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控制论文范文

环境控制论文范文第1篇

（一）环境因素及影响

环境因素包括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教学实践和心理学研究表明，这些外部因素对学生品德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良好的环境因素是实现德育目标的必要条件。

社会环境由社会舆论、大众媒介传播的信息，成年人（尤其是党政部门领导人）的榜样作用等构成。社会环境对中学德育有着较大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信息社会呈上升趋势。学校的青少年不可能与社会隔绝，他们在接受学校德育之前，总是通过各种渠道已经接受或正在接受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学校德育要完全排除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是根本不可能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控制它，抵制其消极因素，利用其积极因素。近年来由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诸多的传统道德理论开始逐步丧失其权威性，旧的道德理论体系开始逐步转型，而新的道德体系尚处在发育之中。在这种形势下学生对新思想、新理论的接受还缺乏足够的理性认识，而且不善于做出选择，因而不可避免地产生兼而取之的现象，反映到学生身上便是对部分问题认识的混乱，以及对这种模糊的混乱思想的传播，使整个学生群体的思想表现更具多样性、复杂性和广泛性。这无疑对学生思想品德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同时给学校德育工作带来更大的难度。

家庭环境是由家庭作风、家长作风、家长对待子女的态度和家庭教育方法等构成。家庭教育理论认为：在家庭教育中，教育者（父母）与受教育者（子女）有着天然的血缘亲情关系和供养关系，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更具有情感互动优势，因而更容易产生“教育共振”效应。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家庭教育在学生德育过程中成起到的全面性、权威性和及时性是不可低估的。美国心理学家佩克(R.Peck)、哈维格斯特（R.J.Havighurst)曾采用测验法、评定法与谈话法对青少年进行研究，发现学生的态度和品德特征与家庭的作风关系甚为密切。

父母的态度、家庭的作风是影响青少年态度和品德的重要因素。但这种观点并没有被家庭教育者普遍认识和接受。目前随着独生子女比例的不断增大，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家长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更多地表现为：过度关心子女的物质生活条件，忽略对子女的了解研究；过度的感情投入，忽视了对子女爱而勿溺、严而有格的家庭教育方式；过高的目标期望，忽视了对子女的榜样示范教育。正因为如此，在许多家庭教育的实践中，家庭因素的积极优势和效应不但未得以充分发挥，而且不少家庭最终陷入了子女教育的误区。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社会环境成造成的认识混乱，往往又通过家庭反射到了子女身上，使他们过早地对一些不能够理解的社会伦理思想形成定格。一旦发生错误定格，将会给今后的学校德育增加更大的负担。

学校环境主要由教风、班风、校风和学生校内外交往关系等构成。学校环境是学生思想品德形成和培养的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在品德教育过程中，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是学校德育必须考虑的两个因素，但这也是学校德育无法实施全程控制的因素，唯学校环境是可以被控制和操纵的。优秀的中学德育工作者在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时，总是把建立良好的学校环境做为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中心任务，并借助良好的学校环境去教育个体。当然要发挥学校环境因素的积极作用，其基本途径就是通过学生自身的交往与活动促使学生自觉接受。活动是学生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学生的道德观念开始总是具体的，这就决定了其行为的单一。随着学生活动与交往的增多，认识能力的提高，这种道德观念不仅在数量上会增多，而且会逐渐形成抽象性的道德观。所以以一定原则和目的开展的持续性学校群体活动，最终将成为学生道德观形成的基础，同时也决定了学生的群体活动是学生品德形成的重要动力。群体的凝聚力、规范力都会对个体发生巨大的影响。学校教育要充分利用这一基本德育手段，发挥群体活动的积极作用，利用群体活动所产生的群体动力实现德育对学校环境的控制与操纵，尽力避免出现过分强调学习而忽视群体活动，或者在群体活动时缺少自愿的原则，没有根据学生的爱好、特长和兴趣来进行，使学生的心理能量不能得以正确宣泄，无法形成正确的群体凝聚力；而中学生心理的闭锁往往造成与学校德育背道而驰的逆反心理。

中学德育是一项系统工程，三方面的因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统一地发挥着作用。如果片面强调或忽视某一因素的作用，都会造成整个德育工作的失衡。因此如何控制、协调三要素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环境因素的控制

中学德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社会道德要求和受教育者道德品质形成的规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道德影响的一种过程和行为。由于受教育者在时间上和心理上的发展具有稳定的周期性，这就决定了中学生德育的对象是可以控制的。同时学校德育在任务、目标、原则、方法上也同样具有相对的固定性，因而决定了整个中学德育过程是可以控制的。

所谓控制，就是通过反馈实现有目的的活动。反馈是控制论的灵魂。学校德育工作要实现对德育过程的控制，就必须牢牢把握住这个灵魂。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学校环境对学生施加的各种教育和影响，实质上都是外部环境以主体身份向学生发出的信息，学生在接受这些影响（信息）后，总会在行为上、思想上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表现又是以学生主体身份向教育者发出的反馈信息。教育者在接受这些信息后，必须认真对待，积极研究、调整德育的相应内容和方法，然后再以主体身份向学生反馈出以指导和引导为原则的信息。如此循环往复的信息传递与反馈过程，使教育者可以逐步掌握一个群体的德育规律，从而培养学生的良好品德。

教育者在对环境因素实施控制的过程中，必须注意把握以下原则：

1.及时性原则。教育者在接受学生反馈的各种信息后，必须及时调整德育方法和内容，适时地将指导性的信息合理地传递给学生，使学生反馈出的某些不良信息及时得到引导，避免此类信息在学生群体中传播扩大。

2.激励性原则。教育者及时将信息传递给学生后，学生在这种指导信息下行为思想有所改正时，教育者要及时采取表扬、鼓励等方法让学生知道自己的进步，这样会在学生心理上产生相当大的激励作用。因为学生知道自己的行为结果及后果后，可以激起进一步学好的愿望，同时，通过反馈的作用又可以及时看到自己的缺点错误，及时改正，并激发起上进心。当其他学生看到这种行为效果后，心理上自然产生“造型模仿”作用，从而可以实现整个群体的“替代强化”。

3.开放性原则。中学德育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的，这样可以使学生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接受较为稳定的思想教育。但随着学生主体能力的不断增强，社会因素、家庭因素渗透能力的不断增强，教育者要把学生封闭在学校这个狭小环境中是不可能的，强制封闭只能引发学生更大的逆反心理。因此，逐步扩大学生与外界联系的范围与深度，锻炼其辨别善恶美丑的能力，在社会实践中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社会学习心理，是教育者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也就是心理学当中所说的“社会学习理论”。

4.反复性原则。中学生的心理稳定性较差，特别是各种外部环境因素的不断刺激，某些不良信息可能反复作用于学生德育过程，使学生的思想、行为经常性地对这些不良环境信息作出应答反应。对此，教育者在获得反馈信息后，要针对这些不良环境信息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反复的强化刺激；通过反复的强化刺激，使学生学会辨别周围环境。

5.导禁结合的原则。整个德育控制过程中，教育者应坚持以疏导为主的教育原则。中学生心理发展的最大特色是心理的闭锁性，这就决定了过度的禁止只能导致学生的对立，而教育者开明、民主的作风则较容易与学生产生交流，消除心理的对立情绪，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教育者在坚持以疏导为主的同时，切不可忽视禁堵的作用，适时地要运用一定的制度、纪律等强制措施去规范和约束学生的思想、行为，促使学生把外部的行为准则与自己的自觉要求结合起来，使学生在对持续的社会要求与期望作出反应的过程中，形成较为成熟的人格品质。

6.学校为主的原则。在整个德育过程中，教育者应充分考虑社会、家庭、学校三方面的因素。目前形势下社会、家庭的影响在学生品德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已大为增强，但这种影响基本上都是自发的、无组织的，没有严密性与科学性，对学生传递的信息又是良莠混杂，因而不可能把社会、家庭环境作为德育的主渠道。教育者只有以学校教育为主导，将社会、家庭等各方面因素有机地结合到学校环境的作用中，才能真正把握德育工作的主流，避免各种因素的相互干扰和抵消，取得最佳德育效果。

坚持上述控制原则，教育者就可以基本控制环境因素的影响，进而可以稳定地控制中学德育的主体——学生。《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地提出了学校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要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使中学德育工作面临更高、更新的要求，运用控制论探索中学生德育的最佳途径，合理利用环境因素的作用，为我们在新形势下进行德育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指导。

1.邵瑞珍主编《学与教的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版。

环境控制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低碳经济;环境责任;成本控制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GDP的增长速度有目共睹，一方面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形势良好，另一方面不可忽视的是我国经济发展背后环境付出的沉重代价。目前，企业环境责任成本的投入逐步加大，严重制约着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凸显出企业经济利益与环境矛盾的日益加剧。“十二五”规划和十报告中明确提出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必须向“低碳经济”转型，同时也给企业再次敲响了警钟。因此，如何在低碳经济下降低企业的环境责任成本，成为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和谐发展的根本所在。

一、理论基础

（一）企业环境责任成本

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以承担社会责任为前提，因消耗自然和生态资源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付出的责任成本。主要包括：一是环境责任预防成本，也是事前控制成本。企业任何生产活动的开展，都要预先考虑该行为对环境的影响程度。为了避免因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巨额成本，企业必须估算环境责任的预防成本，如购置环保设备的成本、对生产工艺和环保产品设计的成本、环保宣传成本等。二是环境责任检测成本，也是事中控制成本。企业虽然在开展生产活动前做出了切实可行的环境责任预防方案，但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对环境必定造成一定影响，而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这势必加大环境责任的检测成本，如对周围大气、水、土壤等资源的检测成本、残余物质对环境影响的检测成本等。三是环境责任治理成本，也是事后控制。如果企业对环境的污染已经造成，企业就要支付资金治理环境污染。这部分资金包括环境治理成本即治理的技术费、人工费、材料费等，也包括因环境污染产生的赔偿成本，如破坏耕地造成的水土流失、污染当地的水资源造成粮食减产、影响周边居民身体健康等的责任成本。

（二）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控制

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控制是指企业在整个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运用科学的方法，通过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对所涉及的环境责任成本因素进行控制以达到低碳经济的目标，进而实现环境效益、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共赢。与企业其他方面的成本控制不同，环境责任成本控制具有多面性、复杂性和滞后性的特点。对企业而言，环境责任成本控制关键在于对环境责任预防成本的控制，也就是事前控制。企业对环境责任预防成本控制投入的增加，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环境责任的检测成本和治理成本，合理规划环境成本的支出，还可以为企业树立良好的信誉和形象。对整个社会而言，企业对环境责任成本实施控制可以缓解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长期以来的矛盾，也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更是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控制过程见图1。

二、低碳经济下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控制的意义

低碳经济是指基于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摒弃以往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高效利用清洁能源，追求绿色经济，通过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达到经济、社会、环境三者和谐发展的经济模式。这是我国经济结构的根本转变，同时也给企业今后的发展方向指明了道路。

（一）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树立企业的良好信誉和形象

当前，大气的污染、雾霾的加剧、居高不下的PM2.5等环境问题的出现，直持将矛头指向了高耗能、高排放、重污染的企业。由于绝大多数企业始终把承担环境责任当成一种简单的社会责任，并没有意识到环境责任投资给未来企业的发展所带来的无形价值和收益，因此最终的结果是企业一直消极被动地应对环境责任问题。如今随着“低碳经济”理念的盛行，全社会关注环境问题的敏感度增强，企业只有将承担环境责任提升到战略层面，才能在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上处于主动的竞争优势地位，树立企业为社会和国家负责的良好信誉和形象。

（二）有利于企业降低环境责任风险，走长期良性发展道路

传统企业的风险管理并未将环境责任风险包括在内，这就导致绝大多数企业的发展模式进入到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利益的恶性循环的怪圈中。随着国家近年来对环境整治力度的加大，企业旧式的发展道路在“低碳经济”这个大环境下显得格格不入。建立科学合理的环境责任成本控制体系，不仅能真实全面地体现企业履行的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而且能减少来自环境责任风险的威胁，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

三、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控制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传统企业仍然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首要目标，并未主动考虑环境效益、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的平衡发展，导致经济效益“良好发展”的表象掩盖了危及整个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的不利因素。

（一）环境责任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十几年来，我国一直坚持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性发展的经济道路，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企业不会放弃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也不会主动增加环境责任成本的投入，更不会牺牲自身的经济效益而实现全社会的和谐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对环境的预防、检测和治理方面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如《节约能源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对于促使企业承担环境责任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在有关环境法律法规中很少有环境责任方面的具体规定，正是由于环境责任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致使企业被动地履行国家规定范围内的责任，造成当前经济和环境矛盾的加剧。

