间，每周不定期由全科护士轮流讲小课，重点、难点由护士长、高年资护士或专科医生讲授。护理部也定期在医院的局域网上利用文章、图片、视频等形式。规范护理病历书写，规范护理操作。对新录入的护理人员，在试用期内必须过理论和实践技能关，才能正式上岗。确保每一位护士病历书写规范。护理操作技术娴熟。
2.3 加强护理病历质量的管理，落实各种质量标准
每次发生医疗纠纷。护理记录都会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监管病区指定了一位高年资、责任心强的护士为病历质控组长。每周不定期检查在架病历，要求做到陈述清楚，规范使用量化的词或数字，避免使用模棱两可的字词，发现问题，必须做到“零忍让”，提出修改意见。从而保证护理记录准确，促进基础质控、环节质控，与终末质控有机结合。
2.4 重视风险意识教育。加强护士工作责任心
我院监管病区定期开展护理安全教育，对易发生差错的工作环节进行分析讨论，对过去发生的医疗纠纷、典型案例，采用讨论的形式进行分析、总结，提出整改措施并重温各项安全防范措施，使每一位护士明白：责任心不强酿成的后果必定要由本人来承担。从而进一步了解自己职业的风险，主动加强工作责任心。
2.5 增强自信心，提高心理素质
2.5.1 学习和总结 在监管护理实践中，要注意学习，注重总结，有了总结才会有积累，有积累才会有进步。在学习中，我们不仅从书本上、工作中、生活中得到知识，也要善于学会吸取他人的经验教训，博采众长。
2.5.2 抛弃自卑 抛弃自卑，首先要战胜自我，为自己树立一个目标，要有坚强的信念，相信自己的能力，同时要对自己有一个科学的评估。
2.5.3 心理调节和情绪调节 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中有不同的心理和不同的情绪。作为一名护士，首先要充分地认识自我，根据自己的情况注意自我培养和锻炼，在不同病犯、不同病种中学会自我调节，自我控制心理和情绪的变化。通过在护理工作中的实际价值来达到保持心情舒畅和良好心理状态。
2.6 加强监管意识，确保护士人身安全
针对监管条件下护理的特殊性和监管病区病犯的特殊性，提请监区管教干警对重点病犯、伪病犯的甄别、监控和教育工作。做到制度管人，人人守制度。不同时开两个门。或让女性护士单独留在病房。女性护士在护理病犯过程中应该注意衣着整洁、庄重、大方，说话严肃、有理有据，做事规范、严谨，从行动上、心理上不给病犯可乘之机，从而确保自身的人身安全。
3 讨论
监管条件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近年来在多个领域政府监管屡屡失灵。本文对乳品行业质量监管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为：初次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时，公众对政府治理效果具有良好预期，消费者对违规企业的信任能迅速恢复；但财税分权的制度设计决定了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利益的高度契合，质检机构纵容、偏袒、保护违规企业是经济生活的常态，只有爆发大的食品安全事件危及社会公共安全时，政府才会对违规企业进行运动式打击；食品安全事件的频繁爆发导致消费者不断修正对政府治理的预期，最终导致消费者对政府和企业都丧失信任。政府监管频频失控比市场自发调整对消费者信任的损害更为严重。
一、引言
近年来在衣食住行领域，“房价居高不下”，“假药”、“假疫苗”、“毒奶粉”事件轮番爆出。治理机制有多种，但由于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转轨路径依赖，公众对政府依然具有强的依恋情结，所以每当爆发大的公共安全事件时，公众都把有效治理的重望寄托于政府，一系列的行政性治理手段也会应运而生，但政府治理效果并不显著。以近几年频繁发生的“三聚氰胺”事件为例，在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中央政府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颁布了新的乳品标准、下发了《奶业整顿和振兴规划纲要》，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成立了以国务院副总理领导下的食品安全委员会等措施，但是2008年的“三聚氰胺”的阴霾尚未褪去，2009年底、2010年“三聚氰胺”事件再次卷土重来。
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对于频繁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政府能否真正彻底治理？如政府不能有效治理，这将会对消费者信任修复起什么作用？本文通过主成分分析的方法，以乳品行业“毒奶粉”的治理为例，探寻政府在不同阶段所出台的政策措施对消费者信任修复、乳品行业发展的阶段性影响、最终影响，并提出相应对策。
二、适应性预期与政府调控效果的关联性分析
预期在经济学中被定义为经济主体对与其决策有关的未来经济变量所作的预测或估计。预期成为影响经济活动的重要变量，在现代经济研究中，它经常作为一个内生变量被纳人到经济模型中。预期根据形成机理的差异分为静态预期、外推性预期、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按照适应性预期理论，经济主体在对经济变量进行预期时，不仅会考虑他们以前对该变量所作的预期，而且还会对他们过去的预期误差进行修正。以价格预期为例，pte=pt-le+η（pt-l-pt-1e）
式中，pte代表经济变量p的预期，η为适应系数（0<η<1）。该式表明，经济主体对经济变量所作的预期是在上期预测的基础上，通过修正上期预测误差而实现的。经济主体可以不断地通过学习、积累预期经验，调整预期使之接近于实际情况。如果被预期变量一直处于平衡变化中，修正机制将有助于形成正确预期；反之，如果被预期变量发生了系统性变化，经济主体的预期将会发生失灵。
适应性预期与政府调控效果的关系为：只有公众预期的价格和实际的价格变化不一致时，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才能起到作用；如果两者相一致，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失效。如图1中的C点，如果实际的通货膨胀率为6%，而公众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只有3%，在短期内由于企业和工人并不能观测到其他人的价格变化，企业会觉得价格上升是来自公众需求的增加，同时由于工人实际工资的下降，企业会增雇工人，增加产品供给。
图1：适应性的政策效果
本文以实证的方式，以乳品行业的政府调控为例，说明由于政府目标函数局限，政府并不能对食品行业进行长期、有效的监管，只能在食品安全事件爆发的高发期通过运动式的、间歇式的打击使得食品安全事件暂时得以遏制，食品安全事件将频繁发生；只要地方政府目标函数不变化，政府治理效果必将处于平衡变化中；频繁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将导致公众不断调整对政府治理效果的预期，最终公众将不再相信中央政府的食品监控，进而陷入对乳品行业、政府的低度信任陷阱；由于政府无效的治理，公众对乳品行业的信任将坠人更低层次。
三、政府监管效果与消费者适应性预期的逐步调整
（一）初期公众对政府监管具有良性预期，政府监管促成消费者信任的迅速恢复
2008年9月“三聚氰胺”事件首次公开曝光。在事件初期，消费者对国产乳品企业的信任降至冰点，消费者拒绝购买任何国产乳制品，各大知名企业由巨额盈利转为巨额亏损，一度面临破产、被收购的威胁。严重的产品质量危机后，消费者信任修复本是件极为困难的事情，但是，非常奇怪的是自2009年的第三季度开始，国产乳品行业竟然起死回生，多家企业出现了过10亿元的净赢利（表1），消费者重新恢复了对国产乳品企业的信任。
表1：大型乳品企业的净利润（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奶业年鉴》（2010）的相关数据整理得到
消费者信任修复是外界诸多因素通过影响消费者心理而起作用的。从2008年9月到2009年9月，各相关利益主体都作出了反应。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追究三鹿企业领导的刑事责任、在全国开展查处销毁问题奶粉的专项活动、启动行政问责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成立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企业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公开生产视频邀请公众监督、加大产品质量宣传、开办自己的牧场、整顿奶站向奶站派驻质检员、企业领导的公开道歉和承诺、扶持奶农鼓励奶农更换奶牛品种等）。
表2：样本特征信息
为了确保每个多重量表测量特性概念的充分性与适当性，本文在做主成分分析之前，还做了模型内部一致性信度与效度检验。（1）KMO检验。KMO检验是取样适当性度量参数，KMO值越大表示越适合进行因子分析。KMO检验结果为0.875（表3），大于学者Kaiser给出的0.5取值标准，适合因子分析。另外，从巴特利球形检验给出的相伴概率为0.000来看，非常显著，适合因子分析。（2）信度检验。信度检验是为了测度量表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经检验所有变量以及整体模型测量量表的克隆巴赫内部一致性系数a都大于有关研究建议的可接收水平0.7，显示了很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表3：KMO检验和巴特利球形检验
根据主成分分析方法的原理，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计算出了各因子所对应的特征值、贡献率、累计贡献率与各指标变量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表4为计算得到的影响消费者信任修复的主成分方差贡献率，前四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达到86.095%，所以原来的15个变量反映的信息可由前四个主成分来反映。通过删除各变量的因素载荷阵表中loading≤0.5的小载荷量后，变量与因素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清晰，然后，通过直角转轴法把载荷阵表中交叉、重叠的变量剔除后，可清楚地看到第一、第二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达到了67.600%（表4），这说明2008年食品安全事件后，消费者对大型乳品企业的信任能得以迅速修复，第一、第二主成分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
表4：影响消费者信任的主成分方差贡献率
在主成分分析中，问项（可测变量）的相关系数的大小可以表示可测变量的重要性。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反映了问项对所研究目标的贡献，该值越大说明问项与所研究问题的关系越密切。本研究的第一主成分为：中央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主抓领导负责制和《食品安全法》及新标准的颁布。它表示了在2008年食品危机后，中央政府向公众展示了中央政府强力打击的决心。长期的集权制管理体制使公众依赖于相信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强力打击的决心和态势给了公众食品暂时安全的预期。
表5：旋转成分矩阵
（二）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决定了监管的局限性和公众预期变量的平衡性
中国的食品监管检测机构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但绝大多数产品的检测是由地方政府质检机构进行。在检测技术可得的条件下，检测结构是否严格检测，检测结果真实、可靠、及时的前提条件是各级政府质检机构以消费者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但在财政分权的财税体制下，两级监管机构的目标函数都与消费者利益最大化不相吻合。通常情况下，中央政府质检机构的目标函数是通过执法投入和执法方式的变化使总成本最小，即min：c=h（e，u）+c（h（e，u），u）+e（其中h同时考虑到损害者、受害者利益和损失后，事件所造成的净损差，e为执法投入，u为执法方式，g为地方经济增长率，c为总成本），而处于官僚层级结构中的地方质检机构的目标函数则是职务晋升。在改革开放后，经济绩效成为官员晋升的最重要影响变量，即地方短期GDP增长率的最大化是地方政府追求的目标，max：g=g（h（e（u）））。
（三）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促成公众预期不断调整，公众信任水平走低
l、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导致公众不断调整预期
通过分析可知，自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首次爆发后，消费者信任迅速修复的主要推动力是政府的大力打击，是公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但是由于地方政府目标函数与公众祈求食品安全目标并不一致，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利益高度契合，宽松的食品安全监管必为常态，食品安全事件必将频繁发生。2010年初期和2010年7月份“三聚氰胺”奶粉再次流入市场就是见证。反复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使消费者对政府治理食品安全效果的预期不断降低。
2、公众调低预期导致消费者对企业信任进一步降低的验证
