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法范文

汉语语法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文言文，是古人用书面用语写成的文章。本文主要从现代汉语的句法和词法两个方面探讨了如何轻松、快速和准确地解读文言文。

文言文，是古人用书面用语写成的文章。运用现代汉语的语法知识，不仅可以清晰地透视文言文语法现象，快速准确地解读文言文，而且对初次大量接触文言文的初一、高一学生来说，运用这些方法可以更加轻松有效地学懂文言文，从而很好地传承祖国的文化遗产。

一、运用现代汉语句法知识，进行古今句式比较，正确理解句意

现代汉语中常式句一般表达形式为：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

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骗”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骗我”，“他”是主语，“欺骗”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骗”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理解这段文字时，教者可让学生有意识地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并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加以分析。这段文字绝大部分实词含义和用法与现代汉语一致，只有“鼓”、“是”、“鸣”、“名”用法比较特殊。我们可以用词法知识进行分析。“鼓”现代是名词，而在“微风鼓浪”一句中，“鼓”处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由名词活用为动词，陈述“微风”，支配宾语“浪”，意为“鼓动”。“是”现代是判断词，而在“是说也，人常疑之”一句中，“是说”是偏正短语，是“之”指代的对象，作“疑”的宾语，“是说”应是名词性偏正短语，“是”是代词，限制“说”，意思是“这个”。“鸣”是动词，“虽大风浪不能鸣也”一句中，“鸣”后省略代词“之”。补充完整后的句子应是“虽大风浪不能鸣之（钟磬）也”。按照现代汉语句子成分分析法提取该句主干为：浪鸣之。可以看出主语“浪”和宾语“之”之间产生了“主语使宾语怎样”的意味，据此可以判断“鸣”为动词的使动用法，可理解为“使……鸣”。“名”，现代是名词，在“而此独以钟名”一句中，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可以看出：“名”处在谓语位置，作谓语。但依据现代汉语的词类知识名词一般不作谓语，由此可推断“名”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作谓语，意为“命名”。

汉语语法范文第2篇

一、识字过程中需要汉语语法知识。汉字的形声字、会意字占汉字的绝对优势，形声字尤为突出。到了初中一年级，学生在小学大量识字的基础上，学好这一知识就可以把不以数计的文字现象加以本质上的认识，把诸多的感性知识加以规律化、系统化，使学生从现象到理论彻底认识并掌握汉字的造字规律及其特点，从而大幅度地提高学生的识字能力、书写能力、释词能力。

二、辨识和修改病句需要语法知识。修改病句这一题型主要考查考生综合利用现代汉语的语法、词汇、修辞等其他知识分析语言现象（即句子中的语法错误）的能力，是语言学习的基本能力。所谓“病句”，是指因为不符合现代汉语语法规则、不合逻辑事理或修辞不当而造成的“不通顺的语句”。 如：

（1）我国棉花的生产，现在已经自给有余。（定语和中心语的位置颠倒，应改为“生产的棉花”）

（2）春风一阵阵吹来，树枝摇曳着，月光、树影一齐晃动起来，发出沙沙的声响。（主谓搭配不当，“月光”不会发出声响。）

（3）鲁迅先生在斗争中创造了杂文，成了文学艺术中的奇葩。（缺主语，将“创造了”改为“创造的”）

能准确地诊断病句的病因，并能妥当地修改，对学生写作也有很大的帮助。只有具备了这样的能力，才能保证学生作文中语言准确流畅。

三、阅读理解中需要语法知识。现代文阅读需要语法知识。都说中考是初中教学的指挥棒，我们就以中考为例来谈谈语法对语文学习的重要性。中考试卷中一般有两到三个阅读语段，学生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通读文章，迅速把握文意，这就需要具备很强的语感，而这样的语感则应该来自于扎实的语法基础。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尤其是在初三语文现代文教学中，始终如一地把复句和句群的层次关系的现代汉语知识贯穿于课堂中，才能大幅度地提高学生对现代文阅读的分析能力。文章内容结构层次的划分，思想内容的分析，遣词造句的赏析等都要求学生必须具有短语、单句、复句、句群的相关知识及分析能力，否则阅读理解文章会难上加难。

文言文的学习更需要语法知识。在阅读文言文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文言现象，其中也离不开语法知识。如：省略句（省略主语、省略宾语等），倒装句（宾语前置句，状语后置句等）；还有词类活用、古今异义等。很多时候都需要把古代汉语语法与现代汉语语法相比较，才能使学生对文字理解更透彻，如果没有坚实的汉语语法功底，恐怕学生连最简单的句子翻译都难以掌握。

四、写作中需要语法知识。写作是对学生语文基础知识的综合考察。它首先要求学生会写，而后要求写好，而写好既需要逻辑知识和准确的修辞知识，又需要现代汉语的语法知识。试想，一个连一句完整语句都说不通的人还谈什么写作呢？

现代汉语知识对于写作起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审题上。例如：要学生写一篇“童年趣事”的文章，首先要审题，而要审题则需要现代汉语知识中的短语结构分析的知识。这个标题是一个含有两个定语的偏正结构短语，中心词“事”，分别受“童年”“趣”两个定语的修饰限制。“事”，表明本文要求作者要把它写成一篇记事写人的记叙文，近定语“趣”是题眼，远定语“童年”表明其选材范围。通过这样运用现代汉语短语知识分析，作者就对本文文体、立意所在、选材范围和要求了然在胸。明确了思路，学生在写作时，就知道写什么，怎么写了。

其次，现代汉语知识在写作中重要之作用，还表现在遣词造句及表情达意上。在写作中，运用哪些词语，用什么句式，选何种修辞方法，如何组织语言材料等等，没有雄厚坚实的现代汉语语法知识是不行的。

另外，学好汉语语法对学习英语有很大好处。尽管英语语法跟汉语语法不完全相同，但有了汉语语法分析的思维，同学们就很好理解英语的语法，让英语学习更轻松，更容易。

汉语语法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成语 语法

成语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是汉语词汇系统的一大宝库，它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为广大人民群众所青睐。极大部分成语是从历史上沿袭下来的，因而古代汉语的语法现象在成语中保存的也较为完整，这也正说明了语法是语言三要素中最为稳定的一个。

古汉语中常见的语法现象主要是词类的活用，即某些词可以按照一定的语言习惯灵活运用，在句中临时改变其基本功能。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此外，名词用如动词和用作状语的现象亦是较为常见的，而古代汉语中诸多的语法现象在成语中体现得极为明显。

一、成语中的使动用法

所谓的使动用法就是指谓语动词具有“使宾语怎么样”的意思。如“焉用亡郑以陪邻”（出自《左传》）中谓语动词“亡”此处就是典型的使动用法，不再是简单翻译翻译成“灭亡”，而是翻译成“使……灭亡”，表明了谓语动词对其后宾语的作用和影响。再如“项伯杀人臣活之”（出自《史记》）中谓语动词“活”也同样具有使宾语项伯活的作用。成语中也不乏此类现象，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动词的使动用法

古代汉语中动词的使动用法一般只限于不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本来不带宾语，但用作使动之后，往往后面就能带宾语了。上面例子“项伯杀人臣活之”中谓语动词“活”本来是不及物动词，后面不能带宾语，但此句中“活”字后却跟着宾语“之”，可见此处“活”字被活用了。

成语“斗鸡走狗”一词中“斗”和“走”就是这样的一种用法。“斗”和“走”本来就是不及物动词，一旦后面能够带上宾语，就是说它们已经被活用，是动词的使动用法，具有了使鸡斗、使狗走的意思。再如“以理服人”中的“服”字，是指使人信服的意思，“飞沙走石”中的“飞”字是指使沙尘飞扬，“走”字是指使石头移动，都具有使宾语怎么样的意思。此外还有“破釜沉舟”中的“破”字、“沉”字，“沉鱼落雁”中的“沉”字、“落”字，以及“兴风作浪”中的“兴”字、“作”字等等，这样的成语不胜枚举，这是对古汉语语法的一笔珍贵遗迹。

（二）形容词的使动用法

在古汉语中形容词常用作使动，它使宾语所代表的人和事物具有这个形容词的性质或作用。如“今媪尊长安君之位”（出自《战国策》），是触龙说赵太后使长安君的地位尊贵，可见这里的“尊”是使尊贵的意思，这是形容词的使动用法。

成语“高枕无忧”中“高”本来是形容从上到下的距离大的，在该成语中被活用作动词，具有了使枕高的意思，再如成语“安居乐业”中“安”字也是使安的意思，“厚古薄今”中的“厚”字、“薄”字，“精兵简政”的“精”字、“简”字亦然。

（三）名词的使动用法

古代汉语中名词也有用作使动的，它是使宾语所代表的人或事物成语这个名词所代表的人或事物。如“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出自《史记》），其中“王”字就是使王的意思，是名词活用作动词，且是一种使动用法。成语“春风风人”中的“风”字以及“门可罗雀”中的“罗”字均是名词的使动用法的在成语中的具体体现。

二、成语中的意动用法

所谓意动用法就是指谓语动词具有“认为（或以为）宾语怎么样”的意思。意动用法和使动用法还区别在，意动用法只限于形容词或名词的活用，动词本身没有意动用法。例如“世果群怪聚骂。”（《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一句中“怪”原为形容词，这里用作意动词。“怪”后省略宾语“韩愈”即“以韩愈为怪”（认为韩愈这个人很怪异），所以这里的“怪”不再单纯地解释为“怪异”，而应解释为“认为怪异”的意思。

（一）形容词的意动用法

形容词用作意动，是主观上认为后面宾语具有这个形容词的性质或状态。如“渔人甚异之”（出自《桃花源记》）中“异”就是认为奇异的意思，是渔人对桃花源的一种主观的心灵体验和感受。

