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法学论文范文

汉语语法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一、意合与形合

汉语语法是一种意合语法。所谓意合。首先表现在汉语语词的组合在词的形式上没有特定的要求。而只讲究逻辑意义的通顺。我们通常所说的“搭配不当”、“主谓不合”、“动宾不配”，大都是逻辑问题。我们分析一个联合词组，不是考虑并列的成分在词形上是否相同。而是考虑它们是否属于同一等级的不相交叉的概念；我们分析一个偏正词组，不是看修饰语和中心词之间在性、数、格上是否一致。而是看定语和中心语、状语和中心语、中心语和补语之间是否正确，恰当地表达了修饰和被修饰、限制和被限制、补充和被补充的关系，是否使概念更加明确。我们把一个短语组合成句子，考虑的是推理正确。例如用“因为”“所以”联系的两个分句必须是因果关系。而无须像英语中的复句那样考虑两个分句中动词的时态、体貌形式是否用对了。王力先生说过：就句子的结构而言。西洋语言是法制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法治”和“人治”的区别。就是形合和意合的区别。

汉语的意合还表现在汉语的组合往往不顾语法上是否合理，在“口语”里，随意地用几个意义支点合在一起表意。例如：“恢复疲劳”。“打扫卫生”，“吃食堂”，“晒太阳”。“养病”，“救火”从语法上看说不通。“病”说“治”怎么能养呢?“火”该“灭”。怎么能“救”呢?应该太阳晒我。怎么我晒太阳呢?再如“一个电话我就赶来了。”可是这些词语在语义上却很清楚。而在英语里，这些例子的意义往往要说几句话才能说清。但汉语在表达和理解时只需选几个有代表性的字眼合在一块儿。

当然。说汉语重意合。并不是说汉语没有语法，而是汉语缺乏西方形态语言那种以形合为主的语法，正如著名语言学家洪堡德所说：“任何语言的语法，总有一部分是明示的。借助于标记或语法规则显示出来的，另一部分是隐藏着的，是假定不借助标记和语法规则可以设想的”。而“在汉语里。跟隐藏的语法相比，明示的语法所占的比例是极小的。”所谓“隐藏”的“设想”的语法，就是约定俗成的意合法。因此汉语语法规则的基本依据是意义。

二、流动与限定

一般来说，西方语言句子的谓语必然是由限定动词来充当的，“主－动－宾”或“主－谓”是西方语言句子的常态。汉语的句子不是以动词为中心组织起来的，根据我们从陆文夫的中篇小说《井》的语言调查“主动宾”型的句子占全部句子的9％。大量的句子都是以流水句的面貌出现的。有单个句读内多动词的流动，如“何同礼听完了录音便皱眉头。”

有多句读的流动。例如“小辣椒见是书记。一愣，松开手。跟着就瘫了下来。滚地皮，大哭大叫。”且大部分是宾语句。如“你看她在电视里那种样子多风流!”所谓“长宾语”不是宾语内部的扩展，本质上依然是句读的流动。这种流动是按照时间顺序或逻辑事理顺序进行的，而不是依靠某个动词作中心来抑制的。它很像中国画的散点透视，句子构造的散点流动之形和逻辑事理铺排之神是汉语造句区别于西方形态语言的一个基本特征。张志公曾说到《红楼梦》中一个例子：刘姥姥初进荣国府。与王熙凤正说着话。“只听一路靴子脚响，进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英俊、轻裘宝带、美服华冠。”如果换一种说法，说“进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面目清秀、身材俊俏、轻裘宝带，美服华冠的少年”，这也未尝不可，但汉族人却不太习惯，因为这种软化说法的长定语念起来憋气。而前一种说法把长定语化作一个个述谓性的句读流动起来，语气流转自然而且符合事理顺序。我们再来看一个英语句子：

Hedidnotrememberhisfatherwhodiedwhenhewasthreeyearsold.

译文：①他不记得他三岁时死去的父亲。

②他三岁上死了父亲，记不得他父亲的样儿了。

英语原句是以动词“remember(记得)”为中心组织起来的。译文①也是如此，以“记得”为中心，就难以按照时间事理顺序安排词语。译文②是汉语的习惯。不以某个动词为中心，而按照时间事理顺序安排词语，多句读的流动展开的。我国目前的“主动宾”或“主谓”的句子分析方法，只适用于译文①类型的洋腔洋调的句子，不适用于译文②类型的有汉语味儿的句子，就是因为这种句法忽视了汉语注重句读流动的基本样态。

三、虚化与写实

由于汉语语法是重意会的，所以只要能够意会，语词就可以“虚化”；又由于汉语语法是重流动的。所以为了使句读流动起来，就不必每个句读都主谓俱全，显得臃肿。因此汉语的句子组织多是虚实相问的。例如：“他有个女儿，在郊区工作，已经打电话去了，下午就能赶到”。这里每一段都暗换主语。意思却很清楚。如果把这些“虚化”的主语都补上，一个个句读主谓俱全，实是实了。却使每个句读都死板笨重了。我国语法学界争论过“贵宾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通过学习使我提高了认识”之类的句子。说它们是缺乏主语的病句。这实际上是用西方语法的“实”的眼光来衡量汉语句子，没有考虑到汉语的表达和理解的习惯是虚实相间的。这种习惯很有点像中国绘画的“计白当黑”。而西方语言的句子就像西方的戏剧布景和油画一样，都是填得满满的，这正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精神。

虚实相间和流动转折。使汉语的句子句读简短。音节铿锵。例如：“这屯子还是数老孙头能干，又会赶车，又会骑马，摔跤也摔得漂亮。叭哒一声，掉下地来，又响亮又干脆!”(周立波《暴风骤雨》)。用西方人的思维习惯和语言规范显然无法解释如此疏落、活泼的语言组织。我国现有的仿自西方的语法体系也只好说这种虚实相间的句子组织是“省略”造成的，也就是说它们原来是主谓宾成分俱全的。可问题是。把被“省略”的成分补上去后，句子反而不自然了，而且许多地方根本补不出被“省略”的成分来。那么。凭什么说这些句子原来是主谓宾俱全的呢?语法分析是要说明事实呢?还是要圆说自己呢?问题的实质正如启功先生所问的：“汉语的‘语法’是什么?”他说：“古代文章和诗词作品的句式真是五花八门。没有主语的。没有宾语的。可谓触目惊心。小时候学英语语法有一条：一个句子如在主语、谓语、宾语三项中缺少任何一项时。也就不算一个完整的句子。我国古代作者怎么作了这么多未完成的句子呢?就像小孩唱的儿歌：‘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尾巴，一只没有耳朵。真奇怪。真奇怪。’我努力翻检一些有关古代汉语语法修辞的书，得知没有的部分叫作‘省略’但使我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那么多的省略之后的那些‘老虎’还那么欢蹦乱跳地活着?”启功先生的疑问反映的正是西方语法的“团块”，写实原则在汉语语法的“疏通”写意样态面前深深的困惑。

汉语语法学论文范文第2篇

（一）潜意识本能流露期（先秦—1323年）

从先秦时期具有语法分析资料的《墨经》开始，一直到1323年元代卢以纬虚词专著《语助辞》出版前的这段漫长历史中，人们对汉语语法的认识还处在本能反映状态，完全是一种兵来将挡的架势。但“今人用现论、方法分析出的语法现象，或是从语言事实中概括出的现论、方法，古人有所感性认识，以具体的分析事实表现出来”[1]（着重号由笔者添加）。各种语法现象及语法规则已然潜在呈现给人们，但人们并未觉察；在讲经论道注书时，遇到解释一些遣词造句的规则，无意中就流露出语法分析。在这个阶段，人们的语法意识应该不具备，但各语法要素（词、词组、句子）、语法研究方法、语义关系均有所涉猎。如：（1）《经》名：达、类、私。《说》名：“物”，达也；有实必待文名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声出口，俱有名；若姓字俪。将名词分为抽象名词、个体名词和专有名词三类。（2）《墨子•经上》：“谓：命、举、加。”《墨子•经说上》：“谓：‘狗犬’，命也；‘狗吠’，举也；‘叱狗’，加也。”暗指出汉语的三种基本句式：“名—名”主谓判断句、“名—动”主谓表述关系的叙述句和“动—名”述宾关系的非主谓句。（3）“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书尊及卑，《春秋》之义也（《谷梁传•桓公二年》）。词句似在分析汉语语法中的虚词和语序，实际却是展示当时的社会尊卑有序观念。此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南宋陈骙的《文则》。《文则》堪称我国第一本语法修辞专书。全书主要讲经、子等书的修辞句法问题。相比之前著作语法观念的零星、琐碎，《文则》则是对以前资料的概括性总结，从宏观层面抽象理性地总结了助辞的作用、类别和句法。但陈氏也仅流露出一丝语法意识，如说助辞作用是理清文路，指出倒装现象等；从众多实例中归纳出一些句法规则，如“先总而后数”、“先数而后总”、“先总之而后复总”等，实为当今复句、多重复句和句组结构关系的分析。现人对当今的语法单位、语法结构关系和句型句式均有涉及，还出现了“句法”、“语法”、“语病”、“实字”、“虚字”、“死字”、“活字”等语法术语；但无论是对词、词的组合、句式的分析，还是对语法术语的运用，古人都只是机械地、下意识地进行，并未意识到汉语语法的存在；而且，对语句的分析分散于一章一句，只是古人讲经道义时的一种陪衬、一种附带；也就是说，“这些书不是径直的对语句作语法分析，而是各书的论述中表现出了语法分析，也可以说是从各书的论说中我们发现其中蕴含有语法分析。”[2]

（二）朦胧欲试、初露锋芒期（1324—1897年）

语序和虚词是汉语语法特色。古代对虚词的专门研究者不少。从元泰定元年（1324年）出现了卢以纬的虚词专著《助语辞》（原称《语助》）到清代1898年《马氏文通》出版前的五百多年里，语法学者对虚词的研究可谓入木三分。专著数量不少①，且著述随着时日推移而日渐深刻、准确、丰富；最具代表性、影响巨大的著作除《语助辞》外，还有清代袁仁林《虚字说》、刘淇《助字辨略》和王引之《经传释词》三书。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虚词专著是对前人约两千年学习成果的总结，尽管深受词义训诂影响，但又不同程度地摆脱其束缚；它们不仅阐释虚词意义，更偏重分析句法功能、结构关系、结构统置、句式特点等，意即这些书不是所谓的“虚词字典”，而是一本语法书，只不过研究对象只是虚词罢了。当然，这些作者仍没明确意识到“语法”存在，只是朦胧感觉到分析词义外，还要结合语言事实分析其用法。这较前一阶段是有进步的。如：（4）毋（《助语辞》）。禁止之词。韵书云“女”中加一直，禁其勿为奸邪之意。又“无”字与之通用。……诸书中又“亡”与“无”通，只是俗语“没”字。其有“毋亦”、“无亦”、“毋乃”、“无乃”、“毋宁”、“无宁”之类，此“毋”字，却是带“莫”字之意。（5）以（《助字辨略》）。《左传•昭公十三年》：“我之不共，鲁故之以。”杜注云：“不共晋贡，以鲁故也。”愚按：“鲁故之以”，犹言以鲁之故，倒文也。（6）者（《经传释词》）。《说文》曰：“者，别事词也。”或指其事，或指其物，或指其人。或字者，或言也者。《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曰：“王氏（指王引之）在对虚词进行分类的同时，还对一些虚词的语法作用及语法意义作了详尽的描述。”除大量虚词专著外，这一时期的常规性语法知识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运用于蒙学的语法教材《对类》和“文法”术语，这说明此时古人多依据文法（句法）构造作训诂考据，较之前一阶段，此时是有一定朦胧意识地观察句子的结构规则以及辨认句子结构规则运用的正误。划分词类能依据词在句中的位置和词义特征，还对句法结构、句法语义关系、语法分析方法、古汉语特殊句式等进行了阐释，甚至还能结合语用因素考虑语法知识。如：（7）“茸，草茸茸貌。”盖草初生之状之茸，“鹿茸”盖取此义。……形容之词，单音与重言同（《说文句读》卷二）。（8）“家富良马，其子好骑，堕而折其髀。”念孙按：“良马”本作“马良”，与“家富”相对为文（《读书杂志•淮南子•人间•良马》）。（9）“古之戎兵，何世安起？”家大人曰：“安”犹“于”也，此倒句也，“何世于起”犹言起于何世也。……安、于一声之转，故“于”字或通作“安”（《经义述闻•大戴下•何世安起》）。

（三）自我能动表现期（1898—今）

1898年，《马氏文通》的问世，犹如石破天惊，它以其系统性、全面性开辟了中国语法学的第一块里程碑；继它之后，汉语语法著作犹如雨后春笋般冲土而出。从1898年到今天的一个多世纪，汉语语法学的历程既充满荆棘坎坷，又饱含着丰收的喜悦与值得思索的韵味。范晓先生说：“20世纪中国的语法研究，主要是中国学者向国外的各种语法学说学习和借鉴。”[3]的确如此，尽管中国语法学者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汉语语法学的存在，但由于语法理论的缺乏和历史因袭的积淀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语法学者多是用国外语法理论的外衣套用在汉语语法现象上。当然，在借鉴基础上，我国语法学者最终认识到汉语语法的特殊性，并能对外国理论兼蓄并收、合理运用，将汉语语法学推向更深一程。依据这一阶段语法学者对汉语语法研究特点，分为两个小阶段。

1.假借参考寻求自我期（1898—1966年）。语法学者们习惯于把《马氏文通》到1938年的“文法革新”称作语法学的“模仿时期”，“看来似乎可以作出定论，其实不然。首先，应该肯定《马氏文通》是参照了西洋的‘葛朗玛’，《新著国语文法》也确有仿照英语语法之处，但这是学术交流的正常现象……其次，两部著作都存在符合汉语特点的创造，例如都放弃了西洋语法的形态部分，都注重句法。”[4]而《马氏文通》作为我国第一部语法学者清醒意识状态下的产物，在中国没有任何一部完整系统语法著作依靠的情况下，借鉴拉丁语法是可理解的，何况马氏并非事无巨细均依拉丁，“也继承了一部分旧有的说法”[5]和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如“助词”一说）；所以说，《马氏文通》一书及此后一直到1966年这段时间里产的语法著作都只能说是在阐释汉语语法自身特点和创立汉语语法自身体系的意识下，采用了假借、参考国外语法理论的手段。这一时期，无论古汉语语法著作还是现代汉语语法著作数量都是可观的。其中，不乏参考西方传统语法的语法著作，如马建忠的《马氏文通》，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吕叔湘、熙的《语法修辞讲话》、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暂拟系统”和苏联语言学；也有运用美国结构主义理论确定语法观点和创作语法著作的，如陈望道依据“功能”，从配置（组合关系）求会同（聚合关系）来决定词类；方光焘的“广义形态说”、陆志伟的“同形替代原则”；以及丁声树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胡附、文炼主张用词与词的“结合关系”来区分词类，熙的《说“的”》和《句法结构》，等等。不可否认，假借参考仅仅是一种手段，目的是寻求自我汉语语法的特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语文杂志社编的《汉语的词类问题》（一）、（二）和吕冀平著的《汉语的主宾语问题》，对汉语词类的划分标准以及主宾语的判断问题提出了符合汉语特点的见解。

2.审视批判、追求至善期（1978—今）。这一时期，汉语学家从单纯模仿西方语法理论走向自主总结汉语语法现象和挖掘汉语语法规律，从而尽力摆脱模仿、寻找自身的研究路径。这一阶段的语法研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最大的亮点是出现了一批自觉整理汉语语法学史的学者和著作。如果说假借参考努力寻求自我阶段仍是在西方语法理论影响下的追求之作的话，而林玉山1983年发表的《汉语语法学史》就正式开启了汉语语法学者清醒意识并研究汉语语法学的大门。它“是我国第一部从上古到当代、系统而又完备的汉语语法学史，起了某种奠基性的作用”[6]，是名符其实的“汉语语法学史的奠基石”[7]；大门开启，原先被禁锢于门内的语法学者们蜂涌而出，接着出现了一批研究汉语语法学史的学者和著作，分别是马松亭的《汉语语法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龚千炎的《中国语法学史稿》（语文出版社，1987；1997年修订本改名为《中国语法学史》）、董杰锋的《汉语语法学史概要》（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朱林清的《汉语语法研究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邵敬敏的《汉语语法学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和《新时期汉语语法学史（1978—2008年）》（商务印书馆，2011）。这些语法学史学者均按照汉语语法学本身发展脉络，对汉语语法学发展进行了阶段划分，邵敬敏最具代表性。他分为酝酿期（西周—1898年）、草创时期（1898—1936年）、探索时期（1936—1949年）、发展时期（1949—1978年）、创新时期（1978—今）。