（二）环境责任成本控制范围不清晰

传统的环境责任成本控制，通常只考虑生产经营过程中实际支付的治理环境污染费用和因污染环境负担的罚款，而往往忽视在预防、研发、销售和回收环节存在的隐形成本。如果企业在产品生产前重视研发先进生产工艺流程、采用先进的机器设备，对产品进行全方位的环保设计，就可以减少环境责任成本的发生。再者，使用低碳环保的包装进行产品的销售以及对包装物的回收再利用，也可以降低环境责任成本。然而多数企业只考虑眼前利益，忽视可持续性发展，这样在短期内减少了企业的成本费用，增加了企业利润。但长久来看，企业无法真正核算全部环境责任成本，使企业的财务报表不真实，不能使企业利益相关者了解其内在的责任风险。归根结底是我国在环境责任成本控制方面没有清晰的控制范围，再加上企业没有将隐形成本纳入其责任成本控制的范围，致使企业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

（三）环境责任成本控制核算不科学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我国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控制的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进步，这进一步说明旧式的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控制的核算方式己经不能适应现代企业管理的需要。目前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控制核算中，应用较多的是标准成本法、本量利分析法等，然而企业很少将污染环境的成本纳入成本控制的核算范围，即使考虑到环境责任成本，也往往将其计入“管理费用”账户。这种简单的会计处理方式不能明确地体现企业环境因素所发生的成本费用支出，造成企业资产及利润数据的失真。在全面的成本控制核算过程中，一方面企业没有考虑对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成本控制进行核算，仅核算事后控制的环境责任成本支出，另一方面，也没有把承担社会环境责任纳入控制范围，没有很好的估计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对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些核算方面的漏洞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我国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控制核算的不科学性。

（四）环境责任成本控制信息披露不及时

企业环境责任控制成本信息的不完善、控制范围的不清晰及控制核算的不科学等因素，造成企业不能真实全面的反映因预防、治理环境污染而发生的成本费用，更不可能准确披露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控制方面的信息。现阶段，治理环境污染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致使一些企业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这种情况下，企业只是简单地披露一些以货币计量的环境责任成本信息，而无法及时披露不能用货币计量的其他环境责任成本信息。然而环境责任成本控制需要采用多种计量属性，这就造成没有固定的财务报表披露的现象。另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为了增强核心竞争力，减少环境带来的压力，甚至不披露环境责任成本控制的信息，使企业利益相关者无法及时获得真实的企业信息，企业也就没有足够的动力进行环境责任成本控制。

（五）环境责任成本控制的核算人才短缺

目前，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分类及企业招聘管理的一些弊端，造成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控制核算的人才短缺。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控制核算是一门综合性、专业性很强的技术，涉及会计学、环境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知识。然而，从现阶段来看，我国的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控制的核算人员知识水平参差不齐、实际操作能力较差、经验不足等不利因素，严重影响了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控制的核算工作。

四、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控制加强措施

（一）建立健全环境责任法律法规

在低碳经济环境下，完善的环境责任法律法规是环境和经济和谐发展的基石。目前，我国己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多部法律法规，为我国企业保护环境、发展低碳经济建立了法律基础。然而这些法律法规对破坏环境的惩罚力度不足，难以起到真正的约束作用。因此，我国应逐步建立和完善专门的环境责任法律法规制度，使之具有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加大执法力度，促使企业及时发现在执行法律法规时的不足，并快速调整发展战略，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环境责任法律法规的完善对企业主动进行环境责任成本的核算和披露、保护生态环境、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二）制定明确的环境责任成本控制范围及标准

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控制的目的是环境效益、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的和谐发展。企业应该依据该目的制定明确的环境责任成本控制范围和标准，范围和标准的设定可以参考以下方法。企业可以根据大量的历史成本数据，并结合企业当前的生产经营活动，对企业生产程序进行分析，找出环境责任成本发生的规律，以推算未来企业发生的环境责任成本，从而制定出适合本企业发展的范围和标准。同时将环境责任成本纳入企业的成本核算体系，将企业内部的生产工人、成本控制人员、高层管理人员统一起来，协调各部门间的关系，从而降低环境责任控制成本。

（三）完善环境责任成本控制核算体系完善环境责任

成本控制核算体系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完善的环境会计核算体系。首先，对环境责任成本单独设置账目，不仅要核算可以用货币计量的会计科目，也要把非货币计量的环境责任成本加以评价和考核。其次，企业可以引进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将环境责任成本控制纳入成本控制信息系统中，利用计算机成本控制系统分析和核算收集的数据。一方面可以选择环境责任成本控制费用最少的方案，另一方面及时发现在环境责任成本控制中的错误，以达到控制环境成本的目的。最后，引进奖惩制度，积极调动全体员工参与到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控制中。

（四）健全环境责任成本控制信息披露体系

为弥补我国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控制信息披露的薄弱性、监管方面的不健全，国家一方面要加大改革力度，制定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增强新闻媒体对社会大众、企业的宣传和舆论监督，强化环境保护的意识，同时对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企业进行制度改革，引导社会公众关注企业在低碳环境下环境责任成本控制信息的披露，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另一方面，企业要积极探索环境责任成本控制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制度，通过建立专门的成本披露信息部门，投入专项资金，调动管理部、财务部、营销部等参与的积极性，及时地收集数据和披露信息，做到“早发现、早治理”。

（五）培养高素质的环境责任成本控制人才

企业环境责任成本能否很好的控制，关键因素在于环境会计核算人员。首先，企业要转变控制理念，将经济利润最大化的首要目标逐渐改变为在低碳经济环境下经济和环境共赢。其次，要加强对核算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融入多种相关学科。企业也可以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专题性培训，及时掌握最新的环境责任成本控制知识，引导其树立环境成本控制理念，提高企业环境责任成本控制效率，降低成本控制的费用。

作者:谷慧玲 张 尧 石 蔚 单位:河北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周守华、陶春华：《环境会计理论综述与启示》，《会计研究》2012年第11期。

环境控制论文范文第3篇

1采样、布点

严格遵照《环境监测质量管理规定》和其他相关规范的要求，监测点位的设置要视污染物情况、监测对象、条件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监测时间，监测频次和监测方法。监测人员应严格遵守监测规程及要求进行采样，采样前按规范进行仪器校准并填写记录表，现场采好的样品应及时贴好样品标签，填好采样记录，按照规定方法进行保存，尽快运至实验室进行分析，做好交接手续，防止缺样、错样、沾污样品的现象发生。监测采样环节质量控制措施包括全程序空白样、平行样、密码样、密码加标样等。

2减少分析误差

仪器、操作等原因都可能为监测过程带来误差，要想减少误差，就必须加强实验过程的监督和监管，并将监督监管责任落实到个人，各类监测报告的编写严格按相关规范进行，室内三级审核应切实发挥作用，不得流于形式。对监测结果准确性和有效性有影响的所有仪器设备，由业务科负责安排由国家计量部门或其授权单位按有关要求进行检定或按规定程序进行校准。

3做好质量控制

减少采样误差。为了减少采样误差或者在出现错误时可以及时查找，在采样时要注意平行样品的采集和保管、加密分析。通过对平行样本的分析、加标回收率分析、标准物质对比分析等，加强对于环境监测的质量控制。定期对实验室技术人员展开考核和评价，评价方以经验丰富的第三方为佳，以激励工作人员端正工作态度提高专业技能提高数据的可靠性。既要注重实验室质量控制，也要关注现场质量控制。通过在每一个采样点采集平行双样和空白样的方法，对采样过程进行控制，通过实验室内对空白样和样品进行平行分析的方法，对分析测试过程的误差进行控制。利用得出的结果，与允许误差作比较，从而推断采样和分析过程的误差来源。

4分析测试质量保证

实验室监测中有时可能会用到不常用的国际标准，此时务必要做等效性和适用性检验。实验室内部质量控制采用密码样、明码样、空白样、加标回收、平行样和人员方法比对等方式。校准曲线只能在其线性范围内使用，在使用中不得任意外延。使用原校准曲线至少应在分析样品的同时测定两个适当浓度（高、低浓度）及空白各两份，测定结果与原校准曲线相同浓度点进行校核，相对差值分光光度法应小于5%，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应小于10%范围内。校准曲线使用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两个月。质控样测试完毕，立即（限当日内）报告质量管理室，一经发现实验失控，立即寻找原因，重新对样品进行测试。

5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和文件管理

环境监测实验室的质量管理体系需要大量的技术文件和记录支持。实验室进行操作时，应严格按照规范或相关技术文件执行，对过程中的原始实验数据进行必要的记录，建立现场采样规程及实验室安全操作规程。环境检测实验室的质量管理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质量管理体系及其文件的可操作性。质量体系都是要经过不断地完善和持续地改进，因为实验室内外部环境在随时发生着或大或小的变化，用户与监测业务也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调整，相关的管理体系及文件也必须要不断改进以适应各种变化。实验室体系及文件都应当具备动态的适应能力，不断结合日常质量监督和内外审发现的问题，总结各方汇集的需决策信息，对需要改进的文件由专人负责整理，并组织质量管理相关人员一起进行文件的修订，保证工作中的流程与操作能够与文件体系所规定的一致，具有绝对的可执行性。

6加强质量监督

质量监督是保证实验室质量管理有效性的关键环节，实验室应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实验过程进行监督。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的运行有效性，需要通过质量控制来保证，而质量控制的执行主要靠质量监督员来完成。所以，环境监测实验室应配置专门的质量监督负责人，并负责监督监测实验室的各项工作中是否按照规范要求，同时对监测工作中的关键控制点进行监督，对未按照规范要求的流程或人员及时予以纠正，避免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检测结果流出实验室。实验室质量监督员监督的内容主要有：检验活动是否按规定程序进行；检验依据是否有误；监测环境条件是否达标；监测仪器设备是否异常；监测用样品是否符合标准规定的要求；监测数据的记录、换算、校核、修约及结论的判定是否有缺陷；监测人员的技术能力是否有缺陷；监测过程中各项目检测相互之间是否有影响。

环境控制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财政分权；钢铁行业；产能过剩；政策建议

一、背景分析

1994年，我国开始进行分税制改革，其宗旨是让地方政府拥有更大的财政自，能够在一定范围内独立地进行决策，进而可以更好地提供各种公共物品和服务，以满足本地经济发展和居民的需要。同时，政府的相关行为也会受到当地公众的监督，促使地方政府能够更有效地制定有利于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财政政策，为公众谋求最大的利益［1］。但是，随着国内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这种财政分权体制本身的弊端也凸显出来职称论文。

从1994年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财政分权制度，是本文所立足研究的体制背景，在这种体制下，各级政府的收入来源被划归得更为具体、细致，但是，也导致了相关问题的出现。如在共享税方面中央财政的共享比例高于地方政府，并且地方政府不再具有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优势。因此，地方政府掌握的财政资源减少了，但是，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却高于中央政府，这样就出现了地方政府财政收支不平衡的状况。同时，财政分权后的地方政府拥有了一定的财权、事权，这样就有比较强烈的动机推动投资，发展该地区的经济，从而扩大税基，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在这种体制背景下，地方政府间便展开了激烈的竞争，采取各种手段招商引资，发展地方经济，由此引起市场分割、投资过热以及过度或无效的行政干预等，这实际上是导致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加剧的重要体制性因素。

早在2006年，国务院就发出了《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明确指出“当前，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已经成为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问题，如果不抓紧解决，将会进一步加剧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影响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并且具体指出了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总体要求和原则，以及调整的重点措施。2009年9月，国务院批转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部委《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2009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认为“产能过剩的问题更加凸显”；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决管住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2010年3月，工信部的《中国工业经济运行2010年春季报告》称：“当前工业经济运行仍然面临六大困难，多个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依然严重”。2010年4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重点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的具体目标任务以及重点工作的详细分工情况。2010年8月，工信部向社会公布了18个工业行业涉及2087个企业的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

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工业行业大面积（工信部公布的18个行业不包括风电设备、多晶硅行业）的存在产能过剩问题，中央政府也在积极制定相应的政策来抑制产能过剩，促进这部分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二、产能过剩成因分析

对我国存在的产能过剩的界定可以表述为：由于周期性、结构性及体制性原因，而造成的实际产量和消费量与一定技术水平下全要素投入的最佳产出的严重偏离现象［2］。对于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形成原因，专家、学者和业内人士各抒己见。笔者认为可以将产能过剩的形成原因总结为三类：

1.经济周期性的产能过剩

由于受到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市场需求发生剧烈的变化，使得正常规模的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在经济衰退期表现为暂时的过剩。此类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较为正常的现象。

2.结构性的产能过剩

这是针对微观主体—企业来说的，形成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企业从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将一部分产能“窖藏”起来，以应对未来总体经济波动的不确定性，提高企业供给的灵活性。这种结构性的产能过剩是企业为应对未来经济形势不确定性的一种措施。其二，部分企业故意形成一部分产能过剩，这是“在位企业”阻止潜在企业进入而设置的一种进入壁垒。某些在位企业为了能够长期保持在行业中的优势地位和利润，通常进行巨大的投资，这种投资是长期的且成本较高，对于潜在的进入者能够起到很大的威慑作用，是一种极大的进入壁垒。潜在进入者会考虑到这些在位企业的闲置产能而却步，从而达到在位企业阻止行业中新进企业、保持获利空间的目的［3］。