成语“重男轻女”中“重”字和“轻”字都可以解释为以男为重、以女为轻，是一种传统观念，正属于主观的范畴。此外“自高自大”中的“高”、“大”亦然，也是认为高，认为大的意思。

（二）名词的意动用法

名词的意动用法是指将其后面的宾语所代表的人或事物看作这个名词所代表的人或事物。如“令我百岁后，皆鱼肉之矣。”（出自《史记》）中“鱼肉”一词后带宾语“之”，可见是名词用作动词，并且可以翻译成“以之为鱼肉”，即把他当作鱼肉的意思。

成语中也不乏此类现象，无独有偶，成语“鱼肉百姓”中恰有“鱼肉”一词，这里的“鱼肉”和上文中出现的如出一辙，也能够解释为把……当作鱼肉的意思。此外成语“草菅人命”是指视人命如草芥而任意摧毁的意思，“草菅”本来是指草芥，这里用作意动，是指将……视为草芥的意思。

三、成语中名词用如动词

在古代汉语中名词用作使动和意动的现象很特殊但不是很常见，它们都属于名词用如动词的语法现象，真正在古代汉语中名词用如动词的现象才可谓是比比皆是，浩如烟海。所谓名词用如动词是指名词在叙述句中临时具有了一般动词的语法功能，可以带宾语和补语，可以受到副词的修饰。例如，“子路从而后，遇丈人。”（《论语·子路从而后》），该句中“从而后”是指跟随而在孔子的后面，这里的“后”不再是常用的方位名词，而是动词。

这在如今保存下来的古代文化精髓成语中能够得到极好的验证和说明。成语“不胫而走”、“箪食壶浆”、“衣锦还乡”、“腰金衣紫”、“谷马砺兵”等等，其中均有名词用如动词的情况存在。

四、成语中名词作状语

现代汉语只有时间名词才能作状语，普通名词作状语的很少。古代汉语中不仅时间名词可以作状语，此外，普通名词也常作状语，并且此类现象也很普遍。成语中这种情况也很显著，具体体现为普通名词作状语、时间名词作状语、方位名词作状语三种。例如，“少时，一狼径去，其一犬坐于前。”（《狼》），本句中“犬”是名词，但是却放在了动词“坐”之前，用作了状语，用来修饰动词，表示“坐”的状态，解释为“像狗一样”。

（一）普通名词作状语

普通名词作状语，所起的作用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还具有浓厚的修辞色彩。

1.表示比喻

成语“文山会海”中是将文件比作山，将会议比作海洋，形容公务多得泛滥。再如“鬼哭狼嚎”该成语中“鬼”字和“狼”字同样具有了比喻义，解释为像鬼一样，像狼一样。

2.表示处所

成语“街谈巷议”指街巷中的谈论，其中“街”和“巷”均是名词作状语，表示处所是街巷。“外强中干”是指貌似强大实质微弱，作状语的“外”中“中”表示的分别是外表和内心。再者，“程门立雪”是讲宋儒杨时尊师重道的，这里的“程门”是指宋代大儒程颐的家门，表示的正是处所所在。

3.表示工具

成语“车载斗量”中“车”和“斗”分别是动词“载”和“量”前面的状语，解释为用车装，用斗量。再如成语“口诛笔伐”中的“口”和“笔”也均表示的是用来声讨和指责的工具。

（二）时间名词作状语

成语“日新月异”是形容变化发展很快的，这里的“日”和“月”均作状语，这里表时间，说的是日日不同，月月更新。成语“朝三暮四”本来是指只变名目，不变实质以欺人。后来比喻变化多端或反覆无常。其中“朝”和“暮”分别代表时间为早上和晚上。

（三）方位名词作状语

成语“南辕北辙”其中的“南”和“北”即表示方向向南和向北；成语“前赴后继”中的“前”和“后”亦然，同样表示位置在前和在后。

五、成语中的宾语前置现象

在古代汉语中存在一种特殊的词序，即宾语在一定条件下要放到动词的前面，主要是疑问代词作宾语、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以及宾语用代词复指这三种情况下，宾语须提到动词之前。这种特殊词序在现代汉语中已逐渐消失，但在自古传承下来成语中我们却能捕捉到它的踪迹，顺着这样的踪迹，我们也就能够清晰掌握古汉语宾语前置的脉络。例如，“三岁贯汝，莫我肯顾。”（《硕鼠》）“莫我肯顾”应理解成“莫肯顾我”，就是“不肯顾念我”的意思，本句中是否定句中代词用作宾语必须前置到动词之前的用法。

1.疑问代词作宾语

上古汉语的疑问代词“谁、何、安”等做宾语时必须放在动词之前。成语“何去何从”中的两个“何”字是疑问代词，代指处所，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哪里”。

2.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

满足这一情况的成语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成语中必须有否定副词，再者宾语必须为代词。如成语“时不我待”中有否定副词“不”，同时“我”是一个代词且作宾语，因而“我”在该成语中被提置了动词“待”的前面。

3.宾语用代词复指

这类宾语前置的特点是在宾语前置的同时，还必须在宾语后面用代词“是”或“之”复指一下，“是”或“之”也要放到动词的前面。如成语“唯命是听”一词中，按现代汉语的语序其实应为“唯听是命”，可见这里的“是”和“命”两个字均提前了，“命”是真正的宾语，而“是”只是用来复指宾语“命”的代词。

我国古代成语言简意赅，表现力极为丰富，不仅在意义上进行过锤炼，而且在语音上也进行过雕琢，读起来音韵和谐，富有韵律美。成语的这些特点也是其为人民大众喜闻乐道的重要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历经岁月河流的洗涤在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文化中熠熠生辉，为我们保留了古汉语中多种多样的语法现象。如今我们对成语中语法的再认识是对我国古代语法面貌的再塑，对于我们全面弄清古代汉语语法面貌是极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孙永都，黎福东.成语浅谈[M].山东师院学报哲社版（济南），1981.

[2]赵永毅.成语中古汉语的词汇特点[J].语文学习，1996（6）.

[3]渠明德.成语活用探微[J].语文教学与研究，1996（6）.

[4]周希文.成语中使动意动用法[J].语文知识，2001.

[5]刘万国，侯文富主编.中华成语辞海[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

汉语语法范文第4篇

无论是第一语言教学还是第二语言习得，语法教学都不可置否的是整个语言教学环节中最基本最核心的任务之一。可以说语法教学的成效和学习者掌握一门语言（无论是母语还是外语）的熟练程度是直接挂钩的。因为如果没有一套哪怕是最简单的组词成句的语言规则，一个人是不可能掌握好一门语言的。即便是对于一位Native Speaker来说，虽然他的语法构成可能只存在于潜意识中，虽然他可能对于自己母语的语法规则无法做出详尽有理的阐释，他在日常生活交际中的“出口成章”也还是在其母语语法规则的指导下完成的。语法的重要性无时不刻地鞭笞着应用语言学家和相关学者们们千方百计、绞尽脑汁地寻求探索可能的最佳语法教学模式和方法。而回到本篇文章的主题，如果要探索设计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语法，则不可避免的要首先将重点和突破口集中到汉语本体语法的剖析研究上来。对外汉语教学实用语法的设计必须依赖于较为充分完善地汉语本体语法研究，并结合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中关于汉语语法教学的方法，才可能成为一套高效、实用的教学语法。本文旨在讨论对外汉语教学实用语法如和汉语语法的差异和关系，并得出相关的结论，涉及对外汉语实用语法应怎样将实用性发挥到最佳。

一、与教学相关的语法概述

概括地说，语法主要是指语言中组词造句的一整套规则，是语言的结构规则。和语言的其他要素相比较，语法具有明显的抽象性、稳固性、层次性和民族性。其中，抽象性和民族性是对外汉语教学实用语法的设计中最需要顾及到和处理好的语法性质。首先，语法抽象性的重要性虽然在第一语言习得的过程中显得相对隐形和不明显，普通人中鲜有人能意识到语法这种高度抽象概括的话语规则会给自己第一语言的习得带来消极的负面影响。但对于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学对象—大部分为成年外国人来说，他们不仅不处在汉语语境之中，而且已经完全掌握了并依赖着自己母语的语法系统，并潜意识地在大脑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汉语语法的个人语法模式，这就使他们在接触并接受新的汉语语法事实的时候极有可能被全新的汉语语法抽象性搞得晕头转向，云里雾里。其次，语法的民族性本来就是用以区分不同民族语言的重要区别特征，而汉语自身的语法特点更是将汉语语法同其他语言，特别是印欧语的语法明显区分开来，这就使外国汉语学习者在接触汉语语法初期不得不强迫自己接受一种全新的语法模式，因为他们自己也很清楚，如果他们在刚开始学习汉语时就在自我认识中拒绝抵触汉语语法，他们是根本没有办法学下去的。所以，这种外国汉语学习者被迫“戒掉”自己几十年来习以为常的说话写作习惯来接受学习汉语语法的学习必经阶段必定会增加学习者学习汉语语法的难度。

