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美学论文范文

环境美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一）何为环境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不同于其他设计的首要表现在于对象的不同，比如说服装设计以服装为对象，家具设计以家居用品为对象，每种设计种类都有其特定的目标群体。环境艺术设计的目标是一定的空间或者说是环境，在这种设计中要把环境中的所有因素考虑进去，设计的最终目标是：在环境的承受能力的范围内力求舒适度和美感达到最高水平。

（二）从本质上理解生态理念从本质上说生态理念区别于以往理念的不同之处在于更加强调生态的重要性，相关行业的开发设计人员必须要把人的活动和自然的规律统筹起来进行考虑。

二、环境艺术设计中生态学理念的基本价值取向

（一）把生态纳入考虑范围的价值观。生态价值观是一种崭新发展观念，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人们不再狭隘的只以自我的利益为中心，不再肆无忌惮的为了达到经济目标随意破坏环境。人们开始意识到征服自然是一个多么愚蠢的想法，还认识到人类只有把自身的行为和活动范围控制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才有可能最大限度的实现自身的创造力。

（二）把生态纳入考虑范围的伦理观。一提到伦理观，大多数人的思想都会局限在人类社会范围内，然而现在的伦理观在衡量一个人的道德水平时开始把生态作为一个衡量标准。这种新型的伦理观念在评价一个人道德水平的高低时不仅考虑他的行为是否有利于社会中其他人的生存发展，还考虑到这个个体的行为是否会对生态系统中的其他成员造成危害。而“生态系统中的其他成员”是一个涵盖范围很广的领域，不仅包括除去人类以外的其他生物，还包括非生命体。生态伦理观把其他成员放在与人类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强调人类要规范自己的行为，以尽量避免或减少对地球上生存的其他生物和非生物的负向影响。

（三）把生态纳入考虑范围的美学观。这个美学新理念产生在生态学和美学的交叉领域，这个观念的研究范围是：什么是生态美学；生态美学究竟用何种形式展现自己；生态美学的核心内容是什么等。这个新观念认为基于生态平衡的生机盎然的环境，比人为创造的环境更具有吸引力。

三、环境艺术设计中生态理念的基本原则

（一）要敬畏自然。虽然我们一直在探索自然的奥秘，但不得不承认有很多领域我们人类尚未能发现和解释。唯一有一点我们已经逐渐达成共识：自然界伟大而神秘，尤为值得人们敬畏的是它对自身的维持和修复功能，我们要尽量少干预，以便为实现生态的白我恢复留出足够的空间。

（二）少干预多促进的原则。前面已经说过自然界自身具有强大的恢复和维持功能，这种功能是我们人类无法比拟的，为了最大限度的在环境设计中保护生态，我们能做的就是最大限度的避免对场地的的影响，除此之外，还要为自然界最大程度地发挥发挥自我恢复功能提供和创造必要的条件。

（三）以科技的力量做辅助。在全球人类的共同努力下，当今的科技发展以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这种高水平的科技发展现状在很大程度上为更加生态性的环境开发和创造提供了可能性。

（四）使艺术参与其中。设计既是一门学问，更是一种艺术。为了实现人们对美感的追求，设计师在开发和设计环境时要使艺术参与到设计的全过程，这样才能使新环境在展现社会价值的同时也展现艺术的美感，使人们在享受便利的同时接受艺术的熏陶。

四、环境艺术设计中生态理念的应用

结合上述的论述来说，生态理念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影响和作用范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对生态设计与保护的影响。接受生态理念的设计师与排斥这种理念的设计师相比，前者在进行创作时，只有在必要的情况下才去对自然环境做一定程度的更改和变动。

（二）在恢复与促进生态中的作用。与过去相比，现在的设计师开始以废弃地作为设计对象，而且这种现象会越来越普遍。用生态的方式修复场地肌肤和创造条件促进场地的自我恢复，将成为设计师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三）在补偿与适应生态方面发挥的作用。在生态理念的指导下，人们开始着手恢复被自己损坏的环境，补偿性环境艺术领域的工作者目前的主要工作集中在运用科学技术的辅助力量，寻求对环境干扰最小的设计方式和元素。

（四）对生态保留与创新的影响。如何尽量不能变动原有的艺术元素作为一种环境艺术设计手法于上世纪后半期开始就已经被人们认识和关注。结束语：新时代的环境艺术设计领域的工作人员被时代赋予了新的任务和使命，从个人层面来说，他们只有在生态理念的指导下从事环境设计工作才能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从社会层面来说，只有作为专门从业者的设计人员持有生态发展理念，才能从源头解决或减少环境破坏问题。

环境美学论文范文第2篇

1.提高公民对城市环境艺术的保护意识

伴随着城市环境艺术设计技术的发展，环境艺术作品已经逐渐深入到城市居民的生活中，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受到人为破坏的影响，很多城市都出现了踩踏绿色植物、损坏艺术作品等现象。因此，要实现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的美感，首先就是要提高我国公民对城市环境艺术的保护意识。而作为城市公民中的一员，我们更应强化自身保护环境艺术作品的意识和个观念，一方面，相关部门加大宣传的力度，让每一个公民都了解到保护环境设计作品的重要性，通过定时开展讲座和活动的方式，积极推进对城市环境艺术的保护。另一方面，政府应自觉做到不违背规章制度，对违规乱建以及破坏城市环境设计的行为予以惩罚，以此全面提高城市环境美。

2.结合城市文化、地域创新环境设计

建设美丽的城市不仅仅是一句口号，美丽也并非简单的形容词，这也给城市环境艺术设计提出了更加高的要求与目标，不仅需要规划城市的景观层面，还需要全面考虑城市与社会层面两个方面。因此，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应从自然环境相互影响与作用的历程下，根据环境优化原则，尽量协调好自然、经济与文化上的关系，选择最佳方式来实现城市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其次，城市环境设计还必须以保护城市的人文、地域以及自然美因素为原则，合理、高效的运用城市资源，全面考虑城市环境的功能性、生态适宜性与社会景观人文性等特征。除此之外，进行城市环境艺术设计还必须遵循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设计原则，在尊重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的基础上进行规划与布局。首先，自然环境是所有生物生存的基本，是提供阳光、食物、温度、空气等基本生存物质的地方。所以，对于城市环境设计必须充分尊重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将人类与环境自然的融入到一起，创建一个和谐共生的美丽环境才是美丽城市的宗旨。其次，城市环境艺术设计还必须充分的发挥与利用当地的特色，充分考虑到当地的人文风貌，尊重地域文化的设计的原则进行设计，以城市的可持续稳定发展为目标，充分利用资源。

3.从多角度分析城市环境中的自然形态设计

城市环境艺术设计中会设计到很多现实主义的作品。现实主义的作品拥有多样的色彩，能给人直观的美术熏陶的特点深受人们的喜爱。同样，将自然形式运用到环境设计中，运用的方式不仅可以是平面的绘画，也可以是立体直观的呈现。就比如在建筑设计中，德国柏林DZ银行分公司的办公楼设计是由建筑大师富兰克林.盖里设计的，该设计充分考虑了与自然融入的主题，在银行的墙上设计了山川图画，休息室里也做了阳光照射的处理。这样的设计不仅是以业主的要求来设计，更是创造了新奇时尚的设计典范，充分实现了运用自然形式的环境设计。

二、结束语

总的来说，对于我国城市环境艺术设计来说，要实现总体上的美学设计，就必须根据城市地域文化、人文景观以及自然景观的实际情况，多将三种景观相融合，并从多个角度来分析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并通过相关的措施提高人们保护环境艺术作品的意识，全面实现美丽的城市环境设计。

环境美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乌镇建筑群因素环境

乌镇概况

乌镇位于浙北平原桐乡市，从杭州出发走高速公路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此处地势平坦，密如珠网的河流，星罗棋布的荡漾，使乌镇具有浓厚的水乡特色，给人一种雅致而不张扬、清新而不繁琐的自然美感。

乌镇虽历经2000多年沧桑，仍完整地保存着原有的水乡古镇的风貌和格局。全镇以河成街，桥街相连，依河筑屋，深宅大院，重脊高檐，河埠廊坊，过街骑楼，穿竹石栏，临河水阁，古色古香，水镇一体，呈现一派古朴、明洁的幽静，是江南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

一。乌镇格局

河网在乌镇内和主干道重合，连桥成路，流水行船，作成亦路亦水的形式。这个水网体系联结京杭运河、太湖和乌镇的池塘、水井，理想的解决了农作、饮用、排水、观赏、运输等水。

在乌镇的布局中，由于上曾地跨两省（浙江、江苏）、三府（嘉兴、湖州、苏州）、七县（乌程、归安、崇德、桐乡、秀水、吴江、震泽），加之吴越文化的积累、沉淀，观念上明显受中国传统儒文化和运河商业文化的。儒文化对营建中流行的风水学说等往往是排斥的，故而很少见常因风水而设的斜门左道，为避免气冲而立的屏墙、照壁，或当路放置的“泰山石敢当”等符镇，而是多轴线明确、卑尊有序的各式住宅。

另有访庐阁茶馆、高公生糟坊、宏源泰染坊等商业建筑，汇源典当行在常丰街，当街一个墨黑的“当”字，1.8米高的柜台，有着浓郁的商业氛围。这也与其他江南水乡古镇有很大的不同。

二。水阁和许多江南水乡小镇一样，街道、民居皆沿溪、河而造，正所谓“人家尽枕河”。

乌镇与众不同的是沿河的民居有一部分延伸至河面，下面用木桩或石柱打在河床中，上架横梁，搁上木板，人称“水阁”，这是乌镇所特有的风貌。水阁是真正的“枕河”，三面有窗，凭窗可观市河风光。茅盾曾在《大地山河》中这样描述故乡的水阁：“……人家的后门外就是河，站在后门口（那就是水阁的门），可以用吊桶打水，午夜梦回，可以听得橹声欸乃，飘然而过……”

传说水阁是由一位机智的豆腐倌的违章建筑而来，可是随着时间的迁移，许多历史都已烟消云散，唯有这集生活的实用与享受于一体的建筑形式因着人们的喜爱而得以保存和延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水阁是乌镇的灵气所在，虽然它没有奢华，难比高楼。有了水阁，乌镇的人与水更为亲密；有了水阁，乌镇的风貌更有韵味；有了水阁，乌镇的气质更为悠雅；有了水阁，乌镇的历史添了一份委婉。水阁是乌镇的独创，是乌镇的魅力所在。

碧水蜿蜒，小桥流影，橹声欸乃中看水阁画卷般在眼前徐徐展开，看水乡人在水阁中起居住行，听古镇人乡音叫唤此起彼伏。乌镇的水阁正已它独特的韵味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喜爱。

三。小桥流水

桥是江南水乡古镇不可或缺的因素。据说乌镇历史上桥梁最多时有120多座，真正是“百步一桥”，现存30多座。

其中西栅有通济桥、仁济桥，中市及东栅有应家桥、太平桥、仁寿桥、永安桥、逢源双桥；南栅有福兴桥和浮澜桥；北栅有梯云桥和利济桥。

这些桥最早建于南宋，大多始建或重建于明清，有些桥还题有桥联，如通济桥：“寒树烟中，尽乌戌六朝旧地；夕阳帆外，是吴兴几点远山。”（朝南）“通云门开数万家西环浙水；题桥人至三千里北望燕京。”（朝北）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

四。石板小巷

走进乌镇，走在那用青石板铺成的狭窄的小街上，看到两边各式各样的民居和仍住在民房中的乡民，就会让人有一种亲切自然的感觉。作为历史古镇，乌镇无论是整个镇还是观前街，都体现着一种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整体美。走进这个充满了农业文化氛围的古镇，漫步于古镇绵延一里多长的石板小街上，可以倾听脚步在另一小巷上的回音。

沿水小街有“石帮岸”，有些可能有修饰，比如我见过雕上一个瓶，瓶里插着三支戟，取“平升三级”的意思。用以系船。

五。茅盾故居及其他古建筑

乌镇因茅盾而出名，茅盾故居位于乌镇观前街与新华路交接处。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茅盾故居是一座典型的江南水乡建筑，显得端庄凝重，古朴典雅。与故居一墙之隔的是茅盾童年读书的立志书院。书院的主建筑“云楼”曾是茅盾就读的教室。

故居是茅盾曾祖父沈焕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前后在汉口经商时寄钱回家购置的，自沈焕至茅盾，四代同堂居住于此。整个故居面街南向，是砖木结构的一般江南民居。其主体是四开间两进深的二层楼房，共16间，面积414.25平方米。另外楼房后有小园，有平房三间近100平方米。因当初这所楼房东西两个单元购进时间有先后，因此东单元称“老屋”，西单元称“新屋”。两单元外貌一样，前后两进，楼上楼下都门、路相通，浑成一体。前楼四间临街。底层自东至西第一间为大门和通道，第二间为家塾，是当年沈氏子弟就学之处。第三、四间联成一大间，为当年全家的饭堂。楼上自东第一间是茅盾祖父的卧室，第二间是其父母的卧室，茅盾及其弟沈泽民即诞生在这间房内。第三间、第四间当年曾是茅盾两位叔祖的卧室。自前楼底层通过天井或自楼上经过通道即至后进楼房。后楼底层四间自东起依次客堂、厨房、通前后的过道及全家的起居室。楼上四间自东起依次为茅盾姑母的卧室、女仆丫头的卧室及茅盾曾祖父母的卧室。以上这些房舍至今仍保持百年前的规制未变。在两进楼房后面是一个约半亩地的园子，茅盾曾祖父曾在这里盖平房三间，多年来堆积杂物。民国22年（1933）夏，茅盾亲自主持翻建为三大间，东为储藏室，中为卧室及小客堂，西为书房及会客室。此后几年中茅盾曾数度住在这里写作、读书，并作为起居会客之所。重修后的茅盾故居仍以前楼下最东一间为大门，高悬陈云亲笔题写的“茅盾故居”匾。大门内的通道改作陈列室序厅，安放茅盾铜像。前后楼上下各室器物按照当年格局布置，家具也有不少是当年旧物。前楼上茅盾父母的卧室，房内陈设简易，有一张宁式雕花大床，边上放一张小床，一座衣橱，几叠衣箱，临窗有书桌放着文房四宝。茅盾在这里诞生、养育，接受母亲的启蒙，度过少年。楼下西边原为家塾的房内放着几张桌椅，茅盾幼年时期和几个堂兄弟在这里读书，由祖父沈思培教授。后园中的三间平房，南向有走廊，墙壁上挂着叶圣陶写的“茅盾故居”匾额。这所平房30年代经翻修后上筑天花板，下铺地板，南北两壁均装设西式玻璃长窗，窗明几净，环境幽静。东边一大间朝南开门，前半间为通向中室过道，后半间是储藏室。中室前半间客堂与后半间卧室之间隔以中式长窗，卧室中有一张铜床和桌椅等用具。西边一间中以茅盾亲自设计的大书橱隔成两间，外面起居室，放着茅盾当年从上海运来的一套沙发。内室是书房，北窗下放着一张茅盾当年定做的大写字台。民国24年（1935）秋，茅盾在这里完成了中篇小说《多角关系》的写作。平屋外面空地上植有不少花木。民国23年秋，茅盾在这里亲手种植了一棵棕搁和一丛天竹，现今棕榈的枝干已超过七米多高的院墙，天竹郁郁葱葱，枝繁叶茂。

西栅西大街502号建筑建于光绪年间，1929年遭邻火焚毁若干，现存朱家厅。此厅楼上也铺有方砖，故称“厅上厅”，这在江南的厅堂楼宅中极为罕见。两厅正面是一排落地堂窗，雕刻有全套《说岳全传》和花卉图案，楼檐下梁柱连接处的雀替上，雕有三顾茅庐、空城计等三国人物和故事，刻工细腻，栩栩如生。

南栅常丰街14号张家厅，尚未完全修复，但其堂楼门面上砖雕有人物、花卉，有“长宜子孙”的砖雕匾额，六扇镌刻着传统书画的堂梯门。另有江南百床馆、江南木雕馆若干，引入一些不伦不类的作品，愚见以为乌镇瑕疵。