3.体制性的产能过剩

由于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以及财政分权政策发展的过程中相应体制机制改革的滞后，促使了体制性产能过剩问题的出现。例如，在财政分权背景下，GDP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而被盲目崇拜，使得新增的投资项目往往与国家的整体规划背道而驰。同时，由于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而竞相给予企业以各种优惠，包括土地、环保、融资等，从而激发了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在这种恶性竞争下，不仅浪费了资源、污染了环境，而且加剧了产能过剩。

经济周期性的产能过剩和部分结构性的产能过剩一般可以通过市场经济自身的运行和政府采取适当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得到缓解，甚至消除，但是部分结构性的产能过剩和体制性的产能过剩却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相关政策的指导以及更科学地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来逐步的控制和缓解。现阶段，正是由于政治集权、经济分权、土地产权模糊、预算软约束以及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制等因素的影响，加剧了我国地方政府行为的异化，使得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竞相提供各种优惠条件，并扭曲企业的投资行为，来实现该地区财政收入的增加，从而导致了过度的产能投资和重复建设。本文重点对我国财政分权背景下部分行业尤其是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进行研究。

三、实证研究

本文以钢铁行业为例，通过对该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的实证研究以及对“铁本事件”的剖析，分析我国目前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加剧的体制性原因。

1.钢铁行业分析

目前，我国是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钢铁业产量几乎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粗钢产量更是紧随在后的日本、美国、俄罗斯和印度四国产量之和的2.2倍。我国钢铁行业之所以拥有如此巨大的产能：一方面，政府的支持性政策，鼓励了该行业的发展（直到2002年，政府还在推出优惠性政策支持钢铁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为钢铁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近几年来，随着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业、机械设备生产以及汽车制造等行业的蓬勃发展，使得市场对钢铁产品存在着巨大的需求。在这种形势下，企业对未来的市场形势过度乐观，而过高的市场预期导致了企业不断扩大产能。

更主要的是，在我国目前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出于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政绩的突显等方面考量，积极鼓励、支持甚至是威胁企业对GDP有显著贡献的项目进行投资，从而导致了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的加剧。

虽然从2005年以来，国家相应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抑制钢铁行业产能过剩、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但是，通过这种行政干预手段来抑制钢铁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的收效并不是很明显，近几年来，我国的粗钢产量仍在逐年上升，并且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增长率水平（如表1和图1所示）。

从表1和图1可以看出，我国粗钢产量从2004年的28291.1万吨增长到2009年的56800万吨；从2004年占世界粗钢产量的26.40%上升到2009年占世界粗钢产量的46.57%，短短6年间，我国的粗钢产量就翻了1倍。更重要的是，2008年和2009年由于受到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粗钢产量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而我国的粗钢产量却仍维持增长的态势，2009年增长率达到了10.86%，这与世界粗钢产量增长率为-8.84%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或许只研究产量与增长率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我们可以用2004—2009年我国钢铁产量与开工率（生产能力利用率）的分析图（如图2所示），来进一步说明我国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

从图2可以看出，虽然从2004—2009年，我国的钢铁产量在不断增长，6年时间产量值甚至翻了1倍（由于受到统计时间的影响，图中2009年的钢铁产量是按估计值计算的，而2009年实际钢铁产量则为56800万吨，比预估的53400万吨高出3400万吨）。但开工率却在大幅度的降低，由2004年的92%下降到2009年的72%，这其中蕴含的产能过剩问题不言而喻。

2.“铁本事件”剖析

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本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出于发展需要，公司在2002年拟扩大生产规模，增建一个占地2000亩、投资10—20亿元、年产200万吨的宽厚板项目，资金来源主要依靠自有资金。但是，在项目发展过程中，受到当地政府的强烈鼓动和全力支持，其中包括巨额的土地资本利诱、大量的银行贷款甚至违规的项目审批等，使得这一项目最终膨胀为总投资106亿元人民币、规划用地5988亩的巨型项目。

在“铁本事件”中，涉及项目审批、环保以及土地供给等多方面的问题。就审批而言，钢铁项目属于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产业项目之一，有一套较为规范的审批机制，项目达到一定规模，地方政府是无权审批的，而必须由上级职能部门审批。按照投资规模和审批权限，该项目是应该报国家发改委审批。为了可以在地方政府的权限内获得批准，铁本公司将整个项目拆分为22个项目，分别向地方政府职能部门报批；之后为了办理土地等相关手续，又将整个项目分成14个基建项目来实施。本应报中央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审批的巨型项目，就这样在铁本公司和当地政府运作下，顺利地通过了审批。就环保而言，钢铁项目属于高污染的项目，在对该类项目的审查中要特别注意评估其对环境的影响。铁本公司的焦化项目就属于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项目，是环保部门审查的重点。这样一个巨型项目，应该上报原国家环保总局对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进行审批。在将项目拆分后，当地环保部门均参与了这些项目的环保预审，并予以通过。在土地征用方面，不仅存在审批上的违规操作还涉及土地出让价格的问题。在铁本项目中，土地的名义出让价格为11万元/亩，而当时土地的市场价格为每亩40万元左右（实际上，地方政府收取的地价款远远小于名义上铁本公司应支付的地价款）。以铁本项目实际占用土地6541亩计算，地方政府以低价出让土地实际上为铁本项目提供了18.9—26.2亿元的投资补贴［4］。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的财权、事权，为了提高地方经济增长速度，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官员不但在在自己的权限内，通过各种可以采用的手段招商引资，而且会创造权利（可以称为地方政府“权利创造”现象）吸引投资者进行投资，并且特别青睐像钢铁这样的能够明显影响地方经济和财政收入的大型投资项目。铁本项目就是地方政府创造权利鼓励投资建设项目的典型案例。本来，铁本公司只是利用自有资金增建一个年产200万吨的宽厚板项目，在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利诱”下，变成了一个用地扩大3倍、投资扩大5—10倍的巨型项目。根据我国的投资管理体制，地方政府没有审批这么大规模的项目的权利，地方政府与企业共谋，创造审批权，通过把项目拆分成若干个小项目进行批复。实际上，许多屡屡出现产能过剩的行业的项目就是在有限理性（有时甚至是非理性）的地方政府与有限理性（有时甚至是非理性）的企业的合谋下投资建设的。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有着十分强烈的欲望，吸引和推动对GDP有显著贡献的项目投资，形成严重的地方产业结构的同质性，从而导致了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愈发严重，并且不会在短期内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只能通过宏观调控尽力缓解产能过剩的进一步扩大。

四、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钢铁行业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在财政分权背景下，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1.进一步完善财政分权体制

1994年的财政分权体制改革，旨在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以及加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发挥税收调节个人收入和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作用，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公平税负，促进平等竞争；体现国家产业政策，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和整体效益的提高等。但是，在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由于政策制定和具体实施上的问题，使得这种财政分权制度也出现了弊端，如加剧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刺激了地方政府深度参与经济，大量招商引资；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不能很好的得以执行；重视工业发展，轻视了社会经济平衡发展；各地方产业结构趋同，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等。

要继续保持我国整体经济快速、健康、稳定的发展，保证中央整体经济政策的充分贯彻执行，就需要进一步改革我国的财政分权制度，使之与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更好的融合，理顺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利益分配关系，明晰风险责任关系，促进经济的全面发展。可以考虑在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建立弹性的转移支付制度，对经济增长速度较慢，但追求社会经济平衡发展、促进技术创新、注重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和关注民生的地方政府，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

2.加强相关部门监管力度

完善财政分权体制，杜绝地方政府滥用权力和“权利创造”行为，保证产业结构趋于合理，离不开相关部门的相互配合、监督管理，主要包括环保部门的把关、金融制度的完善以及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等。

近年来，重视经济发展和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已成为世界的共识，这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那种不计环境代价而盲目上马的项目势必会遭到谴责和淘汰，只有兼顾经济、环境和人类发展的项目，才是有利于推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项目。为了加强地方环保机构监管的权威性和有效性，需要理顺环保部门的隶属关系，改变地方环保机构隶属地方政府为垂直管理。从金融管制方面来说，在我国以直接融资方式为主的背景下，大型投资项目对贷款有近乎膨胀的需求，规范化的审批程序，有利于对投资项目的审慎决策，能够有效地抑制产能过剩行业投资项目的实施；也可以借鉴西方金融机构的成功经验，采用灵活的贷款定价机制（需要配套的金融体制改革），抑制产能过剩行业投资项目的实施。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有利于我国对整体土地用途的规划，有利于对投产项目类型的管理以及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主要的改革方向是进一步明晰土地产权，依靠公众监督，来杜绝违法征地、违规用地等行为。

3.完善政绩考核体系

在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独立的利益主体地位日益突出，该地区的GDP增长状况以及财政收入情况，几乎成为了地方政府和官员们唯一关心的指标，从而加剧了地方政府行为的异化，导致了片面的鼓励投资，形成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在西方国家，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好坏主要由该地的选民进行评价，因此，Tiebout早在1956年就提出了“用脚投票”理论，即人们可以通过在地方间的自由流动，来选择自己最偏好的税收和公共服务组合以达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地方政府为了避免本区域内有税收创造能力的居民流失，会竭力地提高财政的运行效率、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满意程度［5］。我国的政治制度与西方国家不同，但可以借鉴其实用的理论和成功的经验，来完善我国现行的政绩考核体系。

目前，得到普遍认同的观点是：以GDP为主要考核指标的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是导致产能过剩加剧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在制定一系列抑制产能过剩的政策的同时，中央政府应重新设计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和考核机制，让其退出GDP竞赛，引导地方财政资金更多地投向民生领域，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平衡发展，真正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并且要加强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满意度的反馈调查，以此来监督地方政府行为，抑制低效率、高污染、高能耗项目的投资，降低财政分权制度对产能过剩的影响程度，防止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的加剧。

4.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无论是出于对增加地方GDP、财政收入还是官员晋升机会的考虑，地方政府都有着强烈的动机干预企业的投资行为，使得企业并没有完全从市场需求的角度来审视自身的投资行为，从而违反了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造成了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状况。在政府的干预下，企业获得了极大地激励，不断扩建、增建项目，使得部分行业特别是对地方GDP和财政收入有显著贡献的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尤为严重。因此，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切实实行政企分开制度，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是削弱体制性因素对产能过剩影响的重要环节。在改革过程中，要引导企业依靠自身的实际情况做决策，使企业能够成为自主决策、自主投资、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的真正的市场主体，逐步消除负外部性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具体措施包括减少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创造公平、合理的投资环境，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依靠市场自身的竞争力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通过这些改革措施来降低体制性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以达到缓解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状况的目的。

5.创新政府干预方式

缓解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除了依靠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外，政府也应当适时、适度地加以引导。目前，地方政府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干预，主要是通过给予企业土地优惠政策、信贷支持以及环保审批等方面，直接干预投资项目的运行。这种直接的干预行为，严重影响了企业对自身投资行为的判断，违背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妨碍了相关行业甚至是整体经济的正常发展。缓解产能过剩问题、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应以尊重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为主，依靠市场的自身调节和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来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升级。但是，仅仅依靠市场自身的这种调节能力还不足以引导整体经济的稳定发展，体制性产能过剩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支持。因此，改革的重点并不仅是地方政府退出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干预，而是转变、创新政府的干预方式，由直接的干预企业投资行为，转变为间接的引导，使企业掌握更准确的市场信息，更好地结合市场和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投资策略。

创新政府干预方式，要求中央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科学严谨的长远发展规划（如新兴能源产业发展规划等）、建立明确的行业标准、规范等，并且保证执行效率。地方政府应从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创造公平的投资环境、鼓励企业的技术创新、严格控制企业的污染程度以及提高政策执行力度等几方面入手，通过对市场环境、投资环境以及法律环境的不断完善，将地方政府直接干预企业行为的方式，转变为间接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以此来达到缓解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刘金涛，杨君，曲晓飞.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2］王立国.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的双向交互机制研究［J］.企业经济，2010，（6）.

［3］周业樑，盛文军.转轨时期我国产能过剩的成因解析及政策选择［J］.金融研究，2007，（2）.