从语法研究的不同理论来分类，可将其大致两分为规定性语法和描写性语法。规定性语法，顾名思义，即明确规定出一条一条的语法规则，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从而制定出一种语言的语法，较描写性语法而言，规定性语法更多是在理论上和纸面上对与法进行阐释，规定一种语言的语法应当如何使用。而描述性语法则着重于描述和解释人们实际运用语言的方式，力图避免做判断。也就是说，描写性语法关注描述语言是如何被人们所使用的，而不是规定语言应当如何使用。而从研究目的不同来分类，语法又可两分为理论语法和教学语法。理论语法是指语法学家按照自己的语言观和方法论对某种语言的语法所作的分析和描述。教学语法是根据语法教学的要求所制定的语法系统，具有规范性和稳定性，侧重于语法功能的描述，要求实用、可读性强但同时又必须限制描写性语法中类似活用现象在语法点中所占的比重。毕竟老师更愿意花时间教授学生汉语的语法项目和语法点，而不是不断地解答汉语中那些谁也讲不清道不明的贴着“汉民族语言的约定俗成”标签的一些汉语语用习惯。一般来说，对外汉语教学实用语法应以规定性语法为基础，适当加入描写性语法，以避免过多的描写性语法教学过度强化了汉语听说的能力，而相对忽视了汉语读写能力。

二、现代汉语语法的特点以及对实用教学语法的影响

1）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语法手段主要依靠语序和虚词。同我们较为熟悉的印欧语言相比，汉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不依赖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主要借助语序、虚词等语法手段来表示语法关系和语法意义。例如，我们说“人吃鱼”和“鱼吃人”，表达的是两种南辕北辙的意思，语法成分排列次序不同，表达的语法关系意义和语义关系意义就不同。赵金铭先生曾说：“习得者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首先得解决正误问题，就是得把词语的位置摆对，也就是语言的形式问题。”由此可见汉语这种缺少形态变化的语言对语序的依赖程度。而关于虚词，如动态助词“了、着、过”，“了”表示动作完成或状态、变化的实现；“着”表示动作、状态或性状的持续；而“过”则表示经历，说明某种动作变化已经过去。汉语这种通过一个简单的汉字就表示了不同的语法范畴“体”的语法规则必定会给印欧语国家汉语学习者带来相当的困惑。

2）汉语词类跟句法成分之间不存在单纯的一一对应关系，并且有大量的兼语现象。在印欧语言中，一般词类和句法成分的对应是严格规定了的。但在汉语中，一个词的词性和其在句子中所作的句法成分经常是一对多的状况，即一种词可作多种语法成分。比方说形容词“漂亮”，在“她长得真漂亮”、“漂亮是天生的”和“今天我也要漂亮一把”三个句子中分别作了状语、主语和谓语。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汉语词语中的兼类现象。汉语语法的这个特点是汉语学习者，特别是初级汉语学习者难以攻克的坚冰。通常，他们会在组词造句的初期犹豫不决，绞尽脑汁地思考一个语词或词组是否可以出现在某个句法成分上，或者是否需要附加虚词来表达必要的语词短语变形。而对于另外一些大胆的学习者来说，一旦“无所畏惧”地滥用汉语语法的这个特点，语法偏误就会连篇的出现。例如类似“小明结婚小红”这样的病句。

3）现代汉语语词、短语的构成结构和句子的构成结构基本一致。即词法和句法具有高度一致性。在印欧语言中，短语里是不允许出现限定动词的，动词必须通过适当的形态变化的转变使整个短语的结成为非谓语形式。汉语则由于形态变化的缺乏而不存在类似问题，这就导致一方面汉语短语不需要变形就可造出，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词与短语划界不清的现象，给汉语学习者带来混淆。

4）现代汉语有丰富的量词和语气词。现代汉语的量词分为名量词、动量词和，如“一颗苹果”、“一勺子白糖”。而汉语中的“呢、吗、呀”等语气词也是只通过使用标点符号来表达句类的印欧语所不具备的，虽然印欧语中也存在着类似汉语临时借用量词的短语，如“a cup of coffee”，但实质上这些名词性短语中被临时借用作量词的名词都是因为其短语中心词为不可数名词，而对于印欧语中的可数名词，更多的是直接加上定冠词或不定冠词来表达一个汉语中数量短语的意义。另外，语气词对于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影响也是显著的，学习者如果对语气词掌握不到位，可能会经常在造句中误用，错用，省略语气词，使句子显得不伦不类。

5）汉语句子中，主题比主语更为突出。严格地说，汉语中的主语同印欧语中的主语不是同一个概念。印欧语中的主语往往与谓语有性、数、人称等一致的语法关系，所以充当主语的成分是受限制的，必要时还必须有形式主语出现。而在汉语中，无论语义角色是施事、受事、时间、工具或者与事，等等，只要能作为被陈述的对象，都可出现在主语位置。这样的句子格局，充分体现了汉语主题优先的结构特征。但它对外国学习者来说，并不容易把握。

一种语言的基本特征是相对而言的。从本质上认识、理解和把握汉语语法的基本特征，必将有助于不同母语背景的学生掌握汉语语法学习规律，并同时帮助改进对外汉语教学实用语法，从而提高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教学水平。总体来说，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基本内容，应该以培养外国学习者组词造句、连句成篇的能力因为句子是语法教学最中心的环节，处于语法教学的核心地位。此外，对外汉语实用语法也必须遵循根据汉语语法特点制定的相关教学原则

1、从句型入手，句型操练和语法知识的归纳相结合。句型须是从大量的句子中总结出来的典型句式和汉语最常用的基本句式。如“把”字句、“被”字句等。句型教学对培养学习者的语言交际能力十分有帮助。句型教学注意不但要进行形式的操练，还要让学生掌握句型的意义和功能。同时句型操练的形式也应该多样化。

2、语法结构的教学与语义、语用和功能的教学相结合。语法教学不能局限于结构形式，要与语义、语用和功能的教学相结合。如以一定的话题或功能为中心，组织相关的语法点和词汇构成一个单元或系列。这些孤立的、纯结构形式的语法点就可以为一定的交际任务服务。

3、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地安排语法项目。语法点的安排要尽量均匀，不要一下子集中在某个或某几个教学阶段，要体现先易后难、逐步加深的原则。有的语法点之间本来就存在先后顺序，如必须先学复合趋向补语然后才能学可能补语，必须先学各种补语，才能学习“把”字句。

4、重视纠正学习者的语法错误和语法偏误，并把改错分析作为课堂教学内容的一个部分。学习者对语法规则的掌握总是也必然是在失误和偏误的过程中实现的。充分利用学习者的错误并加以指导，更好地发挥语法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的认知作用。

汉语语法范文第5篇

语言的三要素是语音、词汇和语法，语法是语言的构造规则，语法单位是有意义的语言单位，按从小到大的顺序，可分为语素（造词单位）、词和词组（造句单位）与句子（表达单位）。

语素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按照音节的多少，可分为单音节、双音节和多音节三类。由一个语素构成的词，叫单纯词。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语素构成的词叫合成词。

从词义上，词可分为单义词、多义词、同义词、反义词。单义词大多是表示常见事物名称的词、科学术语、外来词和新造词，如：眼镜、海啸、沙发（用在网络回帖中）、。汉语中大量的词是多义词，凡是表示多种相互联系的不同意义的词叫多义词。

反义词是意义相反或相对的一组词，如：好—坏、喜欢—讨厌。同义词是指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包括等义词和近义词两种。等义词意义相同，在使用上一般可以互相替换，如“大夫—医生”、“摄影—照相”、“立刻—马上”。近义词意义相近，但有细微差别，在运用上不可互相替换。如 “破除”、“铲除”、“废除”、“清除”、“消除”、“根除”等。辨析同义词，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辨析：

1．从词的意义

（1）词义轻重不同，如“优良”轻于“优秀”， 轻于“优异”。

（2） 范围大小不同，如“战斗”小于“战役”，小于“战争”，小于“大战” 。

（3） 感彩不同，如“鼓舞”（褒义），“鼓动”（中性），“煽动”（贬义） 。

（4）语体色彩不同，如“食盐”是口语，“氯化钠”是专业术语，“办法”是口语，“措施”是书面语。

2．从词的运用

（1）支配对象，如“抚养”用于长对幼；“扶养”可用于长幼之间，也可平辈之间，如夫妻；“赡养”用于幼对长。

（2）搭配习惯，如“冲破”（束缚、阻力、牢笼），“突破”（界限、定额）。

（3）语法功能不同，如“深刻”作定语、补语，“深入”作状语、谓语。

3．从词的内部结构

部分双音节的同义词，往往有一个音节相同，另一个不同。对于这类词，可以从那个不同的音节所代表的语素上去看它们的区别。如“机智”和“机警”的不同之处就在“智”与“警”上，“智”有“聪明”的意思，“警”有“警觉”的意思。

从感彩上，词分为褒义词、中性词、贬义词。一个词带什么感彩，还取决于一定的语言环境，有时褒词贬用，如“实在标致极了”（《藤野先生》），有时贬词褒用，如“红小鬼”，就是写儿童的坚定、可爱。

从语体色彩上，词分为书面语、口语、专业术语、文学用语。书面语通常适用于书面上，它典雅文气，严肃庄重。口语通常适用于口头上，它通俗平易，生动活泼，是人们生活中、工作中最习用的。口语与书面语往往形成同义词。例如：小气—吝啬，溜达—散步，要不—否则。专业术语指各行业、学科的专门用语，如“核辐射”；文学用语指用在文学作品中的，一般较生动形象，如“慌张”。

从词性上分，词有两大类：实词和虚词。实词的意义比较具体，具有独特的词汇意义，能充当句法成分；而虚词的意义比较抽象、空灵，表示附加意义或起帮助造句的作用，不能充当句法成分。实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虚词包括副词、介词、连词、助词、拟声词、叹词等。

短 语

词组，又叫短语，是词与词按照一定的组合规则组成的语言单位，主要可分为六类：

句 子

句子是人们用来交际的语言单位，它前后都有停顿，包含一定语调，具有相对完整的意思。词和词组都是造句单位，如果赋予它们一定的语调，进入一定的交际场合，就可以成为句子，这是句子与词、词组的区别所在。