结语

2003年12月24日，参观乌镇翌日开始整理文章和数据，凡数月。江南水乡古镇依旧呈现在午夜梦回的水墨画里，伴随着桨声灯影里的运河。是什么让乌镇如此美丽？

古镇的美可以用形式美的法则来判断。

均衡的整齐美。一块块砖叠垒的墙，一条条石板铺成的路，街边的一间间店铺，河边的一间间小屋，它们平行相连或保持一定距离，表现出状态下的整齐美。装饰纹样上多采取二方连续的纹样，伴着蜿蜒曲折的街道，错落有致的老房子，给人一种运动的秩序美感。

美。来源于她的客观形式美，色调的同一性，黛瓦粉墙，黑白二色。以灰色为主基调，色彩的明度不高，和谐淡雅，建筑安排变化而统一。

宁静感是古镇美的另一个方面。古镇的氛围是非常闲适的，所有活动都是自主的，与都市的竞争压抑形成鲜明的对比，漫步在宁静的石板巷，倾听脚步在另一小巷上的回音笃笃，可以得到心理上的放松和解脱。

厚重感。她的布局、建筑空间形式是千百年来人们生活逐步形成的，背后映射着历史沧桑感。每一块石头、每一块砖都记载无数被遗忘的故事，凝聚了古代东方文化。

环境美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自然美　自然美学　自然审美　中国现当代美学　问题与现状

[中图分类号]B83；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10―0141―08

“自然美”概念大约是在20世纪之初与美学学科一起乘着西学东渐之风进入中国人的学术语汇中的。作为一个美学问题，自然美与百余年来的中国现当代美学史结伴而行，在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甚至成为备受关注的第二焦点；作为一个经典范畴与基础性课题，自然美问题也一直构成了国内美学原理学科及其教材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走进新世纪，随着被认为与自然美问题紧密关联的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研究在国内外日渐升温，原本常态化的自然美问题似乎再次赢得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学术制高点。本文即对国内自然美问题研究进行再认识，以反思20世纪以来关于自然美问题的研究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20世纪以来国内自然美问题研究的四个阶段

依据标志性的政治事件、自然美研究本身所关注的问题及其特点，可以将20世纪以来国内的自然美问题研究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前半叶(50年代以前)，此乃自然美问题研究的起步阶段。在此阶段早期，自然美概念即与美学学科一起作为一个美学问题进人中国人的学术视野。如王国维于《红楼梦评论》(1904)和《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1907)等文中就在与“艺术之美”相对的意义上运用了“自然之美”概念，且认为前者优于后者。(1)此后，自然美概念与问题不断受到关注。1915年版《辞源》的“美学”条目中曾介绍到“自然美”概念：美学是“就普通心理上所认为美好之事物。而说明其原理及作用之学也。以美术为主，而自然美历史美等皆包括其中”。不过，由于先天性地受西方艺术哲学美学、文艺美学甚至艺术学美学等观念的影响，自然美问题研究往往仅只作为一种虽与艺术美并列但重要性远不及后者的美的类型进入研究者的论域，并未获得自己的学术独立性，因而整体上处于被忽略的状态。

尽管如此，自然美作为与美的类型之划分、美的诸种类及其相互关系等密切关联的美学问题，在极少数研究者的论文、论著或西文译著中仍然得以讨论。比如，华林在《自然和艺术之美》一文(《艺术文集》，上海大光书局，1927)中就较为具体地比较了自然美与艺术美之差异，并提出“自然之美乃幼稚之美”的看法；陈望道的《美学概论》(上海明智书局，1927)第一章第二节(“美底的种类”)，朱光潜的《谈美》(开明书店，1932)第七章(“美与自然”)、第八章和《文艺心理学》(开明书店，1936)第九章(“自然美与自然丑”)、第十章，蔡仪的《新美学》(上海群益书店，1947)第四章第二节(“自然美、社会美与艺术美”)更是集中论述自然美问题的专门章节；黑田鹏信的《美学纲要》(俞寄凡译，商务印书馆，1922)、克罗齐的《美学原论》(傅东华译，商务印书馆，1931)、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周扬译，延安新华书店，1942)等译著中也有对自然美问题的重要论述。其中，朱光潜尽管持文艺心理学的美学观，仍较具体地探讨了自然美的含义及其与艺术美的关系，以为自然美其实是把自然加以人情化和艺术化的结果，故仍然是一种艺术美。蔡仪则针锋相对地指出自然美是不参与人力的纯自然产生的事物的美，是自然物本身的美。朱、蔡二人的著作最能代表这一阶段自然美研究的成果，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毋庸置疑地对下一阶段的自然美问题讨论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奠基意义，委实功莫大焉。

第二阶段：20世纪50―60年代(建国后至“”前)，与此阶段第一次美学热中的“美的本质”大讨论相联系，可谓自然美问题研究的本质论阶段，且获得仅7欠于美的本质问题的显赫地位。此阶段仍无自然美问题研究专著问世，专门探讨或论及自然美的论文则大量见诸报刊。根据有关工具书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提供的要目可知，仅公开发表的题含“自然美”概念的文章就约有近20篇，如伍蠡甫的《画家对自然美的看法》(《文汇报》1957年4月18日)、张庚的《桂林山水――兼谈自然美》(《人民日报》1959年6月2日)、李泽厚的《山水花鸟的美――关于自然美问题的商讨》(《人民日报》1959年7月14日)、庞安福的《自然事物的美学意义》(《新建设》1960年第3期)、朱光潜的《山水诗与自然美》(《文学评论》1960年第6期)、汪宗元的《自然美与美感的同一性》(《朔方》1961年第9期)、[美]格林的《论艺术美和自然美》(蒋孔阳译，《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61年第11期)、伍蠡甫的《试论我国古代山水画对自然美的处理》(《学术月刊》1962年第3期)等等。标题中不含自然美概念但明确论及自然美问题的文章也不在少数。以文艺报、新建设编辑部编选的六集《美学问题讨论集》(1957年5月至1964年3月)收入的85篇文章而论，其中在不同程度上正面论及自然美问题的就有50余篇，占到论文总数的六成以上。

可以说，参与这一时期美学论争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朱光潜、蔡仪、李泽厚、高尔太、吕荧的诸论文(不管题目中有无“自然美”概念)，差不多均包含有对自然美问题的看法。集中表明上述诸家自然美观念的代表性论文，除上面已提及的外主要还有朱光潜的《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哲学研究》1957年第4期)、《美必然是意识形态性的》(《学术月刊》1958年第1期)、《美学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哲学研究》1961年第2期)，蔡仪的《吕荧对“新美学”美是典型之说是怎样批评的?》(《新建设》1957年9月号)、《李泽厚的美学特点》(《新建设》1958年11月号)、《朱光潜先生旧观点的新说明》(《新建设》1960年4月号)，李泽厚的《论美感、美和艺术》(《哲学研究》1956年第5期)、《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人民日报》1957年1月9日)、《关于当前美学问题的争论――试再论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学术月刊》1957年10月号)、《美学三题议》(《哲学研究》1962年第2期)，高尔太的《论美》(《新建设》1957年第2期)、《论美感的绝对性》(《新建设》1957年7月号)，吕荧的《美是什

么?》(《人民日报》1957年12月3日)等。其他学者如洪毅然、王朝闻、蒋孔阳、、杨辛等的文章，也在参与美学论争中对自然美问题给予了一定关注。而自然美问题之所以在此阶段尤为引众人空前瞩目，是因为它被认为与美学论争中的“美的本质”问题即美的客观性与主观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从而成为影响美学根本问题解决的“绊脚石”。自然美问题因而当仁不让地成为这一阶段美学大讨论中与美的本质问题密切相关的第二大热点问题。大致与当时的“美学四派”相对应，关于自然美的本质实际也基本形成了四种主要看法：一是以蔡仪为代表的自然美的客观说，以为自然美美在客观事物自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属性及其典型性；二是以朱光潜为代表的自然美的主客统一说，以为自然美与艺术美一样也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实为雏形起始阶段的艺术美；三是以李泽厚为代表的自然美的客观社会说，认为自然美既不在自然本身，也不是人类主观意识加上去的，而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是一种客观社会性的存在；四是以吕荧与高尔太为代表的自然美的主观说，认为自然美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人的一种社会性观念，人的心灵是自然美的源泉。由于各方面的复杂缘由，大讨论结束前，李泽厚的自然美观跟随其美的本质观等看法一起已基本成为其中最有实力和势力的观点。

第三阶段：20世纪最后的大约20年(从“”结束至世纪之交)，这可谓自然美问题研究获得独立并全面展开的阶段。由于学术界先后出现的《手稿》热、心理学热、方法论热、文化热等，以及美学界的所谓第二次美学热及美的本质、美育、中国美学史、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等热点问题的影响，美学研究问题不断多元化，自然美问题研究的独立性也随之大大增强，不再像50年代以前基本受制于美的类型问题从而成为艺术美的陪衬，像50―60年代基本受制于美的本质问题而成为后者的附庸。自然美的研究课题及范围扩大，方法多样化，除自然美的本质问题外，其它诸多自然美的特征、起源、历史发展、欣赏、美育等问题也得到广泛而较深入的讨论，美学史上的自然美观念、自然美的应用性研究等也受到了一定关注，自然美问题在研究的深广度与方法上都有了较大突破。

从此阶段开始，自然美研究的特点之一是与美学(原理)学科及其教材建设结合甚密。随着王朝闻继“”前主编之后再度主编的建国后第一部美学教材《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81)的问世，自然美作为一种与社会美、艺术美并列(前二者又被统称为现实美)的美的类型其地位不仅得到进一步确立，自然性与社会性统一的社会实践说也越来越成为主导性看法。此后相继出现的大约一百多部美学原理教材一般均涉及自然美问题，且差不多逐渐在以李泽厚、蒋孔阳等为代表的实践美学的基础上达成共识：自然美是以自然物为对象的美，是指那些经由“人化”而体现“人的本质力量”，为人的感官所感知，并能引起人的精神愉悦的自然现象的美；自然美只有对人才有意义，自然对于人能成为美的根本是由于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依据改造过的自然、未经改造的自然和作为人类象征的自然，自然美一般被具体分为相应的三种类型；自然美的特点是美在形式，具有不确定性、象征性等等。

本时期自然美问题研究的论文数也空前增长。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从1980年至1999年20年间发表的篇名中含有“自然美”、“自然审美”、“自然美学”检索词的论文共计约335篇，在总数与年平均数方面均高于其它几种审美或美的类型(参见下文统计表)。其研究内容大致可分为：(1)自然美本身一般原理的理论性研究，涉及自然(审)美的发生、产生、本质、特征、欣赏、美育等问题，约占全部论文的四成有余；(2)对于自然美理论观念与自然(审)美意识的历史性研究，其中有关中国美学史的自然美问题或问题史研究所占比重更大，也有少量涉及中外自然美观念比较研究，其中被研究的热点历史时段是中国魏晋六朝，被集中研究的美学家主要是黑格尔、老庄(道家)、马克思和康德等，此类约占全部论文的近一成半；(3)艺术中的自然美问题研究，涉及作家、艺术家(如陶渊明等)的文学、艺术作品(如楚辞)中自然美意识的分析、鉴赏性研究等，约占全部论文的一成多；(4)自然美的应用性研究，涉及对具体自然景物的审美鉴赏，关于实用工艺美术、日常生活及职业活动中的自然而然的自然美追求等问题，约占全部论文的近三成。

也只有到了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第一部自然美问题研究专著――严昭柱编著的《自然美》(系蔡仪主编、漓江出版社出版的10种“美学知识丛书”之一，1984)方才问世。继这本不足5万字的普及性的小册子四年之后，同作者又出版了2l万字的《自然美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后书凡七章，全面论述了自然美的概念、根源、本质和规律、分类或类型(占了三章)及综合形态，可谓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美专著，有其不可忽视的学术史意义。但此书由于整体上仍然是蔡仪客观论的自然美思想的详尽发挥版，故而在实践美学观逐渐占领自然美观念的背景下，并未产生多少影响。产生较大影响的当属李丕显的《自然美系统》(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此书主要以80年代李泽厚的自然美观念立论，全书共十章，前三章分别讨论了自然美的本质、根源、产生中介，占全书一半篇幅的中间五章主要基于中国的自然美审美意识史及其个案研究讨论了自然美的萌芽产生、分化独立、完善成熟及其历史演进，最后两章则分别从信息论与系统论讨论了自然美的形式美及自然美的系统与层次。此后，出版的自然美著作大致有十余部，或许由于美育问题受到充分重视、当时旅游业兴起及对自然景物的审美需求日渐增强的促动，其中大部分是侧重自然美欣赏的普及读物。另有两部专意探讨中国自然美观念的《中国自然美学思想探源》(魏士衡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4)和《中国古代自然美史》(陈颖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也值得一提。两书作者虽非专业美学研究者出身，却分别对中国古代自然美学思想和自然审美意识进行了深入而有益的专题探讨，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在这一时期出现的相关学位论文有薛载斌的《大自然的审美经验及其一般特征》(硕士，北京大学，1989)一篇；还有若干部自然美或与自然美问题紧密关联的山水审美论文或专著集，如伍蠡甫主编的《山水与美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范阳、黄贯群主编的《山水美学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谢凝高的《山水审美：人与自然的交响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和范阳主编的《山水美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等。

另外，相对于大自然的美(与艺术美等相对)这一流行的自然美观念，另一种重要的自然美观念――自然而然的美或自然为美、美在自然(与人工雕琢美相对)从这一阶段开始既受到众多实际应用美学工作者及研究者的重视，也受到不少理论研究者从不同角度的关注。后者如吴汝煜的《谈我国古代诗论中的自然说》(《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3期)、[日]目加田诚的《中国文艺中“自然”的意义》(贺圣遂译，《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2辑)、李文初的《说“自然”》(《文艺研究》1985年第3期)、

吴功正的《以天籁自然为美的老庄美学》(《黄淮学刊(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李春青的《论“自然”范畴的三层内涵》(《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等，这些论文为下一阶段有关此问题的专著之问世奠定了基础。

总体而言，尽管自90年代以后一直有诸多“后实践美学”的不断质疑与挑战，但这一时期的自然美研究及其基本观点仍然不出占据主流地位的实践美学之框架，作为一种美的类型的自然美的本质(实为根源)因之也大体被统一在基于马克思的自然人化思想的社会实践观之上。以此而论，此阶段亦可称为自然美研究的实践论阶段。

第四阶段：世纪之交以来的八、九年，是自然美问题研究继续受到关注以至有所升温，并出现新的转机、获得深化的阶段。进入新世纪，国内自然美研究继续受到关注，是因为自然美作为一个经典论题并没有失去其研究价值，它仍然保持着其原有的一些研究问题与内容；有所升温，是因为伴随被认为与自然美关系密切且蔚为风潮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研究。自然美问题的地位日渐上升，甚至再次成为被关注的一个焦点；出现新的转机、获得深化，是因为自然美研究会在上述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背景下，重新反思真正属于自己的基本问题，从而获得新的发展。下面着重谈谈这一阶段的研究。

二、世纪之交以来国内自然美问题的研究现状

关于世纪之交以来国内自然美研究的基本状况，笔者设计了一个统计表，搜索了题含“自然美”、“自然美学”、“自然审美”及与其有一定相关性的三组美学概念的论文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有关数据。试图借此反映自然美问题在当下国内美学研究中的受关注程度。

从表中通过纵向比较。可以看到从2000年以来的八年间国内发表的篇名中含有“自然美”、“自然美学”、“自然审美”的论文共计约331篇，大致与前一时期20年的论文总数基本相当；年平均数比前一时期均有程度不等的明显增加，其中“自然美学”与“自然审美”论文年均增幅均达4倍多。从横向比较看，“自然美”类论文的年均数与其它诸多相关美学问题如“形式美”、“文艺美学”和“艺术审美”等的论文年均数的确均有很大差距，但从2005年以来三年论文总数与2000年以来八年论文总数之比来看，“自然美”论文在同组中最高，超过了其它三种；“自然美学”的论文比重，低于“社会美学”论文，但均高于其余五种。这表明自然美问题在近三年间的受关注程度已经大大提升，成为当前国内美学研究中名副其实的热点问题之一。