［4］江飞涛.中国钢铁工业产能过剩问题研究［D］.中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环境控制论文范文第5篇

解决我台机房大厅环境问题，必须从降温、除尘、智能控制三个方面入手，才能予以彻底解决。同时要本着节约的原则，在保证有明显效果的前提下，力争达到节约资源、一次性投入少、运行费用低；系统具有自诊断告警功能，减少人员工作量；设计时要考虑系统冗余，制冷风量要有一定的余量，保证在极端情况下系统也能正常工作；同时要考虑系统改造后哪些地方容易出现问题，加强维护保养。故对机房做如下相应改造：机房大厅增设4台100kW大功率恒温恒湿冷冻水型机房精密空调，控制室内温湿度并加速室内空气循环达到30次/h。精密空调室外制冷主机采用高效率热交换的风冷模块机组，运行稳定可靠，整机制冷效率较高。在大厅内架设风管，将4台100kW大功率冷冻水型机房精密空调出风口并管并延伸至机房各个要道，多点定点矩阵化送风，避免局部热岛效应。建立分支风管与PSM设备已建立的冷却系统对接，利用现有的单点设备冷却系统风道辅助对设备进行降温以减少设备向室内空间逸散的热量。将甲机房大厅室内全年温度控制在30℃以下，适于设备正常运营环境及人员作业安全；同时将全年最高温度控制在30℃内，无需过度制冷，保证全年最大限度减少能耗。不与室外不可控气流交换，机房内洁净度在机组运行状态下每小时室内空气被完全过滤30遍，机房内将越运行越洁净（运维人员适度进出），同时减轻运维人员运维成本。

2系统设计的测算依据及说明

目前需改造的甲机房大厅面积525平方左右，机房内布4台TSW2500型500kW短波发射机，由于设备发热过大，故对每台发射机做单点降温处理。预计单台发射机外溢至室内空间中的热能约为50kW，共计4部，致使机房目前室温较高，全年冬季室内平均达到27摄氏度，夏季室内气温最高达40摄氏度，严重影响设备寿命、设备使用环境的安全可靠性并且夏季超出人员作业的可承受环境温度，估测降温需提供制冷量计算如下：

2.1对于制冷量需求的测算

单台设备热负荷*台数+环境热负荷*面积=需要的制冷量(kW)即：50kW*4+15m*35m*0.14kW/m2=273.5kW（备注：0.12—0.18kW/m2为机房环境热负荷的估算范围，由于我台机房空间较大，设备密度较小，单机功率过大，故按照热密度0.14kW/m2估值。）补充说明：机房层高6米，3米以上的空间气温对人员及设备影响较小，所以不需过多考虑对3米以上空间正常气温的处理。

2.2对于换气次数需求的测算

甲机房打厅内空气体积：35*15*6=3150m3，依照机房建设标准，机房内每小时换气应保证20-30次，即2-3分钟一次。故需求量为3150*20~30=63000~94500m3/h热负荷估算原则负荷特点现阶段设备的集成度越来越高，精密性也越来越高，使得机房的负荷特点更加显著地表现为：机房设备散热量的95%是湿热，热负荷大、湿负荷小、热湿比极大。单位体积发热量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空气处理可近似作为一个等湿降温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的焓差小，要消除余热必然是大风量。此外，因为设备24小时不间断运行，所以需要空调系统一年四季不间断地运行。余热量大：机房内95%以上的热量来自设备；余湿量小：机房内潜热量来自人体出汗蒸发以及新风含湿量，由于人员较少且新风是经过热交换后进入机房，余湿量很小；循环风量大：需要较大的风量来解决机房内散热；焓差小：由于室内温湿度允许变化率较小，所以焓差小；热负荷大，冬季仍需制冷。机房专用空调正是依据上述特点研制开发而成的，显热比可达到90%以上，并可通过中央控制器调节温度及相对湿度，温度精度可控制在±1℃，相对湿度可控制在±5%，充分保障使用功能，并达到节能目的。

2.3系统设计与实现

2.3.1设备及风管布局图如图1增设4台100kW大功率恒温恒湿冷冻水型机房精密空调，控制室内温湿度并加速室内空气循环达到30次/h。精密空调室外制冷主机采用高效率热交换的风冷模块机组，运行稳定可靠，整机制冷效率较高。建立风管将4台100kW大功率冷冻水型机房精密空调出风口并管并延伸至机房各个要道，多点定点矩阵化送风，避免局部热岛效应。建立分支风管与PSM设备已建立的冷却系统对接，利用现有的单点设备冷却系统风道辅助对设备进行降温以减少设备向室内空间逸散的热量。2.3.2气流循环方式（保证送风回风风道畅通无遮挡）发热设备高度在2.5M内，热量逸散区域在落差3M空间内影响周边气温，精密空调送风风道从3M—3.5M高空将冷气流吹出，与下部热空气混合，由精密空调强力回风口风机抽回，每个过道形成局部气流循环，热量被不断带走经过精密空调处理成冷风继续优化室内温度。精密空调回风口带温湿度探头，如果回风口（即混合气流）测定温度达到所限定的温度标准，机组停止制冷，仅风机运作带动气流循环，极为节能。2.3.3动力与环境监控拓扑图机组标配:RS485接口及232接口，可以方便接入常规通用的监控系统中，也可直接选择BMS所使用的楼宇协议（如MODBUS等)，便于监管机房运行情况。名义工况：进/出水温度7℃/12℃参考工况：进/出水温度10℃/15℃参考工况：进/出水温度12℃/18℃G4标准空气过滤网声级测试在距机组1m开阔地带图3拓扑空间图2.3.4技术特点大风量、小焓差、高显热比专业设计。蒸发器采用亲水铝箔，高效内螺纹管设计，耐腐蚀、长寿命、高效率。电极式加湿器，避免干烧的危险，能快速产生纯净蒸汽，具有自动清洗功能，检修时不停机。智能除湿保证除湿速度快、精度高。风机选用后倾无壳式第三代高效EC风机以达到节能的要求。金属框架G4标准过滤器，过滤效率高达90%，确保机房洁净要求，可反复清洗降低运行成本。机组全正面维护设计，不受安装环境限制，维护更方便。高品质制冷配件确保机组在各种条件下稳定运行，寿命10年以上。智能控制器融合完善控制逻辑、实现多重保护。大屏幕4行*30列LCD液晶全中文图形显示，机组运行状态、温湿度曲线、报警记录等。提供500条历史告警记录。群组控制，实现备份、轮巡、层叠、避免竞争运行功能。远程监控，提供RS485、MODBUS、SUNRISE-PLUS、TCP/IP监控方式。2.3.5方案特点能完全满足降温需求及室内风循环换气需求。不与室外气流交换，机房内洁净度在机组运行状态下每小时室内空气完全过滤24遍，机房内将越运行越洁净，同时减轻运维人员换洗过滤网的工作量。机组可方便接入各种通用监控系统，便于运营管理。可随意设定机组温度，例如设定至30度，那么机组在30度以下将停止制冷，只有风机运转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高效节能。机组设计使用寿命15年，运行稳定性高，运维成本很低。对机房外观及内部主体构造没有任何改动。

3总结

项目改造完后能保证在现有机房主体结构不被破坏的前提下，将机房大厅室内全年温度控制在30℃以下，适于设备正常运营环境及人员作业安全；同时将全年最高温度控制在30℃内，无需过度制冷，保证全年最大限度减少能耗在夏季能有效将整个大厅温度控制在25°～30°之间，同时在机房大厅形成正压，避免灰尘进入，保证室内空气的洁净度。后期空调设备可接入通用监控系统，可做相应的动环监控或消防联动。通过该系统的降温、除尘可以延长发射机各元器件的老化时间，特别对控制系统各板卡、工控机和真空元器件的使用寿命均有很大提高，可为国家节约大量资金。

环境控制论文范文第6篇

涂序彦曾任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学术指导委员会主席，是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的主要创建人、我国“人工智能”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提出的“广义智能信息系统论”为“人工智能”学科提供了统一的理论架构，他倡导的多学派兼容、多层次结合、多智体协同的“广义人工智能”学科体系，为现代“人工智能”学科的全面、协调、持续发展，提供了研究开发策略，他提出的“广义智能学”促进了“智能科学技术”新学科的诞生。1988年，他编著的高等学校教材《人工智能及其应用》电子工业出版社，获电子工业部优秀教材一等奖。

1977年，他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工作，主持“控制论组”，与北京市中医院合作，研究开发我国第一个中医专家系统“关幼波中医肝炎诊断治疗程序”，这也是世界第一个中医专家系统。1985年，主持“国家经济信息专家系统关键技术”研究，提出大型“多级专家系统”新方法，获国家“七，五”攻关重大成果奖。

1960年，在第一届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IFAC世界大会，创立多变量控制系统的新原理：“协调控制”理论，他提出的升船机多电机同步的“协调控制”方法应用于三峡工程。1981年，在《科技管理与科学学》发表“论协调”，提出创建“协调学”新学科。

1977年，涂序彦发表我国“大系统理论及应用”首篇论文，1985年，创立“大系统控制论”，1994年，撰写出版《大系统控制论》专著，发展“控制论”的新学科。

1979年，根据国情，他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最经济控制”理论，提出天文科学卫星“最经济姿态控制”新方法，在《自动化学报》发表了关于“最经济控制”多篇论文。

1980年，总结有关“生物控制论”的科研成果，主持编著我国第一本《生物控制论》专著，由科学出版社出版，重点研究“人体控制论”，他提出“针麻－多级协调控制过程”，“经络－人体控制系统”新学说。

1977年，涂序彦发表我国“智能控制及其应用”首篇论文，开拓“智能控制”新技术，1985年，提出“多级自寻优、自协调控制”新方法，1990年，参与发起主办“全球华人智能控制与智能自动化”大会，任大会主席之一。2004年，在国际“人工生命与机器人”AROB学术会议宣读论文“Intelligent Control System based onArtificial Life”。

1985年，在IFAC／IFORS／IFIP国际学术会议，涂序彦提出“智能管理”(Intelligent Management)新概念，开拓我国“智能管理”新方法、新技术，1995年，撰写《智能管理》专著，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2010年，他和马忠贵博士撰写《协调智能调度》专著，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

1995年，在“人工智能”与计算机“仿真技术”相结合的基础上，涂序彦提出“智能仿真”的概念与系统架构，2009年，应邀在中国计算机仿真高层论坛作“协同智能仿真”大会报告。

2000年，开发“智能信息推拉”技术、“基于公共知识库的智能通信”系统，2004年，在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智能信息网络学术会议，作大会报告“智能通信与智能网络”，2005年，提出“互动智能通信”的概念，2008年，他和马忠贵博士撰写《智能通信》专著，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

2002年，涂序彦发起并主持中国人工智能学会首届“人工生命及应用”学术会议，提出“广义人工生命”的概念和类谱，2003年，在国际“人工生命与机器人”AROB学术会议宣读论文“Generalized Artificial LifeRace＆Model”，2004年，主编《人工生命及应用》论文集，2005年，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002年，涂序彦与曾广平教授等合作，提出“软件人”的新概念，2003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计算机网络环境中的虚拟机器人一软件人”支持，2004年，提出“广义软件人”，2007年，总结相关研究开发成果，撰写《“软件人”研究及应用》专著，由科学出版社出版。2008年，主持InternationalConference on Humanized Systems，作大会主题报告“Advanced Intelligence，Humanics，SoftMan”。

2002年，涂序彦与韩力群教授合作，提出“多中枢自协调人工脑”的新概念，2004年，在AROB国际学术会议“Study of ArtificialBrain based on Multi-Centrum Self-Coordination Mechanism”，2009年，总结相关研究开发成果，撰写《多中枢自协调人工脑》专著，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2003年，他在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第十届全国人工智能学术大会报告中，提出“人工智能”的姐妹学科：“人工情感”的新学科架构。2004年，在北京主持召开中日国际学术会议，作大会报告“Artificial Emotionand its Applications”，提出“IntelligentAnimation，Intelligent Game，IntelligentFilm＆Television”。

1991年，在全国“智能控制”学术会议的大会报告中，涂序彦提出“智能控制论”新学科架构，2010年，他与王枞教授等合作，撰写出版《智能控制论》专著，在科学出版社出版。

2004年，在“智能系统”国际学术会议，涂序彦提出“拟人系统”新概念，2005年，在中国武汉，发起并主持第一届“拟人系统”国际学术会议，他提出创建“拟人学”新学科，2008年，在中国北京，主持召开“拟人系统”国际学术大会。

2005年，他的诗集《糊涂集》包括：理智篇、山水篇、情感篇等涂诗四百首，由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出版。

涂序彦教授不仅在科研上取得了多项重要成就，在教育上也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他认为：“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但是，育人比教书更重要。”，“无论做什么工作，最重要的是做人。”，“做好一名教师，首先要爱护自己的学生。”现在，涂教授的学生已经桃李满天下，他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高级科技人才，为我国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环境控制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高等教育 控制论 质量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31-0003-02

当前的高等教育质量与社会需求实际期望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众说纷纭的另一面是缺乏有效的实际解决措施。站在控制论的角度，我们可以将高等教育视为一个交互的过程；教师、学生、教育管理者等关键角色分别从自身的需求和利益出发，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依照合乎规则和生活实际的理性选择，共同造就高等教育的质量效果表现。