句子分为单句和复句两大类，单句是由短语或单个的词构成的句子，是不可再分析出分句的句子。它可分为主谓句、非主谓句两类，构成句子的各个部分叫做句子成分。

其他类型还有：

1.存现句：表示人或事物存在、出现或消失的句子。基本格式是：处所词＋存现动词＋人/事物。如：窗台上摆着几盆花。广场上空飞旋着一群鸽子。

2.“把”字句。如：且把“压力”当鸭梨，啃下它，你就是胜利者。

3.“被”字句：表示被动的意义，书面语中，保留着“被……所”“为……所”的文言格式。口语中，“被”字常用“叫、让、给”来替代。如：窗户被风吹开了。

4.双宾语句：指谓语动词后面有两个宾语的句子。这两个宾语之间没有结构关系，而分别与谓语动词形成述宾关系。如：我还给图书馆两本书。人们称他当代的活雷锋。

5.连动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谓词性词语连用的句子，中间没有语音停顿，其中每个谓词性成分都与句子的主语发生主谓关系。如：同学们都跑了出去看热闹。

6.兼语句：用兼语短语充当谓语的主谓句，或者是由兼语短语直接构成的非主谓句。作谓语的兼语短语是由一个动宾短语和一个主谓短语套接而成的，“兼语”成分对前边的谓词来说是宾语，对后边的谓词来说是主语。如：我陪你去医院。

复句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相关、结构上互不作句子成分的分句组成，各个分句之间一般有停顿，书面上用逗号、分号或冒号表示；最后用句号、问号或叹号表示。

复句的类型：复句中分句之间的结构关系和词与词之间的结构关系类似，可以分成两大关系类型：联合关系复句（并列、承接、解说、选择、递进）和偏正关系复句（转折、假设、条件、因果、目的）。联合关系复句中，分句和分句之间不分主次；偏正关系复句中，分句和分句之间有主从关系。

多重复句：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结构层次的复句。结构特点是：1.多重复句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分句；2.多重复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层次。多重复句的分析目标有两个：1.确定分句之间的关系；2.划分复句内部的层次。我们可以把层次分析法的原则和方法运用到多重复句的分析中，并用竖线表示出来，这就是划线分析法。例如：

眼睛是黑的，|| 心是红的；| 眼睛是红的，||心就黑了。

汉语语法范文第6篇

关键词 汉语言 汉语语法 意合性 流动性

在现代研究中发现，一种语言的语法特点跟记录他的文字形式是存在着一定关系的，虽然语言是先于文字而出现的，但是，文字的出现必然要适应语言的延续和发展。换句话说，一种文字和所被记录的语言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否则，这种文字将不会长留于世。当然，不同的文字会根据其文字的特点对不同的要素进行联系。拿汉字来讲，他就与汉语语法存在着奥妙的联系。汉字的特点适合汉语语法结构的“意合”特性，而汉语语法的这种特性又是使汉字得以延续的原因之一。

一、中国的汉语讲究的是个意合

何为意合，首先汉字的词组在排列顺序上没有特定的要求。只需要逻辑通顺即可。通常人们出现的汉语语法问题不外乎是些“主谓不合”、“搭配不当”等些逻辑性问题。如果需要把短语组合成句子的话，要考虑到推理的正确性：例如用“虽然”“但是”联系的两个句子，必须为因果关系。而无需考虑像英语中复句间的动词时态的一直，单数复数是否用对了。

二、生活常用语的语法中，汉语的组合又往往不顾及逻辑搭配的合理与否，随意用几组意义词语来表达其中的含义

如：“扣篮”、“晒太阳”、“泡澡堂”、“打吊针”、“打扫卫生”这些从语法上就说不通。“扣”的应该是篮筐。明明是太阳晒我，怎么是我晒太阳了？明明是我被澡堂泡怎么说是泡澡堂子了？再如：“收到短信我马上就过来了。”这类词语在语意上很清楚。但是如果换成英语，就不是简单的用一个句子就能表达清楚的了。汉语注重意义，但也不是说没有语法，而是汉语不太重视向西方形态语言的那种语法。正如著名语言学家洪堡德所言“任何语言的语法，总有一部分是明示的。借助于标记或语法规则显示出来的，另一部分是隐藏着的，是假定不借助标记和语法规则可以设想的”。汉语的隐藏语法所占比例比较大。而“隐藏”=“意合”。所以，汉语语法法规基本依据是意合。

三、汉字的句子不像西方语言句子样主谓分明，英语语言谓语必须要用动词来充当，而汉语句子却不需用动词来组织

可以以流水句的形式出现:有单个句读内多动词的流动，也有多句读的流动。例如：“张大妈看到相片便流下泪。”“张银达见是大舅，松开手，滚地皮，大哭大叫。”

汉语的语义因素是汉语语法的一大特点，并不同于西方语言意义上的“句法”因素因此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汉语的组合是语法和语义的组合。也许，汉语真实的面貌我们至今还很难想象的到，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我们不必再拿西方人那要的“语法”来肢解我们民族的语言。从目前来看，汉语言与汉语语法还有许多尚未探讨的地方，我们希望今后这个领域能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引来更多的人参与探讨，挖掘其中的规律，促进汉语言和汉语语法理论研究的发展，也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参考文献：

[1]王力.中国现代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汉语语法范文第7篇

关键词：古代汉语语法；现代汉语语法；构词法；虚词

中图分类号：H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0-0080-01

一、构词法比较

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现代汉语以双音词为主。

在单音词为主的古代，要构成新词，常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词义引申分化出新词，可以叫词义构词。例如“田”在甲骨文中有“田猎”和“农田”两个意义。推测起来，“田”本来是表示田猎的，到了农耕时代，人们在先前田猎的区域进行种植，才由“田猎”义引申出“农田”义，分化出一个新词。另一种是通过音节中音素的变化构造出意义有联系的新词，可以叫作音变构词。例如“好”本来是“美好”的意义，读hǎo引申出“爱好”一义，读hào。

单音词的词义构词和音变构词后来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于是从周代起，汉语走上了复音化的道路。复音化的方式有二：一是双音节的音变构词法，形成叠音词，例如“灼灼、祁祁”等；又形成联绵词，例如“参差、清沱”等。二是结构构词法，采用语词组合方式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素组合起来，代表一个概念。这种构词方式，直到现代汉语也都是最常用的，例如“贫穷、先生”等。

现代汉语中，利用结构构词法构造的复合词，当然会采用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方式。例如主谓关系“国有”、“兵变”等，可以称为表述式；动宾关系“领队”、“吹牛”等，可以称为支配式；并列关系“阅读”、“解剖”等，可以称为联合式；动补关系“抓紧”、“看透”、“推广”等，可以称为补充式等。

二、词法方面进行对比

词法包括词的语法类别和特征等内容。比较古今词法的异同，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现代汉语词法上的特点。例如，跟古代汉语相比，现代汉语的量词十分丰富。量词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名量词，放在数词之后组成数量词，常常充任名词的修饰语，表示事物的数量；一类是动量词，也是放在数词之后组成数量词，常常放在动词之后，表示动作的次数。上古汉语没有动量词，动量词是中古产生的。上古汉语中，表示动作的次数，有三种主要形式：一是把数目字直接放到动词前作状语；二是让数目字直接作谓语；三是让数目字直接作复句的一个分句。至于名量词，上古汉语还没有从名词中分化出来，只是名词中的一个小类，可称为单位名词。上古汉语中，事物数量的表示可以有三种方式：一种是“数词+名词”；第二种是“名词+数词”；第三种是“名词+数词+单位名词”。在第三种情况下，“数词+单位词”不放在名词之前，而是放在名词之后，这里的单位词还是名词，不是量词。到了汉魏以后，名词逐步变得不能直接同数词结合了，中间必须加上一个单位词；而单位词却往往总是直接同数词结合成数量词，用作句子的一个成分；“名词+数词+单位名词”语序调整为“数词+单位词+名词”。这时单位词和一般名词的语法功能、语法作用有了明显的区别，也就是说从名词中分化了出来，发展成为量词。通过古今对比，我们就可以明白，量词的丰富是逐步形成的，现代汉语量词十分丰富，是现代汉语语法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

三、根据虚词进行比较

把古今虚词进行对比，可以看出现代汉语虚词使用上的特点。例如古代的“相”和现代的“互相”相当，但使用很不同：古代的“相”所修饰的动词多是单音节的，但也不一定是单音节的动词，“相长”、“相望”、“相生”，动词是单音节的，“相往来”、“相为君臣”、“相将迎”，后面都是动词性的结构。现代汉语的“互相”可以修饰动词或动词性结构，但修饰动词时，该动词一般只能是双音节的，不能是单音节的，可以说“互相学习”不能说“互相学”。

通过古今句式的比较，可以加深我们对现代汉语句式特点的认识。例如，现代汉语有这样的句子：我们把敌人打退了。带有这种“把”字的句式，我们叫它处置式。这种句式中古已出现了，但古代的处工式跟现代汉语不大一样。古人可以说“莫把杭州刺史欺”，今天不能说“不要把杭州刺史欺编”。由此可见，古代处置式中，“把”后面可以只出现一个单个的动词，现代汉语则不行。通过对比，我们可以说：早期的处置式是表示主语对“把”后面的宾语施加某种动作，至于是否使“把”的宾语产生某种变化，并无限制，而现代的处里式则要求主语对“把”的宾语施加某种动作，使宾语所指的对象产生某种变化。

总体来说，要想学习、研究、运用好现代汉语语法，离不开古汉语语法的知识。现代汉语是古代汉语的继承和发展。学习古代汉语语法，充分运用现代汉语的语法知识和语言实践，比较对照其相同点和不同点，可以加深理解，更好地掌握。

参考文献

[1]王力.汉语语法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4.