消费者购买国产奶粉、进口奶粉的愿望的前后变化可验证消费者信任的再次走低。笔者在2010年的4月份和2010年7月份（最近的一次“三聚氰胺”事件后）两次对消费者对进口奶粉和国产奶粉的购买愿望、奶粉品牌的更换频率、如果国外知名企业进驻中国生产液态奶且价格相同，消费者更换液态奶的愿望三项内容做了调查。
表6：消费者对奶粉的购买愿望（单位：%）
从消费者对奶粉购买品牌的更换状况对消费者信任走低进行验证。持续购买是衡量消费者忠诚度的最重要的指标。2010年4月份的数据显示，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首次发生后，消费者在国产与进口、国产与国产奶粉品牌的更换率大幅度上升，经常更换品牌的比例竟然高达41.46%，而经常更换品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竟然是“还不相信奶粉的质量，经常更换可以避免风险”，其比例高达74.47%（表7）。这么高的更换率充分说明了消费者内心深处潜在的不信任。2010年7月份的数据显示消费者经常更换的比例又上升为53.2%。
表7：对国产奶粉和进口奶粉的更换比例（单位：%）
从消费者液态奶的更换愿望对消费者信任走低进行验证。目前液态奶由于还没有国外企业进行本土化生产，并没有形成实际竞争，是大型乳品企业赢利的主要支撑点。消费者可能是考虑到液体奶的保鲜技术、并没有切实体验到国外本土化生产的液态奶等原因，所以目前消费者愿意更换的愿望比例并不是很高，在2010年4月份的调查中，有30.02%的消费者表示愿意经常换成国外的液态奶，在2010年7月份的调查中，该比例上升为41.06%（表8）。这说明频繁发生的“三聚氰胺”事件导致消费者内心最深处的安全也被触动了。
表8：对外国液态奶的更换愿望比例（单位：%）
四、实现公众良性预期的监管条件的构建
（一）中央政府应进行一些根本制度改革，改变公众预期的系统环境
信任重建的一个重要的条件是，信任危机后低信任度的企业除了应受到政府的严厉惩罚外，还应受到市场的惩罚，即长时间退出市场；高信任度的企业能够享受品牌、或信任溢价。市场强的硬约束才能使企业重视质量，对企业形成正向激励。要实现地方政府对违规企业的有效监管、从根本上减少食品安全事件，必须在财税制度、官员考核方式等诸多方面进行彻底改革。
（二）把消费者监管作为内生变量纳入到监管系统
监管条件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近年来在多个领域政府监管屡屡失灵。本文对乳品行业质量监管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为：初次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时，公众对政府治理效果具有良好预期，消费者对违规企业的信任能迅速恢复；但财税分权的制度设计决定了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利益的高度契合，质检机构纵容、偏袒、保护违规企业是经济生活的常态，只有爆发大的食品安全事件危及社会公共安全时，政府才会对违规企业进行运动式打击；食品安全事件的频繁爆发导致消费者不断修正对政府治理的预期，最终导致消费者对政府和企业都丧失信任。政府监管频频失控比市场自发调整对消费者信任的损害更为严重。
一、引言
近年来在衣食住行领域，“房价居高不下”，“假药”、“假疫苗”、“毒奶粉”事件轮番爆出。治理机制有多种，但由于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转轨路径依赖，公众对政府依然具有强的依恋情结，所以每当爆发大的公共安全事件时，公众都把有效治理的重望寄托于政府，一系列的行政性治理手段也会应运而生，但政府治理效果并不显著。以近几年频繁发生的“三聚氰胺”事件为例，在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中央政府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颁布了新的乳品标准、下发了《奶业整顿和振兴规划纲要》，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成立了以国务院副总理领导下的食品安全委员会等措施，但是2008年的“三聚氰胺”的阴霾尚未褪去，2009年底、2010年“三聚氰胺”事件再次卷土重来。
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对于频繁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政府能否真正彻底治理？如政府不能有效治理，这将会对消费者信任修复起什么作用？本文通过主成分分析的方法，以乳品行业“毒奶粉”的治理为例，探寻政府在不同阶段所出台的政策措施对消费者信任修复、乳品行业发展的阶段性影响、最终影响，并提出相应对策。
二、适应性预期与政府调控效果的关联性分析
预期在经济学中被定义为经济主体对与其决策有关的未来经济变量所作的预测或估计。预期成为影响经济活动的重要变量，在现代经济研究中，它经常作为一个内生变量被纳人到经济模型中。预期根据形成机理的差异分为静态预期、外推性预期、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按照适应性预期理论，经济主体在对经济变量进行预期时，不仅会考虑他们以前对该变量所作的预期，而且还会对他们过去的预期误差进行修正。以价格预期为例，pte=pt-le+η（pt-l-pt-1e）
式中，pte代表经济变量p的预期，η为适应系数（0<η<1）。该式表明，经济主体对经济变量所作的预期是在上期预测的基础上，通过修正上期预测误差而实现的。经济主体可以不断地通过学习、积累预期经验，调整预期使之接近于实际情况。如果被预期变量一直处于平衡变化中，[论文之家:]修正机制将有助于形成正确预期；反之，如果被预期变量发生了系统性变化，经济主体的预期将会发生失灵。
适应性预期与政府调控效果的关系为：只有公众预期的价格和实际的价格变化不一致时，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才能起到作用；如果两者相一致，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失效。如图1中的C点，如果实际的通货膨胀率为6%，而公众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只有3%，在短期内由于企业和工人并不能观测到其他人的价格变化，企业会觉得价格上升是来自公众需求的增加，同时由于工人实际工资的下降，企业会增雇工人，增加产品供给。
图1：适应性的政策效果
本文以实证的方式，以乳品行业的政府调控为例，说明由于政府目标函数局限，政府并不能对食品行业进行长期、有效的监管，只能在食品安全事件爆发的高发期通过运动式的、间歇式的打击使得食品安全事件暂时得以遏制，食品安全事件将频繁发生；只要地方政府目标函数不变化，政府治理效果必将处于平衡变化中；频繁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将导致公众不断调整对政府治理效果的预期，最终公众将不再相信中央政府的食品监控，进而陷入对乳品行业、政府的低度信任陷阱；由于政府无效的治理，公众对乳品行业的信任将坠人更低层次。
三、政府监管效果与消费者适应性预期的逐步调整
（一）初期公众对政府监管具有良性预期，政府监管促成消费者信任的迅速恢复
2008年9月“三聚氰胺”事件首次公开曝光。在事件初期，消费者对国产乳品企业的信任降至冰点，消费者拒绝购买任何国产乳制品，各大知名企业由巨额盈利转为巨额亏损，一度面临破产、被收购的威胁。严重的产品质量危机后，消费者信任修复本是件极为困难的事情，但是，非常奇怪的是自2009年的第三季度开始，国产乳品行业竟然起死回生，多家企业出现了过10亿元的净赢利（表1），消费者重新恢复了对国产乳品企业的信任。
表1：大型乳品企业的净利润（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奶业年鉴》（2010）的相关数据整理得到
消费者信任修复是外界诸多因素通过影响消费者心理而起作用的。从2008年9月到2009年9月，各相关利益主体都作出了反应。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追究三鹿企业领导的刑事责任、在全国开展查处销毁问题奶粉的专项活动、启动行政问责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成立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企业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公开生产视频邀请公众监督、加大产品质量宣传、开办自己的牧场、整顿奶站向奶站派驻质检员、企业领导的公开道歉和承诺、扶持奶农鼓励奶农更换奶牛品种等）。
表2：样本特征信息
为了确保每个多重量表测量特性概念的充分性与适当性，本文在做主成分分析之前，还做了模型内部一致性信度与效度检验。（1）KMO检验。KMO检验是取样适当性度量参数，KMO值越大表示越适合进行因子分析。KMO检验结果为0.875（表3），大于学者Kaiser给出的0.5取值标准，适合因子分析。另外，从巴特利球形检验给出的相伴概率为0.000来看，非常显著，适合因子分析。（2）信度检验。信度检验是为了测度量表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经检验所有变量以及整体模型测量量表的克隆巴赫内部一致性系数a都大于有关研究建议的可接收水平0.7，显示了很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表3：KMO检验和巴特利球形检验
根据主成分分析方法的原理，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计算出了各因子所对应的特征值、贡献率、累计贡献率与各指标变量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表4为计算得到的影响消费者信任修复的主成分方差贡献率，前四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达到86.095%，所以原来的15个变量反映的信息可由前四个主成分来反映。通过删除各变量的因素载荷阵表中loading≤0.5的小载荷量后，变量与因素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清晰，然后，通过直角转轴法把载荷阵表中交叉、重叠的变量剔除后，可清楚地看到第一、第二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达到了67.600%（表4），这说明2008年食品安全事件后，消费者对大型乳品企业的信任能得以迅速修复，第一、第二主成分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
表4：影响消费者信任的主成分方差贡献率
在主成分分析中，问项（可测变量）的相关系数的大小可以表示可测变量的重要性。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反映了问项对所研究目标的贡献，该值越大说明问项与所研究问题的关系越密切。本研究的第一主成分为：中央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主抓领导负责制和《食品安全法》及新标准的颁布。它表示了在2008年食品危机后，中央政府向公众展示了中央政府强力打击的决心。长期的集权制管理体制使公众依赖于相信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强力打击的决心和态势给了公众食品暂时安全的预期。
表5：旋转成分矩阵
（二）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决定了监管的局限性和公众预期变量的平衡性
中国的食品监管检测机构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但绝大多数产品的检测是由地方政府质检机构进行。在检测技术可得的条件下，检测结构是否严格检测，检测结果真实、可靠、及时的前提条件是各级政府质检机构以消费者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但在财政分权的财税体制下，两级监管机构的目标函数都与消费者利益最大化不相吻合。通常情况下，中央政府质检机构的目标函数是通过执法投入和执法方式的变化使总成本最小，即min：c=h（e，u）+c（h（e，u），u）+e（其中h同时考虑到损害者、受害者利益和损失后，事件所造成的净损差，e为执法投入，u为执法方式，g为地方经济增长率，c为总成本），而处于官僚层级结构中的地方质检机构的目标函数则是职务晋升。在改革开放后，经济绩效成为官员晋升的最重要影响变量，即地方短期GDP增长率的最大化是地方政府追求的目标，max：g=g（h（e（u）））。
（三）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促成公众预期不断调整，公众信任水平走低
l、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导致公众不断调整预期
通过分析可知，自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首次爆发后，消费者信任迅速修复的主要推动力是政府的大力打击，是公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但是由于地方政府目标函数与公众祈求食品安全目标并不一致，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利益高度契合，宽松的食品安全监管必为常态，食品安全事件必将频繁发生。2010年初期和2010年7月份“三聚氰胺”奶粉再次流入市场就是见证。反复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使消费者对政府治理食品安全效果的预期不断降低。
2、公众调低预期导致消费者对企业信任进一步降低的验证