目前，教育研究中大量讨论的质量标准、教育目标、教育方法、高校的绩效评价等内容，实际上更多的是主要体现为这个互动过程之中的具体控制、操作或者状态测量方法。一些研究者提出了采用控制论方法进行教学质量控制，但这些研究无一例外都倾向于简单地将控制论的基本原理推向教育活动这样一个社会性集体心理活动，并不能利用控制论原理给出明确的数学模型，达成良好的控制效果，因而只能停留在简单引入反馈控制的管理流程，实现形式“规范化”的层面。在此思想基础上，教育管理工作者们特别偏好借鉴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在服务业中应用的解决思路开展教育管理工作，表现出僵化运用量化指标建立考核体系等。最典型的表现体现在各大院校中普遍开展的大学教学评估、专业评估、年度教学考核、年度科研考核与聘期考核，社会上广为流行的大学排名、专业排名、SCI/EI检索结果的数量拼比等，但其实际应用效果与负面效应有目共睹。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利用控制论分析高等教育过程，并找出高等教育的质量控制方法。

一 控制论的本质

控制论在本质上是研究动力学问题的一种方法，既研究在力的作用下，对象系统的状态变化规律，以达到或跟上期望的控制指令要求，如图1所示。显然，倘若不能明确界定高等教育活动中“力”的来源，则无法明确控制产生作用的根源或机制；倘若对象系统的状态无法明确地以定量描述或者无法测量，则无从感知对象系统的当前状态，无法保证控制过程的稳定性与可预见性，甚至无法保证控制的结果是否是预期内的结果，因而对象系统将无法或无从及时、正确地施加“力”的作用调整自身的状态，去达成期望的控制目的。

比如多数单位奖励SCI/EI检索的初衷是为了提高教师的科研水平，进而以高水平的科研来提升高校教学内容的层次与质量，但政策的实际效果却有可能发展为培养单纯的SCI/EI数据刷新者，与科研或教学毫无关系。某单位甚至曾有一年65篇SCI收录论文的罕见记录诞生，类似现象在其他单位也并不罕见。在对高等教育活动运作规律认识不清的条件下，简单套用控制论原理采用某个或者某些指标开展“反馈控制”，很可能出现事与愿违的现象，无法提升高校教学质量。

二 控制论视角下的高等教育过程

1.高等教育的参与主体与动力来源

事实上，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活动，具有明显需求导向的特点。参与高等教育的主体可以按角色与地位，简单区分为三大类：教师、学生、教育管理者。他们都有各自显著不同的诉求，例如，除开教学工作任务本身外，教师还存在论文等级、科研项目与奖励级别、科研经费额度等方面的显著需求；学生则面临就业方向、业务能力、业务以外活动等各种现实需求；教育管理者则面临着投入产出比、毕业生就业率、学校排名与经费划拨等方面的评测管理需求等。不同的需求指向会引起不同的行为选择，进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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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纺织大学2014教研项目“纺织机械特色专业机械工程测试技术教学与创新开发能力培养”、武汉纺织大学2014课程建设项目“机械工程测试技术”（探究式课程）

教育活动的过程与结果。在多数人的经济利益或现实工作考虑外，还存在满足单纯科学兴趣与纯粹教书育人愿望的需求；部分学生求知、求真、探索的需求；部分教育管理工作者为高等教育事业真诚服务的需求等高尚需求。与之对应的更还有满足人天生而俱的懈怠工作的惰性需求，尽量少承担责任与担当的官僚习气需求等负面需求等。所有这些需求，是我们能在工作生活实际中切实感受到“积极性”的根本。

真实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应当就是高等教育参与主体各种不同的实际需求，而不是为满足高等教育质量管理而采取的各种管理措施，这些措施更应当被当作具体的实现手段，或者说“力”的表达形式或“状态”的调整控制方法。从控制论的视角看，单纯研究采用怎样的标准、方法、绩效评估等手段，无法在原理上解决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水平的问题。

2.高等教育需要达成的质量目标或结果

高等教育需要达成的目标或结果，有个体本位论与社会本位论等学说。本文中为方便分析高等教育质量滑坡现象的形成机制，不妨取其狭义理解，将其定义为经过特定时间段教育后，学生表现出的相应知识基础与解决对应实际问题的能力。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即便是狭义的定义也很难被准确有效地进行定量描述，或者说“参数化”，因而各种所谓的指标体系或考核方式虽层出不穷，但又都难尽如人意，结果都定格为数据化一切的僵硬形式，最终由于形式的僵化反作用于高等教育目标本身。教育界对僵化的指标考核诟病颇多，但又无法提出更好的替代方案，只能被动地适应当前的高等教育考核体系。事实上，高等教育承担的职责除了传播知识外，还包括提出新见解，创造新知识，并不断结合时代特点与受众实际去探索新的教学方法以加强教学效果，那么试图将高等教育的质量目标“形式化”或者“参数化”的努力必然是徒劳的，因为被创造出来的对象或创造的过程本身原本就不存在。

为了解决这一困境，目前主流的做法是以貌似“客观”的文献检索工具作为创新知识等内容方面的描述，即脱离对象的内涵与外延而仅考虑其在专业领域内的“口碑”或“重要性”，而“口碑”或“重要性”与传播时间和传播范围的关系更强，与对象本身的关联程度反而有限。例如，国内一些专业的顶级期刊未必会被SCI/EI收录，但国外很多科普杂志或类似新闻报道的通讯却在SCI/EI之列等。对于教育过程的创新，目前尚没有公认的“客观”的“标准”方法进行考察，因而相对显得更加薄弱。

3.控制论视角下高等教育过程中的比较与执行环节

控制系统可分为两大类型：无静差系统与有静差系统。对于无静差系统而言，在正常稳定工作状态下，对于给定控制目标，比较环节应当观察不到任何偏差的存在，既偏差恒等于零。对于有静差系统而言，在比较环节中出现的偏差将会被系统放大，最终的输出结果依赖于对这种偏差的放大，对于给定控制目标，输出结果永远无法稳定在控制目标之上，但处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控制论视角下的高等教育过程应当被视作有静差系统，即对高等教育过程中的各种测量、考核或者评估结果的解读，将总会“有改进和提高余地”的。教师、学生、教育管理工作者需要根据对测量结果的解读来决定，如何施加“力”的作用，执行“纠偏”的措施，实现ISO9000基本原则中所要求的“持续改进”。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力”如何进行“纠偏”，或者说控制论视角下的反馈通道。事实上，就任何控制系统而言，反馈决定了这个系统执行结果的性质好坏。

三 控制论视角下高等教育质量的控制方法

第一，加强对教师的科研违规监管，加大惩罚力度。基于以上分析，从控制论的视角来观察高等教育质量控制问题，关键要害应是针对教师科研违规的监管，而非当今层出不穷的若干具体教学与科研指标体系。这能很好地解释本文前面提到的一年65篇SCI论文。这些怪象制造者中的大多数，应当都能成为优秀的教师，但在不合理制度的作用下，大家依靠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实践或积极思考，发现了当前制度下的合理利益最大化方法且收益最高。

第二，建立良好的科研与教学行为标准，保障良好的高等教育环境氛围。纯粹从控制论基本原理看，选择怎样的传感器或监测参数，最终获得的也就是该传感器所对应的监测参数。高等教育目标不能参数化的特点决定了简单运用控制论思想直接运用技术指标体系开展高等教育的质量调控，结果必然也只能是收获技术指标体系所给定刚性的“客观”数据。正确的做法应当是直接针对“违规”行为运用控制理论方法，结合理论与实践中发现的各种科研违规与教学违规现象，展开教育监管，既压抑教师的科研违规利益冲动，同时使教师缺乏放弃“备课、批阅作业”等质量保障所必需的资源和时间的利益冲动。在实践中具体的操作是动态的，并因专业、学生素养等不同而不同，但学术规范与规章制度是明确的。这就从原理上保障了我们能有效地在高等教育过程中成功运用控制论，其流程如图2所示：

参考文献

[1]袁振国、苏红.教育质量国家标准及其制定[J].教育研究，2013（6）：4～16

[2]蒋亦华.大学本科教育目标的审视与建构[J].教育研究，2013（3）：66～73

[3]刘春荣.用控制论的方法探索高等教育教学质量[J].中国校外教育（理论），2008（5）

[4]程杉.运用控制论原理 提高高校课堂教学质量[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8（2）：114～116

[5]杜娟、曾冬梅.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体系闭环系统初探[J].高教发展与评估，2007（1）：54～59

[6]李金芝.控制论视角下的成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策略[J].成人高教学刊，2006（6）：23～26

[7]张少伍、翁俊德.地方应用型高校教育质量过程管理研究[J].铜陵学院学报，2013（1）：111～114

环境控制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控制论的认识论是一种建构主义的认识论,本文结合控制论早期和197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从知识、认知形式、层次、目的这些最基本的认识论和控制论概念着手,挖掘出控制论在认识论上的意义。控制论的知识就是模型,认知不是被动反映而是能动建构,认知建构的多层次以及它对目的的新的解释都丰富和发展了哲学认识论。

控制论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它给哲学研究提供了很丰富的素材。在认识论研究中,控制论方法尤其值得我们借鉴。控制论从上个世纪中期创立以来不断发展,在认识论研究中也给我们越来越多的启示。控制论奠基人维纳在他的黑箱理论中已经提到模型在认识和科学发现中的作用,黑箱理论实际上就是早期控制论的认识论。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控制论有了一次新的发展,西方出现了几个新的控制论学派。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对主体认识过程有了更精细的分析,主体认知的能动性更受重视。本文将从知识观、认知过程分析、认知本质分析等几个方面展示控制论的认识论意义。

一、“知识-模型”说

控制论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是知识即模型。一个系统有知识就是该系统建构了被感知的外部环境的模型。因为现实世界很复杂,要想认识和控制它,人们必须对它抽象,建立关于它的模型,一系列的模型就构成了对世界的知识。

这种观点最早出现在早期黑箱理论中。维纳和另一个控制论奠基者艾什比的著作中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艾什比《控制论导论》第六章讨论的就是黑箱问题。黑箱理论中的“黑箱”就是认知客体,所谓黑即不为人了解或认识。认识黑箱就是建构它的模型,在不影响黑箱原有结构的情况下,向黑箱输入物质、能量或信息,从而得到相应的输出。根据输入和输出的对比能得到黑箱的若干可能结构,建立关于黑箱的模型。随着输入输出的增多,黑箱的理性模型也逐渐完善,从相对简单的、高度抽象的模型发展为比较复杂的、更加具体化的模型[1]。

知识即模型这个观点在1970年代以来的控制论专家中得到更进一步地贯彻,他们对控制过程的动态分析以模型为基础。控制论研究对象包括两个系统,控制者系统和被控制系统,或者建模系统和被建模系统,前者在认识论意义上即认知主体,后者也被称为环境、外界、世界等等。它们之间会有相互作用,大量信息从环境流到控制系统,控制系统采取的行动作用于环境,构成一个反馈环。控制过程中的认识大致是这样的:系统观察或感知那些对它的最优状态发生影响的外界变量,感知过程就是系统对外界建立模型的过程,感知生成了对外部状况的内部表现。这种新的控制论的模型具有下面一些特点:

第一、模型是用来预测世界的工具。主体控制外界的过程中模型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模型不是对环境静态的、机械的反映,而是动态的建构。由于模型要比它反映的环境简单,这样它的运行要比它反映的环境领先一步,因而主体即控制者系统能做出预见。系统可以在干扰还没有对它造成破坏之前,提前做出补偿行动。

第二、同样的外界环境,模型可以有很多,不存在实在的“绝对真实”的模型。建立模型是从世界到模型之间的一种对应,对应好像是世界中的客体和它们在模型中的表现之间客观一致。实际并非如此,否则的话主体能动性就没有了任何地位。认识论上的机械反映论把真实的知识视为不依赖观察者和外部实在的完美反映。但控制论的认识论本质上跟它是不同的,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1.它不承认认识的目的是发现外部的客观世界。2.系统对外界的认识是有目的的认识,它只是感知对自己目标的潜在干扰的前兆。它的主体性很明显,不关心也无法获知客观存在于外在世界的东西。

二、“认知-建构”说

如果知识是模型,那么认知过程就是一个建立模型的过程。控制论的认识论本质上是一种建构主义的认识论。根据建构主义认识论,认识并非是主体对客体实在的简单的、被动的反映(镜面式反映),而是一个主动的建构活动,这就是说,所有的知识都是主体建构出来,在这一点上它是与机械反映论的认识论直接相对立的。它的另一特点就是在建构的过程中主体已有的认知结构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此处它仍区别于机械反映论。建构主义认识论反对心灵白板说。主体能够对知识建构逻辑上要求主体在认识之前有一套“建构的工具”,心灵因而不是一块白板而是具有某种构成。

康德认识论差不多是最早的建构主义认识论。在康德那里,这样的一套“建构工具”就是他所谓的“我们固有的知识能力”。他认为这是先天的东西,认识过程就是主体把先天形式加诸感性材料的过程。控制论认识论中也不难发现这样的建构工具。在1970年代美国控制论专家鲍威斯的感知控制论里我们很容易能找到这种建构工具,它就是控制系统的基准信号。基准信号和下面要提到的感知信号、偏差信号一样都是神经信号,是在神经细胞中传输的电脉冲,但是它占着支配地位。基准信号相当于控制系统行动的目的。