[2]杨伯峻，乐士.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下）[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8.

[3]郭锡良.古代汉语[M].天津：民出版社，1991.

汉语语法范文第8篇

【关键词】现代汉语;语法分析;规范化

汉语是我国汉民族文化交流的共同语言标识与传承载体,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文本资源,现代汉语的学习是提高国人人文素养,完善人格的重要途径,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人际关系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国内语言学界对现代汉语语法的阐释,有了更新的深入。加强现代汉语语法知识特点探究,提高现代汉语语法表达的规范化水平,是当前民族文化语言研究工作的重要任务。本文结合自身多年来对现代汉语语言知识的研究学习,针对现代汉语语法的表现形式、结构特点进行了阐述分析。

一现代汉语语法的规范化:

现代汉语的语法应用有明确的规范形式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语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特征为语法规范,这是现代汉语语法规范的总原则。

1现代汉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语音是语言的信息交流载体,我国各民族文化在聚化过程中形成的多元化语言体系,有着不同的语音表现,现代社会的交流趋向迫切需要明确的标准语音,

2 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汉语各大方言中,北方方言分布最广,使用人数最多,在各方言中影响最大,现代汉民族的共通性语言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

3 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典范的白话文指的是在语法上有示范作用、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的书面语言。现代的文学科普著作、政治文件,都是典范语法的白话文著作。

二现代汉语语法的特殊性

现代汉语的语法应用没有过分严格的固定程序,不依赖于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通常借助语序及虚词等语法手段来表现语法关系和语法意义,现代汉语在语法语序类型上归属SVO型语言,具有以下特殊征象:

1绝大多数SVO型语言的关系从句都处于名词核心的后面,唯有现代汉语处在名词核心的前边。2绝大多数SVO型语言的比较句,其比较基准老是处在动词的后面,唯有现代汉语比较句的比较基准处在谓语的前边。3绝大多数SVO型语言的介词短语老是处在动词的后面,唯有现代汉语的介词短语几乎都处在动词的前边。4绝大多数SVO型语言倾向于使用前置介词,但是现代汉语的前置词和后置词可以同时使用,且后置词重要于前置词。5 现代汉语的关系连词除了少数毗连单词的独自使用外,大多数情况下毗连分句的连词都是成对应用的。

相对于其他类型的语言类型来说,现代汉语缺乏词类标志和词形变化,这使现代汉语呈现出一系列的特点:

1语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

2 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具有一致性。

3 现代汉语词汇具有多功能性,词语组合受语义、语境的制约,量词、语气词十分丰富。

三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范式

句子是现代汉语的语言运用单位,是由词或词组构成的,具有一定语调并表达一个完整意思。根据用途和语气,现代汉语句子可以分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句子的基本构成成分是:主语、谓语、宾语,辅助成分是:定语、状语、补语。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形式一般为以下几种:

1现代汉语中的常式句型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它是现代汉语语法表现的一般表达形式。2现代汉语的句子成分一般按照“主语+谓语+宾语”的依次排列,定语在名词的前边,状语在动词、形容词的前边,补语在谓语的后面,这是现代汉语的一般语法结构范式。3在现代汉语的语法应用中,通常用到“动词+间接宾语+直接宾语”的表现形式,这是现代汉语的双宾语句结构范式。4现代汉语的“时序性原则”组合范式:现代汉语中,若干谓语的排列挨次遵照时间先后的原则。5现代汉语的音缀重组法则在很多情况下会影响语法结构的范式。词素节奏成为现代汉语中十分重要的构成机制,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语法格局。

此外,现代汉语中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句式,例如所谓的把字句、兼语句、被动句等。现代汉语富厚的量词、语气词也是语法上较为常见的表现形式。

四现代汉语语法的表现手段

现代汉语的词汇缺少形态变化,因而句子中词语的语法意义,句子成分间的语法关系,不可能通过词形变化表示出来。汉语中最为普遍的语法手段是:语序、虚词。语序或虚词的变化,往往导致语法关系和语法意义的变化,词组或句子所表达的意思自然也就随之变化。

1语序:

语序作为最重要的语法手段,它是用来表示“主谓关系”、“偏正关系”、“动宾关系”等。语序不同,不仅语法意义不同,命题意义也不不异。语序作为最重要的语法手段,在一定条件下又表现出矫捷性。这些条件主要是:话题化、附着义的存在句、数目分配句。一般来说,在语序的矫捷性方面,说话人选择啥子样的语序,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对语用意义的表达,由语用意义选择此中的某一语序。

2虚词:

虚词作为现代汉语重要的语法手段主要包括:助词、介词、连词、副词等。

(1)助词是表示附加关系或时态等语法意义的虚词。包括:结构助词,语气助词等,语言助词不同,表示的语法意义也往往不同。 (2)介词又称前置词,在汉语中是用来表示名词和动词之间的各种角色关系,介词的语法作用是表示时间,处所,方式,对象等语法意义。(3)连词是一种起到连接词与词,短语与短语以及句与句连贯性的虚词。连词可以分为并列、转折、选择和因果等类型。(4)副词是用来修饰说明动作性质或状态特征的虚词。副词的主要语法功能是作状语,可以使语言的描述更具体、更全面、更生动。

3黏着性动词的结尾、重叠形式、重音形式等形态性手段也在现代汉语语法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例如现代汉语中表示时体意义的“着、了、过”,使用不同的词的结尾,意义完全不同。

结束语

总之,随着现代社会文化交流领域的拓展,现代汉语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信息标识,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文化媒介。新形势下,正确认知现代汉语的语法功能特征,提升国人的整体汉语文化素质,有利于我国现代语言工作的研究,有利于我国民族文化的发掘与传承。

参考文献

[1]《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吕叔湘.商务印书馆.1997

[2]《汉语语法学》.邢福义.东北师范学校大学出版社.1996

汉语语法范文第9篇

一研究汉语语法学史，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在《马氏文通》问世前有没有作为语言学分支学科的汉语语法学的问题。综观以往的汉语语法学史论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意见是不一致的，概括起来有四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这门学问，甚至连语法学的观念也没有，语法学是19世纪末从西方引进的，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出版后，中国才开始有汉语语法学。

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比较完整和比较系统的语法学著作，可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语法学的萌芽自春秋战国时代就产生了。

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的语法研究有自身的特点，既然虚词是汉语语法学中的重要内容，那么就该承认虚词的研究具有语法学的性质。

第四种意见认为：作为描写和研究不同语言的语法学，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汉语语法学的雏形当以元代卢以纬《语助》问世为标志。

不难看出，第一种意见认为汉语语法学是1898年诞生的，诞生的标志是《马氏文通》的问世；在《马氏文通》问世之前，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语法学，语法学纯粹是从西方引进的。很明显，这种意见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在《马氏文通》问世前有语法学存在的事实，即使是《马氏文通》问世以后中国有了汉语语法学，也不是中国自己的东西。因此，我们认为这种意见不但与汉语语法学的史实不符，而且于逻辑事理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关于汉语语法学史的史实，后面将有说明。这里着重分析一下这种意见的自相矛盾之处。首先，既然以《马氏文通》为代表的语法学是从西方引进的，那么它就没有资格称为汉语语法学，只能叫做中国的西方语法学。语言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引进包括语法学在内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必须在本民族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也就是说，西方语法学绝不可能在本民族语法学的一片空白的土壤上立足。其次，既然《马氏文通》问世后中国有了汉语语法学，那么就不能不承认《马氏文通》问世前或问世时就存在汉语语法学或汉语语法学的萌芽这样的事实，可是，持第一种意见的学者却断然否定了这样的事实。这就是第一种意见不能自圆其说的症结所在。

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在《马氏文通》问世前就有语法学，语法学的萌芽从春秋战国时代就产生了，而且语法学的诞生不以有比较完整和比较系统的语法学著作为标志。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立足于汉语语法学的史实来观察问题的。持这种意见的学者不但承认《马氏文通》问世前有语法学的萌芽，而且承认有语法学的存在。更为可贵的是没有用西方语法学的相当成熟了的范本去评判汉语语法学的事实，也没有把相当成熟了的汉语语法学的著作《马氏文通》作为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这种意见的不足之处是没有明确肯定汉语语法学是何时诞生，是以什么作为诞生标志的。也就是说，没有在汉语语法学的萌芽和汉语语法学的诞生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

第三种意见也是立足于汉语语法学的史实上来观察问题的，但比第二种意见又进了一步。这种意见肯定了汉语语法研究是同汉语语法的基本特点相适应的。汉语语法是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的，语序和虚词是十分重要的语法手段，因此，汉语语法研究自然就把重点放在句法特别是虚词方面。这样，虚词的研究当然就成了汉语语法学的重要内容。就这点而言，汉语语法学与西方语法学有显著区别。持这种意见的学者，理所当然地就肯定元代卢以纬的《语助》是中国第一部研究文言虚词的语法专著。但不足的是也没有明确指出汉语语法学是何时诞生，是以什么作为诞生标志的。

第四种意见从各民族语言的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认为汉语语法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种特色是由汉语语法的民族特色决定的。因此，持这种意见的学者把《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以元代卢以纬的《语助》问世作为前后两个阶段的分界点，并明确提出《语助》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也就是说，《语助》是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符合汉语语法学史实的。我们认为，判断中国古代有没有语法学，首先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观察问题的出发点，其次还要有足以构成该学科成立的一些基本条件。