其次，选择引进的西方语法理论必须契合汉语本身语法规律。寻求自我特色，并不是闭门造车，而是敞开胸怀，在吸收鉴别中发现自身规律与特色。故在这一阶段，汉语界针对汉语重语义这一特点，有针对性地引进了西方的功能语法、认知语言学和俄罗斯的语义学派。代表作有：戴浩一、薛凤生主编的《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搜集了《汉语使成式的语义》、《汉语中的时间和意象》、《形式主义、功能主义与汉语句法》等13篇论文，多是从功能语法观探讨汉语特殊句式和特殊语序；张伯江、方梅的《汉语功能语法研究》；沈家煊的《不对称与标记论》和《“有界”与“无界”》，石毓智的《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汉语语法化的历程》、《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的建立———动补结构的诞生及其影响》、《汉语语法的类型学视野》等；张家骅等著的《俄罗斯当代语义学》等等。在探索汉语语法现象和总结汉语语法规律时，学者们以西方理论作为理论基石或阐述起点。

最后，加强寻求汉语语法本身特色。与西方语言通过形体变化来表达各种语义不同，汉语语义是由大量虚词和语序变换来实现的，这就导致了汉语语法学者从两个角度探讨汉语特色：第一是语形角度；第二是语义角度。此时期纯粹从语形，即形式语法角度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数量极其有限，主要体现在吕叔湘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和《近代汉语指代词》上；在同时，学者们意识到语言形式的形成是一个逐渐演变过程，故多从历史语法角度探讨汉语语法特色，有洪波的《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吴福祥的《语法化与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和柳士镇的《汉语历史语法散论》等。相反，着重从语义角度探讨汉语语法现象和规律的著作则日渐增多，典型代表是李葆嘉和徐通锵，二人旗帜鲜明地指出汉语就是一种语义型语言，语义是语言的根本属性，是所有语言的出发点与归宿。李氏先后发表的《汉语起源于演化模式研究》、《语义语法学导论：基于汉语个性与语言共性的建构》和《中国转型语法学：基于欧美模板与汉语类型的沉思》，徐氏发表的《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和《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都强调了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区别，并初步提出了汉语的研究方法。

汉语语法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古代汉语 代词 综述

作为一类特殊实词,代词是任何语言都不可或缺的成分,而古代汉语代词数量多,系统复杂,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可以带动对古代汉语词类、短语结构、句子类型等多方面的研究,而且对于我们准确理解中国古代的灿烂文化都大有裨益。我国古代的语言学者很注意对语法现象的观察和思考,其中也不乏对代词的看法。譬如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吾,我自称也。”再譬如《尔雅》:“、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当然,这些见解都是零散的。

语法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是近代的事情。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面世,创建了语法体系。《马氏文通》设专章对汉语代词进行研讨,从此以后,汉语语法学界从未中断过对它的探讨,许多有影响的语法学家、语言工作者都对古代汉语代词研究的发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一、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

1.《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1898以下简称《文通》)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书

《文通》把“字”(相当于现代的“词”)分为虚字和实字两大类,代字为实字之一类。

《文通》首先用“代字”一章概述了代词(字)的总体特点,并将其分为“四宗”――曰指名代字,曰接读代字,曰询问代字,曰指示代字。然后,马氏对这四类代词(字)进行了深入探讨。

马氏认为“指名代字”可分为“用以指所语者”和“前文者”两类,“所语者”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人称代词”,而“用以指前文者”则相当于“他称代词”的“之”和“其”;马氏的“接读代字”一章专门探讨句首的“其”字,还有“所”字和“者”字这两个特殊代词,“询问代字”一章所探讨的内容则相当于今天的疑问代词;在“指示代字”一章,马氏把“指示代字”分为了“逐指者”、“特指者”、“约指者”、“互指者”四类。

《文通》第一次用语法学的方法对古汉语代词的语料进行了深入研究,对每一个代词的用法都讨论得很精细,其中所揭示的一些具体规律,至今仍然在古汉语语法中采用,特别是对代词的再分类问题,从汉语语法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基本上都是沿着《马氏文通》的路子走下去的。

2.章士钊、杨树达等对《文通》的修正

在《文通》影响下,相继出现了一批仿效它的古汉语语法著作,其中较为有特色的是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

章士钊(1881～1973),他的《中等国文典》(商务印书馆,1907)是作者在日本为留日学生讲授古文而作。他把词分为九类,其中的“代名词”是专门探讨代词的。他在词的次类中把代名词分为人称、指示、疑问三小类,排除了《文通》的“接读代字”。

陈承泽(1885～1922),对语言文字有深入研究,他的《国文法草创》(商务印书馆,1922)是一部长于理论思索、善于从根本上发现问题的少而精的语法书。在这本书里,他最先对代词(字)是词类中的一类提出了质疑。他说:“代字本为名字之一种,外国文之所以独立为一类而研究之者,以其有‘格’case之变化,又有关系代字等,须加特别说明者耳,今吾国既无关系代字,而如‘格’之变化等形式上之特征,又为我国文之所无,似不如存其名目,而作为名字之一细类,眉目较为清朗。代字在解剖国文时,虽亦重要,而在字论上,似可无须独立为一类也。”陈氏观点新颖,但应者甚少。

杨树达(1885～1956),1905年留学日本,他的《高等国文法》(商务印书馆,1930)吸收了章士钊、陈承泽等人语法书中的观点,建立了以词法为中心的独特的语法体系。在对代词的研究上,大体上采用了马建忠的分法,把代词一分为四,主要差别在个别词的认识上。如《文通》中的“咸”、“皆”归为代词,而该书归入副词。

另外,杨树达《述古书中之代名词》(1922)、容庚《周金文中所见代名词释例》(1929)等论文也相继面世。

二、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20世纪70年代末

这是中国语法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对古汉语代词研究有重大贡献的人物是王力和周法高先生。此时,汉语语法学再次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人们对代词的认识较之前人有了很大的进步。

40年代的王力和吕叔湘、高名凯在代词的归属问题上都有着不同于马建忠的认识,他们均认为代词(字)不是虚词。王力先生认为代词“本身并不表示某一类的实物、实情或实事,然而在基本情形之下,它们却能代替名词、形容词或动词的用途”,因而是“半虚词”。

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科学出版社,1958)是我国第一本汉语史专著,是王力先生依照高教部审订的“汉语史”教学大纲,总结其他学者和自己的研究成果编写的,为以后长期的古汉语历史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历史框架。在本书的第三章第三十四节和第三十五节中采用现代通行的代词分类法,把代词分为人称、指示、疑问三类。专谈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的发展,描述各个时期的代词使用特点,进而勾画出了代词嬗变的轨迹。

周法高先生是又一位在汉语史研究中做出了显著成绩的语言学大师,尤其是对代词的研究。

周法高194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后任台湾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他有三部重要著作:《中国古代语法•称代编》(台北史语所专刊,1959)、《中国古代语法•造句编》(台北史语所专刊,1962)、《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编》(台北史语所专刊,1962)。这三部书以春秋战国的文献为主,上溯殷商,下探汉魏六朝。在吸收传统语法成果的基础上,最早试用结构语言的方法分析古代汉语。

《中国古代语法•称代编》共有七章,涉及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章是通论,总述代词的转变、代词的位和序等问题。第二章至第五章,讨论各种代词。周法高先生把代词分为第一身代词、第二身代词、第三身代词、指示代词、询问代词、其他代词。在这部分中,作者注意到了第三身代词与指示代词之间的关系,所以把它们都放在了第三章中讨论。在第五章其他代词中,作者又分出了无定(人、某、或)、复指(自、已、身)、偏指(相、见)和否定(否、莫)等四种代词。第六章为本书的第三部分内容,讨论与数量有关的词。第七章为第四部分内容,讨论代词性助词“所”、“攸”、“者”。第八章为最后一部分内容,讨论省略问题。全书材料十分丰富,许多见解独到而深入。

此外,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王力《中国语法理论》、高名凯《汉语语法论》、杨伯峻《文言语法》等著作中的部分章节也对古汉语代词进行了探讨。

三、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

进入80年代后,语言学界对古汉语代词展开了多角度的研究。其中研究最为充分的是对断代代词和专书代词的定量、定性研究。

郭锡良的论文《第三人称代词的起源和发展》(1980),全面深入地论述了“之、其、彼、厥”等代词的性质及其演变历史,文中对传统认识有许多修正,在方法论上也有一定的意义;他的《论上古指示代词的体系》(1989)一文,基于代词的地域性,时间性及代词本身的差异,提出先秦指示代词可分为五组:泛指和特指、近指和中指、远指、无定、谓词性代词。洪波一直着意于代词的研究,他的《上古汉语指代词书面体系的再研究》(1988)、《兼指代词语源考》(1994)等文分析了上古汉语的代词。而吕叔湘先生草创于40年代末、出版于1985年的《近代汉语指代词》,则开创了近代汉语研究的先河,“无论从内容看,还是从方法看,《指代词》都是汉语语法学的一个里程碑”(梅祖麟语,1986年)。此外还有周生亚《论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繁复的原因》(1980)、唐作藩《第三人称代词“他”的起源时代》(1980)、王海《先秦疑问代词“谁”与“孰”的比较》(1982)、黄盛璋《先秦古汉语指示词研究》(1983)、吴辛丑《人称词称“其”的两种罕见用法》(1985)唐钰明《“乃”字第三人称用法考源》(1991)等。

对专书代词的定量、定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典籍。如崔立斌的《(孟子)的指示代词》(1989),作者首先把指示代词分为近指、远指等七类,然后列举担当不同语法功能的指示代词的例句,注重小类之间的对比,尤其是意义用法相近的词之间的比较。再譬如钱宗武《(尚书)自称代词及其特点》(1994)、吴福祥《敦煌变文的人称代词“自己”、“自家”》(1994)等。

四、21世纪初至今

21世纪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时期,汉语成为国际语言,汉语的研究进入一个繁荣时期,古代汉语代词研究也进入一个硕果累累的丰收期,学者们对它的研究更加细化、更加深入,特别是随着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成熟,大批研究生进入了语言研究领域,在短短的十年中,结下了累累硕果。首先,对代词的断代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出现了《西周汉语代词研究》(张玉金,中华书局,2006)、《魏晋南北朝代词研究》(邓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等专著,还出现了《汉语人称代词考论》(陈翠珠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博士、硕士论文;第二,对专书代词的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某几本书了,而是涉及到了从先秦到近代的许多著名文献,如李琦的《代词研究》(2008),徐萱春《中的人称代词》(2008),崔兰霞《人称代词研究》(2009),施顺玉《》指示代词研究(2008),廖金波《中的人称代词研究》(2008);第三,汉语代词研究的对象扩大到了汉译佛经、出土文献、方言等领域,如《三国汉译佛经代词研究》(曾亮2007),《东汉汉译佛经代词研究》(张春秀2005)等。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扩大了古汉语代词研究领域,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了很大的改进,有穷尽性的调查研究,详细的静态描写,深入的分析阐释,也有共时和历时的对比。

纵观古代汉语代词研究成果,我们觉得,古代汉语代词研究受到了语法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正在迈向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的阶段,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研究领域越来越宽广,研究方法越来越多元。但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化相比来说,仍然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研究者们还需要更多地吸收新的语言研究理论,并将其运用于古代汉语代词研究之中,使我们的语言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参考文献:

[1]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称代编.1959.

[2]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

[3]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1982.

[4]马建忠.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1983.

[5]朱振家.古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6]杨伯峻,何乐士.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语文出版社,1992.

[7]张双棣,张连荣等.古代汉语知识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8]李佐丰.古代汉语语法学.商务印书馆,2004.

汉语语法学论文范文第4篇

一研究汉语语法学史，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在《马氏文通》问世前有没有作为语言学分支学科的汉语语法学的问题。综观以往的汉语语法学史论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意见是不一致的，概括起来有四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这门学问，甚至连语法学的观念也没有，语法学是19世纪末从西方引进的，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出版后，中国才开始有汉语语法学。

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比较完整和比较系统的语法学著作，可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语法学的萌芽自春秋战国时代就产生了。

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的语法研究有自身的特点，既然虚词是汉语语法学中的重要内容，那么就该承认虚词的研究具有语法学的性质。

第四种意见认为：作为描写和研究不同语言的语法学，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汉语语法学的雏形当以元代卢以纬《语助》问世为标志。

不难看出，第一种意见认为汉语语法学是1898年诞生的，诞生的标志是《马氏文通》的问世；在《马氏文通》问世之前，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语法学，语法学纯粹是从西方引进的。很明显，这种意见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在《马氏文通》问世前有语法学存在的事实，即使是《马氏文通》问世以后中国有了汉语语法学，也不是中国自己的东西。因此，我们认为这种意见不但与汉语语法学的史实不符，而且于逻辑事理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关于汉语语法学史的史实，后面将有说明。这里着重分析一下这种意见的自相矛盾之处。首先，既然以《马氏文通》为代表的语法学是从西方引进的，那么它就没有资格称为汉语语法学，只能叫做中国的西方语法学。语言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引进包括语法学在内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必须在本民族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也就是说，西方语法学绝不可能在本民族语法学的一片空白的土壤上立足。其次，既然《马氏文通》问世后中国有了汉语语法学，那么就不能不承认《马氏文通》问世前或问世时就存在汉语语法学或汉语语法学的萌芽这样的事实，可是，持第一种意见的学者却断然否定了这样的事实。这就是第一种意见不能自圆其说的症结所在。

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在《马氏文通》问世前就有语法学，语法学的萌芽从春秋战国时代就产生了，而且语法学的诞生不以有比较完整和比较系统的语法学著作为标志。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立足于汉语语法学的史实来观察问题的。持这种意见的学者不但承认《马氏文通》问世前有语法学的萌芽，而且承认有语法学的存在。更为可贵的是没有用西方语法学的相当成熟了的范本去评判汉语语法学的事实，也没有把相当成熟了的汉语语法学的著作《马氏文通》作为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这种意见的不足之处是没有明确肯定汉语语法学是何时诞生，是以什么作为诞生标志的。也就是说，没有在汉语语法学的萌芽和汉语语法学的诞生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

第三种意见也是立足于汉语语法学的史实上来观察问题的，但比第二种意见又进了一步。这种意见肯定了汉语语法研究是同汉语语法的基本特点相适应的。汉语语法是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的，语序和虚词是十分重要的语法手段，因此，汉语语法研究自然就把重点放在句法特别是虚词方面。这样，虚词的研究当然就成了汉语语法学的重要内容。就这点而言，汉语语法学与西方语法学有显著区别。持这种意见的学者，理所当然地就肯定元代卢以纬的《语助》是中国第一部研究文言虚词的语法专著。但不足的是也没有明确指出汉语语法学是何时诞生，是以什么作为诞生标志的。

第四种意见从各民族语言的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认为汉语语法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种特色是由汉语语法的民族特色决定的。因此，持这种意见的学者把《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以元代卢以纬的《语助》问世作为前后两个阶段的分界点，并明确提出《语助》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也就是说，《语助》是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符合汉语语法学史实的。我们认为，判断中国古代有没有语法学，首先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观察问题的出发点，其次还要有足以构成该学科成立的一些基本条件。

我们认为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应该从汉语语法学的实际出发，而汉语语法学的实际又确实是同汉语语法的特点密切相关的。吕叔湘、熙先生在50年代初就说过：汉语的词是没有形态变化的，所以汉语的语法也可以分成句子的结构和虚字的用法两部分，不过这两部分不能完全分开，因为有些虚字是和句子结构有关系的。①我们认为吕、朱两位先生的看法讲出了汉语语法学的特色，勾勒出了汉语语法学的框架，是同印欧语法学有显著区别的。我们还认为语法学科的成立至少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要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即语言结构规律本身；第二，这种研究应该是独立的系统的，而不是顺带的零星片断的；第三，这种研究要有为一定目的服务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第四，要有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著作作为标志，并且对当时和后世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如果用这些条件来衡量《语助》，应该说《语助》标志着中国古代语法学科的诞生，或者说《语助》已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尽管它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观察《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我们就会发现先秦至唐宋时代的汉语语法研究的确还属零星片断的，但是到了元代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就出版了卢以纬的体现汉语语法特点的系统的虚词专著《语助》。这部著作收66组虚词或跟虚词有关的短语，共136个词条，其中单音节词68个，复合词和短语68个。它有着独特的研究路子，即从语气角度对虚词进行分类和综合分析，重视虚词与实词在语法功能上的区别，有针对性地区别虚词在不同句法位置上的不同作用，注意词和短语的区别，通过虚词的语法作用来分析句型句式等。②应该说，《语助》已不再是文字学、训诂学的附庸，而是开创了独立地对以虚词为重要内容的汉语语法进行综合研究的局面，构建了体现汉语语法特点的汉语语法学的初步框架，并且对后世的《虚字说》（袁仁林）、《助字辨略》（刘淇）、《经传释词》（王引之）乃至《马氏文通》等语法著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语助》的问世应该是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

二在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中遇到的第二问题，是根据什么标准去评价汉语语法学现象。如果运用的标准不同，那么对同一语法学现象就会有不同的评价，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如果运用的标准是不科学的，那么在评价某一或某些语法学现象时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相反，如果运用的标准是科学的，那么就会正确评价各种语法学现象，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结论。