消费者购买国产奶粉、进口奶粉的愿望的前后变化可验证消费者信任的再次走低。笔者在2010年的4月份和2010年7月份（最近的一次“三聚氰胺”事件后）两次对消费者对进口奶粉和国产奶粉的购买愿望、奶粉品牌的更换频率、如果国外知名企业进驻中国生产液态奶且价格相同，消费者更换液态奶的愿望三项内容做了调查。
表6：消费者对奶粉的购买愿望（单位：%）
从消费者对奶粉购买品牌的更换状况对消费者信任走低进行验证。持续购买是衡量消费者忠诚度的最重要的指标。2010年4月份的数据显示，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首次发生后，消费者在国产与进口、国产与国产奶粉品牌的更换率大幅度上升，经常更换品牌的比例竟然高达41.46%，而经常更换品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竟然是“还不相信奶粉的质量，经常更换可以避免风险”，其比例高达74.47%（表7）。这么高的更换率充分说明了消费者内心深处潜在的不信任。2010年7月份的数据显示消费者经常更换的比例又上升为53.2%。
表7：对国产奶粉和进口奶粉的更换比例（单位：%）
从消费者液态奶的更换愿望对消费者信任走低进行验证。目前液态奶由于还没有国外企业进行本土化生产，并没有形成实际竞争，是大型乳品企业赢利的主要支撑点。消费者可能是考虑到液体奶的保鲜技术、并没有切实体验到国外本土化生产的液态奶等原因，所以目前消费者愿意更换的愿望比例并不是很高，在2010年4月份的调查中，有30.02%的消费者表示愿意经常换成国外的液态奶，在2010年7月份的调查中，该比例上升为41.06%（表8）。这说明频繁发生的“三聚氰胺”事件导致消费者内心最深处的安全也被触动了。
表8：对外国液态奶的更换愿望比例（单位：%）
四、实现公众良性预期的监管条件的构建
（一）中央政府应进行一些根本制度改革，改变公众预期的系统环境
信任重建的一个重要的条件是，信任危机后低信任度的企业除了应受到政府的严厉惩罚外，还应受到市场的惩罚，即长时间退出市场；高信任度的企业能够享受品牌、或信任溢价。市场强的硬约束才能使企业重视质量，对企业形成正向激励。要实现地方政府对违规企业的有效监管、从根本上减少食品安全事件，必须在财税制度、官员考核方式等诸多方面进行彻底改革。
（二）把消费者监管作为内生变量纳入到监管系统
监管条件范文第4篇
一、开放条件下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挑战和问题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即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主体的“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制。随着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现行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实践中也产生了诸多问题:
(一)金融监管法治环境薄弱
金融监管立法仍然滞后,立法技术亦不成熟。《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金融监管领域的基本法律至今没有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处于法律真空状态。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不协调,甚至存在严重冲突。盲目移植、照搬照抄、脱离实际的规定大量存在。金融监管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二)金融监管目标不合理
我国金融监管目标是既要保障国家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的有效实施,又要承担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保障平等竞争和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维护整个金融体系安全稳定、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金融监管目标具有多重性和综合性,实际上是对金融监管目标的弱化,从而制约了金融监管的功效。
我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一致的。这使得中国金融监管的主要工作就是进行货币政策的执行和信贷规模控制的合规性检查,并没有真正从金融运行的安全性、高效性出发,形成独立的、明确的职能。
(三)金融监管的内容和方式存在缺陷
重市场准入,轻市场退出。目前的监管大多对金融机构、金融业务的市场准入进行严格限制,而在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理上则缺少详细的可操作的市场退出规定。在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时,“一行三会”的监管只能借助于行政手段来化解金融风险,违反了市场规律,进一步加剧了金融风险。
重现场监管、轻非现场监管。我国的金融监管主要采用现场监管。现场监管虽然能够比较细致地了解、发现那些从金融机构公开的财务报表和业务资料中难以发现的隐蔽性问题。但是,它本身也存在许多不足,如,风险监管不足,随意性、非规范性较大,人力不足以及重复检查并存等等。
重合规性监管、轻风险性监管。先行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是对金融业市场准入、业务范围、财务帐目、资本状况等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合规性监管,而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尚不规范和完善。强调从资本充足性和资产流动性方面进行监管,忽视了金融机构自身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等指标的监管。重视传统存贷业务,而对表外业务及其他金融创新业务监管较少。
(四)金融监管信息仍不透明
目前中国的金融监管仍处在起步阶段,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尚处于一种分割、低效、失真的状态。中国金融监管信息不透明主要表现在:“三会”的监管信息系统处于分割状态,不能实现监管信息共享;金融监管信息实行定时报送制度,使得金融监管信息收集效率很低;金融机构报送数据存在人为调整,虚报、瞒报现象屡有发生;缺乏社会监督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对金融机构报表、资料的真实性审查,等等。
(五)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协调,监管存在“真空”
我国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还不健全,整个金融监管组织体系仍按计划管理模式设置,“一行三会”虽各有分工、各有工作侧重,但是相互之间仍存在职责不清、相互扯皮的问题,有时出现职责冲突,有时出现监管“真空”,从而降低了整个金融监管的效率。我国的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混业经营趋势正逐步加强,原有的以机构类型确定监管对象的监管模式难以发挥作用,进而出现金融监管“真空”。
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
前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已严重滞后于国际发展与实践需要。随着金融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不断深化,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金融监管体制上不断做出相应调整,而我国仍采取根据既定金融机构的形式和类别进行监管的传统方式。在金融机构的业务界限日趋模糊的情况下,这种监管方式的弊端日益凸显。
国外的金融机构大都为混业经营。尽管加入WTO后对进入中国的外资金融机构仍可限制其经营业务,但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其境外的后援体系,其混业经营的优势仍能发挥,使我国金融机构在竞争中处于下风。混业经营已是大势所趋,当前我国金融机构的诸多业务创新已具有部分混业经营的性质,光大控股集团、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金融控股公司的组建事实上也拉开了我国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序幕。与我国实行的分业经营相适应的分业监管体制已不适应这一趋势的发展。为适应混业经营的发展要求,我国应在现有的金融监管基础上平稳过渡,依据金融体系基本功能逐步改革和完善监管体制,实现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协调。
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直属的政府机构应放弃金融监管职能,着重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做好宏观调控,这样有利于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在“三驾马车”(即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基础上设立“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作为整个金融业的最高监管机构,维护整个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对各类金融业予以全面监管。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集中置于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的统一领导之下,对各类分业经营的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控股公司名下的子公司实施功能化监管,并定期召开由三大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加强“三驾马车”之间的联系。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则有权对各监管机构的职责和各种争议予以界定和仲裁。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则由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直接监管,从而形成一个立体的、有层次的、有分工的、横向与纵向并重的金融监管体制。
三、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理念建设
监管条件范文第5篇
1951年11月生，上海市人。1980年1月入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历任上海市电报局副局长、上海市长途电信局局长、上海市邮电管理局电信处副处长、副总工程师、邮电部电信总局副局长。
进入2005年，中国通信产业领域的变革正在逐步加快脚步。全国移动通信业务的发展，正处在一个网络引进的关键时刻，尤其是当下的热门话题――3G。
信产部正加快3G标准的市场化推进，特别是TD-SCDMA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精神，以逐步形成从系统设备到终端、芯片、软件及无限研发制造的完整的产业。眼下，3G系列的标准、起草、制定工作已取得了积极的进展。目前，从各方面情况来看，中国发展3G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今年信产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实施提出决策建议。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信息产业发展很快，在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进步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国通信业的发展过程中，移动通信的持续高速增长尤其引人注目。1988年，中国第一个模拟移动电话系统建成，投入商用之初，全国移动电话用户仅3000多户，而最近3年，每年新增的用户就有6000多万户。截止目前，中国的移动电话用户数已经达到3.63亿，固定用户是2500万户。
移动通信业务在整个电信业务数量中已占到44.6%，与此同时，进入移动通信网的增值业务发展迅速。目前全国移动服务企业已经超过5000家，移动业务已经占到移动通信业务的15%，移动通信业务已成为中国信息通讯业持续快速增长的一个主要推动力。
随着第3代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与互联网、多媒体技术不断融合，对中国信息通讯发展来讲，既是难得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技术和社会环境的挑战。为此，我们将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信息通讯业的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发展政策进行深入的研究，进行探索和创新以更好的促进发展。
与此同时，信息通讯业正面临着比单一的语音通讯时代更为复杂的市场环境，也给政府监管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作为监管部门，这里我要谈几点个人的观点：