我们认为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应该从汉语语法学的实际出发，而汉语语法学的实际又确实是同汉语语法的特点密切相关的。吕叔湘、熙先生在50年代初就说过：汉语的词是没有形态变化的，所以汉语的语法也可以分成句子的结构和虚字的用法两部分，不过这两部分不能完全分开，因为有些虚字是和句子结构有关系的。①我们认为吕、朱两位先生的看法讲出了汉语语法学的特色，勾勒出了汉语语法学的框架，是同印欧语法学有显著区别的。我们还认为语法学科的成立至少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要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即语言结构规律本身；第二，这种研究应该是独立的系统的，而不是顺带的零星片断的；第三，这种研究要有为一定目的服务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第四，要有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著作作为标志，并且对当时和后世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如果用这些条件来衡量《语助》，应该说《语助》标志着中国古代语法学科的诞生，或者说《语助》已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尽管它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观察《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我们就会发现先秦至唐宋时代的汉语语法研究的确还属零星片断的，但是到了元代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就出版了卢以纬的体现汉语语法特点的系统的虚词专著《语助》。这部著作收66组虚词或跟虚词有关的短语，共136个词条，其中单音节词68个，复合词和短语68个。它有着独特的研究路子，即从语气角度对虚词进行分类和综合分析，重视虚词与实词在语法功能上的区别，有针对性地区别虚词在不同句法位置上的不同作用，注意词和短语的区别，通过虚词的语法作用来分析句型句式等。②应该说，《语助》已不再是文字学、训诂学的附庸，而是开创了独立地对以虚词为重要内容的汉语语法进行综合研究的局面，构建了体现汉语语法特点的汉语语法学的初步框架，并且对后世的《虚字说》（袁仁林）、《助字辨略》（刘淇）、《经传释词》（王引之）乃至《马氏文通》等语法著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语助》的问世应该是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

二在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中遇到的第二问题，是根据什么标准去评价汉语语法学现象。如果运用的标准不同，那么对同一语法学现象就会有不同的评价，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如果运用的标准是不科学的，那么在评价某一或某些语法学现象时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相反，如果运用的标准是科学的，那么就会正确评价各种语法学现象，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结论。

以往的汉语语法学史论著，应该说都是根据一定标准去评价史实的方方面面的。比如，对中国古代或《马氏文通》问世前有没有语法学这一具体问题，学者们之所以有不同意见，就是因为从不同标准出发观察问题的结果。概括起来，学者们用来评价汉语语法学现象的标准大致有三个：一个是“因西文已有之规矩”的以西律中的标准；一个是用现代语法学观点衡量古代语法学现象的以今律古的标准；一个是从汉语语法学史实出发，坚持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观点的实事求是的标准。我们赞成第三个标准。

有的学者断言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或者说《马氏文通》问世前没有语法学。他们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这是因为在他们的头脑里早就装着一个语法学范本，这个范本就是西方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了的源于希腊和拉丁语法学的18世纪的传统语法学体系。他们认为，在中国跟西方语法学范本最接近的语法著作是《马氏文通》。于是，《马氏文通》就成了中国有语法学的标志，在此之前中国当然就没有语法学了。

不可否认，世界上各种语言的语法是有共性的，语法的共性粗而言之至少表现在都存在着词有一定的类别和语句有一定的构造规则上。但是，这种共性又表现在具体语言的语法的个性之上。换句话说，各种具体语言的语法既有共同之处，又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别。汉语和印欧语都存在着词的类别问题和语句构造问题。但是，汉语在词类问题上，实词和虚词相比，虚词占有非常重要地位；在语句构造问题上，短语和句子的构造规则是基本一致的。③印欧语在词类问题上，实词和虚词相比，实词由于有形态变化，因而在语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语句构造问题上，短语和句子的构造规则是不一致的。因此，中国古代的汉语语法研究是以虚词和句读为重点的，而印欧语的语法研究是以实词的形态变化和主谓二分的句子构造为重点的。持以西律中标准的学者，没有把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统一起来去看问题，而是以西方语法学的特殊性否定了汉语语法学的特殊性。这怎么能得出正确结论呢？

另外一些学者也断言中国古代或《马氏文通》问世前没有语法学，是用以今律古的标准衡量中国古代汉语语法研究成果的结果。其实，汉语语法学跟西方语法学一样，都经历了由萌芽、初创再到成熟的过程，都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在这些学者中，有的并没有全盘否定《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但是却认为统统是汉语语法学萌芽，只有《马氏文通》才是汉语语法学的初创的标志。

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也没有正确反映汉语语法学的实际。不错，马建忠在评价自己的著作时曾说：“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④马建忠所说的“因西文已有之规矩”，是借鉴西方语法学的意思；“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是与汉语语法进行比较的意思，并不是全盘照搬西方语法学。马氏在序言里对我国古代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是给予一定肯定的。比如，对《学记》中的“离经辨志”说，对刘勰《文心雕龙·章句》中关于字、句、章、篇的论述以及关于虚词的分类说等，都推崇备至。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马氏不可能对《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及汉语语法学发展史作出准确全面科学的评价。但是，这也足以说明《马氏文通》不是纯粹的舶来品，而是在汉语语法研究固有成果的基础上，借鉴西方语法学的新知，而成就的一部相当成熟的古汉语语法著作，已经不是什么汉语语法学的初创之作。因此，拿一部已经相当成熟了的古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当作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是不妥当的。

持以西律中标准的学者心目中的西方语法学本身，实际上是经历了由萌芽、初创再到比较成熟的发展过程的。西方语法学的萌芽，大约始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一般认为古希腊柏拉图的对话录《克拉底洛篇》是西方语法学萌芽的代表作，它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语言起源和语言结构问题的。西方语法学的初创，当推被美国学者布龙菲尔德誉为“人类智慧的丰碑之一”的古印度人波尼尼的《波尼尼经》。这部语法书大约形成于公元前4世纪，它是一部梵语语法书，用3996条经句概述了梵语的语音结构、词语的构成及变化规则。值得注意的是，初创的西方语法学是包括语音学内容的，并不是纯粹的语法学。同时，所谓语法学的内容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全而又全的。比如，亚里斯塔克的学生特拉克斯对他的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了系统的整理，他自己也发现了一些语法范畴，明确了名词、动词、分词、冠词、代词、前置词、副词、连接词等词类的定义，因而被西方学者赞誉为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语法体系。其实，用我们今天的标准衡量，特拉克斯的语法体系并不完整，至少是没有句法内容的。西方语法学的成熟，一般认为是以在18世纪形成的传统语法学为标志的，它把语法学分为词法和句法两大部分，它的某些术语、概念、规则和理论一直在西方一些国家的语法教科书中沿用至今。无论持以西律中还是持以今律古标准的学者，断言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都是用18世纪以来形成的相当成熟的西方语法学的范本来衡量《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的结果。

当然，各民族语言学中的语法学的萌芽、初创再到成熟，在时间上不会是完全同步的。西方语法学的萌芽至初创只经历了大约一两个世纪的时间，而从初创到成熟大约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时间。汉语语法学的萌芽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五世纪，即战国时代齐人公羊高口说流传的《公羊传》。可是汉语语法学从萌芽到初创的时间却比西方语法学长得多，大约直到公元1324年，即元代泰定元年《语助》的问世，才标志着汉语语法学初创的开始。从初创到成熟大约又经历了五百年的时间，汉语语法学走向成熟的标志就是1898年《马氏文通》的问世。这里所说的语法学的初创，是语法学已经初具规模，已经独立形成学科的意思。初创阶段的语法学，应该具有基本上反映本民族语言的语法的主要特征的性质，但在一些方面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完善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样观察和分析中外各种语言的语法学现象才比较客观，才是对语法学史实的尊重。

以往，一些学者一提到《马氏文通》就说它是“模仿”之作，接下去就说它只能算是汉语语法学初创的标志。这样评价《马氏文通》实际上也是一种以今律古的表现。我们认为应该给《马氏文通》以正确的评价，这涉及到正确把握汉语语法学发展脉络的问题。我们很赞成王海先生的意见：“《文通》的模仿，除‘次’的范畴外，大多表现在个别问题上，如：个别词类中小类的设立，个别句子成分的确定，个别句子的分析等。而《文通》的创新，则表现在整个体系上。《文通》体系既有宏观的高度概括，又有微观的深入开掘；既有普遍规律的阐述，又有专书特点的揭示，是一个相当完备、相当精深的古汉语语法体系。”⑤因此，我们认为把《马氏文通》看作汉语语法学步入成熟阶段的标志比较合适。这点可以从它问世以后的深远影响得到证明。拿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些语法论著跟它相比，无论是内容的广度还是深度上大都比它逊色。即使到了今天，我们还可以从它那里学到许多东西。

总起来看，研究汉语语法学史既不能以西律中，也不能以今律古，应该尊重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用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去分析评价语法学现象，从中理出作为汉语言学一个分支学科的汉语语法学从萌芽、初创再到成熟的发展脉络，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三研究汉语语法学史的学者都很关注元代卢以纬的《语助》，但是对它的评价却是有分歧的。一种意见认为，《语助》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虚词的专著，是汉语语法学萌芽阶段的语法著作。另一种意见认为，既然虚词是汉语语法的重要内容，那么就应该承认作为研究虚词的我国的第一部专著《语助》具有语法学的性质。再一种意见认为《语助》不但是我国第一部虚词专著，而且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因为它体现了汉语语法学的基本特色。