感知控制论研究对象是人体这个控制系统。控制的基本进程是这样的:人通过传感器得到外界信息,此即感知过程。感知是有选择的,由基准信号来指导,主体只是对它的环境的某些特定方面进行反应。传感器模拟变量的状态产生了感知信号,在系统内部感知信号与基准信号相比较,比较结果输出为偏差信号;偏差信号使得系统产生行动即输出,实现控制。感知信号如果没有相应的基准信号指导,就是盲目的、杂乱的,不会得到理解,也不会有相应的行动。真正的控制过程不会有那样的情况,它必需有基准信号,基准信号规定感知信号的种类、大小,进而决定了控制过程。控制过程就是基准信号对感知的约束过程。正常运作的控制系统里感知信号和基准信号一致,所以我们说控制系统通过基准信号建构了它的外部世界模型,它对外部世界的控制实际上是对模型的控制。

感知信号与基准信号一致可以是感知信号向基准信号靠拢,我们还可以设想基准信号趋向于感知信号。后一种情况即基准信号的变动由上一层的控制系统来决定。高层的基准信号总要比低层的基准信号稳定,最高层的基准信号就不是个体所能变更的了,它来自于基因,是亿万年就生物进化的结果。鲍威斯的神经系统各个认知的模型就是康德的“范畴”,它是康德意义上的先天形式。

三、控制论认识论中的目的

认识是主体对环境的有目的建构。控制论对目的的全新解释改变了之前学者对目的的不公正的态度,同时也丰富了建构主义认识论。

近代科学具有机械论的特征,把目的看作是非科学的东西,从而把它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尤其是活力论所说的目的性把合理的目的论声誉败坏之后,正统的科学家很少涉足目的论领域。活力论者断言,生命过程中的明显的目的性现象是无法用物理或化学的方式加以说明的,因而只能归因于神秘的活力、灵魂、生命力之类的东西。在生物学史上最有名的活力论者是杜里舒(HansDriesch),他的最重要论据是海胆胚胎的早期发育实验。这个实验表明个体发育具有明显的目标取向和等结果性。无论用一个完整的卵,或半个卵还是两个卵合并的卵作原料,最终结果相等:都是一个完整的海胆个体。于是杜里舒断言,这个生命过程的目的性只能归因于超自然的活力。

这样占主导地位的近代科学家在反对神秘的超自然的活力论时,连同一切合理形式的目的论也统统一起抛弃掉了。弗兰克(L.Frank)等人在1948年的一次控制论会议上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目的和目的论的概念长期以来与神秘的、自我完善的、自动寻觅的能力或终极原因联系在一起,通常具有超人或超自然的起源。进展到事实的研究,科学思想不得不拒绝关于目的的那些信条和目的论的那些概念,而赞成一种严格机械决定的自然观。”[2]

现代系统科学的兴起,从科学的角度给予目的概念以新的解释,把“目的”带到科学的殿堂。贝塔朗菲把目的性问题看作一般系统论的最基本问题之一来加以讨论。他所谓的等终极性(果决性)就是目的性。贝塔朗菲认为,作为绝大多数无生命系统的基本对立标志的目的性,首先就是与系统的开放性相联系的,开放系统才有异因同果或等终极性。“对开放系统行为的研究导致自然哲学上具有深远意义的结果:在生命事件中尤为明显的目标追求性的等终极形式,是从作为一个开放系统的有机体的特性中必然地合乎规律地得出的,而人们曾把目标追求看作只有活力论才能得到解释的生命本质。”[3]

维纳等人对目的的研究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人的随意活动中的一个极端重要的因素就是控制工程师们所谓的反馈作用。就是说,从结构上看,技术系统与生物系统都具有反馈回路,表现在功能上则是它们都具有自动调节与控制的功能。说得更具体一些,由于负反馈使得一个控制过程得以趋近其目标值(目的),因此,“一切有目的的行为都可以看作需要负反馈的行为。”[4]这就是说,行为、目的以及控制都是以系统的反馈为基础的。他们还写道:“目的成了受负反馈控制的行为的同义语,它由于充分限制了内涵而得到了精确的含义。按照这个作为限制的定义,目的论与决定论不是对立的。”[5]

所以我们可以说控制系统的认知都是有目的的行为,因为它们无一例外的都是反馈行为。鲍威斯的认知系统是一个典型的控制论认知系统,我们可以明显地从中看到这个反馈环的存在。控制论认知系统是一个闭合的环路,其中描述的系统是一个闭环系统,系统的输出端与输入端存在反馈,系统的输出能够影响输入,使得系统的基准信号能够和输入信号一致,系统的目的得以实现。

四、结语

控制论在认识论上给予主体极大的自主空间,并从反馈的角度给目的性以解释。这使认知主体能动性有了一个更牢靠的科学基础。控制论的建构主义认识论给我们提供一种新的视野,即使我们不能从中完全把握复杂世界,它仍不失为理解复杂世界的一种途径。

参考文献

[1]庞元正,李建华.《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经典文献选编》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294页

[2]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林康义、魏宏森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版,第14页

[3]庞元正,李建华编.《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经典文献选编》,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4]同上第284页

环境控制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 维纳；控制论；传播学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2）66-0003-02

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1894-1964)是美国著名数学家，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一生240多篇，著作14本。其主要著作有《控制论》(1948)、《维纳选集》(1964)和《维纳数学论文集》(1980)以及两本自传《昔日神童》、《我是一个数学家》。维纳的控制论思想对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学、哲学以及社会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主要探讨维纳控制论对传播学的影响。

按照维纳的观点，传播问题可以视为通讯问题和控制论问题，即传播问题就是对若干危险情况进行秩序的和可重复的控制。本文认为，维纳从控制论的思想出发，为传播描绘了一个理想的途径——一个关于传播的乌托邦。也正是维纳的控制论催生了传播学的一个重要派别帕洛阿尔托学派，启发了多伊奇开创了政治传播学，并最终为施拉姆创立传播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北美技术学派提供了理论支撑。

1 控制论和传播学的帕洛阿尔托学派

控制论推动了传播学研究模式的转型，最为显著的影响是催生了传播学研究的帕洛阿尔托学派。事情还要从香农的信息论说起。在维纳发表《控制论》的同一年，维纳的弟子香农发表了《通信的数学理论》一文，标志着另一门新兴科学信息论的诞生。在这篇文章中，香农提出了一个关于一般通信系统结构的模型。他认为，所谓通信，就是两个系统之间传递信息，由信源发出信息，通过信道传递信息，再有信宿（收信人）获取信息，这就构成通信系统[1]。

香农的线性传播模式描绘了信息传播的一般路径，因其简单明了、可量化，很快影响到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路径，主导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主流模式，所有的功能主义和效果研究都以香农的线性传播模式为最基本的假设。也是在这一年，拉斯维尔提出了传播的“5W”模式，这也是传播的线性传递模式的经典表述。必须看到，“大多数传播是双向的”[2]。香农和拉斯维尔的线性传播模式过于简单化而受到强烈的质疑和诟病。这种线性因果关系也正是维纳所坚决反对的，控制论本身是一种概率论，因果关系是建立在概率统计的基础之上的，或一因一果，或一因多果，或多因一果，或多因多果，这是一种或然性的世界观。

贝特森这位帕洛阿尔托学派的奠基者，曾经是梅西基金会议的核心成员和积极分子，在1942年有关神经系统中心抑制的一次会议上，贝特森就从维纳那里引入了反馈的概念，可以说，正是梅西会议使得维纳和他的控制论思想影响到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多种学科，为传播学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1946年的第一次“控制论小组”会议上，贝特森受到计算机“是—否—是—否”之间摇摆的悖论的启发，并将之运用于人类传播的问题，后来用在传播互动理论中，在这个小组“始终如一地最受到欢迎的模式是一种源于控制论的系统理论。这个模式能够对付以一种自我纠正的方法彼此响应的交往要素，而家庭成员似乎就是以这种自我纠正的方法来行事的。传播技术开始成为这个领域的语言的组成部分。”他们反对传统的线性传播模式，主张人类的传播问题应该由社会科学的模式来研究，因为哪怕是最小的互动情景都是非常复杂的，不可能在一个线性模式中用两三个变量实现[3]。

贝特森认为，系统内在于行动中，形成于我们所观察到的互动中，这一点与功能主义截然不同，功能主义认为行动是系统的产物。源于控制论的帕洛阿尔托学派改变了系统论的中心，使其从抽象的普遍性转向微观。他们的格言是“我们不能不传播”。帕洛阿尔托学派的贡献在于，它指出了人类行为的全部都应被纳入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这“在超越线性逻辑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4]。

2 控制论和多伊奇的政治传播理论

如果说戈夫曼和凯瑞侧重于研究互动情景下的人际传播的话，那么受到维纳控制论思想的直接启发，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则开创了传播学的一门分支政治传播学。多伊奇的政治传播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代表作《政府的神经》一书中。

多伊奇把控制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应用于政策制定过程的分析，并于1963年发表了其代表作《政府的神经：政治沟通与控制的模式》，形成了系统的政治传播理论。因此，一般政治学者认为，多伊奇是政治传播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多伊奇的政治传播理论，深受维纳控制论思想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正是维纳的控制论思想构成了多伊奇政治传播理论的基本框架。他说，“从控制论的角度看，所有的组织都具有某些相同的特征，即所有的组织都是经由传播维系在一起的。[5]”他认为，传播不同于物质和能量的传递，传播是信息的传递。正是传播，即信息的传递，形成了组织。

多伊奇回忆说，“本书（《政府的神经》）开始于1943年，当时数学家罗伯特·维纳走进了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公室，用了一支雪茄烟的功夫，就把我引入长长的交流过程。这次谈话从讨论我的领域，即国际政治开始，但是很快就转向了他自己的关于传播、关于机械、动物和社会的通信和控制的工作。他拥有我曾遇到的最强有力和最具创造性的头脑。我于1958年到耶鲁大学后，我们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络，直到他于1974年逝世，我们仍然是非常亲密的朋友。[6]”多伊奇以生物体的神经作比喻，认为正是传播构成了政府的决策的神经系统。

多伊奇的政治传播理论，把决策视为政治活动的中心，把传播看作是决策的环节。他认为政治系统与自动机器有相似之处，政治系统内部的机制对信息的接受、选择、储存、分析和处理就是传播。政治系统对环境的适应与控制是通过传播完成的。传播关乎社会的稳定。“信息”和“反馈”是政治传播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政治系统要达到自己的目标，需要从各方面接受涉及体系目标的、有关环境变化情况的信息，然后对这些信息进行选择、储存、分析和处理，最后形成决策。政策制定后，政治系统通过反馈过程，获得政策执行过程和政策在环境中引起的变化的信息，使决策者正确地调整自己的政策和行为。从传播的角度分析，政治系统的决策过程包括：信息接收、资料处理、储存、决策、政策执行、执行效果和反馈7个环节。多伊奇的政治传播理论，考察了政治系统的控制方式和决策过程，并提出了完善信息系统必须注意的一些主要环节，从而为人们了解、分析、研究和完善政治系统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和方法。

3 控制论和施拉姆开创的传播学

一般认为，传播学孕育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50年代的美国。尽管眼下学界对传播学诞生的时间还存在一些争议，但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在高校“登堂入室”、确立自身的学科地位，确定无疑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威尔伯·施拉姆（WilburLangSchramm，1907年~1987年）是传播学科的集大成者和创始人。作为“传播学鼻祖”、“传播学之父”，1947年他创办了第一个大学的传播学研究机构——伊利诺伊传播学研究所；1949年他编撰了第一本传播学教科书《大众传播学》。施拉姆还授予了第一个传播学博士学位，他本人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传播学教授头衔的人。

控制论和传播学几乎同时诞生，这不是偶然的。施拉姆写到：“20世纪40年代末，香农与韦弗合著的《通讯的数学理论》和维纳的《控制论》问世，这使传播学者非常兴奋，因为他们觉得，熵之类的概念有可能用来研究人类传播。” 他认为，控制论和信息论这些新的研究方法，“开启了研究人类传播的一系列重要的洞见”，“对研究人类传播的意义重大。”罗杰斯甚至认为，维纳的控制论本身就是一个传播理论，因为控制论“涉及信息如何在两个或以上单位之间进行流通[7]”。

为了捍卫传播学的学科地位，表明这门新兴学科系出名门，施拉姆制造了“四位奠基人”的神话。我们不能否认“四位奠基人”对传播学做出的贡献，但比较而言，维纳和他的控制论对传播学的影响可能要更大些：控制论不仅为传播学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术语，而且为传播描绘了一个清晰的路径，这样一个路径由于引进了反馈的概念而彻底颠覆了以往的线性传播的模式，并且主导了美国功能主义和效果研究的传统。

维纳控制论对传播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控制论的贡献就在于提出假设并加以测试，再度拾起人文科学实现统一并与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融为一体的宏大梦想。施拉姆说，控制论和信息论之所以“给传播学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有两个原因，“首先，虽然起源于通讯工程和技术，但它为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些可作比拟的借鉴，可以指明社会科学里的许多传播概念；其次，它提供了种新的数学理论，该理论既可以用于研究电子通讯，也可以用于研究人类传播。[8]”在这一点上，作为“传播学之父”的施拉姆和作为“控制论之父”的维纳走在了一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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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eutsch·K·W.The nerves of government: model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M].New York:Free Press,1963：77.