第一， 拓宽思路更新观念，推动信息通讯业持续快速的发展。
当前，全球信息通讯业务的发展日益突出，改善运用模式带来巨大的冲击，其影响是革命性的。为此，我们提出电信业要主动深入技术和业务发展，树立大行业的观念，与整个通讯信息服务业的发展相适应，突破原有业务划分的局限。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培育新的增长点。电信企业应拓宽业务发展思路，充分发挥自身的网络和技术优势，加强与设备制造、系统集成、内容运营等各个环节的合作。扩大技术的发展空间，与市场共同进步。
第二，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务实的促进新技术、新业务的发展。
我们认为新技术、新业务的发展，不仅要考虑技术本身，更要考虑业务应用，注重市场培育，将技术的先进性与适用性很好地结合起来。比如，对于第3代移动通信的发展，中国政府就一直采取理性、务实的态度，积极稳妥地加以推进。我们组织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参与厂商最多的3G网络技术实验，对WCDMA、CDMA2000以及TD-SCDMA主流标准进行全面的实施，掌握了有关3G技术成熟的第一手资料。
第三， 加大宏观指导，为技术业务创新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随着第3代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与互联网、多媒体技术不断融合，信息通讯业正面临着比单一的语音通讯时代更为复杂的市场环境，也给政府监管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这就要求政府各主管部门必须从国情出发，以科学的态度未雨绸缪，超前研究整个业务比较的趋势。通过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和业务政策，加强对网络引进，产业发展正确的领导、管理和规范，从市场准入、资源配置、标准制定等方面给予支持。组织协调好相关的技术实验，为科学发展和运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四，加大组织协调力度，形成行业发展的合力。
监管条件范文第6篇
随着我国经济领域的开放，人们的生活水平、国家的竞争力都得到了提高。但长期以来，我国的金融业一直处
>>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我国离岸金融监管 全面开放条件下银行监管问题的研究 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上市银行效率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 开放条件下我国银行风险监测模型研究 试论开放条件下我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 金融自由化条件下我国非正规金融问题研究 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宏观金融政策组合探析 金融脱媒条件下我国银行业应对策略探究 开放条件下我国电信服务业产业安全问题 开放条件下我国财政政策转型研究 开放条件下泰勒规则在我国适应性的实证研究 开放条件下我国物流业的发展研究 浅析开放金融环境下我国银行监管的对策 我国现行条件下的银行未来发展模式研究 开放条件下我国信用评级市场发展问题研究 试论开放条件下我国金融风险预警管理机制的构建 银行业开放形势下我国外资银行监管问题研究 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农产品价格动态调整的门限协整研究 开放条件下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分析 金融全球化视角下的我国银行监管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2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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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条件范文第7篇
关键词：约束条件；偿付能力；监管
Abstract：Faced with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risk in insurance companies，solvency supervision in developed economies transferred from static to dynamic solvency monitoring. In the process of solvency monitoring system improvement， there have been many solvency failures in these countrie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pointes out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existing regulatory solvency system，and how to build Chinese insurance regulatory system of dynamic solvency by improving the system design.
Key Words：donstraints，solvency，regulation
中图分类号： F840.4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10）12-0070-03
一、偿付能力危机在发达经济体中频繁暴发
偿付能力是保险公司承担的风险责任在进行赔偿时所具有的经济补偿能力，是保险机构资金力量与自身承担的危险赔偿责任相比较的财务标杆，保险人必须具有与其业务规模相适应的最低偿付能力。对偿付能力的监管，历来是各国对保险市场监督管理的核心内容。
然而，在制度完备、监管完善的成熟经济体中，却出现了众多偿付能力监管失灵的情形。据统计，二十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前10年，全球共有800多家保险公司出现偿付能力问题，仅在1978――1994年全球就有648家保险公司破产，其中OECD国家占90%以上（美国占65%，欧盟占10%，日本占12%）。
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在监管意义上，受实际资本额、投资收益、责任准备金、资产与负债匹配、经营策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实际经营中，保险公司如果急于扩大市场份额，不计成本地拼抢展业渠道，导致大量利差损（投资赚的钱少于保单精算时设定的利率）、费差损（实际保险经营费用高于预期） 出现，就会使保险公司亏损、偿付能力受到影响。因此，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进行监管犹为重要。
二、现有偿付能力监管制度的缺陷
金融企业负债经营的特殊性，使得偿付能力成为监管的核心指标，监管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动态性得到了不断的细化。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最初、最基本的监管方法是制定最低偿付能力标准，但这种标准易于忽略保险公司资产所面临的风险状况差异。为了克服这种静态偿付能力监管的弊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NAIC借鉴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将风险资本管理方法推广用于保险业，于1992、1993分别通过寿险、非寿险的风险资本监管标准。
NAIC 关于风险资本的计算体系中，将寿险风险分为资产风险、价格风险、利率风险和行业风险，将非寿险风险分为资产风险、承保风险、信用风险和资产负债表外风险。在此基础上，还可对寿险风险进一步细分，如对固定收益投资风险一直细分到国债投资风险、高品质证券投资风险、低品质证券投资风险，对权益投资风险也可进行细项划分。由各因素的风险大小确定相应的投资风险系数，分别计算各类风险所需的风险资本额。然后，根据各保险公司的风险资本比率来评价它们的偿付能力、确定其风险大小，并对不能满足偿付能力要求的保险公司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
在欧盟实施偿付能力额度之初，由于投资工具单一、投资环境稳定，完全可以不考虑投资风险对公司偿付能力的威胁，因此“非寿险第一指令”中未考虑投资风险。二十世纪90年代以前，欧盟各国非寿险市场竞争激烈，承保亏损较大，但由于投资收益相对稳定，足以弥补承保损失。进入90年代后，资本市场长期疲软，投资环境开始恶化，股票市场大幅滑落严重影响非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投资风险因此越来越受到关注。
在欧盟标准下，非寿险保险人可基于再保险措施降低法定偿付能力额度，并享有50%的最低扣减。在法定偿付能力额度计算中，均采用总额数据，即对经营险种分散和业务集中的公司采取同样的风险态度，不考虑险种风险的差异。偿付能力额度模型从公司整体损失率出发，对于险种集中或经营范围狭小导致的风险未曾细化，因而很难从结构上解决风险集中性问题。快速成长可能会隐藏财务上的问题，成长过快的公司常通过低费率抢占市场，导致偿付能力隐患，一旦赔付事件集中暴露，就会引发各种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可看出，偿付能力额度监管模式存在结构上的缺陷，难以通过改变计算比率和临界点等措施得以弥补。
三、对中国的启示：制度的调适与动态监管的互动
（一）中国保险业现状
中国保险业目前所面对的状况与发达国家上世纪80-90年代的保险业扩张阶段有许多相似性，比如：产品结构同质化、资金运用手段单一、资产收益率较低等等，而且我国保险经营由于仍处于粗放经营时期，各保险公司为追求规模扩张而盲目竞争现象十分严重。
目前我国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模式存在的结构上的缺陷，使其在很大程度上无法预警所存在的风险，并且该缺陷不能通过修正比率临界点加以弥补。2007年下半年金融危机以来，股市债市经过调整后波动加剧，房地产市场经过徘徊后单边上扬，资产价格出现了泡沫。近两年，投资渠道不断放宽、多样化投资虽然有利于提高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效率，然而投资风险也日益凸现。
我国的偿付能力监管最初通过制定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法定最低标准，对保险公司履行监管。但这种监管制度难以做到从风险角度考虑影响公司偿付能力的各种因素，难以区分风险不同但业务规模雷同的两家保险公司在偿付能力上的差别，从而削弱监管效能。国际偿付能力监管主要采取风险资本法（RBC），美国和加拿大已经采用，许多与我国保险市场较为类似的新兴亚洲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台湾地区等）也已进入风险资本方法的运行阶段，欧盟也正在加紧履行“偿付能力II”，进行以风险资本法为核心的新的偿付能力监管。我国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监管应遵守国际惯例，认同国际规范，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风险资本（RBC）监管系统，富于前瞻性地考虑我国保险公司的业务状态和财务状态，以及现有法规系统对偿付能力的监管有效性，同时参考国外的一些成熟经验，逐步构建一个包含保险法规、精算报告制度、保险会计制度等多方面内容的监管框架系统。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从微观的“条款费率监管”转向宏观的“偿付能力监管”。在现有的监管条件下，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监管部门一般采取限制董事、高管们的薪酬和股东分红，减少其他的业务成本开支等措施，迫使保险公司增加资本和实际资产，期望能通过这些途径，提高偿付能力充足率，防止风险的扩大和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目前，我国的保险偿付能力监管是以法定最低偿付能力额度为主，并通过计算各项财务指标分析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风险。偿付能力额度监管可以简单合理地处理复杂的风险状况，这种监管方法所需的信息均可直接从现在的财务报告、监管报告和精算报告中获得。但是，恰恰是这种偿付能力监管体系，在发达经济体实践中屡屡失效，产生了保险公司的破产危机。因此，紧紧把握偿付能力监管的新趋势，适时研究、建立适应我国实际的动态偿付能力监管体制，已经迫在眉睫。
（二）完善制度设计，建立中国保险业的动态偿付能力监管体系
2009年，保监会进一步完善了偿付能力监管标准，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第15号：再保险业务》、《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问题解答第8号：临时报告》，加强了对偿付能力不足公司的监管，对保险公司再保险业务相关资产、负债的偿付能力评估标准进行规范，加大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分析，调整部分重点公司的偿付能力报告报送频率，加强对重点公司的跟踪分析，改进了偿付能力监管预警机制。