以往的汉语语法学史论著，应该说都是根据一定标准去评价史实的方方面面的。比如，对中国古代或《马氏文通》问世前有没有语法学这一具体问题，学者们之所以有不同意见，就是因为从不同标准出发观察问题的结果。概括起来，学者们用来评价汉语语法学现象的标准大致有三个：一个是“因西文已有之规矩”的以西律中的标准；一个是用现代语法学观点衡量古代语法学现象的以今律古的标准；一个是从汉语语法学史实出发，坚持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观点的实事求是的标准。我们赞成第三个标准。

有的学者断言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或者说《马氏文通》问世前没有语法学。他们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这是因为在他们的头脑里早就装着一个语法学范本，这个范本就是西方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了的源于希腊和拉丁语法学的18世纪的传统语法学体系。他们认为，在中国跟西方语法学范本最接近的语法著作是《马氏文通》。于是，《马氏文通》就成了中国有语法学的标志，在此之前中国当然就没有语法学了。

不可否认，世界上各种语言的语法是有共性的，语法的共性粗而言之至少表现在都存在着词有一定的类别和语句有一定的构造规则上。但是，这种共性又表现在具体语言的语法的个性之上。换句话说，各种具体语言的语法既有共同之处，又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别。汉语和印欧语都存在着词的类别问题和语句构造问题。但是，汉语在词类问题上，实词和虚词相比，虚词占有非常重要地位；在语句构造问题上，短语和句子的构造规则是基本一致的。③印欧语在词类问题上，实词和虚词相比，实词由于有形态变化，因而在语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语句构造问题上，短语和句子的构造规则是不一致的。因此，中国古代的汉语语法研究是以虚词和句读为重点的，而印欧语的语法研究是以实词的形态变化和主谓二分的句子构造为重点的。持以西律中标准的学者，没有把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统一起来去看问题，而是以西方语法学的特殊性否定了汉语语法学的特殊性。这怎么能得出正确结论呢？

另外一些学者也断言中国古代或《马氏文通》问世前没有语法学，是用以今律古的标准衡量中国古代汉语语法研究成果的结果。其实，汉语语法学跟西方语法学一样，都经历了由萌芽、初创再到成熟的过程，都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在这些学者中，有的并没有全盘否定《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但是却认为统统是汉语语法学萌芽，只有《马氏文通》才是汉语语法学的初创的标志。

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也没有正确反映汉语语法学的实际。不错，马建忠在评价自己的著作时曾说：“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④马建忠所说的“因西文已有之规矩”，是借鉴西方语法学的意思；“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是与汉语语法进行比较的意思，并不是全盘照搬西方语法学。马氏在序言里对我国古代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是给予一定肯定的。比如，对《学记》中的“离经辨志”说，对刘勰《文心雕龙·章句》中关于字、句、章、篇的论述以及关于虚词的分类说等，都推崇备至。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马氏不可能对《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及汉语语法学发展史作出准确全面科学的评价。但是，这也足以说明《马氏文通》不是纯粹的舶来品，而是在汉语语法研究固有成果的基础上，借鉴西方语法学的新知，而成就的一部相当成熟的古汉语语法著作，已经不是什么汉语语法学的初创之作。因此，拿一部已经相当成熟了的古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当作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是不妥当的。

持以西律中标准的学者心目中的西方语法学本身，实际上是经历了由萌芽、初创再到比较成熟的发展过程的。西方语法学的萌芽，大约始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一般认为古希腊柏拉图的对话录《克拉底洛篇》是西方语法学萌芽的代表作，它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语言起源和语言结构问题的。西方语法学的初创，当推被美国学者布龙菲尔德誉为“人类智慧的丰碑之一”的古印度人波尼尼的《波尼尼经》。这部语法书大约形成于公元前4世纪，它是一部梵语语法书，用3996条经句概述了梵语的语音结构、词语的构成及变化规则。值得注意的是，初创的西方语法学是包括语音学内容的，并不是纯粹的语法学。同时，所谓语法学的内容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全而又全的。比如，亚里斯塔克的学生特拉克斯对他的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了系统的整理，他自己也发现了一些语法范畴，明确了名词、动词、分词、冠词、代词、前置词、副词、连接词等词类的定义，因而被西方学者赞誉为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语法体系。其实，用我们今天的标准衡量，特拉克斯的语法体系并不完整，至少是没有句法内容的。西方语法学的成熟，一般认为是以在18世纪形成的传统语法学为标志的，它把语法学分为词法和句法两大部分，它的某些术语、概念、规则和理论一直在西方一些国家的语法教科书中沿用至今。无论持以西律中还是持以今律古标准的学者，断言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都是用18世纪以来形成的相当成熟的西方语法学的范本来衡量《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的结果。

当然，各民族语言学中的语法学的萌芽、初创再到成熟，在时间上不会是完全同步的。西方语法学的萌芽至初创只经历了大约一两个世纪的时间，而从初创到成熟大约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时间。汉语语法学的萌芽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五世纪，即战国时代齐人公羊高口说流传的《公羊传》。可是汉语语法学从萌芽到初创的时间却比西方语法学长得多，大约直到公元1324年，即元代泰定元年《语助》的问世，才标志着汉语语法学初创的开始。从初创到成熟大约又经历了五百年的时间，汉语语法学走向成熟的标志就是1898年《马氏文通》的问世。这里所说的语法学的初创，是语法学已经初具规模，已经独立形成学科的意思。初创阶段的语法学，应该具有基本上反映本民族语言的语法的主要特征的性质，但在一些方面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完善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样观察和分析中外各种语言的语法学现象才比较客观，才是对语法学史实的尊重。

以往，一些学者一提到《马氏文通》就说它是“模仿”之作，接下去就说它只能算是汉语语法学初创的标志。这样评价《马氏文通》实际上也是一种以今律古的表现。我们认为应该给《马氏文通》以正确的评价，这涉及到正确把握汉语语法学发展脉络的问题。我们很赞成王海先生的意见：“《文通》的模仿，除‘次’的范畴外，大多表现在个别问题上，如：个别词类中小类的设立，个别句子成分的确定，个别句子的分析等。而《文通》的创新，则表现在整个体系上。《文通》体系既有宏观的高度概括，又有微观的深入开掘；既有普遍规律的阐述，又有专书特点的揭示，是一个相当完备、相当精深的古汉语语法体系。”⑤因此，我们认为把《马氏文通》看作汉语语法学步入成熟阶段的标志比较合适。这点可以从它问世以后的深远影响得到证明。拿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些语法论著跟它相比，无论是内容的广度还是深度上大都比它逊色。即使到了今天，我们还可以从它那里学到许多东西。

总起来看，研究汉语语法学史既不能以西律中，也不能以今律古，应该尊重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用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去分析评价语法学现象，从中理出作为汉语言学一个分支学科的汉语语法学从萌芽、初创再到成熟的发展脉络，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三研究汉语语法学史的学者都很关注元代卢以纬的《语助》，但是对它的评价却是有分歧的。一种意见认为，《语助》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虚词的专著，是汉语语法学萌芽阶段的语法著作。另一种意见认为，既然虚词是汉语语法的重要内容，那么就应该承认作为研究虚词的我国的第一部专著《语助》具有语法学的性质。再一种意见认为《语助》不但是我国第一部虚词专著，而且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因为它体现了汉语语法学的基本特色。

很明显，前两种意见都承认《语助》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虚词的专著，这种研究已不同于过去的零打碎敲地研究，而是从大量文献中搜集材料，然后加以分门别类进行综合研究。这两种意见的不同之处是承认不承认《语助》的语法学性质。所谓语法学性质，就是语法学的根本属性；有语法学性质，就是具有语法学的根本属性。语法学的根本属性是研究并说明客观存在的语言结构规律，包括语法单位的确定，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的分类，语法结构框架的构建等。第三种意见比第二种意见又进一步，敏锐地从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看到了《语助》是体现了汉语语法特点并初步构建了汉语语法学框架的价值。正如何容所说：“考察一种语言有多少种性质不同的表意单位，和它们怎样配合变化以表示出很繁复的意思，而予以系统的说明，这是文法学的任务。”⑥《语助》抓住了汉语语法的作为语言结构中的重要环节虚词这个内容，特别重视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从虚词角度切入并进而触及到句子内部或句际间的语义结构关系以及词类等问题。⑦因此，《语助》不但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虚词的具有语法学性质的专著，而且也应该说它是一部汉语语法学的初创之作。第三种意见说《语助》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是符合实际的。

前面已经说过，要正确评价语言学发展史上的种种问题，绝不能以西律中，也不能以今律古，不能用现代的观点和模式去套历史事实。学术界一般认为两汉时期的《尔雅》、《方言》、《说文解字》和《释名》等分别是中国古代训诂学、方言学、文字学和语源学的奠基之作。这样的评价，无疑是正确的，是唯物地历史地辩证地观察问题的结果。如果我们用当代的训诂学、方言学、文字学和语源学著作去比附的话，那么《尔雅》等著作是相当幼稚或不完善的，甚至会发生怀疑它们究竟是不是某学科的奠基作的错觉。对待《语助》也是一样，也不能用现代的观点和模式去苛求它。

我们说《语助》是我国汉语语法学的初创之作，还因为它不是一部孤立的语法著作，而是有着广阔深厚的学术背景的。早在《语助》问世前，历代学者就对虚词和句读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先说虚词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在汉代及其以前还是零星片断的，是在训诂学、文字学等学科里所开展的顺带的研究。比如，汉代《尔雅》这部训诂学著作的“释诂、释训、释言”三篇，基本上是以虚词为研究对象的，其他各篇都是实词。《诗经》的毛亨传、郑玄笺，许慎的《说文解字》里就用过“词”、“辞”、“语辞”或“语助”等术语指代虚词。它们所研究的虚词，大多相当于今天的助词，有些则是副词。虚词的研究发展到南北朝和唐代，就已出现了专论，开始从训诂学、文字学等学科中独立出来，并逐步走上较为系统的研究道路。比如，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就以在句中所处的位置为标准，把虚词划分为“发端”、“答刂句”和“送末”三个类别：“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答刂句之旧体；‘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⑧唐代柳宗元则在《复杜温夫书》中以在句中的作用为标准，把虚词分为“疑词”、“决词”两类：“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词也；‘矣’、‘耳’、‘焉’、‘也’者，决词也。”⑨宋代的虚词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发展到以所有的词为研究对象，并明确采用“实字”（相当于名词）、“虚字”（相当于名词以外的词）这样的语法术语，把汉语词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除了区分“实字”和“虚字”外，宋代学者还区分了“动字”（相当于动词）和“静字”（主要指名词，也包括形容词在内），“死字”（指实字，也指静字）和“活字”（等于动字）等。

再说句（句子）读（主要指短语和分句）等语法单位的研究。为了读懂古代经书，早在汉代就产生了句读之学的萌芽。汉代王充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①0王充虽然没有给字、句、章、篇冠以语法单位的字样，但是他却实实在在地确立了这几种单位，而且论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刘勰则进而论述：“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轸相异，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①1刘勰从汉语的最小单位“字”谈起，一步步阐述由字至句、由句至章、由章到篇的组合过程，并且特别强调句和章的作用，句是“联字以分疆”的，章是“明情”达意的。总之，他是从语言形式和语义内容统一的角度论述语法单位的。再后来，学者们又把句法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句和读上。对句读给予明确解释的是唐代天台沙门湛然，他说：“凡经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之以便诵咏，谓之‘读’。”①2所谓语绝，也就是表达了一个完整意思；所谓语未绝，也就是还没有表达一个完整意思。湛然的话，我们可理解为是在给句和读下了明确的定义。到了元代，程端礼继承并发挥了王充、刘勰和湛然等关于篇、章、句、字的理论观点。他说：“既于大段中看篇法，又于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于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则作者之心不能逃矣。”①3尽管程端礼对汉语的四种结构单位还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是他毕竟明确勾勒出了四种结构单位法则从大到小的层层制约的关系。

《语助》正是在这种广阔深厚的学术背景下问世的。在它问世之前虚词的研究实际上已支撑起了汉语词法学的框架，句读或篇章句字的研究已支撑起了汉语句法学的框架。《语助》则从系统论述常用虚词入手形成了汉语语法学的雏形。

我们说《语助》是从系统论述常用虚词入手形成汉语语法学雏形的。有两层含义：一是它把以往汉语句法研究成果运用于虚词的阐释之中了，即把对虚词的阐释放在句法单位的句或读当中了；一是它把以往汉语词法特别是虚词的研究成果继承并更加系统起来了。比如，在解释“也、矣、焉”时说“是句意结绝处”。①4在解释“初、始、先是”时说“文字中着一‘初’字于句首自为一读”。在解释“而”时说“是句中转折，带此声以成文见意。句首有‘而’字，亦是承上文转说下意。句末有‘而’字，却是咏歌之助声，与‘兮’字相类”。又如，在解释“者”时说“有‘者’前‘也’后，‘者’举其说于前，‘也’释其意于后以应之”，很明显这是在联系”……者……也”句式讲述“者”、“也”的前后呼应关系。这虽然是在解释虚词，但是显然是在运用以往关于句读的研究成果。卢以纬对句和读分得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又是把虚词放在句和读的语境中去解释的。《语助》对虚词的论述不但是系统化的，而且在前人的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语助》的作者把他所认定的文言“语助”（大体相当我们今天所说的虚词）按语义内容和语法功能两个标准划分了类别。按语义内容作者把“语助”分成66组，有的组只有一个词，如“而”、“毋”、“恶”、“哉”等，有的组竟有9个词语，如“何则、何者、何也、是何也、是何、何哉、何以、何如、如之何”等。在此基础上，作者又按语法功能对大多数“语助”标明了类别，有用术语“××之辞”标明的，有用术语“××声”标明的。这是卢以纬的创造，至少卢以纬的分类意识是更加自觉的。其中有“疑而未定之辞”（如“乎”、“已矣乎”），“自问之辞”（如“何则、何者”），“发语之辞”（如“粤”、“殆”），“嗟叹之辞”（如“呜呼、吁”；“噫、噫嘻”），“继事之辞”（如“乃”），“禁止之辞”（如“毋”），“非然之辞”（如“岂”），“咏歌之助声”（如句末的“而”、“兮”），“句末助声”（如“止、忌、居、诸、且、思、斯”），“句绝之余声”（如句末的“夫”、“欤”、“邪”），“语余声（如“耳”）等。另外，作者对少数“语助”则是直接用语法功能的描写来暗示其类别的，其中对某些连词就是这样处理的。如“虽然：承上文义，固是如此，又别发一段论文”；又如“然则、然而、不然：此皆承上文”。还有用跟俗语相比较的方法暗示其类别的。如“未尝：俗语‘未曾’之意”，暗示其属于用来否定动作或性状的副词。卢以纬除了把“语助”按语义内容和语法功能分为若干类别外，还对某些“语助”的用法进行了辨析。如“夫：在句首者为发语之端。有在句中者，与‘乎’相近。有在句末者，为句绝之余声”。对虚词用法辨析得如此细致入微，而且这种辨析跟句法的联系又是如此紧密，都是大大超过历代学者的。

《语助》不但对虚词本身的研究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而且对虚词和实词作了比较严格的区分。比如，在解释“庸、顾、殆”时说，“‘庸’训常，训用，‘顾’训回视，然非语助，而有似语助者。”“殆，危也，也以‘殆’为发语辞者。”“声随语发，意不加重，且不训本字义，此等字多有之，亦语助之类也。”这是作者在利用前人关于实字和虚字的研究成果解释实词和虚词集于一身的三个词条。不难看出，作者所掌握的标准是科学的，所谓“训××”的用法就是实词，“不训本字义”的用法就是虚词，而且透露出许多虚词是从实词虚化而来的信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有使用现成的“实字”和“虚字”这样的术语，而是用“语助”这个术语来指代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虚词，用“非语助”来指代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实词。“语助”这个术语虽然在西晋杜预和唐宋时代孔颖达、陈彭年等人就在使用，但是用来指代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虚词，卢以纬还是第一个人。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是一种突破，反映了作者对实字和虚字的新的认识，为后人把动词从虚字中分化出来奠定了基矗

《语助》的问世除了有广阔深厚的学术背景外，还有广阔深厚的社会背景。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由蒙古贵族居统治地位的封建制国家，也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由于蒙古贵族统治者缺少浓厚的封建思想文化意识，“三教九流，莫不崇奉”，所以在客观上有利于各民族语言文化的交流，出现了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多种语言文化交相辉映的局面。元代还是我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极盛时期，中外人士频繁接触与交流，因此在当时实行了蒙古语、汉语和色目人使用的波斯语等语言并行并用的语言文字政策。柳诒徵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据至元诏书，则蒙古字未兴之先，已以汉楷与畏吾儿字并用。蒙古字既颁之后，各国之字，仍副之而行，则蒙古未代宋之时，固亦通用汉文。”①5这就是说，在元代至元以后，实行的是多语文并用的政策，以蒙古新字为官方第一文字，蒙古语为官方第一语言，汉语文和波斯语文等也是通用语文。