从研究内容看，近八年间的300多篇自然美问题研究论文大致仍然延续了前一阶段的问题，也基本可分为四大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历史性研究与艺术中的自然美问题研究的论文数基本与前一阶段一样均占全部论文的一成多，或许由于美学界的注意力集中于比较时兴的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研究之故，一般理论研究与主要为非美学界的研究者所从事的应用性研究论文占全部论文的比例较之前一时期发生了大的变化：前者由四成有余减为一成半多，而后者则由近三成上升为近一半。或许可以说，自然美本身的研究正经历着一个由内向外、由理论向实践的应用性转向。

据笔者在国图和中国期刊网等网站的检索、统计，2000年以来，国内出版的自然美问题研究专著有章启群的《论魏晋自然观――中国艺术自觉的哲学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蔡锺翔的《美在自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彭锋的《完美的自然――当代环境美学的哲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丁来先的《自然美的审美人类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赵志军的《作为中国古代审美范畴的自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刘成纪的《自然美的哲学基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六部，论及自然美问题的学位论文有姜玉敏的《自然美的人性启示：兼谈中国传统美学中的自然美思想》(硕士，河北师范大学，2000)、宋凤娣的《魏晋南北朝自然审美心理研究》(博士，山东大学，2001)、姜晓云的《论(文心雕龙)中伦理美和自然美之对立与融合》(硕士，南京师范大学，2001)、刘东阳的《自然美：从本质论走向生态论――当代中国自然美研究的一种考察》(硕士，首都师范大学，2007)四篇。

这些著述无论在数量(年平均数)上还是在内容深度方面都比前一阶段的自然美研究专著有了一定的突破与提高，可以说标志着国内的自然美问题研究开始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比如，在其中涉及到中国美学中的自然美范畴与研究现状的7种著述中，《美在自然》在传统美学范畴的框架内对中国古典美学中核心范畴“自然”或“美在自然”观的历史演变轨迹与美学内涵、制约因素、相关范畴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诠释，可谓一个多世纪以来深入研究中国古典自然美观念的一部重要的开山之作；《作为中国古代审美范畴的自然》则主要以文化史观，从中国儒家、道家、禅宗、世俗文化和文学艺术等方面，进一步考察了作为审美范畴的自然或自然为美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普适性，是继《美在自然》之后深入研究中国古典自然美观念的又一部重要著作。上述二书使中国美学传统中有别于大自然的美但又与之相关联的自然而然的美这一自然美观念得以清晰彰显，对我们重新理解、确定自然美概念，建立真正的自然美学意义深远。

如前述统计表所示，进入新世纪后的八年间，被认为与自然美问题密切关联的“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二者的论文年平均数比前一阶段分别有80倍和5倍多的增加量。从近三年论文总数与近八年论文总数之比来看，两种研究的论文比重。也均高于“实践美学”等三类。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作为当前国内美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由此即可见一斑。不过，同是当前国内倍受关注的两个热点问题，环境美学研究早于生态美学研究十余年，但人们付诸前者的热情明显不及后者。近三年论文总数占近八年论文总数百分比相差近8个百分点的情形，也表明生态美学在当前要比环境美学更受青睐。

关于当下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主要内容，这里介绍其中两位代表人物的看法。国内当前特别着力于生态美学研究的曾繁仁以为，生态美学并非一门独立的美学学科，而主要是一种崭新的美学观念，它最重要的理论原则是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整体主义，其自然美观念倡导“生态自然之美”，“力主自然与人的‘平等共生’的‘间性’关系，而不是传统的认识论美学的‘人化自然’的关系”。一直关心自然美问题、当前又尤其致力于环境美学研究的陈望衡认为，环境美学是一门应用科学，“是研究环境的美学价值的学问，它既是整个环境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美学的分支学科”，其理论基础“就是自然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目的则在于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当然，关于这两种美学的各方面都还存在很大争论，有关观点也存在不小的分歧，但关于二者的所有讨论差不多皆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或审美前景问题却是共同的。可见，两种美学与自然美问题确实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当代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流行，对于原本常态化的自然美研究显然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力。有论

者曾就此指出，在生态美学、景观美学、环境美学“对自然的审美考察中，出现了一个相当令人困惑的现象，即自然美这一经典概念反被大多数研究者遗忘。有人甚至认为，生态美的出现已预示了自然美的死亡”。论者还因此提出了“自然美在当代美学中是否仍具有理论生命力，它进入当代学术话语时遇到的难题是什么”等问题。我们以为，对盛行当前的两种美学从自然美问题视角做出积极回应无疑是必要的，但正如前文有关数据已经表明的，自然美研究并非如此充满危机。在国内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研究正日渐兴隆的大背景下，传统的自然美问题对一部分美学研究者的确失去了吸引力，但自然美自身及其研究的价值却依旧存在，自然美及其问题的研究并未死亡也不会死亡，只是非美学界比美学界愈发直接关注自然美问题罢了。另外，从生态与环境问题切入自然美研究未必不是一件有益之事。关键是自然美研究什么时候都不应该忘记自己真正需要去解决的基本问题。

应该说，生态美学、环境美学同自然美学的确有共同关注的自然美问题，但它们毕竟属于不同的论域。不过，鉴于尤其是生态美学在当代对实践论美学自然美观念的批判倾向及其对国内自然美研究的突出影响之事实，新世纪以来的自然美研究也可称之为自然美研究的生态论阶段。

三、国内自然美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综上所述，自然美研究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美学发展史中受到了相当的重视，有大量相关论文与不少专著问世，也取得了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但上述研究在给人启迪的同时，也让我们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

第一，对自然美概念一直缺乏合乎逻辑的有效界定，其内涵常常似是而非、模棱两可，从而直接影响了整个自然美问题研究的学理严密性。绝大多数情况下，自然美概念只是被普遍使用，而没有得到明确界定和说明。这或许是因为大家都认可“自然美即自然事物或现象的美”这个简单明了、顾名思义式的定义，――事实上，这也是常常被写进美学教科书或工具书中的定义。即使是质疑此概念并试图重新界定它的美学家仍不免再次陷入新的困境。因而，在很多论著中，自然美概念往往处于暧昧不明或在主观与客观之间犹疑不决的状况中。由于对其构成语素“自然”与“美”的不同理解而带来的自然美的多重涵义及其相互关系更未被仔细明辨、分梳。出现上述问题的直接原因在于很少有人深入追问自然美作为一个概念存在的依据究竟何在，或者说尤其是它作为一种美的类型的划分标准究竟是什么。另外，从古典美学关心的“美是什么”而非从现代美学关心的“审美如何”出发来切实思考美的分类问题，也是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之一。

第二，针对自然美范畴本身的概念或观念史、问题史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并不多。以往的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对中西美学史上有代表性的美学家的自然美观念均有涉及，甚至不乏切实的比较性研究，关于中国自然美、自然审美、自然美学史的著作也已经有好几部，但至今仍未出现一部真正的自然美观念史的综合性著作。中国古典美学史中侧重内在自然的自然美观念(自然而然的美)与西方美学史中侧重外在自然的自然美观念(大自然的美)、现实生活及艺术中所追求中的自然美观念与专业学术话语中的自然美观念基本处于一种割裂状态，其问题性更是未能得到特别关注和清理。

第三，关于自然美的一般理论性研究的问题意识不强，一门研究自然审美活动的美学分支学科――自然美学之建立仍然尚待时日。国内自然美问题的研究史表明，尽管关于自然美的一般理论研究论著已经不少，但在自然美经常被艺术中的自然美、美的本质、生态美或环境美等其它美学问题所遮蔽的情况下，真正属于自然美研究的基本问题往往显得模糊不清。事实上，自然美概念本身反映的是人的一种自然观，此自然观本质上又反映了由人的自然审美活动所体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可以说，自然审美活动或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正构成了自然美研究的基本问题。这样，合理、有效地界定、使用“自然审美”概念，研究自然审美的基本规律，进而真正建立起有别于艺术美学及当前非常时兴的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的“自然美学”意义更加重大，因为这会使自然美的问题性更加显豁从而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从前面的论文数量统计表不难看到，“自然美”概念的流行程度并不逊于“艺术美”，但作为处于同一理论坐标上的概念，“自然审美”与“自然美学”长期以来却远没有像“艺术审美”与“文艺美学”一样得到普遍运用。

环境美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生生理念；生生美学；生态美学；文弊

[中图分类号]B83-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2）06-0073-08

[作者简介]程相占（1966—），男，河南南阳人，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环境美学、生态美学、身体美学、生态批评研究。（山东济南 250100）

Title： Ten Years of the Aesthetics of Fecundity of Life

Author： Cheng Xiangzhan

Abstract： Tak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notion of “fecundity of life” as its ontology， value-orientation and ideal of civilization， and taking “the greatest beauty in the universe” as its aesthetic ideal， the aesthetics of fecundity of life proposed by Cheng Xiangzhan in 2002 is a theoretical response to contemporary ecology movement and global ethics movement. Constructing today’s ecoaesthetics by reinterpreting the ecosophy contained in the notion of “fecundity of life” in the Chinese Axial Perio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ore value can be effectively realized and the important function of criticizing cultural evils by aesthetics as cultural pathology can also be performed fully. The expansion from ecoaesthetics to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urban aesthetics， and somaesthetics can lead us to reflect and discover the aesthetic elements embodied in all aspects of human life.

Keywords： the notion of fecundity of life； the aesthetics of fecundity of life； ecoaesthetics； cultural evils

2002年10月，拙著《文心三角文艺美学》正式出版，我以“走向生生美学”作为“结语”，大体规划了自己未来的学术探索方向；2012年10月，我着手选编自己过去十年间的论文，发现“生生美学”这一理念基本上清晰了，可以用来作为这部论文选的书名。

中国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美学”，比如“实践美学”、“超越美学”、“生命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等等；西方学者似乎没有倡导“××美学”的习惯，但美国学者阿诺德·伯林特最近开始以“交融美学”（aesthetics of engagement）来概括自己的理论主张。面对名目繁多的美学学说，我不能不严肃地拷问自己的学术良心：为什么还要提出一种新的美学理念呢？是为了刻意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还是为了切实推进美学知识的有效增长？

带着这个良心拷问，我将概括生生美学的十年进程及其基本观点，从而揭示隐含在这部论文选深层的美学理念，真诚地邀请读者诸君对生生美学的学理根据进行严肃的理性批判。

一、提出生生美学的动因：构建生态美学

任何思想观念的提出都有其特定的现实动因或机缘，生生美学理念当然也不例外——其动因是“如何构建生态美学”这个时代课题。2001年10月17日至21日，“美学视野中的人与环境——首届全国生态美学学术研讨会”在陕西师大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位学者与会。尽管这次会议规模不大，却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生态美学的迅速发展。比如，曾繁仁教授奠定其“生态存在论美学观”的论文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演讲的。我本人也有幸应邀参加会议，并提交了题为《生生之谓美》长达万字的论文，我的生态美学研究由此正式启动。

我在《生生之谓美》中提出：生态美学不仅是生态学研究的新的生长点，而且是美学研究的新生点。它将解决以往的美学、特别是国内占主导地位的“实践美学”所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所谓的“自然美”、“人化自然”等）。我还提出：生态美学并不是一门独立的美学学科，而是“由生态危机引发的美学思考”，也就是以全球性的生态灾难为思考背景的美学；从美学角度关注生态问题，是生态学这个科学概念中固有的“家园”意识的具体化与深化。为了构建生态美学，我提出了 “生生美学”并予以初步界定：

从生态角度思考美学问题，正是出于对于人类前景的严重关切。必须改变“杀生”的文明模式，以新的文明理念挽救人类自己。这一新的文明理念就是“生生”。

我们倡导生生本体论，将以之为基础的美学称为“生生美学”：它不仅关注人类的生存，而且关注人类的“优存”——优化人类的存在。这表明，我们最终要论证一种新的文明理念。

生生美学就是以“生生之德”为价值定向、以天地大美为最高理想的美学。①

简言之，我当时的思路是：构建生态美学必然涉及哲学本体论、核心价值观、文明理念以及审美理想等四方面更加根本的问题，我将这四个问题归结为一种理念、两个字：生生——第一个“生”是动词，即“化育”；第二个“生”是名词，即“生命”。因此，“生生”即“化育生命”。我当时着重阐述了这种理念的中国哲学背景：

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一定价值意识指导下进行的，一种文明模式一般都有一个主导性的价值取向。中国古代先哲在设想人类文明模式时，大都以“生生之德”作为“价值定向”。在他们看来：自然（又称为“天”、“天地”、“乾坤”、“道”）是宇宙普遍生命大化流行的境域，它充满着无穷的创造力，范围天地，生生不息。如孔子说过：“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老庄则视“道”为生天育地、衣养万物的母体。《礼记·中庸》说：“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易大传》将天地的“生生之德”论述得最清楚，如《系辞传》说：“生生之谓易”，即言阴阳之道化育万物，新陈代谢不已；又认为乾的特性是“大生”，坤的特性是“广生”，“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又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即言天地的最大功能是化生万物。宋代程颢最为推崇《易大传》的“生生”思想。他认为：“生生之谓易，是天地所以为道。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又说：“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遗书》）重视天地生生特性的言论在古代不胜枚举，如程颐对人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见朱熹《仁说》）戴震说：“气化之于品物，可以一言尽也：生生之谓欤！”（《原善》）

受这种宇宙意识、自然意识支配，中国古人认为“美”产生的前提是“人与天调”：“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篇》）而最高的“美”是天地的“无言之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大美配天而华不作。”（王弼《老子道德经注》）艺术家的根本使命在于像庄子所说的“圣人”那样，“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而“原”与“达”的途径在于，超越世俗功利、知识的“虚静”、“心斋”、“坐忘”。（《庄子·人间世》）这一切表明：中国古人的宇宙是美、善一体的生机宇宙，而中国古典美学精神就是这种宇宙论精义的具体体现。因此，“生机”、“生气”、“生意”、“生趣”、“天工”、“化工”、“自然”……一系列与自然造化密切相关的术语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关键词。①

生生理念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根本理念、根本价值观，我所构想的生生美学就是对这种传统观念的当代转化——转化传统绝不是固步自封、因循守旧，而是在心领神会其精髓的基础上，将之创造为具有当代普世意义的理论学说。那么，生生美学具有什么当代意义呢？我当时这样写道：

针对全球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我们有必要反思现代文明自我认同的外逐认同模式，正是它造成了现代文明的“逐物”倾向，在对自然资源疯狂掠夺的“杀生”过程中将人类推向濒临灭顶之灾的边缘。借鉴中国文论传统中的内返认同模式及其“生生之德”理念，建设一种与“杀生”相反的、以“生生”为价值定向的生生美学，将是美学的可行思路。……我们希望自己的“生生美学”能够为当前的“普世伦理”思潮作出一定的贡献。

普世伦理（the Universal Ethics）又译“普遍伦理”、“全球伦理”或“世界伦理”。……我们将普世伦理称为：“由所有地球人肯定和支持的，一种最低限度的共同的价值、标准和态度。”在我们目前所能够想到的所有思想学说之中，“生生”——化育生命、创造生命，或许是所有宗教、文化传统所最容易达成共识的价值观念，同时又是挽救人类毁灭命运的最佳价值观念。

总之，生生美学有助于回答普世伦理如何可能、普世伦理的理论底线及其内容等问题，它在寻求“普世伦理”这一当代思想运动中所可能发挥的理论作用，就是美学在人类文化系统中的价值功能的集中体现。②

在200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又进一步说明了“普世伦理”，提出它应该包括天地万物：

人类与天地万物共在一个世界上，甚至可以说，正是它们构成了人类生活世界的根基。所以“普世”也应该普及于它们，伦理也应该适应于它们。总之，“普适（世）伦理”既是适应于人类的“人伦”，又是适应于天地万物的“物伦”。③

综合上述观点，我在这里对生生美学做出一个“工作性定义”（working definition）：生生美学就是以中国传统生生思想作为哲学本体论、价值定向和文明理念，以“天地大美”作为最高审美理想的美学观念，它是从美学角度对当代生态运动和普世伦理运动的回应。