为适应金融市场竞争和客户金融服务需求的发展方向，我国保险产品已经开始由保障型、储蓄型向投资型转型。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保险资金的不同投资形式规定不同的责任准备金率，在保证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同时，也可起到限制其投资方向的作用。建立动态偿付能力为核心的风险监测指标体系，加强对保险公司经营风险的早期预警，增加保险公司业务及财务状况的透明度，显得尤为迫切。
下一阶段，保监会应进一步强化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机制和制度建设，继续提高偿付能力监管对保险公司的约束力，包括加大监管措施力度、加强对偿付能力报告的审核和分析力度。在完善监管制度方面，监管机构一方面开始着手研究修订最低资本要求标准，完善以风险为基础的最低资本标准修订方案。同时，从宏观审慎角度出发完善有关制度，防范系统性风险、包括研究行业压力测试方法、完善次级债管理办法、完善偿付能力风险处置制度等。
与此同时，还必须有步骤地建构适应中国市场的动态偿付能力监管体系。2010年1月7日，保监会提出将修订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标准、调整最低资本要求等评估标准、出台保险公司动态偿付能力测试规则等工作计划。动态偿付能力测试，是对保险公司在基本情景和各种不利情景下对其未来一段时间内偿付能力状况的预测和评价。它通常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在一般情况下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公司所具有的完全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能力，即最低偿付能力；另一方面，在特殊情况下发生超常年景的损失时，保险公司所具有的偿付能力。
我国现行的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主要学习美国保险监管信息系统（IRIS）偿付能力监测系统，对偿付能力额度计算方法和规定仍是照搬国外相关法规，并没有充分考虑保险公司承保风险的能力。如果公司保险金额迅速增长，而保费收入跟不上其增长，有可能会降低对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的要求，导致偿付能力出现问题。另外，对于资产的流动性风险问题也未能考虑在内，尤其是对公司的现金流量缺少分析，预测性保险监管不及时，信息披露频率低。财务指标分析是一种静态分析，难以反映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的变化。当前，我国偿付能力监管的信息建立在每年一次的审计报告、精算报告和公司年度财务报告的基础上，时间跨度长，指标分析不能动态反映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状况，对基层保险机构严重影响到偿付能力的经营行为更无法及时管控。
另外，保险公司报表指标体系不健全，且部分偿付能力监管指标无法依据保险公司财务报表来测算，报表数据的利用率和有效性不高，准备金提取不具有弹性，没有建立保险公司预警制度，无法对可能出现问题的公司在早期发出警告、或争取必要的措施指导其尽快予以改善。我们应该充分借鉴美国的保险偿付能力早期监管预警系统（EWS），建立公开信息披露制度，督促保险公司向社会公众财务状况，披露公司资信，增加公司透明度，指定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和独立的精算机构定期提供对各保险公司的审计报告和精算报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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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条件范文第8篇
关键词：信用评级机构；监管；准入条件
中图分类号：F830.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0-0085-03
一、国外信用评级机构监管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1.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制度的沿革。信用评级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早期大部分时间没有明确的监管和规范。美国国家证券监管局（SEC）在20世纪70年代率先实施NRSRO（Nationally Recognized Statistical Rating Organizations）制度，这是国外信用评级机构最早的认可制度。
2003年的安然等公司丑闻事件引发了2006年《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The Credit Rating Agency Reform Act）出台，正式授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监管评级机构，监管模式从行业自律走向NRSROs体系下的直接监管。
2007年金融危机下评级机构受到广泛质疑，催生了对评级机构的市场势力及信用评级的系统性影响的探讨，SEC于2008年12月份出台了针对2006年《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的修正案，生效日为2009年4月10日。修正条款目的在于改善对利益冲突的管理，进一步提高评级的透明度和强化评级责任，以及增强评级的可比性和促进行业竞争。2009年6月17日，美国公布了《金融监管改革方案》，该方案针对评级行业主要采取的措施包括：（1）要求评级机构建立健全的利益冲突管理披露政策和程序；（2）区分结构产品和其他产品；（3）提升评级程序的完整性。此外，方案还要求监管当局在监管活动中尽可能减少使用信用评级。
SEC在认可NRSRO评级机构时，根据经验总结的评判标准，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评级结果的可信度是否能够被市场所接受。而对于其评级机构的组织结构、财务实力、员工的数量和素质、与被评公司的独立性评级程序、评级机构对于客户非公开信息的保护制度和执行情况等方面也将进行考核和评判。
2.欧洲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制度的沿革。欧洲金融业的监管从国家层面走向泛欧层面，对评级机构监管也从行业自律逐步过渡到统一监管；不过鉴于欧盟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国家化的特征，其泛欧金融监管机构并不具有超国家的绝对权力。
出于对2003年安然等公司丑闻事件的反应，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于2004年敦促欧盟委员会（EU Commission）评估针对信用评级行业监管的立法考虑。委员会采纳了欧洲证券监管委员会（CESR）的技术性建议，并于2005年12月宣布继续沿用基于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行为准则的金融服务业直接和自律监管模式，其信用评级行业适用的主要的监管纲领性文件是《信用评级操守准则的基本原则》（Code of Conduct Fundamentals for Credit Rating Agencies）。
2008年12月12日欧盟委员会出台了针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管的建议性规则，拟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实施相同的监管方法。其相关条例与美国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之修正案的有关细则类似。该建议性规则目前仍在研讨之中，主要精神为：（1）提高评级过程的质量和公正性；（2）确保评级机构独立性，防止利益冲突；（3）明确评级机构对发行人和公众投资者的责任；（4）关于行为准则的披露和与市场参与者的沟通。
2009年6月19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倡议创建全欧洲的金融业监管体系，并拟于2010年设立三家泛欧监管机构以及一家监控风险的委员会。根据该监管计划，还将创立一个二级机构，该机构将对各国监管当局政策的质量及一致性进行监控并确保各国监管机构遵循统一的欧盟规则以及对欧盟国家之间的争议进行调解；同时该机构负责对信用评级机构进行监管。
二、国外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管的趋势
在金融危机过后对信用评级机构的主要批评包括：
1.市场因素：信用评级机构作为独立评估人往往不能从债券发行商（主要是投资银行）那里得到足够的信息；评级分析师与发债人的沟通交流产生共谋行为；评级费用是由发行商支付的使评级机构受利益驱使而给出较高信用级别；投资者盲目采纳评级结果等。
2.评级机构本身的问题：评级不透明、不能及时调整机别、信用级别的调整缺乏明确的原因披露；信用评级机构可以免受民事及刑事法律责任的追究，一些证券法规豁免了信用评级机构的法律责任；结构融资评级过于相信模型、假设缺陷和变量选择缺陷降低了模型的解释性及可信度；辅助业务直接介入产品定价；与被评企业关系密切降低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国外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管的趋势明显地从行业自律转向由监管机构监管，并严格准入条件。业内对信用评级机构的要求包括：增加评级活动的透明度、加强尽职调查、改进评级方法和流程、剥离辅助业务或建立“防火墙”、制定更加严格的内部业务规范。对监管要求包括：设立统一的监管机构、增加评级行业竞争性、监管评级费用支付、控制发行人在级别上施加的压力。此外，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大量交易参与机构和证券突然的、未受预期的信用降级使市场迅速失去了流动性，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因此政策制定者的关注点从微观上减少利益冲突，提高透明度和竞争发展到开始关心信用评级体系给资本市场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减少大尺度上的信用评级跟随周期变动带来的市场影响。
三、国内信用债评级情况
1.信用债评级情况综述。目前各种企业信用债市场，包括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可转换债券、资产支持证券等，合计未到期本金规模达到2.5万亿。自2005年起信用债发行呈井喷式增长，按发行额计算年均增长超过50%。目前市场上共有续存债券990只。目前国内信用债评级市场中受到认可的五家评级机构中，中诚信、联合、大公、新世纪从事业务的时间比较长，并具有全部评级资质。鹏元参与资本市场债券评级时间较晚，具有发改委和证监会认可的评级资质。
2.国内信用评级的分布。从级别分布来看，一般认为市场上的公司信用风险应基本符合正态分布，而中国的评级机构评级明显偏高。造成这一情况主要是以下因素。其一，市场上的主要投资群体保险、银行和基金在投资AA-级以下的债券都受到限制，因此倒逼发行人必须保证债券评级在AA-或以上。其二，发行人和承销商具有选择评级机构的主动性，评级机构之间的相互竞争使得严格执行评级标准的公司会迅速丧失市场份额。其三，一些债种早期发行受到监管机构的监管，使低资质发行人发行债券较为困难，但这个因素目前已经明显弱化。上述因素导致大多数债券评级集中在最高的AAA级。
四、结论和建议
1.综述。伴随着市场格局和自身情况的变化，评级机构的发展过程中面临不同的问题，因此需要更为动态的跟踪。目前各个监管机构对于评级机构作业规范提出较多的要求，也定期要求评级机构披露一些信息。然而现行监管条例下许多要求并未进行细化，评级机构往往可通过“球”绕过标准。如在评级从业人员资格达不到监管要求时，评级机构可从旗下的借款企业评级业务中抽调人数以满足要求，或以并不直接接触债券评级的高管人员充数，而借款企业评级在业务性质和评级质量上与债券评级有着很大差别。我们认为现行监管条例在对评级机构准入标准进一步细化的同时，应对评级机构状态进行持续跟踪，并定期评估其评级能力和评级质量的变化。
2.准入和监管的原则。我们认为，准入和监管应从下面几个方面入手：评级流程的控制：应该与有完整的流程控制，完整的相关支持文件。公司应建立完善的统计和历史资料档案。应该有清晰的评级方法原理和实践体系。对分析师和评级委员会的诚实和公正有严谨的监督和控制体系。收费和业务推广必须有完善的原则。评级的独立和公正程度：应该在体制上保证分析师不受到专业因素以外压力的影响。避免分析师、销售人员和发行人或投行产生利益关联或共谋。建立市场的债券投资者对评级机构的评级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和公布评价结果，并建立相应的市场淘汰机制，以完善市场对评级机构的监督机制。评级的责任： 目前对评级机构在出现信用事件或评级明显失误的情况没有责任追究。应该尝试明确评级机构的分析师的责任。若出现评级机构或分析师或利用特殊地位牟利时应考虑追究责任。信息披露：目前大部分评级机构的内部运营状况都很不透明，而且没有披露的要求。这些机构的运营状况和对公司业务实践的评估结果应该向投资公众公布。一些统计上的数据也应公开披露，例如公司评级的统计数据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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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陆义敏.中国信用评级的战略困局及对策[J].征信，2010，(6).