与此同时，元代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地位的需要，还在中央设立翰林院、蒙古翰林院和集贤院等机构，在其中都各置译史之职，把汉文的经史典籍翻译成蒙古文，便成了这些机构的一项经常性的主要工作。另据《元史·百官志》记载，蒙古翰林院的主要职责是译写一切文字，颁降玺书，以蒙古新字为官方文字，以其他文字副之。此外，忽必烈即帝位后还在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创设了各路提举学校官，大力兴办各级各类学校；同时在京师则设立蒙古国子学，选蒙、汉、色目百官子弟入学，用蒙古语、汉语、波斯语等语言作为教学语言。

这种特殊的社会情况，给语言研究，特别是汉语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形成了元代汉语研究的鲜明特点，即非常重视现实课题的研究，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其中音韵学和语法学是成绩卓著的两个部门。元代的音韵研究一反以往沿袭《切韵》和《广韵》的脱离实际语音的传统方法，而是以当时活的汉语语音为研究对象，描写并反映了当时汉语北方话的实际语音系统，编写成具有改革意识的《中原音韵》。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完稿于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修改定稿于元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是我国古代语言学史上的一部优秀著作。汉语、蒙古语和波斯语分属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和印欧语系，它们之间差别很大而密切接触，这就给语法研究提出了许多现实课题。其中不仅学习汉文典籍要突破虚词这个难关，即使是汉语与蒙古语、波斯语对译，也必须突破虚词这个难关。在这种情况下，语法研究必然要解脱文字学、训诂学的束缚，走以语法本身为研究对象的独立的发展道路。这样，卢以纬《语助》的问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无独有偶，《语助》恰恰也是在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公诸于世的，这也许不光是时间的巧合，而且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正像元代胡长孺在泰定元年给《语助》作序时所说的：“‘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昔人是言，为用字，不当律令发，惜概而弗详。予友卢子允武以文诲人，患来学者抱犹彼苦，爰摭诸语助字释而详说之。见者目豁心悟，悉喻所谓，成人之意厚矣。”①6胡序对以往学者研究虚词的状况是不大满意的，批评他们是“概而弗详”；对以文诲人的卢允武则大加赞赏，对虚词的研究做到了“释而详说之”，并且能使读者眼界开阔，心领神会。胡长孺在序中还说到：造句为文不用虚词往往是不能成句的；“法语直遂，巽与婉曲，阖癖变化，宾主抑扬，个中奥妙无穷”，这些都跟使用一两个起关键作用的虚词有关。胡序把虚词在汉语语法中的重要作用讲得非常透辟，对《语助》一书给予了高度评价。

《语助》的问世标志着汉语语法学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为这门学科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矗它对明清两代的汉语语法研究，特别是《马氏文通》都有深刻影响。从元泰定元年问世后到清朝初年就翻印了许多次，其中目前能见到的有元代由胡长孺作序的《奚囊广要丛书》本，明代万历壬辰年（公元1592年）由胡文焕作序的《格致丛书》本（更名为《新刻助语辞》，并删掉了胡长孺的序），清代康熙丁卯年（公元1687年）出版的《音释助语辞补义》等。这部书还流传到日本，“自宽永年间以《新刻助语辞》为名被多次翻刻”①7，成为从幕府时代末期至明治年代中期约250年间助字研究的核心，成为日本汉语语法这门学科的原动力。

作为我国汉语语法学的初创之作，《语助》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缺点的，最突出的缺点当然就是它所构建的语法体系还不够完善：第一，句法内容显然还不够完备，还缺少句子和短语结构成分和结构关系的阐述；第二，就词法内容而言，对实词的阐述还相当薄弱；第三，所用术语还显粗疏，特别是对某些重要语法现象还没有给予必要的概括。《语助》的缺点正像一切语法学初创之作一样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它毕竟在汉语语法学发展道路上迈出了艰难而又关键的一步，宣告了中国古代语言学一个分支学科汉语语法学的诞生。

汉语语法学论文范文第5篇

[内容]

提要 研究汉语语法学史应该从语法学史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汉语语法学史的研究，特别是在本世纪80年代以来取得了显著成绩。在这个研究领域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古代或在《马氏文通》问世以前有没有汉语语法学，根据什么标准评价汉语语法学史实，元代卢以纬的《语助》在汉语语法学史上占有怎样的地位等。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并逐步取得共识，必将进一步推动汉语语法学史这个学科的发展。关键词 汉语语法学史 研究 主要问题作为中国文化史有机组成部分的汉语语法学中，具有一般语法学史的共性，又有自己的个性。这是我们观察和分析汉语语法学史本身以及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我国的汉语语法学史研究，是有成绩的。特别是在本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语法学史的研究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的成果是以往任何时代都不能比拟的。但是，勿庸讳言，在这个研究领域里，也存在着一些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诸如，中国古代或在《马氏文通》问世之前有没有汉语语法学，根据什么标准评价汉语语法学史现象或史实，元代卢以纬的《语助》在汉语语法学史上占有怎样的地位等。这些就是值得引起注意而又相互联系的问题中的几个。

一研究汉语语法学史，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在《马氏文通》问世前有没有作为语言学分支学科的汉语语法学的问题。综观以往的汉语语法学史论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意见是不一致的，概括起来有四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这门学问，甚至连语法学的观念也没有，语法学是19世纪末从西方引进的，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出版后，中国才开始有汉语语法学。

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比较完整和比较系统的语法学著作，可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语法学的萌芽自春秋战国时代就产生了。

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的语法研究有自身的特点，既然虚词是汉语语法学中的重要内容，那么就该承认虚词的研究具有语法学的性质。

第四种意见认为：作为描写和研究不同语言的语法学，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汉语语法学的雏形当以元代卢以纬《语助》问世为标志。

不难看出，第一种意见认为汉语语法学是1898年诞生的，诞生的标志是《马氏文通》的问世；在《马氏文通》问世之前，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语法学，语法学纯粹是从西方引进的。很明显，这种意见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在《马氏文通》问世前有语法学存在的事实，即使是《马氏文通》问世以后中国有了汉语语法学，也不是中国自己的东西。因此，我们认为这种意见不但与汉语语法学的史实不符，而且于逻辑事理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关于汉语语法学史的史实，后面将有说明。这里着重分析一下这种意见的自相矛盾之处。首先，既然以《马氏文通》为代表的语法学是从西方引进的，那么它就没有资格称为汉语语法学，只能叫做中国的西方语法学。语言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引进包括语法学在内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必须在本民族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也就是说，西方语法学绝不可能在本民族语法学的一片空白的土壤上立足。其次，既然《马氏文通》问世后中国有了汉语语法学，那么就不能不承认《马氏文通》问世前或问世时就存在汉语语法学或汉语语法学的萌芽这样的事实，可是，持第一种意见的学者却断然否定了这样的事实。这就是第一种意见不能自圆其说的症结所在。

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在《马氏文通》问世前就有语法学，语法学的萌芽从春秋战国时代就产生了，而且语法学的诞生不以有比较完整和比较系统的语法学著作为标志。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立足于汉语语法学的史实来观察问题的。持这种意见的学者不但承认《马氏文通》问世前有语法学的萌芽，而且承认有语法学的存在。更为可贵的是没有用西方语法学的相当成熟了的范本去评判汉语语法学的事实，也没有把相当成熟了的汉语语法学的著作《马氏文通》作为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这种意见的不足之处是没有明确肯定汉语语法学是何时诞生，是以什么作为诞生标志的。也就是说，没有在汉语语法学的萌芽和汉语语法学的诞生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

第三种意见也是立足于汉语语法学的史实上来观察问题的，但比第二种意见又进了一步。这种意见肯定了汉语语法研究是同汉语语法的基本特点相适应的。汉语语法是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的，语序和虚词是十分重要的语法手段，因此，汉语语法研究自然就把重点放在句法特别是虚词方面。这样，虚词的研究当然就成了汉语语法学的重要内容。就这点而言，汉语语法学与西方语法学有显著区别。持这种意见的学者，理所当然地就肯定元代卢以纬的《语助》是中国第一部研究文言虚词的语法专著。但不足的是也没有明确指出汉语语法学是何时诞生，是以什么作为诞生标志的。

第四种意见从各民族语言的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认为汉语语法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种特色是由汉语语法的民族特色决定的。因此，持这种意见的学者把《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以元代卢以纬的《语助》问世作为前后两个阶段的分界点，并明确提出《语助》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也就是说，《语助》是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符合汉语语法学史实的。我们认为，判断中国古代有没有语法学，首先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观察问题的出发点，其次还要有足以构成该学科成立的一些基本条件。

我们认为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应该从汉语语法学的实际出发，而汉语语法学的实际又确实是同汉语语法的特点密切相关的。吕叔湘、熙先生在50年代初就说过：汉语的词是没有形态变化的，所以汉语的语法也可以分成句子的结构和虚字的用法两部分，不过这两部分不能完全分开，因为有些虚字是和句子结构有关系的。①我们认为吕、朱两位先生的看法讲出了汉语语法学的特色，勾勒出了汉语语法学的框架，是同印欧语法学有显著区别的。我们还认为语法学科的成立至少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要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即语言结构规律本身；第二，这种研究应该是独立的系统的，而不是顺带的零星片断的；第三，这种研究要有为一定目的服务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第四，要有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著作作为标志，并且对当时和后世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如果用这些条件来衡量《语助》，应该说《语助》标志着中国古代语法学科的诞生，或者说《语助》已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尽管它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观察《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我们就会发现先秦至唐宋时代的汉语语法研究的确还属零星片断的，但是到了元代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就出版了卢以纬的体现汉语语法特点的系统的虚词专著《语助》。这部著作收66组虚词或跟虚词有关的短语，共136个词条，其中单音节词68个，复合词和短语68个。它有着独特的研究路子，即从语气角度对虚词进行分类和综合分析，重视虚词与实词在语法功能上的区别，有针对性地区别虚词在不同句法位置上的不同作用，注意词和短语的区别，通过虚词的语法作用来分析句型句式等。②应该说，《语助》已不再是文字学、训诂学的附庸，而是开创了独立地对以虚词为重要内容的汉语语法进行综合研究的局面，构建了体现汉语语法特点的汉语语法学的初步框架，并且对后世的《虚字说》（袁仁林）、《助字辨略》（刘淇）、《经传释词》（王引之）乃至《马氏文通》等语法著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语助》的问世应该是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

二在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中遇到的第二问题，是根据什么标准去评价汉语语法学现象。如果运用的标准不同，那么对同一语法学现象就会有不同的评价，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如果运用的标准是不科学的，那么在评价某一或某些语法学现象时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相反，如果运用的标准是科学的，那么就会正确评价各种语法学现象，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科

学结论。以往的汉语语法学史论著，应该说都是根据一定标准去评价史实的方方面面的。比如，对中国古代或《马氏文通》问世前有没有语法学这一具体问题，学者们之所以有不同意见，就是因为从不同标准出发观察问题的结果。概括起来，学者们用来评价汉语语法学现象的标准大致有三个：一个是“因西文已有之规矩”的以西律中的标准；一个是用现代语法学观点衡量古代语法学现象的以今律古的标准；一个是从汉语语法学史实出发，坚持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观点的实事求是的标准。我们赞成第三个标准。

有的学者断言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或者说《马氏文通》问世前没有语法学。他们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这是因为在他们的头脑里早就装着一个语法学范本，这个范本就是西方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了的源于希腊和拉丁语法学的18世纪的传统语法学体系。他们认为，在中国跟西方语法学范本最接近的语法著作是《马氏文通》。于是，《马氏文通》就成了中国有语法学的标志，在此之前中国当然就没有语法学了。

不可否认，世界上各种语言的语法是有共性的，语法的共性粗而言之至少表现在都存在着词有一定的类别和语句有一定的构造规则上。但是，这种共性又表现在具体语言的语法的个性之上。换句话说，各种具体语言的语法既有共同之处，又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别。汉语和印欧语都存在着词的类别问题和语句构造问题。但是，汉语在词类问题上，实词和虚词相比，虚词占有非常重要地位；在语句构造问题上，短语和句子的构造规则是基本一致的。③印欧语在词类问题上，实词和虚词相比，实词由于有形态变化，因而在语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语句构造问题上，短语和句子的构造规则是不一致的。因此，中国古代的汉语语法研究是以虚词和句读为重点的，而印欧语的语法研究是以实词的形态变化和主谓二分的句子构造为重点的。持以西律中标准的学者，没有把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统一起来去看问题，而是以西方语法学的特殊性否定了汉语语法学的特殊性。这怎么能得出正确结论呢？

另外一些学者也断言中国古代或《马氏文通》问世前没有语法学，是用以今律古的标准衡量中国古代汉语语法研究成果的结果。其实，汉语语法学跟西方语法学一样，都经历了由萌芽、初创再到成熟的过程，都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在这些学者中，有的并没有全盘否定《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但是却认为统统是汉语语法学萌芽，只有《马氏文通》才是汉语语法学的初创的标志。

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也没有正确反映汉语语法学的实际。不错，马建忠在评价自己的著作时曾说：“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④马建忠所说的“因西文已有之规矩”，是借鉴西方语法学的意思；“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是与汉语语法进行比较的意思，并不是全盘照搬西方语法学。马氏在序言里对我国古代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是给予一定肯定的。比如，对《学记》中的“离经辨志”说，对刘勰《文心雕龙·章句》中关于字、句、章、篇的论述以及关于虚词的分类说等，都推崇备至。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马氏不可能对《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及汉语语法学发展史作出准确全面科学的评价。但是，这也足以说明《马氏文通》不是纯粹的舶来品，而是在汉语语法研究固有成果的基础上，借鉴西方语法学的新知，而成就的一部相当成熟的古汉语语法著作，已经不是什么汉语语法学的初创之作。因此，拿一部已经相当成熟了的古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当作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是不妥当的。

持以西律中标准的学者心目中的西方语法学本身，实际上是经历了由萌芽、初创再到比较成熟的发展过程的。西方语法学的萌芽，大约始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一般认为古希腊柏拉图的对话录《克拉底洛篇》是西方语法学萌芽的代表作，它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语言起源和语言结构问题的。西方语法学的初创，当推被美国学者布龙菲尔德誉为“人类智慧的丰碑之一”的古印度人波尼尼的《波尼尼经》。这部语法书大约形成于公元前4世纪，它是一部梵语语法书，用3996条经句概述了梵语的语音结构、词语的构成及变化规则。值得注意的是，初创的西方语法学是包括语音学内容的，并不是纯粹的语法学。同时，所谓语法学的内容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全而又全的。比如，亚里斯塔克的学生特拉克斯对他的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了系统的整理，他自己也发现了一些语法范畴，明确了名词、动词、分词、冠词、代词、前置词、副词、连接词等词类的定义，因而被西方学者赞誉为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语法体系。其实，用我们今天的标准衡量，特拉克斯的语法体系并不完整，至少是没有句法内容的。西方语法学的成熟，一般认为是以在18世纪形成的传统语法学为标志的，它把语法学分为词法和句法两大部分，它的某些术语、概念、规则和理论一直在西方一些国家的语法教科书中沿用至今。无论持以西律中还是持以今律古标准的学者，断言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都是用18世纪以来形成的相当成熟的西方语法学的范本来衡量《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的结果。

当然，各民族语言学中的语法学的萌芽、初创再到成熟，在时间上不会是完全同步的。西方语法学的萌芽至初创只经历了大约一两个世纪的时间，而从初创到成熟大约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时间。汉语语法学的萌芽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五世纪，即战国时代齐人公羊高口说流传的《公羊传》。可是汉语语法学从萌芽到初创的时间却比西方语法学长得多，大约直到公元1324年，即元代泰定元年《语助》的问世，才标志着汉语语法学初创的开始。从初创到成熟大约又经历了五百年的时间，汉语语法学走向成熟的标志就是1898年《马氏文通》的问世。这里所说的语法学的初创，是语法学已经初具规模，已经独立形成学科的意思。初创阶段的语法学，应该具有基本上反映本民族语言的语法的主要特征的性质，但在一些方面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完善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样观察和分析中外各种语言的语法学现象才比较客观，才是对语法学史实的尊重。

以往，一些学者一提到《马氏文通》就说它是“模仿”之作，接下去就说它只能算是汉语语法学初创的标志。这样评价《马氏文通》实际上也是一种以今律古的表现。我们认为应该给《马氏文通》以正确的评价，这涉及到正确把握汉语语法学发展脉络的问题。我们很赞成王海先生的意见：“《文通》的模仿，除‘次’的范畴外，大多表现在个别问题上，如：个别词类中小类的设立，个别句子成分的确定，个别句子的分析等。而《文通》的创新，则表现在整个体系上。《文通》体系既有宏观的高度概括，又有微观的深入开掘；既有普遍规律的阐述，又有专书特点的揭示，是一个相当完备、相当精深的古汉语语法体系。”⑤因此，我们认为把《马氏文通》看作汉语语法学步入成熟阶段的标志比较合适。这点可以从它问世以后的深远影响得到证明。拿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些语法论著跟它相比，无论是内容的广度还是深度上大都比它逊色。即使到了今天，我们还可以从它那里学到许多东西。