[6]Deutsch·K·W.The nerves of government: model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M].New York:Free Press,1963.

[7][美]E·M·罗杰斯著.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350.

环境控制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文献控制 社会控制 述评与展望

在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书目控制”一词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但“文献控制”一词却尚未普遍流行起来。人类社会对文献的生产、传播和利用过程进行政策和法律控制，是古今中外各国普遍的做法。社会控制也是人类社会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必然追求社会秩序，而秩序的形成和稳固需要控制。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正式制度（如政策、法律等）和非正式制度（如道德规范、宗教戒律等）就是社会控制的典型表现。书目控制是文献控制的手段之一，文献控制是书目控制的上位概念。文献控制尤其是对文献的思想内容进行政策与法律控制是社会控制的组成部分，亦即社会控制是文献控制的上位概念。这就要求书目控制理论与实践需要放眼于整个文献控制理论与实践，而文献控制理论与实践又要放眼于社会控制的理论与实践，由此形成“社会控制-文献控制-书目控制”这样一个完整的理论与实践序列。

1.“文献控制”概念辨析

在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界，一般把英文“Bibliographic Control”中的“Bibliographic（a1）”一词译为“书目的”或“目录的”。然而，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刘苏雅于1995年撰文指出，“Bibliographic（a1）”一词有时可译作“书目的”，但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既可译作“书目的”，也可译作“文献的”，而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只能译作“文献的”。也许因为此故，在英语世界中，尚未发现有区别于“书目控制”的另外一个专门的“文献控制”一语。这就表明，“Bibliographic Control”一语既可对应于汉语“书目控制”一语，也可对应于汉语“文献控制”一语。然而，我国的一些学者认为，“文献控制”概念可以也有必要被理解为是有别于“书目控制”的另外一个概念。

1986年，我国学者刘正福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首次提出了有别于“书目控制”的“文献控制”概念。刘正福对“文献控制”所下的定义是：“文献控制系统根据其内、外部的信息变化进行自身结构的调节，以具有确定功能的信息输出作用于文献流，从而改变文献流的分布状态，缩小其状态变化的可能性空间这样一种控制行为。”

在汉语逻辑上，“书目控制论”可以理解为“用书目控制文献的理论和方法”，而“文献控制论”则不应理解为“用文献控制文献的理论和方法”。也许有人反驳说，把“文献控制论”理解为“用文献控制文献的理论和方法”也能成立，因为在“用文献控制文献的理论和方法”一语中，前面的“文献”指二次文献、三次文献，后面的“文献”指一次文献，这样，“用文献控制文献”的意思是指用二次文献、三次文献控制一次文献，所以这种说法是成立的。是的，“用二次文献、三次文献控制一次文献”这种说法是成立的，然而二次文献、三次文献实际上就是书目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所谓“用二次文献、三次文献控制一次文献”，基本上是“书目控制”的同义语，那么在已有“书目控制论”称谓的情况下，再把“用二次文献、三次文献控制一次文献”的理论和方法另称为“文献控制论”就显得没有必要了。

“文献控制论”成立的前提是：“文献控制论”中的“文献”必须是受控客体，而且文献控制的方法或手段包含但不局限于书目控制方法，以此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书目控制论。文献控制论是以整个社会文献信息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文献控制系统的结构特征及其控制机理的科学理论。在这一定义中，“社会文献信息系统”是文献控制论的控制客体（控制对象）；“文献控制系统”是由“施控主体一控制手段一受控客体”构成的完整系统，其中的控制手段不仅包含书目控制手段，还应包括其他的社会控制手段如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技术的和伦理评价的等控制手段。

《文献信息学》一书的作者朱建亮也曾为“文献信息的控制”下过如下定义：“文献信息的控制，是以系统论的原理对文献信息的生产、传递和转换、摄取全过程进行序化管理，使之达到最优化的状态。这种控制，是通过对信息内容和载体两个方面的序化管理实现的”。该书在有关论述中涉及到了社会控制的一些论点，但未做展开论述。

由上述可知，要想建立超出书目控制论范畴的文献控制论，必须强调两个前提：一是必须以社会文献信息系统作为控制对象；二是必须把控制手段理解为“集成控制系统”，即既包含书目控制手段，还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技术的和伦理评价的等控制手段。这就需要引入把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技术的、伦理的等控制手段融为一体的综合性控制理论――社会控制论（Social Control Theory）。

2.社会控制论：文献控制论的上位理论

人类社会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伴随着社会对个体的控制，无论这里的“社会”表现为家族的、团体的、社区的还是表现为民族、政党或国家。研究社会对个体的控制及其方式和手段，以此探索社会秩序形成机理的学问，就是社会控制论。田佑中和陈国红对社会控制作了这样的定义：“社会控制是指人们依靠社会力量，自觉地以一定方式协调个人与社会及社会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以使群体的社会活动或个人的社会行为符合某种社会规范和发展目标，从而保持社会相对稳定及和谐发展的方式系统”。自从1948年维纳（Norbert Wiener）提出控制论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人类社会也是符合控制论原理的“控制论系统”。

从国外的研究情况看，正式使用“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一词而且把社会控制当作专门研究对象来研究的学者应首推美国社会学家罗斯（E.A.Ross，1866-1951年）。1896年，罗斯在一篇论文中首次提出“社会控制”一词，五年后（1901年）他把自己的相关论文集结成《社会控制：秩序的基石》一书出版。罗斯在自己的研究中始终贯穿的一个基本理念是：社会控制是一种正面力量，而不是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是限制个人自由的负面力量。正如他所说，“社会控制在其真实意义上说，它是历史传统和社会团体的保障；它不仅是现在的人所从事的工作的保护者，而且是过去的人为后代所从事的工作的保护者；它不仅是无数人最珍贵财产的保护者，而且是人类精神财富的保护者――即是人类自己自由从事和享受的各种发明和创造、艺术和科学、令人愉快的工作和探索医治疾病的奥秘等等的保护者”。罗斯的这段话，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社会控制是人类包括个体的利益的保护者。社会控制之所以能够保护人们的利益，就在于它能够维护社会秩序――只有在良好的社会秩序中人们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在罗斯看来，社会秩序是人工秩序，它优于自然秩序，“如果社会解除所有对其成员的控制，一种自然秩序便会出现。但是，这样的秩序同人工秩序比较，粗糙而不完善，而容忍这种自然秩序，其惩罚必定招致非常惨重、明显的普遍灾难”。因此罗斯主张，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进而保护人们的利益，就必须保证社会对个体的合理控制。为此，罗斯列举并论述了诸多社会控制手段的类型，包括：舆论、法律、信仰、社会暗示、教育、习惯、宗教、个人理想、礼仪、艺术、人格、启蒙、幻像、社会价值观、伦理法则等。与此同时，他认为社会控制不可缺少的一种方式或途径是通过社会组织来承担控制任务，“控制不是由人民大众进行，而是由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民族特色要素的组织进行的”。按照罗斯的观点，几乎所有的合法的社会组织都要执行社会控制的职能。大体说来，这些社会组织应该包括：家庭、学校、宗教组织、政党、警察、军队、国家以及各类职业团体。

罗斯开启的专门的“社会控制”研究领域及其思想方法，启发了许多其他学者的思维灵感和研究思路。如美国法学家庞德（Roscoe Pound，1870-1964年）在1942年出版的《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一书直接用“社会控制”一词命名，而且该书第一章标题又命名为“文明与社会控制”。庞德认为，社会控制是社会文明的表现，因为文明是“人类对外在的或物质自然界和对人类目前能加以控制的内在的或人类本性的最大限度的控制”，而“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是道德、宗教和法律”。

我国正式引进和研究社会控制理论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我国最早专论社会控制的著作是吴泽霖（1898-1990年）于1930年出版的《社会约制》一书。吴泽霖认为，为了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保障生活秩序，“社会上不得不想出各种标准，定出各种限制，积极方面使一般的人都能团体化，社会化；消极方面限制他们的行为，使不致妨碍社会，陨越团体。这种积极消极二方面的总和，就是社会约制”。与吴泽霖同时代的孙本文（1891-1979年）也是我国社会控制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著名学者，他在1935年出版的《社会学原理》一书中认为，社会控制就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任何约束，“可供社会上各人行为标准的规则与制度，对于各人行为，即具有约束的力量。社会控制，就是此种种行为规则与制度对于个人行为约束的作用”。关于社会控制的方法，孙本文认为有自然的控制方法和人为的控制方法两类。前者是由暗示与模仿形成的自发性控制方法，后者为社会有意加给个人的一种人为控制方法。其中人为的控制方法大体有教训、劝导、命令、奖励、惩罚、立信、明断、讥刺等。

新中国成立后迄今，我国的社会控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官制史、社会史、法制史等领域中涉及的社会控制研究，二是对国外有关研究成果的译介和评述。其中对本文最具启发意义的莫属蒋传光先生的研究成果。蒋传光把社会控制的方式归纳为三对范畴：积极控制和消极控制，正式控制和非正式控制，外在控制和内在控制：

（1）积极控制和消极控制。积极控制是社会通过对个体行为的正面引导所实现的社会控制，其途径如价值观引导、奖赏、榜样示范、沟通、说服等。消极控制是指对各种偏离行为的限制过程，是建立在惩罚或对某些惩罚的畏惧心之上，其途径有批评、谴责、处分等。

（2）正式控制和非正式控制。正式控制是社会通过一定的控制机构实施的有组织的社会控制，其规范主要有法律、纪律、宗教制度等。非正式控制的特点在于没有明确的社会控制机构，它的控制作用主要是通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互动过程完成的，道德控制是非正式控制的主要形式。

（3）外在控制和内在控制。外在控制是用社会规范直接约束个人行为而实现的社会控制，这些社会规范包括国家的法律体系、社会组织的规章制度以及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等。内在控制是指社会介入到人们的主观意识建构之中使人们把社会规范加以内化，并在行为中自觉遵守社会规范而实现的社会控制。内在控制最终表现为一种自我控制。

通过上述对国内外社会控制研究成果的粗略梳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方面的认识：第一，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角度看，社会控制的思想和实践早已有之，甚至可以说，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社会控制发展史；1896年罗斯提出“社会控制”一词以后，社会控制研究已成为独立的专门研究领域，所以社会控制论的诞生比维纳于1948年提出的控制论早约半个世纪。第二，从人类社会历史上出现过的社会控制的后果来说，社会控制有良性控制（结果是“好的”）和非良性控制（结果是“坏的”）之分，但随着人类社会越来越走向民主化、理性化，良性控制的比例越来越大，亦即良性的社会控制是人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甚至是必须的，这种良性的社会控制是个人自由的保障，而不是个人自由的障碍。第三，虽然现代社会中良性的社会控制比例越来越大，但是非良性控制现象总是难以消除殆尽，因此如何不断扩大良性的社会控制比例而缩小非良性的社会控制比例问题，仍然是值得长期关注和研究的。第四，社会控制的实际过程必然表现为分领域控制的过程，这里的“领域”从大的方面说有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等，从小的方面说必然包括社会的文献领域。社会对文献领域实施的控制就是我们所说的文献控制。显然，社会控制与文献控制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3.文献控制论在我国的研究现状及其评述

刘正福是我国第一个主张将书目控制拓展为文献控制并对“文献控制”作出专门定义的人。遗憾的是，1987年后，刘正福出国谋职，未能继续他的文献控制论研究。

通过中国知网（CNKI）进行检索，并根据我们长年关注文献控制研究所了解到的情况发现，迄今为止，我国大陆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学者在完全有别于书目控制意义上专门论述文献控制的研究成果少之又少，不足20篇（部）；若从作者数量看，不足10人；而从成果的著述形式看，仅有1部正式出版的专著（表1）。

（1）从成果的著述形式看，迄今为止，正式出版的专著只有《文献信息控制学》一部。此前刘正福著述的《文献控制论导论》为其学位论文扩展后的铅印本，但未正式出版。唐建华在《文献信息控制学》中提出，“总揽文献、信息、控制三者，以文献信息为标的，以控制为手段的总体结构作为文献信息控制结构；这样的系统就是文献信息控制系统；这样的研究学科就是文献信息控制学”。然而，从全书的内容架构看，似乎尚未建立起科学、完整的文献信息控制学内容体系，如该书论述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三大部分：文献信息的工具书控制，文献信息的计算机控制，文献信息的运筹学控制。其中，“文献信息的工具书控制”实际上是指二次文献、三次文献为手段的控制，属于书目控制论的范畴；“文献信息的计算机控制”指的是计算机在文献控制过程中的应用，属于硬件工具的使用范畴；而“文献信息的运筹学控制”则指控制决策方法，属于思想工具范畴。