[4]李媛，刘计策.中小企业信用评级工作中的问题与建议[J].金融纵横，2010，(12).
监管条件范文第9篇
关键词：金融监管；措施；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6月28日
众所周知，金融业与人民群众以及各行各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金融业不仅关系到千家万户，而且也关系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体系是全社会货币的供给者和货币运行及信用活动的中心，金融稳定对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金融机构出现问题，不仅会影响到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将会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大家都知道，世界金融危机虽然已经过去，但金融危机给人们留下的伤痛使人们无法忘记。金融危机侵扰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给这些国家和地区造成了巨大的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而银行在经济社会中具有核心地位和存在巨大的风险。因此，加强金融监管研究和进行金融监管改革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金融监管也被称作为金融监管治理，该提法在国际学术界和监管实践中是一个较新的领域。笔者认为，金融业是外部效应和信息不对称性均十分突出的公共行业，虽然金融企业的内部控制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制度，但仅仅靠金融企业的内部控制还不能够完全控制金融风险，这是因为金融业是一个特殊的高风险行业，容易发生支付危机的连锁效应；金融体系的风险，直接影响着货币制度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因而需要政府管制。以监管当局为代表的外部监管正是一种使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的强制性制度安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采用良好的治理方法是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共同的责任。加强金融监管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建立起全新的金融监管运行机制。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工作体会，主要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进行分析与探讨，本文就此方面做出探索供参考。
一、目前金融业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竞争日趋激烈，金融秩序比较混乱。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金融业发展也较快。市场经济存在竞争，在近年来的金融运营过程中，我国金融竞争日趋激烈，不仅表现在银行与银行、存款者与银行、银行与贷款者；而且还表现在各金融机构与监管者之间，金融秩序比较混乱。同时，存款者与银行、银行与贷款者、银行与监管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信息不对称，产生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不仅降低了金融效率，而且增加了金融风险，因此，强化金融监管不仅是现实的选择，也是规范金融市场的形势使然。
（二）严格的分业经营和多元化监管模式限制了商业银行的发展空间。目前，我国在实施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分业经营的基础上，建立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监管的体制框架，分别由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实施监管。笔者认为，这种分业监管的体制对加强金融监管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这种分业监管的体制所带来的弊端越来越明显。首先是加大了监管成本，降低了工作效率。当前，银行、证券机构和保险机构的监管机构不一致，由于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协作和沟通以及信息交流存在诸多问题，容易造成监管不到位，出现监管 “真空”，有的金融业务得不到有效监管，或有的金融创新得不到监管当局的认可，阻碍了金融业的发展；其次，限制了我国银行业的发展空间。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局势，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势不可挡，全球金融正呈一体化、综合化发展趋势，世界上许多国家为适应金融一体化趋势，纷纷对过去的多元化监管体制进行改革，建立了单一的监管机构，如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而我国依然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和多元化监管模式。分业经营使我国银行不能开展综合业务，不仅制约了银行发展的步伐，而且限制了我国银行与国外银行的接轨以及平等竞争。
（三）金融监管内容重点不突出，监管内容不全面。监管内容和范围狭窄，监管手段落后。首先，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偏重于合规性监管，监管内容和范围狭窄，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仍然局限于存贷款、结算、信用卡等日常业务，不能涵盖商业银行的全部金融业务，一些新的金融业务不能得到及时的监管，存在着监管空白点，严重影响着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其次，金融监管不能涵盖新的业务，监管范围狭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准金融机构和准金融业务，如市场、社会集资、社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农村养老保险等。目前，这些准金融机构和准金融业务分散于不同的部门经营和管理，未纳入统一的金融监管范畴。由于利益的驱使以及部门保护主义，这些业务开展的状况十分混乱，有的地方出现地方政府挪用养老保险金的现象。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必然隐藏较大的金融风险。
（四）金融监管手段陈旧，科技水平低。首先，金融监管方式过分依赖行政审批和现场监管。目前，金融机构在市场准入、业务范围、日常业务监管、市场退出等方面，过分依赖行政审批和现场监管。笔者认为，行政审批和现场监管虽然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它的弊端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在监管成本高以及监管的有效性低方面；其次，监管手段陈旧，科技水平低。目前，不少监管机构科技人才不足，硬件设施配备不到位，不能充分利用现代化手段，监管手段陈旧，科技水平低，与被监管机构未实现电脑联网，无法实现高水平的监控，监管人员忙于监管资料的收集和层层上报工作，效率低、成本高；第三，法律和制度建设滞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了不少有关金融业法律法规，但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有些法律法规已经落后，需要修改和完善。同时，还存在对金融机构退出市场的监管经验不足，尤其对有问题的金融机构退出市场的处理缺乏成熟经验等。
二、加强金融监管的途径
（一）树立金融监管新理念，增强监管中的“效益、市场、系统、持续”意识。正确的监管理念是金融监管的有力指南。笔者认为，金融监管应结合新的形势需要，树立金融监管的新理念，增强监管中的“效益、市场、系统、持续”意识。首先，适当引入监管中的“效益”理念。“效益”理念，不仅可以带动商业银行金融业务的创新，而且还可以较好地实现银行微观的灵活经营；其次，树立“市场约束”的监管理念。有效的市场约束，不仅是商业银行实行审慎经营的驱动力，而且也是银行有效监管的重要手段；第三，增强“系统、持续”的监管理念。增强“系统、持续”的监管理念，可以减少监管工作的随意性、突击性，把握好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管特征，在持续监管中逐渐提高监管工作的质量。
（二）改进和完善多元化的金融监管体制。目前，我国在实施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分业经营的基础上，建立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监管的体制框架，分别由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实施监管。目前，应改进和完善多元化的金融监管体制，加强人民银行与证监会、保监会在金融监管方面的沟通与协作以及信息的交流，合理划分各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和职责，避免出现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
（三）改进监管方式，鼓励金融创新。首先，要实现监管方式由行政审批和现场监管为主向非现场监管为主的转变；其次，扩大金融监管范围，将金融创新业务和准金融业务纳入监管范围；第三，实现金融监管手段现代化，加强金融监管电子化建设，充分发挥计算机辅助管理。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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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翰阳.从全球金融危机看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的进一步发展问题[J].国际金融研究，2009.2.
[3]陈强.后金融危机时代房地产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J].价值工程，2011.33.
监管条件范文第10篇
一、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分业合作的理论分析
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是引导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具体表现为金融系统的筹资投资功能、资源配置功能和风险搭配功能。金融系统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在于运行效率提高与系统风险降低两大目标之间的对立统一，金融系统模式的选择是矛盾转化的结果。金融系统的功能是通过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信托、保险等一系列业务运作来实现的，业务在金融企业中的组合模式就构成了以完全分业经营和完全混业经营为两极的一系列金融系统组织模式，在不同的组织模式中矛盾处于不同的平衡点。系统运行效率表现在业务协调成本、信息优势、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等方面；系统运行风险表现在竞争限制、风险传递、利益冲突等方面。效率与风险矛盾的核心载体是内部交易，一方面，内部交易有助于提高系统运行效率，另一方面，内部交易也可能提高系统运行风险。
在现有金融机构的经营模式中，完全分业经营与完全混业经营分别位于金融模式光谱的两端。完全混业经营模式允许在一个公司实体内从事所有金融业务，也称为全能型银行模式。从系统运行效率来看，公司内部各个部门、各项业务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信息资源流动性最高，公司实现收入多元化；信息优势充分发挥，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实现程度最高，不同金融业务协调成本最低，金融系统运行实现高度效率；从系统运行风险来看，全能型银行内部大量频繁的内部交易也提高了系统风险。而完全分业经营模式则要求不同类型的金融业务由没有所有权联系的不同公司实体经营。在这种模式下，金融企业收入来源单一，资源和信息共享程度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难以实现，不同金融业务协调
成本最高，金融系统运行效率较低。金融系统的经营单位——金融企业有追求收入多元化和提高经营效率的冲动，而金融监管者对效率——风险矛盾的取向影响监管政策和金融管制的力度。上述因素共同决定了金融系统模式的选择。