总起来看，研究汉语语法学史既不能以西律中，也不能以今律古，应该尊重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用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去分析评价语法学现象，从中理出作为汉语言学一个分支学科的汉语语法学从萌芽、初创再到成熟的发展脉络，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三研究汉语语法学史的学者都很关注元代卢以纬的《语助》，但是对它的评价却是有分歧的。一种意见认为，《语助》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虚词的专著，是汉语语法学萌芽阶段的语法著作。另一种意见认为，既然虚词是汉语语法的重要内容，那么就应该承认作为研究虚词的我国的第一部专著《语助》具有语法学的性质。再一种意见认为《语助》不但是我国第一部虚词专著，而且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因为它体现了汉语语法学的基本特色。

很明显，前两种意见都承认《语助》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虚词的专著，这种研究已不同于过去的零打碎敲地研究，而是从大量文献中搜集材料，然后加以分门别类进行综合研究。这两种意见的不同之处是承认不承认《语助》的语法学性质。所谓语法学性质，就是语法学的根本属性；有语法学性质，就是具有语法学的根本属性。语法学的根本属性是研究并说明客观存在的语言结构规律，包括语法单位的确

定，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的分类，语法结构框架的构建等。第三种意见比第二种意见又进一步，敏锐地从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看到了《语助》是体现了汉语语法特点并初步构建了汉语语法学框架的价值。正如何容所说：“考察一种语言有多少种性质不同的表意单位，和它们怎样配合变化以表示出很繁复的意思，而予以系统的说明，这是文法学的任务。”⑥《语助》抓住了汉语语法的作为语言结构中的重要环节虚词这个内容，特别重视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从虚词角度切入并进而触及到句子内部或句际间的语义结构关系以及词类等问题。⑦因此，《语助》不但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虚词的具有语法学性质的专著，而且也应该说它是一部汉语语法学的初创之作。第三种意见说《语助》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是符合实际的。前面已经说过，要正确评价语言学发展史上的种种问题，绝不能以西律中，也不能以今律古，不能用现代的观点和模式去套历史事实。学术界一般认为两汉时期的《尔雅》、《方言》、《说文解字》和《释名》等分别是中国古代训诂学、方言学、文字学和语源学的奠基之作。这样的评价，无疑是正确的，是唯物地历史地辩证地观察问题的结果。如果我们用当代的训诂学、方言学、文字学和语源学著作去比附的话，那么《尔雅》等著作是相当幼稚或不完善的，甚至会发生怀疑它们究竟是不是某学科的奠基作的错觉。对待《语助》也是一样，也不能用现代的观点和模式去苛求它。

我们说《语助》是我国汉语语法学的初创之作，还因为它不是一部孤立的语法著作，而是有着广阔深厚的学术背景的。早在《语助》问世前，历代学者就对虚词和句读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先说虚词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在汉代及其以前还是零星片断的，是在训诂学、文字学等学科里所开展的顺带的研究。比如，汉代《尔雅》这部训诂学著作的“释诂、释训、释言”三篇，基本上是以虚词为研究对象的，其他各篇都是实词。《诗经》的毛亨传、郑玄笺，许慎的《说文解字》里就用过“词”、“辞”、“语辞”或“语助”等术语指代虚词。它们所研究的虚词，大多相当于今天的助词，有些则是副词。虚词的研究发展到南北朝和唐代，就已出现了专论，开始从训诂学、文字学等学科中独立出来，并逐步走上较为系统的研究道路。比如，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就以在句中所处的位置为标准，把虚词划分为“发端”、“答刂句”和“送末”三个类别：“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答刂句之旧体；‘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⑧唐代柳宗元则在《复杜温夫书》中以在句中的作用为标准，把虚词分为“疑词”、“决词”两类：“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词也；‘矣’、‘耳’、‘焉’、‘也’者，决词也。”⑨宋代的虚词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发展到以所有的词为研究对象，并明确采用“实字”（相当于名词）、“虚字”（相当于名词以外的词）这样的语法术语，把汉语词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除了区分“实字”和“虚字”外，宋代学者还区分了“动字”（相当于动词）和“静字”（主要指名词，也包括形容词在内），“死字”（指实字，也指静字）和“活字”（等于动字）等。

再说句（句子）读（主要指短语和分句）等语法单位的研究。为了读懂古代经书，早在汉代就产生了句读之学的萌芽。汉代王充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①0王充虽然没有给字、句、章、篇冠以语法单位的字样，但是他却实实在在地确立了这几种单位，而且论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刘勰则进而论述：“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轸相异，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①1刘勰从汉语的最小单位“字”谈起，一步步阐述由字至句、由句至章、由章到篇的组合过程，并且特别强调句和章的作用，句是“联字以分疆”的，章是“明情”达意的。总之，他是从语言形式和语义内容统一的角度论述语法单位的。再后来，学者们又把句法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句和读上。对句读给予明确解释的是唐代天台沙门湛然，他说：“凡经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之以便诵咏，谓之‘读’。”①2所谓语绝，也就是表达了一个完整意思；所谓语未绝，也就是还没有表达一个完整意思。湛然的话，我们可理解为是在给句和读下了明确的定义。到了元代，程端礼继承并发挥了王充、刘勰和湛然等关于篇、章、句、字的理论观点。他说：“既于大段中看篇法，又于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于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则作者之心不能逃矣。”①3尽管程端礼对汉语的四种结构单位还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是他毕竟明确勾勒出了四种结构单位法则从大到小的层层制约的关系。

《语助》正是在这种广阔深厚的学术背景下问世的。在它问世之前虚词的研究实际上已支撑起了汉语词法学的框架，句读或篇章句字的研究已支撑起了汉语句法学的框架。《语助》则从系统论述常用虚词入手形成了汉语语法学的雏形。

我们说《语助》是从系统论述常用虚词入手形成汉语语法学雏形的。有两层含义：一是它把以往汉语句法研究成果运用于虚词的阐释之中了，即把对虚词的阐释放在句法单位的句或读当中了；一是它把以往汉语词法特别是虚词的研究成果继承并更加系统起来了。比如，在解释“也、矣、焉”时说“是句意结绝处”。①4在解释“初、始、先是”时说“文字中着一‘初’字于句首自为一读”。在解释“而”时说“是句中转折，带此声以成文见意。句首有‘而’字，亦是承上文转说下意。句末有‘而’字，却是咏歌之助声，与‘兮’字相类”。又如，在解释“者”时说“有‘者’前‘也’后，‘者’举其说于前，‘也’释其意于后以应之”，很明显这是在联系”……者……也”句式讲述“者”、“也”的前后呼应关系。这虽然是在解释虚词，但是显然是在运用以往关于句读的研究成果。卢以纬对句和读分得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又是把虚词放在句和读的语境中去解释的。《语助》对虚词的论述不但是系统化的，而且在前人的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语助》的作者把他所认定的文言“语助”（大体相当我们今天所说的虚词）按语义内容和语法功能两个标准划分了类别。按语义内容作者把“语助”分成66组，有的组只有一个词，如“而”、“毋”、“恶”、“哉”等，有的组竟有9个词语，如“何则、何者、何也、是何也、是何、何哉、何以、何如、如之何”等。在此基础上，作者又按语法功能对大多数“语助”标明了类别，有用术语“××之辞”标明的，有用术语“××声”标明的。这是卢以纬的创造，至少卢以纬的分类意识是更加自觉的。其中有“疑而未定之辞”（如“乎”、“已矣乎”），“自问之辞”（如“何则、何者”），“发语之辞”（如“粤”、“殆”），“嗟叹之辞”（如“呜呼、吁”；“噫、噫嘻”），“继事之辞”（如“乃”），“禁止之辞”（如“毋”），“非然之辞”（如“岂”），“咏歌之助声”（如句末的“而”、“兮”），“句末助声”（如“止、忌、居、诸、且、思、斯”），“句绝之余声”（如句末的“夫”、“欤”、“邪”），“语余声（如“耳”）等。另外，作者对少数“语助”则是直接用语法功能的描写来暗示其类别的，其中对某些连词就是这样处理的。如“虽然：承上文义，固是如此，又别发一段论文”；又如“然则、然而、不然：此皆承上文”。还有用跟俗语相比较的方法暗示其类别的。如“未尝：俗语‘未曾’之意”，暗示其属于用来否定动作或性状的副词。卢以纬除了把“语助”按语义内容和语法功能分为若干类别外，还对某些“语助”的用法进行了辨析。如“夫：在句首者为发语之端。有在句中者，与‘乎’相近。有在句末者，为句绝之余声”。对虚词用法辨析得如此细致入微，而且这种辨析跟句法的联系又是如此紧密，都是大大超过历代学者的。

《语助》不但对虚词本身的研究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而且对虚词和实词作了比较严格的区分。比如，在解释“庸、顾、殆”时说，“‘庸’训常，训用，‘顾’训回视，然非语助，而有似语助者。”“殆，危也，也以‘殆’为发语辞者。”“声随语发，意不加重，且不训本字

义，此等字多有之，亦语助之类也。”这是作者在利用前人关于实字和虚字的研究成果解释实词和虚词集于一身的三个词条。不难看出，作者所掌握的标准是科学的，所谓“训××”的用法就是实词，“不训本字义”的用法就是虚词，而且透露出许多虚词是从实词虚化而来的信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有使用现成的“实字”和“虚字”这样的术语，而是用“语助”这个术语来指代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虚词，用“非语助”来指代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实词。“语助”这个术语虽然在西晋杜预和唐宋时代孔颖达、陈彭年等人就在使用，但是用来指代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虚词，卢以纬还是第一个人。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是一种突破，反映了作者对实字和虚字的新的认识，为后人把动词从虚字中分化出来奠定了基矗《语助》的问世除了有广阔深厚的学术背景外，还有广阔深厚的社会背景。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由蒙古贵族居统治地位的封建制国家，也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由于蒙古贵族统治者缺少浓厚的封建思想文化意识，“三教九流，莫不崇奉”，所以在客观上有利于各民族语言文化的交流，出现了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多种语言文化交相辉映的局面。元代还是我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极盛时期，中外人士频繁接触与交流，因此在当时实行了蒙古语、汉语和色目人使用的波斯语等语言并行并用的语言文字政策。柳诒徵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据至元诏书，则蒙古字未兴之先，已以汉楷与畏吾儿字并用。蒙古字既颁之后，各国之字，仍副之而行，则蒙古未代宋之时，固亦通用汉文。”①5这就是说，在元代至元以后，实行的是多语文并用的政策，以蒙古新字为官方第一文字，蒙古语为官方第一语言，汉语文和波斯语文等也是通用语文。

与此同时，元代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地位的需要，还在中央设立翰林院、蒙古翰林院和集贤院等机构，在其中都各置译史之职，把汉文的经史典籍翻译成蒙古文，便成了这些机构的一项经常性的主要工作。另据《元史·百官志》记载，蒙古翰林院的主要职责是译写一切文字，颁降玺书，以蒙古新字为官方文字，以其他文字副之。此外，忽必烈即帝位后还在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创设了各路提举学校官，大力兴办各级各类学校；同时在京师则设立蒙古国子学，选蒙、汉、色目百官子弟入学，用蒙古语、汉语、波斯语等语言作为教学语言。

这种特殊的社会情况，给语言研究，特别是汉语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形成了元代汉语研究的鲜明特点，即非常重视现实课题的研究，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其中音韵学和语法学是成绩卓著的两个部门。元代的音韵研究一反以往沿袭《切韵》和《广韵》的脱离实际语音的传统方法，而是以当时活的汉语语音为研究对象，描写并反映了当时汉语北方话的实际语音系统，编写成具有改革意识的《中原音韵》。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完稿于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修改定稿于元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是我国古代语言学史上的一部优秀著作。汉语、蒙古语和波斯语分属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和印欧语系，它们之间差别很大而密切接触，这就给语法研究提出了许多现实课题。其中不仅学习汉文典籍要突破虚词这个难关，即使是汉语与蒙古语、波斯语对译，也必须突破虚词这个难关。在这种情况下，语法研究必然要解脱文字学、训诂学的束缚，走以语法本身为研究对象的独立的发展道路。这样，卢以纬《语助》的问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无独有偶，《语助》恰恰也是在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公诸于世的，这也许不光是时间的巧合，而且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正像元代胡长孺在泰定元年给《语助》作序时所说的：“‘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昔人是言，为用字，不当律令发，惜概而弗详。予友卢子允武以文诲人，患来学者抱犹彼苦，爰摭诸语助字释而详说之。见者目豁心悟，悉喻所谓，成人之意厚矣。”①6胡序对以往学者研究虚词的状况是不大满意的，批评他们是“概而弗详”；对以文诲人的卢允武则大加赞赏，对虚词的研究做到了“释而详说之”，并且能使读者眼界开阔，心领神会。胡长孺在序中还说到：造句为文不用虚词往往是不能成句的；“法语直遂，巽与婉曲，阖癖变化，宾主抑扬，个中奥妙无穷”，这些都跟使用一两个起关键作用的虚词有关。胡序把虚词在汉语语法中的重要作用讲得非常透辟，对《语助》一书给予了高度评价。

《语助》的问世标志着汉语语法学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为这门学科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矗它对明清两代的汉语语法研究，特别是《马氏文通》都有深刻影响。从元泰定元年问世后到清朝初年就翻印了许多次，其中目前能见到的有元代由胡长孺作序的《奚囊广要丛书》本，明代万历壬辰年（公元1592年）由胡文焕作序的《格致丛书》本（更名为《新刻助语辞》，并删掉了胡长孺的序），清代康熙丁卯年（公元1687年）出版的《音释助语辞补义》等。这部书还流传到日本，“自宽永年间以《新刻助语辞》为名被多次翻刻”①7，成为从幕府时代末期至明治年代中期约250年间助字研究的核心，成为日本汉语语法这门学科的原动力。

作为我国汉语语法学的初创之作，《语助》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缺点的，最突出的缺点当然就是它所构建的语法体系还不够完善：第一，句法内容显然还不够完备，还缺少句子和短语结构成分和结构关系的阐述；第二，就词法内容而言，对实词的阐述还相当薄弱；第三，所用术语还显粗疏，特别是对某些重要语法现象还没有给予必要的概括。《语助》的缺点正像一切语法学初创之作一样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它毕竟在汉语语法学发展道路上迈出了艰难而又关键的一步，宣告了中国古代语言学一个分支学科汉语语法学的诞生。

汉语语法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赵元任；结构主义语言学；语法

文章编号：978—7—80712—971—4（2012）01—057—02

一、赵元任之前的汉语语法研究

汉语的语法，自汉语产生以来就古已有之。然而真正意义上的汉语语法学，目前公认是1898年由马建忠所著的《马氏文通》所开创。在《马氏文通》之后，许多关于汉语的语法著作纷纷出版，汉语语法研究可以说是方兴未艾。然而自马建忠以降，大多数中国的语法学著作的模仿痕迹相当严重。这些语法著作的特点就是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讨论汉语的词类的划分，甚少涉及句型、句子结构等其它语法层面的问题，也很少花费工夫去讨论语法学理论

窃以为这种尴尬局面的产生，是和语言学理论的缺失不可分的。王力先生认为“中国语言学各部门如果有了一点一滴的成就，那都是普通语言学的恩赐”。①然而当时汉语语法学的开创者们却没有受过语言学的训练，才产生了这样的结果。

二、结构主义语言学传入之环境

赵元任将结构主义的语法观带到中国语言学界，并非偶然，在这背后，有着更加深厚的国际的、国内的语言学发展的背景和趋势。

从国内的语言学研究来说，基于词类划分的语法研究已经完成了其使命——构建汉语基本的语法框架。如果继续在划分词类上进行研究，就会导致词类越分越多，越画越细。陷入只知有词类，而不知有语法结构的窘境。何九盈评论道：“《高等国文法》以细分词类为能事。如副词分十类已属繁琐，而其中的第三类‘表时副词’内部又分为十八类，真是不厌其烦。”

在当时的国内语言学界，已经开始了对模仿西洋语法来构建汉语语法这种进行了批评。如王力先生一样的学者，能比较熟练地运用语言学理论来剖析、研究汉语。他们超越了马建忠式的语法研究，开创了直接引进普通语言学理论，结合汉语实际来研究的新的研究路子。语法学史一般就将王力先生的《中国文法学初探》的发表作为汉语语法研究史的分界线。②但限于学术水平和学术背景，许多批判模仿的学者自己也未能摆脱模仿的痕迹。

另外，在国外，语言学理论早已超越了传统语言学的领域而突飞猛进地发展，特别是美国结构主义学派提出的对语言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最早是为了调查研究陌生语言——印第安人的语言的，有一套科学而精密的描写、分析的方法。而对于汉语这种本无什么语法研究的基础的语言来说，其理论方法都可以为我所用。而作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的汉语，与当时世界上最流行的语言学研究方法之间，必然会产生碰撞、擦出火花的。