很明显，前两种意见都承认《语助》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虚词的专著，这种研究已不同于过去的零打碎敲地研究，而是从大量文献中搜集材料，然后加以分门别类进行综合研究。这两种意见的不同之处是承认不承认《语助》的语法学性质。所谓语法学性质，就是语法学的根本属性；有语法学性质，就是具有语法学的根本属性。语法学的根本属性是研究并说明客观存在的语言结构规律，包括语法单位的确定，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的分类，语法结构框架的构建等。第三种意见比第二种意见又进一步，敏锐地从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看到了《语助》是体现了汉语语法特点并初步构建了汉语语法学框架的价值。正如何容所说：“考察一种语言有多少种性质不同的表意单位，和它们怎样配合变化以表示出很繁复的意思，而予以系统的说明，这是文法学的任务。”⑥《语助》抓住了汉语语法的作为语言结构中的重要环节虚词这个内容，特别重视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从虚词角度切入并进而触及到句子内部或句际间的语义结构关系以及词类等问题。⑦因此，《语助》不但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虚词的具有语法学性质的专著，而且也应该说它是一部汉语语法学的初创之作。第三种意见说《语助》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是符合实际的。

前面已经说过，要正确评价语言学发展史上的种种问题，绝不能以西律中，也不能以今律古，不能用现代的观点和模式去套历史事实。学术界一般认为两汉时期的《尔雅》、《方言》、《说文解字》和《释名》等分别是中国古代训诂学、方言学、文字学和语源学的奠基之作。这样的评价，无疑是正确的，是唯物地历史地辩证地观察问题的结果。如果我们用当代的训诂学、方言学、文字学和语源学著作去比附的话，那么《尔雅》等著作是相当幼稚或不完善的，甚至会发生怀疑它们究竟是不是某学科的奠基作的错觉。对待《语助》也是一样，也不能用现代的观点和模式去苛求它。

我们说《语助》是我国汉语语法学的初创之作，还因为它不是一部孤立的语法著作，而是有着广阔深厚的学术背景的。早在《语助》问世前，历代学者就对虚词和句读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先说虚词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在汉代及其以前还是零星片断的，是在训诂学、文字学等学科里所开展的顺带的研究。比如，汉代《尔雅》这部训诂学著作的“释诂、释训、释言”三篇，基本上是以虚词为研究对象的，其他各篇都是实词。《诗经》的毛亨传、郑玄笺，许慎的《说文解字》里就用过“词”、“辞”、“语辞”或“语助”等术语指代虚词。它们所研究的虚词，大多相当于今天的助词，有些则是副词。虚词的研究发展到南北朝和唐代，就已出现了专论，开始从训诂学、文字学等学科中独立出来，并逐步走上较为系统的研究道路。比如，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就以在句中所处的位置为标准，把虚词划分为“发端”、“答刂句”和“送末”三个类别：“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答刂句之旧体；‘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⑧唐代柳宗元则在《复杜温夫书》中以在句中的作用为标准，把虚词分为“疑词”、“决词”两类：“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词也；‘矣’、‘耳’、‘焉’、‘也’者，决词也。”⑨宋代的虚词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发展到以所有的词为研究对象，并明确采用“实字”（相当于名词）、“虚字”（相当于名词以外的词）这样的语法术语，把汉语词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除了区分“实字”和“虚字”外，宋代学者还区分了“动字”（相当于动词）和“静字”（主要指名词，也包括形容词在内），“死字”（指实字，也指静字）和“活字”（等于动字）等。

再说句（句子）读（主要指短语和分句）等语法单位的研究。为了读懂古代经书，早在汉代就产生了句读之学的萌芽。汉代王充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①0王充虽然没有给字、句、章、篇冠以语法单位的字样，但是他却实实在在地确立了这几种单位，而且论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刘勰则进而论述：“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轸相异，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①1刘勰从汉语的最小单位“字”谈起，一步步阐述由字至句、由句至章、由章到篇的组合过程，并且特别强调句和章的作用，句是“联字以分疆”的，章是“明情”达意的。总之，他是从语言形式和语义内容统一的角度论述语法单位的。再后来，学者们又把句法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句和读上。对句读给予明确解释的是唐代天台沙门湛然，他说：“凡经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之以便诵咏，谓之‘读’。”①2所谓语绝，也就是表达了一个完整意思；所谓语未绝，也就是还没有表达一个完整意思。湛然的话，我们可理解为是在给句和读下了明确的定义。到了元代，程端礼继承并发挥了王充、刘勰和湛然等关于篇、章、句、字的理论观点。他说：“既于大段中看篇法，又于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于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则作者之心不能逃矣。”①3尽管程端礼对汉语的四种结构单位还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是他毕竟明确勾勒出了四种结构单位法则从大到小的层层制约的关系。

《语助》正是在这种广阔深厚的学术背景下问世的。在它问世之前虚词的研究实际上已支撑起了汉语词法学的框架，句读或篇章句字的研究已支撑起了汉语句法学的框架。《语助》则从系统论述常用虚词入手形成了汉语语法学的雏形。

我们说《语助》是从系统论述常用虚词入手形成汉语语法学雏形的。有两层含义：一是它把以往汉语句法研究成果运用于虚词的阐释之中了，即把对虚词的阐释放在句法单位的句或读当中了；一是它把以往汉语词法特别是虚词的研究成果继承并更加系统起来了。比如，在解释“也、矣、焉”时说“是句意结绝处”。①4在解释“初、始、先是”时说“文字中着一‘初’字于句首自为一读”。在解释“而”时说“是句中转折，带此声以成文见意。句首有‘而’字，亦是承上文转说下意。句末有‘而’字，却是咏歌之助声，与‘兮’字相类”。又如，在解释“者”时说“有‘者’前‘也’后，‘者’举其说于前，‘也’释其意于后以应之”，很明显这是在联系”……者……也”句式讲述“者”、“也”的前后呼应关系。这虽然是在解释虚词，但是显然是在运用以往关于句读的研究成果。卢以纬对句和读分得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又是把虚词放在句和读的语境中去解释的。《语助》对虚词的论述不但是系统化的，而且在前人的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语助》的作者把他所认定的文言“语助”（大体相当我们今天所说的虚词）按语义内容和语法功能两个标准划分了类别。按语义内容作者把“语助”分成66组，有的组只有一个词，如“而”、“毋”、“恶”、“哉”等，有的组竟有9个词语，如“何则、何者、何也、是何也、是何、何哉、何以、何如、如之何”等。在此基础上，作者又按语法功能对大多数“语助”标明了类别，有用术语“××之辞”标明的，有用术语“××声”标明的。这是卢以纬的创造，至少卢以纬的分类意识是更加自觉的。其中有“疑而未定之辞”（如“乎”、“已矣乎”），“自问之辞”（如“何则、何者”），“发语之辞”（如“粤”、“殆”），“嗟叹之辞”（如“呜呼、吁”；“噫、噫嘻”），“继事之辞”（如“乃”），“禁止之辞”（如“毋”），“非然之辞”（如“岂”），“咏歌之助声”（如句末的“而”、“兮”），“句末助声”（如“止、忌、居、诸、且、思、斯”），“句绝之余声”（如句末的“夫”、“欤”、“邪”），“语余声（如“耳”）等。另外，作者对少数“语助”则是直接用语法功能的描写来暗示其类别的，其中对某些连词就是这样处理的。如“虽然：承上文义，固是如此，又别发一段论文”；又如“然则、然而、不然：此皆承上文”。还有用跟俗语相比较的方法暗示其类别的。如“未尝：俗语‘未曾’之意”，暗示其属于用来否定动作或性状的副词。卢以纬除了把“语助”按语义内容和语法功能分为若干类别外，还对某些“语助”的用法进行了辨析。如“夫：在句首者为发语之端。有在句中者，与‘乎’相近。有在句末者，为句绝之余声”。对虚词用法辨析得如此细致入微，而且这种辨析跟句法的联系又是如此紧密，都是大大超过历代学者的。

《语助》不但对虚词本身的研究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而且对虚词和实词作了比较严格的区分。比如，在解释“庸、顾、殆”时说，“‘庸’训常，训用，‘顾’训回视，然非语助，而有似语助者。”“殆，危也，也以‘殆’为发语辞者。”“声随语发，意不加重，且不训本字义，此等字多有之，亦语助之类也。”这是作者在利用前人关于实字和虚字的研究成果解释实词和虚词集于一身的三个词条。不难看出，作者所掌握的标准是科学的，所谓“训××”的用法就是实词，“不训本字义”的用法就是虚词，而且透露出许多虚词是从实词虚化而来的信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有使用现成的“实字”和“虚字”这样的术语，而是用“语助”这个术语来指代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虚词，用“非语助”来指代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实词。“语助”这个术语虽然在西晋杜预和唐宋时代孔颖达、陈彭年等人就在使用，但是用来指代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虚词，卢以纬还是第一个人。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是一种突破，反映了作者对实字和虚字的新的认识，为后人把动词从虚字中分化出来奠定了基矗

《语助》的问世除了有广阔深厚的学术背景外，还有广阔深厚的社会背景。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由蒙古贵族居统治地位的封建制国家，也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由于蒙古贵族统治者缺少浓厚的封建思想文化意识，“三教九流，莫不崇奉”，所以在客观上有利于各民族语言文化的交流，出现了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多种语言文化交相辉映的局面。元代还是我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极盛时期，中外人士频繁接触与交流，因此在当时实行了蒙古语、汉语和色目人使用的波斯语等语言并行并用的语言文字政策。柳诒徵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据至元诏书，则蒙古字未兴之先，已以汉楷与畏吾儿字并用。蒙古字既颁之后，各国之字，仍副之而行，则蒙古未代宋之时，固亦通用汉文。”①5这就是说，在元代至元以后，实行的是多语文并用的政策，以蒙古新字为官方第一文字，蒙古语为官方第一语言，汉语文和波斯语文等也是通用语文。