二、生生美学的思想主题：对“文弊”的反思批判

要把生生美学构建成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系统，必须寻找一个坚实的哲学框架以及一系列具有内在关联的理论范畴。我一直对文化哲学用心较多，所以，尝试着把生生美学纳入我所构思的文化哲学框架内进行思考。我在2003年发表的《“非主流美学”视野中的文艺美学研究》一文，初步提出了这个文化哲学框架的八个关键词和基本思路：前四个关键词分别是“自然”、“心性”、“文化”和“文明”，第五个关键词是“文弊”，也就是“文明”的对立面，描述它的三个形容词分别是与真、善、美相反的假、恶、丑。这是我的文化哲学思考最为独特的地方，特摘引如下：

“文弊”又作“文敝”，在中国古代颇为常用，大致上也是“文明”的反面，如当代新儒家人物牟宗三先生，就曾用“周文疲弊”指代“礼坏乐崩”这一先秦子学兴起的背景。在现代汉语常用词语中，诸如弊端、弊病、弊政、兴利除弊、弊绝风清等，使我们很容易领会文弊的含义。我将之改造为一个文化哲学概念，用意在于强调指出人类历史的阴暗、险恶乃至罪恶的一面。我们曾经见到过许多种以人类文明为题的论著，但至今未见有人写过一部旨在展示人类假、恶、丑历史的“文弊史”，好像人类从未有过罪恶、从未制造过灾难似的。古诗有言：“一将功成万骨枯”。人们似乎最容易注视着成功者的荣耀，又似乎最容易忘记种种荣耀掩盖的累累白骨、血汗和泪水。文明与文弊的共生性显示了一种“悖论”，我希望自己认真探讨文化悖论的内在机制。简单说来，心性中的对象化、主体化能力以及阴暗成分是其根源，人类置身其中的社会结构则是推动力量。个体在出生以后的社会化过程中发展出对象化、主体体化能力，同时也塑造出社会望。……《文心三角文艺美学》的结尾部分甚至提出美学就是“文化病理学”，表明我对于文弊的强烈关注。正是文弊的存在，“返朴归真”、“复古”、“复元古”等观念才能得到确切理解；非对象化、非主体化、非功利欲望、超越社会桎梏的审美活动，作为一种净化文弊的文明活动，其功能和意义也由此而得到彰显。①

“文明”与“文弊”构成了“文化悖论”。当代环境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是倡导荒野之价值最为有力的学者，但我认为，如果没有“文弊”概念作为参照，我们不可能真正理解荒野的价值；当代环境美学家艾伦·卡尔森认真论证了“自然全好”（又称“自然全美”）的命题，但同样遗憾的是，由于缺少“文弊”意识，他的论述也尚欠深刻。

就“文弊”与审美活动的关系，我在2003年出版的《现代视野中的文艺美学基本问题研究》一书中已经有所论述，2005年发表的《生态智慧与地方性审美经验》一文则进一步重申道：

生态意识、生态智慧的缺乏，是前此美学研究、美学理论最为严重的缺陷。从美学思想主题上来说，许多美学、特别是中国当代影响最大的实践美学，基本上充当了现代文化注脚的角色，一贯地、不加反思地论证着实践的合理性，极少关注实践、特别是其作为理论“逻辑起点”的物质生产实践的累累恶果：环境污染、物种消亡等等，也就是对于“文弊”（或称“文蔽”）——文化弊端的起码反思批判意识。在我们看来，审美活动的主要功能是对于“文弊”的超越。由“文明注脚”而为“文弊超越”，这是中国当代美学的主题和观念发生的某种根本性变化。①

三、“轴心期”理念、生态智慧与生态美学构建

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初介绍到我国后，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中的常用词，杜维明先生还将21世纪视为人类的“新轴心时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前200年）是哲学的突破期，人类在此时期创造了精神生命进行自我理解的普遍框架。这个框架包括中国孔子开创的儒学体系、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以及印度的佛教等。此后，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复兴，总是为文明的发展提供了精神的动力。这一学说突破了黑格尔式的西方中心主义论调，有助于打破西方强势话语的霸权局面，也更加符合人类文化多元发展的历史实际。如果我们同意杜维明的观点而把21世纪看作人类的“新轴心时代”，那么，中国学者是否有信心、有能力回应这一让人百感交集的概念呢？

正是在上述思想的感召下，我于2005年发表了《“轴心期”理念与中国文论话语之重建》一文，于2006年发表了其姊妹篇《中国轴心期的“生生”观念与当代生态美学构建》。前一篇文章提出：在当今全球化趋势日趋加剧的现实语境中，吸收中国轴心期的审美精神而建立当代文论，无疑是中国文论进行文化认同、获得其“文化身份”的根据。因此，对于“生生”理念的领悟和吸收是中国文论话语重建的前提。我当时特别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文论话语重建成功的标志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在自觉而充分地吸收中国轴心期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能够有效克服西方现代性危机、并能够与世界一流学者平等对话的理论学说。这种学说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之日，也就是中国文论话语重建成功之时。”②

《中国轴心期的“生生”观念与当代生态美学构建》承续了《生态智慧与地方性审美经验》一文的基本观点，从“生态智慧”这一当代视角讨论中国轴心期的“生生”观念对于当代生态美学构建的意义，指出生态智慧主要是深层生态学的创始人阿伦·奈斯的观念，“是一种关于生态和谐与平衡的哲学”。③我提出：“通过充分地发掘‘生生’观念潜在的生态智慧，可以丰富当代生态智慧思想，从而实现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念的现代转化。”④

四、从生态美学向环境美学、城市美学与身体美学的拓展

《中国轴心期的“生生”观念与当代生态美学构建》这篇文章对于我的生态美学研究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原因有两方面：一、我将之翻译成英文，以它作为课题有幸通过了杜维明先生的面试，成功地入选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2006-2007年度访问学者，从而使我获得了走向世界的大好机会；二、该文正式启动了我的环境美学研究，由此我从生态美学跨进了环境美学领域，因为这篇文章的第四部分提出了一个明确的主张和方向：“比较和沟通中国生态美学与西方环境美学，将生态智慧的主要观念吸收到生态美学构建之中来。”

其实，我对于环境美学的探索早在2003年左右就开始了，其动因是调查、搜集国际上的生态美学材料。我的思路很简单：在全球化的今天构建生态美学，绝对不能闭门造车、向壁虚构；只有充分了解和借鉴了国际上已有的成果，才能够谈得上与国际接轨。但是，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西方生态美学方面的论著很少，而环境美学的论著则非常丰富。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是否一回事？它的渊源、思路和学理根据何在？这是我在哈佛访学期间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借助哈佛大学庞大而卓越的学术资源，利用整整一年的时间，我基本上理清、把握了环境美学的来龙去脉，收进本书的《环境美学对分析美学的承续与拓展》一文，比较详尽地梳理了环境美学的理论背景、内在逻辑、发展脉络和基本观点；对于西方生态美学我也有了基本把握，收进本书的《美国生态美学的思想基础与理论发展》一文，不仅正式开始向国内引进、介绍了西方生态美学，也为我自己构思生态美学提供了可靠的国际参照。收进本书的《论生态审美的四个要点》一文则全面系统地阐发了我的生态美学观：我认为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态审美”，而生态审美包括四个要点，即以交融性审美方式取得主客二元式的动宾词组“审-美”模式、强调生态审美与生态伦理的关系、强调生态审美与生态学知识的关系、生态审美与人类审美偏好批判。发表在国际生态批评权威期刊《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上的英语论文《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表明了我对于态美学与生态批评之关系的思考；而《生态批评第三波：生态文艺美学》一文，则表明了我对于生态批评发展前景与重点的看法。至于国际学术界都非常关注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关系问题，收进本书的《论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联系与区别》一文，按照二者的学术发展进程划分为五个阶段、五种立场进行探讨，并重点阐发了第五种立场、也就是我的生态美学研究的思路和要点。当然了，我即使在侧重研究当代西方美学的时候，也须臾没有忘记中国古代美学传统，收进本书的《中国环境美学思想史研究的当代意义》一文，就是我与我的研究生们合作的《中国环境美学思想研究》一书的导言——这本书在我研究西方环境美学、生态美学的时候，时时刻刻都发挥着参照作用。①这些相关成果汇总为本书第二辑“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

我之所以研究城市文化与城市美学，一是外因促动——2004年，友人邀请我参与城市文化研究课题；二是内因促成——城市也是环境，也就是有别于自然环境的人建环境，因此，完整的环境美学必然包括城市美学。②本书第三辑“城市文化与城市美学”就是这方面的成果。这里，我首先看重的是《西方城市的历史形态及其文化精神》这篇长文，因为我一直认为，西方文明与城市密切相关，而中华文明则与乡野有着不解之缘。最近读到的一本书支持了我的这一看法。美国当代著名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摘引了苏格拉底的一句话：“你们知道，我喜欢学习；但乡村和树木不能教给我任何东西，城里人却能告诉我许多知识。”罗尔斯顿对此评论道：“苏格拉底喜欢城市及其政治和文化，远离对心智无益且枯燥乏味的自然。”③这种文化精神显然有别于中国文化。我出生在河南新野一个偏僻的小村庄，19岁上大学之前连新野县城也只去过一、两趟，更不用说其他大城市了。和那时候千千万万的农民一样，我对于城市和“城里人”有着与生俱来的崇拜，最辉煌的人生理想就是有朝一日摆脱农村户口，摇身一变成为吃“商品粮”的“市民”。尽管从19岁开始一直生活在郑州、济南这样的省会城市，但此前的乡村生命记忆一刻也未曾忘怀，城—乡二元结构总是我思考社会形态、中西文化的基本框架。

第三辑中还应该提到的是2008年发表的《城市意象与城市美学：跨文化视野中的城市美学》，这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英语学术论文，也是我花费时间最长、耗费心思最多的一篇论文。2006年8月我到达哈佛-燕京学社之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规划学院王昕晧教授正式邀请我为该院规划专业的博士生做一个学术讲座，我拟订的题目就是《城市意象与城市美学》。讲座于2007年2月21日在该校成功举行。此后，我又对这个英语讲座进行了较多补充，以之作为会议论文于2007年5月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景观中的议题：环境、审美融合和公共空间”国际讨论会。一同参加讨论会的美国环境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教授阅读后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我之所以重视这篇文章，原因有两方面，一、它是我英语学术写作的正式开始，表明我的国际化努力初步落到了实处；二、它的修改过程，特别是西方那种严格的匿名稿件评审制度，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论文被土耳其Hacettepe大学的《人文学院学报》接受后，先后收到了两份匿名评阅意见书，都对我的论文提出了严厉而中肯的修改意见。我想，西方学术在很多方面比国内领先了很多，严格的学术制度和严肃认真的学术态度无疑是重要因素。

第四辑“身体美学”意味着我的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扩展，其外因是与美国学者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学术交往——我组织翻译了他的身体美学的代表作，①从而对于身体美学有了较深的理解；内因则是我的环境美学研究。其实，早在1995年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美学大会上，环境美学家伯林特就发表了《环境与身体》一文，该文后来收进来作者的《生活在景观中：走向环境美学》一书。②我从2006年开始一直与伯林特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阅读他的环境美学著作的时候，经常发现与身体相关的论述。按照伯林特的观点，作为欣赏者的人，只能身在环境之内、综合运用身体的所有感官进行环境体验，所以，环境审美有着明确的身体维度。尽管我尚未对此进行全面清理总结，但是，环境美学与身体美学之间的联系却是我几年来一直清楚意识到的问题。另外，生态美学也促使我思考身体美学问题：我们的身体无时无刻不在与周围环境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能量交换，身体永远无法离开自己所存在的环境——人作为身心合一的生命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互动——这不正好符合生态学的定义吗？西方传统美学有着明确的身—心二元论，表现出浓厚的重“心”轻“身”的倾向，这种倾向与缺乏生态意识的现代西方哲学具有很大的一致性。因此，深入地沟通生态美学与身体美学，也将是我下一步的一个努力方向。审美能力是人的基本能力之一，审美要素遍及人类文化的方方面面。第五辑“审美与文化”的两篇文章透露了这种信念。

最后，我想介绍一下这部论文选的第一辑，“境界的历程：中国古代文艺美学及其当代转化”。2004年，我发表的《冯友兰人生境界论的审美维度》一文提出，中国古代美学所谓的“美”，一般只应该从“境界”的意义上来理解。我当时断言：

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并没有什么“美”学，而只有“境界”学。以“美的历程”来概括中国美学史，远远不如用“境界的历程”来概括更加恰当（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将来会进行重点探讨）。①

显而易见，这个论断所针对的是李泽厚的一代名著《美的历程》。从我的大学时代开始，李泽厚的这本书就是我的常备书，直到现在，我每年给研究生讲授一学期“中国美学专题研究”，还是经常探讨这本书。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发现这本书的局限越来越明显：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是“美”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中国美学的主流是《美的历程》所侧重概括的“艺术美的历程”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其实，最能代表李泽厚中国美学史研究水平的，是他那本远远不如《美的历程》流行的《华夏美学》——这本书所揭示的，是有别于“艺术美学”的“哲学美学”。如何将艺术美学与哲学美学结合起来、更加准确地揭示中国美学精神？我提出了“境界的历程”这个命题——中国哲学美学所阐发的是心灵境界的哲学基础及其所引导的审美体验，而中国艺术美学只不过是同一种心灵境界之审美体验的艺术符号传达。所以，我一直着意从境界的角度，发掘中国古代美学的发展线索及其所隐含的文化精神。“境界的历程”这一辑基本上实现了这个设想。尤其重要的是，我的生生美学孕育在这个探索之中——它不仅代表着我的学术背景，而且代表着我的所有学术研究的基石，所以，我将其作为本书的第一辑。

本书的体例是选编过去十年的论文，唯一的例外是发表于2000年的《〈巴黎手稿〉与〈文心雕龙〉的互动诠释》一文。之所以破例，是因为这篇文章提出了“互动诠释法”的雏形，后来一直成为我的美学研究方法论：

首先，明确研究主体的理论理想，对理想的文艺学形态有一个大致的设想；其次，从研究态度与具体操作上尽可能客观准确地解读马克思文论，以此为“前理解”去解读中国古代文论，比如刘瓣的《文心雕龙》；然后，尽可能客观准确地解读中国古代文论与《文心雕龙》，再以此为“前理解”去解读马克思文论。这两个“前理解”互相循环，不可能截然分开，并且都与研究主体的理想预设有关，故称为“互动诠释法”。②