三、赵元任之学术背景

赵元任先生出身于江苏常熟的诗书望族之家，有着较为深厚的国学底子，后留学美国，专攻数学、物理以及哲学。赵元任从小就显示出了其非凡的语言天赋。赵元任一生会讲33种汉语方言，会说英、法、德、日、西班牙语等多种外语。 “在应用文方面，英文、德文、法文没有问题。至于一般用法，则日本、古希腊、拉丁、俄罗斯等文字都不成问题”。他具有“录音机的耳朵”和学说语言的能力。

赵元任在美国康奈尔大学选修了戴维森教授（Prof. Hermann Devidsen）的语音学（Phonetics）③，在哈佛大学选修了葛然简（Charles H. Grandgent）教授的《言语学入门》”④。1922年赴法国莎娜学校专门研究语言学一年。1924年，赵元任又在欧洲游学，结识了英国语言学家丹尼尔·琼斯和斯蒂芬·琼斯、法国语言学家安托万·梅耶和约瑟夫？房德里耶斯，以及欧洲汉学家高本汉、柏希和、马伯乐等。并在此前后，开始了汉语的研究，写出了大量的语言学论文。

四、赵元任汉语语法研究之特点和价值

1947年，赵元任先生将在美国教授粤语的讲义整理出版为《粤语入门》，成为《国语入门》出版的前奏曲。1948年，《国语入门》正式出版。1968年，《中国话的文法》正式出版。《国语入门》和《中国话的文法》，是两部完全运用结构主义方法来分析汉语的重要著作，是汉语语法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有学者将赵元任开创的运用结构主义的原理来研究汉语的方法称为赵元任传统，与语文学时期的小学传统，语法探索阶段的马建忠传统并列为汉语语法研究史上的三大传统。⑤“在理论、方法和体方面都奠定了从5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国内居于主流地位的结构主义汉语语法的基础”。⑥

赵元任先生在语法研究中的突破之处有：

（一）正式将口语作为研究材料，认识了语言的本质，区别了语言和文字

语言和文字本是两种有密切关联，但性质完全不同的两样事物。但是在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多为文字文献，故而小学以文字的形音义三方面出发发展出了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三大部门。即使到了现代语言学思想传入中国，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在语言学研究的实践中，仍然有文字和语言不分的情况存在。如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中，所有语法单位都以“某某字”来命名，如“静字”、“动字”、“代字”等。后来的学者，虽有分清字词之意，然而在研究材料上，亦多以书面文献为主。

汉语语法学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 对过去的语言研究方法进行总结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语言研究方法的历史和现状，更重要的是，通过总结，可以更好地指导未来的语言研究。本文论述了汉语研究方法的改进与发展，并指出研究方法改进与发展的原因就在于弥补先前研究方法在解释力上的不足。

20世纪是汉语语法学建立、成长和壮大的一个世纪，在这100年中，我们对汉语的研究逐步走向成熟，与此同时，我们的语言研究方法也在不断改进，对过去的研究方法进行总结是十分必要的，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语言研究方法的历史和现状，更重要的是，通过总结，可以更好地指导未来的语言研究，使21世纪的汉语语法学朝更好的方向发展。

1 语言研究方法的改进

总体来说，汉语语法研究方法是不断跟随国外的研究方法而发展的，可以说，汉语语法学是在不断地借鉴国外语法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国外的传统语法学、结构主义语法学、转换生成语法学以及功能主义语法学等在汉语语法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都留下深深的烙印。

西方传统语法学是最早影响汉语语法学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建忠的《马氏文通》是在模仿西方传统语法（拉丁语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第一部古汉语语法著作；20世纪20年代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也是在模仿西方传统语法（英语语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语法著作；20年代的重要语法著作如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和金兆梓的《国文法之研究》，40年代的重要语法著作如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和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等，从整体上看都属于传统语法；50年代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也基本上还是在传统语法的框架之内。

20世纪30年代，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开始传入我国。陈望道的“根据功能、从配置求会同”的词类观点，方光焘的“广义形态”的词类观点，陆志韦的“同形替代原则”的词类观点其实都是与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分布”理论是一脉相承的；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现代汉语语法讲话》采用了层次分析法，这是直接运用结构主义方法来分析汉语语法的代表作；50年代的主宾语问题讨论中，许多学者主张根据名词的位置来确定主语和宾语；60年代，熙的《说“的”》和《句结构》，这些都是运用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现代汉语语法的例子。

80年代初以来，转换生成语法、系统功能语法、“格”语法、从属关系语法、认知语法、话语篇章语法等陆续对汉语语法研究产生影响。这一时期，语法学界普遍认识到语法有“三个平面”，即句法、语义和语用，认识到对汉语单纯进行句法平面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全方位、多角度、多侧面来研究语法，应该把句法、语义、语用结合起来。由于有了这样的认识，语言学界在研究汉语语法时，除了继续对语法现象进行句法描写以外，也重视并加强了语义、语用方面的研究，如汉语语法结构的歧义研究、动词和名词的配价研究、动核结构和句模的研究、语义格或语义角色的研究、语义指向的研究、词的语义特征的研究、词语的语义搭配的研究、汉语句子的主题和述题的研究、动词述谓功能和名词指称功能的研究、篇章中的指代和照应的研究、句式的变换和相关句式语用差异的研究、句子的背景和焦点的研究、句子表述类型的研究等等。除此之外，还加强了对解释语法现象的重视，80年代以前，汉语的语法研究偏重于描写，80年代以后，由于受到国外语法理论强调对语法进行解释的影响，汉语语法研究中也开始重视解释了。在语法教学方面，也自觉运用了结构主义的语法分析方法，如词类区分中的分布分析法和句法结构分析中的层次分析法，国内学者都在积极地进行这这方面的实践。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语言研究方法的改进是与国外语法理论和研究方法分不开的。

2 语言研究方法改进的原因

以上我们简要地说明了汉语研究方法的改进和发展情况，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汉语研究方法有这样的改进与发展呢？是因为国外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有所发展，汉语就必须跟着发展吗？表面上看，汉语研究方法的发展是紧跟国外语言学研究的步伐的，但是实际上，语言研究方法改进的根本原因是与语法研究的目标有关的，语法研究的目标不仅是充分地描写语法现象，更重要的是要给予语法现象以充分的解释，所以，衡量一种语言研究方法是否可取的标准就是这种语言研究方法是否具有足够的解释力，如果一种语言研究方法具有足够的解释力，那么它就是有价值的、可取的、有生命力的；反之，就是没有价值的或价值很小的。

汉语语法学不断借鉴和吸收国外理论就是因为国外某种理论对汉语来说是具有强大解释力的，对于某一种研究方法无法解释的语言现象，我们就会运用其他研究方法予以弥补，这样就会使语言研究方法不断改进与发展。

综上，语言研究方法改进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要不断寻找解释力更强的语言研究方法。下面就以汉语中对句法的分析为例，简要说明语言研究方法是如何发展的。

汉语的句法分析是不断改进与完善的，从句子成分分析法（中心词分析法）到层次分析法，再到变换分析法，再到语义特征特征分析法、配价分析法，最后到语义指向分析法。下面进行具体说明。

2.1 句子成分分析法（中心词分析法）。中学阶段，我们用来分析句子结构的方法就是“句子成分分析法”，也叫“中心词分析法”，如把“我的好朋友早已斟满了一杯香香的葡萄酒”分析为：

主语是“朋友”，谓语是“斟”，它们是全句的中心词。及物动词“斟”后有宾语成分“葡萄酒”。主语宾语前分别都有附加成分“我”、“好”和“一杯”“香香的”，谓语是“斟”前后分别有附加成分“早已”和“满”。

这种分析法的好处是，可以让人一下子把握住一个句子的脉络。但是，它在实际操作上也显示出很大的局限性，如：

（1）封建思想必须清除。

（2）他死了爷爷。

例（1）“?思想清除”根本就不成立，这就是离了枝叶，主干就不成立的例子；例（2）“?他死”就是离了枝叶，意思就完全变了的例子。

2.2 层次分析法。造成上述局限存在的原因就是在分析过程中不太关注语法结构的层次性，于是，可以弥补这些局限的“层次分析法”出现了，“层次分析法”就是在分析一个句子或句法结构时，将句法构造的层次性考虑进来，并按其构造层次逐层进行分析，在分析时，指出每一层面的直接组成成分的分析方法。

按照层次分析法的观念，上文例（1）的主语，根本就不是“思想”，而是“封建思想”；例（2）的谓语不是“死了”，而是“死了爷爷”。显然，按照层次分析，原先按句子成分分析法分析所存在的所谓问题便都不存在了。

层次分析是我们语法研究，乃至整个语言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最基本的分析方法。但是，我们必须遗憾地指出，层次分析法也有其局限性，如：

（3）我在屋顶上发现了他。这样的歧义句就没法通过层次分析来加以分化。因为这个句子之所以有歧义，跟内部的构造层次、词语之间的语法结构关系都毫无关系，而只是因为“屋顶上”似乎既可以看作是“他”所在的地方，也可以看作是“我”所在的地方，还有可能是“他”和“我”都在屋顶上。

2.3 变换分析法

为了弥补层次分析法的局限性，“变换分析法”便应运而生了。“变换分析法”是根据句法格式的相关性来分析句式的分析方法。运用变换分析法可把例（3）“我在屋顶上发现了他。（名词[施事]+在+名词[处所]+发现+名词[受事]）”分化为：我发现他时，我是在屋顶上。（名词[施事]+发现+名词[受事]+时，名词[施事]+是+在+名词[处所]）和我发现他是在屋顶上。（名词[施事]+发现+名词[受事]+是+在+名词[处所]）。这样就有效地化解了层次分析法所不能解决的歧义。

变换分析法同其他分析方法一样，也有它的局限性。具体说，变换分析可以用来分化歧义句式，但不能用来解释造成歧义句式的原因。举例来说，“名词[处所]+动词+着+名词语”是个歧义句式，运用变换分析可以分化为[a]式“名词[处所]+动词+着+名词语”（戏台上摆着鲜花）和[b]式“名词[处所]+动词+着+名词语”（戏台上演着京戏），从而达到了分化歧义的目的。但是，为什么词类序列相同，内部构造层次和结构关系也相同，会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呢？也就是说，“名词[处所]+动词+着+名词语”这个歧义句式是怎么造成的呢？变换分析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得寻求别的解决手段。

2.4 语义特征分析法

经仔细考察发现，上文“名词[处所]+动词+着+名词语”句式产生歧义原来跟句式中的动词有极大的关系，[a]式中的动词具有[+使附着]的语义特征，而[b]式中的动词不具有这样的特征，这样就解释了“名词[处所]+动词+着+名词语”句式产生歧义的原因。

上面这种通过分析某句法格式的各个实例中处于关键位置上的实词所具有的共同的语义特征，来解释、说明代表这些实例的句法格式之所以独具特色、之所以能与其他同形句法格式相区别、之所以只允许这一部分词语进入而不允许那一部分词语进入的原因的分析方法就是“语义特征分析法”。

毫无疑问，语义特征分析为进一步分化同形句式，为根据句法研究的需要对同一类实词划分小类，提供了更为可靠的句法、语义依据，因此语义特征分析无疑使语法研究朝着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方向迈出了更可喜的一步。

2.5 配价分析法

为什么“喝啤酒的学生”可以省略为“喝啤酒的”，而“喝啤酒的方式”却不能省略为“喝啤酒的”？对于这个问题，前面的四种句法分析法都不能给予圆满、充分的解释，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就得采用“配价分析法”，“配价分析法”是利用动词与不同性质名词之间的配价关系来研究、解释某些语法现象的方法。

从配价的角度看，“喝啤酒的学生”和“喝啤酒的方式”有很重要的区别。我们知道，“喝”是二价动词，它的两个配价成分应分别是“喝”的施事和受事。“学生”可以成为“喝”的施事，“啤酒”可以成为“喝”的受事；但是“方式”不能成为“喝”的施事或受事。换句话说，“学生”可以成为“喝”的配价成分，“啤酒”可以成为“喝”的配价成分，但是“方式”不能成为“喝”的配价成分。“喝啤酒的学生”和“喝啤酒的方式”的区别就在于，前者的中心语“学生”可以成为动词“喝”的配价成分，后者的中心语“方式”不能成为动词“喝”的配价成分。这样，就解释了为什么“喝啤酒的学生”可以省略为“喝啤酒的”，而“喝啤酒的方式”却不能省略为“喝啤酒的”。

2.6 语义指向分析法

请看下列例句：

（4）他喜滋滋地炸了盘花生米。

（5）他早早地炸了盘花生米。

（6）他脆脆地炸了盘花生米。

例（4）——（6）格式完全相同，从表面上看，它们的差异只是具体作状语的词不同；从语义上看，各句的状语在语义上所直接联系的成分不同——例（4）“喜滋滋地”指向施事主语“他”，例（5）“早早地”指向谓语动词“炸”，例（6）“脆脆地”指向宾语成分“花生米”。对于上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说：例（4）——（6）各句状语的语义指向不同。

“语义指向分析”就是通过分析句中某一成分的语义指向来揭示、说明、解释某种语法现象。语义指向分析揭示了句法成分在语法上和语义上的矛盾，指明了句法成分之间，特别是间接的句法成分之间语义上的种种联系，从而可以比较合理地解释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之间复杂的对应关系。

语义指向分析法在句法分析中具有重要作用：它不仅有助于分化歧义句式，而且也有助于解释造成歧义的原因；还为解释某些语法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我们看重语义指向分析还在于它能为我们提出一些新的研究课题，引起我们思考，从而有助于开阔语法研究的思路，将语法研究引向深入。

综上所述，每一种新的语言研究方法的出现都是缘于以前的研究方法在解释力上的局限，也就是说，语言研究方法改进的原因就在于弥补先前研究方法在解释力上的不足。

参考文献：

[1] 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第三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汉语语法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古汉语语法；中学语言；文言文教学

中图分类号：H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7-0063-01

基金项目：集宁师范学院科研课题《古汉语知识在中小学文言文教学中的运用》系列论文（jsky2013007）

古汉语语法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它从语法角度对古代文献研究和今天的文言文教学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中学语文教学中，一些教师只关注学生大概理解文章即可，对一些语法常识教学环节忽视，导致学生缺乏独立的阅读文言文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文学素养的提高。因此，深入研究古汉语语法学知识在中学文言文教学中的运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利用古汉语语法学知识可以弄清课文中词语的准确意义

中学文言文教学是语文教学中重要的分支，与现代文教学相同，都是为了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文素养，但是不同的是文言文教学文言文教学还要立足言语形式，通过教学互动，师生互动掌握文言文理解和运用技巧。为了实现这一教学目标，弄清楚文言文中每一个词语非常关键，而古汉语语法学知识的引入可以帮助学生掌握词语理解的方法和规律，从而培养较高的文言文阅读能力。

（一）了解古今异义词，区别对待

在中学文言文教学过程当中，古今异义词是一个教学重点，也是教学难点。 在教学中可以利用古汉语语法知识对这类词语进行分类理解。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古今义变化不是很大，那么这时候可以启发学生从今义上进行理解，进一步理解在文言文中的意思。比如《狼》一课中“顾野有麦场”一句中“顾”字的解释，在我们现代汉语中这个字有“转过头看，左右看”的意思，如左顾右盼，从这个意思上可以推出句中“顾”的意思为“看见”。而另外一种情况是古今义完全不同，这些词语在文言文学习中最容易出错。例如：《为学》中的句子“西蜀之去南海”，其中“去”字在现代汉语中理解为“离开，离去”，然而在这里这样理解就会出现问题，因此需要启发学生根据语境进行理解，“去”解释为“距离”。并且，学生学习了之后注意积累，这样才能不断巩固掌握的语法知识，进一步促进文言文的学习。

（二）了解一词多义，学会分析

在文言文教学中常会遇到这样的现象，随着语言的发展，一些词语由它原来的意思进行了引申你，词义发生了转变，词义扩大、缩小或者转移，此时需要充分运用汉语语法知识对词语的本意和引申义进行进行总结。例如：《塞翁失马》中一句“丁壮者引弦而战”，其中“引”字的本意是“拉弓”，而在这里就解释为“拉弓”。而在文章《左忠毅公逸事》中“为除不法者，引人”一句中“引”字就解释为“带”，不能再用它的本义。在文章《乐羊子妻》一句“妻乃引刀趋机而言”中，“引”的意思是“拿来”的意思。同样是这个字，在文章《廉颇蔺相如列传》的一句“相如引车避匿”中，“引”的意思是“退”。在这个例子中，“引”字只有在第一篇文章中用了本义，而在后边几篇中词义分别发生了扩大、缩小或者转移，因此在理解过程中要根据语法学知识对词语的词性、词义进行了解，做出正确的解释。