由于我国金融机构特有的产权结构和内控能力的现状，完全混业经营的全能型金融百货公司并不符合我国国情，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政策限制在中短期内仍然将继续严格实施。在分业经营的政策环境下，一个比较极端的形式是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各自为政，没有任何协调和互动关系。但是，在更多情况下，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紧密程度不同的联系。由于追求协同效应动机的存在，在分业经营的限制下，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将产生通过分业合作实现金融业务互动的动力。与此同时，现代金融业以资金、信息，企业家才能为主要生产要素，金融业务资产专用性程度低，因而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之间也具备在上述生产要素三个方面进行业务互动合作的基础。总之，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之间的分业合作具备合作动机和合作基础。
二 金融机构分业合作的类型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可以分力不同类型。
(一)根据金融机构合作的性质，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外部一般型业务合作。这是一种较浅层次的合作，又称为互为客户型合作，合作中一方是另外一方的普通客户。例如银行将证券公司视为普通客户为之提供信贷和结算、资金清算等服务，或证券公司经手银行股票发行的承销业务；又如证券公司为保险公司提供资产管理服务，保险公司为证券公司的固定设备及员工提供保险保障等。
2．外部分工型业务合作。这是一种较深层次的合作，又称为共享客户型业务合作，双方利用各自优势，进行业务分拆和组合，合作开发共同的客户资源。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拥有大量共同的服务对象，围绕共同客户的需要而开展的合作皆可归入这一类型。包括银证合作中的银证转帐、银证通等、过桥贷款、代客理财等；证券保险合作中的证券公司兼业保险、保险公司证券经纪营销等。
3．企业内部的组织与股权合作。这种方式因突破分业经营体制而受到严格限制。
(二)根据金融机构之间的产权关系，可以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1．无产权联系的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这类合作主要是通过有关销售和市场协议建立合作关系。签署合作协议的双方没有股权纽带等产权联系，双方的合作是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利益基础上的。由于合作双方没有产权联系，在利益分享方面的分歧使得这种合作的稳定性和持久性较差。
2．有产权联系的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这类合作一般也需要通过合作协议来进行。但是由于签署合作协议的双方存在股权纽带等产权联系，双方的合作并不完全是建立在市场化基础上的，有内部交易的成分。目前，我国存在各种不同形式的金融控股公司，金融控股公司内经营不同业务子公司之间的合作是这一合作形式的典型代表。我国目前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监管模式，不允许同一法人同时经营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四项业务中任何两项不同的业务，也不允许金融机构之间相互控制、渗透。但是由于历史的、行政的或监管法规等原因，我国部分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紧密程度不同的股权联系。例如，普通的工商企业、信托投资公司属于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明确允许运用自有资本可以向任何金融机构投资的法入机构，受同一工商企业、信托投资公司控制的金融企业之间就存在间接产权联系。光大证券与光大银行之间，中信证券与中信实业银行之间的合作就是这种合作关系；又如中国建设银行与由其控股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的合作。在这种合作方式中，股权纽带的存在增强了合作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合作的紧密程度又与合作双方产权联系的方式和紧密程度有关。
三 现阶段金融机构分业合作的具体内容分析
(一)银证合作
银证合作包括银证转账和银证通业务、同业拆借、国债回购和股票质押贷款业务以及银行法人结算划款和新股发行验资等内容。
1．银证转账业务。即银行代收客户资料及银证通兑，客户从开户、买卖，存取款、查询均无须到证券公司处，投资者可以通过证券公司的委托电话或证券公司的网上交易等远程交易方式进行操作，客户资金可以在银行与证券公司处互相划转。这类业务属于共享客户型业务合作，目前大部分证券公司均已开展此项业务。银证通业务是银证转帐业务的发展和深入。投资者只需凭有关证件到银行的任一网点就可以开户买卖股票，客户储蓄资金账户即是保证金账户，客户从开户、买卖、存取款、查询、销户均无须到证券公司处，客户可以通过银行的委托电话或银行的网上交易系统直接进行操作。这种方式根据账户的运作形式又可分为两种：一是将投资者的储蓄账户和股票账户合二为一的混合式账户结构。投资者的储蓄卡或存折中的储蓄就是其证券保证金，可以直接用于买卖股票；二是储蓄账户混合股票账户分立的帐户结构。该方式将投资者储蓄卡或储蓄存折变成一个综合理财总账户，下设储蓄帐户和个人股票帐户两个子帐户，两个帐户间资金不能自动划转，必须通过投资者指令才能完成两个帐户间的资金划拨。
2． 同业拆借、国债回购和股票质押贷款业务。这类业务属于互为客户型合作。1999年8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下发了《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允许银行与证券公司进行一些合作，以拆借等方式划拨资金。到2000年7月，人民银行及证监会下发或转发文件，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国债回购市场后，众多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相继获得此项资格，即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开展最长期限为7天的拆借业务和最长期限为1年的债券回购业务。同业拆借有利于解决证券公司短期头寸的不足，对证券公司的资金调度和业务开展有积极作用。这项业务用款期限合适，办理手续简便，证券公司比较欢迎，发展潜力较大。在股票质押贷款业务方面，《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规定，具有股票质押借款资格的必须是依《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设立的综合类证券公司，注册资本金必须达到5亿元人民币。已有数十家证券公司与银行签定了股票质押贷款协议。股票质押贷款与证券公司常用的其它融资形式如同业拆借、交易所债券回购、银行间市场债券回购相比，利率相对较高，加上贷款手续过于复杂，且有种种对可质押股票的限制和平仓的顾虑，证券公司不会把股票质押贷款作为融资的首选工具。由于股票质押贷款的抵押品价值是以不断变化的市场价格来衡量，银行出于控制风险的考虑，对于证券公司的资信、用于抵押的股票和股票组合、质押率和贷款利率、对质押股票和借款人的贷后监控等方面将会有严格的限制。因此短期内这项业务的市场空间不大。从长远看，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和机构投资者的壮大成熟，股票质押贷款作为联结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重要渠道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3．银行法人结算划款和新股发行验资，1998年，沪深两地证券市场全面推行了会员法人结算制度，取得法人结算划款资格的银行可以从事此项银证合作业务。银行为新股上网发行提供验资服务是指新股上网发行时，由交易所指定一家银行将所有认购资金集中进行资金到位检验。银行获得验资行资格后，可以使法人结算资金在本行沉淀，获得巨额利差收入；同时可以避免新股认购时，资金在该行深沪两地分行之间来回调拨，降低风险。
(二)银保合作
银保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保险公司利用商业银行广泛的营销网络、良好的信誉和人才优势，大力开展委托业务、资金运用、联合发卡、协定存款等业务；而商业银行则从人寿保险公司得到长期稳定的存款资金，以便开展信贷业务，支持经济发展。目前银保合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存款业务方面的合作，这类合作属于互为客户型合作。保险公司不仅要靠开展保险业务收取费用，用于理赔，更重要的是要进行资金运用，尤其对人寿保险公司，保险资金可以长期运用。保险公司将保费收入的一部分作为银行存款，可以起到安全、稳定的作用，特别是当年需要支付赔款的短期资金存放在银行，既为银行的资金运用提供了资金来源，又为保险公司增加了利息收入。
业务方面的合作。这类合作属于共享客户型合作。商业银行不仅可以利用自己的客户群和电子设备以及网络系统为保险公司销售保险产品，代收保险费、理赔、清算等，还可以利用自己的业务网点为保险公司进行保险宣传、安全防范等工作；保险公司则利用自己的业务网点为银行办理储蓄业务，或上门进行安全防灾检查、保险宣传等，为保户提供“一条龙”金融服务．对银行和保险公司来说，为对方业务，既可以降低业务成本，增加费收入，又拓宽了业务范围，满足了不同客户的各种需要，提高了效益．此外，保险公司向证券公司的固定设备及员工提供保险保障，证券公司将保险产品作为礼品赠予客户也是目前银保合作的主要内容。
(三)证保合作
目前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合作的领域还很少，证保合作协议主要包括在代办保险业务、保险业务、客户资源共享、合作开发保险产品、资产管理业务等方面开展合作，证券公司根据自身的需要，为员工及客户购买并有选择地推销经中国保监会核准的人寿保险产品。目前，证保合作主要集中在保险兼业方面。证券公司开展保险兼业业务是证券公司适应自身业务多元化发展的要求，是在新的市场环境下满足客户全方位金融服务的需求、提高客户忠诚度的现实需要，是借助外力培育客户经理人队伍、提高公司员工营销意识和营销能力的有效途径，也是探索拓宽经营领域、增加收入来源的积极尝试。开展保险兼业业务对转变证券营业部经营职能，促进服务水平向高层次理财智能型转化具有积极作用。证保在资产管理方面的合作需要建立保险资金与资本市场的通道。目前由于保险资金只能通过购买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资本市场，而且比例受到一定限制．因此，证保在资产管理方面的合作还有很大的潜力。
另外，金融分业合作还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与信托、融资租赁、期货等其它金融机构的合作中。
四 金融机构分业合作中的问题分析
(一)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行业差异影响金融机构分业合作的开展
尽管金融业均以资金、信息、企业家才能为主要生产要素，金融业务资产专用性程度低，从而为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之间提供了进行业务互动合作的基础，但是不同类型金融行业在客户结构、经营特点方面仍然具备不少的差异。例如，投资银行业与商业银行业比较，在风险偏好上，商业银行倾向于低风险业务，而投资银行相对偏好风险型业务；与投资银行员工比较，商业银行员工相对保守和循规蹈矩，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经营特点和客户机构差异是由各金融子行业融通资金、搭配风险以及配置资源的不同功能特点决定的，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影响了金融机构分业合作的开展．
例如，在银保合作中，虽然银行比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有更为良好的信誉，但保险业务员是主动出击，而银行则是被动守候，在保险理念还未深入人心的现实下，要客户主动购买保险为时尚早。由于银行业务与保险业务的不同特点，银行柜员的保险业务知识缺乏，虽然目前银行销售的寿险产品大都简单易懂，保险公司在正式销售前也会对柜员进行培训，但大都讲述操作流程，对产品的特点阐述不多，银行柜员毕竟不是专业人员，一旦客户详细询问，就无法给予确切的答复，成交率自然就低。以上因素的存在使银行保险的效果大打折扣，在证保合作中，就兼业和客户资源共享而言，证券公司与保险公司的客户群有很大差别。证券公司客户追求高额利润，投机性强，对稳健型的保险产品不太感兴趣。而保险公司客户追求稳定收益，资产的安全性及增值性极为重要，因而大多数保险公司客户对风险甚大的证券投窃敬而远之。客户资源的差异也制约了证保合作中这项业务实际效果的发挥。
(二)金融机构合作与竞争交织的关系影响分业合作的推进
在早期的分业经营、分业管理模式下，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的业务交叉范围很少，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竞争领域较小。随着政策环境的变化，金融业的业务交叉范围扩大，分业竞争的领域扩大。以银证关系为例，随着《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政策的颁布实施，银行业和证券业的业务交叉范围扩大，银证竞争加剧将成为一种趋势。合作与竞争交织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合作双方的积极性。