（2）从作者情况看，表1中所列作者人数不足10人，尽管这一数字不一定准确，但能够说明国内专门关注文献控制论研究的学者少之又少。而且，除了刘正福和蒋永福之外，其他作者都只完成了一篇（部）研究成果。从研究成果数量上看，蒋永福的成果数量最多，而蒋永福的研究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初和2012年以后。前一个阶段，蒋永福发表有5篇文献控制论方面的论文，此后蒋永福的主要精力投入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之中，未能在文献控制论研究方面持续发力。不过，2012年以后至今，蒋永福又连续发表深化文献控制论研究的4篇论文。然而，这种回归者迄今为止只有蒋永福一人，而且还未发现其他新人的加入。仅从这种单薄的学术力量看，我国的文献控制论研究前景堪忧。

（3）从已有研究内容看，由于大多数学者没有把文献控制研究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而长期探索，所以其成果大都局限于文献控制的某些方面而缺乏广度和全面性，而且个别研究成果尚未区别“控制”与“管理”。如黄素芬、克俊豪的《文献系统的一种经济控制模式》一文，提出了文献部门以文献利用率为衡量标准的经费管理模式，而丝毫未涉及经济控制论原理。当然，有些研究成果在某一局部方面的论述有其独特见解与特点。如李明杰在《试论文献传播的法律控制》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文献传播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而对其进行的法律控制无一例外地都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巩固其统治服务的，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具有阶级性、强制性、权威性、规范性等特点。其实质就是统治阶级把本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强制手段对文献传播行为进行规范，以确定、保障和发展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蒋永福的后期研究成果如《尊经重教以成“为治之具”――中国古代文献分类活动的思想宗旨》、《文献秩序・思想秩序・统治秩序――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中的秩序建构逻辑》、《中国古代国家修书活动控制史论》、《以禁书求秩序：中国古代对民间文献活动的控制史论》等论文，明显看出从社会控制论高度阐发文献控制的学术脉络。如他在文中指出，中国古代的文献整理活动，不仅产生了文献秩序，而且还“参与”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秩序和统治秩序的建构，即通过“以经为首”的思想秩序来构建文献秩序，再通过这种文献秩序和思想秩序来为建构统治秩序服务，这就是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中蕴涵的秩序建构逻辑。从社会控制论角度阐发文献控制思想的学者还有董绍杰和卿家康。董绍杰根据不同文献控制主体把文献控制分为私人控制、文献控制机构控制、国家控制和社会综合控制。卿家康认为，文献的社会控制有正式的与非正式的两种形式，进而专文论述文献社会控制的正式形式，将其划分为法律和行政指令的控制形式、制度的控制形式、经济的控制形式、图书评论的控制形式和阅读指导的控制形式五个方面。卿家康的此文后来成为他于1995年出版的《文献社会学》一书的一个章节内容。

纵观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界的文献控制论研究状况，可以说不容乐观，主要表现有：致力于文献控制论研究的学者数量极其有限；研究成果数量少；一些基本概念尚待进一步厘清；基本原理尚未形成；理论体系远未成型。尤其是后继乏人的局面，使得我国当前的文献控制论研究几近跌入荒芜境地。

4.关于文献控制研究的几个认识问题

4.1关于文献控制的概念问题

关于“文献控制”的定义，上文已有交代，在此不再赘述。这里只谈对“文献控制”这一概念的其他方面的认识问题。

第一，文献控制和书目控制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它们的客体对象都是文献，只不过“书目控制”是以控制手段命名的称谓，而“文献控制”是以受控对象或受控领域命名的称谓。在控制论家族中，“经济控制论”、“人口控制论”、“教育控制论”等称谓中的经济、人口、教育领域就是被控制的客体对象，可见，以文献为客体对象的“文献控制论”称谓是合乎控制论逻辑的。

第二，文献控制的控制手段不能仅局限于书目系统，因为以书目系统为控制手段的研究领域属于书目控制论范畴。必须把书目控制（论）视为文献控制（论）的一个“子集”，才有建立文献控制论的必要。

第三，对文献信息进行控制是人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对文献信息进行控制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文献信息的生产、传播和利用活动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护，从而有利于保障社会成员的利益。那些有利于增进社会秩序的文献信息，应通过正反馈手段加以进一步的生产、传播和利用；而那些有害于社会秩序的文献信息则需要通过负反馈控制途径加以限制。

以上三方面是文献控制（论）得以成立的逻辑依据和社会需要依据所在。反过来说，在这三方面依据中缺了哪一个都会导致文献控制（论）的不成立。

4.2关于文献控制的基本原理问题

文献控制的基本原理问题，其核心有三方面，一是对文献控制系统的结构（构成要素）的界定问题，二是对文献控制手段的划分问题，三是对文献控制机制的分析问题。

关于文献控制系统的结构问题，目前有一个大体一致的认识，即大都把文献控制系统的结构描述为“施控主体一控制手段一受控客体”这样一个三要素及其信息反馈回路构成的控制系统。其中的施控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社会组织，包括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受控客体指文献，文献是文献控制活动的直接客体，而与文献有关的人或组织有时则成为间接客体（连带性客体）。

关于文献控制手段问题，其中关于文献控制手段类型的划分是关键。由于不同的研究者往往采取不同的划分标准而有多种类型划分，使科学划分文献控制手段类型很难达成共识，在此我们根据社会控制和文献控制的一般原理，列出11对范畴的控制手段类型，供研究者参考（表2）。

表2所列的文献控制手段类型范畴，其含义大都一目了然，但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表中的有些范畴之间存在交叉或包含关系，如合法控制、理性控制一般可以认定为民主控制，而非法控制、非理性控制、失度控制则往往表现为专制控制；属于民主控制范畴的控制手段一般可定性为良性控制，而属于专制控制范畴的控制手段则一般可定性为非良性控制，等等。第二，表中所列每一对控制手段范畴大部分（不是全部）由正反两方面构成，但在实际的控制行动中两方面之间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截然分开的关系，而可能是交叉共用的关系，如硬控制和软控制之间往往是“软硬兼施”（无贬义）的关系。其他控制手段范畴如积极控制与消极控制、事前控制与事后控制、正式控制与非正式控制、书目控制与非书目控制之间都应该是互补和交叉共用的关系。再者，正反两方面的关系是逻辑关系而不都是价值关系，即正反两方面中的“反”方面，不一定都具有反面的或不良的含义，如消极控制、事后控制、软控制、非正式控制、非书目控制等手段，就不具有价值上的反面或不良含义。

文献控制手段的划分和文献控制机制的分析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文献控制机制的分析是对每一文献控制手段如何实施的问题进行分析。如蒋永福在《文献秩序・思想秩序・统治秩序――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中的秩序建构逻辑》一文中，对中国古代官修史书、官修类书、官修目录等文献整理活动是如何为建构统治秩序服务的内在机制问题，作了三个方面的分析：（1）通过官修史书、官修类书、官修目录等文献整理活动总结统治经验，这属于学习机制；（2）通过官修史书、官修类书、官修目录等文献整理活动宣扬“文治”，这属于文化机制；（3）通过官修史书、官修类书、官修目录等文献整理活动排除异己，这属于排斥机制。在总结统治经验的学习机制中，包含着积极控制、正式控制、理性控制等多种控制手段；在宣扬“文治”的文化机制中，交织着正式控制与非正式控制、事前控制与事后控制以及软控制等多种控制手段；在排除异己的排斥机制中，渗透着专制控制、非法控制、失度控制、硬控制与软控制等多种控制手段。可以说，在文献控制论研究中，对文献控制机制的深入分析是重点、难点，也是其学术亮点所在。

4.3关于文献控制论的理论基础问题

文献控制论应该建基于什么样的思想方法之上，或者说，文献控制论研究应该得到哪些学科理论、思想观念的指导，这就是文献控制论的理论基础问题。从广义上说，能够为文献控制论研究提供思想启发和知识支撑的学科理论、思想观念都可以成为文献控制论的理论基础。从狭义上说，控制论、社会控制论和文献学理论和方法应该成为文献控制论的理论基础。

控制论可以为文献控制论研究提供诸多的方法论启示。控制论中的控制系统结构原理、控制行为的目的性特征、控制过程对信息反馈的依赖性要求等，都适用于文献控制的理论与实践领域。控制论中的诸多概念和方法如最优控制、自适应控制、多变量控制、非线性控制、随机性控制等等，都可以为文献控制论研究提供某些启示或借鉴。

社会控制论是文献控制论的上位理论，因而社会控制论成为文献控制论的理论基础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社会控制论视角的引入和借鉴才使得以往的书目控制论研究有必要也有可能扩展为文献控制论研究。从我国大陆目前的文献控制论研究现状看，社会控制论视角的缺失是研究广度和深度都不尽如意的重要原因之一。社会对文献的生产、传播和利用的控制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而且这种控制将一如既往地存在下去。这是因为文献所载的内容本身无不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现象的反映，对社会的思想和观念的形成具有广泛的传导影响力，因此社会的统治阶级必然对文献的生产、传播和利用活动加以控制（包括良性控制或非良性控制）。其中关于政治与文献的关系问题，王余光先生曾有过论述：“时代政治不仅影响旧文献的保存，而且也影响到新文献的增长。秦始皇焚书，使大批先秦文献失传，这就是政治的原因。隋代学者牛弘论历史上书有五厄，这五厄都是政治与战争的原因造成的。……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无不剪制与本朝统治思想违迕之书。明清两朝屡兴文字狱，不仅祸及其书，亦祸及其人”。这说明文献控制是社会控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文献控制研究就是社会控制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文献控制论研究必须以社会控制论作为理论基础之一。

若从学科性质或研究领域性质上说，文献控制论可以把它看作是文献学和控制论合一的交叉学科或研究领域。因此从逻辑上说，既然控制论可以成为文献控制论研究的基础理论，那么文献学理论和方法自然也可以成为文献控制论研究的基础理论之一。不过这里所说的文献学应该是包含古典文献学在内的普通文献学。周文骏、杨晓骏在《文献学新论》一文中指出，“文献学是研究文献的特征、规律以及社会文献工作规律的一门科学；传统的‘文献学’实质上是古典文献学，是文献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十分广阔，可以说包括一切与文献有关的现象及其本质。……文献信息学和文献交流学是文献学学科群中的两大支柱子学科，……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都是文献学学科群中的成员”。这里，周文骏、杨晓骏明确指出了古典文献学是文献学的一个分支。而且，他们还认为“文献信息学和文献交流学是文献学学科群中的两大支柱子学科”，如果说这一判断成立的话，那么文献控制论为何不可以成为文献学学科群中的另一“支柱子学科”？对此我们是持肯定态度的，即文献控制论完全可以成为文献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由此而论，文献学理论和方法成为文献控制论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一便毋庸置疑了。

4.4关于文献控制研究的必要性问题

研究文献控制问题有何必要，尤其对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文献学而言，研究文献控制问题有何必要？从学科分野及其关系看，人们一向认为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文献学之间存在族系关系，亦即它们之间存在有紧密相关性，在研究范围和内容上存在相互交叉的关系，所以在我国有“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这样的统合称谓和“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这样的一级学科名称。在隶属关系上，笔者赞同周文骏、杨晓骏所说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都是文献学学科群中的成员”和“文献信息学和文献交流学是文献学学科群中的两大支柱子学科”的观点，同时认为文献控制论也是文献学学科群中的一个“子学科”。按照这种立论，既然文献控制论是文献学下属的研究领域，那么同样作为文献学下属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与文献控制论之间也必然存在某种族系关系，它们之间在研究范围和内容上完全可以相互交叉或相互渗透。由此可以认为，文献控制问题是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共同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都有必要研究文献控制问题，而作为它们上位学科的文献学更有必要研究文献控制问题。其实，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之所以被“捆绑”为一个学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它们都以“文献”为研究对象。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既然以“文献”为共同的研究对象，那么“文献”下属的文献控制问题自然也应该成为它们共同的研究对象。再者，从目前国内学科分类角度看，对“文献”的研究主要分布于两个学科：一是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一是隶属于文学学科的古典文献学。古典文献学以目录、版本、校勘为主要研究内容，而一般不直接涉及文献控制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若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不去研究文献控制问题，那么文献控制问题便可能成为无人问津的“空地”了。而作为以“文献”为研究对象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若出现这种“空地”，就只能说是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本身的缺陷了。所以，无论从学科本身性质而言还是从目前国内学科分类形成的边界划分而言，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都要承担文献控制研究的责任。

5.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