二、运用古汉语语法知识在众说纷纭中做出正确选择

文言文教学过程中，语文教材中一些注释常常存在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解释，这说明对于词语的解释不能做出明确的抉择而将两者并放在一起，教学过程中需要语文教师来自己判断。这时需要古汉语语法知识为依托，对模糊的词语做出准确的判断。例如：《鸿门宴》一课的教学中，“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课本中的注释说：“与之同命”的意思是“和他们拼命”，其中，“之”字代指指项羽等，“同死”是死在一块儿的意思。关于这里的理解一种说法是：之，指沛公，与沛公同生死。另一种说法是：之，指项羽等。同命，死在一块儿拼命。而王维辉先生则做出了这样的注解“同命”，因为按照古汉语考察没有拼命的意思，只有一块死，共同死在一起的意思。因此，我们根据这样的词语解释可以理解为“樊哙保护沛公”即“与之同命”就是与刘邦一块死的意思。我国文言语言博大精深，我们现代人用现代的语言来理解文言意思难免偏颇，而利用古汉语语法知识辅助理解，将可以归还本意，从而对文言文教学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利用古汉语语法知识理解课下注释没有的解释

古汉语语法知识在中学文言文教学中渗透文化教育，可以帮助学生尽快认识古代社会，是提高学生文言文学习效率的有效手段。在文言文教学中有些词语本来应当存在注释，可以偏偏没有，这种情况之下可以利用古代汉语语法知识对不清楚的词语进行注解。例如：《信陵君窃符救赵》一课教学中，“平原君使者冠盖相属于魏，让魏公子曰：“胜所以自附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义，为能急人之困。”在课文中“婚姻”两个字没有给出注释，学生很自然的会想到现代汉语中的名词“婚姻”，但实际上“婚姻”二字的理解需要努力斟酌。笼统来说上说婚姻是嫁娶双方，其中妇家嫁方叫做“婚”，婿家娶方叫做“姻”。妇家的父母和婿家的父母互相称谓为“婚”或为“姻”，在本科中，平原君的夫人是魏公子的姐姐，对平原君来说是婿家娶方，于是就称为姻。因此，“胜所以自附为婚姻”是连类而及，只表示姻的意思而没有“婚”的意思。如果不利用古汉语语法知识进行解释，很可能产生错误的理解。

四、结束语

总之，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古汉语语法知识在中学文言文教学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课本注释中没有的解释，或者解释模糊不清的注释，都可以通过古汉语语法知识进行补充，让学生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作为中学语文教师不仅要熟知课本注释，同时要对古汉语知识熟悉，以更好的在文言文教学中运用，提高教学效率，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文言文学习能力。

参考文献：

[1]周群彬.引今以学古——浅谈古代汉语的教学方法[J].中学语文.2011，（18）：34-35.

汉语语法学论文范文第9篇

邢福义先生是国内外著名的语言学家，长期在华中师范大学从事汉语语法学的教学与研究。由于时代和家庭的原因,他只上过十年学(小学2年，初中3年，中师2年，大学2年)。1956年，21岁专科毕业的他，留在了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22岁、他就在中国语言学界最权威的刊物《中国语文》上发表了《动词作定语要带“的”字》。30岁时，他就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7篇学术论文。截止到现在，他已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29篇力作。27岁，他在《中国语文》(1962年第5期)上发表了(关于副词修饰名词)。文章刚一发表，学部委员、南京大学一级教授方光焘先生就于1962年5月强调“研究语法应该注意一般现象、特殊现象和个别现象的相互关系”，指出：“副词能否修饰名词的问题，张静认为副词能够修饰名词，他是想已有的规律。而邢福义则是以特殊现象来作补充，指出了副词修饰名词的条件，这是很好的。副词修饰名词必须具有一些条件。我基本上同意邢福义的意见。……”(方光焘《研究汉语语法的几个原则性问题》，《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269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时期，学校停课，刊物停刊，但他没有放弃对语言问题的研究，他注重培养研究习惯，积累研究经验，铸造敏锐视力。

1978年，“”结束，《中国语文》复刊，邢先生把自己呕心沥血，反复修改了12年的论文《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寄给《中国语文》，《中国语文》马上就把他的文章作为1979年第1期的重要文章登出来。《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是邢先生一系列复句研究论文的奠基之作。吕叔湘先生于当年9月28日给邢先生的信中说：“你的文章我看过不少。你很用功，写文章条理清楚，也常常很有见地，如今年发表的‘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就很好。”(见《治学之道学风先导》，《庆祝吕叔湘先生九十华诞文集》，商务印书馆1994年11月)

1980年之前，邢先生主要集中在词类研究以及词与词的组合关系上，代表作是《词类辩难》(甘肃人民出版社1980)。 《词类辩难》一书，不仅阐明词性判别的语法依据，而且从论证的角度总结出了直接判定、排他和类比三种方法，开始了把逻辑分析方法引入语法研究领域的尝试。逻辑学家李先写道：“我特别崇拜邢福义同志的语言研究工作。在吕叔湘先生为其《语法问题探讨集》所写的‘序’中有这么一句话：‘福义同志的长处就在于能在一般人认为没什么可注意的地方发掘出规律性的东西，并且巧做安排，写成文章，令人信服。’我认为吕先生这句话真是‘一语破的’。邢福义同志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跟他善于运用逻辑方法去分析语言现象分不开(当然，并不局限于这一点)。邢福义同志是专门研究过逻辑学并写过逻辑学著作的，因此在他对语言现象的分析过程有意或无形中就使用了逻辑方法。……可以说，他在一定程度上也在进行逻辑语言学的探索。”(《沦语言学与逻辑学的结合》，《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

自《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发表和《词类辩难》出版后，邢先生就以复句为“据点”展开了对汉语语法问题的研究，他重视把逻辑分析方法引入语法研究领域,重视语法事实的深入发掘，重视隐蔽规律的揭示与刻画。早期著有《复句与关系词语》(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最精彩的论文是《汉语复句格式对复句语义关系的反制约》(《中国语文》1991年第1期)，近20年之后，此文被国际性语言研究期刊俄国莫斯科的《语言科学问题》(2010年第2期)详细转载，并于开头处把作者介绍为汉语逻辑语法学派创始人。邢先生复句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则是《汉语复句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在《汉语复句研究》一书中，邢先生对复句的分类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提出分类的原则是“从关系出发,用标志控制”,要求分类原则必须具有统一性和彻底性，分类结果必须具有切实性和全面性。最终把汉语复句分为三大类：因果复句、并列复句和转折复句。在此书中，邢先生做到了“五重视”：一是重视语法事实的发掘；二是重视逻辑基础的考察；三是重视“语表一语里一语值”的三角验证；四是重视句法格局对语词运用的制约；五是重视若干理论问题的理论思考。正因为如此，《汉语复句研究》2003年，获武汉市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4年，获湖北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6年，获中国高校第四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语法学家邵敬敏在他主编的《新时期汉语语法学史》(商务印书馆2011)中，说：“《汉语复句研究》不仅事实描写详尽而细腻，规律揭示充分而准确，而且在理论上也有新的突破和创意。此书是汉语复句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标志着当前我国复句研究的最高水平。”

邢先生研究语言，注重挖掘语言事实，一贯主张“研究植根于汉语泥土，理论生发于汉语事实。”如：在《漫话“有所不为”》《光明日报》2008年1月14日)一文中，文章虽只2751个字，但所举语言事实20条，共1079个字，约占全文篇幅的一半。在20条语言事实中，古代的14条，近现代的6条。从古到今的语言事实，时间跨度长达几千年。文中的20条事实是作者从古代、近代、现代极为庞大的语料聚合中经过多次反复比较,层层筛汰，精心挑选出来的。作者先从自己平常积累的语料笔记中，又从巨大的、包罗万象语料库中，挑选出具有特点、符合需求的语言事实，然后追本溯源，结合例子的小语域和大语域，逐条加以辨析研究，进行再次的比较筛汰，接着根据文章论述的需要，保留最具典型性的语言事实。此文字面上的语言事实虽只有20条，但字面下的语言事实却是不计其数的。文章篇幅虽短，但涵量巨大。读者可以在超度浓缩的短小篇幅里，了解“有所不为”漫长的历史,知道“有所不为”的古今用法。在《以单研究深化》一文中，他曾指出：“事实的发掘，对于研究的深化具有关键性意义”。“会说汉语

的人，不一定都会研究汉语；研究汉语的人,不一定都能作出准确的结论。不管是谁，个人脑海中存放的语言信息总是有所局限的，不可能方方面面都能想到，林林总总全能顾及。如果不尽可能详细地了解客观语言事实，便有可能仓促断定，以偏概全。”在《语言理论与语言事实》一文中，他说：“理论生发于事实，事实支撑着理论，任何理论，都不是一开始就完善的。为了理论的不断完善,必须步步逼近地让理论贴近语言事实。”

邢先生在汉语语法事实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语法体系，代表作是《汉语语法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998年，该书先后获得了中国高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和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这本书是作者对自己多年来语法研究的一个总结，书中提出的“小句中枢”学说和“两个三角”学说，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语法学家邵敬敏指出：在对大量汉语语法事实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提出更加适应汉语语法特点的研究思路，其中胡明扬的‘语义语法说’、徐通锵的‘字(语素)本位’说、邢福义的‘两个三角’理论和‘小句中枢’说等都比较有影响。（《八十到九十年代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世界汉语教学》1998年第4期)语法学家李方杰指出：“近几年，最引人注目的是熙的词组本位体系和邢福义的小句中枢体系，他们各自不但有系统的理论，而且有代表作：《语法答问》、《语法讲义》，《小句中枢说》、《汉语语法学》。”(《句型主体论》，《语言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4期)语言学家许嘉璐副委员长论述道：“黎锦熙的‘句本位’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短语中心’说所代替。但是，近来后者引起的怀疑越来越多。从黎氏到邢氏，恰好盘旋着往上走了一个圆圈。”(许嘉璐《语言文字学及其应用研究》68--69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

邢先生在汉语语言事实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上的建构，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一)提出了“小句中枢”学说：即根据汉语语法的特点“重句法而不重词法”，应该以“小句”为本位，以句法机制为重点，注重观察句法规律对各种语法因素的管控作用，此外，他还根据小句中枢说归纳出小句的三个基本规律：成活律、包容律、联接律。(二)提出了“两个三角”学说：大三角是指“普―方―古”，主张以方证普，以古证今，即提倡在研究普通话时，要横看方言，上看古代汉语。小三角是指“语表―语里―语值”，主张在“表里辨察”的基础上“考究语值”。(三)提出了两个沟通：一是自然语言研究内部的沟通，即语法研究跟语音研究、词汇研究、语用研究、逻辑研究、文化学研究等沟通，进行跨界性研究；二是自然语言研究跟计算机应用研究沟通，即语法的本体研究必须跟汁算机技术结合，适应计算机应用的需要，因为孤立的单角度的盹本体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四)提出了一系列很有启迪意义的独创性的观点。例如归纳出词类辨析的三个方法：“直接判定法”、“排他法”和“类比法”，并且提出一些具体的语法鉴定格式来帮助判定具体的词性，很有实效。再如关于复句的语义关系具有二重性，既反映客观实际，又反映主观视点，而且主观视点是第一位的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又如他在句子结构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出“结构的分层向核性”以及“动词核心，名词赋格”的特性。

邢先生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一邢福义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是他80年代研究的一个小结，该书，1995年荣获了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荣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的《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家一邢福义选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则是比较全面的总结。邢先生先后出版了五本论文集，形成了一个系列：《语法问题探讨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语法问题发掘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语法问题思索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语法问题追踪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语法问题献疑集》(商务印书馆2009),这大体上反映了他的研究历程。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探掘思(追)’反映思维发展的前进轨迹，标示求知历程的延展线索。”其中，《语法问题探讨集》，1989年荣获了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语法问题发掘集》，1995年荣获了首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语法问题献疑集》，2011年荣获了武汉市第十二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在教材方面，他还主编了《现代汉语》师范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现代汉语语法修辞专题》(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等。其中，《现代汉语》，1995年荣获了第三届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截止到现在，邢先生已公开发表了450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50多本著作(个人专著21本)，主持了15项国家科研项目。其中，2009年6月，由他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现代汉语句法语义‘普―方’比较研究”(项目编号：01AYY003)，耗时7年，其成果《汉语语法普方较视》被评为“优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验收情况报告中说：“由华中师范大学邢福义教授主持完成的《汉语语法普方较视》，该成果运用“小句中枢”的基本理论、“句管控”的基本视角、“两个三角”的基本方法，对普通话语法和方言语法进行了择点性、多层面、多角度的比较和审视。鉴定专家认为，该成果“将以小句为中枢的语法理论系统地进行了阐发，从而坚实完整地确立起了一套全新的语法学说”。2011年11月，邢先生又荣获了国家社会科学重大科研项目《全球华语语法研究》，该项目已正式运行，计划在第一个5年时间里，完成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美国等5个地方华语语法情况的调查，《湖北日报》(2011年11月1日)评价说：“《全球华语语法研究》，该项目正式立项，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走向国际化。对全球华语语法进行全面考察，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是首次。这意味着汉语语法研究迈上了一个新起点，将从语言研究的角度，对中华文化的弘扬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邢先生研究语言学，但又不囿于语言学。在东西方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的当今世界，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邢先生将语言学与文化结合起来研究，出版了《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2001年，该书荣获了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在书中，作者说到：“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管轨。好比镜子或影集，不同民族的语言反映和记录了不同民族特定的文化风貌；犹

如管道或轨道，不同民族的特定文化，对不同民族的语言的发展，在某种程度、某个侧面、某一层次上起着制约的作用。”《文化语言学》出版后，在语言学界引起了热烈反响，被当作国内文化语言学三大流派中“关系参照派”的代表之一，并被许多高校中文专业本科或研究生引为必读书目。同时，该书也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光明日报)(2001年3月29日)在题为(文化语言学的一部力作)中说：“《文化语言学》是我国第一部直接以“文化语言学”作为书名的关于文化语言学的学术专著。从语言看文化，既透视了文化的不同层面，又追寻了文化的发展轨迹；从文化看语言，既能见语言在不同层面的投影，又可观语言流变的足迹。《文化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和文化关系的集大成之作，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2005年，邢先生在《在广阔时空背景下观察“先生”与女性学人》一文中，提出：“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为了加强全世界华人的相互交流与了解，在广阔时空背景下开展词语运用的考察，从而编写出一部《现代世界华语词典》，很有必要。”(《世界汉语教学》2005年第3期)2010年5月17日，作为《全球华语词典》顾问的他，应邀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球华语词典》出版座谈会。《全球华语词典》是华人世界第一部全球华语词典。语言学家许嘉璐副委员长说：“语词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人们生活、思维、感情的反映。《全球华语词典》记录并保存了几个主要华人社区语词变异的情况，也就把移居并扎根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在和当地文化交融、吸收异质文化营养，进而发展中华文化的情况曲折地集中呈现于一册之中。《全球华语词典》给华人社会，给世界的学术界、思想界，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例证。”

邢先生还将语言学与国学结合起来研究。在5年时间里，邢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15篇文章(其中，主要见于国学版)。如(国学精魂与现代语学)(2006年8月8日)一文，他指出：“以现代意识为前导，弘扬国学优良学风、深刻学理和有用成果，让国学精魂与现代意识结合起来，有利于实现民族文化的振兴，有利于助产中国特色的学问。”又如《大器晚成和厚积薄发》(2011年7月4日)一文，“大器晚成和厚积薄发”,是国学宝库中，世世代代起着教育后人的名言警句，一直以来被人们作为普遍的真理在使用。然而邢先生却结合现实，理性思辩，指出：“大器晚成和厚积薄发”不是普遍适用的成才原理，不能作为教育学生、造就人才的定律。他从语法学的视角，通过探究“大器晚成”的出处、本义和比喻义，得出：“大器晚成”只适用于已过成才茂密期的人物，在语用上存在偏向性，不适用于大学中的青年学生，特别是20岁上下的本科学生，否则，会束缚他们聪明才智的及时闪光。“厚积薄发”是我国学界历来崇尚的朴学精神，强调做学问要有厚实的功底，在厚厚地累积的基础上薄薄地挥发，以保证著述的谨严可靠，无可挑剔。但作者通过探究“厚积薄发”的语表形式、语里含义和语用价值，得出：“厚积薄发”只适用于强调传统优良学风的发扬，在语用上也存在偏向性，不适用于治学方法和成才过程。不然，人们就过于执着于“先厚积”、“再薄发”的关系，不肯或不敢轻易动笔，结果越拖年龄越大，年龄越大越出不了成果。作者将语言学的研究延伸到了国学的领域。以语言学的专业视角，来审视国学，弘扬国学。语言学家鲁国尧先生说：“邢先生的这篇文章，涉及的学科不仅仅是语言学的专业领域，而且还涉及到了国学，人才学，教育学，科学学的范畴。邢先生的研究已经跨出了‘小语学’的专业领域，进入到了‘大语学’的广阔天地。”