当时研究的着眼点是文艺学，如果运用到美学研究，就是理想的美学形态（今）、中国美学（中、古）与西方美学（西）的“互动诠释”，简言之，即“古今中西的互动诠释”。

环境美学论文范文第6篇

园林设计评价不仅限于对园林各要素山水、地形、建筑、植物等的评价，还应包括对这些要素布局、规划、营造的意境等综合性质的“精神”评价，并从中提炼出能对各构成要素及内在“精神”进行评估的准则。本文以园林植物美学标准发展和园林规划设计的美学考虑为基础，进而分析园林整体美学要求，从中提炼出综合评价各要素的评估准则。1.园林植物美学标准的发展西方国家对园林植物有两种态度：一是以种植为主要目的；二是为造园的材料之一。西方国家受早期西方哲学的影响，西方早期哲学家以毕达哥拉斯为代表的认为：数是万物之源。数既是世界的来源和性质，又是世界的存在和状态。于是美的规律当然也就是数的形式规律，数的和谐是西方人最高的美学理想，美就是数的和谐。在西方园林里黄金分割与比例关系就成为艺术规则与标准。表现在园林植物上，就是严格按照规律计算得到一个规整的图案。在中国传统的造园中，植物是园林的构成要素之一。中国园林对植物的评价形成与中国园林的发展是步调一致的。以周维权先生在园林史中的阐述，可分为4个阶段：第一，秦汉时期是满足人们物质生存的阶段。以种植和饲养动物为主。第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满足人们对植物的精神寄托阶段。从模仿自然到了以满足人们精神需求和享受阶段。第三，隋唐时期进入了一个自然美，形式美，艺术美的完美结合阶段。第四，元、明、清时期是对意境的追求阶段。园林植物美学的发展可以简单概括为：从自然生存要求到欣赏、心意层次上的愉悦要求。对园林植物评价包括了生态美、形态美及意境美等多个角度。2.园林规划设计的美学考虑中国园林规划设计比较重视主题之美，注重对传统古典园林设计原则的师承与创新。师承“师法自然”的造园思维，顺应“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因地制宜与可持续发展理念。中国园林造园原则主要有：“因地制宜、顺应自然；山水为主、双重构造；有法无式、重在对比；借景对景、引申空间”，具体到造景手法有：抑景、借景、添景、夹景、框景、对景、漏景等。造园内容包括：筑山、理池、植物、建筑、书画等。因而中国园林在造园构景中运用多种手法来表现自然，以求渐入佳境、以小见大、一步一景的艺术境界，以取得自然、淡泊、恬静、含蓄的艺术效果。这些方法既可以作为造景手法，也可作为观赏法则。从美学体现角度看，中国园林合适地利用了山石、植物、建筑，因地制宜，对大自然之美进行再现，体现了一种怡然、闲适的自然之美。中国园林也追崇“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的意境美。而这种意境美是一个最能体现和代表中国艺术精髓的美学范畴。园林中的意境美讲究“情景交融”“诗情画意”，正如宗白华先生在其《美学散步》中谈到：“在一个艺术表现里情和景交融互渗，因而发掘出最深的情，一层比一层更深的情，同时也透出了最深的景，一层比一层更晶莹的景；景中全是情，情具象而为景，”因而含蓄的意境美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所追求的至高境界，也是中国传统美学的精华所在。中国古典园林有“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的造园思想和“虽为人造，宛自天开”的美学境界，一种保护自然、保护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观念。这种思想观念所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相互渗透、和谐统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地、日月、山河、森林，无不与人类的生存、繁衍息息相关，现代社会所提倡的可持续发展也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再次论证了中国古典园林造园思想的科学性。虽然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是以经济发展为背景的，但经济的发展同样影响着环境的发展和变化。正如《淮南子本经训》上，“焚林而田，竭泽而渔”的典故，指出发展经济以不能破坏山林、水体等生态环境为前提，要有长远发展的眼光。所以，可持续发展体现了中国园林中自然之美、艺术之美和道德之美。中国古典园林深受儒家“德”思想的影响，特别重视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寓意于物，以物比德。人们将竹子、松、悔、兰、菊、荷以及各种形貌奇伟的山石比作高尚品格的象征。这些思想一直影响着人们的审美思维。

二、园林美学评价准则的提炼

以园林植被美学标准发展、园林设计美学考虑为例，进行美学评价基础分析，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共同的美学因素，这些共同的美学因素即可作为不同形式、不同目的规划建设的园林的共同评价标准，也是园林美学评价的共同准则。这些准则包括：园林美的自然基础，可以生态适宜度代表；园林美的人文基础，可以主题符合度代表；园林美的感官基础，可以视觉美感度代表；园林美其他未能反映的角度，以综合美感度来代表。园林设计评价一般涉及到园林的艺术、人文、心理等多方面，只有对园林这个审美主体以及审美经验有全方位的、多角度的探索，才可能将园林美学评价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概括。园林传统的美学评价比较关注意境，由视觉带来的心理感受，而忽略了视觉之外的一些能够引起人们美感的综合因素。本文以美学、设计美学为指导，以园林设计和园林规划设计原理为基础，根据园林美学评价指标选择的科学性、客观性、完整性、有效性为原则，来确定园林美学综合评价体系。园林也是一个设计产品，设计的目的并不是产品，而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是为人的、有目的的设计。1.设计美学中相关的理论阐述1957年7月，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大会上，提出设计作品的基本原则：适用、经济、美观。一直作为我国对设计评价的标准。此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设计作品的思想性强调出来，因而较长一段时间里，设计作品强调：思想性、实用性、艺术性。徐恒醇先生的《设计美学》将整个设计美学分为形态构成、功能转化、文化整合、审美范畴、符号表现以及风格的变迁。在设计的审美的范畴中认为有形式美、技术美、功能美、艺术美、生态美。在设计美学中的形态构成中谈到设计产品都是实用、认知与审美三种功能结合，与适用、经济、美观原则一样同属审美的标准。同时《设计美学》认为，人工形态是有目的性、有社会性社会文化产物。作为人工形态，就包括了功能、形式、结构、材料等因素。这其中就包括了自然性和模仿自然性，是“师法自然”。匈牙利著名哲学家卢卡契（G。Lukacs）“模仿是艺术的决定性源泉，正是模仿和激发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使人产生了一种全新类型的反映方式——审美。”结构上有一定的目的性和规律性，形式上有色彩、形状等被人直接感知（徐恆醇，2006）。[1]从设计方法学的功能论来说，设计产品具有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物质功能包括技术功能、实用功能、环境功能。技术功能又包括性能、可靠性、安全性；实用功能包括操作性、宜人性、效能；环境功能包括人工自然、生存方式。精神功能包括：审美功能、象征功能、教育功能。其中审美功能包括造型美、技术美；象征功能包括集团象征、地位象征、意义象征、个人象征；教育功能包括陶冶情操、影响思想（徐恆醇，2006）。园林作为一种设计产品兼顾着物质与精神功能，它以人的需要为目的，用技术手段将其变成人用得着、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同时在精神上也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用意境来使人进入一个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精神境界。中国古典园林多以诗句的意境为主题，根据诗句来勾画草图，建造时，依诗词来仔细推敲山水亭阁植物的位置，同时还以诗词来点题景名。如拙政园中的“远香堂”，取自周敦颐的《爱莲说》中的“香远益清”的诗句。还有“与谁同坐轩”、“小飞虹”、“小沧浪”等都出自名家诗词。李砚祖先生在《论设计美学中的“三美”》中，将设计的美分为功能之美、科学之美、技术之美，设计产品从一开始被设计就具有了目的和规定性。完善的功能带来技术美感。功能美的因素包括材料本身特性发挥的联系，和感性形式本身符合美的形式规律（李砚祖，2003）。[2]科学之美，科学与艺术的统一是设计的最本质特征。设计的过程是设计师探索和追求美的过程，科学家是寻求和发现美，设计家是寻求和创造美。技术之美，科学与技术是一种共生关系，它介于自然美与艺术美之间。技术美与功能美有着内在的联系。技术美通过工艺材料、形式和功能体现出来。工艺技术是对材料的运用及加工技术。《吴良镛：城市美的创造》中总结城市美的艺术规律有整体的美、特色的美、发展变化的美、空间尺度韵律的美（中国建筑学会网站，2013）。[3]法国美学家拉罗曾经把工业产品的美分为5个范畴：1、功能的结构之间的统合，显示出美；2、材料的结构；3、有机的结构，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的主次关系，其重要性的显著程度决定了人的喜好；4、形式的结构，包括对称均衡色彩等多种形式要素；5、环境的结构。强调各部分协调产生美。2.园林规划、设计中的相关原理以及设计比赛的评价标准《园林设计》一书中谈到园林设计必须遵循的原则有：适用、经济、美观。三者的关系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情况下，根据不同性质、不同类型、不同环境的差异彼此之间有侧重。三者不可分离不可孤立，单纯地追求一样都可能使设计方案成为一纸空文（唐学山等，1997）。[4]《园林规划设计》中将园林美归纳为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其中自然美包括了多样性、象征性、直观性。对园林设计的基本形式美法则也做了总结与归纳。如多样统一、对比与微差、均衡与稳定、韵律与节奏、比例与尺度（任有华、李竹英，2009）。[5]各种设计比赛，也会确定一些评价的标准，根据各类设计比赛的评价标准，可以归纳为：功利、美学、环保、文化、法律等评价标准。功利评价因子包括功能、经济、安全和健康。美学评价因子包括线条、形体、色彩、肌理、光线、空间等视觉元素的合理安排。环保评价以环保作为设计的标准，文化包括设计的社会文化意义，法律包括对设计是否依据了法律法规来判断。

三、园林美学评价指标体系提炼

由于评价的目标不同，评价指向也就会有不同，评价因子的选取也会有差异。本文的评价因子选取有以下3个特点：一是被研究者们研究过并撰文的，与园林美学评价相关的，比较可靠的、有用的评价指标，通过专家对比研究者们评价法中的各种评价指标的相关性，对园林美学评价中的主要评价因子的可靠性和有用性进行选择。二是一些评价指标只是术语上的差异，但含义相近，因而本文在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遵循指标与评价目标一致性、可比性的原则上对评价指标做了归纳与整理，提炼出与园林设计综合评价的相关指标，使研究更具科学性。三是根据实践操作的需要，充分体现准确、科学的原则来选择园林美学评价指标。1.经典园林著作对园林美学评价指标的论述（1）《园冶》是世界上第一本造园理论书，由明末计成所著。总结《园冶》的园林设计评价指标包括：变化、差异、赏心悦目、合乎时宜、因地制宜、形态美、色彩美、嗅觉美、音律美、象征美、曲折美、幽静美、空灵美、生态美。[6]（2）《中国园林美学》是第一部对中国古典园林美学系统化研究的专著，由金学智所著。总结其园林设计评价指标包括有：真善美、合目的性、功能性、结构、艺术性、技术美、季相美、时景美、文学性、书法艺术、绘画性、雕刻依附美、独立美、历史性、文化与传统、意境美。[7]（3）《园林美与园林艺术》的作者余树勋是我国著名的园林专家，建立了园林工程学科。总结书中的园林设计评价指标有：时代性、社会性、阶级性、民族性、愉悦性、直觉性、联想性、功利性、主次分明、一致性、各异性、趣味性。[8]（4）《园林清议》是著名的古建筑、园林艺术家陈从周先生关于园林的论文集。他强调个性特征、比例与尺度、地方性、意境、立意、协调。[9]总结经典园林著作，园林设计评价相关的评价指标有：变化、差异、赏心悦目、因地制宜、形态美、色彩美、嗅觉美、音律美、象征美、曲折美、幽静美、空灵美、生态美、真善美、合目的性、功能性、结构、艺术性、技术美、季相美、时景美、文学性、书法艺术、绘画性、雕刻依附美、独立美、历史性、文化与传统、意境美。时代性、社会性、阶级性、愉悦性、民族性、功利性、直觉性、联想性、一致性、各异性、趣味性、主题突出、地方性、功能性、意境美、历史性、自然美。个性特征、比例与尺度、意境、立意、协调。本文认为变化、差异、各异性、个性特征可归纳在多样性中；曲折美、形态美、比例与尺度可归纳在形式美中，文学性、书法艺术、绘画性、雕刻依附美可归纳在风格与特征中，幽静美、空灵美、嗅觉美、音律美、象征美、愉悦性、联想性可归纳在意境美中。适宜性、地方性、因地制宜等可归纳在地形合理运用、植物合理选择、水体合理利用中。社会性、阶级性、民族性、历史性、文化与传统等可归纳为文化与传统。趣味性、愉悦性可理解为娱乐性等等。最后总结出：技术美、功能性、空间与布局、色彩美、形式美、地形合理运用、植物合理选择、水体合理利用、文化与传统、风格与特征、意境美、自然性、协调性、独特性、多样性、娱乐性、整体性、季相变化、历史文化、完整性、娱乐性等21个评价因子。2.相关的美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中评价指标的提炼通过CNKI的词条相关度的搜索，“适用、经济、美观”，“园林美学评价”，“园林美学评价方法研究”，“景观美学评价”，“中国传统园林美学”有博士论文39篇，硕士论文105篇，相关的学术论文280篇，会议论文31篇。“美学视角下的中国园林设计综合评价”则没有找到相关的论文。从具体数据可得知研究中国园林美学综合评价的文献几乎没有，只能从与之相关的风景园林、园林植物、森林景观等美学评价中获得一些评价因子。从文献总结来看，其中与园林美学评价相关的博士论文有9篇。这9篇博士论文多为森林与植物景观的评价，因而与园林设计综合评价相关的因子多为生态和视觉美感方面的，使用比较多的评价因子有：季相变化、自然性、协调性、独特性、多样性、娱乐性、整体性、独特性、自然性、整体性、历史文化、生动性等。园林美学评价相关的硕士论文有18篇，同样，硕士论文也多以风景林景观、植物为主，与园林美学综合评价相关的评价因子有：体现立意、提升境界、分区合理性、人性空间；功能上的完美等可归纳为功能性；地形地貌多样化、地形地貌奇特度、区位条件、自然性、生态美、风貌协调性等可归纳为地形合理运用；植被覆盖率、植物物种多样性、群落结构物种多样性；绿视率、生物多样性、群落稳定性、乡土性、多样性、绿色覆盖度等可归纳为植物合理选择；水体优美度、水体质量等可理解为水体合理运用；结构复杂性、空间序列、艺术构图、构景层次、完整性、环境协调性、层次丰富度、视觉多样性、构景层次等评价因子可总结为空间与布局；色彩鲜明、色调变化、色彩丰富度、色彩与季相变化、生动性、色彩富于变化、季相变化等因子可归纳为色彩；比例与尺寸、秩序与协调、韵律与比例、奇特性、形式美、对比度、形式上的美好等总的来说是形式美的法则；历史文化价值、文化的可读性、科研和历史价值、文化氛围、人文内涵、历史文化性、科研价值等归纳为文化与传统；地域特色、时代特色、人文景观的丰富度、观赏特性、景观地域性、地域特色、珍稀度。景区独特性、典型度、奇特性、生态美等归纳为风格与特色；意境美、和谐性、意境上的妙美等归纳为意境美。重复出现比较多的评价因子还有：自然性、独特性、科研价值、生动性、完整性等。会议论文3篇以及期刊发表的论文有19篇。从众多的评价因子中找到与园林设计相关的评价因子。其中功能性原则、功利性原则等可以用功能性来概括。科学美可以理解为技术美。生态性原则、和谐、多样性、多样美、植被色彩、植被类型、有序性等可以概括为植物合理运用。水体质量、水体大小、水景可以概括为水体的合理运用。层次美；层次美、空间美、有序性、构景层次可总结为空间与布局。色彩效果、明暗效果、季相美、主色彩、色彩丰富度、色彩对比度、色彩美、色彩、质感、绿色覆盖度、季相变化等，可理解为色彩。艺术性原则、统一，均衡，韵律，比例、多样美、对比美、调和美、韵律美、对比美、调和美、变化美、均衡美、尺度美、虚实美、师法自然等因子可理解为形式美。历史文化性、历史与风俗、艺文与书画、科研和历史价值等因子可理解为文化与传统。美学质量、时代性原则等可理解为风格与特征。诗情画意美、联想美、意境美等可理解为意境美。以上总结出来的评价因子，综合为：技术美、功能性、经济性、空间与布局、色彩美、形式美、地形合理运用、植物合理选择、水体合理利用、文化与传统、风格与特征、意境美、自然性、协调性、独特性、多样性、娱乐性、整体性、科研价值、季相变化、历史文化、完整性等22个评价因子。

四、园林美学评价指标选择

（一）主成份特征值及主成份个数原始问卷有21个园林美学评价问题，因此计算得21个特征根，如下表所示。由上表可见，从第五个特征值开始，其值既小于1，意味着第五至21个主成份，在美学综合评价中的贡献较小，可以忽略。结合前述美学评价理论研究，可取四个主成份。

（二）各主成份因子载荷表及变量选择结果本研究中21个变量在所取4个主成份上的载荷如下表所示由该表可见，总体上看，Q1、Q2、Q4、Q5、Q6、Q9、Q13、Q14、Q17、Q19、Q20、Q21在四个主成份上的载荷较为显著，均在0.7以上，其他变量的载荷相对较小，对主成份的贡献不大，既在园林设计评价中的地位不太重要，可以忽略。其中Q13、Q17、Q19在第一主成份上载荷较大，属于第一组。按各指标的含义，这一组主成份，可命名为“主题合符度”。Q4、Q5、Q6在第二主成份上载荷较大，属于第二组。按各指标含义，这一主成份可命名为“视觉美感度”。Q1、Q2、Q9在第三主成份上载荷较大，属于第三组。按第三组三指标各自含义，这一组主要反映了园林各方面的综合美学特质，因此可命名为“综合美感度”，也是园林设计评价最主要考察对象、美学评价绩效的主要表现形式。Q14、Q20、Q21在第四主成份上有较大载荷，为第四组。按这一组三指标的含义，该主成份主要反映园林自然环境融洽性或生态适宜性，可命名为“生态适宜度”。