与此同时，元代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地位的需要，还在中央设立翰林院、蒙古翰林院和集贤院等机构，在其中都各置译史之职，把汉文的经史典籍翻译成蒙古文，便成了这些机构的一项经常性的主要工作。另据《元史·百官志》记载，蒙古翰林院的主要职责是译写一切文字，颁降玺书，以蒙古新字为官方文字，以其他文字副之。此外，忽必烈即帝位后还在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创设了各路提举学校官，大力兴办各级各类学校；同时在京师则设立蒙古国子学，选蒙、汉、色目百官子弟入学，用蒙古语、汉语、波斯语等语言作为教学语言。

这种特殊的社会情况，给语言研究，特别是汉语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形成了元代汉语研究的鲜明特点，即非常重视现实课题的研究，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其中音韵学和语法学是成绩卓著的两个部门。元代的音韵研究一反以往沿袭《切韵》和《广韵》的脱离实际语音的传统方法，而是以当时活的汉语语音为研究对象，描写并反映了当时汉语北方话的实际语音系统，编写成具有改革意识的《中原音韵》。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完稿于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修改定稿于元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是我国古代语言学史上的一部优秀著作。汉语、蒙古语和波斯语分属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和印欧语系，它们之间差别很大而密切接触，这就给语法研究提出了许多现实课题。其中不仅学习汉文典籍要突破虚词这个难关，即使是汉语与蒙古语、波斯语对译，也必须突破虚词这个难关。在这种情况下，语法研究必然要解脱文字学、训诂学的束缚，走以语法本身为研究对象的独立的发展道路。这样，卢以纬《语助》的问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无独有偶，《语助》恰恰也是在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公诸于世的，这也许不光是时间的巧合，而且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正像元代胡长孺在泰定元年给《语助》作序时所说的：“‘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昔人是言，为用字，不当律令发，惜概而弗详。予友卢子允武以文诲人，患来学者抱犹彼苦，爰摭诸语助字释而详说之。见者目豁心悟，悉喻所谓，成人之意厚矣。”①6胡序对以往学者研究虚词的状况是不大满意的，批评他们是“概而弗详”；对以文诲人的卢允武则大加赞赏，对虚词的研究做到了“释而详说之”，并且能使读者眼界开阔，心领神会。胡长孺在序中还说到：造句为文不用虚词往往是不能成句的；“法语直遂，巽与婉曲，阖癖变化，宾主抑扬，个中奥妙无穷”，这些都跟使用一两个起关键作用的虚词有关。胡序把虚词在汉语语法中的重要作用讲得非常透辟，对《语助》一书给予了高度评价。

《语助》的问世标志着汉语语法学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为这门学科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矗它对明清两代的汉语语法研究，特别是《马氏文通》都有深刻影响。从元泰定元年问世后到清朝初年就翻印了许多次，其中目前能见到的有元代由胡长孺作序的《奚囊广要丛书》本，明代万历壬辰年（公元1592年）由胡文焕作序的《格致丛书》本（更名为《新刻助语辞》，并删掉了胡长孺的序），清代康熙丁卯年（公元1687年）出版的《音释助语辞补义》等。这部书还流传到日本，“自宽永年间以《新刻助语辞》为名被多次翻刻”①7，成为从幕府时代末期至明治年代中期约250年间助字研究的核心，成为日本汉语语法这门学科的原动力。

作为我国汉语语法学的初创之作，《语助》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缺点的，最突出的缺点当然就是它所构建的语法体系还不够完善：第一，句法内容显然还不够完备，还缺少句子和短语结构成分和结构关系的阐述；第二，就词法内容而言，对实词的阐述还相当薄弱；第三，所用术语还显粗疏，特别是对某些重要语法现象还没有给予必要的概括。《语助》的缺点正像一切语法学初创之作一样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它毕竟在汉语语法学发展道路上迈出了艰难而又关键的一步，宣告了中国古代语言学一个分支学科汉语语法学的诞生。

汉语语法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朝鲜语 汉语 语法特点

1.朝鲜语主要用词尾表示语法关系，汉语用虚词和词序表示语法关系。

朝鲜语属于黏着语，汉语属于孤立语。黏着语是一种语言的语法类型，通过在词根的前中后粘贴不同的词尾来发挥语法功能；孤立语的主要特点是缺乏词形变化，但是词的次序很严格，不能随便更动。虚词的作用很重要，词与词之间的语法关系，除了词序，很多都是用虚词来表达的。汉语是典型的孤立语。

汉语的词没有词尾变法，主要依靠词序和虚词（介词，助词，连词等）来表示句子中各个词之间的关系，即每个词在句中的地位和语法功能。

朝鲜语则依靠词尾来表示每个词在句中的地位和语法功能。而且朝鲜语的词尾，如：汉语“我去”、“人多”，这些句中的主语是“我”、“人”。但是韩国语表示主语时，必须加表示主语的格助词。

汉语里某些句法结构有没有虚词，结构关系和语义都会发生很大变化。如，“爸爸妈妈”和“爸爸的妈妈”意思不同.朝鲜语在口语中根据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辈分、上下级、年龄、性别关系，表现出严格的礼节关系。朝鲜语中词尾分三级，在表达尊卑上下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

如：表示尊敬对方时说：表示与对方对等关系时说：而当听话者是少年儿童时则用：等。

朝鲜语的动词结构是相当复杂的，显出了其黏着语的特征。同时它也是有着明显规律的，动词的态、式、语气、语态等信息通过向动词词干添加一系列词尾或配合助动词实现。活用时，一些不规则动词的词干发生脱落或更换。这是作为孤立语的汉语所不具备的。

汉语有时是通过一些介词来表示各个词之间的语法关系的，这时介词是加在词的前边的，但朝鲜语则用词尾来表示各个词之间的语法关系，而词尾必须加在词的后边。

2.朝鲜语语序比较灵活，汉语比较固定。

汉语和朝鲜语句子成分排列上的共同语序特点有以下几点。

第一，定语和中心语的排列顺序一致，都是定语在前，中心语在后。例：我的书。 .

第二，状语和谓语的排列顺序一致，都是状语在前，谓语在后，汉语和朝鲜语一般情况下都取限定的居前，被限定的居后。例：他正努力学习。

第三，主语和谓语的排列顺序一致。汉语和朝鲜语没有宾语的语境下，都是主语在前，谓语居后。例：他走了。

在汉语里，词序是一种主要语法手段，词序的变动能使整个句子或词组具有不同的意义。汉语的词序是说汉语的人约定俗成的，它既反映了一定的逻辑事理，又反映了一定的语言习惯。词序问题是汉语语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受逻辑事理和语言习惯的制约，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如：“不完全懂”、“完全不懂”。

朝鲜语主要语序为主宾谓，但句子成分多用后置的助词标明其作用，因此语序有一定的灵活性，但谓语置于句末算是较为严格的。因为词尾表明各词汇在句子中充当的成分，并且二者之间的黏着性，使不同的句子成分在句子中所处的位置不具固定性，相对汉语比较灵活，如：我在看书，译成朝鲜语则为：

.

3.词汇词和句法词朝鲜语不同，汉语相同。

朝鲜语属于黏着语，汉语属于孤立语。黏着语是一种语言的语法类型，通过在词根的前中后粘贴不同的词尾来实现语法功能；孤立语的主要特点是缺乏词形变化，但是词的次序很严格，不能随便变动。朝鲜语主要语序为主宾谓，但句子成分多用后置的助词标明其作用。

朝鲜语是黏着语，通过在词根的前中后粘贴不同的词尾来实现语法功能，在组成句子的时候一般都要和词尾结合来表达一定的语法意义和关系，因此词汇词和句法词就存在差别。如是三个单独的词汇，当它们要组成句子时就成了在句子中就充当三个作用不同的句法词，做主语，做宾语，做谓语，和词汇词不同。

而汉语是孤立语，一般没有形态的变化，并且词的次序很严格，不能随便变动。词汇词在组成句子的时候是不会发生词形的变化的。如“孩子吃饭”，这个句子中“孩子”“吃”“饭”是词的原型，在词典里可以查到，是词汇词，同时，“孩子”在句子中做主语，“吃”做谓语，“饭”做宾语，因此“孩子”“吃”“饭”又是句法词。

因此，朝鲜语中的词汇词和句法词不一样，而汉语中的词汇词和句法词是一样的。

4.朝鲜语句子成分和词类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汉语没有对应关系。

句子的组成成分叫句子成分。在句子中，词与词之间有一定的组合关系，按照不同的关系，可以把句子分为不同的组成成分。句子成分由词或词组充当。

汉语：现代汉语里一般的句子成分有六种，即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和补语。

朝鲜语：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独立语。

词类是指根据语法性质的共同性划分的词的类别。

汉语的词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大类，即实词和虚词。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副词、区别词、状态词是实词，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等是虚词。另外还有两类特殊的词，即拟声词和叹词。

句子的各种成分总是由属于一定词类的单词（或词组、短语、从句）来担当的。因此在词类和句子成分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

汉语的词类跟句法成分之间不存在――对应关系，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和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一致。

汉语没有词形变化，在句子中只能借助虚词和词序充当不同的成分。“幸福”并不是只对应形容词，还充当名词。

而朝鲜语中除非进行词尾/词形变换，一种词汇就对应一种词类，做对应的句子成分。朝鲜语中各助词标明其前面的词各自充当的不同的作用。

如：

因此说朝鲜语属于黏着语，通过词尾表示语法关系，汉语属于孤立语，通过词序和虚词表示关系，没有词形变化，一词又能充当多种词性，不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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