邢先生还将语言学与中文信息处理结合起来研究。2006年，他亲自主持了华中师范大学重点建设学科项目“小句中枢说在汉语与临界领域研究中的应用与验证”。该项目的成果之一是在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建立了一个面向汉语复句研究的专用语料库。该语料库已收有标复句658，447句，约44，395，000 字。该语料库既是开展汉语复句研究的一个重要平台，又是现代汉语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资源。邢先生主持的这个项目促进了“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建设，带动了计算机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实现了文理学科的交叉融合。又如《新词语的监测与搜获》(《语文研究》2007年第2期)一文，作者认为，要监测到每年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出现什么新词语，必须建制出一套“获取新词语的多功能筛滤网”，即对原有词语的筛滤、对原有词语之外非新现象的筛滤、对原有词语原有义项的筛滤。而这张多功能筛滤网的制作，必须依靠两支队伍：一支是从事计算机信息处理的学者，一支是从事汉语本体研究的学者，缺少哪一支都不行。只有汉语本体研究和计算机信息处理研究紧密的结合，才能跟上信息时代的步伐。方言学家汪国胜先生说：邢先生的这类文章，既是语言学，又走出了语言学。诚然，邢先生在研究汉语语法问题的同时，还在有意识地做着“大语学”的研究尝试。(《读邢福义先生》《光明日报》2009年12月7日)

邢先生还将语言学与传授学结合起来研究。“传授”是一门学问。这里的“传授学”与西方的“接受学”有相通之处，都是强调写文章要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但侧重点不同。“接受学”关注的是读者接受什么?如何接受?而“传授学”关注的是作者传授什么?如何传授?邢先生常常说，不管是写大书还是写小文，都要让读者“看得懂，信得过，用得上”。如邢先生(“救火”一词说古道今)(《光明日报》2007年2月1日)一文的第二段，从作者传授的线索来看：提出问题(“救火”常说，“救水”不说)――追踪问题(近现代作品和词典都不说“救水”)――解决问题(“救火”是人力可控。“救水”是人力难控)，邢先生始终都在与读者对话，用对话性的语言与读者交流,如“有意思的是”“没听到过有说‘救水’的”“看不到‘救水’”“也看不到‘救水”’“这是为什么”“想来应跟‘人力可控’的语义特征有关”。从读者接受的线索来看：读者对问题的认同(问题提出时)――读者对问题的赞同(问题追踪时)――读者对结论的接受(问题解决时)，读者始终都在积极参与，紧跟作者的“导向”。作者对读者知识上的传授，是环环相扣，循序渐进，娓娓道来，是在读者不知道，又急于想知道的情境下，“抖开包袱”，授给读者。作者的传授与读者的接受这个过程，正好真实地再现了两千多年前，孔子所提出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育观。拜读邢先生的文章，会发现：邢先生总是把读者

放到与自己平等对话的地位，总是把读者作为自己对话的对象，用“浅显活泼”的口语，“简短贴切”的句式，跟读者“讲故事”、“闲聊”、“漫谈”，让读者在这种轻松的交流中不知不觉地明白一些“深奥”的“语言学”问题。我国一级作家晓苏先生说：“我上大学的时候，邢老师教我的《现代汉语・语法》，我们总是很早就起床，跑去抢位子。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邢老师在给我们讲孙犁《荷花淀》中的‘怎么了，你?’他对这个句式的分析，是所有讲授文学的老师所不能企及的。邢老师没有将语言与文学割裂开来，他注重将语言与文学打通，他研究语言的例子都是来自于文学作品。在这点上，邢老师深深地影响了我。我现在从事文学创作，时时想起邢老师的话――要注意语言的锤炼。”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来华中师大拍摄节目，当谈到自己的偶像时，社会学院的梅正罡先生说：“我读大学时的偶像就是邢福义先生，当年我只听过他一次讲座，那次讲座，他讲得是那么的精彩，那么的生动，那么多的掌声，那么多的赞叹!我被他的讲座深深地吸引住了。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我要做一个像邢老师那样的好老师，好学者。邢先生的一次讲座，影响了我一辈子，我至今都在朝着这个目标奋斗。”

邢先生还非常注重学风建设，已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如：《治学之道学风先导》、《尊重事实讲究文品》、《文品问题三关系》、《从吕先生不讲过头话说起》、《讲实据求实证》、《社会公益对学风文品的管约》、《“复制”与“抄袭”》。在《“复制”与“抄袭”》（《光明日报》2011年3月25日)一文中，作者强调：“‘复制’与‘抄袭’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由百分比来当主裁判。关于‘复制率’，不能简单化，不要一刀切。在‘复制率’之后，还应有专家的权威性鉴定。”作者呼吁：“研究生们应像保护眼珠那样保护人格的尊严。自觉地树立一个意识：做干净纯正的人!做自强自立的人！”此文刚一发表，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教育部语信司李宇明司长特来文，在《学术诚信》中说：“邢先生的谈说，纵横古今，条分缕析，以理服人，这是我熟悉且常欲仿效而不得的文采文风。当然，更吸引我的是文章的观点：规范学术行为异常重要，但不能用百分比的懒人办法防止抄袭；重要的是学者要分清人已成果，恪守学术人格。华中师大李向农副校长在《淡文风》中说：“在当今学术界‘跟风’、‘抢滩’比较盛行的时候，作为后学，尤其是青年语言学工作者，我觉得尤其应该以邢福义先生作为榜样，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阵地,打阵地战而不是游击战，这样才能以坚实的基础，扎实的功底取得切实的成绩。”与此同时，邢先生的《“复制”与“抄袭”》一文,还在校内校外语言学的师生中产生了热烈的反响，他们纷纷来稿，畅谈读后的感受，2011年6月，由华中师大语言学研究生“学术人生”沙龙，将所有的来稿整理编印成了《学风文品问题热议》小专辑。2011年12月8日，邢先生在华中师大研究生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宜讲会暨第四期“华大论坛”上，做了一场精彩的主题为“文章千古事：道德与文章”的报告。在报告中，邢先生强调：“抄袭剽窃是自甘堕落、不知自爱的表现。“三省吾身”、“闻过即喜”有利于树立良好的学风文品，经常自我盘问、自我--揭短符合严谨治学的学者品行。”第二天。华中师大校园主页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实话实说是最基本的学术道德》，文章说：“长期以来，无论是编撰一套丛书，还是完成一本专著，抑或书写一篇文章，邢福义先生的注释和引用都会格外规范，是谁的就会标明是谁的，来源出处从不含糊。作为语言学大家，邢福义先生每次与青年学于见面都会用精辟的语言反复强调要练好‘人’字，摆正‘品’字。‘为人第一，为学第二；文品第一，文章第

!’甚至成为了许多师生求学问道的座右铭。”

邢先生还非常注重学术梯队的培养。邢先生自1958年正式登上大学讲台，1981年开始带硕士研究生，1991年开始带博士研究生，几十年来，他一直告诫自己，一个好的大学教师，一方面必须是一个好的学者，另一方面又必须是一个好的长者。在《亦师亦友，志在高山》(《研究生教育与实践》1993年第4期)一文中，他对研究生提出了三个“着眼点”：“进攻意识”、“研究能力”和“优良学风”。他主张：要引导学生站在问号的起跑点上，不断发现新的问号，不断有新的开始。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加强研究示范，避免教师的研究工作同学生的研究工作互不沟通；在接触学生的过程中，注意发现他们的长处，诱发他们的潜在优势。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如他和他的硕士生丁力、汪国胜、张邱林合作，写出的论文《时间词“刚刚”的多角度考察》发表在《中国语文》1990年第1期上；他和他的博士生李向农、丁力、储泽祥合作，写的论文《形容词的AABB反义叠结》发表在《中国语文》1993年第5期上；他跟他的博士后刘培玉、博士生曾长年、朱斌合作，出版了《汉语句法机制验察》(北京三联书店2004)。该书，2007年荣获湖北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武汉大学李方杰教授说：“导师和研究生合作研究问题，联名发表文章，这种培养研究生的办法大家都很赞赏。”

邢先生在自己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常常概括出一些言简意赅、发人深省的名言。如他总结自己的研究宗旨：思想方法是“吃透两头，留下中间”；工作方法是“一点突破,由此及彼”；提高方法是“立足事实，提升理论”。具体来说，就是要做到三充分：“观察充分”、“描写充分”、“解释充分”。又如他在治，学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以三句话来作为自己行为的规范。第一句：“抬头是山，路在脚下。”意思是眼睛要看着山，心中要有目标，而上山的路却要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走。第二句：“猪往前拱，鸡向后扒。”意思是要奋斗，但还要根据个人自己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方法。第三句：“年年岁岁，春夏秋冬。”意思是确定目标以后就要坚持不懈，经受住各种考验。

语法学家邵敬敏说：“邢福义先生不是名校，也没有名师指点，他完全依靠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拼搏与钻研，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才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对此，了解他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佩服的。”(《新时期汉语语法学史》商务印书馆2011)语言学家萧国政说：“邢福义是一个勇士，一个在学术和人生道路上不断向高峰攀登的勇十。其为人为文为学，可概括为三句话：无畏惧的韧性，无止境的追求，人和物的统一,”《楚天金报》(2011年3月23日)在《胸怀当代的语言学家邢福义》中说：“邢先生是365天从不休息的勇士。1979年暑假，酷暑和闷热几乎令江城窒息。但为了赶写《词类难辨》，邢福义穿着短裤，打着赤膊，两脚泡在水桶里，一条湿毛巾披在肩膀上，硬是把武汉市连续40℃的高温扛过去了。2000年夏天，邢老身患痛风，脚痛得像刀绞。但他在病痛中还坚持写了3篇大文章，其中一篇就发表在《中国语文》上……”

邢先生的勤奋是有目共睹的。多少年来，他一直没有星期天，没有寒暑假，三九严寒和三伏酷暑都不会让他放下手中的笔。从1957年到1996年，在这40年的时间里，发表了249篇文章。平均每年要发表6.2篇文章。1997年他太太突然瘫痪，卧床不起，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儿女又不在身边，即使这样，邢先生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他每天在照顾太太之余，还利用点滴的时间，继续坚持写作。从1997年到现在，在这15年的时间里，邢先生共发表了208篇文章，平均每年要发表13.9篇文章。

邢先生是语言学家，他对语言学中的词、语句、复句、方言、通论都有过深入的研究；同时，他又把语言学同文化学、国学、计算机科学、传授学、学风建设和学术梯队培养等结合起来研究。因此，可以无愧的说，作为语言学家的邢先生已经走出了语言学,把语言学的研究推向了更大更广阔的天地。

汉语语法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高中；语文；科词类教学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5）12-0070-01

中国现当代语言学家借用西方语法学的研究成果来解剖汉语，研究汉语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它就如数形探索中的坐标，化学变化中元素周期律，生物学研究中的细胞分析法、基因探究法一样，是我们学习汉语，研究汉语，解读汉语的一个突破口，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

1.汉语词类系统概况

《提要》将汉语中的词分为两大类，分别是实词和虚词： 实词分为六类，即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意义比较实在，而且可以充当主要的句法成分，例如主语、谓语、宾语、中心语等。 虚词分为六类，即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和拟声词，虚词的共同特点是没有实在意义，不能充当句子成分，只能帮助实词造句。除了副词可以充当状语和个别副词可以充当补语外，其它的虚词都不能充当句法成分，主要表示结构关系。连词的作用是连接，介词、助词和叹词的作用是附着。拟声词的作用是表示声音。以《提要》为准我们可将现代汉语实词和虚词的分类情况汇成如下表格（并以苏教版语文教科书中的一些词句为例）：

2.词类教学的建议与策略

词类教学，要求教师有很高的语法知识素养。所以，中学语文词类教学的关键，是教师要具备良好的语法素养。为此，教师应该加强自身的语言文字基本功，全面了解课本所采用的教学语法体系，关心并积极参与语法方面的学术讨论，在实践中不断改善自身的语法教学能力、提高自身的语法教学水平。这样，在实际的教学的过程中，教师才有可能更加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我们划分词类的标准是根据词的语法功能，但不能只是机械地运用语法功能这个标准，意义标准和形态标准也可以是参考项。例如"课本、台灯、太阳"都是名词，"唱、打、读"都是动词，"聪明、高兴、红火"都是形容词，这些词都是根据意义就可以直接辨认其所属类别的，没有必要对每个词都用语法功能去检验一下。对于中学生来说，加强他们的感性理解能力比灌输理论知识更为重要。所以，在实际的词类教学过程中，可以灵活选取教学办法，帮助学生又正确、又快捷地理解词的含义和用法。在适当的时候，再对词类的语法功能进行系统的总结、概括，逐步提高学生的分析概括能力。

教师可以给学生一些活动建议，如要求学生将平时学习、阅读过程中遇到的词、词类知识写进语法笔记本或者组织词类知识竞赛等，帮助学生扩充词汇量、增加词类知识。

3.重视文言文中的词类分析教学

和现代汉语相比，古代汉语具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古代汉语多单音节词，现代汉语多双音节词。有时古汉语是两单音节词连用，而现代汉语中这两个连用的单音节词，恰好变成了一个双音节词。初学文言的学生往往用现代汉语的词义去解释，结果就歪曲了原意。如"鼎足之形成矣"《资治通鉴・赤壁之战》句中的"形成"，本为两单音节词连用，"形，形势；成，形成、产生"。这两个连用的单音节词发展到现在恰好成为了一个双音节词，其义为"通过发展变化而成为具有某种特点的事物，或出现某种情形或局面"。又如"今齐地方千里"（《邹忌讽齐王纳谏》）中"地方"为两单音节词，地：土地；方：方圆。现代汉语中"地方"为一双音节词，意为，某一区域，空间的一部分、部位。再如"因为长句，歌以赠之"（《琵琶行》）中"因为"本为两单音节词，因，于是；为、写、创作。现代汉语中"因为"合用恰好变为一双音节词，是表原因的一连词。可见利用词类分析法，我们能更深入、更准确地解读古汉语。二是现代汉语词类活用少，古代汉语词类活用多。我们只有运用词类分析法，才能更透彻，更精细地理解古汉语的词义。如"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鸿门宴》）中，"事"本指"事情、事件"，为一名词；在该句中，"之"这一代词充当其宾语，"事"就由一名词变为了动词，解释为"侍奉、侍候"。兄，本义为"兄长"为名词；但它放在谓语"事"的前面起修饰限制作用，作状语，其解释就变为"以对待兄长的礼仪"。又如"惧有伏焉"（《曹刿论战》）中"伏"字，本义为"埋伏"，是一动词。但在该句中"伏"用在"有"这一谓语动词后面，充当宾语，其词性就发生变化，为一名词，应解释为"伏兵"了。再如"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邹忘讽齐王纳谏》）中的"美"，本义为"美丽好看，与丑相对"，是一形容词，不能带宾语。但在该句中"我"充当"美"的宾语，"美"就由形容词演变为动词。联系上下文，"美"就只能解释为"以――美"，为形容词的意动用法。可见利用词类分析法，我们才能把文言中的词类活用解释得更精细、更准确。三是与现代汉语相比，古代汉语有独特的兼词现象。兼词是指古汉语里用一个字兼有两个字的读音或意义的词，如"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愚公移山》）中的"诸"就是"之"和"于"（"于"古音wū）的合音，"之"是代词，指搬运的土石；"于"是介词，释为"在、到"。"积土成山，风雨兴焉"（《劝学》）中"焉"用在动词后，相当于"于之"，"于"是介词，解释"从"，"之"是代词，指代积土而成的山。其它如"子曰：'盍不各言尔志？'"（《论语・公冶长》），"盍"为"何不"二词的合音，义为"为什么不"。成语"居心叵测"中"叵"相当于"不可"，义为"不可以"。要读懂文言文，首先就要我们准确地解释翻译好文言语句，为此我们就要充分地利用词类分析法，以此来帮助我们解读古代汉语。

像生物学的研究要从研究细胞、基因入手一样，研究汉语也应从词类分析入手来解析相应的语法现象。在高中阶段的词类教学中我们应引入探究式学习方式，因为词类的划分，标准不一，归类不一，不同的语言学家有不同的看法。如实词的划分，黄伯荣和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就把副词、叹词归为实词，并把表语气的词作为一个独立的词类单列出来，称为语气词。而刘燕、邱学东等人主编的《高中语文教材知识资料包》则将副词、叹词归入虚词，把表语气的词归入助词，称为语气助词。，高中。此外，按一般语法学观点，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对词类的划分也不一致。如代词，现代汉语法学家将其归入实词，而古代汉语语法学家将其归入虚词。副词，古代汉语语法专家一致把它归入虚词；而现代汉语语法学家对其归类就有争议，有的把它归入实词，有的把它归入虚词，争论不休。在教学中，教师让学生尽可能地去收集尽可能多的资料，进行比较斟酌，这样就更能加深学生对词的语法功能的认识。其次我们应重视"讲、练、评"三者的结合。

参考文献：

[1]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2] 刘燕、邱学东等《高中语文教材知识资料包》北京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3] 王朝忠、王文学《常用汉字形义演释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