证券行业对“银证通”的矛盾心态是这一问题的集中反映。“银证转账”在银行与证券公司之间构筑了资金的快速通道，资金划转可由两端发起，股票交易则由证券公司发起。后来在此基础上推出了“银证通”，资金由银行保管，股票由证券公司保管，资金划转及股票交易皆可由两端发起。但是证券行业对这一业务的推广有所保留。主要原因在于，资金由银行保管，证券公司就失去了利差收入，因此反应不甚积极．随着非现场交易佣金的大幅降低，尤其是“网上交易”在各类交易手段中费用最低，也是证券公司大力推广的产品。《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中规定商业银行可以从事证券业务以后，商业银行有理由凭借其“证券业务资格”提出分享证券公司经纪业务手续费的要求。因此，银行在代办银证通业务时，希望能与证券公司共享佣金收入，而不是简单地收取开户代办费。在佣金标准降低以后，证券公司的利润空间已被大大压缩，再要与银行分成，恐怕难以实现。因此，证券业对银行业蚕食本行业利润的担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银证合作业务的开展。
(三)金融分业合作的稳定性和持久性较差
目前，由于我国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限制，分业合作的双方金融机构大多没有产权联系，金融分业合作的稳定性较差．金融分业合作涉及到双方的利益分享问题，如果合作双方没有产权联系，合作就应当是建立在完全市场化的等价交换的基础上。在分业合作中，合作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对等至关重要，权利义务失衡将影响合作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事实上，在金融分业合作中，权利义务的失衡是一种常态，因此导致金融分业合作的持久性和稳定性较差。
以银保合作为例，目前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合作主要体现在兼业上，商业银行有营业网点及客户资源的优势，而保险公司拥有大量的资金，于是协议存款相网点成为双方合作的互利基础。由于保监会规定一家商业银行网点只能一家保险公司的产品(寿险或产险)，这样资金雄厚的保险公司就会采取“圈地运动”，以协议存款来换取网点，而有些资金规模小但产品更具竞争力的中小型保险公司，只能被排挤在外。由此导致客户在购买保险产品时没有其他的选择，不利于公平竞争。在银保寿险业务方面，寿险产品的营销需要银行柜员的积极推荐，同样销售一份寿险产品，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有丰厚的提成，而银行目前给柜员的奖励相当少，甚至没有奖励，柜员推销的积极性受挫，影响这项合作的实际效果。
(四)金融分业合作中的产品创新少，合作深度和广度不够
金融分业合作的关键是合作进行产品创新。产品竞争是金融业竞争的基础，金融机构只有不断利用现代金融工程技术，设计出适应不同投资者需要的金融产品，提高原有金融产品的质量和档次，才能够获取竞争优势，我国目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是有我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决定的，在中短期内还将继续存在。在分业经营下体制下，各金融子行业需要通过联手合作，根据客户的需求不断创新金融产品，通过组合服务方式，满足客户需求。我国金融机构只有通过联合产品创新，为客户提供具有竞争力的金融产品，才能抵御外来金融机构的竞争。
在目前的金融合作热中，联合产品创新的力度较小。银证合作主要集中在银证通、同业拆借、资金清算等方面，银保合作主要集中在保险、协议存款等方面，证保合作主要集中在保险方面，总之，金融机构分业合作的范围比较狭窄，深度不足。金融合作中的产品创新较少有多方面的原因。从金融机构自身来看，虽然在金融机构合作协议中通常有“共同开发产品”这一条，但实际上合作双方很少互通信息，在产品开发的互动性上，双方缺乏沟通；从外部因素上来看，金融创新上的政策限制和法律障碍是金融合作产品创新较少的主要原因，
(五)金融分业合作的政策和法律环境不够完善
金融合作业务的开展需要良好的法律和政策环境。胆是，我国金融分业的政策和法律环境不能适应金融业发展的需要，有待进一步完善。金融分业合作的政策和法律环境的不完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金融分业合作的政策限制较多，制约了金融分业合作的开展：另一方面，对金融机构分业合作的风险监管制度建设滞后，不利于金融机构分业合作的规范发展。
以证保合作为例，由于保险资金运用受到严格限制，证保合作的深度难以拓展。长期以来，我国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受到严格限制，以前仅限于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近年来已经允许投资一定比例的证券投资基金。因此，在我国，存款和国债利息与保单预定利率之差就成为保险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尽管，目前保险公司投资国债的比例逐步扩大，但由于国债的规模本身小，制约了投资的规模和比例。资金投放于银行存款的仍占一定比例。自1997年以来，随着银行储蓄存款利率的多次下调，保险公司遭受很大损失。长期下去，将动摇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保险业对外开放程度加快，降低收益标准和提高投资收益，从而在强手如林的保险业中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能力成为保险业的当务之急。保险资金和证券市场通道的不畅制约了证券业和保险业资产管理业务合作进一步开展．又如，银证合作方面，由于监管当局三令五申禁止银行资金流入股市，银行在股票质押贷款等业务的开展方面得不设置种种障碍，以免触及“政策雷区”，银证在这方面的合作业务开展受到负面影响因而进展缓慢。
五 推动金融机构分业合作的对策措施
由于我国金融机构特殊的产权结构和风险控制水平，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体制在中短期内还将继续在我国实行。我国加入WTO以后，国外全能型金融企业的进入，对我国本土金融企业形成严峻挑战。我国金融机构如何在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政策环境下加强业务和其它方面合作，对于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和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至关重要，金融机构分业合作的推进需要监管层和金融企业共同采取措施推进。推动金融机构分业合作可采取如下的对策措施：
(一)改善金融机构分业合作的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
金融体制的类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随着金融企业内控水平的提高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金融体制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从长远来看，随着技术更新、金融产品市场化和金融市场国际化的飞速发展，我国金融体制可能向混业经营模式演变；从中短期来看，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金融体制仍将继续存在，但是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在分业环境下的合作程度将会进一步加深。
金融体制的类型是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因而决定金融体制的金融立法也不应当是不可改变的。随着世界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加速，为了适应提高金融业国际竞争力和国家综合国力的客观现实需要，金融业经营的法律和政策环境也应当顺应历史的潮流，进行相应的变革。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1993年银行法》到《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正是金融立法的变革推动了美国金融业的经营模式的转变。我国金融模式的演变是一个长期过程，现阶段金融立法和政策制定的原则应该是有利于我国金融机构在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体制下加强相互协调与合作，提高金融系统的运行效率。金融法律和政策对金融机构业务合作和产品创新的管制应当进一步放松，对以发展金融控股公司为主要内容的金融机构建立产权联系的努力应当进行立法规范．
(二)鼓励和推动金融机构合作进行产品创新
我国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行业应当不断利用现代金融工程技术，联合设计适应不同投资者需要的金融产品，提高原有金融产品的质量和档次，才能够提高金融合作的效率。监管层也应当鼓励金融机构合作进行产品创新。在银证合作为例，首先，可以探索证银融资产品创新，证券公司可以作为一般性公司从银行获得不动产抵押贷款、信用贷款等，还可以通过对证券公司主办存管银行的帐户进行处理，进行帐户质押融资；其次，通过一定的契约安排，证券公司可以从商业银行为自己作为主承销商的拟上市公司提供搭桥贷款，这种契约安排既可以保证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又可以保障银行信贷的安全性，银行的搭桥贷款是证券公司争取主承销地位的重要手段；此外，证券公司可以与商业银行拿作，通过不断创造衍生金融产品，规避金融风险；证券公司还可以与商业银行合作，通过资产证券化方式，对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进行优化；最后，证银还可以在委托资产管理方面进行创新，满足客户的多元化需求。在证保合作方面，证券公司可以担任保险公司的理财顾问，为保险基金提供投资服务，此外，证券公司还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推动产品创新，通过开发技术支持系统，提高保险公司对客户服务的水平。
(三)推动金融控股公司的建设
我国金融机构的分业合作缺乏稳定性和持久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合作双方没有产权联系，合作中协调难度较大。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就是推动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之间建立产权联系。由于我国目前实行的监管模式不允许金融机构之间相互控制、渗透，现阶段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之间建立产权联系的主要方法是成立金融控股公司。在纯粹性金融控股公司中，银行、证券、信托、保险等金融业务子公司相互之间并不参股，但均由控股公司参股或控股，因而不同金融业务子公司之间相互之间建立了产权联系。在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下，不同类型的金融业务子公司在控股母公司的协调下互动，信息、人力资源和其它投入要素可以相互流动，在市场和分销网络上可以买现协同效应。相对于没有产权联系的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这种金融控股公司内部的分业合作效率更高，合作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更强。
金融企业在推进金融控股公司的建设过程中，可以首先通过集团化经营逐步向经营多种金融业务的金融控股公司转变。以证券公司为例，证券公司集团化后将形成母子公司架构，经纪、资产管理、投资银行等证券业务由不同子公司经营。这种组织结构有利于集团母公司通过控股非证券业务子公司实现业务拓展，从而向多元化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顺利转变，进而实现控股公司内部证券业务与其它非证券金融业务的分业合作。
(四)加强对金融机构分业合作的监管合作
金融机构的分业合作，尤其是有产权联系的金融机构之间的分业合作，容易形成经营不同业务金融机构之间的风险传递和渗透，加大共同倒闭风险。在金融分业合作中，还可能出现部门间利益冲突和利害背反。金融合作可能使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金融合作中的所谓“捆绑式销售”可能违背客户意愿和利益，而金融合作中的信息交流也可能侵犯客户的隐私权．目前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分设，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部门各自为政，缺乏交流与合作，不能适应金融机构分业合作的需要，容易产生监管漏洞。此外，金融机构分业合作中的新产品审批、风险传递的防范都需要合作监管工作的加强和改善。
为了应对金融机构分业合作形势的发展，应当建立金融合作监管机制。首先，金融监管当局应认真履行职责，分别对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监管；其次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监管机构应当在分别监管的基础上加强监管合作，建立跨行业监管当局之间的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不仅应当依据法律或签定备忘录的形式确立这种机制，而且应建立和保持与其它监管当局信息共享的文化和制度。金融监管当局在合作监管中应注意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和促进市场的充分竞争，防止金融合作中消费者的私人信息被非法泄露以及消费者因金融机构捆绑销售而利益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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