（三）园林景观美学评价指标删选结果的分组及其意义由前一章与上两节研究，通过调研发现，园林美学评价指标的选择，专家与民众的选择结果基本相同，这些指标包括文化与传统、风格与特征、空间与布局美、形式美、色彩美、技术美、植物合理选择、功能美、经济性、水体合理应用和地形的合理运用。这十二个指标，可以按其实际含义，分为四个模块。六、小结以美学、设计美学作为理论指导，以园林设计、园林规划设计原理为基础，根据园林美学评价指标选择的科学性、客观性、完整性、有效性为原则，对园林设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文献进行提炼，从两个方面小结出评价指标。一是从园林学著名专家学者的专著及论文中提炼出相应的评价因子，从中获取相关的21评价因子。二是从数百篇博士、硕士论文和期刊发表的相关论文中寻找出与园林综合评价相关的论文，从中提炼出22评价因子。经过研究发现，这些指标之间无明显差异。在文献综述获得21个备选指标基础上，运用专家访谈法，得出12个专业人士觉得适用的园林美学综合评价指标。又从实证角度，对园林综合评价指标，通过对民众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了实证选择。用统计手段验证了本次调查的信度，不仅验证了问卷整体的可靠性问题，而且对个别指标与整个问卷的一致性进行了验证，从中可见，有些问题，既评价指标可能在整体一致性上表现不优。再以主成份分析方法，选择出贡献度最大的四个主成份，并以对主成份信息贡献为度量手段，筛选出12个信息贡献度最大的指标。实证研究中可以发现，对主成份贡献最大的指标，与前述信息一致性指标，结果基本相同，较充分地证明了这些指标的可靠性。最后对四个主成份与12个指标信息进行了归类。为后续园林评价的量化评价新方法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环境美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环境体验　审美融合　参与美学　消极审美价值　城市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1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5-0138-07

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1932-)，美国长岛大学荣誉退休哲学教授。1962年于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逻辑与社会学说：杜威对于社会哲学的理解方法》。先后任教于路易斯维尔大学、布法罗大学、圣地亚哥学院和长岛大学。曾经担任国际美学学会主席(1995―1997)、国际应用美学学会顾问委员会主席，还曾担任国际美学学会秘书长和美国美学学会秘书。主要论著有：《审美场：审美经验现象学》(1970)、《艺术与融合》(1991)、《环境美学》(1992)、《生活在景观中：走向环境美学》(1997)、《美学反思》(2004)、《美学与环境：一个主题的多重变奏》(2005)以及大量的关于艺术、美学、伦理学和社会哲学的论文，还主编了《自然环境美学》(2004)、《人建环境美学》(2007)等论文集。其论著先后被翻译为汉语、希腊语、俄语、芬兰语、波兰语、阿拉伯语和法语等多种语言。

2007年7月28―30日，伯林特教授在美国缅因州卡斯汀的家中接受了程相占的专访。

程相占(以下简称程)：伯林特教授，非常感谢您在家接受我的学术访问。您1993年访问山东大学时，我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从未想象到有环境美学这个学科。您当时介绍了美国美学，还做了一个题为《解构迪斯尼世界》的演讲。事隔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您的《环境美学》早在1992年就已经出版。

伯林特(以下简称伯)：欢迎来访。我想那个演讲实际上就是关于环境美学的，特别是它的批评功能。你是如何发现环境美学并对它产生兴趣的?

程：您或许知道。随着全球性的环境危机、生态危机日益加剧，中国学者开始在1994年提出了生态美学。2001年我国在西安召开了全国首届生态美学研讨会，我当时应邀参加了会议。从那时起，生态美学成为我的学术兴趣之一。因为我想了解西方是否有生态美学，就查阅了2001出版的英文版《劳特利奇美学指南》，我惊奇地发现了由加拿大美学家艾伦・卡尔森(AHen Carlson)撰写的“环境美学”条目，而这本书中没有“生态美学”条目。2006年8月，我作为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应邀到哈佛大学进行学术研究，从牛津大学1998出版的四卷本《美学百科全书》中查阅到了由您执笔的“环境美学”条目。这两部工具书使我认识到，环境美学在西方已经被广泛接受并产生了较大影响。

伯：你接触环境美学的过程挺有趣。情况的确是这样。

程：我想您可以理解。中国学术界对环境美学迄今仍然不够熟悉，能否请您简单地介绍一下环境美学及其与景观美学的区别?

伯：好的。环境美学作为一个新兴的美学分支，其范围比艺术的范围要更加难以厘定。对环境美学的理解也存在一些分歧。其不同的意义表明不同的学科兴趣和不同的研究目标。环境心理学家、城市与区域规划师以及行为科学家通常将环境美学与景观的视觉美联系在一起。他们试图通过研究选择偏好和行为．用量化的方式来测量景观的视觉美，希望为设计决策和政府环境政策提供指导。在这里，“审美”通常被视为引起视觉愉悦的东西；哲学家和一些社会科学家则认为这种量化的、经验性的研究偏见应该受到限制，他们甚至认为这种做法在概念方面太天真，在知觉方面是无知的，并且带有很强的假设性。因此，一些学者采取定性的研究方式，认为环境美学所研究的是熟练的观赏者从对象或风景中所领会到的美；采取现象学立场的学者则强调知觉活动，强调感知者在环境审美经验(体验)中的积极构建功能。强调感知者与环境之间的根本互动。

在最宽泛的意义上，环境美学关注的是：人类作为整个环境复合体的一部分，审美地参与到环境中：在环境中，感官的内在体验和直接意义占据主导地位。作为包容性很强的知觉系统，环境经验包括许多因素。诸如空间、质量、体积、时间、运动、色彩、光线、气味、声音、触感、肌肉运动知觉、模式、秩序和意义，等等。这里，环境经验并不仅仅是视觉的，而是包括了所有感官的综合积极参与、共同感知．它们共同处于强烈的意识之中。而且，标准化的维度充满知觉范围，并成为对于某个环境积极或消极价值判断的根据。因此，环境美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是环境经验(体验)，研究环境认知维度中所包含的直接而内在的价值。

景观美学关注更大的区域，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它通常被定义为视觉的。但是也未必如此，因为我们开始理解景观的审美栖息(aesthetic inhabitation)。景观美学一方面可以包括景观设计，从地基栽培、美化到作为知觉整体的园林、公园设计；另外一方面，景观可以延伸到知觉视野的边界，甚至扩展到某个地理区域。由于该地理区域具有相似的地形、植被，或者被人类活动连结在一起，它被渐渐地感知为一个整体。从最通常的意义上讲，景观美学可以理解为环境美学或自然美学的同义词。

程：我明白了。您的环境美学被称为“参与美学”(aesthetics of engagement)。您认为，人类处在一个持续性的环境中，他是这个环境的积极构建者。人是知觉中心，单个的人是这样，作为社会文化群体的成员也是这样。而人的视野是由其地理和文化因素塑造的。我想请教，您是如何走上环境美学研究之路的?您的美学思想的关键词是“engagement”，它目前在中国已经有两种翻译方法，分别是“介入”和“参与”，我都不太满意，尝试着把它翻译为“融合”。能否请您从西方美学的语境来解释一下这个关键词的含义?

伯：你的问题促使我反思自己使用．engagement这个术语的前后过程。我在自己的早期著作中已经使用到它，所能发现的最早例子是发表于1967年的一篇论文《经验与艺术批评》。这篇论文最终成了我

1970出版的专著《审美场：审美经验现象学》的最后一章。这本书的第四、第六两章有许多地方涉及这个术语。另外，在这本书中，我几处讨论到“appreciative engagement”(欣赏融合)。可以这样说：审美融合这一观念是审美场这个概念背后的推动力量，而《审美场：经验现象学》这本书所探讨的“审美场”概念为我后来所有的论著提供了根本理论框架。

我不太确定我在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审美融合”(aesthetic engagement)这个术语。可以确定的是，它频繁地出现在我的《艺术与参与》(1991)一书中。它是这本书的中心主题。我详尽地论述了它与许多不同艺术门类的关系。当时，我用“融合”(engagement)来取代另外一个美学理论关键词“无利害性”(disinterestedness)，我不记得是否还有其他学者使用这个术语。从那时开始，“融合”出现在各种地方，无论在审美语境中还是在其他地方。我之所以要引进“审美融合”(aesthetic engagement)这一表达方式，是为了更加清晰地说明我一直努力描述的那种经验，以及出现那种经验的特殊语境。

审美融合在环境情境(environmental situations)中是不可避免的。环境经验(体验)是由“审美融合”这一术语描述得最佳、最清楚、而又最容易理解的经验之一。在各种艺术门类中。这种经验最典型而又最明显地出现在电影和小说欣赏中，在欣赏舞蹈时也比较明显。但是，在体验环境的时候，审美融合普遍发生，并且，它出现于艺术语境之外。而出现于艺术语境之外这一事实必然促使我们将美学理论扩展到艺术领域之外，从而扩展到广泛的环境情境。这就是我从艺术哲学走向环境美学的内在学理根据。因此，engagement这个术语的理论含意是非常丰富的。

程：经过您这些解释，我认识到环境美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的确有其独特的正当性。它有着独特的概念系统、问题和理论。您将环境与各种艺术置于一个语境中来进行研究，在环境体验(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理论，并以之为基础来重新反思西方传统审美理论。这里的关键词是“环境体验”，我觉得我们必须更加重视环境体验的动态性质。您知道，对于环境的感知比艺术鉴赏涉及到更多的感官。在环境体验中，没有任何一种感官单独出现，而是各种感官共同参与，视觉、触觉、听觉、嗅觉以及味觉等等，所有感官共同活动。因此，环境体验是多种感官共同参与的综合体验活动。环境美学是真正意义上的“感性学”，带有为作为“感性学”的“美学”正名的理论意义。

伯：是这样的。许多环境体验需要相当多的感官共同积极参与，诸如园林漫步、山野游览、溪流泛舟、乡村驱车等等，无不如此。环境似乎具有某种吸引力在召唤游览者。我们可以感受到园林入口或通幽曲径的邀请。即使平静地站立在夕阳下，也会感到被夕阳金晖所拥抱的温暖。这些体验使我们难以再接受美学理论通常所说的“审美静观”。而这一点又促成了其他一些理论探讨。诸如实用主义的美学理论或现象学的美学理论，它们都强调环境体验的积极性或动态性。

我一直试图重铸传统美学，将其理论洞见吸收到更大的范围内，用“融合”取代“无利害性”，用“连续性”(continuity)取代分离，用更加宽广的审美价值取代狭隘的审美价值。我的学术兴趣在于将艺术与审美理论恢复到它们在人类文化史上恰当的位置上，保留对于审美价值的敏锐意识，反思现代美学所论证的所谓的“无利害性”。正是为了回应传统审美理论所不认可的鉴赏体验。我才致力于重新修正传统审美理论。“融合美学”更加宽容，既包括经典艺术准则，也包括先锋艺术在内。

程：这么说来，环境美学对于西方审美现代性具有强烈的批判反思意义，值得我深入研讨。按照我的看法，不管我们如何理解环境、给环境下定义，环境基本上是一个与空间(space)和场所(place)相关的概念。因此，我对于中国学者比较陌生的一个术语――“场所之爱”(topophilia)非常感兴趣。我甚至认为“场所之爱”就是环境美学的理论主题。“场所之爱”一词用于描述对于场所强烈的感受。它由希腊词中表示“场所”的topo-或者top-加上表示“爱”的词尾-philia合并而成。美籍华人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于1968年成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后，开始集中于系统人文地理学研究。在其1974所出版的名著《场所之爱：环境感知、环境态度与环境价值研究》中，他提出topophilia“可以宽泛地定义为物质环境与人类之间的所有情感连结”。我们可以说，所有的经验或体验都是在特定场所中进行的，都是对于场所的体验。您对此有何评论?

伯：“topophilia”是个非常恰当的术语，今天在西方已经被广泛使用。它提醒我们注意场所体验的情感方面。同时，它并没有考虑消极或者说负面的场所体验，比如在工业化世界中的场所体验。你所说的“所有体验都是场所体验”非常有道理。与通常描述的情形相反，体验或经验并非主观的，并非内在的，也并非私人的。它涉及到人类对于某些环境的参与。既然如此，我们就可能把所有经验都当作场所体验来思考，尽管“场所”(place)这个术语具有较强的地理内涵，可能由此产生误导。环境体验在我的研究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致力于思考它，阅读它，书写它。环境与体验有着许多关系，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程：多谢解释。从这里开始，我想与您集中探讨一下城市美学问题。我认为城市美学与环境美学具有密切的内在关系。从20世纪西方城市美学史来看，我们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城市美化运动”(City Beautiful Movement)。众所周知，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北美建筑和城市规划领域发生了一场城市美化运动，试图通过美化市容来消除贫困城市环境中的道德衰退。这一运动并没有为了美而追求美．其目的是为了在城市人口中形成道德控制和公民道德。这一运动的倡导者设想．城市美化能够为生活在市区中的贫困人口提供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尽管这场运动持续时间不长．但它可以视为20世纪城市美学的第一个要点。20世纪城市美学的另外一个关节点是美国城市设计大师凯文・林奇的杰作《城市意象》(1960)，您在给我的通信中提醒我重视这本书，告诉我这本书能够为城市美学提供许多思想资源。受您的启发，我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尝试着从环境美学的角度来研读这本书，试图发掘凯文・林奇城市意象观念的环境美学意义。而这一点可以概括为城市设计与规划的审美维度。

从理论上说，环境可以区分为自然环境与人建环境。城市环境是最重要、最复杂的人建环境，它们就是各种各样的城市和日益漫延的大都市区域。与此相关，我们通常所说的环境美学就应该包括自然环境美学(或自然美学)和城市环境美学，简称城市美学。遗憾的是，学术界已经发表了为数不少的关于自然环境的美学论著，而关于城市环境的美学论著不仅非常罕见，而且也远远不够深入、全面。更加重要的是，从跨文化的视野来研究城市美学，基本上还没有进入学者的学术视野。您知道。中国目前正处

速的城市化过程中。为了应对这一基本现实，我目前正在从环境美学的角度重新思考城市美学。因此，非常希望聆听您对于城市美学的高见。

伯：你所谈论的问题很有趣，也很有道理。城市美学关注一种特殊的景观，也就是人建环境。人建环境几乎完全按照人类的意图塑造而成；然而，我们不必像惯常做的那样。将城市与乡村或者与荒野在审美上对立起来。更恰当地说，城市是一种独特的环境，建造城市的材料来自自然世界；与其他环境一样，城市环境也包含着同样的知觉因素。它只不过是由人类主体设计的、处于人类控制之下的环境而已。而且，尽管城市是特殊的人类环境，它依然是它所属地理区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与其所属的区域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并与所属区域有着密切有关系。

城市美学研究所有环境体验都同样具有的知觉因素，而且，作为卓越的文化环境，城市的社会历史维度与其感性维度密不可分。因此，城市环境的审美价值要远远大于通常说的“城市美”：城市的审美价值还包括对于各种意义、各种传统、熟悉性和对比性等等的知觉体验。更进一步说，城市美学也必须考虑“消极或负面的审美价值”(negative aesthetic values)：城市环境众多的负面现象都会阻碍知觉兴趣，诸如噪音污染、空气污染、刺目的标牌、管道设施、充塞着垃圾的街道，呆滞的、陈腐的而又压抑人的建筑设计，以及传统邻里关系的毁灭等等。事实上，审美批评应该成为评价一个城市特征和成败的关键要素。将审美考虑与城市规划结合起来，也就是反思城市的价值和目标，从而圆满地实现我们所赋予“文明”一词的丰富含义。

程：您这里所提到的“消极审美价值”(negative aesthetic values)概念非常有意义、非常富有洞察力。众所周知，“审美价值”(aesthetic value)是美学领域的关键词之一，长期以来，哲学家们在讨论美学和美的本质的时候，经常会激烈地争论审美价值的本质。但是，遗憾的是，审美价值经常被过分狭窄地界定为“某种使一个对象成为艺术品的价值”。我认为这种定义不但是误导性的，而且远远不够全面。它反映了环境美学兴起以前的主导美学观念，这种观念不恰当地将美学等同于“艺术哲学”。审美的真实情形则是，艺术品之外的任何事物无不潜在地包含审美价值，比如山脉、河流、城市、园林、花朵、一丛青草、一缕阳光或月光，等等。而且，传统美学观念一般认为，审美价值永远都是“积极的”(positive，又译为“正面的”、“肯定的”)，经常与其它一些“正面的”词汇，如“美丽的”、“好的”甚至“完美的”连在一起。针对这些缺陷，“消极审美价值”可以启发我们创造一种新的美学观念――“否定美学”(negative aesthetics)。通过它，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反思今天的城市美学。

伯：你说得很有道理。其实，在我刚刚完成的一本新著中，有一章的标题就是“日常生活的否定美学”。在那里，我讨论了审美价值、“美学与否定性”和其他一些理论问题。请允许我引用相关内容。该章写道：“我们可以讨论否定性的审美价值，讨论否定美学。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审美价值以令人不悦、痛苦、不正当的或者破坏性的方式呈现。也就是说，在最基本的感知体验中，这种体验本身是令人讨厌的、使人悲痛的或者有害的。审美体验并非永远是良性的。一旦我们认识到审美体验中的消极面或负面，我们就能够探索这种经常被忽视的价值。而当这种研究获得其自身的合法存在之后，这种研究就不仅仅是为了补充‘肯定美学’。我们完全有可能为‘否定美学’划分出的独立范围。”

“否定美学与否定性艺术批评不同。它并不指对于某个艺术品的否定性评估。也不是对于某物、如一种文化实践的否定性审美判断。审美否定性并不直接与艺术对象相联。相对来说，明显的暴力易于被发现；但是，隐蔽的暴力则更加阴险，比如对于人类感性的暴力。这些暴力有些时候难以觉察，但是，其危害既深且久。比如，由于长期营养失调或极端强烈的声音所造成的永久性身体损害，对于感知和健康的影响就是深层而长久的。这里，我们可以罗列出一些同类现象，诸如形式众多的环境污染，包括烟雾污染、噪音污染、水污染和空间污染。值得注意的是，人们一般单纯地从伦理角度来谴责污染，谴责它危害人类健康和福祉；但是，任何形式的污染也包含着对感知的，也会引起审美伤害(aesthetic damage)。高强度的声音或噪音、有害气体、过度的视觉刺激和过度拥挤，既会造成审美伤害，也会引起身体伤害。”

“因此，显而易见，否定性的、负面的、消极的审美价值超过了艺术领域而成为一种普遍状况，一种确实存在的病态社会状况。这种否定性所设想的形式可能在强度、种类、影响的特征等方面有所差异。因此，我们可以讨论社会物质环境状况。这些状况极其残酷，它们麻木了我们的敏感性，从而造成了审美剥夺(aesthetic deprivation)，也就是感觉剥夺的更宽泛的版本。我们被剥夺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我们的审美愉悦能力完全被抑制、完全被镇压，我们的感性体验能力从此完全被压制。这种剥夺的状况无疑是有害的：它使感知满足能力丧失，审美场合减少，从而导致了审美伤害。特别是，当审美伤害以持久且系统的方式发生时，这种伤害的危害性就更大。我们无疑可以区分出其他形式的审美否定性。通过鉴别和探讨它们的发生频率和影响。审美批评能够做出重要的理论贡献。”

简单地概括上述内容可知，否定美学观是评定城市环境体验的有效工具。因为审美价值并不仅仅是积极的、令人振奋的，审美知觉可能是有害的，甚至能够残害人类。不幸的是，城市环境典型地拥有积极审美价值和消极审美价值两种价值。将环境美学运用到各种城市环境，有助于我们鉴定一些感知质量，它们以某种方式侵犯人的感性，贬损人的尊严，甚至压迫人们。同时，城市环境美学在其它方面也是富有价值的，比如，它有助于塑造和重建城市环境，从而更好地满足人类需要，使得城市不仅仅是工业生产和商业利益的场所。

程：非常正确。从语言学角度看，“城市”与“文明”两词具有同样的词根。在古代，城市意味着文明。但是，随着全球城市化浪潮日益加剧，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城市都几乎成为“社会病”的代名词。城市美学应该关注并批评这种文化现象。由于您的推荐，2007年5月我应邀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环境、审美参与和公共空间：景观中的议题”国际研讨会。我所做大会发言的论文题目是《城市意象与城市美学》。在这篇论文中，我以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论为出发点，集中讨论了中国古代城市设计理念所隐含的城市美学。我有两个基本观点。第一。城市意象是城市美学的研究对象。城市意象可以回应环境美学家艾伦・卡尔森在其自然环境美学中所提出的两个基本问题：在自然环境中，“对什么进行审美欣赏”、“如何进行审美欣赏”。我认为在城市环境中，审美对象是城市意象，对城市环境进行审美欣赏的方式就是构建城市意象。第二，着眼于跨文化美学研究，我尝试着将中国古代城市美学原则“象天法地”介绍到西方学术界。通过分析我在中外城市中两次迷失方向的生活体验，我提出没有形而上学洞

见就不可能对城市环境进行审美欣赏，富有形而上洞见的城市美学可以视为对于现代城市化危机的哲学反思。我想向您请教，与为数众多的自然环境美学论著相比，为什么城市美学论著不但数量很少，而且很不全面?还有，我知道您已经发表过几篇城市美学的论文，比如《城市生态的审美范式》(1978)、《审美参与及城市环境》(1984)、《培育城市美学》(1986)等等。能否请您概括一下您的城市美学观点?

伯：这是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一般而论，我想表明城市体验是一种独特的人类环境体验。基于这种看法，我们非常有必要去认识城市环境的人化结果。而这一点对于空间的使用、容量的使用、城市体验感性维度的使用等等。都具有重大意义。大体而言。城市环境规划设计的标准应该是：城市环境让生活更美好。

正如你上面提到的那些著作所显示的，过去的30多年里，我一直在思考城市美学问题。我的基本思路是将生态学与我的“融合理论”(theory of engagement)结合起来。对于许多人来说，城市环境就是人造环境、人类状况的同义词。我从最宽泛的意义上将之理解为：由人类主体建造的，规模巨大、范围广阔的人类机构。现在，城市环境已经是世界上大多数人口的生存环境。同时，城市环境作为一个生态系统。也已经演化到一个更加复杂的阶段。与历史上的机械模式城市观念根本不同，生物生态系统模式的城市观念将城市区域视为一个复杂的统一体，它由许多不同、但相互关联的部分组成。每个部分具有各自的目的；但是，它们各自又对整体环境有所贡献，又依都赖于包含它们的整体环境。因此，生态系统已经成为研究城市环境的富有想象力的模式。生态系统模式似乎能够为城市化环境中的生活提供一个富有人性的理论景象。

一种富有积极审美价值的城市生态系统将认识到。城市中每个邻近区域，诸如商业的、工业的、居住区的、娱乐区的，等等，既具有各个的特征，同时又相互影响。而更加重要的是，它们共同塑造着我们的感知体验。在一个富有人性且功能正常的审美生态系统(aesthetic ecosystem)中，城市景观并非外在环境。它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环境：它将其所有居住者结合在一起，而所有居住者都为保证这个生态系统正常发挥功能积极地贡献着各自的力量。在城市规划中认真考虑审美融合(aesthetic engagement)，将是城市景观人性化的重要步骤。

程：您这里讨论的城市审美生态学让我非常感兴趣。其实，我在研读您的环境美学与城市美学论著时，早就注意到您的论文《城市生态的审美范式》中的关键词“城市生态”。受生态学、特别是深层生态学思想的影响，中国学者十多年一直致力于生态美学研究。有的中国学者甚至认为，生态美学是中国学者对于世界美学的一项特殊理论贡献。为了扩大我自己的学术视野，2003年以来。我一直尽力查找西方生态美学的专著，结果只找到一本：《生态美学：环境设计中的艺术――理论与实践》。该书的发起人赫尔曼・普里加(Herman Prigann)是卓越的德国环境艺术家(生态艺术家)，曾经创造了许多大规模的景观重建项目，把受到人类重创的矿区和工业区域转化为艺术公园和公共空间。这本书认为生态美学应该集中探讨的问题是：今日艺术家可以在何种程度上、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积极参加精神的、社会的和生态环境的问题。在大约20篇文章中，来自德国和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景观设计师、艺术与文化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和政治家，从各自的视野和学科出发讨论了生态美学。总之，这本书显示了表面上互不相干的生态学与美学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那么，既然西方也有生态美学，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看，您有什么评论和感想?或者更具体一点。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有什么区别与联系?

伯：怎么说呢，中国的生态美学好像尚未介绍到西方，希望你将来有机会来做这个工作；另外，我对于西方的生态美学关注也不多，没有想到要全面清理它。但是，我认为环境一词的意义与生态学有着密切关系，这意味着我们可以讨论环境美学的生态维度。

你知道，“环境”尽管歧义较多，但从其语源上看，它传达的意义是“环绕某物的区域”。西方也有人把环境作为“生态学”的同义词来使用，而我们知道，生态学指的是有机体与其生存环境连结在一起的复杂关系系统；西方还有人将环境混同于“生态系统”，而生态系统指有机体及其环境的功能性、互动性关系系统。“生态学”这个术语的语源来自希腊语oikos，指“家园”。这一点特别提醒我们注意环境的人类维度。

我们的环境就是我们的家园，它养育我们，保护我们。它为我们的完满实现提供条件。环境并非外在于我们的，而是与我们血肉相连的。我们大家共存于一个伟大的自然系统之中。一个由所有部分组成的生态系统。在这个休戚与共的生态系统之中，没有任何部分能够幸免于其它事件和变化。

环境美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木雕花板；学位论文；语义；活化

源远流长的木雕艺术是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历数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崇尚生命繁衍的木雕鱼，商周时期阴刻纹饰的雕花木椁板，汉墓出土的将雕绘结合的施彩木俑，隋唐至两宋的庙宇殿堂装饰和佛教造像木雕，明代优雅质朴且寓意丰富的建筑木雕，清代题材广泛、工艺精美、寓意吉祥、流派众多的民俗木雕，以及现当代丰富多元的木雕技艺和形式，足见木雕艺术是中华民族历史、社会、生活、技艺、美学发展的缩影。

木雕花板（Wooden Carved Ornamental Panel）是中国传统木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建筑、家具、器物中嵌合的板式木雕装饰构件，包括门窗绦环板、裙板、家具嵌板、屏板等。它承载了中国民间文化和工艺的精华，是明清至民国时期最富有画面性、思想性、故事性、情感性的木雕形式。今天所说的“木雕花板”，主要指处于历史发展高峰的明清木雕花板。同时，木雕花板是教化、祈福、辟邪等语义功能的视觉传播载体，其中祈福纳吉、神话传说、戏文典故、花鸟瑞兽、民俗景观、博古雅趣的画面，展现出地缘性的人文思想、图案美学和木雕技艺，堪称记录中国传统民俗生活的百科图书。木雕花板也是解读明清传统文化、传承传统木雕艺术、活化创新传统工艺的重要研究对象。近年来，其价值得到普遍重视，在收藏、装饰、研究领域持续升温。

21世纪以来，国内关于木雕的图书专著、报刊评论、互联网信息以及相关培训、论坛、展览活动呈现高速增长态势。这些文献和活动从艺术、文化的角度出发，对木雕的背景、面貌、特色、工艺、美学、题材做了不同程度的介绍和分析，奠定了中国木雕的研究基础和理论框架，对进一步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相对于木雕的研究而言，国内针对木雕花板这一特定对象的专项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现有文献的质与量较为薄弱。

最近几年，传统木雕研究出现在了学位论文领域，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标志着中国传统木雕艺术的保护、研究、继承、活化、创新工作得到高等院校与研究机构的关注，并延伸到教学探索、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具体层面。在木雕花板领域，目前东北林业大学的研究较为活跃，先后发表多篇相关论文，从不同角度对木雕花板的研究作出了积极贡献。

学位论文通常基于深入系统的研究，体现学术的前沿性和独创性。关于木雕花板的专项研究尚属于新课题，学位论文研究数量不多，截至2015年底，仅5篇硕士学位论文被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所收录，内容主要是总结木雕花板的装饰特征，木雕花板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以及特定地区木雕花板流派的介绍与比较。这5篇学位论文的简要介绍如下：第一，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王蕾的硕士论文“陕西民居裙板木雕纹样研究”（2008）对陕西民居裙板木雕纹样特点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总结出陕西民居隔扇门木雕纹样的质朴、深厚、拙雅的艺术特征，为发掘陕西民间艺术、保护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证据和理论支持。第二，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陈晨的硕士论文“木雕花板在室内环境中的应用研究”（2010）探寻木雕花板在室内环境中的应用方法和影响因素，重点分析了三大问题：木雕花板艺术的概况及其特点，木雕花板在传统室内环境中的应用，木雕花板在现代室内环境中如何应用。文中还通过对若干具有创新性的实例进行分析，论证出木雕花板在现代室内环境中具有装饰环境、分隔空间和创造视觉中心等作用。第三，东北林业大学王晓的硕士论文“传统木雕花板艺术研究及其在现代家居设计中的应用”（2011）以实地考察和史料研究相结合，从历史、工艺、材料、纹样以及背后儒家、佛家、道家文化等方面人手，系统研究了传统木雕花板艺术，并结合当代家居设计案例对传统木雕花板在题材和材料创新上进行了深入研究。第四，东北林业大学石晶的硕士论文“明清木雕花板人物纹基本形态和雕刻形式研究”（2014）采用个案研究法和归纳法，分析了神话、历史、世俗领域人物纹和各种雕刻技法的形态样式，总结出人物纹的基本形态规律和雕刻特点。第五，中国美术学院肖洁妮的硕士论文“东阳与潮州两地近现代木雕花板对比研究”（2015）以明清时期至1949年东阳与潮州遗存的木雕花板为研究对象，深入两地进行田野调查，运用观察调研、文献参考等研究方法，分别从两地的历史背景与文化、艺术创作与表现、工艺技巧与内容、鉴定收藏与保护等方面进行横向与纵向的比较研究，旨在探究东阳与潮州木雕花板艺术的异同，进而追溯历史，究其差异的根源。

这些学位论文充分体现了研究者对木雕花板所进行的思考与探索，以及取得的发现和成果。但总体而言，学位论文在数量和研究深度上尚有待进一步提升和深化，尤其在木雕花板的文化、语义、工艺、形式、保护、创新等方面，仍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综上所述，在木雕花板领域，尚有一系列具体的命题和方向值得研究：

第一，在特定的时间、空间维度和民俗背景下，对各地木雕花板的特征进行横向比较研究，总结完成具有参照价值的木雕花板流派类型数据库。第二，利用当代科技手段，将木雕花板的视觉元素数字化，保存其美学形态，建立便于木雕花板复制和创新的模型数据库。第三，深入研究木雕花板题材内容，尤其是对反映大众心理情感和生活愿景的吉祥语义进行客观解读和辩证转译。第四，对不同时期各地木雕花板的工艺特色、装饰风格、民俗功用、媒介应用的历史沿革进行纵向梳理研究，总结木雕花板的发展历程和演变趋势。第五，研究不同地区的木雕花板的风格特色及相互影响。第六，研究木雕花板与其他民间工艺形式的异同与互动关系。第七，研究整理木雕花板的传统工艺技术，在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实验和创新当代木雕花板表现手法。第八，研究木雕花板的当代境遇和创新传承契机。第九，研究木雕花板在当代和未来民俗生活中的功用。第十，研究木雕花板的活化设计思路和方法，并开展相关创新实践。

环境美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生态文学；历史与现状；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4-0167-03

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生态文学植根于中国土壤开始，至今已有三十余年。虽与西方生态文学研究历史以及取得的成果相比，中国生态文学研究起步晚、成果少，但是在众多热爱文学研究、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仁人志士的努力下也取得了累累成绩。

一、历史与现状

1949年初，徐迟翻译的《瓦尔登湖》（1854年，梭罗）的出版标志着生态思想传入中国。1962年，美国女生物学家瑞秋・露易丝・卡森（Rachel Louise Carson，1907―1964）发表长篇文学性很强的科普作品《寂静的春天》（1962年）标志着生态文学的正式诞生，震撼了并一直震撼着一些中国作家的心[1]。8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思想被译介引入，为刚刚兴起的我国生态文学提供了另一重要的思想资源。21世纪初，欧美生态文学、生态哲学的成就被系统介绍进来，为我国生态文学走向深入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生态文学研究在中国兴起之初，众多学者对其含义进行了研究，如我国生态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王诺先生在《欧美生态文学论丛》（2003年）中说：“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张皓认为：“生态文艺由来已久，盖因人们处在生态之中，感受到生态的存在或者危机，往往情不自禁地歌咏之，描画之，于是有了生态文艺。我们可以将那些描写人的生存状态，表现人与自然的对话，展现精神状态的艺术及有关作品称之为生态文艺。”并且张皓认为古代文艺中体现的生态意识也是生态文学思想的萌芽形式。鲁枢元在他的《生态文艺学》（2000年）一书中提到“从近年的文学艺术创作实践来看，被称作‘环境文学’、‘环保文学’、‘自然文学’的创作运动已渐渐汇成浪潮，一批优秀的生态文艺作品也已蔚然壮观。近期以来称作的‘环境文学’、‘环保文学’、‘自然文学’，那只是一种狭义上的生态文艺。”他认为狭义的生态文艺是停留在仅限于对自然状态危机关注的文学，而广义的生态文艺是关注精神状态的文学。

但事实上，在中国，生态思想的萌芽古已有之，具有生态意识的思想家不乏其人。《论语》中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体现了孔子将人与自然的审美智慧和道德智慧统一于生态智慧的内涵；用带有生态意识的审美视角来审视和建立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2]。道家创始人老子和后来的庄子提出了以“真”为核心概念的美学和哲学思想，也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老子提出的“道法自然”阐明了万物源于道，源于自然的思想[2]。中国古代生态思想到汉代得到了完善和发展：王充在老子的生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的观点，将“气”与自然万物的生命本身联系在一起；董仲舒继承孔子的“尽善尽美”思想[2]，提出了“仁与美”一体的思想，同时又吸收了道家庄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美学思想，发展了“仁之美者在于天”的美学思想，认为“仁”和“美”是源于自然万物，是自然万物内在特质的外在表现。

2002年，生态批评作为学术术语被引进中国，因其与我国现实的紧密关系，短短几年就引起我国生态文学学者的重视，得到快速的发展。2003年，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被作为国内第一部欧美生态文学研究专著）一书问世，以及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撰写的“欧美生态文学研究丛书”，这些著作无论是在欧美生态文学思想资源的挖掘，还是对欧美历代文学作品的重审方面对后来研究者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2006年，张华的《生态美学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建构》、鲁枢元的《生态批评的空间》及他主编的《自然与人文――生态批评学术资源库》等也相继被出版。2010年，“跨文化视野中的生态批评”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筹备成立了中国青年生态批评学会，2012年由时代书局策划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绿色经典生态文学丛书”。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事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政府也不断推进中西文化的融合，中国生态文学研究稳健发展，并得到政府的鼓励。都促进了生态批评的蓬勃发展，如各林业部门主办了林业报刊副刊、科学界主办的《大自然》、《绿叶》、《绿色大世界》、《自然与人》等众多生态文学杂志。此外，一些非生态文学刊物和各级报刊，如《人民日报》开设了“人与自然”栏目，让人们认识大自然、欣赏大自然、反思对自然的破坏、激发保护自然的热情。1984年至2013年期间，我国公开发表的生态文学研究方面的论文文献共有3 372篇①（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以“生态文学”为条件进行全文检索），其中，仅2012年1月到2013年6月这半年时间内，有690篇。此外，在这三十年间，有硕、博士论文151篇――博士论文12篇，硕士论文139篇，报刊文章176篇。但就文献引用情况（表1）来看，王诺的《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朱新福的《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曾繁仁的《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被引用百余次以上，这足以说明这三位在中国生态文学研究领域的权威。

二、研究成果

环境美学论文范文第10篇

本文作者：李岳川工作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近代广东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研究以华南理工大学唐孝祥教授及其硕士生发表的一系列著述和学位论文为代表，在研究对象上集中在广东的三大侨乡，主要包括唐孝祥《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2003）、赖瑛《兴梅侨乡近代建筑美学研究》（2005）、吴妙娴《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朱岸林《近代广府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下面本文就这几部著作和论文进行详细的评析。唐孝祥的《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是一部从建筑美学视角对近代岭南建筑文化进行剖析的理论佳作，作者吸收和借鉴了现代美学和建筑美学的理论成果，在生存价值论的哲学基础上提出了有关建筑审美文化机制的四层次说和建筑适应性理论，以此为理论工具，作者对近代岭南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进行了框架式的探讨。在论证岭南三大侨乡建筑审美文化机制和建筑适应性的基础上，《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地域性格”这一颇有启发意义的概念，用来概括广东侨乡的建筑审美文化精神，作者总结道：“从文化地域性格看，五邑侨乡建筑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强烈的时代性和独特的文化性”①、表现出“鲜明的开放性特征、兼容性特征和创新性特征②”；兴梅侨乡“聚族而居的居住模式反映了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认同和持守……形式多样的客家侨乡建筑充分显示了对自然、社会和人文的高度适应性……建筑选址的风水观念反映了客家侨乡对建筑环境的审美选择”；而潮汕侨乡建筑则表现出“博采众长的开放品格”、“经世致用的商业意识”、“精雕细刻的炫富心理”③。可以看出，相较于现有的侨乡建筑研究文献，《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表现出了相对宏观和系统的视野，它不局限于对某种单一的侨乡建筑风格进行描述，而是采用普遍联系的方法，论述了不同区域、不同建筑现象背后的共同的文化驱动力，以及受不同历史地理条件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影响，不同地域侨乡建筑的发展所表现出的不平衡性。总的来说，《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对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特征的概括是框架和要点式的，它为建筑美学在侨乡建筑领域的研究确立了方向，并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其方向即是坚持主客体相互契合的辩证思路原则，而方法则可以概括为反映建筑审美标准辩证性的审美文化机制四层次说和建筑适应性理论。在唐孝祥教授指导的三篇硕士论文中，这些原则和方法被遵循和应用，使得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赖瑛的硕士论文《兴梅侨乡近代建筑美学研究》（2005）主要从审美文化背景、审美属性、建筑美的表现形态、审美文化个性几个方面来论证兴梅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在审美文化背景的相关章节中，作者将兴梅侨乡的文化精神概括为：“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价值取向，慎终追远、重本溯源的宗亲观念，自强不息、无私回报的文化心理”④，这是该文对主体审美文化心理的概括，而在客体方面，除了对自然适应性和社会适应性的一般性探讨外，该文主要概括了兴梅侨乡建筑人文适应性特征，即“重贵轻富的价值取向，趋吉避凶的艺术追求，进退两宜的文化心理”⑤，以及建筑美的表现形态，即“千姿百态的建筑样式，礼乐相济的文化意境，独具一格的环境模式”⑥，最后。根据主客体相契合的原则，作者概括了近代兴梅侨乡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即“尝试性的文化开放特征，恪守传统的美学特征，基于堂横屋的建筑性质特征”⑦。朱岸林的硕士论文《近代广府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在论文结构上和赖瑛的论文基本相同。主体方面，该文将近代广府侨乡的文化精神概括为“重商崇利、开拓创新的价值取向，开放融通、博采众长的文化心理，恋祖爱乡、实业兴国的民系观念”①。客体上，广府侨乡建筑的人文适应性特征被概括为“积极主动的开放品格，汇通中西的融合思维，勇于创作的创新精神”②，在建筑美的表现形态上，该文主要从建筑造型、建筑意境、建筑环境三个方面做了一定分析。吴妙娴的硕士论文《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比起前面两篇论文有了一些新的视角，主要体现于该文对侨资与侨乡建筑发展关系较为系统的探讨，该文总结了近代潮汕华侨投资的一些特点，包括投资房地产业比其他行业利润更有保障；地区城市人口增加，有发展房地产业的需要；以及传统心理和市政建设对房地产业的推动等。此外，该文也同样从主客体角度概括了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主体上，潮汕侨乡的民系精神表现出：“尊儒重商、开拓创新的价值取向，团结自强、博采众长的民系心理，微观技巧、经验直观的思维方式，精美细致、雅俗共赏的审美理想”③，在客体上，潮汕侨乡建筑的审美属性表现为：“因地制宜的地域性，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内涵深厚的人文适应性特征”④。总结来说，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表现为：“（城乡）建筑形制发展的不平衡性，建筑技术的务实性及建筑装饰的炫耀性”⑤。前者来源于“潮汕民系保守与开放的二重性心态”⑥，而后者则“体现了潮汕民系务实与虚荣的矛盾心理”⑦，“这种矛盾心理深刻地反映了潮汕文化中儒家主体文化与海洋性文化的抗衡，同时体现了经验性文化及商业文化在潮汕近代建筑上的影响”⑧。以上三篇硕士论文以《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所建立的建筑美学理论为指导，深化和拓展了广东三大侨乡的建筑审美文化研究。由此我们得以更加全面的认识广东各地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如广府侨乡建筑的崇商重利、积极主动的开拓创新；兴梅侨乡建筑的重贵轻富、恪守传统与尝试性的文化开放；潮汕侨乡建筑的尊儒重商，微观技巧等。若对三者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其各自的审美文化特征正是地方乡土文化、儒家主体文化、西方外来文化三者博弈之下的不同结果，由于华侨群体的建造行为正是他们在中西文化抉择中自觉与不自觉的一种心理反映。是抛弃传统的建筑观念，对西方建筑文化全盘接收，还是兼容并包，择善而从，这并不是一个单项选择，不同地域的华侨群体生存方式不同，价值取向也有所不同，由此产生多样的侨乡建筑风貌。

尽管现有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研究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总体来说该领域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作为审美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主体研究仍较为薄弱。主体审美心理没有客观的测量标准，华侨往往也不善著述，因此对其界定只能依靠对主体行为和建筑现象的解释。但现有研究往往从建筑现象做宏观的文化精神的概括，而对主体的社会构成，以及主体行为缺乏清晰的分析。第二，对于侨乡建筑文化地域性格的概括缺乏建筑学的特征。诸如“开拓创新”、“尊儒重商”等形容事实上是建筑反映出来的主体精神，这些精神特征不仅见之于建筑，也反映在服饰、家具等等其他物质资料中，而建筑本身的审美文化特征应当更加类型化。这方面研究的缺失实际上反映了对主客体联系认识的断裂。第三，关于近代广东侨乡建筑文化地域性格与经济、政治、思想等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现有研究还较为表面化。社会经济政治对于建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这种影响如何参与到具体建筑形态的塑形过程中去，这是研究的难点之一，也是现有研究往往回避的问题。第四，现有研究较为忽视侨乡建筑审美文化与侨乡社会变迁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是说，虽然他们认识到侨乡建筑文化是文化冲突和融合的结果，但仍然使用相对静态和孤立的视角来考察建筑现象，而忽视其动态和过渡性的审美文化特征，以及其在整个建筑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五，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现实意义还有待深入挖掘。侨乡建筑是中西建筑文化体系冲突、分化、整合与调适过程在民间演进的生动实例，与当代世界建筑文化多元融合的特征具有相似性，但鲜有研究讨论近代广东侨乡所发生的建筑文化适应现象对当代建筑创作的借鉴意义。

解决以上学术缺憾的关键在于，寻求某种视角，或是某个概念，或是某种方法，来统合主体与客体，以及各种学科视野。正如唐孝祥认为，“美学的学科边缘性和建筑美学的边缘交叉性质，决定了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研究在对象上的复杂性，在目标上的多样性和在方法上的综合性”①。这一观点对于广东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研究也同样适用。但是难点也出现在这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上，即如何将传统的建筑学重客体的研究倾向与主体研究结合起来，以及如何将传统的建筑学重现象的研究倾向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视角结合起来。从而解决现有研究中各种视野和方法表面化和缺乏联系的问题，这里，我们试图引入“空间”概念作为建筑审美文化研究中联系主体与客体，建筑学与其他学科视角的一条桥梁。这里的“空间”不是单纯的建筑学意义上的空间，而是表现为多学科交叉视野的重合点。在社会学中体现为空间社会学，在经济学中体现为空间经济学，在心理学中体现为环境心理学等，空间概念的不同层面为各学科视角的研究提供了互通的渠道，近代广东侨乡社会处于空间转型的历史阶段，传统空间模式被逐渐消解，新的空间模式开始扩张，这是其建筑空间、经济空间、政治空间、思想空间、艺术空间等各层面空间内涵的共同特征。其中，建筑空间与其它人工环境共同构成抽象空间的物质基础，通过这种方式，各学科视角的侨乡建筑研究得以整合并系统化，同时我们也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即近代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体现出过渡性的文化地域性格，它既推动了社会的空间变革，同时也是社会空间变迁的结果。见表1。通过考察近代广东侨乡建筑所推动和反映的社会空间变迁特征，可以得出另一个推论，即近代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流行性和大众性，它表现为一种“建筑风尚”。由于社会空间不会因为孤立的、偶然出现的新空间形式而发生变迁，只有当一种新的空间形式为大众予以认可时，我们才能说整体的社会空间发生了变化，也就是社会空间变迁，因此这里涉及到空间转型的动因、发展机制和结果。首先，从动因来看，任何文化模式在生长阶段都存在着空间的扩张现象，即通过对空间的占有，来实现文化原型的自我复制和繁衍。然而，客观空间的有限性则预示着增长的极限，导致了不同空间模式的冲突，近代广东社会的移民潮和西方文化的侵入正是空间冲突的表现；其次，从发展机制来看，空间文化模式转型是一种质变过程，与常态下的线性扩张不同，这一过程的空间扩张呈现指数化暴涨的特征，在物质实践上表现为某类建筑形式的流行热潮，流行既可以从原有空间模式的母体中产生，也可以通过跨文化方式产生，“当一种习俗经历了跨文化传播，就可能演变为另一文化圈内的时尚并被再次流行。当然，此时尚已非彼习俗，它是一种经过了异域文化再加工后的时尚”1，近代广东侨乡西式风格建筑的流行即符合这一规律，国人眼中的西洋建筑自然迥异于西方本国人的审美经验，在模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文化误读和自由发挥的情况，因此侨乡建筑普遍呈现出中西合璧的特点；最后，从结果来看，在流行阶段以后，空间的扩张或衰落消失、或衰趋于稳定、前者仅表现为一时的建筑风尚，后者则成为稳定的建筑风格，然而还有第三种结果，即介于二者之间，这也是近代广东侨乡建筑文化的演化结果，它们没有成为主流的空间文化模式表征，而是成为今天多元建筑文化的组成部分。

纵观近代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出，基础研究已取得了较为坚实的成果，但仍存在广阔的学术空间有待后继者深入发掘。笔者认为，主客体研究的联系性，以及建筑学视角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性是深化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研究的关键所在。而加强联系性的途径之一即是在研究中引入广泛意义上的“空间”概念，从这一概念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建筑审美文化与近代侨乡社会空间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审美文化的性质和地位上来说，侨乡建筑是近代民间建筑本土自主演进的一种途径，具有大众性、流行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它们参与到对传统地方建筑体系进行消解，和引入新的空间文化模式的历史潮流中，在民间建筑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今天，近代侨乡建筑审美文化成为广东两省侨乡空间文化模式创新和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在推动广东地区的城乡建筑和社会发展，延续文化传统，促进侨务工作开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